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作品翻译〗擒“狼”记

(续《啄木鸟》1984年第二期)

15

……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午休后，佐林通知我说，在沃尔让斯克城外，路旁的森林里发现了盖拉尔德·卡扎科夫的尸体。盖拉尔德·卡扎科夫的死讯使我感到震惊。我还不知道详细情况。行动小组已经奔赴现场，尚未返回。

我想弄明白，我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犯了错误，为什么没能预先采取措施防止这一灾难性的结局呢？

最初，从曙光旅馆那天夜间起，我们就没认为他是个什么重要人物，因而没有对他采取严密的措施。

在我们认为是严重的、头等重要的复杂案情背景中，盖拉·卡扎科夫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忽视了，退居于次要的地位。我时而让这个同事，时而又让另一个同事去调查他的问题。不，我并没有忘记他，不过与此同时我却万万没想到，在这瞬息万变的形势下，在人的命运和生活环境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卡扎科夫竟会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盖拉在公园遭到袭击以后，我曾去过他家。先是同他母亲，后来又同他父亲见过面。此后我明白了：盖拉和尼娜·巴甫洛芙娜始终不想同我开诚相见。他们是有什么事情企图瞒过我，我没来得及侦查清楚，只是打算这样做。可是，他就在我们相识的当天被人杀害了。我离开他家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是怎样和为什么在夜间去到树林里呢？

佐林说，卡扎科夫是背上挨了两枪被打死的。这是格里戈里耶夫大尉用无线电报话机报告给他的，格里戈里耶夫率领一个侦查行动小组，按照国家汽车检查局值班监理发出的讯号，已经赶到现场。发现尸体的事是当地采蘑菇的孩子们报告给他的，说尸体被匆忙地乱扔些树枝掩盖着。孩子们是偶然碰到的。

现场调查和尸体解剖结果明天才能知道。

难道这场悲剧中有我的过错吗？是啊，只要我昨天再多坚持一会儿，得到盖拉和他母亲的好感，或许这小伙子今天还活着。人所共知，我们这些人都是擅长“马后炮”的，事后聪明，毕竟还是……

是啊，回忆、比较、逐一思考我同伊波利特·安东诺维奇·索列诺夫一家人的会见，现在我当然可以象是透过放大镜一样看到某些东西：尼娜·巴甫洛芙娜怀有某种恐惧，盖拉怀有某种惊慌。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我至今仍不清楚。在我到卡扎科夫家的时候，我没有任何一点事实可以预见，这一天就是卡扎科夫的末日。遗憾的是，把什么都事先猜中料到，是不可能的。莫非这就是我们这行还需要下功夫付出代价的地方？就是我们同事在本行业务锻炼上还不到火候的表现？或者这就是因为生活本身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生活中的一切都无法事先猜测和预料，很难一眼就把生活看透，把它彻底分析明白，人不可能永远正确，也不能每次都找出一个罪人。生活中是有偶然性的……为什么盖拉会出现在树林里？他是怎么到那儿去的？什么时间去的？跟谁去的？是谁把他弄到那儿去的？用什么弄去的？他是在什么时间被打死的？为什么？……问题是如此之多……而且问题还会更多！

罗曼·尼古拉耶维奇刚从现场回来不久。

我们来到了省检察院。“没说的，”戈柳诺夫告诉我，“谋杀地点选择得再合适不过：离道很近，从道上又什么都看不见。灌木丛长得很茂盛，杂草很高，四周到处是枯树枝条。”

“发现什么痕迹了吗？”

“没有。尸体旁边是一条林间小道，小道给踩得很乱。看来罪犯是顺着小道窜上公路的。找到两枚子弹壳。布涅耶夫正研究子弹壳呢。”

“罗曼·尼古拉耶维奇，”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有一些想法，想同您谈一谈。”

“您究竟怎么看呢？”戈柳诺夫眯缝着眼睛说。

“我看是这样的！苏林案件从各方面来看，都可告一段落。您看，这是一张纸，我在上面画上一个小方块，写上‘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苏林然后划个十字把它勾掉。我们之所以还把他留在总的示意图中，只是因为所有的麻烦都是从他身上开始的。”

“我们假定说，您的这个说法是对的。”

“现在画另一个小方块——‘工程师赫拉莫夫，这个小方块非常有意义。不过，暂且把它放一下，先不去管它，让它留在纸上显要的地方好了。咱们先不往这个小方块上引划任何线条，也不从它这儿往别处划任何线条。这一点您不反对吧？”

戈柳诺夫默默地点点头。

“现在对我们最重要的是第三个小方块——‘中等技术学校学生盖拉尔德·卡扎科夫。现在必须向您提供某些您还不知道的细节。”

于是，我向这位侦察员详细介绍了走访卡扎科夫家，同尼娜·巴甫洛芙娜和她丈夫谈话的情况，访问索列诺夫家的情况，说出了跟卡扎科夫相识的姑娘的名字，提出盖拉和谢尔盖·罗金、瓦列里·帕霍莫夫、费利克斯·普罗塔林相识的想法。

戈柳诺夫认真地、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后来突然问道：“您是什么时间到卡扎科夫家里去的？”

“下午。”

“您没有觉察到盖拉要到什么地方去吗？”

“没有。甚至正相反，他露出一副要在家里呆下去的样子。我知道您想要说什么，罗曼·尼古拉耶维奇。眼看着天要黑了，他何苦要到城外去呢？去挨枪子儿吗？他去找谁？还是谁把他勾去的？”

“说得完全合乎情理。”戈柳诺夫回答说。“我所关心的也正是这些问题。”

“我考虑过这些问题，罗曼·尼古拉耶维奇，考虑过……嗯，比如说，我走之后盖拉要去看电影。他走到街上遇见了在公园里露天舞亭附近打他的那些家伙。有这种可能吧？”

“完全可能。”

“他们能不能再次追着他不放呢？”

“未必，不过也有可能。”

“我想也未必，不过也是可能的。”

“可是、”戈柳诺夫微微一笑、“昨天晚上或者昨天夜里，谁也没打过卡扎科夫，因为尸体上没有发现任何伤痕。”

“原来是这样……那就是说没有人打过他……可以设想，一是有人用某种手段把卡扎科夫勾引到林子里的，一是盖拉本人自动去的，自己去的？”

“对。”

“这就是说，卡扎科夫是被某个人蓄意谋杀的。好了，现在，罗曼·尼古拉耶维奇，咱们不妨这样设想一下，本月以来，城里出现的所有重大犯罪活动相互间都有关联。我所说的犯罪活动，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同青少年有关系的，或者可能最终是同他们有关系的犯罪活动。我重复一遍，让我们就拿最近一个月——八月份做例子。”

“我似乎明白了您的意思，”戈柳诺夫慢条斯理地说，“头一件是在门捷列夫大街抢劫科瓦列娃的案件。”

“案件发生在八月七日夜里。”我立即答上日期，“怀疑是两个青年干的，没抓着他们，只有某些线索。”

“接着是帕霍莫夫和罗金这两个半大孩子打架斗殴，捅了刀子。”

“这是在八月十二日。打架的原因，这两个人谁也不说，守口如瓶。”

“这也是发生在晚上，打架的动机仍不清楚。在这前几天，就是八月七日，三个身份不明的小伙子威胁女售货员萨蕾切娃：要是她不卖给他们酒喝，就要……您知道不，这几个小伙子现在还去商店不？”

“不去了，再没有得到去的消息。”

“这正是最关键的地方！好吧，咱们再往下看，苏林在曙光旅馆被击伤是在八月十三日至十四日夜里，凶犯还没有捕到。”

“或许是一伙凶犯呢！”我插话说。

“盖拉尔德·卡扎科夫露面了，他在旅馆案件发生一周以后，也就是在八月二十日在公园里被三个青年小伙子狠揍了一顿。”

“又是在晚上，罗曼·尼古拉耶维奇！”

“这三个青年人又没被抓住，跑掉了。卡扎科夫硬说没看见，不记得，也不知道是谁在公园里打了他。最后，是卡扎科夫遭到了悲惨的结局：昨天夜里被杀害了。是谁杀的？不知道……所有这些案件都发生在八月份这一个月里。我说，维尼阿明·亚历山大罗维奇，真的，在所有这些案件中不难找到某种规律性。”

“现在，罗曼·尼古拉耶维奇，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拆开这张示意图。”

“请试试看吧！”

“说实在的，我们有什么根据把帕霍莫夫和罗金打架，抢劫科瓦列娃，卡扎科夫在公园被打、在林子里被杀，恫吓女售货员萨蕾切娃，伤害苏林的未遂犯罪，统统搁在一起呢？”

“都合在一起，当然不值得。但是，把各种表面上暂时分散的、互相孤立的事件联结成为相互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事件的链条，这样做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不过，为此必须找到一个推动力——主要原因。您明白吗？找到这一系列事件的推动力。顺便说说，我们还有一些‘后备青年：尼古拉·索列诺夫和费利克斯·普罗塔林。他们一方面和卡扎科夫有牵连，另一方面又跟罗金和帕霍莫夫有牵连；我们已经了解到一些姑娘：皮敏诺娃，亚历山大罗娃，斯涅基列娃。我们应该把这些‘后备者放到示意图里。”

“可以。那‘赫拉莫夫工程师呢？”我提出异议，“他现在在这张图里占什么位置呢？大概未必属于青少年的‘功绩吧？”

侦察员有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起身朝门口走去，不知为什么拉了一下门的拉手，突然转过身来，对我说：

“可要知道，您自己也能‘推翻自己呀，不是这样吗？”

“是的。”我笑了笑，“正是这位工程师在这个想法中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就是说，谋杀‘赫拉莫夫可能是全部案件的推动力。我们记得，他说过，是朝他开枪的，结果打到苏林身上了。我们可以相信他的话吗？”

“显然可以。倘若他隐瞒了过去的经历，那他一定否认一切。否认一切！因为把自己牵连到这枪杀案上对他是没有好处的。”

“可是他毕竟承认了是向他开枪的。是说走嘴了吗？是激动的结果？是我向他施加压力之后说出来的？不，工程师并不是那种说话走板，或者是向压力让步的人。他深信，我们一旦要搞他的问题，就一定会搞个水落石出。”

“所以，他才打动了您的感情。”

“正对，罗曼·尼古拉耶维奇！我们这里已经接触到最主要的问题了。有人向工程师开枪，是为了找他报仇。为什么找他报仇呢？是为现在的事吗？不能，现在他是清白的……”

“因此您想说，向他开枪的未必是年轻人，尤其未必是半大孩子，是不是？”

“是的，是的！然而，这全然不是说年轻人没有在某种情况下参与谋杀。比方说，能跟踪工程师的，恰好是半大孩子。”

“这是切合实际的说法……”

“有的人可以把武器枪支交给半大孩子，如果这个人正是要找工程师复仇的那个人呢？他知道工程师的某种秘密——这是没有疑问的。‘赫拉莫夫四分之一世纪的生活是清白的。那秘密就在他的过去。报仇也一定是为了过去的事。我的想法是：要杀害工程师的，不是他过去的‘战友，就是他旧日的仇敌。过了四分之一世纪还要报仇，您知道，这可非同小可呀！”

“是的，怀恨了四分之一世纪还要报仇，这家伙肯定是只恶狼……我们就用‘狼这个词把他标在示意图上吧。”

“不过……这‘狼与罗金和帕霍莫夫以及卡扎科夫之间可能有什么联系呢？我现在还看不出来。”

“因为它不明显。假如它是隐蔽的呢？还没有被我们发现的呢？”

“可是毕竟……如果‘狼和青少年的这种联系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呢？”

“这是可能的。不过，假如我们暂时感到的这种联系突然真的在事实上存在呢？您想象得出这伙人会干出什么事来吗？我们有权力忽视这伙人的存在吗？不，维尼阿明·亚历山大罗维奇，您的想法是很重要的。八月份所发生的案件是有组织的。好象有一只凶残的魔掌倾刻间干出一系列的坏事——抢劫，斗殴，开枪，恫吓，杀人……”

“象是一群狼。”我自言自语地说。

“可是，要知道，这群狼为首的总是一只恶狼。您知道不，有一次，案情使得我必须在自然保护区呆了两周，调查猎人被害的案件。所以我见到过狼是怎样驯育狼崽子的，狼崽子又是如何变成大狼的。纪律严得惊人！不服从，立即受到严厉的惩罚。有时候狼崽子疼得嗷嗷直叫，有时候还给咬得浑身是血……不过，狼崽子在‘学习之后就成了大狼——凶恶，残忍，暴烈，机警，狡黠，好报仇，忠于自己的狼群。我没见过胆小的狼。它们总是厮打到最后咽气才算罢休。狼崽子还好对付，可是等到它们长大了，恶性发作，你对它是死活没治的。即使你斗智能斗过它，可是它那个机警劲儿和凶猛劲儿……”

“那么说，我们可以设想，卡扎科夫也在这个狼群之内啦？”

“眼下我们可以随意设想。”

“这么说，他所以被杀是因为他在哪方面不听话吗？”

“可能是。”戈柳诺夫点点头。

“这样一来，罗曼·尼古拉耶维奇，我们不妨认为在我们市内出现了一只狼，并且不能排除他是工程师的老相识。是他笼络了一伙不定性的，易于轻信的，基于各种原因适于达到其目的的半大孩子。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八月份发生的案件，就其性质而论，种类不一，各不相同。”

“对，是这样，”戈柳诺夫肯定地说，“不过，正是因为案件的性质各不相同，才使我们想到‘狼还在驯育它的崽子，让它们经历种种考验，经过恫吓，抢劫，流血……似乎在把它们紧紧地绑在一起，操纵在自己的手里，尽量减少暴露自己的危险。”

“能不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决定把工程师干掉？因为工程师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使他受到被暴露的威胁。”

戈柳诺夫点点头，然后若有所思地说道：“十七、八岁的青年……用一种形象的说法，这是一群年龄很大的狼崽子啦。这样一些狼崽子不仅会呲牙咧嘴，而且会疯狂地撕掉受害者的肉呢。而且和他们在一起的是一只老的，凶悍的头号恶狼，他跟在后面，悄悄地出谋划策。他在实地训练。只怕我们的小青年身边隐藏着这样一只恶狼。所以，倘若我们再拖延时间，恐怕卡扎科夫就不是最后一个受害者了，还会……”

“因此……”我笑了笑，“您想说，快点擒‘狼吧，比津同志，是不是？”

“对！”

我们制定了一个近期行动计划，并且建立了一个小组，除了我俩以外，参加的人还有：格里戈里耶夫、马克西莫夫、瓦休京和鲍利斯·巴甫洛夫，戈柳诺夫侦察员的见习生。每个人都领有具体任务。

16

八月二十九日，星期六。电话铃响了。

“中校同志！门卫值班室。来了两位公民找您，要求接见。姓卡扎科夫，尼娜·巴甫洛芙娜和伊波利特·安东诺维奇……”

他们来得正好。在发现盖拉尸体的当天，我想同他的父母谈一谈，但没能做到：因为他们处于休克状态，已经到了“刻不容缓”要抢救的地步了。

……我竟没能一下子就认出来盖拉的父亲、母亲。我仿佛觉得他们的身材都变小了。伊波利特·安东诺维奇小心翼翼地扶着妻子的一只胳膊；妻子勉强地移动着脚步。我慌忙迎上去。

“我愿意协助你们找到杀害我儿子的凶手！”尼娜·巴甫洛芙娜用炽热的目光盯着我，“我愿意！”

“您了解什么线索呢？”我立刻问道。

“尼诺奇卡，你都说了吧。”老卡扎科夫插话说。

“你得了吧，伊波利特！”尼娜·巴甫洛芙娜打断了他的话，“当然我要全都说啦。前天早晨，我从商店回到家时，用自己带的钥匙开了门，因为我以为盖拉还在睡觉，不愿叫醒他。我走进屋，忽然听到他在餐厅里跟谁通电话……”

“他说什么了？”我赶忙问道，“是跟谁通电话？”

“请不要打断我的话，维尼阿明·亚历山大罗维奇！”尼娜·巴甫洛芙娜突然喊叫起来，“我自己来说。要一字不差地说……盖拉奇卡说：‘可是在这一点上你俩都错了。记住！还要记住：跟你在一起，我想干啥就能干啥。记住了吗？那就好了，公猪！……他还继续说了些什么话，我没听清楚，后来，盖拉奇卡从餐厅里出来发现了我。他想绕开我走过去，回到他自己屋里，可是我叫住了他，问他：‘刚才你跟什么人说话？他看看我，回答说：‘你都听见啦？我对他撒谎说，全都听见啦。他当时耸了耸肩咕噜着说：‘那还问啥呢？我猜测着说：‘这是他们？是公园里那些坏蛋？‘嗯，当然是，他挥了挥手，‘你放心吧，妈妈。下一次我可不让他们打了。我以为是这群蟊贼害怕盖拉去民警局报案，所以在威胁他呢。于是我决定：不去惹他们，他们就能让盖拉安静……我的天哪！”

“因此您就什么也没对我说，是吧？”我忧郁地望着她。

如果她当时把这次电话交谈的内容说给我，谁知道呢，说不定会说服了盖拉的。那么，就可能今天他还活着……

“是的，”尼娜·巴甫洛芙娜点点头，“因此我对您什么都没有说。我劝盖拉奇卡不要去民警局报案。我要他这样做……如果他们再来电话，盖拉应当说，他已经饶恕了他们，不再声张。”

“儿子是怎样答复您的呢？”

“他望着我，笑了笑说：‘是的，妈妈，我当然不去民警局报案啦。后来，您就来了……您和他谈了话……您走后，”尼娜·巴甫洛芙娜继续说，“盖拉奇卡，心神不安。他给什么人打了好几次电话，但是我没听见他在电话里都说了些什么。晚上七点钟，我丈夫下班回来。七点半钟我坐下来吃晚饭……我洗完了餐具。八点半钟，我们三个坐下来看电视……”

她低下了头，默不作声，就这样坐了几分钟。伊波利特·安东诺维奇痛苦地叹着气。我等待着。

她抬起头来，眼睛充满了泪水。

“不，我说不下去啦……”她喃喃地说，“你接着说吧，伊波利特。”

“晚上九点钟，”伊波利特·安东诺维奇说起来，“盖拉站起来，说他头痛，要去睡觉。他问我还用不用电话。我回答说不用。他拿起了电话机，走出餐厅。您不是去过我们家吗？……盖拉住的是单独的房间，所以听不到里面的动静。而且，电视机的声音很大……他显然是给什么人打了电话。我是这样想的。不然他为什么把电话机拿去呢？晚上十点钟我关了电视机，我和妻子回自己的卧室去。妻子往儿子的房间望了望，对我说，他睡着了。如今我才明白，盖拉知道母亲夜里必定要过去看看他，所以就装出熟睡的样子……这样，我们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大约过半小时后，我和妻子就睡着了。”

“您的儿子是什么时间离开家的？不知道准确的时间？”

“准确的时间，不知道。但不早于十点至十点半。这时候我们还没睡着。”

“您在什么时间发现儿子不在的？”

“其实，不是我发现的，因为我走得早。”

“是尼娜·巴甫洛芙娜发现的？”

“是她，”伊波利特·安东诺维奇点点头。“她往单位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盖拉不在家，她没听到他是什么时候出去的。不过当时我并没有在意，安慰了她几句……唉，上帝啊，后来，她又打电话给我，说……说……盖拉……”

他的声音断了，沉默下来。伊波利特·安东诺维奇显然在极力克制自己，才没有痛哭失声。

“伊波利特·安东诺维奇，我完全明白了，不过我还要提一些问题。您儿子的朋友都有些什么人？”

“我对您说过，”伊波利特·安东诺维奇有气无力地答道，“他的朋友有不少。再说，也分不清谁是朋友，谁是一般要好的，谁是同学的……不行，我叫不出来盖拉那些朋友的名字。你呢，尼娜？”

“什么？”尼娜·巴甫洛芙娜战栗了一下。

大概她真是丢魂失魄了，竟没听见我们谈话的内容。

“维尼阿明·亚历山大罗维奇想知道盖拉有哪些朋友。”

“嗯……”她象发冷一样抖动了一下肩膀，“科利亚·索列诺夫，他们同在一个中等技术学校学习……费利克斯·普罗塔林……也是中等技校的……伊格里·图尔恰科夫……”

“他和伊戈里早就吵翻了。”我指出。

“是吗？”她觉得奇怪，“看您了解得比我还多！盖拉有很多朋友……他领他们到家里来，说：‘这是我的朋友，我们想听音乐。我从来不妨碍他们。可是他们的名字……天晓得他们叫啥……”

“尼娜·巴甫洛芙娜，您认为给盖拉打电话的人是在公园里打他的那些流氓吗？”我问道。

“我相信是他们。”

“他们是从哪儿得知你们家的电话号码的呢？”

尼娜·巴甫洛芙娜迅速地同丈夫交换了一下眼色，含糊地说：“不知道……”

“请您把盖拉认识的姑娘们的名字告诉我吧，我知道，他也可能瞒着你们……”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伊波利特·安东诺维奇打断了我的话，“薇拉·皮敏诺娃，尼娜·亚历山大罗娃……”

“得了吧，伊波利特！”尼娜·巴甫洛芙娜反驳说，“还是在学校的时候，他就和薇拉不来往啦！”她站起来说，“我们就走啦。如果您了解到什么情况，能通知一下吗？”

我签署了出入证，他们就走了。后来我在桌旁坐了很久，反复地思考这次谈话，拿出记事本，记上：“盖拉·卡扎科夫同薇拉·皮敏诺娃还是在学校时就停止来往了。”还有尼娜·巴甫洛芙娜听到的话：“可是在这一点上你俩都错了。记住！还要记住：跟你在一起，我想干啥就能干啥。记住了吗？那就好了，公猪！……”谁弄错了什么呢？“你俩”至少是两个人……“公猪”是他辱骂人？或者这“公猪”是个浑号？好象是个浑号。还有一句话：“你放心吧，妈妈。下一次我可不让他们打了。”最后还有这句话：“是的，妈妈，我当然不去民警局报案啦。”为什么“当然”呢？是因为儿子听话呢？还是另有其它原因？

戈柳诺夫走进来，他很疲惫。

“十五分钟之前，我同卡扎科夫夫妇谈过话。”我告知他，接着叙述了谈话的内容。

“大概他们全都说了，”戈柳诺夫若有所思地说。“现在还不全都说出来，对他们能有什么好处呢？”

敲门声过后，鉴定专家布涅耶夫走了进来。他向我们点了点头。

“我把医学鉴定结论带来了。”他把一张纸递给了戈柳诺夫，“死亡发生在午夜一点钟左右，子弹穿过肺部击中心脏。两枪连发，是用枪口顶着后背打的。根据所有的情况来判断，卡扎科夫根本没料到会遭到袭击。不论在尸体上，还是在现场，都没有留下任何搏斗的痕迹。现在谈谈在林间空地发现的子弹壳。你们看看吧！”他把打过的子弹壳放到我们面前。“这是‘TT式手枪子弹。是在离卡扎科夫尸体不远的地方找到的。跟那夜里击伤苏林时发现的子弹壳是一样的。你们看……”

戈柳诺夫仔细地观察这三个子弹壳。

“是的，”他确认说，“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好吧，这就是说，包围圈合上了：我们找到了击伤苏林的人，也就等于找到杀害卡扎科夫的那个人。”

“手枪可能是同一只，但打枪的人不一定是同一个人。”我指出。

“当然，”戈柳诺夫表示同意，“也可能是这样。不过，既然枪是一个，那么打枪的人也就是互相熟悉的。”

“我今天见过诺维科娃。”

“曙光旅馆的经理？”我有些惊异了。

“是的，”戈柳诺夫点点头，“要知道，斯维特兰娜·谢弗柳戈娃和卡佳·杰米娜来的那天，正是她当班。”

“我想通过诺维科娃了解是谁打电话请他在旅馆给姑娘们安排住处的。您知道，这个情节一直使我很感兴趣……”

“是的，卡扎科夫坚决不肯说出给曙光旅馆打电话的那个人的名字，或许真的是他自己和经理说好的？”

“不，”戈柳诺夫沉思地摇摇头，“打过电话……这电话是糖果糕点厂经理谢列勃罗夫打的。他请诺维科娃给姑娘们办的住宿手续。”

“等一等！”我打断了侦察员的话。“谢列勃罗夫，要知道，并不是诺维科娃的上司她为什么愿意满足他的要求呢？怪事……”。

“没有什么奇怪的，”戈柳诺夫笑了笑，“诺维科娃的丈夫在糖果糕点厂当机械师。难道她能回绝自己丈夫的上司吗？这种电话比任何钢板都强硬点儿。”

“那就不好理解了，为什么盖拉不愿意说出他求的那个人的名字呢？”

“是呀，是不明白……如果谢列勃罗夫真地打过电话的话。”

“倒底是怎么回事？”

“我今天和他谈过了，在电话里谈的。无论是盖拉·卡扎科夫，还是莫斯科的女大学生，他从来都没听说过。他根本没往‘曙光打过电话。”

“我们来分析一下，罗曼·尼古拉耶维奇，”我说。“卡扎科夫坚决不肯说出往曙光旅馆打电话那个人的名字。他终于没说出来。什么事都由自己承担。可是电话毕竟是有人打过。好象是糖果糕点厂经理谢列勃罗夫打的！这就是说，打电话的那个人知道曙光旅馆经理诺维科娃的丈夫在糖果糕点厂当机械师。真有意思……一切都好象围绕着打电话这个无关紧要的事……”

“结论究竟如何呢？”戈柳诺夫微微眯缝着眼睛，“很显然，这个电话在盖拉的生活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完全可能。我们不必猜了。我现在正在考虑另一个问题。打电话的那个人会不会就在这个糖果糕点厂工作呢，这合乎逻辑不？”

“完全合乎逻辑！……”

“因此他消息灵通。诸如厂长叫什么名字，机械师的妻子在曙光旅馆工作等等，他都知道。要查清机械师诺维科夫周围的人的情况。不妨……”

侦察员出神地仔细看了看子弹壳，把它们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好象是在玩弄锡制的儿童玩具武器。

“我说，”他抬起眼睛望着我，“我有一个想法……您同‘赫拉莫夫工程师不是有一面之交吗？”

“我明白您的意思，”我笑了笑，“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是的，有必要再到斯塔罗戈罗夫去一次。”

“要说服工程师提供一些真实的证明材料。这很重要。对我们来说，现在拖延一分钟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鬼才知道呢，最近还会出什么预料不到的事……要是他一时不在家呢？”

“不可能。九月一日孩子们开学。”

“祝您成功，维尼阿明·亚历山大罗维奇！”

17

工程师在家。我站在不太高的院墙旁边，他没有看到我，因为他背朝着我，在房前一小块地上忙着。

“您好，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我看见工程师手握着铁锹，突然愣住了，然后慢慢地直起腰来，也是慢慢地朝我转过身来。面无人色，一副绝望的神情。

“是您？”他低声问道，“来干什么？”

“来干什么”这句冷淡的话里含有多少感情啊！……是呀，我曾对他说过，一旦查清他究竟是什么人，就来找他。显然，工程师以为我已经弄清了底细，他的秘密已被揭穿，孩子们和妻子马上就会知道这个秘密，接着就是逮捕了。

“孩子们从夏令营回来啦？”我问道。

“回来啦，”工程师结结巴巴地回答，“不用这样……您就直接说吧，您又来干什么？我应当怎样理解您此行的目的呢？”

他很着急，看得出，神经已经极度紧张。

“眼下还毫无结果。”他坦率地说。

“那又来干什么呢？又来进行说服？我已经把一切都对您说过了。我坚持我说的话！”

我告诉他毫无结果，给他增添了力量：工程师已经准备进行激烈的抗拒。

“是的，是的，”我点点头，“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又发生了一起案件，这个案件应当有助于我们找到共同的语言。”

“什么案件？”他警惕地望着我。

我从衣袋里掏出一枚子弹壳，递给他。

“是‘TT式？”他猛然问道，脸色更加苍白。

“是的，”我回答说。他一下子就认出来了！“您可称为专家呀！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我取出另外两枚打死卡扎科夫的子弹壳。

“这两个子弹壳也是‘TT式的。几天前，有人用这种手枪杀害了一个十七岁的青年卡扎科夫。”

“他是谁？”工程师非常吃惊地望着我。

“他就是那个很讨人喜欢的小伙子，曾经在曙光旅馆休息厅里跟您下过棋的，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是在八月十三日晚间，您还记得吗？”

他没有回答，倚着铁锹把站在那里。我看出他的眼皮在抽动。

“盖拉是他父母的独生子……”我继续说，”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绝不能认为卡扎科夫会是罪犯的最后一个受害者。这个罪犯就是要杀害您的那个人！您本来知道他是谁，只要您告诉我们，那么他继续犯罪的活动就会被制止。”

他顽固地闭口不谈。

我觉得我对这个象一根杆子似的又瘦又高、驴脸倒挂的家伙顿时燃起一股怒火，他脸上仿佛只有一双凹陷的眼睛还有点生气。

“喂！您……”我勉强地克制着自己，“上次来，我说过，我从心底里可怜您，同情您，并且希望您好。我曾相信，您或迟或早一定会帮助我们找到这个危险的罪犯，使他不能为非做歹。可是您……由于懦怯，还在隐瞒着过去的罪过，实际上您已经成为杀人犯的帮凶！没有您的协助，我们也一定能够找到他。但是，您，您听着！您那时就不要指望得到我们的宽大！……”

他一言不发地听完了我的独白。这是个死心塌地的卑鄙之徒，或者鬼才知道究竟是个什么玩艺！我曾经真诚地愿意帮助他、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现在这个冒名顶替的人使我感到极端的厌恶……

傍晚，我回到了沃尔让斯克。上楼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戈柳诺夫坐在我的办公桌旁。我微微地摇了摇头来回答他那探询的目光。我说：“什么他也没有说……”

“算啦，”戈柳诺夫回答说，“用不着伤心。他这种做法也是意料中的事。您走后，我和一位讨人喜欢的姑娘尼娜·亚历山大罗娃谈过话……”

讯问尼娜·亚历山大罗娃的磁带录音片断：

“……问：请您告诉我，亚历山大罗娃，您认识一个叫盖拉尔德·卡扎科夫的青年吗？”

答：“当然认识。我们一起在中等技术学校学习。”

问：“您好象同他有过交往吧？”

答：“有过交往……但那已经是很久的事了。后来……后来我们就散了。我对他感到失望。”

问：“为什么？”

答：“您知道……盖拉……他当然是个仪表堂堂的小伙子。在学校里有不少姑娘因爱慕他而苦恼。但他很自负，也很粗暴。也许是相当粗野。他一发作起来，就象脱了缰的劣马一样，什么神圣的东西都不存在了。”

问：“您认识他的伙伴吗？”

答：“认识……尼古拉·索列诺夫，费利克斯·普罗塔林，瓦连京·佩图霍夫，还有我们技校的美人米洛奇卡……”

问：“您说的这些孩子都是中等技校的吗？”

答：“都是。只是瓦连京·佩图霍夫除外。他和盖拉都在‘斯巴达克学习拳击。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到我们那儿去。不过，现在，我想，他们会都聚在佩图霍夫家里。”

问：“为什么？”

答：“他的父母都到诺里利斯克去了。要去好久的。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家。”

问：“您去过佩图霍夫家吗？”

答：“去过……”

问：“记得他的住址吗？”

答：“果戈里大街，四十二号。”

问：“罗金也在你们学校学习吗？”

答：“不！罗金和帕霍莫夫是佩图霍夫的朋友。”

问：“您知道罗金和帕霍莫夫打架的事吗？”

答：“当然知道！我可怜瓦列拉。”

问：“为什么？”

答：“他是个很温和的小伙子，不是那种不三不四的人。我总觉得奇怪，为什么罗金、佩图霍失和帕霍莫夫——他们会好到一起？瓦列拉是个纯朴的青年，跟他们可不一样。”

问：“可是他们为什么会打架呢？您是怎么看的呢？”

答：“我好象听说是为一个姑娘。为了薇拉·皮敏诺娃。瓦列拉·帕霍莫夫很喜欢她。不过，我不大了解她。”

问：“罗金的女朋友是谁？”

答：“米拉·斯涅基列娃。”

问：“现在您断言罗金和帕霍莫夫打架是因为薇拉·皮敏诺娃。为什么因为她呢？她和罗金有过什么关系吗？”

答：“这非常简单。罗金这个人，见姑娘就追。瓦列拉一看谢廖沙追薇拉就吃了醋。谢廖沙是个地道的疯子。这样他就动了刀子。”

问：“请您告诉我，薇拉她在什么地方念书？”

答：“四十中，十年级。”

问：“据我所知，她曾一度和盖拉·卡扎科夫要好，他也在这个学校学习过，对吗？”

答：“对！薇拉奇卡和盖拉曾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可是后来，他们之间的感情破裂了！盖尔卡自负得很。有什么稍微不合他的心意，马上就说：‘滚开吧，亲爱的！这样薇拉就滚开了。接着就和帕霍莫夫交上了朋友。”

问：“卡扎科夫对薇拉·皮敏诺娃和他的朋友帕霍莫夫要好，能感到轻松吗？”

答：“他们根本就不是朋友，您这是说哪的话呀？只不过认识罢了。卡扎科夫只有一个朋友，这就是他自己！呶，也许还有一个尼古拉·索列诺夫。这只不过是因为尼古拉有许多录音磁带罢了，全是‘硬壳虫乐队队员唱的歌和《摇摆舞》曲。索列诺夫有一台特别讲究的‘格伦久格牌磁带录音机！……盖拉从来都不和任何人交往。”

问：“您知道不久前卡扎科夫在公园露天舞场附近被打的事吗？”

答：“听说过，详细情况不了解。不过，有点儿奇怪。盖拉，要知道，很会打架呀，是拳击手嘛……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他把一个小伙子给打坏了。”

问：“在什么时候？”

答：“去年。当时我还和他要好呢。有一次我们去看电影，有两个青年喝醉了酒，散场后跟我们纠缠。盖拉好言好语请他们走开，可是他们一个劲儿跟你缠。这时他挥起拳来照一个青年的下颏一击，那人立刻就倒在柏油路上，起不来了。另一个撒腿就跑了。”

问：“再说得详细一点，尼娜，这事发生在什么时间？”

答：“好象是在十一月份……是的……我们去‘火焰电影院看电影，是看八点钟的那场。”

问：“后来呢？”

答：“聚了很多人，民警来了。叫来一辆急救车，把那个青年拉走了。我们俩被带到民警局。全部情况都有记录……然后就把我们放了……您答应告诉我，为什么要询问盖拉的情况。他出了什么事吗？”

问：“星期四夜间，盖拉·卡扎科夫被害了。”

答：“啊！……他怎么会被杀害呢？您……说谎……”

18

电话铃响起来，我拿起了话筒，是马克西莫夫上尉。

“伊凡·伊凡诺维奇，”我命令道，“立即去搜集糖果糕点厂机械师诺维科夫的情况：为人如何，在厂里和什么人接近，朋友、同志都是些什么人。要全部情况！”

十来分钟之后，格里戈里耶夫大尉到了。

“见到切尔特科夫教练了吗？”我急切地问道。

“见到了。”

“卡扎科夫的死，他是听您说的吗？”

“是听我说的。一开始，他百般不愿和我交谈。他凶得跟魔鬼一样，因为他的斯巴达克队员在拳击中吃了败仗。他只是在得知卡扎科夫出事的消息以后才开始谈卡扎科夫的事。就是说，是这样……谈得很概括。他认为卡扎科夫是个有才能的拳击运动员，只是体育道德太差。在教练场上，他可以公然用护手打他的对手同学。而辩解的理由总是一个：不是故意的。有一次他在集训时偷了队里同学一件进口衬衫和领带。一年前他和一个叫瓦连京·佩图霍夫的打得火热，佩图霍夫也是‘斯巴达克拳击运动员。他们俩在两次重要比赛之前破坏了体育制度。简单地说，喝酒了，因此不准他们参加竞赛，这使得该队濒于失败。还有一次，他竟干出了一桩使教练和全队都忍无可忍的事。那是在十一月份，卡扎科夫在‘火焰电影院附近和两个小青年打架。其中一个叫米哈伊尔·乌索夫的被打倒在地，打坏了下颔。盖拉尔德被开除出队了。一个月以后佩图霍夫也被开除了。切尔特科夫认为，是佩图霍夫把卡扎科夫给影响坏了。这个佩图霍夫应当引起注意。”

“那您就去注意一下吧，弗拉基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我点点头，“请记一下佩图霍夫的住址：果戈里大街四十二号，二十七号住屋。他的父母不久前到诺里利斯克去了。他现在一个人生活。还有，您应当注意一下，他身上是否刺有花纹，在右手大拇指上。感到突然吗？您星期一去找米拉·斯涅基列娃。尼古拉·索列诺夫和费利克斯·普罗塔林由我们传讯。”

……快到午夜了，我和戈柳诺夫刚要离开办公室，他的见习生鲍里亚·巴甫洛夫打来电话。他报告说，去年，六九年，十一月份，盖拉尔德·卡扎科夫确实在“火焰”电影院附近和一个十八岁的米哈伊尔·乌索夫打过架。民警局没有按刑事案件起诉，因为证人都证明是乌索夫首先要打卡扎科夫，他实际上是进行自卫，而且是一个人对两个人进行自卫。乌索夫在这一带是出名的，浑号叫“公猪”，民警局有备案。

“公猪”……这么说，“公猪”出现了。

时间太晚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拨动了卡扎科夫家的电话号码。他们还没有睡，因为伊波利特·安东诺维奇马上就接了电话。

“请原谅，伊波利特·安东诺维奇，这么晚了给您打电话。刑事侦查处比津麻烦您。我要问您几个问题。”

“请吧。”他声音沙哑地说。

“您知道盖拉被开除运动队的事吗？”

“现在……这还有什么意义呢？”

“您知道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吗？”

“嗯……您知道……盖拉去年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打架？”

“是的，……在‘火焰电影院附近。”

“您不记得受害人的姓名吗？”

“不记得了……已经记不起来了……”

“他姓乌索夫。米哈伊尔·乌索夫。”

“对，对，好象是……”

“那时想追究盖拉的刑事责任吧？”

“是的，起初是想追究的。”

“但是没有起诉。请原谅，是您说情了吧？”

“天哪！如今谁还有心思想这个呢？！”他高声说道。

“伊波利特·安东诺维奇，您和尼娜·巴甫洛芙娜今天还向我保证，你们一定帮助我们侦查杀害盖拉的凶手。”

“是的，当然……您说得对，维尼阿明·亚历山大罗维奇。我当时尽量想把案子压下……他们满足了我的愿望。”

“乌索夫在医院里住了多久？”

“两个星期。”

“您把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过他吗？”

“尼娜·巴甫洛芙娜常去探望这位受害人乌索夫……她每天给他送吃的，亲手给他熬鸡汤，把我的名片也给了他。”

“他出院之后常给您打电话吗？”

“不记得了……打过几次。”

“为什么事？”

“他要求我们付给他钱，赔偿损失……”

“您就给了？”

“我们以为，一般说来，他是有权利这样要求的……嗯，有一次我给了他二百卢布。后来，妻子遇上他，又给了他一百卢布。我们原指望他不再来打扰我们。可是这个家伙厚颜无耻，甚至要求什么生命保险金。有一天他又和盖拉遇上了……”

“在什么地方？”我立刻问道，“是在您家里吗？您是从哪里知道他和盖拉见面的呢？”

“他打电话告诉我说，他想到我们家和盖拉本人谈谈。”

“这是在什么时候？”

“去年十二月份。他们谈的什么，我不知道。不过，他俩从盖拉屋里出来的时候，乌索夫满脸堆笑，拍了拍盖拉的肩头。他对我说：‘请原谅，我不会再来叫你们讨厌了。过去的一切我都原谅盖拉了，再见吧。真的，从那以后，这个家伙再也没有给我们打过电话，再也没有到我们家里来过。您认为这个乌索夫事隔这么长时间还会对盖拉进行报复吗？”

“伊波利特·安东诺维奇，我们正在寻找杀害您儿子的凶手，自然要审查各种各样的想法，谢谢！再见……”

“这次谈话很重要。”戈柳诺夫指出。

“根据所有的情况判断，盖拉确实是被米哈伊尔·乌索夫一伙打的。这头‘公猪……”

“不过，那对乌索夫的和解态度又该如何解释呢？他甚至还请求盖拉尔德的父母原谅他呢……”

“可是，也许是装作悔过的样子？而实际上把真实的意图隐藏起来？”

“还有，盖拉那句话：‘在这一点上你俩都错了……如果鸟索夫继续敲诈盖拉的父母，这句话就明白了。然而伊波利特·安东诺维奇说，‘公猪再没有向他们诈取钱财。是啊……可事实毕竟是事实。盖拉尔德·卡扎科夫和米哈伊尔·乌索夫保持着联系！这是个很重要的事实。”

“赶上旋转木马啦！……无论如何，罗曼·尼古拉耶维奇，应该尽快找到乌索夫。”

“自然啦。”戈柳诺夫回答说。

19

摘自十年级女学生薇拉·皮敏诺娃的亲笔证词：

“……我从五年级就认识盖拉·卡扎科夫。有一段时间我确实喜欢过他。然而我们之间并没有结成友谊。他一年比一年变得傲慢和粗暴。他在拳击中有了一些成绩之后，变得简直令人难以忍受，不过我还是下了决心要争取他，所以我结识了他的一些熟人。使我惊奇的是，他们全都各不相同。不是外表上不同，而是理智发展上不同。盖拉在这些人中算是出类拔萃了。他的两个朋友——谢尔盖·罗金和瓦列里·帕霍莫夫给我留下特别不愉快的印象。帕霍莫夫说话口吃，这经常引起他的‘朋友们哄堂大笑。特别是盖拉，他经常对帕霍莫夫冷言冷语，使我感到痛心。他拿他开心。于是，我为了让盖拉吃点苦头，就决定假装爱上了瓦列拉。我开始关心他，向他微笑，总是尽力靠近他……就这样，我越来越把盖拉撇到一边，后来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爱上了瓦列拉。实际上他也是个很温顺又懦弱的人。有一次他对我说：‘我算完啦，薇拉。我是什么出路都没有了。我试探着问他，为什么心情这样不好，可是他却回答说：‘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不然我是没有好下场的。我一直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有个时候谢廖什卡·罗金纠缠我，那时我正和盖拉好，罗金害怕卡扎科夫，不敢特别跟我耍流氓。可是当他知道我们闹翻了之后，就又旧事重提了。我已经知道他正和米拉·斯涅基列娃鬼混。因此对他说：‘去找你的米洛奇卡吧，别来打搅我。他却回答说：‘跟米拉要搞，跟你也要来。要是你不愿意，就小心点儿，会后悔的。过了一天，我知道了，他和瓦列拉打了起来，动刀子把人家捅了。于是就开始传说，说他们是因为我打起来的。可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盖拉·卡扎科夫的死讯，我是在星期五听说的。我们那些人马上就都知道了。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我真记不得是谁说的了，说他和匪徒勾搭上了，是被匪徒们打死的，是要报什么仇。我想起来，有一天，在文化休息公园入口旁，我看到盖拉和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穿着防风雨短上衣的高个子男人在一起。那男人的样子很凶，正在对盖拉说什么，盖拉低着头站在他面前。这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目光十分阴险，使我感到非常可怕。为了不让他们看见我，我撒腿就跑开了。以上就是我对所提出的问题实质性的回答。皮敏诺娃亲笔证词。”

讯问瓦连京·佩图霍夫录音片断：

……问：“第十商店女售货员萨雷切娃拒绝卖给你酒的时间，您威胁过她吗？”

答：“没有。”

问：“八月七日夜晚您是怎么过的？”

答：“我昨天都干了什么，今天就不记得了。何况这已经过去那么多天了。不，您还是挑客易点儿的问吧。”

问：“那天晚上您去过门捷列耶夫大街吗？”

答：“也许去过，也许没去过。”

问：“坐出租汽车去的吗？”

答：“我天天坐出租汽车。”

问：“您有一件方格翻领衬衫吗？”

答：“我连斜纹布牛仔裤都有呢，就是没弄到一只克尔特式手枪。”

问：“您靠什么钱生活？”

答：“靠干净钱。爸爸妈妈给的。”

问：“您因为什么被‘斯巴达克体育队开除的？”

答：“是我自己离开的。玩腻了。”

问：“关于您的朋友盖拉尔德·卡扎科夫您能谈些什么呢？”

答：“对死人还有什么可谈的？只能谈好的呗。”

问：“您是从哪里知道卡扎科夫死的？”

答：“是布谷鸟用翅膀带来的。全街谁不知道！……”

看吧。一个多好的青年！他的年龄——才只有十八岁。可是他竟然如此下流无耻，而且狡猾奸诈。实质上他什么都没有说出来。然而在薇拉·皮敏诺娃的证词中有一点却很值得注意。她说，在文化公园旁边看见过盖拉和一个上了年纪的穿防风雨短上衣的高个子男人在一起。穿防风雨短上衣的高个子男人在苏林被枪击中的那天，就在曙光旅馆附近出现过。有一次，马克西莫夫看见格里戈里·阿斯塔霍夫穿过一件防风雨短上衣。但是我们已经查清：八月十三日深夜，阿斯塔霍夫没有到过曙光旅馆附近，因为他根据食品公司的发货票出城送货去了，从而挣了个“闲班”去克拉斯诺达尔斯克，给苏林的亲属米哈伊尔·叶弗盖尼耶维奇·库列宁去处理委托他办的事情。情况业已查明，经过审查，而且是反复审查的。所以阿斯塔霍夫一清早才回家，紧接着就动身去克拉斯诺达尔斯克的。瓦休京中尉在那里见到了他，而且格里戈里那天晚间穿的衣服也不是那样的。这件防风雨短上衣只是他在一大早跑到索尼娅·科兹列娃家才拿走的……防风雨短上衣，防风雨短上衣……然而，这种防风雨短上衣，在渔夫之城沃尔让斯克，当然不会只有一件的。

……佩图霍夫从局里放走的时候，奥列格·瓦休京就跟上了他。

20

午饭后，马克西莫夫来了。他审查了因进行抢劫和土匪活动服过刑、现住沃尔让斯克的那些人。我等着他谈情况。

“是这样的，”马克西莫夫开始说，“头一个，是一位叫巴拉诺夫，康斯坦丁·费奥德罗维奇的，五十三岁，六年前被释放，现在纺织厂当钳工。我和区段检察员谈过。他绝对肯定，巴拉诺夫和青少年没有任何联系，任何形式的联系都没有。下班后和休假日的全部时间，他都用在自己的爱好上——玩骨牌，搞‘顶牛儿，……接着是瓦西里耶夫，乌里扬·瓦西里耶维奇。维尼阿明·亚历山大罗维奇，我想，这个人可以立即排除。”

“为什么？”

“他六十岁。八年前释放的。现在是一等残废工人。实际上已经卧床不起了。他和八十岁的老母亲一起生活，是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这样的人未必能与本案有关。我们那些半大孩子呢，象选过的一样：都有文化，有知识。”

“下一个是谁？”

“斯塔罗斯京，瓦西里·特罗菲莫维奇。五十二岁，三年前获释。妻子死了。和街坊邻居都有接触，待人很和气。他不喜欢回忆过去，虽然他从不隐瞒过去的事。现在沃尔让斯克电梯联合企业工作。顺便说一下，维尼阿明·亚历山大罗维奇，这个斯塔罗斯京是索菲娅·科兹列娃的邻居，就是常和阿斯塔霍夫与索尼娅在小花园里举行音乐会的那个人。”

“噢，”我点点头，想起来了，“那些半大孩子不是偶尔参加这些音乐会吗？”

“区段检察员克拉斯诺夫向我反映，来的都是些退休的老头子。他们唱些古老的歌曲，而现在的年轻人感兴趣的则是另外的旋律了。”

“明白了，”我说，“请说下去。”

“我觉得下一个人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就是斯捷潘·伊格那季耶维奇·哈里托诺夫。这个人可非同一般。他因持械抢劫被判刑，刑期十年，去年获释。哈里托诺夫现年四十五岁。在广告公司工作，搞美术装璜。”

“是……这样……”我拖长了声音说，“家庭状况怎么样？”

“捕前，即十年前，结过婚。入狱以后妻子提出离婚。现在她领一个孩子住在列宁格勒。孩子是哈里托诺夫的。”

“对哈里托诺夫的反映怎样？”

“反映很坏。他经常喝酒，勾搭女人。最主要的是，有些青年人和半大孩子常到他家去。他私人授课，教他们绘画，一堂课要收五个卢布。”

“好大的价钱。”我指出。

“广告公司的人都说他是个出色的装璜师呢。”

“清楚了，清楚了……我们暂把哈里托诺夫定为第一号。要对其住所进行监视。对其余的人当然也要进行监视。要好好审查斯塔罗斯京这位‘演奏家。”

马克西莫夫走了。接着，电话立刻大声地响了起来，是斯塔罗戈罗夫市来的长途电话，莫非是“赫拉莫夫”？

“喂……喂……是我……谁？啊，娜杰日达·尼古拉耶芙娜！什么？您回到家里发现一张纸条？当然，您念一下吧！再念一遍，慢一点……不要激动！……谢谢您打来了电话。再见。”

赫拉莫夫工程师的妻子告诉我，她丈夫已经离开了斯塔罗戈罗夫。很简单，他离开了斯塔罗戈罗夫……在离家之前，他留下了一张纸条：

“娜久莎，我必须立即离开此地。原谅我吧。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情，你不要诅咒我！应该这样。我始终爱你和我们的孩子。”

娜杰日达·尼古拉耶芙娜立刻跑到自动化技术科学研究所，她丈夫的工作单位。所长的女秘书告诉她，今天早晨工程师来见过所长，从所长室出来后递给她一份请假书，请假两周外出，费用自理。所长批准了。

奇怪……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想消声匿迹——逃跑，隐藏起来，为什么还要请假两周外出，并且费用自理呢？他还是没有听我的话，跑了。看来，是我最后一次造访彻底把他断送了。

21

“他为什么偏偏决定在星期一逃跑呢？”我们向基里尔·鲍里索维奇刚一讲完所发生的事情，他就立刻问道，“如果他在星期六走掉，我们认为，在逻辑上还可以解释。因为比津是星期六去的，一说卡扎科夫被打死，把他吓坏了，还要他坦白。很自然，一种不可理解的恐怖感控制了‘赫拉莫夫的心神。这种恐怖感是会使人信马由缰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该在星期六就立刻逃走才是。”

“这恰好容易解释，基里尔·鲍里索维奇，”我说出了不同的看法，“孩子们是星期六才从夏令营回来，工程师已经整整一个夏天没有看到他们了。”

“假定是这样，”佐林同意地说，“正好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一天，高兴高兴，然后再逃走！那么，是什么原因妨碍了他在星期日逃跑呢？”

“是因为妻子！”我答道，“妻子和他在一起！可是星期一，她从家里走得比他早。他可以不受干扰地准备行装，然后去向科研所长请假。”

“我感到，工程师是已经决心采取某种严重的步骤了，”哈扎罗夫想了想，说道，“纸条上的语气非同小可。就是这一行：‘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情，你不要诅咒我！应该这样。”

“是否想要到我们这里来呢？”佐林突然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所以留下一张纸条。在这种情况下，对‘赫拉莫夫来说，自首是最好的办法了。”

“一般地说，这个说法具有现实性，”哈扎罗夫说道，“不过，要是这样的话，‘赫拉莫夫在哪儿呢？早就该露面了。”

“哎，不，基里尔·鲍里索维奇！”佐林反对说，“想来是一回事，真的要来却是另一回事了。也许他正在沃尔让斯克徘徊呢，正在下决心：是自首呢，还是不自首？”

“倘若他根本没来沃尔让斯克呢？”哈扎罗夫看了看我们，“比如说，他去了西伯利亚科斯捷尔斯基镇呢？到他的战友的双目失明的姐姐那里去了呢？”

“到波波娃那里去了？”我兴奋起来。

“为什么不能呢？那儿离这里很远，可以避避风的。”

“是的，”哈扎罗夫点点头，“能到她那里去。他还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有她这样一个人。”

“我想，他不知道，”我回答说，“工程师本人从来没有对我提过她。娜杰日达·尼古拉耶芙娜偶然稍带提到过她。我想，她说完了也就忘了。”

“好啦，我们不要猜啦，”哈扎罗夫站起身来，“我们只知道有一个地点，是‘赫拉莫夫工程师可以隐蔽的地方。不仅如此，维尼阿明，你早就该去见见阿格拉菲娜……”他忘记了波波娃的父名，呐呐地说。

“麦尔库里耶芙娜。”我提醒他说。

“对，对，该和阿格拉菲娜·麦尔库里耶芙娜见见面啦。不管怎么说，去一趟总是有好处的。”

22

(比津中校来到科斯捷尔斯基镇，地方民警局的同志说，赫拉莫夫没有来到这里，如果来了，他们就会知道。这里来一个生人，立刻就会受到注意。比津会见了阿格拉菲娜·麦尔库里耶芙娜·波波娃，乳母与儿子相认。)

后来，我和阿格拉菲娜·麦尔库里耶芙娜在桌旁坐了很久。她向我讲述了她弟弟在四一年上前线去的情况。弟弟是她唯一活着的亲人。后来得到通知，说他失踪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下落。四四年她突然接到一封信，信是她弟弟从前的战友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赫拉莫夫寄来的。他在信中说，他和他弟弟阿列克谢·克罗波托夫——她出嫁前姓克罗波托娃——在一个航空部队服役。他们在一次执行飞行任务中被法西斯的高射炮击中了。他们只好跳伞，可是结果却落到了德国人的后方。他们找自己的部队找了很久，撞上了德国人，阿列克谢用自己的胸膛掩护了他——谢尔盖·赫拉莫夫。战友得救了，他自己牺牲了。临终时，他请谢尔盖寻找他的姐姐，把地址交给了他。请他尽可能给予帮助。

“从那时候起，我们开始通信，”阿格拉菲娜·麦尔库里耶芙娜说，“他——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可是个好人呐，心眼儿可好啦。他帮了我多少忙，我就不说了。还给我寄钱来……主要的是他关心人，说暖心的话……他总是让我到他那里去住。可是，我这个老婆子能上哪儿去呀？他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我不能让人家感到受拘束啊。他说过年夏天来，说：‘我要给你修理一下房子，做点家务活。我劝他和娜捷日达不要来。他妻子叫娜捷日达。”

“对，对，我认识娜捷日达·尼古拉耶芙娜，”我补充说，“是个非常好的女人。”

“那还用您说！”她突然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她是个真正的天使，不是个普通的人！他们第一次给我寄钱的时候，我表示不同意。可是，她亲自给我写了一封信，那信写得多诚恳，多好啊！恳求我不要拒绝……你看……那么说，您就是那个孩子，是吗？天哪，我真是喜事临门啦……”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最后一次给您写信是在什么时候？”我小心地问道。

“前天才打来电报！难道您不知道？”

“不知道……”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了，“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另一个城市，在沃尔让斯克。他呢，是在斯塔罗戈罗夫……”

“啊，是呀，是呀，”她点点头，“他前天打来电报，让我把阿廖申卡所有的证件、书信和照片都寄去。说他要写一本描写他的书。我已经全都准备好啦。您想看看吗？”

“非常想看！”

这就是说，工程师不会光临此地了。可是他又为什么需要阿列克谢·克罗波托夫的证件、书信和照片呢？

“看，他就是我弟弟！”阿格拉菲娜·麦尔库里耶芙娜翻开了家庭影集，骄傲地说。

我几乎是眯起了眼睛。照片上望着我的竟是……“赫拉莫夫工程师”。

23

当然喽。他看上去很年轻，相差三十岁嘛。然而这正是他！也是一张长长的“驴脸”，也是宽大的鼻子，坚硬的下巴，还有那深陷的眼睛。

我什么也没告诉阿格拉菲娜·麦尔库里耶芙娜。我和她说好了：她弟弟的全部证件、书信和照片由我随身带走，转交给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阿格拉菲娜·麦尔库里耶芙娜对我的提议甚至感到十分高兴。

我和阿格拉菲娜·麦尔库里耶芙娜亲切道别之后就走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位“赫拉莫夫工程师”是谁了。二十九年前阿列克谢·克罗波托夫失踪了，很快就变成了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赫拉莫夫。现在他又失踪了。这回他还会变成谁呢？

……第二天，我回到了沃尔让斯克。我把全部情况都报告给了佐林上校和哈扎罗夫将军。我立即坐下来草拟对阿列克谢·麦尔库里耶维奇的质询问题。

马克西莫夫向我报告说，在纺织厂工作的巴拉诺夫已经住院观察两个月了。除了厂里工会代表之外，没有任何人去看过他。这样一来，“狼”这个角色，在名单上只剩下两名实际上的候选人了。当然喽，这指的是青少年真的被住在沃尔让斯克或者住在郊区某地有经验的罪犯、匪徒、强抢分子所操纵。不过，即使真有这样的“狼”，他也完全可能是我们名单之外的人，是个隐藏分子，伪装分子……那时就得把全部希望放在青少年身上了……

最后，还有第三个方案。向“赫拉莫夫”开枪却击中了苏林，后来又杀害了卡扎科夫的那个罪犯，不在我们的名单上，他和青少年没有任何联系，是一只“孤狼”……这个方案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我们也无权放弃。

暂时我们只监视可能演“狼”这个角色的人：在沃尔让斯克电梯联合企业工作的瓦西里。特罗菲莫维奇·斯塔罗斯京和斯捷潘·伊格那季耶维奇·哈里托诺夫。后者是不久前即去年才获释的。他是因持械强抢而被判刑的，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他。我们知道哈里托诺夫的什么情况呢？他比较年轻，四十五岁，经常喝酒，独身生活。他常往家里领女人，而且不断更换女人。一些青少年也经常到他那里去。我个人倾向于要严格审查的正是他，当然，同时也不能忘掉斯塔罗斯京……

当然，我们会把一切都弄清楚的。但是在被怀疑的青年中没有一个人甘愿坦白，我们就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可是我们没有时间，因为在城里有手持武器的危险的罪犯，以其罪恶的意图纠集和控制着一伙青少年。杀害盖拉尔德·卡扎科夫，很可能正是他用来向其他人显示自己那凶残的力量，加强自己对青少年心理上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孩子们顽固地绝口不谈事实是可以理解的了。对坏头头的畏惧毁坏了他们自己的意志。那个罗金甚至能把他被剥夺自由认为是得救了。

这个成年罪犯是怎么把这么多的孩子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呢？是用什么手段呢？为什么这些各不相同的孩子们会相信他呢？当然喽，如果真有这样一只“狼”的话。我们现在还只能做这种设想，只是一种想法而已。不错，大家对这个想法是相信了的。

四点半钟，戈柳诺夫开始审问普罗塔林。他就是我在索列诺夫家里见过的那个小伙子。普罗塔林发现我也坐在桌旁，一下子就愣住了。

“坐下吧，费利克斯。”我温和地说道，“我看得出，你认出我来了。罗曼·尼古拉耶维奇，要知道，我同这位青年可是老相识了。”

“那就更好了！就是说，更容易谈了。”

审问费利克斯·普罗塔林的录音片断：

……问：“普罗塔林，您本人了解盖拉尔德·卡扎科夫，象你们所说的，和‘某一伙有联系吗？”

答：“是的，知道个大概……卡扎科夫有时对我和尼古拉·索列诺夫说，说他们经常去‘干事，他还说，他觉得自己真了不起，想叫哪个小子发抖求饶，他就得乖乖地求饶……”

问：“卡扎科夫向您提起过哪些姓名或者绰号吗？”

答：“没提到过，真的！”

问：“卡扎科夫为什么在公园挨打？是谁打的？”

答：“是谁打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是因为他想同那伙人脱钩的缘故。”

问：“您为什么这样想呢？”

答：“最近一段时间，卡扎科夫总是愁眉苦脸的。他对我说过：‘干腻了，该洗手了。已经有股火药味啦。”

问：“他没有劝过您和尼古拉·索列诺夫加入他们的……”

答：“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侦察员同志！不过，这种把戏咱们干不了。请您相信！……”

问：“请您详细谈谈您的朋友瓦连京·佩图霍夫的情况。”

答：“他不是我的朋友。他和卡扎科夫要好，他的情况，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见面几乎都不问好！”

问：“是这样吗？”

答：“嗯……如果见面，也就是点点头吧……”

问：“米拉·斯涅基列娃和谢尔盖·罗金之间有什么关系？”

答：“同学关系。大概是这样……”

问：“你父亲做什么工作？”

答：“我没有父亲。他遗弃了我们。”

问：“母亲呢？”

答：“她是一个翻译。”

问：“请您告诉我，费利克斯，您从来没有同卡扎科夫和一个穿风雨上衣的高个子中年男人在一起吗？”

答：“穿风雨上衣……不，没见过。”

问：“明白了，好吧，谢谢……”

答：“我没事啦？可以走吗？”

问：“是的，是的，当然啦。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答：“请吧，侦察员同志。盖拉给打死了，这太可怕了，我还……”

问：“正是这样，费利克斯。请您告诉我，‘公猪是怎样吩附您对付传讯的？”

答：“他对我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什么‘公猪？您说的是什么？……我什么‘公猪也……”

问：“算了吧，青年人……还是让我们严肃地谈谈吧。喂，喂，不要哭鼻子……您已经是成年人了。差不多是个堂堂的男子汉了。而且您给自己选择的把戏也是成年人干的嘛。这‘公猪是谁？”

答：“他叫伊凡……”

问：“费利克斯，不要扯谎！这对您是没有好处的。‘公猪——是米哈伊尔·乌索夫。要说出他的住址吗？”

答：“不过，要知道他……没有被捕吧？”

问：“啊，原来，怕的是这个呀！您以为，既然乌索夫没有被捕，就得一切都照旧？我们真不理解，‘公猪的话对您就仍然是法律，所以您就得扯谎，千方百计设法推脱，对吧？您这样想是徒劳的，普罗塔林！是妄想。是的，乌索夫暂时还没有被捕。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您，费利克斯·普罗塔林，您在罪恶的泥潭里陷了多深……”

答：“说老实话，我只干过一次……”

问：“什么时间，具体讲。几月几日？说！”

答：“八月七日，在门捷列耶夫大街……”

问：“您参加了抢劫一名妇女是吧？”

答：“是的，我参加了……”

问：“是谁打了那个妇女？是您吗？”

答：“不是我，您说哪儿去了！是他……‘公猪。他走到她跟前用砖头打的。”

问：“您干了些什么呢？”

答：“我……我……只夺了她的手提包。不过后来我把它交给佩图霍夫了，这是实话！”

问：“八月七日和您在一起的还有谁？”

答：“都去了……‘公猪说，这是我们的战斗的洗礼。”

问：“参加你们犯罪集团的还有谁？”

答：“罗金、帕霍莫夫、佩图霍夫、索列诺夫。卡扎科夫也参加了……”

问：“谁是你们这个犯罪小集团的头头？立即回答，普罗塔林！”

答：“是‘公猪……就是米哈伊尔·乌索夫。”

问：“又在扯谎！”

答：“这是真的！我说的是真话，是真话呀！”

问：“请您不要发歇斯底里，乱喊乱叫啦！您不是千金小姐，而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正常的青年。应该做个真正的男子汉。普罗塔林，您面临着考验，我公开地告诉您。因此，不要再撒谎了！”

答：“我对您说的都是实话！是‘公猪指挥我们的。”

问：“我不相信！您知道我为什么不相信吗？乌索夫一辈子只不过读了两本半书。我不相信他这样一个家伙就能控制住一般说来并不愚蠢的小伙子们。不仅是控制，而且是把所有这些人都攥在手心里！他似乎是你们的一个监督——这是他的角色。而你们的头子是另外一个人。是谁？快把他的名字说出来，费利克斯！”

答：“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是索列诺夫拉我入伙的，而他又是盖拉尔德·卡扎科夫拉的……”

问：“这就是说，是一个拉一个啦？”

答：“结果是这样的……”

问：“罗金和帕霍莫夫为什么打架？”

答：“帕霍莫夫说，这种事他再也不想干了，这时‘公猪就命令罗金用刀子捅他。先买一瓶酒，然后就装作打架的样子。打仗没好手嘛，啥事于不出来！我们的任务是到处放风，说他们打架是因为争夺维尔卡·皮敏诺娃。”

问：“是谁杀死卡扎科夫的？”

答：“是‘公猪。我是这样认为的，当然是他。”

问：“在公园里殴打卡扎科夫的是谁？”

答：“我们都动手了。这是‘公猪的命令。他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整体，有福同享，有罪同遭，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受欺侮，我们就一齐动手去报仇。现在对我们这些人得怎么处理？”

问：“要由法庭决定，普罗塔林。法庭……你们为什么殴打卡扎科夫？”

答：“‘公猪对我们说，我们很快就要去抢生活服务公司，盖拉拒绝不干。那时‘公猪就说，我们大家应当揍他一顿，叫他明白明白，什么是集体……”

问：“‘公猪的右手上有花纹吗？”

答：“有。刺的是一个被一箭射穿的心……”

十九点十五分，奥列格·瓦休京来电话报告说，佩图霍夫已经坐在奥加列夫大街的咖啡馆里。显然是在等着什么人。我立即派去了两个同事。

十九点三十分，我们都在哈扎罗夫的办公室里，马克西莫夫上尉走了进来，把同糕点糖果厂机械师诺维科夫一起工作的人以及同他有往来关系的人的名单放到桌子上。其中有维修该厂货运电梯的瓦西里·斯塔罗斯京。

十九点四十五分，检察院侦察员戈柳诺夫接到检察院逮捕犯罪集团所有成员的核准书。

于是，我们——格里戈里耶夫，马克西莫夫，带着警犬的向导和我立即驱车前往新阿列克谢耶夫大街，因为我们最注意的沃尔让斯克电梯联合企业的电梯工斯塔罗斯京就住在这条街上。

我在车里就已经得到了哈扎罗夫的无线电通知说，瓦休京中尉又打过电话。佩图霍夫走出了咖啡馆，奥列格紧紧盯着他，现在已经到了阿列克谢耶夫大街。佩图霍夫径直朝科兹列娃住的那栋房子走去。瓦休京还报告说，他清楚地看见，“赫拉莫夫”工程师走进了这所宅院。

我们打开车灯，发出信号，以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的高速疾驶。行人躲到两边，车辆闪到一边。值班的交通警察刹时间断绝了一切交通，给我们开了“绿灯”。

……我们来得正是时候。奥列格·瓦休京扭住斯塔罗斯京的一只胳膊，满身是血，倒在地上；“赫拉莫夫”工程师把电梯工的另一只胳膊紧紧压在地板上。吓得要死的佩图霍夫蜷缩在屋角处。一个年轻的女人站在门口，大瞪着两眼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从这一切情况来看，这是索菲娅·科兹列娃。

24

瓦休京的左臂肘部上方被子弹打穿。奥列格失血过多了。他当然不会想违背哈扎罗夫将军的命令，但是当他听到索菲娅·科兹列娃呼救的喊声时，为了拯救人命，他就毫不犹豫地冒着凶犯的枪弹冲了上去。子弹又是准备射向“赫拉莫夫”工程师——阿列克谢·麦尔库里耶维奇·克罗波托夫的……结果却又击中了另一个人——这次是击中了瓦休京中尉。

奥列格忍着巨痛，不顾伤口流血，向斯塔罗斯京猛冲过去。他一个腿绊把罪犯撂倒，夺下了他手里的手枪。可是斯塔罗斯京并没有认输，他企图卡着奥列格的咽喉，同时用嘶哑的声音冲着吓得呆若木鸡的佩图霍夫狂叫：“用凳子给我往他脑袋上砸，你这个饭桶！不然你就别想活，你要知道，就是你钻到地下，我也得把你抠出来！……”正是这一声嘶哑的、暴怒的狂叫，才使得克罗波托夫从惊呆中猛醒过来。他冲上去援救瓦休京，掰开斯塔罗斯京卡住瓦休京喉咙的手，整个身子倒下去，把他的手紧压在地板上。罪犯虽然已被按倒在地，却仍旧声音嘶哑地叫骂着，继续长时间地挣扎着，直到我们冲进屋里的时候。

给斯塔罗斯京戴上了手铐，把他跟佩图霍夫一起带走了。

克罗波托夫站在门旁。他问我：“我该怎么办？也……进监狱？”

“您该怎么办？”我凝视着他，“我建议您明天早晨到内务局去。今天夜里您能找个地方住宿吗？不然就……”

“能找到，能找到。”克罗波托夫慌忙说道。

“我们等着您。您不必再逃跑了，阿列克谢·麦尔库里耶维奇！”

“我也不想从您的身边逃跑，”克罗波托夫似笑非笑地说，“不过，您怎么认为都可以。”接着他敏感地看了我一眼，“那么说，您毕竟是都知道了……”

“这您就不必怀疑了，克罗波托夫！”

我本来有权拘捕他的，但是我想让“赫拉莫夫”工程师自己来找我们。

早晨，在局的大门口，我见到了克罗波托夫。

“我来了，维尼阿明·亚历山大罗维奇。”他低声说道。

“很好。我们到门卫室去吧。给您开一张通行证，然后再到我的办公室去。”

比津中校录制的阿列克谢·麦尔库里耶维奇·克罗波托夫的坦白交代材料：

……“是的，我，阿列克谢·克罗波托夫冒用别人姓名，差不多快三十年了。一切都是从四一年十月六日开始的。我服役的那支部队在保卫维亚齐马时被德国人包围了。在十月六日这个万恶的日子以前，我和大家一样地进行战斗。可能牺牲的事，我连想都没去想过。全营反击时，我也在反击，大家发起冲锋，我也喊着‘乌拉！跟着往前冲。不，在十月六日前，我不是个胆小鬼。在四一年秋天我们是向东转移。开始我们想用大兵力突围，没有成功。直到如今，有时在夜里我还经常被耳朵里的清晰喊声惊醒：‘右侧有德国人！左侧有德国人！……有时我还听到坦克的轰鸣和自动步枪的射击声。被包围——这太可怕了……后来我们分成几个人一小组。我们在泥泞的地面上爬来爬去，有时散开，有时又聚到一起，接着又散失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搞出这样的结果。当时有一种想法开始折磨我：只要活命就行！在那个年代里我是什么样的人呢？只是个小孩子而已。就实质而言，我还不懂得生活，但已经留恋生活了。

就在那时我在路上遇见了他……瓦西里·斯塔罗斯京。我记得，当我手提着一支没有子弹的三英分口径的步枪穿过一片密林的时候，瓦西里从树后边窜到我的眼前。他穿着一身便服，外面套了一件棉背心，头上戴一顶带护耳的棉帽子。我端起枪喊道：‘举起手来！我要开枪了！可是他却把手一挥，回答说：‘您哪怕是搬搬枪栓呢，装装样子也好啊，你这自不量力的家伙！接着就一声不响地坐到地上了……斯塔罗斯京告诉我说，我们的军队全部被击溃了，他说，现在没有必要冒险了，该想想自己的前途了。我以为他劝我投降呢，就坚决拒绝了。但是瓦西里并不打算投降法西斯分子。‘您要干什么？我问他。斯塔罗斯京没有回答，走到我的身边，夺下我的冲锋枪，卸下枪栓，把它扔到一边，然后又把步枪扔到另一边。我由于东逃西窜，一直怕落到敌人的手里，由于饥饿，已经是疲劳过度，没有力量抗争了……就这样我当了逃兵。遗憾的是，有时候一步迈错，别的罪过也就紧跟着来啦……还没有等我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我就又成了一个盗窃犯。原来斯塔罗斯京在战前就是一个盗窃犯。我知道这件事以后，曾试图从他的身边逃开。可是往哪儿逃啊，周围都是德国人！我虽然试过，但没有成功。瓦西里猜到了我的心思，把我痛打了一顿。打得我好苦，浑身鲜血淋漓。当时我觉得他是个魔鬼，不是人……他对危险有着令人惊讶的野兽般的嗅觉。对所有的人都倍加防备：起初是德国人和警察，后来，在越过战线之后，则是自己人了。我向您发誓，我想立即到民警局或者是到头一个遇到的巡逻队去，请求把我送到军事委员会去。然而，瓦西里象是看透了我的心事，他说：“当心，你一旦被发现，他们就会立即把你推到墙边，给你个枪子！吓得我只好服服贴贴地跟着他，象他的一条尾巴似的……我们为了躲避自己人，在夜里摸黑走路，好不容易来到了莫斯科；确切一点说，是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停下了。于是，在一个镇子里斯塔罗斯京第一次命令我单独进行盗窃。以后又第二次……多么可耻啊！有一天，我终于反抗了：我喊叫着，对他说，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不能再偷人家了，我要到民警局去自首，我是个逃兵。任何惩罚都要比这种生活好。瓦西里又痛打了我一顿。他一边打，一边数落着：‘我叫你说“我不能”！我叫你说“上民警局”！我要挖出你的心来，你这没有骨头的东西，你这个狗崽子！……他对我就象毒蛇对家兔一样，弄得我意志瘫痪，肌肉发僵。

法西斯分子从莫斯科城下被赶跑之后，我们就开始在长途客车上‘干活了。瓦西里会伪造签字和图章，因此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通过种种检查：从检查证件上看，我们似乎是工厂出差的人，持有厂方签发的工作人员证明，因为从年龄上看，我们应当是在前线服军役的。这种情况，斯塔罗斯京自然是考虑得很周到。

在列车上，按照瓦西里的吩附，我得和他指给我的人纠缠。夜里，瓦西里就把受害者给偷个精光。他干这一行很熟练，经常把装着钱和证件的上衣给偷走。倘若得手，还要把皮箱给拎走的。

就这样，如同做噩梦一样，过了大约半年的光景。有时我想：斯塔罗斯京为什么不和我分手呢？他为什么抓住我不放呢？如果他愿意，没有我，他也可以于得满好嘛。记得，我好象问过他这个问题。他看了看我，回答说：‘我是大王，你是跟班的，大王怎么能没有跟班的呢？你明白吗？”

有一回，我们上了从新西伯利亚开往莫斯科的长途旅客列车。在我们单间卧铺车厢里有位负伤的年轻飞行员。斯塔罗斯京吩附我：‘你想法弄清楚他有没有钱。这样，我就认识了谢尔盖·赫拉莫夫。他和我同岁。大概正因为这个缘故，他和我谈得很投机，他把自己的情况告诉我了。战争一开始时，赫拉莫夫在航空学校速成训练班毕业，被授以少尉军衔，上了前线。但是没有来得及真正打过什么仗，几乎是初次空战，他的飞机就被打中了，赫拉莫夫本人受了伤，严重的脑震荡。于是就让他复员，完全退役了。维尼阿明·亚历山大罗维奇，我在斯塔罗戈罗夫对您说的是实话：我在四一年六月也受过脑震荡，不过伤势很轻，所以又派我重返前线……谢尔盖告诉我说，他生在哈尔科夫省，是亚勃洛涅夫卡村的人，村子被德国人占领了，他不知道母亲是否还活着。她是他剩下的唯一的亲人了。

斯塔罗斯京没有在单间车厢里，他正和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女列车员唠‘家常。我经过他身边时，他看了我一眼，咕哝着说：‘喂，怎么样？我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是问：退役的飞行员有没有钱？谢尔盖身上有钱。他诚实地告诉我说：‘我住医院时一个钱也没花，就这样积蓄了几个钱。

事情是夜里发生的。瓦西里从什么地方弄来了一瓶烧酒，请赫拉莫夫和我们一起喝。我从来喝得不多，可是这次也得喝下一大杯。很快我就醉了，爬到上铺睡下了。斯塔罗斯京和赫拉莫夫继续‘饮宴，我明白，瓦西里是想把他灌醉。我们单间里原来还有一位旅客，可是他已经在一个车站下车了，站名我已经记不得了。再也没有上来人睡他的铺位……斯塔罗斯京狠狠地推我的腰部，把我弄醒了。起先，我半睡半醒，什么也不清楚。可是后来，我意识到赫拉莫夫已经出了什么事了。他的一只手被拧到背后，脸埋到枕头里。后来我看见了血……我差一点叫出声来。斯塔罗斯京用手捂住了我的嘴，恶狠狠地低声说：‘我掏他制服的时候，他抓住了我……我本没想打死他！……你别这样盯着我，你这个笨蛋！赶快收拾一下，该溜啦，明白吗？我翻他的皮箱，你翻翻他的制服上衣，掏掏衣兜……快！火车过普希金车站就要减速，我们就在那时跳车。

我已经被发生的事情惊呆了，只能机械地完成他命令我做的事情。赫拉莫夫的制服上衣兜里有钱，我记不清是多少了，还有他的一些证件。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衣袋里，就坐到死者对面的床铺上，目光一直盯着他。

斯塔罗斯京抓住我的前胸，恶狠狠地说：‘不许你胡思乱想，明白吗？！我们是一条绳上的两个蚂蚱，谁也跑不了。如果你出卖我，你钻到地底下。我也把你抠出来，一口咬定是你。我现在反正是一样！他命令我把车窗放下来，我惊恐地看着他把赫拉莫夫的尸体扔出窗外。斯塔罗斯京提起飞行员的小皮箱，看了我一眼，脸色阴沉地说：‘赶紧到车门过道那儿去！

总之，我们从行进的列车上跳下了。我没跳好，摔倒了，一只脚脱了臼。瓦西里没有丢下我，他背着我走……走了很长时间。我象是在做一场恶梦。一会儿想起被打死的飞行员，一会儿又疼得几乎失去了知觉。瓦西里停下歇歇，接着又背我走。有时他声音嘶哑地对我说：‘你别害怕，廖什卡，我们会找到安身地方的！

就这样，我们总算走到了达拉索夫卡。那里住着他认识的一个老太婆——一个销赃犯。她真是一只癞蛤蟆，令人讨厌透了……她把我们安置到小棚子里。我把飞行员的钱交给了斯塔罗斯京，把证件藏了起来。他也没问我证件的事。不，我当时也还没想到会利用这些真正的而不是伪造的证件来开始新的生活。不过我有过这种想法。斯塔罗斯京突然害了病，这时我就决定要利用这些证件了。他发了高烧，声音沙哑，后来又说起胡话来。这时我就下定了决心走开，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关于飞行员，他只知道他叫谢尔盖，甚至连姓什么他都不知道，也从来没问过我。我心想，即使他想找我，也不可能找得到。

我没拿斯塔罗斯京的任何东西，甚至包括他的手枪。啊，是的，我还没有说这手枪的事呢……他有一只‘TT式手枪，极有可能，他就是用这只手枪打死苏林和卡扎科夫的。我是根据您，维尼阿明·亚历山大罗维奇，给我看子弹壳之后判断出来的。枪的撞针弯了，是瓦西里自己把它正过来的……我就这样同我自己的这段经历告别了，走掉了。我在内心里深盼斯塔罗斯京一病不起，希望他死掉，而且也希望那个老太婆也能去到什么地方，就剩下他斯塔罗斯京孤身一人。

我对您说啥好呢？维尼阿明·亚历山大罗维奇……良心上的谴责能不使我感到痛苦吗？唉，痛苦得多厉害呀！我最清楚地了解，我已经是一名逃兵，一个盗窃犯和杀人凶手的不由自主的帮凶。我知道，有关方面可能正在寻找逃兵克罗波托夫，尽管当时有许多人失踪了。现在，在过了这些年之后，在我冒名赫拉莫夫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的时候，在我只等待着一件事情——惩罚的这些岁月里，我明白了：我必须鼓起勇气，到有关部门去承认全部罪行，去接受应得的惩罚，同时得到新生的机会。要用我的真名实姓去生活。这是个幸福的机会呀。可是……我又害怕惩罚，因为斯塔罗斯京向我灌输过，惩罚将是残酷的，十分残酷。即使不枪毙，也得监禁多年，还要遭到在前线失去亲人的人们的鄙视。不，这是我忍受不了的。现在我决心要开始新的生活，但就实质而言，我的旧日生活，我的罪行还都没有得到清算，罪行虽然发生在过去，但它并没有过去，并没有得到宽恕。

有好长的时间，我一直在内心里试图为自己辩护，要知道，我当逃兵，那并不是我的过错呀，因为我落入了一个残忍的强人的魔掌。杀害飞行员的时候，我正在睡觉……尽管这样想，请您相信我，维尼阿明·亚历山大罗维奇，我是一直认为，我犯了无法挽回的罪过。惩罚是不可避免的，一定会突然到来。它这不就到来了……

在我丢下斯塔罗斯京，使他一个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那些已是很遥远的日子里，我只是一心想着如何开始新的生活。我那时并不懂得，过去是不能从新生活中抹掉的，未来又只不过是过去的继续。

简而言之，维尼阿明·亚历山大罗维奇，我到了市军事委员会。我左说右说：我作过战，现在退役了；我出生和成长的那个乡村已被法西斯占领了。我想在莫斯科生活、工作和学习。他们答应让我过些时间就去。

军事委员会这一关，算是顺利通过了，他们甚至还帮我找到了工作。当时，莫斯科正需要人手。我在玛丽娜小树林区租到一个小住处。呶，以后的事，我在斯塔罗戈罗夫全都对您说过了。我只想重复一遍：这二十五年的时间里，我成了赫拉莫夫工程师，我诚实地用他的名字生活。而且我敢说，我对祖国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我也相信，我以此在祖国面前赎了自己的部分罪过。还有……维尼阿明·亚历山大罗维奇，请您想想：这些年来，我日复一日地在惩罚着自己，这难道就不是报复吗？时时刻刻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唯恐我的妻子和全家人知道真相把我抛弃，难道这不是惩罚吗？……”

25

克罗波托夫突然沉默起来，好象说不出话来了。显然他已经无力沿着自己导演的这个悲剧生活的足迹继续说下去了。我以为他还会继续谈下去的。录音磁带还在不慌不忙地转动着。克罗波托夫一直沉默不语，于是我便问他：

“您怎么，是在为自己辩护吗，阿列克谢·麦尔库里耶维奇？”

“不，”他摇摇头，“只是因为我应当把这些事情对您讲出来。一整夜我一直坐在曙光旅馆门前的长椅子上。旅馆里有的是地方住，但是我没去定房间……”

“我说，阿列克谢·麦尔库里耶维奇，”我打断了他的话，“我和侦察员戈柳诺夫显然都得向您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不过，现在我只要您回答一个问题……您离开斯塔罗戈罗夫的时候，您想到我们这里来自首吗？”

“我本来可以回答您说，”克罗波托夫冷冷一笑，“当然，是这样！但这只能是谎言。我有另外一个目的，维尼阿明·亚历山大罗维奇，……八月十三日早晨，我偶然遇见了瓦西里，我们彼此立刻就认出来了。起初我怕得要命。我对他说，我是出差来沃尔让斯克的，住在曙光旅馆二十八号。他的态度很友善，甚至邀我到他家去做客，并且告诉了他家的住址。他说，他因为抢劫下过狱，现在已经刑满释放了。他说，他现在过着清白的生活。他提出，当天晚上七点钟，在他家见面。我答应他一定去。然而，我心里已经决定要尽快离开沃尔让斯克。我同苏林调换房间的事，您已经知道了……当然，我立刻就明白了，夜里开枪打的目标不是苏林，而是我。我自然猜中是瓦西里开的枪。回到斯塔罗戈罗夫后，我渐渐地镇静下来，极力不去想那次非常可怕的会面。这时候您就到了，我感到你们已经查到了什么线索。痛苦的时日又开始了：那些可恶的回忆……我甚至什么都不能向妻子倾吐。我没有勇气。她是我的象水晶一般纯洁的人。还有我们的孩子……我似乎陷入了迷阵。没过几天，您又来了，告诉我，这个恶棍杀害了一个青年。我立刻觉得盖拉好象就是我的儿子一样。折磨我这么多年的恐惧顿时消失了。我认为，和瓦西里算帐的日子到了。我对自己说：‘要么，马上去，要么就永远不去！找到他，杀死他！然后就听天由命吧他是个很强悍的人，但是我已经不再怕他了。于是，我就来沃尔让斯克找他。明天，或者是后天，您会收到一封信，我把前前后后的事情都写在信上了。信是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写的。我坐在街灯下一口气写完了，早上写上您的名字，投进了邮筒。”

“阿列克谢·麦尔库里耶维奇，您为什么闭口不提您的姐姐阿格拉菲娜·麦尔库里耶芙娜呢？……”

“不要说了……”他低声地请求说，“我知道，她多半是因为死去了可爱的弟弟而痛苦失明的……最初我想回家……想回到……她那里去……指望村里的人不会知道我的任何情况。战争时期牺牲了多少人呀……还有多少人失踪啦……可是有时候又有人突然返回家园。但是，当阿格拉菲娜写信给我……不是给我，而是给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赫拉莫夫，说和她弟弟一同上前线的那些伙伴们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时候，我读完这封信，才彻底感到我在四一年和以后所干的蠢事是多么严重。后来我明白了，我不能回家了，我永远也不能越过横在宁静的西伯利亚小村瓦尔瓦罗夫卡的那个小伙子和逃兵阿列克谢·克罗波托夫之间的那道鸿沟了……要活着，我就只有充当谢尔盖·赫拉莫夫了……我向阿格拉菲娜撒的谎——是弥天大谎，是想用它给自己一点良心上的慰藉。啊，我的上帝呀，人总是能找到理由为自己辩解的。然而，不，我现在不是在为自己辩解，而只是在回答您的问题。”

……半个小时以后，我把克罗波托夫送到检察院了。

午后一点钟，我动身去侦查处罪犯隔离所，罗曼·尼古拉耶维奇·戈柳诺夫要在那里开始审讯被捕获的斯塔罗斯京。

26

斯塔罗斯京倒背着双手走了进来。

“请坐吧，斯塔罗斯京公民。”戈柳诺夫叫他坐下。

斯塔罗斯京一声不响地坐到椅子上，把两手往膝盖上一放。

“侦察员公民。”他朝着戈柳诺夫说道。“这位侦察干部也应当出庭审问吗？难道是审讯程序改了？这对我倒无所谓，只不过随便问问罢了。”他冷笑了一下，“好啦，请您开始问吧。”

戈柳诺夫按照规定，从履历表各栏项目和其它记录格式开始审讯。斯塔罗斯京出生于一个真正富裕的富农家庭。在集体化开始的时候，他父亲和两个哥哥同其他富农纠集在一起，组成一个匪帮。他们袭击集体农庄，屠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村里的积极分子。母亲带着三儿子小瓦西里到了勃梁斯克的姐姐家。匪帮猖獗达数月之久，犯下很多罪行，但是后来被粉碎了。其父及两个哥哥都被判处死刑。

“斯塔罗斯京公民，您是在什么时候被首次追究刑事责任的？”戈柳诺夫问道。

“三九年。坐牢两年。因为打架。我用刀子开了个玩笑。战争开始前被释放。我到处流浪，这时候德国人闯进来了。不用说，我入伍当了兵。可我并不是个傻瓜，肯去为你们的政权卖命。你们的政权给过我多少好处呢？我们被派到维亚齐马，可那里到处都是德国人……”

“斯塔罗斯京公民，在您应征入伍开往前线的时候，您就立刻决心要逃跑了，我这样理解您，对吗？”

“对！”斯塔罗斯京点头说。

“你们是什么时候到达维亚齐马的？”

“正是德国人开始包围我们的时候。当时我就乘机溜了。”

“您想投敌吗？”

“根本没想过！想当个逃兵这是事实。但却不想当叛徒！我一生没有出卖过别人，而别人却出卖过我。我没有出卖过别人，侦察员公民。”

“您是什么时候认识阿列克谢·克罗波托夫的？”

“在维亚齐马的时候，我们碰到一起了。”

“这么说，八月十三至十四日夜里在曙光旅馆向阿列克谢·克罗波托夫开枪的就是您啦？”

“完全对，侦察员公民。是我开枪打的廖什卡，这个卑鄙的家伙！结果没打着他。昨天我本来是打算干掉廖什卡的，可是没想到却误伤了你们的行动人员。说实在的，这不是我的过错，而是他自己跳过来要对我下手的。看来，他还年轻，性子太急。我没有打死他吧？”

“没有，他还活着。”戈柳诺失回答说。

“这得感谢上帝保佑了！何必让灵魂蒙受多余的罪孽呢？如果我不是向瓦里卡这个窝囊废呼救，结局或许不会是这样的。”

“您想过没有，为什么结局会是这样？”戈柳诺夫微微地眯起眼睛，“我们的工作人员知道，他是为了什么去冒生命危险。您的佩图霍夫是不愿为您去玩命的。”

“啊——，”罪犯漫不经心地反唇相讥，“这得说是你们的政治教育的结果喽，侦察员公民。不过，我已经老了，政治教育对我已经不中用了。只不过是瓦里卡还没有叫我给捆住手脚罢了。比如说，要是我能用盖尔卡·卡扎科夫的死把他捆上，那时你们尽可以相信，他是会援救我的！我使个眼色，他就会行动的。是这样吧？……可我几乎什么把柄都没有，他干嘛要往上凑呢？我还没能把所有的年轻人都训练成唯我之命是从的。噢，那时他们能干出多少事来啊……”

“您有多么恶呀，瓦西里·特拉菲莫维奇！”戈柳诺夫很镇静地指出。

但是，我看得出来，他是做了多大的努力才保持往这表面上的平静的。

“是生活把我变成这样的。”斯塔罗斯京低声地冒出这么一句来，“我生下来的时候也和所有的人一样，是个可爱的小天使……”

“你算了吧，斯塔罗斯京。大多数都跟您不一样，他们都是好人，因为他们不仅为自己着想，而且还为别人着想。我们还是回头来谈谈克罗波托夫吧。在这里，在沃尔让斯克您一遇到克罗波托夫，就立即产生了杀害他的念头吗？”

“也许我这样说，您会觉得是胡说八道，但是，我还是要说，我并没想杀害他。多少年过去了，我已经忘掉了旧恨。所以我才把地址告诉给他。我以为，我们可以在一起坐坐，叙叙往事，喝上几杯。然而，这个坏蛋竟没来！我看得出，他一见我就吓坏了。所以我对他就又升起了一股怒火。往事一下子就都勾起来了。他不是把什么事都对你们讲了吗？……他没有讲在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就象一只惊慌的野兔一样，手里拎着一支没有子弹的枪，跌跌撞撞，我是怎样亲切地收下他的吗？我是怎样可怜他的啊，他跳车时摔伤了腿，我是怎样背着他走的……好吧，反正我不会死两次的。不过现在我要谈谈廖什卡……我跟他有一本私帐。侦察员公民，请允许我把话说完！我虽然恶，可是只要我有口气，我毕竟还是个人，这点都是一样的。是我那样把他背在身上，虽然我可以扔掉他不管。他生病的时候，我侍候他。可是我生病的时候，病得快要死啦，这个狗崽子却把我给丢下不管了……可是我活了过来，因为我的生命力是强的！我想啊，想，一切都回想起来了……旧日的怨恨涌上我的心头，使我不能自己……他小子当上了工程师，成了清白的人了，甚至都不屑跟我见面了……可是我瓦西卡·斯塔罗斯京过去是一头役畜，还得仍旧是役畜吗？唉！他不来见我，可是我是一直在等他的呀，想跟他谈谈心里话呀……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怎样走到那个曙光旅馆的……

“这是在几点钟发生的事？”戈柳诺夫插话问道。

“傍晚……”

“您到曙光旅馆里去了吗？”

“去了，”斯塔罗斯京点点头，“能进不去嘛？……我是电梯修理工啊，检查电梯的。我看了看经理挂房间钥匙的地方，见没有二十八号房间的钥匙。啊哈，我心想，这就是说，廖什卡在自己的房间里……我当然不知道他已经和别的旅客调换了房间。后来我才知道……这样……我出了旅馆，打电话给盖尔卡·卡扎科夫，叫他来接头。他起初不愿意，拒绝了。这怎么能行！我对他说：‘你去看看你那莫斯科女郎，顺便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莫斯科女郎？”戈柳诺夫问道。

“何必呢，侦察员公民，”斯塔罗斯京冷笑一下说，“既然你们已经掌握了全部情况，那么，莫斯科女郎和卡扎科夫的事也一定会知道。我是一只饱经风霜的老麻雀，啥事都能看得出来。我这条命也就快要完了，我有啥说啥，毫不隐瞒！……如果你们为了形成文件，需要提些问题，那就请便吧，我并不反对。只是不要同我玩把戏！”

“这么说，是您帮助盖拉·卡扎科夫把女大学生杰米娜和谢弗柳戈娃安置到曙光旅馆里的？”

“是我？”

“您为什么要帮卡扎科夫的忙呢？”

“目的就是，让盖拉看看，我什么都行，都能办得到！有时候，你做点小事，以后就会赚到大便宜。盖尔卡打电话告诉我，说他本人无法安置他喜欢上了的两个姑娘住宿。他也许是想考验考验我，看看我有没有威信……”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唉，事情是这样的……盖尔卡要摆脱我，怀疑我……所以我才决定：把这两个姑娘安置到曙光旅馆，向盖尔卡证明，我是有能耐的。”

“是您给经理诺维科娃打的电话，说您是糖果糕点厂厂长谢列勃罗夫吗？”

“正是这样！起初我想请我的朋友诺维科夫帮忙，求他给自己的夫人往旅馆打个电话。但是他在她面前没有威信。这样，我就决定假冒谢列勃罗夫。我想，她绝对不会拒绝他的。结果正是这样。就是说……我和盖拉见了面，我在远处把廖什卡指给他看，吩附他说：‘要跟他认识认识，跟他缠到深夜，然后你再走出旅馆，告诉我他在什么时间回到自己房间的。盖尔卡完全照我的吩咐办了。这样我就放他走了。我要亲自和廖什卡·克罗波托夫算帐……我等了很久。在人行道上从下往上看，什么也看不清楚。这样，我就爬上了消防梯。我的手还很有劲。接着，我就开了枪，是朝一个人影打的。那个人影好象廖什卡。那个男的死了吗？”

“没有。”

“算啦！事情经过就是这样，侦察员公民。最好别让廖什卡·克罗波托夫撞上我。”

“我们来谈谈杀害盖拉尔德·卡扎科夫的事吧……是谁把他打死的？”

“我。”

“为什么？”

“我对您说过，他想从我手里挣出去，对我傲慢起来。我考验了他一下：让他去搞他父亲当头头的那个生活服务公司。可是他这个讨厌的家伙，竟然拒绝了。当时我就命令我的那帮小伙子，稍稍教训他一顿。所有的人都得到场。应该有个纪律嘛，不然，怎么能行呢！主子一声令下，就不许顶嘴。小伙子们揍了他一顿，教训了一番。但他仍然没驯服。我往他家给他打电话，他竟跟我撒野，他说：‘别再给我打电话了，我不愿意和你们混在一起了。这时你们的侦察员到了他家，详细问起有关旅馆的事情：是谁安置莫斯科姑娘的？电话是我打的！往曙光旅馆……就是说，盖尔卡要是给分化出去，那就会搞到我的头上。我是这样断定的。”

“您是从哪里知道民警局的工作人员去过卡扎科夫家的？“戈柳诺夫问道。

“是盖尔卡这个傻瓜亲自给我打电话，把侦察员的情况告诉我的。我对他说，这话不能在电话里说。我对他说：小伙子，到苏霍维伊车站来一趟吧，我们在那里见面。我们在那里见面了……我俩进了小树林。可是从树林出来时就只有一个人啦。”

“您是怎样网罗青少年，组织犯罪集团的？”

“其实，十分简单！我自己也觉得奇怪，这些小绵羊是怎样上钩的……侦察员公民，我想是因为他们血气方刚，有的是力量，需要找地方发泄。有的人则与此相反，是因为受到别的小伙子们的欺侮……比如说，象结巴瓦列尔卡·帕霍莫夫就是这样。只要动脑筋，这两种小伙子就可以随你摆弄！我早就想给自己拉起这样一个小集团来，好在死后留下一个长久的纪念。所以我就和‘公猪米什卡·乌索夫商量了……”

“您很早就认识乌索夫吗？”

“我被释放后，一到沃尔让斯克，就立即找到了他。还是在劳改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向我介绍过他的情况。他说，‘公猪虽然名声不太好，却十分能干，正想给自己找个主子呢。我就找到了他。他对我是很有用的。我，侦察员公民，靠国家的工资是不够生活的。我喜欢吃香的，喝辣的，而且也还没老婆，还要找找娘们儿。我又爱掌权。噢，权力这玩艺儿实在太可爱了！我那时确有这个感觉！……就是这样……‘公猪劝我亲近盖尔卡·卡扎科夫，要使他驯服。一年前他俩打过架。他说，这小伙子很有力气。这样的小伙子，早晚总会有用的。后来‘公猪使我们认识了。我们好象是偶然见面的。一起玩过牌。开头，我输给他，后来，当然是我赢了，赢了他很多钱。他是个毛孩子，还是个雏，不会耍钱。但是他赌钱的劲头十足，敢下大赌注。输倒好输，兜里没钱给呀！就是通过欠债，我把他给拴住了。为了拴得更紧，有时我还给他一点钱花。我和‘公猪弄到两套满不错的好房子，手里又有钱。等到盖尔卡跟我们完全贴在一起了，我就命令他去寻找新的半大孩子，使他们加入我们一伙。自然，他们中间任何人也不能认识我。只有‘公猪和盖尔卡两个人认识我。啊，他们之间还相互仇恨得很厉害！我不反对他们互相间偶尔动动刀子。常言说，吓唬吓唬有好处，可以变得更凶狠些。不过，侦察员公民，我对他们这些小伙子们看得很紧。所以在瓦列里·帕霍莫夫背叛的时候，我立即允许，‘公猪通过谢廖什卡·罗金的手叫他‘安静安静。这个伶俐的小伙子是能有远大前途的……”

“您断定只有乌索夫和卡扎科夫认识您吗？”戈柳诺夫打断他的话，“昨天晚上瓦连金·佩图霍夫到了您的家，这又当如何解释呢？”

“您说得不错，”斯塔罗斯京呲牙一笑，“在我得知盖尔卡要摆脱我的时候，我就和‘公猪商量，让谁来顶替他。公猪提出：‘你用佩图霍夫吧，他不多言，不多语，能镇住那帮小伙子。这样，我就吩咐‘公猪接近瓦利卡，然后就把我的住址告诉了他。佩图霍夫到这里来过两次，都是在夜里。结果是把你们侦察员引来了。也没什么，这是命运的安排。我已经是斯塔罗斯京家族活在世上的最后一个人了。父亲和两个哥哥在战前就被肃反委员会给结果了。母亲在战争期间死的。我活到七十年代……斯塔罗斯京家族到我这儿也就完了。这个家族都是硬汉子，都是有头脑的人。”

“您和您的女邻居索菲娅·科兹列娃的丈夫格里戈里·阿斯塔霍夫有什么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斯塔罗斯京耸了耸肩，“他也是‘干过的。我没有理由让人家盯上格里戈里。那会引到我身上的。”

“他了解您的过去吗？”

“了解。我没隐瞒！”

“您有一件风雨衣吗，斯塔罗斯京？”

“什么？啊，您问风雨衣呀！……我和格里什卡两个人共用一件风雨衣。虽说他比我高，肩膀可一样宽。风雨衣很有用，穿起来很方便。它挂在索菲娅的外间屋里。我俩是谁用谁穿。难道你们发现过我穿风雨衣了吗？”

“发现过，斯塔罗斯京。在八月十三日深夜，在曙光旅馆附近。还有一次是您在文化公园旁边和卡扎科夫接头的时候。”

“噢！”斯塔罗斯京赞赏地长嘘一声，“我得说，你们干得可真不含糊！如果昨天我没打伤你们的侦察员，如果廖什卡这卑鄙的家伙不在场，我就不会被弄成人赃俱获的下场，那我就死活也不会‘老实招供的！这样就……唉，说多说少，照样是罪责难逃……”

我望着这个可怕的人，听着他那平静的，甚至玩笑般的声音，他那从容不迫的话语，心里不禁想到，这样的魔鬼还可能干出什么勾当呢？！

我听着他的话，心里也在想着阿列克谢·克罗波托夫，想着他的命运。斯塔罗斯京偶然闯进了他的命运，把他给毁了。他，克罗波托夫将受到怎样处理呢？法庭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会把他送交法庭吗？最后，他的家庭——妻子和孩子会对他做出什么样的判决呢？阿格拉菲娜·麦尔库里耶芙娜这位刚强的失明女人又会对他做出什么样的判决呢？……这是些困难的，无法解决的问题……连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不知道我这是在怜悯他呢，还是在同情他。

第二天我同哈扎罗夫、我的妻子一起从产院回来。我拉着妻子和我的儿子。哈扎罗夫亲吻了伊丽娜和我，他说要步行走走。可是他已经答应和安娜·谢苗诺芙娜一起十九点准时到我们家。

……我们乘车路经牛奶商店，伊丽娜依偎着我，低声说道：

“记着点，维涅奇卡，从现在起，你得每天早晨到这里来买奶！因此，但愿夜里不再发生任何事情啦！”

我笑了。

亚历山大·维尼阿明诺维奇·比津在我的怀里睡得很实、很香甜，发出轻微的鼾声。

(全文完本刊有删节)

分类：外国作品翻译 作者：(苏)列.萨波日尼科夫 格.斯捷潘尼金/著 任 军 宋 华/译 期刊：《啄木鸟》198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