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要案〗巨爆追踪

引子

进入山区，气温骤降。昨晚下雪了，公路旁的岩石崖壁以及田间地头，到处都能看到积雪，雪虽不厚，但在贵州，这却是比较少见的景象。天色渐暗，窗外的山形轮廓越来越模糊，赵翔的身体随着行进的汽车上下颠簸。这情境，让他突然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那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他刚刚担任平坝县公安局长，堆积如山的案件像大山里的石头一样重重地压在他的肩上。贵州山多，不少涉嫌杀人、抢劫、贩毒的要犯为逃避打击，干脆钻进大山，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那年大年三十，赵翔带着六七个刑警，带上简单的行囊，挤上两辆老式吉普，悄悄开进了山里。老式吉普没有空调，人在车里冻得思维都僵硬了。吉普车翻山越岭，在崎岖的道路上颠簸，在险象环生的悬崖峭壁间穿行，时不时一个突然减速或转弯，让人心惊肉跳。在一条山间的断头路上，疲惫的吉普终于“罢工”了，追逃小组只得步行……

为了不暴露身份，追逃小组化装成当地人，在山里踏冰卧雪与逃犯周旋，饿了啃干粮、渴了喝山泉、困了睡岩洞，整整鏖战了六天五夜，最终把七名逃犯抓捕归案。城里的群众和战友们用鲜花和鞭炮迎接归来的英雄。从此，赵翔把平坝县公安局这个光荣集体带上了“全国优秀公安局”五连冠的辉煌之路。

1997年隆冬的一个上午，已经升任贵州省公安厅禁毒处处长的赵翔突然接到黔西南州公安局的报告，毒贩将在云南省德宏州露西县的滇缅边境与缅甸毒枭交易大宗毒品。赵翔本可以坐镇黔西南州兴义市公安局指挥，但他担心头一次参加跨境作战的弟兄们的安全，果断决定与他们一同奔赴一线。

从兴义到滇缅边境，只有昆明到楚雄的公路是等级公路，其余都是二战名将史迪威将军留下的“弹石”公路。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艰苦跋涉，次日凌晨两点，参战民警全部结集在露西县遮放镇。此时，离交易时间还差四个多小时。绕道走好一点儿的公路相对安全，但肯定赶不上交易时间，还会失去最佳时机。赵翔果断决定，冒险走乡间小道。

为了不引人注目，德宏的警察兄弟把赵翔的“三菱吉普”换成了“北京吉普”，怕车灯暴露行动，行车全程关闭车灯，只能借着月光向滇缅边境行驶。

这一辈子走过多少险峻的道路，赵翔已经记不清楚了，但这次绝对是他这一生中最难忘的行程。山路险峻，有的地方车子只能勉强通过，驾驶员不敢冒进，就叫随行的侦查员在车子前方用手机屏幕的微光照明，轮胎不能有半点儿偏离，否则就会掉下深不见底的山谷。有几次，被吓得一身冷汗的驾驶员担心赵翔的安全，要求他下车。赵翔急了：“往前开，没有事，要死我陪你！”他只想着怎么能够尽快赶到目的地，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第二天拂晓，他们终于提前半小时赶到设伏地点。接下来的事情没有一丝悬念，仿佛就是精心设定的一盘棋局，毒贩在规定的时间出场，潜伏的侦查员迅猛出击，犯罪嫌疑人全部束手就擒。

原路返回的时候天已大亮，随行的所有队员站在高高的山梁上，看着几小时前走过的艰险小道，再看着狭窄小道两旁的万丈深渊，都不敢相信昨晚怎么那么大的胆子，黑灯瞎火的，竟然敢走这样的路。于是，赵翔命令所有人员改道回程。赵翔也是一阵后怕，要是那天夜里有人掉下山崖，该怎么交代？

回忆起这些经历，想到民警们为了破案，连命都不要了，赵翔的眼眶微微有些发红。

多年前的细节突然如此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人世间，有些变化是慢慢进行的，但当你察觉到变化时，早已物是人非。赵翔仿佛突然才意识到，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是快要退居二线的年龄了……

“赵副厅长，我们快到了。”潘战的声音把赵翔从回忆中拉回现实。

人一旦经常陷入回忆的状态，是不是就说明老了？不过，让赵翔略感欣慰的是，面对重大案情，他觉得自己依然像年轻时一样兴奋，就仿佛紧绷的弹簧，随时都能爆发出力量。

赵翔打开车窗，让冷冽的山风清醒一下头脑。他要打起十二分精神，迎接——想到这儿，他心中五味杂陈，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也许，是迎接自己从警生涯中的最后一次挑战。

不过，直到这一刻，赵翔也没有意识到，这一次挑战是多么的非同寻常。未来的五十二天，不仅将成为他本人，也将成为专案组六百多民警难以磨灭的记忆……

案发年关

2014年1月13日，农历癸巳年十二月十三。这一天本算不上什么特别的日子。如果一定要说特别，那就是离农历甲午年春节还有十八天，空气里弥漫的年味越来越浓，偶尔传来零星的鞭炮声，仿佛是新年渐渐临近的脚步。

和往年的这个时候一样，位于贵阳市龙洞堡的贵州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里依旧忙碌。民警们对于过年的概念和常人不同，岁末年关，案件高发，往往是他们神经最紧张的时候。好在他们早就习惯了，忙归忙，紧张归紧张，毕竟是常态。如果这时候突然冒出个什么大案，他们也不至于多么吃惊。只是他们谁也没想到，这天发生的案子，已经不能用吃惊这个字眼儿来形容了，是震惊！

1月13日十四时三十八分，刑侦总队长陈小刚接到黔东南州公安局刑侦支队长朱江平的电话：“凯里市龙场镇老山村一个叫别干太的地方刚刚发生爆炸，初步确定死亡三至五人。我们正在赶赴现场的路上……”

陈小刚的神经猛地绷紧，爆炸案可是敏感案子，会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更何况眼看就要到春节了。从朱江平目前掌握的情况看，那个叫别干太的地方地处荒郊野外，爆炸现场是个流动赌场，据说有不少赌徒在此聚集。朱江平刚才说的“初步确定”让陈小刚心里不踏实，但愿伤亡人数不要再扩大……

情况紧急，陈小刚马上向分管厅领导赵翔报告案情。接着，又把电话打到厅党委办公室，请潘战立即通知各位厅领导。不巧的是，省公安厅厅长孙立成正在参加全省政法工作会议，手机处于屏蔽状态。

时间紧迫，陈小刚马上与指挥中心取得联系，请他们派人当面向孙厅长汇报。这起爆炸案非同小可，党委政府、新闻媒体以及广大群众都会立刻将目光聚焦于此，而且大家最先在意的总是死亡人数。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有关规定，死一人是县局管辖，两人归市局管辖，三人以上省厅要出现场，再多就要惊动公安部、惊动中央了。

陈小刚又把电话打到黔东南州公安局，嘱咐他们一定严格按照爆炸现场勘查的要求保护好现场，同时做好伤员救治和走访调查工作。之后，他通知刑侦总队侦查处、技术处、警犬处等相关人员：“半个小时后出发，去现场！”

下午三点，在省委的会场上，公安厅长孙立成刚刚传达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精神，这时，公安厅指挥中心副主任陈庆红悄悄来到孙立成身边，把一张纸条递给他。孙立成一看，立刻眉头紧锁。坐在他身边的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副省长秦如培敏感地察觉到他瞬间的情绪变化，侧过身对孙立成耳语：“出事了？”

孙立成悄声回答：“凯里发生爆炸案。”

“你先去安排，我把后面的议程走完。”秦如培说。

孙立成走出会场，一边了解相关情况，同时电话指示，全力抢救伤员，控制住现场，摸清爆炸的原因，做好现场勘查取证工作，并尽快做好舆情应对的准备。接着，副厅长赵翔的电话来了。孙立成指示赵翔，立即向公安部刑侦局汇报刚刚发生的爆炸案案情。

十五时三十分，各路人马陆续向凯里市龙场镇进发。最早从贵阳出发的队伍，由刑侦、法医、痕检等人员组成，在陈小刚的带领下，十几辆车在夏榕高速路上连成一线。黔东南、黔南两个州公安局的民警也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数百名特警和武警官兵也被调往爆炸现场，承担现场保护和警戒任务。有关爆炸案的消息雪片一样飞来，不幸的是，几乎都是坏消息，死亡人数在不断增加……

赵翔接到孙厅长指示后，迅速安排部署，然后带上潘战等人匆匆向凯里进发。上车前，赵翔还不忘提醒潘战一句：“山里头冷，别忘记带件厚衣服。”

对刑警来说，出差办案是常事。不过，此刻潘战心里确实多了一份挂念。他原定春节和未婚妻举办婚礼，现在看来，很可能要受影响。临行前，他抽空给未婚妻打了个电话。作为准警嫂，未婚妻对此表示理解，叮嘱一番之后，问他大概什么时候能回贵阳。潘战支支吾吾，因为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当然，在潘战心里，还是希望这个案子能迅速拿下，尤其是主持侦破此案的是赵副厅长这样身经百战的老刑侦。潘战从警十年，跟着赵副厅长侦破了那么多大要案，也许，凭着赵副厅长几十年丰富的办案经验，这个案子很快就破了呢，到时候还能整个好事成双！

尽管有领导提醒，但时间紧迫，潘战没工夫去找厚衣服。看看领导，也只不过顺手带了件薄夹克。不过，赵翔把手电筒、雨靴和雨衣都带上了。贵州地形复杂、气候多变，这套装备看上去不起眼，可到了山区，却是必不可少的。这种临战安排表明，赵副厅长早就考虑到现场的复杂状况，并且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了。

一路上，先期到达的陈小刚不停打电话向赵翔汇报现场情况，赵翔问起现场秩序，问起后勤保障，问过帐篷、睡袋、棉大衣，当问到伙食时，稍微放大了音量：“光有方便面不行，荒郊野外的，如果没有水，咋吃？一定要配点儿面包或者馒头才行！”

此时，凯里发生爆炸的消息已在网上扩散，随着死亡人数不断刷新，种种猜测和质疑纷至沓来。自媒体时代，资讯爆棚，任何一起重大事件，尤其是重大伤亡事件，瞬间就能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对警方而言，却意味着还没开场，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十七时二十分，全省政法工作会议闭幕，秦如培、孙立成没顾得上收拾行装，立即向凯里进发了。沿途不时有运送物资的军用卡车被他们超过，也有运送伤员的救护车迎面驶来。孙立成暗暗点头，看来，老赵的安排可谓有条不紊，面面俱到。

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副省长秦如培（左二），贵州省公安厅厅长孙立成（左三），副厅长赵翔（右一），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刘忠义（左一）现场指挥勘查工作

此前，孙立成在公安部纪委担任常务副书记、副总督察长，虽然到贵州任职还不到一年，但他经常深入基层调研，较快地掌握了全省的社会治安状况和公安队伍建设情况。爆炸案的消息传来，他意识到这是对贵州公安的挑战，也是对他本人的挑战。这样的挑战迟早要来，那就让它来吧！况且，有久经考验的贵州民警队伍的支持，有赵翔这样身经百战的老刑侦给他当副手，他坚信，这个案子一定能拿下！

别干太与“滚地龙”

龙场镇距凯里市二十公里，坐落于连绵起伏的群山中。老山村离龙场镇有七公里，村民们大多住在山坡上，居民成分以苗族居多。老山村周围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曾经是村里人致富的主要途径。但因为小煤窑的安全系数太低，伤亡事故也经常发生。2010年前后，低产能高消耗的小煤窑陆续被政府关停，而随后的几年气候异常干旱，又让当地村民发展水果、蔬菜种植业的努力泡了汤。村民们只得另谋出路，到城里打工。这其中也不乏成功者，但更多的人因为没有文化，甚至连汉语都说不好，进城也多是出苦力，很难谋到什么好差事。

自然，不是所有人都就此认命。这个世界有的是机会，只要你肯拼搏——爱拼才会赢！连歌里都这么唱。没有拼搏，没有梦想，就会被这个时代淘汰、抛弃。没有人希望自己被淘汰被抛弃，所以，村民们都强迫自己振作起来。可惜的是，不少人一开始就把他们努力的方向搞错了。

“别干太”在苗语中是边角旮旯的意思。如果说龙场镇是凯里最偏僻的地方，那么别干太就处于龙场镇最偏僻的位置。这块边远之地其实是半山坡上一块相对平坦的田坝，四周灌木丛生，土质不好，加之村里青壮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地都闲着。

不过，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同样的东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别干太这个地方也并非人人都嫌弃，有的人就觉得这里是风水宝地。中间低洼，那不正好是聚宝盆的形状？四边开阔，那也正好，都是路，稍稍有个风吹草动，就可以顺着山坡跑他个干干净净！另一个好处也不得不提，别干太距离龙场镇才十来公里，前后有两条公路，贴着山脚蜿蜒而去。因此，从另一个层面看，这里虽然偏僻，却也具备来去自由的方便。

说到案情之前，让我们先说说凯里的一件旧闻。2012年5月17日，凯里的一位市民在网上给黔东南州领导留言，称其哥哥迷上了赌博，短短两个月输了几十万，搞得妻离子散。

6月6日，凯里市政府回复该市民，警方已对市内存在赌博活动的场所进行了突击检查，依法销毁赌博机三十八台。但该市民并不满意，在网上发帖称，凯里的赌博情况并未得到有效遏制。此后，该市民又给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写信，引起了省公安厅的重视。8月26日，黔东南州公安机关再次查封凯里市涉赌场所十六家，销毁涉赌游戏机五百余台，刑事拘留三人，行政拘留四十四人……

故事虽小，但仔细琢磨，信息量却不少。

赌博在贵州一些地方十分流行。在黔东南地区，赌博已渗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比如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逢年过节都要开展斗牛、斗鸡、赛马等活动，获胜者自然有奖励，而那些未能直接参与到比赛中的群众，也往往会在场外下注。民风如此，有组织的赌博犯罪更是猖獗。就在凯里爆炸案发生之前不久，2013年12月18日，凯里警方还对地下赌博窝点开展了一次集中专项整治行动，抓获开设赌场人员七人、参赌人员五十七人，收缴赌资二十余万元。

因为城里风声紧，开设赌场的不法分子不得不另辟蹊径，向乡村向野外转移，于是，一些俗称“野赌场”的流动赌场也应运而生。2013年7月间，“滚地龙”赌场悄然落户老山村，几经辗转，于2014年初搬到了别干太。

所谓“滚地龙”，是黔东南一带比较常见的赌博方式。其主要道具，是一个自制的约两米宽、八米长的木盒子和三颗大骰子。三颗骰子从盒顶滚落，落到盒底，参赌人员选择押大或押小来决定输赢。“滚地龙”的名字想必就是从赌具的操作方式上得来的。赔率为1：1——押中的由庄家等额赔钱，押不中的，钱由庄家收走。如果三颗骰子的点数相同，称为“豹子”，庄家通吃。下注金额是由庄家的赔付能力决定的，小的十元八元，大的十万八万。这种赌法简单刺激，立见输赢，赌资流量大，极具诱惑力。后据警方调查，老山村开赌期间，每天参赌人数在四五十人左右，最多时达百余人，日平均赌资流量上百万。

开设“滚地龙”野赌场，只需在偏僻的山里找到一块平地，把事先做好的赌具运上山，搭一个棚子，即可开张营业。当然，赌场组织者还需专门招募一些人手，比如放风、看场子的打手，运送赌客的司机等。

就这样，别干太的地理位置，使它具备了开设流动赌场的各种有利条件，既隐蔽又开放。于是，别干太摇身一变，成了某些人的生财之地;相应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又是一块破财甚至倾家荡产的伤心之地！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老山村的赌场吸引的赌客大多来自凯里的周边县，诸如黄平、施秉、三穗等地，而凯里市和龙场镇当地，却很少有人光顾。这种状况和赌客的心态有关，他们通常认为远一点儿的地方更安全。

对赌徒李老三来说，没有哪个日子会比2014年1月13日更让他刻骨铭心。这一天来得太突然了，而且，它是李老三自己挑选的，就像老山村的别干太也是他自己的选择一样。没有人强迫他去那里，是他自己送上门的，这是不是更像一种宿命？

李老三是黔东南州三穗县人。他之所以兴致勃勃驱车一百二十公里跑到老山村参赌，主要原因就是他觉得开设在别干太的赌场是安全的。这个赌场，他观察一些日子了，有时仅仅看热闹，有时则带一些小钱练练手。1月13日之前，他来过别干太好几次，从未遇到警察。开设赌场的杨庆传、吴波等人的口碑，他也用心打听过。由此，他就得出结论，这个场子靠谱，靠谱自然可以大玩特玩！这个结论不仅影响了他，同样影响了一批和他有同样想法的赌徒，因此可以说，那天，他们是互相拉扯着走上不归路的。

到达龙场镇，李老三将自己的轿车停放在停车场，然后，搭乘赌场专门接送赌客的面包车，和十来个心里同样火烧火燎的赌客们一起，来到龙场镇北面约十公里的别干太。

那天的情形，起初与往日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天气异常寒冷，头天夜里还下了雪，山下的雪已融化，但山上的岩石草木依旧白皑皑一片。面包车从凯（里）施（秉）线小江口大桥拐进老山村村道不久，李老三就遇见了乘车下山的堂姐李芳。李芳说今天手气不错，和几个朋友当庄，赢了两万多块钱。听说山上这会儿还很热闹，李老三立即觉得心里痒痒的，这种跃跃欲试的感觉说不定就是赢钱的征兆。

“滚地龙”这样的赌博，一般有四种人参与。第一种人就是开设赌场的“堂主”，他们主要靠向庄家收取提成获利，有时他们自己也会下场充当庄家。如果有多位“堂主”，则“堂主”之间会按照参股比例分钱。第二种人是庄家。庄家通常是拥有巨额资金的大赌客，以两种模式向“堂主”缴纳提成：或者按时间，庄家每小时给堂主两千元到五千元;或者按每场盈利10%到20%的比例向“堂主”交钱。第三种人是小赌客，李老三就属于这类。最后一种人是放高利贷的，他们不参赌，但身上都带着大量现金，随时向赌客提供贷款，按5%的比例收取利息。

在这条彼此纠缠不清的“产业链”上，还包括接送赌客的司机，负责望风以及赌场秩序的打手，他们每天可以从“堂主”那里领取两百到五百元不等，此外，卖香烟、饮料、盒饭的小贩每天也能赚数百元。除了输钱的赌客，每个人都能得到好处，基本称得上“皆大欢喜”。

之前，李老三来过多次，就是为试试手气，探探吉凶。13日那天，他是铁了心要下大本钱的，为此，家里的农用车都卖了。他准备豪赌一把，如果手气好，以后可以和别人一起联手当庄家。然而，事后从结果来看，那一天实在晦气，差不多这一生都交待进去了……

到达别干太时，李老三特意看了一眼挂在赌棚上的石英钟，他记得当时是下午两点十五分。蓝色防雨布搭建而成的赌场里，几十个赌客正围在“滚地龙”赌台周围，大呼小叫，比拼着下注。扑面而来的那股浊气，让李老三觉得仿佛进了牲口棚，但这是他喜欢的味道，是钱的味道。李老三满心欢喜地走过去，不过，他没有急于参赌，而是坐在外围那几个放高利贷的中年男女身边。他不着急，先看看再说。

李老三挤在两个熟人中间，边聊天边看热闹。下注完毕，大骰子顺着坡面滚落，不少人站起身来，向前探着脑袋，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三个即将滚落到木箱底部的骰子上。

就在这时，赌台中央突然掀起一股夹杂着泥土的黑浪。李老三不及反应，只觉眼前的人都像纸人一样被这股黑浪掀了起来，接着，他自己也被掀了起来……

关于有没有爆炸的巨响，事后的取证中，争议很大。离事发地两三公里外的村民都听到了一声闷响，房屋也打摆子一样一阵猛烈摇晃，他们还以为是邻近的煤矿在放炮。而李老三却没听到爆炸声，场子里的其他幸存者也没听到——他们距离爆炸中心不远不近，近的全死了，他们离得稍远，直接就被震晕了。

五分钟后，李老三恢复了意识。他听到了周围的哭喊声，不过，唤醒他的不是哭喊声，而是剧痛。这时候，他才意识到刚才发生了爆炸，但他已看不到爆炸后惨烈的景象了。他在爆炸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一条腿，另一只眼睛视力严重受损。他努力睁开眼睛，看到的只是一片鲜红……

“老山前线”

十九时许，刑侦总队长陈小刚率队赶到现场。黔东南州、凯里市党委政府、武警、消防及医护等多方人员已经到达别干太。

此时，死者还留在原地，等待验尸取证。由于道路交通条件的限制，并不是所有的伤员都已送往医院，一些伤势较轻者最后才得到救治。至于那些没有受伤的，早就跑掉了。为什么呢？一是被吓坏了，属于本能反应;二是担心警方追究责任，于是逃之夭夭。附近村庄前来看热闹的村民，以及闻讯赶来的遇难者亲友，都围在警戒线外面，有些人还企图闯到中心现场一探究竟。因为下过雪，走动的人多，地面泥泞不堪，现场显得十分混乱。

黔东南州公安局刑侦支队长朱江平正在组织警力清理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并对现场拍照、录像。陈小刚率大部队到来后，立即下令采取三条措施：一是规划领导进出现场的路线，二是着手准备专业的现场勘查设备，三是对重点现场明确专人守护，禁止闲杂人等靠近！

与陈小刚同时到达现场的刑侦总队副总队长周松，对凯里乃至整个黔东南州，可以说相当熟悉。早在1998年，他作为一起重大案件专案组的成员，在凯里连续办了两起大案。后来，他到黔东南州公安局挂职副局长，一干就是八年。因此，当他听说凯里这边的“野赌场”发生了爆炸，第一反应就是可能有人输钱输急了眼，抑或“堂主”或庄家之间分赃不均，想不通了，这才一不做二不休。

周松记得，几年前，也是年终岁末，在黄平县，一个输惨了的赌徒，为了出一口恶气，往赌场里丢了个炸药包。好在这老兄胆子小，慌张之下装错了引线，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至于为了抢劫财物而炸赌场，也不是没有可能，类似的案件以前也发生过。那些铤而走险之徒之所以经常采用爆炸手段，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这里地处山区，开矿、修路、取砂采石，处处需要使用炸药，而相关部门管控不力，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不过，现场的惨状还是让周松十分震惊。陆续来了不少熟人，有省厅的，有州局的，也有市局的，更多的是虽不在同一单位共事却一起办过案的同行，大家因为这起爆炸案聚到一起，都有些久别重逢的激动，但脸上的表情一律是沉重的。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的确很难放松，大家只是握握手，拍拍对方的肩膀，克制地表达彼此的问候。周松还遇到了凯里市局的一位副政委，想起这位副政委曾经在黄平县某镇派出所工作，周松心里一动，马上把对方拉到一边问：“你熟悉黄平的情况，看看这手段，这狠劲，像不像那里的人做的？”

可惜的是，对方刚和他打过招呼，还没来得及说上两句，就被旁边的人叫走了，这个话题没有进行下去。案子破了以后，周松多少有些懊恼，事实证明，当初自己的直觉是对的，可是为什么没有顺着这条思路走下去？

等大部人马到齐时，现场已是另一番景象。照明设备到位，临时帐篷也支起来了，各种物资堆放整齐，看上去，更像一个连夜赶工的工地。这时天已经黑尽，爆炸中心所在却被几盏探照灯照得如同白昼。强光之下的现场，似乎把白天的血腥放大了无数倍。天气很冷，雾气弥漫，地上的枯草凝结着白霜。四下静得出奇，哪怕寒鸦突然的啼叫，也让人有点儿毛骨悚然。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那是死亡的气息。还有硝烟味，随着风势忽浓忽淡，即使在爆炸后几个小时，也没能完全散尽。

这一点，刑侦总队大案处副处长王键记忆深刻。当时他正用一只塑料小方凳当桌子，统计和记录现场的有关数据，一股硝烟味随风而来。电话响了，对方问：“你在哪里？信号太差，听不清……”

他站起身，想找个合适的位置，可是脚冻僵了，不听使唤了。是啊，我在哪里？他环顾四周，仿佛时空错位，眼前非同寻常的场景又让他觉得似曾相识。是的，他一下子想起了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影片中出现过类似的画面。他有些恍惚，感觉自己是一个士兵，从枪林弹雨中生还，环顾左右，试图探明自己身在何处。

“我在老山前线！”他凶巴巴地吼了一声算作回答。

没错，老山村的爆炸现场，自然可以算作“老山前线”了。

现场

1月13日十九时五十分，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副省长秦如培与省公安厅厅长孙立成赶到现场。

后来，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孙立成厅长回忆说：“对这个案件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党委对这个案件的重视程度之高，前所未有。我还在赶往现场的路上，省委赵克志书记就给我打来电话，了解案情，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要求，而且省委书记、省长在第一时间联名向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发出了公开信，要求动员起来，在全省开展一次打击赌博犯罪的专项斗争。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那天晚上一共给我打了三次电话，非常关心案件的情况。”

陈小刚总队长引领着秦书记和孙厅长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山坡上走去。尽管陈小刚事先打预防针一样介绍了现场的情况，但爆炸中心的惨烈程度还是大大超出了领导们的想象，气氛有些压抑。陈小刚指着探照灯下的那个烂摊子——依稀看得出是一个倒塌的棚子，棚子的框架上残留着蓝色防雨布，此刻正在风中簌簌抖动。陈小刚告诉秦书记：“这就是赌场……”

炸点在棚子的中心，很显眼，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大坑，据后来测量，深度为0.8米，直径为3.3米。从地下翻出来的土是黄褐色的，与周围的积雪形成鲜明反差。

以炸点为中心，东、南、北三个方向，分布着十多具尸体，大多是不完整的，断肢残骸随处可见，有些甚至被抛到二十米之外的树丛中，地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凝固的血迹……令人诧异的是，棚子东侧一根横梁的北端，竟然还挂着一只红色的石英钟，除了表面玻璃破碎，其他零件都不少。这差不多是现场唯一保持完整的东西，当然，它已经停止走动，指针停留在两点三十七分五十四秒。不过，这并不是爆炸发生的准确时间，后经查证，爆炸发生在十四时三十三分。

“太惨啦，太惨啦！”秦如培书记摇着头，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他以前也见过不少刑事案件或突发事故的现场，但与眼前的爆炸案相比，惨烈程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是啊，”赵翔副厅长感叹，“在我办过的案件里，这应该是死伤人数最多、性质最为恶劣的一起。死了这么多人，这么大的破坏力，得用多少炸药啊！”

孙立成厅长说：“死伤这么多人，可以想象社会关注度会有多高！”

“是啊，大家都会盯着我们，看我们贵州警察有没有真本事。有句老掉牙的话，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其实多半都是事后说给别人听的。可是现在，除了这句话，我也想不出别的什么话了。”秦书记停顿一下，“你们一定要抓紧破案，把罪犯绳之以法，给公众一个交代，也给受害者家属一个说法！”

“一定！”两位厅长异口同声地回答。

对公安机关来说，任何命案，无论大小，在真凶落网之前，压力总会如影随形，伴随始终。作为省公安厅的两位负责人，这么大的案子摆在面前，即使别人不施加压力，压力也会不请自来。秦书记可能也觉得压力一下给得太大了，于是又给两位厅长减压。他转移话题，问赵翔：“怎么样，有点儿什么头绪没有？”

赵翔摇摇头，这可能也是他感到气馁的地方。从他到凯里，再到案发现场，几乎还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可支撑案情研判的。案发地处在荒郊野外，无视频监控，无人员居住。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探头在爆炸点三公里以外，是一家工厂自己安装的，效果极差，路上汽车一过，灯一闪，只留下一团刺眼的白光，估计对排查帮助不大。而且，手机信号不稳定，时有时无，甚至会出现“漂移”现象，无法准确定位。至于那些爆炸中的幸存者，不是失聪就是脑子短路了，还没回过神来，全都是一问三不知，自然也提供不出有价值的线索。如此威力的爆炸造成的伤害可能是永久性的，能不能唤起爆炸前的记忆，暂时也说不好。凶手究竟是谁，动机何在，人在哪里，是死了还是活着？这些破案最要紧的构成因素，目前都还是悬疑。就初步排查的结果来看，侦破这起爆炸案的难度，可能要大大超过赵翔的预期。

“现在来看，难度很大——当然，难度再大，我们都会克服。如果现代化手段暂时派不上用场，那就只能用传统的方式，一摸二排三审查，下苦功、打硬仗，先从现场勘查入手……”赵翔不想把话说得太满。不过，这样一来，他就一反常态了，和他一贯的北方硬汉作风截然不同。

果然，秦书记听出来了，又赶紧给他打气：“管他传统还是现代，能解决问题就行！”

孙立成厅长建议：“等部里的专家来了，我们商量一下，统一一下意见，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这个案件，不仅是孙立成履职担任贵州省公安厅厅长以来面临的第一大案，也是贵州警界几十年来所面临的第一大案。要说此刻他的心情，用面对央视记者采访时说过的话来描述，再贴切不过。他说：“这个案件是对贵州公安的一次大考，如果案件破不了，贵州公安就是不及格。而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无论向组织还是向人民群众都无法交代……”

眼下，显然是个难局，但茫然也好，困惑也罢，对赵翔来说都是正常的。他从警三十多年了，分管刑侦工作，先后参与过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造成重大影响的案（事）件侦破工作，比如瓮安“6·28”事件、福泉“11·1”爆炸事故、关岭“1·12”枪击案、威宁中水“8·12”杀人案、威宁“12·31”九人死亡事故，以及印江金店百万珠宝抢劫案、遵义法警被杀案等大案要案，哪一件是轻而易举就能拿下的？一开始不都是迷雾重重，甚至看不到任何希望？所以，案情再复杂，侦破难度再大也算不了什么，无非就是要你拿出全部的看家本领，多动脑筋、多吃苦、多卖力而已。这么一想，难度似乎也变得可感可知了，就像夜幕之下那些影影绰绰的大山，看起来既远又近。

二十一时十五分，一行人来到凯里市龙场镇政府，秦如培书记主持召开现场工作部署会，明确由秦书记牵头，成立由孙立成负责的案件侦破组、黔东南州委书记李飞跃负责的善后处理及综合保障组、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彭德全负责的舆情信息组、省卫生厅负责的医疗救治组。会上，孙立成要求省公安厅、黔东南州公安局、凯里市局成立联合指挥部。

二十二时二十五分，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与孙立成通话，指示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抓紧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尽快查清案发原因，确定犯罪嫌疑人;二是全力救治伤员;三是做好相关的稳定工作和善后工作;四是注意舆情引导;五是有重要情况及时报告。

驰援

1月14日凌晨一点，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刘忠义抵达凯里。刘忠义是国内著名的刑侦专家，也是此行的公安部专家组中名气最大的一位。他曾指导和参与破获的一些重大案件都是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比如周克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涉案千万元的衡阳团伙抢劫案等。然而有关他的事迹，见诸媒体的资料少之又少。正因为行事低调，作风稳健，让他多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南方周末》曾在周克华被警方击毙的当晚，对刘忠义做过专访，并以《周克华密码》为题刊文报道，一度将他带入公众视野。文章中，刘忠义详解八年破案全程，对周克华“这个职业犯罪人”进行分析和解读，称在警方击毙周克华之前，他的性格、相貌、身份乃至走路时右腿比左腿快0.02秒等习惯，已逐一被警方掌握。密码全部被警方破解后，周克华终于打光底牌，走向穷途末路。刘忠义反复提到“前期工作对犯罪嫌疑人信息研判发挥的作用”，强调长达八年的积累和铺垫，对最终毕其功于一役的重要性。周案的告破，融合了当今最先进的刑事侦查理念和技术，在中国刑侦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刘忠义作为公安部专家组的负责人，其名探风范，于文中可见一斑。

陈小刚打去电话时，刘忠义正在河南指导办案。那是一起银行抢劫案，除了案情盘根错节，他同时也在忍受着腰椎疼痛的折磨。几个月前，刘忠义因左腿肌肉萎缩和腰间盘突出刚做过手术，医生说术后恢复需要八个月到一年时间，但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刘忠义只用了四个月就“重出江湖”，结果造成二次损伤，手术效果大大打了折扣。医生叮嘱他，他这病坐的时间长了不行，走的时间长了也不行，最好是躺卧静养。可老天成心要折磨他，让他这个赫赫有名的刑侦专家不得不腰部扎上绷带，马不停蹄地辗转于一个又一个案发地。这次他能放下手头的工作，连夜从郑州飞来，一方面说明这起爆炸案的影响有多大，另一方面，可见公安部对此案的重视程度，以及志在必得的决心。

公安部专家组的到来，尤其是刘忠义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专家的出现，无疑给寒天冻地中坚守岗位的公安民警们打了一剂强心针。有这么一位大名鼎鼎的神探莅临指导，破案的信心无形中又增加了几分。孙立成、赵翔两位厅长与刘忠义都是老相识了，尤其是赵翔，他的握手与拥抱，来得更加有力。

赵翔和刘忠义都是老公安了，又多年从事刑侦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奉献多年。赵翔副厅长分管刑侦总队和禁毒总队，对公安工作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两个部门是公安队伍的核心所在，工作最苦最累，麻烦也最多，但同时这里又最锻炼人。刘忠义也一样，调到公安部之前，他曾是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长，与赵翔算是真正的同行。两人那时候就打过交道，一起开过会，一起做过案情研判，可以说是知根知底，都佩服对方的见识与胆略。

刘忠义在赵翔的陪同下来到爆炸现场时，已是1月14日凌晨两点钟。刘忠义朝爆炸中心走去时，尽量踩在别人留下的脚印上，慢慢地找着落脚点，为的是避免对现场的破坏。每遇到一具尸体，他就停下来，默默地凝视片刻，既像观察又像默哀。赵翔和他一样，也踩着前面的脚印行进，两人就像过一条小河滩，一前一后来到炸点。

依照各自的经验，两人针对炸坑形态、坑沿松紧度等情况交换了看法。看来炸药是埋在赌具的盒子底下的，爆炸释放的当量及破坏形式不像TNT，至于是哪种炸药，哪种启爆方式，用了多少炸药;犯罪嫌疑人是一个还是两个，要想移动那么重的一个大盒子，一个人的力气够不够;爆炸时他或者他们在哪里，是死了还是跑了，动机何在……尽快揭晓是当务之急。

“先不管这些。”赵翔打量着炸坑，“我们就认个死理，一点点挖，一点点抠，不信找不到有用的东西！”

刘忠义就在炸坑旁站着，一动不动，甚至眼睛都不眨一下。看上去，与其说在思考，还不如说在凭吊，仿佛在追思亡者，偶尔会从嘴里蹦出几个词，当然只有他自己才听得见，跟在一边的赵翔也不知道他在念叨什么。

远处有人招呼赵翔，赵翔却示意大家不要打扰刘忠义。对于一个优秀的刑侦人员来说，面对现场的第一眼是最重要的，甚至能决定破案的走势。

刘忠义终于回过神，两手摊开，朝上做了个张开的动作，然后转过身对赵翔呵呵一笑：“老赵啊，我同意你的看法，现代的科技手段，啥都用不上，只能用老办法，走传统模式。目前来看，难度会很大，搞不好就是人海战术，地毯式搜索，这一点，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赵翔很想和刘忠义深入地聊一聊，比如那个玄妙的手势，还有他对案情的初步评估，但他忍住了。他估计刘忠义还没有想好，换成他，也不会把不成熟的想法说出来。但有这种默契已经足够了，足够支撑他朝着某个方向一直走下去。

有了这个共识，接下来，赵翔和邹碧声两位副厅长在凯里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主持召开了一个专案分析部署会，研究确定“1·13”案的工作方向和重点。此时，由公安部刑侦局大案处副处长柳佳带队的公安部专家组一行七人陆续到达凯里，有的还没放下行李就进了会场。赵翔就目前掌握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提出了办案思路;案发地公安机关负责人对有关情况作了汇报，对领导和专家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和解释;刘忠义谈了对爆炸现场的初步印象，肯定了赵翔提出的侦破思路，并给出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专家们则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出发提出建议。不知不觉中，这个会开到了凌晨四点多。

眼看天就要亮了，想到山上光线太差，去了现场也干不成事，赵翔便叫大家去休息。大家都说，宾馆也没必要去了，就地打个盹，再一起去现场。说着，大家就在会议室里搬桌子拼椅子，胡乱凑合着休息一会儿。

这时候的别干太，在爆炸中心的周围还有很多人。法医王运模和省公安厅痕迹物证中心的几位同事，头天晚上七点多钟就跟着技术处处长陈康到了山上，一直待在现场外围等着专家组。而专家们是午夜后从各地陆续赶到的，到了凯里又在临时指挥部开会，不知要开到几时。终于得到确切的消息，现场勘查推迟到天亮后进行，王运模他们这才钻进停在半山腰的车里，好歹睡了一小觉。账篷数量有限，而且即使在里面也睡不着，眼睛刚闭上就给冻醒了。由于地面潮湿，坐没坐处，更多的人只能站在田坝边，围着篝火，度过临战前的一夜。

“现场就是凶手的名片！”

1月14日八点三十分，来自公安部、贵州省公安厅以及贵阳市、黔南州、黔东南州公安机关的一百多名刑事技术人员，在老山村“1·13”爆炸案现场别干太会合。

进入现场之前，赵翔告诫大家：“现场就是凶手的名片。任何一丁点儿疏忽，都可能让凶手从我们的眼皮底下溜掉！我要你们打起精神，睁大眼睛，堵住所有的缺口，把犯罪铁证抓住！”

在贵州，就现场勘查的范围而言，除了福泉马场坪“11·1”爆炸事故，就要数凯里的“1·13”案了。而从警力投入上看，“1·13”案的规模要大得多。凯里“1·13”爆炸案是一起严重的刑事案件，犯罪分子有预谋，有一定的爆炸枝术，这就要求现场勘查要更严谨，更规范，更细致，标准也更高，要为最终破案打下坚实的基础。

现场的地面上，用红色警戒带分划成一个个方格，警戒带不够用，就用普通的绳子代替。密密麻麻的格子，多得数不过来。当然，也不用数，这种网格化分区，每一格都放置了标示牌，现场共划分为九十五个区域。炸点周围，东西向二十二米、南北向十米范围内，编号为0区，也是核心区。核心区域的小方格很小，不足一平方米。其他区域，即1区至94区，属于外围区，每一格五米见方。有人小声嘀咕说：“都说天罗地网，天罗咱没见过，但地网应该就是这样的吧。”

人员分工定位后，先由痕迹、影像、法医技术人员打开通道，进入现场标示并记录炸坑、尸体位置。对现场进行定位保全拍摄后，由北京来的法医专家田雪梅副处长、王坚处长、孙建军副处长、刘开会处长以及省厅法医专家王运模等十五人组成的法医组首先进入核心区。他们穿着白色和蓝色的现场勘查服，戴着口罩、手套，脚上套着鞋套，对受害者的遗体进行归类、生物样本提取。这项工作是有时效性的，因为生物样本每时每刻都在变异，受环境的影响很大。

十五位法医专家被分成了五个组，一个组对付三具尸体。不过，这也是泛泛而言。因为爆炸现场几乎看不到全尸，有些尸块甚至难以判断出自何处，只能作为无主的尸块，附上吊牌存疑。它们最后的归属，可能要由实验室的DNA鉴定才能确认。

法医们在进行尸检时，需要现场解决几个问题：首先是个体特征的甄别，比如疤痕、痣等生物标志，确认是不是同一人;然后是这个人的大致身高、性别、年龄，以及有无爆炸外的损伤;最后则是对损伤的进一步确定，如受伤位置，是否致命，有无残渣随爆炸混入——这些残渣很可能与爆炸物有直接关联，是爆炸装置的一部分。

尸检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通过这十几具尸体在现场的位置，还原出爆炸瞬间的状态。这种现场还原，既可以判断爆炸的威力，还有可能顺藤摸瓜，让嫌疑人现形！

生物样本的提取和鉴定在当天中午一点钟结束，之后，遇难者的遗体被送往殡仪馆暂时保存，而由法医们提取的各种样本则以最快的速度送往省厅或公安部进行物证鉴定。按王运模的说法，他当时还是满怀希望的，也许通过DNA的比对，能加速对犯罪嫌疑人的指认，在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例子。

晚上开会前，王运模遇到赵翔副厅长，两人错肩时，赵翔叫住他：“王老，今天你那里能给我整出个把人不？”

王运模知道赵厅长在跟他开玩笑，他人长得显老，做事又沉稳，所以厅长喜欢这么叫他。他赶紧答道：“可以，全部兜着的，一个不漏！”

“一个不漏还不行，要把他揪出来！”

遗憾的是，检验报告出来后，王运模发现，除了警方查证的参赌人员，并没有其他可疑的DNA存在。这当然有两种可能，一是凶手当时没有受伤，二是凶手根本就没有在中心现场。如果这还算一种收获的话，那么理化那边的残留物检验就更让人失望——那些送检的死者身上的衣物和现场杂物，比如泥土、门板等爆炸中心残留物，甚至死者的手指甲泥都检查过了，竟无法找到有价值的线索。专家分析，这可能和当时潮湿的天气有关，因为头天晚上下了雪，无机炸药具有水溶性，在这些物证上的留存量极少。

贵州省公安厅的物证鉴定中心在西南地区颇具影响，被公认是一个很权威的鉴定部门，但为了保险起见，这些检材又被送往北京作进一步鉴定。北京的鉴定结果与贵州一致：虽有铵留存，但并不足以确定炸药的类型。

勘查

法医组已经预先登场，其他几组则随即分布到爆炸现场的九十五个区域。勘查过程中，要求撰写现场勘查笔录，提供现场绘图，确保物证的合法及溯源性，所有物证均有编号、有名称、有提取部位、有提取方法、有提取人的记录。

几位爆炸现场勘验专家在对炸坑做过仔细的勘测后，发现与他们以往的经验出入很大，几乎没有类似的案件可资借鉴，每个人的意见都迥然不同，争议很大。比如说炸药量，专家们接触过的预谋性爆炸案现场，炸药量一般也就是几百克，远远不足以造成此案这么惨重的后果;再比如炸药的安置，确定了埋入式还不够，埋得是深是浅，一个相对准确的数据还需要慢慢地推算出来;最重要的是炸药的种类，一时也难以确定。总之，要对爆炸案现场做出初步的评估，一系列复杂的计算和论证看来必不可少。

爆炸专家之后，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痕迹专家班茂森处长带领部分技术人员对炸坑进行勘查。他们把核心区再次细化，每人负责一个小方格，或蹲或跪，从泥土里、草根下一点一点抠，提取所有可能遇到的生物样本、爆炸残留物以及烟头、纸巾、食物残渣等，就连地表的泥土也被筛选了六七遍，并分袋贮存，以备再次勘查。

在外围区的勘查以省内的技术人员为主，他们的工作同样艰巨。由于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不同，理解力、执行力也不同，而这些都可能会影响最后的勘查结果，因此，省厅刑侦总队技术处处长、痕迹物证中心主任陈康一直在外围区不停地走动，时刻提醒大家要万分小心，不能放过任何可能与犯罪行为有关联的物证。

先求“全”，再保证“精”，最后才是关联。这是陈康的思路。对现场勘查来说，求“全”就是不放过每一个痕迹物证，实施地毯式搜索，之后才是对重点关键物证反复检验，找出与犯罪的关联——这才是现场，亦即“犯罪分子名片”的解读法。当然，要做到关联并不容易，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要分析、判断，去芜存菁，一步步靠近真相——但这是后话了，前提是你要有完整的没有遗漏的物证收集。

民警们在被分划成九十五个区域的现场进行勘查

陈康已从警二十八年。他是学理工科出身的，毕业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除了专业知识，他一向严谨沉稳的作风，也让他在做物证鉴定工作时受益匪浅。同时，陈康很善于学习。像赵翔这样全国知名的老公安，之所以具备对案情游刃有余的研判力，以及各种刑侦、技侦手法的灵活运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对“物”的态度，亦即他们对物证的重视。在陈康看来，自己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与赵翔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他参与过赵翔主办的很多案件，赵翔办案时对物证的“偏执”，也在陈康身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2010年在威宁中水发生的“8·12”灭门惨案，作为专案组成员，他跟着赵翔去了现场。经过仔细勘查，确定此案系一人所为，凶手半夜入室行凶，动机不明。受害者一家三死一重伤，现场到处都是血迹。但是，凶手留下的线索却不多，除了一枚沾血的鞋印，就剩下一滴血迹。这一滴血看似毫不起眼，但其所处位置相对于受害者留下的大量血迹显得孤立。凭着这一滴血提供的DNA信息，赵翔指示专案组在男性死者的家族中展开Y系排查。排查进行了十多天，连最有可能作案的死者的堂哥都被排否了，案件侦查走进了死胡同。

“怪事！”赵翔发火了，“你们肯定是把什么人给漏掉了！”

果不其然，又过了一遍筛子，发现那位堂哥有个十四岁的儿子，案发后不知跑哪儿去了。这事起初就没人在意，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能做出什么事来？这可是三死一伤啊！现在赵翔下令找人，其实大家也没抱多大希望。但是，当侦查员们来到河北某地的一处建筑工地，当要找的人出现在他们眼前时，全都吓了一跳。这哪儿像十四岁的孩子啊！身高一米八，长得五大三粗的，在工地上当搬运工。毕竟是个未成年人，一审就招了。入室盗窃，是冲着钱去的，行窃时被发现，于是行凶杀人。刀子都捅弯了，最后把自己的手割了一个小口子，流下了一滴血。DNA比对的结果，作案工具的起获，都与他的口供相符。

跟着赵翔一起破过案的人几乎都会说，和他在一起能学到不少东西。别的不说，光是那股子较真劲儿，就够你学的了。任何一个案件，不管走到哪一步，他都铆足了劲儿，全身心投入，每一步都走得扎扎实实。他常说，先不要管结果如何，问问自己，是不是功夫下足了，力气都使出来了？如果连这种基本功都不具备，那还破什么案？

在陈康看来，这还只是皮毛而非精髓，认真固然不错，但赵翔办案的精髓还是他对物证的态度，有了这个前提才会有后面的认真和全身心的付出。

在本案中，陈康带领的团队——刑事技术工作组，主要承担现场勘查、检验鉴定、现场实验、现场复原、物证保全、重点人员住所搜查、重要物证关联分析、关键物证的剖析及制作现场勘查卷宗等工作，工作量十分惊人。就拿现场勘查来说，事后统计，他们复勘现场竟有四十一次之多，累计参与勘查现场人数达四百余人次！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大家心里都清楚，案件不破，勘查不止，检验不停，这是赵翔的要求，也是陈康的要求，更可以说是整个案件侦破的关键所在。

残缺的电路板

现场勘查总算有了一些发现。在炸坑内提取到疑似电雷管脚线皮一段、纽扣电池一粒、金属丝一段、电瓶铅网残留物一块、黑色碎布片一块、蓝色电线一段。在炸坑边缘以外的核心区域和外围区域，也提取到了被炸损的电路板、电雷管脚线、电容器、蓄电池铅网、蓄电池外壳等。这些物证看上去全都是残渣碎片，有些甚至碎成了芝麻粒大小，但在行家眼里，它们都是宝贝。

这些关键物证的发现，着实令人欢欣鼓舞。尤其是那一小块残缺不全的电路板，专家初步判断，应该是遥控装置的起爆器电路板。连见多识广的刘忠义都觉得很幸运，因为据以往的经验，这块电路板完全有可能被炸成粉末！

山上的雾岚在渐渐散去，预示着今天将是个晴好的天气。陈小刚那里也传来好消息，通过连夜走访调查，已初步摸清施秉县人向玉华的赌场与本案吴波赌场之间的矛盾关系，放贷人员与赌客之间的矛盾关系，重点对象已纳入视线。为了尽快把头号嫌疑人吴波缉拿归案，赵翔赶往黔南州都匀市，坐镇指挥抓捕行动。

稍后，专家组确定，爆炸物系以浅埋覆盖的方式埋置于赌博器具“滚地龙”盒子的正下方，起爆方式应为电磁波遥控引爆，炸药种类为硝铵类炸药。

赵翔在都匀接到刘忠义的电话，得知现场勘查如此顺利，很是开心：“太棒啦！忠义，辛苦你们啦！”他告诉刘忠义，排查工作也很顺利，初步查证，当天到过现场的有四十六人，已找到三十一人。

“老赵，别高兴得太早。我估计，你要找的人这会儿还活着，不一定在你手里。”

“我也是这么想的。他既然拿着遥控器，不会离炸点很近。现在我倒希望他活着，至少在我们找到他之前，好好地给我活着！”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赵翔与爆炸案打过不少交道，在他看来，爆炸案中的引爆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用的是遥控器，那么作案人八成还活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不想死，否则，他可以自己拎个包，或者把炸药绑在自己身上，进了赌场，只需一个动作，轰的一声，他没了，爱恨情仇也一起没了。但是，现场勘查发现了遥控器，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犯罪分子没有死，并且离现场不远。这样一来，至少警方下一步的侦查有了方向。

1月14日二十时，秦如培在黔东南州公安局主持召开专案会议，宣布成立“1·13”专案指挥部。孙立成任指挥长，赵翔任常务副指挥长。紧接着，专案指挥部召开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会上初步判定，爆炸发生时间为2014年1月13日十四时三十三分，当时中心现场共有八十余人。现场十五具尸体中，十一具为男性，四具为女性。炸药种类为硝铵类炸药，炸药量为四至十公斤，爆炸物包装方式是软包装，引爆方式为电发火遥控起爆，遥控距离应在一百米以内。

根据现场勘查与调查走访的情况，专案组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进行了刻画：一是时空条件。预埋炸药应在1月5日至12日夜这段时间之中，重点是12日晚上。1月13日案发时，犯罪嫌疑人位于距爆炸点一百米范围内;二是动机条件。针对此案与赌博有关这一特点，对作案动机的分析考虑到了仇视赌场、赌场间竞争、赌场放贷、股东矛盾、特定对象、爆炸抢劫、极端个人行为等七种可能;三是知情条件。作案人应知道赌场位置、赌场值班规律、当时赌博现场情况;四是工具条件。凶手具备获取硝铵类炸药、电雷管、蓄电池、遥控装置、挖掘工具、照明工具等条件;五是技能条件。犯罪嫌疑人懂爆破，具有电路知识与组装爆炸装置的技能;此外，还有人员条件。经侦查实验，若采取平移“滚地龙”盒子的方式安放爆炸物，一个人可以完成，若将盒子竖起安放爆炸物，两人以上才能完成。

常务副指挥长赵翔发布了头一道指令：第一找遥控器，第二找人。

第一个嫌疑人

第一个嫌疑人，自然非赌场老板吴波莫属。据侦查人员的排查结论，爆炸时吴波不在现场。

事先讲好了，1月13日这天吴波要来坐庄的。一个赌场的老板，也即“堂子”的“堂主”，虽然不一定事必躬亲，天天都得来赌场，但亲口定下来的事，怎么就失约了呢？再说了，吴波应该比谁都清楚，赌场坐庄，庄家一般赢多输少，甚至可以说稳赚不赔，难道还有比钱财更触动他神经的东西？事实上，“滚地龙”赌局开始后，是由吴波的女朋友龙继蓉代替他坐庄的。爆炸发生后，龙继蓉也从现场消失，下落成谜。这些无疑都增加了他俩合谋制造爆炸案的嫌疑。

很快，关于吴波的资料就送到了赵翔手里——吴波，男，三十四岁，施秉人。曾是施秉县药材种植大户和养羊大户，有吸毒史，嗜赌，曾参与黄平、施秉等地的“滚地龙”赌局，最多一次输了三十多万……

从材料上看，吴波也为自己的赌瘾付出过惨重的代价。为了还高利贷，2008年，他将一辆启亚车低价抵押，又将一块两百平方米的宅基地以三十万元的低价出售。尽管损失惨重，吴波并没有悬崖勒马。在他眼里，赌博是条致富的路子，尤其是“滚地龙”，一夜暴富是可能的。而要靠赌场发财，就必须有掌控权，必须自己开赌场，当“堂主”，只有这样才能稳赚不赔。于是，他找到了几个与他有同样“雄心壮志”的合作伙伴，几个人一拍即合。老山村是他们这些“堂主”合伙投资的第一个“堂子”，据说是2013年7月3日正式开张的。其间，为了争夺客户，吴波和他的合伙人杨庆伟等还给施秉县公安局110打电话，举报竞争对手向玉华的赌场。不久，别干太就发生了爆炸……

吴波极可能就是破解“1·13”爆炸案的一把钥匙。很快，有消息反馈，吴波和龙继蓉已逃往都匀。据现场参赌人员反映，龙继蓉在都匀有个干妈，前几天还邀她去玩。

1月14日下午，赵翔赶到都匀，部署抓捕计划。黔南州公安局立即启动了犯罪实时控制135警务模式，四百多名民警、协警在都匀市区展开了地毯式搜捕。搜捕工作持续了一夜，15日凌晨五时三十分，终于在都匀市沙包堡办事处黄莺村的一间出租民房内将吴波和龙继蓉双双抓获。

吴、龙二人的落网，让不少人，包括媒体，都以为“1·13”爆炸案的侦破已经接近尾声了。当时大家都没想到，这仅仅是个开头。

1月15日十五时三十分，孙立成厅长在黔南州公安局主持召开“1·13”案件专题会议，听取了对犯罪嫌疑人吴波、龙继蓉等人初步讯问情况的汇报。孙立成要求，立即成立黔南州专案组，和打造“黔南模式”一样，选调精兵强将，和省厅共同把任务完成好;要紧紧围绕吴波这个重点，全面调查取证，将吴波本人涉及的问题和犯罪行为彻底查清，并以吴波为核心向外扩展，将参赌人员网络构架起来，将内部关系、前因后果搞清楚，深挖犯罪，力争早日破案。

自此，黔南成为侦破“1·13”案的“第二战区”，从省厅、各州局乃至县局抽调骨干民警六十多人，与案发地黔东南“第一战区”并肩作战。指挥部把讯问吴波的任务交给了黔南州专案组。省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周松任黔南专案组副组长，负责指导讯问工作。

几百号警察用了一整夜在整个都匀寻找他，省公安厅副厅长赵翔、黔南州公安局局长王健伍等各级领导来看过他、问过话，这样的“高规格”、大场合，吴波哪儿见过？早已吓得腿软了，赶紧交代了自己搞“滚地龙”赌场的前因后果，交代了哪些人是“堂主”（股东），哪些人是赌客，放高利贷者姓甚名谁，但他拒不承认自己与爆炸案有任何关联。

“不是我干的……为什么跑？还不是害怕？死这么多人！留在这里，等着挨你们的枪子啊……当时我感冒了，头痛啊，一直在床上睡着的，有人可以证明……我怎么会炸自己的场子啊……”吴波一直喊冤叫屈。

随着讯问的深入，负责突审的黔南州公安局民警也感觉吴波的犯罪嫌疑正在降低，充其量他只是聚众赌博的组织者，某种程度上，还是爆炸案的受害人。

完成了对吴波的审查，接着是对该团伙成员杨庆伟、吴飞、王久斌、梅湘茶等八人的审查。与此同时，对施秉县向玉华、叶军赌博团伙十七名股东的审查也在进行中。专案组通过各个方面的工作，对两个赌博团伙的赌场开设情况、运行模式、股东构成、股额分配、人员分工等组织架构以及两个团伙在赌场开设期间的各种纠纷，包括情感纠葛等问题进行了调查取证，排除了这些人直接参与作案以及指使他人作案的可能。

情况上报指挥部时，负责讯问的黔南专案组成员都有些无奈甚至内疚，就好像这个结果是自己造成的。怎么解释呢？本来嫌疑最大的人，忽然间解除嫌疑了。而几个小时前大家还都信心满满，欢欣鼓舞……

赵翔知道，孙立成厅长正等着他的每日一报，而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又在等着孙厅长的汇报。他们对这个惊天大案的进展都十分关注，他们希望有个结果，至少是有所进展。有一天，孙立成接到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和公安部部长郭声琨的电话，询问这个案子进展如何，办到哪一步了，甚至一些细枝末节都问到了……可领导的关切却换不来一个肯定的答复。赵翔多想说，马上，快了，就要有结果啦！可是现在，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否定了，就说明还有别的人——这也算进了一步嘛！”孙厅长安慰说。

只是这样一来，重要嫌疑人的位置出现了空缺，这也让所有“1·13”专案组的民警体会了一次从希望到失望的情绪落差，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事后来看，这或许也是“1·13”案的特点，仿佛命中注定，就是要把所有人的性子都打磨一遍，全都拉长了，再压扁了，将各种心路历程都走过了，然后才会真相大白，才会水落石出，才会苦尽甘来。

“金刚卫士”

黔南专案组副组长周松的手机里存了一些勘查现场时拍的照片，没事就翻出来看一看。他最感兴趣的是那一小块残缺不全的电路板。据专家判断，这块电路板可能来自摩托车的遥控装置。周松对电子技术略知皮毛，但要想搞明白这块小电路板的来龙去脉，还得请教高手。他想到了老搭档黎建彬。

黎建彬是贵州省公安厅分管刑侦技术工作的副总队长，可以说是电子技术方面的专家。因为妻子刚做完第二次心脏手术，黎建彬未能在第一时间赶到“1·13”爆炸案现场。这一点，两人情况相似，周松的妻子不久前做过换肾手术，互相都很体谅。明知这时候找黎建彬可能不合适，但周松还是忍不住把照片发了过去。

看到照片，黎建彬的第一个判断，这应当是遥控装置的电路板，但一时间无法确定是卷闸门还是摩托车上的遥控装置。

周松和黎建彬在贵州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同事多年，经常合作办案，对案情的走向都有着超强的敏感与默契。虽然周松只是一时兴起才把照片发过去，但还是把黎建彬的胃口吊了起来。“这肯定是爆炸案目前最有价值的突破点。”黎建彬再也坐不住了，加上妻子术后已经开始好转，他便把病榻上的妻子托付给亲属，自己匆忙动身，于案发后第三天来到都匀。

事后两人开玩笑，周松说，黎建彬到底是爱老婆还是爱工作多一些，通过这件事就知道了。“当然，我是不会把这件事告诉你老婆的。”

“警察的老婆本来就难当，她结婚前就知道了。”黎建彬一想起这件事，总会心生歉意，但他也只能这么安慰一下自己。

1月18日，黔南专案组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重点针对现场提取的疑似爆炸装置电路板的型号、来源、使用范围等进行专题研究。局长王健伍对黔南专案组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立即对全州的摩托车销售店、修理店、配件批发店等进行地毯式搜索，查找同类型的摩托车遥控装置;二是网安部门立即进行搜索比对，查找销售、购买同类电路板的相关信息;三是对交警、派出所等部门收缴的摩托车进行仔细排查，查找同型号的摩托车遥控装置;四是对可能使用到遥控装置的行业、商家进行排查，全力查找同类型电路板或遥控装置。

黔南专案组立即对全州三百二十余家摩托车销售商、修理店及遥控器销售店等进行排查，共收集到各类遥控装置二十多种。一天后，黔南专案组侦查员梁政和屠会然就在都匀市区“朝诚摩托车配件店”找到了“金刚卫士”牌摩托车双向防盗器。经过比对，重庆正方有限公司生产的“金刚卫士”牌摩托车双向防盗器中的接收器电路板，与现场提取的电路板型号完全一致。

1月19日这天，无疑是“1·13”案专案侦查工作的重要节点，随着“金刚卫士”浮出水面，为科学地划定侦查范围，明确“以物找人”的侦查思路指明了方向。案侦工作走到这一步，被层层迷雾遮蔽的真相似乎也到了吹糠见米的时候。

经公安部协调，重庆警方积极配合，最终落实“金刚卫士”由重庆正方公司于2011年3月起开始批量生产，市场销售则由重庆璧山公司独家经营，销售数据涉及黔东南州凯里、麻江、天柱、丹寨等地。璧山公司为避免该型号遥控器在同区域内销售时，被不同销售商竞争压价，为其设计了不同的外包装进行分销，因此产生了“金刚卫士”、“铁骑”、“浩爱”和“佳宬”四个品牌。

“金刚卫士”的闪亮凳场，为案件侦破明确了方向，但也带有许多不确定性。如果不是呢？接下来事态的发展也没有朝人们预期的方向发展，都快过了一个月了，“金刚卫士”四胞胎还迟迟不见身影。

“问题出在哪儿？”赵翔终于发了脾气，见到黔南组的人就会劈头盖脸地一通责问。

黔南组的同志也很委屈，已经掘地三尺了，还能怎么查？销售地的每一个县都走遍了，每一家摩托车及配件店也都访过了，摩托车查了成千上万辆，有些车不止一次被拦停检查，搞得车主怨声载道，见到警察就跑。

“有没有可能出了山寨版的？”赵翔问道。

可能性不大，又不是畅销产品，没有仿造的价值。

赵翔自然很郁闷，已经开始变得活泛的案情，重又胶着板结。他皱紧眉头，给黔南组发布了一道命令：“派人去趟重庆！”

2月15日，经公安部协调，黎建彬等人在重庆警方的配合下造访了璧山公司，事情至此方才出现转机。

原来，璧山公司销往贵州的“金刚卫士”，生意不全是老板一人在做，他的老婆和舅子也在做，走的是两本台账。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凭空又多出了一个销售地——施秉！施秉县，这个处在黔东南、铜仁、遵义三地州（市）接合部的小县城，第一次走进专案组的视野。

显然，这是好消息，应该赶紧上报指挥部。这些日子，因为案侦工作进展迟滞，赵翔真的快成热锅上的蚂蚁了。但黎建彬心里又有点儿没底，几经大喜大悲的折腾，胆子变小了，生怕谎报军情，让老总空欢喜一场。犹豫再三，他还是给赵翔打了电话。意外地，赵翔显得很平静：“好嘛，亡羊补牢，不晚！”

张氏三兄弟

吴波的嫌疑被排除，也意味着排名第二的张氏三兄弟成了“1·13”案最大的嫌疑人。案发后，老山村的张氏三兄弟一度成为网上的热点人物。其实，张氏三兄弟中出尽风头的是老大张勇，一切的由头也是他引起的。

当初，吴波等人向老山村租地作为他们的流动赌场，是答应帮着解决一些人就业的，这其中就有张氏三兄弟中的老大张勇、老二张忠。张勇是个残疾人，左腿有些跛，吴波他们安排他看场子多少有点儿照顾的意思。

看场子要白天黑夜两班倒。白班，除了维持赌场秩序，还负有望风的责任，以防警察突袭抓赌;夜班，要防止有人搞破坏，或者偷窃赌具什么的。预埋炸药这么大的一个举动，发生在赌客熙来攘往的白天几无可能，也就是说，只有5日到12日这几天的晚上或13日凌晨才有预埋的机会。要埋藏炸药，首先得把看场子的人支开，因为夜间看场子的人就睡在“滚地龙”铺着红地毯的盒子里。

12日晚上的事情十分诡异。本来轮到张勇值班，张勇想出去玩，便哄他弟弟张忠替他值夜班，结果张忠喝多了酒，把值班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因此，那天晚上他俩谁都没到场，赌场处于无人值守的状态。

爆炸发生后，警察到处找不到张勇。经询问目击者，爆炸发生时张勇在现场，之后仓皇逃离。民警还了解到，张勇曾对自己的待遇表示不满，还跟老山村的人说，赌场给钱太少，就应该把它砸掉！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还给龙场镇派出所打过举报电话：老山村有人搞赌博，你们管不管？

爆炸案发生前夕，张勇最小的弟弟张宏也刚好从外地赶回。考虑到这时临近过年，打工者返乡未必就不正常，但张宏曾在江西挖过隧道，接触过爆炸物，就有了协同作案的可能。

当然，表现最异常的还是张勇。爆炸后，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三天后竟联系到一个报社记者，约对方在凯里的一家粉面馆里见面，自称案子是他作的，“等我吃完一碗羊肉粉再去自首。”

讯问时，他向民警坦陈案子是他作的。民警还没见过交代得这么痛快的嫌疑人，可毕竟他承认了，民警虽然将信将疑，还是给他录了口供。

消息报到赵翔那里，他看了一遍笔录，又听了讯问民警的顾虑，赵翔不气反乐：“承认了好嘛，先关他一夜再说！”

结果，第二天早上，张勇就反悔了——显然蹲班房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有意思。

可以想象民警们有多气愤。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张勇之所以这么做并非有意戏弄警方，而是因为他的人格障碍。张勇有残疾，长期遭人歧视，自然也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收入只能勉强度日，四十多岁尚未结婚，导致他一直对社会有敌视心态。此次吴波的赌场虽然请他务工，但过低的待遇还是让他愤愤不平，尤其是看到赌客们一掷千金的气派，更让他无法平衡——在他心目中，这些饱食终日、游手好闲的家伙无一不该受到惩处。这样才能够理解他作为赌场从业者却愤而向公关机关举报自己所在赌场的行为。爆炸案发生后，张勇又幻想自己是个英雄，他是在帮社会清理这些杂碎！

很长一段时间，张氏三兄弟都是重点嫌疑人。尤其是老大张勇和老三仇视赌场的心态，也确实属于专案组圈定的作案动机之一。其实，在破案的整个过程中，类似张氏三兄弟的重要线索有十六条之多，相关的矛盾关系人更是不计其数，侦查员们都需要逐条逐人一一查实……

“以物找人”

“以物找人”是传统刑事案件侦破中的主要思路，“1·13”案发生于偏僻之地，没有多少科技手段可资利用，就更凸显了“以物找人”的重要意义。

赵翔经常说，犯罪现场就是凶手的名片。细细想来，这与“以物找人”的意思相辅相成，都是要让证据说话。正是这个原因，专案组一开始就对现场勘查极其重视。从统计结果看，共提取五百四十二份现场痕迹物证，其中，爆炸现场勘查提取痕迹、法医物证三百二十三份，关联现场勘查提取物证二百一十九份。由此，最终确定爆炸物为硝铵类炸药，专家们还根据炸坑的深度、宽度、压力壁及爆炸范围测算出本次爆炸的炸药用量为九公斤左右。

在每一个专案民警眼里，现场就好比农民眼中肥沃的土地，矿工眼中的黄金矿床——刑事技术组曾发起七次“砍山”，对现场周边的一些灌木林杂草丛进行铲除清理，以便寻找更多的物证和痕迹。“砍山”的回报颇丰，除了砍刀、钢管及破损手机等，专案组最期望发现的爆炸遥控发射器也在第七次“砍山”时被找到。

发现遥控器的是凯里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的协警戚继峰。当时，他正在炸点北面约八十七米处的一棵小树下小解，忽然发现草丛中有个钥匙牌一样的东西。可惜戚继峰是个新手，一开始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拿在手里摆弄半天才意识到——这是不是大伙儿“砍山”要找的东西呀？他太激动、太兴奋了，拿起遥控器就往大队领导那里跑，边跑边喊，喊声惊动了所有人。副大队长从戚继峰手上接过遥控器，如获至宝，赶紧交到大队长手里。大队长一看，这不是我们苦苦寻找了一个多月的“金刚卫士”遥控器嘛，立即找到在现场组织“砍山”的陈康。陈康先是眼睛一亮，随即心里咯噔一下：“哎呀！你们发现这个宝贝疙瘩，怎么随便摸随便碰呢！”

赵翔得知从戚继峰发现遥控器，辗转到陈康的手上，至少已经有四五个人接触过，顿时火冒三丈：“你们都是老民警了，怎么一点儿证据保护的常识都没有？回去好好给我反省！”

发完火，赵翔冷静一想，难道这个遥控器就真是嫌疑人丢弃的吗？就算是嫌疑人遗弃的，遥控器已经丢在草丛里这么久，日晒雨淋的，上面还能留下什么痕迹呢？部下们辛辛苦苦“砍山”，自己也应该多一些理解，就是自己，不也是在一次次挫折中成长的吗？心态平和了，赵翔随即命令：“抓紧查一下这是什么车型的遥控器，是不是附近村民丢失的。”

专案民警经过三天的查证，终于确认这个遥控器不但不是附近群众丢失的，而且与现场发现的遥控装置的电路相匹配。那么，遥控器上是否还留有嫌疑人的DNA呢？

陈康带着这个宝贵物证赶往北京，柳佳在机场接上他，直奔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柳佳这时因工作需要，已经离开“1·13”专案组，回到公安部刑侦局，但他一直都在关注贵州方面的侦破进展。“真的没想到，”他叹息说，“这个案子这么难破！”

“是啊！”陈康也跟着叹息。案发四十多天了，这四十多天，用转瞬即逝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但更让陈康纠结的是一种徒劳无获的歉疚感。想到临行前赵翔那焦虑的眼神，陈康的心里就有些打鼓，但愿这回别又是空欢喜一场……

真是应了那句话，怕什么来什么。陈康是下午到的物证鉴定中心，光是为这个“1·13”案，他都来过三趟了，中心也知道他送的检材重要，马上就按加急处理。陈康哪儿也没去，甚至没去酒店，就在别人的办公室死心塌地地守着，除了吃喝拉撒，他全在一张小沙发上猫着。这么守了一夜加半天，第二天中午鉴定结果出来，他的心凉了半截。问题是，他怎么向赵翔报告呢？他相信，此时此刻，不会有任何人愿意充当这个角色，还得他来。他硬着头皮拨通了电话：“老总啊，送检的遥控器已经被严重污染，指纹和DNA一样都没提取到……”

电话那边，赵翔出奇地平静，只是几声剧烈的咳嗽流露出他的不甘心，然后他放低声音说：“你去趟南通吧，再做一次，就算死马当活马医！”

陈康知道这样做可能会触犯业内大忌，明摆着是得罪人嘛。但这些理由对赵翔都是不成立的，以他的性格，不可能为这些不成文的规矩放弃什么。但凡有点儿希望，哪怕是一星半点儿的烟火，也别轻易让它熄灭！

陈康遵嘱去了趟南通，自然，他的南通之行也一无所获。赵翔还是老样子，根本不提这事，见了面也只是拍拍他的肩。

野路子有时更管用

有意思的是，“1·13”爆炸案中的有些物证看似来得偶然，背后却隐含着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当然，也不排除运气使然，比如电路板的真实用途，就是被两个貌似撞了大运的民警发现的——

这两个民警，一个叫梁政，一个叫屠会然，都是“80后”。“1·13”爆炸案这么大的案件，梁政能被抽调到爆炸现场进行勘查，他也非常兴奋。当然，他首先是被爆炸现场的惨烈吓了一跳，之后，他克服了生理反应，把心思都放在分派给他的任务上，用他的话说，“好像迷住了”。

接着，他回到都匀，参加了黔南专案组，在“第二战区”工作。起初，在爆炸现场发现的那块电路板还仅仅是张图片，并没有给出更多的说明，也不知道具体用途。不过这样一来，也就没什么条条框框限制他的想象和思考。梁政在网上搜索，发现某些轻触开关会使用这种电路板。随即他又发现照片上面的电路板缠有网圈，疑似继电器，于是梁政又跑到卖电子元件的商店、修车行，向比较懂行的销售人员或电工师傅请教。行家们都说，这玩意儿像遥控接收装置。那么，是什么样的遥控装置呢？修车师傅说，估计是摩托车上的防盗器用的，汽车上的比这个大得多。

梁政也倾向于认为这块电路板来自摩托车遥控装置，因为这种东西常见，犯罪嫌疑人容易得到。梁政没声张，和同事屠会然一起到市场，花了几千元，采购了十多套摩托车双向防盗器。他们用了几天时间，把所有的防盗器拆开，和爆炸现场提取的电路板进行比对，比对大小和编号。当两人拆到最贵的那只防盗器时，编号终于对上了。于是，这个牌子叫“金刚卫士”的摩托车防盗器，一下子闯入专案指挥部各位领导的视野。

随后，专案组专门在现场用“金刚卫士”做试验，该遥控装置在山坡上无遮挡情况下，有效距离一百米，平地有效距离十三米。毋庸置疑，这应当是嫌疑人在实施爆炸时的活动范围了。

梁政和屠会然的实验显然是“野路子”，让他们从一个迷魂阵中脱颖而出的正是他们敢于钻研、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个性。他们的结论让案情研判有了方向，正是顺着这个方向，专案组才能找到生产商——重庆璧山公司，又从公司的业务中发现了施秉这条重要线索。

在本案中，“初生牛犊”的贡献还不止于此。就在专案指挥部下令在全省各地排查摩托车、电瓶车防盗器安装、更换及失窃等情况时，又有一个年轻人站了出来。他是来自贵阳公安局的靳福炜，也是“80后”。这次排查，包括交警部门都参与了，地毯式搜索行动差不多持续了一个月，靳福炜向指挥部提出异议：“排查摩托车防盗器遗失情况未必妥当，而且，一个使用过的防盗器怎么能保证质量呢？我觉得，存心要作这么大案子的人肯定会去买一个新的防盗器。”

指挥部从谏如流，当即停止街头排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防盗器的销售流通方面。赵翔历来注重对年轻民警的培养，以后每次专案会议，他都把一些年轻民警喊来参与研判分析工作。破案后，赵翔在自己的工作总结中说：“这个案件就是一个大课堂，民警们五十二天打磨下来，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既长了学问，又添了胆识……”

公安民警队伍在实战中的锻炼与素质的提升，无疑也是案件破获之外最大的收获。

现场复原

刑侦工作中的现场复原是一种逻辑性很强，很有科学实验精神的模型构建，对嫌疑人的认定与侦查方向的确定都会产生极大的指向作用。“1·13”爆炸案发生后，在技侦人员勘查现场，对参赌人员走访排查，以及提取、遴选、甄别各种相关信息的同时，专案指挥部要求技侦人员根据现场的各种信息遗留，通过大胆的假设，描述出爆炸案发生时的状况。

既然是一个赌博现场，就必须找到那些参与赌博的人，看他们能不能提供一些线索。比方说张三看到李四，李四看到王五，依次类推，确定他们分别在什么位置，对他们逐一定位，还原当时的场景，以期找到案发时嫌疑人在现场及周边的行踪。

现场复原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爆炸后有死的，有伤的，但也有一些人，尤其是赌棚外面的人，没有受一点儿伤。对于这些幸存者，光是把他们的位置固定下来，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来到赌场，目的就是为了赌钱，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因此谁都不大会注意谁。面对警方的调查，一会儿跟你说站在他身边的是甲，明天可能又变成了乙。再者，他们从四面八方聚到赌场，相互之间有熟悉的，有泛泛之交，更多的则是彼此完全陌生。也有些人虽然没受伤，但是受的刺激太大，给炸懵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此外还有语言问题。参赌人员中不少是少数民族，说起某人，往往不是按常规说他（她）的学名，而是说苗名，需要懂苗语的人来翻译。因为方言的差异，苗名的叫法也有差异，本来说的是同一个人，可听上去却让人误以为又冒出了一个人，给警方的甄别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

每一个人在什么地方，一开始会有好几种说法，需多方求证，反复修正，直到有了一定的把握后，这才把人找齐，统统拉到山上，让他们回到爆炸发生之际各自所处的位置。这样做一是为确保现场复原客观真实，二是解决笔录中存在的疑点，比如在调查走访中被多次提及的“黑衣男”、“红裤女”等，包括爆炸前下山的李老三堂姐等人的情况，以便从中发现破案线索。

王健负责的综合信息组，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安排，于2014年2月20日至2月23日，组织五县市一百一十七名参赌人员前往案发现场，对每个人逐一进行站位复原。那几天天气恶劣，不是下雨就是下雪，带这么多人上山，而且其中不乏已被刑拘甚至批捕的人员，对参战民警来说无疑是困难重重。

首先是让他们说明自己当时在什么地方，身边站了谁;然后，既要张三说李四当时在什么地方，也要李四说张三在什么地方，相互印证，同时也要与警方事先取得的材料印证。如此反反复复，前后花了五天的时间，才把这项定位工作完成。通过这些人的共同回忆和相互指认，确定了爆炸发生时中心现场有七十四人，外围现场有六人，关联现场有十八人，还有十九人提前离开，共计一百一十七人。

爆炸中心现场复原图

位置确定了，新的疑点也就跟着冒出来了。比如位居爆炸中心的王蕾均，他是跟父亲王久斌一起来的，当时正是他们父子的坐庄时间。顶端的那个盒子由王蕾均打开，三颗大骰子从台子上滚下去，滴溜溜地打着转，最后停下——是大还是小？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爆炸就是这时候发生的，王蕾均是死得最惨的一个。王久斌靠在台子边坐着，除了听力受损，短时间失聪，身体意外地没受到伤害。他满世界找儿子，最后抱着儿子的半边身体恸哭的情景，在场的人都有很深的印象。那么，爆炸案会不会是针对王久斌的？

王久斌曾是施秉县赌场的十八个股东之一，他被放高利贷的吴飞说服，从施秉赌场退股，转投凯里赌场，极可能引起其他股东的不满。而且王久斌在施秉赌场时曾用假骰子作弊，在赌客中口碑不佳。老山村的赌场开张后，王久斌以及杨庆伟、吴飞、吴波等人都曾先后打电话举报施秉赌场，这都可能是招致他人报复的原因。此外，案发时的庄家还有吴波、吴飞，他们与王久斌有共同的矛盾对象，专案组对他们合并进行了专线侦查。

从中或许不难看出，“1·13”爆炸案实际是各类矛盾汇集后的一次总爆发，赌博问题、高利贷问题、黑恶势力问题，就像一股股合流的山洪，将来自各方的人席卷进来……

根据现场定位及排查情况，最后得出结论，犯罪嫌疑人不在爆炸中心。也就是说，他是躲在安全地带实施遥控引爆的。经过实验测算，有障碍的时候，遥控器的有效范围在十三米左右，在无障碍的情况下，其有效范围是一百米。犯罪嫌疑人应该就在距离爆炸中心十三米至一百米的范围内。

信息组完整地搞出了一张爆炸案发生时的人员定位图。这张定位图挂在驻扎于黔东南州公安局的专案指挥部的墙上，与案发地别干太的地形图并列，二者中间偏上的位置，便是那块赫然在目的倒计时牌。

倒计时

一般的刑事案件通常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三天黄金期，七天攻坚期，之后就是困难期。专案组经过十二天艰苦细致的工作，已经相继完成爆炸现场勘查、基础数据提取、重要物证查找、侦查模型建立等大量基础性工作，之后，工作转入“以重点审查为主”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的排查中，各种信息如潮水般涌来，又像潮水般退去，先前最有作案动机的嫌疑人，很可能就被查否，一条貌似重要的线索追踪下来，也可能徒劳无获……从希望到失望，从兴奋到沮丧，反反复复，专案组的成员们都能感觉到这种情绪的波动。

这其中，要说压力最大的，可能就是赵翔了。他是指挥部副指挥长，这个位置亲临第一线，面对现场，上面盼着你送结果，下面又要你不出偏差地指挥调度。赵翔感受着时间的煎熬和案情没有进展的逼迫，体验着专案民警们的焦虑，还要面对来自各方的质疑——就像几股麻绳拧在一起，折磨着他的大脑。

在接受央视记者的采访时，孙立成厅长由衷地说：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赵翔同志。实际上他的压力比我大。他破不了案我可以责问他，他是在一线的，这个责任他不可能推给任何人，也没有人可推。所以，这个案子的一切压力都是先传导给他。比如习总书记亲自过问这个案件，我只给他一个人讲过。我把这事告诉了他，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压力部分释放了，但他却不能把这事告诉别人……所以我说，他的压力是最大的。

赵翔虽然是老刑侦了，但这种高负荷、高密度的破案过程他也从未经历过，用他的话说，“这个案子是我从警三十多年来碰到的一根硬骨头”。白天的忙碌自不用说，每晚八点到十二点的碰头会之后，他还要给孙立成厅长一个电话汇报（后改为短信）。回到宾馆，只剩下两三个小时休息。但他知道，自己必须扛下去，而且他的疲惫不能让任何人看出来。他要让部下们觉得，整个局面一直都在他的掌控中，就像围棋高手，谋划深远，胸有成竹，每一步都藏有厉害的后招。只有这样，他的部下们才有坚持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但还是有人看出来了。综合组负责上传下达的秘书，离他近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赵翔这几天脸色不好看，果然，他不久就骂了人。那时候大家都屏声静气，生怕一个不小心又惹了“赵老虎”。

“赵老虎”据说是赵翔得到的第一个外号，就像破案后大家称他是料事如神的“赵神仙”，都是一种善意的玩笑，也相当于一个阶段的总结，与赵翔当时的状态和案件的进展有关。心里骂声“赵老虎”，也算是一种宣泄。当然赵翔不会知道，他只抓最实质的问题。比如他对潘战说：“现在的碰头会怎么这么松散？以后碰头会就按党委会的标准，摆放好座牌——我看哪个敢不认真！”

把别人都架到火炉上烤，因为他自己首先就在火上烤着了。那时赵翔每天抽五包烟，但开碰头会的时候，他不允许任何人吸烟，当然他自己也不抽！“我这么大烟瘾都能忍着，你凭什么抽？”

他不允许任何人松懈，包括他自己。

对各专案工作组的负责人来说，工作并不是每天都有进展、都有值得汇报的内容，因此有时候，去指挥部汇报工作实在是勉为其难，但要想找个借口推脱也非易事。无奈硬着头皮进去，因为心虚，首先就给赵翔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镇住了，话还没说上几句，又给一眼看穿，那就只好等着“赵老虎”一顿暴风骤雨式的发作了。偶尔碰巧走到门口，遇见有人哭丧着脸从指挥部出来，大家不仅心同此悲，同时也平添了几分紧张。赵翔本来就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一旦发起火，整幢楼似乎都在颤抖。更有甚者，搞不好，就会有只手机砸过来。黔南组副组长周松就遇到过这种事。只不过不是手机，而是烧火用的铁钩，差点儿落到他身上。

那天，赵翔忽然来到黔南专案组福泉讯问小组，推门走进一间讯问室。当时的情况是，负责讯问的三个民警，其中一个倒在沙发上休息。赵翔二话不说，转身来到一间办公室，把音量调高八度，冲着身旁的一个小个子民警怒吼：“把你们领导找来！”事后赵翔才知道，这个小个子警察是一直坚守在现场参与讯问的福泉县公安局长叶斌。

周松闻讯赶到，气还没喘匀，只见赵翔顺手从炉子上抓起一样东西，迎面就要砸过来。但马上，赵翔迟疑了一下，一看手里拿的是火钩，当的一声，砸在了铁炉上，炉圈都跳起来了。可他还是不解气，掏出手机砸了下去。一边的技侦总队副总队长曲波从地上捡起手机，用纸巾擦了擦，递给他，他都揣进衣服口袋里了，猛地又掏出来砸了下去。“看看你带的什么兵，像个警察吗？能把嫌疑人震慑住？”

周松没解释，从身上摸出一支烟。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困了累了，随便打个盹，因此掏出的烟总是皱巴巴的。周松把烟捋直了，递过去。赵翔看他一眼，接过烟，眼神温和了。周松赶紧把烟给他点上……

当天晚上，周松接到赵翔的电话，提起白天的事，既有责备又有安慰：“我也晓得大家都很辛苦，案子迟迟不破，都快撑不住了，我急啊！你是指挥员，你说，我不骂你骂谁！”

作为一名前线指挥员，案子一天不破，赵翔就一天不得安生，所有办案人员也不得安生。指挥部每天都派出大量人员到第一线摸情况、找线索，因此每天晚上一回到驻地，他都在等电话、接电话。他睡不好、睡不着，经常在沙发上坐一夜。但只要手机一响，他就来了精神。

“别人睡觉的时候是怕手机响，”他曾对采访他的央视记者说，“我是盼着手机响。手机响了，说明有情况，有线索了。那些日子，每天下半夜我都巴不得我的手机会响。”

程伟，人称伟哥，是继柳佳回北京后来到“1·13”专案组的。后来，对这个案子的侦破过程，他形象地比喻说，就像个婴儿一样，养着养着就养大了。言外之意，慢工出细活。不过刚一上案的时候，程伟感觉这婴儿还真挺难养的。一方面线索多多，形成一个个兴奋点，可另一方面，很多线索走着走着就走不通了，又回到了原点。所有的线索、所有的证据明明指向那一个或两个嫌疑人，但你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爆炸发生时他应该在山上吧？他应该事先踩过点吧？应该偷偷上山埋过炸药吧？按说侦查思路是对的，方向是明确的，方式方法也没啥问题，可是铺天盖地一路查下来，连个人影都没找见！

沮丧！窝囊！那些天，他的全部感受只有这两个词。他是1966年出生的，属马，正赶上本命年。因为迷雾重重的“1·13”案，让他都有点儿迷信了，这本命年不好过啊！他把胡子留了起来，蓄须以明志，此案不破，不剃胡子！胡子越长越长，别人见到他老爱问：“伟哥，案子什么时候破啊？”他摸着自己的下巴若有所思：“快了！”

孙立成厅长每次去黔东南和黔南两大战区，都能感受到一种凝重的气氛，大家都是在压力巨大的状态下工作，都没有笑脸，很是沉闷。每个人都清楚，这是一场硬仗，这场战斗将决定贵州警方的胜负荣辱。孙立成不仅注意到了，也亲身体会到了，大家在一起几乎没有闲聊，说的全是案件。还有一种感觉很微妙，彼此相见，好像我欠着你的，你欠着我的。虽然没说出来，但那意思就是：真对不起，案子今天还没破……

这种氛围，让孙厅长也变得有些敏感了。比如说，他特别想知道案件的进展，但是又怕电话打多了，给大家增加压力。那些日子，每天只要醒着，想的都是这个案子。每晚十二点以后，更多的时候是凌晨一两点钟，每当赵翔给他发来短信汇报工作，他都及时回复，但又有意不过多地提具体意见。他知道，赵翔的压力真是太大了。

1月30日是农历除夕，至少对“1·13”专案组的民警来说，这个节日是不存在的，它仅仅是案件侦破过程中一个寻常的日子。如果非要说出些不平常，那就是除夕那天，秦如培书记、孙立成厅长来到专案指挥部看望参战民警，孙立成还与刚从北京赶来的夫人一起，和大家共度除夕夜。

1月31日，大年初一。晚十点，赵翔的“收心会”又让大家把稍事放松的神经绷紧了。赵翔明确地给出任务，要求大家围绕“物证”和“矛盾”，并针对十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立即开展专线侦查。

其实，事后看来，这段时间专案组做的工作非常扎实，也卓有成效，各种基础数据库从无到有、积少成多，这些工作可以说是惠及黔南、黔东南一方水土。一些很久没有处理下来的赌博窝点被一锅端;爆炸物管理混乱、责任不清的现象得到整肃;一些黑恶团伙，涉黄、赌、毒的团伙都在这次专案排查中被铲除……

但没有破案，一切都是空谈。省委书记赵克志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在1月27日晚镇远县报京寨火灾事故调查处置工作专题会上强调，“1·13”案件的侦破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早破案，给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2月7日，赵克志书记在省委常委会上专题听取“1·13”专案情况汇报，再次做出“必须早日破案”的重要指示。

2月7日晚八时，赵翔主持召开每日专案例会，传达了省委书记的重要指示，并且自加压力，一定要在全国“两会”召开之前（3月5日）拿下，并正式宣布启动专案侦破倒计时机制。

虽然“1·13”案过去很久了，但每次提及这块倒计时牌，赵翔还是心有余悸，因为当时他并不是已有十足的把握，甚至连五成的把握都不见得有。而且，设定破案期限，一定程度上也不符合案侦工作的客观规律。如果案子已经板上钉钉了，赵翔的倒计时表态倒也无妨，事后来看还很精彩，但当时却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因此，赵翔甚至不愿意过多地提及当初这个“不成功便成仁”的举措，那种悲壮感只有藏在内心深处，成为人生某个特定时期的标志。

也许，那个当口已经不是讲什么科学不科学、合理不合理的时候了，就是需要一次精神提振，一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跨越！

“1·13”爆炸案发生后，这件案子就一直是公安部排名第一、挂牌督办的案子！虽然昆明3月1日发生的暴恐案，风头一时盖过了“1·13”案，但昆明那边迅速破了案，于是凯里爆炸案又理所当然回到了榜首。第一大案要案悬而未决，随着时间推移，免不了各种质疑纷至沓来——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贵州警方还有没有破这个案子的实力？群众是现实的，他们需要看到结果，尤其是这种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你不给个结果过得了关吗？

不能再等了，需要一个态度，需要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孙立成已经表态：“1·13”案必须破，否则贵州公安不合格！赵翔也要表态，他要让大家都看看，贵州的公安民警都是好样的！

2月8日，“1·13”专案指挥部多出了一个醒目的牌子——案件侦破倒计时牌。牌子上用鲜红的字体注明，3月5日全国“两会”召开之日就是“1·13”案件侦破的最后期限。此时，距离“两会”开幕还有二十六天。

天道酬勤

2月8日，专案组开始启动为期七天的线索排查冲刺战役。

这些来自全省各地的民警，都是各自部门的翘楚、精英，他们的组合就是最优化的组合，超过加法的组合，但与此相比，这些人的敬业精神更值得钦佩，尤其是案件侦破的僵持阶段，很多民警因为超负荷工作，缺乏休息，也因为精神压力过大，身体上出现了问题。有些人则是家里发生了意外变故，父亲、配偶病重，甚至病逝，但为了侦破工作，没有一个人请假超过一天，有的甚至隐忍不报，一天假都没请。

为了破这个案子，六百多名警察始终坚守在第一线，每个人都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无怨无悔。

孙立成厅长本来睡眠就不好，这个案件又像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经常整夜失眠。即便如此，每天半夜跟赵翔通电话，互发短信，也是他最高兴的时候。同时，他也很担心老赵，怕他身体吃不消，累倒了。毕竟年龄不饶人，他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时间长了，好人也要熬垮的呀。他劝赵翔回贵阳歇几天，甚至下命令让他休息，赵翔却拒不执行。

北京来的刘忠义副局长，因为腰椎做过手术，没有恢复好，无法久坐，痛得实在难受了，就把办公室的椅子拼在一起靠一靠、躺一躺。本来好好地在一家条件还算不错的宾馆住着，嫌床太软了，便和程伟一起换了一家小旅馆。案子破了以后，两人回北京，刘忠义感叹说：“这案子要是晚破一星期，我这腰就废了。”说得程伟一阵心酸。

刘忠义在评价与他共事五十多天的贵州民警时，总是伸出大拇指，赞誉他们是一支最有效率，最有团队意识，最有奉献精神的队伍。因此，他们最终攻克“1·13”案，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中国人爱说天道酬勤。在这个案件中，什么是天道？天道就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需要出发，维护法律尊严，维护公平正义！说到底，还是一个勤字起作用，你勤劳、勤奋，该吃的苦吃了，该流的汗流了，尽其所能，所有的事情都做到位了，回报自然也就来了……

2月14日是农历正月十五，也是西方的情人节。头天晚上，赵翔就按公安部的要求抵达了北京。公安部点名让他就“1·13”案件进京汇报，与赵翔同行的有刘忠义、周松、潘战及凯里市公安局副局长傅勇。

说实话，这个时间被召见，赵翔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好了，要挨训了！很有可能，贵州的这起爆炸大案也让公安部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和责难，因为迟迟没有破案，所以公安部领导也觉得有必要责成贵州警方加大力度，顺便敲打敲打。

去公安部的那天早晨，赵翔没跟着大家去餐厅吃早餐。他说不想吃了，再抽根烟吧，北京到处禁烟，一会儿找个地方抽烟也不容易。刘忠义听了一笑，他当然明白赵翔此刻的心情，所以出发前去赵翔的房间请他，两人一起出门。上车前，刘忠义指了指天空，云层乍开，隐隐透出几丝微弱的阳光。他说：“老赵，今天天好啊，说不定有好事！”

位于北京市东长安街14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是全国公安机关的指挥中心所在。赵翔自从担任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厅长以来，已不记得来过这里多少次了，但他承认，每次来他的心情都是忐忑的。所幸的是，刘忠义的一句玩笑话，让他暂时放下了各种疑虑。

他们被领到一间会议室，公安部副部长李伟、刑侦局局长刘安成、政委杨东，以及刑侦局相关处室、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专家，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

李伟副部长迎了上来，他一把握住赵翔的手，一边摇着一边说：“辛苦了！”也许感觉赵翔还有些紧张，这次见面一开始，李副部长就定了性，“约你们来不是要批评你们的，我们都是搞侦查出身，老侦查员了，不是哪起案子都能说破就破的。叫你们来，是为了一起探讨一下，问题出在哪里，突破口在哪里。”

李伟副部长的开场白让赵翔彻底踏实下来，他开始介绍“1·13”案件的侦办进展、遇到的问题、解决的方法——这是赵翔第一次这么全方位地介绍这个案子，虽然还没有最后侦破，却像经典案例一样，有一种通透感。他太熟悉了，仿佛自己的孩子，清楚它的任何一个细节。最后，赵翔说：“因为‘1·13案件的特殊性，中央领导亲自过问，省委领导和公安部领导也每天都在关心案件的进展情况，专案组的每一个侦查员都铆足了劲，恨不得立刻把案件攻下来。但有些重要线索一直没有进展，一线侦查员都感到压力非常大，希望部领导能给予足够的理解和支持……”赵翔说到这里，想到在一线奋战的民警们，眼眶有些发热，声音也有些哽咽。

“你们的艰苦付出是有目共睹的，部领导心中也是有数的。你们启动的倒计时机制，从调动侦查人员积极性的角度来说，也是好的，当然，侦查破案毕竟不是搞大跃进，要按照规律办事，时间——还是要服从质量的，要动力不要压力，或者把压力转变成动力。有什么困难直接跟部里说，部里在人财物上都会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和帮助！”李伟副部长的话是务实的，又是体谅的，尤其是时间服从质量的说法，无疑是在为他们减压。

中午，正准备回程的赵翔接到了李伟副部长转达的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对“1·13”案件的指示：“部长说你们辛苦了，要我代表他向你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并把问候带给每一个侦查员。部长特别要求你们要遵循案件的侦破规律，时间服从质量，不急不躁，安心办案，认真查找破案线索，千万不要遗漏破案的关键证据，争取早日破案！”

我们说一件事情能够成功是因为它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至此，赵翔感觉到案子中有什么东西被厘清了，虽然他还是那个“赵老虎”，爱发脾气，爱骂人，但心里是笃定的，有种功到自然成的泰然。

又过去了几天，2月24日下午十五时三十分，施秉方面传来消息，“1·13”专案组施秉工作组在当地摩托车销售店进行摸排过程中，发现城关镇中沙大道“轻骑车行”曾经有人在案发前来店里买过两个与本案型号完全相同的遥控器。他们说话时夹杂着苗音，店主感觉他们不是本地人，应该是黄平那边的。

一方水土

谷陇镇位于黄平县城东南二十八公里，东与施秉县、台江县毗邻，南与凯里市接壤。镇域内矿产资源丰富，还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飞云大峡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岩门司古城遗址，以及堪称全国十大少数民族节会之一的“谷陇苗族芦笙会”等颇具开发价值的旅游资源。在国内外颇具知名度的苗族歌后阿幼朵就出生在谷陇的大寨村。

当然，这个谷陇是我们从旅游手册上看到的，是谷陇美好、自然、积极的一面。正如天有阴晴，月有圆缺，谷陇也有它的侧面和负面。在公安机关研究地域性犯罪的材料上，谷陇也名列其中，甚至某种程度上，它的知名度超过许多地州市。如同电信诈骗必提及广西宾阳科甲村，信用卡诈骗必提及福建安溪，谷陇籍犯罪嫌疑人好像与保险柜有不解之缘。

通常他们都不用什么开锁技术，保险箱在他们眼里就如同泥塑纸糊的一般，凭一己之力就可以轻松地将保险箱从户主家中搬出，接着，一根钢筋很轻易地就可以把广告商形容成固若金汤的保险箱撬开，这种本事足以让那些用高端技术开锁的老牌窃贼们瞠目结舌。而且，谷陇人性格古怪，被捕后多保持沉默，即使开口也是一嘴土话。他们还有一种本事，只要是同乡，哪怕之前并不认识，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小动作，就可以达成默契。

据说谷陇镇有一条所谓的“强盗街”，暗讽在这里盖楼的人经济来源不清不白。听当地公安介绍，他们带嫌疑人去指认现场，从不会有人围观，因为下一次带来的说不定就是他们的亲人。所有人都选择沉默，只是在你的身后一直用敌意的目光追踪你的背影……

这里要讲的，恰恰也是发生在谷陇的故事。杨文龙和杨盘中，一个家在谷陇镇下场村二组，一个家在滚水村二组;一个1972年出生，一个1978年出生;一个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一个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杨文龙和杨盘中两家尽管相隔不远，但可能因为年龄的差距，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并没有任何交集，他们真正认识是两人同在东莞打工的时候。

那是2000年，杨盘中在一个家私厂做下料工，同在东莞打工的姐姐、姐夫不时过来看望他，一起吃吃饭，打打牙祭，再唱唱山歌，倒也逍遥快活。有时候，姐夫还会把同寨子的杨文龙带来。杨文龙当时在大郎镇毛织厂，因为是老乡，两人很快就熟了。不过，相对来说杨文龙的话不多，他很乐意听别人说笑，一副沉稳的大哥相。

杨文龙也单独来找过杨盘中，当然，他们的兴趣只是下班后吃吃烤串喝喝啤酒，不外乎再聊聊厂边哪个发廊新来的发廊妹。2002年6月8日，两拨贵州人在东莞清溪镇重河村打架，杨文龙把杨盘中叫上了。对方是黄平苗陇人，说起来还是老乡，但不知怎么就到了要刀子见红的程度。结果，杨盘中被人砍了四刀。这个案子因为对方跑路，最后不了了之。杨文龙十分过意不去，经常到杨盘中住地看望他。后来，杨文龙失踪了一段时间，杨盘中听说他又去帮人打架了，把人砍成重伤，送到新疆阿克苏市玛滩监狱关了四年。

家私厂倒闭后，杨盘中再没找到工作，就回到谷陇家中。回家后不到一个星期，就在谷陇的街上遇到了杨文龙。如果杨盘中能选择的话，他未必会选择遇到杨文龙，但杨文龙注定是他一生都绕不过去的人。

两人对重逢，尤其在老家重逢都有些感慨。因为都经历了些人和事，都努力奋斗过，结果却并非他们预期的，甚至连一点儿像样的回报也没有。当然，如果他们能用人们经常念叨的“平常心”来对待，或许他们能平安地活到孙儿绕膝的年龄——但两人都不是安于现状之辈，所以才有了一拍即合的可能。

一拍即合的结果，就是去炸赌场——把赌博的人都炸死了，就好捡钱了。杨文龙说了自己去赌场的经历，说那些土佬儿多有钱，有一个是用蛇皮袋拎去的，一拉开，一摞一摞的，“怕是五六十万不止！”

两人就这么达成了共识。杨文龙临走时说：“这事我就跟你说过，你要传出去，可别怪我对不起你！”

话说得很重，杨盘中心里一凛。他忽然想起杨文龙是坐过新疆大牢的。

直达地狱的列车

去赌场实施爆炸，首先就要有炸药、雷管、遥控器这些材料，最好再有辆车。

2013年12月的一天，杨盘中接到杨文龙的电话。杨文龙说，他现在急着用钱，需要找些材料去“开工”。他们下午从谷陇坐上中巴车，到凯里的时候还不到下午五点。杨文龙领着杨盘中到一个叫“墨子”的人开的麻将馆打麻将，直到凌晨一点。打着哈欠伸着懒腰从麻将馆出来，杨盘中拦了辆出租车，让司机把他们拉到辛加坡村，这里有他的一个远亲。

两人在辛加坡村四处寻找可以下手的车辆，在变电站附近，他们发现了一辆五菱之光，是一辆七八成新的银灰色面包车，两人都很中意。试了试，竟没有响警报，杨盘中便掏出螺丝刀撬开玻璃，打开车门。杨文龙钻进驾驶座，找到面包车的龙头锁，扭开，里面有个卡子，再用起子一扭，车子就发动了。

杨盘中直夸杨文龙的手段了得。杨文龙的确在机械、电工上有些歪才，他家里的电路都是他自己布的，而且是很复杂的双向开关。他虽没驾照，在工地上却可以帮别人倒车、卸货，有时车坏了也能帮着应急修一修。

第二天，他们又一起坐火车去了趟贵阳，在贵阳火车站遇到了一个专办假证的女人，花四百元办了一个假车牌。制作假车牌也需要时间，为此他们在陈家坡一个熟人家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他们就有了运输工具。

有段时间，杨文龙就载着杨盘中在凯里市周边的几个县来回转悠，尤其是那些煤矿。他们知道有煤矿的地方就有炸药，想碰碰运气。

他们的运气还真好。转了十来天，他们来到龙场附近的里仁煤矿。经过一个寨子，下坡不远，就看到往湾水方向的左手路边有个炸药库。杨文龙能认出来，是因为炸药库的墙上有“危险”和“闲人莫入”的标志，当时，炸药库外还堆着很多纸箱。杨文龙把车停到路边，下车顺着水田朝上面的炸药库爬去，杨盘中留在原地接应。

四下没人，杨文龙便迅速跑到炸药库里，抱出一箱炸药。炸药库围墙边还堆有很多雷管，就像是为他准备的，他顺手抄起一盒雷管塞进上衣口袋。整个儿过程不超过两分钟。

接着，杨文龙、杨盘中又去施秉购买摩托车防盗器作为遥控装置。本来，那个摩托车店只有一套防盗器，老板硬是从自家兄弟的店里又翻出一套，于是皆大欢喜！

回到家，杨文龙感叹，就像是老天故意安排的，那么巧，一次性就搞到了所有的东西。的确，够幸运！事后看来，杨文龙、杨盘中的爆炸计划仿佛冥冥中真有鬼神相助。直达地狱的列车就这样启动了。

2014年1月12日这天并没有什么特别，无非是还有十来天就要过年了，有些心急的孩子已经稀稀拉拉放起了鞭炮。对杨文龙、杨盘中来说，这一天的重要性在于他们前期所有的准备都基本就绪，只欠把炸药给财神爷送过去了。那么，财神爷在哪儿呢？

其实这期间，杨文龙和杨盘中也在考察各个赌场。究竟选哪个赌场好？这是个问题。它很重要，就像一颗种子埋在什么样的土地里，就会有什么样的收获。首先，这地方必须是一个人气兴旺之地，下注的人多，下的注才会多。此外，就是安全脱身的线路。这些都必须实地考察一下才能弄明白。

杨文龙好赌，玩“滚地龙”他输了不少钱，对几个赌场如施秉的杨柳塘和台江的革一都没有好感，因为在那些地方他都输了钱。杨文龙怕被人认出来，让杨盘中单独去了一趟革一，又去了一趟龙场，比较下来，杨盘中说：“还是龙场人热闹些，钱也更多些。”

赌场就这样挑选出来了，被挑选出来的当然还有老板、股东、赌徒，很不幸，他们被选中了，将成为一场爆炸的牺牲品，甚至成为死神的祭品。

1月12日晚上八点多，杨文龙和杨盘中开着那辆五菱之光面包车，经过翁平、湾水，最后驶向龙场，也驶上了那条决定了他们，也是很多人命运的道路。

那天下着雪，路面湿滑，杨文龙一路都开得很慢，也很小心。经过一个多小时，他们才赶到龙场老山村的别干太赌场。从公路到赌场只有一条泥巴路，车子进不去了，杨文龙把车子停在路边，和杨盘中分别把炸药、遥控器和十字镐等工具抱下车。他们慢慢走向里面那个微微有些亮光的简易棚，就是白天充斥着各种兴奋、激动、懊悔、痛苦叫声的赌场。现在，它安静了，像一头入睡的巨兽。

前面提到的“幸运”又一次降临。这一天，恰恰守夜的张勇没来，他本想让弟弟张忠替他值夜，哪知道张忠想的是，反正是下雪天，这种鬼天气有什么可值的呢？结果他也没去。于是，整个别干太都慷慨地为二杨腾出来了，他们的确够幸运的！

迎接他们的是一个空荡荡的简易棚，里面黑漆漆的，窗边的火盆已经封了，空气里迷漫着刺鼻的煤火味。对面有一只挂钟，安分地指示着时间。杨盘中用手电照过去，就照到它下面的赌桌了，白天制造快乐和痛苦的它此刻悄无声息。据制造的木匠师傅说，这赌桌足有三百斤重，要移开也不是件易事，但二杨送给财神爷的礼物就要埋在这张桌子下面。

他们合力把赌桌移开。杨盘中负责用十字镐挖土，杨文龙用塑料袋把挖出的土运到棚外，中途挖累了，两人还歇了一会儿，抽了支烟，烟头被细心的杨盘中塞到一边的火盆里。杨文龙往外跑了五六次，杨盘中才在地上挖出一个五十厘米深、三十厘米见方的洞。杨文龙把装好炸药的蛇皮口袋放进坑里，安装雷管，连接遥控装置，再把电瓶的线接在遥控电路板上。最后，他们把赌桌恢复原位。

做完这些，天差不多亮了，两人赶紧提着工具离开现场。等他们跑到路边，发现积雪上竟遗留了一串脚印，但他们已经顾不上了。

来到龙场镇，两人在车里眯了会儿，龙场小学做广播操的喇叭声响起的时候，他们才醒过来。山上发生的事好像是久远的过去，两人揉了半天眼睛才算彻底清醒。杨文龙对杨盘中说：“你一会儿先坐赌场的车子上去，下午两点钟左右，你找个地方按遥控器。我在昨天下车的地方等你，一爆炸我就赶过去和你一起捡钱！”

十二点，杨盘中上了赌场的中巴车。车上已经有几个客人了，有男有女，大家都不熟，几乎没人说话，所以杨盘中上车时，觉得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着他。他赶紧找了个后排边角的位置坐下来。又过了一会儿，中巴车朝目的地进发了。

杨盘中并不知道，这时候杨文龙正开着车在后面尾随，他只记得让他两点钟按遥控的命令。他习惯于接受指令，但有一瞬间，他也曾冒出这样的念头，“是不是可以不按它？”他的右手一直放在裤袋里，手心就是那只遥控器，他突然有种把它拿出来看看的冲动，但还是忍住了。这两天他已经把遥控器玩熟了，甚至有点儿喜欢这种小巧的造型，当然，如果是蓝色的就更好了。

“是不是可以不按呢？”但这只是个念头，很快就被杨文龙那张不怒而威的脸替代了。

到了别太干，杨盘中跟着大家走进昨晚来过的那个大棚。杨盘中挤在人堆里看了一会儿，他不喜欢赌，但慢慢也看出了些门道，比如这时坐庄的王久斌手气很旺，一些老赌客不服气，说什么“你吃骨头也给我们留碗汤嘛”。王久斌也不反驳，只是呵呵笑。他儿子抱着三个大骰子，放到盒子上方：“下注啦，下注啦——马上开啊，不是大就是小啦，要不就是你啦……”

庄家的俏皮话不时引来哄堂大笑，杨盘中却笑不出，时针眼看就指向两点了。他假装尿急，站起身朝外走——其实也没人注意他。出了棚子，又上了一个山坡，他就把裤兜里的遥控器拿了出来……

也许是下雪天潮湿的缘故，意料中的声音传过来时，显得结实而沉闷。杨盘中以为会有人大喊大叫地从棚子里跑出来，但没有。有一段时间，棚子那边静悄悄的，当然，棚子已经不见了。

“难道死光了？”他心底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恐惧，好像就在这一秒钟，他才知道他干了一件多大的事。终于，他看到了人——有几个男女呼喊着从赌场里跑了出来，像无头的苍蝇，那种声嘶力竭的叫喊让人心悸。杨盘中从没听过这么凄惨的声音，他吓坏了，赶忙扔掉手里那个该死的遥控器，转身朝着与赌场相反的方向跑。他没有目的，只是想快点儿离开这个地方。

那天他一直跑到小江口，在那里上了一辆到黄平的中巴，再从黄平转车到谷陇。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杨盘中也没有点灯，摸索到从前他父母住的房间，然后和衣睡在他们的床上。他浑身打着颤，就像小时候每回被人欺负了那样，蜷着身子躺在父母的被窝里，像是要寻求保护。

第二天，杨文龙给杨盘中打电话，杨盘中才知道杨文龙也没捡到钱。因为他看到赌场那儿还有人在活动，更关键的是，他正准备下车时，刚好一辆警车从身边经过，所以杨文龙也赶紧开车跑了。两人都有些懊悔。几个月的处心积虑，担惊受怕，弄下来就是这么个结果。

“死了几个人？”杨盘中问。

“不知道。”

准确的死亡人数他们是后来才知道的：十五个！

搂草打兔子

进入2014年，贵州几处地方都不平静。除了“1·13”爆炸案，还发生了“1·28”观山湖灭门案、报京寨火灾、“2·3”石阡双尸案和“2·27”贵阳公交汽车纵火案等重大刑事案件。贵州公安到底行不行，完全取决于能否攻破一个个难关。

“1·28”观山湖灭门案发生时，因为离“1·13”爆炸案时间太近，公安厅的刑侦主力都在爆炸案第一线，孙立成厅长为了不让在凯里的同志分心，亲自带队去侦破案件。而其他几个案件，不是舆论关注度高，就是性质极其恶劣，尤其是“2·27”贵阳公交纵火案，导致六死三十五伤的巨大伤亡，省委书记赵克志要求省公安厅二十四小时必须破案！这样一来，作为负责常务的副厅长，赵翔不得不暂时放下凯里的“1·13”案件，转战新的案发地。与此同时，新的压力也不期而至，如果“2·27”案破不了，两个震惊全国的大案加在一起，将会成为贵州公安不能承受之重。

让赵翔欣慰的是，这几个时间上重叠的案件，正好遇到了北京派来帮助侦破“1·13”爆炸案的多位专家，比如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刘忠义和爆炸、纵火案专家程伟等。

正在这个当口，刘忠义的腰椎病又犯了，经常需要平躺缓解腰部的疼痛，还要睡硬一点儿的床铺。刘忠义和程伟就从条件较好的“纵横酒店”搬到了“腾飞宾馆”。住进这家宾馆，刘忠义露出满意的笑容。程伟似有所悟，打趣道：“怪不得案子破不了，原来是咱们住错了地方。‘纵横，可不是么，‘横在那儿了。这下好了，‘腾飞，腾地一下就蹿上去了！”

程伟一高兴，就把胡子剃了，如同换了一个人似的，再次引起众人的瞩目。大家都感到奇怪：“你不是说案子不破，胡子不剃吗？”

程伟呵呵一笑：“我这胡子一剃啊，说明案子马上就要破了。不信，咱们走着瞧！”

话说得有点儿神神道道，让人将信将疑，但那肯定的语气，又让人不得不信。

石阡双尸案和贵阳公交纵火案，赵翔就把上述两位专家请到现场指导，他还开了句玩笑，说这两个案子级别提高了，平时未必能够同时请来——果然，专家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案件侦破中他们的意见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两个案子都顺利侦破，尤其是贵阳公交纵火案，二十四小时内破案，专案组民警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做到了！有人因此开赵翔的玩笑，说他是福将，是“赵神仙”！赵翔则摇摇头感叹道：“案子破了，当然说什么都无所谓，你们是没看到我那几天压力大到何种程度！”

八天八夜

2014年2月24日，专案指挥部收到施秉县公安局发来的一条排查信息。施秉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张军和城关派出所民警石智帆在走访城关镇中沙大道“轻骑车行”时，从店老板李藏钧那里了解到，大约在1月10日（具体时间老板记不清了），有两名外地男子到其店内购买了两个摩托车防盗器和两个电瓶。因为他们说话带有苗话口音，李老板对其印象尤其深刻。更让李老板奇怪的是，这两个人并不像普通客户那样要求把防盗器直接安装在摩托车上，而是把东西全部打包带走。不过，奇怪归奇怪，李老板当时的反应是，这样省事，岂不更好？

赵翔敏感地意识到这两个在施秉买遥控器的家伙极可能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犯罪嫌疑人，而店主李藏钧无疑又是找到他们唯一的纽带。为了保险起见，赵翔和指挥部几位领导商量后，决定由刑侦总队长陈小刚带领部分刑侦、技侦、网侦方面的工作人员前往施秉。

24日下午，陈小刚率排查组赶到施秉，第一时间来到“轻骑车行”，将现场提取的电瓶残片与出售的电瓶进行比对，发现“鑫马龙”牌电瓶与“1·13”爆炸案现场遗留的电瓶残片外形数据相符。接着，他们通过李藏钧的销售记录，初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购买遥控器、电瓶的时间为1月10号。排查组临时研究决定，调取施秉县城的所有视频。

还好，专案指挥部发布的全省保存视频的通知在施秉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侦查员将几乎所有能找到的探头录下的视频都收入囊中，甚至出租车上的视频也调取了几千小时。之后，专案组五十余名民警围绕销售时间，用了八天八夜，反复比较、分析，寻找嫌疑人的踪迹。公安部也专门从重庆调派了三名图侦民警驰援贵州，这三个专家曾在周克华案中立过大功，对图像极其敏感。

这段经历，视频侦查组组长廖翔事后回忆还有些后怕。每秒二十五帧的画面，图侦民警每天都要一动不动地看上十来个小时，几天下来，许多人的视力严重受损。好在大家的心态还不错，休息时还能开个玩笑，拿悬赏的一百万奖金互相打趣。廖翔说，其实倒不是想奖金，真是压力太大，工作强度太大，希望眼前的这一切能早一点儿结束！

符合条件的人终于被筛选出来，他们一个叫杨文龙，一个叫杨盘中。

辞职信

“1·13”爆炸抢劫案的两名主犯杨文龙（左二）、杨盘中（右二）受审

赵翔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施秉那两个买遥控器的家伙很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把他们找到、抓住，可能还要假以时日。这种等待是最难熬的，何况现在，在感受时间流逝的同时，还要面对倒计时牌上最后一个数字的逼近……

他恨不能亲自到施秉去！

每天中午吃饭时，原本给赵翔和刘忠义等几个专案指挥部领导安排了一个小包间，但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工作间。赵翔叫潘战通知一些专案领导来包间吃饭，可谁被叫到，谁都会吓一跳。这哪叫吃饭，谈的都是工作。谁都明白，案件进入僵持阶段，摸排不出情况要挨赵厅长骂，摸排出了新线索但工作不到位，同样要挨赵翔批评。因此，谁都怕和赵翔吃饭。

于是，那些受到“邀请”的人，要么赖着不去，要么去了匆匆扒拉几口就赶紧闪人。有时候，因为没有摸排出新的情况，赵翔一发脾气，小包间里就剩下他、刘忠义副局长、程伟处长和潘战四个人。这时，小包间里的空气完全如凝固一般，让人透不过气来。潘战看着赵翔阴沉的脸，拿起筷子都不敢夹菜，一个干馒头从头啃到尾。

有一次，赵翔给潘战找了件事。专案民警们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半夜难免肚子饿，他就让黔东南公安局为大家准备粉面类的夜宵，然后送到指挥部。问题是很多侦查员都在外面跑外勤，于是赵翔就让潘战一个个通知，告诉大家指挥部有夜宵。估计很少有领导会这么做，也许是为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增强团队凝聚力的方法吧。潘战暗暗猜想。

最后时刻就要到来了。潘战也知道赵副厅长正在消化那些自上而下的巨大压力，如果能帮上忙，他情愿每天被骂上几十次。只是这些都无济于事，就像去年的雨水解不了今年的旱情。他只能在心里祈祷，尽快破案吧！也许，潘战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陪着赵副厅长一起坚守和等待。

2月27日，为了配合施秉方面搜查两个购买摩托车遥控器的犯罪嫌疑人，专案组特地在黔南搞了一次搜捕攻坚战。

设在黔南州公安局特警支队的临时基地，关押着爆炸案的几个重点嫌疑人。赵翔没惊动旁人，只让黔南州公安局局长王健伍陪同，两人一起悄悄来到临时基地。让他失望的是，基地弥漫的松散气氛，与他期望的紧张、有序、高效相去甚远。他不禁摇摇头，对身边的王健伍说：“你看看，这种状态，嫌疑人会主动送上门来吗？”

王健伍赶紧叫来刑侦支队长周海泓，让他把手下全部召集起来，在操场跑步十圈，“就是破不了案，也不能把精神头丢掉！”

接着，赵翔又到福泉督战，同样为民警们松散的工作状态十分光火。虽然他也知道，这么多天过去，漫长的等待和期待中，负面情绪是难免的。但他不能容忍这种无处不在、又能随意滋生的懈怠，这样的士气，还谈什么破案？

3月3日，也就是倒计时最后期限前三天，赵翔把自己一个人关在黔南指挥部的房间里，写了一封长信，将信封密封后，吩咐潘战必须亲手送交孙立成厅长。没过两分钟，赵翔就打电话过问信件的交付情况。潘战正准备让机要秘书送这封信，赵翔听说后大发雷霆，要求潘战必须亲手送交孙厅长。潘战赶紧开车返回贵阳，联系孙厅长的秘书，把这封信交到了孙厅长手上。

事后，潘战一直不明白赵翔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那封信到底有多重要。直到后来的庆功会上孙厅长当众揭秘，他才知道原来那是赵翔的辞职信！

一个公安厅副厅长，长期战斗在案侦一线的老公安，终于感到了命运的逼迫，但他只是败给了时间，而不是犯罪嫌疑人。从这封辞职信中投射出来的壮士扼腕的悲壮和豪迈令人动容。也正是通过这封信，大家才知道，在那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赵翔已经准备承担一切不利的后果，但他绝不会认输，他会一直战斗到最后！

庆功会上，孙立成厅长动情地读了这封信的片段——

时间所剩无几了，届时我会兑现我的诺言，所以请允许我辞去公安厅常务副厅长的职务！如果这个失败需要一个人来承担、来负责，那就是我。我是专案组常务副总指挥长，专案组是在我的指挥下工作运行的，是我的指挥失当导致未能如期破案，因此我愿意，也必须负这个责任！我只是希望厅里能同意保留我的专案组副总指挥长一职，我会作为一个老公安战士，继续留在专案组发光发热，直到有一天将真凶绳之以法……

孙厅长说，当他读到这封信时，不禁为一个老党员、老公安，也是老大哥的担当所感动。在最困难的时候，赵翔用结结实实的行动来回击所有的质疑！孙厅长说，这封信他反复看了许多遍，一读到这里就忍不住流泪。

的确，说这话时，他已经热泪盈眶。不仅是孙厅长，全场民警的视线都被泪水模糊了。

比起其他人，也许只有潘战最能体会赵翔的坚持、坚忍与坚守。虽然赵翔很少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倾诉，但潘战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一个老警察对公安事业的执着，对警察荣誉的珍惜，对于刑侦工作的热爱，对于奉献牺牲的诠释。

许多像潘战这样的年轻民警，他们对警察职业的理解，也将因“1·13”案件的成功侦破而得到升华！

倒计时牌的最后一天

3月5日这一天，按倒计时的算法，是“1·13”爆炸案破案期限的最后一天。这天，倒计时牌应该显示为“0”。但这天却出了点儿小事故。

毕竟是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还能破案不是奇迹是什么？但奇迹可能发生吗？基本上无望了。所以，综合组的王健担心赵翔来了，除了脸面难看，可能还会很痛心，于是王健自作主张把牌子撤了下来。

他是一番好心，却把赵翔惹火了。那天赵翔一早去黔南督导，下午三点回来时习惯性地一抬头，发现墙上的倒计时牌不知去向，不禁勃然大怒：“哪个摘的，老子毙了他！”

谁都没想到赵翔发这么大火，一下子都怔住了。

赵翔把桌子一拍：“这是要搞哪样，陷我于不义吗？我说的话不算话吗？！”

有人赶紧让州公安局的老周去把摘牌的事认下来。这个老周年纪不小了，平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老黄牛的性格。他去跟赵翔认错，赵翔也不好再说什么。周松忙问牌子还在不在，大家说在，于是又赶紧把倒计时牌恢复原位。

过了一会儿，等赵翔的火气消了点儿，王健才敢去向赵翔认错，承认是自己摘的倒计时牌。

赵翔瞪他一眼：“你小子胆子也太大了，这个也敢摘！我就猜是你搞的鬼，还让老周出来顶缸。”

骂归骂，赵翔还是大度地在显示最后一天的倒计时牌——也就是那个大大的“0”下面留了影。

悬挂在专案指挥部的倒计时牌

3月5日这一天，也是天道酬勤的日子。技侦总队副总队长曲波终于带来了好消息，他向赵翔报告，根据嫌疑人在施秉购买两个遥控器的时间节点，经过筛查，已经确定了嫌疑人的位置——正在金沙！

赵翔等的就是这一时刻，他激动地一拍桌子——这是他今天第二次拍桌子，不过心情大不一样：“抓！”

赵翔立即指派技侦总队侦查一处副处长武洪鹰带队前往金沙县缉拿杨文龙、杨盘中两名重大嫌疑人归案，同时，又派出民警对嫌疑人在谷陇的住地进行搜查。

派去做搜查工作的领队正是刑侦总队副总队长陈康。因为涉及取证，陈康自然是不二人选，但赵翔还是不放心，给陈康打电话，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小心，毕竟对手是爆炸犯罪的嫌疑人。赵翔清楚地记得，他还在平坝县公安局任局长的时候，一名重大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现场的门上安装了爆炸装置，侦查员没有预判到这种可能性，在推门进入现场的瞬间发生了爆炸，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从此，每次奔赴案件现场时，赵翔都会提醒民警一定要谨慎行事。案子要破，但不能以牺牲民警为代价。

2014年3月5日二十三时零五分，两个“1·13”爆炸案的犯罪嫌疑人在金沙某建筑工地落网。同时，前往两名犯罪嫌疑人的住处执行搜查任务的陈康报告，在嫌疑人家中搜出了没用完的炸药、雷管和制作遥控装置的材料——罪证到手了。

五十二天中的两天

这一天注定是个不眠之夜。前方既然传来嫌疑人落网的消息，专案组自然要把讯问工作安排妥帖。3月6日凌晨两点，专案组召开讯问专题研讨会，把二十多名侦查员召集起来，制定了“循序渐进，摧毁心理防线”的讯问策略。但是，让谁来主审？哪些人参与？这关系到案件是否能圆满侦破，不可不慎。

赵翔问综合组组长王健：“你手下还有多少人？”

王健说：“大多数都派出去了。”

赵翔又问：“那你觉得哪个来审合适？”

王健主动请缨：“要不我来试试吧？”

“你小子行吗？”

“赵厅长忘了，我原来就是搞刑侦的。”

于是，凌晨两点的专题研讨会上，确定了四个侦查员一组负责一个犯罪嫌疑人，而王健在两边穿插、综合协调的讯问方式。

为此，王健也做足了功课。他了解了前方抓捕的细节，知道二杨在抓捕过程中没有任何反抗，也没质疑自己为什么被抓，甚至抓他们的人是哪里的公安都没问……这些细节非常重要，充分说明两人心里是有鬼的。此外，两个嫌疑人都有前科，一个几次因伤害他人入狱，另一个则因吸食毒品受过处罚。

其实这时候，对于讯问方式，专案组里也有两种意见。嫌疑人是谷陇人，而谷陇人有死扛着不吭声的特性，因此，有人力主强攻，也有的人以为迂回为佳。潘战也是讯问组的一员，他担心这两种意见会分散火力，便给赵翔发了个短信说明，建议强攻。赵翔很快回信，就两个字：强攻！便把意见统一了。

王健选择了更年轻一点儿的杨盘中作为突破口。

3月6日凌晨四点零五分，讯问开始。王健知道，第一次交锋，首先是精神上、气势上的交锋。杨盘中一开始低着头，后来趁报名字的瞬间飞快地瞥了他一眼。那真是惊鸿一瞥，王健马上看出了里面不屑的意思。这很自然，他个子不高，长得也不威猛。他决定不让对方的这个印象持续下去。

“知道我是谁吗？”王健问。不等对方反应，他继续说，“省公安厅大案处副处长，知道吗，我管的都是大案，死三个人以上的我才管，吸毒偷盗这些烂事我是不管的！”

这套词儿是王健事先设计好的，目的是打掉嫌疑人的气焰。果然，听了他一席话，杨盘中的表情有所收敛，但他还是保持沉默。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1月13日中午你在哪里？”

……

杨盘中和讯问组耗了近五个小时，最后倒在王健的杀手锏上。王健打开自己的手机，调出一张照片给杨盘中看。杨盘中的脸色马上就变了，那张照片上正是他的一对双胞胎儿子。

“很可爱。”王健说，“但那些死者家属会怎么看？那些被你炸得四分五裂的人，他们的家属会怎么想？他们会把你的两个儿子怎么样？也来个以牙还牙？如果你好好配合，警方可以联系当地政府，帮他们找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们不受伤害。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杨盘中受不了了，他终于服软了，向王健要烟抽。王健知道对方的防线崩溃了，他把一包烟拍在桌上：“只要你如实交代，这些烟都是你的。”

3月6日上午九点零五分，王健借去洗手间之机，按事先的约定，给陈小刚发了个“OK”的短信。

靳福炜奉命向领导汇报：“健哥太生猛啦！都说谷陇的嫌疑人三天开口算快的，健哥五个小时搞定！”

赵翔一拍桌子，连喊三声：“破啦——破啦——破啦——”眼泪夺眶而出，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外面的专案民警已经一片欢腾。

就像事后一位民警开玩笑，五十二天，其实只有两天和这两个嫌疑人有关系。的确，六百多名民警，用了五十天时间梳理、排查，而柳暗花明、水落石出的时刻却来得这么突然。于是，每个人的心里都升腾着巨大的欢喜，每个人的脸上都流淌着幸福和喜悦的泪水。

在事后的总结会上，赵翔动情地说：“不要小看前面这五十天的积淀，只有前面的厚积才能造就后面的薄发，我们才能毕其功于一役，在最后的关键战一招制敌。”

3月6日九时五十五分，杨盘中交代了与杨文龙采用爆炸方式抢劫龙场镇赌场的犯罪事实。

相对于杨盘中来说，杨文龙毕竟有多次劳教的经历，对付刑侦也有他的一套办法，他坚持的时间要比杨盘中长一些。专案组安排凯里市公安局的苗族民警杨秀贵参与讯问，杨秀贵会说苗语，用苗话苦口婆心地给二杨做工作。最后杨盘中对杨文龙说：“我都招了，你也招了吧，要死一起死！”

也许正是这句话，把杨文龙最后一点儿负隅顽抗的心气彻底泄掉了。

3月6日十八时二十分，杨文龙交代了与杨盘中采用爆炸方式抢劫龙场镇赌场的犯罪事实。

震惊全国的凯里“1·13”爆炸抢劫案随之告破。贵州公安实现了承诺，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足以担负起保一方平安的重任。

3月6日中午，贵州省公安厅厅长孙立成抵达凯里专案组指挥部，看望已经破获“1·13”爆炸抢劫案，但还在坚持工作的全体参战民警，并向以刘忠义副局长、程伟处长为代表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刑侦专家表示感谢，“如果没有他们顶住压力，没有他们跟我们一起分析，理清办案思路，确定办案方向，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胜利。”孙立成盛赞以赵翔副厅长为首的战斗在一线的广大公安民警，“全体参战民警齐心合力、锲而不舍，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证明了贵州公安是一支能征善战、敢打硬仗、有强大战斗力的队伍。”

当晚七点，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副省长秦如培也专程抵达凯里专案指挥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参战民警表示祝贺。

庆功会上，回想起五十二天的奋战，赵翔不由得热泪盈眶

“1·13”爆炸抢劫案暂告一个段落，硝烟已然散去，六百多名公安民警也陆续回到自己的岗位，对他们来说，侦破“1·13”大案不但是一次大历练、一个大考验，而且——就像赵翔感叹的那样，经受了这场洗礼，在面对未来更严峻的挑战时，他们将更坚定、更自信、更强大！

尾声

经过近两年的审理，“1·13”爆炸抢劫案终于落下帷幕。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杨文龙、杨盘中均认为量刑过重，分别提起上诉。杨文龙的主要上诉理由是，起爆遥控器在杨盘中手中，而自己在距爆炸现场一公里外的地方。杨盘中在爆炸现场，完全可以终止该起爆炸案。故此，杨文龙称他在本案中的作用小于杨盘中;杨盘中则称，他在本案中是被杨文龙当作工具使用，请求二审法院重新审查，减轻处罚。

二审庭审中，公诉机关认为，两被告人提出量刑过重的理由不成立，本案系两人共同完成，他们的地位与作用不相上下。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杨文龙、杨盘中犯爆炸罪、盗窃爆炸物罪、盗窃罪，数罪并罚，维持一审的死刑判决。

赵翔本以为，这个案子尘埃落定，罪犯即将伏法，死者将得以告慰，正义将得到伸张，自己也就可以踏踏实实退居二线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2015年12月29日，贵州省黔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一名受害者连续五天遭受电信诈骗一亿一千七百多万元，由此牵出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电信诈骗案。公安部专门派出专家组到贵州指导侦查破案，专案组从全省各地调遣精兵强将五百多人投入会战。赵翔责无旁贷，再次披挂战袍，担当起“12·29”大案指挥长的重任。

十几天来，赵翔每天都会和专案民警们一道鏖战到深夜，有时还会通宵达旦。富有戏剧性的是，2016年1月12日，贵州省高院对“1·13”爆炸抢劫案作出了终审判决，这一天距“1·13”案发整整两年。而一天之后，1月13日，“12·29”案收网行动开始，这个跨境电信诈骗团伙已有二十多名成员被抓捕归案，全案告破指日可待。

赵翔已经记不清指挥过多少次这样的大会战了，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三百多人的瓮安“6·28”大会战、六百多人的凯里“1·13”大会战，还有如今五百多人的“12·29”大会战……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好像就是为破案而来，都快退下火线了，还来个重要级的“大礼炮”。

作为警察，生命不息，破案不止。警察的职责就是破案，既然这个世界总会有罪恶，总会有暴力与血腥，那么，就让它们来吧，任何对正义、对法律的挑衅，都必将遭到迎头痛击！

分类：大案要案 作者：张运修 谢铁 期刊：《啄木鸟》2016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