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要案〗“猎狐2015”之上海风暴

第一章侦查员认为：持续打越洋电话也是一种“人盯人”的战术

2014年下半年，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查处了一个团伙，共有八个不法分子，他们开的公司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干，专门对外虚开增值税发票从中渔利。金山分局在梳理发票的收受对象时，查到一家开在青浦的贸易公司，老板叫卢俊。

于是，卢俊顺理成章地上了青浦公安分局的调查名单，承办此案的侦查员是董十青和他的同事。

卢俊的贸易公司让金山的那个团伙虚开过一张一百万元的增值税发票，然后充抵成本。其实，这一百万元并非业务往来，没有任何贸易对象，完全是虚的。当然，卢俊要付给金山那家公司“开票费”。

青浦公安分局的侦查员行动迅速，9月2日立案侦查，9月3日便赶到卢俊的贸易公司。遗憾的是，卢俊两天前去了美国。

是他的消息灵通？还是他早就想好要逃到美国去？或者，真的是为了处理他在美国的业务？反正阴差阳错，董十青和卢俊擦肩而过，未能谋面。

侦查员一边对卢俊进行网上追逃，一边从外围开展工作。

从人性化执法的角度出发，他们去卢俊家调查的时候不穿警服，也不开警车。坐在卢俊的父母对面，董十青耐心解释法律政策，耐心进行形势教育，这一“教育”就跨了年，从2014年教育到2015年。侦查员详细介绍了“猎狐2015”行动的相关情况：2015年3月，中央反腐协调小组部署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天网”行动，追逃追赃的部门不再是一个公安部，而是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银行和公安部等多部委联手，公安部随即在全国公安系统发起了“猎狐2015”专项行动……

卢俊的爸爸问：“虚开增值税发票是很严重的事情吗？”

侦查员告诉他：“一百万不是个小数目。这么跟你解释吧，只要五十万，就可能坐五年到十年的牢。虚开增值税发票一直是国家明令严厉打击的犯罪行为。”

卢俊的爸爸大吃一惊，沉吟许久，他说：“警察同志，我会配合你们工作的，我会跟我儿子沟通的。但是，我能不能提一个要求……希望你们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孙子，他还在美国读书，要是知道了，会对他产生很大影响，这样他是读不好书的。”

侦查员说：“这一点我们可以承诺。但你也要告诉我们卢俊的联系方式，便于我们和他联系，劝他回国投案自首。”

卢俊的爸爸把卢俊的新手机号提供给了侦查员。

11月3日，董十青还想再找卢俊的妻子聊一次，让她做卢俊的工作。不料扑了一个空，她在前几天也到美国去了，又是擦肩而过！

董十青心里一惊：他们一家三口全到美国去了！

追逃工作陷入僵局。谁都知道，要到美国把逃犯卢俊抓回来，是何等的困难！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引渡协议，两国只有一个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在美国抓捕、劝返、遣返在逃犯罪嫌疑人，几乎是所有国家里难度最大的。

2015年4月9日，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访华，就反恐、海关、移民、网络安全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和中方进行会晤，会晤后发表了声明，同意精简遣返收到最终递解令的中国公民的流程。美国海关、移民执法局与中国公安部密切合作，核实申请旅行证件的中国公民的身份，同时确保安排定期包机计划，促进遣返工作。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说要“促进遣返工作”——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尽管这一步走得非常艰难，但也让董十青等侦查员看到了希望。

可是，仅仅过了四个月，8月17日，美国司法部发言人马克·莱蒙迪表示，美国不是任何国家逃犯的避风港，但是，若要美国帮助中国抓捕逃犯，中方应该提供犯罪证据，而目前，中方尚未提供美方要求的证据。

《纽约时报》跟着报道说，奥巴马政府数周前向中方提出，停止在美国进行抓捕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猎狐”行动。

这就是忽冷忽热忽左忽右的美国政府。

但董十青并不气馁，他持续给卢俊打越洋电话，目的只有一个：劝返。

一场悄无声息的战斗拉开了序幕。

上海市公安系统有个十分出色的谈判专家，多次用谈判技巧成功化解危机。曾经有一个民工，老板拖欠他一年的工钱，家里的老父老母又病重需要治疗，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老婆也弃他而去。他走投无路，于是，爬上一幢十几层的高楼准备寻短见……这时，那位谈判专家出现在楼顶，他不能靠近这个情绪激动的民工，仅仅凭着一张嘴，凭着看似平常却蕴含着高超技巧的语言，不但让那位民工放弃了轻生的念头，还和谈判专家一起来到饭店里，两个人喝了个一醉方休。

这种沟通技巧堪称艺术！

眼下，摆在侦查员董十青面前的困难有过之而无不及。别说靠近，他甚至不能跟对方面对面谈话，只能通过电话交流。不见其人，只闻其声，这样能成功地对大洋彼岸的卢俊进行劝返吗？打电话会起作用吗？要知道，卢俊几乎没有“后顾之忧”，他和老婆孩子都跑到美国了。

二十八岁的年轻侦查员董十青初生牛犊不怕虎，他认为，至少可以试一试。见不到人的“人盯人”是一种更高级的侦查战术，是对侦查员更严峻的考验。

从此以后，每隔三四天，董十青就要给卢俊打一次电话。以下，是董十青和卢俊两人无数次通话的摘录，当然，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董十青：卢董事长，你为什么要逃到美国去呢？

卢俊：我纠正你一下，不是“逃”，我在美国也有两家公司，我在处理我美国公司的业务。

董十青：那你什么时候处理完美国公司的业务回上海？

卢俊：我暂时还不打算回去。

董十青：我看你是永远不想回来了吧？

卢俊：董警官，我现在怎么能回去呢？明摆着的，我一回来就会被你们送到监狱里去。

董十青：只要你抓住机会，及时投案自首，可以适当减刑。你是知道的，去年公安部开展的“猎狐2014”行动，让一批潜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落入法网。今年上海成立了“猎狐2015”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由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白少康担任组长，经侦总队、刑侦总队、指挥部国合处等部门的领导以及各区县公安局的一把手都是领导小组成员，规模这么大的行动，你能往哪儿逃……

卢俊：你不要宣传了，我让你讲得烦死了。反正在目前的情况下我是不会回去的。你一遍一遍给我打电话，说到底还是想抓我。

董十青：你不要以为中国警方的“猎狐”行动只有2014和2015两年。追逃工作会一直开展下去，“猎狐”行动会一直进行下去，你是逃不掉的。习大大强调过，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加强防逃工作，布下天罗地网，决不能让腐败分子躲进“避罪天堂”，逍遥法外。这是习大大说的，不是我说的。卢董事长，我再给你说几个数字吧。2014年7月到12月，公安部领衔开展的“猎狐2014”行动，在半年时间里，一共缉捕在逃境外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六百八十人，我们上海就抓获了七十七个，占了全国十分之一还多……

卢俊：好了好了，不要再给我说这些，我不想听。我要挂电话了。

董十青：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也许可以不听这些，但你这样的人非听不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你的切身利益。

卢俊：我拎得清的，你们公安局其实就是针对我一个人的。请问，金山那家公司给那么多人虚开增值税发票，为什么只盯着我一个？有那么多人逃税呢，你们怎么不管？

董十青：我和你卢俊没有什么个人恩怨，我是警察，这是我的工作。再说了，你怎么知道我们只针对你一个？无论什么人，只要他违法犯罪，我们都不会放过他。你的公司开在我们青浦，青浦的警察就要负责调查这件事，我们就要对你进行刑事拘留，就要对你实行网上追逃，这是很正常的。

卢俊：为什么不通知我一声就对我进行网上追逃？

董十青：你说这个话就有点儿奇怪了。我们公安局对一个嫌疑人进行网上追逃，难道还要和这个人提前打招呼？我们只要有证据，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可以立刻网上追逃！你看看，我们没有和你打招呼你还跑了呢，如果和你打招呼，你还不逃得更快？

卢俊：哦，不说了不说了……

董十青：卢董事长，你别以为你们全家都到了美国就万事大吉了。我问你，如果你儿子学成想回国发展，那怎么办？难道叫他千万不能回国？他一定会问为什么，你怎么和他解释？难道要告诉他，他爸爸是个逃犯？再者说，你的父母都七十多岁了，孤孤单单没人照顾，你就忍心抛下生你养你的父母不管吗？你逃亡到国外，你父母脸上有光吗？哦，对了，你爸爸请求我们不要把抓你的事情告诉你儿子，我们同意了，我们可以暂时不告诉他。但是，总有一天你儿子会知道的，知道以后，你该怎么面对他？

（其实，董十青的心里是很清楚的，劝返卢俊的难度太大了。第一，卢俊的老婆孩子都出去了，他没有什么牵挂了。第二，他在美国有两家公司，还在正常运营，收入也不错。不至于像有些逃犯那样，逃到国外以后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没过多久，把带过去的钱都花完了，于是穷途潦倒，就想尽快投案自首，即便回国后坐牢，也比在国外饿死强。第三，卢俊已经有了美国的临时绿卡。）

……

卢俊：董警官，你想网上追逃，那你就追吧，反正这是中国的追逃，你也不可能追到美国来。

董十青：上海警方目前只是批准了对你的刑拘，并对你进行网上追逃。实话告诉你吧，我们马上就要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发布红色通缉令，对你进行全球通缉。那时候，你就被动啦。今年，好几个逃犯被美国遣返中国，就是因为他们上了红色通缉令。关于他们的新闻我想你一定看到了。

卢俊：你们不是只抓外逃的贪官吗？我又不是官，更不是贪官，我的公司是民营企业。

董十青：“猎狐2015”的追逃对象不仅仅是外逃的贪腐分子，还包括外逃的普通经济犯罪嫌疑人，我想关于这一点，你也应该在新闻里看到了。

卢俊：我只不过是叫他们开了一张一百万元的增值税发票，有那么严重吗？我怎么能算是经济犯罪？

董十青：怎么不严重？你怎么不是经济犯罪嫌疑人？不要说一百万，只要虚开五千元的增值税发票，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反过来我倒要问你一句，如果你真的觉得不严重，你会逃到美国去吗？你早就回来了。后果你不是不知道，中国的法律法规你不是一点儿都不懂，你要开公司，一定会向法律顾问咨询的。如果安分守己赚钱，然后老老实实交税，谁没事会去对你立案调查？

卢俊：好了好了，我们爽快一点儿。董警官，如果我把这一百万的税给国家补上，是不是就没事了？

董十青：这要看你是不是真的补上了，光嘴上说是没用的。如果你真的想补上，我们当然欢迎，也会帮你跟青浦税务局说明情况。

（说到这儿，董十青觉得有戏了。卢俊想补交税款，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很多外逃的嫌疑人恨不得把所有家产都带走，一分钱不留才好。卢俊显然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

卢俊：董警官，我已经给青浦税务局补上了一百万元的税款。

董十青：知道了，税务局已经通知我们了。你是8月12日把税款打过去的，对吗？

卢俊：如果现在我回上海，可不可以对我从轻处罚？可不可以不进监狱？

董十青：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们民警是负责办案的，不是检察官，不是法官，最后的裁决是由法院来做的。但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你在“猎狐2015”专项行动规定的期限内返回上海，那么就属于投案自首，就可以从轻处理。

卢俊：你说话算数？

董十青：我不是代表我个人，我是代表青浦公安分局跟你讲话。

卢俊：好吧，我考虑考虑……

2015年9月21日，卢俊回到上海，向警方投案自首。青浦公安分局侦查员董十青来到浦东国际机场，两个人通话这么久，这才终于见了面。

从2014年9月到2015年9月，整整一年，隔三差五，董十青就要给卢俊打一次电话，苦口婆心，滔滔不绝。如果按照每隔四天打一次电话计算，他们已经通了九十多次电话;如果每次通话按一刻钟计算，他们的累计通话时间就是二十多个小时！

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毅力较量，一种非同寻常的追逃经历。宋代文学家苏轼说：“君子之所以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用现在的话解释，就是不屈不挠，永不松懈，则可以无坚不摧。

卢俊返回上海后没几天，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访问美国，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会谈结束，中方成果清单第二十九条中写道：双方高度评价近年来两国在反腐败和执法合作领域取得的积极进展。双方决定加强和推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二十国集团（G20）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多变框架下的反腐败合作，不为腐败分子和腐败资金提供避风港，包括进一步落实APEC《北京反腐败宣言》，支持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的工作。双方将致力于加强两国反腐败和执法部门的合作，共同打击各类跨国腐败犯罪活动。双方同意加强在预防腐败、查找腐败犯罪资产、交换证据、打击跨国贿赂、遣返逃犯和非法移民、禁毒和反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在追赃领域，双方同意商谈相互承认与执行没收判决事宜……

由此，在打击跨国经济犯罪方面，中美两国的合作终于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二章侦查员相信：饼再大，也大不过烤饼的锅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警方的“猎狐”行动是一项“软性行动”，或者说是一项软中带硬的行动，一项以柔克刚的行动。老子所谓“柔弱胜刚强”是也。如果侦查员不能在异国把一个逃犯直接扑倒在地，那么就让他们自己回来。

有那么一对亲密无间的闺蜜，一个叫董芳，一个叫尔圆，很浪漫，也很幼稚;很滑头，又很愚蠢。她们听说阿联酋的迪拜是世界上有钱人最多的地方，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能过上那种日子，才是到了天堂。

2006年的时候，这两个“宝货”都是二十七岁。当年11月的一个晚上，在夜总会喝酒的时候，董芳突发奇想：“哎，亲爱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来个一女多嫁呢？”

尔圆心领神会，董芳说的当然不是把她们两个女人嫁给四个或者八个男人，而是……两个人凑近耳朵说起了悄悄话。

“一女多嫁”行动开始实施。董芳有一套住房，老式的公房，她决定把它卖了。广告刚刚挂出去，就有买家王先生上门打听：“总价是多少？”

董芳说：“五十万。”

王先生说：“可以便宜一点儿吗？”

尔圆说：“你不要就算了，还有好几拨人等着要和我们谈呢。五十万还贵吗？你去打听打听。不过等你打听完，这套房子早就卖掉了。”

王先生被她一激，立刻说：“五十万就五十万，什么时候办手续？”

董芳说：“明后天吧，不过你得先付两万定金，否则你改了主意，我们这边的机会也错过了，谁赔偿我们？”

这第一回是真的“嫁”，真的把房子卖给王先生。等房产交易中心把手续都办完，剩下的四十八万就到了董芳的手上。

又有想买房子的张阿姨上门来：“小姑娘，房子总价多少？”

董芳说：“五十万。”

张阿姨问：“可以打个折吗？”

尔圆说：“这可是最便宜的价钱了，您去问问，这样的房子，在别处五十万怎么拿得下来？”

张阿姨还不甘心：“四十九万好不好？”

尔圆说：“老实告诉你，王先生要了这套房子，定金两万元刚刚拿过来，喏，定金在这里，你看。”

张阿姨急了：“我要这套房子了，你把王先生的定金退掉，我给你定金。”

董芳摇摇头：“除非你把五十万房款一次付清，我才能把房子卖给你。我收了王先生的定金，如果不卖给他，要赔偿损失的。”

张阿姨更急了：“好的好的，我回去拿钱，一次付清，你立刻把王先生的定金退掉！”

这一次是假“嫁”，收到张阿姨的五十万，房子哪里还有？早就是王先生的了。

2007年1月19日，董芳和尔圆怀揣一百万，高高兴兴跑到迪拜去了，实现了她们的“梦想”。

是的，社会的进步必须依赖人类的各种欲望。压抑一切欲望，社会就会停滞不前。然而，放开一切欲望，这社会就会失去平衡，最后导致毁灭。人性中追求财富和安逸的欲望，比起自我道德约束的力量而言，实在是太强大了。

到了“天堂”，只过了几个月，她们就发现情况有些不妙，语言不通，房子买不起，工作找不到，很快，连生活都要精打细算了，不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一百万人民币在迪拜算什么？在全世界唯一的一家七星级大酒店，也就能住上个把星期吧。

两个小女子开始做非法的小生意，东躲西藏，吃饭也是顾得了上顿顾不了下顿。她们想过打道回府，想过自己的爸爸妈妈，可是骗了张阿姨的五十万，怎么还这笔钱？

董芳和尔圆的行踪，其实一直在上海警方的视线内，数据库里留下了两个女骗子的每一个鬼鬼祟祟的脚印。

“猎狐”风暴刮起，负责该案的侦查员小林打电话给董芳：“趁这个机会，你和尔圆应该回国投案自首。五十万的案值不算很大，只要你还清，只要你认罪，可以从轻处理。我这就把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制定的《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传到你的邮箱，你好好看看。希望你能认清形势，当然，我们的决心是有逃必追，你不要有什么幻想。”

董芳结结巴巴：“我……没有电脑。”

小林立刻戳穿她的谎言：“电脑你是有的。如果不愿意我给你发邮件，我就继续给你打手机，或者把通告邮寄给你。”

就在林警官给董芳打电话的同时，侦查员小陈给董芳和尔圆的家属和亲朋发了微信，希望他们做两个女骗子的劝返工作。

通过亲情劝返，这是针对一些思乡心切的外逃犯罪嫌疑人的有效手段，政策攻心是也。

董芳在电话里跟小林讨价还价：“如果你们把我的案子撤掉，我就回来。”

小林说：“案子怎么能撤？！这不是我能做的事情。我再告诉你一遍，给你机会你要珍惜。你在‘猎狐行动开展期间回来，可以得到从轻处理。不回来的话，你在迪拜还有路可以走吗？”

董芳终于被说动了。正像小林所说的那样，她们两个在阿联酋已经穷途末路，生活非常拮据。

可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就在董芳签证回国时，阿联酋警方拘留了她，原因有三：第一，董芳持有的证件早就过期;第二，董芳曾经在阿联酋销售盗版光碟;第三，董芳有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不良记录。

得知这个消息，小林摇头叹息，眼看着董芳可以劝返了，结果又卡住了。毕竟她触犯了当地法律，阿联酋警方不会轻易把她放了。

2014年11月21日，董芳在被关了九个月之后，拘留期满，登上了东航的航班。她对前来接她的侦查员小林和小陈说：“我来投案，接受法律的惩罚。”

上海警方决定对董芳取保候审。

当晚，董芳就打长途电话给尔圆：“你也回来吧？你妈妈很想你呢。迪拜是天堂，可我们是叫花子。”

尔圆沉默许久，说：“还是让我再想想，这里的朋友都叫我不要回去呢，说一回去就要进牢房。”

过了几天，尔圆主动从迪拜打电话给林警官：“我想通了，愿意回国投案自首，飞机票已经订好了。”

可是，她没有回来，放了侦查员的“鸽子”。接下来便杳无音讯，什么通讯工具都不通了。

2015年，“猎狐”行动又开始了。上海市公安局对近年来的“猎狐”行动进行全面总结，在深入分析当前追逃形势和经侦工作实际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二次侦查”的理念。因为经过多年的专项追逃，剩下的逃犯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限于当时公安信息化工作程度和案件本身各种因素的影响，追逃抓手比较少，可以说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所以，这一次的“猎狐”行动必须通过“二次侦查”获取有价值的线索，实现“柳暗花明又一村”。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提出的“二次侦查”新理念，参战的侦查员们重新梳理陈年旧案的证据材料，想方设法为缉捕创造条件。

其实，所有参战的侦查员都心知肚明：第一，中央追逃办部署的“天网”行动，其实重头在公安;第二，上海是国际大都市，追逃任务更重;第三，那些尚未归案的追逃对象，哪一块不是难啃的硬骨头？否则第一次就解决了。

侦查员在梳理案件和犯罪嫌疑人时，如何让逃犯尔圆归案又提上了议事日程。可以说，这个案子只完成了一半，还有一半能不能在2015年的“猎狐”行动中解决呢？现在正是对她开展“二次侦查”的大好时机。

侦查员了解到，在上海的董芳和在迪拜的尔圆失联很久，两人之间似乎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最近两人又恢复了联系。这是一个切入的机会。侦查员让董芳给尔圆打电话，继续劝她回国。

董芳很配合地把电话打了过去。尔圆非常恼火：“你怎么这么相信警察啊？你回国也不和我打个招呼，自己就走了？现在你才想到叫我也回去？我才不回去呢。虽然我的护照过期了，虽然我的身份‘黑掉了，但是阿联酋过几年就会大赦。到了那个时候，我就是阿联酋的公民了，也就彻底自由了。”

专案组多次开分析会，把尔圆这块硬骨头的情况梳理了一遍又一遍。

原来，尔圆和董芳不但是闺蜜，还曾经是亲密的狱友，她俩都被上海的公安机关处理过，犯的也是诈骗罪，两个人都进过牢房，对公安机关有一种特别的警惕。

原来，尔圆离过婚，法院把女儿判给了她。当初逃亡阿联酋的时候女儿还小，九年过去，女儿长大了。说真的，尔圆最大的牵挂不是爹妈，而是女儿。那个既见不到父亲，又见不到母亲的女儿，好可怜，好无辜！

侦查员觉得，让女儿给妈妈打个电话也许是个好办法，其效果可能比董芳的劝说更好。

女儿哭泣着说：“妈妈，我想你，你回来吧……”

一句话，就把尔圆的心喊碎了。这也许是天底下最能打动人的话。

两天以后，尔圆就给侦查员打电话说：“我4月5日回国投案自首，飞机降落在昆明机场。”

4月4日，侦查员赶到昆明机场。可是，4月5日，却没看见尔圆的影子，查遍了所有航班，根本没有这个旅客。

她又一次放了侦查员的“鸽子”，又一次戏弄了警察！

但侦查员并不灰心，劝返过程中被放“鸽子”，他们也不是经历一回两回了。对这一仗，他们有足够的耐心。于是，他们继续做尔圆的工作，不厌其烦。

对外逃的犯罪嫌疑人紧逼合围，不挤压，嫌疑人就觉得平安无事，可以逍遥法外;挤一下，压一下，很可能让他们原形毕露！“猎狐2015”专项行动的重点就是压存量、控增量，追逃追赃并重，缉捕和劝返两手都要硬，追逃和追赃两手都要狠。

在这个案子上，挤压的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侦查员得到一条重要信息，尔圆悄悄给董芳的妈妈（不是自己的妈妈）打电话，希望老人家汇点儿钱给她——这表明，尔圆在迪拜已是山穷水尽。这是敦促她回来的好时机。

4月10日，尔圆的妈妈给侦查员打电话，问：“我女儿如果投案自首，回国的机票是不是你们能给办了？她身上已经没有钱了。”

专案组请示上级，得到同意后，告诉尔圆的妈妈：“机票费用可以由我们出，但是我们希望她不要第三次放‘鸽子。法律是严肃的，不要把它当儿戏！”

后来才知道，尔圆不断变卦，不断放“鸽子”，是因为她的周围不断有人干扰她。他们说：“董芳已经被警察洗脑，你也要回去洗脑啊？回去了，没有你的好果子吃！”

对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历来就有一种无声的“争夺战”，就看谁更有力量，谁更有道理。

2015年4月12日，尔圆打电话给侦查员：“我已经买了机票，东航的，明天下午两点到达浦东国际机场。这一次我不会放‘鸽子，请你们相信我，我要回来了。”

侦查员在浦东机场接到了憔悴消瘦的尔圆——这不但是“猎狐”行动的一次胜利，也是对上海市公安局“二次侦查”新理念的最好诠释。

在第二章收尾时，我想为董芳和尔圆们做个小结：饼再大，也大不过烤饼的锅。

第三章侦查员没想到：搞传销的章自

一直在等着这一天

2006年的一天，有个叫章自的台湾人从台北飞到上海，出了机场就钻进出租车。司机很有礼貌：“先生，你到哪里？”

章自没有目标，说：“哪里最热闹就到哪里。”

司机说：“徐家汇最热闹，那我就把你拉到徐家汇去。”

章自在徐家汇逛了一天，觉得司机没有骗他，徐家汇果然热闹非凡。他立刻在华山路租了一套房子，然后又上了出租车。司机很有礼貌：“先生，你到哪里？”

章自似乎仍然没有什么固定目标，说：“哪里人最多就到哪里。”

司机说：“新客站人最多，那我就把你拉到新客站。”

章自要搭火车？不是，火车到不了台湾。章自要旅游？不是，他对旅游不感兴趣。章自要轧闹猛（上海话，凑热闹的意思）？也不是，他要找人，找人搞传销。他在台湾已经做了很多年传销，可是规模做不大。台湾总共才多少人？大陆有十几亿人，台湾的人口只是大陆的一个零头。他要在大陆“大展宏图”！

新客站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人来客往，络绎不绝。

小偷和骗子历来喜欢热闹的地方，因为那里“机会”多多。他们很少光顾穷乡僻壤，尽管那里夜不闭户。在那些地方，如果他们对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说，你的信用卡在南京被划走了八千元，你要把剩余的资金转到安全账户里去……得到的回应往往是那种看外星人的目光。

在新客站，章自很快就搭识了两个人，冯磊和尹红。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章自把这两个无业游民忽悠到手：“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章自，我是从台湾来的，我正在做很大的一项基金，叫‘瑞士共同基金。为了把这个基金做大做好，就要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目的是为了让大家都富裕。规则是很简单的，你加入进来，先给‘瑞士共同基金缴一万元，同时要发展两个下家，每个下家也是一样的，最少要缴一万元。你呢，就可以从这两万元里提成。这两个下家再发展下家的话，就是四家了，四家再发展下家就是八家……然后十六家、三十二家、六十四家……你们两个都可以从中提成，这样的高额回报，你们一定能算出来。用不了多久，不但你缴的一万元回来了，还会得到不知多少倍的提成。我这是给你们两位机会，人的一生，不会有很多机会。只要加入‘瑞士共同基金，我们大家致富的速度就会很快。我要努力，你们也要努力，要像滚雪球那样，把我们的基金做大……我们‘瑞士共同基金有网站，详细资料可以从网站上了解。”

2006年的时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一万元不是一笔小数目。可是，冯磊和尹红很快把两万元交给了章自，并且发展了四个下家，他们在熟悉的浦东和嘉定发展下线，然后按比例提成。正像章自说的那样，他们俩的本金很快就收回了。

不知是冯磊和尹红被台湾的章自忽悠了呢，还是他俩完全领会了这个基金里面的“奥妙”，反正，这个未经证券管理部门批准就擅自发行的所谓基金在上海开张了。那么，章自到瑞士去过吗？从来没有。“瑞士共同基金”的总部设在瑞士吗？也不是。这个名号是章自拍脑袋“发明”的。

不到半年，章自的“瑞士共同基金”在上海发展到了七十多人，“基金”的老板章自腰缠万贯，笑得合不拢嘴。“基金”的上层人员尹红和冯磊也赚了个盆满钵满。下家还在不断涌入。

2007年1月，有个下家到浦东公安分局报案，说他参加了一个“瑞士共同基金”，发现上当了。

侦查员立刻赶到徐家汇华山路章自的住地，没有人。房屋中介说，章先生已经退房了。再查“瑞士共同基金”网站，网站关闭了。打章自的手机，关机了。查出入境记录，章自已在一个星期之前回台湾，卷走了“瑞士共同基金”六十万元人民币！

警方抓获了冯磊和尹红。传销在中国本来就是非法的，利用传销骗取钱财，情节更是恶劣。上海市公安局批准对章自刑事拘留，并进行网上追逃。

可是，自此之后，章自再也没有到过大陆。

侦查员不能到台湾去抓捕章自，但是对章自的追踪一直没有停止。有好几十个受害者被骗走了钱财，上海警方不能让这样的蛀虫逍遥法外。

2015年，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公安部的部署开展“猎狐”行动，“猎狐”领导小组要求参战的侦查员梳理旧案线索，对在逃嫌疑人进行“二次侦查”。侦查员们要借着这个契机，抓住这只狡猾的狐狸。

浦东分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蒋敏和大队长杨元栋分析，章自做传销是尝足了甜头的，一个人轻而易举就卷走了六十万元。可以推断，他很有可能继续做传销，在别的地方设骗局，这是其一;其二，章自一直认为台湾市面太小，做不开做不大，所以他很可能再次来到大陆。那么，他在哪里露面了呢？他还叫章自吗？此刻，大数据平台开始运转。

忙碌的“猎狐”行动办公室，每天都有新任务

用专业术语来说，这个平台中的数据系统广泛采用区域特征分析算法，融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与生物统计学原理于一体，也就是利用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提取相关信息，利用生物统计学的原理进行分析，建立数学模型。

要找某个人，侦查员会先圈定相似的几个人，而后再进行进一步分析、排除，直至最后确认。换句话说，只要得到一个人的图像，就可以运用这个数据系统进行明侦暗测，从茫茫人海中精确地辨别出某个人。

数据系统开始运行，很快跳出了一个和章自非常相像的人，也是台湾人，也是男性，也是左下巴有一颗黑痣，更为巧合的是，这个人也是做传销的，他频繁出入珠海拱北和深圳罗湖口岸，在深圳买过轿车。2011年，此人在广东非法传销，被公安机关逮捕过，坐了一年牢，然后被遣返台湾。但是，这个人不叫章自，而是叫吴昕，有台湾身份证，有台胞证，有住址，年龄比章自小五岁。

让侦查员们吃惊的是，不久，这个数据系统又筛出了一个叫郑早的人，依旧是台湾人，依旧是男性，依旧是左下巴有一颗黑痣……

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三个人怎么会长得一样？尤其是那颗位置相同的黑痣。他们三个难道是三胞胎不成？天下的巧事碰到一起，往往匪夷所思;不过话说回来，天下的巧事碰到一起，往往有猫儿腻。

4月8日，可靠情报传来，郑早到了珠海！蒋敏和杨元栋决定先会会这个郑早，然后再找那个吴昕，一个一个来。

专案组的侦查员李军正好在深圳办案，蒋敏当即命令，让他先把手里的案子放一放，立刻赶到珠海。

平时，要从深圳赶到珠海去很方便，可是，4月8日正好广东沿海刮强台风，飞机停航，火车停开，长途班车不运营，更没有一辆出租车愿意冒着大风大雨到珠海去。

李军只能淋着暴雨站在街头拦车。终于，有一辆私家车愿意跑这趟活儿，但是，出价很高：一千元。车主说得也在理，路途远，又是深夜，又是刮台风，不给这个价，谁愿意跑这种活儿？

李军来不及请示：“一千就一千，快走！”

李军是凌晨一点赶到珠海那家宾馆的，前台服务员告诉他说，郑先生昨晚十一点结账离开了。李军亮出警官证，然后调看宾馆的监控录像。有了，昨晚十一点差三分，确实有一个男子叫了一辆尾号8730的出租车离店。

李军很快找到了那辆出租车，上车之后，让司机开到郑早下车的那个地方。出租车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了，司机说：“那个人就是在这里下车的。”

李军四下里一看，此处偏僻，没有什么房屋，连监控探头都没有——郑早在这里溜了。他肯定是故意在这里下车的，这个人有反侦查能力。

2015年6月11日，也就是两个月之后，广东蛇口口岸传来消息：郑早要从蛇口出境，已经被拦下。

蒋敏和杨元栋立刻赶到蛇口。一路上，两个人心里都有点儿打鼓，虽然郑早和章自高度相似，但是，数据系统不可全信，万一这个郑早不是章自，而是另外一个人呢？即便他就是章自，万一他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呢？毕竟没有证据证明他就是章自，一旦出现这样的场面，就只能把他放了。

蒋敏一进屋，看见郑早，故意大喊一声：“章自！”

没想到郑早起身说：“我就是章自，阿Sir，你终于来了。我知道你们是为什么事找我，我跟你们走吧。”

侦查员问：“你第一次到上海是四十六岁，今年五十五了吧？”

人活在世上，生命总有两种基本趋向：一种是追求快乐，生命不息，追求不止;二是解除痛苦。人总是用一切方法避免痛苦，减缓痛苦，忘记痛苦。

逃到境外的犯罪分子，似乎追求到快乐了，身份变了，大笔不义之财可以花费，然而，他们的痛苦并没有解除，只要听到远处警车的鸣笛声，只要听说中国警方又要开展“猎狐”行动，只要听到某某人已经被遣返……便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夜晚时常是噩梦连连。这种痛苦是无法摆脱的。所以，有些犯罪分子被遣返回来，从浦东国际机场一走出来，就会叹息道：“我知道总会有这一天，今天晚上我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

当然，这一觉他们是睡在拘留所的。

原来，章自在上海诈骗之后回到台湾，就去搞了一个假身份，从此改名叫吴昕。后来在广东做传销落网，被关押一年之后回到台湾，他又去做了一个假身份，从此叫郑早——大数据分析的结果是正确的，这三个人其实就是一个人。

侦查员押着章自登上了广东到上海的航班，章自径直走到最后一排，乖乖坐了下来。侦查员讽刺道：“你倒是熟门熟路啊，不看机票就知道坐在哪里。”

章自面有愧色：“我坐飞机的最后一排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从广东被你们遣返台湾;第二次是我带了家人到韩国旅游，入关时，我的家人都过去了，只有我被扣下了。韩国海关说我是中国逃犯，不能进入韩国。从韩国被遣返回台湾的时候，我又坐在最后一排。今天，我当然知道，被警察押上飞机的人，都坐最后一排。”

第四章侦查员警告：不识相，只好叫侬吃辣火酱

1971年出生的谷任，在广东开了一家酒店设备公司，经营规模越来越大，有一年利润上了亿。朋友建议他到上海开一家分公司，原因很简单，上海酒店多，吃饭和住宿的人多，酒店设备当然需求量大。

谷任很想去，可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熟。谷任的一个朋友为他牵线搭桥，找了一个姓王的上海合伙人，两人一拍即合。很快，上海分公司开张，招聘了一位总经理，名叫成化。

2012年6月上旬，有人向公安局举报，谷任的酒店设备上海分公司从2011年开始，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采取支付开票费的方式，为其他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

侦查员立刻介入调查，发现不但确有其事，而且谷任虚开增值税发票已达六百余万元，情节非常恶劣！

6月18日，侦查员首先把上海分公司经理成化带到了公安局。成化一脸无辜地说：“增值税发票是我叫人开的，可这是老板谷任的命令，责任不在我。你们知道的，我这个经理只是个高级打工仔。”

11月23日，经侦支队的侦查员们来到谷任开设在深圳的酒店设备总公司，要对谷任执行刑事拘留。谷任听到风声会不会逃走？没有，他稳稳当当地坐在董事长办公室喝着功夫茶。

上海来的侦查员向他出示了刑事拘留证。没想到谷任非常傲慢：“我是人大代表，你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抓我？”

侦查员们一愣，这倒是他们之前没料到的。他们当即重新调查谷任的来龙去脉。

没错，谷任确实是黑龙江某地的人大代表。于是，上海警方发函到当地人大常委会，请求批准对谷任进行刑事拘留。

三十天以后，所有手续办理完毕。宝山分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施东带着侦查员们再一次赶赴深圳，可谷任却跟他们打了一个狡猾的时间差，12月10日，他从深圳出境，跑了，至今无入境记录。他是到泰国去的，到泰国之后是待在那里了，还是又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无人知晓。

很可惜，一只就要落网的狐狸逃跑了。

上海警方办妥了相关手续，只要谷任一回国，就立即扣留。

2014年7月，上海开展“猎狐”行动。施东副支队长特地到深圳去寻找谷任的行踪。他亲眼所见，谷任的酒店设备总公司还开着，生意很好，经营有条不紊。谷任的妻子和妹妹还住在深圳，谷任的儿子在深圳上高中，女儿在幼儿园。似乎一切正常。

这是否表明谷任早晚会回来，出国只是暂时的呢？

施东和他的同事来到福田区百花二路，找到谷任的妻子，给她讲政策讲法律，希望她能劝说丈夫回国投案自首。

谷任的妻子说：“他的朋友告诉我，他是想投案自首的。不过他现在到底在哪里，我也不知道，联系不上。如果他给家里打电话，我会劝他的。”

事实是否像谷家女人说的那样呢？不是。谷任虽然不在深圳，却对公司的经营进行遥控，还经常打电话给妻子。谷家女人没有对侦查员说实话，但侦查员没有把这一点挑破。

施东说：“上海分公司的经理成化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无论走得多远，藏得多深，不法分子最终难逃法律制裁。请你转告他，抓住现在这个机会回来自首，他是有获得缓刑的条件的。”

接着，施东又找到谷任的妹妹和妹夫，同样讲政策讲法律。对方将信将疑。

又是两个月过去了，没有谷任的任何消息，没有情报显示他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地方。

一天深夜，施东已经熟睡，枕边的手机突然响了。他勉强睁开眼睛，顺手摸到手机，看了看手机屏幕，是个乱七八糟的号码，数字组合完全不是国内电话号码的规律。他估计是骗子的电话，立刻挂断了，闭上眼睛再睡。没多久，手机又响了，还是那个号码，他依旧拒接。刚刚挂断，手机铃声再次响起。施东暗自嘀咕：“现在这些骗子也太执着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他接通电话，想看看这回骗子们又是耍的什么花招儿。没想到，对方的第一句话，就让施东刹那间睡意全无：“支队长，我就是你要找的谷任啊。”

施东立刻翻身下床：“我是施东，你在哪里？”

谷任答非所问：“现在国内是几点钟啊？”

施东说：“夜里十二点半。”

“不好意思啦，我出去的时间太长了，时差搞不清了。”

“我劝你还是回来吧，你不要再……”

话没说完，谷任突然像吃了枪药似的：“回来干什么？我才不会回来呢！我的上海合伙人，那个姓王的，你们是知道的，他觉得上海的生意已经做得不错，就要把公司搬到江苏去。我是主要合伙人，我不同意，我不同意公司就不能搬到江苏去。我们两个就闹僵了，就吵翻了！他恨我，要搞我，这个混蛋就到公安局去诬告我。他是你们上海人嘛，你们上海警察肯定帮他忙的！所以我不可能回来，你们要陷害我……”

就这样，谷任在电话里发火发了足足二十分钟。

施东冷冷地问：“你深更半夜打电话来就是为了讲这个？就是为了发泄？我们公安机关公正执法，不会偏向哪个人。你虚开增值税发票难道不是事实？那些发票难道是你的合伙人姓王的开的？好了，你的分公司经理成化已经把什么都交代了，没有你的指令，他不敢做那样的事情。我劝你还是回来，回来的话，最大的受益者是你自己，你想想清楚。”

谷任的声音低了，火气似乎也没了：“我好好考虑一下……你不会骗我吧？”

施东说：“我是代表公安机关和你说话，骗你对我有什么好处？你要是觉得在电话里说不清楚的话，我们可以找其他地方，不到泰国，不到上海，可以到澳门或者香港，我们双方在那里面谈，我把中国的检察官和法官都请过去，三头六面把事情都谈清楚。我也把‘猎狐行动的政策给你好好讲一讲。我觉得你现在回来的话，只要主动退赃，从轻的机会还是很大的，甚至可能判三缓四，不一定会限制你的人身自由。”

谷任沉吟了许久，还是说：“我好好考虑一下吧。”

施东说：“我给你的最后期限是9月30日，你不能无限期地‘好好考虑。”

双方通话之后，谷任并没有回来自首。他请了香港一个很有水平的律师代替他说话，他还是怕施东给他设圈套。

施东接待了这位律师，把政策和法律都讲明白，把利害关系也说了个透：“我还是这句话，希望谷任能抓住机会，在‘猎狐行动规定的期限内回国自首。”

第二次和律师见面时，律师带来了谷任的回话。谷任说他在泰国和马来西亚都有生意，要处理一下，然后就回去自首。

既然谷任有了明确的表态，侦查员只能等待。

中秋节快到了，谷任的妹妹和妹夫特地从广东来到上海，他们打电话给施东，希望能见个面。

碰到再凶狠的罪犯，施东和他的同事们也毫无惧色，可是碰到这样黏人的对手，他们反而觉得棘手——不去会面吧，谷家会认为施东没有诚意;去会面吧，谷任的妹妹很可能送上重礼，侦查员当然会拒绝，但就怕日后说不清楚……

施东灵机一动，立刻向纪委报告，请纪委领导给他出个良策。纪委书记笑了：“好办，请总队六支队的政委一同前去，实行全程监控嘛。”

于是，双方约在正大广场的星巴克见面，三个人围着一张小圆桌，政委则坐在不远处的另外一张圆桌边，像模像样地喝咖啡……

施东还是给谷任的妹妹妹夫讲政策，讲法律，最后说：“我给谷任的最后期限是9月30日，日子要到了，让他抓紧。“

9月30日真的到了，谷任没有投案，没有回国。后来侦查员才了解到，谷任请了一个“大师”帮他算命，“大师”摇头叹息：“你有牢狱之灾啊……”

谷任被吓破了胆……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过了春节，“猎狐2015”专项行动又展开了。专案组还是没有谷任的消息，连他到底在哪个国家哪个城市都不知道。侦查员秉承“锲而不舍，一追到底”的追逃理念，综合利用各方面的资源，不间断地开展嫌疑人的动态信息收集工作。他们定期开分析研讨会，专题研究追逃策略。

施东推测，谷任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不可能与家里和公司断了联系。他不是实行“遥控”的吗？要控制，就必须有联系。

于是，施东又和他的同事们来到深圳。这回，分局副局长龚施善也来了，和侦查员们一起走访谷任的亲属，敦促谷任早日投案自首。他们想让谷任知晓，上海警方并没有把他忘了。

刚刚回到上海，他们就得到了两条信息反馈，让“猎手”们亢奋不已：一条是，有一部境外手机，每隔十天八天就会和谷任的妻子通话。这个电话是从马来西亚的雪兰莪州打来的，不是泰国。具体地址终于有了，深藏的“狐洞”显现了！还有一条是，2015年春节期间，谷任的妻子、儿子到马来西亚旅游了十天。他们是不是到马来西亚和谷任一起过年？

既然苦口婆心劝返都没有效果，那么，用一句上海俗话来说：不识相，只好叫侬吃辣火酱（辣椒酱）！施东向上海市公安局“猎狐2015”办公室请示：我们要对谷任实施异地抓捕。

正义和强力是互相支撑的。有正义而没有强力，就会无能为力;有强力而没有正义，就是暴虐专横。因此，必须把正义和强力结合在一起，才能让正义得到伸张。

同意——上海“猎狐2015”领导小组这样批复。

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这样批复。

上海市公安局随即派出精干侦查员赶赴马来西亚。

公安部“猎狐”行动办公室的刘副主任说过，要成为“猎狐”行动的“猎人”，需要有“三懂”和“三高”。

“三懂”，即懂侦查、懂法律、懂外语。意即不仅要有公安工作的经验，熟悉案件办理，精通国内外法律，有国际执法合作经历，还要熟悉外语，以便和外方交流。其实，参加“猎狐”行动的“猎手”，基本上都有本科甚至硕士以上的学历，他们中的很多人具备金融、经济、外语、法律、计算机、刑侦等多学科的背景。

“三高”，就是高智商、高情商和高逆商。高智商是用来对付狡猾的“狐狸”的，高情商是用来和有关国家地区的执法部门协作的，而高逆商则是用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和逆境的。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六支队副支队长陈振峰告诉我，他和他的同事们分别到过印尼、越南、菲律宾、柬埔寨、老挝，还到过美国、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即使外逃的嫌疑人在国外因病死亡，他们也要到那个国家去，通过详细调查，证实他确实是死亡了，他的案子才能消掉。“二次侦查”是按照一人一档、一人一专班的方式进行的，只要嫌疑人还在境外逍遥，他们就要想尽办法把他抓回来！

2015年5月31日，施东和他的同事们来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下了飞机，他们立刻联系马国警方，请求配合。马方派出十名警察，和施东他们一起，直扑距离吉隆坡半个小时车程的雪兰莪州。到了那里，他们悄悄埋伏下来，守候伏击，不见兔子不撒鹰。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选择守候伏击的做法完全正确。

谷任长期在马来西亚生活，对环境相当熟悉，并且有很好的生存条件和活动能力。谷任的车子是奔驰（他后来说，要做生意，没有一辆好车就显不出气派），谷任住的却不是别墅，而是住在一幢高级公寓楼的第二十三层。谷任非常谨慎，他在二十三层的过道上装了监控探头，随时观察外面的动静。同时，他买通了社区的保安员，只要有陌生人来打听他的情况，就会及时通报他。

如此这般，谷任安心了吗？还是不安心。后来，他干脆不住在这里了，把这里租出去，自己住在其他地方。“其他地方”也不止一个地方，真可谓狡兔三窟。

6月5日，机会来了。情报显示，谷任要对二十三层的公寓进行一次装修，还要装一套高级音响。侦查员们推断，要装修，谷任很可能露面。

可谁也没料到，6月5日，马来西亚东部岛屿加里曼丹发生6级地震，吉隆坡都有明显震感，许多建筑物都在摇晃。万一在公寓楼上实施抓捕时发生余震，房梁倒塌了，进得去出不来，那该如何是好？

此刻，侦查员们已经完全忘记地震的危险。他们盯着运送音响的卡车开进小区，看着运输工抬着音响上了二十三层，不久，又看着运输工下了楼，看着卡车离开。中马双方的行动人员对了一下眼神，走出埋伏圈，假扮成装修工，骗过了保安员，直扑二十三层。

马国警察按门铃，里面没有回应。再敲门，还是没有回应。马国的侦查组长一挥手，马国警察使用破门工具，大家一拥而入。谷任就在屋里，已经无处可逃。马国警察把他按倒在地，戴上了手铐！

施东问道：“你还认识我吧？我是上海警察施东。今天不是我欠你的，而是你欠我的。我等了你半年多，你就是不肯投案自首，我们只能到这里来‘请你回国！”

6月19日，在上海航空FM862航班上，戴着手铐的谷任问施东：“要是我把钱退赔给税务局，会不会撤诉？”

施东回答：“不可能。”

谷任颤巍巍地问：“会判多少年呢？”

“这就是法庭的事了。据我个人推算，如果你去年就投案自首的话，判三缓四是有可能的。现在嘛，至少关十年。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谷任请的那位“大师”的预测还是挺准的，果然，他没有逃过牢狱之灾。但是，这个牢狱之灾是他自己“努力争取”来的。

把潜逃三年的谷任抓捕归案，大大鼓舞了全体参战侦查员的信心，士气空前高涨！

第五章侦查员觉得：大数据比对完全

可能做到“大海捞针”

十五年前，浦东塘桥有一家大超市叫“侬特佳”，店名很温馨，很讨人喜欢，意思是你特别好，你特级棒！这家超市虽然比不上现在的“家乐福”、“易买得”什么的，但在那个年月规模算是大的，名气属于响的，上下两层，商品琳琅满目，购物者摩肩接踵，生意红火。

2000年春节之前，商场老板胡营关照多年来一直给他们供货的三百多家供应商，你们把货物都给我备足了，春节之前半个月必须送到“侬特佳”来，要早点儿送。等货物卖掉，资金回笼了，春节一过，我就把货款打给你们。

超市的副总经理黎女士是个不声不响、安安静静的人，她只是关照部门经理按照胡总的布置，赶快落实货源。

谁都不知道黎女士叫黎什么，只知道她姓黎，但是大家都知道她和老板胡营的暧昧关系，既不是老婆，也不是女朋友，是什么呢？都懂的。

春节期间果然供销两旺，“侬特佳”生意火爆，资金回笼很迅速。

春节一过，该是老板胡营给供货商打钱的时候了，可是，曹家渡商贸公司的经理到浦东公安分局报案：“春节前，我们公司给‘侬特佳送了价值二十八万元的货，前几天，超市老板胡营给了我们一张十一万元的商业承兑支票。可是，我们把支票拿到银行，银行说这是张空头支票。我们立刻联系胡营，手机关机，再去‘侬特佳，没想到超市关门了，胡营找不到了，黎女士也找不到了……”

侦查员孙明华立刻和同事们赶到“侬特佳”，果然，铁将军把门，偌大的“侬特佳”超市，竟然说关就关了！

第二天，更麻烦的事来了。一百多个供应商一起到浦东公安分局报案：货物被骗了，钱没有拿到，“侬特佳”变成了“侬特僵”！

浦东公安分局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上百人同时来报案的“盛况”。根据汇总，被骗商品价值近千万元！胡营的案子无疑是个大案子，一千万，不要说在十五年前，就是在今天也是一笔巨款！

侦查员孙明华立刻调查胡营的去向，胡营前两天到泰国去了，出境，那个副总经理黎女士和他一起走了。再调查这个黎女士，更是让人云里雾里。她是哪里人？不知道。她的住址？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侬特佳”超市有个部门经理反映，有一次听胡老板叫她“黎黎”。侦查员估计这是小名或者昵称之类的，对于找到此人并没有什么帮助。

案情分析会召开，讨论了整整一个下午，一直开到华灯初上，依然头绪全无。胡营卷走了钞票逃到泰国，这案子侦查难度一下子就大了，如果他再从泰国逃到柬埔寨、老挝、越南什么的，那就更麻烦。找不到他的藏身地，追查就没有方向。在境外追逃，人生地不熟，上哪里去找？即使发现了逃犯，也不能直接把他扑倒在地戴上手铐——中国警察在境外没有执法权。

案子成了无头案，只能暂时先放一放，等网上追逃有了线索再说。

这一等就是十五年。时光如梭，这件案子却一直在侦查员的心头挂着，当年办案的孙明华比谁都急，再不破案，他就要退休了。

机会来了，2015年，中国又刮起了“猎狐”风暴，上海又成立了“猎狐”领导小组。这次风暴能不能把消失多年的犯罪嫌疑人胡营刮出来呢？他可是卷走了一千万人民币啊！

侦查员重新坐下来分析案子，孙明华报告说：“有一个线索，我查过了，根据出境记录，胡营曾经在1997年到阿根廷去过一次。”

支队长问：“他到阿根廷去干什么？不可能是去旅游，那时候中国到阿根廷的旅游路线还没有开通。那么他是去会朋友看亲戚？”

孙明华说：“胡营在阿根廷没有亲戚。”

支队长说：“那么他很有可能是去会朋友。如果他先到泰国，然后再到阿根廷，那就更不好找了。阿根廷离中国多远啊，一个在地球这头儿，一个在地球那头儿，坐飞机要二十个钟头。”

分析会最后，从没头绪当中理出了一个头绪：从阿根廷着手，不要老是盯着他的第一站泰国。

担当“猎手”的侦查员时常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变换视角，变换处境，在车上待待，也在车下待待，有时候新的线索就会突然冒出来。

一组侦查员重新拜访胡营的父母和姐姐。但是，这三个人一口咬定他们也和胡营“失联”了：“我们也想找到儿子，你们要是知道他的下落，能不能告诉我们？”

话是这么说，但胡家父母的脸上却丝毫没有那种找不到儿子的焦虑，回答警方的问题时对答如流，很明显是事先排练好的，一下子就把侦查员的调查“弹”了回来。

另一组侦查员直接和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联系，请他们协助调查有没有一个叫胡营的华人，有没有一个叫“黎黎”的女子。

两天之后，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回复：没有查到叫胡营的华人，也没有查到“黎黎”，只查到一个叫“LeLe”的华人女子，发音跟“黎黎”接近。她已经加入了阿根廷国籍，1965年出生，现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还传来了关于“LeLe”的简单资料。

大数据比对开始了：查阿根廷的“LeLe”和中国的“黎黎”。

过去，不远的过去，公安机关主要还是依靠抽样数据、局部数据和片面数据来寻找线索，更有甚者，连片面、局部的数据都没有，只是依靠经验、推论和假设，所以，办案的命中率一直不高。

现在，大数据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人们可以在非常多的领域和非常深入的层次，获得和使用三种数据，即全面数据、完整数据和系统数据。利用这些数据，警方破案的命中率大大提高。

大数据不是少数专家和学者的研究对象，也不是公安人员的独家秘笈，社会各界都可以参与，都可以应用：公路、铁路、港口、水电、通讯网络……过去不可计量、储存、分析和共享的很多东西都被数据化了，它改变着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标志着人类在寻求量化和认识世界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在大数据的影响下，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改变了人类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

尽管大数据比对方兴未艾，尽管众说纷纭，尽管那些数据不那么精确，尽管大数据为我们提供的不是最终答案只是参考答案，但是，它用概率说话，而不是板着“确凿无疑”的面孔。它已经实实在在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人们因此放弃了寻找因果关系的传统偏好，开始挖掘相关关系……

对于本案的侦查员来说，大数据完全可能实现“大海捞针”。

通过大数据比对，侦查员查到中国确实有一个叫黎黎的女子，她姓黎，叫黎，不是小名，而是大名。她是江西九江人，曾经当过兵。还有，黎黎有个哥哥在阿根廷……

侦查员互相击掌：这就对了，线索有了！这就是为什么胡营在1997年要到阿根廷去的原因，他们应该是早就开始谋划那个骗局了。现在可以肯定，不但黎黎逃到阿根廷去了，胡营很可能也在那里。

那么，大使馆说的“LeLe”是不是中国女子黎黎呢？侦查员请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传来LeLe护照上的照片。把照片拿给原来“侬特佳”超市的员工们辨认，大家都说，这就是黎女士，只是老了一点儿，但五官没怎么变。

还是通过大数据比对，侦查员发现LeLe每年要从阿根廷到上海好几次。更让侦查员们兴奋的是，下个星期二，LeLe又要到上海来，先从阿根廷飞往法国，然后从法国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一张大网在机场张开了，CA834航班刚刚着陆，LeLe，也就是黎女士刚下飞机，就被侦查员带到了公安局。

侦查员问：“‘侬特佳超市怎么会一夜之间关门的？所有钱款又是怎么一下子消失的？”

黎黎倒是很爽快：“这件事是胡营干的，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你是副总经理，你们一起经营‘侬特佳，一起逃到泰国，然后又一起逃到阿根廷，怎么叫没有关系？”

黎黎说：“我确实跟胡营好过，在阿根廷还生了一个孩子。但后来我们就分开了。我没有和他结过婚，现在也没有联系。你们应该去抓……”

侦查员打断她：“你不要推得一干二净。既然我们能找到你，也能找到胡营。到那时候，就不需要你交代了。你自己好好想想。”

抓捕胡营的行动开始了。侦查员们相信，有大数据比对这样的技术手段，这只逃亡十五年的“狐狸”不久就会落入法网……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徐长华表示：“‘猎狐行动已上升为中国警方追逃追赃工作的一个品牌，纳入中央追逃办的‘天网行动，而且位居四个子行动之首。从中央到公安部，再到地方，都在加强国际追逃追赃专门机构和力量建设，加大追逃追赃和防控防逃力度。”

而规格更高、合作力度更大、技术手段更加先进、追逃对象类别更多，正是“猎狐2015”的新特点。

第六章侦查员告知：不是你说“失忆”就“失忆”的

2015年秋天，也就是习近平主席访美前夕，《新民晚报》对网友们进行了一次调查，题目只有一个：你有哪些期待？

有12%的网民的期待是“抓回更多贪官”。有个网友说：外逃贪官既是窃贼抢匪，还是叛国者，这样的人，就算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绳之以法！

可见，人们对抓回外逃贪腐分子期待之切。

网民们觉得道理很简单：一个坏家伙，他到哪儿都是坏家伙。只有绳之以法，他才有可能变规矩。然而，这样浅显的道理有的国家就是不明白，似乎中国的贪腐分子逃到他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守法良民。

十八年前，也就是1997年3月2日，上海A证券公司经理古牧正在公司里忙碌，一个电话打进来。

“对啊，我是古牧啊。奚总吗？好几个星期没见了，有事吗？”

“我是奚大康啊，你现在到宝隆宾馆来一下，我有要紧的事跟你商量。”

“你开什么玩笑，现在正是最忙的时间，哪里有空到宾馆去玩啊？改天吧。你要是真有什么要紧的事，电话里可以直接说，反正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

“事情真的很要紧，不能在电话里说，也不能在你办公室里说。你无论如何来一下，我在宝隆宾馆的大堂等你。”

没办法，这是公司的重要合作伙伴，古牧跟秘书交代了一声“我去去马上就回”，而后匆匆赶往宝隆宾馆。

如果古牧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三年有期徒刑，他将被关进监狱，而不是在宾馆的大堂里喝喝酒抽抽烟聊聊天，那么打死他他都不会这么匆匆忙忙赶到宝隆宾馆去的，找死啊？

潜逃嫌疑人的照片被钉在白板上，侦查员们进门出门都要看看

古牧和奚大康是熟得不能再熟的老熟人，已经有好几年的合作，大家都很愉快，彼此都很信任。奚大康是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杭州证券营业部长江代理处的副总经理。他的代理处设在上海南京西路一幢高档写字楼里，古牧曾经去过，灯火辉煌，装潢考究，员工们各司其职，忙忙碌碌，一派生意兴隆的景象。

古牧在车上想，再要紧的事情也可以在自己的总经理办公室谈啊，跑到宝隆宾馆来谈什么？现在是白天，中午又不能喝酒，下午还要回公司，醉醺醺的影响不好……

长江代理处曾经和上海A证券公司合作开设了国债部。在这个国债部里，奚大康不担任什么职务，他只是长江代理处的副总经理。但是，他们两家的合作有很大动作——长江代理处和A证券公司签订了多项债券交易协议书和国债券融借协议合同书。因此，上海A证券公司向长江代理处提供了四千六百万元资金和面值四千五百五十万元的国债券，两笔金额相加将近九千万元！

请注意，那是1997年的九千万元，那时候的九千万元，可以做一个大工程了！

车停宝隆宾馆，古牧拎起公文包步入大堂，眼睛四下一扫，并没有看见奚大康，他立刻拨通了对方的手机：“奚总啊，我没有看见你嘛。我这么忙，你还要开我的玩笑，我哪有工夫和你躲猫猫啊？”

“古经理你不要走，到总台去拿511房间的钥匙，房间里有个拷克箱，你打开箱子看看，就什么都明白了。”

古牧发火了：“你这算搞什么名堂？简直莫名其妙！”

奚大康已经挂断了手机。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古牧走进511房间，果然看见床上有一只拷克箱，打开一看，他立刻惊呆了，经验告诉他：出大事了！

箱子里装满人民币，估计有一百万元。钱上面还有一封信。看了信的内容，古牧差点儿晕过去——

谷经理：

我真是对不起你这个朋友，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我拿了你们的资金和国库券去做期货，结果做亏了。我翻不了本，无力偿还A证券公司的债务，只能走了。

在以往的合作中，我得到了你很多的关照，几次想要对你表示表示，都被你拒绝了。我知道我这一走，肯定会连累到你，所以，给你留下一点儿钱，算是补偿吧……

古牧把拷克箱直接拎到了A证券公司董事长的办公室。

A证券公司立刻向上海市公安局报案。上海市公安局以涉嫌金融诈骗对奚大康立案侦查，并对奚大康进行网上追逃。

侦查员调查得知，奚大康不久前和妻子离婚，其妻已经到澳大利亚去了。

坏了，会不会是奚大康演的一出假离婚的闹剧？妻子先出去，然后他捞一把，捞足了，再出国投奔妻子，两口子会合？如果是这样就糟糕了。所幸的是，没有查到奚大康的出境记录。也就是说，他还在国内。

奚大康是地地道道的宁波人，在宁波当地是个有点儿名气的民营企业家，思路活跃，有能力，有魄力。三十岁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集团公司的总裁，后来又当了长江代理处的副总经理。到上海以后，他胆大妄为，竟然私刻了宁波B证券公司的公章，对外开具伪造的国债券代保管凭证，除了在古牧所在的A证券公司骗取九千多万元，还在宁波骗得巨额资金。他把这些资金都集中起来，进行股票和期货投资。他觉得在这两项运作中，要翻番是一点儿问题都没有的。然而，股市和期货市场从它们诞生的那天开始就是变幻莫测、充满风险的，一两个亿的钞票在这里只是毛毛雨。

那么，既然奚大康没有出国，他到哪里去了呢？无影无踪，就像人间蒸发。

十八年过去了，因为玩忽职守罪被判处三年徒刑的古牧早就刑满释放，当年负责此案的侦查员有的已经退休……可是，上海警方从来没有放弃对奚大康的追踪。侦查员不相信奚大康可以把他的行踪捂得严丝合缝，一点儿马脚都不露出来。

2015年，上海刮起了“猎狐”风暴，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一支队的侦查员又把这个失踪的奚大康提了出来，并把他的照片钉在了办公室的墙上，走进来，看一遍;走出去，又看一遍，它已经成为侦查员心底的一幅“木刻”。

按照上海市公安局的布置，警方对于每一个逃犯，都成立一个专班，由一名支、大队长和两名侦查员组成，具体负责落实追逃措施。对于外逃多年的逃犯，强化“二次侦查”，综合利用各类警务资源，细致分析境外逃犯的情况，及时掌握其国内外关系人的情况，以及逃犯所持证照、活动轨迹、资金账户。总之，盯得死死的，铆得牢牢的。

在澳大利亚没有发现奚大康，那么就先在国内寻找。通过对奚大康的亲属和关系人的走访，案情有了重大突破——

原来，1997年奚大康在宝隆宾馆给古牧扔下一百万元以后，就知道古牧必然会报警——古牧弄丢了九千多万公司资金，如果再收受一百万的贿赂，就是杀头的罪过！一旦古牧报警，上海警方肯定会立刻封锁所有关口，奚大康如何出得了境？

于是，奚大康反其道而行之，他选择了不出境，躲到安徽宿松县农村的一个朋友家，隐姓埋名，等候风头过去。过了不多久，他就想方设法给自己在宿松县落了户。新的户口有了，新的名字也有了，摇身一变，他成了“张健平”，不叫奚大康了。唯有他的一口宁波话变不了，他学不会宿松话。

有了新的身份之后，“张健平”就在安徽一带做一点儿小生意，很少抛头露面，并且时刻注意“风向”，一旦有风吹草动，他连小生意都不做了。窥探了很久，考虑了很久，“张健平”出手了，他申请到澳大利亚去旅游。跟团出境后，他一去不返，完成了外逃的终极目标。

澳大利亚这么大，到哪儿去找“张健平”呢？侦查员推断，奚大康逃亡多年，必然会想办法回家看望住在浙江的父母，看看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因此，不用到澳大利亚去找，盯着这个人的入境记录就行了。很快他们查到，澳大利亚的“张健平”在2015年1月到过上海。

一张无形的大网撒开了，就等大鱼落网。奚大康还不知道，他优哉游哉，时常沉浸在胜利大逃亡的喜悦中。他从澳大利亚到上海往返数次，一点儿事情都没有。

2015年3月2日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日子，似乎是老天爷故意安排的。十八年前的3月2日，奚大康失踪。如今的3月2日，奚大康终于显出原形——上海边检总站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一条重大线索：“张健平”刚刚入境！

侦查员拿了“张健平”的照片去找古牧：“你认得这个人吗？”

古牧接过照片，眼睛顿时瞪起来了：“就是把他烧成灰我都认识！奚大康啊奚大康，他害了我，他毁了我的一生！你们抓住他了？”

侦查员很快盯上了入境的“张健平”。这个人回国后从来不到安徽宿松县他的所谓老家去，却住进杭州和宁波的宾馆。专案组立刻报请上海“猎狐”领导小组批准，包围了杭州某酒店，冲入奚大康的房间：“我们是上海警察，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健平。”

“你是哪里人？籍贯？年龄？”

“我是安徽宿松人。”

“如果我们没有弄错，你就是宁波的奚大康吧？”

“你们认错人了。”

“你说你是安徽宿松人，为什么讲一口宁波话？你说几句安徽宿松话让我们听听？”

奚大康忽然低着头不吱声了，神态变得非常怪异。过了好一会儿，他慢条斯理地说：“我生了一场大病，失忆了，什么都忘记了。病好了之后，就只会说宁波话了。”

侦查员甚至有点儿佩服眼前这个家伙，电影里的情节居然都被他用上了。

奚大康被带到公安局，侦查员特地录了一段他儿子的视频让他看：“这个人是谁？你不会想不起来吧？”

奚大康木然回答：“我不认识。”

够狠，侦查员心里暗想。这时，门被推开了，一个刑侦技术人员送来一份报告。“我们已经做了DNA比对，这是你的亲生儿子。”

“我记不得了。”

侦查员把曾经在A证券公司工作过的古牧叫来，问奚大康：“这个人你不会不认识吧？”

奚大康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失忆了，不认识这个人。”

嫌疑人打算死扛到底，但侦查员并不着急：“奚大康，告诉你，别以为你想失忆就能失忆。你这样的，我们见得多了，你的表演还不算最精彩的呢。等医学专家的鉴定送到法庭上，你就是装得再像也没用。你要清楚，我们的“猎狐”行动没有特区，也没有盲区！”

奚大康用“我失忆了”一句话以不变应万变，侦查员会用万变来破解他的这个不变。外逃十八年的“狐狸”抓回来了，如今已成为瓮中之鳖，且让他表演去吧，总有他哭的那一天。

这不仅仅是侦查员的自信，其实也是一个国家的自信啊！

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说：缉捕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的工作，永远在路上，只要还有一名逃犯尚未归案，缉捕工作就一刻都不会停止。

上海市公安局秉承“天涯海角，有逃必抓”的决心，持续深入开展“猎狐2015”专项行动，将有更多的“狐狸”被法律的大网罩住！

分类：大案要案 作者：童孟侯 期刊：《啄木鸟》2016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