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鹭岛碎尸案（纪实文学）

一、公寓碎尸

1950年10月31日。别名“鹭岛”的福建省厦门市。

当时的厦门市，下辖五区：开元、思明、鼓浪屿、厦港、禾山。本案发生于思明区境内一条名叫“笠斗巷”的一座公寓楼内。

该公寓楼有些袖珍，只有三层，每层有十家住户。但在当时的厦门市，算是一个有名的处所，甚至被作为思明区的一个有名气的地标——虽然该建筑建造时间不长，但是在抗战时期曾被侵厦日军用作日军招待所。当时一说笠斗巷“军招”，老百姓都知道。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军招”作为敌产接收，成为“国有资产”，先是作为来自南京和福州的几家接收机构的办公点之一，后来被交通部作为安置前来踏勘准备修筑厦漳铁路的技术人员及其家眷的住宿处所。厦门解放后，上述人员离开厦门，由另外有公职岗位的留用人员迁入成为新住户。

这天上午七时许，看门人秦老头儿正在公寓楼门前台阶上擦拭那两扇玻璃大门时，来了一辆三轮车。车夫跟秦老头儿曾打过几次照面算是相识，姓宋，是个五十来岁的大高个儿，秦老头儿唤其“老宋”。老宋把三轮车在门外台阶下停下后，跟秦老头儿打招呼，取出香烟递过来，两人便抽着烟闲聊了几句。秦老头儿看看车上所装的一个枣红色的木箱和一个军绿色的大号帆布旅行袋，便知是送东西来的，就问老宋这是几号的东西？老宋说是有人让送202室的。

秦老头儿略表惊讶：“202室还没粉刷，就把东西搬过来啦？”

“军招”202室自9月底原先的住户搬离后，空了半个多月，前几天才有房管所的人领着新房客前来看房交房。那个年代人们乔迁，远不像如今这样讲究，没有装修之说，但像这种不打扫不粉刷就把东西搬过来的住户，在秦老头儿记忆中好像还不曾有过。老宋见秦老头儿疑惑，便说了他拉这趟活儿的经过——

半小时前，老宋拉了一趟活儿，客人在银鹭戏院门口下车后，他刚点了支烟想歇歇脚顺带等客时，对面巷口就有人朝他招手，嘴里呼唤“三轮车”。他便立刻把烟掐灭，踩着车穿过马路在巷口停下。那是一个三十三四岁的瘦高个儿男子，头戴鸭舌帽，穿一件七八成新的藏青色卡其布夹克衫，敞开着，露出腰间那根宽宽皮带上的白铜皮带头，老宋识得这是抗战胜利后，曾在厦门短期停驻的美国军舰上的那些水兵在港口前的马路上设摊儿叫卖的舶来品中的一件。对方客气地唤了声“师傅”，老宋便微笑着打了个手势，示意对方上车。那人还以一笑，没有吭声，而是回身从巷口旁边那家尚未开门的渔具行门前的廊柱后面拎出了两件行李。老宋连忙迎上前去相帮，接过那个箱子和旅行袋，发现都沉甸甸的颇有分量，心里盘算：这两件行李再加上这个客人，这趟活儿不轻松啊！得跟对方好好开个价。

对方没等老宋开口就已经先开腔了：“‘军招你知道吧？麻烦师傅把这两件东西送那边去，记住是送到202室的。”他边说边掏出一张一万元纸币（此系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比率是10000∶1，下同）递给老宋。从银鹭戏院到“军招”不算很远，平时老宋拉客时也就收两三千元，现在对方一掷万元，这趟活儿太值了！老宋接过钞票，问道：“先生您不去啊？要是202室的住户正好出去了，家里没人，这东西交给谁呢？”

对方微笑道：“没关系，你送过去就是，到了那里，把东西卸在门房，对看门师傅说是202室的就行了。”

这种情况，老宋以前也曾碰到过，既然人家信得过自己，那就最好了。老宋便把这两件东西载送过来了。

秦老头儿让老宋把这两件东西卸下，放在门房外面的门厅角落里。老宋放下东西后，说声“打扰”就踩着三轮车离开了。当时，秦老头儿、老宋都没有想到这两个箱包内装的竟然是人体尸块！

本来，这两个内装碎尸的箱子、旅行袋可能还要放两三天才会被人发现，以厦门10月底的气温，尸块会发生腐烂，从而流出液体并散发臭味。如果真是这样，这就苦了秦老头儿，还不知要把门厅清洗多少遍呢！好在这天碰巧，上午九点，202室的新住户正好来送石灰。秦老头儿跟他说三轮车给他送来了两件东西，他听后一脸惊异，说啥东西啊，他根本没请三轮车搬来过什么东西呀！

这么一说，秦老头儿就觉得奇怪了，寻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别是老宋那家伙把货送错了？想想又不可能，平时跟老宋聊天曾听他说过，他早在十六岁时就已经干这一行了，至今已经踩了三十多年三轮车了。厦门的每条路他都熟悉得好似自己手掌上的纹路，哪有把货送错的道理？

这么想着，秦老头儿就觉得这件事应该值得重视了。厦门解放后，“军招”被人民政府接管，属于国有资产，产权人是房管局，秦老头儿系房管局的临时工。厦门地处福建前线，对反特工作一向重视，领导要求像秦老头儿这样的公寓看门人，平时须密切注意反特斗争的新动向，公安机关也曾组织过相关讲座让他们去听。因此，秦老头儿脑子里的那根反特弦一直是绷着的。现在，老宋送来的那两件东西已被证实并非是住户的，那就奇怪了，是什么人让老宋送过来的呢？木箱和旅行袋里装的是什么呢？

秦老头儿立刻作出了决定：这两件东西不能动，须赶快报告派出所。

派出所对此情况很重视，立刻派了两名民警过来。到了现场后，其中一位年轻的警察怀疑这两件“货”里面可能藏着炸弹、地雷之类的危险物品。另一位年长的警察说，从目前获得的情况来判断，应该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有人想把炸弹、地雷等爆炸物放在公共场所进行爆炸，使社会引起混乱的话，他完全可以把这两件东西让三轮车师傅送到更能达到其罪恶目的的场所，比如戏院、电影院、公交汽车站、百货公司等;而眼下这两件东西被送到“军招”来了，应该跟上述怀疑没有关系。年轻的警察听后，认为不无道理，便说那咱们把木箱和旅行袋打开，看看里面装的是啥玩意儿。

木箱和旅行袋的搭襻上都用铁丝缠得紧紧的，徒手无法打开。两人借来工具，扭坏了木箱和旅行袋的金属襻，甫一打开，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年长的警察反应快，叫了一声“不好”，立刻合上箱盖。如此，这两位警察就不再去碰那两件“货”了，年长的警察让年轻的警察留守现场，他去附近找电话向所里报告。

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刑侦队随即出警，他们刚赶到现场还没动那两件“货”只是拍了些照片时，市局法医、刑技和刑警也赶到了，这才开始检查木箱和旅行袋。木箱长八十厘米、宽五十厘米，高三十厘米，外面涂着枣红色油漆，显然已有些年头儿，系寻常家用箱子;旅行袋是市场上销售的特大号加厚加固型产品，军绿色帆布，拎襻上缝着牛皮。木箱里装着人体躯干，旅行袋内则塞着被肢解下来的四肢，皆以油布包裹，箱子和旅行袋都被塞得满满当当。死者的头颅却未见，估计是装不下而另作处理了。

从肌肤判断，死者是一名年轻女性，年龄不超过二十五岁。法医推断死者身高大约一米五四左右，体重约五十公斤;生前营养状况良好，皮肤细腻，未见从事体力劳动的痕迹。死者大约于十五至十八小时前死亡，生前未受过性侵，是被人用手掐住脖颈活活勒死的。从留在死者脖颈上的手指痕印推断，凶手是个从事体力劳动颇有力气的男子。死者尸体被分解成六个部分：躯干、头颅和四肢，凶手是用刀切开肌肉、筋腱等软组织，再用锯子锯断骨头。从切锯茬口痕迹推断，其使用的刀比较锋利，可能是医用手术刀或者刚磨过的砍肉刀;锯子则是寻常金工师傅干活儿时所用的手工钢锯。

厦门解放一年以来，由于地理、形势、民风等原因，对敌斗争形势比较严峻，社会治安也比较混乱。但由于新政权领导有方，措施得力，加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总的情况是在向好的方向转化。这一年里，厦门市由政治、刑事导致发生的命案发案率在福建全省名列前茅，但像这样的碎尸案件还是第一次发生。众所周知，在命案中，碎尸案的影响最为恶劣，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很大。因此，市公安局决定从市局、思明分局抽调刑警组建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侦查，要求尽快查明案情真相，抓获案犯，绳之以法。

二、杀狗嫌疑

市局、分局联合专案组由刑警王升有、曹滨、许嘉超、吴景芝、储德福五人组成，王升有担任组长。专案组于当日中午成立后，组长王升有立刻下令寻找三轮车师傅老宋，向其了解相关情况。

下午一时多，老宋出现在刑警面前。他向刑警陈述了上午向秦老头儿所说过的那些情况，又根据刑警的要求回忆了几个细节问题。

送走老宋后，专案组随即开会分析案情。刑警认为，杀人已经是一桩相当麻烦的活儿了（指的并非是单一的下手作案，还包含之前的策划和准备），杀人之后还要肢解碎尸，再偷偷摸摸地把尸体碎块运送到某个地方去抛弃，这种麻烦与在此过程中可能被发现的风险跟偷盗犯罪者获得赃物后的销赃有一比。所以，凶手不到万不得已肯定不会碎尸。凶手为什么要碎尸？按照刑警听说过（专案组五名刑警均未办过碎尸案件，所以只能说“听说”——包含阅读到的相关案例材料）的情况来看，如果作了案就地碎尸之后便逃离现场，可以说明凶手（或者幕后指使人）与被害人有着深仇大恨;如果碎尸后还转移尸块，则是因作案现场无法隐藏、销毁尸体，碎尸是为了便于转移、销毁尸体，以逃避法律的惩处。

本案的凶手杀人后碎尸并转移，这是属于哪种原因呢？刑警认为两种原因都有可能，所以，需要同时进行调查。稍后组长王升有提出，哪种原因居多？大家议下来，认为从情况分析来判断，后一种原因的可能性居多。那个疑似凶手“鸭舌帽”是在银鹭戏院对面等候三轮车用以转移碎尸的，这可以推断作案现场就在戏院附近的某个包括普通民居在内的建筑物内，若是凶手杀人之后将碎尸运至戏院附近再叫三轮车转运“军招”的话，于其转移碎尸的本意来说有违逻辑。试想，凶手既然能从其他地方把碎尸运送至银鹭戏院对面，那应该是借助汽车或者非机动车，既然有了运输条件，为什么不直接往“军招”运，还要在戏院对面停车卸“货”后再叫车转运呢？

这样分析下来，专案组众刑警都暗自松了一口气，根据以往调查案件的经验，要在一个不算大的区域内排查犯罪嫌疑人，比起在毫无线索、不知什么区域的情况下追查案犯，显然便捷得多。王升有决定，先着手在以银鹭戏院为中心方圆一公里范围内进行调查，具体内容是：第一，排查符合“鸭舌帽”年龄、体态特征以及居住条件适宜于作案但无法隐藏、销毁尸体的嫌疑对象;第二，了解当天上午嫌疑人把那两件“货”运送至戏院的过程中，是否曾有群众看见;第三，向全市各区发出《启事》，动员群众提供符合死者年龄、体态特征的失踪女性的情况，以确定死者身份，便于侦查。

二十四小时后，获得了一条线索：思明区勤俭小学三年级学生林小道向派出所民警反映，说他在10月31日清晨五点半左右，曾在距银鹭戏院二百米处的“至诚印刷社”附近，看见过一个可疑男子，当时，该男子挑着一副箩筐。

专案组组长王升有接到派出所电话后，大为兴奋，随即叫上刑警许嘉超前往派出所。刑警跟林小道见面后，除了了解他所看到的所有情况，还问了他为何一大早就在马路上溜达的原因。林小道出生贫穷之家，父亲系码头装卸工人，母亲无业，兄弟姐妹却有六人。所以，在他家六岁以上的子女都要为家庭搞一些在外人看来完全属于微不足道的“创收”，林小道从三年前就已经开始捡煤渣、拾破烂、挖野菜。这天早晨，他这么早就起床外出，是去附近的菜场捡菜皮，捡完菜皮后再去菜场旁边的垃圾堆翻找是否有人丢掉碎木条。于是，他看见了那个男子。林小道人小腿短走不快，那人个儿高腿长，自然走得快，他是在马路对面超越林小道往前走的。当时，路灯刚刚熄灭，林小道未能看清对方的相貌，只留意到对方的侧影，比较清晰的印象是他戴着一顶鸭舌帽，前檐压得很低。

那人穿的是什么衣服呢？林小道说路灯关了，光线暗，他没法儿分辨，记忆中是深颜色的，不过，那人脚上穿的鞋应该是比较新的。这个，刑警需要核实一下了——隔着一条马路，又是路灯刚熄灭眼睛还不适应光线的那种弱光状态中，既然看不清那人所穿衣服的颜色，怎么能看得清他那双鞋的新旧呢？林小道说他记得那人的步子迈得很大，每走一步都会使鞋底朝后面翻露出来。对方超越他后，他从后面看去，那双鞋底就“露白”了，那是一双比较新的跑鞋或者球鞋。他们班上的同学李晓曦就有一双。刑警听后点了点头，寻思这孩子应该说得没错，以其身高与对方相比，从后面看去（即使是侧面）其视角应该是看得清鞋底的。

刑警翻阅之前的调查记录，发现三轮车师傅老宋对那个嫌疑人的衣着陈述中并无鞋子。而调查笔录中对此是有记载的，刑警当时问老宋那人穿什么鞋，老宋说他没留心这个。即便如此，刑警也认为那双白底跑鞋或球鞋是个亮点，可以据此进行调查。因为在1950年的厦门，某人如果有一双新的跑鞋或球鞋，他的邻居、同事、朋友肯定不会说“没留意”、“不知道”——那年头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仅限于此。

刑警对这条线索进行了分析：假设这个穿白底跑鞋或球鞋的男人就是三轮车师傅老宋遇到的那个“鸭舌帽”，那么林小道所看到的那一幕跟案情是相符的。那个男人在戏院附近的某个场所杀人分尸后，为转移侦查视线将碎尸运至银鹭戏院附近，招呼三轮车运送“军招”，就用箩筐把尸块运送过去。于是，专案组找到了调查重点：把在银鹭戏院附近查找“鸭舌帽”男人的线索延伸到“白底跑鞋或球鞋”上。

次日，一个目标进入了刑警的眼帘。

距银鹭戏院四百余米处的殓衣巷有一个单身居民，名叫隋添福，汉族，三十挂零，系“大升杂货贸易行”的账房先生。隋添福的祖上曾是郑成功属下的将领，武功了得，代代相传，到隋添福这一代，他照样习武练功。1945年10月，福建省为庆祝抗战胜利曾举办全省国术大赛，隋添福作为厦门的代表前往福州参加南拳散打，进入前八名。本来他还要打下去，进入半决赛、决赛甚至弄个冠军不一定没有希望，可是就在这时传来了他母亲病逝的消息，于是立刻退出比赛，星夜回厦门奔丧。以隋添福的拳术水平，登门拜师的自然不少，可是都被他拒之门外，因为隋家有传子不传女的规矩，只传亲生儿子，外人自然不可能被收为弟子学习武艺。而隋添福二十岁结婚，次年妻子分娩时因大出血母子同殁，至今已经做了十年“王老五”，所以并无弟子。

刑警盯上隋添福当然不是由于他习武，而是另有原因——他最近确实购买了一双蓝面白底跑鞋，那是他做账房先生的“大升行”从香港进的货，这批跑鞋产自英国，物美价廉，所以“大升行”的老板就允许员工每人购买一双。隋添福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半月前买下后天天穿在脚上，看得一干邻居羡慕不已，此刻也为刑警获取线索提供了方便。循着这双跑鞋查到主人后，接着再查其他特征：年龄、体态，相符;鸭舌帽，相符;军绿色旅行袋，相符（邻居曾看见他使用过同一款式的旅行袋）;箩筐，相符（一年前为购买大米、煤球，他曾从供职的“大升行”购买了一副箩筐，邻居曾向其借用过）;是否有作案时间，相符（隋上常日班，每天晚上都在家）。一连串的相符使刑警有点儿兴奋，便决定对其住所先进行秘密查看，隋添福若是真在住所杀人碎尸的话，肯定会遗留下蛛丝马迹。

11月2日下午三时许，专案组五名刑警由户籍警和居委会干部陪同来到殓衣巷，隋添福此时还在“大升行”上班，住所大门铁将军把门。不过这难不倒刑警，他们从邻居家的院子里翻墙进入隋家院子。储德福双脚刚刚落地，只听见“呼”的一声，一条黑色土狗不知从哪里窜出来，竟然一声不吭地咬住他的右小腿！即便储德福躲闪得快，可裤脚还是被这畜生一口咬住，撕下了一块布条。随后落地的几个刑警或飞腿或随手操起抓得到的木棍、碎砖之类的东西对付这条黑狗。这畜生竟然毫不示弱，狂吠着与众人周旋，时不时还主动攻击。直到刑警拔出了手枪，推弹上膛准备动真格时，它才蹿越一人多高的院墙跳到邻家院子，吓得没有翻墙过来的户籍警和居委会干部急避不迭，它却无意攻击，趁机一溜烟儿地窜出门去逃跑了。

刑警不去管溜之大吉的黑狗，立刻查看隋添福的住所。这是一所独门独户的小宅院，进门有一个大约二十多平方米的院子，院内一角有一口水井;三间平房，分别是客堂、卧室和厨房;厨房门外有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小小天井。刑警逐间察看，最后走进厨房，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顿时一阵兴奋，有戏！于是立刻四下散开查看。刑警曹滨、许嘉超走到天井里，只见墙壁上竟有溅上血迹后未能冲刷干净的斑痕。接着，刑警又从厨房碗橱下的抽斗里找到了磨得寒光闪闪的匕首和菜刀，另一个抽斗里则有几根麻绳，厨房角落墙边，一副箩筐赫然在目！

众刑警大为高兴，议论说这主儿疑点很重，看来得对他采取措施将其控制起来。正在这时，外面传来狗叫声，大门从外往里开启了——隋添福回家了！

咦！双方都大吃一惊。这时，先前逃掉的那条黑狗狂吠着直窜进院子，冲刑警扑来，被隋添福吹了一声口哨唤住。王升有看着隋添福，尽量用平和的口气问道：“你是隋添福？”

隋添福打量着眼前穿便衣的五个男子，点点头，抱拳作揖：“不错，敝人隋某！不知列位是何方高人？不请而至，擅入民宅，不知有何见教？”

隋添福这一开口，刑警便明白他竟然把他们当成登门前来“求教”、“切磋武功”的江湖武人了。可他又是怎么知道家里来人的呢？须知此刻离他下班尚有半个多小时呢！这时，那条黑狗又一步步地逼上前来，像是知晓王升有是头儿似的，朝他仰头吠叫。王升有顿时明白了，隋是被这条狗从“大升行”叫回来的。当下心里不禁感叹，这条狗真厉害，不但勇敢，而且机灵！

王升有正要亮明身份的时候，户籍警和居委会干部出现在隋添福背后门外的台阶上。隋是习武之人，立刻知道身后有人，立马像水里的鱼儿那样灵巧地往旁边挪移，转眼一看来人竟是穿着制服的户籍警，不禁愣了一下，问道：“顾同志，这几位是……？”

户籍警不知道刑警查看情况如何，面对着隋添福的询问，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这时，王升有开口道：“隋添福，我们是公安局的，有事找你，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隋添福稍一愣怔，点头道：“可以。”忽见刑警掏出了手铐，他顿时神情倏变，问，“这是干什么？你们是来抓我的？我犯了什么律条啊？”

王升有一声咳嗽，众刑警索性亮出了手枪，成扇面形对准了隋添福。户籍警这时明白了，便冷不防地从侧面抱住了隋的后腰。其他刑警趁机上前，将隋扑倒在地。隋并不挣扎，也不吭声，任凭刑警上铐。刑警将其从地上扯起来时，黑狗愤怒地狂吠着扑上前来企图攻击，被隋喝止。

刑警随即对其住所进行搜查，并未发现其他涉案物品。

王升有看着镇定自如的隋添福，心里一动：莫非疑错了人？这时，老刑警吴景芝从背后扯了他一下，示意有话要说。两人到院子一角水井旁说话，吴景芝的观点竟跟他一样，也认为可能疑错了对象。吴景芝的理由是：隋家有比较适合藏匿尸体的地方，比如前后院子（天井）以及后面那条小河，只要挖个坑就能把尸体埋藏在地下了，或者往尸体上拴上石头之类的重物往后边小河里一扔，就能处置尸体了，何必要多此一举又是分尸又是运送呢？

王升有觉得有道理，便想先将隋添福带往派出所，讯问一番再说。

果然，隋添福对杀人、碎尸矢口否认。刑警要求他把10月30日白天、晚上的活动情况一一道来，他交代后还主动要求刑警调查：上午，与“大升行”老板一起前往贸易上家“兴记百货批发行”结账，在“兴记”用的午餐;下午，在“大升行”做账，没有离开过店堂;晚上，“大升行”少东家十岁生日，参加了庆贺宴，到十点多才回家。

王升有当即派两名刑警前往“大升行”调查核实隋的上述陈述。在等候回音的时候，王升有又问隋添福10月31日早晨的活动情况。隋添福一说，在场的三个刑警便知道是抓错人了。

原来，隋添福有一嗜好，特别喜欢吃狗肉。但在厦门，人们并不热衷于吃狗肉，虽然养狗的人家比较多，流浪狗也不少，但市场上却没有狗肉出售。这样，隋添福就只好自己动手解决问题。最初，他自制了捕杀野狗的工具，每月在晚上出门一两次，每次都不会落空，总有一两条野狗会着他的道道丧了性命。他把死狗拿回家后，或烹或烤，或蒸或煮，吃不完时还腌制成腊狗肉赠送朋友。后来，隋添福改进了方法。他自己养了一条母狗，进行训练，使其学会引诱野狗的本领。之后，这条受过训练的母狗，竟然能根据主人的指令在夜晚出门，把遇到的野狗（或公或母）引诱回家让主人捕杀。这样的活儿，一个月一般有两三次。渐渐地，隋添福制作的腊狗肉在朋友圈内小有名气，不少人都想品尝，便掏钱向他购买，特别是冬天，那是销售旺季。今年不知为何，冬天还没到，订购的人却已络绎不绝。于是，隋添福就提前行动，10月30日晚上，他回家后给黑狗喂了点儿食，就下达了出击指令。这天也巧，黑狗出去转了一圈，竟然带了两条大狗回来。隋添福杀狗、剥皮什么的忙了半宿，只睡了一会儿就起来了，他得趁早赶到“大升行”去。自从他把腌制、出售腊狗肉作为第二职业后，因为怕引起邻居的注意，就把腌肉活儿拿到“大升行”去做了，行里的后院很大，很适宜晾肉。10月31日早晨，他把处理好的总共百来斤狗肉装在那副箩筐里，一大早就运到行里去了。

稍后，两名前往“大升行”调查的刑警回来了。他们的调查结果证实了隋添福的陈述。由于隋添福另有陈述内容，王升有随即让他们二位再辛苦一趟，前往“大升行”了解关于腊狗肉的情况，也得到了证实。

王升有是个严谨之人，他还给市局打电话要求指派技术员前往隋家提取墙上的残留血迹，予以技术鉴定，结论确是狗血。

于是，隋添福的杀人嫌疑就被排除了。

三、两条线索

11月3日，专案组同时获得了两条线索——

其一，据银鹭戏院杂役何山根称，他曾在案发当天清晨，看见有人用一副竹箩筐挑来了一个木箱和旅行袋，放在戏院对面巷子口侧边游廊下的一堆旧渔网底下。

这里用“称”，而不是“说”，是因为何山根是个哑巴。

何山根是福建平潭人氏，出身不详，幼年出家，后来做了游方和尚。二十岁那年的某一天，他误食了野果导致失声，从此成了哑巴。如今，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何山根早已还俗，十多年前在厦门定居。最初他是打短工，没活儿时就乞讨。有一天晚上，两个纨绔子弟劫持了银鹭戏院老板的女儿，企图带至一家旅社欲行不轨。途中，正好遇见在马路上游荡的何山根，姑娘呼救。于是，何山根见义勇为，上前援救。何山根以前云游时曾在少林寺挂单一年，学过一些拳术，对付那两个恶少绰绰有余，当下就救下了姑娘。事后，戏院老板为表感谢，请何山根长住戏院，做了一名杂役。

上面说到的第一条线索，就是何山根发现的。

何山根住在戏院大门内门厅楼上的楼梯间里，他的床头有一扇窗户，正对着前面的马路。站在窗前，可以将马路对面巷口的情况一览无遗。10月31日清晨五点多，何山根和往常一样起床，收拾完后关了电灯开门准备下楼去打扫卫生。刚出门准备返手把房门关上时，忽然想起没拿那串戏院各道门户的钥匙，就重新回到房里，走到床前从靠窗放着的那张桌子的抽斗里取钥匙时，忽然看见马路上自东向西走来一个汉子，用一根扁担挑着一副箩筐，沉甸甸的显得有些分量，但是那汉子步履比较轻松，可以判断那人的年纪不会超过自己。由于那时路灯刚刚熄灭，他无法细辨那人的穿着打扮，当时留下的印象是那人头上戴着帽子，至于是不是鸭舌帽那就不甚真切，但他能肯定不是草帽，也不是宽檐礼帽。

这时，何山根已经拿到了钥匙，正要离开时，忽见那汉子在对面巷口左侧的渔具行门前停了下来，放下担子。何山根是个老江湖，见多识广，当下便觉得这人的行为有些反常——若说觉得累了歇口气吧，就该把担子停在马路边上，可是怎么停到了渔具行的游廊下呢？又没下雨。他索性驻步窗前居高临下看个究竟。这一看，更加觉得不可思议了。只见那人从两个箩筐里各拎出一个木箱和旅行袋，放在一堆旧渔网旁边，俯身扯起渔网，把木箱和旅行袋盖了起来。然后，把那副箩筐拿到马路边上，叠在一起，把上面的绳索挽在一起打了个活结，再把扁担的一头穿在绳结里横搁于箩筐上，自己往扁担上一坐，朝马路两旁东张西望。

这一幕，把何山根看得莫明其妙，不知对方这是什么路数。看那副架势，活像马路上揽活儿的挑夫，可是，藏在渔网堆里的箱子和旅行袋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何山根有空余时间，他肯定还会待在楼上悄悄看下去，但此刻他必须下楼干活儿了。

何山根一干活儿，就把先前那一幕给忘了，直到七点过后他出门去买早点时，方才想起。这时，对面巷口的渔具行还没开门，那堆旧渔网还在，那汉子则已经不见了。何山根抑不住好奇，特地穿过马路去渔具行门前查看，发现箱子和旅行袋都已经不在了，被扯乱的渔网也已经重新放好了。

那两天，由于有高甲戏（福建地方戏）名角儿在银鹭戏院演出《扈三娘替嫁》，天天满座，何山根要干的杂活儿特别多，一天到晚忙得连喘气儿的工夫都快没有了，因此他根本没听说刑警来戏院调查过碎尸案的线索。直到11月3日上午，他去给戏院账房送开水时，正好听见账房孙先生跟人说起此事。何山根是哑巴，可他不聋，当下听后心里一动，又是木箱又是旅行袋，那不就是三天前大清早他看见的藏在旧渔网下面的玩意儿吗？于是，他去见戏院老板顾青史。

何山根失声后，没有正式学过哑语，不过，他打的那些手势，跟哑巴足以沟通交流，顾老板也基本上可以懂个八九不离十。可是，何山根是第一次遇上这种事儿，生怕表述不清误了警察的事儿，就去戏院堆放杂物的库房找了一个旧箱子和一块包袱布，弄了一个包包，提着去见老板。顾青史见之大奇，问这是干什么？你碰上什么事儿了？待到何山根借助这两件道具连带打手势比画了一番后，顾老板立刻明白，于是立刻给思明分局打了电话。

第二条线索，是市局法医提供的。法医对从碎尸胃脏内获取的食物残渣进行分析后，有了一个重要发现：死者生前所进的最后一顿晚餐（大致时间应该是在10月30日晚上六点至八点之间）中，曾吃过比较多的哈密瓜。

哈密瓜产自新疆，当时还没修筑兰新铁路（兰州——新疆），新疆和各地的交通只能靠汽车，公路都是坑坑洼洼的，能够保持通行已经算是大吉了。新疆到厦门的距离之遥远，绝非想象可以用汽车来运送哈密瓜这种途中不耐日晒和颠簸的商品的。所以，不管国家商业部门还是民间私营老板，都不可能动做这种生意的念头。如此，厦门市面上没有哈密瓜出售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法医怎么断定死者生前的最后一顿晚餐曾进食了哈密瓜呢？这里面另有说法：当时的厦门市东门路上有一家名唤“黑蔷薇咖啡馆”的私营咖啡馆，由一个名叫瓦洛加的白俄老板经营。这个老板很有经营头脑，每年秋天都有哈密瓜作为“精美时鲜水果”推出。“黑蔷薇”是怎么弄到新鲜哈密瓜的呢？原来，当时香港市场通过空运有哈密瓜销售，瓦洛加就是请香港朋友代为采购后通过香港至厦门的轮船（两地距离三百海里）托运过来的。当然，这种进货方式决定了“黑蔷薇”的哈密瓜肯定价格不菲，而且不能外卖，只能堂吃，还规定只有在达到预设的消费线后才能购买，购买后吃不完的也不能带回家，但可以请“黑蔷薇”免费保存在冰箱内留待次日或隔天来食用，保存期超过四十八小时的哈密瓜就会被老板下令就地销毁。如果说有谁能在厦门吃到哈密瓜，那就只有去“黑蔷薇”了。法医发现死者胃脏内残留的瓜子儿是哈密瓜瓜子儿，初步可以断定死者生前的最后一顿晚餐是在“黑蔷薇”吃的。这对于寻找死者身份无疑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

专案组一下子获得这样两条线索，一干刑警自是兴奋。组长王升有下令：曹滨、许嘉超、吴景芝三人前往“黑蔷薇”了解死者生前最后一顿晚餐的情况，然后根据咖啡馆提供的信息追查死者身份;他自己和储德福去银鹭戏院向何山根当面核实运送碎尸的线索。

王、储二人借助戏院顾老板的“翻译”，从何山根处了解到了一个之前顾老板在电话中没有说过的细节：根据何山根对那根扁担的观察，他认为扁担应该是从菜场里流出来的。刑警对此说法起初存疑，便向何山根提出了疑问，何山根比画了几下，连顾老板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何山根情急之下，向顾老板要了一张白纸、一支铅笔，在上面画了两根扁担，显示出不同的细节特征，然后选择其中一根在旁边打了一个大大的勾。刑警终于明白了：当时厦门流行的扁担通常都是用毛竹削制的，制作时在两头用火烘烤后把竹子向上弯曲，形成两个伞柄形状的弯勾。何山根发现那个汉子使用的扁担的两头并无弯勾而是平的，那是菜场专门提供给租用的顾客的扁担，是用木头制作的。何山根以前当过临时挑夫，熟知这方面的情况。一般说来，扁担和箩筐是配套的，既然扁担是菜场的，那么箩筐也应该是从菜场流出来的。

王、储二人便去附近的那家菜场。厦门解放后，这家菜场由人民政府接管，划归商业局，还配备了经理。经理姓陈，是个三十来岁的男子。陈经理说，菜场确实丢失了一副箩筐和一根扁担，其编号是08，丢失时间是10月30日夜间。半年前，菜场向“盛泉竹行”定制了二十副箩筐和二十根扁担，考虑到扁担要牢固和经久耐用，特地要求配制木质扁担。竹行交货后，陈经理让菜场会计用毛笔在箩筐和扁担上都写上了编号，两个箩筐、一根扁担算一副，写的是同样数字的编号。这些箩筐投入使用后，由菜场杂务工老周负责管理。老周比较负责，他把箩筐、扁担按照上面所写的编号按顺序收齐后，放置在菜场后面的露天场地上的一个芦席棚子里，用一根铁链穿过一副副箩筐缠绕扁担后锁住，有人借用须经其手，每次付款一百元;用毕归还，如有污渍他还会洗净晾干后再放好。这样使用了将近半年，没有出过问题。可是，10月31日清晨老周上班后，却发现有人潜入芦席棚，弄断了08号箩筐的一根竹条，把穿越在内的铁链取出，又把缠绕在内的扁担拿出来，连箩筐带扁担窃走了。当时，老周立刻报告了陈经理。因一副箩筐带扁担值不了几个钱，菜场这边就没有报警。

本来，这件事过去了，陈经理并不指望箩筐失而复得，只要以后不再被窃他就蛮开心了。可是，今天上午菜场有位清洁工，在上班途中看见有人在渔行桥设摊儿叫卖鱼虾，用的箩筐上写着数字08，她一到菜场就向陈经理报告了。陈经理派老周前往查看，没见箩筐，也没见女工所说的那个小贩。陈经理告诉刑警，他准备明天早上和老周早点儿去渔行桥那边查看，如果发现就连人带筐一并送交派出所处理。

与此同时，另一路调查正由曹滨、许嘉超、吴景芝三刑警在进行。三人去了“黑蔷薇咖啡馆”，这是当时厦门市唯一一家既供应咖啡茶水，又供应菜肴主食的茶餐厅式的咖啡馆。“黑蔷薇”的白俄老板是1917年“十月革命”后随其父辈逃亡来华的，先在上海待了二十年，跟着其父在虹口公平路经营餐饮。抗战爆发后举家迁至厦门，运用在上海经营的经验，结合厦门当地的具体情况，创办了“黑蔷薇”。六年前其父病殁，咖啡馆的衣钵就传给了四十岁出头的瓦洛加，“黑蔷薇”引进新鲜哈密瓜作为招徕中高档顾客的手段就是他接班后开始实施的。

瓦洛加在华历练多年，已经成了一位老江湖，当下热情接待了三刑警。三刑警询问时，原以为三天前的事儿店方肯定能说得清道得明，瓦洛加一听，脸上所显现出的神情也表明“没有问题”，当下便唤来也是白俄的领班，用汉语吩咐他去问一下几位跑堂，10月30日晚上是否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士光顾本店，所点的餐后水果中有哈密瓜。片刻，领班返回来向老板禀报：那天客人甚多，甚至一度出现等座，谁也没有留心这个情形。瓦洛加两手一摊，双肩向上一耸，表示遗憾。

老刑警吴景芝是土生土长的厦门人，对当地餐饮业的经营情况比较熟悉，当下说道：“那个女顾客是点了哈密瓜的，而且不是一块两块，你们把那些点了哈密瓜的账单拿出来查一下，可以帮你们回忆起那个女顾客。”

瓦洛加朝领班点头，示意他去取账单。领班脸有难色，瓦洛加便问他为什么不去取，他说今天账房张先生有事请假没来，委托跑堂小李代为收款记账，这是经过您同意的。张先生的规矩大家都是知道的，他如果请假不来，钥匙是从来不肯交出来的，所以没法儿拿到往日的账单。瓦洛加便向刑警表示遗憾。但刑警却说既然如此，他们就坐等吧，请老板派人去账房张先生府上把人给请过来！这下，瓦洛加没有办法了，只好照办。

半个多小时后，骨瘦如柴的张先生来了。看来这是一个很负责的账房先生，10月份才过去几天，他就已经把全月的账单都整理得整整齐齐，按日期和顾客结账顺序每天一叠装订起来，放在一个用硬纸板自制的夹子中，封面上用毛笔写着“黑蔷薇咖啡馆1950年10月份营业明细账”。刑警心里都在想：这样一个账房先生记出的账目肯定不会有差错。

吴景芝粗略翻了一下账单，递给瓦洛加。老板又递给张先生，让他把10月30日晚点了哈密瓜的账单报出来。当晚点哈密瓜的一共有十一单，每张账单上都有用餐的桌号，老板唤来领班，用俄语嘀咕了几句。领班点头离开，估计是去问跑堂了。片刻返回，说据跑堂老柏回忆，那天七号桌上用餐的那位小姐吃了整整一盘哈密瓜，不知警察要查的是不是她？

刑警随即唤来老柏当面询问，让他回忆细节——

那是一个年约二十、穿着时髦的年轻小姐，体态娇小，肤色白皙，烫了头发，穿一件紫红色夹旗袍，足蹬高跟皮鞋，左手小臂上挂着一个小巧精致的蓝色坤包。和她一起进咖啡馆的是一个年约五十的男子，瘦高个儿，穿白色衬衫，外罩黑色灯芯绒夹克衫，浅蓝色劳动布长裤，脚穿黑色皮鞋，手里提着一个浅红色女式小皮箱，一看便知是那个小姐的。这对男女进店后，被跑堂老柏引领至七号桌。点菜时，老柏介绍本店有独家供应的新鲜哈密瓜，问客人是否需要品尝。那小姐一听，马上说有哈密瓜？新鲜吗？那太好了，她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吃过哈密瓜呢，只是在书上看到过照片，还是黑白的，点一份！老柏说有三种规格的，小盘、中盘、大盘……小姐打断说来份大盘的吧！

“黑蔷薇”把哈密瓜的价格定得很高，一份大盘的哈密瓜重约两斤，售价三万六千元，相当于两人一顿四菜一汤加主食和一瓶果酒的价钱。一般顾客即使舍得点哈密瓜尝鲜，也只是要中小盘的，像这样就两个主顾却要了大盘的，那是“黑蔷薇”推出哈密瓜以来的第一次。因此，老柏当时暗自吃惊。但是，哈密瓜送上去之后，那个男子竟然一口也没尝，全部让给那小姐吃了。

刑警听后一阵兴奋，不过他们想要了解的重点还在后头——这个小姐后来去了哪里？她究竟来自哪里？是什么人？

四、缜密调查

调查继续进行下去，刑警又从咖啡馆门口专事迎宾的那个白俄少年（瓦洛加的外甥）那儿打听到了那对年龄悬殊的男女结完账后离开的情况。当时是老柏把两人非常客气地送出门的，还对迎宾少年说给这二位叫辆三轮车。少年见他们没有拒绝的意思，便拦下了一辆路过的空三轮车，目睹两人上车后离去。

去了哪里呢？这个，迎宾少年就回答不上了。当时正好有一拨客人登门，他得赶紧上前迎接，所以没听见那对男女向三轮车师傅吩咐去哪里。

刑警对此还是比较乐观的，当时已经成立了非机动车运营行业的工会组织，可以通过工会寻找那位三轮车师傅。

果然，两小时后，三轮车师傅老薛坐在了刑警面前。老薛还记得10月30日晚上七点多钟确实在“黑蔷薇咖啡馆”门前拉过这么一趟活儿，那个男子付钱比较大方，给了整钱不要找零，另外，跟那个小姐的时髦打扮也有关系。

刑警问那对男女去了哪里呢？老薛说男的先把小姐送回家（这是老薛的主观想象）——苏厝街，就在五福巷附近下的车，那小姐谢绝男子为其代劳，下车后自己拎着小皮箱往前走了。然后他按照那男子的指令就地调了个头，去了白鹤路，在一家五金行前下的车，老薛接过车钱后踩着车离开了，也没有留意那男子去了哪里。

老薛离开时，已是暮色初降时分，刑警决定明天前往白鹤路一带去查访那个穿黑色灯芯绒夹克衫的男子。

次日，11月4日，两路刑警继续进行调查。

王升有、储德福两人去了渔行桥，寻找那个使用菜场08编号箩筐和扁担的小贩。渔行桥是一座桥梁，以附近商铺全是经营鲜活鱼虾螃蟹和海产品干货而得名，跟如今各地的农副产品、副食品行业市场一样。刑警过去一看，只见马路两侧以及渔行桥两边两条沿河的狭窄街道上，密密麻麻设满了摊贩。王、储二人一一查看下来，未见那副箩筐。正沮丧时，迎面来了一个戴红袖箍的市场管理员，便上前去将其请到隐蔽处，亮出证件，道明来意，问是否可以提供帮助。

市场管理员听完后笑道：“赶得早不如碰得巧，你们的运气还真不错！”

原来，这个管理员上班后在市场里向设摊儿的小贩收了管理费后，觉得累了，就进了路边一家出售鲜活海货的店铺，坐下喝茶。他看见这家店铺的店堂一侧堆放着的卖空了的箩筐中，有一副就写着菜场的简称，以及08的数字编号。

当下，二刑警窃喜，便随管理员去了那家店铺。老板见状连忙热情招呼，张罗着要沏茶奉烟，被管理员阻止，说跟这副箩筐配套的那根扁担呢？木头的，拿出来！

老板急忙让学徒拿出那根木扁担，连同从箩筐堆里找出的那副箩筐一起摆在店堂当中。刑警让他说说来路，老板说这是小混混儿李歪头卖给他的。市场管理员听后起身出门，去寻唤李歪头。

刑警继续问老板，你知道这副箩筐的原主是谁吗？对方说知道，上面写着菜场的简称和编号，估摸就是菜场的。不错，这是菜场的东西，前几天失窃了。菜场是国营单位，所以这就是国家财产;你这种行为呢，属于收赃，可以处罚你的，东西没收是必须的，还可以罚款，甚至关你几天……正说到这当儿的时候，李歪头被管理员推搡着进了店堂。刑警打量，这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一看就是不务正业的小混混儿，当下便问你是李歪头啊？大名叫什么……李贵？这副箩筐是你卖给老板的？好，把扁担穿在箩筐上挑上，跟我们走一趟！

李歪头被刑警带到了分局。刑警立即讯问那副箩筐的来路。李歪头是个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主儿，曾进过几次派出所，在刑警面前显得很镇定，不慌不忙地说箩筐是他捡的。

李歪头说，10月31日早上六点左右，他出门想到渔行桥这边做点儿小买卖，经过巷口的垃圾箱时，看见一侧放着这副叠在一起上面还竖着一根扁担的箩筐。最初，他以为是有人放在那里的，以当时的经济状况，不管公家还是私人，都不可能把这样一副七八成新的箩筐、扁担扔掉，当时他只看了一眼就从旁边走了。可是很巧，他出了巷子，在马路上没走多久就遇上了叫卖煎饼的刘老头儿，便让刘老头儿给他现煎两个饼，等候的时候一摸口袋发现没带钱，他知道这老头儿很抠，从来不肯赊账，宁可生意做不成，他便只好回家去取钱。进巷子的时候，遇见住在同一条巷子里的单身老太赵婆婆。李歪头在社会上的名声不怎么好，不过对街坊邻居还是蛮客气的，当下就唤了声“婆婆”，让在一旁请老太先走。赵婆婆走过去后，忽然回身问他，垃圾箱那里有副箩筐是谁的？大清早就放那儿有半个多小时了，怎么没人来拿呢？李歪头听着心里一动，马上说那是他的一个朋友放在那儿的，一会儿就会来拿。这时，李歪头心里已经打定主意要把这副箩筐占为己有。如此，当他回家取了零钱再出去时，就把那副箩筐带扁担一起拿走了。然后，李歪头买了煎饼，吃着前往渔行桥，把箩筐、扁担一起卖给了那家店铺。

王、储二人听了李歪头的这番陈述，自然感到失望，想想这小子的说辞似乎也顺理成章。当然，这需要核实。两人便去找赵婆婆和卖煎饼的刘老头儿，问下来，情况果真如李歪头所说的那样。据赵婆婆说，那天她大约清晨五点就起床了，和往常一样先去给住在附近的已经另立门户的儿子家生煤炉，生好煤炉返回来时，垃圾箱旁边就已经有了那副箩筐。

刑警想起了林小道和戏院何山根所说的情况，便问赵婆婆当时巷口渔具行门前的马路边是否有人，赵婆婆说没看到。王、储二人分析：看来，那个“鸭舌帽”把装着碎尸的箱子和旅行袋藏在渔具行门前的旧渔网堆里后，先是坐在横搁于箩筐的扁担上冒充挑夫，想等候有三轮车经过时取出箱子和旅行袋让运往“军招”。可是，随即一想又觉不妥，就把箩筐、扁担就近扔掉。扔掉后他应该就在周围溜达，盯着藏尸处，以防被人察觉，所以赵婆婆经过渔具行时没看见他。

如此，这一路的调查就算是泡汤了。

五、发现尸主

再说另一路刑警曹滨、许嘉超、吴景芝三人对那个穿黑色灯芯绒夹克衫的年约五十的男子的踪迹的访查。据三轮车师傅老薛说，10月30日晚上他是把那人拉到白鹤路一家五金行前下的车。刑警心里最希望的是那人没跟他们玩什么反侦查手段，让他们能比较轻松地查摸到其住所。最怕的就是这家伙的住所或者落脚点离下车地点有一两公里地，他是故意提前下车，自个儿步行回去的。

三刑警交换了意见，决定先去找管段派出所求助，先查五金行周边，但愿那主儿没有什么反侦查意识。

谢天谢地！派出所户籍警小钱陪着刑警前往居委会一打听，居委会干部马上说这旁边巷子里有一个男子的情况跟他们打听的那个对象相符，那人叫聂浮翼。

聂浮翼，厦门人，五十二岁，出身富家，高中毕业后考入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铁路管理科，毕业后供职于北洋政府交通部，后因患病停职回厦门休养。养病期间，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接触，不久参加中共。三十年代初，厦门发生震惊海内外的由中共组织和领导实施的“破狱斗争”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地下工作进入低潮。聂浮翼当时已经成家，面对敌人实施的白色恐怖，踌躇再三，终于迈出了可耻的一步：向敌人自首。由于其家族中有人在厦门乃至福建全省都兜得转，招呼之下，国民党了解到此人不过是中共地下党的一名普通党员，业余从事地下工作，便没有纠缠他，命其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份《悔过启事》后，就算结案了。之后，聂浮翼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远离政治，以经商为业，一直到现在。

聂浮翼的住所在户籍警小钱的管辖范围，小钱就让居委会干部去通知聂浮翼到派出所来一趟。

谁也没有料到，10月30日和聂浮翼一起去“黑蔷薇”用晚餐的那个小姐，竟然是他的私生女！

1929年元月，当时还未被中共地下组织吸收为党员而只是作为外围人员的聂浮翼，奉组织上的命令让其去漳州协助设立地下交通站。交通站设在漳州当地一个华侨富商开设的一家贸易商行，这样，这家商行就必须从上到下都由党组织以及“关系人员”控制。聂浮翼出身资本家，从北方回来养病期间一直在辅佐父亲经商，因此对做生意颇有心得，正好那家商行缺少一个自己人担任经理，组织上就想到了他。临行前，领导找他谈话，把情况跟他说了说，交代的使命是：你到那里，只管商行的正常生意业务，交通站的工作另有同志负责，你不必过问;你把生意做好了——不是赚多少钱，而是在外面人眼里这是一家在正常经营、略有赢利的商行就行了，做到这一点，就是对革命工作最好的支持，组织给你的使命也就圆满完成了。

聂浮翼受命前往漳州上任，为期十个月，等到该交通站完成使命奉命撤销他返回厦门时，他得到了两个终生难忘的结果：一是组织上根据他在这段时间的表现，批准其加入中共，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二是他与华侨富商归国不久的女儿李米娜私通怀孕，那姑娘腹中胎儿已经四个月了。以当时的情况，别说聂浮翼已经结婚生子，就是单身组织上也不一定会批准他与李米娜结婚。刚刚回到厦门的聂浮翼收到李米娜的一封告知信件后，顿时就傻了。反复考虑后，他给李米娜回了一封信，说明了他不能离婚与其结合的苦衷，请求得到原谅。李米娜也给他回了一封信，说她要把孩子生下来，生下来后怎么办，以后再说。

一年后，聂浮翼经受不住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的巨大压力，向国民党自首并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后不久，李米娜带着半岁的女儿来了趟厦门。母女俩在旅馆落脚后，她以“熟人”的名义手书一纸便条，请旅馆茶房送到聂浮翼经营的公司，约曾经的情人前往一见。两人见面后，李米娜让聂浮翼抱了抱女儿，说孩子半岁了，名字已起，叫真君，至于姓氏，则请他决定。这意思很了然：你姓聂的认不认这个女儿？认，就姓聂;不认，就姓李。聂浮翼放弃了选择权，于是，这个女孩子就叫李真君。

聂浮翼尽管没让女儿随父姓，但他心里还是有这个孩子的。之后，只要他有机会去漳州，总要去看母女俩。李米娜行事风格颇有些另类，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外界的白眼毅然生下女儿后，喂养了一年，断奶后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去漳州南门外的仙姑庵出家，剃尽青丝，做了一名尼姑，法名澄静。她原本在国外念书取得了大学文凭，其文化水平可想而知，出家后钻研佛学，颇有心得，在佛学造诣方面受到了佛教界的好评。常言道，出家无家，已经皈依佛门，那就要以庵为家，可是她却还惦念着女儿，时不时回家去看望。待李真君稍大，也不时让家人把孩子带到庵里去，甚至还会让女儿留下，一住数日。后来女儿上学了，寒暑假往往都是在庵里过的。如此作为，按说是不允许的，但李家有钱，是尼姑庵最大的化缘对象，便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了。澄静除了这点外，其他一概严守清规戒律，聂浮翼每次去漳州，她总是欣然相见，但必定会约上两位尼姑作陪，从来不跟他单独相处，所以别人也就无话可说。

李真君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渐渐长大，可能是因父母的遗传，读书非常聪明，小学只读了四年就完成了学业（那时有跳级制度），李真君竟然跳了两次，成为学校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位。十四岁初中毕业后，她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放弃了保送高中的机会，进了师范学校。那段时间里，聂浮翼每年至少两次会去看望女儿。李真君呢，却对父亲没有以前那样亲了，只是保持着表面上的礼貌和尊敬。

李真君初中毕业前，每年暑假总会来一趟厦门，在聂浮翼安排的旅馆里住上十来天，由父亲或者父亲指定的公司女员工陪同着玩耍。但自从进入师范直到三年后毕业当了小学老师后，据聂浮翼说五六年间总共只来过两次（后来刑警调查发现不止两次），一次是带学生到厦门来参加夏令营时顺便，另一次是聂浮翼生病住院前来探望。为此，聂浮翼内心总是感到非常内疚。10月初，他特地去了趟漳州，跟母女俩见了面，原是想问问女儿究竟对他有什么想法，想与其好好谈一谈。但是得知女儿的情况后想法发生了变化，在漳州待了一天就返回厦门了。

李真君遇到了什么情况呢？

第一件事儿，是她的外公病逝了。老人去世后，与其一起合伙经商的嫡亲兄弟看情势不对，随即抽资去了海外。老人剩下的遗产让几个子女一分了之，而李米娜早已出家，没有资格继承其父的遗产。不仅这样，其私生女李真君之前在李宅的住房也被她的舅舅、姨妈瓜分了，她被扫地出门了。

第二件事儿，李真君的工作没了！她师范毕业后，一直在漳州一家私立小学当老师。厦门解放后，私立学校继续存在，她干得好好的，她很喜欢当老师。可是，没料到校董事会发生了变故。先是董事长在春天偷渡去了澳门，随即转赴美国。他临走时给校董事会留下了一封信，大意是他在这当儿冒着巨大风险偷渡，是因为当初不想离开大陆，想为新中国效力，但他在新政权管理下待了半年多，发现自己的遭遇跟当初决定留下时竟是天壤之别，而且他预计往后情况将愈加恶劣，所以，他权衡再三决定离开，奉劝各位同仁友人也郑重考虑移居海外。偷渡是犯法的事儿，董事长留下的这封信自然要上交市公安局。警方进行调查后，认为董事会其他成员并未涉案，就把信转给了教育局。教育局对此事很重视，专门组织了工作组进驻学校进行调查。调查从5月初开始一直到7月上旬放暑假才结束，可能是为了安全着想，教育局作出了一个决定：关闭这所私立学校。

这样，9月1日开学时李真君就没地方上班了。当时教育系统师资短缺，教育局给了被关闭小学的教员一条出路——分散去郊区乡村小学任教。除了李真君，其他人都接受了这个安排，她说她不想再留在漳州教书了，要么去外地教书，要么改行。在教育局看来，这件事跟他们没有关系，所以也就随她去了。当聂浮翼见到女儿时，她已经失业一个多月了。在这种情况下，聂浮翼当然不可能再跟她谈如何正视父女关系的问题了，当下作出了两个决定：一是掏出了身上扣除回厦门路费的所有钞票给了女儿;另一个是让女儿去厦门教书，他将尽最大的努力为女儿谋取一个小学老师的职位。

聂浮翼从漳州返回厦门后，立刻着手实施后一个决定。他在社会上毕竟还有些朋友，况且当时全国各地都师资短缺，因此奔波了三周之后，就为女儿找到了一个在厦门市区一所小学教书的职位。10月23日，聂浮翼往李米娜出家的仙姑庵发了封信，请李米娜转告李真君，工作已有着落，收信后速来厦门。

李真君收到信后，立刻回复称她将于10月30日抵达厦门，让父亲不必去接站，她抵达后会直接去公司见父亲的。

10月30日下午二时许，李真君到达聂浮翼的公司。聂浮翼随即带她去那所小学跟校长、教导主任见面。人家一看李真君的毕业文凭，再看她那副模样，非常喜欢，当场决定留用，要求她下周一（11月6日）正式到校上课，担任两个班级的语文教学。然后，父女俩回到公司，聂浮翼处理了一些急事后，于傍晚叫了一辆三轮车前往“黑蔷薇”用晚餐。

聂浮翼一直对妻子和子女保守着有个“漳州女儿”的秘密，以免发生家庭矛盾。所以，李真君以前来厦门，他都让她入住旅馆。这次也这样，他已经为女儿订好了旅馆，可是，李真君说她自己已经联系好了住宿的地方。聂浮翼当然尊重女儿的意愿，当下点头，生怕女儿认为是在“管”她，所以根本没问她住到哪里，接待方是什么人。

晚餐后，聂浮翼叫了一辆三轮车，先把女儿送到她指定的地方——苏厝街，与其告别后，自己就回家了。他原以为李真君在上班之前还会去公司找他，可是一直等到今天也没等到，明天就是她去学校报到的日子了，如果今天她还不来，他就打算上午去学校看看。不是担心她的安全，而是出于对女儿踏上新的工作岗位的一份关心。

聂浮翼一口气说了上述这些内容，这才问刑警：“我可以向你们打听真君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刑警事先互相交换过意见，认为在尚未确认10月30日与聂浮翼共进晚餐的那个姑娘确是被害人之前，暂不向聂浮翼透露案件的情况。于是，就搪塞了两句，让他等待消息。

专案组以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的名义，往漳州市公安局发了一封电报，要求漳州警方派人前往李米娜出家的仙姑庵，请她前来厦门，当然最好指派合适的女同志陪同。

六、同学老友

11月5日下午，李米娜在漳州佛教协会指派的两名女居士的陪同下赶到厦门，当即前往医院辨认尸体。途中，法医询问李米娜其女李真君身上有什么特征。李米娜说她小时候额头右侧曾磕过，留下一个半颗瓜子大小的疤痕，撩起头发能看得见。法医和刑警相视苦笑，被害人的头颅还没找到呢，这个特征再明显也没有用。于是，再问。李米娜又说其左脚第二个脚趾的指甲，长得长时是朝肉里延伸的，如果不及时修剪就会疼痛难熬甚至发炎。法医点点头，不再提问。刑警知道，这是患有甲沟炎，可以算是一个特征。

到了医院，李米娜一见碎尸，当场昏厥。医生救治的当儿，法医和刑警查看了碎尸左下肢的第二个脚趾的指甲，果然有甲沟炎的特征。不过，死者最近刚刚修剪过，并不明显，所以验尸时没有留意到。

一会儿，李米娜苏醒了，坚持要看碎尸。这次她不昏厥了，尽管眼泪滂沱，但还是把碎尸一块块都察看了。她又发现了一处特征：左手食指前侧端的一处刀痕，那是李真君读小学时削铅笔割破的。

至此，已经可以认定被害人就是李真君了。

专案组随即分三路同时进行调查：一、二路由刑警曹滨、许嘉超、吴景芝三人负责向聂浮翼、李米娜了解李真君生前的日常生活，特别是这次来厦门前的情况。第三路是围绕菜场（被害人指定的下车点正好在菜场附近）展开调查。

聂浮翼跟李真君的接触其实不多，二十年来也就见了十来次面，加上女儿跟他不亲，父女间交谈很少，沟通很浅。因此，聂浮翼说不出什么内容。刑警试图启发他，询问最后一顿晚餐时李真君说了些什么内容，尤其是在离开咖啡馆前后李真君是否说到了具体住宿地点在哪里、对方是什么人、事先是否联系过、是通过什么途径跟对方取得联系的，等等。聂浮翼想来想去也没有印象，他在跟女儿的接触中，向来只是听女儿说什么，从来不向她询问什么，包括掏钱给女儿，事先也不会问她是否缺钱、想买什么东西之类的话，而是直接掏钱给她。所以，刑警在聂浮翼这边没有获得任何线索。

两人点了四个菜，还破例要了一瓶果酒，在酒精的作用下两人的距离忽然更近了，话也就多了

再说跟李米娜的接触，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专案组把她和两个陪同来厦门的女居士安置在市政府招待所。李米娜受此打击后，反应变得迟钝了，坐在那里只是闭目默念往生咒，对刑警说的话置之不理。那两个女居士在一旁反复劝告，良久她才睁开了眼睛。刑警小心翼翼地跟她聊下来，得知以下情况——

学校解散、失业之事对李真君的刺激很大，她事后去尼姑庵见母亲时反复说“怎么会这样”，甚至有了跟随母亲削发为尼之念，被李米娜劝阻。出家的念头是断了，可是她的情绪仍然有波动，李米娜发现她因这件事对其家族甚至漳州由原先的热爱变成了憎恨，她接到聂浮翼发来的信后，曾幽幽地对母亲说：“我离开之后，再也不回漳州了。”

李真君临走前还想做一件事，不过没有做成：李米娜当初削发为尼时，把她历年的积蓄以及首饰全都交给奶妈，让其等李真君长大成人后再交给她。李真君踏上工作岗位时，已改做女佣的奶妈年迈告老回乡，临走时奶妈当着李家全家人的面把贴着李米娜亲笔签封的首饰箱当众打开，清点核实后交给李真君。李真君那时才知原来母亲留给了自己这份价值不菲的财产，但她不想接受，就跑到尼姑庵说要交还母亲。李米娜说出家人要钱财何用？坚决不收，仍让女儿收回。李真君离开漳州前往厦门前，她曾想把这笔钱财处理掉，要么请母亲收回，要么捐给尼姑庵，但都被李米娜否决，而且拒绝代为保管。最后，李真君还是把那个首饰箱装进了她的小皮箱，带到厦门去了。

当时李米娜问李真君，到了厦门后是直接去学校报到后由学校安排住宿呢还是自己解决？李真君说父亲的来信中说过住宿由学校解决，所以今后应该是住校的。不过，她倒不愿意报到当天就住校，她还想先处理一些事情。在这方面，李米娜的做法跟聂浮翼是一样的，她当时听后并没有问李真君要处理什么事情，以及住到哪里去。女儿六年前就已经去省城上师范学校独立生活了，此番前往厦门料想没有问题。厦门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肯定比以前要好些，况且还有聂浮翼在厦门，肯定会照顾女儿的。

以上是刑警向李米娜调查的结果，是否有用，留待后言。现在再说第三路调查，即由王升有、储德福二人负责的围绕菜场排查犯罪嫌疑人的情况。

这活儿工作量很大，别说王、储二人，就是整个专案组全部扑上去都显得捉襟见肘。因此，专案组跟管段派出所联系请求协助，派出所派了一名民警、三名在派出所相帮的青年志愿者协助，这样，六个人就可以分成三拨力量进行调查。由于排查范围大，还得靠居委会的支持。

六十多年前的街坊邻里关系比较简单，每家有什么情况，邻居都比较了解，这便给专案组排查本案犯罪嫌疑人带来了方便。也就大半天的时间，专案组便在众多居民中排查出七个嫌疑对象来。当天傍晚，专案组就在派出所对这七人分别进行讯问。

两小时问下来，七人却均无作案条件，这里的“条件”指的是是否有作案时间和作案的体能。七人中有四人没有作案时间，有三人虽然有作案时间，但他们一看就是作不了这起恶性案件的人。其中两人分别是上下肢骨折，且都是在本案前发生的;还有一位患急性中耳炎，耳朵发炎流脓，案发前后那两天痛得语不成声，说话尚且都痛得流泪，哪能活活扼杀被害人和分尸、转移尸体？

当然，这等恶性大案，侦查触角一旦伸到某人的头上，要想排除并不是一番问话就可以排除的，专案组自然要对其陈述内容进行调查。次日专案组对这七人所作的陈述进行了调查，一一查证下来，竟然全都不谬。

这条原以为只要下工夫必定能走得通的路竟然就这样断头了。

11月8日，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这次大伙儿把注意力聚焦到一点上：聂浮翼和李米娜都说过，被害人李真君曾分别向他们表示过，她抵达厦门后的头几天（起码是头天）准备下榻于别人处（这里可以理解“别人家里”或者“别人安排的住宿点”），10月30日晚上李真君和聂浮翼共进晚餐离开“黑蔷薇咖啡馆”后，也是当着父亲的面吩咐三轮车师傅把车先拉到苏厝街，而且她确实是在那里下的车。如此说来，李真君真的是在事先已经跟厦门这边的某人或者某几个人约定在对方那里过夜或者由对方安排过夜。这个某人或者某几个人是谁呢？既然跟李真君有这样的约定，那对方跟李真君绝非泛泛之交。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疑问：绝非泛泛之交的朋友，没有等到前去投宿的李真君，为什么没有作出反应呢？如果对方知晓李真君的父亲聂浮翼在厦门开着公司，就应该去公司询问李真君爽约的原因;如果不知道聂浮翼，也应该往李真君在漳州的新通信地址（尼姑庵）发封信呀，可是，聂浮翼和李米娜都没有接到过这种询问。此外，李真君下车的地点就在菜场附近，碎尸案在本市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专案组在菜场区域的排查也搞得声势颇大，对方为何不作反应呢？

专案组认为李真君要去投宿的朋友表现得似乎反常，有必要找到这个“对方”进行调查。

当天下午，刑警去了邮电局，查询截止到10月30日是否有来自漳州署名“李真君”的电报，如果有，电报上是有送达地址的，可以查得到。查下来，并无这样的电报。那么，是否有来自漳州署名寄信人为“李真君”的挂号信函呢？那时寄挂号信的人不多，邮电局也方便排查，可是，查下来也是白板。

这样看来，李真君是用平信和“对方”联系的，那就没法儿查下去了，平信量很大，而且是不作信息登记的。

专案组继续分析，以李真君生前极小的社交量来说，她答应前往住宿的那个“对方”很有可能是女性，基本上可以推断是她的同学或同事。所以，应该去漳州对此进行调查。

11月9日，专案组派刑警许嘉超、吴景芝、储德福前往漳州调查。他们先去漳州邮电局查10月30日前三天漳州发往厦门的电报中，是否有李真君拍发的，指望万一之前厦门邮电局有疏忽未向专案组交代清楚而在漳州得到弥补。这次的调查比在厦门调查时更细，可是，七八十件电报一一查下来却还是一无所获。

刑警便转向预先制订的第二步进行调查。他们先是走访李真君的舅舅、姨妈，除了询问李真君在离开漳州前往厦门时是否提及过去厦门后的住宿问题，更主要的是了解李真君生前跟外界的交往情况，她有哪些同学好友，平时来往如何？

调查进行到次日下午四点，终于有了着落：据一位既是李真君的初中、师范同学又是同在一所小学教书的同事许锦萍反映，李真君接到其父亲的信要去厦门做小学教师后，特地跑到她家中告知此事。许锦萍待人宽厚，很重感情，当听说李真君要去厦门并且再也不回漳州了，不禁有些不舍，两人毕竟同窗同事数年，于是提议去外面饭馆吃饭，由她做东，算是为李真君饯行。

两人点了四个菜，还破例要了一瓶果酒，在酒精的作用下两人的距离忽然更近了，话也就多了。许锦萍记不得是她还是李真君偶然说到的去厦门后的住宿问题，李真君说最好是住在由学校提供的位于校内的宿舍里，这样既安静又安全，还不需要花钱;如果学校不提供住宿的话，她就打算在学校附近租房住。许锦萍记得当时听后问过李真君最初几天住哪里，要不要就住她父亲那里。李真君当时摇头，说她向来不去他家，他也不希望她去。她准备先去夏仙露家住两三天，顺便跟朱冰美、祝嘉耀见见面，吃个饭，逛逛鼓浪屿。

夏仙露、朱冰美、祝嘉耀三位都是李真君、许锦萍初中时的同学。民国时允许异地上学，这三人的家都在厦门，或因在漳州有亲戚，或因父亲在漳州工作，所以小学毕业后就去漳州读初中。其中祝嘉耀是男生，还曾追求过许锦萍，初二下学期给她写过情书，当时是班级里的一桩小小新闻。初中毕业后，李真君和许锦萍考进了师范学校，夏仙露、朱冰美、祝嘉耀都考回了厦门，分别上了高中和卫生学校。李真君由于每年都要去厦门（独自旅游，没去见父亲），所以跟这三人有联系。许锦萍在厦门没有亲戚，多年没去过厦门，跟这三人也就没有过联系，甚至连住在哪儿都不清楚。

三刑警获得了这一信息，都长吁了一口气：看来苍天不负苦心人，此趟差没白出，总算找到了李真君在厦门投宿的那个“对方”。

刑警立刻返回厦门，着手寻访夏仙露、朱冰美、祝嘉耀三人。可是，不知道这三人的住址，如何寻找呢？三刑警一番研究后找到了一条捷径：许锦萍说这三人初中毕业那年是从漳州考回厦门的，去市教育局从接管的旧政权的档案里查找即可。有时间、地点、姓名，还是比较好查的。

果然，很快便查到了三人的住址，夏仙露就住在距离菜场只有两个街口的五福巷。刑警一看这个巷名，顿时一个激灵：这不就是三轮车师傅老薛和聂浮翼所说的李真君下车的地方吗？这就奇怪了，专案组、派出所、居委会对五福巷的居民询问了五六遍，都说最近没人接待过从漳州来的客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组长王升有听了三刑警的调查结果后，想了想，说暂时不要跟夏仙露接触，先对夏家开展外围调查，看是不是有什么异常情况。

派出所对夏家的情况很熟悉，夏家是革命烈士家属。夏仙露的父亲夏昶苏系中医，历史清白，为人正直，一辈子坐堂问诊。厦门解放后因医术声望和革命烈属的原因，他被市政府卫生局聘为专职顾问，上了半年班后就退休了。他退休后仍是顾问，隔三差五去卫生局开会。夏仙露的母亲刘沈芳系无业家庭妇女，生有四个孩子。大儿子是革命烈士，二儿子子承父业是中医，第三个就是夏仙露，高考失利后进了银行工作，第四个也是女儿，正在读高中。

之前进行排查时，夏仙露的父母亲每次都积极配合，从容回答刑警等人的询问，明确表示家中没有任何外人来访过，更别说投宿了。夏家的四邻也都表示夏家并无任何可疑情况。

可是，李真君明明是来找夏仙露投宿的，怎么就没进门呢？王升有决定当面向夏仙露了解情况。

当天晚上，刑警在派出所跟夏仙露见了面，一问碎尸案，她点头说听说过。当刑警告诉她该案的被害人是李真君时，她极为震惊，一迭声的“真的”后，掩面痛哭。被劝停后，夏仙露回答了刑警的问题。刑警便得知她根本不知道李真君在厦门谋得了小学教师的职位，也没有接到过李真君要来她家暂住的消息。前年暑假，李真君来厦门时倒是去过她家的，当时李真君住在旅馆，去她家是给她送一些漳州的土特产，事先也没有打招呼，幸亏夏家整天有人在，她便没有扑空。

如此看来，李真君那天尽管已经坐三轮车到了夏家所在的巷子口附近，但她却并未去夏家。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李真君突然改变主意不想去夏仙露家借宿，而另找他处投宿了？从夏仙露对李真君的性格和行事风格介绍来看，还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尽管从其被害后暴露出的其他线索（如菜场失窃箩筐、戏院对面抛尸等）来看，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很低，但专案组还是决定立刻向李真君的另外两个同学朱冰美、祝嘉耀进行调查。

朱、祝二人已经结为夫妇，他们是在一个多月前的国庆节成的亲。刑警由夏仙露带着登门，夫妇二人闻知噩耗，也是大惊，说他们并不知道李真君要来厦门工作，事先也没有收到过她的任何信息。

当天深夜，专案组对案情进行分析，认为李真君的被害应该是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第一种可能是她下了三轮车跟父亲告别后，突然遭到不知从哪里窜出来的凶手的劫持，将其带至附近的住所或者适宜作案的地方实施了作案，然后分尸并转移。第二种可能是李真君在目送聂浮翼乘坐的三轮车离开后，突然改变主意，不想去夏家投宿而想找旅馆住宿，在去旅馆途中被劫持而遇害。刑警认为第一种情况的概率较高。所以，接下来的侦查工作还是应围绕菜场进行排查。

这一排查，发现了一条线索！

七、错疑对象

这次排查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室内开会讨论中进行的，对之前已经获取的情况重新进行分析，看是否有差错、疏忽而形成的遗漏。

大伙儿议来议去，认为如果要说有问题的话，可能就出在对那七个被怀疑有涉案可能的嫌疑人的调查上。于是，专案组决定重新进行调查。

这次调查进行得极为细致，要求每个刑警对分工调查的对象的每一个当初被作为“没有作案条件”的理由都须一查到底，不允许有任何“想当然”的情形存在。

这一查，就查出了一个嫌疑对象——钱斗量。

钱斗量就是前面说到过的那七个嫌疑对象中手臂骨折的那位。这人出生在一个开五金行的资本家家庭，从小摆弄五金工具、零件——他是当玩具来玩耍的，便对金工活儿有了一种特殊的感觉。小学毕业后他再也不肯读书，一心要拜师学手艺，立志做一名大工匠，家里挨不过他，只好依从。好在他父亲是做五金生意的，认识的各类工匠甚多，就拜了当时厦门颇有名气的钳工大匠高溥澍为师。可是，钱斗量的运气似乎很差。他拜高为师之前，高大工匠身体颇健，收他为徒后，一年时间，竟然肝病缠身、脸黄肌瘦、腹部凸出，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了。

高溥澍走后，钱斗量又拜了一个姓罗的师傅，也是当地的钳工名匠，其手工产品闻名闽南黑白两道。可是，说也奇怪，钱斗量拜罗名匠为师后，人家好端端的一个人也渐渐感觉身体不适，就像一棵被截断了根须的大树那样日趋枯萎，医生诊断是胃癌，最后也一命呜呼了。

巧合再次出现了——钱斗量的父亲钱老板也就一年时间，这个在厦门有名的五金行老板也患病不治而殁了。高、罗二位去世后，钱斗量再拜的第三位师傅金运祥的本领已经没有前两位那样大了。待到钱老板一死，金运祥猛然醒悟，说这小子竟是克星啊，他还要活下去呢，于是赶紧解除师徒关系。

如此几番折腾，钱斗量就只能成为一名普通工匠了。五金行已经倒闭，他只能在修船厂当了一名工人。

大匠名匠没有做成，钱斗量难免灰心丧气，工作不求上进。厦门解放后，修船厂的活儿变多了，工人们常常加班，收入却有限。别人想得通，钱斗量却不行，就隔三差五找借口休班。不上班干啥呢？鼓捣五金买卖，他在这方面有灵性，据说鼓捣一回所挣的钱抵得上半年的薪水。手头有了钱，钱斗量就赌博、嫖娼，曾被公安局抓过两次，都被修船厂以缺少技术工人为由保了出来。

之前排查出的七个嫌疑对象中，钱斗量是最具作案条件的一位——他半年前已离婚，一个人住着一套带院子天井的独门独户平房;他是钳工，家里既有工具，又擅长操作钢锯;他嗜赌，有作案动机。可是，专案组将其传唤到派出所谈话时，却发现这家伙的左臂竟上着石膏，问下来说是骨折了，还是10月28日骨折的，是在修船厂上班时走路踩到了甲板上的油污，滑了一跤，倒下时左手下意识地一撑，手腕就出问题了，钱斗量说当时自己就听见了骨头折断的声音。

当时，专案组除了看钱斗量的病历卡，还去医院找主治医生了解了情况，察看了医院拍摄的X光片子，都可证明这是案发前两天发生的事情。对于一个腕部骨折病人来说，当然是不可能作下杀人碎尸的恶性大案的，所以当时专案组就将其排除了。

可是，这次复查就不同了，专案组要求把每一个已经排除疑点的对象重新进行更为严密的排查。这活儿落在刑警许嘉超的身上，他寻思：之前已经做得非常细致了，现在要说严密复查，那就只好把钱斗量拉到医院再拍一张片子，看看骨头到底断了没有。这样做不是不可以，可是许嘉超却觉得有些不妥，万一当事人抵触，而强迫检查后真的是骨折时那就不大好了。于是，许嘉超去钱斗量供职的修船厂，向和他一起干活儿的工人和厂医了解情况。结果，疑点出现了。工人说，那天谁也没听说钱斗量在甲板上跌跤，他去医务室倒是有人看见，当时他还递给厂医一支烟，顺便点了火儿，记忆中他一双手是活动自如的。后来听说他骨折了，大家都感到意外，不过这家伙为混病假，经常伪装生病，甚至有过自残的前科，所以大家也就没当一回事。

这下，许嘉超有了强制钱斗量去医院重新拍摄X光片子的底气。他向组长汇报后，王升有便决定由他们俩一起去传唤钱斗量。

X光片子并没有拍摄，因为在去修船厂的路上，王升有突然想起何不直接去医院通过院方向放射科医生了解是否有作弊现象？于是，他们立刻去医院，放射科医生对此感到莫明其妙，翻查了记录，说外科的郭医生曾在10月28日开过一张摄片单，不过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患者的片子。刑警明白了，郭医生当时是用该女患者的片子冒充钱斗量的欺骗了他们。这下，刑警有了底气，就把钱斗量带往医院拍片。

不得不佩服钱斗量的心理素质，到这当儿了，他竟然还镇定如初，从容地对刑警说，让他拍片可以，不过先把话说在前头，这钱可是公安局掏，修船厂是不付这种冤枉钱的。稍停，他又嘟哝了一句“狗咬耗子”。这句话的含义在片子拍出来后刑警终于明白了——他的手腕果然没有骨折。钱斗量的意思是这是他混病假的事，是厂里的内部事务，你们警察管不着。

当下，刑警就把他带往公安局，直接讯问，同时派人前往他家搜查。一番折腾下来，专案组诸君竟然傻眼了：这小子并未涉案，怪不得那么从容镇定！

原来，钱斗量对修船厂最近搞“百日竞赛活动”，让工人加班加点很是反感。再说他这一阵手气不佳，已经输得债台高筑。正好筹措一笔钱，急于想去翻本。于是他想了个办法，去医院找那个姓郭的医生。郭某跟钱斗量是老邻居兼发小，最近又正想把自己的寡妇妹妹介绍给钱斗量当老婆。以前，钱斗量没少麻烦郭某给他开假病假证明，这次因为以上情况，他干脆让郭某往其手臂上上了石膏，冒充骨折。

那么，钱斗量是否有“没有作案时间”来排除涉案嫌疑呢？有的——10月30日晚上从七八点钟到31日上午六七点钟，他跟廖某、龚某、李某在廖家赌博。

刑警立刻调查了那三位以及廖某的家人，得到了证实。如此，钱斗量的作案嫌疑排除了。不过，刑警随即通知治安警察把这四个家伙给拘了。几天后，这四人被送往收容大队劳动了一个月。

八、凶手受惩

11月14日晚，专案组再次开会分析案情。众刑警都觉得这个案子非常怪异，该考虑的疑点都考虑过了，该调查死者生前方方面面的关系也一一调查到了，可就是找不到有价值的线索。组长王升有提出再回顾一下案情，这一回顾，竟然找出了一个令人无法想通的情节：案犯杀人、碎尸之后，为什么要把无头碎尸送往“军招”202室呢？

已经掌握的情况显示，案犯作案后，为转移尸体，盗窃了菜场的箩筐和扁担，又辛辛苦苦把碎尸挑到渔具行门前去藏匿，再丢掉箩筐和扁担，然后叫了一辆三轮车，让把装碎尸的木箱、旅行袋送往“军招”202室。他这样做，显然是自找麻烦，还承担着暴露的危险。他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呢？细细分析，案犯跟“军招”202室住户可能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瓜葛。他把一具无头碎尸运送到一家刚刚分得住所的住户家，应该不单单是恶作剧式的诅咒，还可能是一种严重警告以及给该住户制造麻烦。

专案组发现，如果循着这个情节追查下去，有可能会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于是，新的调查方向由此确定：着手调查“军招”202室住户！

202室住户之前已经接受过警方的调查，其主人是市财政局的一个留用会计，姓曹，他当时就觉得莫明其妙。现在，刑警再次找老曹，了解得更详细了：房管局给你分配这套房子时，其他人是否提出过异议？是否有人跟你争夺过这套房子？你平时在单位和社会上的人际关系怎样？是否跟人结过仇？厦门解放前是否参加过什么党派或者组织？厦门解放后是否检举过别人的政治历史或者现行违法问题？等等。

老曹的回答中没有任何可以引起“一个激灵”的内容。刑警便去老曹供职的市财政局，调阅了他的档案。老曹的经历比较简单，1931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局，到抗战时厦门沦陷离开财政局去漳州一个亲戚开的石灰行当账房先生，直至抗战胜利重新回到被国民党政府接收的厦门财政局;然后干到厦门解放后被新政权留用。他确实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或组织，一直老老实实地过着一个旧职员的本分日子。

老曹没有问题，凶手为何要往“军招”202室送碎尸呢？专案组诸刑警交换了意见，又是一番讨论后，有人提出了一个设想：案犯会不会针对的是202室的前任房客？

于是，刑警又去区房管所调查202室的前任房客是何人。房管所的租赁档案显示，这套住房分配给老曹之前的住户是一个名叫马昕的人，他是1950年2月搬入“军招”202室的，住了半年，于9月底搬走了。刑警问这个房客为什么只住了半年就搬走了？房管所的人说这个他们就不清楚了，你们得去向他的单位打听。

马昕在哪个单位工作呢？这个在房管所的档案里是有记载的——市商业局。

刑警便去商业局了解，得知以下情况：“军招”202室确是商业局分配给马昕的住房。当时，市房管局分配给商业局七套公有住房，其中一套就是“军招”202室。马昕是从军队后勤部门转业到地方上的干部，按政策规定有资格分配住房，于是就把“军招”那套房子分给他一家四口居住。马昕入住后感到比较满意，可是他只住了半年就离开厦门了，因为福建省商业厅把他调到省城福州去工作了，家眷同往，他就把房子退掉了。

专案组认为马昕这样一个北方籍军人，在部队干的是后勤工作，厦门解放后才转业来厦门，他应该跟厦门这边的人不会产生什么瓜葛，凶手把碎尸转移到“军招”202室应该不是针对他的。但出于慎重起见，专案组还是向福建省商业厅发了一份电报，通过组织对马昕做了调查。

福建省商业厅隔了一天就发来了电报，称经向马昕同志了解，他在厦门工作期间从未跟当地人有过任何瓜葛，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他也不可能得罪什么人与别人结下仇怨。

11月17日，专案组对马昕的前一位房客韩子灵进行了调查。韩子灵是厦门解放前就已住在“军招”202室的老房客了，这人是旧警察，厦门解放前在旧政权的厦门警察局当便衣，专事收集刑事情报。韩子灵早在1930年就干这一行了，这方面的资格比较老，厦门乃至闽南地区的黑道人士大多都知道他，中共地下党也知道他。抗战胜利后，中共地下党为收集情报派人跟韩子灵建立了来往，得到了韩不定期提供的一些情报，除了刑事方面的外，也有政治、军事方面的。因此，厦门解放后韩子灵的那段为旧政权效力二十年的历史没有受到人民政府的追究。军管会原本是让韩子灵作为留用人员继续从事收集刑事情报的工作，可是，他还没开始工作，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就使其身受重伤。住院治疗两月痊愈后，由于留下比较严重的后遗症，他不能上班，于是长期病休，无须上班，薪水照发。韩子灵和其家眷原是住在“军招”202室的，出院后由于行走不便，上下楼困难，市公安局就安排他搬出“军招”，去鼓浪屿居住。

组长王升有和刑警曹滨、储德福前往鼓浪屿拜访韩子灵。作为同事，王升有经领导批准，还用公款买了奶粉、水果等作为礼品带去。在轮渡上，王升有心里忽然产生了一种预感：此去必有收获！

果然，韩子灵听刑警说明来意后，便说那碎尸是想拿给他老韩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厦门解放后韩子灵虽然没有上班就车祸致伤了，可是他不管在医院里，还是后来回家休养，一直都在为市公安局的刑事侦查和清理旧案出力。多年从事刑事情报工作的经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材料，他就像一个活资料库，随时可以为前去了解情况的侦查员提供有效的情况，使他们及时侦破案件。据老韩估计，厦门解放一年来，由于他提供的情报而被抓获的以刑事案犯为主反革命案犯为次的人犯至少有四十余名，其中约一半案犯已被判处死刑。因此，黑道上不少人对他恨之入骨，还放出风声说要干掉他。这次有人将碎尸送往“军招”202室，应该是一种报复手段。黑道分子恨归恨，但如若他们真的派人来干掉他的话，只怕他这身老骨头还没有那么好啃，因为老韩的枪法像他收集情报的本领一样有名。因此，黑道分子如果真的要找老韩出出气的话，那弄两件内装碎尸的行李请人送到府上乃是最佳方式了。

刑警对老韩的这个说法既认同又有异议，异议在于难道就为出出气而特地去杀一个人砍碎后运送上门，那这种出气方式的风险未免太高了，大家对此想不通。但老韩的说法又很合理，所以专案组还是决定进行调查。

接下来几天，众刑警把全部精力扑在查阅刑事档案上。把凡是因韩子灵提供的线索而破获的案件档案全部记录下来，然后从中找出这些案件中有案犯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作为重点目标进行调查。一共有十八起案件中的二十六名案犯被判处死刑，刑警分别对这些案犯的综合情况进行分析，一个名字进入了他们的视线：甄志龙！

甄志龙何许人？厦门市一个三十三岁的居民，是设摊儿修理自行车的修理工。此人是在名叫甄大舟的死刑犯被捕后的讯问笔录里提及过的一个家庭成员，甄志龙是甄大舟的儿子。刑警为什么会对他引起注意呢？其实，刑警注意的是他的住址——苏厝街77号。这是刑警调阅的二十六名死刑犯的材料中，唯一一个在之前反复排查过的地址。

11月20日，专案组传唤了甄志龙。之前，已经对其进行过外围调查，发现这个自行车修理工的年龄、体态符合案犯特征。但派出所、居委会曾两次对其排查，均因“无作案条件”将其从名单中删除了。他的“无作案条件”的理由是：其一，其住所房屋狭小，居住着其母、弟、妹共六人，户籍警和居委会干部曾登门实地查看过，发现根本没有杀人分尸的地方;其二，包括其家人、邻居在内的多名证人都说他10月30日晚上是在家过的夜，晚饭时喝了些酒，微醉后早早上床歇息了。现在，专案组仅凭其住所在排查区域范围内就疑上他，是否有道理呢？

最初讯问，甄志龙一脸无辜，根本不承认自己涉案，还嚷嚷着让刑警到他家里去实地查看，看是否有杀过人分过尸的痕迹，还建议向四邻调查，问问他们晚上是否听见过什么动静。别说杀人分尸了，就是逢年过节杀鸡鸭、斩鱼肉的声响都要传遍半条巷子呢！

其实，专案组这时已经另派三名刑警去甄志龙那个离家半里余地，距菜场很近的自行车修理摊儿勘查了。那个摊儿，是设在马路边的一个大约八九平方米的简陋小屋，门口搭着雨篷。一应工具和旧轮胎什么的都在雨篷下放着，夜间用一根长长的铁链一一穿连后上一把大锁防盗。屋里只放了些零部件，都挂在墙壁上，所以有足够的空间可供杀人分尸。诚如甄志龙所说，杀人分尸肯定会留下痕迹的，刑警在那间简陋棚屋里发现了血迹和女性的头发！

铁证如山，甄志龙只好招供——

甄志龙的父亲甄大舟是海盗出身，他在厦门市定居娶妻生下子女后，每年还会出去“旅行”两三次，其实是与他那些同伙儿会合后杀人越货。平时，他则以修理自行车和贩卖自行车、人力车零部件为生。在甄师傅的主顾中，不乏旧警察局的警察，他跟他们处得还很好，称兄道弟，谁也没有怀疑过他竟会是海盗。厦门解放后，留用刑警韩子灵在车祸后养伤期间整理以前收集到的情报时，发现有一条信息跟甄大舟有关。市公安局根据这条信息破获了甄大舟海盗系列案，一共抓获了三名海盗。其中一名姓丁的被捕后越狱逃脱了，曾去甄志龙的修车摊儿坐过一会儿，向甄志龙要了一些钱，还告诉甄志龙说他们是被旧警察局的韩子灵揭露出来的。后来，甄大舟等三人均被判处死刑。

父亲被处决后，甄志龙认定韩子灵为仇人，极想手刃老韩为父报仇。他向黑道朋友打听过老韩的住址，听说老韩住在“军招”202室。可是，朋友们都劝他别动老韩的脑筋，说这个人很了得，像他这样的主儿别说单枪匹马前往了，就是去三五个只怕也得全部躺地下！甄志龙只好死了心。然后，他就恨上了人民政府，乃至拥护新社会的人民群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社会不满”。这种不满情绪隐藏在内心，因得不到发泄，渐渐发酵。甄志龙感到无比苦闷，决定偷渡海外，另过一种新的生活。

10月30日晚，甄志龙跟邻居喝酒后，确实早早就睡了。但只睡了一会儿就醒了，想到杀父之仇和偷渡计划，他再也睡不着，于是起来后出门去溜达。他住的那间小屋外面有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小天井，天井尽头有扇后门，他是从后门出去的，所以家人没有察觉。他在外面溜达到五福巷时，看见李真君从三轮车上下来，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小皮箱。用甄志龙的说法，从来没有前科的他当时也不知是怎么想的，当即判断这个姑娘的箱子里肯定有“货”，而他正准备偷渡海外，缺钱财，便决定抢劫。当下，甄志龙就掏出随身带着的大号水果刀，看看四下无人，就上前用刀逼住李真君，将其劫持到离巷口数十米的修理摊儿。他把李真君推入简陋棚屋后，还没下手就如梦初醒地一惊：“我把她弄这里来，回头她肯定会向警察提供这条线索，我就不能马上偷渡，那岂不是要蹲大牢啦！”这么一想，寻思就只好杀人灭口了。

杀人后，甄志龙打开了那个小皮箱，里面果然有二十来件黄金首饰，还有人民币、美元、港币各一叠。甄志龙窃喜之后，考虑如何处理尸体。因为不可能把整具尸体搬运出去抛弃，就只好分尸了。好在修车摊儿上不缺工具，他把水果刀在油石上磨快后，借助钢锯把尸体分割成六个部分。棚屋里有以前有人修车后付不出钱而用来折抵的木箱、旅行袋各一个，正好用来装尸;为防止血水泄漏，他还扯下了雨篷上的油布用以包裹碎尸。还有一个头颅装不下，他便用钢锯锯作两半后放在死者的那个小皮箱里，又随手放了些废铁废零件在里面，以便抛于附近的那条小河后确保沉到河底。可是，在盘算怎样处理四肢、躯干时却碰到了麻烦：他曾听父亲说过尸体在水里腐烂后会产生很大的浮力，要确保木箱、旅行袋不浮起来，那得用多重的捆绑物啊？这些捆绑物又怎么拿到河边去呢？反复考虑时，甄志龙忽然想到了杀父仇人老韩，寻思干脆运到他家里去，倒也不失为一种报复、出气的方式。

甄志龙的体内可能遗传着其海盗父亲胆大妄为的基因，他又并无反侦查意识，根本不知道警方的侦查路数和手段，当下想想这样做似乎不错，便决定实施。为运尸方便，他去菜场盗窃了一副箩筐和扁担，又回家取了以前父亲穿戴过的衣服、鸭舌帽和蓝面白底球鞋，先把那个装着头颅的小皮箱扔到小河里。他重新回到修理摊儿后等到拂晓，便把木箱和旅行袋放在箩筐里，低低地戴上鸭舌帽，把两件“货”运到银鹭戏院对面的渔具行门前，暂藏于旧渔网下，丢掉箩筐和扁担。惶惶不安中等待了十来分钟，候得有辆空的三轮车经过，便花钱让对方把“货”送往“军招”202室。

刑警根据甄志龙的口供，从小河里打捞到了那个装着李真君头颅的小皮箱;又从甄志龙的棚屋角落里挖出了埋于地下的赃物赃款。

1951年3月9日，甄志龙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分类：尘封档案 作者：范汇公 期刊：《啄木鸟》2016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