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或者叫做检讨,这两个名词,大抵是人人知道的。检者察也,查者究也,讨者探索也,这是按照辞书的解释。倘用现代时髦一点的说法,就是反省和检查自己的言行,以利于改正错误和继续进步。
人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即使是圣贤,也未必不犯错误。孔子的“温故而知新”,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一直到后来宋明学者的“致良知”,都因为认识到“孰能无过”,所以主张在反省和检查中不断促使自己的前进。检查也罢,检讨也罢,实在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说也怪,有些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常常会跑到它相反的方向,检查也是一样。记得有一次搞什么“交心运动”号召知识分子检查自己思想上存在的毛病,向党交心。“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每一个知识分子,搜索枯肠,检查复检查,上纲再上纲,把自己偶有的“腹诽”,也上纲上线,如实交出。老实说,我也参加过这个运动,当把自己的任何不纯思想,和盘托出之后,“我将本心托明月”,真有张孝祥那种“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的感觉。不料“文革”一来,许多虽不素昧平生,却也从无往来的“同事”,高唱“造反有理”,盖天铺地贴我的大字报,揭发我这个据说是“几料反革命分子”时,里边所用的所谓“材料”,竟然都是我在“交心运动”中的检查,这倒使我对于检查的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原来检查一经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就可以变成检查者的“罪证”,确实很出人的意料之外。
可是,检查的功能远不止此。
十年动乱期间,凡属“臭老九”之类的我辈中人,大抵都有这么一条经验,即那时写得最多的,便是检查。三天一小查,五天一大查,饭前“请示”不虔诚要检查;走路时头抬得高了点要检查:坐着把两只腿迭在一起要检查;说一句“天气要变了”或“太阳下山了”,更非接连检查四、五次,把“罪恶的思想根源”挖出来不可。
那个时期,写检查如做文章,不管你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儿,一定要拎到反党、反什么主义、反什么思想的纲上,否则是不容易通过的。好在天底下有一条规律,叫熟能生巧,写多了,也终于会学到不少世故,懂得应付的诀窍。因为这种检查并不在乎真正查到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只是写给别人看的,能搪塞过去就行。这种检查不少是违心之论与应付之语,尽管有的洋洋洒洒,连篇累牍,但大抵言不及义,以政治为游戏手段,寓滑稽于严肃之中,倘把它列入当代的应用文体中,实在是一个怪胎。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我想检查总该恢复它原来的功能了吧?但是天地之大,宇宙之奇,远非象我这样浅薄的知识分子所能窥其万一,我发现现在的检查,又产生了另一种功能。
比如,据《辽宁日报》记载,一个女人因为受丈夫虐待,回家拿了一些东西,被法院判为“抢劫罪”,处以徒刑。后来事情闹到中央,弄清楚了,宣告无罪释放。但错判了别人徒刑的法院院长和检察长呢?只是“检查了各自的错误”。
又比如,据《羊城晚报》记载,某大学的一位领导人和该校新闻系的主要负责人,排斥、打击一位长期为人民做过好事的老新闻工作者。事发之后,省委“责成他作出检查”。
前一件是“出入人罪”的事,后一件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三中全会的精神。国法党纪,似乎都应当对他们起点作用。但奇怪的是他们都只是“检查”“检查”,一场轩然大波,如此轻描淡写,立即从绚烂归于平淡,然而万籁俱寂了。
这就是说,检查又具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掩盖一切的功能。有的人也深得此中三昧,用检查去解决问题了。据《经济日报》说,襄阳地区有一位书记,因为多占房子,在干部会议上作检查说:“房子超面积,超标准,应该接受批评。”他怎样“接受批评”的呢?报纸说,“但是在检查之后五天就首先搬入新楼。”检查归检查,乔迁归乔迁,用自己的实践,来证明他对检查的认识。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那位南方少数民族领袖孟获先生,他被诸葛亮七擒七纵之后,也会说“南人不复反矣!”而且他说到做到,一直到刘阿斗做了司马氏的俘虏,他还向司马氏说情,要求优待刘氏子孙。现在有的人尽管写了七次检查,但一转身却依然故我,我行我素,至于那份改之又改的检查呢?当然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十年动乱不仅颠倒了历史,也颠倒了是非,检查功能的变化,即其一端,它从使人反省的手段变为整人的工具,又变为掩盖矛盾的灵丹,而且看来还有点积重难返,这个车一时还煞不住,很值得大家注意。在整党之中,也很应该警惕那些以权谋私的人,“检查一阵子,舒服一辈子”,使整党走过场。
分类:散文·杂文 作者:冯英子 期刊:《啄木鸟》1984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