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一个人的万水千山

1941年9月21日，是镌刻在百岁老人张子芳生命里最悲怆的日子。

夜梦吉祥。梦里的河流平静和缓，梦里的蔷薇花朵静静地开在夜露深邃的清纯美好里，更深处，道路崎岖，一个人的万水千山，也是一群人的万水千山。就若一株草栖息的故园，也正是百草千花同栖的故园；百年树木经受风雨默默坚守自己的根本，成就了无言的传奇和神话。历史阡陌纵横，百年人物史志影像婆娑，然而总有一些面影一而再地清晰呈现。在这个九月宁静的夜晚，蟋蟀们在万物深处意味深长地述说着什么，我又梦见了百岁老人张子芳的梦：

她怀抱里的小孩儿那么乖，不哭也不闹，刚出世的孩子望着她，眼神是那么飘忽、散淡、无力。她想，应该给刚出生的小儿子喂点儿奶，可她没有奶水；她着急地想喊丈夫王涛快来救救孩子，可是，她怎么也喊不出声来。情急时，王涛真就出现在她面前，可是，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为什么一点儿声息也没有啊！她看着他，而他看着她怀里的孩子，一脸的悲戚，一脸的无奈，一脸的愧疚，一脸的怜惜……他无限悲悯地看了她和孩子最后一眼，转身倏忽消隐不见了。她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只是感觉一切都怪怪的，一股绝望的冰冷从脊骨窜上头皮，让她全身发麻。她想拉住他，可她一伸手孩子就掉到深涧里去了，她想醒过来，可是，更深重的悲戚一直拖着她……

不知过了多久，她发现孩子仍在她的腿上，一摸，小身体已经冰凉！她想大哭，可欲哭却无泪。失去骨血的悲伤令她心碎，而梦魇让她的心痛变得无以复加……连让她多抱一会儿孩子的机会都不给。

梦里的一切都是错乱的，却也是真实的。

这时，她发现自己站在一个三面环山的山沟里，这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她看着不远处王涛正带领部分战士在一块儿平地上搞军事训练，王涛拿过一名战士的枪作射击示范……

她的内心本来充盈着安全感。然而就在这时，她竟看见几天前派下山去的通讯员带着敌人摸到山上，就在附近埋伏着。叛徒！她想立刻跑过去把叛徒的事告诉王涛和战友们，她还想大声呼喊王涛迅速朝举枪瞄准他的敌人射击，她恨不得自己手上有把枪，一枪毙了那个瞄准自己丈夫的敌人！可是，一切都还没来得及做，就听见一声枪响！敌人的子弹击中了王涛……

她根本顾不上敌人疯狂的射击，只想即刻飞奔到王涛身旁，可梦里的她双腿就像灌了铅一般，沉重得迈不出去。她分明看见王涛胸前有大片血迹，仍手持驳壳枪指挥同志们向敌人还击。突然，王涛的脚上又中了一枪，就倒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她冲了过去，抱起王涛，想扶他起来，可已经扶不起来了。他就像不死的魂灵一直战斗到停止呼吸！她多想背起他一起走啊，可敌人恶魔一般号叫着冲过来，悲痛欲绝的她仍有一丝理智，赶紧把王涛身上放文件的挎包取下来，拿过他手中的驳壳枪转身钻进密林，顺着山沟向山上跑去……

每一次梦到此时，一切便戛然而止——1941年9月21日，是镌刻在张子芳生命里最悲怆的日子。

张子芳当时怀着王涛的第三个孩子（另外两个孩子一个夭折，一个寄养在一位老乡家里），而且即将临产。她拖着沉重的身体，艰难地穿行在密林深处。她不怕荆棘刺脸，不怕杂草丛枝牵绊纠缠，肉体的痛都不算痛，她只觉得心在滴血。可是，她不能倒下。她必须保住腹中王涛的骨血，保住王涛随身保存的党的机密文件——如果机密泄露，将会使党的组织系统遭到灭顶之灾……她拼尽性命地奔跑着，开始，她还能听见敌人大喊“抓活的，抓活的……”渐渐地，那喊声被风声，被密密的树林阻隔得越来越远……也许是害怕中埋伏，敌人只是在密林之外嘶喊着叫骂着，一边喊一边乱放枪，却没敢往密林深处真追。

敌人撤退后，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下山寻找王涛的遗体。遗体找到了，可是王涛的头颅却被丧心病狂的敌人残暴地割去，装在木笼子里，挂在龙岩城门楼上“示众”。

那天夜里，战友们心怀悲愤眼含热泪就地掩埋了王涛同志的遗体。天空飘着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雨，雨脚如麻，悲悲切切凄凄，它们就像感知了这山河日月人心的共同悲戚，赶来送王涛烈士最后一程——

王涛，原名王祖英，号芷沅，1908年农历2月9日生于湖南省江华县沱江镇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六岁启蒙读私塾，1925年在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时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早期党员之一。1927年冬，党派他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学成回国后，曾任广东省东江青年团特委书记兼红军学校教育长。1930年春，他受中共两广省委的派遣，和戴月来到砰石，以特派员身份帮助中共湘南工作委员会进行整顿工作，将中共湘南工委改建为中共湘南特委。1931年8月，根据两广省委的指示，在湘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王涛担任改组后的特委书记。

1934年秋，时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兼自卫营营长的王涛奉上级命令率领部分游击队员前去迎接从江西瑞金出发、为长征打前站的红军队伍，而红军队伍派来同王涛接洽的代表是跟他同年出生——均生于1908年，同年入党——（均于1925年入党），湖南老乡李握如。

彼时彼地，两个有着远大革命理想和抱负的青年双手相握，谁也不曾想到，日后他们会先后走入一个小他们六岁、名叫张子芳（1914年9月15日出生）的女人的生命中。也许，生命中的相遇是早就安排好的。李握如和王涛，此生仅此一握，之后再未相逢。可是，在他们的心中，是否有过那么一刻如电光划过生命似的心意交流？抑或是冥冥之中，一种托付今生的泣世情缘早就注定？

历史的机缘巧合在张子芳的生命中埋下一个旷世伏笔。

而无论如何，1934年秋都是中国革命历史以及许多革命者传奇的一个开端。正是在1934年秋，送别了李握如一行人后，王涛率领部分游击队随红一方面军开始踏上长征的漫漫征程……途经贵州、四川时，王涛曾两次负伤，后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党校任教员。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又奉调中央党校任教员，赤卫军营长。

1937年初，王涛调任中共陕北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部长、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那时，张子芳刚到陕甘宁边区党委妇女部任组织干事。工作两个多月后的一天，组织上通知她作为边区党委的代表参加延安县的党代会。就在她离开边区党委妇女部期间，妇女部部长李坚贞大姐看王涛是单身，就和同志们商量把张子芳和王涛撮合到一块儿。李坚贞是福建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是位参加过长征的女同志，做事雷厉风行。张子芳参加完党代会一回来，李坚贞大姐就找到她说，王涛可是个好同志，他是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早年参加革命，十七岁就去苏联留学，回国后在广东做过团省委的书记，后来担任过湘南特委书记，长征到陕北后，在中央党校当过教员，子芳你也是个好同志，你们都是单身，能不能建立特殊的关系？

张子芳对李坚贞大姐的提议感到很突然，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只好面带羞怯地说，让我考虑考虑再说吧！李坚贞和几个大姐一听张子芳说可以考虑，便性急地把张子芳的被子搬去了王涛屋里。张子芳就这样被同志们“撮合”与王涛成了婚！

1937年下半年，王涛接到党中央调他到南方去参加整训改编红军游击队的命令。这次的主要任务是把长征时我党留在湘南地区坚持战斗的各个游击队集中起来，经过整训后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同时迅速恢复和发展我党在湘南地区的各级组织，努力扩大我党在该地区的影响，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推动该地区的抗日民主斗争的发展。

王涛到湖南的公开身份是“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主任”，对内则是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驻地为郴州县城。组织上要张子芳也随同王涛一起去湖南工作。但当时张子芳考虑陕甘宁边区党委妇女部人手少，工作刚开展起来，事情多，又是学习锻炼的好机会，而南方自己没去过，环境陌生又不会说南方话，所以没跟王涛商量就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写了封短信，要求在实际工作中锻炼一段时间再到南方去。李富春同志答应了她的请求。随后，张子芳才告诉王涛自己暂时不去南方的想法。王涛善解人意地说，那你就暂时不要去了，但要跟组织上讲清楚。她说自己已经跟李富春同志汇报了，也得到了他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王涛作了一番准备就启程了，临行前，他把自己长征时从南方骑来的一匹小骡子留给了张子芳。

在王涛离世后的漫长岁月里，张子芳常常想起那匹可爱的小骡子。漫漫长征路，人活下来不易，小骡子能活下来走到延安更是不易。这匹小骡子跟随王涛转战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是王涛忠实的“小伙伴”。王涛把它留下来陪伴自己的爱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将自己最难忘的珍存留给了张子芳。可是，当时年轻的张子芳还没有完全领会王涛的心意。彼时彼刻，刚刚走进婚姻生活的两个人，之间还有一些生疏和拘谨，还有待慢慢熟悉并培养默契，而战争、形势和时局，不给这对年轻伴侣相亲相爱的机会和时间。后来离开延安时，张子芳把这匹小骡子转送给了边区，从此便不知下落。这匹小骡子的命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张子芳心中的一个牵挂，因为，它是自己的爱人一路牵行，度过长征最最艰难岁月的“战友”……

王涛走后，张子芳全身心投入到繁忙的妇女部工作中去，先是筹备陕甘宁边区妇女大会和妇联的成立，闭会后，又开展了充实中心区，加强边区妇联组织建设和全面开展妇女中心工作，即动员妇女反对打骂，反对童养媳，反对妇女缠足，宣传男女平等，动员妇女积极参加抗日队伍，支援前方抗日，组织妇女参加锄奸队，参加农业生产等活动。她还被边区党委派到抗大、陕北公学和自然科学院等学校去给那里的女同志讲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运动发展情况。

同年8月的一天，张子芳在路上遇见了李富春，他对张子芳说，现在日寇快要切断平汉路了，你如果再不去南方可能就过不了长江了。紧接着，张子芳就接到边区党委的通知，要她赶快到南方去。由于形势紧迫，她迅速到中央组织部找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同志办理了转组织关系的手续，然后就立刻出发到南方去了。

张子芳先到了汉口，正逢日寇飞机轰炸，她在原日租界找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他们叫她先住下。张子芳第一次来南方，武汉八九月的天气湿热难耐，蚊子多，她又吃不惯南方饭菜，感到很不习惯。有一天，办事处做饭的大师傅对她说，等开完伙带你到街上买包子吃。可好不容易等开完伙来到街上，便听见空袭警报响了，只得赶快返回，包子也没吃成。在武汉办事处待了几天后，中共长江局通知她先到长沙去找湖南省委，通过湖南省委再到湘南特委去。她到长沙找到了湖南省委，省委的同志替她买来了旗袍等衣物，换下她从延安来时穿着的八路军军装，化了装，按省委指示向湘南特委驻地郴州出发。她先到了来阳，正巧遇见在来阳检查工作的王涛，于是，在王涛工作结束后两人一同回到了郴州。

新四军湖南通讯处即中共湘南特委，设在一幢二层小楼的楼上，楼下是通讯处开办的“牖智书店”，张子芳和王涛就住在这里。这时湘南特委正在开办党员训练班，对湘南地区各工矿、铁路支部的党员进行轮训。王涛要张子芳到训练班给学员们讲党的统一战线，同时负责训练班的管理事务。她按照在延安的学习模式，根据上级的指示，办了两三期这样的训练班。这时特委因为工作多，人手少，又让她临时负责接待各县来特委汇报工作的同志。

1939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加紧对我党我军的压迫，反共气焰十分嚣张，情况也异常复杂，有人经不起考验，叛变了革命。在湖南，先是特委宣传部部长莫名失踪，继而特委秘书长余镓生和牖智书店的经理左代运叛变投敌，6月份又发生我新四军驻湘鄂赣边区通讯处（即湘鄂赣边区特委）人员几乎全部被枪杀的“平江惨案”。接着又传出敌人要在湖南制造第二个“平江惨案”的消息，湘南特委立即紧急动员并采取措施预防突然事变的发生，把特委组织部、宣传部、职工部等机关分散到郴州周围地区，各机关间的信息则通过秘密交通员来传递。

8月底的一天清晨，据内线报告，敌人早上可能有行动，要进行大搜捕。这时特委机关只有张子芳、王涛、负责行政事务的彭大保、一个厨子和楼下书店的几个店员。王涛命张子芳和彭大保留下应付敌人，处理文件和枪支，他则匆匆赶去通知特委其他机关转移。张子芳他们把文件处理掉，把手枪交给后街住的一位姓潘的同志的父亲藏起来。刚安排好这一切，敌人就包围了湘南特委所在的二层小楼，十几个敌人冲到楼上，向张子芳和彭大保逼问王涛的去向以及文件、枪支的下落。她抱着才出生二十多天的孩子，装成什么都不懂的家庭妇女对敌人说：“王涛出去了，到哪里他没有跟我说，我也没看到什么文件、枪支。”敌人翻箱倒柜地搜查了两三个小时，什么也没搜出来，就把她和彭大保赶出楼房，把房子给封了。张子芳抱着孩子和彭大保在屋旁街边蹲了下来，不敢走动，怕敌人暗中跟踪，直到天黑以后，确认敌人没有跟踪才悄悄转移到后边胡同里，敲开了一位刘姓老汉的家门。刘老汉在红军长征前就跟王涛认识，是老关系，平时他们来往也很频繁，非常熟悉。张子芳对刘老汉说，我现在没有办法了，只能把孩子留下来请您带着，等以后情况好了我们再来领。刘老汉二话没说就把孩子留下来了。张子芳又让彭大保到接头点去看看，彭大保在接头点见到了特委组织部长周里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湖南省委书记）。周里同志把张子芳安排到一位地下党员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把她交给了铁路支部的同志搭火车去长沙找湖南省委汇报情况。张子芳到了长沙，化装到省委的接头点，见到了时任湖南省委秘书长任佐民同志（任弼时同志的哥哥），他把张子芳带往城边一个偏僻的地方。一路上，张子芳看到的是整个长沙城在1938年国民党实行“焦土抗战”后烧得不成样子，到处瓦砾残垣，高的建筑都没有了，只有一些低矮的房子和搭建的陋屋。在城边，她终于见到了王涛。他告诉张子芳，自己要到南方局去汇报，匆匆地安排她住到一位地下党员家，就又走了。这位地下党员家里有几个孩子，很热闹，张子芳和他们相处得很好，闲谈时，她不经意地说到自己的生日是9月15日，刚好就是近几天。这家人就买了些吃食要给她过生日，正巧这时任佐民同志来了，听说他们要给张子芳过生日，就拿出五元钱说，我就是来给子芳同志过生日的，这顿饭我包了。同志们的关爱，使张子芳感到很温暖，也暂时驱散了她心中远离丈夫和孩子的孤单和落寞。

过了一个多月，湖南省委从长沙转移到邵阳，她随省委书记高文华同志和他的几个女儿一道去了邵阳。到邵阳没几天，王涛从南方局回来了，带来了南方局的指示。湖南省委立即开会，由王涛传达南方局的指示。这时，王涛已被南方局任命为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会后，湖南省委又转移到了衡阳，省委把各机关分散开来，由交通员负责相互间的联络。张子芳被安排在省委组织部管文件，间或也出去跑跑交通，主要是到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此时办事处主任是李克农同志。有一天，一个令张子芳悲痛欲绝的消息传来，她和王涛的儿子因营养不良，又患有严重的皮肤病而夭折了……

这是张子芳和王涛的第一个孩子，在两个人的心中，都对这个孩子心怀无限的愧疚。失子之痛让两个人的心更近了，彼此心疼着对方、抚慰着对方，互相体贴，互相鼓励，环境虽然险恶，但充盈在他们心中的是一份默契的关爱和感动。为了工作方便，张子芳和王涛随后又搬到了湘潭。在湘潭，他们找了一座相对独立的房子和一位烈士的母亲扮作一家人住了进去。这位烈士的母亲是山西人，口音和她相近，她们就假扮成母女。他们把两边的厢房当作卧房，中间的堂屋用来会客，省委的同志经常来这里开会。他们在堂屋放上桌椅和麻将牌，有人来时大家就假装打麻将，没人来时就开会。

1940年，湖南省委接到中央的电报指示，要召开党的七大，省委需要派代表参加。湖南省委决定派王涛作为湖南省的代表到延安去集中，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张子芳已怀上了第二个孩子，组织上要张子芳随王涛一起去延安。他们来到桂林，准备让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他们去延安。由于国民党当局不给他们发放通行证，致使他们在桂林滞留了半年，其间，张子芳在桂林生下了她跟王涛的第二个儿子。这时正值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了反共浪潮，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他们都很焦急。突然，王涛接到了党中央的电报指示，任命他担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兼闽西特委书记，要求立即赶往闽西就职。他和张子芳稍做准备就马上背着儿子前往闽西。他们由湖南经广东进入福建，一路上避过了无数次敌人的检查盘问，在南委同志的接应下，安全抵达了闽西特委的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县。

闽西的形势也很紧张，特委和县、区的各级党组织都从城里撤到周围的山上去了。他们和特委接上关系后准备和特委机关一起行动，但带着孩子不方便，也很危险。张子芳和王涛商量后把孩子送到山下，交给老乡抚养。在闽西特委组织部长魏金水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福建省省长）的安排下，张子芳把孩子送到了龙岩城郊一位可靠的农民家。这位老乡自己也有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孩儿，但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老乡毅然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了人，一心一意照料张子芳和王涛的孩子。后来张子芳听说这件事，心里是说不出的感激，她深深体会到闽西人民对革命的真挚情意。

1941年1月20日，闽西的国民党顽固派又发动了“闽西事变”，公开反共反人民。闽西反动当局调遣省第九、第十一两个保安团和龙岩县保安大队等反动武装，向闽西特委和各县委机关驻地进攻，大肆捕杀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顿时，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闽西大地，各级党组织危在旦夕。

王涛虽然到任不久，对当地的情况很不熟悉，但在这危急关头，他沉着应战，一面机智勇敢地组织革命武装还击敌人的进攻，一面妥善地、有计划地撤退，将各级机关隐蔽到深山密林之中，保存革命力量。

当时，特委机关只有二十多人，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也不足百人，要同几十倍于我的敌人作战，王涛不得不着力提高大家的军事技术和政治觉悟，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因此，尽管当时环境险恶，战斗频繁，机关经常转移，他仍然利用战斗间隙，办起政治军事训练班，亲自任教员，给干部、战士上军事课，并指导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同时，他考虑到将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又增设了文化课，派人教大家识字。当时，机关里的许多同志都出身贫苦，没读过书，年纪又大，学起来很吃力，而且对学习文化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所以学习积极性不高。有一次，陈水锦、戴炳辉等人借口去拾柴、挖野菜，逃避上文化课。王涛发现后，并没有责怪他们，而是耐心地进行引导：“你们去拾柴、挖菜是好的，但学习文化也很重要。现在能打仗就行了，可是，将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文化是寸步难行的。你们两个是班长，应该带头学好文化知识，怎么可以逃避呢？”在王涛的悉心教导和严格要求下，大家不仅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还提高了文化水平，革命斗志也日益旺盛。

由于条件艰苦，王涛积劳成疾，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就突发了两次大吐血，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和斗争。

敌人的“围剿”在不断加剧。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特委机关不得不经常转移驻地，大家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山下的食品送不上来，有时几天吃不上一餐饱饭。为了克服困难，王涛号召大家自己动手采摘蘑菇、野菜来充饥。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大家仍然互相鼓劲，团结战斗，对革命充满信心。在王涛的领导下，闽西特委凝聚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正因为这样，敌人对王涛恨之入骨，将他列为重赏缉拿的对象。

1941年9月，闽西特委机关转移到了距龙岩城约二十公里的合溪与马坑交界处的深山密林中。这是个难得的好地方，前面是居高临下的一条大山沟，背后是高山密林，既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又能进退自如。

特委机关搬来十几天后，魏金水、陈卜仁等领导干部带着小分队出去做群众工作，机关里只剩下了二十二人，其中，干部只有王涛夫妇，其余的都是警卫员、炊事员等勤杂人员，而且大多数是新战士。在这里，王涛和平常一样，每天都利用驻地前的一块儿小草坪对战士进行军事训练。9月17日，王涛派了一个名叫柯月香（绰号“木头”）的通讯员下山传达特委指示，但到了规定的时间仍不见他回来，大家都很着急。按规定，派出去的人一旦出了事，特委机关是要立即转移的。但王涛考虑到现在情况不明，熟悉当地情况的领导干部又都不在场，马上转移有一定困难。再说，此地地形有利，只要提高警惕，加强警戒，就能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因此，他决定再等一等，视情况而定。为防万一，他在离驻地较远的沟口方向布置了双哨，密切监视敌人的行动，并做好随时战斗准备。

被派下山的通讯员果然成了可耻的叛徒。9月20日深夜，敌保安第九团的二百多顽军，在叛徒柯月香的引领下悄悄地摸进了山沟，企图袭击特委机关。在沟口放哨的两个哨兵都是没有打过仗的新战士，发现黑压压的敌人后吓慌了，既没有回来报告，也没有鸣枪示警。次日凌晨一两点钟，敌人摸到了特委驻地附近，在树丛中设下埋伏。天刚蒙蒙亮，王涛带领十多个战士来到小草坪上进行军事训练。正当他拿过一个战士的枪，给大家作瞄准的示范动作的时候，敌人在叛徒的指认下，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

这就是百岁老人张子芳夜夜梦中醒来惊出一身冷汗的1941年9月21日。

在王涛牺牲三周年后的1944年10月，抗日战争已经显现出胜利的曙光。可是，闽西的国民党顽固派仍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为了武装自己，坚持抗日，并纪念在闽西大地上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的党的好干部王涛，闽西特委决定，组建以王涛的名字命名的“王涛支队”。这支人民革命武装力量，曾经三次挥师龙岩，令敌人闻风丧胆，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王涛支队”在战斗中不断壮大，由原来的四十九人迅猛发展到三千多人。后来，“王涛支队”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配合南下大军解放了粤东、闽西南的广大地区，坚持武装斗争直到全国解放。

张子芳曾经无数次想回去寻找王涛的坟冢，哪怕就坐在他的坟旁陪他说上一会儿话，哪怕什么都不说，只是望一眼，给他孤零零的坟上培点儿新土献上一束小花……然而，惨烈的革命斗争生涯中连如此小小的愿望也难以实现。

我是在张子芳老人百岁生日之前采访她的。那一天，阳光柔和地照在张子芳老人的身上，她满头银亮的发丝在阳光的照射下透出无比幽深、曲折而又坚毅的光芒。我坐在她的近前，心中充盈着对老人的无限崇敬。尽管来采访之前，我对老人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吃过很多苦，遭受过常人无法想象的罪的苦难辉煌有所了解，可是，在采访完老人之后许多个日日夜夜里，我依然无数次地觉得自己无法去面对老人这一生所遭遇的一场又一场残酷而又惨烈的痛失，那一个又一个遥远而刺目锥心的画面，仿佛从历史的幽深中被无限放大到我的眼前……

还是1941年9月21日，夜，大风，暴雨。

黑夜里，张子芳拖着即将临产的身体，挺着大肚子，在同志们的搀扶下向另一处山沟转移。一路上腥风夹杂着暴雨，迈出去的每一步都像是踏进了一个无底的黑洞，可是停下来就意味着无力自拔身陷危险，只有不停地前进再前进，踏碎脚下所有的冰冷和黑暗，才可能迎来一线光明，争取一线生机，闯出一条充满希望的路。

他们坚持着走过密林之后，听见河水滔滔。崖下边就是一条河，此时的河水因雨暴涨，水流湍急嚣张，发出猛兽般的咆哮，仿佛一口便能吞噬一切。在干旱少雨的黄土高坡长大的张子芳，面对滔滔洪水不由得再次悲从心生，她禁不住又想起王涛，想起他们在山中的艰难岁月：王涛患有严重的胃病，在闽西的山上他吐过几次血，为了不影响大家的情绪，每次都是悄悄地吐在脸盆里。张子芳也有胃病，经常疼得咬着牙在地上打滚。更令人头痛的是她还患上了严重的夜盲症，一到晚上什么也看不见。那时，在山上打游击，都是昼伏夜行。晚上行动时都是王涛搀扶着她给她引路，王涛就是她的拐杖。王涛的细心体贴默默地润泽着她的心田，她渐渐地真正地爱上了这个沉稳、干练、机智、果敢、坚定而富有情怀的男人。山中的日子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可是也只有在山中艰难险恶的这段岁月里，她跟王涛形影不离恩爱相随。可是啊，美好竟是如此的短暂，王涛牺牲了，只剩下她一个人，面对着滔滔河水，她是多么想念王涛啊……

大家都懂得她的悲思，四五个男同志默默地用尽全力小心地护卫着怀胎十月的她游过河去。

第二天，看着快要临产的张子芳，战友们觉得必须找一个既安全又安静的地方让她把孩子生下来，还得到山下找一位女同志帮她生产。但这一切都还没来得及做，她就生产了，一个男孩儿呱呱坠地。同志们在山上为她用杉树皮搭了一个棚子和一张床，她躺在上面，身上除了一层单薄的衣服外什么也没有，不知是谁找了块儿包袱皮帮她把孩子包了起来。

由于山上只有她一个女同志，男同志也帮不了什么忙，她只得自己用小刀割断了孩子的脐带。由于营养不良，她一点儿奶水也没有，可怜的孩子饿得直哭，杉树皮搭的棚子四面透风，寒冷彻骨。她浑身上下都是冰冷的，抱着孩子的手都是抖的，她怕自己身体的冰冷传到孩子身上，想着太阳光照总有点儿热量吧，便把孩子放在草地上晒太阳。可是，草地冰冷且潮湿，孩子躺在草地上不一会儿就浑身发紫。她心疼不已地又把他抱进怀里，想用体温来暖暖孩子。她把孩子抱着放在腿上，果真，过了一会儿，孩子就不哭了。看着可怜的孩子，这日夜里所遇的悲苦让她不知如何承受，她实在是累了乏了困了，不知怎么就睡着了。等她醒来时，孩子一动不动，她有些惊，有些怕，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她多希望他是哭累了睡着了。可是，她仔仔细细一看，孩子一点儿声息都没有，她实在不敢用手去触碰啊……孩子没了！就死在她的腿上，死在她的怀抱里。孩子稚嫩的小脸那么好看又那么无辜，她想给他一个吻都没来得及。她什么都给不了他，连最基本的保护都给不了他，她跟王涛的小儿子就这样在冰冷凄惨的人世弱弱地走了一遭，这么快就跟她永别了！她真想大哭一场，可是，她连哭的力气和勇气都没有了。

连续遭遇丧夫失子的打击之后，张子芳心力交瘁到了极点，身体极度虚弱。接替王涛负责特委工作的魏金水同志在征得她同意的情况下，向南委打了一个报告，说明了王涛和张子芳的情况，并附上了张子芳亲书的汇报材料，请求组织安排张子芳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调养身体。南委书记方方同志很快回复，调张子芳到南委工作。

临行前，魏金水跟张子芳商量说：“你上山前把一个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里，现在你要去南委工作，这个孩子是跟你走还是留下，我们尊重你的意见。不过，你的身体现在很不好，带着孩子也不方便，我建议你把孩子留下，我们一定负责到底，等革命胜利了，再把他好好地交还给你。”

张子芳听了，心里既感动又纠结。感动的是战友的关爱、老乡无私的付出，纠结的是她和王涛一共生了三个男孩儿，如今只剩下这一个，这是王涛唯一的血脉，如果不带在身边，孩子万一出了什么闪失，自己无法向九泉之下的王涛交待。这样想着，她便下定决心自己带着孩子到南委去，等有机会了就把孩子送到延安！

魏金水尊重张子芳的选择，他派人通知代养孩子的老乡，把孩子在指定的时间送到指定的地点，又亲自选派两名经常到南委跑交通的战士护送张子芳和孩子一起去南委。在约定的路口，张子芳看到奶妈抱着孩子守候在那里，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她紧紧拥过孩子，怕这一生一世再有什么闪失……奶妈也不住地擦着眼泪，她舍不得孩子。张子芳看到孩子跟奶妈“母子分别”，也是一阵一阵的心酸，她说了好多感激的话，最终还是不得不让孩子与奶妈挥手告别。

走在敌人的封锁线上，他们白天隐藏起来，喂孩子一些点心。这时孩子已经一岁多了，很乖，不哭也不闹。晚上，他们穿越封锁线，一路上都能听见枪声。这样担惊受怕地走了两天两夜，第三天终于在广东省梅县和大埔交界的地方遇到南委派来接应的同志。张子芳让两个送她的战士回去，自己跟着来接应的同志继续前往南委。途经一条河时，一位老妈妈挑着一对箩筐在河边等着他们，张子芳将孩子放进筐里跟随老妈妈过了河。

来到大埔角镇南委驻地后，张子芳被安排在墩背村住下，南委秘书长姚达、宣传部部长涂正龙、贺子珍同志的妹妹贺怡同志的丈夫也都住在这里。用筐挑孩子过河的老妈妈和她的丈夫肖阿公是这些同志的房东。张子芳和涂正龙按上级的安排假扮作夫妻。涂正龙有肺病，他怕传染孩子便与张子芳娘儿俩分开居住。组织上为张子芳请了当地非常有经验的老郎中看病，老郎中给她开了药方，主要是用当归、黄芪等药材煨了瘦肉给她吃。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和休息，张子芳慢慢恢复了健康。

1946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变，张子芳的个人生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46年5月，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军阀盛世才扣押在新疆监狱的一百三十多名同志，经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斡旋，被当时出任国民党新疆行辕（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指挥机构中的一级）主任的张诏中释放并派人护送回到延安。这批人的到来在延安引起了轰动，党中央为他们举行了欢迎会和报告会，请他们讲述在敌人监狱中坚贞不屈，英勇斗争的事迹。

释放回来的人中，有张子芳非常敬佩的老领导马明方。1937年，张子芳从抗大毕业后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党委妇女部工作，当时马明方任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此时，马明方已调任西北局主要领导人。当他得知张子芳这些年一直单身时，就托人牵线搭桥，将张子芳介绍给自己的老战友、在新疆坐牢时的难友李握如。为了促成这桩婚事，马明方还特意打电话给边区保安处的处长周兴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山东省省长和云南省省长），让他助刚分配到保安处工作的李握如一臂之力。

当时，张子芳刚接任陕甘宁边区妇联和妇女合作社主任的职务，工作十分紧张，李握如到边区妇联找过她两次，但两次接触都比较仓促。后来，马明方问张子芳对李握如印象如何，张子芳坦诚地说还不是很了解。马明方借此机会热情地向她介绍道：李握如同志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共产党，随中央红军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到的陕北，在中央苏区时就从事公安保卫工作，后因积劳成疾于1938年到苏联治病，并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办的学习班。1940年奉调回国，到达新疆乌鲁木齐后因有新任务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滞留新疆。1942年，新疆军阀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后，李握如被捕，在狱中表现出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英勇气概。马明方还补充说道：“我与李握如在苏联一同学习过，在新疆又一起坐牢，我深知他的为人，李握如是一个好同志。”马明方言辞恳切，让张子芳十分感动，令她更为惊异的是，同王涛一样，李握如也是1908年出生，老家也是湖南。不过，她此时还不知道，1934年秋红军长征开始时，王涛和李握如曾经有过历史性的相迎和相送……

最后，在众多同事的热心撮合下，张子芳同意了与李握如的婚事。大家趁热打铁就把结婚的日子给定下了：9月21日。张子芳和李握如各自忙着千头万绪的工作，结婚的日子就如工作备忘录里一个被打了勾的日子，张子芳根本没顾上细想。等到她从工作中脱身出来，准备盖上盖头步进洞房开始新生活的时候，突然像有一道闪电击中了她，她定在那里，大脑一片空白，眼前发黑。为什么会是这个日子？！她刚刚发现这一天是9月21日，是王涛牺牲的日子！往昔的爱与痛，此时如海底的坚冰，慢慢地浮上来：9月21日，难道这是上苍刻意的安排，让她在这一天遭遇致命劫难，又让她在同一天劫后重生？如果这一切就是命，她只有真诚而勇敢地面对上苍的安排。她不能因为一己之悲更改结婚日期扫大家的兴，她更不能伤了李握如对她的一片真心……因为她知道，经历过长征的人，都是九死一生的人，能够活着到陕北的每一人都是一个传奇。李握如尤其是。

1934年10月19日，邓发同志带着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同志住在李握如所在县的机关里，后来李握如才知道这是长征的开始，当时邓发只是提出要李握如跟他一道走。临行前，邓发让李握如和金道生负责组织一个侦察队，任务是配合警卫部队，保卫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这个侦察队共一百多人，一小部分跟打前站的人走，先行到驻地搜查中央领导同志准备住宿的房屋，提前排除各种潜在危险，并作社会调查；另一部分人随中央机关行动，到宿营地后进行搜山，并了解周围环境，协助特务队布置警戒线，调查次日的行军路线和敌社情，并找好次日行军的向导。李握如在那段时间里很少在晚上睡过觉，因为跟着中央机关，要切实保卫中央机关，保卫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的安全，责任重于天啊。

1935年5月，李握如随红五军团最后渡过金沙江，途经会理、德昌、西昌到达泸沽以后，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是跨越大渡河，继续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经越嶲（在四川省，现称为越西）通过大树堡；另一条是经冤宁，通过大凉山。李握如所在的五军团走的是后一条路。

大凉山是彝族居住的地方，彝族人民性格强悍，朴实忠厚，长期受到汉族地主、商人的欺诈和盘剥；国民党军队也经常抢夺他们的财物，所有这些，都引起彝族人民对汉人的猜忌和仇视。所以，李握如他们初过彝族区时，彝族兄弟和他们打了半天仗，双方都有伤亡。后来，还是请“通司”同彝族头人谈判，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并送给他们一些大洋和枪支，增进了他们对红军的了解和信任，才得以安全通过彝族区。据老乡们说，当年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带着十多万人马，就是因为没有同彝族人民搞好关系，在安顺场被清兵消灭了。四川军阀刘文辉曾派一个旅的军队在彝族区架设电线，被彝族人民全部缴械了。因此，党中央、毛主席在到达该区域前就对部队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要求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部队通过后，要检查群众纪律，对严重违犯群众纪律和破坏民族政策的，要向上级报告，严肃处理。这是李握如所在的政治保卫局配合政治部门必做的事情。

李握如在进入彝族区的第二天不幸患上了伤寒病，经常高烧，有时不省人事。侦察队队长刘护平同志见他病成这个样子，便从搞收容的侦察员中选了几名同志照顾他，并把打土豪搞来的几匹四川小马给他骑。这些小马每匹骑几个小时就卧倒了，必须另换一匹。就这样，当李握如赶到泸定桥时，大部队已经全部过桥了，只剩下少数担负炸桥任务的部队。幸好他赶到了，如果再晚一小时，桥被炸了，后有追兵，又身患重病，后果不堪设想。

渡过泸定桥后，李握如他们进入了阴森的原始森林。森林大极了，树木密密麻麻，根本看不到天空。路很难走，一层一层腐烂的树叶遍布脚下，又逢上下大雨，这时，李握如的病更重了。同志们把他送到军委卫生部的直属医院。卫生部的政委朱良才同志见他病得这么厉害，医院的骡马又全丢了，便商量想把他“寄放”在天全老百姓家里。李握如听说后坚决不同意，他誓死不离开部队。自从参加革命那天起，他就没有怕过任何困难，难道这点儿病还能扯住他的后腿让他脱离部队吗？他最朴素的想法是，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部队走。他对朱良才说，我就是死，也要死在部队里。就在朱良才为难的时候，医院的特派员梁广生因非常同情并理解李握如，执意将自己的骡子让给他骑。梁广生只有一条腿，行动十分不便。李握如拒绝道，我不能要，你把骡子给我骑，你怎么办？梁广生说，我是医院的干部，不能看着自己的病号受苦，我虽然残废，但拄着拐杖走一两天还是可以的。他一边说一边把李握如扶上骡子。李握如望着梁广生拄着双拐一步一步向北移动的背影，留下了感激的热泪。这种同志间的深厚情谊使他永生难忘。

到了宝兴县北面距夹金山不远的宿营地时，李握如住在一个彝族兄弟的家里，见他们在烤玉米饼子，他觉得自己饿得实在支撑不住了，就想买几个来吃。可一个玉米饼子就要一块白洋，李握如身上只有三块白洋，还是他参军时家人卖了黄豆给他凑的路费。李握如考虑再三，人是铁饭是钢，马上要翻越夹金山了，自己必须补充体力，于是便用全部的钱买了三个玉米饼子。

夹金山位于宝兴县西北，海拔四千多米，山上终年覆盖着皑皑的白雪。据老乡们说，夹金山早寒夜冷，必须在上午九时以后，下午三时以前翻过去。李握如他们是吃过早饭出发的，这段路行走时间虽不长，但越走越困难，李握如此时身体虽稍有恢复，但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全身的力气。走到半山腰时飘起了鹅毛似的雪花，整座山就像一座银山，异常耀眼，看到这样的美景，李握如几乎忘记了病痛。患伤寒本来是不想吃东西的，但此时他的肚子一直发出饥饿的信号，他不停地啃玉米饼子，不多久，一个玉米饼子就咽到肚子里了。快到山顶时，空气稀薄，李握如感到呼吸困难，眼前发黑，总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但是首长讲过，在山顶无论如何是不能坐的，谁坐谁就起不来。他是大病未愈之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咬牙坚持，无论如何不能倒下去。到了山顶，听说先头部队已经与四方面军会师了，大家兴奋异常，李握如一高兴把第二个玉米饼也吞到肚子里去了，心也不慌了。下山的路上，好似拨开云雾见青天，李握如深深地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把第三个玉米饼子也吃完了。就这样，三个玉米饼子支持着李握如翻过夹金山，到了国家保卫局驻地懋功县城。

李握如还讲过一个长征时的经历，令人震撼。当时，麦子还没有黄，他们没有吃的，就把麦穗摘下来用火烧着吃，但到下打鼓时（藏区），因前面的部队过得很多，青稞、麦子都被吃光了。由于青稞、麦子不好消化，人吃完后拉出的大便里，青稞、麦子还是一粒一粒的。李握如他们没有吃的，就将这样的大便捡起来在河里洗净，挑选麦粒晒干，炒后用两块石头砸磨成面粉吃。据说，吃起来就和炒面一样，尚存麦香。

后来，李握如在对青年同志进行艰苦奋斗传统教育时讲述了这段经历，“文化大革命”中批斗他时说他这是放毒，诬蔑红军吃屎。可这就是历史，是他亲历的历史，是红军艰苦奋斗的真实历史……

1935年8月，李握如跟随部队到了毛儿盖，住在查理沟，准备过草地继续北上。

过草地十分艰难，特别是过水草地，有的水呈酱油色，面上一层油，有毒素，散发出腐臭的气味。过草地时，小腿要用破布包上，可每天到宿营地洗脚时，还是会发现小腿上裂了一条条口子，流出鲜血，疼痛异常。草地的气候变化多端，白天大晴天，晚上却下大雨，又没有防雨工具，战士们只好把被单系在灌木枝上稍作遮挡，下身都泡在水里。水草地底下是一层草茎和腐草结成的泥潭，踩在上面软绵绵的，用力过猛就会深陷进去，不少同志就长眠在烂泥潭中。

过草地足足走了一个星期，好不容易快走完的时候，李握如他们又遭到藏族骑兵的突然袭击，在最体力不支时还打了两场遭遇战……

长征路上的故事说也说不完，每一个经历过长征活下来的人都是长征精神的活化石。

张子芳觉得，王涛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不就是为了普天下的劳苦大众都能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吗？而现在，无论是李握如还是这些战友们，都还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因一己之悲给这个大喜的日子蒙上一层灰灰的阴影。她相信，王涛的在天之灵也一定希望她过得平安幸福，希望她能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张子芳和李握如一直相濡以沫，他们共同养育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彼此珍视珍惜珍爱着共度一生的沧桑。

1949年10月1日，张子芳作为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随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观看开国大典盛况。这是她最幸福的一天。听着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洪亮声音，看着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和广场上威武雄壮的游行队伍，她心潮澎湃，无比自豪。人生的过往，此时就像一部黑白默片，一幕一幕地出现在她眼前：1914年9月15日，她出生在陕西省安定县（现子长县）瓦窑堡，祖籍陕西省安塞县。1925年她十一岁，走出家门，走进了瓦窑堡女子学校，在大革命浪潮的影响下，她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了儿童团，跟着进步青年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组织“放脚队”，反对妇女裹脚，宣传妇女翻身解放……十五岁那年春天，在共产党派来的女老师的教育和影响下，她成为学校里进步青年的骨干。那年，她穿粗布碎花的斜开襟衫行走在故乡的人来人往里，身后一条亮泽乌黑的辫子……

我猜，就是在那一年，为了心中神圣的信仰、主义和理想，她像许多党的好女儿一样，剪去了乌黑秀美的发辫，一头干练的齐耳短发伴随她度过了峥嵘的战争岁月，直到今天。那个有着乌黑发辫的十五岁少女，如今经常出现在她的梦中，侧身回眸冲她会心一笑，那笑容告诉她，女孩儿一生无悔当初的选择……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张子芳眼前闪现出王涛以及许多先烈年轻的面庞，新中国的诞生正是千千万万革命者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付出了青春、热血和生命换来的！张子芳在心中嘱咐自己，唯有努力再努力，为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而用尽余生所有力气，才能告慰先烈，造福子孙……

我的录音机循环往复地播放着这个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在痛失了亲人爱人后仍坚持信仰不动摇的坚强共产党员的声音。

张子芳老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她代表一个群体。九十年前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将透过她的声音，隽永地刻在我以及众多的生活在今天和未来的人们的心中。

本文成稿之际，恰逢张子芳老人102岁寿辰，历尽沧桑的百岁老人面孔上满是平静与祥和。早已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在她的影响下，几十年如一日，践行着朴实本真、心系他人、知恩图报的美好家风，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五好文明家庭标兵”荣誉称号。家风无形，这是信仰之风，是道德之风，是品格之风，形成于点滴间，沉淀于长征后整整八十年的时间长河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子子孙孙。

分类：散文随笔 作者：胡玥 期刊：《啄木鸟》2016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