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一件小事或者一段偶然的经历,会改变一个人根深蒂固的成见,使你走出心理的误区。我对警察的印象即是如此。
今年十月,领导通知我去参加国家计委召开的一个研讨会,并为我买好了去往北京的车票。我刚从浙江回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好在不需要带太多的文件资料,可以轻装上路。
我是从南京西站上的车。这里是始发站,上车的人寥寥无几,周围的铺位上空荡荡的。我躺在铺上,随着列车的节奏昏昏欲睡。没过多长时间,火车便吃力地止住了,是南京站。我透过车窗,隐约见月台上站满了人,之后便是熙熙攘攘的旅客拥挤到车厢里,找自己的铺位,放置行李。这时,一个男子在我眼前停住,把身上的一件浅灰色风衣脱下来,搭在我上面的铺位上,随即转身向窗外送行的人道别。月台上和他招手的是几名警察。
列车疾速前行,窗外繁星般的灯光被远远地抛在后面,眨眼间消失在浓重的夜色里。我睡不着,躺在狭窄的铺上辗转反侧。月台上的几名警察在我脑海里驱之不去。火车车轮与路轨衔接处有节律的撞击声,将我心头的创伤震撼出来。
我的家曾是一个温馨祥和的安乐窝,父亲是江苏美院的教授,母亲是中学教师。那还是在我10多岁的时候,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吃饭,听得有人敲门,父亲开了门,一个男人突然闯进来,用匕首威逼父亲交出珍藏多年的字画。母亲见势不妙,溜出去报了案。父亲的字画很多,系祖辈相传,都很珍贵,费了他不少的心血,自然不肯轻易就范。男人不由分说,拳脚相加,父亲被打得满地乱滚。我躲到角落里,吓得瑟瑟发抖。过了好长时间警察才赶到我家。那男人已经走了,父亲倒在地上,嘴角淌着血,一把匕首镶在胸上。警察的职责就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不明白他们为何没能及时赶来。冤家路窄,也是祸不单行,一次母亲带我在街上买西瓜,付过钱正要走时,突然辨出了那个杀害父亲的凶手,他就在几步远的地方。母亲怒火中烧,顺手抄起瓜摊上的西瓜刀,冲了过去。我被那突如其来的场面吓懵了,站在原地没动。只见一名警察跑过来,可能是他误以为手持钢刀的母亲是行凶的暴徒,一脚踢飞了母亲手中的刀,母亲也摔倒在地上。我冲上前去,趴在母亲身上呼喊。母亲有心脏病,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气急交加,含恨身亡。我不明白,警察为何头脑如此简单,不分青红皂白,鲁莽行事。因此,我恨透了警察。在我看来,无异于警察夺走了我的双亲。
不知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我醒来时已经天色大亮。我发现,昨晚由警察送上车的男子坐在窗下的小翻椅上,全神贯注地看着书。他身材魁梧,着一身深蓝色西装:留了分头,梳理得很整齐;五官端正,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气。晨光透过车窗射在他的脸上,形成了强烈的明暗对比,棱角分明,立体感极强,俨然一尊美男子的雕像。我想,他可能是作家或者演员,否则不会有这样的气质。我目不转睛地瞧着他,揣度着他的身份。他仿佛具有第六感观似的抬头望了我一眼,即又若无其事地低下头,继续读他的书。就在我们眼光交汇的一瞬,我发觉他目光犀利,非同寻常,是特种职业养成才具有的。这使我又想起了昨夜的一幕——是几名警察送他上车的,‘他十有八、九也是警察!
人们陆续起床了,我也掏出毛巾、牙具等去了洗漱间。我回来时,他在窗下的小椅上消失了,想必是去了车厢另一端的卫生间。我拿本书翻了翻,但无论如何也看不进去,他的身份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子里。这时,他走了回来,但窗下的小椅已经被刚起床的人占领了,便一屁股坐在了我的铺位上,下铺似乎有这个义务。有英俊男子旅途为伴本不无惬意,但他可能的身份的确让我不快,假如他是警察的话。突然,他问我是否也去北京;我不冷不热地回答了他,是出于起码的礼貌。他又问我是江苏什么地方的人;我抬起一直埋在书本里的目光,望望他,不置可否地问他为何认定我是江苏人,并说在南京上车不一定就是当地人。我一般情况下很少说话,更不随意和陌生人攀谈,但也不乏少女的顽皮和尖刻。他说很有道理,但是除了江苏之外,其它地方是没有像我这样漂亮的姑娘的。他的打趣恭维似乎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我笑了笑,并告诉他自己是苏州人。我以为我们的谈话该到此为止了,没想到他却谈论起苏州乃至江苏来。他分析了江苏经济发展的前景,苏南苏北的差异以及造成差异的种种原因。这方面我是本行,我开始并未在意他到底说些什么,但他的分析的确深刻透彻,观点新颖鲜明,使我情不自禁地洗耳恭听,竟如同小学生般认真。渐渐地,我对他肃然起敬,并对自己关于他身份的猜测产生了怀疑。我想,警察无非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人,除站岗巡逻、舞拳弄枪之外,不可能有其它方面的知识。但是,我没有问他,我不想因此破坏了自己的心境,假如他真的是警察的话。
列车抵达济南站的时候,上来一个卖烧鸡的年轻人。年轻人问我们买不买烧鸡,他摇了摇头,说是我们都不买。其实我肚子的确有些饿了,不明白他为何替我挡驾,或许是为我着想,怕小贩的东西不卫生吧!年轻人转过身,又去问对面铺上的人。那人长得猪般肥胖,想必也猪般地懒惰,起床后又歪在铺上睡着了,一直猪般地打着呼噜。忽听得胖男人大声质问对方想干什么,但话说一半便强吞了回去。就在这时,身旁的他探手拉住年轻人的大衣领,一脚踹向年轻人的膝窝,同时身体一闪,年轻人便仰面倒在了我和他之间。他的动作极快,干脆利落,迅雷不及掩耳。这时我才发现,年轻人手里攥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我惊叫一声,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眼睛。我睁眼瞧时,他已反剪年轻人的双手,押着走了。我敢肯定,他是警察,而且是个很了不起的警察!我的心有些震动。
整个车厢像是炸了窝,人们争相议论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继而谈论起了现在的社会治安。我惊魂未定,心还在怦怦地跳个不停。刚才歹徒身上的大衣隔开了我们的视线,他不可能见到歹徒的举动,特别是歹徒手里的匕首。我感到他很神秘。
胖男人走了回来,一只手捂住腰部,是腰包,想必是害怕有人再次行窃。然而,他却没有回来。我想,他可能正和乘警处理这桩案子。
过了好长时间,仍未见到他的身影。不知是出于何种的感念,我迫切希望马上见到他,遂起身到车厢廊道里走动。忽然,我发现他站在车厢联接处,正对着车窗吸烟。我走过去,向他打招呼,问他为何不回到座位上去;他笑了笑,说是害怕召开记者招待会。我说假如记者追踪采访怎么办;他说,那就要酌情处理了,若是丑陋的男人就驱逐出境,若是漂亮的女士就如实招来。他的幽默使我忍俊不禁。我收住笑容,一本正经地问他是怎么发现那个歹徒的;他说,卖烧鸡的年轻人一出现他就感觉苗头不对,时近正午,阳光充裕,相信车外的温度不会太低,而年轻人穿了棉大衣,一只手托了烧鸡,另一只手却缩在袖子里,显出一副寒冷至极的样子,并且眼睛东张西望,察颜观色,其中必定大有文章。我又问他隔着歹徒的身体是如何得知前面情况的;他说,对面铺上的胖男人仰面大睡,腰包暴露无遗,是再明显不过的打劫目标,男人突然呼喊的语气中又有受到暴力威胁时所特有的成分。他摊开双手,若无其事地笑笑说,就这么简单。这一切我却丝毫没有察觉,的确让我佩服!我盛赞他像老鹰一样,洞察秋毫,迅捷勇猛,很了不起;他说并没有什么,这是警察的基本功,就像农民会锄地,渔民会撑船一样。我不无调侃地问他,假如他被歹徒打倒在地怎样办,他说索性跪地求饶。我们俩都为这灰色的幽默得意地笑了。就这样,我们说笑起来,攻讦时弊,调侃人生。我发现,他不仅人长得英俊潇洒,身手不凡,而且思路开阔,思维敏捷,语言丰富,诙谐幽默。我从未见过如此丰富的人,相比之下,我所接触过的男人都黯然失色。我也从未有过如此愉悦的心境,仿佛浑身所有的细胞都充满了活力,一改过去的想法,和他不断地聊着,并且谈兴越来越浓。
同样是十分钟或半个小时,有时会长得漫无边际,有时却短得眨眼即逝。列车播音员的声音仿佛是一道不受欢迎的军令,使得我们不得不回到座位上去,北京站到了。
我们是在出站口握手道别的。我感觉他的手很大,很宽厚,很有力量。他告诉我在北京如果遇到麻烦就去找他,并给了我一张名片。他穿着浅灰色风衣的高大背影渐渐地远去了,消失在人潮之中。我的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酸楚,或许是他实在英俊,如同价值连城的珍宝,让人爱不释手;或许我是第一次遇到如此情致相投的男子,刚刚开始却又旋即结束了,不无遗憾。我想,如果不是萍水相逢,如果时间再长一点,我可能会……
研讨会开了一个月,会议日程安排得很满,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会议秘书组考虑到会期过长,大家都很疲乏,决定让代表们乘飞机回去,购买了返程机票。或许是老天有意作梗,两场大雪之后就是迷天大雾,数日不开。我登机的那天也不例外,依然大雾连天,能见度极低,飞机不能正点起飞。我焦急地等待着,企盼苍天开眼,让这雾早些散去。忽然,由远及近传来一阵警笛的呼啸。我循声望去,隐约见一串车队在警车的引导下鱼贯而入。我倏地一个闪念,想起了列车上的那个警察。我想,或许应该给他拨个电话,也算是善始善终,给这段经历画上个圆满的句号。
我从钱夹里找出他的名片,按照上面的号码拨了,一个男人接了电话。我念了名片上的名字,问这个人在不在,奇怪的是对方不再说话。我以为电话出了毛病,对着听筒试问了两声,终于传来了对方的声音。出乎意料的是,对方说,他已经牺牲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再次询问对方说些什么——这询问无异于质问。对方无可奈何地再次告诉我说,就在前两天围剿一个重大犯罪团伙的斗争中,歹徒将枪口对准了刚从楼道里跑出来的一个小女孩,他义无返顾地扑了上去,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射向小女孩的一束子弹。我木呆地将听筒挂到话机上,脑海里一片空白,泪水模糊了视线。我非常懊悔,似乎自己与他在北京站分手的时候应该告诉他,说自己喜欢他,甚至说爱他。
大雾依然飘着,朦朦胧胧的,给这个世界罩上了一层细密的面纱。我的眼前依稀出现了背景模糊的画面,仿佛他正向我走来,步伐矫健,目光犀利。突然,枪声大作,发聋震聩。他在枪声中倒下了……
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牢牢地印记在我的脑海里。我时常想起他,特别是见到警察的时候。我似乎爱上了警察,甚至想将来某位警察会成为自己的终身伴侣。
分类:诗歌散文 作者:哑 鸣 期刊:《啄木鸟》1995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