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福贵大哥

大哥走了。

大哥离世的消息，是侄子大伟告诉我的，他事先给我打过电话，我没及时接听，后来便看到大伟的短信：叔，我爸不在了。

大哥就这么走了，后来我知道大哥走的病因是心衰。大哥是我同父异母的大哥。我上小学二年级才第一次见到大哥。

记得那是个冬天，我放学回家，推开门就看见了大哥。当时大哥身穿羊皮袄，敞着怀，坐在茶几前的马扎上，大哥面前的茶几上还放了一只搪瓷缸子，这个搪瓷缸我很熟悉，家里来客人时，父亲或母亲总会在厨房里把它翻出来，有时里面放茶，有时不放茶，倒上热水，热气腾腾地端上来。此时那只搪瓷缸子已经没了热乎气。我进门后看见大哥怔了一下，那会儿我还不知道他是我大哥，只认为是家里来的客人。大哥见到我时，眼睛亮了一下，想起身又没起，想说什么，嘴张开了，并没有发出声音。我还看见，父亲坐在沙发上，军装的风纪扣解开了两颗，父亲满脸难色，眉头皱在一起。我没出声，默默地向自己房间走去，身后就听父亲说，他是你弟弟。又听到大哥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噢。

那是大哥第一次到家里来。不知为什么，在大哥来家的那几日，家里整个气氛都变了。母亲不见了笑容，父亲的眉头也一直皱着。大哥那件羊皮袄的膻味不断地在每个角落里扩散着。大哥试图和我们拉近关系，和这个说话，和那个确认眼神。因为父母的神态，我们不好拿捏和这个陌生大哥的关系，都在努力地避开和大哥说话，更不用说确认眼神了。

那会儿，我们的亲大哥刚参军离开家不久，家里只有二哥和二姐，大姐已经下乡了。每次吃饭时，母亲就召唤我们去厨房，客厅的餐桌上只留下父亲和新来的大哥。父亲从柜子里拿出一瓶酒，给自己倒上，也给大哥倒上。吃饭时，大哥把那件羊皮袄脱下了，放到了沙发上。

大哥端起酒，就热热地叫，爹，这杯我敬你。

父亲不说话，端起杯子喝酒。眉头仍不见舒展。

我们在厨房里，断断续续地听大哥说，爹，啥时回老家去看看，您大孙子都五岁了。大哥还说，我娘前阵子老念叨您……

我们侧耳细听，母亲三两口把碗里的饭吃完了，催促着我们说，快吃，吃完回屋。在母亲的催促下，我们也几口扒拉完碗里的饭，踮起脚尖绕过大哥和父亲的餐桌回到了各自的房间。但我们对新来的大哥好奇，门并没关严，虽身在房间，耳朵却仍留在了客厅里。

大哥又说，爹，我本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没承想我还真找到了。

然后是喝酒吃菜的声音。筷子放下了，又听大哥说，爹呀，今年咱老家的雪下得可大了，明年庄稼一定又会是个好收成。

终于听见父亲说话了。父亲说，生产队分的粮食够吃吗？

大哥忙答，够大半年的了，剩下那小半年就凑合着对付，反正也饿不死人。

又听到父亲悠长的叹气声。

大哥安慰道，爹，您別操心我们，这么多年都过来了，老天饿不死瞎家雀，山里有野菜、野果子，胡乱对付，饿不死人。

父亲和大哥吃完饭，天已经黑透了，冬天日短夜长。吃完饭的父亲从墙上摘下军大衣穿上，又冲大哥说，福贵，咱们去外面走走。我们在父亲嘴里第一次听到了大哥的名字——福贵。

父亲和大哥出去了，屋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母亲从自己房间出来，收拾餐桌，我们也纷纷走出来。母亲的脸就像被霜打了一样，不见一丝暖色。她收拾碗筷的声音比平时大了许多。母亲收拾完，回房间时，我们听见了母亲重重的叹气声。

许久之后，父亲和大哥回来了，带进一屋子寒气。我发现父亲和大哥似乎哭过，父亲的脸上还挂着泪痕，大哥的眼睛红着。

那一次，大哥在家住了几天。元旦前，大哥还是走了。大哥走那天，我们仍然照例出门上学，大哥站在门口依次和我们告别，他告别的方式是拍我们的肩膀，在我们眼里，大哥已经很老了，胡子拉碴，还满脸褶皱，他的个头儿和父亲差不多高了。我们不冷不热地说着再见，父亲在一旁说，你们大哥今天就走了，和你们大哥告个别。二哥二姐没叫大哥，只说了句再见，便头也不回地跑到楼下去了，我是最后一个出门的，父亲的话我听得真切，大哥拍了我的肩膀后，就把笑挂在脸上，还蹲下身，看着我的眼睛热热地叫了句，老兄弟，有空去大哥家玩呀。

面对大哥的热情，我想喊一声大哥，可看到大哥那饱经风霜的脸还是没有叫出。我穿上鞋之后，还是学着二姐和二哥的样子，说了声再见，便头也不回地往楼下跑去。

我们放学回来时，大哥已经不在家了。母亲把房间打扫过了，家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若不是父母吵了一架，似乎大哥从来就没来过。

母亲和父亲吵了一架，母亲一气之下还搬到门诊部的宿舍里去住了。母亲是军区门诊部的医生，门诊部有值班医生的宿舍。在我们印象里，父亲和母亲也吵过架，急赤白脸地吵上几句，每次都是父亲服软，他服软的方式就是躲到办公室里去。下班时，父亲在外面买了菜，还假模假式地去厨房比画一会儿。每每这时，母亲都会把父亲从厨房里赶出来，自己热闹地做饭炒菜，当饭菜上桌，父母之间的乌云已经散了。

这次却不一样，母亲率先搬出了家门。那几日，父亲像热锅上的蚂蚁，不仅乱窜，脸色也是灰的。父亲不会做饭，便从食堂打饭回来让我们吃。

过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母亲才从门诊部回到家里，母亲虽然回来了，但笼罩在父母头上的乌云并没有散去。

事后，我们才知道，母亲那次是真的动了气，父亲动用了许多关系才把母亲劝了回来。从那以后好长时间，母亲一直对父亲板着脸，还把父亲的被褥从卧室搬出来，放到客厅里。为此，父亲和大哥一样，在客厅的沙发上住了好几天。

虽然后来母亲不再和父亲剑拔弩张了，但能明显地感觉到，他们的关系出现了裂缝。许多年过去了，母亲一直骂父亲是骗子。每次母亲这么咒骂父亲，父亲从不反驳，把一颗头低下去，满脸的愧色。每次看到父亲这样，我都替父亲感到难过。

关于父亲的婚前史和大哥的身世，是几年后我才搞明白的。

二

父亲参军前是结过婚的。婚后一年零两个月，我大哥福贵出生了。我大哥出生不久，赶上了鬼子的一次大扫荡，村里人都跑到山里去躲藏，就是那一次，福貴妈带着福贵和父亲跑散了。日本人烧毁了村庄，所有人都无家可归了，便四处流浪。父亲一连寻找他们几天，也没找到个影子，后来他向村里一位长辈打听，那个长辈最初进山时，看见过福贵和福贵妈。父亲之所以没有和他们一起逃，是因为父亲养了一头猪，人跑了，猪不能扔下不管。父亲去赶猪，猪惊了，向另一座山冈奔去，父亲去追猪，就这样父亲和福贵娘走散了。后来，父亲不知在哪找了条绳子，把猪和自己拴在了一起，他一边寻找着福贵娘，一边牵着那头半大的猪。

再后来，父亲又听说，福贵娘被日本兵杀了，刺刀挑断了福贵娘的肠子。在出山后的流浪中，村人们又一次和日本兵相遇了，许多村民都被杀了。父亲相信，福贵娘不在了，福贵也不在了。敌人这次扫荡为什么如此凶残，是因为几个月前，这里来了一支八路军队伍，和一小队鬼子打了一仗。那是鬼子的运输队伍，当时八路军劫获了许多物资，八路军人手不够，村里出了许多青壮劳力帮着把这批物资转移到了几十里外的松树镇。那里是八路军的大本营。日本人为了报复，在这次扫荡中才变得如此凶残。

村人言之凿凿地告诉父亲，福贵妈和福贵都不在了，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之下。当时父亲的心境可想而知，他有的不仅是仇恨，更多的是无家可归之后的凄凉。就是那一次，无家可归的父亲连夜跑到了松树镇，他参加了八路军。有几位村民见证了父亲奔往松树镇的身影。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福贵出现在他眼前时，他从没想过，福贵妈还活着，福贵已经长大成人了。

父亲和母亲结婚时，是在东北解放之后，父亲的部队叫第四野战军，日本投降后，他们接到了收复东北的命令，队伍便从中原开拔到了东北。东北解放后，此时的父亲已经是名团长了，锦州战役时，父亲负伤住过一次医院，认识了刚入伍不久的母亲。母亲当时在野战医院当医生，梳齐耳短发，一双眼睛又黑又亮，是母亲救治了父亲。父亲那次负伤，不仅记住了母亲的名字，还爱上了母亲。

部队进城后，大龄军官掀起了一股成家的热潮，父亲骑着马，带着警卫员在城里找了三天，终于找到了驻扎在郊区野战医院里的母亲。

父亲下马向母亲求婚，母亲自然不同意，她被吓着了，连滚带爬地跑到了院长那里，还躲到了院长身后。院长是个老八路，资历比父亲还老，他当场把父亲轰走了。

父亲这场“战役”没打胜，他带着警卫员灰头土脸地回到了部队，看什么都不顺眼，摔锅砸盆的。看着其他战友吹吹打打地迎亲结婚，他火烧火燎地找到了纵队领导，他冲纵队领导一遍遍地说，我都三十六岁了，这些年打仗为什么？还不是为了过上幸福生活。

母亲和父亲能走到一起，纵队领导功不可没，他们为了平复父亲的心情，不仅找到了野战医院院长，还找到了母亲。他们轮流给母亲做工作，当部队又一次向关内开拔前，母亲架不住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工作，终于答应了。在队伍开拔前一天，父母终于举行了婚礼。

这些年过去了，母亲虽然嫁给了父亲，她一直心不甘情不愿，不管父亲最后当了多大的官，她一直觉得父亲配不上她。母亲年轻漂亮又是知识分子，父亲又老又丑还粗糙得很。这是母亲评价父亲的原话。每次母亲和父亲争吵时，母亲都要把这话重复说上一遍，不论父亲多么气势汹汹，只要听到母亲对他的评价，他便会立马偃旗息鼓，找个地方蹲下，默默地吸烟，一张风霜雪雨的老脸便一点儿脾气也没有了。在我们的印象里也是如此，父亲无论如何配不上母亲。母亲在我们眼里永远干净整洁，她身上永远散发着雪花膏的香气。父亲不仅不修边幅，身上还一股烟味，久了便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更多的时候，我们都团结在母亲周围，只要父亲一回家，我们便做鸟兽状散，各回各屋了。父亲似乎从没发现我们在有意疏远他。在他的眼里，我们似乎也没存在过。

福贵找上门来后，母亲和父亲大吵了一架。后来母亲总结道，这是你们的父亲嘚瑟的结果。要是父亲不嘚瑟，就不会有后来的福贵。

在我们的大哥福贵找到家里的前一年，父亲回了一次老家，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父亲仍然忘不了他的老家。以前，他也多次和我们说过，他背井离乡投奔八路军的过程，在他的叙述中，我们知道父亲的老家早已是残垣断壁了。可后来，他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非得要回一次老家。那会儿大哥参军，大姐已经下乡了，他要带二哥二姐和我一同前往，遭到了母亲的反对，我和二哥并不想去，我们还惦记着在防空洞里玩打游击的游戏。只有二姐响应了父亲的号召。父亲平时最疼爱二姐，出差回来，总想着给二姐买礼物，明天一双鞋，后天一顶帽子什么的，就是带回来的饼干、糖果也总是可着二姐先挑，剩下的才是我们的。平时我对父亲这种偏心眼儿感到不服气，这次父亲带二姐去，我们却没意见。

几天之后，父亲和二姐回来了。二姐倒是没什么变化，还拿出一些糖果分给我和二哥，一边分一边说，你们尝尝，这是老家朋友送的礼物。关于“老家”这个词，在这之前我们没有任何概念，我们生在东北的这座城市，长在这里，觉得这里就是自己的家，关于老家，那是父亲的，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此时“老家”这个词从二姐嘴里说出来，我和二哥都奇怪地看着二姐。二姐后来还告诉我们，父亲这次回去，买了许多馒头，足足拉了一卡车，都分给老家的人了。还说，她和父亲走时，老家的乡亲送了足有三里地，一边送一边哭。此时，“老家”这个词在二姐嘴里已说得相当自然了，还透着某种亲切。正当二姐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向我们叙述着关于老家的种种见闻时，我们发现父亲似乎从老家回来就变了一个人。父亲总是闷闷不乐，有时一个人还经常坐在沙发上发呆，嘴里不时地发出长吁短叹的声音。那会儿我们还不知道，父亲已从老乡嘴里打听到福贵和福贵妈还活着的消息。那次逃难，福贵妈和福贵并没有死，而是逃到了距离老家村子几十里外的一个村子里。父亲当时没有找到也在情理之中。几年之后，福贵妈才在见证父亲前往松树镇参军的乡邻们嘴里得知父亲的消息。起初，福贵妈是在等着父亲回来的，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父亲却杳无音信。为了不那么艰难地活下去，福贵妈带着福贵改嫁了。后来福贵大哥告诉我，母亲带他改嫁那年，他七岁，母亲告诉他，父亲已经不在了。

自从福贵大哥第一次来家之后，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就变了。母亲的脸上似乎永远挂着一层霜，化也化不开的样子，以前她和父亲的话就少，现在更少了。父亲似乎也多了心事，没事就背着手在客厅的窗前向外望。不知他看见了什么，更不知父亲心里是怎么想的，总之从那以后，父亲的目光里多了种内容，这种内容让我们无法言说。有时在吃饭时，这是我们一家人最齐的时候，父亲的目光会依次地从我们脸上滑过，然后落到某一处，目光变得空荡迷离起来。

我们以为福贵大哥出现之后，会隔三岔五地来家里，结果没有，一直没来。但福贵大哥经常给父亲写信，每次来信都被邮递员投到楼下的邮筒里，父亲每天下班，都会到楼下的邮筒里看一看，寻找大哥的来信。每次大哥有信来，父亲都会坐在沙发上读信，信的内容并不多，有时一页纸，有时两页纸，但父亲读大哥的信总是很慢，有时会一连看上好几遍。看完了，父亲并不把信留起来，而是划燃一根火柴，把信点燃，把灰烬放到烟灰缸里，就像搞地下工作一样。

父亲读大哥来信时，母亲脸上的冰霜又加重一层，在厨房里做饭的声音便显得惊天动地。母亲和父亲这种关系，弄得我们几个孩子也不好受，整天生活在父母冷战的阴影下。有时父亲加班，母亲把饭菜都端上桌了，父亲还没回来，母亲就让我给父亲打电话，母亲的口气是这样的：三儿，你给那个骗子打电话，问他还回不回来。从大哥来家里后，母亲背地里一直称呼父亲为“骗子”。有一次我差点叫漏了嘴，电话通了，父亲接电话，我急三火四地叫了一声，骗子……话一出口，忙又改过来，爸，我妈问你回不回来吃饭。如果把这话连起来就是这样：骗子爸……父亲似乎并没计较那么多，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加班看份文件，让我们先吃。

在母亲情绪的影响下，我们一直认为父亲是个骗子，骗母亲嫁给他，还生了这么多孩子。有时我晚上睡不着，就突发奇想，要是母亲当年不嫁给父亲，那她又会给我们找一个什么样的爸爸呢？当然没有答案。

第二次见到福贵大哥时，是在二哥参军的前夕，二哥参军的消息想必是父亲写信告诉大哥的。

福贵大哥在二哥参军的前一天来到了家里，这次他给家里带了半袋小米、半袋红枣，提包里还有十几双鞋垫，鞋垫都是精工细作出来的。大哥双手捧着鞋垫，脸上堆着笑送到二哥面前说，弟弟，得知你要参军了，你大嫂花了半个月时间做出来的，你带上，东北边防天冷。二哥去的是边防部队。二哥此时已经穿上了新军装，他的样子已经是个准军人了。新军装架在他身上，举手投足之间还有些夹生。当大哥把十几副鞋垫送到他面前时，二哥的表情是无动于衷的，他在鼻子里嗤了一下道，带这些玩意儿干啥，部队啥都有。大哥举着鞋垫就尴尬地站在那里。

最后还是父亲呵斥了二哥一句，带上。父亲说这话时目光并没望向他们，而是望着眼前什么地方。

二哥怔了一下，不情不愿地把大哥递给他的鞋垫收下了。

那次大哥并没有住在家里，而是被父亲带到了部队招待所。我们知道，父亲一定是忌惮母亲脸上的那层冰霜。

第二天一早，军区大院门前停了两辆卡车，卡车已披红挂绿。这两辆卡车要拉着二哥他们这批新兵去火车站，然后他们坐上军列直奔北部边陲。母亲带着二姐和我给二哥送行。记得大哥参军时，我们也这么送过。我们簇拥着二哥来到那两辆卡车前时，看到了人群中的福贵大哥，他似乎在这里引颈张望多时了，终于看见了我们，看见了在我们簇拥下的二哥。他似乎要奔过来，但又停止了动作，脸上堆着笑，褶皱又深又密，在我们眼里，福贵大哥已经很老了。二哥和所有新兵一样，喜气洋洋地登上了卡车，站在卡车上的二哥冲我们挥着手臂。车下的福贵大哥也伸出手挥动着。二哥的目光一直冲向我们，似乎压根儿就没看见福贵大哥。

卡车启动了，车下送行的人都在用各种方式告别。我和二姐跳着脚为二哥送行。突然在人群里听到大哥的声音，弟呀，你在部队上好好的，缺啥少啥给大哥来个信。我看见福贵大哥眼里已闪烁出了泪花。看见福贵大哥这样，不知为什么，我的眼圈也红了。大哥张着手还冲出人群，朝着那两辆远去的卡车跑了几步，一边跑一边冲卡车上的二哥挥动着手臂，嘴里仍一遍遍地喊，弟呀，你好好的……

在送行的队伍里，不知为什么，我没看见父亲。一直到很晚，父亲才回来。当时我们已经吃过了。

第二天，我和二姐出门去上学，在大院的路上，我们看见了站在路口上的大哥，大哥见了我们又一次把脸上的褶皱堆起来，变戏法似的从兜里掏出两块水果糖，给我们一人一块，又摸摸我和二姐的脑袋说，妹呀，弟呀，你们好好上学，大哥今天就走了。

我和二姐走出好远，看见福贵大哥仍在向我们招手。我又想起大哥送二哥时的情景，鼻子有些发酸。此时，二姐已经剥开糖纸，把水果糖放到了嘴里，她喜滋滋地说，老家的糖真甜。回过一次老家的二姐和我们已经不一样了，她说起老家时，总是带着感情色彩。

福贵大哥那次给我们带来的小米和红枣，不知为什么母亲一次也没做给我们吃。直到第二年在柜子里，小米生了虫子，红枣已变成了木炭，母亲才让我把这些东西扔到楼下的垃圾桶里。在这期间，父亲没提那小米和红枣。

两年后，二哥回来探亲，二哥似乎比以前长高了，脚上穿着军用棉鞋。我盯着他的脚就想起了福貴大哥送给他的鞋垫，悄悄问二哥，福贵送你的鞋垫暖和吗？二哥怔了一下，似乎想起了什么似的道，当天我就扔垃圾桶里了。两年后的二哥，说起这话时，仍轻飘飘的。

三

福贵大哥和我家的关系如果就此打住，就不会有后来的父母离婚事件。

父亲的工资每月都交到家里。父母卧室里有一个衣柜，衣柜下有一个抽屉，上着锁，钥匙父母各有一把。每到月初发工资时，父母发下来的工资都会如数地放到大衣柜的抽屉里，刨除生活用度之后，总会剩下一些，每隔几个月，母亲便会把剩余的钱存到银行里。也就是说，家里的财政大权都由母亲所掌握。

父亲第一个月没往抽屉里放工资，母亲似乎并没有发现，直到第二个月，父亲的工资仍没能放到抽屉里，母亲就发现了。

那天，父亲正在客厅里看报纸。母亲检查完小金库发现钱不对时，径直来到了父亲面前。父亲放下报纸，一脸悲情地望着母亲。母亲的目光犀利地穿透父亲的悲情，两个月工资哪去了？父亲放下报纸，又摘下花镜，头疼似的用手指去按太阳穴。母亲又严厉地问，哪去了？你说话。父亲无奈地放下手，借人了。母亲说，借谁了？父亲这时顿了一下，支吾道，借，借给后勤的李部长了，他儿子下月结婚。

母亲犀利地又看了眼父亲，走到电话机旁，拿起电话，她要给李部长家打电话，核实父亲所说的话。父亲就像跃出战壕的战士，一把把电话键按住，可怜巴巴地望着母亲。母亲的脸因为生气先是白了，接着又红了，然后又变白了。她说，骗子，有没有一句实话？

父亲的头就垂下来，无可奈何的样子。半晌之后，父亲交代了，他把半年的工资提前预支给福贵大哥了，原因是福贵的妈病重住进了医院。

福贵大哥的妈就是父亲的前妻呀，父亲这次捅了马蜂窝。母亲不干了，她用手指着父亲的鼻子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此时，我和二姐把脑袋夹在门缝中注视着这一切。从那一刻起，我觉得天都快塌了。整个家里墨黑墨黑的。果然，母亲回到卧室里去收拾自己的东西，很快，母亲拖着一只旅行箱走了出来。走到客厅父亲跟前时，一字一顿地道，日子以后你自己过吧。

母亲走了，用力带上门。随着门响，父亲的身子一抖，然后像面团似的仰靠在沙发上。

从那天开始，父亲和母亲过上了分居的生活。

每天早晨，父亲都要到食堂里把早餐打回来，晚上父亲带二姐和我去食堂吃饭。一连过了许多天，没了母亲的家变得冰冷寂寞。有一天我放学，看到了站在院里路口的母亲，母亲冲我招了招手，我奔过去，几日不见母亲，母亲似乎瘦了。她一直把我拉到她在门诊部的宿舍。宿舍里很简单，一床一桌一椅，我还看见了床底下母亲带来的旅行箱。母亲让我坐到那把椅子上，然后蹲在我面前，看着我的脸说，老三，我要和你爸离婚。我不知说什么好，死死抓住母亲的手，仿佛这样她就不会和我爸离婚一样。那会儿我还没有意识到，父亲把半年的工资寄回老家给前妻看病意味着什么，尤其对母亲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央求道，妈，能不离吗？母亲眼圈红了一下，很快又恢复常态道，不能，你爸把我伤透了。这不是钱的事。年幼的我，除了钱的事，我再也想不出还有其他事了。

母亲拉过我的手，揉搓了一下道，我想好了，我和你爸离婚后，你跟我过，让你二姐跟你爸。说到这儿母亲叹口气，又补充道，你二姐大了，她能照顾自己了。

母亲和父亲闹离婚这段时间，都是二姐收拾房间，叠被子、扫地、擦桌子。离开母亲的日子，家里虽然冷清，但却是整洁的。这都是二姐的功劳。

我眼泪汪汪地望着母亲，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挽回父母的婚姻。

母亲先是向组织写了一份离婚报告，引来了众多朋友和领导的关心，他们轮番找母亲做工作，母亲似乎并不为之所动，她仍然坚持离婚。

有一次父亲下部队检查工作去了，每到年底，父亲都要下部队。父亲走后不久，我在楼下的邮箱里发现了福贵大哥寄给父亲的一封信。我心怀忐忑，像捧了一团火似的把那封信拿到楼上。就是这个福贵的出现搅乱了我们家原有的生活。此时，我像扔一个刺猬一样把那封信扔到了二姐的面前。二姐看了眼寄信地址，又看了我一眼小声说，这是老家来的信。我说，是福贵来的。然后我们两人面面相觑，最后还是二姐镇定，她小心地把信封口撕开，拿出了里面的信纸。信纸就一张，却像写了大半天的样子。二姐一目十行地把信看完，又推到我面前，我看见二姐的脸色变得红润起来。二姐的眼神示意我把信看了，我接过来，看到了信的内容，爹，我娘死了。你寄来的钱也没治好我娘的病。爹呀，我娘死前就想再看你一眼，可惜你不在娘的眼前。娘死前说，她原谅你抛弃了我们娘儿俩……

我看完信，不知所措地望着二姐。二姐这时的脸更红了，她急切地说，你把这封信送给妈去看看。我满脸问号地望着二姐。二姐见我没理解她的意思，着急地说，妈之所以想和爸离婚，因为什么？我说，因为工资。二姐挥起手在我脑袋上拍了下，你傻呀，这不是钱的事，是爸的前妻。二姐比我大三岁，果然问题比我想得周全和深远。我佩服地望着二姐。二姐又说，父亲前妻死了，母亲心里一定好过了，说不定就不和爸闹离婚了。经二姐这么一点拨，我云开雾散，拿起那张纸，飞快地跑下楼，手里的信纸在我耳畔哗哗啦啦地飘扬，像一面胜利的旗帜。

母亲看了那封信，和我预料的一点也不一样，看完信的母亲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平静地说，把信拿回去吧。

我悻悻地回到家，二姐似乎已等候多时了，迫不及待地问我，妈咋样，说什么了？我答，还那样，什么也没说。二姐抓抓头，半晌道，不会的，一定有效果。二姐果然料事如神，从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打离婚报告，日子还是和父亲分开过。但母亲回过几次家，看到二姐把家收拾得整洁有序，拉着二姐的手说，丫头，辛苦你了。

记得父亲从部队回来后，看了那封信，他什么也没说，先是绕着茶几转了几圈，然后坐下，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一直在沙发上坐了好久。许多年以后，我才能理解父亲那时的心境，他身上背负的东西太沉重。在前妻眼里，他就是个背信弃义的男人。前妻到死才原谅了他的抛弃。福贵的出现，成为父亲人生的转折点。以后很少看见父亲开心地笑過，虽然前妻死了，父亲一直到生命终结，也许盘桓在他脑海里的还是那“背信弃义”四个字吧。

母亲仍和父亲僵持着，表面上他们的分居状态并没有大的改变，直到二哥出事。

二哥出事了，此时二哥已经是北部边陲部队里的一名排长了。他在带战士巡逻时，赶上了大烟炮，队伍被烟炮吹散了，二哥为了寻找战友，自己也迷路了，第二天被发现时，已经被冻僵在雪地里。二哥因为病情严重，被辗转送到了军区总院接受治疗。军区总院距离军区大院并不远，只有两站地。母亲带着我和二姐来到二哥病床前，我被眼前二哥的模样吓坏了。二哥的头肿胀着，已缠满了纱布，二哥的双手双脚也缠满了纱布。但二哥还是认出了我们，他先叫了一声，妈。然后把目光落在二姐和我脸上，我看见二哥的泪水打湿了眼前的绷带。

主治医生把母亲叫到了医生办公室里，我和二姐被留在了外面。不知主治医生小声地和母亲说了什么，只听到母亲大声地说，不，我儿子还年轻，一定保住他的腿。

未几，母亲从医生办公室里冲出来，脸色难看。她上楼，又找到了院长办公室，不管不顾地冲进去，嘶喊着，王院长，要调医院最好的医生，一定保住我儿子的腿。母亲喊完了，她才发现，父亲和军区卫生部部长已经在院长办公室里了。

医院上下都知道二哥的腿很难保住了，但他们还在做最后的努力。冻伤科、外科、骨科的医生都来给二哥会诊，所有医生的脸上都是凝重。

二哥的伤势，让我们一家乱了套了。母亲寸步不离二哥的病房，她不停地和医生嚷嚷，身为医生的母亲，已完全失去了理智。

父亲在家里一圈圈踱步，他拿起电话又放下，放下又拿起，终于，他拨通了一个号码，然后说，苏部长，能不能向北京求救，派最好的专家来？苏部长就是军区的卫生部部长。既然军区总院医生对病情不抱乐观态度，父亲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了北京医院的专家身上。

几日后，北京陆军总院果然来了两位专家，他们检查了二哥的伤情，最后做出的诊断和军区总院医生的相同。想保住二哥的腿，只有百分之五的可能。二哥的腿已开始变黑，坏死了。

北京专家的诊断结果，让我们一家人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那一天傍晚时分，我和母亲仍然在二哥的病房里没有离开。福贵突然闯了进来，还是那件羊皮袄，他见到二哥，从怀里掏出一个包裹，打开，里面是一摞膏药，那些膏药码在一起黑乎乎的一团，还散发着一阵阵中草药的气味。

福贵把目光定在母亲的脸上，叫了声，娘，我是来救弟弟的。

福贵说，这是老家一个郎中的祖传秘方，专门治冻伤的。这些膏药治好了老家无数冻伤患者。他说他接到了二姐的信，便带着膏药赶来了。二哥被冻伤的事，原来是二姐告诉的大哥。

母亲起初并没把那些脏乎乎的膏药当回事，她还皱起了眉头，脸上露出嫌弃的神色。最后是二哥在病床上说，问问医院的医生吧。母亲这才叫来了医生。王院长也出面了，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膏药可以试一试。那几日，医院正在为二哥的手术做准备，医生的意见是，尽早手术对二哥多保住一截腿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用这些膏药，势必会影响二哥的手术时间。讨论来讨论去，医生又把皮球踢给了母亲。得到消息的父亲和二姐也来到了医院，所有人站在二哥的床前，每个人的脸色都异常凝重。最后还是二哥拍板说，我想试一试。二哥说完这话，我们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到二哥脸上。二哥头上的纱布已经拆除，脸上红一块紫一块的冻疮仍在。

父亲吸口气，蹲下身，拿起福贵带来的膏药用鼻子闻了闻，又伸出舌头舔了舔，把目光定在福贵的脸上。福贵一脸坚定地说，爹，你就信我一回，在咱老家得冻疮都用这个，多严重都能治。这可是钱郎中的祖传秘方。父亲把目光收回来，望向自己的脚尖。父亲不是个磨叽人，他出生入死经历过无数次战役和战斗，他的人生信条就是当机立断。果然父亲抬起头，望向二哥的脸道，老二，咱们就试一试，不行，谁也别怨。二哥点了点头。父亲又把目光望向福贵。福贵得到了肯定答复，把身上的皮袄脱了，挽起袖子，掀开二哥身上的被子。他在为二哥拆腿上的纱布。纱布被一层层地揭开，二哥的腿有的地方发黑，有的地方还流出了脓水。母亲看不下去了，拉过我和二姐向外面走去，身后传来福贵嘴里发出的咝咝呵呵的声音，不知福贵是被惊到了，还是心疼二哥。

那些日子，福贵一直守护着二哥。父亲母亲还有我和二姐轮流来看二哥，一走进二哥的病房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中药气味。福贵一直蹲在床角，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床上的二哥。几天之后，福贵就熬肿了眼睛。父亲看到福贵这样，说，我去招待所开一间房，你去睡一觉。福贵就摇着头说，我刚才打盹儿了，不用睡了。福贵一直没离开过二哥的病房。

十几天后，奇迹出现了。福贵再给二哥换膏药时发现，二哥已经变黑的腿，开始变灰发黄，流脓水的伤口也开始愈合了。病情的变化引来许多医生的好奇，他们齐聚在二哥的床前，嘴里不住地啧啧称奇。

二十几天之后，二哥的腿已看出了本来的面目，脸上和手上的冻疮也已经痊愈。此时的福贵才长嘘口气道，好起来了，二弟的腿保住了。

二哥也是很感动，他冲父亲说，这些天多亏了福贵大哥。在我印象里，这是他第一次叫福贵为“大哥”。

福贵已经熬得两颊塌陷，眼里布满了血丝。在父亲的强迫下，福贵去招待所休息。记得那一次，福贵一连在招待所睡了三天。

一个月后，二哥已经能下床走动了。

福贵告别二哥时，二哥拄着拐说什么也要把福贵大哥送到楼下，他透过医院的玻璃门一直看着大哥的背影远去。二哥转身时，我看见二哥的脸上流下了泪水。

随着二哥病情的好转，父亲和母亲也结束了分居的生活。

四

福贵大哥又一次出现在我们视野里是在二姐婚礼的前一天，二姐的婚礼定在五月二号。大哥带来了两床被子，大红被面上印着两只鸳鸯。这是大哥按照老家风俗代表娘家人送出的礼物。虽然二姐在以后的日子里并没有用过福贵大哥送来的两床被子，但在婚礼当天，两床大红被子摆放在二姐的新房里着实喜庆。

二姐的婚礼举行得移风易俗，两个新人站在臺上和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讲了几句话，便宣告结束了。从婚礼现场出来，我看见福贵拉着父亲的衣角说了句什么，然后就是满脸期待地望着父亲。父亲似乎犹豫了一下，此时父亲已经退休了，穿着军装却没有了领章帽徽，但父亲的威严还在。他冲走在最后的二姐说，丫头，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咱们照一张全家福吧。我立马明白，这一定是福贵大哥的意思。

在大喜的日子里，父亲的建议得到了全家人的赞成，包括我们的母亲。父母居中坐在椅子上，二姐和二姐夫站在父母两侧，大哥大姐和我站在他们的身后。起初福贵大哥站在人群外，想过来又不敢的样子，还是父亲冲福贵挥了下手道，你也过来吧。福贵弓着身子，低垂着头，从人缝中钻出来，怯怯地站到了我们的身后。几年没见的福贵大哥明显老了，鬓角已冒出了白发。

父亲退休了，大哥和二哥从部队转业，大姐也从乡下回到了城里，在一家商场租了柜台做服装生意。我此时，已成为空军部队的一名排长了。因为二姐的婚礼，我提前一周回到了家里。

那天照完全家福，我看见福贵大哥走到了我面前，脸上堆着笑，皱纹比前几年见到的更加深刻了。他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支笔，还有一张纸说，三弟呀，你的单位能写给大哥不？我知道福贵大哥说的单位指的是通讯地址，我不知福贵是何用意，但还是把我部队的通信地址写给了他。他如获至宝地把那张纸收起来，脸上露出舒心的笑容，然后又对我说，三弟呀，全家人只有你一个在部队上了，你要好好干，别让咱爹失望。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希望大哥和二哥一直在部队干下去的，像他一样，一直干到退休，成为一名职业军人。可在一九八五年部队迎来了大裁军，大哥和二哥的部队被取消了番号，两人相继从部队转业了，又一次开启了创业之路。父亲也是在那一年，被宣布提前一年退休的。好在我没在这次裁军之列。当时大哥的职位已经做到了副团职干部，二哥也到了副营长的职位。父亲是惋惜的，但无奈大势所趋，只能接受眼前的现实。

照完相，福贵大哥就提出要去车站了，我们一大家人为他送行。他穿着一件黑色夹袄，扣子系得严严实实，和他穿皮袄相比，多了庄严和郑重，我相信，这一定是福贵家里最好的衣服。

福贵大哥和我们一家人挥手告别。二哥想起了什么，走到福贵跟前，從兜里掏出一些钱来塞到福贵的衣兜里，福贵大哥真真假假地拒绝着，二弟，你这是干啥？挣扎两下，还是收下了。二哥的神色就轻松下来了，他的腿伤早就好了，此时走在路上已经看不到一点痕迹了。

二姐也走到福贵身边，她脸红扑扑地说，福贵大哥，谢谢你来参加我的婚礼。然后又从怀里拿出用纸袋包着的喜糖递给福贵大哥，嘴里还说着，这是喜糖，你带上。福贵小心地把那袋糖接到手上，向前走了两步，突然转过身，冲我们所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才转过身，努力地挺直腰身向前走去。

我们所有人面对福贵大哥这样的举动，心情都是复杂的。我看到父亲别过头去，望着远方的什么地方，母亲已转过身，从二姐的婚礼现场往家的方向走去。大哥大姐以前听说过福贵这个人，但这是第一次相见，他们俩的样子都一脸茫然。

二姐结婚我休假，意外地在父亲的钱夹里看到了另外一张全家福。这是福贵大哥一家的全家福。大哥大姐早已结婚另外过日子了，二姐结婚一走，家里就剩下我一个没结婚的了。那天父亲洗澡，衣服搭在客厅的椅背上，兜里装的钱夹便掉到了地上，我去帮父亲捡地上的钱夹。钱夹已经打开，钱夹有个透明的塑料袋，里面就夹着福贵全家的一张全家福。照片显然是在照相馆照的，福贵和一个陌生的农村妇女坐在中间，那个妇女显然就是我大嫂，他们身旁站了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在这之前我们都知道，大哥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最后一个是女儿。一家人面向镜头张望着，努力让自己做出微笑，于是每个人脸上的表情就很不自然。那张夹在父亲钱夹里的照片似乎有些时间了，已经卷了边，显然，这不是一张近照，夹在父亲的钱夹里，不知被父亲看过多少遍了。

我可以想象得到，我们照的这张全家福，将会被父亲寄给福贵大哥，福贵大哥也一定会把这张照片挂到全家最显眼的地方，向家人讲解每个家庭成员，也会向全村人显摆他的这些兄弟姐妹还有父亲。

那次我回部队没多久，果然接到了福贵大哥的来信，他在来信中恳求我，让他的儿子大伟参军。他在信中说，大伟今年已经十八岁了，就梦想着参军。父亲退休了，大哥二哥都从部队转业回了地方，全家人只有我还在部队上工作，于是他就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当时，福贵大哥要我的通讯地址时，估计早就做好了盘算。

我给福贵大哥回信，提起笔来我才意识到，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和他通信，我告诉他，参军得先到当地武装部报名，然后参加体检，再由接兵部队的领导决定是否能参军。我刚从军校毕业，刚当上个小小的排长，面对福贵大哥的请求，我真的帮不上忙。

信寄走没多久，突然有一天，门岗来了一个电话打到了我们连部，通讯员跑过来告诉我说，营区门岗那儿有一个人要找我。我有些吃惊，在驻军附近我没什么熟人，更谈不上朋友，谁会来找我？我匆匆地来到了营区门口，竟然看到了福贵大哥。他风尘仆仆的样子，脚前放了一个篮子。他见我走过来，向前挪动一步，满脸堆笑地望着我，亲热地叫了一声，三弟。我惊讶他怎么找到的我，我只给了他一个通信地址，部队只留了一个番号。他似乎看出了我的不解，喃喃道，一路上我问了好多人，找了许多地方，没想到真的找到了。福贵大哥脸上露出庆幸的微笑。

我把福贵大哥领到招待所，进了房间后他才把篮子上蒙着的碎花布揭开，是满满一篮子鸡蛋。我惊愕地望着他，他低下头仔细检查着篮子里的鸡蛋，喃喃地说，一路上我一直小心护着，还好，没有破。他抬起头时又露出了满足的微笑。我看着那篮子鸡蛋说，大哥，我吃食堂，自己不做饭。这些鸡蛋我用不上。大哥眼里似乎有一缕火苗跳动着，他舔舔嘴唇道，不是给你的，是送给你们领导的。我用不可思议的目光望着他。他想起了什么似的，又解开腰带，把手伸到裤子里，捣鼓半晌，从内裤上扯下一个用手绢缝制的布袋，一边展开一边说，我让你大嫂帮我缝的，怕路上丢了。打开布袋，里面露出一沓钱来，没什么大票，只是一些卷了边皱皱巴巴的毛票。他手上沾了唾沫，又重新数了一遍，数完告诉我，三弟，这是一百五十块钱。你再买些烟酒，和鸡蛋一起送给你们领导，让他们招了大伟。大伟是你侄子，放到你身边我放心。

突然，面对大哥的举动，我心生了反感。看看地上盛鸡蛋的篮子，又看看堆放在桌子上的钱，我没好气地说，你以为送点礼就能解决大伟参军的事了？我们部队每年招兵都是分地区的，就是把大伟招到部队，你怎么知道他以后就能有出息？我一口气说完，大哥怔住了，目光躲闪地望着我，半晌嗫嚅道，三弟，你别生气，大伟不行，你把这些东西送出去，对你以后进步也有好处。

我一时不知和他说什么好了。那次，我只收下了他带来的那篮子鸡蛋，我把鸡蛋送到了连队的炊事班。大哥在招待所住了两天，我带他参观了团部还有我的连队，走时的车票是我帮他买的，送他时我请了假，一直送到火车站的站台上，怕他反悔。临开车时，我隔着车窗塞给大哥一百元。火车开了，大哥举着手里的钱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我冲大哥挥下手，大声地喊着，让大伟到武装部报名……我看见大哥眼里流出两行泪，曲折地爬过脸颊落下来。

五

大伟最后还是没能成为军人。

年底的时候，福贵大哥来了一封信，他在信上说，大伟参加了征兵体检，身体检查合格，最后参军名额都被乡长的亲戚、村主任的侄子等占满了。总之大哥的信里说参军走的人都是乡里有头有脸人家的孩子，为此大伟还病了一场……现在想通了，大伟只能留在家里种地了。最后大哥又在信中说，三弟呀，你没在农村生活过，不知农民的苦，你要好好地在部队工作，混出名堂来，帮你侄子侄女一把……

读了大哥的信，我想象得出大哥的失落和无奈。同时我也因为没能帮大伟参军而感到不安，可我就是一个小排长，真的没有能力帮上大哥。如果父亲没退休，会不会帮大伟参军？我不知道，也没和父亲探讨过这个问题。

退休后的父亲似乎老得很快，退休前红彤彤的脸庞不见了，换之而来的是一张满是沧桑和憔悴的脸，头发也花杂地白了。在我两次探亲的经历中，家里的父亲似乎只有两件事，要么埋在沙发里看报纸，要么就是站在窗前看着一个什么地方久久凝视。父亲也很少和我说话，更谈不上交流，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母亲在父亲退休后也退休了，母亲的年纪要比父亲小上十来岁，和父亲相比还算年轻，母亲身体里似乎还有没发泄完的精力，她参加了干休所老年舞蹈队，每天一大早就出门排练，然后隔三岔五地出门去比赛。

大哥偶尔还会给父亲来信，父亲再读大哥的信时不再躲躲藏藏了，而是正大光明地把信口撕開，再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去读福贵大哥的信。读完了，父亲把老花镜摘下来，闭上眼睛想着什么。有一次父亲读完信，突然对我说，三儿，我想回一趟老家。

我讶异地看着父亲，在我的记忆里，我还在上小学时，父亲回过一次老家，二姐和我描述过回老家的情形，父亲买了一车馒头，分发给乡亲们，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回过老家，一晃都过去二十多年了。

我嗫嚅地问父亲，爸，你想何时回？

父亲摇了摇头，叹息一声道，你妈不会陪我，你们都有工作，都有自己的事。

父亲和我说这话时，我休假离归队只剩一天时间了，便安慰父亲道，明年休假我陪你。

父亲没说话，盯着茶几上大哥的来信，沉吟半晌道，以后，你福贵大哥那儿要是有啥事，你能帮的话尽量帮一把，他是你哥。

我看到父亲红了眼圈。我在心里“嗯”了一声。

父亲又叹口气，你福贵大哥日子苦。

我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父亲心里一直牵挂着福贵大哥。

福贵大哥偶有信件寄给我，他在信里说，今年老家收成好，养了两头猪，卖了一头，过年自己家留下一头杀了吃肉。大哥还说，老二小伟也已经高中毕业了，没考上大学，但在乡里的砖瓦厂找到了工作，女儿小凤考上了护士学校。家里三个孩子，就女儿小凤有出息，虽然读的是中专，但也是家里最有出息的一个。大哥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女儿的得意和喜爱。

又是一年后，福贵大哥突然来信说，给小凤找了个婆家，是乡民政助理的儿子，和小凤是同学。大哥说到这儿，把笔墨更多地留给了那个民政助理，助理姓韩，说很有希望当副乡长，要是攀上这门亲戚，你的两个侄子都会跟着沾光……

福贵大哥的来信虽然写得热情洋溢，甚至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许，但我隐隐地感到不安，这是让小凤嫁给爱情还是嫁给权势？我给福贵大哥回了一封信，强调了自由恋爱，一定要让小凤自己喜欢……

大哥没再来信，不久，却收到了小凤的来信。她在信中说，叔，冒昧地给你写信，虽然我没见过你们，但我在全家福里看到了你们每一个人。我想起上次二姐婚礼结束后，福贵大哥拉着父亲的衣角，父亲才提出照一张全家福的情景。那张全家福照完，父亲一共洗了两张，一张放在他卧室的抽屉里，另一张寄给了大哥。留在家里的那张全家福我只见过一眼，福贵大哥站在最后排，只露出一个脑袋，但他却是全家人中笑得最灿烂的那一个。

小凤在信上告诉我，她不同意父亲给她定的这门亲事，让我劝劝她父亲把人家的彩礼退回去。

小凤在信里最后说，小叔，你是军官，见多识广，现在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了，哪还有包办婚姻的。我爹相信你的话，你说话他一定会听。

接到小凤的信后，我马上给福贵大哥写了封信，我认为小凤说得没错，希望大哥改变主意，给小凤一个自由。结果，我寄给大哥的信石沉大海。可我仍然记挂着小凤托我的这件事，大约两三个月后，我又给大哥写了封信，信的内容和上一封如出一辙。仍没有大哥的只言片语。

半年后，我接到了大伟的来信，他开门见山地说，叔，我妹小凤毕业离家出走了，我爹喝了农药，农药是假的，我爹没死成。我妹离家出走半年了。前两天，我们家把收人家的彩礼退回去了。我爹现在不吃不喝，天天叹气。叔，你劝劝我爹吧，再这样下去，他怕是不行了……

接到大伟的信我脑子里“轰”地响了一下，不知这事父亲知不知道。我通过军线接通了家里的电话，接电话的果然是父亲。我没有直接问他是否知道了福贵大哥的事情，我在试探他的情绪，告诉他，我过几天就要去军机关报到了，前几天军干部处给我发来了调令，调我到军机关宣传处任干事。父亲的情绪一如既往，看不出丝毫的波澜，我便放心地放下电话。

我决定回一次老家，就在去军机关报到前这几天的空档。

依据福贵大哥的寄信地址，我坐火车到市里，又换乘长途汽车到县里，再换车来到乡里，又反复打听，坐上了一辆好心老乡的拖拉机，来到了福贵大哥的村庄。经过这一趟辗转奔波，我想起若干年前，福贵大哥一次次出现在我家时的情景，大哥每一次出行，都是经过这么多周折的。大哥的老家在村东头的山脚下，村庄三面环山，一面邻河，取名靠山屯。在乡人的指点下，我远远地看见了大哥家的那三间土坯房。此时，正是每家每户的做饭时间，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升起了袅袅的炊烟。唯不见大哥家有任何生火的迹象。走进院门时，见一个农村打扮的小伙子，从面相上依稀能看到大哥的影子，我吃不准是大伟还是小伟。我的突然出现，让小伙子睁大眼睛，他惊呼一声，小叔？！他拍拍屁股上的土，打开院门，不知是激动还是别的原因，他脸上瞬间掠过一抹红色。我点了点头，他说，我是大伟呀。在大伟的引领下，我走进了大哥的家。一开门，外屋站着一位中年妇女，鬓边也已经有了丝丝白发，她正红肿着眼睛盯着冰冷的灶台发呆。大伟先进的门，小声地说，妈，我小叔来了。嫂子像看到了救星，眼睛里掠过了一缕亮光，她带着哭声道，你大哥怕是不行了。话还没出口，眼泪就流了下来。

我忙进里屋，大哥头朝外脚朝里地躺在炕上，头上还敷了一条毛巾，眼睛紧闭着，面色如灰土一般。我站在大哥的床前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大伟先是凑近叫了一声，爹，我小叔来了。

福贵大哥仍没什么反应，样子似乎已经死去了。

我上前，抓过大哥一只手，他的手粗糙冰冷，我摇晃一下他的手臂道，大哥，我是老三，来看你了。

这一声叫，似乎才把大哥从死亡线上拽回来。他慢慢睁开眼睛，先是一条缝，然后又慢慢睁大，确信是我之后，眼里先是噙了泪水，然后从胸膛里发出一声沉闷的叹息。他死死抓过我的手，嘴里一遍遍地念叨着，老三，你咋来了，这是真的，不是做梦？两行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大哥的死而复生，让大嫂和大伟都喜出望外，外间的灶膛生起了火，开始忙碌着做饭。

大哥几欲要从炕上坐起来，我把他按下道，大哥，你身子虚，躺着吧。

大哥把一双眼睛定在我的脸上，虚弱地问，咱爹可好？

我点头。

他又说，娘呢？

我又点头。

他再说，爹和娘还吵架么？

我摇头，泪水却在眼眶里打转了。

那天，大哥破天荒地喝了大半碗粥，之后还倚着墙坐了起来，因为胃里有了食物，身体里有了熱量，大哥的脸渐渐有了血色。

那天晚上我和大哥睡在一个炕上，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睡炕。我俩并排躺着，他一直拉着我的手，大哥的手仍粗糙，但却不那么冰冷了。

他和我聊起了小凤、彩礼、韩助理。我更理解了大哥的心思，他希望小凤能嫁给有权有势的人家，借此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大伟小伟高中毕业，一个种地，一个在砖瓦厂上班，干的都是最底层的苦力活儿，大哥希望能和韩助理这些吃公家饭的人攀上亲，以此来改变大伟、小伟的生活状态。可惜小凤不听话，护校一毕业，家都没照面，便消失不见了。后来才有了大哥的绝望。

我想起了之前给大哥写的那些信，和现实比起来是那么不痛不痒，大道理谁都会说，可现实的苦日子又有多少人愿意挨。大哥把全家的希望寄托在小凤的婚姻上，没料到的是，却被小凤放了鸽子。

大哥聊完自己，又聊到了父亲。大哥一说到父亲便又哭了起来。他知道自己的出现让父亲和母亲吵架，他也知道我们一家并不欢迎他。他说父亲这么多年一直帮衬着他，除了那次父亲把半年工资预支出来，去救他的母亲，其实父亲每月都在给他寄钱，三十五十不等，一直到父亲退休。说到这儿，大哥把手抽了回去，狠狠地扇了自己一巴掌道，老三，大哥没能耐呀，不是人，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连累爹，我又没给爹做过啥……

后来，大哥翻过身子，把后背弓起来，双手捂住脸唉唉地哭泣起来。

父亲这么多年一直给大哥寄钱，不知母亲知不知道。我又想起父亲的沉默寡言，经常望着窗口发呆的样子，福贵大哥一家让父亲多了心事，变得沉重。

因为我的到来，福贵大哥的身体似乎好了起来，他开始进食、说话，目光中又充满了希望。

我那次在福贵大哥家住了三天，也见到了小伟面对着一家人客气又期盼的目光，我觉得应该为大哥一家做点什么，但嘴上却没说，因为我不知道到底能做什么。

分别时，大哥在大伟和小伟的搀扶下，执意要把我送到村口，后面跟着嫂子。嫂子是个不善言辞的女人，但望着我的目光执着又亲切。

到了村口，我停下脚步，回望着大哥一家。大哥望着我，泪水又一次流了下来，他哽咽着说，老三，你是第一个来家里的亲人，以后方便就再来看看大哥。

我含泪点头道，大哥，一定把身体养好。

大哥用力点了点头。

我背过身去，没再回头，怕大哥一家看到我眼里的泪水。

六

我被调到军机关之后，一想起福贵大哥一家心里就沉甸甸的。

我写信给大哥、二哥还有二姐，把福贵大哥一家的情况说了，希望他们也通过各自的力量帮福贵大哥家一把。不久，二哥就回信说，他有个战友在福贵大哥老家县里工作，他正在联系那个战友。大哥和二姐回信说，他们已给大哥寄了些钱。我的心稍安了一些，写信告诉了福贵大哥，我希望他尽早看到希望。但仍隐隐担心小凤，一个女孩子，别做出傻事。

不久，我又一次休假回家，发现父亲和以前不一样了，他的目光和我接触后，很快就把目光移到别处，要么去看客厅里那棵发财树，要么把目光移向窗外。

母亲的老年舞蹈队又一次去外地演出。母亲走后不久，父亲找到我，目光望着自己的衣襟说，三儿呀，你今晚订家酒店，把你大哥、二哥、二姐都叫来，咱们聚一回吧。父亲的话似乎在命令又似乎是在商量。在我的记忆里，每次家庭聚会，都由母亲操持，在厨房里忙上大半天。父亲张罗聚会还是第一次。

晚上，我带着父亲先到了订好的那家酒店，未几，大哥、二哥和二姐他们便都来了。他们也觉得父亲张罗这样的聚会有些新鲜，不时地用目光去偷瞟父亲。父亲谁也不看，把所有酒杯都倒满了酒，让我们每人都端起一杯。二姐看着酒杯有些犹豫，父亲就说，拿过去，你可以不喝。今天的聚会只差大姐一人，她去南方为自己的服装店进货去了。

父亲端起酒杯，自己率先喝了一大口，我们只能紧随其后，深深浅浅地把酒喝下去。酒是父亲执意带的，是珍藏多年的茅台酒，还带来了两瓶。父亲仍不说话，又连续喝了几杯，当把第二瓶茅台酒打开时，父亲才开口道，我感谢你们。说到这儿停住了，把目光依次从我们脸上扫过。我们扬起红扑扑的脸望着父亲，诧异父亲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父亲接着说，你们有个福贵大哥。

父亲说到这儿站了起来，我们也纷纷站起来。父亲挥下手，让我们坐下，自己独自站在那里，端起酒杯道，我敬你们。说完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然后才坐下道，福贵给你们添麻烦了。

见父亲如此这般，我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面面相觑了一会儿又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父亲。

父亲的面孔已经由红转白了，依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父亲快喝多了，试图把他面前的酒杯拿开。父亲一只手死死按在自己的酒杯上，又说，福贵的事，是我给你们找的麻烦。然后抬起目光，又依次在我们脸上扫过，这次轮到我们回避父亲的目光了。

关于福贵大哥我们谁也没有抱怨过父亲什么，我们没权力指责父亲。

父亲沉了沉继续说，本来福贵是我一个人的事，我老了，帮不动他了，只能靠你们了。说到这儿，又把杯中的酒喝了下去。父亲大着舌头又说，不管怎么说，福贵是你们同父异母的大哥。

父亲说完这话就醉了，趴在桌子上，突然大哭起来。

我第一次见父亲哭泣，我想哥哥姐姐肯定也是第一次。我们慌张地望着父亲，又面面相觑，最后我们把父亲架回了家。

我安顿好父亲欲离开，父亲突然抓过我的手道，三儿，我知道你去过老家了，谢谢你。父亲用力地捏了一下我的手。

关于回老家的事，我没告诉过父亲，一定是大哥写信告诉了父亲。

那一夜，我听着父亲的鼾声睡去，但又不时醒来，每次醒来都会想起福贵大哥的那张脸，然后又想起父亲。通过父亲的大哭，我理解了压抑在父亲心里的块垒。也许父亲责怪自己，对福贵大哥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义务。生下他，却把他抛到了荒郊野地里。我又想到父亲对我们的点点滴滴。记得我们小时候，父亲经常出差，每次都会给我们带来糖果。父亲一进家门，我们就知道有好吃的，便蜂拥上去围住父亲，父亲顾不得掸掉灰尘，从提包里拿出好吃的分给我们。有几次，父亲去上海和南京开会，给大姐二姐带回来裙子，还有小皮鞋，给我们带回来了玩具枪。那会儿我们都盼着父亲出差，父亲刚走，我们就盼着他早点回来……可福贵大哥呢？福贵大哥找到家里前，父亲压根儿不相信福贵大哥还活着。父亲想帮助福贵大哥一家，但碍于母亲，他总是缩手缩脚。这么多年来，母亲因为福贵大哥跟父亲吵过架，闹过分居，父亲还是每月偷偷地给福贵一家寄钱，我不知道父亲是通过什么办法瞒过母亲的。我突然想起，父亲在十几年前突然把抽了半辈子的烟戒了。记得我还很小时，母亲也逼父亲戒过烟，父亲也试着戒了许多次，但一次也没有成功。我想父亲一定是为福贵大哥戒的烟，把每月省下的钱寄给福贵大哥。想到这儿，我突然流泪了。福贵大哥永远是父亲心里的痛。自此，我理解了父亲，为了减轻父亲心里的不安，我发誓，一定尽自己所能帮助大哥一家。帮助福贵大哥就是帮父亲。

那次我结束休假不久，接到了福贵大哥的来信，他告诉我，大伟和小伟被县里一家公司招走了。我知道这是二哥的功劳，他有个战友在老家县里开了一家装修公司。在这儿之前，二哥打电话把这情况告诉了我。我替福贵大哥感到高兴。

又过了不久，我又接到了小凤的来信，她在信中说：小叔，我已在广州一家医院找到了工作。在小凤这封信中我才了解到，那次小凤并没有真正离家出走，而是躲到了镇上一个同学家，她说得知她父亲要死要活的消息，她都快坚持不住了，她几乎要回家向父亲妥协，接受那门她不愿意的婚事。就在这时，我出现在了福贵大哥面前，大哥从此振作起来，小凤这才远走高飞。读罢小凤的信，我一面庆幸小凤逃过了这一劫，同时也为这个丫头的心计暗自叹服。我没有见过小凤，只在父亲钱夹里看过福贵大哥一家的全家福。拍摄照片那会儿小凤还小，她立在父母身边，睁着一双眼睛冲着镜头在傻笑。

面对福贵大哥家一连串的好消息，我想起了父亲，通过军线接通了家里的电话。我把大哥家的好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在电话那头很平静，最后只说了一句，谢谢你了三儿。父亲又一次用这种方式和我说话，让我心里涌出一陣酸楚。

又过不久，福贵大哥来到军机关看我。再次见到福贵大哥，他似乎变得年轻了，还穿了件时髦的中山装，以前脚下的布鞋也换成了皮鞋，远远看上去，就像乡村来的干部。他见我上下打量他，他也瞄一眼自己的穿戴说，衣服是大伟从县城里带回来的，皮鞋是小凤那丫头从广州寄回来的。大哥脸上洋溢着儿女给他带来的自豪。

那次福贵大哥来，我没让他住招待所，就住在我单身宿舍里。这次我离福贵大哥如此之近。他的话很多，说的最多的还是父亲，他说很想念父亲，可又担心母亲和父亲闹矛盾，所以他一直不敢再去看父亲。关于这个话题，我没接福贵大哥的话茬儿，我知道，母亲自从嫁给父亲后一直在包容着父亲，从生活方式到为人处事，母亲一直在向父亲妥协。父亲是个行伍军人，母亲是个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经常发生矛盾，往往都是母亲在妥协，但唯有福贵大哥这件事，是母亲心里永远过不去的坎儿。是因为父亲和母亲结合时，父亲隐瞒了前一段婚史？还是福贵大哥一家成为了家里的累赘？也许二者兼而有之？

我安慰福贵大哥道，以后想出来转转就到我这里来。

福贵大哥眼里亮了一下，接着又暗淡下去，半晌才说，老三，你现在一个人还好说，怕是以后结婚了，我就不敢打扰了。

我拍着胸脯说，大哥，不会的。

大哥笑一笑，岔开话题道，老三，能不能给大哥弄套军装？

我惊诧地看着他。

他说，咱爹是因为参军才离开老家的，大弟和二弟，还有你，也是因为参军才出息的。原本以为让大伟和小伟也走你们的路子，到部队上长长出息。大哥说到这儿，声音小了下去。

我望着大哥低垂下的眼睛，心里不是个味，为了没能帮成大伟或小伟参军。

大哥突然抬起头说，我老早就想跟爹张口了，一直没张开口，今天我冲你开口了。

我冲大哥点点头道，不就是件军装嘛，一定帮你办成。

后勤部的服装助理就住在我隔壁的单身宿舍里，找他为大哥买一套军装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我惊叹大哥还有这种情结。

那次，我不仅为福贵大哥买了套合体的军装，还给嫂子在商场挑了件衣服。大哥走时，我送他去车站，把东西递给他道，下次出门带上嫂子。

大哥怔了一下，才说，她一个外人就算了，再说，她离不开她养的那些鸡鸭。

我惊讶大哥在和我们的关系上把大嫂当成了外人，他又何尝不是把自己当成了外人呢，在我们面前，他总是低人一等，说话办事总是小心翼翼的。我为大哥感到难过。

后来的日子里，不断地接到大哥的好消息。他又一次来信告诉我，大伟和小伟订婚了，小凤自己在广州也处了个对象。大哥在信中满是幸福又放松的口吻。

七

突然有一天，母亲的眼睛出问题了。她急忙回到家里，又吃药又冷敷折腾到第二天，仍然看不清东西，看什么都是几重影子叠在一起。母亲毕竟是医生，她给自己确诊为视网膜脱落。送到医院的母亲，果然被医生确诊为视网膜脱落。这是二哥在电话里和我诉说的情形。

当我请假从部队赶到医院时，母亲已做了眼角膜修复手术，但因为眼角膜碎裂手术失败。我走进病房时，母亲的眼睛上还蒙着厚厚的纱布，她坐在病床上，冲着父亲还有我们几个孩子说，我从此就要失明了。因为母亲眼睛上蒙着纱布，我们看不清母亲的表情，但还是被母亲的话吓到了。见我们没有人应和，她更大声地说，失明就是看不见了。我们看见母亲脸上的肌肉在不停地抽动。

父亲背着手在病床前踱步，他突然停下脚步，郑重地说，我去找医生，让他们再想办法。父亲转身走出病房，我们默默地跟在父亲身后。医生告诉我们，只有一种可医治母亲的方法，眼角膜移植。

关于眼角膜供体来源却只能等待。

在等待眼角膜的日子里，母亲的性情大变，她经常摔东西，抱怨自己的命不好。以前那个风风火火阳光快乐的母亲不见了，换之而来的是又矫情又脆弱的母亲。以往，每天都去舞蹈团跳舞唱歌的母亲，此时只能待在家里。母亲的舞友陆陆续续地来看望她，站在母亲面前说些雨过地皮湿的安慰话，他们一走，母亲的情绪就更加坏了。她离开了那个欢乐的集体，只能在屋里生闷气，情绪上来时，手里有什么就往地上摔什么。

父亲就站在一旁，他不劝也不多说别的，就那么平静地看着母亲。后来还是二姐把家里能摔的东西都收拾走了，留下一个空荡荡的家。母亲没东西可摔了，无处发泄便冲父亲喊，喊着喊着，就变成了哭诉。她诉说自己当初心不甘情不愿地嫁给父亲，又如何含辛茹苦地拉扯我们这些孩子，自己从年轻到中年就没过上一天舒心日子，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家，最后刚刚在老年舞蹈队找到生活的乐趣，命运却和她又开了一次玩笑，以后她的日子只能在漆黑的世界里摸索了。

父亲一直低着头，自从母亲得病后，他也变了，脸上异常严肃，就像一个指挥员面临着一场即将打响的战役。父亲不停地跑医院，一次次地追问眼角膜供体的情况。他每次得到的答案都是：首长，供体暂时没有，一旦有了立马通知阿姨过来手术。父亲每次去医院就像碰了个软钉子，急不得又恼不得。父亲每次挺胸抬头地走进医院，每次又都耷拉着脑袋从医院里走出来。

有一次，我和父亲回到我们住的楼下，父亲抬头看了眼我们家的窗子，小声地说，三儿，陪我走走吧。我跟在父亲身后陪他在院子里走。他走路的样子目不斜视，眼前的花草树木似乎根本不存在。突然，父亲放慢了脚步，叹了口气说，你妈跟我结婚快四十年了，生了你们五个孩子，又把你们拉扯大，你妈不容易。你妈比我年轻十岁呢，现在她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于心不忍啊。他突然立住脚，认真地看着我说，我要给你妈捐献眼角膜。父亲的话让我怔在那里，望着父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父亲缓和了下语气说，供体一直等不来，这样下去我怕你妈垮了。我问过医生了，我有一只眼睛就够了。父亲似乎已经深思熟虑了。

我把这个消息告知了大哥大姐，还有二哥二姐，我希望他们先出面劝阻父亲。

大哥在裁军时是副团职转业，此时在一家机关里当处长。果然大哥先说话了，他清清嗓子说，爸，你这决定我们不同意，为了救母亲，要捐也得我们捐。

我们也齐声附和。

父親严肃地看着我们，目光依次在我们脸上扫过。突然，他拍了下饭桌：胡闹，你们还年轻，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我老了，多一只眼睛少一只眼睛的耽误不了我啥，你们趁早都死了这份心吧。

面对父亲的训斥，我们只能哑然。

母亲这时从里屋摸索出来，二姐过去扶住她。母亲不远不近地冲着我们，一字一顿地说，谁的眼角膜我都不要，我只等供体，要是没有供体，我就这样子。说到这儿，母亲失明的眼里流出两行泪。

从那天开始，母亲似乎变得平静下来，她不再乱摔东西，也不发火了，大多时候只是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脸朝着窗外，不知她看到了阴晴雨雪还是风和日丽。

很快，我的假期就要到了，担心父亲一个人照顾母亲他吃不消，我提出请个保姆，被父亲否决了。父亲坚定地说，你们忙你们的，我能照顾好你们的母亲。父亲的话不容置疑，好在哥哥姐姐都在一个城市里，走前我又分别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多回家几趟，便又回到了部队。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二哥打来的电话，先是跟我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了几句别的，突然话锋一转道，福贵大哥前两天来家里了。我冲着电话“啊”了一声。二哥说，妈生病的事，不是你告诉他的吧？我说，我没有。我回部队后，接到过福贵大哥一封信，他说他和大嫂要开始养猪了，乡里也支持，划出了一块地让他做猪舍，买猪崽的钱都是三个孩子帮忙凑的，等春暖花开时，他就可以去集市上买猪崽了。我还没来得及给福贵大哥回信。二哥在电话里沉吟半晌道，你没给福贵大哥去信，那一定是爸爸告诉他的。我忙在电话里冲二哥说，你招待他一下，爸这样子忙不过来。二哥说，我去家里了，他昨天就走了。走了？我疑惑地在电话里冲二哥说。二哥道，这次福贵大哥和以前来时不一样。顿了顿又说，走了也好，爸要照顾母亲，也没精力招待他。我“嗯”了一声。

两天后，我又接到二哥的电话，他喜气洋洋地冲我说，老三，妈眼角膜的供体找到了，医院已经通知妈去住院了。我喜出望外，提高声调道，真的？二哥说，真的，妈做手术你回不回来？

我当然得回去。

在母亲手术的前一天，我回到了家里。父亲正在家里收拾母亲的换洗衣服，我问父亲，爸，供体从哪找到的？父亲抬起头，摇摇头说，医生不肯说，说这是医院的纪律。既然医院有纪律，我也不想多问了，只沉浸在母亲即将迎来光明的兴奋之中。晚上睡不着，仍想着母亲的供体，是年轻人的？还是老年人的？是男是女？毕竟母亲即将要植入别人的眼角膜，紧张、陌生、期待，许多复杂的情绪让我一夜也没睡好。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还有我们这些兄弟姐妹齐聚在手术室门外。他们和我一样，对母亲的手术充满了焦虑和期待。在等待母亲手术过程中，我走到父亲身边，他坐在手術门口的排椅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挺直腰板望着窗外，看似镇定的父亲其实比我们更加紧张。

我靠在他的身边，目光也望向窗外，小声地问，前几天福贵大哥来了？父亲“嗯”了一声，还是刚才那个坐姿。为什么这么快就走了？我又问。他看了你母亲的样子，很难过，说老家还有事就走了。父亲说完看了我一眼。我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大约两个小时后，先是医生走出来，他一边摘着手术戴的手套，一边冲我们说，你们母亲的手术很成功，再观察一会儿就可以到病房休息了。我们的内心是一阵轻松一片欢呼。父亲显然也听到了医生的话，他绷紧的肩膀松弛下来。

母亲到病房后需要休息，我们就告辞了。医院里只留下父亲一个人陪伴母亲。

第二天，父亲一早就出门了。他从早市买回了菜，然后张罗着要为母亲做吃的。忙活到了快中午，父亲终于把这顿饭做好了。自从母亲失明后，父亲就开始学习做饭，虽然笨拙，但已经能把饭菜做出模样了。母亲没病时，父亲连厨房都很少进去。

我给母亲送饭，照顾母亲把饭吃完。母亲自从失明之后，情绪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医生说，一周后，拆掉绷带，母亲就可以重见光明了。母亲吃完，我到洗手间洗刷碗筷，路过一间病房时，总觉得有目光在盯着我。等我从洗手间回来时，故意放慢脚步，那间病房的门虚掩着，我望过去，却看见了福贵大哥。他的一只眼睛也缠着绷带，另一只眼睛的目光正与我相遇。在那一瞬间，我什么都明白了，推门走进去。福贵大哥一只眼睛望着我，脸上充满了笑意。我站在他面前，叫了声，大哥，你干吗要这样？他伸出一只手，仍然那么粗粝坚硬，平静地说，三弟，能为咱娘做点事我高兴。

大哥说了捐献眼角膜的经过。他来家里得知了母亲失明，又陪父亲来医院问供体的事，便记住了那位医生。他谎称自己回家，却跑到了医院，指名道姓要为母亲捐献眼角膜，但跟医生提出的唯一请求就是保密。

我蹲在大哥的床前，不知不觉泪水便流了出来。大哥摇晃一下我的手说，三弟，能为咱娘做点事，大哥高兴。我说，那你以后就失去了一只眼睛。大哥平静地说，哎呀，大哥有一只眼睛就够了，不耽误养猪。那么大个儿猪大哥看得清。后来大哥想起什么似的说，三弟，咱娘拆线前别告诉她。我含着泪点了点头。

母亲和大哥是同一天拆的线，母亲如愿以偿地又见到了光明，大哥的一只眼睛却再也看不见了。

在这期间，大哥为母亲捐献眼角膜的事我告诉了父亲。父亲久久没有说话，他背着手在家里的客厅中踱步，踱了好久，立在窗前向外张望着，又是半晌之后，他呜咽着说，我对不住你福贵大哥。

母亲重见光明后，回到家里，父亲才把福贵大哥捐献眼角膜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先是震惊，然后从胸膛里像打个嗝似的舒出一口长气，喃喃地说，福贵在哪里？

在这之前，我把福贵大哥接出了医院，安排在一家宾馆里。

那天傍晚，我又把福贵大哥接到了家里，母亲颤抖着站了起来，迎向福贵，她拖长声音叫了一声，福——贵！这是母亲第一次这么称呼福贵大哥。

福贵大哥受宠若惊地跪在母亲面前，叫了一声，娘！

从那以后，母亲主动提出每月给福贵大哥寄钱。自从父亲退休，给福贵大哥一家寄钱的事便终止了。

后来福贵大哥给父亲来信，他在信中说，爹娘，我的猪已经开始养了，等到年底，杀了猪我给二老送去……

自从福贵大哥为母亲捐献眼角膜之后，我们家所有的人，不论从感情上还是血缘上，一下子觉得我们离福贵大哥很近很近。

八

母亲的视力失而复得，父亲也变得开朗起来，父母之间的关系从此变得融洽了。母亲去参加老年舞蹈队的活动，只要晚回来一会儿，父亲就把饭菜做好了。有时母亲去外地演出，在估算出母亲快回来的时间后，父亲总是跑到小区门口等待着母亲，见母亲乘坐的出租车远远地驶来，父亲紧走几步迎上去，为母亲拉车门，并提上行李，似乎他们是一对分别许久的夫妻又一次重逢。

这一切的变化都源于母亲，自从福贵大哥为她捐献了眼角膜之后，她开始主动关心起福贵大哥一家的生活了。那次大哥回去不久，母亲听说福贵大哥要养猪，母亲主动找到父亲，拿出一张存折说，福贵要养猪肯定需要钱，我寻思着给他寄十万帮帮他发家致富。

父亲吃惊地望着母亲，目光从她的脸上又落到那张存折上。

母亲就说，咱俩用不着这些钱，孩子们都有收入，人心都是肉长的，咱们帮福贵就是帮咱们自己。

母亲这么说时，父亲感动得泪水流到了嘴角，说，这个家一直是你说了算，你定！

母亲挥了挥存折道，那就这么定了。随后母亲跑到银行，给福贵汇了十万元钱。

福贵大哥收到了钱，把电话打到了家里，接电话的是母亲。福贵大哥听出了母亲的声音，热热地叫了一声，娘。母亲应了声。在这之前，福贵叫过无数次娘，母亲从来没有应过。福贵哽咽着说，娘，你汇的钱收到了，你和爹放心，我们一家一定养好猪。

福贵大哥养猪后的第一个春节，他带着大伟又一次进了城，为父亲扛来半头猪。我正休假在家里，要留福贵大哥和侄子大伟在家过年，可他们只住了一晚便走了。母亲让我送福贵大哥他们去车站。在车站的月台上，我和福贵大哥正欲分手，他突然拉住我的衣角说，三弟，咱爹老了。

他这么一说，我吃了一惊，怔怔地望着他。他揉了一下那只已经看不见的眼睛又说，以前，我没注意，这次我看见咱爹的头发都白了。

我的心一沉。我虽然工作在外地，一年怎么也能见上父亲几次，有时休假，有时出差路过，父亲已经七十多岁的人了，不老是不可能的，但经常见面的人，并不能发现他有什么变化，然而这种老还是不声不响地袭来。送走福贵大哥，我回到家时，又细看了几眼父亲，福贵大哥说得没错，父亲不仅白了头发，他的腰板也不像以前那么挺直了。父亲真的老了。

从那以后，每当过年过节时，福贵大哥总是要给家里送猪肉。只是来的不是他了，而是换成了大伟。大伟见到我们就说，我爹年岁大了，跑不動了。我见到大伟，就想起福贵大哥第一次来我家时的样子。大伟告诉我，他现在和父亲一起养猪，小伟自己开了一家装饰公司。他还说，小凤结婚了，妹夫是名医生。一个月前，我收到过小凤的来信，告诉了我她要结婚的消息。

我为福贵大哥一家感到欣慰。

又是半年后，母亲存折里多出十万元钱。母亲收到这十万元钱，万分惊恐地找到父亲，一遍遍地说，见鬼了，谁这么好心给我汇了十万元钱，是不是汇错了？

父亲不说话，他在打电话，电话拨通了，那端接电话的正是福贵大哥，福贵大哥搞上养猪场之后家里就装上了电话。福贵听出了父亲的声音，还没等父亲说话，他就说，给娘汇的十万元钱收到了吧？

母亲在一旁抢过父亲的电话，冲电话里喊着，福贵，说好那十万是给你的，你怎么又还回来了？

福贵大哥就在电话里大声地说，娘，养猪挣钱了，我再干几年，我给你和爹养老。

母亲怔了好久，才把电话放下。从那以后，我们不管谁只要提起老家，提起福贵大哥，母亲都会感叹，唉，福贵这孩子！

母亲在这感叹声中也一点点老去，以前还花杂的头发，也已白了大半。舞跳不动了，但每天还会去老干部活动中心，坐在一旁看那些比她年轻的人跳舞。

父亲是突然间不行的。母亲后来说，父亲早晨还去院里散了半小时步，回来吃完早点他说心脏有点不舒服，就躺在沙发上歇一会儿，这一躺下，便再也没有起来。救护车赶到时，父亲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接到二哥电话时，正在外地出差，急急忙忙请了假，坐最早一班飞机飞了回来。在登机前，我又想到了福贵大哥，我拨通了福贵大哥的电话，他一接电话便哭了，告诉我，他正在收拾东西，准备马上出发。原来二哥在我之前，已经给福贵大哥打了电话。

父亲的告别仪式是在殡仪馆举行的。依据父亲生前遗愿，我们为父亲换上了军装，这是他穿了大半辈子的衣服，早几年他就给母亲留下了遗愿。

整个告别仪式，都是干休所工作人员置办的，父亲是有组织的人，他把自己的后事也交给了组织。当工作人员把党旗盖在父亲身上，又盖上了军旗之后，哀乐便响了起来。

前来向父亲告别的有父亲的生前好友、下级，还有远道而来的战友……他们已经不再年轻，在工作人员和家人的搀扶下，来送父亲最后一程。

我们家属站在一侧，接受着吊唁者的安慰。

此刻，我想起了福贵大哥，他本该站在母亲身边，可不知为什么，都这会儿了，他还没有出现。就在父亲告别仪式接近尾声时，告别大厅突然闯进来一伙人，所有人都披麻戴孝，领头的竟然是福贵大哥，还有我嫂子，他们的身后跟着大伟、小伟、小凤，还有他们的家人。父亲生前，他们从来也没这么齐整地出现在父亲面前，只有福贵和大伟来过家里。记得几年前，福贵大哥曾对我说过，他要把全家人召集起来，为父亲过一次生日，可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成行。

此时，他们齐聚在父亲的遗体前，先是福贵大哥和大嫂跪下，后面呼呼啦啦地跪倒一大片。福贵大哥哽咽着喊了一声，爹，我们来晚了！

身后的侄辈们就一齐喊，爷呀，我们来看您了。

在场所有人都怔住了，所有人的眼泪都下来了，不止为父亲，还为福贵大哥一家。

福贵大哥跪行几步，半边身子伏在父亲的身边，喊了一声，爹呀，福贵来看你了。

我的泪水汹涌而出，我在心里叫了一声，福贵大哥……

后来福贵大哥告诉我，他们之所以来晚了，是在等从广州回来的小凤一家。

父亲的葬礼结束之后，母亲提议要照一张全家福。十多口子人挤在一起，却唯独少了父亲。

那张全家福照片洗出来后，就压在书房的玻璃板底下。父亲生前经常在这书房里看报纸、练书法，偶尔偷偷吸上几口烟。父亲戒了十几年的烟，不知为什么在他晚年又捡了起来。

父亲不在了，母亲会经常进到书房，在父亲生前坐过的椅子上坐一坐，然后把目光落在写字台那张全家福上。她辨认着福贵大哥家的每一个人，像是要把他们牢牢记住。

九

我坐飞机先是来到了老家省城，然后打上出租车直奔福贵大哥家。这是我第二次来看福贵大哥，也就是说，第二次踏上老家的土地。这不是我的出生地，就是因为福贵大哥的出现，让我和老家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出租车快进村时，我给大伟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就要进村了。

当出租车驶到村头时，我又看到了既陌生又熟悉的景象：大伟带着小伟、小凤，身后的队伍里多了几个十几岁、五六岁的孩子，他们一律披麻戴孝，见我从车上下来，他们又齐刷刷地跪下。大伟叫了声小叔，就把身子伏下去，又抬起头来道，我替我爹谢谢小叔。后面那些孩子，也把头磕在地上，齐齐地叫了一声，小爷爷……

我把大伟从地上扶起来，他们看着我，又把目光投向了村外的路，我知道，他们在盼望着，我告诉大伟，家人都在路上，他们马上就到了。

我看见大伟、小伟和小凤又一次跪下，冲着村外的路，他们在用老家的习俗迎接着自己的亲人。

分类：中篇小说 作者：石钟山 期刊：《小说月报》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