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就是最大的熔炉。人生中也还有各种各样的熔炉。譬如说,延安就是革命的熔炉。可是,在这延安革命的熔炉中,又还有没有熔炉呢?我认为还有一种特殊的熔炉。记得抗日战争时期,从当时国民党统占区组织的一支“中外记者参观团”,进入陕甘宁边区到延安参观。边区政府交际处接待了这些记者,其中一位国民党的记者提问说:“你们宣传延安是最民主,最光明的地方。请问:你们延安有监狱吗?”在场的几十名中外记者大都是左派,或是热烈支持中国抗战的。对于这么一位右派记者,提出带有挑衅性的问题,一方面觉得不礼貌,有失一个正直记者的身份;另一方面也为我们交际处同志担心,不知他对这种不怀好意的挑战,将采取什么态度。这时,我们交际处的同志从容不迫地说:“延安确实是最民主,最光明的地方。这,表现在这个新社会的各个方面。至于,延安有没有监狱?我可以负责告诉你们,延安有监狱。行使人民民主专政需要监狱,维持社会治安需要监狱。监狱是延安的另一种特殊的熔炉。”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我随军进入上海。新上海成立了人民政府。我在劳动报社工作,为了写作上海工人烈士王孝和的传记,我需要知道王孝和烈士被国民党特务关押在监狱中的情况,我专程访问了上海提篮桥监狱。这是解放前国民党专门关押共产党人的地方,是一所由美国人设计的最大最恐怖的监狱。在参观这所黑暗的地狱时,我看到那些沾满人民鲜血的刑具,五花八门地陈设在那里。我听到看守工作人员的介绍,我默默地站在一扇扇铁栅栏的门前,我仿佛闻到了阴森的血腥味,也仿佛听到了凄厉的受害者的惨叫。我感到窒息,我想愤怒地叫喊。而也正是在这时候,我却不能不回忆延安的监狱——另外的一种熔炉。那真是一个极鲜明的对比。
大约是一九四一年,距今四十几年。我还是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组织上安排我在边区政府保安处工作,有一次领导上要我和小于同志两个人,到延安四周的十个县,去调查治安情况,除了调查一些主要材料之外,还要我们去了解下面十个县的监狱情况,所谓监狱情况,就是可以找关押的犯人谈话,听听他们的意见,有无错审错判的事,以及犯人的生活情形。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项极为重要而自己又受教育的任务。也是一项十分有趣的任务。说它有趣,这是因为我从这时起就爱好文学了。通过这个任务,我接触了各种各样的犯人,了解了犯人的身世和故事,有不少还成了我以后写小说的素材。
和我同行的小于,比我还小四、五岁,是个新来的地方干部,这次是我的助手。两个人来到离延安六十里的安塞县,作为第一站。以后便由他们派两匹马,按站转送。在一个县工作五天左右,便又出发,前后用去了二个半月的时间。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出去工作,也是第一次发了一支白朗宁小手枪,系在腰皮带上。又骑马又挂小手枪,在我们那个火热的年代,在我们那少年气盛的年岁,这是最向往最惬意的事。我和小于只要上了路,骑上了马,我们便连饭也可以不吃,放马奔驰,在崎岖的山路上扬起一阵阵尘土。有些县与县的距离较远,本来骑马要两天才可到达的,我们一天就摸黑赶到了。自然,我们在路上,有时也会下马来停留不走。记得从安塞县去志丹县的路上,我们刚放马奔过一条小沟,忽然看见前面过来了一个骑马的青年妇女。马却由一个背枪的战士牵着,一步一步走来,走近一看,骑在马上的妇女,年纪不过二十几岁,眉清目秀,高高的鼻子。不知是她的发式,还是她的衣着打扮,给人感到这个妇女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这在陕北劳动妇女中是很少见的。我们把马放慢,再一看,这个妇女的双手被绳子捆住了,小于抢先向对方打问:
“你们到哪里去?”
青年妇女用眼睛望着牵马的战士。
战士说:“我们到前面村子去歇脚,搞顿饭吃了再走。”
“你们是安塞县保安科的吧!”我说。
战士打量了一下,认出来了,说:
“呵,你们二位是前几天从上头下来的吧!你们到过我们保安队,我见过你们!”
原来是自己人,我们便从马上跳了下来,随口就问那个战士:
“这人是怎么回事!”
战士用眼睛斜了一下马上的那个妇女。说,“你别看她年纪轻轻,细皮嫩肉。是个杀人犯。”
把一个美的事物忽然和丑恶联系起来。真有点叫人难以相信。小于对我眨眨眼,表示是征求了我的同意,便轻轻地在战士耳朵边说了句什么,我们便都把马牵到路边的一棵大榆树下。
在大榆树的荫地里,我们请那个青年的妇女下了马,叫她坐在一块小青石块上,便对她进行了调查访问:
这个不幸的美丽的少妇,叫细妹。没有名字,这几乎是陕北妇女共同的命运。她才十三岁时,就被人拐卖到志丹县。后来又被人用财礼,逼她和安塞县一个比她大十岁的男人结了婚。婚后没有孩子。由于她的美貌和不甘寂寞,她受了青年男子的引诱。最后竟和一个“赶骡马”的小伙子,长久地发生了暖昧关系。“赶骡马”在陕北是指靠骡马长途贩运的人。这些人走南闯北,好喝酒,好寻女人。随便从小城镇里带来一些香粉胭脂,给困居在深山里的妇女,便可以得到她们的青睐。于是便和她们中的一个,同住一宿。第二天一早,他便又赶着几匹驮着货物的骡马,唱着悠扬清雅的“信天游”山歌,从山路上消失了。而留下来的这一个,背着丈夫,背着公婆,会装做到井边去挑水,痴痴地站在井边,听着那高亢的歌声,忍不住哭泣起来。这样,要等到半月或一个月之后,那个人在山那边把货物卸了,才又赶着装了新货的骡马,从原来的山路上来了,他和她才又能相会一宿。到第二天,同样留下的这一个又到井边哭泣……
大概是这位细妹不能忍受这种分离的痛苦,于是她同意了那位赶骡马的哥哥说的,两人一同逃跑的计划。常常是丈夫看管太严,逃跑的计划是很难实现的。日子久了,两人便商量着要杀死原来的丈夫。细妹和她的赶骡马的哥哥,终于用一根绳子和一把柴刀,把比她大十岁的丈夫,勒死之后,又砍成了几块,把死尸就丢在后山的一座枯井里。过了几天,当赶骡马的哥哥提早赶回的时候,细妹也装着走亲戚出门,便一同逃跑不见了。可是天网恢恢。后山的枯井边,飞起了一群乌鸦,大概是闻到了死尸的臭气,来吃腐肉的。赶羊人走来一看,马上向村里人报信,案件被破获,首先把细妹抓起来了。(几年后我把这个素材,写成了通俗小说:“乌鸦告状”,在延安发表,由东北新华书店印成了小册子。)
我当时听了这个简单的叙述,十分愤慨而又痛惜地问细妹:
“你不知道边区政府公布有婚姻法和离婚法吗?——”
细妹睁着一双圆杏眼,毫无一点表情。只轻轻地茫然向我摇了摇头。她这位在深山沟里出生,没有文化的姑娘,她肯定连“离婚”这两个字都没有听说过。于是,在她向封建社会婚姻搏斗的时候,在为了自己应得的婚姻幸福而追求的时候,她竟然采取了这种犯罪的手段。这,难道就没有别的因素吗?
“我原来想不要杀人。我自己会喝洋烟(鸦片)死了算了。那赶骡马的哥哥他有洋烟,他不肯给。是他一定要……”细妹在一边自言自语。
我马上感到在陕甘宁边区,向人民群众宣传法制是何等迫切的任务。法制教育是完全可以制止这一类悲剧事件发生的。
当时,小于同志比我更激动。便哇哩哇啦地叫喊起来。他那个样子我至今还记得。可是,离开边区后,我便一直找不到他的下落,许多人都说他已不在人世了。
我们在大榆树下做了这一次调查,便匆匆忙忙上路走了。我们在延安邻近十个县,看了他们用窑洞做的监狱,找了监狱中的男女犯人谈了话。当时边区新社会,政府经济稳定,人民生活安定,社会上的罪犯确实很少见。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主要是些夫妻不和,婆媳不和而发生的人命案。也有少数是为争房屋,偷盗财物而引起的人命案。每个县把这些罪犯都安排得很好。一般都是一排三四孔窑洞,外面用围墙围住,还安上岗哨。监狱里显得异常的安静。没有人吵闹,叫喊,更不用什么刑具审讯。侦破和审讯都是强调深入调查,重事实。(边区陇东分区有一位马专员,就是三番五次下去暗访破案,被群众誉为“马青天”,盲艺人韩启祥写的说书《刘巧儿团圆》,就是根据马青天审处的一件婚姻案而写成的。我们这次也是在这种精神感召下,才到下边各县里来的。)边区监狱中的这种安静,充满一种沉思、反省的气氛。看管人员对犯人的教育,注重创造他们沉思反省的条件。我看到犯人在专心学习,看到犯人在专心纺毛线,让犯人在学习和生产中,使自己的心灵受到净化……
只有革命的人民政权下的监狱,才是净化心灵的熔炉,是战胜罪恶的所在。
二个半月工作结束,我们要返回延安时,正是阳历新年。知道机关在新年时要放假,我和小于商量,是否把新年的假日,放在下面县里度过。他一口答应了。因为他那时还没成家。我们计算了一下,这时我们正赶回到安塞。
安塞县保安科的负责同志,听说我们要在县里过新年,表示热情欢迎。还说看守所的同志提出,在新年里要组织监狱里的犯人,开一个文娱晚会,到时也要我们参加,他还说:“我们管保安工作的副县长,也要参加。”
我一边听,一边点头,人民政府的一位县长,也参加犯人的文娱晚会,这种事不是出在新社会里,才能发生吗?人民政府重视做犯人的思想工作,真正把监狱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熔炉。这不正是我们共产党人,执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伟大之处吗?
新年的假日给安静的山谷带来了欢乐。鞭炮声,会餐时的笑声,各机关的小型晚会上的轻歌曼舞。而这种欢乐传遍了县城的每一个角落,自然也传进了特种熔炉——监狱。
我们两人和县保安科的同志,早早就来到了监狱窑洞外面的空地上。那里已挂出了“欢度新年”的红布横幅,摆满了椅子和树干,椅子坐人,树干也是用来坐人的。看出来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布置这么一个晚会,显示出了多么大的热情和毅力。
节目开始了,先是一个犯人在拉板胡。唱陕北人人爱听的郿鄜调。
忽然小于碰了我一下,说:“看——!”
我朝他的视线看过去。在远远坐着的人群里,我忽然看见了上次我们在半路上,碰到的那位细妹。在一片穿着杂乱的犯人中,她穿一身青衣青裤。式样到没有什么特别,可远远望去却格外显得精巧,引人注目。仿佛是一片草地上,伫立着一枝显眼的小花,即使四周荒野,苍凉,也压盖不住花的秀丽。这姑娘,不,这陕北妇女有着东方美人的典型特点。不管穿什么衣着,都掩盖不住她动人的风度。不过,有一点,她变了,首先是发型变了。原来头后梳的发髻,剪掉了。但是面颊显得更加鲜艳红润,多俊美的姑娘啊,我忍不住站起来,朝她走了过去,是出于一种同情的爱慕吗?我想问问她的近况。他们的案子到底怎样判处了?我多担心这么位年轻轻的水灵灵的姑娘,难道她的错误,就要让她接受死刑,结束她美丽的生命,或者要在监狱中度过她不幸的一生吗?我镇静了一下情绪,朝前走了几步。可我却又迟疑起来,我不敢向前走去了。我竟然在原地站立下来。是我听见了或是看到了什么吗?是的,我看见了她那双美丽的然而是十分冷漠的眼睛,闪动着一种迷惑的眼光。仿佛是在她的睫毛上,沾上了一层淡淡的薄雾,又清冷,又淡漠。接着我又看见她的手里,拿着一小捆羊毛,在轻轻地搓捻着毛线,神情是那么的认真。即使是来参加欢度新年的文娱晚会,她也把这生产工具带来了。她好象是要在这单调而又不变的劳动中,完全把自己忘掉。这,马上使我想起这似乎是一位在受难的爱神的雕像。是的,这是一座雕像。她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她的冷漠和庄严。使我中止了思索,也停止了脚步。
我为什么要去打扰她的这种宁静呢!我为什么还要一再去追问她的不幸和悔恨呢?(我相信她的内心一定是很悔恨的)我不能再向她去提起那一场可怕的恶梦啊。
我记得我又回到我的座位上。新年晚会上的歌声、琴声我好象什么也没有听见,我非常寂寞地在人群的欢笑和锣鼓声中坐了一会,便一个人悄悄地走开了。
据安塞县保安科长告诉我:细妹的情夫,那位赶骡马的青年,被处了死刑。细妹因为不是主谋,被判了无期徒刑。将在监狱中终生接受惩罚。
分类:散文·杂文 作者:柯 蓝 期刊:《啄木鸟》198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