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案高手 第15部分

“好像是海员，从上面看可能是俄国人。”克莱格没有把握地说。格拉斯哥的一般公民被地痞打了是一回事，一个外国人，又是俄国人，被打了，事情可就严重了。为了弄清伤员是从哪条船来的，他把帆布袋倒出来。

里面只有一件织得很厚的紧身套头线衣，包着一个圆形旋盖的烟丝筒，筒里没有烟，却用一些棉花包着两块铝盘，两块铝盘中间是一块直径2英寸的灰色金属盘。

克莱格毫无兴趣地看了看三个金属盘，把它们放到棉花里，又拧紧了盒盖，放在工资本的旁边。他还不知道对面屋里的伤员已经醒过来了，正从门帘缝里看着他。他所知道的是，应该报告局里，他手中有一名受伤的俄国人。

“用用你的电话，亲爱的。”他对护士说，伸手去拿电话。

“别跟我亲爱的亲爱的。”护士喊道。她比这位21岁的警察要大得多。

警察克莱格开始拨号码。正在这时，康斯坦丁。谢苗诺夫脑子里是怎么想的，永远也不会知道了。他昏昏沉沉地、胡里胡涂地忍受着被踢的伤痛，但他清楚地看到一个穿黑制服的英国警察在走廊的对面，背朝着他。他看到警察手里拿着他的工资本和指示他送到英国、交给坐在划船湖岸边桌子旁特务的东西，他看到警察看他的东西（他自己都不敢打开那个烟丝筒），而现在又去打电话了。他也可能仿佛看到了警察局地下室那矮小的牢房…

警察克莱格首先感到的是，他被人用肘子推到一边，一下子愣住了。一只胳膊伸过来，抓起烟丝筒。他反应很快，扔下电话，一把抓住了伸过来的胳膊。

“你怎么了，伙计…”他喊道，然后，以为这人一定是犯了幻觉病，牢牢地抓住他不放，想让他安定下来。烟丝筒从俄国人的手里晃掉了，摔到地上。谢苗诺夫盯了一下这位苏格兰警察，怕得要命，撒腿就跑。克莱格一边顺着走廊追过去一边喊道：“喂，伙计，回来…”

小个子帕特森是个酒鬼。他的一生都献身于品尝酒厂产品的事业中了，从而失了业，并且再也找不到工作了。他不是一般的酒鬼，他的醉酒是相当有水平的。昨天，他从银行中取出利息，就朝最近的一个酒馆奔去，到半夜时，便不省人事了。

到后半夜，他走路撞到电线杆上，掏出钱还要一大杯酒，但对方并不理他，他勃然大怒，挥起拳头狠狠地给了对方一下子。

他刚做完X光透视，抱着骨折的手顺着走廊向他的病床走来，突然看到一个人光着脊梁、满脸伤血、从一个房间跑来，后面追着警察。小个子知道怎样对待与自己处境相同的人。他不喜欢警察，他们总是把他从舒服的路边阴沟里拖出来，送到什么地方又冲又洗。他让前边的人跑了过去，然后疾速地伸出一只脚。

“你这个蠢驴！”克莱格咚地一声摔了下去，嘴里骂着。当他又站起来时，俄国人已经把他甩下十多码了。

谢苗诺夫穿过带镜子的门，进入了候诊室，没有看到左边通向外面的门，却冲向了右边较宽的门。这个门通向过道。他向右拐去，发现一辆车子向他推来，车子旁是一个医生和两个护士带着吊瓶——买哈达医生刚处理完的车祸伤员。车子堵住了过道，而后面又传来了靴子跑动的声音。

在他的左边是一块方廓，有两个电梯门，一个门正要关，里面空空的。他闪身钻了进去，一进门就关上了。当电梯上升时，他听到警察愤怒地砸着电梯门。他靠在壁上，悲伤地闭上双眼。

警察克莱格急忙跑向楼梯向上跑，在每一层都检查一下电梯门上的灯，电梯仍在上升。到最顶层——第十一层时，他汗流泱背、气势汹汹地喘着。

谢苗诺夫在十一楼出了电梯，朝跟前的一个门看了看，里面睡着病人。旁边还有一个门，开着并且通向一个楼梯。他跑过去，发现又有一条走廊，里面只是洗澡间、炊具和储藏室。走廊那一头还有一个门，在这温暖的夜晚，门开着。这个门通向屋顶平台。

警察克莱格丢失了目标，但他终于找到了最后一道门，来到夜晚的平台上。他闭了一会眼睛，使自己适应外面的黑暗。他模糊地看到一个人影在北边护墙那儿晃动。他此时已不再生气了。他想，如果我在莫斯科的医院里醒过来，也一定会惊慌失措的。他向那个黑影走去，伸出双手表明手中什么也没有。

“过来，伙计，哦，伊万，或者你叫什么。你没事儿，你头上被人打了，没事儿，跟我下去吧！”现在，他的眼睛已完全习惯了。在下面路灯射来的微光里，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俄国人的脸。那人看着他走过来，在离他有20英尺时，那人向下看了看，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跳了下去。

克莱格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甚至当他听到那人砰的一声摔到100码以下的停车场上的声音时，仍然不敢相信。

“哦，老天爷，”他说，“这下我可麻烦了。”他用哆哆嗦嗦的手拿起步话机向局里呼叫。

距离英国石油公司服务站100码、距汽车站半英里的地方是划船湖，湖中央映着庞德旅馆的倒影。在马路便道边上，有一溜台阶通到下面的湖边小路，在台阶的下边有两条长木椅。

在那里，一个穿着黑色摩托服皮夹克的人看了一下表。3点了。约会时间是2点。迟到的宽限是一个小时。还有第二个预备碰头地点——24小时后，在另一个地方，他将到那里去，如果接头人不露面的话，他只好再使用发报机了，他站起来走开了。

当他们追逐着穿过救护站候诊室的时候，休。麦克白恩已经离开了那里，到车里去查一下发生抢劫和不明呼叫的确切时间。但他回来后首先看到的是他那同事又回到了候诊室，脸色惨白而又惊恐不安。

“你查到他的名字和地址了吗？”他问。

“他叫…是俄国海员。”克莱格说。

“哦，天啊，咱们知道这个就行，名字怎么拼？”“休，他…他刚才从楼上跳下去了。”麦克白恩放下了笔，难以置信地盯着他的同事。接着，经验起了作用——任何警察都知道，一旦出了什么事，你自己要躲得干干净净的，不要莽撞行事，不要要小聪明，更不能自作主张。

“你通知局里了吗？”他问。

“咳，可能有人已经上路了。”“咱们把医生找来。”麦克白恩说。

他们找来了买哈达医生。半夜收进这么多病人，他已累得精疲力尽了。他跟着警察来到停车场，没用两分钟就检查完了，身体已崩裂，死了，没有他的事了，他走了；两个担架员拿过一条毯子盖上了。30分钟后，救护车将尸体送到了盐市场附近琼斯林广场上的市停尸所。在那里，会有人剥光其余的东西——鞋。袜、腰带、裤子、衬裤以及手表——每一件都包好拴上标签，准备家人来取。

在医院里还有不少手续要办。虽然人院表实际上已经没用了，但也要作为证据保存起来。两个警察把死者的遗物也都包起来，拴上标签，并列成表：带风帽上衣，一件；套头毛衣，一件；帆布袋，一个；针织厚线衣（套头），一件；圆形烟丝筒，一个。

他们还没有搞完时，大约在克莱格第一次呼叫后15分钟左右，局里的一个侦探和一个警士到了。他们都没穿制服。他们要了一个办公室，医院便把行政办公室借给了他们。他们开始向两个警察了解情况。10分钟后，侦探派警土到车里向值班局长报告。这时已经是4点钟了，星期四，4月9日。但是在莫斯科已经是早晨8点了。

叶夫杰尼。卡尔波夫将军等离开了莫斯科的主要公路而驶上通往雅辛涅沃的开阔公路时，才开始与司机葛利高利叶夫说话。显然，这位30岁的司机知道他是将军指名挑来的，何不讨好将军呢？

“你喜欢给我们开车吗？”“非常喜欢。”“我听说你最近给我的朋友菲尔比上校开车了？”他稍停了一下。他妈的，他知道，已经有人告诉过自己，不能提这件事。

“哦…是的”“他过去总是自己开车，直到他犯了心脏病。”‘他跟我也是这样说的。“最好还是保持这个话题。“你给他开车都到哪里去过？”长时间的沉默。卡尔波夫可以从反光镜中看到司机的脸，显然心中很矛盾，权衡着利害关系。

“嗅，就在莫斯科附近。”“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葛利高利叶夫？”“没有，就在莫斯科附近。”“停车，葛利高利叶夫。”海鸥车驶离了专用的中央车线，穿过朝南开的一些车辆，停在路旁。

“你知道我是谁吗。司机？”卡尔波夫探过身子问。

“知道。”“那么，你知道我在克格勃的职位吗？”“知道，中将同志。”“那就别跟我捉迷藏了，年轻人。你都给他往哪儿开车了？”葛利高利叶夫深吸了一口气。卡尔波夫知道他正在进行思想斗争。问题的关键是：是谁不让他说出给菲尔比开车到哪儿去了呢？如果是菲尔比本人，卡尔波夫职位比他高；但是，若是地位更高的人呢？…实际上是巴甫洛夫少校，他把葛利高利叶夫吓得够呛。他只不过是一个少校，然而，对于一个俄国人来说，第一总局的人总是一个未知数，克里姆林宫卫队的一个少校可不是…然而，一个将军毕竟是一个将军。

“大多数都是去参加一些会，将军同志。有些是在莫斯科中心的住宅楼，但我从来没进去过，所以，没有看到他确实进了哪所住宅。”“有些在莫斯科中心…其他的呢？”“主要的是，不，我想总是到外面朱可夫卡的别墅去。”

卡尔波夫想，党中央别墅区。

“你知道是谁的吗？”“不知道，真不知道。他只是告诉我方向，然后我总是在车里等。”“参加这些会的还有谁呢？”“只有一次，两辆车一起到，我看到另一辆车里的人出来走进别墅…”

“你认识他吗？”“认识。我来克格勃车队以前，是部队的司机。1985年，我总是给军事情报处的一名上校开车。我们驻扎在阿富汗的坎大哈。有一次，他跟我那位上校一起坐在车后，他是马尔琴柯将军。”

卡尔波夫想，是这样，原来如此，老朋友皮欧特尔。马尔琴柯，颠覆专家。

“参加会的还有什么人？”“还有一辆车。我们司机在等着的时候常常闲聊，但那个司机很鬼，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给科学院的一个什么院士开车。凭良心说，我就知道这些。”“继续开，葛利高利叶夫。”

卡尔波夫向后仰着，看着一掠而过的树木。这么说，他们有四个人，一起给总书记准备什么。主管是党中央或最高苏维埃，另外三个人是菲尔比、马尔琴柯和一个不知名的院士。

明天是星期五，是达官显贵们尽早收摊到别墅去的日子。他知道马尔琴柯的别墅靠近别列德尔基诺，离他的不远。他也知道马尔琴柯的弱点。他长出了一口气。

最好多带点白兰地，这将是一个长时间的会晤。

查理。福布司局长全神贯注地听着警察克莱格和麦克白思的汇报，偶尔温和地问一两句问题。他毫不怀疑他们说的是真话，但长期在警察局工作也使他很清楚，有时讲真话不一定就能救你的命。

这件事情很难办。从条例上说，俄国人是在警察监护之下的，即或在医疗中，也是如此。在楼顶上，除了克莱格，没有别人，没有人证明他为什么要跳楼。对于他这个局长来说，并不在乎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假设这个人吓坏了，由于一时陷人幻觉之中而失魂落魄。他所担心的是他这个警察局长的前途。

要找到那艘船，要会见船长，正式验明尸体，通知苏联领事。当然还要通知新闻界。讨厌的新闻界，他们有人又要大作文章了，会碟蝶不休地说什么警察暴行啊等等。更伤脑筋的是，他们会提出一些尖刻问题，使你无法回答。这个混蛋为什么要跳楼呢？

4点半时，医院方面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事了。天一亮，各种机器就该动起来了。

他命令他们都回警察局。

6点时，两个警察写完了长长的报告。查理。福布司在办公室里处理例行手续。

要查出（很可能白费劲）那个给999打电话的太太。通过警察局总机听到麦克白恩呼叫的救护车上的两个人已经写出了报告，至少，一群地痞流氓殴打这个人的事实是不容怀疑的。

抢救室的护士讲了经过，买哈达医生也写了报告，救护站门口的担架员也证明看到那个光脊梁的人冲过候诊室，克莱格在后面追赶。此后，谁也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人是怎么追到楼顶上去的。

福布司查出，在港口只有一艘苏联轮船柯马洛夫院士号，便派了一名警察去通知船长来辨认尸体。他又叫醒了苏联领事。领事9点钟才上班，当然免不了一顿埋怨。又通知了自己的警长和检察官。在苏格兰，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包括有验尸官。

死者的遗物都包起来送到了帕蒂克派出所里（殴打事件发生在帕蒂克区），按照检察官的指示锁起来了。检察官答应主持上午10点钟的验尸。查理。福布司伸了个懒腰，给食堂打电话，让把咖啡和早点送来。

正当福布司局长准备书面材料时，警察克莱格和麦克白恩在他们的报告上签了字，一起到食堂去吃早点。两人都忧心忡忡。那个便衣侦探也跟他俩坐在一张桌子上。他俩向侦探倾诉着心中的痛苦。早点以后，他们得到准许，便回家睡觉去了。

他俩说的一些话促使那个侦探去到食堂外面的投币电话，拨了一个号码。他找的是侦探卡迈克尔。卡迈克尔正在刮脸，满脸肥皂沫，他仔细听完后挂了电话，心事重重地刮完脸。侦探卡迈克尔是特勤处的。

7点半时，卡迈克尔找到了探长。探长要参加10点钟的验尸。他问探长可不可以跟着去。探长说，那当然好了，10点在停尸所见。

8点钟，在停尸所里，柯马洛夫院士号的船长和他那形影不离的政委看着录像，荧屏上很快出现了谢苗诺夫的脸。他慢慢地点着头，咕哝了几句俄语。

“正是他，”政委说，“我们得见一见我们的领事。”“9点钟他将到局里来。”陪他们的穿制服的警士说。两个俄国人看来很震惊又很忧虑。警士想，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水手，当然是很痛苦的。

9点钟时，苏联领事被引进了局长福布司的办公室。领事讲着一口流利的英语。

福布司请他坐下，讲了昨晚事件的经过。他还没有讲完，领事便向他走过来。

“此事非同小可，”领事说，“我必须立即跟伦敦苏联大使馆联系…”有人敲门，船长和政委被领了进来。穿制服的警士陪着他们，但还有一个人跟进来了，这个人向福布司点了点头。“上午好，我可以听听吗？”

“随便坐吧，卡迈克尔。我想这事要有点麻烦。”但是不然。船上来的政委进屋还不到10秒钟，就把领事拉到一边，紧张地在耳边说了些什么。领事道了声对不起，就和两个人退到走廊里。过了3分钟，他们又进来了。现在领事打起了官腔，但他说的不错，当然要跟大使馆联系。他敢肯定，警察局一定会使出吃奶的劲儿来袒护那几个流氓的。柯马洛夫院士号今天起锚，能不能把海员的尸体和遗物带回列宁格勒呢？

福布司彬彬有礼，但又很强硬。警方要继续调查和追捕当事人归案，在这期间，尸体必须保存在停尸所，死者的所有遗物也要保存在帕蒂克派出所锁着。领事点着头，他懂得法律程序。这样，他们离开了。

10点钟时，卡迈克尔来到停尸所。里面，哈兰教授正在消毒。他们的谈话跟往常一样，只是天气啊、高尔夫球赛的前景啊，都是老生常谈。几英尺以外排水孔上面的平板上躺着谢苗诺夫那被打伤了又摔成肉饼的尸体。

“我看一下可以吗？”卡迈克尔问。教授点了点头。

卡迈克尔用了10分钟看谢苗诺夫的遗体。他离开时，教授刚要开始解剖。他回到办公室，往爱丁堡打了个电话。实际上，他是打给位于圣安德鲁大厦的苏格兰家庭与健康部的，也叫做苏格兰办事处。

他跟一位退休助理专员通了话。助理专员留在苏格兰办事处只有一个目的：与伦敦的五局保持联系。

中午，戈登大街C分局四处三科的电话响了。布赖思拿起电话，听了一会儿，便把电话递给普雷斯顿。

“你的电话。他们不跟别人讲。”“谁呀？”“爱丁堡，苏格兰办事处。”普雷斯顿接过电话。“我是约翰。普雷斯顿…正是，你好他听了几分钟后，眉头皱了起来。他在便条上记下了卡迈克尔的名宇。

“对，我想我得来一下。你能通知侦探卡迈克尔说，我乘3点钟的短途飞机来，让他在格拉斯哥机场接我，好吗？谢谢。”“格拉斯哥？”布赖恩问，“他们那儿出了什么事？”“哦，一个俄国海员从楼上跳了下去，我去看看，明天回来。可能什么事也没有。而且，这回我可以离开办公室透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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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哥机场在城东南，离城8英里，和MS号公路相连接。4点半刚过一点，普雷斯顿乘坐的班机着陆了。他只提了一只手提包。10分钟后，他们来到停机坪上。

他找到机场问事处，让给呼喊“卡迈克尔先生”。

特勤处的侦探出现了，互相作了自我介绍。5分钟后，来到侦探的车里。汽车向城里开去，天已开始黑下来了。

“咱们一边开一边聊聊，”普雷斯顿建议说，“从头说，发生了什么事？”卡迈克尔讲得简洁而准确。有些地方听了后有点对不上号，但还有时间看两个警察的、特别是克莱格的报告。所以，大部分情况普雷斯顿都明白了。他只是听着，一言不发。

“那么，你为什么要给苏格兰办事处打电话让伦敦来人呢？”他终于问。

“也许我错了，但好像这个人可能不是一个商船海员。”卡迈克尔说。

“说下去。”“今天上午在食堂里克莱格的话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卡迈克尔说。“我没有在场。他的话被另一个侦探听到了，便打电话告诉了我。克莱格说的话，麦克自思也同意。但他俩的报告里都没有提到这点。你知道，报告是关于事实的，而这是警察的猜测。然而，这值得查明白。”

“我听着呢，说吧。”“他们说他们发现这个海员时，他蜷曲得像个胚胎，两手紧紧抓住帆布包，将它紧紧地抱在肚子上。克莱格在报告中写的是他像保护一个小孩子一样地抱着它。”

普雷斯顿明白了这个疑点。如果一个人被踢得半死，会像谢苗诺夫那样蟋成一个球，但却会用手抱着头。为什么一个人宁肯让头部挨踢而要去护着一个一钱不值的帆布袋呢？

“然后，”卡迈克尔继续说，“我对那个时间和地点也很纳闷。格拉斯哥港的海员都到贝蒂酒吧或斯特布尔酒吧。这个人却在离码头4英里远，在一条双车线马路上漫无边际地走着，附近一个酒吧也没有，而且酒吧早就打烊了。这个时间他要在那儿干什么呢？”

“问得好，”普雷斯顿说，“然后呢？”“今天上午10点钟，我去看验尸。尸体已经摔得一塌糊涂，但脸上却没怎么伤着，只有几处轻伤。地痞殴打的都在后脑勺和背部。以前我见过商船水手的脸，由于风吹日晒雨淋；他们的脸部是黝黑的，而且布满皱纹。这个人的脸又平又良，不是一张适于甲板生活的脸。

“然后，他的手。手背本应是黑的，手掌上满是老茧。他的手却是又白又软，像办公室人员的手。最后是牙。来自列宁格勒的水手的牙都是一般的镶牙，补牙都是用汞合金或钢制假牙，但这个人却用金子补牙，而且还有两个金牙套。”

普雷斯顿赞赏地点点头。卡迈克尔的观察很细致，他很敏锐。他们到了卡迈克尔给普雷斯顿订的旅馆的停车场。

“还有一点，很小，但很可能说明问题。”卡迈克尔说。“在验尸之前，苏联领事去见我们局长，我也在场。看样子他好像要提出抗议；但船长和政委进来了。

政委把领事拉到走廊里咕噜噜地说了些什么。当领事又回到屋里时，却很和蔼而且通情达理了。可能是政委把死者的情况告诉了领事。我的印象是，他们跟使馆商量之前，不想引起任何波折。”

“你跟局里的人说过我要来这里吗？”普雷斯顿问。

“还没有，”卡迈克尔说，“你想让我说吗？”普雷斯顿摇了摇头。“等到明天早晨，那时再决定。还可能什么事也没有呢。”“你还有什么事吗？”“各种报告，只要你能搞来的，都要。死者的遗物单，这些东西在哪儿呢？”

“都锁在帕蒂克派出所。我去给你搞来报告，再送到这里。”卡尔波夫将军给军事情报处一个朋友打电话，编排说他的一个信使从巴黎带来几瓶法国白兰地，他自己还没有动，但他欠皮欧特尔。马尔琴柯一次人情，他想在周末把白兰地给马尔琴柯送去，想知道他家中有没有人，哪位知道马尔琴柯在别列德尔其诺别墅的电话号码呢？他的朋友确实知道号码，便把号码告诉了他，然后就把这件事丢在脑后了。

苏维埃上层人物的别墅里，在冬天大部分都有一个管家或男仆烧屋子，以免主人来度周末时挨冻。接电话的是马尔琴柯的管家。“对，将军是准备明天（星期五）

回来，他通常是在晚上6点钟到。”卡尔波夫道了谢，便挂上了电话。他决定辞去司机，自己开车，让这位军事情报处的将军在7点钟时大吃一惊。

普雷斯顿睁眼躺在床上想着什么。卡迈克尔给他送来了所有的报告，有的是医院写的，有的是局里写的。这些报告跟所有的警察局记录材料一样，都是干巴巴的八股文，跟人们通常叙述所见所闻完全不一样。当然事实都在，但没有感想。

普雷斯顿所不知道的是——克莱格没有提到、而护士又没有看见——谢苗诺夫在冲到诊察室走廊之前，曾经来抢圆烟丝筒。克莱格只是简单地写着，受伤人“推开我跑了过去”。

而且，遗物单中也没有提到筒里的东西这一有用的线索。只是提到一只圆烟丝筒以及里面的东西，这也许被认为是二两烟丝呢！

普雷斯顿在头脑中考虑着各种可能性。一种可能：谢苗诺夫是进入英国的特务。

推论：不可能。他包括在海员名单中，轮船开回列宁格勒时少了他的话，会引起怀疑的。

那么，这样的话，他是随船到格拉斯哥来，再在星期四晚上回去。可是，深更半夜在大西路干什么呢？要留下什么东西或接头？对。或者是取什么东西带回列宁格勒？更对。但是，答案又扩展开了。

如果他把要送的东西已经送出去了，为什么还要保护这帆布袋？好像那是他的命一样呢？里面的东西早就应该不在了。

如果他是来取什么东西的，但还没有取到，也会是上面所分析的情况。如果他已经取到了东西，为什么他身上一点说明问题的东西也没有呢？像纸张材料等等。

如果他来取的或送的东西可以藏在一个人的用品里，为什么还要带一只帆布兜呢？如果有什么东西缝在上衣或裤子里，或藏在一个鞋跟里，为什么不让流氓拿走帆布兜呢？而流氓要的就是这只袋子。这样，虽然他可能受点轻伤，但可以免去一顿毒打，并且可以去接头或者回到船上去。

普雷斯顿又在脑中考虑了一些更多的“可能性”。他是作为信使来与一位已经潜人英国的苏联间谍直接见面的。来传送一张纸条？不像。还可以有十几种更安全可靠的方法来传送密码情报。来接替一个潜伏间谍，两人互换？不对，工资本上的照片显然是谢苗诺夫本人。如果他是来替换一个间谍的话，莫斯科应该给他一个工资本的副本以及适当的照片，以便与他对换的那个人能以水手谢苗诺夫的身份上到柯马洛夫院士号船上来。工资本应该在那人身上，除非是缝在…缝在什么里呢？

缝在上衣里？那么为什么宁肯挨踢而护着一个帆布袋呢？在帆布袋的底上？很可能，似乎所有的可能性都集中在帆布袋上。

快到半夜时，他往卡迈克尔家里打电话。“你能在8点来接我吗？”他问，“我想到帕蒂克派出所察看一下东西，你能送我去吗？”星期五早上吃早饭时，叶夫杰尼。卡尔波夫告诉妻子路德米拉说：“你下午能带孩子坐伏尔加去别墅吗？”

“当然能了。你从办公室直接到那儿去吗？”他漫不经心地点点头。“我得晚一点儿，我要去看军事情报处的一个人。”路德米拉心中叹了一口气。她知道他在阿米巴特区藏着一个野鸭子小秘书。她是从夫人们的闲聊中知道的。在她们这个阶层的一次聚会上，与会者都是她们这样的华贵夫人，她听说了。她还知道，他并不知道她已经听说了。

她今年50岁。他俩已经结婚28年了。他的工作很好，她又是个好妻子。他们的婚姻曾经很美满。但跟其他嫁给第一总局的官员的夫人们一样，她已经不知有多少个夜晚空守孤灯；而他却在外国领土上的使馆保密室里埋头工作。她不会外语，却也耐着性子挺过了无数次枯燥烦闷的外交鸡尾酒会；而她丈夫讲着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潇洒自如地应酬着各方人士。

她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星期了，她一个人拖着几个小孩子，挤在一个屋子里，什么帮手也没有；而他呢，那时还是一个年轻军官，不是去学习，就是出差，再不就是站在柏林墙的黑影里，等着信使到东柏林来。

她也知道，当一个驻外的同事叛逃到西方后，反情报人员便一连几个小时地追问丈夫关于那个人及其老婆都说过什么的可怕情景。尽管她是清白的，但一听到这些，也充满了惊慌和一种无名的恐惧。她也眼睁睁地看到过一个叛徒的妻子被押上飞机的情景，虽然她非常了解那人的妻子，但也只能是隔岸观火、爱莫能助。他安慰她时曾说过，这种工作就是这样。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他已经成了将军，莫斯科的住房宽敞明亮，空气清新。她按照他所喜欢的样子盖了别墅，非常漂亮，周围是松树，屋里是全铺地毯，既舒服典雅，又有田园风光。

两个儿子是他们的财富，都在大学念书，一个学医，一个学物理。再不会住那些讨厌的使馆房屋了。而且，再过三年，他就要退休了，又荣耀，又有可观的退休金。所以，他一个星期非要跟那个小婊子混一混不可的话，对当前的现实不会有什么大影响；或许这样比酗酒闹事还强一点。有些人不是这样吗？或者，比那种过了岁数无法安排的上校也要强得多，他们只能被派到某个可怜的亚洲共和国去度过余生。尽管如此，她在心中还是叹了一口气。

帕蒂克派出所在格拉斯哥这座美丽漂亮的城市中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楼房。昨晚殴打自杀案的遗物只是照章办事才存在这里的。值班的警士把自己的工作交给了一个警察，便领着卡迈克尔和普雷斯顿来到后面，打开一间屋子，里面是一排带瓷砖的格橱。卡迈克尔给他一张卡片，并解释说他和同事还得检查一下遗物，以便完成报告。因为死者是一名外国海员，必须如何如何等。那人接过卡片，根本没有什么吃惊的样子。警士知道这些报告，他的大半辈子都是在填写这些报告中度过的。

当他们打开包裹一件一件察看时，他自动地离开了这个屋子。

普雷斯顿从鞋开始，检查有没有假鞋跟、活动鞋底或空鞋尖，没有。袜子很简单，衬裤也如此。他把手表盖拧开，也只是一块手表。裤子的时间长一些，他摸了每个接缝、卷边，看有没有新缝上的或夹层过厚的地方，什么也没有。

那人穿的套头毛衣也很简单——没有镶边，没有暗藏的纸张或硬块。他在带风帽的上衣上花了较大的工夫，但也一无所获。当他拿起帆布袋子时，他便充满信心了。如果这位神秘的谢苗诺夫同志有什么东西的话，那就只能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