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月亮花开

当我还是一个小小少年的时候，我们兰城满街裁缝铺子的生意都很红火。一到集日，卖布的商贩长龙一样排满了新贸市场。差不多每个卖布的身边，都站着一个裁缝，几乎是清一色的女人。整个新贸市场都是人，看上去卖布的总像是比买布的多。

少年时，我总是跟屁虫一样跟在三张脸那肥硕的屁股后面，在卖布的长龙中游来逛去，看那些看不完的街景。新贸市场永远都是人来人往，热气腾腾的，像一壶将要烧开的水。我喜欢鱼一样在人群中游弋，这种时候，我总是感到一种快乐的孤单。

三张脸是我给养母起的外号。那还是我穿开裆裤时候的一个夏天，有一回养母在家里面的大铁盆里洗澡，碰巧被我给看见了。当我一不小心看见她白花花的身体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种很惊讶的感觉。少不更事的我就对斜对门的刘丽英说，哎，她好像有三张脸呢！一张脸白，另外两张脸更白。刘丽英就奇怪地问我，怪不怪，哪三张呀？穿开裆裤的我就指着她斑斑点点的瓜子脸说，这是一张吧，又一左一右指着我小小的胸脯说，这里又有两张吧……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刘丽英就哈哈大笑起来，说，你这小东西，可真有意思，也真会想！

从那以后，甘草巷里的人背后都把养母称作三张脸，我也习惯了从心里这样叫她。其实并不是穿开裆裤的我真有意思，也真会想，而是三张脸的确是个大奶子的女人。商店里最大号的胸罩，对她来说都有点儿小。她贴身穿的胸衣，都是由裁缝那里手工做的，要价八块钱，快撵上一件上衣的手工费了。加上料钱一折算，往往比商店里那些精致漂亮的各式胸罩还要贵几块。三张脸愤愤不平地跟裁缝砍价的时候，裁缝就调侃她，谁叫你的东西长得大，碗碗小了盛不下？再说贵是贵到布料上了，手工一分没多要。我以为裁缝这样一说，三张脸就会气呼呼地转身走掉，再找另一家。可多数时候，她们说着说着就笑开了。

三张脸在裁缝那里每次最少要定做两到三件内衣，即便这样，有时候还狼狈到没有内衣穿的地步。她的确太胖了，留在内衣一侧的明扣换成暗扣，暗扣换成明扣，没过多长时间，不是差了公的就是少了母的，少了扣子，内衣马上就走了样，穿在身上松松垮垮。春秋时隔着毛巾衫看上去里面都是松塌塌的，夏天时她穿着的薄衣裳里面的尴尬情景更是一目了然了。为此，在做内衣的同时，三张脸总是一并在裁缝那里买上一板又一板的暗扣，以防不小心崩掉一个好及时换上。那些量体裁衣的过程，充满了女人味，仿佛衣料上的小花小草，都在暗处散发着青绿的气息。

三张脸一直都没有什么正经的事情做。养父出车祸死的时候，我才七岁。为了生计，三张脸给中医院打扫过卫生，在药材收购站捡过枸杞，在集市上看过自行车，还扫过一段时间的马路。夏天的时候，三张脸常常比太阳起得还要早，脸也不洗，头也不梳，骑上养父生前早已骑得叮铃咣啷的永久牌自行车，到和平和红旗那里的田边地头挑苦苦菜和艾。每当看见三张脸捎着填得瓷瓷实实、长长一蛇皮袋子的苦苦菜和艾进到院子里，我就想，三张脸一定是把那荒滩野地里的苦苦菜全都挑光了。接着我们俩就一人一个小木凳子，一人一把小剪刀，面对面坐下来拣菜。然后三遍五遍地淘，然后再烧开水焯，焯完了再用清水泡，整整两大桶。最后，三张脸才把浸泡过的苦苦菜一把一把地挤干，抖开，放进那个黑色的圆肚缸里，投上一盆米汤，再捏上几根辣辣英和几粒干花椒什么的，玩也似的撒进去……甘草巷里的邻居都说，三张脸酸的苦苦菜，有一种特别的香味。其中有一个叫什么兰的医生，家搬到银川好几年了，每年夏天还常常托了熟人在三张脸这里要苦苦菜吃，秋天或冬天，又会托了人给三张脸带来百八十块费用，说是夏天吃菜的钱。受托之人还带来那人的话说，一个女人带着俩娃娃过，怪不容易的。

那另一个娃娃就是比我大十岁的童子，也是抱养的。三张脸和养父，不知道是谁的毛病，结婚后一直都没有生孩子，就一先一后抱了两个，一儿一女，算是补了个圆满。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是被抱来的，在长长的甘草巷，人们的生活里从来都掩藏不住什么秘密。

因此，我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不过我想，凡被抱养来的孩子，多半是天生有什么不招人喜欢的地方，才送人的。尽管从来没有人提起我有什么不招人喜欢的地方，可我就认定自己一定有的。有时候，我会在镜子前一站就是好久，左看右看，想看一看我究竟有什么毛病，竟有了被抛弃的命运。镜子里面是一张神情恍惚的脸，不喜不悲的样子。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不是我。听三张脸说，我从小就很好领，白天不哭，晚上不闹，一点儿不讨人嫌。那么我怎么就会被生我的那个女人抛弃呢？我就想，也许我不叫人喜欢的地方，都藏在我的骨头里了，藏在骨头里的东西，光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童子的领养，错就错在三张脸当初不应该在离兰城很近的一个庄子上把他抱来。刘丽英说，要抱，隔山隔水才好，否则是养不了家的。后来果然从那句话上来了。童子知道了身世后，隔三差五总往那个庄子上跑，过上三五天，不用三张脸招呼，他自己又垂头丧气地回来。那时候童子已经十七岁了，生得膀阔腰圆，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走路都是横线，人见人怕的。也许是藏在骨子里面那种东西的作用，我从来都没有叫童子一声“哥哥”。不光是童子，我想，我可能不会叫任何人一声“哥哥”。那两个字与我的生活轨迹，是没有一点儿关联的。“哥哥”，在我看来，就是一个非常可笑的称呼。童子很野，抽烟、喝酒、打群架、顺手牵羊偷点儿东西，什么事都干。我很怕他。

我喜欢吃三张脸酸的苦苦菜，也喜欢她蒸的艾，可惜的是，端午总是不知不觉就过去了。端午一过，艾就要老了，艾一老，就有一股野蒿子的味道，不好吃了。在那些暖洋洋的春夏时节，只要看见我端着一只蓝边的白瓷盘子，一筷接一筷地吃艾的时候，光着膀子的童子就用细铁丝敲我的头，笑我是牲口转的。童子从来不吃三张脸从野外弄来的诸如三月的榆钱、五月的槐花之类绿绿白白的东西，说那都是牲口才吃的东西。听童子那样一说，我就赶紧停住手中的筷子。等童子走开后，才接着吃起来，鼻头酸酸的，同时心里也浮起一层模模糊糊的恨。恨谁，又说不上来。我觉得，已经十七岁的童子喜欢别人怕他。实际上，我们的近邻刘丽英和邱小红她们的确对童子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畏惧。甘草巷的很多邻居都给他们的孩子交代过，千万别和童子那样的坏小子搅和在一起，有人养没人教的，迟早是个惹是生非的种。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从外地来宁夏谋生的人渐渐多起来。有裁缝、鞋匠、弹棉花的，也有捡破烂、卖菜、收酒瓶子的。他们有的来自浙江、甘肃、安徽，也有的来自河南、陕西、山西、内蒙古等地。他们的存在，给兰城增添了一种别样的风情，那些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常常让我错把故乡当作了异乡。颇有些经济头脑的三张脸把院子里面北的三间小伙房都租了出去。靠西的一间住了一对修鞋的浙江夫妇，中间的是一个从甘肃来的女人，我听见三张脸叫她“王丽”。她就是集市上站在卖布人身后寡言少语的裁缝中的一个。最靠边的是个卖茶叶的，在市场上租了一间小小的店面，叫“江南茶庄”。我听别人都喊他“江迎九”。那时我对念书识字的热情很高，等到卖茶人哼着什么小调进了院子，我就迫不及待地问他，哎！你怎么不是“八师傅”，也不是“十师傅”，偏偏是个“九师傅”呢？他就说，我这个“久”字，不是“六七八九”的“九”，是“长长久久”的“久”。我就叫他把那几个字写下来认。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长长久久”的“久”是一个多么好的名字，就对此妄加评论说，“九”是好的，“九”总归比“一”多；“久”呢，就是说不上来它的意思，怪怪的；你时不时地爱喝上几口酒，我还是叫你“酒师傅”吧。从那以后，我就把卖茶人叫做酒师傅。

养父在世的时候，常常和酒师傅一起喝几口。酒是养父的，茶是酒师傅的，他们坐在有了风和月光的小院里，就着一碟苦苦菜，就能左一杯右一杯地喝上小半天。养父说：干！酒师傅模仿似的也说一声：干！男人们总是那样，一句就是一句，话又少而金贵。不像那些饶舌的娘们儿，即便是踩死一只蚂蚁，都能大呼小叫地说上半天。小院子被三张脸收拾得干干净净，还种了不少的花。有指甲草、早晚花，还有石竹、大丽花什么的，热热闹闹的一院子。养父和酒师傅对着凉风花月喝酒的时候，我就蹲在一边，听他们说话，当他们抿酒咂出来声响时，看着他们那粗大的喉结一上一下飞蛾似的动弹，很好看。如果逢着三张脸心情好，她还会主动给他们烙上几张卷了薄荷，擀得薄薄的烫面饼子，给他们淡嘴。默默坐上一会儿，养父就哑着嗓子说，你的茶叶就是香。酒师傅就说，哪里，还是你的酒香。养父又说，香油又涨了三毛钱。酒师傅就应道，鸡蛋也涨了。

酒师傅喜欢吃茶叶蛋，每次煮好都要给我留两个。我正奇怪有些日子没有吃茶叶蛋了，原来鸡蛋涨价了。

有时候他们也会说到我。养父说，这一个还算乖，那一个——他是指童子——是指望不上的，越来越跟个野人似的。酒师傅就劝说，还小呢，大大就好了。养父叹口气说，把你给豆子拜个干爹吧，咱们有这个缘分。豆子就是我的名字。酒师傅就笑起来，说，是有这个缘分。

话说到这里就没了下文。养父在去西湖的路上出了车祸，不在了。我隐隐约约记得养父在花香月色中对酒师傅说过，转天你给豆子买上一身新衣服，一双筷子一个碗，让她给你磕个头，就行了。

后来，三张脸就哭着说，养父从来都没有跟她说起过给我拜干爹的事，怎么那天晚上喝了几盅，就凭空说起来？你说怪不怪？刘丽英和邱小红她们就拭着眼角，感叹着说，凡事都有个兆头的，唉。

那时我还小，养父对我一直是不冷也不热。我从来不知道被养父的手拉着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养父的手看上去粗粗壮壮的，有时候和煤，有时候扛米，有时候搬弄家具，有时候也会落在三张脸的脸上，啪的一声脆响。正因为如此，养父的死，并没有给年幼的我带来太多的影响，他死了以后，我觉得，我就把那个人给忘掉了。一个已经死了的人，谁会老记得他？不会吧。

我一直惦记在心的，是养父在那个晚上对酒师傅说过的话：一身新衣裳，一双筷子，和一个碗。有时候在街上，有时候在院子里，一遇上酒师傅，我就会想起这三样东西来。这样新崭崭的三样东西摆在眼前，让人该有多高兴！我想，酒师傅应该是记得的。可是遇上酒师傅的时候，他也给我一把黄黄的甜杏子，一把紫紫的桑葚子，就是不提那衣裳、筷子和碗的事。也许，那天晚上他也喝多了，忘掉了？还是酒师傅有意在躲着那件事情？让一个来路不明的女孩子叫自己“爸爸”，即便对一个男人来说，也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

养父死后，三张脸结结实实地哭了个把月。房前屋后的邻居走马灯似的来劝，还有小曹、王丽以及酒师傅。后来，她就不哭了。不知道是因为他们劝了她，还是因为人们不再来劝，总之，她不哭了。她开始收拾养父用过的东西——被子、衣服、鞋什么的。该送的送，该烧的烧，该扔的扔，三下两下，就把那个人清理得无痕无迹。我记得，三张脸把晒干的艾草点燃，将屋子整个熏了一遍。一直到有一天，我重新在三张脸的屋子里看见了男人的衣服和鞋子。它们贼似的在我的视线中躲躲闪闪，散发出来一股淡淡的茶味。于是，我模模糊糊觉着，一个男人的衣服、鞋子甚至他的味道，是不会从一个女人的屋子里消失的。

我认出来，那深蓝色的拉链衫，就是酒师傅的。还有那双半旧的黑皮鞋，不会错。

养父死后，童子更成了脱缰的野马。有一次，他又把一个小伙子给打伤了。听说，被他打伤的那个姓周的小伙子，第二天就要结婚做新郎官的。满脸青肿的小周对三张脸说，那天晚上我都给他跪下了，等我办完结婚仪式再打我，他都不肯依。

下跪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天大的礼了。我从书上、电影里看到过的，除了玉皇大帝，凡是被跪的人，总有几分的不安。小周都给他下跪了，童子仍没有放过他。看着小周鼻青脸肿的面孔，我恨透了童子。我想，三张脸当初就是抱回来一条狗呀猫呀什么的，也比抱回童子强。小周的婚礼没有如期举行，他来说明情况后，要求三张脸给他五百块，算是对他的一点儿补偿。已经乱了方寸的三张脸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他。小周接过钱，在手里摇了摇，用那种冷冷的眼光看了看三张脸和吓得战战兢兢的我，掉头就走了。

小周走后，三张脸也给童子下跪了……好像还磕了几个头，碰在青砖地上，发出一种浑浊沉闷的响声。我的眼泪忽然间就淌了一脸。

后来三张脸才知道，小周对我们扯了谎。童子的确是打了他，不过第二天并不是他举行婚礼的日子。他敲了三张脸的竹杠。因为这个原因，三张脸气得病了一场。

可是当时，我都被他声泪俱下的叙说感动了，我以为小周真的给童子下了跪，也以为第二天真的就是他结婚的日子。

被谎言蒙蔽的感觉，让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虽说那时候我还没有背上光阴，可也知道三张脸颤抖的手从被子里面掏出的那五百块钱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从那以后，越是感人至深的事情，越是让我感到不可信。相反，倒是那些平平淡淡的人与事，在我心里却是那样可亲可怀。

小周的谎言并不能代表童子的无辜。在小周敲诈三张脸不久，三张脸发现她锁在箱子里的另外二百块钱也不见了。童子拍着他已经很发达的胸膛说，是我干的。三张脸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家丑不可外扬！三张脸喘着粗气对我再三嘱咐，千万不要给任何人说起。我点了点头，心里沉重得像是压了一个大大的秤砣。

后来，童子最终还是犯了事，被判了十年刑。说真的，我心里竟然涌起一种轻松的感觉。开公判会的那天，飘着些牛毛细雨，我和同学坐在电影院的第一个台阶前，心里潮漉漉的一片。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童子，童子平时又乱又长的头发已经被推成了光头，黑青青的一片头发茬子。童子也看见了我。我们像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一样，彼此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本来，因为童子的存在，修鞋的小曹夫妇，甚至包括王丽和酒师傅在内，都打算另找房东的。不管住哪儿，谁都想图个安稳平静。听三张脸那样一说，十年的光景，早着呢！就不再提搬家的事了。就像三张脸劝说的那样，好不易大家都住得相熟了，早早晚晚好有个照应，做个伴。我觉得，如果他们执意要搬走的话，没准三张脸还会哭起来，就像养父刚刚死去时那样。

转眼又是一个淡黄色的秋天。我们与那几个房客不过才在一个屋檐下住了短短几个月，我却觉得已经有一百年之久。那些被风吹落的花草叶子，分明是一百年前的东西，由不住就让人感到沉默和萧索。

淡黄色的秋天是一个美好的季节。每隔一两年，我们兰城都要在十一前后开一场物资交流大会，届时不仅有来自本地其他县市的商家来这里摆摊设点，更有远道而来的魔术和杂技表演助兴。平时安安静静的小城，在那短短的十几二十天里，会像节日一样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比如说，平时举目无亲的小曹、王丽和酒师傅他们都闻讯而来，到交流会上看他们各自的老乡。在这期间，我们家的小院子总是你进我出，人声不断，呈现出一派少有的热闹景象。

交流会简直就是女人们的第二个节日。三张脸和刘丽英、邱小红她们就算什么都不买，也是今天逛罢，明天再逛。白天逛了，晚上还逛。三张脸出门的时候，总要喊上平时并不受宠的我。我知道这是为什么。

她让我提上一个菜筐，跟在她身后。她和刘丽英、邱小红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转，看鞋看袜，看衣看帽，叽叽呱呱地说上一大堆与吃喝拉撒密切相关的话。三张脸一般只是看，很少买。她身子胖，鞋呀袜的，很少有特别合适的。刘丽英干瘦，邱小红不胖不瘦，三张脸就站开几步远，给她们两个选中的衣裳鞋帽当参谋。转了一晚上，刘丽英看上了一件南瓜黄的蝙蝠衫，邱小红买了一条半紫不紫的喇叭裤。三张脸就说，黄配紫，恶心死，幸好这两样穿在你们两个人身上，要不然可就难看死了。

三张脸关于色彩的见识，都来自于裁缝王丽点点滴滴的传授。王丽在丽人坊做裁缝活，三张脸没事便在那里帮她扦裤边、钉扣子，和来来去去的女人说笑逗趣，打发时间。一来二去，渐渐懂得了“要想俏，一身皂”之类的穿衣要素，这也就是刘丽英和邱小红喜欢叫她当参谋的原因。她俩说，三张脸看中的衣服，比她们自己看中的衣服耐穿，也耐看。

我像跟屁虫一样跟在她们成熟饱满的身后，听她们说着我还半懂不懂的话一路回家。回到家，不用低头查看，我就知道至少有三双白底黑帮的平板鞋躺在我手中的菜筐里。很久以前，在第一次开交流会的时候，三张脸就这么干了，而且干得天衣无缝，从来没有被谁发现过。不过我想，一旦被谁发现了，我一定就是罪魁祸首。因为鞋子就睡在我手中的菜筐里，正做着香香甜甜关于路的梦。

第一次看到偷来的那双鞋的时候，三张脸对着我惊愕的脸说，没什么的，人那么多，她们总有不小心的时候。再说，我们不是也常常丢东丢西，少这少那吗？这世上，有谁不是贼？

我说不出话来，胸口一起一伏。三张脸的话仿佛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把我逼迫到一个无法逃身的灰暗角落里。

三张脸妙手偷来的鞋，总是刚好合我的脚，也总是让我一穿上就舍不得再脱下来。我知道我很费鞋，仿佛我的双脚已经走遍了所有的路。连修鞋的小曹都说，豆子这双脚，真不得了，将来一定是个跑路的命。当这种不花钱的鞋成为我和三张脸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时，我像没事似的把那三双新鞋放到我的床底下。只要我不说，谁也不知道它们是偷来的。我这样对抗着自己的是非和欲望，心里暗暗算计着，这三双新崭崭的鞋子，能不能让我穿到明年开交流会的时候，也许能，也许不能，走着瞧吧！

那个淡黄色的秋天匆匆来临的时候，我升五年级了。童子在监狱里呆了快一年。我和三张脸一起搭酒师傅老乡的便车去劳改农场看过他一次。狱警给我们说，童子刚来的时候，因为嫌吃的不顺口，把饭摔到墙上，双脚被砸上了十几公斤重的铁镣，脚骨都磨出来了。狱警说，多少像他这样的生牛皮到这里都被熬过来了，他算什么，现在不照样老老实实的，叫干啥就干啥，跑得慢了还不算！三张脸听了，赶紧对他说了很多感谢的话。

铁栏杆后面是童子粗糙黝黑的脸，陌生极了。铁栏杆后面的他已经没有了名字，看守一叫他“七十三号”，他就触电似的站起来。探监室里光线很暗，我想，童子可能没有看见还没有长高的我。而我也不想被他再次看见，我还有意缩了缩身体。有那么一瞬间，我搞不清被铁栏杆隔开的童子和我，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囚徒。

三张脸平静地问他，能吃饱吗？童子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三张脸说，这都是给你带的，吃的用的，记得给别人分一点儿。童子既不点头也不摇头，我觉得他在发呆。因为探监的人很多，时间有限，我们待了不到十分钟，离开的时候，发呆的童子忽然没头没尾地说，列宁说过，一个没有坐过牢的人，就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列宁是谁，我觉得童子说的纯粹是屁话。从光线暗淡的探监室里出来的时候，我感到有些头晕目眩。三张脸扶了我一把，说，以后你就不用来了，本来这个地方与你就没有任何关系，没你的事。

那天晚上，他们又在院子里喝开酒了。酒是小曹的，茶是酒师傅的，菜是三张脸给他们调的凉粉，盛在平时和面用的黑瓦盆里，加了香菜和红辣椒，看上去不像一盆菜，就像是一样粗制滥造的工艺品。开始就他们三个人在风和月里静静地坐着，后来小曹的女人和王丽也洗了把脸凑上来。地上的影子一多，就乱起来，怪兽似的拥作一团。

酒师傅说了声，干！小曹、王丽和三张脸也一起说，干！话音一落地，王丽和三张脸就猛地咳嗽起来。酒师傅说，慢慢喝，慢慢就习惯了。三张脸摸着她白花花的脸说，女人还是不喝的好。我像往常那样，蹲在花池边，看他们神秘莫测的脸，听那透明的液体吱吱作响地穿越他们各自的喉舌。

他们轮流打起老虎杠子，三张脸总是输，有一半酒都被小曹和酒师傅代喝了。王丽和小曹的女人就反对起来。酒师傅就说，你们两个不输，输了的话，我也给你们代，多少杯都行。王丽说，娶婆姨图睡，喝酒图个醉，总该有一个人醉的吧？不往醉里喝，又有什么意思。小曹的女人也这样附和。她们高声大嗓子辩论的时候，三张脸又输了一杯。她二话没说就把手中的杯子端给了我。

喝！她说。我愣住了，有几分紧张，不知道接还是不接。三张脸又催了一声。酒师傅一挥手臂挡住了。他说，娃娃喝的什么酒，我来。三张脸不依不饶，已经把酒端到我的嘴前。我闻到一种呛鼻子的味道，就歪了歪头。又不是毒药。三张脸沉下脸说，现在就不听话，以后更不用说了。我看见王丽和小曹的女人又在暗处轻轻地点头，她们脸上充满了对三张脸的同情。

气氛有几分僵冷。酒师傅移开手臂说，豆子，你也长大了，该给妈妈分担点儿了，喝就喝吧，就这一杯。我看了看酒师傅，又看了看小曹。小曹赶紧低下头去抽烟。酒师傅说，豆子，这酒就跟水差不多，不辣。我相信了酒师傅的话，接过酒杯，一仰脖子就喝光了。三张脸带头拍了一下巴掌。我觉得，她那一巴掌就跟打在我脸上一样，火辣辣的。

这时候，我们已经反锁了的院门被谁敲起来，嘭嘭地响。王丽起身去开门，原来是来取衣裳的。自从我们的小院出租后，在院门还没有反锁之前，晚上常常有素不相识的人来，有的取衣服，有的赶着来修鞋，还有的是来买茶。不过这么晚了有人来，还是第一次。王丽急忙进屋去给人家找衣服，来人站在更暗一点儿的廊道里，是个女的，仿佛有几分难为情。

有羊愁得赶不到山上。三张脸说了这一句，就撇下桌子周围的人回屋了。我坐在她的木凳子上，双手支着下巴，看着月亮发呆。

“月亮像一朵白色的梨花，开在寂寞的夜空。月光是被风吹落的花瓣，四处闲逛。我是花瓣的影子，再也飞回不去。”我想起作文课上我随心所欲写的那篇作文《月亮花》被老师批了个又大又红的“差”，心里就特别难过。老师说，翻遍所有的书本，从来没有见谁把月亮比喻成花，你小小年纪就学会独出心裁，你以为你是谁！

我想，老师总是对的，一定是我错了，可是当我觉得我错了的时候，为什么我心里会那样难过？也许在我心里，也许在我梦里，月亮就是一朵白色的梨花，在寂寞的天庭中，开了又落，落了又开。因为那篇独出心裁的作文，我被老师淘汰掉了参加全校作文比赛的资格。老师让金蕾去参加作文比赛了，她是我们校长的女儿。

那杯酒终于把我憋在肚里的话赶了出来，我就问他们，月亮究竟像不像一朵花？小曹续上一支烟，抬头看一眼天上，说，我怎么看它都不像什么花，就像是个瓷盘子。小曹女人接口说，大了点儿，这会儿才像个瓷碗碗呢。王丽刚好给来人送罢衣服，说，什么也不像，就是一个多少年的月亮呗！我想，老师一定是对的，我一定该得那个又大又红的“差”了。

酒师傅说，你们说得都没错，你觉得它像什么，它就能像什么。豆子，你要是觉得月亮像一朵花，它就是一朵花，也没有错。我问他，你说的是真的？酒师傅说，当然是真的！也许从那一刻起，我觉得我开始喜欢酒师傅了。他身上总是有一股茶叶的味道，很好闻。

时间已经不早了，我看了看月亮，它更像一朵白色的梨花了，似乎那花瓣被风又吹落了几片，变了样子。我看了看酒师傅，酒师傅正在对着我笑呢。

我看不清你的脸了，豆子。哪天我要配个镜子戴，我的眼睛越来越不顶事了，酒师傅说。他的嗓子被烟啊酒啊茶啊什么的浸泡得太久了，听上去破破碎碎的。

回到我们的屋子，我睡不着。我听见三张脸很小很小的抽泣声。我想，她为什么不放开声音，孩子似的大哭一场呢？她真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心烦。

窗子外面的房客也该睡了。我听见小曹打了个很响的酒嗝。然后我听见酒师傅笑着自言自语，呵，月亮像花，月亮像花……真是个笑话！酒师傅这样说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他那高大的、父亲般的身体在那些被风吹落的美丽花瓣中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小曹说，刚才你不是还对豆子说，月亮真就像是一朵花的吗？怎么……酒师傅就说，嗨，哄孩子哄孩子，你怎么也当个真！

尽管我并不想流什么眼泪，可眼泪还是悄悄流了下来。在这个小院子里，我不知道该相信谁，不该相信谁。我觉得，谁都可以哄孩子似的哄哄我，唯有酒师傅不行。从一开始起，我在心里就把他当作了那个可以给我买一身新衣、一双筷子、一个碗的人，那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可是从一开始起，他们每个人都给了我两张面孔，有一张面孔，在某个时刻给了我某种致命的打击。

随着季节的深入，小院子里不再有那些简陋的小聚，那些简单的话语，那些便宜的浊酒。只有月光依旧，青花瓷似的碎满了院落，我甚至能听见它们跌落在屋檐、窗台以及门槛上面时那种凄美的声响。

最先从我们小院里搬出去的是小曹夫妇。他们在北街新租了临街门面房子，听从了老乡的话，开始卖他们温州老家生产的鞋子。他们一边卖新鞋一边修旧鞋，美其名曰“实行三包”，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三张脸、刘丽英和邱小红从他们鞋店门口路过的时候，就打趣他们：你们温州人前脚造来假鞋卖，后脚再派你们来修，有没有的钱都让你们挣了去，你们南方人真会做买卖呀！小曹两人就赔着一脸笑，说几句客气的话。三张脸从来没有在小曹的鞋店里得过手，她看着他们住过的那间靠西的小屋上的锈锁，说，小曹的女人眼睛毒着呢，下不了手。去了几次之后，三张脸再也没有去过小曹的鞋店。我偶尔路过他们的鞋店时，小曹还应酬几句“长高了，吃胖了”之类的话，对我笑一笑。小曹的女人看见我，就先打量我的脚，然后就把一缕蔑视的眼光洒在我的脸上。

第二个搬走的是王丽。经由卖布的撮合，离过婚的王丽转嫁给八里桥的人家，听说是布贩子的亲戚。那正是个春暖花开的好时节，年轻的王丽穿着她亲手做的珠灰色的旗袍，头发盘成高高的云髻，鼓鼓的胸，细细的腰，圆圆的屁股，远远看去，既像盛唐歌妓怀里的琵琶，又像晚清遗老家中的花瓶，那万千的风情，让甘草巷里的人们大开了眼界。刘丽英抱着一团旧毛线一边织一边瞟着王丽的背影，说，山沟沟里来的，平常可看不出来什么啊！邱小红吐掉瓜子皮，说，这才叫真人不露相。只有三张脸什么话也没说，我知道这是为什么。仿佛也是突然之间，我才模模糊糊地明白，为什么酒师傅一直不肯承诺给我买一身衣裳、一双筷子和一个碗。承诺，哪怕再小再轻的一句承诺，到后来都会成为一种错。

王丽一走，酒师傅当然也不方便留在这里。酒师傅的行李很少，也很轻，竹扁担一头挑着茶叶包，另一头挑着铺盖卷，扁担梢子上挂着一个网兜，里面是他经常抱在手里的大茶杯。原来，一个人的日子，可以如此简单，只要双肩一挑，就能起程，走得很远。我忽然想起三张脸屋里那件深蓝色的拉链衫，和床底下那双半旧的黑皮鞋。我转身寻找三张脸时，才发现她并不在。我不知道在这个时刻，她去了哪里。

在此之前，我还没有跟谁送过别，说上一声“再见”，因此我不知道该不该问一声酒师傅，你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该不该问一声酒师傅，你还回不回来？我只是觉得，那种好闻的茶味，在最后的春风里一点一点轻了，淡了。我想起酒师傅曾经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他那个“久”字，不是“六七八九”的“九”，是“长长久久”的“久”。而我却怀疑，在生活中，究竟有没有长长久久的人，和长长久久的事。

真的。

分类：散文随笔 作者：吟泠 期刊：《啄木鸟》2016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