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案高手 第14部分

为了能继续与普赖姆保持联系，卡尔波夫便以苏联大使馆外交官的身份来到伦敦，继续对普赖姆控制了三年。一直到1971年他回莫斯科时，才把他移交给接任者。

这个成绩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他调回到三处时，升为少校。在三处，整个70年代他都掌管着普赖姆的情报。显而易见，在任何情报单位里，能够搞来准确情报的活动都要受到重视和表扬，而这种表扬总是与该活动的主管官员分不开的。

1977年，普赖姆离开了国家电讯总局。英国人已经觉察到一些失密的地方，而且盘查得非常紧。1978年，卡尔波夫又回到伦敦，这回他是使馆的最高人物，职衔是上校。普赖姆虽然已经不在国家电讯总局了，但他仍是特务，卡尔波夫设法警告他要注意隐蔽。卡尔波夫指出，1979年以前的活动，一丁点儿马脚都没露出来。因而，有什么意外的话，普赖姆就只能怪他自己了。

卡尔波夫生气地想道，普赖姆要不是把他那肮脏的手伸向小姑娘的话，他如今还会是一个自由的人。他早就知道普赖姆这个人太轻浮。终于，由于犯了见不得人的强奸罪而引来警察登门。于是，他全坦白了，因为七条间谍罪而被判了35年。

但是，伦敦搞了两次恩赐来抵消普赖姆事件的影响。1980的一次酒会上，他被介绍给英国国防部的一位文职人员。起初，那人没有听清楚卡尔波夫的名字，在意识到他是俄国人之前，还跟他客套了几句话。但知道之后，立刻改变了态度。从那人的无礼和冷漠，他觉察到，不管自己作为一个俄国人，还是一个共产党员，那人对他都是深恶痛绝的。

他并没有往心里去，但很好奇c他了解到，那个人是乔治。贝伦森，又经过几周的调查，发现那人是一个铁杆反共主义者，但却是南非的狂热追随者。他个人认为，可以使用蒙蔽的方法利用贝伦森。

1981年5月，他回莫斯科主管三处。他询问有没有亲苏的南非特务。地下处提到，他们在那儿有两个人：一个是军官，叫格哈特，在南非海军；另一个是外交官，叫马雷。但是，马雷在波恩待了三年，刚刚回到比勒陀利亚。

正是由于他控制马雷有功，才使他于1983年春升为少将，并当了地下处的处长。

他命令这个南非人要求到伦敦任职并以此作为他毕生工作的归宿。1984年，他遂愿以求。卡尔波夫极端秘密地亲自飞到巴黎向马雷面授机宜。马雷要培养乔治。贝伦森，吸收他为南非效劳。

1985年2月，基尔皮琴柯死后，卡尔波夫继任他的职位。一个月以后，即3月，马雷报告说贝伦森上钩了。当月，贝伦森的第一批材料送了过来。这真是一个千金难买的聚宝盆。从那以后，他一直把贝伦森一马雷行动当做处长的点来亲自抓。两年当中，他两次到欧洲城市与马雷亲自会面，了解情况并向他表示祝贺。今天午饭时，信使将带来贝伦森的最新材料，这些材料是马雷寄到哥本哈根一个克格勃联络点的。

1978至1981年在伦敦期间还给他带来了第二个好处。按照他的习惯，他给普赖姆和贝伦森起了自己的代号：普赖姆叫奈茨布里奇；贝伦森叫汉普斯特德。接着，又来了切尔希…

他很尊重切尔希，不像对普赖姆和贝伦森那样，他鄙视那两个家伙。跟他俩不同的是，切尔希不是一个特务，而是一个熟人，一个在自己的国家机关里地位很高的人，一个跟他卡尔波夫一样的人，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一个与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国家和自己周围环境的现实相结合的人。卡尔波夫从来都没被那些西方的参考杂志所迷惑，那些鬼参考只是为那些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中的情报人员而准备的。

在他看来，只有政客们才生活在梦幻世界中，被他们自己的宣传搞得昏头昏脑。

他认为，情报人员应该在阴暗的街道上行走，利用谎言和欺骗来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是，如果他们一旦陷入了幻想的王国而不能自拔的话，就像美国中央情报局那些秘密人员常常犯的错误那样，那么，他们倒霉的日子也就不很远了。

切尔希曾两次暗示他，如果苏联一意孤行，那么，就要陷入不可收拾的境地。

两次都是对的。由于卡尔波夫及时地通知自己的人要警惕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而事实又确实证明他是有先见之明的，因而，使他的身份倍增。

他停下来，让自己的思路又回到当前的问题上来。鲍利索夫是对的。正是总书记本人在亲自组织一个秘密行动，而且正在他鼻子底下的英国进行着，然而却回避着克格勃的任何一个人。他预感到危险。这老头子根本不是职业情报工作者，只不过是在克格勃当了几年头头。尽管自己的前途未卜，但自己应该搞清楚究竟在干什么。要小心，要十分小心！

他看了一下表，11点半。他让车开过来，钻了进去，向莫斯科的家中开去。

星期一上午9点差10分时，巴里。班克斯来到了秘密情报局的总部。桑蒂纳尔大楼是泰晤士河南岸上一座巨大的方形大楼，有点过分花哨，大伦敦市政厅将它租给了政府的某个部，里面的电梯都很古怪，下面几层楼的墙围子上都挂着嵌花壁饰，遮盖着下面斑斑驳驳的瓷砖。

班克斯在门口出示了证件，一直上了楼。局长立即见了他，摆出一副平时对手下人既威严又和蔼的样子。

“你听说过五局有个叫约翰。普雷斯顿的人吗？”局长问。

“听说过，爵士，但不熟，只是碰到过几次，都是在戈登的酒吧里，去喝酒的时候。”“他是C分局一处的一个科长，对吗，巴里？”“不是了。上周他已经调到C分局五处三科了。”

“啊，真的吗？大突然了。我听说他在一处干得不错啊！”奈杰尔爵士认为没有必要告诉班克斯，他已经在联合情报委员会上见过普雷斯顿，并且还让他代表自己到南非跑了一趟。班克斯根本不知道贝伦森事件，也没有必要知道。而班克斯呢，心里很纳闷，不知道局长脑子里是怎么想的；据他所知，普雷斯顿跟六局没有关系。

“是大突然了，实际上他在一处只待了几周，新年以前他是F分局一处的。后来，不知他干了什么事得罪了伯纳德爵士，确切地说是得罪了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于是被踢到C分局一处。然后，在4月，又被‘嘿’地一下子踢走了。”

原来是这样，奈杰尔爵士想道，得罪了哈考特。史密斯？可能吗？值得怀疑。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大声说：“你认为他什么事得罪了哈考特。史密斯呢？”“我确实听到一点，爵士，从普雷斯顿那里。他不是对我讲的，但我离他很近，能听得到。那时他在戈登的酒吧里，大约两周以前。他显得有些不安。他花了几年时间准备了一份报告，去年圣诞节前交上去了。他认为他的报告应该受到重视，但哈考特。史密斯却把它打人冷宫。”

“嗯，F分局一处，正是极左党派处，是不是？你瞧，巴里，我想让你给我办点事。对这事不要吵吵嚷嚷，要悄悄的。查出那份报告的登记号，从档案室把它找出来，能办到吗？封到信袋里送到这儿，写我亲启。”

班克斯又来到街上，还不到10点钟，他朝北向查尔斯大街走去。

苏联民航机组人员吃早点时间很充裕。9点29分，罗蒙诺夫大副向厕所走去。

他曾到这个厕所来过，认准了该占哪一间，是倒数第二个。倒数第一个已经有了人，并且闩上了门。他进入第二个，也闩上了门。

9点30分，他在一张卡片上写了六个数字，放在隔板下的地面上。一只手从隔板下伸过来拿走了卡片，在上面写了什么又退了回来。罗蒙诺夫将卡片捡起来，卡片背面写着他盼望的数字。

对了暗号之后，他把半导体机放在地上，那只手又伸过来，毫无声息地把半导体拿了过去。外面，有人正在小便。罗蒙诺夫拉了一下水箱，打开门，过去洗手。

直到那个小便的人离去，他才跟着出来。开往希思罗机场的面包车正停在门口，机组人员中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索尼半导体机不见了，人家以为他装在手提包里了。

第一只包裹送完了。

中午前，巴里。班克斯给奈杰尔爵士打电话。这是内部电话，非常保险。

“事情很怪，奈杰尔爵士，”他说，“我查到了你要的那份报告的号码，就到档案室去拿。我跟那个档案员很熟。他说确实归了档，但不在。”“不在？”“不在，借出去了。”“谁借的？”

“一个叫斯旺顿的人，我知道他。奇怪的是，他是财务处的人，所以我问他能不能借阅一下。这又来了第二个怪事，他不借，说他还没用完。从档案室登记来看，他已经拿去三周了。在他以前，另一个人还借过。”

“是厕所清扫工吗？”奈杰尔爵士问。

“差不多。管理处的一个什么人。”奈杰尔爵士想了一会儿。要想永远控制一份文件不外传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或自己的亲信把它借来，永远也不还。他深信，斯旺顿和另一个人一定都是哈考特。

史密斯的人。

“巴里，你要找到普雷斯顿的私人地址，下午5点来见我。”这天下午，卡尔波夫将军坐在办公桌旁，揉着自己又酸又硬的脖子。他昨晚没有睡好。虽然路德米拉睡在身边，但大部分时间他都没睡着。天快亮时，他做出了决定。尽管他曾想利用日常工作之便把事情搞明白，但还是没有改变这个决定。

英国秘密行动的幕后人是总书记，这是无疑的。但总书记除了自称懂些英语之外，对英国一点也不了解。他一定依靠某个懂英国的人。这就有许多人喽——外交部、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苏军军事情报处、以及克格勃。但是，如果他回避了克格勃，能不回避别处吗？

这样看来，一定是一个私人顾问。他越这样想，他所讨厌的那个人的名字就越出现在他的眼前。多年以前，当他还年轻、正在一心进取的时候，曾经羡慕过菲尔比。人人都这样过。但随着岁月的流失，他步步登高，而菲尔比则每况愈下。他亲眼看着这个英国叛徒颓废成为一个酒鬼。事实上，自从1951年以来，菲尔比就没有接触过英国的精选文件（克格勃给他看的那些除外）。他1955年离开英国去贝鲁特；1963年叛逃过来后，再也没有到西方去过。24年啊！卡尔波夫认为，他自己现在要比菲尔比更了解英国。

更有甚者是，他知道，总书记在克格勃的时候，对菲尔比印象很好。菲尔比那种旧时代的举止，那种趣味，那种英国绅士情调，对现代社会生活——摇摆舞、摩托车和牛仔裤的厌恶，这些都与总书记的观点一拍即合。曾经有几次（卡尔波夫知道得很清楚），总书记都采纳了菲尔比的意见而驳回了第一总局的意见。现在又何尝不能如此呢？

最后，在卡尔波夫的目录中，有那么一条记载，有一次，仅仅一次，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想回国。仅仅这一句话，别的都姑且不论，就不能信任他，一点儿也不能信任。他想起了新年前克留什科夫宴会桌对面那张布满皱纹的笑脸。他那时说英国什么来着？说什么他（卡尔波夫）的部门过高地估计了政治稳定性？

他还想起了一些支离破碎的情况，又把它们归纳到一起。他决定查一查哈罗德。

菲尔比先生。但他知道，处于他的这个地位上，什么都要有记录的。索取档案、正式要求资料、打电话、往来信函都要登记。必须用非正式的、私人的形式，更不能留下文字。与总书记分庭抗礼是非常危险的。

约翰。普雷斯顿走在通往自己家的大街上，离自己的公寓大楼100码时，突然听到喊声。他回过头来，看到巴里。班克斯正穿过马路朝他走来。

“你好，巴里，真是冤家路窄。你到这儿有什么贵干啊？”他知道巴里是K分局的，住在北边海格特区。可能是路过这里到附近的艾尔伯特音乐厅去听音乐会？

“我正等着你哪，真的。”班克斯说，并友好地一笑。“是这样，我的一个同事想见你。你不介意吧？”普雷斯顿是有头脑的，但并不疑神疑鬼。他知道班克斯是六局的人，但不知道谁要见他。他跟着班克斯穿过马路走了100码，班克斯在一辆停着的福特汽车前站住了，拉开后门，示意普雷斯顿往里瞧。他看了看。

“晚上好，约翰，咱们聊几句好吗？”普雷斯顿惊奇地钻进车里，坐在身着大衣的那个人旁边。班克斯关上车门，悠闲地走开了。

“是这样，我知道这样见面有点怪，但还是见了，不想引起什么风波，是不是？

我只是觉得没有一个适当的机会来谢谢你在南非的出色工作，一流的成绩。亨利。

皮埃纳尔很感动。我也是如此。”“谢谢你，奈杰尔爵士。”他暗想，这个狡猾的老狐狸究竟要干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谢谢我。但局长好像陷入了沉思。

“还有另一件事，”他终于开了口，似乎在竭力思考什么，“巴里这个小伙子告诉我说，他注意到去年圣诞节时你针对本国的极左分子写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报告。也许我搞错了，但我想一定有一个外国势力给他们提供经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问题是，你的报告并没有传给我们。真可惜，竟有这样的事。”

“报告被束之高阁了。”普雷斯顿紧接着说。

“对，对，巴里告诉我了。可惜，太可惜了。我倒想拜读一下。能给我搞到一份吗？”“档案室有啊！”普雷斯顿不解地说，“它倒是归档人库了，但是还在呀，巴里去借来，封上交给你就行了。”

“说老实话，没有了，”奈杰尔爵士说，“已经被人拿走了，被斯旺顿，而且他还没用完，不交出来。”“但他是财务处的啊！”普雷斯顿分辩说。

“对，”奈杰尔爵士不无遗憾地嘟哝说，“在他之前，管理处的一个什么人还用过。几乎可以认为，它会被弄没的。”普雷斯顿愣愣地坐在那里。透过车窗，他可以看到班克斯在街上踱来踱去。

“还有一份，”他说，“我自己的，在我个人的保险柜里。”班克斯给他们开车。傍晚，从肯辛顿到戈登的路上，就像爬一样。一小时之后，普雷斯顿从车窗探进去，把报告交给了奈杰尔爵士。

欧美间谍犯罪系列22本合集典藏版

叶夫杰尼。卡尔波夫将军来到和平大路住宅大楼，爬上四楼的楼梯，按了电铃。

几分钟后。菲尔比的妻子站在门口。卡尔波夫可以听到屋里孩子们正在用茶点。他选择了晚上6点钟，因为他感到，这个时间，孩子们都能从学校回到了家里。

“你好，艾丽达。”她稍微向后挺了挺脖子，有点蔑视的样子。真是一位矜持的妇女。或许她也知道，卡尔波夫不是钦佩她丈夫的人。

“是将军同志啊。”“基姆在家吗？”“不在，他出门了。”不是“他出去了”，而是“他出门了”，卡尔波夫想道。他显出吃惊的样子。

“啊，我还想在家里堵着他呢。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不知道。该回来的时候就回来了。”“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吗？”“不知道。”卡尔波夫皱起眉头。在克留什科夫的宴会上菲尔比好像说过…什么心脏病，不让他开车…他已经到地下停车场看过，菲尔比的伏尔加还在那里。

“我想这些天是你给他开车的，艾丽达。”她似笑非笑的样子，不是丈夫把她扔下不管的女人的表情，而是丈夫升了官的那种女人的笑脸。

“不开了，他有司机了。”“那太好了。好吧，没见到他真遗憾。等他回来时我再找他。”他下了楼梯，陷入沉思。退休的上校没有资格用司机。他回到乌克兰饭店后面两条街上自己的家中，便往克格勃车队打电话，坚持要跟队长讲话。当他说出自己是谁后，对方的态度马上改变了。他用直率而快活的语调说：“我没有夸奖人的习惯，但是，人家工作真做得出色，也没有理由不夸奖人家。”

“谢谢你，将军同志。”“给我的朋友菲尔比上校同志开车的那个司机，上校很夸奖他，真是一个好司机，他这样说的。如果我的司机病了，我要亲自找他来开车。”“再次谢谢您，将军同志。我要亲自通知司机葛利高利叶夫。”

卡尔波夫挂上了电话。司机葛利高利叶夫，从来没听说过他，偷偷地跟这个人谈谈可能有用。

第二天早晨，4月8日，柯马洛夫院士号悄悄地驶过了格里诺克，进入克莱德河口，朝格拉斯哥逆流而上。轮船稍停了一下，让一名领港员和两名海关人员上到船上来。

他们在船长室喝了通常的见面酒，得知该船从列宁格勒开来，要从韦尔。卡斯卡特有限公司装载一台重型水泵部件。海关人员检查了一下船员名单，但谁的名字也没有记住。以后他们将发现，水手康斯坦丁。谢苗诺夫的名字在名单之中。

苏联谍报人员乘船潜人一个国家的通常做法是不编人船员名单之中，而是藏在很小的货架里或甲板下的密室里，这种地方与船的结构浑然一体，而且伪装得很巧妙，甚至非常细心的船员们都不易找到。但是，如果出于行动上或偶然的原因而不能搭乘这样的轮船进入的话，就只好混在船员名单之中。这只是在非常紧迫的情况下，在没有时间来改造船的结构时才这样做。

按计划，柯马洛夫院士号要从列宁格勒到格拉斯哥跑一趟长途货运。仅仅在起锚前几个小时，那个额外的船员和几个莫斯科来的人到了，船长和政委毫无办法，只好把他加到船员名单中去。他们告诉船长说，该船员的工资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他还要回来。

不管怎么说，这个人在整个航行中独占了一个舱间，而这个舱间的两名真正水手只得把睡袋铺在餐厅的地板上睡。苏格兰领港员来到船上时，睡袋早就被拿走了。

在下面的舱间里，这个水手显得有点紧张。第二只包裹在等待着半夜的到来。

正当克莱德河领港员站在柯马洛夫院士号的船头，吃着早餐三明治，看着克莱德河的两岸土地向后移的时候，此时此刻，在莫斯科已是中午。卡尔波夫又一次给克格勃车队打电话。一个新队长在值班，他是知道会有一个新队长的。

“我的司机好像得了流感，”他说，“他今天还能坚持一天，但我准备明天给他假。”“我保证你有一个替班的，将军同志。”“我想要司机葛利高利叶夫，他有空儿吗？我听说他车开得最好。”

传来队长翻纸查阅记录的声音。

“可以，有空儿。他出车了，但会回车队的。”“好，明天上午8点让他到我在莫斯科的住处报到。我把钥匙要过来，海鸥车将停在地下室。”他放下电话，想道，真是怪得出奇。葛利高利叶夫被叫去给菲尔比开了一阶段车，为什么呢？是不是跑的地方大多，艾丽达应付不了？或者是因为艾丽达不该知道他去的地方？那么，这个司机为什么又回车队了呢？这说明什么呢？很可能菲尔比到别的地方去了，不再需要司机了，至少在他卷入的那个行动结束之前，不再需要了。

当天傍晚，卡尔波夫告诉他的司机说，明天可以休息一天，带着家里的人去玩吧。

同一个星期三的傍晚，奈杰尔。欧文爵士同一个朋友在牛津共进晚餐。

如同许多具有广泛影响的英国高等学府一样，一般的公众都知道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但令人感到神奇的是，它并不存在。

实际上是有的，但它是如此之小，如此之隐蔽，以至于任何在英伦三岛的院校内进行考察的人，在树木花丛间一走一过时，一眨眼就会将它漏掉。它的房舍都小巧玲拢，深藏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它不颁发学位，不教学生。因为没有学生，也就没有毕业生，所以也无从颁发学位。但它有自己的讲师和教授。他们有时在一起聚餐，但都分散地住在城内各处，有的住在别的地方，只是偶尔地来看看。有时请外边的人来给教师们讲座——这是一种特殊的待遇——而这里的讲师教授们也把论文交到英国的上级机关，上级机关严肃认真地研究他们的论文。它的经费也同那里保存的文件一样，都是不公开的。

实际上，这是一个“专家库”，储备着各种知识分子，但他们并不从事理科方面的研究，而是从事某种规律和时事政治方面的研究工作。

奈杰尔爵士跟这里的主人杰里米。斯威亭教授在饭厅里进了丰盛的晚餐后，教授把他带到家中喝葡萄酒和咖啡。教授家在牛津外面一所令人满意的房子里。

“那么，奈杰尔，”他拧开一瓶泰勒牌葡萄酒，舒舒服服地坐在书房的炉火前的时候，斯威亭教授说，“你有什么事呀？”“杰里米，你听说过英国革命宣言这个东西没有？”斯威亭教授将葡萄酒举到空中，盯着看了好长时间。“听我说，奈杰尔，这可真是个难题呀，你要是坚持让我解释一下的话，那这个晚上就过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了。你从哪儿听来的？”

作为回答，奈杰尔爵士递过去普雷斯顿的报告。斯威亭教授仔细地读着，花去了一个钟头。奈杰尔。欧文知道，斯威亭跟约翰。普雷斯顿不一样，教授不是到处跑的人。他不到市面上去，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对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列宁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去夺取政权的教导，都有很全面的了解。他所从事的和专心致志的就是阅读、研究、归纳和分析。

“不简单，”斯威亭还回报告时说，“不同的探讨，不同的态度，当然，也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但我们的结论却是殊途同归。”“愿意说说你的结论是什么吗？”“当然了，还只是理论阶段，”斯威亭教授歉意地说，“在风中摇摆的千万根稻草，可能形成一个草垛，也可能形不成。但不管怎么说，这一直是1983年6月以来我的观点…”

他谈了两个小时。当奈杰尔爵士在后半夜被送回伦敦时，变得心事重重起来。

柯马洛夫院士号停泊在格拉斯哥中心的芬尼斯顿码头，这样，那里的巨大吊车便可以在明早把水泵等装到船上。这里没有海关检查和移民手续，外国船员可以直接从船上登陆，穿过码头，进入格拉斯哥市内。

半夜时分，当斯威亭教授仍在侃侃而谈之际，水手谢苗诺夫走下跳板，沿着码头走了100码，躲开贝蒂酒吧外面那些喝得醉醺醺的但仍然吵着再喝一杯的海员们，拐到芬尼斯顿大街。

他的样子并不显眼，穿着磨坏了的鞋，灯芯绒裤子，高领套头毛衣和带风帽的外套。一只胳膊下夹着一个帆布袋，袋口被穿绳扎紧了。他穿过克莱德岸边的铁路桥，来到阿加尔大街，向左走下去，来到帕蒂克路口。他并不看地图，一直向前走，来到海因德兰路。走了1英里后，又来到另一条主要街道——大西路。几天前，他就背熟了这个路线。

在这儿，他看了一下表，还有半个小时。从这儿到碰头地点用不了10分钟。他向左拐，朝着庞德旅馆走去。旅馆在划船湖的旁边，离英国石油公司服务站100码远，他可以看到那里的灯光。快到大西路和体思丹交叉处的汽车站时，突然看到了一帮人。他们正在汽车站的候车棚下笑着。现在是凌晨一点半。那里有五个人。

在英国，有些地方管这种人叫流氓，或阿飞，但在格拉斯哥，称他们为地痞。

他想穿过马路，但太晚了。其中一个人朝他大喊，其他人也跑出了棚子。他会说几句英语，但他们那种大喊大叫的格拉斯哥中音使他一点也听不懂。他们堵住了人行道，他只好走到马路上。一个人抓住他的胳膊，朝他大喊大叫。那人哇啦哇啦喊的话是：“你——袋里——装的一一什么啊？”

但他听不懂，所以，摇摇头要走开。他们便一哄而上，拳头像雨点一样擂在他身上，他倒在路上了。他们开始踢他。他模糊地觉得有手拽他的帆布袋，便用两手死命地把袋子抱在肚子前滚起来，任凭他们踢脑袋和腰部。

德文夏山坡俯视着这个交叉路口，山坡上是一排五层楼中级住宅，由黄色和灰色的石块砌成。在一幢住宅楼的最顶层住着希尔威斯特太太，一位老寡妇，她一个人住着，患有关节炎，久久不能人睡。她听到下面街上的喊叫，颤巍巍地下了床来到窗前。看到外面的情景，又晃悠悠地穿过房间赶到电话旁，拨了号码999找警察。

她告诉警察局的电话员赶快派警车到哪条街哪个路口；但电话员问她姓名和住址时，她却撂了电话。可敬的人们，这些德文夏的人们真是可敬！他们不愿把自己的名字暴露出去。

警察阿里斯台尔。克莱格和休。麦克白恩正在巡逻车中，在大西路上边的希尔海德路上，突然听到了呼叫。当时街上根本没什么车，叨钞钟便赶到了汽车站。这些地痞看到汽车灯光和车上的警报器，便不再去抢他手中的帆布袋，急忙跳过大西路与体恩丹路之间的草坪夺路逃走，巡逻车追不过去。当克莱格爬出巡逻车时，他们都逃得无影无踪，根本追不上了。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先顾受伤的人。

克莱格弯下身去看那人，那个蜷曲得像个胚胎婴儿，昏迷不醒。

“救护车，休！”他向体。麦克白恩喊道，开车的麦克白恩已经在对着步谈机讲话了。6分钟之后，西区医院的救护车开来了。在等救护车的几分钟里，两个警察按照惯例将受伤者丢在一边不去理他，只给他盖上一块毯子。

救护车上的人把这个瘫软的人抬到担架上，推进车尾。他们给他裹毯子时，克莱格拾起帆布袋，放在救护车的后部。

“你和他一起去，我跟着。”麦克白恩喊着说。这样，克莱格也爬进了救护车。

不到5分钟，他们到了救护站。救护车将伤员直接送进大门，拐了两个弯，来到救护室。因为是急诊，没有必要经过候诊室。候诊室通常都是收一些半夜送来的醉汉，给他们包扎一下必须及时处理的伤口。

克莱格等着麦克自思停好车，两人在门口会齐。

“你去填人院表，休，我去看能不能找出名字和地址。”麦克白恩叹了一口气。总是没完没了的表格。克莱格从地上拾起帆布包，跟着担架车进入救护室。西区救护站的这个部分包括一条两头都有门的通道，十二个诊察室，通道两边一边六个，每个室都有门帘。十一个室用于诊察患者，一个作为护士办公室。护士办公室是第十二个，紧靠着后门，担架车就是从这个后门进来的。

另一端的门上镶有单面玻璃镜子，通向候诊室。能走动的伤员要在那里等着轮流就诊。

克莱格把麦克白思丢在柜台那边填表格，自己走过带镜子的门去看昏迷的伤员。

伤员正躺在那边的担架车上。急诊室的护士给伤员初步检查了一下，他还活着，于是让担架员把他推进一个诊察室平放在一边的长凳上，以便把担架送回救护车。他们用的这间诊察室正在护士办公室对面。

年轻的值班医生，印度人买哈达医生被找来了。他让担架员把伤员上衣脱光（他看到伤员裤子上没有渗出血），以便在X光检查前，仔细检查一下。然后，就去处理一个车祸伤员。

急诊室护士给X光室打电话，但那里没空，说有空时就通知她。她坐上水壶，准备烧杯茶。警察克莱格知道伤员还处于昏迷状态躺在那一边，便拿起伤员的带风帽上衣进入护士办公室，把外衣和帆布包都放到桌子上。

“你的茶有多的吗？”他以诙谐而自来熟的口吻说，夜班街道清扫工常常以这种口吻讲话。

“也许有，”她说，“可我为什么要浪费在你们这种人身上呢？”克莱格笑了。他摸着带风帽外衣兜，拿出一个海员工资证。上面有躺在对面屋里的那个人的照片，并用两种文字——俄文和法文写着什么。这两种文字他都不懂。

他不认识那种花体俄文，但是在法文栏里，名字等都是罗马体。

“他是谁呀？”护士一边问一边倒了两杯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