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帝女雀”的歌

一、“帝女雀”的歌

一九八四年六月，美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第三次从她的第二故乡——美国爱荷华州回到中国故土，向亲人们奉献出她呕心沥血制作的礼物——三十万字长篇小说《千山外，水长流》。千山阻隔，人事沧桑；聂华苓曾为此噙着一腔苦泪，唱过“浪子的悲歌”。然而河水淙淙，到处长流，伟大民族的生命是不死的，一切优秀民族儿女水样明净的心是可以沟通的，为此聂华苓更怀着热爱，不倦地体察、寻觅、构筑……谱出《千山外，水长流》这样一支动人的新的歌。

《千山外，水长流》以美国中西部爱荷华州的偏远小镇“石头城”为背景，写一个诞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跟着中国妈妈长大的、美国进步记者的遗腹女儿莲儿，到父亲的故乡来投奔三十多年从未见过的老年的爷爷奶奶，准备上大学。在从夏季假期到开学前这段时间中，由于民族隔阂，莲儿同老奶奶之间产生了一系列感情冲突。在过去生活中已经饱受创伤的莲儿，更增加了无“家”之痛。然而她从周围的人们：爷爷、表弟、他们的朋友和父辈的朋友、流寓美国的华人、各大洲各种肤色的人那里得到尊重、爱护、理解、支持。奶奶最终也从切身体会中重新认识了莲儿和未曾谋面的莲儿妈妈的崇高品性，特别是动人的中国式的深沉的、自我牺牲的爱。就是莲儿自己，不但认识了从未见过的美国爸爸、也重新认识了过去有过误解的妈妈，省悟了自己一向“怨天尤人”、封闭、自苦的生活态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在觉醒，另方面，美国人民的优秀、古朴传统精神给她注进了生命力。她深深地爱远在千山外的妈妈，深深地爱质朴的爷爷、奶奶，富有生气的表弟和所有美国的新朋友。她怀着正在滋长起来的信心迎向新生活。

读着《千山外，水长流》，我们不禁想起了她写在小说《桑青与桃红》末尾的跋——《帝女雀填海》。她写道：

“太阳神炎帝有一个女儿叫女娃。有一天，她驾着一艘小船到东海去玩。海上兴起风浪把小船打翻了。女娃死在海里。

她不甘心死。

她变成一只小鸟，叫帝女雀，花脑袋，白嘴壳，红脚爪，住在发鸠山上。

帝女雀要把大海填平。

她从发鸠山衔来一粒小石子，飞到东海，把小石子投在海里。她就那么日夜不停地来回飞着，一次衔一粒小石子。

大海大吼：‘小鸟儿，算了吧！就是千年万年你也休想把我大海填平！

帝女雀向大海投下一粒小石子。‘哪怕就是百万年，千万年，万万年，一直到世界末日，我也要把你大海填平！

东海大笑。‘那你就填下去吧！傻鸟儿！

帝女雀飞回发鸠山，又衔来一粒小石子，又飞到东海，又把小石子投在海里。

直到今天，帝女雀还在那儿来回飞着。”

这本是从我国古代寓言《精卫衔石填海》化出来的。聂华苓用它作跋时，就留给了读者一个疑案：帝女雀指桑青？不，不贴切。那么是作者的投影么？不，太模糊。现在，《千山外，水长流》同读者见面了，再读这一则寓言，真是再明白不过：在聂华苓，怕也就想着象小小的帝女雀怀抱填平汤汤东海的宏愿那样，怀抱着填平千山阻隔所带来的人民心灵上的隔阂的宏愿，衔来《千山外，水长流》这颗五彩斑斓的小石子的。

《千山外，水长流》给了我们强烈的既新鲜又亲切的感受，那里面的生活场景和感情波涛，读者分明陌生却又似曾相识；或者确曾经历却又恍如隔世。小说一开场就把读者带到距我们千山之外的美国偏远农庄上，作者在小说的三分之二篇幅(第一部、第三部)中如此传神地绘出了农庄独特的风光。这里有“石头城”典型的美国式的兴衰历史：来自新英格兰的第一代移民赤手空拳伐木造屋，劈山开矿，依靠白云石的开采、销售成为一方巨富，建成“石头城”尔后，石矿业随着新型建筑材料的发展而停顿，一次严重事故轰毁了整个石头城，最后，一场大火使白云山庄废墟残存，只依稀可见当日的壮丽。这里有温柔而绮丽的自然景物；娥普西河多采的四季变幻，广袤的草原，大片玉米田，红的枫林，粉红的杜鹃花，清脆的鸟鸣，圆鼓鼓的高高的水塔，久已弃置的古老风车，装点着这里居民童年的欢乐的记忆。这里更还有崇尚劳动、创造与爱的质朴民情，它洋溢在老布朗夫妇的小石屋中，在石头城一年一度的“博览会”上。尤其感人肺腑的，是老玛丽对死在遥远中国的年轻儿子彼尔(即莲儿的父亲)三十多年如一日的痛苦的怀念：那永远保持原样的“彼尔的房间，”满楼道上彼尔的照片，还有永远点缀着她手种的艳红杜鹃花的彼尔墓地……。伤心最是慈母泪，老玛丽似乎无泪了，然而这一切，无声地倾诉着看来强项的老玛丽锥心泣血的悲伤和暮年的凄清。这一切向读者——作为中文小说，它主要地是向中国读者袒露了同美国泥土联系最紧的、保持着恳荒者古朴风气的善良的美国人的内心世界。

《千山外，水长流》给我们的新鲜而又亲切的感受，还在于作品中所描叙的许多中国现代的重大历史场面或历史事实。例如第二部中借莲儿妈妈柳风莲的回忆，追叙自抗战胜利前夕(1944年)至全国解放前夕(1949年)民主学生运动的澎湃浪潮；进步学生被殴打逮捕、处死……作品相当真实地展示了学生运动这一条与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相呼应的重要的战线，在这条战线上，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为争取民主新中国的诞生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中国现代史悲壮的一页。

在《千山外，水长流》中，聂华苓还借着去国的莲儿的悲怆自省、柳风莲的痛苦追忆，叙述了建国以来极“左”路线给中国人民，其中主要是知识分子带来的灾难。反右派斗争、“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造成无数家破人亡、文物流失的悲剧。在这一切之后，终于出现了民族命运转折点的“四五运动”，花圈的海洋，战斗诗歌的波涛中，中华民族得到了新生。

这些历史场面或历史事实，对于长期去国的聂华苓来说，大都未能亲历其境，亲尝其苦乐，只据间接、局部材料进行艺术加工，未必尽能得其本质。然而，她毕竟在相当程度上写出了主要的历史真实，使人为之动心，为之思索。这里除了作家的艺术功力之外，明显可见她对家邦命运的殷殷关注，对民族未来的热切期望。正如她借书中人物莲儿之笔(第二部莲儿读风莲的一束来信的批语)所说：“知道了‘家史，我就是属于那个‘家的；知道了‘国史，我就是属于那个‘国的。”作为中华儿女，聂华苓是在写着同时研读自己的“国”史；并且也为着海内外象莲儿那样的更年轻的一代，写着“国”史的；为着使自己、使代代中华青年，深深知道并正确认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因而不怨不尤，更加努力奋进。

作者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中华血统而长期留居美国这个条件，从两个方面取材。一方面：二十五岁以前祖国大陆学生时代的记忆及近年来数次返回家邦的所见所闻；另方面，二十年美国爱荷华城居留的经历、感受；以同样的热诚着力歌颂两个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华民族在苦难中炼就的坚韧、自尊和含蓄、深沉的感情方式；美国人民从蓁莽中创业所形成的独立精神、生气勃勃、质朴和奔放的感情方式等。(当然也侧面地揭露批评了二者当前某些恶劣的精神状态，如美国一部分青年中的吸毒、乱交现象、离婚多、老人孤寂无靠，儿童失踪等严重社会问题；中国目前某些青年存在婚姻“实惠派”，讲究所谓“三转一响”之类的庸俗风气等等，但在作品中这些并不是主要致力的对象。)相当巧妙地将二者从艺术上编织穿插，在精神上结合、渗透，汇集于老布朗的第三代儿女——特别是一半美国、一半中国血统的孙女莲儿身上，使它焕发出新的光辉，构成一组(莲儿是其中最突出最集中的一个)饶有新意的艺术形象，显示着作者关于填平中美——以至于世界人民心灵沟壑的独特构想。

二、寻根；衔石

看来，“寻根”这个概念，在聂华苓心目中有着比较广泛的内涵。它不仅象我们一般理解的那样，是指飘零异域的中华儿女，对自己祖先和故土的寻本溯源；它还包括那种虽然土生土长在自己祖国，却由于极“左”路线造成的政治灾难，导致对祖国、对亲人真正历史的完全无知和错误理解的年轻一代，他们亟需重新认识自己的国，自己的家，从而也重新认识自己；更不用说那种有着异民族血缘关系的青年，他们曾由于这类自己主观上不能决定去取的先天性“罪恶”而受到莫名的政治歧视，更需要实实在在地重新认识这一切。在《千山外，水长流》里，聂华苓的莲儿就是这样一个意象。

莲儿是带着沉重的内心创伤和茫然自失的哀怨心情来到美国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她推到被歪曲涂抹的“耻辱”家史面前，她于是有了“美帝特务”的父亲，有“大右派”的继父，和隐瞒真情欺骗了她十七年的母亲。她悲愤地同母亲“划清界线”。然而这一“革命行动”并不能给她带来正常的生活，“美帝狗崽子”的帽子再也脱不掉，使她失去了爱人和被爱的权利；并在孤苦无告的“下放劳动”的日子里被迫失贞。她感到自己无家无国，在生活中如同“一片浮萍”。

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和中国的对外开放，莲儿得以来到父亲的故乡——美国石头城，投依祖父母。只是在这时，莲儿才从万里之外母亲一束来信的追述中，和自己在父亲家乡所亲见亲闻中，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父母。

莲儿的母亲柳风莲是作者心目中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她的性格发展大体可看作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四十年代，那时柳凤莲是一位聪慧、单纯的大学生，对政治毫无兴趣。但在民主、进步与独裁、反动剧烈斗争的形势下，受着全国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浪潮的推动，亲见反动势力镇压学生的狰狞面目，她愈来愈同情民主力量，参加了某些活动，竟至被列入反动派的“黑名单”，幸亏及时避走，免于厄难。比起那激昂慷慨地“忧国忧民”，而终于投奔革命根据地的金炎；比起那老练沉着，以“大少爷”面貌掩护革命身份的地下工作者孙启亮，她不是自觉的、先进的革命者，但她有正义感，愿意革命，热爱祖国。这正是她最本质的品德。第二阶段，五十至八十年代，在极“左”路线下，她饱经磨难：丈夫金炎被打成“右派”，在边远地区坐监；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她自己又因前夫是美国人而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受到惨酷的“审查”。从来她对自己亲生的女儿都不敢接近，更不用说爱抚、保护；女儿由“揭发”知道了亲生父亲是个美国人，竟那样鄙弃妈妈，而风莲却无法为女儿说明。“十年浩劫”终于过去，她把女儿送往石头城，一心等候金炎回来相聚，却谁知得到他的平反消息同时得知他早已死于狱中。她失去了一切亲人，但她仍然从痛苦中站起来，决心以余年为建设祖国而辛勤工作。作者在她身上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那种不计个人荣辱祸福，而对祖国之爱矢志不移的优秀传统精神。

作者赋予这个形象另一个最具特色的品质是她在长期目标一致，互相尊重，患难与共的经历中，同美国人彼尔·布朗，一个对中国人民怀着极大善意的美国进步记者建立起来的互相了解和深情厚谊。四十年代，风莲认识彼尔，那时彼尔是怀着帮助中国打败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的愿望来到中国的。他当译员训练班教员，帮助向敌后的中国游击队输送物资，还曾一度在延安逗留，对那里有很好的印象。战争结束后他回国。不久又以记者身份再度来到他所喜欢的中国，这时已是内战烽烟弥漫之际。在国民党统治区，青年学生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风起云涌。彼尔同情学生运动，他不避危险，深入现场，通过自己的亲身采访和报道给学生运动以积极支持。就在这过程中，增进了同风莲的感情，二人终于结合。但不久，彼尔却在一次重要采访中被暴徒打伤致死。正如柳风莲对彼尔说的那样：“我困难的时候，你就来了。”这实在是很有深意的话，它象征着中美人民、中美知识分子之间历来具有的互相了解、互相支持的亲密关系。

现在，莲儿从妈妈的一束来信中了解了她的经历、她同父亲彼尔之间的高尚感情，继父金炎的高贵品质，妈妈的忠贞不渝……等等。她由衷地赞美这一切，感到作为他们的孩子的骄傲。她的心同妈妈的心靠拢了，融合了。懊悔着过去对妈妈的冷淡，感到要同妈妈走在一起的强烈愿望。

同时，莲儿心上民族自豪感、祖国亲切感的觉醒，几乎从她踏上美国土地之时起，便不断地、不可抑制地表现出来。在那里，说到“中国”、“中国人”，她不再象在国内时那样感到空虚，而意识到它是一种足以使自己精神充实、有力的实体。作者描写道：“那祖国两个字，在中国成了陈腔滥调，她不喜欢听。现在，‘祖国就是祖国。”这是对去国怀乡的游子真切感念的确切概括。生活在祖国温暖怀抱的儿女们，读到这些，不能不为之肃然、憬然。莲儿越来越意识到，她来美时怀着的那种“双手打开生死路，一脚跳出是非窝”的悲愤决绝之想，是鄙懦的，她不是来寻求精神上的避难所，而是来求学深造，将来一定要回中国去。

三、“美国的哥特风格”

美国，对莲儿来说是更加需要认识的“父邦”，它又是怎样的呢？聂华苓在这里形象地展示了她心目中最优美的美国精神。

在老布朗居住的小石屋墙上挂着格兰·伍德的名画，画上是神情严峻穿着简朴的一男一女，背衬着美国垦荒时代有古老哥特式尖顶的小木屋，题名：《美国的哥特风格》。这是老布朗引以自豪的祖传名画，老布朗赞它画出了垦荒时代美国人的精神面貌：虔诚、坚忍、正直、不屈不挠、信仰上帝。这正是老布朗所崇尚的，并且身体力行的行为准则。而从作家来说，也是她为老布朗家族性格的一个象征性的概括，是她心目中所赞许的美国普通人民的本质性格，它在和来自中国的莲儿相处一事上，表现得如此动人。

老布朗的祖先是来自爱尔兰的移民，是白云石矿的开拓者、“石头城”的建立者之一，是巍峨壮观的“白云山庄”的主人。但到了这一代布朗手中，家业早已破败，只剩一幢小石屋刚够居住、几十亩薄田刚够糊口。第一次大战时期，他曾当过“大兵”，如今年纪老迈，中风残废，坐在轮椅中同老伴玛丽度着寂寞的晚年。老布朗性格质朴、爽朗，心地宽厚，正直，热情而风趣。“爱国、爱家、爱朋友”。明显地保持着垦荒时代美国人的性格。对现代美国人那种“不要家、不负责任、忘根忘祖”的极端个人主义，毫不掩饰他的不满。对莲儿的来到，他是欢迎的，并对她亲切爱护，他反对那种歧视“外来人”的庸俗观点，他振振有词地说：我们的祖先最初也是外来人呀！随着认识的加深，他越来越多地发现这个来自中国的孙女的美好品质，每逢莲儿做了使两老感到安慰的事，他就得意地赞叹：“这就是中国孙女呀！”他毫无保留地向人们夸耀：“我们孙女，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可爱的女子。”“中国人是优秀民族呀！”

老玛丽从本质上看，其实具有同老布朗一样的禀性，只是多了一点褊狭。一种成见使她形成了这样的简单逻辑：儿子死在中国，中国是不好的；儿子在中国有了女人，这女人一定是酒吧女勾引儿子；儿子没有按美国宗教仪式举行结婚，则他的妻是不合法的，孩子是私生子，品性也不会好，不能承认，不能要。因此莲儿初来乍到，便吃了她的冷脸，直到为着一点事故，将莲儿“扫地出门”，莲儿不得不以为人家管家务看孩子来维持生计。就在这当口，老玛丽心脏病急性发作，住进医院，家里丢下残废的老布朗无人照顾。在这困难时刻，到医院来看望老玛丽的是莲儿，决心辞去工作，回到石头城来挑起家务担子照顾老布朗的又是莲儿，这使老玛丽感动不已。尔后，她又听了莲儿讲述风莲和彼尔的爱情和婚姻的曲折过程，她的成见消除了，她爽然由衷地承认：“我们可有个好媳妇呵！”后来她终于因心脏病去世，临终前，她把自己手指上戴了六十三年的结婚戒指拔下，郑重地交给莲儿作为她代彼尔赠给风莲的结婚戒指。这里她留给中国儿媳和外孙女的是诚挚的爱，如同戒指在她手指上六十三年留下的印记一样，是铭心刻骨的爱。

彼利是老布朗和玛丽的外孙，刚三十岁，算是现代的年轻一辈美国人。他看起来和老布朗们不同，不信“上帝”，有现代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但实际上在他身上，以一种现代方式体现着“美国的哥特风格”，即他所保存着的那石头城居民普遍崇尚的“4H”精神。所谓“4H”，就是：有思想的头(Head)，有感情的心(Heart)，有技能的手(Hand)，有健康的身体(Health)。他完全不是美国青年中那种糟蹋人类智慧所创造的文明之果，在吸毒、乱交生活中胡乱打发岁月的浪荡哥儿。他是有头脑，有独立创造精神的青年。从十六岁起他就靠打工赚钱维持自己的生活和上大学的费用。他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发动反人民的越南战争，他说：“我可不到别人国家去杀人”，于是，他和大批有识青年一起起来斗争。为了抵制不义战争，他逃避兵役，在国外过了很久的流浪生活。他反对工业制度，厌恶城市生活，想要回到自然的生活方式，即“用一双手来干活”，“生活在泥土上，生活在流水上。”总之，他憎恨那种导致侵略战争，种族歧视和腐蚀人性的偏见和制度。他把那概称之曰“保守、顽固、自大狂”，并身体力行去抵制它。莲儿到来时，看到他穿着旧汗衫和裤脚破烂打了补绽的工字裤，头发不剪，留着胡须，住在农庄上废置的水塔里，使用的是自己制作的简陋家具，点着煤油灯，有活干时，做木工，割草，什么都干，也喜欢拿起吉它唱唱自编的歌。他的理想是：靠自己的劳动积攒资金，把布朗山庄作为一件壮丽的艺术品(完全不是使用的或经济的目的)重新修复。这里，艺术品的布朗山庄该是聂华苓所设置的又一意味深长的象征，它象征着年轻的美国也曾有过的那古朴、高贵的精神文明，可以说，它本身就意味着对现代物质文明和庸俗风习的否定。彼利身上反映的这种认识，带有某些“反技术统治论”色彩，它在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时，把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城市，以及城市美国人精神上优美的东西也一起否定了。它当然不是科学的革命理论，但它确也是美国那部分不满现实的青年反对现存制度和庸俗社会的一种方式，从这一点上看，是很有意义的。

对莲儿的到来，他毫无老玛丽那样的成见。他欢迎她，并亲切地保护她、帮助她；而且很快又从莲儿的严肃生活态度和自爱中领悟了“尊重”她的重要性。最使彼利为之动容的是莲儿对从未见过的父亲那样深沉的爱，还有对于几乎陌生的爷爷、奶奶的那份亲切无私的关怀，这是彼利过去所从未体验过的。因为在他们那里，人们心中似乎只有“我”，即令是亲人，彼此也互不关照，父母离了婚不顾儿女，孙儿住祖父的房子缴纳房租，祖母叫孙儿割草付给工资，都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彼利也开始主动来照顾病、残的祖父母了。我们看到：彼利的单纯、明快的性格，旺盛的生命力，促进了莲儿心情越来越开朗；同时，在这个中国姊妹的感召下，彼利的精神世界也似乎更加净化。爷爷、奶奶都说：“莲儿来了，彼利变好了。”通过认识莲儿，彼利对中国也更加了解、喜欢，他预约毕业后要和莲儿一起到中国去。

就这样，莲儿的心同爷爷奶奶和表弟的心靠拢了，融合了，并通过他们，同未曾见过的父亲、同父亲之邦靠拢了，融合了，又通过自己使父邦、母邦靠拢了。与此同时，莲儿那“无家无国，身如浮萍”的心灵巨创得到了医治。

从这个意义上说，莲儿正是在象“帝女雀”那样衔石填海；也可以说，莲儿形象是作家聂华苓象“帝女雀”那样为填海衔来的一颗小石子。

至此，聂华苓在《千山外，水长流》中掬出的一颗火热的心，已经可以分明察知了：她祈望家邦人民与不同民族的人民建立诚挚的友谊，从广阔的世界吸取新鲜的生命力，医治创伤，抖落苦难所造成的沉重精神负担，重新肯定自己，发扬优秀传统，为世界作出新贡献。同时也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写出了美国人民质朴、宽厚、正直的品性，开朗、奋进的精神，特别是他们对中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只要不断增进互相的接触与了解，这友谊将会得到更喜人的发展。这一心愿，无疑是值得赞许的；提出的“治疗方案”也是十分有益的。

当然，就莲儿来说，她的心灵创伤是多方面的，例如还有她在农村“下放”时期被奸而不敢告发之痛。这种现象当时本是由于“四人帮”时期对青年“下放”事务的不负责任以及整个政治上的混乱导致的无数灾难之一。莲儿自己本无需有“犯罪”之感，而且褊狭的“贞操观”在真诚的爱情面前是无立足之地的。莲儿应该在从同诚挚的亲、友交往中，在从对自己的认识和肯定中，同时自然地治好这个创伤。事实上，小说中已经有多处伏笔，提供着充分的可能性了。因此，读者不能不感到《千山外，水长流》第三部中关于“印度神庙的塑像”之类的“治疗方案”多少离开了作者自定的情节与性格的逻辑，给人节外生枝之感。

四、于写实中见功力

记得聂华苓在《关于》一文中曾这样倾诉衷肠：“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在人生和创作上都走了一段曲折的路，都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蜕变。离开中国愈久愈远，我也就愈‘中国；回归本土文化传统的渴望也就愈强烈。”

现在，在《千山外，水长流》里，我们果然看到了她这一有心人的实践。和《桑青与桃红》在创作方法上的“西化”不同，《千山外，水长流》的作者不去刻意追求结构形式与表现方法的异常性与突兀性等等，而是在运用传统的写实手法于如实地再现生活中，求其别致、深刻，着力在特定的环境中塑造人物形象，从而显示了相当扎实的艺术功力。其主要表现是：

首先，作者立足于具体的现实，放笔于广阔的时空，而能将相当漫长的历史，遥隔的地域，众多人物有机地联系，着落于主要人物性格的现实发展之中，显示了驾驭庞大生活素材的艺术功力。《千山外，水长流》有着巨大的地理跨度——分列浩荡太平洋两岸国情截然两样的中美两个国度；又涵有巨大的历史跨度——就美国说，从几百年前的垦荒时代到1982年春末夏初；就中国说，从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到反蒋独裁争民主斗争，经新中国建立后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到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以至新时期的1982年。用聂华苓的话说，这里可又一次见她艺术制作上的“野心”，但在结构处置上，却见出前所未有的严肃与细密，当然也就更显示出艺术匠心。这里，《千山外，水长流》不同于《桑青与桃红》。如果说后者具有巨大跳跃性的分立式的四部为结构上的特色，以具有浓厚寓言性的象征性画面为背景上的特色，以突兀性、异常性为情节上的特色等等，则《千山外，水长流》却将小说的三个部分实打实地安置在1982年春夏美国的石头城，以主要人物莲儿为中心，面向新的实际环境去感受，面向新的实际的人事冲突去认识和发展自己的性格。垦荒时代被设置为莲儿在美亲人们的性格背景，它虽然通过某些带有象征意味的意象表现出来(由石头城、白云山庄、美国的哥特风格)却经过现实的布朗三代人使之具有活生生的内容。而中国的复杂历史和现实则成为莲儿性格形成的依据。即使是第二部，写的完全是柳风莲一生的经历，与作品主要表现的现实略显遥远，也由作品用莲儿眉批的方式，使之同莲儿的现在解决她对母亲的误解这一矛盾联系起来，又在第三部中以莲儿通过幻灯片为老布朗夫妇介绍风莲信中所叙她和彼尔在中国的经历这一情节，同解决老玛丽由彼尔之死所产生的对中国孙女莲儿的误解这一矛盾联系起来。总之，一切情节都直接间接地归集于作品的主要人物莲儿身上，归集于她性格的既成现状与可望的发展之上。而且，这里的情节是具体的，恰如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那样：莲儿来到陌生的爷、奶面前，住、吃、家务、找工作……处处显得自己很别扭，奶奶看不顺眼，但她终究得到彼利和爷爷的支持，凭着自己的坚韧努力，确立了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从总体来看，《千山外，水长流》的三大部，就是依循这一现实生活发展的逻辑，顺序承担着任务：第一部展现冲突；第二部解扣子；第三部呈现和谐。它们具有匀称的外表，且不缺少内在的呼应，表明作家是下了功夫的。

其次，在《千山外，水长流》运用心理刻划这一重要艺术手段时，较之《桑青与桃红》也显示了作家的不同创作意识。用聂华苓的话说，她在创作后者时，是在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之下的，作品情节基本上建立在异常状态中的异常心理之上，写法基本上是依据“情绪抽象化”原则，着力制造强烈的气氛或意象去震荡读者的心胸(例如“流亡学生击鼓问天”，台湾阁楼上的桑娃绘画，老鼠啃啮等等)；还大量运用了文字的奇怪排列以显示意识的混乱流动等直接表现手法等等。《千山外，水长流》却不同，它通过平时的日常生活中符合逻辑的冲突引起心灵的波动，着力于描写生活化、个性化的行动言谈，同时自然穿插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而其目的仍在展现冲突，揭示性格；其效应不是震人心胸，而是启人思索。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聂在《千山外，水长流》中描写景物和人物的那种极富神采的手法，她并不去一笔笔细描细绘，而善于抓取最典型的特点，给以诗意的处理。这里只举写夜色中的白云山庄一段，以见一斑。

莲儿只见一座巨大的白云石雕耸立在初升月亮的清光中。四根粗大的白云石桂；白云石壁正面有两排长方形大黑洞。一棵大枫树罩在那座白云荒台上面；台前的野草漫延开去，一直漫到圆形的石头水塔。右边一直漫到小石屋——布朗、玛丽居住的地方。小石屋旁一方整整齐齐的小花圃开满了杜鹃花。莲儿一下子怔住了，说不出话来，她只感到一股拒绝死亡的生命力，摄人心魄的庄严——庄严透着太古的苍凉。

这是一幅用看来平实的手法绘出的奇丽的画，它不着痕迹地将两组矛盾的事物作了组合：一方面，石柱、黑洞(曾经是窗子所在)、水塔、荒台——垦荒时代的雄心与美的遗迹，似乎无声地叙说生命的消逝；另一方面，亭亭如盖的枫树，漫延无边的野草，整整齐齐的花圃，处处饱蕴着自然的和人的旺盛生命力，它甚至会唤回逝去的生命。可以理解，在小说中，彼利和他的朋友们同喧嚣、侵掠、人欲横流的现代美国相对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去致力复活垦荒时代的美、独立创造精神、来自各方人与人之间的互尊互爱……的自觉行动中焕发出来的勃勃生气；莲儿在生活的启示和推动下恢复着盎然春意，应该说都是这不可遏制的生命力的显示。其实，关于白云山庄是否真能由彼利重建，莲儿的一生栖止究竟何去何从，都并不需要也不可能在一本书里作出回答，它已经提供了矛盾发展和解决的许多因素，让生活自己去回答罢。对于作者和读者最重要的是：确切地意识到生命是不死的。这也就是这幅画所包涵的诗意。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它又是一个象征的意象，象征是聂华苓在过去作品特别是《桑青与桃红》中用得很多的，而在这里，它却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历史内容，并且同作品中一系列人物性格的形成与发展紧密结合，成为小说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较之过去的运用，更见功力。

就总体看，相对说来，小说的第一部显得较为妥贴自然，景、情真实、深刻，引人入胜；而第三部中莲儿为爷、奶讲述爸妈四十年代在中国的故事，读来总难免有第二部内容的重复之感，有些章内容(如林大夫女儿走失等)略显支蔓，三部中，第二部激情不如一、三，也许由于间接叙述多于正面描写之故。但究其实质，恐怕还和作者的生活、认识、情感相关联。例如：小说虽然也曾通过彼利侧面冷讽过美国的“保守、顽固、自大狂”，而在具体描写中，却对四十年代美国政府和军队某些决策人那种伤害中国人民民族感情和政治权利、破坏中美人民互尊互爱的传统友谊的行径表现得十分含糊，甚至使人对“沈崇事件”本身似乎也产生怀疑。又如，作者确乎诚意赞礼中国人民不计自身得失，不徒然伤悲于患难余生，而始终兢兢业业为祖国作贡献的精神，但却始终写不出它的动力，那本应该是人民在数十年漫长、艰苦革命历程中建立起来的对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在革命进程中出现逆流时，党和人民一起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而换取了民族新生以后，全党全民对这新时期的无比珍惜。这一切本来都是那么具体、那么真实、深切，小说却未能写出这些，便只好把赞叹着落于某种抽象的民族性，甚至于使人感到是某种带悲剧性“忍辱负重”的民族性，那就难免失之浮浅了。应该说，以聂华苓的长期远离故土，所做到的，已属难能可贵，这里说的几句话，无非是“爱之深，期之切”，聂华苓是能够理解的。

《千山外，水长流》再一次显示了聂华苓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在驾驭生活素材和文字语言上有不凡的能力；更其可贵的是她对家邦的深厚感情和创作的勤奋，在她的六十三年执笔不辍，致力为她所熟知的第一故乡和第二故乡的人民塑像、抒情，架设心灵的桥，这是何等令人钦敬的执着！愿“帝女雀”振翮飞翔，永不倦怠，不断地为人间构筑彩虹。

一九八四年七月草成

分类：评论 作者：李恺玲 期刊：《啄木鸟》198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