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我登上由大连开往烟台的“天华轮”,天气闷热,船舱里象个大蒸笼。我步出舱门站在甲板上,晚风拂面,凉爽清新;抬头远望,蔚蓝的天空,缀着点点繁星,闪闪发光;海边那高大的楼房,灯光辉煌,把四周照得通明;送客的、乘船的人群,熙熙攘攘;停靠在码头旁边的大小船只,一条接着一条,密密麻麻,数不清的桅杆,耸立在夜空,烟囱断断续续冒着浓厚的黑烟。
汽笛一声长鸣,灰色的、庞大的“天华轮”徐徐离开了码头,轮桨飞快地旋转,拍打着灰色的海水,划出一条横沟,白浪翻滚,发出隆隆的声音。
岸上灯火渐渐消失,天连水,水连天,四周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我回到闷热的船舱,仰卧在一张狭窄的床铺上,举目凝视着窗口,夜色沉沉,心潮起伏,朦朦胧胧地入了梦乡。
早晨四点多钟,轮船在烟台码头靠岸了。一轮红日,冉冉地从大海水平线上升起,粼粼的碧波闪耀着一道道桔红色的光芒,犹如万条金龙戏水,雄伟的烟台山,隐约可见,依稀如画的家乡景色,象一块磁石,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
一
一踏上家乡的土地,我的心激动得砰砰乱跳。啊!这就是烟台吗?我竟认不出它来了!一条条平坦、宽阔的柏油马路,纵横交错;道路两旁,绿树成荫;晨风吹动着树梢,左右摇曳,晨光熹微,年轻愉快的小伙子,天真活泼的小学生,幸福安祥的老年人,去上班,去上学,去锻炼……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战士们,警惕地巡逻在闹市、海滨,保卫着人民的幸福、美好的生活。
华侨宾馆是一座新建的美观、大方、设备齐全、依山傍海的漂亮楼房。我站在房间里,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向外眺望,大海滔滔,渔帆点点,海鸥飞翔,白云浮动。环顾四周,工厂、机关、学校、宿舍,新建筑鳞比栉次。整修一新的毓皇顶,吸引着众多的中外游客。为归侨新建的一幢幢红色小楼,掩映在绿树丛中。夜晚,市区、海滨万家灯火,我仿佛伫立在芝罘山顶上,遥望着人间仙境。
真是一别家乡四十年,家乡已改旧时颜!在我的记忆中,旧时代的烟台疮痍满目,多灾多难。帝国主义以不平等条约,划烟台为他们所控制的通商口岸,并在租借地实行一整套殖民地制度。在这块土地上,帝国主义是主子、国民党反动派是帮凶,中国人民是奴隶。
记得一九三五年夏天,我去莱阳乡村师范考学,途经烟台。刚满十五岁的我,第一次来到这花花世界,什么都感到新鲜、稀奇,什么都想看看。街道上灯红酒绿,有钱庄、当铺,酒吧、夜总会,还有横冲直闯、无人敢惹的外国水兵和衣衫褴褛、沿街讨饭的乞丐。我来到一间装饰漂亮的楼房前,从里面飘出铜鼓铜号和铜钹的声音,很是热闹,吸引着我这个孩子的好奇心,想进去看看,又怕闯祸,在门外悄悄地蹲下来,从镶在门框子中间的两扇小门下面的空隙探着头往里瞧。屋子里灯光很暗,什么也看不清。人声嘈杂,许多条腿随着咚咚嚓嚓的音乐晃动着。“这是干什么?”我正纳闷儿,一只黑色的大皮靴猛地朝着我的脑袋踢来,幸好躲得快,没有被踢着。我回到客店,问了小伙计,才知道那是一家夜总会,是外国水兵跳舞的地方。
夜晚,我躲在蚊虫叮咬、简陋肮脏的客店里。刚入睡,就被一阵“起来!起来!”的叫喊声惊醒。四个国民党士兵,歪戴着帽子,持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步枪,来到我的面前。一个小头目板着面孔问:
“你从哪里来?”
“蓬莱。”我的心里直发慌。
“到哪儿去?!”
“莱阳。”
小头目似乎看出了破绽,厉声质问:“为什么要走烟台?”
这下子可把我问住了。从蓬莱到莱阳,坐汽车经栖霞县是顺路,走烟台却是绕道了。我压了压紧张的心情,半晌,才说了句:“来玩的”。
小头目仍不相信,似乎把我看成了“赤化分子”。他们粗暴地打开我的包袱,把一本本语文、算术、地理、历史等课本翻得乱七八糟,没有翻出个名堂来,只好收兵回营了。
当时,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连到烟台来看看玩玩都不行,而外国人却可以在那里饮酒作乐,随意欺负中国人?这些答案,自然是在我参加革命以后找到的。
而今天,一切是多么不同啊!我深感时代脉膊的跳动。新中国诞生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烟台已从过去连火柴、铁钉都不能生产的小城镇,变成可以炼钢铁、造机器、纺纱织布的工业城市了。一些老同志告诉我说,解放初期,亩产粮食才一百多斤,现在已增至七百多斤;社员每人的纯收入由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元二角增至三百二十八元。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银行存款大幅度增长,一九四九年银行存款只有一万零二百元,一九八二年是一百七十一万多元。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乡亲们都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好!共产党领导的好!”真是肺腑之言!
每当我吸一口家乡沁人心脾的空气,看一眼雄伟美丽的烟台山,就不由得想到:家乡的人民,真正富裕起来了;家乡的人民,真正幸福起来了!
二
车轮,在烟潍公路上飞速地旋转,向我出生的地方——蓬莱县城奔驰。
蓬莱原是一座古城。相传汉武帝曾在这里望过蓬莱山,筑城以为名。之后,几经修建。城墙周长九公里,高三丈三尺,全部用青砖和青石砌成。四个城门,东叫春生门,南叫朝天门,西叫迎恩门,北叫镇海门。明朝万历年间,为抵御倭寇的入侵,又在镇海门北面的丹崖山下,修筑了一座水城,又叫防倭城。民族英雄戚继光曾在这里操练过水兵。据县志记载:古城里有牌坊四十三处,寺庙,庵堂八十三座,风景点二十八个。其中,著名的是十景色:仙阁凌空、神仙显市、狮洞烟云、万斛珠玑、渔梁歌钓、日出扶桑、晚潮新月,万里澄波,漏天银雨,铜井含灵。宋朝的苏轼曾在这里观看过“神仙显市”的胜景,并写下了著名的《登州海市》诗。诗中有这样几句:“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中明。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心知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烦神工……斜阳万里孤岛没,但见碧海磨青铜。新诗寄语亦安用,相与天变随东风。”不幸的是,这些名胜古迹,历经军阀混战,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在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已所剩无几,且多杂于荒烟蔓草之中了。
一九三七年春天,一百多名爱国知识青年由北平、天津来到了蓬莱县城。他们初露锋芒,英勇无畏,不顾国民党军警的威慑,在街头巷尾发表演讲,教唱抗日歌曲,演出街头话剧,用充满爱国激情的史实、通俗易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日寇入侵、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的罪行、再现群众离乡背景的悲惨景象。他们的慷慨言词,对国际国内大事的精辟分析,深深地打动着每个观众、听众的心。当时,不满十八岁的我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再也不愿意在那间狭小的杂货铺里过着端茶、送货、铺床、叠被的店员生活了。是跟国民党逃走?是安分守己、苟且偷安?还是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的道路?这是那个时期摆在每个青年面前的严峻课题。
“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入侵,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八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党员于眉同志从北平回到蓬莱,秘密联系和发展了一些党员,在蓬莱建立了党支部;并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骨干,吸收先进的工人、农民、小学教员等组织了“战地服务团”。我冲破了家庭的束缚,毅然参加了“战地服务团”。
一九三七年底,日寇的铁蹄踏进了烟台。盘踞在蓬莱的国民党军阀韩复渠的陆军第二十师以及伪县长闻风而逃,蓬莱成了一座空城。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日寇入侵蓬莱。在这危急时刻,党支部动员“战地服务团”的团员到乡下去。我辞别了母亲,走出店门向聚集地点出发了。我们这支只有七十多人的小队伍在于眉同志领导下发动了武装起义。从此,我跨入了革命阵营,踏上抗日救国的大道,与战友们一起过着枪林弹雨的战斗生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接触到革命书籍,开始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书。在我的心中,渐渐地升腾起一种渴望进步、渴望解放中华民族、渴望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而献身的激情。
“少小离家老大回”。离开家乡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幼稚的青年,如今已年过花甲、两鬓斑白了。家乡留给我的记忆是那么遥远,她现在到底变成什么样子?我常在心里想象:蓬莱阁金碧辉煌,丹崖山山色青青,登州湾海水滔滔,钟楼、鼓楼雄伟壮观,人民勤劳朴素、聪明能干,花河的羊肉、钟楼的小面味美可口……许多年来,我是多么思念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啊!我沿着县城宽阔的马路,急切切地去寻找早年读过书的母校、居住过的茅草小屋和曾经在那里当过学徒的店铺时,惊异地发现,这一切都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座高楼和一排排崭新的瓦房,街道上大大小小的商店一家挨着一家,各种商品琳琅满目。花桥下的莱市、渔市、摊贩林立,人群熙熙攘攘,一派兴旺发达、国泰民安的景象!面对此情此景,我的心头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触。青年时代憧憬的美好理想,不是已在我的家乡、我的祖国实现了吗!
三
在蓬莱县城西南面的艾固山脚下有两个小村庄,因为姓薛的人家多,一个叫上薛家村,一个叫下薛家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这儿是老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初,我随部队就驻扎在上薛村。那个时候,村子里很穷,一块块巴掌大小的土地,象膏药一样贴在半山腰上;一间间茅草小屋仅能遮风挡雨;乡亲们衣不遮体,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但是,他们把抵御日寇、翻身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身上。自从我们来到这个小村庄,村上就红火起来。在村政府的领导下,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夜校相继成立,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乡亲们争先恐后地为部队腾房子、送军粮、赠军鞋,儿童团还协助我们放哨站岗。军民共同生活、劳动、战斗,一片鱼水深情!虽说这个小山村是穷乡僻壤,但我从心底对她有一种依恋之情。
在战斗年代,敌人四面包围着我们,没有群众的掩护,没有群众的支援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进城之后,情况变了,人们的思想也在变,同群众的关系远不如战争时期那么亲密了。这次回到家乡来,我要去看看养育我们、支援我们的乡亲们。
八月的天气,骄阳似火。我和蓬莱县武警大队长赵兴展同志,来到了上薛家村。艾固山重峦叠嶂,依然是那样险峻。但是,山坳坳里却变了样:大片大片的玉米地,郁郁葱葱;一望无际的苹果园、梨园,果实累累,散发着清香;一座座青砖红瓦的院落,掩映在苍翠、墨绿的垂柳和柏杨之中;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缓缓地流着,清澈见底。望着这四十几年前战斗过的地方,我的眼睛湿润了……
多年未见的乡亲们站在村头迎接我们。老人、青年、妇女和小孩,一个个用惊喜的目光注视着我这个陌生人。虽然他们默默无语,但从我们彼此注视的一瞬间,我明显地感到了其中饱含着无限深情。
一位身材健壮年近五十的中年人,走到我的面前。他,就是党支部书记薛喜德同志。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深有感触地说:“离开这个山沟,已经四十多年了,回来看看乡亲们。”
“欢迎你!”他热情地把我和赵兴展同志引进大队部。屋子的墙上挂着奖旗和奖状,一条长桌上摆满了一块块切好的西瓜、苹果和梨,还有几块用白面烙的饼子。
看到桌下摆着这么多东西,我实在有些过意不去。老薛似乎察觉到我的心思,指着桌上的水果爽快地说:“这些都是自己生产的,给同志们尝尝,也让同志们看看我们这些年的变化。”
他的语音未落,两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兴冲冲地走进门来。他们背有些驼,额头上满是皱纹,但精神饱满,显得很健康。薛喜德指着一位年岁稍大一点的老人说:“这是薛茂先同志,一九三八年的村干部。”
我急忙走上前去,拉着他的手说:“你还认得我吗?”
老人摇摇头“不认识了。”
“您今年多大年纪?”我问
老人怕我听不清,用手比划着大声地说:“六十七啦!”
我点点头说:“看起来您的身体很结实。”
“生活过好了么!”薛茂先老人吸了口烟,低着头数着手指头,仿佛悟出了什么道理来,爽朗地笑了,他说:“从三八年,到八三年整整四十五年了。那时候,咱们还都是年轻人,现在变成了老头子,怎么能认得出来?”
同薛茂先老人一起进来的另一个老人叫薛永升,他时时用那对聪明的、锐利的眼睛凝视着我们。他发现我们的谈话很亲热又很生疏,便指着桌上的白面饼子对我说:“你来的正好,昨天是七月七,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按照我们家乡的规矩,要吃肉包子、甜饼子,你尝尝这个团圆饼吧。”
“啊!真凑巧。”我高兴地拿起个饼子咬了一口,心里想:“今天,我们不就是一次久别亲人的团聚吗!”
屋子里的人很多,你一句我一句,话头慢慢转到村里的变化上来。我感慨地说:“四十五年的变化真大啊!”
薛永升“嗯”了一声,深思片刻后说:“俺们这个穷山沟,比别的地方变得不算快啊!”
我不同意他的看法,说:“那个时候,上薛家村哪有苹果、梨树,不是只有几棵又涩又酸的老杏树么!”
“要讲这些,俺们村里的变化可就大了。”薛永升老人笑了。
我转过身来问薛喜德同志:“你们没有把解放前的上薛家村和现在做个比较吗?”
“有,有,有,只是没有整理出材料来。”薛喜德同志做了肯定的回答。他摸了摸头又继续说:“俺们村,过去的穷样子你是知道的,现在和那个时候比可不一样啦。不仅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而且手里都有余粮、余钱。解放前,每年人均收入只有二百零五斤粮食和四十元现金,现在已发展到五百斤粮食和二百四十元现金,重点户、专业户有的已达到一千元的现金收入了。当然啰,跟发展快的地方比,俺们这儿算不了什么!”
乡亲们希望把致富的路子走得更宽些、步子迈得更大些。当我告别的时候,薛茂先老人毫不见外地向我提出了要求:“村里地少劳力多,俺们想组织个包工队,到城里也找点活做做,能不能同县里联系联系?”我想,老根据地人民养育了我们,支援我们打败了敌人,夺取了胜利,关心和帮助老根据地建设和发展是我们的责任,便对乡亲们说:“放心吧!党委、政府会帮助你们建设的。你们致富的道路会越走越宽广。过上几年,等我再来看望乡亲们的时候,说不定上薛家村又会变得让我认不出来了!”听着我的话,大伙儿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这笑容深深印进了我的脑海中。每当我回忆起这次团聚,心头就不禁荡漾起一阵美好的情感。
四
看望了久别的家乡和亲人,在兴奋之余,我想起了那些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解放而牺牲了的年轻战友。
一天上午,我和烟台武警支队副队长朱奎荣同志乘车来到蓬莱县城南面的庙山。原来这里很荒凉,山上有两座破庙和一座快要倒了的砖塔。老人传说,这里“风水好”,山下面是个渊海,深而无底,与蓬莱阁底下的仙人洞相联,直通渤海湾。现在,破庙和砖塔均已倒塌了,经过平整,政府在那里修建起一座规模很大的烈士陵园。陵园庄严肃穆。里面整齐地排列着用青砖和水泥砌成的陵墓,安葬着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其中,也包括我的一些亲密战友。他们头枕丹崖,面对沧海,长眠在苍松翠柏之中。墓群中间,矗立着高大雄伟的“革命烈士纪念塔”,乘船在大海里航行,老远老远的就可以望见。
我头顶烈日,在墓群中慢慢地走着,仔细地察看着每一座陵墓的碑文,寻找我的战友李本洪同志和盛易三同志安眠的地方。
李本洪同志是我少年时的朋友,小的时候,我们常在外祖母家里玩,又一起走进革命队伍,一起工作、学习、战斗。那时、生活很艰苦,精神却很愉快,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一九四○年七月,在同日寇的一次激烈战斗中,他壮烈牺牲了。盛易三同志,是蓬莱县独立营营长,在我们离开家乡后,他担负起保卫家乡的重任。母亲常说:“鬼子,汉奸杀害‘抗属,是独立营保护了我们。盛营长可是个好人啊!”他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次保卫麦收战斗中光荣牺牲的。
在距革命烈士塔不远的地方,我终于找到了两位烈士的墓碑,“啊!这不是李本洪同志和盛易三同志的坟吗?”我久久地站在两座墓碑前,默默地沉思,不知什么时候,几滴泪水湿了碑座。两位烈士牺牲的时候,都才二十多岁,年华正茂。可是敌人残酷地夺去了他们的生命。烈士的肉体虽然不在人世了,但是他们那种为人民解放,民族解放,勇敢地、无私地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崇高共产主义精神,却在人间散发着百花般的馨香。此时此刻,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对朱奎荣同志说:“烈士生前,我们没有机会在一起照张像,现在他们与世长辞了,在墓地里留个影吧!让我永远和他们在一起!”我恭恭敬敬地站在纪念塔前,朱队长给我们拍摄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这张珍贵的照片,一直压在我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它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这老年人的血管里常常沸腾起青春的热血,决心把有生之年,献给人民,献给祖国,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四化事业!
分类:散文·杂文 作者:慕丰韵 期刊:《啄木鸟》198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