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杂文〗改革·习惯·第四种人

物理学上有个词叫“惯性力”。惯性，指物体具有保持原有运动状态的性质。惯性力，指在非惯性系统中所观察到的、由于物体的惯性所引起的一种象似力。

在社会学中，有一个名词，叫“社会惰性”，或“社会惯性”。俄国毕治杜立夫认为，自然界有惰性物质，人类社会也有惰性现象。社会成员的消极落后，不愿轻易改变其生活习惯或工作习惯是社会惰性的表现。它的突出的特征是知足，保守、安于现状，对新事物无兴趣，闭关自守，停滞不前。

改革为什么这样难？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什么阻力重重？提拔中青年干部为什么几乎无例外地碰到闲言碎语？为什么人才不能脱颖而出？等等。这一系列问号下面，都可看到传统的旧习惯势力象幼芽上一层藏污纳垢的硬壳在起障碍作用。

无怪乎，有人说，改革的阻力在哪里？在人心里，在那不知不觉地支配着人的思想和行动的习惯里。胡耀邦同志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里讲到的“文人相轻”和现在有那么一些人“不琢磨事，专门琢磨人”，是历史形成的习惯的惰性力。“大锅饭，养懒汉”，懒惰的整勤快的，不干事的整干事的，没本事的整有本事的，是过去僵化的经济模式形成的习惯性病症。“死水滩，养昏官”，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责不明，遇事互相扯皮推诿，是管理机构正常运转中发生障碍时的习惯性常见病，多发病，……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每个人都居于一个特定的位置(被历史所决定而往往不能由自己选择)。对历史起的作用的大小，暂且不论，就力的方向是向前或拖后，却因人而异。有的人竭尽全力推动事物向合乎规律的也就是前进的方向发展，哪怕如萤火虫，只放出微弱的光；有的人却总是“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己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不自觉地充当着“历史的包袱”。如当今正蓬勃于神州大地的改革，这实在是一场利国益民、功在千秋的壮举。但要改革，岂能不出些差错？！一次，笔者与温元凯同志交谈，他感而慨之曰：“有点问题的前进总比没问题的不前进为好。”笔者十分佩服他的远见卓识。但同时，也听到另一种议论，似乎一改革，这也乱了套了，那也出毛病了，改革罪莫大焉！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段话：“最可笑的是他们于已经错定的，无可如何，毫无改革之意，只在防患未然，不许‘新错，而又保护‘旧错，这岂不可笑。”

改革要坚持，破坏改革的不正之风要反对，因出了点问题而否定改革的论调不可取。其实，许多问题正是旧习惯的作祟，或者说，搞新的不正之风者正是有意无意地在破坏和阻挠改革。在改革潮流中，鲁迅先生曾指出有三种人：一种是志在改革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一种是寇盗，“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征兆者是寇盗”；第三种是奴才，“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征兆者是奴才”。这后两种人，大概已把目前那些借机搞犯罪活动和贪图些小便宜的人画出像来了。但我以为，还有一种人，是难以划为以上三种人的。他们或有某种职位，或在一定范围内有影响，大概属于外国学者所说的是“影响舆论的居民层”。当改革成为大势所趋时，他也会讲些“堂而皇之”的话；但当改革中出现了一点问题，他又反过来对改革“大张讨伐”；因为他内心里并没有“理想的光”，或者本来就以为改革大可不必，似这样“吃大锅饭”，“当昏官”，不就挺好吗？因此，在骨子里，他总要不自觉地充当“秋后算帐”派。在改革中，我们尤要警惕这“第四种人”。因为，他们不仅在实际上和“盗寇”、“奴才”同流合污，而且能起到后两种人所起不到的作用。他们所以能有一定市场，原因在于他能凭借习惯的惰性力兴风作浪。

看来，这“第四种人”对改革说三道四，恰恰利用了旧的习惯和惰性力；要推进改革，革故鼎新，则必须对旧的习惯和惰性力加以破除，打掉“第四种”可以利用的基石。

对于改革与习惯，我很钦佩观察社会的大师鲁迅先生在五十多年前就指出的而至今仍很有现实意义的精当见解。他说；“真正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即列宁——引者注)，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倾刻倒坏。”他又说：“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我们的困难，正在于有沉重的历史形成的习惯包袱；

我们的希望，正在于改革的洪流向旧习惯发起了巨大冲击；

我们的工作的艰巨和光荣，正在于在这摒除旧习惯、形成新习惯的搏斗中扭转乾坤。

分类：散文·杂文 作者：张宗厚 期刊：《啄木鸟》1985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