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逐日

梦华

A

很多年后她的梦里还充斥着纷沓的脚印。它们把她的梦踩得支离破碎，也把她的身体踩痛了，痛得忍不住失声号哭。她从梦里惊醒，发现窗前落满金黄苍褐色的梧桐叶。一夜秋雨让黎明显得更加深邃，锦绣的枯叶湿漉漉地贴着地面，沿阶铺满了小院。她叹息一声，再也无心睡眠。人老了，瞌睡自然就少了，她倒并不在意这具日益衰老的身躯被荒唐的梦境剥夺掉完整的睡眠。这些年来她总是做着这样身临其境的怪梦，梦里被纷乱的脚步踩踏得痛不欲生，她却不会感到应有的愤怒。不，愤怒这种情绪对她而言太奢侈了，她还从未因为愤怒拒绝过命运，即使在那段最不堪回首的往事里。

她摸到墙脚里的一根拐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一双三寸金莲滑稽地杵在地上，现在有了三支拐棍。她看着自己的脚，它们可真是小巧，落地时的接触面积不会比那支拐棍大多少。就是这双小脚，早先时候惹人艳羡，后来却遭到鄙弃，连她自己也恨起来，恼自己有如此一双秀气的残脚。不过眼下，她已经这样老了，她像接受命运一样接受了它们。一阵窸窸窣窣之后，它们踩在铺着锦绣落叶的石阶上，踩着清晨有点梦幻的山的影子，发出橐橐的回声。

她站在院子里仰头看看，天边寒星未落，挂着1932年秋天寡白的月亮。

还是一个多月前，老洪来过家里一趟。那时她大着肚子快要临盆了，不免唠叨了几句。老洪紫色的面皮涨得通红，却没有多余的言语，捋起袖子把家里的缸挑满水，又把劈柴都规整到灶屋后头，撂下一句：“俺走了。”桂芝就不管不顾地跳上去，扯住他的袖子：“你走，走了莫要再回来！”她一双好看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长长的睫毛上挂着一点晶莹，让男人硬起的心肠一下子软下来。

“莫要闹哩。”老洪只好柔声哄她，队伍就歇在一箭之地的佛堂坳，太阳下山就要转移，眼下日脚已经转到屋后了。他撕扯着她黏上来的手，起先还有些顾忌，女人拧着劲儿不让，他力气渐渐就大起来，弄疼了她。女人早就蓄在眼眶子里的泪止不住地流出来，洒得他一身潮漉漉的，走了好远，心头还湿得难受。

景荣跟在身后，憨憨地喊了声：“爹，你啥时候再回来？”老洪扭头，挥挥手，让他回去。他还是咬着指头跟着，不愿就此回到流泪的母亲身边去。近来母亲总是流泪，她告诉儿子，是叫灯油熏的，或是风大，或是烧锅的柴太湿了，总之柴米油盐风霜雨雪都有让母亲流泪的道理。才八岁的他懵懵懂懂的，并不晓得那些道理。可是到了父亲这里，母亲往往理屈词穷。方才母亲还气恼地失声喊叫起来：“俺不懂那些大道理，你只说一句，是要劳什子的革命，还是要俺和景荣？”母亲用力把景荣往父亲面前推去。景荣吓坏了，一心想躲在母亲身后，母亲偏不让。她扯着他细瘦的胳膊，又拖又拽，挺起的大肚子吓人地横在他眼前，像座压得死牛犊的山包子，他不敢动了。

最后是爹把他拉过去，息事宁人地说了一句：“这是做啥子嘛，俺又不是不回来了。”

“你啥时回来？”母亲不依不饶。

“革命成功了就回来嘛。”

“要是不得成功呢？”

“咋能不得成功呢？”父亲的底气明显不足。

父亲和母亲就“革命能不能成功”的问题争不出名堂，在母亲看来县保安大队比起赤卫队兵强马壮，父亲他们根本没有胜算;父亲却说母亲的眼光短，这不是县保安大队和赤卫队之间的战争，而是反动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战争。母亲就红着眼说：“人民的锄头扁担，倒比政府的长枪大炮还硬？”父亲不和母亲争了，关于革命能不能成功的问题不是争论出来的，得打仗，不跟着红军打仗，他就回答不了她的疑问。母亲还要说什么，父亲甩开了母亲的手，一步跨到门外。母亲哇的一下哭出声来，父亲却挨了鞭子似的逃得更快了，眨眼间已经穿过院子。母亲倚着门框喊景荣：“去，跟你爹走！”景荣就跟着父亲跑出来。

父亲挥挥手：“回去，景荣，和你娘说，爹很快就会回来。”景荣嘬着指头，一时没打定主意，是听母亲的话继续跟着父亲，还是听父亲的话回去告慰母亲。父亲板起脸，呵斥一句：“还不回去！”他便胆怯地停住了脚。

桂芝倚着门框，身子软软地瘫下来。她想她还是不如他的革命，就算加上景荣，加上肚里的孩子，她还是拴不住他。那是个啥妖精啊？勾走了她的丈夫，她孩子的父亲。

日子往前翻，隔得不长，她还欢迎过革命。那时候满坑满谷的红军田，她指着立碑的土地跟老洪说，真是换了人间。那碑，后来被柯老三的还乡团砸得稀碎。“红军田”三个字四分五裂，东一块西一块地抛在荒野里。同时抛在野地里的，还有农会主席和妇女主任的尸体。只能算是残躯，桂芝不忍看，农会主席先是被点了天灯，剩下一口气，被丢出来，让狼狗撕了;妇女主任被赤身露体地绑在河滩上，乳房被割下来了，还在叫骂……她骂得可狠了，一条河都染了她的血，也不能让她闭嘴。到了夜里，河滩呜咽，没人敢去收尸，化成厉鬼的妇女主任就哭了整整一夜。

桂芝就是那时候开始担心老洪的，尽管老洪啥也不是，不过因为脚力健，给赤卫队抬抬担架，挑挑粮食。她给探家的老洪说：“俺们不干了吧，犯不上搭条命。”老洪不信她的话，仍旧大大咧咧地说：“怕?，柯老三蹦跶不了多久！”

桂芝带景荣回娘家，父亲逮住活蹦乱跳的景荣问：“你爹还在外面瞎跑？”这光绪二十二年的老秀才教了一辈子书，一双长满白翳的高度近视眼几乎要贴到外孙的脸上。景荣害怕地瞅瞅桂芝：“俺娘不让说呢。”桂芝忙拉开景荣：“爹，莫吓着孩子。”老教书先生长叹一声：“罢了，你们当真为孩子好，就莫要把日子不当日子过。”桂芝因为小半年没见着老洪，心下正凄惶，父亲这一句，可捅在她心窝上了，哇的一声哭出来：“爹挑的好女婿，怎么又来派他的不是？”老教书先生一呆：“当初只道他老实可靠，未承想，世道变了，他也变啦。”

教书先生揉揉昏花老眼，眼前白色的云翳讓他看不清咫尺之地。他的耳朵倒不聋，好多似是而非的话传到他耳朵里，他辨得清楚明白。那些新式学堂里，带头起来闹学潮的正是他的学生。他摇摇头，这些昔日的莘莘学子，今日的青年教师，没有从他那里传承稳妥体面的中庸之道，而是嫁接了西人的激进哲学，成为一种重要的新思潮的传播者。他们甚至一度来游说他这个老师，言之凿凿地启发他打开世界的另一种方式。

他已然垂垂老矣，自然不会中蛊，但心中也难免疑惑。饱读诗书的他，并非一辈子读死书的书呆子，因而更加明白，思想对于读书人来说有多么危险。女婿是他众多学生当中的一个，只是因为家贫，仅靠赁来的几分薄田安身立命，没有机会从土地上走出去。当初老先生千挑万选，把女儿交付给他，多半还是由于洪家的家风淳朴，与土地建立了亲厚的关系，过日子不至于凌空蹈虚，陷于无稽的思想的汪洋。因膝下仅有一儿一女，老先生待女儿同儿子一般金贵，倒不图什么荣华富贵，他只希望她平安顺遂。如今，老先生要重新考量这种安全性了。

桂芝在娘家待得心烦意乱，父亲的话不仅没有给她以慰藉，反倒让她更加惶恐不安。她同父异母的兄弟桂堂，历来是个不安分的。父亲的学生里面，那些越是闹得凶的，他越是与他们走得亲近，打得火热。桂堂悄悄探头過来，神神秘秘地告诉姐姐，他们农校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要捐枪哩，搞不好是掉脑袋的事。桂芝被唬一跳，桂堂倒满不在乎，说这事只同姐姐讲，父亲并不知道。“我晓得姐夫在替谁做事，”桂堂（shanshan）眼，“他有好几个同窗在我们那里教书哩。”

桂堂说的是胡运之、方从山他们几个，和老洪同在桂芝父亲跟前读过几年私塾。老洪专侍稼穑后，他们却去上海、武汉这样的大地方游历过，见识便大不一样。桂芝怀疑，老洪口中譬如“革命”这样幽灵般的词汇，正是胡运之、方从山之流教给他的。虽然他们也并没有见过几面。

“这正是让柯老三害怕的地方！”桂堂兴奋起来，青春洋溢的面庞上，泛出年轻男子恋爱时那样的潮红，好像他找到了使他动情的对象，“你信不信，一点儿火星子，就可以把整片山头烧起来？”桂芝吃惊地看着弟弟，高热的状态似乎让他头顶上蒸腾出一股逼人的热气。

但愿老洪莫要这样发癫才好。桂芝杌陧地想，老洪和桂堂可不一样，他不是十七八岁的愣头小伙子，他有她，还有景荣，他可不能这样莫名其妙地让什么“山火”给烧糊涂了。

可偏偏事与愿违。

打起仗来以后，她再见不着老洪。听说他们的队伍就在山头转悠，今天是白马寨，明天是燕子河，只是不见人。这莽莽苍苍的山体藏住了一切可疑的踪迹，不仅柯老三找不到共产党人，桂芝也找不到自己的丈夫，不得不听天由命。有几回闹得狠了，柯老三还从外面请了人来拿匪，坡上捋一遍，谷底捋一遍，村里又捋一遍，烧的烧，毁的毁，凡有人的地方，莫不是鬼哭狼嚎。

桂芝拉着景荣，随着人群跑，东倒西歪，磕磕绊绊，如何也跑不利索。她的小脚这时候真是遭人恨。在娘家时的那一点矜持，现在全成了笑话。人家的大脚凌乱起来也还罢了，她细细碎碎的，又多了几分麻烦和难堪。有好几次，她被自己绊倒在地，连带着景荣也在地上打滚。人群中一只脚没躲过她，狠狠地踢在她这块绊脚石上，又骂骂咧咧地跳过去。她赶紧用身子护住景荣，慌不迭地爬起来。

人群里有娃仔在哭：“娘吔！爹吔！”几十只脚踩过去，瞬间腔不成调，碎了一地。桂芝顾不得前后左右，只能把景荣的小手拉得更紧一些。他是她的命呢，宁可命不要了，也不能丢了他。于是母子俩紧紧扯拽着，昏头昏脑、跌跌撞撞地紧跟在别人后面跑上山去。

山上啥都没有，吃的喝的穿的戴的都丢在村里，也不敢回头。回头就看见狼烟四起，家的方向都成了灰烬。那会子毕毕剥剥的火焰在身后汇成一条口吞活人的火龙，大家伙儿只顾往山上拼了命地奔逃，哪里还顾得周全缸里的粮食、笼下的鸡鸭、圈后的猪狗？农人的那一点儿家当，也是不禁烧掠的，眨眼就灰飞烟灭。

有人嘟囔：“要死了吔，哪还有活路啊！”

跟着就有了骂声：“日你柯老三的祖宗！俺们找红军去。”

冷不防又有人蹦出来抱怨：“还不是闹红闹的。”

“就是，害人哩。”旁边立刻有帮腔的。

也有披头散发疯疯癫癫的家伙，自顾捶胸顿足道：“乱世啊，人命贱得很哟！”

在酷烈的现实面前，人群很容易就像被砸碎的碑一样四分五裂。

桂芝脑子发昏，山高林密，云遮雾罩，一点光线也透不进来，看不清也听不清。在颠沛的汪洋里打着漩儿，这茫茫的林海让她仓皇得如鼠如蚁，全没了做人的方向。她只能搂着景荣觳觫地想，老洪在哪里呢？

那段日子，做娘的都拿柯老三吓唬不听话的娃仔：“柯老三来了啊。”

其实，做娘的比娃仔更惧怕这个魔头。好像是柯老三一来，就得死一回。

比死还可怕。好多女人被柯老三抓去，先是拿着明晃晃的刺刀逼着问：“你家男人哩？”要么就是：“你兄弟哩？”不说，有让你好受的。说了也讨不了好。左右是拿来杀鸡儆猴，衣裳剥了，赤条条地随那些兵油子腌臜取乐，完了像牲口那样捆上，卖出山去，这辈子再也休想见到丈夫儿女和父母兄弟。

想想，桂芝就后脊梁上直发冷，更加紧紧地攥着景荣的手不放。

景荣在她面前转来转去，小手拨拉着一根稻草，鼻头儿上还点着一抹灰。“娘，爹还回来吗？”他像印随的小鸭子般跟在母亲身后，看她在砧板上当当当地忙活，又往锅里添水，灶里加柴。桂芝挺着肚子，眼底闪过一丝忧惧，但仍展颜笑了一笑：“傻儿，哪个人不回家呢？等你爹干成了事，自然就回来了。”“爹在干啥呢？”“在……帮人找个叫‘幸福的东西。”实际老洪给桂芝说的是，“为苍生谋幸福”，这话文绉绉的，说给景荣也白瞎。“谁个丢东西了？”景荣追着问。“山里的穷亲戚。”“那东西难找吗？”“难找得很哩。”

B

很多年后他的梦里还穿透着炮弹呼啸的声音。那声音像是龇牙咧嘴地刻印在魂魄里，一刻也挥之不去。隆隆的枪炮声不绝于耳，上天入地都逃不开，他想要躲过它，就得把自己埋进层层叠叠的尸体里去。可是他一个人的力气太小了，那么多的死人，横七竖八的，一条垒着一条，一摞垒着一摞，把他目力所及的坑谷都堆填满了。漫山遍野的尸体呀，蝼蚁一般，密密麻麻，挤挤挨挨。他搬不动那么多尸体，就得咬着牙，竖着耳朵，听枪炮轰鸣，凄声呼啸。

到现在他还忘不了那时的山，郁郁苍苍，缠缠绵绵，像女人的手，抚摸着相思的每一寸肌肤。尽管在平原地区生活了这么多年，崇山峻岭和戎马倥偬对他来说早就成了史前的记忆，可是，就像身体里残留的弹片，没有一刻他不与它共度人生。他抚摸着身上的疤痕，腋下有一块，腹部也有，大腿那儿也藏着一块，还有脑壳上，头发窠子里也嵌了一小块，扒开花白的头发，还能摸到塄坎。肥厚的增生提供了一种滑稽的手感，伤口周边比他原本的皮肤嫩得多，又滑又腻。这些新生的皮肤因为迟到了三十年，总也赶不上其他组织体的生长。

他龇牙咧嘴地仰起头，好像这么多年过去，疼痛依旧新鲜。

他的身体是在西撤的路上被打成筛子的。

三千里刀山剑丛，他的脚掌烂得不成样子。作为担架班的班长，他脚下唯一的一双草鞋被荆棘沙砾刺穿磨透之后，只得赤脚负重前行。实际担架班里已经找不到一双好脚，他们和那些扛枪打仗的士兵不一样，他们的武器就是自己的血肉肩膀和一双粗粝的大脚。抬着伤员一口气要跑上六十多里地不下肩，老洪他们比起一般被要求轻装上阵的战士更辛苦。普通的步兵为了急行军，可以丢下大部分的辎重，担架班可丢不下肩头的重担。别的士兵伤了，可以躺上他们的担架，但是他们自己伤了，却只能咬牙坚持。

离家有多远了？不知道，只晓得日夜急行军，突围，转战，一路向西。模模糊糊的，似乎连绵的山体和隆隆的枪炮一起呼啸着，在身后成为越来越沉重的背景。

离家时他还是赤卫队队员，四道湾那一仗狠狠打过之后，他就被吸收到红二十五军二一九团，成了担架班的班长。他被团长一眼相中是有道理的，十里八乡，谁不知道他的脚板厉害？从十六岁开始卖长脚补贴家用，他为了俭省，宁愿光着脚丫子在酷暑中烙铁般的虎皮石上踩出一条路来。不管肩上的担子多沉，一抬脚就是一百多里山路。可毕竟是血肉之躯，千里辗转，亦步亦趋，战马的铁掌子都给磨破了，磨穿了，磨烂了，穿草鞋的人哪里吃得消呢？

和许多战士一样，每天都必须负重急行军的老洪得了烂脚病，一步一个血脚印。每踩一步下去，都像是踩在刀尖子上。就这也不能落下肩上的那副担架，为了和死神抢时间，他得扛着伤员跑赢这段崎岖的山路——大路都让给敌人了，得走小道，有时候根本没有路，红军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踩着竹签子甩掉围追堵截的敌人。

山水遥迢，看不到尽头，和他一道从山里出来的老乡王同喜，半道上便生了退意。实在是吃不消行军打仗的苦，脚丫子烂透了，还要冒着随时见阎王的危险。本来嘛，闹革命是为了有口饭吃，寻个活路，现在看来倒是自寻死路。王同喜瞅瞅身边的几千号官兵，个个面带菜色，疲于奔命，溜号的事时常发生，便寻思着，瞅个空把担架扔了，就像那些趁着黑丢下枪的人，至于革命嘛，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

他可没想到老洪早盯着他呢，他一撒手开溜，老洪就上前揪住了他。

“咋的，想跑？”老洪一瞪眼。黑天里，他那双铜铃似的大眼够吓人的。

“班长，你行行好吧，放俺回家吧。”王同喜拍拍怦怦乱跳的心口，臊眉耷眼地直作揖。

“你咋恁糊涂呢！”老洪恼得一跺烂脚，“你瞅你回得去不？”

老洪说的是实话，红军一出来，就回不去了，一片连着一片的根据地，早给人端了。山上的红旗，先前那么耀眼地迎风飘扬，现在也都给拔了，山头光秃秃的，荒凉得没个躲藏的地方，回去就是送死。既然死都不怕，倒怕眼前这点苦，怕跟着队伍杀出一条活路？

老洪说得王同喜怔忡半天。夜里风呼呼地刮，刮得人心乱如麻，彼时又化作锋利的刀子，不要命地手起刀落，快刀斩乱麻。到天亮，又是山高水长。王同喜不大灵光的脑子一时转不过来这道弯，不过失去了这次溜号的机会之后，就没再打逃跑的主意。老洪的游说多少起了点作用，在釜底抽薪的革命道路上，很难说这是不是一种变相的投机——死亡是一只可怕的拦路虎，挡住了怯懦者打退堂鼓的脚步。没有退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就只能义无反顾。好歹读过几年私塾的老洪一针见血，在残酷的革命面前，的的确确“开弓没有回头箭”。

筒着袖子圪蹴在旮旯儿里，听着刀锋出鞘般的凌厉风声谈了一夜，王同喜到底回心转意，继续抬着担架上路了。老洪松了口气，别人溜号他管不着，他的担架班，可一个都不能少。他并不是个理想特别宏大的人，比起胡运之、方从山他们，他到底还是眼光浅，不然怎么束手束脚地抛不下老婆孩子？想起桂芝，他心里一阵钝痛，还有景荣，那个被他一脚踹翻在地上的孩子，要是当真回不去了，这孩子会不会一辈子记恨他爹呢？

当初去赤卫队，也是因为心里有一团火。胡运之、方从山他们从山外面带回来的新思想，让他觉得前三十年都白活了似的，原先抬头见惯的层层叠叠、苍苍茫茫的大山，也成了一重重压在他眼前、身上、心坎兒里的巨大障碍。他给桂芝说胡运之、方从山他们的进步思想，桂芝却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她到底是个小脚女人家，况且她嫁给他，老老实实做他的妻子，他儿子的母亲，十年里一心一意不过是锅头灶尾这方寸之地，面对命运的不确定性，难免疑虑重重。后来乡里成立了农会，打土豪，分田地，红色运动轰轰烈烈，她心里活泛些了，指着坡上坡下成片的红军田，兴奋地对老洪说：“看来你们是对的，天下应该是老百姓的天下，不该是地主老财的。”老洪也高兴，一副“我早就知道”的得意表情，胡运之家是开钱庄的，方从山家的茶园方圆有百里，连他们也起来造反，要革自己老子的命，可见这场运动是席卷一切的“世界风暴”，从骨子里、根子里，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

老洪和桂芝统一了想法以后，就兴兴头头跟着赤卫队进了山。临走那天，桂芝牵着景荣，站在屋前蓊郁的毛竹园里依依不舍地送别：“俺等你呀。”“嗯哪，俺打了胜仗就回来。”老洪觉得胸腔里的那团火烧得炽烈，抚摸景荣毛茸茸的小脑袋时，仿佛能切近地看到胡运之、方从山他们说的共产主义的世界——景荣就该在那样的新世界里，穿着干净体面的衣裳，念书，识字，学文化，不为吃饭攒谷这样的事发愁。

谁晓得山里的天变得快，等老洪再回转家来，桂芝就撕扯着不让他再跟队伍走。“你心里要是有俺娘儿俩，就不要再做这让人提心吊胆的事。”桂芝身上直发抖，提起“跑反”，眼泪就流下来，抱着老洪的胳膊拼命摇，好像来扫荡的不是柯老三，是老洪。

老洪牙齿咬得咯咯响，劝桂芝：“别怕，俺们队伍还在。”

“管啥用呢？柯老三有枪有炮，”桂芝拿脑袋往老洪怀里撞，“你是有枪啊，还是有炮？”她知道老洪只管抬伤员，根本没摸过枪，故意拿话挤对他。

老洪有些懊恼：“革命分工不同，俺肩上的担子比枪啊炮啊重得多！不说那，柯老三杀回来，这下你晓得阶级仇恨有多深了，不斗争，哪能行？”

“俺不是怕你斗不过，白白丢了身家性命？”桂芝赌气拿背对着老洪，“你要不是俺男人，俺管你？”

老洪讨好地掰桂芝的肩头，又毛手毛脚地把她搂进怀里：“俺晓得，晓得哩！老话说得好，开弓没有回頭箭，既然俺们跟着共产党，分了地主老财的田，那就一门心思，跟柯老三他们斗争下去。”

桂芝不服帖地噘着嘴：“俺们这就把田退了，过安生日子不好吗？”

“桂芝呀……”老洪皱眉，“有了好处就上，吃了亏就往后撤，这……这还是干革命吗？”

“俺不懂你的革命，俺只晓得好好过日子，现在日子过不下去啦！”桂芝又叫嚷起来。

老洪赶紧捂上桂芝的嘴：“好日子在后头，你信我。”

桂芝只能信老洪。这敦实的汉子生就一副说一不二的脾性，吐口唾沫砸颗钉，让人不得不信。尽管桂芝十分怀疑那套革命的大道理，但老洪既说了“好日子在后头”，她便只有死心塌地地等。

等到老洪凭借一副铁脚板，被二一九团的团长从赤卫队里挑拣出来，转正为红军的担架兵，桂芝才发觉上了当。但那时已经晚了，老洪的性格因子里，结结实实地存储着一条道走到黑的决绝和极为朴素的价值目标取向，这些都是桂芝的柔情和眼泪拴不住的。他和那个为了挣一条活路而冒险前行的王同喜不同，忠厚的秉性和战争的严酷都不容许他偷奸耍滑，他越来越深地卷入这场胜负难决的革命中去，越走越远……

抛妻别子，浴血苦战，老洪他们在颠沛流离中冲破一重又一重的封锁。在汉中，遇上空袭，敌人的炸弹疯狂地扔进未及隐蔽的担架队。顷刻，地动山摇，人仰马翻，凄厉的嘶鸣、杂沓的脚步，都被隆隆的炮火瞬间掩埋。燃烧的枯枝卷着弹片四处飞溅，裸露的弹坑让宽厚的大地眨眼变成丑陋的癞痢头。有一刻像是静止的，老洪飞在半空中，睁大眼睛——那支疲惫的队伍被那么稀松平常地扯碎了，像是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原先坚强有力地团成一个拳头般的武装力量，眼睁睁地碎成了人渣渣。

也就是在这时候，老洪遇上了梦里的妻儿。桂芝，桂芝，景荣，景荣！来不及想到宏大的革命理想，老洪才唤了一声，就被卷进炸翻的土堆石砾中。他眼前一黑，世界像是倾塌了，哗啦一下，把他埋进最幽深禁闭的底层。他简直没有任何挣扎的余地，动弹不得，全身的力气都被抽了去，软绵绵、轻飘飘地，整个儿世界颠倒了，倾圮的世界全都压在他的身上。世界的最底层是啥？老话说十八层地狱，那么是下了地狱，还是十八层的底狱……黑呀，真是黑，啥也看不到了，老洪瞪着铜铃似的大眼，终于，倦得合上了……

等战友们把老洪扒出来的时候，他已经不省人事。没有任何生命体征的他，被毫无悬念地“牺牲”了。大家把他拖进死人堆，准备就地掩埋。王同喜扑上来，紧紧抓住他：“老洪！你给俺起来！说好了杀出一条活路，咋的，先认（song）了？”

王同喜死命摇着老洪，摇着，哭着，哭着，摇着，眼泪鼻涕飞在老洪的脸上、身上，飞在老洪血呼呼的脑袋上。

渐渐地，那脑袋有了反应，说不清哪个血肉模糊的器官动了动。

王同喜先是以为自己看花了眼，停稳了不再摇老洪，才发现嘴角那里有了些许弧度。

疼？知道疼了？那就是还活着！

“俺的个天！”王同喜抱着老洪的脑袋叫起来。

冥冥之中好像自有天意，被老洪一句话醍醐灌顶的王同喜，怎么也不肯相信为他指点活路的老洪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他硬是从死人堆中扒出了老洪。死里逃生的老洪应该感谢王同喜，或许更应该感谢自己，往往是这样，对于别人的帮助，最后成全了自己。抬了别人一路的老洪，这回躺在了别人的担架上，平生第一回不用自己的脚板走路，稀里糊涂地再次一路向西。

AB

那一年，红军走了。

没有红军的苏维埃，是一个任由国民党宰割和凌辱的软弱妇人。和所有的苏区一样，还乡团鸡犬不留地杀进这个小小的村落，一时间狼烟四起，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

周围的群山沉默了，血红的太阳呼应着熊熊的火光，把仇恨和恐怖投射在群山的沉默上。近来它们见惯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厮杀，每一次拉锯都是血灾和火海，奇怪的是，越杀，越烧，那颗红色的种子越是顽强地生长，好像要把整个层峦叠嶂的大山都变成赤旗猎猎的红色山头。但是这次，那些挥舞着红旗的人好像失败了，他们马不停蹄地突围出去，甩掉了重重追兵，也毫不吝惜地甩掉了他们的根据地。这下，留在这片土地上的亲人们可遭了殃。

家，就是这时候被一把火烧掉的。它是“匪窝”，不配在朗朗乾坤下存在，烧掉它，就是烧死那颗红色的心。与此同时，搜捕和屠杀也开始了。

桂芝这时候特别痛恨自己那双曾经引以为傲的小脚，它们太碍事了，跑又跑不动，挪又挪不开，每一步都让她钻心地疼。加上抱着一对尚未满月的双胞胎，还要牵着景荣，她歪歪扭扭的步伐显得那么拖沓和可怜。她恨不得生出一双像丈夫那样的大脚板，挑上一副利落的担子，把孩子们担在柔弱的肩上。可是，她只能颠着小脚，抱着孩子，仓皇而滑稽地出逃。

丈夫是秋天走的，走的时候连声招呼也没打。这年真怪，好像他一走就落了冬，大雪下来了，真正的鹅毛大雪，铺天盖地的，把桂芝的天和地都结结实实地埋了，她看不到一点出路。她的心是被冰封住了，从秋天里就冷得打战，一对来得不是时候的双胞胎，讨命鬼般地嗷嗷待哺，她急得直淌眼泪，奶水却淌不出来。大雪封山以后，吃喝更是难觅，她躲在洞里，能扒拉出来的，只有枯枝败叶和孩子的哭声。

挤不出一滴奶，她愧疚地看着怀里皱成一团的黄巴巴的小脸儿，心里难受得要命。真是要了她的命了，这个身陷绝境的母亲欲哭无泪，眼看着孩子的呼吸一点点弱下去，她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地抱着他们……

他和她抱头痛哭，这幅画面如梦一般。他摸摸她的脸，还是他离家时光溜溜的脸蛋子;她扯扯他的腿脚，还是她送他时全须全尾的样子。

她不晓得此生可有这样的一天，于是痴痴地等。一直等了他十年，没有等到那一天，终于，她醒了来。

这天她推开门，见景荣攀在半截土墙上和他陈叔说话。两人头抵着头，嘀嘀咕咕的，见她出来，就歇了。“你俩嘀咕啥哩？”桂芝仰头问。秋天的太阳镶金戴银的，炫目得很，她只好抬起手臂，遮挡住睫上毛茸茸的芒刺。景荣“哧哧”笑了一聲，从墙头滑下来：“莫得啥哩，俺和陈叔后晌去镇上。”

隔壁陈福是老邻居，当年两家房子烧成一堆灰，手搭手再建起来，还是邻居。其实她嫁过来的时候，他就从轿缝里偷偷瞧过她。只是那时他还是青皮后生，多少晓得臊。往后的日子轻快得很，并不因为过得艰难而停滞在那里，她怀景荣，生景荣，养大景荣，陈福都看在眼里。他眼红哩！她生下景荣的第二年，他也娶了房媳妇，只是病怏怏的，左腿还不大灵光。就这，也花光了陈家的积蓄，因此不能抱怨，只能待媳妇好，指望日后也能生个大胖小子。谁想病怏怏的媳妇总也养不踏实，起先还掩着嘴、捂着心口咳，渐渐帕子也包不住了，大口大口地咯血，终于撒手归了西。

陈福是桂芝见过的最没脾气的男人，有时候她都觉得他不像个男人。可就是这个不像男人的男人，在她最难的时候帮衬着她，把支离破碎的日子补缀起来，多少像个样子。景荣算是没吃太大的苦，她忧伤地想，就算老洪还在，也不过就是给口吃的，把他拉扯大。她算对得起老洪了，这条根到底没断在她手里。

那对双胞胎可没那么幸运。

生下来，老洪没见着面就跟着部队走了，桂芝幽幽叹口气，想老洪大概从没惦记过那一双儿女。也罢，没出月子就殁了的孩子，进不得祖坟的，况且是那么难的日子，命贱得不如猪狗。那阵子天天“跑反”，多亏了陈福。她光顾着怀里这一抱，差点丢了景荣，是他领着景荣躲了几天几夜。她急得团团转，又莫得法，稀稀拉拉的奶水一下子就断了。原本就不怎么下奶，大人都莫得吃的，哪里有奶水哟！桂芝捶着自己干瘪的胸，哭又哭不得，喊又喊不出。山下，烧村的火光还若隐若现，她只有搂着怀里的一对双胞胎，眼看着他们气息奄奄的小脸，红了，紫了，青了，白了……

母亲的眼泪就是那时候流尽的，等她失魂落魄地回到山下，见到景荣的那一刻，便发了疯地一把将景荣抱住了，恨不得立时把他塞回到自己的肚腹里，才好保他的周全。她嘴唇哆嗦着，喃喃发着梦呓般的咒：“景荣，景荣，你要好好的，好好的呀，娘的命给你，都给你……”

景荣长到十八岁，她心里还忐忑着，生怕有啥闪失，在她眼里、心里，满满的都是景荣，只有景荣。做娘的，和做爹的到底不一样，她想不通当年老洪怎么舍得一脚踹在孩子的心窝上。那一脚踹出去，他昂头走了，可想过他们孤儿寡母半分？

屋前那片蓊郁的竹林也许能够读懂老洪曲折的心思，它们掩护着他并不高大的身影，就这样从一片摇曳的绿影深处悄悄绕开了家人望眼欲穿的思念，绕开了产后极度虚弱的妻子。

1932年秋天，那个一心盼望丈夫能从部队上回来看一眼的妇人刚刚生下一对双胞胎，孩子才十六天大，尚未得到过父亲的爱抚，没想到男人那样绝情，一声不响地就要远遁。

那天，年仅八岁的景荣跑出来看热闹。乡村里有许多稀奇的事，但没有哪样比一群老实巴交的农民跳出来与地主老爷打架的事更让人惊讶。他们集体意识的骤然苏醒还只是最近的事，但很快就发展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大潮。现在这大潮扑过来了，黑压压的一片人头，说不清有多少人参与其中，母亲告诉懵懂的景荣，去，把你爹找回来，他一准在队伍里。

于是当见到一条长龙似的队伍从他们家门口蜿蜒而过时，景荣奋不顾身地倒腾着两条细弱的小腿追上去。他抿紧嘴巴，睁大眼睛，追逐着，奔跑着，到底在人群中发现了垂头缩脑的父亲。

“爹，爹！”儿子一边哭一边喊，奔到父亲面前，“回家哩！”

内疚的父亲有些心虚地把眼神撇开了，他不敢看儿子那双黑漆漆、毛茸茸的大眼睛，它们扑闪扑闪地，像要把他的身子和心都整个儿扑进去。

儿子看不懂父亲隐忍的“绝情”，他还扯着父亲的衣角，跌跌撞撞地跟着跑：“爹，爹，回家哩！”父亲对他不理不睬，这让他更加汹涌地号啕起来，“爹啊，爹——”

孩子幼嫩的哭声拖着腔儿在队伍里横冲直撞，撞得同行的人耳膜都疼了。人们的心也跟着揪起来，又酸又痛，纷纷地劝：“老洪，回吧，回去看看。”

那个被称作老洪的寒着脸，回头看了一眼哭成泪人的儿子，马上又挨了蜇似的别过脸去，加快了脚步。他心里明白，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再也走不动了。儿子的眼泪已经让他受不了，要是回到屋里头，看到妻子的眼泪，他还能跟上部队吗！他不怕敌人的子弹，就怕女人的眼泪弹子。那时他还不知道此去经年，山高水远，队伍上上下下都统一了认识：这次战略转移迫在眉睫，要不了多长时间，咱就狠狠地打回去！

八岁的景荣可顾不上琢磨父亲曲折的心思，他要他的父亲，这要求既简单又直接，如果不能得到满足，他就要孩子气地一直哭闹下去。他扑上来抱住父亲的大腿，不让他走，就不让他走！

老洪一惊，孩子发了疯一样扑上来，他的一条腿被死死抱住了。战友们一个个从身边走过去，自觉地绕开了这个窘迫的父亲。老洪心里又急又疼，眼看着队伍越走越远，终究不敢再犹豫，一脚把孩子踢到路边……

被踢了一脚的孩子呆呆坐在地上，他刚刚换了乳牙，现在那颗新出的门牙却不知怎么磕掉了，嘴里顿时淌出血来，把他吓坏了。止不住的泪水和着漫天扬起的灰土，把那张抽搐的小脸涂得花里胡哨。他想不通父亲为什么如此狠心，多少年以后，长大成人的他和自己的儿子说起这段往事时，也还抱着天大的委屈，好像那一脚踢在心窝儿上，一辈子也消不掉心口上的那道钝痛。

老洪为这事也痛了一辈子。

1949年，仗才算打完，离家十七年的老洪才有机会从隆隆的枪炮声里彻底脱了身。他，得回家了。山坳里的那片竹园还在，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竟还蓊郁得不像话。只是房子眼生，不是他离家时的模样。院子好像大了些，门开得也不是西南方向。老洪疑疑惑惑地上前拍门，门里却听不见动静。

远远地，一个挎着竹篮的小脚女人的身影一摇一晃地走过来。老洪只瞧了一眼，就认出那正是被十七年遥迢的岁月从缝隙里丢出来的桂芝！他激动地迎上去，然后不声不响地停在她面前。

埋头走路的桂芝吓了一跳，一个陌生男人挡住了她的去路，她闹不清他是无心之举还是有意促狭哩。可是，慢着，等她把那张满是沟壑的脸细细瞅一遍，就从那难言的沧桑里面认出了他。天哪！竟然是他！她一步没站稳，顿时跌坐在地上。不，不可能！她固执地摇摇头，随即爬起来，跌跌撞撞地朝家里奔去。

天杀的！她砰的一声把大门关上，跟上来的老洪碰了一鼻子灰。接着，就听到门里传来女人透不过气的哭声。“你开门呀，俺有话跟你说哩！”老洪举起拳头就砸门，压抑的哭声让他的心一绞一绞地疼。女人见了他一言不发，掉头就躲进门里哭，她是受了多大的委屈呀。

“你开开门吧，”老洪乞求道，“那一年，你才生下孩子，俺就狠心离开了你，这一辈子，俺欠你的太多了……”老洪哽咽地搅起沉渣般的往事，使门后的女人哭声更加汹涌。时间似乎静止了，凝结在一种稠厚浓烈的悲怆里。他固执地要把十七年的思念和愧疚都说给她听，尽管经历了那么多没有他分担的苦难，她也许并不在乎他的忏悔。

良久，她终于抽噎地说：“你走吧，俺没脸见你……没法子，两个孩子，连名字也没来得及取，就……托生了……为了把景荣拉扯大，我才……”

老洪一愣，接着使劲拍门：“你开门，让我好好看看你，你开开门呀……”

门没开，始终也没开。老洪的嗓子眼儿里都冒出血腥味儿了，号啕大哭的桂芝也没放他进门。就这样，一个在门里，一个在门外，把一辈子的相思和忏悔都喊完了，哭完了。

秘战

西窗的海棠有年头了，还是祖父亲手种下的。老宅倾圮于流年之后，只有那株海棠留了下来。淑媛坐在窗口，侧耳去听树下年轻姑娘嬉戏的声音。风吹落花，簌簌而动，暮春甜丝丝的暖风沁在傍晚的夕照里，仿佛温润的古玉肌底若隐若现的淡红纹理。姑娘们的笑声浮漾在春风夕照的卷轴上，那是她的孙女儿们，却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十八岁。那些青春的脸庞被温柔的晚风轻拂过后，发出光来，呈现出好看的玫瑰色，与窗边的海棠一齐争奇斗艳。

十八岁啊，她可没有她们现在这样包臀的牛仔裤和马海毛蝙蝠衫，不过也很美，青春总是美的。就像流泉，像明月，像清风拂过山冈，一切的朦胧和怦然心动，都写在饱满多汁的青春里。岁月如流，却永远有关于青春的沉淀。淑媛微笑地看着窗前的孙女们，满头银发被习习的晚风吹出蓬松的一朵白云。

云下有梦。

一件白洋布褂，下配一条及膝黑裙，很长一段时间淑媛都是这副标准的学生打扮。那时她整日像做梦似的，在蓊郁的青春里遇见了炽烈的爱情。只是这一切都像悄然绽放的花蕾，全然是一个人的秘密。她无法将它公之于众，怦怦的心跳，绝不允许第二人知晓。她几乎一生都在从事这样隐秘的事业。而这事业的发端，要从遥远的十八岁溯起。事实上那时候整个县城像她这样的女学生还不多见，民国政府虽主张开放风气，但那都是大城市里的做派，单是送淑媛去女子高小读书，已经够让周围的人羡慕的了，况且她后来还去了笔架山农校。

也是仗着老太爷宠爱，淑媛比堂姊妹们都大胆些。她敢将狗尾巴草递到倚在太师椅上打盹儿的老太爷的鼻子底下去，居然没有人跳出来派她的不是。大抵是同族的姊妹们念她父亲早逝，便允她在祖父面前独得一份宠爱，也不与她争。这养得她愈发地骄傲起来，什么都不大放在眼里。高老太爷在县衙门里供职，原本就是族里德高望重的人物，他娇宠他的孙女，高家便没有一个人敢说淑媛不得体。十八岁本就是爱做梦的年纪，她有时说一些疯话，做一些出格的事，祖父假装板起脸来训斥几句也就罢了，并没有人当真。

可在淑媛看来，高家几进的深宅大院，依旧是一头礼教森严，吃人不吐骨头的庞然怪兽。

她在西窗的海棠树下和堂姐淑贞说起姑姑的事，黑色方口猪皮鞋踢着足边的卵石，年轻的脸庞因为激动而泛出绯红，越说越是义愤。淑贞摇摇头，拿眼色示意她小点声儿。

“为什么要小声？青天白日的，难道不该理直气壮？”淑媛对淑贞的谨小慎微不以为然。她们姐妹俩前后脚来到这世间，对于人生的理解都不过刚刚十八个年头，却分蘖出迥然有别的性格。

被淑媛一吼，淑贞的脸也红了，低声道：“我们这样说，总归是不好。”

淑媛这才认真地打量了一眼这个惯于待在阁楼里绣花的姐姐，嘟着嘴降下调门：“我们说说便已经不好了，可他们逼得姑姑去死，难道是好的？”

“那个……他们……”淑贞小心地斟酌着词句，“这……世上不好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只需管好自己。其他的事嘛，譬如日月星辰，你管得了它们东移还是西进？”

淑媛立刻提起气来辩驳道：“你这样说便没有道理啦！姑姑的事，怎么是其他的事？它就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身边，并且也很有可能，不久之后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倘若下一个便是你，你可还冷得起心肠说它不过是‘其他的事？”

“我不是冷心肠，”淑贞幽幽叹息了一声，“只是，我们都没有力量掌握自己的命运。”

“不，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淑媛重重地在胸前握了一下拳头，“像男子一样！”

她这样说，可不是没有道理。尽管高家从未出过一个忤逆的子孙，可是到了他们这一代，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就在中华国民政府开启新纪元的同一个年头，淑贞和淑媛呱呱坠地，同岁的她们似乎代表着新旧的割裂和断代。现在青春逼人的淑媛在淑贞耳边气息澎湃地说：“旧的总会被新的埋葬，你是同我一起，做埋葬旧世界的掘墓人，还是自掘坟墓？！”这可把淑贞吓坏了，她战战兢兢地扯着淑媛的衣袖，求她莫要说胡话。可是淑媛已經折下了一枝海棠，接着拱起膝盖，“啪”的一下又折断了手中的断枝。

她们关于姑姑吞金自杀的争论戛然而止。

这原本是个悲伤的话题。那一年，和淑媛、淑贞感情甚笃的姑姑尚待字闺中。姑姑正值青春年华，在她们心里，姑姑那么美，又那么温柔，是集全天下的美好于一身的女子。但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女子，却囚于封建礼教的樊笼，因未婚夫死于恶疾，竟吞服黄金和鸦片，以死守节明志。姑姑的死亡是华丽的，黄澄澄的重金属和黑漆漆的鸦片膏为她铸造了一扇精美的屏风，挡住了未来岁月的叵测和一个未过门的寡妇可能会经历的所有是非。高家请来了乐班响器，入殓哭丧，像筹办一场盛大的婚礼一样，为这位震惊四乡的“烈女”操办了一场盛况空前的葬礼。

不知道姑姑的内心曾经历了怎样的凄凉和绝望呢？为了一个在她们生活中从未出现过的、近乎虚无的夫婿，姑姑放弃了自己鲜活的生命。那正是如花的年纪，却好像她的开放只是为了凋零，向无数冷漠的旁观者展览了一次众口铄金的“贞烈”，便香消玉殒了。伴随着姑姑的名节被广为宣扬，淑媛的悲伤竟逐日漫漶成一种莫名的愤怒。流年之后，已经和姑姑当年一般年纪的淑媛和淑贞，迎来了她们民国十八年的春天。是像姑姑那样安守一个女子的命运，阻止生命的本体向上生长，还是做一颗不甘沉沦的种子，在看不见自我的黑暗中破土而出？淑媛心底深处那久被压抑的执念，不可遏制地爆发了。

这个春日的午后熏风醉人，整个高家大宅都昏昏欲睡，并没有人听到两个年轻姑娘的私语，但淑媛为自己的豪迈情怀遽然膨胀起来，一刻也不能耽搁似的，恨不能让全世界听到她内心的爆破。

她要走出这被封建伦理重重包裹的木乃伊般的地主家庭，去到她向往的新生活！

不过，这样美好的生活着落在哪里，她暂时并没有明晰的方向。

唯一使她感到确定无疑的，是首先必须把自己的双脚抬离原地。就像那位叫娜拉的女士，她并不是考虑好了出走后的落脚之处，才走出家门的。而这正是娜拉女士的勇敢之处。鲁迅先生说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便是回来，这根源于现实的严酷，因而更需要类似“无赖”的韧性，去持续不断地战斗。这些都是淑媛从农校的青年教师方从山那里得到的教诲，深以为然。

在淑媛眼里，方从山大抵是这样一个人——桀骜不驯而又温润如玉，是可以为信仰而怒发冲冠的谦谦君子。她亲见他把县教育局的洪科长骂了个狗血淋头，只因为洪科长随口一句“打官司嘛，有钱就有理咯”。她还从未见过他这样的人，举手投足都是——她简直找不出合适的措辞来描述他，只能用她见到他第一眼时的感觉来附会——光。

他是她的光。

后来她才知道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在武汉念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他先后在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系统学习过军政知识，早在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就显示出了过人的才干。“四·一二”政变后，他被上级派往家乡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笔架山农校任课不久，便以黄埔军校学生及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第三团团副的身份进入国民党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就任执行委员，并随后组建商团、民团等地方武装，亲任团总之职。

她可不在乎他的履历，她只是一心听他的话。

她听他说，“妇女解放是革命的重要部分”，她便要站出来终结包办婚姻的悲剧。

她听他说，“只有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才能实现人的平等和自由”，她便回去要求祖父开仓放粮，坚决不做土豪劣绅。

她听他说，“闹革命，光搞鼓动和宣传可不行，还要有自己的军队”，她便恨不得自己也变成他手中的一杆枪。

他说什么她都信。

其实方从山的话很多是禁不住推敲的。因为那时候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共产主义”，他们所热衷的“革命”往往呈现出复杂而模糊的面目。仅就方从山的身份而言，就很难分辨他在暧昧的历史空间里到底存在着怎样曲笔的裂变。一辈子信奉“难得糊涂”的高老太爷，对掌上明珠也只好苦口婆心：“此一时，彼一时，你不要听他们瞎忽悠。”从清朝衙门到国民政府，祖父一直在替官家做事，经见的风雨已将他浸染得世故而颟顸，淑媛却听不进这些。对于革命，她只抱有蒙昧的幻想，还谈不上什么政治觉悟，所以也不会由此及彼地企图厘清历史的脉络，洞悉历史的走向。她只觉方从山的每一句话都那么好听，直说到她的心里去。

她将祖父的话说给方从山听，说他的革命是痴人说梦。方从山却粲然一笑：“人人都做这样的梦，便可堪成为一项壮丽而伟大的事业。”

方从山是她的老师，那么他一定是对的。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在讲台上的身影，及至后来在生命的最后节点，她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他，从未偏移过一丝方向。

她是在他的介绍下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这可以算作她一生中最明亮的时刻。那一刻她与他贴得那样近，她几乎可以听到他有力的呼吸声。他深长而均匀的呼吸拧成一小股旋风，从侧面吹过来，撩起她的发梢，在她的脸颊处搔来搔去。她立刻陷入了幸福的眩晕，有那么一小会儿，竟然以为那庄严的宣誓是因为爱许下的诺言。随即她醒来了，脸颊发烧，灼烫得吓人。他愕然问道：“你怎么了？”“唔，我没事。”她慌乱地把碎发掠到耳后，耳根那里也红了。

这是他们的身体距离最为切近的一次会面。很多年后她想起他的模样，还是由那深长而均匀的年轻男子的呼吸进入画面，氤氲着神秘的荷尔蒙的气息。她的心脏怦怦跳得厉害，却没有人知道它是为何跳出了那样奇异的频率。连他也没有发觉，她的激动和紧张有些奇怪，那并不像是出自一个信徒的忠诚。他向她微微笑了笑，表示理解，他以为她全身紧绷的状态是因为正在从事的地下活动。事实上她一点也不害怕，不，他就在她的身边，她还怕什么呢？

这一年的五月，完成力量积蓄的方从山利用手中的枪杆子挑开了山乡起义的序幕。

然而三个月之后，身份暴露的他就不得不转移到省府。几乎是与此同时，淑媛也被迫转移，成为省立女子职业学校的一名学生。但省立女子职业学校的学籍，只是为她解决了表面上的身份问题——方从山通过社会关系找人代考，让她在省府获得了合理合法的居留权，实际上淑媛从未去学校上过一天的课，她根据当地党组织的安排，暂住在学校附近的江淮旅社，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几位女伴一起到街上散发传单，张贴由共产党起草的《告士兵书》。

对于淑媛来说，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她还没有准备好从一个家境优渥的女学生，转变为在白色恐怖中从事特殊工作的地下党。不过这一切在革命面前又都算不了什么，或者說，在与方从山同志一起从事革命工作面前，一切的危险和考验都不算什么。随着“肃清共党分子”的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淑媛几乎可以认定，他们从事的神圣事业正在浴血开出艳丽的花朵。她不能退缩，因为他就在她的身边。

这种严酷的地下环境，似乎很容易让她把他们的并肩作战想象成一株槭树与另一株槭树的握手，鲜红如血的诗意，反倒使她更加陶醉于青春的恣肆当中。她有时怀抱着一个人的兵荒马乱，默默地念起他的名字，想到革命成功以后他们幸福的模样。有时她又想，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秘密，并不需要什么额外的“幸福”来做不相干的证明。不，她倒可以凭借她心中满溢的幸福，来证明她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她多么钟情于自己爱他的心，这也成为她的信仰，和共产主义一样。

事实上她和方从山并没有太多见面的机会。自从离开笔架山农校，方从山一直在从事兵运工作，他们仅有的几次会面，都是匆忙、紧凑而罔顾个人感情的，甚至逗留一会儿，谈一谈师生情谊，也显得不合时宜。更多的时候，她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和其他同志们一起严肃地围坐在他身边，接受工作部署或者讨论近期的工作问题。就算这样她也很满足，她本来就是个安静的姑娘，能够安安静静地待在角落里阅读他眉间的峰峦和唇边的波纹，已是令她窒息的幸福。

怀抱着这样丰腴的幸福，她陷在一个人的恋爱中。直到那一天。

她给自己悄悄留下了一份《告士兵书》。因为它的主要起草者正是方从山。她预备在晚上休息时仔细阅读，认真学习这份共产主义宣讲材料，好好消化一下。革命的激情和理想的憧憬让她很少思考个人的前途和得失，甚至，照顾自己的情绪也有可能亵渎那份神圣的情感。白天的街头纷扰而躁郁，到处都是冷漠的路人和持械的军警，她几乎找不出静美的时间来，细细品读那轻轻跃动在字里行间的温柔心跳。那是她的另一重教义。

她喜欢一灯如豆，在摇曳的灯火下触摸内心那一点可以暂时被称作“柔软”的东西。毕竟，在宏大的革命语境下诞生的那种坚硬如铁的刚强，无法覆盖生命全部的底色，一个女孩子，到底还是需要这样的柔，这样的软。从寒风呼啸的冬日街头传来的犬吠声未能引起她的警惕，她弯下腰，预备取下绑在腿上的《告士兵书》。乌黑的齐耳短发调皮地跑到了她的脸頰前，她随手将不安分的头发勾到耳后。也就是这个无意间的动作，巧妙地掩饰了她的身份——当凶神恶煞般的军警破门而入时，她还没来得及取下绑在腿上的“罪证”。他们冲进来，不由分说地逮捕了她，理由是有人举报“江淮旅社有可疑分子出入”。

那晚的灯影和人声瞬间就被慌乱踏碎了，一层楼的人几乎拥在一起，发酵出摩肩接踵的热闹。大家挤挤挨挨、骂骂咧咧地被军警推来搡去，接着被带到更加热闹的门厅，逐一进行身份验证。淑媛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阵仗，她太紧张了，以至于胸腔中咚咚狂跳不已。那颗心脏似乎兴奋地在她的身体里狼奔豕突，怎么捂也捂不住。她担心它有可能跳出来，因而暴露自己的身份。但它只是让她面色苍白，膝盖颤抖，背脊上冒出冷汗。她快要虚脱的样子引起了军警的注意，一个唇上有髭的军警乜斜眼打量她，狐疑地问道：“丫头，从哪儿来的？”

“山南。”淑媛喉头发紧，但还是尽量让自己的音色听起来不那么僵硬。

“山南？那里最近闹得够厉害啊。”门厅里乱哄哄的，军警把帽子摘下来，抹了把额头的汗，“奶奶的，人一多，热得招不住。”

“我……是来考学的。”淑媛瞪大眼睛，“我是省立女子职业学校的学生。”

“喔唷，从山南跑到这里来上学，家境不错吧？一看就是娇滴滴的小姐……”楼梯那边有人喊“老吴”，于是“老吴”暂时放下淑媛，颠颠地跑了去。

淑媛松了口气，虽然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随时准备着为革命流血牺牲，但那种未经实践的心理“准备”，似乎一旦面对突发状况就变得不大管用了。她有些庆幸“老吴”的不负责任，他没有把她放在眼里。她确实不值得他浪费时间，反正打山南过来的，一律押起来就对了。这时候她还不知道，由于从山南地区逃亡至省府的地主豪绅的指认，方从山已经被捕。

很快，淑媛就被投入了国民党的大狱。

这是她第一次被捕入狱。尽管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由于秘密战线的特殊性，她不止一次地吃过国民党的牢饭，这几乎成为她的履历，但这次经历还是令她印象最为深刻。

人，总是对第一次记忆深刻。

没有任何斗争经验的淑媛此刻最为担心的是，如何处理掉身上的传单？如果暴露身份，又该怎么办？她被极度的紧张和恐惧包围着，食不下咽，夜不能寐，到处都有军警的严密监视，棉裤里的那张《告士兵书》怎么也没有机会丢出去。就要过堂受审了，淑媛那张原本青春红润的面庞此刻已经面无人色。

就在那根紧绷的心弦即将崩断的一刻，淑媛看到了方从山。

在看守所阴森的甬道里，他提着脚镣，态度从容地从她身边踱过。她从黑乌乌的铸铁栏杆里望着他，一颗心蹿到了嗓子眼儿。原本她已经完全陷在黑暗里，犹如一座枯井，头顶被一块巨石绝望地压住了，看不到一点希望，现在一道光从井壁投了进来。她凝望着他的身影，如饥似渴地追着那束光，一点点地，一点点地，近了，近了。

他也来了！她眼含热泪地想，居然不再感到一点恐惧。

他还像从前那样举止从容，英气逼人的双眉下，寒星般的眸子遥远而深沉，望向她的时候，眼底滑过一丝柔情，那是对她最大的褒奖和鼓励。

这个年仅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在精神世界领先了她数万里，但现在只是先一步被提审，似乎就是为了帮助她这个无知的姑娘而特意放慢了疾驰的脚步。他走过她身边时，压低嗓门悄悄递出一个口信：“你只是个学生，来考学的，不要乱说。”

她嘴唇哆嗦着，怔怔望着他。他眼睛里似笑非笑的光芒灼得她的神经一跳。

那天她听见了他在提审堂上痛快淋漓的骂声。“祸国殃民！”他这样痛骂国民党反动派。几个杀气腾腾的军警扑上来，把他按倒在地，然后是拳棒的毒打。她的心跟着抽紧，痛得不能呼吸，竟情不自禁地失声而哭。“到底是娇滴滴的小姐，禁不得吓的。”有人这样误读了她的眼泪，摇头啧嘴地取笑了一番。

之后她再见到他，他已经被血水浸透了。甬道里拖过一条长长的血痕，她望着他消失的方向，灼热的脸颊贴在冰冷的铸铁栏杆上，听到刺啦刺啦的声音。

轮到淑媛了。

“你是不是共产党？”

“共产党是什么？”她好像真是听不懂他们的问话。

“那你是不是国民党？”

“什么是国民党呀？”

说到底，十八岁的淑媛对于革命确实是懵懂甚至无知的，她全部的经验都来自本能的想象。再则，就是受到了方从山的影响。她觉得他是用生命保护了她，而她一定不能辜负他。这种谈不上方式方法的斗争，换作一个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来说，是极为可笑的，然而从未接受过特工训练的淑媛，认定这正是她战胜恐惧和敌人的唯一斗争方式，或者也可以说，是爱的方式。

幸运的是，第一次提审就这样被糊弄过去了。

现在淑媛唯一担心的是如何处理掉那张塞在棉裤里的《告士兵书》。

看守所里的被褥潮湿而板结，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霉味儿。不过这张被子下面，是唯一的私人空间。晚上淑媛躲在被窝儿里销毁“证据”，她把传单搓烂后攒成一团，趁着夜里解手，偷偷丢在马桶里。可是天亮一看，天哪，纸团漂在马桶的粪水上载浮载沉，煞是生动。太缺乏斗争经验了，淑媛心急如焚。她主动要求出去倒马桶，却被看守的婆子拦下来。号子里有专门值日的犯人，还轮不上她当积极分子。她只好盯着值日的牢友拎着马桶出去，一颗心悬在嗓子眼儿。好在，敌人的斗争经验也并不都那么充分，马桶拎出去，又拎回来，空空如也的马桶似乎守口如瓶，这件事就这么消弭于无形。

很多年后淑媛回忆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仍觉得自己实在是走运，好像是一个演技拙劣的演员头一次登台表演，却因为观众的愚蠢而大获成功。她找不出合适的词汇来描述自己的心情，除了庆幸之外，一定还有些别的什么，但是这还远远不到总结的时候，她忐忑地想，方从山怎么样了？他自从被提审后就销声匿迹，好像根本不曾出现过。她记挂着他寒星一般的眼眸，以及眼底滑过的那一丝温柔。他是为了她才出现的吗？为了给予她勇气和希望，在迷途中为她指引方向。这一切都好像是在做梦，她不能确定。

她倒是经常见到那个叫老吴的军警。

老吳与她们这批同时被抓进来的女学生不久就混熟了，总是有说有笑。淑媛觉得老吴不是坏人，因为他有时虽以揶揄的口气说起她们这些女学生娇滴滴的样子让人硌硬，实在是“活该进来吃点苦头”;有时又仰天打着哈哈说：“奶奶的，这帮牙尖嘴利的女学生最难搞，打又打不得，骂又骂不得，一口咬定自己是学生，有价值的情报一点掏不出来，还总有人说情作保。老子要是局长，就趁早把她们都放喽，省得一坨黄泥巴塞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

有一次老吴居然向淑媛（shan）了（shan）眼。淑媛疑心自己眼花了，难道老吴是……她马上摇摇头，把这一闪念摇出脑袋去，因为方从山并没有同她讲过老吴是自己人。况且她“只是个学生，来考学的”，实在没有必要和军警攀交情。

不过老吴带来的消息还是令她觉得振奋。

老吴和其他军警聊天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让淑媛听到一嘴，似乎是律师的辩护词让当局非常难堪——“来省府考学，却无缘无故被抓”。“无缘无故”，这四个字最要不得，警察局和法院都是吃干饭的，审又审不出，判又判不下，把人从警察局的看守所转移到法院的大牢里，舆情已经难以控制，当局总不能“无缘无故”地无限期扣押女学生。

不久淑媛果然被无罪释放。那天，淑媛见到了久违的祖父。

已经是夏天了，大地上雨水丰沛，撑着油纸伞的祖父远远站在一块医馆的招牌下，殷殷向她招手。脚下的青石板被暮色里的灯光映照得油亮油亮的，反过来又亮堂堂地折射在祖父的一袭玄色长衫上。雨声淅沥不绝，如泣似诉，淑媛发现祖父原本高大的身躯显得有几分佝偻了，站在雨中伶仃的样子十分可怜，不觉眼眶有些湿润。

“淑媛，你这就要走吗？”祖父将手中的伞递给她。

“嗯。”她回答得有些软弱。

祖父想必早就明白，他对孙女的宠爱和纵容，最终让她与这个没落的地主家庭渐行渐远，是时代的馈赠，也是命运的安排。这位德高望重的乡绅从山南风尘仆仆地赶来，为忤逆的孙女散尽了家财。七月的雨水肆无忌惮地流淌在大地上，所到之处，都成了溪流。那些小溪的流向各不相同，却终于都汇成一条滔滔的江水，绝不回头地向着无际的大海滚滚奔去。

她一个字也不必说。

组织上已经决定，为保存力量，一批同志必须迅速转移。七月的雨中，淑媛留恋地望着家乡的方向，心中生出一个怅惘的声音，萦绕耳边低吟浅唱。她离故乡越来越远了，像是一只无法知道归期的风筝，唯有相思如线，雨声霖霖。一位张姓交通员为她雇了一辆黄包车，又细心地帮她放下雨帘。这位陌生的同志将顺着滚滚东逝的滔滔江水，一路护送她去繁华的大上海。码头上的忙碌景致让淑媛的心情也跟着匆促兴奋起来，水天相接的地方鸥鹭争渡，浩渺的水波之上千舟竞发。呵，上海，冒险家的乐园！她将在那里脱下穿戴已久的学生装，继续从事秘密的战斗。此时她耳边又响起方从山的话：“不管前方的路有多么崎岖，只要走的方向正确，总比站在原地更接近胜利！”他仿佛一直在她耳边呢喃。

十八岁过后是十九岁，只是他们没有再见过面。要到很久之后，她才得知他牺牲的消息。迟到的噩耗像一枚抛入她耳道炸响的手雷，她一惊，瞬间湿了眼眶。她望向头顶浩瀚的星空，遥远地流着泪，默默地想，他永远不会知道她对他的爱了。这个秘密成为她一生的信仰。那时她已经成为一名特殊战线上经验丰富的共产主义战士，与情报、密码和电波结下不解之缘。她在白区穿着最时髦的旗袍出入灯红酒绿的上流社会，也在中央苏区的荆棘丛林里冒着敌人的轰炸译过密电码，在翻过那么多道大山，越过那么多条大河之后，她发现，十八岁时的梦依然瑰丽而峥嵘。

一阵风来，一片花落，淑媛迎风舞动的蓬松白发沾上了一瓣馨香。那落红附在银白上，煞是好看，像雪地里耀眼的朱砂。西窗下传来咯咯的笑声，侧耳去听，隐隐的，似乎藏着几多秘密。然而那不是淑媛可以猜度到的。她已经八十岁，和当年祖父一样的年纪，再也无法听懂十八岁的秘语。但她可以想象得到她们说起秘密时可爱的样子，嘴唇嘟起，急不可耐地，要向全世界布施满心的欢喜似的。她们说话时清澈的眸子流光溢彩，迎着光的方向，骄傲地扬起青春的脸庞。她们唇边流淌着蜜，吻到哪里，就流到哪里。理想因而是甜蜜的，因为她们总是说到它。

西窗的海棠比人面还要红一些，这不奇怪，花影幢幢，叠加了数代人的青春。每个十八岁都有秘密，青春就是经历内心的战斗，然后凝结成岁月的琥珀呀。淑媛在晚风中微笑着，捋一捋耳边的发，依稀听到耳边有年轻男子那谜一般的呼吸，错落而悠长，穿过呼啸的时光，掀起一小股旋风，撩起她的发梢，如隐约的耳语，青丝盖过银发。

先知

1

山南地下党遭到摧毁性的打击是秋后的事，当时方从山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他看来，挫折和反复是必然的，这符合历史螺旋式上升的客观规律。不过把漫长的人类历史拆零了再看，每个失败的截面却显示出不可逆的巨大损失。他还是太乐观了，对理想，对友情，对他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

整个山南地区自春上开始就显示出农民斗争的巨大热情，到了夏天更是如火如荼。绝大多数农民都相信，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农会，被地主盘剥到一无所有的他们可能无法度过这一年的春荒。但仍然有一小部分农民在观望。即使立夏后拉起的武装队伍打了几场漂亮的胜仗，还是有人臊眉耷眼地说风凉话。这些落后分子把“自古的道理”拿出来解释时事，认为“秋后的蚂蚱长不了”。那时候方从山他们还没有把这一小拨不合时宜的旧式农民的悲观论调当回事，毕竟历史的大潮滚滚向前，任何反动势力的回潮和复辟都是螳臂当车。

他没有想到他最过命的弟兄会自毁长城。他们是有过生死盟约的，如果说在党旗下的宣誓还不能够证明他的一片赤诚的话，那么月下歃血为盟的结义之举一定能够打消对方的顾虑。他们毕竟有过同窗之谊，像了解自己的掌纹一样熟悉各自的过往，有一段时间他们同吃同住，不分彼此地度过了青春的好年华。

也就是那段时间，他发现整个山乡与他志趣相投的只有他。

他必然是他的左膀右臂，他的心腹之人，至于最后他竟然成为他的心腹大患，不仅他没有想到，所有人都不曾想到。

当狱中的方从山回忆起他和胡运之的相知相交时，一股复杂的情愫油然而生，犹如铁窗外萧寂的独木，在初冬的早晨被突兀地绞杀于不期而至的寒流，而那枝头，分明还挂着未及枯萎的绿意。他原本以为胡运之会来营救他的，至少能够听到胡运之在外奔走驰援的脚步。

那个月圆之夜，他们在火神庙门前的猴儿洞跪叩了土地和火神。远处群山莽莽，近处草木森森，地上一片旷寂的白月光。胡运之从山下提来的鸡公彻夜未眠，它冠盖艳红，羽翼鲜翠，惊恐地盯着眼前这两个年轻男人血气方刚的面孔，他们的每一句誓言都让它瑟瑟发抖。手起刀落，鸡头骨碌碌滚出去，胡运之握住无头鸡公的颈项，任凭赤红的鲜血滴满两只粗糙的海碗。这个活泛的场景萦绕在方从山的心头，一时间惊疑不定，不知是自己的幻觉，还是当真在历史的脚本上出现过这样一幕。

胡运之和他同在漆先生座下读书时便交好。那时他们还是掏鸟捉鱼的年纪，但胡运之竟然不肯贪玩，还扯着他攀谈读书的妙处。大抵他们家世相近，年纪相仿，进得漆先生的门也是在同一天，他与他很容易便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胡运之告诉方从山，古往今来，读书是第一等重要的事，因为读了书，方能知天下事。方从山问道，知天下事又如何？胡运之便一本正经地回答，知天下，方能明自身，你晓得自己的方向，这一生走得端正，不偏不倚，有模有样。方从山奇道，这一生当是何种模样？胡运之仰首喟然道，当是顶天立地，震古烁今，大丈夫的模样！

若只当这是十岁孩童的胡话，也就罢了。偏漆先生极倚重胡运之的壮志和才情，以为这是蒙童中可堪垂表的典范，常捋着齐胸的长须赞道：“孺子可教也。”方从山当时算是开窍晚的，他母亲隔段时候便要拿擀面杖敲打他一番。母亲教训他时，胡运之自然是榜样，这使方从山对胡运之不免生出高山仰止之情。难得的是胡运之并无傲气，家里若差下人送了好吃的来学堂，必然拉着他的手，分而食之。方从山也大方，他父亲在上海经商，有什么新奇玩意儿都和胡运之同享，从不私下里藏掖着。两人同进同出，连迈出的步子都齐整得不像話。总之在大家看来，胡运之和方从山，是一根筷子同另一根筷子的关系，若哪天他们分开一会儿，必招人问起另一个去了哪里。这实在是难得的缘分。

他们直到十四岁才在人生的路上分出岔来。因为母亲写信给父亲，说方从山已到了难以约束的年纪，她一个妇道人家，不敢担此重任，还是把教育权交还给他的父亲。实则母亲听闻了父亲在上海另立小公馆的事情。她原是个贤惠大度的妇人，不可能为此吵闹起来叫全家不得安宁，那么差儿子过去，以便不动声色地提点那个多情的父亲，也是好的。母亲这一着棋，可是太一厢情愿。她毕竟是个旧式女子，哪里想到灯红酒绿的大上海从来不缺少风花雪月的故事，即或是她亲临上海，也未必拦得住丈夫的心猿意马，哪里又能派儿子做代表来监控什么呢？

果然，一到上海，父亲便安排方从山去广州读书。后来方从山又去南京、武汉等地求学，倒是从未在上海待过。对于方从山的行踪，母亲是寡居乡下，鞭长莫及，父亲则无可无不可，只管掏钱便是了，反正他在上海又有了小儿女，膝下并不寂寞。

方从山在狱中回忆起自己短暂的一生，似乎父亲的印象是十分模糊的，他竟然记不清他的模样。只有母亲伸出枯瘦的手来，颤巍巍地仿佛要触摸她的儿子因为备受酷刑折磨而消瘦的脸颊。但终于失败了，她软弱地垂下手去，掩面嘤嘤哭泣。方从山从心底叹息一声。

2

十四岁之后，胡运之又经历过什么呢？

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二十四岁那年，方从山回到山南时，胡运之恰恰也刚刚返乡。他们同分在农校做老师，这一来，又成为形影不离的伙伴。

农校是提供住宿的，方从山和胡运之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住在学校里，尽管家中细软齐全，母亲知冷知热。照方从山和胡运之的想法，只有在学校里和学生打成一片，才能把学运工作开展起来。

那时候农校里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已经组建有一段时间了，因为校长詹青峰就是共产党员，所以他们学校可以算作是秘密的共产主义基地。詹青峰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他紧握着方从山和胡运之的手说：“太好了！有你们加盟，山南的革命力量很快就会壮大起来。”方从山当然有信心，他本身就是带着任务来的，到农校当老师只是过渡，必要时他会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不过眼下他还不能把这些公之于众。虽然詹青峰和胡运之都是自己人，但他们目前的工作还是以发展学生运动为重心，最好不要让他们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胡运之见到他，也是兴奋不已。当年他们分开后，胡运之先是随叔父前往省府求学，后来又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倒比方从山对上海的形势更熟悉些。谈起上海的革命运动，胡运之心潮澎湃。那里毕竟是党的发源地，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更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相对来说，工人的觉悟比农民要高一些。胡运之这样分析他们目前所要面对的复杂局面，一方面是学生的革命热情很高，另一方面学生的家长们却大多局限于现有的土地所有制，抱有小富即安的思想。即使是那些不很富有的家庭，因为生活条件还不至于赤贫，便也很反对学生们起来搞运动。方从山说，那我们就让学生们离开封建家庭，走到赤贫者的队伍中去嘛。

很快方从山就带领学生们发动了一场反对当地豪绅种植鸦片的运動。

当时由詹校长撰写的《为反对军阀、帝国主义告同胞书》，已经作为当地的马克思主义普及版宣传单页，在学生及乡民当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平权的思想日盛，以至于骑马坐轿的地主老财见到农校的师生，往往要绕道而行，连催租加佃也变得小心翼翼。不过这还远远不够，真正的革命要动摇反动阶级的经济基础，因此不触动那些大地主的利益，革命是不得成功的。

佛堂坳附近的程家，借地利之便种植了数十亩罂粟，那些妖娆的草本植物一到春夏之交就灿若云霞不可方物。鉴于鸦片的阶级属性，方从山带领学生们愤怒地拔光了这些毒品原料。这一来惹恼了程地主，立刻带着一帮爪牙气势汹汹地赶到农校，主张破坏者要为自己的侵权行为付出代价。在程地主看来，肇事者赔偿他的损失是天经地义的，因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如果校方不答应赔偿要求，他们就把滥拔罂粟的师生带走。

詹校长当然不能同意程地主带走他的学生和老师，原本秩序井然的校园闹哄哄乱成一片。这时方从山一个健步跃上房顶，趁机发表演说，振臂揭露地主阶级的反动嘴脸，声称毒品不受法律保护，大家理应团结起来与黑心的地主豪绅做斗争。全校师生人心激荡，立刻凝结成一个拳头似的，直捣在程地主的脸上：“报官！报官！报官！”

程地主被汹涌地包围了，到处是群情激愤的洪涛。他从未遇到过这种阵势，自古以来的道理变得没有道理了，师生们震天撼地的呐喊和不断挥舞的拳头让他觉得自己是滔天浪潮中的一粒微尘，随时一个浪头就会把他湮灭在虚无之中。最终，程地主落荒而逃，以狼狈的背影证明了统治阶级的懦弱和无能。

事后胡运之批评方从山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有些冒进了。但方从山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过错，他的斗争有理有节，在山南，乃至整个中国，革命作为一种暴力的公共活动终将水到渠成。

胡运之说詹校长是老党员，我们还是应当多听取他的意见。方从山大大咧咧地笑道：“詹校长肯定乐于见到革命成果呀！”说着亲热地拍拍胡运之的肩头，又来上一句，“革命本就是勇敢者的游戏，勇者无惧，而后无敌嘛。”胡运之直摇头：“匹夫之勇。”方从山（shanshan）眼睛，把胡运之搂得更紧些：“匹夫无勇，国之将亡也。”

在革命理论上，方从山和胡运之似乎有些南辕北辙，不过他们的理想是一致的，于漫长的暗夜里做着同一个梦。这让他们紧紧地倚靠在一起，又加上在学校里同吃同住，便仿佛回到了十多年前那种一根筷子同另一根筷子的关系。

不过这也许是方从山的错觉。他和胡运之早已不是十岁的孩童，对于世界和人生的理解，从十四岁开始就有了分道扬镳的可能。在这一方面，他承认胡运之比自己更敏锐一些。胡运之在小时候就表现出了异乎常人的“懂事”——那时候大人们评价胡运之都爱用这个词，到了方从山身上，就变成了“没开窍”。但“懂事”的胡运之和“没开窍”的方从山往往秤不离砣，砣不离秤，他们甚至还跑到火神庙猴儿洞去跪拜了一番，对着一轮穿过乌云的金黄圆月结义金兰。那天的誓言朴素到可笑，方从山说：“今日我二人结拜为兄弟，从今以后，我有甚好吃的好玩的，必有运之兄一份。若有违背，天打雷劈。”胡运之却正色道：“今日我胡运之与方从山结为异姓兄弟，此后同心同德，互帮互助。若违此誓，天人共弃。”

那一年两个少年均是十三岁，胡运之年长半月，便做了兄长。后来方从山却听母亲说，她和胡运之的母亲是前后脚怀的孕，论起来，方从山的月份该大一些才对，谁知胡运之早产数日，方从山却迟迟不肯出来，落地时倒晚了半个月。

这或许是个笑话。方从山也无法同胡运之计较，仍旧叫他作哥哥。

3

他们是从哪里开始分歧的？

这一点倒不好猜度，因为胡运之是有什么事都愿意埋在心里的人。自从知道方从山与他在思想上并非严丝合缝后，便闭口不谈革命的理论。一是避免争论;二是革命到目前为止尚还算是未竟的事业，大家也都还在道路的探索中。胡运之并不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来，支持自己是绝对的正确。那么就不谈对错。只是在革命的具体方法上，他们各有自己的风格。

譬如胡运之热衷于组织学生们深入学习和探讨，从发动身边的人和改变身边的事开始，逐步而渐进地影响整个社会。而方从山却喜欢像火球一样滚来滚去，燃烧每一寸土地。他带领学生游行，并发表公众演讲，甚至兴高采烈地走到田间地头去，蹲在地上和不识字的老农聊上半天。他总有办法让各种各样的人听懂他的话，这一点胡运之很难做到。

胡运之和人说话，好歹要有沟通的基础，他倒并不是个慢性子的人，但起初一定是要慢的，慢慢来，才有稳固的基础。也许是个性使然，方从山是通过热情迅速地感染周围的人，胡运之却想通过人格的魅力，使他身边的人相信他所相信的，热爱他所热爱的，最终登上同一艘舰船，驶向理想的彼岸。

方从山似乎更受学生们的欢迎。尤其是，他身边很快聚拢了一批女学生。这些女学生以仰望的姿态狂热地追随着她们的方老师，不加辨别和思索地成为方从山的拥趸。如果方从山挥手说我们要把红旗插遍山头，她们就激动地点着头回应，那将是多么壮丽的事业！这不是胡运之心目中的革命。唤醒和催眠是不一样的。他坚持自己的理念，却也不得不承认，方从山更适合团结和领导民众。

不久方从山离开农校，这让胡运之大为惊讶。方从山临走时对胡运之说，他有更重要的任务。胡运之就明白，他们并不接受同一个上级的领导。当时山南地处三省交界，不仅国民政府的领导权划分糊里糊涂，就连革命权也有些各自为政的意思。胡运之不得不暗自叹息，为自己的理想主义隐隐感到一丝担忧。

方从山却仍旧是大大咧咧的乐观主义态度，搂着胡运之的肩膀，欢声道：“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他抬起左臂，在空中划出一个弧度，接着猛地向下一劈，“看吧，不久我们将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来一次真正的革命！”他脸上被西斜的太阳照亮了半边，简直可以用光辉来形容，却因为明暗交替的构图，多少显出些怪异。

胡运之有些茫然地看着他，不知如何回应他的激情，只是淡淡地说：“我不知道真正的革命是不是一定要有流血的暴力，如果有的话，我希望不会是自己的学生。”

方从山大约是没有理解胡运之的意思，他一直认为胡运之的气质成分里有杞人忧天的一面，有时候会把一件简单的事想得非常复杂。比如他们回乡后，一同去拜访旧时的老师和同窗，方从山觉得择日不如撞日，哪天有时间且有兴致，那么就去好了;胡运之却会想到人家是否欢迎，就连去时说些什么都打好腹稿，这才踱着方步过去。方从山说，漆先生是极亲和的人，老洪他们也都和我们交好，不拘这些礼的。胡运之点头微笑，仍旧按他的节奏踱着方步，不紧不慢的样子。他告诉方从山，所谓日新月异，故人十年未见，这世界已是何等的新，何等的异？我们带给这封闭的山乡的，是一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伟力，将要把过去那些理所应当的东西连根拔起，怎么能急于一时呢？

就这样，他们在夕阳下分别，渐渐苍茫起来的暮色里，方从山往县城的方向去了。一群归巢的鸦雀投入林中，叽叽喳喳甚是欢闹，胡运之心中却生出淡淡的忧伤。他目送方从山离开，恋恋不舍而又无可奈何，仿佛十四岁那年，他得知方从山要去上海，心中生出无限的留恋之情，却找不出合适的理由阻拦他奔赴自己的前程。

胡运之的学生中，桂堂是年纪最小的，性子也毛躁，不过由于他的父亲漆先生曾是胡运之的老师，胡运之便待他格外亲厚些。方从山走后，桂堂问他，方老师为什么要离开农校？胡运之一时难以回答。在桂堂眼里，甚至在所有人眼里，方从山和胡运之总是形影不离，他们吃饭睡觉都在一起，连走路时迈步和摆臂的动作都一模一样。他们或许是伯牙子期那样的神仙朋友，如果方从山发生什么事，是所有人都不能理解的，那么这世间便只有胡运之能够理解他。可胡运之懊恼地发现，自己也并不能够理解方从山。

桂堂的姐夫老洪，是胡运之和方从山昔日的同窗。老洪年纪长他们两三岁，家境也贫寒些，因此随漆先生读了几年私塾，便回去扛了锄头。这次回乡后，胡运之和方从山从漆先生家出来，第一个拜访的便是他。老洪见了他们十分激动，握着他二人的手，上上下下摇了又摇：“我那时总说，你们二人将来了不得呀。我说的可对？”胡运之谦道：“哪里的话，我们不过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方从山却哈哈大笑：“老洪，我們正要来邀你做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你可有胆量？”说得老洪愣在那里。

总之，胡运之想象不出方从山去县城后将做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来。

4

方从山就任县党务指导委员会执行委员后不久，就在长岭、保山冲等地先后组建了商团和民团，并亲任团总之职。县长魏庭远是胡运之的舅舅，可以说是从小看着方从山长大的，因此常摆出一副长辈的面孔。以方从山的脾性，自然是我行我素。再者，他是共产党员，落后保守的国民党县长魏庭远的腹诽，哪里干扰得到他的决断？

胡运之偶尔回家，便听到舅舅的抱怨，说方从山目无尊长、胆大妄为。胡运之装作并不如何感兴趣的样子，随口敷衍舅舅：“方从山与我同窗数载罢了，又不是您亲外甥，凭什么事事听您的话呢？您但凡有什么吩咐，派我的差就是了。”魏庭远又好气又好笑，一口茶喷出来，湿了衣襟：“我与他共事，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哪轮得到派你的差？”胡运之赶忙替舅舅抚胸顺背：“这也对，不过我与他既是同窗，在农校也是共过事的，他的脾气我倒了解。依您的高见，他这般目无尊长、胆大妄为，将来又会怎样呢？”“将来怎样？”魏庭远从鼻孔里“哼”出一声，“自然有他的好果子吃！”

照魏庭远的意思，方从山虽有团总之职，不过是地方上的花架子，上头派他组团练兵，那是眼下用得着他，说到底是与他人作嫁衣裳，怎么倒拿腔作势起来，不识得自己有几斤几两。胡运之越听越惊，似乎方从山树敌众多，周围饿虎环伺。魏庭远又教训外甥：“你们在农校里胡作非为，我强作不知罢了。搞什么学生运动，那些个洋派的做法，有什么意思？听起来时髦得很，不过是出洋相！你且正正经经教你的书，与他们少纠缠些！难不成我们送你出去见世面，倒盼个没眼界的活宝回来。”胡运之垂首应了，并不作声。

魏庭远乜斜着眼睛，在外甥脸上扫了一圈，清清嗓子：“运之，舅舅膝下无子，一直视你如珠如宝，你可明白舅舅的苦心？”胡运之点头道：“运之明白。”舅舅长叹一声：“我只怕你不明白。也罢，你只记住一句话，方从山是方从山，胡运之是胡运之。从前种种，不过是小孩子闹着玩，算不得数的，大丈夫岂能行差踏错？”胡运之将眼皮垂得低低的，却终于按捺不住心中毕剥的火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此大丈夫，可算得上行得端，踏得正呢？”言毕，心中怦怦直跳，不敢看舅舅。魏庭远“啧”了一声，举起手来，当头给了胡运之一个爆栗：“小孩子就是小孩子，你经见过几次兴亡？凭空谈那些大道理。我怕你不明白，你当真是不明白！气杀老夫也。”当即拂袖而去。

胡运之闷闷的，晚饭也没有吃，便要连夜赶回农校。他母亲在后面叮嘱他天黑路滑，当心脚下，他头也不回地说，我有眼睛的！

远远近近的大山叠成漆黑的影子，一重重压过来。他一路狂奔，心中发狠道，这夜当真是黑得深沉，四处都见不得光。偏偏心有光明的人，找不到好的出口。像方从山那样，什么都不管不顾，或许是可以走出一条路的，但谁又知道那路上有些什么，最终通向哪里呢？他冥思剖析自己的情感，似乎总有一左一右两种力量撕扯着他。他懊恼地责备自己恐怕不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因为在他革命的路上，还没有真正地经见过鲜血。

他只是在宣誓的时候说过那些决绝的话。那时的情感当然是神圣的，就好像步入教堂的新人，他们一定是对自己的爱情抱有坚定的信心，才会想到白头偕老，而绝不像中式的那些老传统，夫妻结为一体之前，连对方的面都不曾见过。但谁又说得准呢？现在已经是民国十八年的春天，那些去教堂里宣誓过的文明夫妻，也有忍受不了对方而分开的;反而是那些捆绑在一起的旧式男女，倒因为绳索的力量，更容易厮守终身。这个葳蕤得烂熟的春夜里，瓜藤一样活泼地蔓延在脑海中的无稽想象，让胡运之踩在崎岖山路上的步履没办法集中精神，几乎是高一脚、低一脚，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农校。

学校里早已熄了灯，只有詹青峰的宿舍里还留有一盏灯火。胡运之被那摇曳的光华吸引着，不由得趋往那扇明亮的窗。

詹校长的宿舍从来是不上锁的，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皆可以随时推门而入。他欢迎师生们的造访，善于倾听他们的每一种声音，不管是愤怒的，忧伤的，怨憎的，还是彷徨的，迷惘的，无聊的，他都能够帮助他们从中认识到积极的部分，从而生出向上的力量。方从山就曾打趣道：“詹校长和稀泥的办法是最多的，他总能使你对自己满意。”胡运之听出弦外之音，便反问他：“那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所倡导的现代文明，不正是要使每一个人发现自己内在的力量吗？”方从山哈哈一笑：“难道就没有严肃的区分和正确的原则吗？那么只会使人性放任自流。”

如果谈辩证法，他们可以谈三天三夜，但方从山说空谈误国，胡运之也就作罢。毕竟这与如火如荼的革命，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眼下胡运之却十分想找一个人，就这样自由而无所羁绊地空谈一场。

5

一夜之间，山南地区暴动成功，拉起了一支红旗招展的队伍。这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

方从山也暗道一声侥幸，因为就在数日前，国民党五十六师某部进驻山南，反动县长魏庭远还阴谋收缴已被共产党控制的民团武装。在准备并不充分的条件下，方从山毅然发动兵变，正式拉开了山南地区武装起义的大幕。

这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中共山南县委在做出决定之前，主要听取了方从山的意见。抢在敌人动手之前拿到主动权！方从山当时力排众议，把武装暴动和巩固发展苏区的重要任务联系在一起，一锤定音。确实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或许不是更有把握，而是更被动，更难以把斗争继续下去。

当天夜里发生的一切，日后在山南地区志上已有详细的记载。当时，方从山并没有足够的把握，但他还是把自己架在了刀尖上。不成功，便成仁。他二十六岁的人生里，诸如“失败”这样的字眼儿，先验地便与“懦弱”“无能”等词条联系在一起，因而绝对不能容忍。

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翌日，魏庭远被押赴刑场的时候，似乎还不能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他闭目长叹，流下一行浊泪。山呼海啸的人群立刻把他的叹息声镇压下去了，他只好顺势垂下头来，让一颗狰狞的巨石坠着他静悄悄地沉入幽深的塘底。

關于如何处置魏庭远的问题，方从山没有发表意见。事后方从山去找过胡运之，向他说明那是中共山南县委的决议。胡运之点头道：“很好。”此外便没有第二句话了。这使方从山无从再说起“就算那是我的舅舅，我也不能够违背党和民众的意志”之类的话。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远处的山岚朦胧了视线，胡运之捡起一粒石子，朝林子里扔出去，“嗖”的一声，似有穿云裂帛之力。“我们总要向前走。”胡运之反倒安慰方从山，“不能开历史的倒车。我明白的。”方从山感激地看了胡运之一眼，紧握住他的手：“我们还是好兄弟！”

胡运之的母亲却不依不饶，将方从山骂得再不敢上门。她扯住胡运之的衫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先前只道你们小孩子家胡闹，想不到那姓方的砍头鬼，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你若再和他厮混，我立时跳下塘去，随了你舅舅。”

胡运之是寡母带大的，舅舅在他幼时多有照拂，几乎是他半个父亲。这时念至旧情，也不禁泫然，跪在母亲面前，不住磕头道：“母亲恕儿子不孝，此后自然收心敛性，全意侍奉母亲。”她母亲拭泪道：“我要你侍奉什么？我只要你好好保全自己。须知你每一根毫发都是我和你父亲的精血，容不得你瞎糟践！”顿了一下又说，“你和那姓方的大有不同，他天生是个混世魔王，方家早把他逐出门去了。你问问他母亲，可敢在他父亲面前提上一嘴他的事？他也知道自己在家里是不堪用的，便在外面胡作非为。我只怪当初由着你的性子，竟害得你舅舅……”说着又哭起来。

胡运之耳听母亲教训，只得垂首喏喏地答应辞去农校之职，回家中打理祖业。他倒不曾想到，这一来，与方从山打交道更多了。

革命最是费钱的一件事。胡运之在学校里时，要钱了便向母亲伸手。因家里是开钱庄的，从来没有落空过。但那也还都是小打小闹。自他接管了钱庄生意，方从山三天两头来找他谈革命的具体问题，不是捐枪，便是捐缝纫机，要么捐药品。气得两位叔父拿了账本摔在胡运之母亲面前，说他们再也不管了。

胡运之母亲吓了一跳，待弄明白事情原委，自然又是一番责骂。胡运之照旧垂下头来，口中却分辩道：“我原说我做不来这个……”他母亲怒极反笑，指着他鼻子，手指尖不住颤抖：“我倒问问你，你做得来哪样？”“我……”胡运之沉吟半晌，一时竟有些恍惚。想起这一路走来，不觉生出浑浑噩噩之感。原来的理想是越来越模糊了，似乎更多的是被裹挟着，糊里糊涂地卷入一场洪流之中。譬如方从山从他这里拿钱，照例也是打借条的，说是方便他向叔父们交代。实则他与他并不是商量借钱的口气。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口气呢？胡运之细想想，似乎他和他，他们，本就该是一体的，他像从自己家里拿钱那般轻巧，并且是理所应当。他与他说话的口气，也是像自家兄弟般的，他领会他的意思：看看周遭的情况吧，若不是自家兄弟，像胡家这样的大户早就被镇压了。胡运之和叔父们说起这层意思，叔父们气得破口大骂：“这是哪家的道理？啊，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和强盗有什么分别？”胡运之额头冒汗，他有满腹与父辈们背道而驰的道理，可是这些道理在父辈面前一定是无法得到伸张的。

除非他和方从山一样，一早和亲生父亲断绝了关系。

6

方从山入狱的时候，包括胡家在内的大户们无一不拍手称快。

胡运之是胡家唯一一个心情沉重的人，这沉重几乎让他颓废下去。他母亲体恤地劝慰他：“这样不是很好？再没有人逼你了。”他摇摇头，并没有人逼他，他心里清楚，方从山不过是他心底的另一个自己。现在那一个自己被投进了监狱，据说罪无可赦，死不足惜，他不过是因为看到了自己的下场而备感心悸。

他想起他们在猴儿洞拜月结义的情景。

那晚的一轮明月又圆又亮，大如银盆。方从山雀跃地执起他的手，满脸喜色，瞧瞧他，又瞧瞧月亮。圆月近在眼前，似挂在当空的一面圆镜，镜中的两个少年都是欣喜而好奇的模样。他和他拉着手笑了笑，不知哪里传来一声鸡公的啼鸣，喔喔叫得十分醒耳。明明是夜半，怎么会有鸡鸣？然而两个莫名兴奋的少年可顾不上蹊跷，咕咚对着月亮拜下去，膝盖撞上岩石的声音倒把鸡鸣声压住了，面前是一个明晃晃、亮堂堂的夜。

胡运之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天，是有梦的。梦里，多年不见的方从山突然出现在他们十三岁时结拜的猴儿洞前。他还是那样笑嘻嘻地看着他。他们对望了一眼，天就亮了。后来胡运之返乡，在农校遇见也已是共产党员的方从山，心里就想，这难道是巧合吗？不，一定是命运呀。

现在命运似乎给了他们一记重创。

方从山从铁窗里望出去，巴掌大的窗口后方，一棵高大的乔木已经被冬天剥蚀得干干净净。那棵树的旁边，并没有另一棵树，它因而显得孤孤单单，尴尬地裸露着，像是一株异物。

看守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会装作不经意地给他递个消息。组织上并没有放弃他，正在四处托关系奔走营救，但情况不容乐观，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几个逃亡地主，花大价钱买通了国民党省主席陈某人，很快他将迎来处决的日子。

方从山并不感到畏惧，即使身陷囹圄，他也担任着中共省府狱中支部特别行动委员会书记之职，坚持同敌人做斗争。他的《告狱中难友书》已经传遍了監狱的每一个角落，在阳光无法抵达的地方开出花来。现在狱中的每一个战友都知道，有希望在的地方，痛苦也成欢乐;有理想在的地方，地狱也是天堂。

敌人的刑讯逼供没有让他退缩，而是更加坚定了他的意志。这个地主阶级的逆子，在刑具下见到自己赤红的血，便萌发出恶作剧般的念头。他有些疲倦了，过度的失血让他原本强壮的身体变得虚弱。现在他的身体上有一百个泉眼，那春泉样活泼的血液四处涌动着，他颤巍巍地伸出手去，蘸着汩汩冒出的鲜血在墙壁上写下“共产党万岁”五个大字。写完这些他满意地微闭上眼睑，倚靠着墙壁坐下来，享受起这具满是窟窿的残躯带给他的软绵绵的晕眩感。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没有等到胡运之的任何消息。

行刑的这天，方从山戴着沉重的铁镣走过长长的监狱甬道。他身上的棉袍早已破烂不堪，还结满了斑驳的血痂，不过他细心地整理过了，看上去多少体面一些。狱友们面容悲戚地望着他，他却面带微笑。他同他们平静地打着招呼，仿佛要去一个平常的地方。走过高墙的时候，他眼角的余光扫到脚边的青砖上。这个平日里走来走去的地方，被人踏过了无数遍，地缝里却顽强地冒出一些杂草来，显示出生命的神奇和不妥协。他在那几根细弱的杂草边顿了一顿，而后仓啷仓啷地走过，地面上留下铁器划过的痕迹。

方从山短暂的一生终结在一声枪响后，很多人听到崩裂长空的枪声时眼中含泪。一些人哭着说起方从山被捕的经过，他在狱中仍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带领狱友们与敌人做斗争，巧妙地掩护了被捕的其他同志。原本经过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他已由军事法庭转到地方法院，刑期也由五年改为三年，但丧心病狂的逃亡地主们向省主席施压，在成麻袋的银圆下面塞进“方从山不死，山南永无宁日”的血谏。据说，胡运之也在上面签了名。

“他们原先不是要好到割头换颈的地步吗？”人们这样议论。

于是有人替方从山不值，有人骂胡运之浑蛋，有人摇头叹息……这一切很快就被一场大雪覆盖，胡运之从这一天起，似乎从历史里消失了，而方从山则以一种不朽的姿态定格在历史的特写镜头里。

冬天过去后，春天姗姗而来。方从山倒下的地方，被国民党的铁蹄踩踏过无数遍的地方，更多的共产党员冒出来，他们细弱的力量很快结成一条绳索，紧紧勒住敌人的脖子。这条绳索越抽越紧，若干年后，最终不可置信地完成了弱者对强权的绞杀，也堂皇地实现了方从山临刑前神迹般的预言。

“要死还是要活？”

“我死了没关系，种子已经撒下去了，二十年后遍地都是共产党员。”

“你说还有多少？他们在什么地方？”

“多得很，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分布在全中国。”

遍地的共产党人最终把革命的胜利写进了历史。如果倒退到1929年冬天的那个夜晚，方从山蘸着自己的鲜血写下“共产党万岁”的时刻，他还不能够准确地预见二十年后共和国的崛起，在严酷的“围剿”和实力悬殊的政治对比下，胜利更像是一个神话。然而他依然凭借一腔热血在监狱的墙壁上写下了自己的神话，共产党万岁，他郑重地写道，让这胜利的神话到处流传。

尾声

世纪之交，“长征红”摄制组来到大山深处取景的时候，耄耋之年的洪景荣还很健朗。导演邀请他在镜头前面讲几句，他咧开缺了一颗门牙的嘴笑呵呵地说：“俺不知道说点啥哩。”“说说您父亲他们那辈儿闹革命的事。”导演启发他。“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啦，俺这颗牙……”洪景荣指着自己的豁齿说开了。

穿过七十年的云烟，那场席卷大地的洪流在记忆里留下的痕迹早已模糊不清。洪景荣那时年纪还小，很多事情都是后来听大人们说的。譬如英雄方从山和叛徒胡运之的故事。但陪同摄制组前来采访的一位地区党史办的王姓同志却说这种说法不太严肃，胡运之不是叛徒，他一直在替我党从事秘密工作。

“他把自己隐藏得很深，所有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当地人不可能知道内情。”年轻的王同志虽然年纪比洪老要小上半个世纪，却斩钉截铁地说胡运之在方从山就义后，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潜伏在各地秘密从事革命工作，一直到1952年去世。据说1952年冬至这一天，胡运之曾经的学生，时任空军上将的漆桂堂将军风尘仆仆地赶回故乡探亲。因听闻先生身患重病，便欲前往拜望，但由于假期临近，交通不便，只得修书一封，以表思念和感恩之情。这封信现存于地区档案馆内：

运之先生：

先生该健康，家中人均致意！我近来自北京回故乡省亲，因为时间很短不能亲来拜望先生，深感抱歉，特来函问好。

离乡廿余年来一切大变，家乡一切所见所闻莫不使人悲伤愤慨，家乡人们遭受的一切痛苦使人发指。到今天人们又重获解放，重见天日，人心畅快。

惟先生廿余年来，所遭种种痛苦颇表同情，尚望先生保重健康，至盼！

我今后工作在天津，只要交通方便定常来函问安。

拟明日返北京，专此致意。承蒙先生对我的教养深为感谢。

祝安。

桂堂上

信中漆将军对恩师胡运之的遭际似有无法言尽之意，更加谜上加谜的是，胡运之接到信后，在病榻上激动地吟诗一首：

老迈徒悲志力衰，频年愤愤总徘徊。

身处污泥防自染，腹藏攸思盼云开。

山河改貌歌千曲，书信传来笑满腮。

英才济济党陶铸，桃李春风亦快哉。

“廿余年来”“所遭种种痛苦”的胡运之，他究竟遭遇了什么，为什么要“频年愤愤总徘徊”？一切都成为时间无法消化的谜团。后世的人们已经难以透过重重迷障复原幽微的历史现场，并在质地坚硬的历史当中，抚触那年那月复杂而柔软的人性。所幸，关于历史的故事在多元化的叙事中越来越具有生长性。

为了这部精彩而玄妙的历史，一心想成为小说家的王同志在他的考证中大量使用了想象和虚构。他希望借助富有生命质感的文字，阐释革命，阐释革命背景下的爱情、友情和亲情，甚或是，不得不忍受的孤独。

在他的奇思妙想中，胡运之或许从历史中逃逸了——个人命运的低潮和革命低潮的耦合，可能提供了一个分野的机会，让胡运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前半段理想主义的人生。从此，山之南多了一个腰系麻绳、脚趿草鞋的“农夫”，他在夕阳半堕的冬月坐在冰凉的田埂上，托腮遥望西天的一抹已经没有余温的云霞;也会在夜深人静时拨亮油灯，写上一副遒劲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总之生命是苍凉的，他并不特别害怕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对革命退潮后遗落在滩涂上的一顆颗赤珠也不再抱有串联的热情。他只是一个落魄的先生，在外人眼里如是，在自己内心亦复如是。或者，他从命运的起伏中窥到了一种更辽阔的等待，没有人知道那是被摧毁的理想，还是被重建的理想……

责任编辑张烁

【作者简介】刘鹏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文学院签约作家，发表小说、散文、儿童文学等数百万字，多部作品被权威文学选刊转载或收入全国重要年度选本。出版小说集《雪落西门》、散文集《此生我什么也不是》、长篇系列童话《航航的成长季》等个人专著。作品曾获多种文学奖项，并入选“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

分类：中篇小说 作者：刘鹏艳 期刊：《小说月报原创版》2021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