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追捕“二王”纪实》所想到的

《追捕“二王”纪实》在《啄木鸟》上发表并在《北京晚报》等报刊连载以后，据说洛阳纸贵，风行一时，足见受到了大众的欢迎。

我想，所以如此，恐怕首先是这件事曾引起全国的注目。社会治安工作相连千家万户，为一切人日常的安危所系。“二王”作案累累，兽性猖狂，凶残之至，可谓前所罕闻。当他们在各处流窜杀人之际，有些地方的群众还有过一时的不安；甚至有歹徒趁此机会，冒“二王”之名，行凶作恶。现在，由于公安干警的勇敢搏斗和人民群众的尽力相助，凶犯终于被歼伏法，这真是大快人心。人们自然很想知道追捕的详情。写成报告文学，其曲折惊险的情节，对读者自然也有吸引力。

这篇报告文学之所以为人争相传阅，自然不仅因为情节的曲折惊险。除了这件事几乎为人人所关心，人们也很想从这个方面，来认识今天的生活。在这事件中，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殊死斗争，可说是尖锐剧烈之至了。歹徒的凶残，引起的是同仇敌忾；公安战士和群众的无畏，则使人赞佩钦敬。与此同时，在我们这里，不也有着勇敢和软弱、警觉和麻木、高尚和平庸、勤奋和懈怠之间鲜明的差异与对比么？然而，无论经历了怎样的曲折，作出了怎样的牺牲，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人们从这里得到教训，受到鼓舞。这场斗争的真实报道雄辩地证明：正义必胜，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必胜！

人们渴望从文字中认识生活，并从中获取智慧和力量。因此，文字必须真实。只有真实，才具有“天然的”说服性。所谓动之以情或明之以理，都必须完全通过真实生动的形象。报告文学是以真实地并且“文学地”报道生活中的实事为自己的性质的，文学的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灵魂。读者所以欢迎《追捕“二王”纪实》，就是因为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场具有今天生活特点的斗争。

凶徒作恶，警方缉拿，这样的故事，中外出版物中有千千万万。前几年，西方侦探惊险小说在我们这里泛滥于一时，看来是一种病态的现象，因为其中大多数，都不能说是有益的精神食粮，甚至还杂有病害。我们自己所写的，有的也不免落入西方的俗套。好一点的，有时也失之肤浅。生活中的矛盾，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低，善恶美丑之间的斗争，往往并不鲜明生动。写追捕“二王”之事倘也如此，恐怕就未必能为人们所喜读了。

“二王“这类十恶不赦的凶犯的形成，以及在追捕过程中的某些曲折，其根源决非出自正常的社会环境，而正是十年浩劫结出的一枚毒果——或者说是苦果。回想那些年月，人妖颠倒，兽性横行，法纪备遭践踏，青年深受戕害，遵德沦丧，人性泯灭。“二王”这毒果即由此而生。歹徒的作为，其残暴狠毒，有些简直非常人所能设想，倘从十年浩劫看，脉胳却很分明。倘至今还有不能正视“文化大革命”流毒的人，那么，请他们看看“二王”和他们的兽行！

事情当然不仅如此。十年动乱带来了相当深重的后遗症。我们工作中的种种缺陷，人们精神上的种种病弱，都与此有关。追捕过程中的一些曲折或挫折，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在这个环节上，如果当事人警觉一些；在那个环节上，如果面临者勇毅一些；在更大的环节上，如果社会正气更为强盛，匪徒也许不至于能这样地逞凶于一时，或者也不必作出过多的牺牲。从这里，我们将得到许多教育，许多启发，促使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斗争中，在社会改革的洪流中，更加警觉，更加奋发，更加充满必胜的信念。

我想，《追捕“二王”纪实》倘有意回避我们工作中的缺陷，回避人们思想上的弊病，但写胜利豪情，不食人间烟火，恐怕就没有多少力量。读者甚至会产生疑惑：对付这两个匪徒，事实是经历了困难的，现在何以如此容易呢？如果不写出由于特定的历史、社会原因而造成的困难，也许会使人觉得，歼灭区区两个蟊贼也算不了什么。倘这样，作品的效果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由此可见，报告文学首先要取材于有社会典型意义的人物和事件；而同样重要的，是用怎样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认识和反映它们。其中要紧的一条，是切不可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过去的文学曾经有过通病：对矛盾采取回避态度。于是失去了真实，也失去了文学的力量。

我们盛行过“无冲突论”，走到极端，就成为”假大空”。这种理论的“精髓”，是不准反映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矛盾和斗争，而只能依据某个定义或概念，作出图解。例如，中国人民是英勇勤劳的，作品中写某人懒隋，就会被认为是歪曲了中国人民的“本质”。工人阶级是大公无私的，倘写某工人有自私之心，就会引来“难道工人阶级是这样的”责难。反映生活，必须一切皆是“形势大好”，倘涉及生活中消极现象，就被说成是歪曲了典型环境，甚或是攻击社会制度。在这风气中，文学之路极窄，最多也只可写所谓“好的与更好的之间的矛盾”。造成这种景况，有多种原因，但是大约也基于一种十分狭隘的落后心理，如“家丑不可外扬”，或“只可报喜不可报忧”之类。这又是和当时“左”的政治空气分不开的，于是文学衰微。

经过拨乱反正，这“无冲突论”的禁锢总算被冲破了。然而，在有些人思想中，其影响似乎还有待于廓清。试看，对于社会公认的佳作如《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等等，不是仍有人很不以为然么？”否定了反右斗争”呀，“歪曲了革命干部”呀，“丑化了当前社会”呀，吓人得很。写作品的人难免产生顾虑，为稳妥起见，最好还是“作文但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罢。绕过矛盾或许不难，作品却失去生命了。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水，有大海洪涛，有长河激浪，有飞瀑千丈，有小溪潺湲，有碧波荡漾，有雨雾迷蒙，一切皆处于激荡的矛盾运动中，这才是活水。即使是试验室烧瓶中完全纯净的水，其内部也是有矛盾运动的。水并不等于是化学教科书上H2O这个符号。按照这符号写水，殆矣！

自然，表现出生活中的矛盾，并不等于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关于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作家、评论家不久前还在讨论，见解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应该是一致的，即我们体验、观察、反映生活，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和望远镜。作家的洞察力并非天生，而是学习社会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是实践的产物。戴着有色眼镜，或患有“左视眼”、“右视眼”等类眼疾，正如照相机镜头出了毛病一样，是一定把握不到生活的真实的。近来也看到这样的作品，揭露社会弊端时，使人觉得痼痴难愈，一切无望，批评老习惯旧作风，使人觉得过去事万般皆错，革命传统必须废弃；甚或舞台上的人物也高呼：

“谦虚使人虚伪，骄傲使人真诚！”以此博得观众掌声。可见解除了“无冲突论”之后，也还有一个如何才能达到真实的问题，有待于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求。

《追捕“二王”纪实》这类题材，写起来难度不小，因为还有工作中某些方面不宜揭露的问题，但是此篇作者对于事件本身的报道，并不回避矛盾，观察、提炼还比较准确，所以能有益于大众。当然，它的文学性还可以有所加强。所谓“文学性”，并非堆砌华美的词藻，如“绚丽”呀，“心弦震动了”呀，“春之神降临大地”呀之类，而是更能深察生活的内蕴，透视各种人物的灵魂，这才能传神，才有文采。这也许是一种高要求，然而却正是我们所要努力的。

愿《啄木鸟》上能出现更多精采动人的报告文学，正如此鸟奋啄不息，必声震于华林。

分类：评论 作者：于 晴 期刊：《啄木鸟》198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