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第5部分

全面右转开始于1936年10到11月，这时苏联开始向西班牙政府提供武器，权力从无政府主义者手中转到共产党人手中。除了苏联和墨西哥，其他国家都没有以行之有效的方式来挽救共和国政府。墨西哥显然不能大量提供武器，苏联相应地处于支配地位。人们对下述说法没有丝毫怀疑：“防止革命，否则你就得不到武器。”反对革命的第一步是将马统工党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中驱逐出去，这是在苏联的命令下采取的行动。尽管有人否认苏联政府直接施加了压力，但这无关宏旨，因为可以说当时各国共产党都必须听苏联的。无可否认的是，西班牙共产党是主要的推动者，先是反对马统工党，后来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卡巴列罗派的社会主义者，直至全面推行反对革命的政策。一旦苏联进行干预，共产党人的胜利就有了保证。其一，他们对苏联提供武器感激不尽，而且共产党事实上看起来能够赢得战争胜利，特别是在国际纵队到达之后该呢感是如此，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的声望。其二，苏联提供的武器源源而至，共产党及其盟党却甚少将其交给他们的政治对手。[1]其三，共产党人所宣称的非革命政策，能够吸引所有那些深受极端主义者恐吓的人。例如，可以轻易地团结富裕农民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体化政策。其党员人数迅速增长，主要是店主、官员、军官、富裕农民等中产阶层中快速发展。战争基本上是一场三角斗争。与佛朗哥的战斗仍在继续，但政府的另一个目标却是夺回工会手中掌握的权力。这主要是通过采取一系列细微的，但从总体上来看却又很精明的行动来完成的，也就是像某些人所说的令人听起来刺耳的政策。直到1937年5月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全面的反革命活动，几乎不需要使用武力。在一种无须过多解释的观点影响之下，工人总是被迫就范：“如果你不这样做或那样做，我们将输掉战争。”毫无疑问，无论如何，凡是需要采取军事行动的事情，工人早在1936年就已经完成了。当然这一观点不言自明，因为革命派政党最不希望见到的就是战争的失败：如果战争失败，那么所谓民主和革命、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将变成毫无意义的词语。无政府主义者是唯一举足轻重的革命派别，却被迫一步一步地后退。集体化进程受到压制，地方委员会被废除，工人巡逻队被禁止活动，战前的警察队伍被恢复并被迅速扩充、添加装备，工会控制的各种主要工业部门被政府接管（占领巴塞罗那电话局，并由此引发五月战斗，就是其间发生的事情）。最后，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工会佳丽的工人民兵渐渐被解散，并被改编到新建的人民军中去，成为半资产阶级阵线一支“非政治化”的军队，这支军队有不同的工资级别、不同的军阶等。在特定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步骤。不过这在加泰罗尼亚要比其他地方发生得晚，因为那里的革命团体最为强大。显然，工人想要确保他们的胜利，唯一的办法是保持自己控制的武装力量。通常，解散民兵是以提高军事效率的名义来进行的，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需要进行全面的军事改组。其实，民兵组织完全可以在工会的直接控制之下进行改编，并提高他们的效率。实行这种变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不让无政府主义者继续拥有自己的军队。况且，民兵组织中的民主精神极易使之成为革命思想的温床。共产党人非常清楚这一点，猛烈抨击和坚决反对马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坚持的所有人同等待遇的原则。当时出现的全面“资产阶级化”的运动，就是为了故意破坏革命初期的平均主义精神。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在几个月内多次到过西班牙的人，都说他们所到的几乎不像是同一个国家。它已从一个至少在外表上显而易见的工人国家，变成了一个贫富差别鲜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937年秋，“社会主义者”罗格林公开宣称“我们尊重私有财产”。战争初期被认为是同情法西斯而逃到国外的议员门现在又重新回到了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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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就是为什么在阿拉贡前线几乎没有苏联武器的原因，那里的部队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直到1937年4月，我所见到的唯一的苏联武器是一挺机关枪，有些飞机可能是苏联生产的，也可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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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联想到这个过程始于法西斯主义以某种形式对资产阶级和工人施加影响从而使他们暂时联合的话，整个过程就很容易理解了。这种联合被称作“人民阵线”，基本上是敌对派别之间的联合，它似乎总是以一方吃掉另一方而告结束。在政府的各个派别之中，共产党人不代表极左派，而是代表极右派，这是西班牙局势唯一出人意料的地方，这在西班牙之外的国家产生了很多误解。实际上，这毫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法国，那里的共产党明确表示，真正的共产主义暂时必须被当做一直反对革命的力量。共产国际的所有政策均从属于保卫苏联（考虑到当时的世界形势，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军事联盟体系。特别是苏联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法国结盟。这种结盟其实对苏联于事无补，除非法国资本主义强大，所以法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反对革命的。因此，这不仅意味着法国共产党如今要在三色旗下唱着马赛曲前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必须终止在法国殖民地进行的所有卓有成效的宣传。法共总书记多列士曾经宣布法国工人决不受骗去与德国的同志进行斗争[1]，然而没过三年时间，他就变成了法国最高调的爱国主义者之一。任何国家共产党人的行为，均与该国的对苏军事关系（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潜在的）息息相关。例如，在英国这种关系还不明确，英国共产党仍然对国民政府持有敌意，公开反对重新武装。然而，如果英国与苏联结盟或者建立军事上的互信关系，英国共产党人就会像法国共产党人一样别无选择，只得成为虔诚的爱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这种迹象早已存在。苏联的盟友法国将坚决反对邻国进行革命，将竭尽全力防止西班牙属国摩洛哥的解放，西班牙共产党人“阵线”毫无疑问会受到这一事实的影响。据传，《每日邮报》接受了莫斯科红色革命的资助，坚持错误道路比平常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恃无恐。实际上，西班牙共产党是最先起来防止革命的。当右翼完全控制政权之后，他们表现得比自由派更愿意对革命的领导人穷追猛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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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5年3月在议会下院的发言。

[2]弗朗兹?博克瑙的《西班牙战场》对政府与各党派的相互影响进行了精彩的描述，请参阅。这是迄今为止有关西班牙战争的最好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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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图勾画西班牙革命第一年的大致情形，因为这会有助于更清楚地理解任何其他时期的形势。但我这并不是说我在二月份就已经形成了上述所有观点。首先，最能启发我的事情当时还没有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同情心与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这一方面是因为战争的政治意义使我感到厌倦，我自然而然地强烈反对我听得最多的观点，如马统工党、英国独立工党的观点。我所加入的民兵组织中的英国人大多是英国工党的成员，其中还有一些共产党人，他们大多数比我自己接受了更好的政治教育。在韦斯卡前线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日子里，我曾被迫连续几周置身于没完没了的政治辩论之中。在我们所驻扎的农家透风发臭的谷仓里、在闷热昏暗的防空洞中、在夜半冰凉的胸墙后面，对立的“阵线”各派一再进行激烈辩论。西班牙人也是如此，我所见到的大多数报纸都表现出了他们长期进行党派斗争的主要特色，为了不附和各种党派所坚持的某些观点，人们不得不装聋作哑。

从政治理论的观点来看，加联社党、马统工党、全国劳工联盟——f.a.i.三个政党可以大致被称作无政府主义政党。我先是跟随加联社党，它是最重要的政党，也是最终取得胜利的政党，当时就看得好粗它处于上升势头。

需要解释的是，当人们说到加联社党“阵线”时，人们实际上说的是共产党“阵线”。加联社党，它组建于战争初期，融合了包括加泰罗尼亚共产党在内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政党，但现在它完全处于共产党控制之下，依附于第三国际。在西班牙其他地方并没有出现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的正式联合，但共产党人和右翼社会主义者的观点都被认为是一样的。大致说来，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党是劳工总会的政治机构，是社会主义工会。在全西班牙，这些工会的会员约有一百五十万。其中包括各种体力劳动者，但因战争爆发，大量的中间阶层也加入进来。在“革命”初期，各阶层的人都发现加入劳工总会或全国劳工联盟颇有用处。这两个工会集团互相重叠，但在两者之中，全国劳工联盟更明显地表现为工人阶级组织，加联社党则是既代表工人阶级又代表店主、官员和富裕农民等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加联社党“阵线”曾在全世界的共产党和支持共产党的新闻媒体上展开宣传。其基本内容是：

“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赢得战争，除了胜利，战争中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因此现在不是谈论推进革命的时刻。我们不能通过集体化来脱离农民，我们不能吓跑正在为我们进行战斗的中间阶层。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必须制止革命的混乱。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取代地方委员会，我们必须拥有训练有素、全副武装、指挥统一的军队。执迷于工人的部分掌权和对革命词句鹦鹉学舌将未受其益，反受其害，这将不仅会阻碍革命的发展，而且会出现反革命，因为它会产生分裂，这将是法西斯主义者用来对付我们的办法。现阶段我们不是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斗争，我们是为实现议会民主而进行斗争。谁如果想把内战变成社会主义革命，谁就是让法西斯主义得益，实际上就是叛徒，哪怕不是有意为之。”

当然，除了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性外，马统工党“阵线”与此完全不同。马统工党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这种共产党，只是最近几年来因为反对“斯大林主义”而在一些国家中出现的，也就是说，他们反对在表面上或实际上改变共产党的政策。马统工党中，既有退党的共产党人，也有工农集团这个早期政党的党员。从党员数量来看，这是一个小党[1]，在加泰罗尼亚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其重要性在于党员的政治觉悟非常高。它在加泰罗尼亚的据点是莱里达。它并不代表任何工会集团。马统工党的民兵主要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但真正的党员一般属于劳工总会。然而，马统工党只有在全国劳工联盟中才有一些影响。马统工党“阵线”的基本主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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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人数据说如下：1936年7月10000人；1936年12月70000人；1937年6月40000人。但这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数据，对手的估计是这些数字需要除以四。人们唯一可以肯定地说，每个西班牙政党都高估了自己党员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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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用资产阶级‘民主’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只是一句空话。资产阶级‘民主’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亦然。以‘民主’的名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就是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反对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前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任何时候都很容易转化成后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唯一真正能替代法西斯主义的是由工人阶级进行统治。如果你不以此为目标，要么是把胜利拱手送给佛朗哥，要么最多是从后门领进来法西斯主义。与此同时，工人必须牢牢掌握自己获得的每一个胜利。如果他们把任何东西交给半资产阶级政府，那么他们就上当受骗了。工人民兵和警察必须以现有形式保存下来，他们必须抵制任何‘资产阶级化’的行动。如果工人阶级不控制武装力量，武装力量就会控制工人阶级。战争和革命不可分离开来。”

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无法轻易加以界定。在任何情况下，泛泛而谈的“无政府主义”一词经常被用来涵括许多不同的观点。全国劳工联盟是通过各种联合形式组成的一个大集团，越有两百万成员，有自己的政治组织f.a.i.，它实际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但即使是是f.a.i.的成员，虽然总是和大多数西班牙人一样带有些微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色彩，也并非必然就是纯粹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特别是从战争爆发以来，他们更多的是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因为环境迫使他们参加中央政府，甚至背离了他们参加政府时主张的一些原则。不过，他们与共产党人有着天壤之别。就像马统工党一样，他们的目标是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而不是实行议会民主。他们接受马统工党的“战争和革命不可分离”的口号，虽然他们对此并不那么教条。大致说来，全国劳工联盟、f.a.i.主张：（1）让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来直接控制工业，如交通、纺织等；（2）由地方委员会来掌管政府，抵制各种形式的中央集权主义；（3）对资产阶级和教会采取不妥协的敌对态度。最后一点虽然最不准确，却最为重要。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大多数所谓的革命，虽然他们的原则很模糊，但他们真真切切地痛恨特权和不公正。从哲学上来看，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截然相反。实际上，在社会形式的目标方面，这种差别主要是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完全无法调和。共产党人总是强调中央集权和效率，无政府主义者则强调自由和平等。无政府主义在西班牙根深蒂固，在苏联的影响减弱时，可能超过了共产主义。在战争的最初两个月，正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力挽狂澜。尽管既无组织也无纪律，无政府主义的民兵却仍以西班牙本土部队最佳战士的名声而著称。大约从1937年2月以来，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得以在某种程度上结合在一起。如果无政府主义者、马统工党和左翼社会主义者一开始就有意联合起来，并执行较为现实的政策，战争的历史就可能完全不同。但在战争初期革命派似乎掌握了政权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向来就互相嫉妒；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马统工党对无政府主义持怀疑态度；而从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来看，马统工党的“托洛茨基主义”，还不如共产党人的“斯大林主义”。不过，共产党人的策略是推动两个党走到一起。马统工党在五月巴塞罗那代价惨重的战争中，主要是出于本能站到了全国劳工联盟一边。后来，马统工党被镇压，唯有无政府主义者敢于替他们说话。

因此，大致说来，各种政治党派力量的联盟就是这样的状况。一方面，全国劳工联盟、f.a.i.、马统工党和一部分社会主义者代表工人控制部分权力，另一方面，右翼社会主义者、自由派人士和共产党人则代表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力量。

这时，大家就能明白了，为什么我赞成共产党人的观点，而不是马统工党的观点。共产党人有明确的行动方针，从常识来看显然是一种更好的政策，它预见到了几个月以后的事情。自然不必说，马统工党那种只顾眼前的短视政策和他们的宣传之类，全都糟糕透顶。一切都注定了必然如此。否则他们完全有可能吸引更多的群众跟随他们。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共产党人能够灵活适应战争的进程，而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则几乎一成不变，至少在我看来就是这样。这也是当时人们的普遍感觉。共产党人吸引中间阶层反对革命，即获得了权力，又迅速发展了党员，在人们看来他们是唯一能够赢得胜利的政党。苏联提供的武器和主要由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部队在马德里的顽强守卫，使共产党人成为西班牙的英雄。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每一架苏联飞机都是共产党人的宣传品。在我看来，马统工党的纯粹革命主义，虽然合乎逻辑，但却不会有什么结果。毕竟，最重要的事情是赢得战争。

与此同时，激烈的党派斗争也在报纸、小册子、海报、书本上进行，攻击性的言辞无处不有。这时我看得最多的报纸是马统工党的报纸labatallaandadelante（《战斗》和《前进》），它们对加联社党的“反革命”吹毛求疵、没完没了，这让我感到它们过于自以为是，令人生厌。后来，我更自信地研究了加联社党和共产党的报纸，我觉得，马统工党和他们的对手相比，几乎无可责备。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实在缺少更多的机会。与共产党人不同，他们在国外的新闻媒体上毫无立足之地，在西班牙国内也处于罕见的劣势，由于新闻审查主要为共产党人所左右，这就意味着，如果马统工党的报纸刊登了任何所谓有破坏性的消息，那就很容易遭到查禁或课以罚金。就马统工党而言，比较公允的评价应该是：尽管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宣扬革命、反反复复引述列宁的语录和许多不相干的言论，但他们一般并不进行人身攻击。他们主要利用报纸发表文章进行论战。他们设计大幅彩色海报是为了扩大对公众的影响（海报在西班牙非常重要，因为大多数人是文盲），而不是为了向自己的对手发动攻击，其内容多只是宣传反法西斯或抽象的革命。民兵们所唱的那些歌曲也属于这类宣传。这与共产党人的攻击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在这里，我只想简要说明一下共产党人的进攻方针。

从表面上看，共产党人和马统工党之间的斗争只是一种策略之争。马统工党赞同进行直接革命，共产党人则反对这样做。在这方面，涉及双方的很多问题均需论及。共产党人认为，马统工党的宣传分化和削弱了政府力量，因此加大了战争的危险。对此，我虽然始终不赞成，可仍认为这毕竟是一个好主义。但是，观测的人策略的奇特性也就显露出来了。他们开始宣称马统工党分裂政府力量并不是由于判断错误，而是故意为之。起初只是试探性地说一说，不久就大声地嚷嚷起来。马统工党被说成只不过是一帮伪装的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受到佛朗哥和希特勒支持，他们的假革命政策只是支援法西斯事业的一种方式。它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组织和“佛朗哥”的第五纵队。这就等于说，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包括八千或一万个在前线战壕里饱尝艰辛的战士，数以百计的来到西班牙抗击法西斯主义并不惜为此牺牲生命和国籍的外国人，都只是支持敌人的叛徒。这种蓄意编造的故事，通过海报等各种方式在西班牙各地广泛传播，并在许多国外共产党人或支持者的新闻媒体上再三出现。如果我这些都搜集起来，恐怕仅引语就会塞满好几本书。

这就是他们对我们的抨击：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叛徒、谋杀犯、胆小鬼、间谍等等。我承认这令人不快，特别是想到某些人故意捏造了这些罪名。看到一个十五六岁的西班牙男孩被用担架从前线抬下来，从包裹着的毯子中露出惨白的脸，再想到伦敦和巴黎那些圆滑世故的人正在写小册子证明这个男孩是一个伪装的法西斯分子，这实在令人感到不是滋味。战争的最恐怖的特征之一，就是煽动战争的那些宣传、叫嚣、谎言和仇恨，全都出自从来不上前线作战的那些人之口。我在前线认识的加联社党民兵，我从国际纵队那里认识的观测的人，他们从没认为我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或叛徒，只有远在后方的新闻记者才会对许多事情信口雌黄、妄加评论。那些人写小册子反对我们，以及在报纸上辱骂我们的人，远离枪林弹雨、泥泞沼泽的战场何止数百英里，大多悠闲自在地待在家中，最多也就是来到巴伦西亚的报馆里侃大山。除了党派之间的长期斗争和诽谤外，所有常习的战争材料、英雄故事和敌意的污蔑——一如既往，差不多都是那些从不参加战斗，或战斗一旦打响就狂逃百里的人编造完成的。这场战争最阴暗的影响之一，就是让我认识到左翼新闻媒体在每一个方向都和右翼的一样弄虚作假、虚伪透顶。[1]我真切地感受到，在我们这一边，即政府这一边，这场战争完全不同于普通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战争的宣传却让你永远无法弄清其本质。战争刚一开始，左翼和右翼的报纸就仿佛同时跳入同一个相互辱骂的污水坑之中。我们都记得，《每日邮报》的海报说“左派虐待修女”，而《每日工人报》说佛朗哥的外国军团是由杀人犯、白奴贩子、瘾君子、欧洲各国的人渣组成。直到1937年10月，《新政治家》还说法西斯分子用活蹦乱跳的儿童筑成路障（这样的路障材料可真不是随手可取的），阿瑟?布赖恩特先生宣称，在忠诚的西班牙人中，要“锯掉一名保守商人的腿”是“一件平常事”。写这种文字的人从不参加战斗，可能他们以为写作已经足以替代战斗。在所有的战争中都是如此，战士打仗，记者叫唤；除了短暂的宣传旅行外，自诩真正的爱国者从不在前线的战壕里停留。想到飞机正在改变战争的局面，这倒有时让我感到快慰无比。在下一次大战来临时，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史无前例的景象：一名弹片穿身的沙文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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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把《曼彻斯特卫报》作为一个例外来看待。在与本书有关的工作中，我查阅了许多英文报纸的档案。在我们的大报中，《曼彻斯特卫报》是唯一让我对它的诚实倍加敬仰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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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记者看来，这场战争和其他战争一样喧嚣纷争。仅存的差别，是记者并不会对敌人进行最恶毒的咒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是共产党人和马统工党之间开始相互发动更厉害的文攻，而且远远超过对付法西斯主义者的激烈程度。不过，那时我并未让自己太过当真。这种党派间的长期争斗确实让人厌烦，但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内部的激烈争吵而已。我不相信这会改变任何事情，也不相信双方的政策差异真的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我认为，共产党人和自由派人士尽管反对革命向前发展，却无力把革命拉回来。

对于这一点，我有充分的理由。在这期间我一直待在前线，前线的社会政治气氛没有发生变化。在我一月处理开巴塞罗那到前线、直到四月底离开前线这段时间里——实际上也许持续到更晚一些时候——阿拉贡一带都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控制的，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下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革命氛围一如我最初了解的那样。将军和士兵、农民和民兵仍然平等相待，每个人都拿同样的薪金，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食物，称别人为“你”和“同志”，没有老板，没有仆人，没有乞丐，没有妓女，没有律师，没有神职人员，没有卑躬屈膝，没有脱帽致敬。我呼吸着平等的空气，我甚至简单地以为西班牙各地都是如此。我没有意识到，其实我只是碰巧置身于西班牙工人阶级最革命的队伍里。

所以，当政治上比我接受了更多教育的同志告诉我，不能只根据军事态度来评价一场战争，因为这种态度仅处于革命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时，我真想嘲笑他们。总体上来看，我接受共产党人的观点，他们一针见血地说，“不赢得战争，我们就不能谈论革命”；我并不接受马统工党的观点，他们也一针见血地说，“我们必须前进，否则我们就会后退。”后来，我渐渐地认为马统工党的观点是正确的，无论如何至少比共产党人的观点正确，这并不完全是根据理论推导出来的。如果只是纸上谈兵，共产党人的情况会是一个好榜样，麻烦的是他们的实际行动使人们很难相信他们是出于真正的信仰才这么做的。“战争第一，革命其次”是一个再三出现的口号，普通的加联社党民兵虔诚地相信这一口号。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打赢战争之后革命会继续下去。其次，这个口号只是一句空话。共产党人努力争取的不是把西班牙革命推延到更适宜的时候，而是确保它永不发生。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权力越来越远离工人阶级的控制，随着越来越多各阶层革命人士被投进监狱，事情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每一项变动都是以军事需要为名来进行的，因为这个借口是现成的，而结果总是把工人从有利位置上赶走，等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才会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抵制重新引入资本主义制度。请注意，我并不是在对一般的普通共产党人说三道四，也没有对在马德里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数千名共产党人有丝毫的不敬。因为这些人都没有直接参与制定党的政策。至于那些身居党内高位的人，人们很难相信他们不是在十分清醒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

然而，即使革命失败了，争取战争的胜利也是值得的。我终于开始怀疑，最终是否能因西班牙共产党人的政策而赢得胜利。几乎没有人能从中得出结论：不同的政策也许适合于不同阶段的战争。无政府主义者也许在最初两个月挽救了局面，但在某个节点之后，他们没有能力继续组织抵抗。共产党人可能在10到12月期间挽救了局面，但要赢得战争那还得另作别论。在英国，共产党人的战争主张被无可争议地接受下来，因为报纸上几乎不允许出现批评意见，因为消除革命的混乱，加速生产，部队实行军事化，这些一般路线乍听起来是现实的、有效的。但指出其内在的问题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