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奇怪的委托信 第23部分

同伴把被子披在身上，下了床，走向吴斌面前来，说：“同志，别老在个人主义里转圈子……明天我陪你上公园去玩一天！”

袁横已经婚后三个月了，他们的新婚生活，过得很缠绵。白天，两人工作去，晚上回到宿舍来。

有一天，很晚袁横还没回来，刘玉为找什么东西，偶然从他的衣箱的一个暗袋里，翻出一小包相片来，她把它打开，相片很多，有穿西服的，有穿国民党军衣的。刘玉特别注意的一幅，是一个国民党军官，看到这反动军官的相片，她就回忆起之前学校里那个国民党军训教官，这是每个同学都痛恨的人物。她心里顿时生起一阵厌恶情绪，怎么自己的爱人还把这种反动人物的照片，保留到现在，真是不解。她翻过底面，上头写着：“惠中兄惠存。弟顾武赠，一九四七年。”刘玉惊愕地叫了一声，她想起这个顾武，就是她们学校里那个反动的军训教官，他逮捕、拷打过学校的进步同学。怎么袁横跟他交往呢？她心中惶惑。可能这照片不是给袁横的，她从没听他说过“惠中”这个名字。她又把其他的照片的反面翻过来，也有几张写上“惠中兄存”的字样，这样看来，惠中就是袁横无疑了。

她把相片包好，放回原处去，把衣箱合了起来。心里寻思着。这是她婚后快乐生活中掀起的第一次波澜。

袁横很晚才回来，刘玉拿了部剧本阅读着，等待他。袁横一进来，就搂着刘玉狠狠地亲了一下。

“你干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刘玉问。

“创作组讨论我的一篇小说，争论意见很多。他妈的，真使我生气，田鹤这家伙，利用他创作组长的地位，给我乱扣帽子，说我那篇作品宣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挑拨兄弟民族关系。而他这个中伤意见，居然也引起不少人的附和。大概他现在嫉妒我，想打击我一下，好来提高他自己。”袁横气愤地说。

天气有点热，他把衣服脱了，拿下一条毛巾，擦了擦脸上、脖子上的汗。他看手上的表，已是午夜十一时半了。

“咱们睡吧！”袁横脱掉长袜子，准备上床去。

“嗯！”刘玉呆呆地没有动。

袁横察觉到刘玉和往日有点不一样，因而问道：“你有什么事情不高兴？”

“我们恋爱好几年，结婚也几个月了。但你的历史和家庭情况，你从不愿和我谈一谈！”刘玉像是埋怨地说。

“怎么啦！三更半夜来翻这样的问题？”袁横惊异地说。他不上床去，向刘玉走过来，“我父母，以及他们的情况，不都跟你说过了吗？……来吧！睡觉吧！”

他拉住她的手，往床沿走去。

“你还有一个名字叫惠中，怎么不跟我说？”刘玉坐到床沿，责备地说。

“谁告诉你说的？”袁横心里一怔，提高嗓子反问道。

“我看到你的朋友给你的相片！”

“呵！这么回事。那是我在学校里的时候，常常跟同学们说：我将来出了学校做事，一定要给中国人民造福，绝不会无声无息地过去。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字叫‘惠中’，但我从来都不用这个名字。”袁横编了一套话向刘玉解释道。

“那个国民党军官也是你的同学？”

“唔！”袁横含糊其辞地答。

“他是我们学校的反动军训教官，他拷打过我们的同学。怎么这种人你也和他交朋友？”刘玉紧瞅着袁横的脸追问。

袁横给她这样一说，真是突如其来，不由得心里震动了一下，但他善于应付，立即编造说：“我哪知道他！这也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连他的去向都不知道了！”他顿了一下，就把问题岔开，“不过，你没有得我的允许，乱翻我的东西，偷看我的照片是不对的，希望以后不要再这样做。”

刘玉没有和他再争辩，但心里十分不痛快。她马马虎虎地躺上床去，把身子背过袁横。他们俩都不说话，各有个人的心事：刘玉开始觉得袁横对她不老实，而且不信任她，她心里十分生气；袁横则感到刘玉妨碍他的活动，要是不能掌握住她的思想，使她为自己的任务服务的话，那么，睡在他身边的这个女人，就会变成可怕的危险人物了。她现在好像已经怀疑他，开始注意他的行动了。这引起了他本能的警觉。

第二天早上，袁横起来后就走了，刘玉本已醒了，但她装着还没醒来，待袁横走后，她也跟着起来，草草地把头发撩了撩，就坐到桌前，打开她那本小小的日记本写起日记来，大概是想以此来抒发一下自己烦闷的心情。

但过了不久，他们两人又和好了，一方面是由于袁横的甜言蜜语，另一方面是由于刘玉的天真与善良。她慢慢地把这件事遗忘了。

又过了一个月，有一天，从外地寄来给袁横的一封信，刘玉拆开了。这是袁横的老师给他的，内容：

……近一个时期，从几个大的文艺刊物上读到你的作品。你参加革命后，进步很快，取得成绩也很大。祝你更加努力……

刘玉看完后，把信笺折好，放回信封里。心里很高兴。她的爱人得到老师的赞赏，好像自己也受到赞赏一样。

袁横工作完了回家来。

“这是你老师给你的信！”刘玉把那拆开口的信高兴地交给他。

袁横一看，骤然火了，他还没看信的内容，就声色俱厉地大嚷大叫起来：“怎么我不在家，你就私自拆看我的信？你不知道，这是侵犯我的隐私么？我们夫妇是夫妇，但个人的权利是不容侵犯的！我不是上次已经警告过你了吗！”

刘玉像突然给浇了一身冷水一样。她又疑惧又气愤：这样一封普通的信件，值得他那样发脾气？她绷着脸默默地不发一言，但心里在揣摸：“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怕我知道？是不是还有女人和他拉拉扯扯呢？”

她生着气，躲出房去。

乌云遮住了月亮，只有星儿在天空中闪烁，她对天长吁了一口闷气。这个天真的快乐的姑娘，苦恼又一次地来缠扰她了。她觉得，这个人是难以了解的，怎么脾气突然变得那样粗暴，和平常简直是两个人了。

袁横拿着那封信，急忙转到他的工作室去，取出他的显影药水，涂上信笺，原先看不见的字显了出来：

……你发表的文章，我都看到了。你能通过他们的检查，来宣传我们的思想，这是你的成功。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记住：不能做得过于露骨，以免暴露了自己的面目。上次你的情报，很有价值，很难得，已得到台湾来电奖励，但从你的身份看来，取得这样的情报，似乎并不困难。希望你珍惜你现在已取得的信任和地位，慎勿暴露！你的老婆，你要很好掌握住她，使她为你所用，否则，她是你的障碍，甚至是危险的。

零三号

袁横看后，擦了一根洋火，把信笺点燃，火正燃着信笺的角。突然，他又把火捏熄，把信笺折起来，装进裤袋里。他心想：明天是星期六，到星期日就可以出去。得把这封信给零七八号看看，并和他研究研究。他擦了擦鼻子尖上的汗珠，慌忙走出了工作室。

袁横回到家里，刘玉已躺在床上了，但并没有睡觉，她正在生闷气。这时，他又低声下气地向她赔不是。刘玉没有答理他。

星期六的夜晚，团部的大院子里正开着跳舞晚会，舞伴们随着悦耳的音乐的旋律在旋转着。人们跳得兴高采烈，忘了疲劳。

刘玉跳得满身大汗，衬衫都湿了。她乘机离开了舞池，跑回宿舍去。她把衣箱打开，找衬衣更换，以便再回舞场去，但没有找着那件她喜爱的苹果绿的衬衣。她又去开袁横的衣箱，可是衣箱上了锁，她把身上带的一串钥匙试了试，把衣箱打开了。但也没有翻着她的绿衬衣，可是，她无意地把袁横那封信翻了出来，她不想再去看它，但昨天因这封信，挨了袁横的一顿骂，她机械地把信笺抽了出来。顿时使她奇怪起来，她认得还是那封信，可现在，在每一条空行里都填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她好奇地读着。不读则可，这一读，可把她吓坏了。她大叫了一声，脸色刷地变得纸白，全身颤抖着。她一阵眼黑，不由自主地倒在床上。

刘玉真像从一个万分骇人的噩梦中惊醒过来一样，她紧紧地攥住这封信，愤恨地咒骂了一声：“他原来是个万恶的特务！”她脑子里顿时联系到：他为什么不肯对她谈自己的真实历史；为什么他结交反动的国民党军官；为什么怕她拆看他的信件；为什么常常向她宣传美国；为什么他对祖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公布不感兴趣……

她怨恨自己看不清人，使自己个人的希望和幸福都毁灭了。她痛不欲生，呜呜地大哭起来。

“我该怎么办？”当她恢复了理智时问自己。

青年团员的组织性与爱国主义思想，给她以行动的指针和力量。她拿着那封信，疾步走出宿舍去。

她正走到门槛，和袁横撞了个满怀。

“你干什么那么匆忙？”袁横惊疑地问。

“你管不着！”刘玉愤愤地答。

袁横已经看到她手中的信，他迅速地抢过去。刘玉一下把手缩到身后边，要夺门出去。袁横死命地拦住她。

“我的好爱人，你不能报告我！我给你跪下！”他装出那可怜的样子哀求着。

“谁是你的爱人！你是祖国的可耻的叛徒！”刘玉的脸庞气得由白变青。

“你报告了，我完蛋，你也得完蛋。你是我的老婆，人家也不会放过你！”袁横威胁道。

刘玉简直说不出声来，她又企图夺门出去，但又给袁横拦住。

“算了吧！我们好歹是夫妻，日子还得过下去。国民党有美国的帮助，一定要回大陆来的，到那时，我们同享富贵幸福有多好！你不为我们的儿女打算一下吗？”袁横嬉皮笑脸地企图说服她。

“你无耻！你们永远休想再回来！”刘玉声色俱厉地骂道。

袁横看他这一套没有效，就决定用强硬的方法。他向刘玉扑过去，一把把她抱住，伸手就抢那封信。

“你放开！你放开！”刘玉大声喊叫。

“你再嚷！我就掐死你！”袁横凶恶的脸孔现出一股杀气。

“放开！你这叛徒！”刘玉继续大声喊叫。

袁横抽出一只手，猛力地照着刘玉的太阳穴捶击了几下，顿时她昏了过去，倒在地上。

袁横把她手上的信夺了，走向门口，把门“咔嚓”一声插上了。他又返回身来，顺手拉下枕头上的枕巾，把刘玉的脖子拼命地勒紧了，刘玉抽搐了几下，就断气了。袁横把她抱到床沿上放下，拉起她的裙子，把她的内裤撕破。

袁横匆忙地擦掉了头上的汗，整理一下衣服，把房里的电灯灭了，锁上门，就走了出去。过了不一会儿，他又返回来，将一块从男人的衬衣上撕下来的布片，塞在刘玉刚才紧紧攥住那封信的手里。随后，他又把门插上，从窗子里跳了出去。

团部大院子里，舞曲仍然在吹奏着，人们跳得正甜。袁横装作若无其事，又钻进舞池去，他看见吴斌也在里边。

夜里十二点，舞会停了，人们心满意足地回到宿舍去。袁横也随着大家向回走。他到自己的房子门前，推了推门，就故意大声叫门，使同宿舍的人都听见。他故意大声说：“看她睡得多死呀！”他又大力敲了一阵，隔壁的同志也感到奇怪，就走过来帮他敲门，里面仍无一点声息。袁横装出焦虑的样子，说道；“不会出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吧？”

得到隔壁同志的帮助，终于把门撞开，袁横进房子把电灯一拧。两人同时吓得“啊”的一声大叫了起来。袁横一下扑到刘玉的身上，号啕痛哭。

那同志跑出来一嚷，全宿舍的人都跑了过来。房里房外都塞满了人。袁横更泣不成声。他那痛不欲生的样子，使到场的人们都寄予无限的同情和叹惜：

“他们是对恩爱夫妻！”

“他们结婚才几个月！”

“刘玉怀了孩子！”

团长也来了，他叫田鹤和其他几个同志，扶着袁横到另一个宿舍去休息。并叮嘱田鹤亲自陪着他、安慰他。

保卫部派来一位助理员曹方同志，他检查了死者的情形，初步的判断：死者是被奸杀的，她死前对凶手作过抵抗，并且把凶手的衬衣也撕下一片。

保卫部曹方同志把刘玉手上那块布片取了下来，细心地观看着。这是一块从一件灰色花条布衬衣上扯下来的。

“像是吴斌穿的那件衬衣的颜色？”有一个同志说。

这话引起大家的注意，他们考虑：“吴斌是刘玉过去的恋爱对象，是不是因她和袁横结婚，吴斌就怀恨在心？”

团长同样有这个怀疑，他就陪同保卫部曹方同志到吴斌的宿舍去检查，在吴斌的床褥底下，翻出了他那件衬衣。衬衣有一股汗酸味，正好胸前被撕掉了一块，和从刘玉手里取下来的那块布一对，一点没差，对上了。

不由分说，吴斌被拘留了。

袁横哭得眼皮红肿，神志倦怠，饭也不吃，话也不愿说。田鹤给他买来点心，整天整夜陪着他。

袁横整天待在房里，不出门，呆头呆脑地在考虑问题。在别人看来，这是他痛心的表现。但他的内心，正在焦急地考虑：这个骗局是否能混过去；第二步又该怎么办。

他不停地吸着纸烟，纸烟的烟灰和烟头，差不多扔满室内的地面。他耷拉着脑袋，想了一阵，又躺到床上去。

他认为：他的活动，至今还没有一点破绽暴露。刘玉发现他的照片和那封信，也只刘玉知道，但她死了，死人是不能揭穿他什么的。那些照片和信件，都已毁掉；宿舍里，谁也找不出他的可疑的东西。他的历史，调查吧！也不会查出真相来。

但他也知道，发生了这样的问题，人们总要注意他的，那么，暴露的危险，也随时可能发生。他想到这里，心里就很害怕。他考虑逃跑，但逃跑，一切就要暴露了。

他夹在指上的烟蒂，烧痛他的手指，他才又换上一支，猛猛地吸了几口。

采取怎样的行动？这还得向他的上司请示一下。他不敢出门去，只好用通信的方法。他拣了一份薄薄的杂志，用他别胸章的别针，秘密地扎好他的密语，卷好，利用到饭堂吃饭的机会，偷偷地把它放进靠近他们驻地的邮筒里。

第二天，袁横就接到他上司的回信——一卷杂志。

寄给袁横的书报、杂志是经常的，收发人员很快就送给他了。他躺在床上吸着烟，一页一页地翻阅着。他把那扎有针眼的字连起来，心里念道：

对你老婆的戒备，早就警告过你，但你由于近年来的成就，就轻敌大意，犯了错误。目前情况，你还不宜逃走，以免暴露，希你坚持、镇静。我已给你准备隐藏的地方，但不到最后，不走这一着。

他猛力地吸了两口烟，又使劲地喷出一长条烟雾来。在他心里说道：“是呵！由于我疏忽大意，造成错误。可是，光是后悔又有什么用？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战胜他们！”

一件杀人案

尾声

今天，于处长来到办公室，才把公文夹放下，就给文工团打电话：

“老陈呵，请你马上到我这里来一趟！”

过了一会儿，文工团团长陈德就来到于处长的办公室里。他们握了握手，坐到一张长沙发上去。

“我好久没上你这儿来，今天为这样的问题到你这里来，真是使人不愉快。”陈德似笑非笑地说。

“是呵，因为问题出在你一个最喜爱的青年‘作家’的身上哩。”于处长用带点幽默的语调说。

“这样说，你们调查的结果，杀人的凶手确实是袁横？”陈德用疑惑的眼光盯住于处长。

“不仅杀死一个人的问题！事情比我们先前想象的严重得多！”于处长郑重地说，“你先来看看我桌上的材料，我们再来谈吧！”

桌上有刘玉的日记、对袁横的调查报告、袁横的供词、地方公安部门逮捕与袁横联系的特务的口供……

陈德看了这些材料，吓出一身冷汗，两手无力地把材料放回桌上去。他又激愤又惭愧地说：“万想不到！万想不到！这个特务分子隐藏在我们文工团六年多，做了这样多的暗害勾当，还杀死了我们一个优秀的文工团员。我却一向把他当做一个优秀的青年、好干部、好同志，一步一步地把他培养成为作家。呀！我真是个有眼无珠的瞎子！真有负于党的委托！”

他无力地走过来，一下倚靠在沙发上，沮丧地闭上了眼皮。

“同志，别激动，”于处长说，“你注意新生力量的培养，这事情的本身，完全没有错，在这方面，你是有成绩的。你培养出不少青年作家和艺术工作者。不过，你错的是：没有从政治上注意他们。你须知道：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和复杂化了；今天，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特点就是暗藏在革命内部，采取隐蔽的和两面派的方式，来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你光看他有‘才华’和所谓工作积极有成绩，而没有看到他在这种伎俩的掩盖下的反革命活动。”

“真可怕呀！”团长陈德长叹了一声。

“是呵！不过，可怕的不是反革命分子的两面派手段的高明，真正可怕的，是我们自己缺乏警惕性、有眼无珠。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就是利用了我们在政治上的麻痹大意和‘只顾了业务忘了政治’的右倾思想。”于处长瞧了陈德一眼，“你对袁横的问题就是个最现实的例子。我这点批评，你不会生气吧？”于处长严肃的脸孔上微带点笑容。

“批评得好！批评得好！”陈德虽然有点尴尬，但很诚恳。“我这个睁眼瞎子，经过这番教训和你的治疗，今后大概可以复明了吧？”

于处长信任地凝视着陈德痛苦的脸孔，没有言语。

陈德临走时，请求于处长让吴斌跟他一道回去，以便亲自向他道歉和作必要的解释。

“吴斌已在你的车上等你，你向他道道歉，那是应该的！”于处长答道：“但问题不单是道道歉，而是对这一类同志应给以更多的教育和热情的帮助！”

“应该！应该！”陈德迅速地答道。

两人紧紧地握了握手。

选自《一件杀人案》，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

谁是凶手

谁是凶手

高琨

谁是凶手

一

太阳落山了。白杨树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张登山，从社办公室里出来往家走。他想起上午和第一生产队队长田大虎争吵的事，心中又懊悔，又生气。

他走到自己家门口，看见门上落了锁，知道石头娘在地里还没有回来；可是，看门的小石头到哪去了呢？他思索着在门前的捶石上坐了下来，低着头吸烟。

石头娘从地里回来了，小石头紧紧地跟在她后面，已经到张登山跟前了，他还没有觉察出来。冷不防，小石头扑到张登山怀里，骄傲地说：“爹，我赢了，我赢了！”张登山不耐烦地用手一推：“去，去，去！”小石头猛一跄踉，险些儿跌倒了。石头娘打开了房门，白了张登山一眼，说：“谁得罪你啦？拿孩子出气。”张登山没有答理她，摸着小石头的头问：“小孩子，不好好在家看门，到哪玩去啦？”小石头说：“我正在看门，小铁蛋叫我去玩扑克，那怨我？”

“玩扑克要紧？家里没人，坏蛋放上一把火，我看你可住哪？”张登山说着往屋里走，石头娘拉着孩子不服气地咕哝着：“看你说得多厉害！青天白日，谁敢？孩子玩了一会儿，算犯了法啦！”张登山本来不是为孩子生气，但是，听了这几句刺耳的话，可真有点恼了：“就是你把他惯养坏啦。”石头娘最忌讳别人说她惯养孩子，便也没好气地说：“好！当娘的少调失教，从今往后你管教他！”说罢，把小石头往丈夫跟前一推。张登山顺手脱下一只鞋子，拿在手里：“我不敢管教他！”鞋底一扬要打小石头。小石头哇的一声扑到娘怀里。石头娘心里想：“这是哪里说起，今天为啥发这牛脾气？”其实，张登山哪里舍得弹孩子一指头？他只把鞋子虚扬一下，便又穿上了。

一场小小的风波过去了，天也黑了。石头娘点上了灯，准备做晚饭。大热的天，张登山本来就口干舌燥的，可是，这两件不顺心的事搅在一起，他什么都忘记了。事情过去了，他才觉得口渴得很。走到窗台前，拿起一把铜茶壶，壶里是上午剩下的“二花”茶，他倒了一杯，咕噜喝了一大口，咔嚓！茶杯却落到地上，打得粉碎，张登山头晕眼花，东倒西歪。石头娘沾着两手白面，扑上去把丈夫抱住放到床上，连声问：“登山！咋啦？咋啦？”张登山白瞪着两眼，在床上乱滚直叫疼。

石头娘叫小石头去叫副社长来，孩子去了多会儿又不见来，她冲出房门，直往张万寿家跑，脸色变得煞白。

“大……大爹，你快去看看登山咋啦？肚子疼得乱滚，你，你快去看看呀！天哪！可咋办啊！”她浑身哆嗦，眼泪从脸上滚下来。

“啊！”张万寿大惊失色地尖叫了一声，手一挥：“走，快走！”

张万寿一脚跨进门就喊着登山直往床前扑去。他摸了一下张登山的前额，扭头对石头娘说：“不要紧，是发痧子，我会提。”他直起身来，把张登山俯面按在床上，用手扣住他的脊梁筋往上提。咯嘣一声，张登山大叫一声。一连提了十来下，又掐住张登山的脖子筋要提，掐得张登山透不过气来。石头娘急忙捏住张万寿的手说：“不要再提啦！你把他捏死？！”她忽然想到丈夫喝冷茶的事，便对张万寿说：“怕是中毒啦！”

“中毒？”张万寿吃惊地松开了手。石头娘把铜茶壶拿过来给他看。张万寿接过茶壶，打开壶盖一看说：“这是‘二花’嘛，哪里有毒药？”“你闻闻。”石头娘说。张万寿仔细一闻，有点药气：“不错，是有毒药。他喝了吗？”石头娘哭着说：“他下午回来就带着气……”“这我知道，上午和田大虎吵架啦。”张万寿说。“为小石头，俺俩又争吵了几句，他喝了。”她说着，趴在丈夫床前放声大哭起来。张万寿也随即趴到床帮上哭着说：“登山啊，你的心眼也太窄啦，夫妻俩顶两句嘴，啥大不了的事？你咋会往绝路上想啊！”张万寿又转过身对石头娘说：“你好好照护他。”说罢提着铜茶壶就往外走：“乡长不在家，报告党支书去！”

张万寿提着铜茶壶走到坑边，噗嚓！跌倒在泥窝里，沾了一身泥；茶壶落进水里，放有毒药的冷茶，被坑水冲得一干二净。他连忙拾起茶壶，爬起来往乡公所里跑去。

白杨树乡党支部书记刘德贵和女社员田秀娥，正在研究张登山和田大虎上午吵架的原因，张万寿慌慌张张闯了进来。党支书和田秀娥，看他弄得满身泥，手里提着一把铜茶壶，不禁大吃一惊。党支书忙问：“张大伯，你咋啦？”张万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出事啦，社……社长，服毒自……自杀啦。”“啊！”田秀娥惊叫了一声。党支书问明了情况，就打电话报告给区委书记。区委书记指示：赶快把病人送到医疗所。区委书记并说：我马上打电话给县公安局罗局长，要他们明天派人下来。党支书挂了耳机，便和田秀娥、张万寿到张登山家里来。

谁是凶手

二

消息像一阵风似地传开了。第二天白杨树乡谁都知道了这件事，大家三人一堆、五人一伙地谈论着。不过说法不同：有的说，张社长是得了“老虎痧子”；有的说，是和他老婆生气喝了毒药；也有人说是昨天上午和田大虎闹了意见，气不过服毒了；也有人说，是反革命分子放毒，想破坏农业社。

中午时分，县公安局赵股长来到了乡公所。他放下背包，第一句便问：“病人怎么样？”才从医疗所回来的田大虎告诉他：他们昨晚把社长送到医疗所，王医生检查以后，说是中毒了。吃了些药，社长吐了半盆子血水和稀痰。吐了以后，还是昏迷不醒，闭着眼睛不说话。“王医生没有说是什么毒药？”赵股长问。“王医生说，还要送到县卫生院去化验哩，一时还不能确定。”

赵股长对党支书说：“咱们先谈谈情况吧。”他向众人扫了一眼，习惯地问：“都是党员吗？”“不，有两个团员。还有一个……”支书的话还没落地，张万寿即站起身来，对赵股长点了点头说：“你们谈吧，我回去有点小事。”他说着慢慢地挪动了一步。支书伸手拦了一下，对赵股长说：“这是副社长张万寿，正在积极要求入党哩。是社长的本家叔叔，他对这件事了解得最清楚。”赵股长仔细地打量着张万寿，好像有些面熟，可一时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他随口说：“好吧，一块谈吧。”张万寿又坐下了。赵股长掏出日记本和钢笔。党支书汇报了案件的全部经过。接着，张万寿补充了一些社长和他老婆吵架的情况。最后，他好像下结论似地说：“唉！年轻人心里不开窍，一时闷气解不开，就走了这条绝路。”

争论开始了，首先提出反对的是女社员田秀娥。她说：“一定是反革命分子放毒，想害死我们社长，把农业社搞垮。”“有什么根据呢？”赵股长很严肃地问。田秀娥挺直了身子说：“根据？报纸上看到的还少？听报告听的还少？咱们可不能麻痹呀！”她涨红着脸说了一阵，可是，她确实说不出什么根据来。这个十九岁的姑娘、青年团员，常常是这样：热情很高，认识很正确，就是说服不了人，她还不大会用脑筋哩！“我看他不会自己服毒寻死。”党支书斩钉截铁地说，“登山这个党员我摸底，他是个直性子，心里藏不住话，闷不住气，有心事他会对我说的。”“支书，‘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羽’，谁也没有钻到他肚里去看看。他是我的侄儿，又同在一个社里工作多年，咳！我还摸不透他的心哩！”张万寿说罢，低下头思索着什么。“那可真不一定，”田大虎说，“社长是个直杠子，宁折不弯。一时想绝了，谁知道哩！”

自杀的呢，还是被杀的呢？赵股长思考着这个问题。他放下钢笔端起茶杯问道：“张登山和他老婆常吵嘴吗？”刚才没有说出具体根据的田秀娥，这下子可抓住线索了。她说：“不，不，两个人好得跟一个人一样，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他俩吵嘴呢。”“我们是近邻，吵嘴嘛，也常听到过。不过，都不是认真吵。这一回登山可是真动气啦。”张万寿解释说。

谈话转到毒药上来了。是啊，张登山从哪儿弄来毒药自杀呢？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还是张万寿分析“可能是社里的六六六药粉”。

赵股长问，还有没有新情况，众人都没有吭声。他合上了本子，决定往张登山家去。

现场勘查的结果：在纸糊的窗子上，发现一块新贴上去的纸，糨糊还没有全干呢。揭开一看，是一个手戳破了的洞，放在窗台上的铜茶壶正好在纸洞下面。显然，敌人是从这里投毒进去的。赵股长想：“我的对手不简单，还会消灭罪证哩！”“包毒药的纸包呢？也被消灭了吗？”他马上又想到那把铜茶壶和放有毒药的冷茶，是六六六药粉吗？社里是有很多呀。被张万寿跌泼了。“他为什么把它弄泼了呢？”赵股长涌上了这个念头。这位曾经做过多年侦查员的赵股长，是从不放弃任何一件细小事物的。比如说：对人的说话、动作、表情，或者是其他一草一木，他总是细心地观察着，思考着。他常常给自己提出很多问题，要自己想法解答，有时得出一个答案，但有时又把它推翻了。他终日在接触各种复杂的事物，因此，把他锻炼得勇敢、机智而且沉着。

从现场勘查的结果，从张登山素来和好的夫妻关系，从党支书对他这个党员的评断，证明了张登山是被杀的。

那么，凶手是谁呢？

谁是凶手

三

天麻麻亮，赵股长和党支书刚洗过脸，张万寿来到了乡公所。

“副社长，你好早啊！”赵股长笑着说。“唉！支书知道我这个老毛病，心中有事，压根儿就睡不安生。为这个案子，昨晚一夜都没有合上眼。”张万寿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