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快到了,单位准备搞两项活动,用周局长的话叫一文一武,文的是出墙报,武的是体育比赛。墙报必须赶在国庆节前出,每人写一篇墙报稿,由我统稿。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周局长吩咐我将来稿分等级发奖金。这一招很有效,当天我就收到十几篇稿。
周局长叫我给他提供点材料,说他也要写一篇。我懒得查找材料,就写了一篇歌颂祖国的短文交给周局长,顺便给同单位的父亲也弄了一篇,叫他不用写了。父亲却不买账,沉下脸说:“那怎么行?我不想弄虚作假。”他坚持要自己写。
国庆节越来越近,稿子该上墙了,可周局长和父亲的稿还没交来。父亲不交没什么,不用他的就是了,关键是周局长的稿,既然写了,就不能不上墙。我只好冒昧向周局长索稿,周局长拍着脑袋说:“哎呀,差点忘了。”当即把一张纸递给我,这张纸还是我原来写的草稿,一点没动。
有了周局长的稿,我就找几人帮忙出墙报。这时候父亲交稿来了,他的文章写得不错,更让我吃惊的是,父亲是用毛笔写的,每个字都是标准的楷体。我把父亲的稿直接贴到墙上去,大家啧啧称奇。
出了墙报,我就给所有稿件分等级,这是很微妙的事。按照单位的老传统,局长书记的稿是一等,副局长副书记的稿是二等,一路分下来,父亲的稿应该垫底,是最差那个等级。可父亲的稿分明是最好的,我破例把父亲的稿提到倒数第二等。
分好等级,我就给周局长过目。周局长接过名单,从上往下看,看到父亲的名字时,眉头略皱一下,说:“小杨啊,我知道你是个孝子,可单位不是家呀。”我吓了一跳,赶紧说:“局长批评得对,我父亲应该是最后一等的。”
周局长用红笔将父亲的名字圈起来,“刷”一个箭头指到最后一名,因为用力太猛,笔尖在纸上划出了一道裂痕。我隐隐感到,这道裂痕里,夹有周局长的一点私怨。
周局长和我父亲确实有点旧怨。那时候周局长还是科长,和我父亲共同督建单位的围墙。围墙修好后,工头给了我父亲1000元,父亲惶恐不安,就把钱交给纪检部门。没想到纪检部门顺藤摸瓜,查出周科长收了工头2000元,给了他一个老大不小的处分,从此他就不跟我父亲来往了。虽然过了许多年,周局长还怨气未消。
从局长办公室出来,刚好碰见父亲。父亲知道自己是最后一等的最后一名时,什么也没说,回到家一头钻进房里去举重。父亲的房里有一副杠铃,母亲说,父亲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家就举重,已经举了二十多年。
一会儿,我听到父亲的房里“咣当”一声响,接着是母亲的惊叫:“阿光,快来,你爸闪着腰了!”
我冲进父亲的房间,看见他已经坐在沙发上,母亲正在给他揉腰,杠铃滚到了墙根下。我问父亲要不要去医院,父亲站起来,扭一扭腰,说:“没那么严重,明天我还要参加举重比赛呢。”我和母亲都劝父亲不要参加比赛了,或者改打乒乓球什么的,父亲却说:“举重才是我的专长。”
第二天,单位搞的体育比赛开始了。我特意请母亲到单位来陪父亲比赛,万一发生意外好劝他放弃。参加举重比赛的只有七个人,周局长也是其中一个,他身材矮壮,挺适合举重,据说读大学的时候还进过举重队。这次是单位搞活动,很随便的,大家推举周局长当裁判,周局长象征性地推辞一下,就接受了,这样他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周局长首先上阵,一下子举起70公斤。他这一举就像作报告定了调一样,后面一连五个人都没能超过他,身体最壮的那个小伙子也只要了60公斤,大家都称赞周局长厉害。
父亲最后一个出场,他脱掉外衣,里面穿的竟然是紧身的运动服,腰间赫然扎着一根宽宽的皮带,好像参加的是正规的国际大赛。
父亲要了80公斤,我走过去小声劝阻:“别人都不敢超过周局长,你不要举这么重。”可父亲说:“我想得回第一。”
父亲在单位里做什么事都力争做得最好,名字却次次排在最后,想到这些我就不忍心再劝阻他,只是提醒说:“你只要举起71公斤就稳获第一了,用不着举80公斤,小心你的腰伤。”父亲低声说:“举起80公斤,我还怕比不过人家的70公斤呢。”
父亲说得没错,他的墙报稿明明写得最好,结果却变成最差的。我心里不禁酸酸的。
我退到场边,暗暗替父亲鼓劲。父亲真是好样的,做了个深呼吸,俯身抓杠,奋力把80公斤举过头顶。我情不自禁地叫了声“好”,却忽然发现裁判不见了。父亲举着杠铃,叫我快去找周局长。我说:“大家都看见你举起80公斤了,你放下来吧,一会儿跟局长说一声就行了。”父亲喘着粗气说:“你们怎么做得了主?”母亲也着急地说:“快去找周局长啊,没有领导点头,你爸是不会放下杠铃的。”
我只好去找周局长,听说他进办公室了,我就直奔办公室。周局长果然在,他正打电话呢,跟对方没完没了地说笑。我好几次想打断他的话,却又不敢。从办公室的窗口能看见举重的赛场,父亲依然举着杠铃,脚步踉跄一下,又踉跄一下。
我心疼极了,赶紧跑回赛场,对父亲说:“周局长在办公室打电话,一时半会还来不了。爸,你先放下,等局长来了再举。”
父亲喘得更厉害了,断断续续地说:“一……放下,我……我就举……举不起了。”我有点恼火地说:“那就不要举了。”
父亲不听我的,依旧吃力地举着沉重的杠铃。我只好请母亲快劝父亲退出比赛,母亲却说:“你爸在单位委屈了一辈子,他举起的是一口气啊!孩子,你就成全他一回,快把领导叫来吧。”
母亲的话像刀子般割我的心,我赶紧跑向办公室。这回我没有进去,而是在门外狠狠地把电话线扯断了,周局长的笑声戛然而止。
周局长终于从办公室里出来了,可是,父亲已经放下杠铃,一只手使劲按住腰,估计是腰伤加重了。周局长回到裁判席上,父亲喘着气说他举起了80公斤。周局长望着父亲说:“老同学,你我知根知底,从读中学时候起,你的力气就比我小,我都举不起80公斤,你能举起来?”
这是什么话?连我母亲都生气了:“那铁杠铁饼不是还没拆散吗?叫人拿秤来,称一称就知道是多少斤两了。”
周局长说:“这杠铃我一看就知道是80公斤,问题是他举没举起来。”
“大家刚才都看见我父亲举起来了。”我请同事们给父亲作证,可那些人都知道父亲跟周局长有过节,一个个支支吾吾不肯作证。
父亲火了,霍地站起来:“不用别人作证,我再举一次!”他紧了紧腰带,又一次抓住了杠铃。
我和母亲不约而同地奔过去,想按住杠铃不让父亲再举。父亲大吼一声:“走开!”声落手起,沉重的杠铃再次被父亲举起来。
父亲满脸通红,脖子上青筋暴突,身子像喝醉酒一样摇摇晃晃,但双手紧紧抓住杠铃,高高举过头顶。我和母亲站在父亲左右,双手向上,随时准备接住掉落的杠铃。那杠铃随着父亲摇晃,却始终不落!
裁判席上的周局长终于说:“杨永福,80公斤,第一名!”
父亲放下杠铃,瘫倒在我怀里,我和母亲都流下了眼泪……
分类:我的故事 作者:杨汉光 期刊:《故事会》2008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