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和田玉

一

我在小城电视台担任相亲交友栏目的编导已经十年，我是方圆数百里尽人皆知的男媒婆，并因此而厌倦至极。当然，我也熬到了机器有人扛文案有人写茶杯有人端的地步。这不，我刚走到楼梯的一半，助手已经抢上前去敲门了。

门立刻就开了。亮光从门里边泄出来，把一个老太太的臃肿身形镶嵌在门框里。同时涌出来的，是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这很正常，所有迎接栏目组家访的孤寡老人，都会在我们登门之前收拾一下房间，努力做到窗明几净，给将坐在电视机前相看他或她的人，留下一个好印象。我低头看看手里的材料，上面注明面前的这位老太太是两次丧偶，今年71岁。我不禁想，老太太够倒霉的。

您问我这个医疗床？是我老伴儿活着时候用的。他不是植物人嘛。对，第二个老伴。我伺候了他五年，床上尿床上拉。有这个床可以升降，翻身方便点。他上个月刚走，这床说卖，可没人要。

您几位往里走。

房是厂子分的，够住了。是旧了点儿。我和我第一个老伴儿有了儿子就住在这儿了。当初能分配到城里的房可不容易，我们厂子不是在山沟里嘛。什么？您也是三线工厂的后代？哪个厂？曙光？我是光明的。哎呀，太好了，咱们厂子都挨着啊，说不定我还认识您的爸爸妈妈呢。

您坐，喝点茶。不着急拍呢，这大热天的。你们大家都坐啊。

我是1946年生人，今年整整七十一岁。我是浙江人，我们厂都是浙江人。对，你们曙光厂是东北搬迁来的，我记得你们都是沈阳人。1968年我刚进厂学徒，厂子就搬迁了。不敢说不跟着来啊，那是政治任务啊。我妈妈哭得要死了，可我还是来了。好在来的路上我第一个老伴儿就跟我表白了，到了这儿我们就结了婚。背井离乡的，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他比我大八岁，那会儿就是车间主任了。他第一个老婆说什么不到西北来，他们就离婚了。他那会儿正积极争取入党，他必须跟着厂子走。我们是坐火车来的，就那种绿铁皮车。路上晃晃荡荡地走了三天三夜，把人都摇晃得筋疲力尽。有一天半夜，火车停在一个小车站上，我都忘了那是哪儿了，他站在站台，上抽烟，我从他身边走过，他突然说：小郭，咱俩好吧。我喜欢你。

当时把我吓坏了。哪想得到啊。我撒腿就跑。上了车心口这儿还怦怦地跳，脸烧得自己都觉得烫得慌。真的，我们那个年代跟你们这会儿不一样，保守着呢。即使心里乐意，嘴上也不敢说。何况我那会儿根本就不认识他。

可到了这儿，我们就结婚了。我们是全厂搬迁后的第一对新婚夫妻。谈恋爱？没谈，没时间谈。你们别笑，那会儿真的是没时间。我们到了之后马上动手盖房，盖车间，盖仓库，连厕所也要盖。你们不知道，那会儿山沟里什么也没有，野猪狐狸四处跑。已经是深秋了，我们都住在临时挖出来的地窝棚里，早晨醒了被子上都是霜，眼眉上也是。

当然要先盖车间，要早日投产啊。那会儿都讲先生产后生活的。

我老伴儿很疼我。那么潮湿阴冷的山里，他总怕我冻着，每天晚上都是他先钻被窝，把被子焐热再让我进去。不怕你们笑话，甚至他要加夜班，也先把被子焐热，看着我躺下了再走。唉，那会儿是真苦，说到焐被子，连个热水袋都没有，全厂都没有，只能靠体温啦。我们浙江人按说不怕冬天的潮湿阴冷，可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阴冷和我们家乡的还不一样，说不出的不一样。那年冬天啊，全厂病倒了一半多。

可是在春节前我们还是按时投产了。大家敲锣打鼓地把第一车成品送出山沟，很多人都哭了，我也哭了，太不容易了。新盖的车间墙还是湿的，也没有暖气什么的，手摸到钢铁件上哧啦就是一层皮。站一会儿脚就冻麻木了，再过一会儿就会疼起来，扎心的疼。那也得咬着牙干。

您去哈尔滨看冰灯的时候脚也这么疼过？不怕您不乐意，您那就是一会儿，我们可是天天如此。我這老寒腿，大概就是那时候落下的。

那会儿社会乱，也没有人关心山沟里的工厂。我们又是保密单位，也不愿意让人关心。厂子里就商量，咱们得自己管自己，开工了，生产了，就得马上把后勤搞上去。活儿是人干的，不能亏待人。于是，就开始正式盖宿舍了，还派我老伴儿进城找地，说争取在城里也盖点房子。您知道，山沟里哪有那么多的地啊。开山造地，那都是后来的事了。

其实那会儿大多数人并不愿意上城里住。唯一那条土路，纯粹是人踩车轧出来的，车子三天两头在路上颠得抛锚。到了雨季，路就是大泥潭，踩上去鞋都拔不出来，根本没法通行。上班不方便，生活也不方便。你们不知道，那会儿城里连个澡堂子都没有，人们都半年半年地不洗澡。你们别乐，真事。不信问你们导演，他知道，他的父母也是这么过来的。

厂子里好孬有大淋浴室，用锅炉烧水。水其实也不够用，常常洗着洗着，外边喊：热水没了，等等啊。大家就赶紧用毛巾把自己裹起来，干坐着，等热水。

我那第一个老伴儿当时已经算是火线人党了。所以派他去城里找地也算是给他的考验。他去找市委，人家告诉他市里的旧领导都下台了，新的革委会也没人知道应该怎么办。他没辙了，就在城里转，饿了就买个馒头啃几口。转了三天，就转到这儿了，当时是一片空地，有个老头看着。他就跟老头儿扯闲话儿。老头儿也闷得慌，一来二去就告诉他，本来市里想建家果品加工厂的，运动一来就没有人过问了，老头儿都几个月没地方领工资了。那会儿人也真是胆子大，我老伴儿自己就决定了要抢占这块地。他写了个条子，把情况简单说了说，给老头儿的小孙子五角钱，让小孩儿进山沟报信儿，自己在空地上守着。结果，第三天就开始挖地基了。

后来有人醒过闷儿来了，来质问是怎么回事。我老伴儿说：国家机密，你们有本事上中央问去。有人不服，老伴儿就抄起锹把子，说：老子三代贫农，还是共产党员，你们敢踏进这块地一步，老子就跟你们拼了。愣就这么把楼建起来了。

别不信，我说的都是真的。

为盖这两栋楼，老伴儿脱了三层皮。要我说，他后来突然犯了心脏病，也与盖这楼有关。累不算，真是提心吊胆啊。施工期间他就没敢离开过工地。打砸抢不说，就是小偷小摸也受不了。周围的农民偷，施工的工人偷，淘气的孩子也偷。就连那个看工地的老头儿，都偷着卖过工地上的杉篙。我老伴儿说他，他说，这么乱的世道，不偷没法活啊。

质量？当然好不了。这儿早就是危房了，从前年就动员让搬家，说是按拆迁政策给我一套两居室。

可我两任老伴儿都死在这床上，我舍不得搬。我总觉得他们俩的魂儿都还在，有时候，我听着他们还聊天呢，聊得挺热闹。

二

我昏昏沉沉地从那栋阴暗潮湿的旧楼房里出来，晴朗的天空和火热的太阳让我有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好像我是一只刚刚钻出地面的耗子，有强烈的恐惧感包围着我。老太太说的一切不知为什么引起了我强烈的不适。

正好我接到汲古阁赵老板的电话，说他新到了一批和田玉原石，让我去看看。我玩玉已经十几年了，在小城也算个知名玩家，我们电视台搞玉石鉴赏节目，我还装模作样地去充当了一回评委。赵胖子的汲古阁是我常出常进的地方，他骗我我骗他的交情已经维持了十几年。此时此刻，我急需换一下心情，就命令手下回台里交差，自己直接开车去了汲古阁。

于是，我看到了那块晶莹圆润的和田玉籽料。我立刻喜欢上了这小东西。在手中摩挲良久，我却突然记起，在那个老太太的胸前，也佩戴着一小粒玉料的。

我老伴儿犯心脏病的时候我儿子刚刚四岁。

厂里传出消息，准备提拔他当副厂长。那时候运动已经结束了，大家开始说时间就是金钱的话，厂子里的生产加速，大家都忙得四脚朝天。我老伴儿是技术骨干，就更忙了。哪个车间出了点事儿，断电了，机器故障了，出了废品了，都得找他。有时还到外厂支援去。光你们曙光厂，就去了好几次。所以要提拔他大家都没意见。消息一出来，就有人来贺喜了。我那会儿刚怀了老二，吐得厉害，到医务室开药，都有人叫我厂长夫人了，真不好意思。

他当然也很高兴。

他去世之后我常常坐在窗前发愣，想他的一生，想他过的每一天。我问我自己，你了解他吗？这问题还真没法回答，至今也没有答案。我们和那个年代所有的夫妻一样，平平淡淡地生活、工作。十来个小时在岗位上干活儿，然后去食堂吃饭，在浴室洗澡。开会、学习、参加集体活动。每周看一场电影，年终时厂里开一次联欢会。我们每天、每月、每年在家里待的时间有多少？我们聊过多少次家常？我只知道，他是个憨厚而简单的人，直来直去的性格，高兴在脸上，不高兴也在脸上，好在他高兴的时候是多的。

这种性格也有不好吧，我总觉得如果提拔的消息没有让他那么高兴，他也许不会玩儿命地工作，也就不会猝死。用你们文化人的话说，叫乐极生悲。

那年厂子进口了一套设备。导演你知道，咱们那会儿的三线工厂，要想弄到一套进口先进设备有多难。偏偏那套设备的说明书是外文的，全厂没有人看得懂。刚分配来的李技术员是厂里唯一的大学毕业生，他看了半天说，这不是英语，我也不懂。到省里请人翻译吧，来不及，厂里着急用设备，要上马新产品啊。怎么办呢，我老伴儿带着攻关小组，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琢磨，像小孩子拼积木似的，搭上去，不合适，拆了从头再来。反反复复的，终于有一天，轰隆一声，那设备转起来了。

当时，全厂像过节一样热闹，敲锣打鼓，还放了鞭炮。

可我老伴儿，七天七夜没睡一个整觉。困得不行了，他就在设备旁边裹着棉大衣眯一会儿，爬起来再干。他让徒弟进城去买方便面，一买就是五箱。那会儿小城市面上还没有卖茶鸡蛋火腿肠的，厂长让食堂自己煮自己做，还给攻关小组炖了鸡汤提神。

那七天七夜我也睡不好，怀孕难受，又惦记着在车间里的他。七天之后，他推開家门，我就感觉到他已经累到了极限，他推门的动作好像是在推开一座山。他身上的臭味，是七天没洗澡的味儿和机油味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让我立刻就冲进厕所大吐特吐。他给我拍后背，我埋怨他说：你还记得我啊？他说：不是为了你和孩子，我这么拼命？

我说，那你快去哄哄你儿子吧，我做饭去。他说：我就想吃你蒸的米饭配炒白菜，这几天方便面都吃恶心了。我说好，就到厨房去了。

你们问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这怎么能忘得了啊。这就是一把刀切开你的心脏的感觉，那种疼，那种苦，从那天起就刻在你心里了，别再想能把它忘记。

不用劝我，让我说。平常没有人听我说，心里可憋闷了。说说我也舒服点儿。

我把饭做好了端出来，看见他仰脸躺在床上，两条腿垂在床下边。我儿子站在旁边，说爸爸睡着了。我过去叫他，他不应，拉他，才发现他手都开始凉了。

那床当时就在这个位置。床后来当然换了新的，但我家的床永远都放在这个位置。和第二个老伴儿结婚的时候，他曾经想把床挪到靠窗那儿，我说我嫌阳光太晃眼。他也没说什么。我当然也不会告诉他是为什么。

我那第二个老伴儿是领导干部，有涵养，什么事都让着我。

给我那死老头子换衣服的时候，在他衣兜里摸出这么个小东西，人家告诉我是玉，和田玉。我当然知道这是给我的，再过两天就是我生日了。可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这玩意儿。打了个眼儿，拴了根红绳，我把它戴到了今天。

我流产了，第二胎没保住。当时太伤心了，说起来其实肚子一直疼，可我人根本是麻木的，没感觉，没在意，直到大出血。厂里只有卡车，颠到城里的医院，我都死过去好几回了。那会儿的医疗水平，最后能保住我的命已经是奇迹了。大夫告诉我，今后不可能再生孩子了。我想，反正我丈夫也没了，我能生不能生还有什么用。

那会儿我一坐到窗前就会想，如果没有说要提拔他当什么副厂长，他会不会这么玩儿命？想来想去我知道，他仍然会。他就是这么个人，他就是这样活着的。所以我就安慰自己，别难过了，这家伙早晚会这么死的，他能倒在自己家的床上，没有一头栽在车间里，就已经是幸运了。

慢慢地我不再哭了。我还有儿子，我得把儿子带大。而且，我儿子是那么可人疼。他爸爸死后那几天，他不哭不闹，总一声不出地依偎在我身边，用小手儿拉住我的手，死死地攥着。你们说，我的心能不软吗？我知道儿子是在告诉我，有我在，有他在，这还是一个家，也必须是一个家。

我也只有这个家了。我在浙江老家的爹妈，都去世了，唯一的姐姐嫁人之后就和我断了联系。我给她写信，她从来不回。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为了还清爹妈病重时借的钱，把自己嫁给一个残疾人了。姐姐是要强人，从小衣服掉个扣子都不出门的。她肯定是恨我的，她会觉得我在外边挣国家工资，过好日子，却不顾爹妈。而她嫁了一个有钱的瘸子全是因为我。

可我也难啊。父亲也是心脏病突发，去世时，厂里在大会战，抢着时间生产一批国防急需的零件。别说请假了，吃饭上厕所都是一溜小跑。我边干活儿边哭。母亲是和我那死老头子前后脚去世的，她死得特别惨，是出门让车撞了。后来我才想明白，姐姐给我打电话，是我哭得死去活来，根本就没让姐姐开口。我后来回忆起，姐姐当时也哭了，说了一句你保重吧，就把电话挂了。我还有点生气，嫌姐姐太冷淡。

人隔了千山万水，越是亲人越会有隔膜。

三

赵胖子嘀嘀咕咕地告诉我，这颗籽料，要价十万元。我说，你他妈的疯了吧。

他委屈地叫道：这可是喀什河里出来的真正籽料啊。你是行家，你也知道现在还能有多少这种真货。现在俄罗斯料好的都是天价了，何况是这样的好东西。

我知道这个狡猾的胖子并没有骗我。我尽管比不了京城那些鉴定大师，但山料籽料我还是能分辨得出来的。至于那些俄罗斯料青海料，更别想骗过我的眼睛。眼前的这粒小东西，确确实实是好货。它静静地躺在我的手心里，像一只乳白色的小鸟，酣睡着，是全无戒备的那种安详。微微的一小块褐色皮子，既证明了它的真实，也平添了几分灵气。我喜欢它，可不知为什么，在我的眼睛里，却总还晃动着另一粒籽料。

这两粒籽料重叠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就乱了。

在我老伴儿的追悼会上，我儿子第一次犯了病。哀乐刚刚响起，他突然就倒下了，好像是哀乐刺激了他的神经。四岁的孩子，倒地的声音却那么响，像一块石头砸在地板上，也砸在我心上。我当时就愣住了，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哀乐继续响，我就那么愣愣地看着躺在地上的儿子开始抽搐，开始吐白涎。白白的一道顺着他的嘴角往下流。

后来有人把他抱起来了，还冲我嚷：你发什么呆呀，快救救孩子啊。

于是我老伴儿被推进火化炉时我并没有送他最后一程。我抱着昏迷不醒的儿子，在去医院的路上。还是那条路，还是那样的颠簸。我想，我不知道死老头子会不会埋怨我，应该不会吧，因为我在救儿子啊。

到了小城的医院，孩子就醒了。醒来的第一句话，问我：爸爸呢？我说爸爸死了，永远不回来了。他好像要哭，但没哭出来，就不说话了。后来我猜，他是没有力气哭了。从那之后，他每一次犯病，都是一次出生入死。

癫痫。我和他爸爸家族里都没有这样的病，不知道为什么偏偏他会得了，而且偏偏他在那个时候犯病。这种事情找谁说理呢？

老伴儿死得突然，让我不能接受，我的心都碎了，但是他并没让我受罪啊，没让我给他端屎端尿地伺候啊。可这孩子，他活到十七岁，我苦熬了十三年。

陪着我把孩子送到城里医院的，是我老伴儿的师弟，在火葬场冲我大喊大叫的，也是他。他们俩当年一起进厂，跟着一个师傅学徒，后来又一起来三线。最后他把我和孩子送回家，临走的时候说，嫂子，有什么事你就招呼我，师哥不在了，在这儿我就算你唯一的亲人了。

他姓赵，当时还没结婚。平时他的缺点是不大爱说话，大伙儿都叫他赵闷子。

当时我完全是昏昏沉沉的状态，他说的话我好像听见了，又好像没听见。事后想想，他好像还说了什么，我却一点也不记得了。

可日子還得往下过啊。痛过、苦过、哭过，但想想，不过也不行啊。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牵牵扯扯，都是放不下的人和事。在当时的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儿子了。

我说了这么多，你们都听烦了吧？

唉，你们还年轻，年轻多好啊。年轻什么都不用多想的。导演你结婚了吧？什么？还没有。抱歉抱歉，我问得唐突了。可导演你真是该结婚了，你爸妈不着急吗？

我其实是想说，人只要一结婚，一有孩子，生活就有了牵挂，有了捆绑，但是也有了希望。希望不一定是你们理解的那种好词儿，希望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绝望，是绝望里的挣扎。就像我，明知道我儿子的病好不了，可我能不希望有奇迹出现吗？人活着，其实就是这样的，希望、绝望，这样、那样，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挨过去了。

我儿子的病开始还好，一年也就犯一两次，都是突然晕倒，然后很快就会苏醒过来。但是，慢慢地，就严重了。他七岁那年上了厂里的子弟小学，那一年，他犯了五次病。最厉害的一次，他在课堂上突然站了起来，没头没脑地说，这是我的铅笔。然后就倒下了。老师同学都吓蒙了，有的女孩子吓得哭了起来。我在车间里正忙着，老师跑来叫我。子弟小学的老师其实也都是厂里的工友，学历高一点，就调去当老师了。跑来叫我的就是赵闷子，他在学校教体育，天天都看见他领着孩子们在厂院里跑圈儿，喊着一二三四。

其实儿子犯病我已经习惯了。摔倒、昏迷，然后慢慢醒来，躺在床上休息一阵，就好了。好的时候也和正常孩子一样，能跑能跳的。可是我慢慢发现，他发病的间隔越来越短了，发病的时间却越来越长了，发病的样子也越来越可怕了。他不发病时候的样子，也渐渐变了，眼睛开始发直，说话也有点口齿不清，动作也越来越迟缓。就在课堂上犯病这次之后，我发现他的性格也开始变了。

他不爱说话了。原本他是个爱说话的孩子，他爸爸死了之后，他总依偎在我身边，东一句西一句地乱说。走得离我稍微远一点儿，就会喊着妈妈往回跑。别看他还小，但我知道他开始懂得哄我了。

可后来，他总发呆。眼睛不知道是在看什么地方，又好像什么也没看，就那么傻傻地愣着。有时候好像有点笑容，有时候却完全没有表情。那时候，我好像突然意识到，我儿子，完了。

有一天，他突然说，妈，我不上学了。我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不上学了？他说，他们骂我，他们说我是傻子。我跑到学校去找，老师说，我们也为难啊。批评过，可那么多孩子，哪管得过来。再说，有的家长也不理解，说你儿子吓坏他们孩子了。我说，那我儿子总不能不上学吧？一直在旁边听着不吭声的赵闷子突然说，嫂子，你放心，孩子交给我了。我每天接送，没人敢欺负他。

接待我的班主任老师在一旁突然笑了一声。真奇怪，我直到今天仍然清楚地记得她那声怪笑。可我当时真不知道她为什么笑，我只是有点奇怪。我的心情一直糟到极点，我忽略了许多事情，也没心思去多想什么。

坦白说，我一直不是个好工人，我学技术总是比别人要慢，而且说心里话我对车钳铣焊这些活，儿没什么兴趣。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甚至还想过写小说。你们别笑，真的，用现在的话说，我曾经是个文学女青年。那你们会说，你为什么还来当工人呢？你们年轻，你们不懂，我年轻那时候，命运不在自己手里掌握着。我能进工厂，已经是幸运的了。

儿子的病逐渐严重起来的时候，我也正在厂里走着背字儿。我在做电焊的时候出了重大的事故，我焊的活儿被退货，甚至传说军队因为这批质量不过关的产品推迟了一次演习。我几乎成了厂子的罪人。要不是厂领导念在我老伴儿活着的时候给厂里做过贡献，也看着我儿子可怜，我也许会被开除。

所以你们说，我那会儿还能想什么做什么？我什么也不会想了，什么也不会做了，我就整天呆坐在家里，望着窗外发愣。我觉得我就像沉在湖底的一只小船，漩涡过后，就没有人知道我的存在了，我就会一点一点地烂在湖底，最后被淤泥掩埋掉。

医务室的医生怕我疯掉，天天来看我。可他们最后的诊断是我没病。

四

我從赵胖子的汲古阁出来，站在街头发了一会儿愣，然后决定去看看父母。我的车很快就拐上了老太太说过的那条颠簸得像摇煤球似的破路，摇摇晃晃地进山了。太阳在我背后迅速地滑进山峦，当最后一丝阳光消失之后，我打开了远光灯。一只野兔从车前蹿过，立刻消失在草丛里。

由于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我很少回家看望老爷子和老太太。忙当然是忙，但似乎也并没有忙到挤不出时间的地步。他们和那位要上电视相亲交友的老太太一样，是沉浸在那个年代氛围里的人，甚至，他们更固执。他们至今守在那个已经破产清算的厂子里，每天在大院里跳跳广场舞，就是他们最大的娱乐了。他们几乎不看电视，更不看我的栏目。他们用沉默的行动在和我这个男媒婆划清界限。

这曾经让我愤怒不已，却在今天成为我回去的理由。

真是抱歉，只顾了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让你们心烦了。这样吧，我现在去做饭，你们就在我这里吃饭吧。我的手艺还可以，而且到西北这么多年，我擅长做抻面条。

不麻烦，我都准备好了。

不用不用，你们喝水、抽烟，休息会儿，我马上就好的。

导演你父母身体还好吧？他们是东北人，应该这里的气候能适应。我们浙江人就差多了，特别是吃食，刚来的时候简直咽不下去啊。那么酸，还放那么多的辣子。现在？现在当然不在话下了。人真的是能改变的。

你父母有你这样有出息的孩子，真是幸福。我儿子要能活着，和你差不多的年纪，不知道在干什么。也许会当个小干部，也许还在厂里当工人，也没准儿和你一样，在电视台工作。都是瞎想啊，人和人，要是总比较，会气死的。

你问赵闷子？你为什么要问他呢？

他当然挺关心我们母子的。他说到做到，每天接送我儿子上学放学。其实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子弟小学也就在工厂院里，在医务室的后边盖了几间房，就算学校了。当然不那么正规，可咱们工厂在深山沟里，不上这样的小学还能怎么办？你们厂也一样？你也是在子弟小学读的书？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我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我还有什么难为情的。是，赵闷子是有那意思，慢慢我也看出来了。

说不喜欢他，说不想男人，都是假话。可是，我想来想去，还是不能拖累他。他没结过婚，要是跟了我，就等于是上门女婿，而且进门就当爸，还是一个傻孩子的爸。我不能坑了他，不能把他扯进一个没底的陷阱。谁知道我的苦难得拖多久，谁知道我这辈子还配不配有男人。一切都是命啊。

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摸搓着这块小石头，想来想去的。可到最后总是一个结论。也可以说，没结论。

导演，你没结过婚，更没有孩子，你不知道做父母的对孩子是一种什么牵挂，要付出多少心血，要想到多少可能的结果。所以啊，抽时间多回山里，看看你父母去。

我理解他们还窝在山里。出来能怎么样？像我一样住在这小城里？举目无亲的，说话口音都和别人不一个味儿。回老家？老家还有什么让你惦记？什么都没有了。我那个从不来往的姐姐，半年前也去世了。是我那外甥，好不容易找到我的电话，通知了我。其实这小子我也从来没见过面的。你说，我要是回老家，他们凭空多出个姨妈，会和我亲吗？我知道，不可能。

现在的年轻人，很现实的。我一个穷老太太，有什么可让他们欢迎的。啊，导演，我可没说你呀，抱歉。

你是成功人士。这里谁不认识你啊。

接着说我的故事。赵闷子被我拒绝了，什么也没说。只是突然的，他不管我儿子了。在大院里碰到，也不再说话，好像从来不认识我。有一回我在没人的时候拦住他，问，难道我们不能做夫妻就不能做朋友吗？您别乐，我说过，我当年是个文艺女青年，我说话有时候是有点文艺腔。

您猜他怎么说？他说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说他是个干净人，说你一个寡妇别老缠着我。我当时惊呆了，我看见他眼睛里全是特别冷的光，好像他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赵闷子了，他在一瞬间完全变了一个人。

人啊，有时候就是这么恶，就是这么丑陋。

我转身就走。从此再也没有搭理过他。几个月后，他就结婚了，听说娶的是城里的当地姑娘，还是什么区委书记的女儿，老姑娘。你一听就明白，这个赵闷子绝对是在纠缠我的同时也在和那个姑娘扯着。我说纠缠也许不对，他也并没有对我怎么样，我至今也还感谢他那一段时间帮了我。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成了我心口的一道伤疤，阴天下雨，总会有点隐隐的痛。

后来他就调走了。

我不想认为他是为了躲着我。他没必要。我一个弱女子能把他怎么样。我想他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前程。你知道的，咱们这几家厂子，当时谁也不愿意和当地人通婚。不是说人家怎么怎么不好，人家怎么落后，而是咱们这些人，总有一种背井离乡的情绪堵在心里，说不清道不明的。和自己人通婚，亲上加亲的，总是个温暖吧。赵闷子当时找个当地人，在厂里也算是个新闻呢。

现在当然不那样了。现在像我这岁数的，都是当时迁厂时年龄最小的，我们都老了，别人还能怎么样？好多人都去世了，也算客死他乡吧。下一代，都应该算是本地人了。看导演你的年龄，你父母应该和我年纪相仿。你说，你算是东北人还是本地人？

你在电视台工作，你肯定知道，现在的市委书记就是我们厂的子弟，他爸爸原来是我们厂的一个车间主任，他妈是财务科的会计。

什么也挡不住岁月，什么也管不了时间。

说起来也挺有意思，我和赵闷子也算有渊源。城市太小，逛个街都磕头碰脸的总会遇到个熟人呢，何况私底下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和我第二个老伴儿是在公园认识的，挺谈得来。到最后说到婚姻的时候，我才知道他竟是赵闷子的老丈人。当然，那小子早和他闺女离婚了，后来跑到海南发财去了。

有意思吧？

人生就是这样，有说不清的必然，也有说不出的偶然。必然和偶然搅和在一起，苦辣酸甜都有了，就是你的一辈子。人活着，都逃不开这一切。趁着自己年轻，多干点好事儿吧。

还有，我又哕唆了，多去看看父母。咱们三线工厂的人，都不容易。为了国家，我们牺牲了多少？这不是官话套话，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实话。

就说赵闷子，，其实也不容易。我知道他是個穷孩子，兄弟一大堆，进厂之前饭都没吃饱过。当了工人每月工资一半多要寄回家。每天在食堂他都吃最便宜的菜，一双劳保鞋能穿三年。他打光棍儿是必然的，没有姑娘愿意跟他。他想和我好，他娶那个残疾老姑娘，都是因为自轻自贱，他知道自己不配娶一个好姑娘，他养不起。

我第二个老伴儿和我结婚之后告诉我，他不恨赵闷子，因为他闺女是小儿麻痹后遗症，瘸得很厉害，没有人要。能和他闺女结婚，已经很难为他了。何况，赵闷子还给他扔下个外孙子。

那孩子不小了，在北京呢。

五

我没在家里过夜，我在家只待了两个小时。

我已经不习惯家里的一切了，从时明时暗的灯泡，到厨房里的油腻味儿，还有老头儿老太太身上那一种说不清的衰老气息。我甚至不认为这还是我的家。这里只是我父母的家，是他们这一生也没离开过的巢穴。他们就像是一对老鸟儿，依偎着，互相舔舐着羽毛。

整个工厂也和他们一样，衰老得奄奄一息。

但我今天的态度很好，很和蔼。我的嘘寒问暖让我妈都感到奇怪了，她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我说没有，我只是想他们了。我爸爸在一旁哼了一声，显然不相信我的话。但我知道，他仍然很高兴我回家。为此，他很少见地没拉着我下棋，更没有和我畅谈他最近的生活感悟。

我坐在我从小就坐过的椅子上，突然有了一个决定。我要把那块价值十万元的和田玉买下来。下月就是老爷子的生日了，我想给他个惊喜。当然，我也预料得到，他会骂我。

昨天我尽顾了说我这点破事儿了，耽误你们大家时间了，对不起啊。今天咱们赶紧拍摄吧。我还从来没上过镜头呢，紧张。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你们多包涵。

您说我这身衣服好看？谢谢。多少年没穿过好衣服了，唉。不过这身红色倒是挺衬我这块玉的。好多人都说我这块玉别看小，但是挺值钱的。我说我不管那些，它是我第一个老伴儿留给我的，这个最值钱。我总觉得，好像他的魂就在这里边。有人告诉过我，说玉是通人性的。

我儿子死的时候十七岁了。

看看我这个人，说是不说那些破事儿了，可还是说。人老了，真是不项用了。你们多包涵吧。

那孩子的病后来越来越严重了，一个星期总要犯好几回，而且每次症状都非常可怕。就是不犯病的时候，他也完全像个傻子了，嘴角总挂着唾沫，眼睛是直勾勾的，走路也歪歪斜斜。他变得暴躁，一不高兴就动拳头。不怕你们笑话，他常常一拳把我打得半天爬不起来，我的眼圈常常是乌黑一片。开始我骗大家说是碰的，是摔的，可后来有一次他当着全厂人的面把我揍倒在地上，大家就都明白了。

那次是全厂大会，散会晚了，他饿了，就冲到会场找我。当时他才十五岁。

厂里放了我长假，让我专门照顾孩子。党委书记老林，是我第一个老伴儿的入党介绍人，他还专门到家里来，动员我不如把孩子送到孤儿院或是什么机构去，别再受这份罪了。可是，我哪里舍得啊，他毕竟是我的儿子。而且，他长得那么像他的爸爸，浓眉大眼，厚嘴唇，说话声音很重。特别是脸上那两个酒窝，和他爸爸一模一样。我不作声，只把儿子拉到老林面前让他看。他看了一会儿，叹口气，走了，从此不再说把孩子送走的话。

其实，挨孩子的打还不是最难受的。因为他在清醒的时候，会痛哭流涕地给我道歉。他会说：妈，我是不知道啊，我犯了病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妈。他会跪在我面前，抽自己的耳光。这时候我就赶紧抱住他，和他一起哭。这样的孩子，你还能怎么样呢？其实我最难受的，是他犯病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危险。每一次犯病对他来说都是鬼门关上走了一回。因为他那时会紧咬牙关，失去吞咽唾沫的功能，所以他时刻都有把自己呛死或者噎死的可能。而这个时候，我就得拼尽全身力气，掰开他的嘴，用我自己的嘴把他的唾沫或者黏痰吸出来。

那会儿咱们这儿哪有现在这些先进医疗设备啊，那会儿的小城是那么落后，唯一的医院能治治感冒发烧就不错了。医生建议我送省里大医院，可他这种说发作就发作的病，哪里来得及。你们看看我手上这块疤，一看就是咬的。没错，那回我手一松，他就死死地咬上了。

痛得钻心啊。

清醒了，看着我鲜血淋漓的手，孩子就哭。他说：妈，让我死了算了。

我说，不行，在你爸爸家你是长子长孙，你得替你们这个家族撑起门门庭呢。

其实，我那死老头子家早就和我断了联系了。他确实是他们家的长子，可人死了，还有什么用呢。他两个弟弟在送葬的时候来了，和我连话都没说上三句，就走了。从此我再写信也不回了。我知道，他们家在浙江其实干得不错，有家族企业，他们当然不愿意我的儿子认祖归宗，去和他们分家产。

对了，他还有个前妻，送葬时也来了。我不能不通知她，他们毕竟做过几天夫妻的。这个女人也已经改嫁，她能来一趟我很感激她。

现在想想，我们这些人，背井离乡来到这山沟里，牺牲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青春，还失去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包括亲情。人远了，情就淡了。我们厂有些人退休之后是想回原籍的，但是有的想想就算了，终归没那个勇气;有的回去了，过不了多久又回来了，有人要问为什么回来，多半是摇头苦笑，什么也不说。

用现在的话说，我们只有自己抱团取暖。

不过话又说回来，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有这么一片土，人就能扎下根来，就能活，就能活得好。那年厂里组织我们退休工人去北戴河旅游，住在湿地公园里边。原以为北戴河只有海，没想到还有湿地。当地人告诉我们，那儿原来是一片盐碱地，寸草不生，后来是人工造的林。就是现在，也只有几十厘米的土层供树木生长。我就想，我们就像那里的树，多薄的土层，我们也活下来了，也成了林了。

就是这种信念吧，撑着我，也撑着所有三线工厂的人。

可我儿子，终于还是没撑下来。十七岁那年，他死了。他就死在咱们这儿的医院里。其实，那次已经把他抢救过来了，医生说他犯病一次比一次凶险，在医院住一晚上，稳定稳定吧。可是，半夜，他用自己的裤腰帶，把自己吊死在床头的铁栏杆上了。

那天晚上他特别平静，显得什么事儿也没有，脸上还总挂着点儿微笑。所以开始我都有点犹豫，说不用住院了吧。结果是他自己说：妈，我住一晚上吧，我有点累，不想动了。我就答应了。事后想想，他当时已经下了决心了。

我离开医院的时候是晚上七点。出病房的时候，孩子叫住了我，说，妈，谢谢您。

他死了，我没哭。我已经麻木了，甚至我感觉到解脱，浑身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现在回想，我当时就像个机器人，不，像是个木偶，随着人们的安排，为他处理了后事。在火葬场领到他的骨灰，我还是没哭，我只是紧紧地把骨灰盒抱在了怀里。走出火葬场大门，抬头，竟看到了在马路对面站着一个人，是赵闷子。我心里也没有什么惊讶。我只是看了他一眼，就走了，好像他是陌生人。

直到第三天的早晨，我想我不能就这么在家躺着，我应该去，上班。而当我昏沉沉地走进厂：子的大门，听到高音喇叭里奏响的《东方红》，我才突然哭出来了。而这一哭，就止不住了，真止不住了。

六

我和总编说，我想为这个老太太做个专辑。

总编看着我，像是不认识我的样子。半晌，他说，你这个节目是挺火，但正因为火，因为收视率高，我们才要慎重。这个老太太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有什么值得拿出一期节目时间说她一个人？我不说吸引眼球之类的屁话，我只从正能量宣传的角度说，她是劳模吗？她立过什么功吗？她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故事或者是经历呢？哪怕她拾金不昧捡到过钱包呢，有吗？

我说您不能这么说，她只是个普通的老太太，但她的一辈子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她……总编拦住我的话，冷笑说，没想到，你还这么煽情哪。我以为你成天伺候老人，早烦得想跳槽了。

我想骂娘，可我没敢。

我一个人过了多少年？想想，想不清楚了。

反正我到五十五岁才嫁给了我第二个老伴儿。那时他六十八岁。我只记得那些年，咱们这小城越来越热闹了，生活也是越来越好了，但我的心情却总是寂寞得像一间空房子，四白落地，没有任何色彩。

厂里很照顾我，把我调到库房工作。还给我评了一回先进工作者。我知道，我过去虽然不是好工人，可这回我是合格的，问心无愧的，因为我把库房里的所有零部件都收拾得整整齐齐，擦得干干净净，出入库房的账目也清清楚楚，哪怕是一颗螺丝钉，也找得到去处和用途。可我心里也明白，我不是因为我对工作有多么负责任，我是因为寂寞，因为回家没有人和我说话。我不愿回到这个冷冷清清的房子。

是啊，有人才是家，没人就是房子。

不得已回来，我就把老伴儿和儿子的遗像都摆在桌子上，吃饭的时候就和他们说话。我问他们我做的饭香不香？问他们想吃什么？我告诉他们我是先进工作者了，我说我每天干到半夜有多辛苦有多累。我多希望他们能搭一句腔啊，哪怕是点点头也好。可他们只是沉默。我赌气把他们都倒扣在桌子上，他们也不吭声。

后来，我就懒得做饭了。反正街上卖小吃的越来越多，我就买着吃，凉皮儿、锅盔、酸辣粉。再后来，索性不吃，一天一天地不吃饭，也不饿。

当然也有人关心我。甚至有人给我介绍过老林。老林退休之后没两年，老伴儿也去世了。儿女都去大城市安家了，他就一个人在厂子里生活。老林是个倔人，有他坚持的原则，所以他最终就在厂党委书记的位置上待到了退休。我们厂你知道，后来脱离了军工系统，但仍然是省里的骨干企业，我们厂的领导最后大多会调到省里去，在省工业局什么的地方谋个职务。老林之前的那个书记，最后干到了省委常委呢。老林是唯一一个在厂：里原地退休的领导。大家都传说他是因为不愿意给上面送礼，不愿意去拍马屁。老林倒是过得自得其乐的样子，养了一条狗和三只猫。厂里开始跳广场舞也是他提倡的，说是他在上海的闺女给他发来的视频，他先一点一点地学会了，再教给我们这些人。

我后来有一段时间索性不回家，在厂里的宿舍挤了个床位，所以也就和他们退了休的人每天一起跳舞。有一天老林笑哈哈地问我，听说他们找你了，想让你和我凑成两口子？我说，别听他们瞎说，我不想再结婚了。老林说，跟我这老头子是委屈你了，但是不必不再结婚，有合适的，还是走一步吧。我说，我怕了，万一再不好，我就彻底崩溃了。

唉，后来想想，我不应该这么说，好像是给自己下了咒似的。

老林的狗把人咬了，咬的是厂里一个工人的小孙子。偏偏那个工人当年偷偷倒卖零件，被老林处理过，这回可抓着茬儿了，两口子站在院里破口大骂。这两口子都是滚刀肉，厂里没人敢惹的。有人路过劝了几句，他们就冲人家瞪眼，说又不是你孙子被咬，你废什么话。直到太阳落山，大家不见老林露面儿，才感觉不大对，砸开他家门一看，他身子都僵了，怀里紧紧抱着他的狗。

我问他为什么不回老家去？老伴儿去世后，没牵挂了，你也可以走啊。他苦笑着说，带闺女走？你说我能让老家的人嘲笑我那个瘸丫头吗？把她扔这儿？我也不放心啊。我听了，说不出话。

自从我们结婚以后，我就不去跳舞了。每天，我扶着他在公园里散步，围着那个湖，一圈一圈地慢慢地走。他说，这也叫湖？也就是个水洼子罢了。什么时候我陪你回我老家去看太湖，那才叫湖呢。

说完这话，他总要感慨一句，好男儿志在四方啊。

据他说，这句话是他们部队首长用来教育新兵们的。

走着走着，他突然站住了。我问怎么了？他就摆手不说话，脸上是痛苦的表情。第一次这样，把我吓坏了。后来知道了这是他腰上的毛病，我就扶着他，等他慢慢地缓。缓过来了，他艰难地抬腿，对我说：麻烦你了。我就说，两口子，说什么麻烦不麻烦。

真的，两口子，说什么麻烦不麻烦。这话，也许你们年轻人不理解了，我常听说有的年轻人不愿意结婚，说麻烦，我真的想不通，结婚有什么麻烦的？就是有麻烦，两个人在一起也是有依靠啊。难道你一个人过日子就没有麻烦？

你们别笑，真的。

当然，说到我的婚姻，也许是真的麻烦多了一些。这是我的命，我认。可你们不一样，你们年轻，又赶上好时候了，你们一定会幸福的。

我们的前十年也算是幸福的，尽管他的身体越来越不方便。在我六十五岁那年，他彻底躺倒了。那时候，我每天都要早起，给他烧一盆热水，然后扶他起身，让他先烫烫脚，让他的血脉疏通一下，他才能慢慢地活动起来，才能下地，才能拄着拐杖走几步。终于有一天，我把热水端到他床前，扶他起来，他却不动，苦笑着对我说：我今天，就不起来了。我说你说什么？干吗不起来？快点儿起来我们去公园，今天天气好。他说，不，我不起来了。我还是不明白，说，每天你都耍赖，这可不行啊。他把目光转向墙壁，说，我的腿，彻底没有知觉了。

从那天起，他就瘫痪在床了。再后来，他失去记忆，他变成了一个傻子。

他在变成傻子之前每天都对我说：对不起，我把你害了。我不应该和你结婚。

后来他说不出话了，他就看着我，流着口水，也流着眼泪。

我从此开始了伺候病人的生活。不对，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从我们结婚开始，我就在伺候他了，因为他的病情是在漫长的时间里不断地恶化下去的。我常想，他太像當年我儿子的状态了，犯病一次比一次厉害，在走路时的突然停顿一次比一次时间长，而且痛苦程度不断加强。看着他额头的汗珠一滴一滴地往下落，我早就担心哪一天他就躺倒起不来了。而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

我知道他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每一次的犯病之后，他看向我的目光都是歉意的，都是愧疚的。他不说话，但他不说话后面的话却是说得更痛苦。他在说，他拖累了我，他对不起我。我知道，他真的是个好人。

八

台领导在审查完这期节目之后，还是批评了我。我有心理准备，因为我虽然没做成专辑，但也还是让这位老太太的故事占了三分之二的节目时间。其他的两个老太太和一个老头儿，可怜地成了她的陪衬。总编说，你小子跟我耍心眼儿，是不？我嬉皮笑脸地说，难以取舍，就这样吧。

总编哼了一声，走了。我知道他不会深究，因为他也是三线工厂的子弟，他的上海父母在退休之后毅然决然地回了，上海，他也曾悄悄地私下运作过，想调到上海东方卫视去，但没有成功。上海人故土观念是最重的，他们在心理上始终离不开他们的黄浦江。

离节目播出还有三十分钟，我离开电视台，开车往山沟驶去。那只锦盒就在副驾驶座位上放着。我们的小城市此刻灯火辉煌，车水马龙，呈现着繁荣景象。我在打开收音机的同时想，若当年没有支援三线的故事，这里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这第二个老伴儿，在床上躺了整整五年。

后来的两年多，他就是个傻子。床上尿，床上拉，你给他收拾慢了，他也不急，就在屎尿窝里哼哼叽叽地唱，甚至抓一把大便往脸上抹。

我常想，我就是这伺候人的命吧。

人啊，想想也真是的。一辈子到头来，剩下什么呢？我两个老伴儿，都是要强的人。头一个，为了台机器就那么拼命;第二个，从一个战士干到了区委书记。咱们这儿尽管是个小地方，可区委书记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干的啊。

那年有一天，忽然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一看，竟然是赵闷子。这小子从海南回来看他儿子，听说前岳父病重，还算有点良心，就跑来探望。门开了看见是我，他脸都白了。他知道他的前岳父再婚，但不知道嫁给老头儿的是我。

老头子已经不认识他了。他也坐不住，放下礼物就要走。我说，你把东西拿走，我们不需要。他不敢抬头，说，你留着吧。我不说话，他愣了愣，就拿东西走了。

临出门，他没回头，说了一句，你这辈子，太苦了。

我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我冲着他的后背大喊：你管不着！

他赶紧跑了。

我回过头来，看见老头子在床上看着我，眼睛里竟然有泪水。那一会儿，我知道他其实什么都明白。

我就坐在他旁边，一边给他按摩，一边告诉了他关于赵闷子的故事。其实我以前也很少说我过去的事儿，因为老头子不爱说，我也就不想多说了。可是那天，我原原本本地把我和我第一个老伴儿的事都讲了，把赵闷子的事儿也讲了，当然也讲了我的儿子，还讲了老林。

他就那么听着。我相信他是听得懂的。也许，他是怕我伤心，而装着听得懂。可他真的一动不动地听，听到睡着了，听到屋子里慢慢黑下来。

我记得那是那年的春节前，日头很短。

老头子睡着了，我就一个人坐在黑影里，半天也不动一动。我也想我这一辈子，真的像赵闷子说的那么苦吗？真的，我真是够苦的，第一个老伴儿就那么走了，连句疼人的话都没留下。儿子也那么走了，走之前把我折腾得筋疲力尽。好不容易再嫁个老头子，才几年，又病成了这样。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欠了他们的吗？是来还账的吗？可是，我又想，我毕竟得到过快乐啊。第一个老伴儿疼我，第二个老伴儿也疼我，儿子活着的时候，当然是在他清醒的时候，也总是那么贴心地滚在我怀里，和我说这说那，安慰我。人呀，一辈子其实是公平的，老天爷给你多少苦，就会给你多少甜。你得知足。

可为什么，苦难吃，而甜易忘啊？

我这第二个老伴儿，咽气前特别清醒，好像就是人常说的回光返照吧。他看着我，说，我真不应该和你结婚，拖累了你。你要是嫁给别人，也许真的就享福了。现在，我让你受罪，我死了，还留个残疾闺女给你，让你继续受罪。

我说，你是心疼我，还是心疼你闺女？他不说话，半天，眼泪下来了，都心疼。我这一辈子，对不起你们俩。

我说，你走了，我把你送回你老家吧。老说看看太湖，到最后也没去成。最后让我陪你去一趟吧。

他想想，说，不回去了。这就是我最后的地方。人说青山处处埋忠骨，我就埋在这儿吧。

说完这句话的当天晚上，他就在这张床上咽了气。他最后很平静，脸上甚至还有点笑模样。说实话，我也没哭，好像没劲儿再哭了。我就坐着，拉着他的一只手，感觉到他一点一点地冷下去。

这就是我的故事。你们听烦了吧？

謝谢你们听我唠叨，已经很久没有人和我这么长时间聊天了。我这两天很高兴。真的，很高兴。我和你们说实话，找不找第三个老伴儿都不重要，我都七十多岁了，婚姻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了。我让你们来拍片子，就是想有人听我说说话，说说过去的那些事儿。我现在每天就在这屋子里转来转去，那点家务事忙完了就坐着发呆。我感觉到了寂寞。真的很寂寞。

你让我说说婚姻条件？还说吗？我说了那不重要。还是要说？那，就说我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了，但身体很好，上个月体检发现我没有任何毛病，血压血糖都正常。所以，我还能干活儿，还能伺候人。如果哪个老头子需要人伺候，我还能干。

真的，我还能干。不说瞎话。我只希望我的生活里不要只是我一个人。

九

出乎我的意料，老爷子并没骂我。他把那块和田玉戴在胸前，摩挲着，满意地往厨房走去了，边走边故作镇静地说：我让你妈给你留了点儿泡菜，走的时候想着拿。

我刚要答应，手机响了，是赵胖子。他兴高采烈地说：你节目里那老太太，介绍给我爷爷怎么样？

我知道，赵胖子的爷爷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光我在电视台帮他发寻人启事就发过好几回了。我问他：你家不是雇了保姆吗？赵胖子说：雇保姆不得花钱啊，再说哪个保姆愿意伺候个下不了床的傻老头儿啊？

怒火慢慢从我心底升了起来，我问，那么就是说，你想给你爷爷找个不用花钱还跑不了的保姆？

那老太太不是自己说的吗？她愿意伺候老头子。

我在放下电话之前骂了他一句：滚。

分类：中篇小说 作者：张策 期刊：《小说月报原创版》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