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华东特案组之神偷阿七（纪实文学）
上期内容提要：
1949年10月底，一名从北京出发的机要专员奉命赶赴福州递送一份密件。不料，在到达福州的第二天，文件莫名其妙被掉了包。华东特案组奉命侦查此案。作案者手法巧妙，特案组侦查员怀疑是身手不凡的惯盗所为。遍寻福州地面上的江湖人物，一个外号神偷阿七的独脚大盗进入了侦查视线……
八、冒牌大盗
神偷阿七是怎样被抓到的呢？
其实，特案组获华东公安部的批准在杭州全城展开搜查，属于时间紧迫之下的无奈之举。特案组两位领导焦允俊、郝真儒本也不指望通过这种地毯式搜索的方式找到神偷阿七，如果能找到些有用的线索，他们就已经谢天谢地了。行动开始后，特案组侦查员即分头下到预先划定区域范围内的相关分局、派出所，直接向民警、居委会干部交代目标的姓氏、性别、年龄、体貌特征以及常去“妙味斋酒家”喝酒的习惯等情况。在此之前，特案组还把上述内容形成文字，打印后下发给各分局和派出所。
说是“地毯式搜索”，那是形容。不知情者根本感觉不到杭州市区此刻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搜索行动。这不同于抓捕现行犯罪分子，诸如警车时不时呼啸而过，交通要道由荷枪实弹的警察和公安部队把守，拦截过路车辆和可疑人员进行盘查，甚至在重点区域实行戒严，等等，上述情况都看不到。
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查找以普通居民的身份隐藏于杭城某处的特定目标，他事先没有得到消息，不会平白无故突然转移，所以，动静必须越小越好，以免打草惊蛇。特案组在与浙江警方商量落实此事时，要求把搜索重点放在居民区，而不是热闹的商业区。参加行动的人员一律便衣，不能暴露警察身份，而是要以区政府、街道或者国营单位工作人员的名义，以检查卫生防疫或调查居民家庭状况、征求居民对政府机关的意见等为借口，深入居民区，在当地居委会的配合下，与居民当面接触，从侧面打听情况。
在押犯叶守库提供的情况基本属实，但他所说的神偷阿七的姓氏有误。据他说，神偷阿七姓陈，耳东陈，而且言之凿凿。幸亏焦允俊多生了一个心眼，觉得叶犯此言不可全信，姓氏中的同音字不少，加上方言或当时说话环境的影响，很可能会有出入。他嘱咐侦查员，在调查时不能拘泥于耳东陈，还可以结合江南地区的方言，凡是跟这个读音相似的都须留意到，比如“郑”、“成（程）”、“盛”等，用北方话说来能听出区别，但在江南方言里却不容易分辨，听起来都像“陈”。所以，特案组侦查员要求参加行动的同志在调查中要综合考虑诸般因素，凡是符合外貌条件的，不论是否姓陈，都报上来，由特案组进行鉴别。
排查工作进行到下午四点多，中城区公安分局报上来的一个涉嫌对象引起了特案组侦查员张宝贤的注意。这个对象住在将军路派出所的管段，其年龄、体貌、生活嗜好等方面均与叶守库等人犯提供的神偷阿七的情况相符，唯独不姓陈，也不姓郑、成或者盛，而是姓曾，单名一个“钟”字。
张宝贤把电话打到在市局坐镇指挥的特案组长焦允俊那里，焦允俊大为兴奋，马上叫上郝真儒驾驶一辆摩托车直奔将军路派出所，请派出所方面介绍一下这个人的情况。派出所秦所长是南下干部，最初在市局治安处，调来当派出所长不过一个多月，但他在了解社情方面下了功夫，对下面的情况很熟悉，听侦查员一说嫌疑对象的名字，也不查任何档案，当下告诉侦查员，这个男子是无业人员，已经四十三岁，还是靠已故父母留下的遗产过日子。不过，那笔遗产数额不菲，他靠利息就能养家糊口，而且日子过得比寻常人家强得多。
焦允俊问秦所长，这个曾钟在历史上是否有什么问题，是否有过违法犯罪行为？有没有参加过帮会组织？平时结交些什么朋友？
秦所长说这人历史没有问题，没有加入过任何党派或帮会组织，结交的朋友倒是比较多，三教九流都有，因为排行老七，人都唤他“七爷”。至于本人表现，这人对亲朋好友、街坊邻里比较热情，因为念过书，而且是初中毕业，算是有文化的，别人找他写封信、起草状子什么的，他都乐意帮忙。不仅如此，遇到其他只要是他能提供帮助的事，他都会伸把手。更难得的是，不管帮了别人多大的忙，一概不收人家的谢礼，也拒绝别人的宴请。反正他家的经济情况好，也不在乎那么一点儿小意思。
郝真儒提了一个问题：“这人最近外出过没有？”
对此，秦所长还真是不清楚，于是唤来户籍警小吴询问。小吴说前天下巷子时正好遇见曾钟从外面回来，身穿米色哔叽猎装，头戴浅色亚麻礼帽，皮鞋锃亮，拿一根红木镶银手杖，还提着一口旅行皮箱。那箱子看上去沉甸甸的颇有些分量，可是他提着却不显得吃力。看到小吴，曾钟驻步打招呼，聊了几句闲话，那箱子就一直提在手里没放下。
那么，曾钟去了哪里，去干什么了？通常说来，这样的问题小吴应该说得上来，因为曾钟是无业人员，现在外出要在外埠过夜，不管是借宿亲友家还是住旅馆招待所，都必须凭住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申报临时户口或者進行住宿登记。小吴却是摇头，因为曾钟并未找他开证明。
如果他不去找小吴开证明，那怎么落脚呢？小吴也问过对方这个问题，曾钟说他去外面访友，出去了五六天。他是帮朋友开的厂家去采购原料的，用了私营工厂出具的证明，就没去麻烦派出所。
听到这儿，焦允俊说：“这人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查找的那位。不姓陈没关系，照样找他。哪怕他姓焦，是我宗兄……”忽见郝真儒皱起眉头，他只好打住，暗叹这位搭档真是一点儿幽默感没有。“这样，咱们这就去他府上，同时请联络员落实两桩小事，把‘妙味斋的苗老板和看守所那个姓叶的人犯唤过来，请他们辨认。老郝你看这样妥不妥？”
郝真儒更慎重一些：“既然已经锁定了目标，是否先把苗、叶两人唤来辨认一下照片？吃准了再采取措施。否则，万一弄错了怎么办？”
焦允俊说：“这不打紧，如果他不是神偷阿七，那就交给秦所长处理。他外出没开证明，是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可以让小吴告诫他一回。秦所长、小吴，您二位说呢？”
那二位都没有意见，于是就这么决定了。
考虑到神偷阿七可能武功了得，特案组决定全体出动。联络员问是否需要派员增援，焦允俊犹豫片刻，点头同意，但叮嘱说，增援的同志只需要在他家周围守候就可以了，都带上枪，万一他突围而逃的话，可以开枪，不过拜托只能照腿上打，枪法不行的就别派了，千万要留活口！
特案组对如何下手也很慎重，研究了方案，排了阵容：全组格斗本领最为了得的支富德打头阵，焦允俊第二;沙懋麟、张宝贤等四位居中;郝真儒体力差些，但枪法还不错，焦允俊就要他殿后，说老郝如果咱们前面的弟兄着了他的道道儿，你不必犹豫，更不要顾及我们，只管瞄着他的腿开枪就是。
抓捕行动并无悬念，先让居委会主任申大嫂以通知开会为名（当时大大小小的群众会议很多，不会引起对方怀疑）敲开房门，特案组一行七人立刻跟进。曾钟正在客厅和家人一起吃晚饭，显然没有思想准备，还没回过神来，已被支富德放倒，张宝贤、孙慎言等侦查员扑上去按住，上了手铐。
出于安全考虑，没把曾钟押解到特案组驻地，而是在市局提审。郝真儒说这是江湖人物，该由跟他们打惯了交道的老焦同志出面主持讯问。焦允俊也不客气，说老郝同志慧眼识才，那俺老焦就当仁不让了。随即带着张宝贤、谭弦一起提审曾钟。
由于在曾宅没有搜查到什么涉案证据，焦允俊已经预感到讯问不会那么顺利。他跟张宝贤、谭弦商量，先别跟对方谈什么神偷阿七，等苗老板和叶守库辨认过了再说。于是就跟曾钟东一句西一句闲扯。曾钟呢，这时已镇定下来，也不问为什么抓他，随着侦查员的话题开聊。正聊着，按照事先的安排，支富德把苗老板带到讯问室门口停下来，苗老板跟曾钟打了个招呼，还特意问最近怎么没去“妙味斋”喝酒，最近螃蟹上市，专门给他留着呢。
曾钟似乎并不觉得吃惊，也向苗老板问好，说他最近去了趟外埠，才回来，等有时间一定光顾。然后，戴着手铐的叶守库出现了，直截了当唤曾钟“七爷”，点明了其神偷阿七的身份。
叶守库被押走后，焦允俊问曾钟有什么要说的，没想到这家伙竟然哈哈大笑。焦允俊被他笑得莫名其妙，正要喝问，曾钟开腔了：“原来你们把我当神偷阿七给抓了，呵呵，这个玩笑开大了。我不是什么神偷阿七，我连怎么偷东西都不会，怎么做得了神偷阿七呢？”
这话一出口，侦查员脸色就变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浪费了将近三天时间。这个案子这么重要，别说浪费数日了，就是耽误半天，只怕也会造成严重后果啊！
当下，张宝贤、谭弦两个都把目光投向焦允俊。焦允俊寻思，先审完了这家伙再说吧，是真阿七还是假阿七，并不是他自己说了算的，要凭证据说话。于是，就命曾钟把假冒神偷阿七的情况从实招来——
其实，派出所对曾钟其人的了解是有欠缺的，他无业不假，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大笔遗产也是真的，却不知道他向有赌博恶习，而且喜欢玩大赌注。曾钟从二十四岁赌到三十六岁，整整赌了十二年，与世上所有赌棍一样赢少输多。到1940年时，他继承的遗产早已输得差不多了，想想实在懊恼，于是下决心戒赌。戒就戒呗，他竟然别出心裁，还要搞个类似黑道中人金盆洗手的仪式，想把一些朋友请来作个见证，又准备了一把斧头，磨得飞快，打算当场自断一指，以示戒赌决心。
曾钟三教九流的朋友颇多，其中不乏心腹之交，就跟一个名叫蒋松林的地痞说了此事，请蒋届时到场，不光是捧场，还要派他用场。断指肯定血流如注，必须立刻止血，蒋松林出身走江湖卖药之家，家有止血良药，有时参加帮派殴斗受伤流血，拿出来敷之即止。所以，曾钟就想请蒋松林届时携药到场，为他止血。蒋松林表示帮其止血没有问题，不过，对曾钟这个戒赌的法子却觉得欠妥。于是劝说道：“七哥的戒赌之举，兄弟举双手赞同，百分之百支持，但搞得这么复杂，而且代价这么大，有必要吗？”
曾钟行事倒有丈夫气，说只要戒掉，怎么干我都认为有必要啊！蒋松林说，凡事都须考虑投入和产出，赌博如此，做生意如此，就是你我这些江湖朋友之间的交往也是如此，你敬我一寸，我敬你一尺。兄弟我打架的名气，在杭州是列入前十名的，道上朋友送我一个绰号叫“拼命六郎”，对不对？我肯為朋友玩命打架，多年来弄得浑身上下伤痕累累，外人都认为是我讲义气。当然，我的确讲义气。但是你也要明白，讲义气不过是一种外在形式，骨子里还是一种交易。我这种带血胆的义气一讲，回报还不是源源而来？杭州黑道三十六路，我起码喊得动十八路，这就是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如今，七哥你要断指戒赌，戒赌是为自己，否则你日后必定败尽家产，全家去做叫花子，这是应该做的。这五六年里，我至少劝过七哥三四次，要你戒赌是不是？有一次咱俩吃老酒，我流着眼泪劝你，差一点儿跪在你跟前磕头了，说明我是绝对支持你戒赌的。但是，断指我就想不通了，这也是一种投入，你这种投入图的是什么呢？戒赌靠的是持久的决心，这种决心必须影响每天的行为。否则，一时心血来潮，斩掉一根手指头，日后决心变成了肥皂泡泡，还会继续赌。这种情形我见得多了。涌金门李家渔行的小开，小名叫家官的那个，已经斩掉三个指头了，现在还不是天天泡在赌场里，已经输得三顿变成了两顿，三个月尝不到荤腥，瘦得三根筋挑一颗头。而且，江湖上的规矩七哥你也知道，赌出名的人断了一根手指头在外面晃荡，给朋友们看到了，会以为你是欠了赌债不肯还或者还不出，让债主斩掉了手指头，那你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再说到回报，你又能得到什么呢？
听蒋松林如此这般一说，曾钟的戒赌决心依旧，断指的念头却没那么坚决了。这时，蒋松林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戒赌以后，七哥你怎么料理自己和全家人的生活？你可是一家子的顶梁柱，祖上留给你的财产怕是已经输去了九成，剩下的肯定难以维持今后的生活了。你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已经十七八岁了吧，也该成家了，讨娘子的铜钿你准备好了吗？不用说，别说准备了，只怕想都不敢想。
曾钟活到三十六岁，除了赌钱的时候六亲不认，平常还是个讲道理的人，并无处处固执己见的劣根性。蒋松林所言在理，他自然听得明白。当下想了想说，还有一些钱财，可以作为本钱做点儿生意，老弟你看如何？蒋松林冷笑，你做生意？倒不如去跟汪精卫商量叫他把汉奸主席的位置让给你坐。曾钟想想也是，他于经商一窍不通，即便真的做起来，怕是难免有一天也会破产。
曾钟便向蒋松林求教，那自己应该做什么呢？蒋松林不住摇头，说他也没什么好主意，否则的话，何至于年近三十了还过着冲冲杀杀刀头舔血的日子？不过，日子总要过下去啊，蒋松林答应相帮想想办法。
过了三天，蒋松林又来曾宅，说七哥的事情兄弟整整想了三天，现在已有一个主意。曾钟连忙把蒋引入后院，在树荫下坐定，命妻子沏上龙井，两人品茗细聊。曾钟问蒋松林想出了什么主意，蒋说我根据七哥的诸般特点，加上少年时曾得江湖异人指点，学过类似奇门遁甲那样的本领——七哥先别摇手，我听你说过，这门本领你没学到手，而且还被逐出师门了，这没关系，只要有这段经历，那就是七哥的福分。我为七哥细细盘算下来，找到了一个好办法，不必出任何力气，也不用动什么心思，甚至不必装神弄鬼，只要保持以往待人接物的本色，就可以过上一份丰衣足食的日子，别说全家了，就是兄弟我也可以跟着借光，以后不用再过打打杀杀的日子了。
曾钟听着，几疑自己置身梦中。但想想眼前这个蒋松林，虽然是杭城一个有名的地痞，但平时说话向来不打诳语，惯于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应该不会想出点儿花头来耍弄自己，便请蒋松林详细讲讲，到底是什么主意。
蒋松林说：“我想请七哥在江湖上改个称谓——七哥改称七爷如何？”
曾钟苦笑：“再过一段日子，只怕连七哥都没人叫了，还敢改称七爷？”
“这倒不必你自己声明，自我叫开头后，肯定会有人跟着叫。光叫还不行，应该另有财物孝敬。”
曾钟真的怀疑自己是在做梦了，急煎煎让蒋松林说个明白。蒋松林先提了一个问题：“七哥听说过‘神偷阿七这个人吗？”
“神偷阿七？我当然知道，多年前在河坊街稍露锋芒，就吓退了舟山大盗‘百帆王，为杭州道上朋友解窘，事后销声匿迹，江湖上至今不知他的真名实姓，高风亮节，令人景仰，真正的江湖豪杰啊！”
“从现在起，你就是神偷阿七了，所以别人应该尊称你为‘七爷。”
“啊？！”曾钟自是大吃一惊。
接着，蒋松林说出了他的主意——神偷阿七应该确有其人，但江湖上只闻其名，谁也没见过此公;而且，这人作案数量极其有限，除了多年前在南京干过一票，然后到杭州出手为杭城朋友解除窘境之外，江湖上再也没听闻过他的音讯。由此可见，此公行事低调，是真正的江湖隐士。就杭州乃至浙东、苏南、上海地区来说，道上肯定颇有些朋友想结识神偷阿七，即使自忖身份太低，够不上档次，得缘见上一面也是好的。
曾钟不由得点头称是。确实，如果能跟神偷阿七见上一面，哪怕不说话，就远远地看一眼，他也会觉得不虚此生。
往下，蒋松林说出了他的主意。曾钟可以以一种隐蔽的低调方式，通过第三方悄然透露他是神偷阿七。这样，肯定会有人来要求见面，要跟他交朋友甚至结拜兄弟，自然还会奉上一份不菲的礼金或者礼物。之后，就可以利用其中的人脉关系做做生意的中间人或者矛盾的调解人，从中得益。这还是非固定的临时收入，另外，还会有一种固定收入，那就是道上所谓的“吃佛”——外来杭州作案的小偷会向神偷阿七（当然不会由曾钟亲自出面收受）进贡，以获得在杭州作案的许可。否则，以神偷阿七的手段，要他们干不成活儿甚至折进局子，那是分分钟的事儿。
曾钟听着，认为似乎可以一试，不过尚有几点疑惑：第一，一旦冒充神偷阿七成功，对方自然真把他作为神偷阿七来看，如果他们在江湖上遇到麻烦事，上门要求伸以援手，那該怎么办？第二，如果警察局知道他曾钟竟然就是黑道上有名的大盗神偷阿七，会不会来抓捕？第三，杭州黑道一直在查访神偷阿七以报答解窘之恩，如果知晓原来他就是神偷阿七，由此找上门来，那又该如何应对？第四，即便警察局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外埠小偷进贡之后，如若作案时失风被捕，供出已向神偷阿七进贡过钱财之事，警察局会不会来找麻烦？
曾钟也算是一个混江湖的角色，但他与蒋松林相比，不过是介于黑白两道之间的一个边缘人物。蒋松林则是地地道道的青帮人士，虽然在青帮中的辈分不高，连收徒弟的资格也尚未获得，但他是专业地痞，杭州城里小有名气的地头蛇。况且，其江湖经验是祖传的——他的老爸蒋硕实也是职业地痞，曾给沪上三大亨之一张啸林当跟班，其江湖经验之丰富自不待言。对于曾钟虑及的问题，他事先都想好了应对之法，当下逐个解答——
第一，各路朋友要见神偷阿七的面，必须得经蒋松林安排，蒋当然会把他们的来意摸清楚后再作决定，有难度的会找个借口回掉。第二，警察局不能随便抓人，得立案，而神偷阿七在杭州从未作过案子，他们就没有理由立案，自然也就不可能抓人。第三，本城道上诸路朋友，跟蒋松林都有交情，他们如果听说神偷阿七原来就蛰伏于杭州的传闻，那一定同时也会听说是蒋松林在负责神偷阿七的对外联络等一应事宜，所以，按照规矩，他们即使知道神偷阿七住在哪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蒋松林已经给曾钟另外找好了住处——也不会直接找上门来，而是会找蒋松林传话。届时，曾钟只要给他们写一封简札表示不愿意惊动朋友，他们就会知难而退。如果万一再出现类似“百帆王”出难题等需要神偷阿七出场解决的情况，蒋松林事先肯定知道，那就悄悄离开杭州外出“云游”就是了，等事情过去了再回来。至于第四点，外埠来杭作案的小偷失风落网那是经常有的，但一般情况下，他们即使进了警察局，也会遵守江湖规矩，不可能供出向神偷阿七进贡之事，否则他们以后就失去了在江湖上行走的资格。这种人没有其他生存技能，不能行走江湖，那就等于死路一条，所以，他们绝对不会把跟自己的案子没有直接关系的神偷阿七供出来。
如此这般，蒋松林滔滔不绝，终于说服了曾钟，答应由蒋出面实施此事，但必须奉行“低调再低调”的原则，所谓的回报也适可而止，利益均分。反正他今后真的坚决戒赌了，也花不了多少钱钞。而蒋松林也确实践守诺言，做到适可而止，而且不再去干那些打打杀杀、敲诈勒索的地痞勾当，平时的穿着也换成了西装、中山装，甚至长衫马褂，一副斯文相，完全符合神偷阿七“跟班”的身份。
诚如事先的估料，打出神偷阿七的旗号后，果然有了稳定的进项，足够曾、蒋两家的日常开支，他们确实做到了不惊动官府，当地帮会头目得到神偷阿七谢绝登门拜访的亲笔回函，也没来纠缠。本城藏匿着神偷阿七这样一个角色，对于帮会来说算不上一桩了不得的大事儿，再说帮会头目都是精谙进退之术的枭雄，也不会向外透露这种信息，因此，解放前夕杭州中共地下党组织收集社情时，并没有获得有关神偷阿七的详细情况。
曾钟的这番供述，大大出乎焦允俊等侦查员的意料，第一个反应自然是“不信”，第二个反应是立刻查证。当下，郝真儒率领三名侦查员，在杭州市局的配合下，抓捕了蒋松林以及蒋手下的三个马仔。讯问下来，证实曾钟所言属实。
至此，追查神偷阿七的行动失利已成定局，特案组只好开会重新分析案情，研究下一步的走向。有侦查员提出，福州“金仁泰百货行”账房先生丁行海提供的那起由“镇海魔”制造的绑票案，是否可以作为突破口呢？众人交换了意见，认为目前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于是决定从此案的受害人孙少爷的家属那里着手调查神偷阿七其人的线索。
九、一线曙光
以特案组大多数侦查员的迫切心情，作出决定之后应该速往孙少爷老家宁波开展侦查，这其中也包括焦允俊。但特案组的另一位领导郝真儒却不同意这种匆匆忙忙的做法，在焦允俊用目光征询“是否就这样定了”时，他提出了一个意见：是否再花点儿时间讨论一下到宁波后应该怎样开展侦查？毕竟时间紧迫，此番在杭州已经浪费了三天，不能再耽搁了。
焦允俊表示赞成，说老郝心细，紧要关头沉得住气，有大将风度。我也是忙得有点儿糊涂了，即使我们赶到宁波，不是也得凑在一起讨论怎样开展调查？那还不如就在此刻讨论一下，把事情议定了更稳妥些。
于是，大家继续进行讨论。这一议，果然发现郝真儒的意见不无道理。众人对抵达宁波后的工作进行了细致规划：照例先与当地公安局联系协助调查事宜，然后入住临时驻地，接着开始工作，先查找当年在“镇海魔”海盗制造的绑票案中丧生的孙少爷的家属，了解他们和神偷阿七到底有何渊源，如何能够让这样有名气的江湖人物替他们出头，写信跟“镇海魔”商洽释放孙少爷事宜。
讨论到这里，侦查员就想到了一种可能性：毕竟已经时隔八年，当时又是战乱年代，人口迁移比较频繁，万一那位孙少爷的家人已经举家离开宁波不知去向了，那又该通过什么途径寻觅其下落呢？
焦允俊不由得点头称是，说这个情况我们确实应当事先考虑到，那大伙儿就議议吧，万一真是这样，我们该怎么办？有侦查员提出，丁行海曾经说过，那个被绑票的孙少爷当时是在上海上洋学堂，放暑假时出于好奇搭乘出海捕鱼的渔船，行至福建海面时被海盗绑架。那么，孙少爷曾经入学的那所洋学堂可能会有孙少爷的入学档案，其中应该有比较详细的亲戚关系资料，是否有必要去查查？
这一说，众人都认为有必要。焦允俊说，那老郝你就辛苦一下，和谭弦直接从这边坐火车回上海，如果需要在上海查阅档案的话，你们可以立刻进行，这就节省时间了。
于是，特案组兵分两路，分赴上海、宁波。
却说焦允俊率领沙懋麟、张宝贤、孙慎言、支富德飞抵宁波，宁波市公安局已经接到浙江省厅的指令，派车派人在军用机场等候。一行人到了临时驻地后，即向宁波警方联络员老方介绍了此行使命。
老方是宁波当地人，地下党出身，说以前曾听说过孙少爷被福建海盗绑票，因营救不及殒命之事，这在当时曾是宁波这边的一桩社会新闻，街头巷尾一时议论纷纷，人们茶余饭后都在说这个案子。侦查员问，旧警察局是否有这方面的材料？老方说，这不是发生在宁波的案子，孙老板没有向当地警察局报案，警察局也不可能立案，所以没有材料。至于神偷阿七，老方从来没有听说过。侦查员由此认为，老方听说过这起案子，却没听说过神偷阿七这号人物，社会新闻里也没有关于神偷阿七的内容，一方面说明孙家对设法获取神偷阿七的亲笔条子这一点，对外界是刻意隐瞒的，另一方面也说明，神偷阿七可能并非宁波当地人。
那么，孙老板的情况如何呢？老方介绍说，孙老板名叫孙少亭，绑票案中殒命的孙少爷是他的独子，名叫孙敏初。孙家祖上原是开客栈的，到了孙少亭的父亲孙景璋手里发了财——外界说法是有一个长毛军官兵败后孤身化装突围，逃到宁波后染病入住客栈，不料一病不起，呜呼哀哉。孙景璋为其处理后事时发现其遗物中有一包黄金珠宝，遂吞为己有，从此就成了富翁。十年后，孙景璋关闭客栈，改开海产加工厂。到了孙少亭手里，除了经营海产品加工厂，又开设了一家规模不小号称“浙江第一”的渔具店，从而名列宁波城前五十名资本家的名单，出任商会理事。
其子孙敏初自幼聪慧，六岁上学，一直到初中毕业，九年间其学习成绩全部是全班第一，稳坐年级前三名。教过他的老师都说这孩子的前途不可限量，建议送北京、南京或者上海洋学堂深造。旧时的所谓“洋学堂”，泛指以西式教学法进行教育的学校，特指则是由外国人投资的教会学校，此处指的是后者。孙敏初在初中毕业后考入了苏州的东吴大学高中部，各科成绩照样名列前茅。三年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出事这年他刚读完大三，已经准备好毕业后去美国留学了。不料却因随船出海，就此一去不返。
那么，孙老板目前是否还在宁波？这个，老方一时回答不上来。在宁波解放前半年，老方因身份暴露，组织上让他转移去了四明山根据地，三个多月前宁波解放后他才奉命返回，分派到公安局。公安局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在他离开这段时间宁波社会上的变化，他还来不及了解。不过，现在要了解这些情况也不难，老方马上往孙家所在地鼓楼派出所打电话。派出所告知，孙少亭已在解放前四五个月即1949年春节后出让了海产品加工厂和渔具行，全家去香港投奔亲戚，去后情况不明。
如此，特案组就只好退而求次，去向原孙家产业的员工了解情况了。老方很得力，立刻与工商方面联系调取了海产品加工厂和渔具行新老板的资料，电话打过去，以公安局名义分别要求两处企业所有人员不得离开，等候警方去人了解情况。然后，调派车辆人员，供分赴工厂和渔具行的特案组侦查员差遣。
孙少亭把企业分别出让给两个不同的下家，焦允俊、沙懋麟、张宝贤去了工厂，支富德和孙慎言去了渔具行。焦允俊一行抵达工厂后，得知解放后由于原料短缺的原因（渔民不敢出海，生怕遭到台湾海军舰艇袭击），原先的三班生产已压缩为常日班，工人过剩，如果不是因为政府严令不得解雇工人，至少要裁减一半人员。现在三班压缩成一班，多出来的工人无活儿可干，上班就在厂区闲逛。焦允俊对厂方说，我现在要找一些人调查，你这边既然人员过剩，那就把符合我要求的对象从生产线上换下来，让闲着的工人顶上去，这就不会耽误你们生产了。
焦允俊的调查范围是：1941年发生绑票案之前就在给孙老板打工的老员工;虽然不是老员工，但跟孙家有某种特别关系，比如是亲戚（近亲、远亲、族亲、姻亲等）、朋友（包括邻居）的，哪怕是在转让工厂后招收进厂的，也一个不漏统统请来。这家海产品加工厂有将近两百员工，符合上述条件的有八十四人，都被集中到饭堂，焦允俊向他们简单说了说需要调查的内容，然后就把他们分成三拨，与沙懋麟、张宝贤各主持一拨，请他们回忆孙家少爷被绑票后孙老板实施营救的情况。这些员工发言倒是很积极，七嘴八舌，争先恐后，可所说的内容比老方还简单，而且所有人的发言中都没有提及神偷阿七。
侦查员问，是否听说过有一个江湖名号叫神偷阿七的人跟孙老板营救儿子之事有关系？所有员工的反应是相同的，那就是没有反应。
焦允俊寻思，看来孙家对动用神偷阿七这个关系是采取谨慎态度的，保密工作做得很严实。孙老板此举当然是为求自保，否则只怕警察局听到了风声会登门敲诈。可是，老孙这么一来，此刻就苦了老焦了，往下的棋该如何走？突然，他想到了那个去福州找丁行海谈判的账房宋先生，于是拍了两下巴掌发问：“那个宋先生来了没有？就是账房老宋。”
员工中有人说，宋先生是渔具行的账房先生，不是本厂的账房，当时孙家产业总账房是刘老先生。
刘老先生已经退休，不过就住在工厂后面的那条小巷子里，立刻由老方派民警去请到现场，先问神偷阿七，摇头，说没听说过;再问是否知道当初孙少爷出事后孙老板指派宋先生去福州营救之事，老先生说知道，不过是事后才听说的。
焦允俊清楚，像刘老先生这把年纪的人，在旧社会生活了几十个年头儿，生性胆小怕事，一贯小心翼翼，即便知道了情况，也不可能在这种大庭广众的场合透露一个字，就示意老方将其请出饭堂，然后，自己去跟刘老先生单独谈话。果然，刘老先生向焦允俊透露了一些只有他和宋先生以及孙老板三人知道的情况——
孫老板获悉儿子出事时是下半夜两三点钟，当即派人把刘、宋两位平日里视为心腹的账房先生请去，商议营救之法。刘老先生那年五十又五，历经前清、北洋、民国，算得上见多识广，但从未遇到过这等凶险事件，当下除了同情、安慰，却无应对之法。另一账房宋先生，也是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东伙三个议了一阵，刘老先生去了趟厕所，回来后孙老板说刘先生您年纪大了，熬不得夜，这么坐着挨到天亮是不行的，还是回去歇息吧。说着，唤来三轮车夫把他送回家。
次日，刘老先生去工厂上班时，听说宋先生一大早已经动身离开宁波，不知去了何处，但显然是为营救少爷出去的。处理了几桩业务上的急事，就去见孙老板，出于关心问起此事，孙老板果然说已经派宋先生去想营救的法子去了。至于宋先生去了哪里、想什么法子以及营救是否有把握，孙老板只字未露。不过，以刘老先生的观察，孙老板的神色与昨晚的束手无策一脸无奈已经有了改观，因此估计昨晚他回家后孙老板跟宋先生大概是商量出了什么法子。
刘老先生善于思考，当下便回想昨晚发生的情况。当时他去厕所，片刻后回来，孙老板就让他回家歇息，很有可能就在他离开的那段短暂时间里，孙、宋两个已经商量出了一个办法。这个法子应该是宋先生想出来的，而宋显然不想让他知晓是自己想出了这个法子，所以之前并不吐露，一改一向侃侃而谈的风格，变得支支吾吾了。刘老先生是孙老板的老爸孙景璋招收进来的老职员，一向对孙家忠心耿耿，被孙家两代视为心腹谋士，多年来孙家的所有店务家事从未对他隐瞒过，总是征求他的意见，采纳颇多。这次孙老板的做法使他深感意外，想想有些伤心。当天中午，他为证实自己的猜想是否属实，借故去了趟孙宅，随口跟车夫聊了聊，得知昨晚车夫送他回家后刚返回孙宅（前后不过二十分钟），孙老板就吩咐送宋先生回家了。刘老先生的猜想得到了证实。
后来，宋先生劳而无功，营救失利。返回宁波后，来向总账房刘老先生报销差旅费，老先生根据其差旅费票据判断，宋先生离开宁波后，先去了嵊县，在嵊县“永安旅社”住了一夜，然后去了福州。嵊县并非从宁波往福州的必经之路，不过，刘老先生也没有往什么神偷阿七那里去想——直到今天特案组来调查，他才第一次听说神偷阿七这号人物。对于宋先生此举，他一直以来的猜测是，宋先生为营救少爷深入虎穴，跟残暴的海盗打交道，很有可能遭遇不测，把性命给丢了，所以，他在前往福州之前，要回嵊县一趟，跟其家人关照一声，道个别。
听到这里，焦允俊问：“宋先生是嵊县人？”
“是的，他的家小都在嵊县。”
“那么，他为什么不回家住，而是要住旅馆呢？”
刘老先生也给提醒了：“对呀！这就奇怪了。莫非他那张发票是从旅社虚开的？不过，一夜住宿费不过五六角钱，不至于吧？”
焦允俊立刻前往渔具行，找宋先生当面询问此事。
宋先生名叫宋汉璧，五十二岁，看上去身体不佳，脸色惨白，不时咳嗽，估计患有肺疾。因他是渔具行最老的员工，且是当年绑票案发生后奉派前往福州营救孙少爷的苦主代表，据丁行海反映，他当时是持神偷阿七的亲笔条子过去的，所以，前往调查的侦查员支富德、孙慎言对其非常重视，一过去就先找他谈话。不过，这小老头儿好像不愿意配合，明的没说，但侦查员问到实质性问题时，他就是一通咳嗽。那种咳嗽，一开始可能是故意的，也就是说，如果他感到嗓子痒痒，喝口水是可以压住的，但他却咳了。这一咳，就像触动了体内的某种开关，继而真的大咳起来，咳得昏天黑地，涕泪齐淌。这种状况，侦查员哪里还问得下去？如此这般，支、孙两个已经跟宋汉璧谈了半个多小时，竟然只记录了大半张纸。
特案组长赶到时，宋汉璧正开始新一轮的剧咳。焦允俊看了笔录，听支富德简述了情况，上前给小老头儿捶背，又吩咐往已经凉了的茶水里续热水。宋汉璧止住咳嗽后，欲起身致谢，被焦允俊按住，俯身询问其患病情况，说宋先生您这毛病要抓紧治疗啊。见宋汉璧面有难色，便知道可能经济拮据——这是初解放时在私营企业打工的工薪阶层的普遍遭遇，全国各地几乎如出一辙。这时，宋汉璧盯着特案组长：“同志，您是……”
孙慎言介绍：“这是我们领导，特地从上海赶来找你调查的。”
焦允俊说：“宋先生，我们正在调查一桩案子，其中涉及神偷阿七的情况。听说宋先生当初奉孙老板之命前往福州营救蒙难的孙少爷时，持有神偷阿七的亲笔条子——您别紧张，我们并不调查绑票案，而是要了解神偷阿七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跟您宋先生无关。宋先生一定听说过人民政府的政策，像您这样的跟案情无涉者，提供的情况只要有助于我们的调查，那就属于立功，根据政策立功者可以受奖。至于您的毛病，当然需要立刻治疗。是不是我先给您写个情况说明，您凭这个说明去跟市军管会联系，他们会给您免费安排，至少先把这种撕心扯肺的咳嗽给止住。”
说着，焦允俊从工作手册上撕下一页纸，笔走龙蛇写了两行字，走到门口唤来联络员老方，说老方同志你拿这个条子去军管会办个手续，回头派车把宋先生送医院治疗，先把咳嗽给止住。
宋汉璧连连作揖，激动得又要咳嗽了，一旁的支富德连忙给他捶背抚胸，强压住了。宋汉璧说：“这位长官，你们这样待我，我当然要把我所知道的神偷阿七的情况跟您几位说个清楚，不过，我了解的并不多，可能不能满足您几位的需求……”
这时，老方从对面的中药店买来了几小包止咳特效药川贝粉，先让老头儿服下一包，以便顺畅地接受询问。川贝果然有效，服下之后，宋汉璧的喘咳很快就止住了。他告诉侦查员的情况，表明之前账房刘老先生的猜测是错的——
把神偷阿七搬出来解救孙少爷的主意，并不是宋想出来的，去福州营救孙少爷时所持的神偷阿七的亲笔条子，也不是他直接从神偷阿七那里取得的。那天晚上，获悉儿子出事，孙老板顿时六神无主，情急之下顾不上细虑，即把平时遇事总找来商量的两个账房先生刘兴光、宋汉璧请来。在听刘、孙两人说话时，孙老板也渐渐镇定下来，自己也在考虑对策，请江湖人士出面说项就是他自己想出的主意，但他并不知道什么神偷阿七，而是想到了他的一个亲戚——嵊县人王仁夫。
王仁夫是孙老板的舅舅，在嵊县经营饭馆。这人是帮会人士，以前曾和王金发一起从事过反清活动，孙老板估计他跟江湖大佬可能有些关系。尽管这个老舅退出江湖已经多年，但这时却是孙老板唯一的希望。刘老先生去上厕所的时候，孙老板已经盘算定当，事不宜迟，必须立刻派人去找舅舅。究竟派谁去合适？他突然想起宋汉璧也是嵊县人，家就在嵊县，当即决定派宋前往。跟宋一说，宋自然一口答应。这样，就没有必要再劳累刘老先生，让车夫送他回去歇息了。
宋汉璧赶到嵊县后，下榻于永安旅社，即与王仁夫见了面。王仁夫其时已经收到孙老板从宁波拍发的急电，当下告诉宋说他已与神偷阿七谈妥，请阿七修书一封跟对方交涉。宋汉璧问神偷阿七是否跟“镇海魔”方面熟识，王仁夫说这个就不清楚了，按照江湖规矩，对方不主动告知的情况，别人也不便打听。不过，不管是否熟识，以神偷阿七在江湖上的名头，只要肯答应，那他自然会尽全力。
王仁夫让宋汉璧好好休息，回头他就把神偷阿七的亲笔信札送来。宋汉璧是个办事非常认真的人，尽管他家就在嵊县县城，但他知道自己身负重任，时间紧迫，拿到神偷阿七的信札就要出发，所以没回家，也没上街，一直待在旅馆房间里等候王仁夫的消息。
事后想来，可能王仁夫跟神偷阿七的联系也有点儿问题，宋汉璧一直等了七八个小时，到午夜时分，已经困得睁不开眼，却不敢上床歇息，只好倚在椅子上打盹儿。王仁夫终于赶到，送来了神偷阿七的一封未曾封口的信札，当场让宋汉璧看了一遍，嘱其天亮后即上路奔福州。
焦允俊听罢，问道：“如此说来，宋先生其实并没见过神偷阿七其人？”
“没见过。”
“那个王仁夫还在嵊县吗？”
宋汉璧说，抗战胜利后王仁夫就举家离开嵊县了，听说去了上海，相帮一位当年一起跟王金发从事反清活动的老兄弟料理公司事宜。
焦允俊与支富德等四人商量后，立刻以华东特案组的名义与浙江省公安厅电话联系，要求省厅速向嵊县公安局询查王仁夫其人的下落。当晚，特案组获悉嵊县警方的回音：王仁夫及家人已于1946年2月下旬迁离，据说去了上海，地址、职业等均不明。
十、技惊警探
一干侦查员即刻开会分析案情，很快达成一致意见。根据宋汉璧的陈述，王仁夫应该是接到孙老板的电报才知曉孙少爷出事的，电报应该是上一天下半夜孙老板与宋汉璧把事情谈妥之后才去敲开邮电局的门拍发的，而王仁夫是在宋汉璧到达嵊县当天午夜把神偷阿七的信札送到他手里的。这样算来，满打满算王仁夫也只有不到一昼夜的时间跟神偷阿七取得联系，拿到信札。
值得注意的是，宋汉璧曾告诉侦查员，他抵达嵊县伊始和王仁夫见面时，王就告诉他说已跟神偷阿七说过请其出面相帮营救之语。也就是说，王仁夫在接到电报后到宋汉璧抵达嵊县的这段时间里，已经想出对策，并与神偷阿七谈妥了这一系列环节，由此判断，神偷阿七当时应该就在嵊县待着。既然王仁夫能够轻而易举见着神偷阿七，看来两人以前有过交往，神偷阿七没有向王仁夫隐瞒自己的江湖身份。因此众侦查员判断，神偷阿七可能就是嵊县人氏，或者虽然不是嵊县人，但当时他是住在嵊县的。
那么，应该怎样查访神偷阿七呢？焦允俊说宁波离嵊县不算远，百把公里，咱们向宁波市局要辆汽车，直奔嵊县查摸线索。另外，王仁夫已经举家迁往上海，那就给老郝发份加急电报，请他和小谭设法调查王仁夫的下落。
决定之后，立刻行动。焦允俊向宁波市公安局要了辆中吉普，五人连夜前往嵊县。次日，一干侦查员调查了一天，既没有打听到王仁夫离开嵊县后的情况，也没探得神偷阿七的线索。正在烦恼时，忽然接到嵊县公安局转送来的郝真儒从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焦允俊一看之下，不禁大喜过望——
郝真儒、谭弦两人从杭州回到上海，途中，郝真儒就盘算着应该先去上海的哪所洋学堂进行调查。回到驻地，意外发现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着上海市公安局秘书处新印的内部资料《旧上海社情拾遗》第三、第四两辑，厚厚的就像上下册的长篇小说，内中有大量解放前外埠江湖人士来沪活动的情况，自是如获至宝，决定暂时把调查洋学堂之事先放一放，和谭弦一人一册仔细阅读。
谭弦在读第四辑时，发现其中有篇文章写到了神偷阿七其人，明确其系浙江嵊县人氏，大约出生于本世纪初，大名不详，小名阿七，读书读到初一，因家庭发生变故被迫辍学，之后出家当过和尚，云游四方，其间得遇异人，学得一手神出鬼没的偷窃本领。这人作案不多，但每起案子都作得漂亮至极，叹为观止，警方的侦查全部落空，江湖人士遂送其“神偷阿七”的名号。文章作者稱，1932年夏末，神偷阿七曾来过沪上，受到海上闻人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分别接待，张啸林宴请时，作者在场，与神偷阿七有过交谈。
郝真儒、谭弦立刻通过市局秘书处联系到了作者杜嘉恒，于11月5日下午在静安寺一家咖啡馆跟杜见面。
杜告诉侦查员，三十年代时其系上海滩一家小报的记者，因其舅父与张啸林相识，凡是有张参与的活动，他都尽量争取到采访机会。那次张啸林宴请的主客不是神偷阿七，而是北方的一个帮会头子秦某。杜月笙揽下了一应接待，张啸林认为有必要跟对方认识一下，就在南市“大鸿运”订了包房宴请。神偷阿七是随秦某一起来的，不知与秦某是什么关系。因为不是主宾，就和杜嘉恒一起坐在附席。在场有朋友向杜介绍了神偷阿七，席间，杜跟神偷阿七聊了聊。原是想挖些材料写连载的，不料神偷阿七很谨慎，出奇低调，杜所获材料无几，别说连载了，就是寻常通讯也写不了，事后就没有成文。直到解放后应公安局的要求写内部资料，才写出了这一段情况。
郝真儒对此已经比较满意了，不料往下还有惊喜，正准备结束时，杜嘉恒忽然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用黄裱纸包着的照片，说这是那天宴席结束后，由照相馆请来的摄影师拍摄的一张合影，第三排左起第三、第四人就是他和神偷阿七。
照片不是很清晰，放了十七个年头，表面已经发黄，还有霉斑。杜嘉恒说可以请照相馆处理，应该可以弄得清晰些。和杜分手后，郝真儒、谭弦立刻去了照相馆，要求作为急件处理，尽可能恢复清晰度。出于谨慎，郝真儒让谭弦留在照相馆现场监督，他则回驻地整理跟杜嘉恒的谈话内容，以便作为材料留存。
郝真儒回到特案组驻地，刚把谈话内容整理好，谭弦拿着照相馆技术处理过的照片回来了。一看，果然清晰了不少，上面的神偷阿七三十岁上下，貌不惊人。这的确是一个意外收获，不过，尽管有了照片，距找到神偷阿七其人还是差得远。往下怎么进行？正好，焦允俊的电报到了，要求他们寻找王仁夫的下落。上海这么大，只知道一个王仁夫的名字，找起来的难度不是一般的大。郝真儒思忖片刻，觉得还是应该回到此次回上海的主要任务上，即调查孙敏初上学的那所洋学堂。孙家大少爷的学籍材料里应该有比较详细的亲属关系记录，当然，王仁夫不过是孙少爷的舅爷，学籍档案里不一定会记录下来，但若是找到了其他亲属，通过他们，就有可能找到王仁夫的下落了。
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立于1879年，初名圣约翰书院，1881年该校开始完全用英语授课，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府，也是当时上海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该校长期由外国教会势力直接掌控，直到1947年才向国民政府注册。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该校被解散并入上海多所高校。本案发生时上海已经解放，圣约翰大学仍以原名示世，属于私营大学。不过，虽然表面上还是维持旧状态，但内部机构以及管理模式已经按照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命令作了调整，比如组建了保卫处，由上海市公安局指派专人进驻对保卫工作予以指导。此刻，郝真儒、谭弦两人就是先找了负责指导该校保卫工作的市局陆纪明科长。
已是即将下班的时候，陆科长听侦查员说明来意，马上给档案室打电话让安排两人临时加班，协助侦查员查找档案。洋学堂的管理水平令人惊叹，尽管经历了抗战和解放战争，但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档案仍旧保持完整，毫无缺失。侦查员出具借据后，把有关孙敏初的全部档案带回了驻地。
档案中除了录取成绩单和入学登记表是中英文填写的外，其余全部是英文。幸好郝真儒、谭弦两人一个曾在公共租界中央捕房做过内勤，另一个是教会中学毕业，后又进交通大学读书，于英语不敢说精通到何等程度，但面前这份档案材料还对付得下来。一番浏览后，发现其中一篇入学复试时的英语作文似有价值。
为防止招考中有舞弊现象，圣约翰大学每年秋季开学迎接新生时，必对新生进行文化复试，其中一篇英语千字文是雷打不动的必试内容。当然，题目年年在变化，就像高考出作文题一样。1939年孙敏初入学时写的那篇英语作文的题目是《雨后》，体裁可以在记叙文、散文两种中任选一种。孙敏初当时挑选的是记叙文，写的是他拒绝家人的陪送坚持独自赴沪报到入学，预先父亲已给上海的舅舅（他的舅公）发了电报，让派人去十六铺码头迎接。他是头一次来上海，当时又刚刚下过雨，空气清新，雨后的上海别有一番景致。他有心体验一下在十里洋场单独行路的感受，于是买通船上的茶房，由茶房相帮把自己从船员专用通道送出了码头。出了码头后，他也不乘出租汽车或者黄包车，就一个人提着行李挤电车，尽管出了一身汗，还是顺利找到了舅公在公共租界加尔各德路（今杭州路）的家。
侦查员仔细阅读了这篇英语作文，认为加尔各德路的路名应该无误，与旧上海租界地图上的英文写法完全一致。事不宜迟，他们立刻前往杨树浦分局，要求分局协助调查孙敏初的舅公王仁樵的情况。
运气竟然出奇地好，分局的调查表明，王仁樵自民国前期入住该址后没有搬迁过。不仅如此，侦查员和王仁樵见面后，发现这个年近八十的老者头脑还十分清晰——可能是因为长期从事银行工作的原因吧。
侦查员跟他的交流很顺利。他告诉侦查员，他们要找的王仁夫是他的弟弟，以前在嵊县经营饭馆，抗战胜利后举家来沪，与人合伙经营一个专做舶来品生意的公司。上海解放后，舶来品生意做不成了，但公司被军方征用，让全部东伙继续工作，在军代表领导下，从事新政权的物资调配和运输业务，按月发给薪水和大米（初解放时大米供应紧张，发大米是一种优待）。
郝真儒、谭弦随即驱车前往王仁夫在北京路的住所，终于打听到了神偷阿七的确切下落。返回特案组驻地，郝真儒起草了一份密电，交市局内部电台拍发嵊县公安局，速转焦允俊。
焦允俊收到这份密电后即刻行动，先与县公安局取得联系，出于保密需要，没说已经查摸到了神偷阿七的下落，只要求马上提供县城城隍庙对面那家香烛店的店主陈瘸子的具体住址。嵊县警方连夜调阅户籍资料，查明陈瘸子是个五十挂零的单身汉，香烛店就是他的家，靠大街的一侧是店面，内间是卧室，后面有个小院子，两侧分别搭着两小间草房，一间是厨房，一间是制作香烛的作坊。
随即，焦允俊要求县公安局出动七名精干民警，携带武器，配合特案组行动。另外，在县局后院准备两间空房作为特案组的临时办公点，指派一名副局長负责警卫工作，人犯归案后，不准任何人进入后院。同时，起草了一份密电，待抓获陈瘸子后拍发上海，让郝真儒、谭弦立刻赶往嵊县。
11月7日凌晨三点，熟睡中的香烛店主陈瘸子被捕，押送县公安局，由焦允俊、沙懋麟讯问;支富德、孙慎言留在香烛店，率县局侦查员进行搜查。
陈瘸子被押到公安局后，焦允俊对待他就像对待一位多年不见的好友一样，不但摘下了手铐，两人踞桌对坐，有茶有烟，还有特意准备的夜宵。如果郝真儒在场，肯定会对焦允俊的这些优待措施感到不满，甚至是提心吊胆——既怕案犯逃脱，又担心这种优待传出去后会被内部同志议论，成为挨批评甚至挨整的理由。
陈瘸子也不见外，自顾抽烟喝茶。一支烟抽完，焦允俊说陈先生来得匆忙，我们这边准备仓促，临时弄了点儿土茶，您喝着可能不顺口。陈瘸子笑笑，说香烛店最近生意不好，我现在已经在喝茶末了。随即话锋一转：“你们深更半夜把我弄这儿来，不是为了请我抽烟喝茶聊天吧？有话不妨直说，免得耽误了你们的公事。”
焦允俊言归正传：“民国时期江湖上有个神偷阿七，不知陈先生是否听说过？”
陈瘸子抱拳：“正是在下。”
“好！爽快！”焦允俊又给对方点上一支烟，“愿闻其详。”
陈瘸子本名陈慕仙，字灵圣，1900年出生于嵊县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先上私塾后进小学，小学毕业后又考进了初中。但只读了一个半学期，家庭遭遇不测，父亲为土地及用水之事得罪了同村一郁姓地主，郁地主勾结土匪将其一家六口杀害，房屋烧毁。陈慕仙因在县城读书，得以幸免。家道败落，书当然没法儿再读了，就出家当了和尚。两年后，陈慕仙为增长见识，离开寺庙四处云游，至十九岁返回浙江时，他的足迹已踏遍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多地，其间得遇异人指点。
与异人分手时，对方关照他，回浙江老家后，不宜再做僧人，应该还俗——直到现在，陈慕仙也没想明白这番叮嘱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他笃信异人之语，回到浙江后立即还俗。他没有回家乡嵊县，而是在宁波岳庙旁边搭了一间茅草小屋栖身，以做挑夫谋生。
陈慕仙很快就在宁波的挑夫行里出了名。看上去，他不过是一个寻常小伙子，一米七的身高，因为比较瘦，所以显得略高些，四肢并不发达，但力气却特别大，而且耐力强，别的挑夫挑一担八九十斤的行李，最多走一里地就得换肩，三里则定须歇脚，而陈慕仙挑着百多斤的担子，可以从头至尾跟着黄包车走上三五里甚至更长距离毋须换肩，走小半天不用歇脚，这是一;其二，他是出了名的善心，肩上挑着担子在赶路，脸上还笑眯眯地跟人打招呼。更不同寻常的是，他还经常接受人们的委托，顺路捎带一些小东西，诸如菜篮子、几样用粗草纸包扎的桂圆、蜜枣等南货店礼品，有一次甚至是一个婴儿。这还不算，他还捎带脚帮饭馆送外卖，一手扶着肩上的担子，一手托着餐馆的木盘，内盛四碗馄饨，一路叫着“借光”行走如飞，馄饨送到一里半外的人家时仍旧热气腾腾，碗里的汤水不会洒出来分毫——这种捎带小东西的活儿全部免费，不收分文。
宁波城里有些不服气的挑夫，也想这样试一试，但一段时间下来，没有人能够成功。手里托着盛馄饨、汤圆的盘子，肩上压着重担子，脚下要照常迈步，时不时行走于坑坑洼洼的道上，人体就很难找到一个能够适应全身活动的平衡点。这不光是个力气活儿，还需要精湛的技巧以及超乎常人的心理素质。
陈慕仙一连做了五年挑夫，有一天忽然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因为他是宁波城的一道流动风景线，人们茶余饭后自是议论纷纷，对于他的去向作着多种猜测，就是没想到他已经按照异人师父的指点完成了第一步修炼，在深山里隐居下来，开始进行下一步修炼了。这一修炼，又是三年，到二十七岁那年陈慕仙出山行走江湖时，他已经掌握了一名顶级大盗的诸般技能，还自己研制了一些作案工具。从此，江湖上就出现了一个人称神偷阿七的大盗。
说到这里，陈慕仙特地向焦允俊说明，“神偷”之说尚可理解，因为他的作案手段是独一无二的，可为什么别人管他叫“阿七”，连他自己也不清楚。通常，“阿七”应该指的是排行，可他在家里排行第四，又没有参加过什么帮会，所以，“阿七”指的也不会是帮会排位。要说是异人师父的第七个弟子吧，可据他所知，师父只收过三个弟子，他是最后一个，要排的话他也只能排第三。再说，江湖上除了他之外，并没有听说过还有第二个用同样手段作案的。
当初异人师父传授技艺时曾征求过陈慕仙的意愿，盗技和暗器任选一种，学成后各有限制。陈慕仙选的是盗技，师父给出的限制条件是，每年只能作案一起，所获不为私用，只能用于社会公益，比如建庙修桥筑路赈灾之类。后来与师父分别时，师父叮嘱他返回浙江后还俗，便猜测师父是暗示他日后用盗来的钱财建造一座寺庙。还俗，是为了不被人追查出根底。
从1927年到1937年，陈慕仙每年作案一起，1935年南京中央饭店的窃案就是其中之一，作案后随即把股票廉价转让给一位偶遇的老江湖。然后他去了杭州，听说舟山海盗头子“百帆王”王子舟叫板杭州黑道之事，尽管他不是帮会人士，跟杭州黑道也没有任何来往，但他认为江湖争斗之风宜熄不宜兴，否则于所有走江湖的人士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没有益处，遂使出手段警告“百帆王”，平息了这场江湖纠纷。
陈慕仙告诉焦允俊，他的所谓“神偷”之称其实名不副实。1930年他去上海租界作第四起案件，得手后被包打听盯上，他却浑然不知，携赃返回下榻的旅馆。密探给巡捕房打电话时，被张啸林的一个手下听到，马上报告了张啸林。张即派人去旅馆接陈慕仙出来。当时情势惊险，接他的人比巡捕先一步赶到，但紧跟着巡捕就来了，包围了旅馆。幸亏那家旅馆是帮会人士开的，墙中间辟有夹层，神偷阿七藏匿于内，躲过了巡捕的搜捕。
事后，陈慕仙向张啸林磕头拜谢，述说经历，表示自己虽然身怀绝技，每年作案，却并无动用重金之意，唯恐违背师父嘱咐，意思是他没法儿用钱财回报张的搭救之恩。张啸林表示理解，只要求他今后不可在沪上作案，但若是来消遣，青帮一定会好好招待。陈慕仙何等聪明，知道张这是在笼络自己，以备日后有需要时请他出手相助。果然，抗战爆发后，张啸林成为汉奸，曾派人到嵊县请神偷阿七赴沪。但那时陈慕仙已经成了瘸子，以此为借口拒绝了。
据陈慕仙说，他作案十起所获赃物赃款，后来并未捐赠佛教界建造寺庙，而是在抗战爆发后分赠数支抗日军队以及战死将士眷属。接着就说到了他腿瘸的原因。抗战爆发后，他从杭州返回嵊县，在慈溪被国民党军队强行拉夫，次日应差途中遭日寇飞机的轰炸扫射，右腿负伤，成了瘸子，从此只好告别江湖，在嵊县开了家香烛小铺谋生至今。
这时，刚从香烛店返回的支富德进门，悄声告诉焦允俊，香烛店搜查完毕，无甚发现，并询问是否立刻对陈慕仙平时的活动以及来往人员等情况进行调查。焦允俊沉吟片刻，点头同意。
支富德离开后，焦允俊问：“陈先生，你刚才说根据那位异人师父的指点，你自制了不少独门行窃工具，那么，这些物件在什么地方呢？”
刚才支富德进屋，陈慕仙便猜测到公安搜查过香烛店了，当下微微点头，说我残废后，决定退出江湖，那些东西全部销毁了。不过式样和打造方法还记得，如果您认为有必要，我可以画出来，一一写上如何使用。不过，使用者需要一定的技能基础，否则，空有器械，恐怕也没什么用处。
焦允俊微叹一口气：“不瞒陈先生说，我在寻找你下落的过程中，曾经遇到过假冒神偷阿七的家伙，所以，光凭你的陈述，难以证实阁下是货真价实的神偷阿七，你说对不对？”
陈慕仙表示理解：“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要用事实来证明我是神偷阿七本人。”
“如此那就劳驾了。”焦允俊遂朝门外打了个手势，门外站着的侦查员沙懋麟、张宝贤走了进来。
陈慕仙朝他们看看，说要不请长官唤一个背挎包或者手枪的同志进来吧。于是，焦允俊又叫来了四个穿军装佩武器的公安人员，还让其中两个背上了牛皮军用挎包。临时用于作为讯问室的这间屋子不大，七八个人一站，转身的余地都快没有了。
焦允俊冲陈慕仙做了个请的手势：“劳驾陈先生亮出技艺。”
陈慕仙站起来，也没见他做什么动作，伸了个懒腰，倏地迈步，离开原地在几个人之间疾如闪电似的穿梭了一个来回，瞬间返回桌前，嘴里说声“献丑”，将一把套着皮枪套的手枪放在桌上，随后落座。焦允俊叫声“好”，目光炯炯扫视那四位县局的公安人员：“这是哪位的？”
那几个已经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连忙伸手去摸身后的武器，其中一位摸了个空，这才发现身上只剩下了连接枪套的皮带，皮带的两端已被割断，顿时脸红耳赤，目视地面，一副恨不得找条缝钻进去的样子。
焦允俊查看被割断皮带的茬口，显是“快口”所为。可是，陈慕仙被捕时是搜过身的，未发现其藏匿利器，他此刻用来作案的“快口”是从哪里取出来的？又是怎么放回原处的？就这么一眨眼的工夫，这人竟能完成取“快口”、割断枪带、取枪、收好“快口”这一系列动作，而且是在迅速移动中完成的，这简直不可思议啊！
陈慕仙坐在桌前，气定神闲，悠然品茗，用带着笑意的眼神望着焦允俊。焦允俊在他对面坐下，指指桌上的手枪：“请陈先生指教。”
陈慕仙伸出左手无名指，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白铜打造的戒指，上有一个“V”形图案。那是抗战胜利后全国各地金店银楼普遍出售的庆祝抗战胜利的纪念戒指，分白金、黄金、白银、白铜四种，以白金为最珍贵，但那是上海八大银楼联手推出的限量版;其余三种，以白铜最贱，在社会上流传较多，到新中国成立后还有人佩戴。
焦允俊见陈慕仙亮出这样一枚寻常百姓佩戴的戒指，心下狐疑，莫非其中有什么奥秘？果然，只见陈慕仙用右手手指对准铜戒指上的“V”形图案轻轻一扳，竟然露出了细如街头修鞋皮匠使用的纳鞋针大小的一枚“快口”。陈慕仙把“V”形图案合上还原，把铜戒指摘下来，递给焦允俊。
焦允俊照陈慕仙的样子把“V”形图案打开，仔细察看里面的“纳鞋针”。那是一枚三棱形状的针尖，尖头不像寻常针头那样是圆的，而是扁的，如果把它放大，就是一把既能垂直刺入又能进行横向切割的特制刀具。刚才，陈慕仙就是用它割断了皮带，轻巧地接住了掉落下来的手枪。这一手技艺，说说容易，寻常人做起来只怕难如上青天。
焦允俊把戒指放在桌上：“佩服！”
陈慕仙说他早已歇手，抗战胜利后县商会给每户商家发了一枚白铜纪念戒指，看着忽然技痒，就动手改制了这么一枚隐蔽的“快口”。因为已经离开江湖，制作好后连试也没有试过，今晚还是第一次用。说着，他把戒指推向焦允俊，说送给长官留个纪念。
焦允俊又把戒指拿在手上把玩了片刻：“陈先生最近出过门吗？”
陈慕仙摇头：“我自残疾之后，至今没有离开过嵊县一步。”
稍停，焦允俊又问：“那么，你是否收过徒弟呢？”
“没有。当初与师父分手时师父曾关照说，以我学得的这点儿皮毛，一辈子不可收徒授技。陈某敬奉师训，这些年来从未有过此想。”
焦允俊沉吟：“這就奇怪了……”
陈慕仙盯着焦允俊：“长官，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案，才让诸位怀疑到我身上？能不能跟陈某说说，说不定我能帮上些忙。”
十一、重新核查
这时，支富德主持的对陈慕仙的社会关系以及最近是否离开过嵊县的调查结果尚未报来，但焦允俊主观上已经否定了陈慕仙涉案的可能。所以，他决定把福州发生的密件失窃案简况告诉陈慕仙。当然，不可能向对方透露失窃的是密件，以及失主的身份，只能说发生了这么一起案件，失窃的是一口挎包，他们这些参与侦查的人员也不清楚挎包内装着什么东西。这个说法，不单是针对陈慕仙这样的审查对象，就是对公安机关内部也是这样的口径。至于那些公安干部是怎么想怎么私下议论的，那是他们的事儿。
陈慕仙听了，倒抽一口冷气，说陈某离开江湖已经十余年，想不到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福州那案子，听下来手法与陈某相同，这就奇怪了。这种手法，其实不难，但讲究的是多年打基础，比如师父传授技法之后，让我先做至少四年挑夫，而且要做得与众不同，担子要重，步子要稳，肩头有担，手中还须持物，不是重物，而是越轻越好，轻到一根鸡毛，不能攥在手里，而是要拖在手心，脚下如风，手中的鸡毛却不会飘落;还得专拣不平坦的道路行走，走路的时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仅仅是技法训练中的一小部分，其他内容更是繁不胜言。
焦允俊问：“依陈先生之见，作案人是否与阁下师出同门？”
陈慕仙说绝无可能，师父当初说过，我是他的第三个弟子，也是最后一个，也就是江湖上所谓的“关山门弟子”。确切地说，我只算是师父的半个徒弟，师父百艺精通，他的好多本事我都没学到。在我之前的两个弟子，一个早已殒命——据说是为情自杀，另一个早年远走高飞去了海外，如果现在还活着，也该是七十来岁的老翁了。依我估断，您所说的那个在福州作案的家伙，可能是自学成才。
焦允俊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支富德那边调查下来，这个陈慕仙确实没有涉案的话，是否可以把他请到福州去相帮破案？这当然是一桩大事，不是他一个小小的特案组长能拍板决定的，得走程序——先是特案组党支部形成决定，然后报告特案组的直接领导，即被焦允俊私下称为“老大”的馬处长。马处长也拍不了板，要向华东公安部请示，华东公安部可能会把这件事上党组会议讨论。最后，没准儿还得报告北京。当然，如果部领导魄力大些，也可以不报告北京，因为华东公安部是有权决定这样做的。现在，焦允俊先要等特案组党支部书记郝真儒从上海赶到嵊县，然后召开支部会议讨论。
这时已是11月7日上午九点，焦允俊就对陈慕仙说，先吃点儿东西，我让人给你安排地方好好睡一觉，回头我们还要谈话。案子正在调查之中，你还不能自由活动，这是规矩，请陈先生理解。
焦允俊自己也去县局食堂吃了点儿东西。一夜未睡，感到有些疲乏，正要打个盹儿的时候，支富德来汇报对陈慕仙的调查结果：一共出动二十一名侦查员，分头向一百三十九人进行了调查，重点是陈慕仙经营香烛店的开始时间以及经营情况，陈平时的生活状态、来往社会关系、是否参加过帮会或组织、是否离开过嵊县，等等。调查结果与陈慕仙向焦允俊所作的陈述内容完全相符，也就是说，没有发现陈慕仙与密件失窃案有涉。
如此，焦允俊打定主意，要把陈慕仙作为技术力量，请他跟特案组前往福州协助破案。他看看眼前的支富德，很想把自己的想法跟对方聊一聊，他认为支富德应该会支持的。但终于还是忍住了。支富德是特案组党支部的三名支委之一，焦允俊觉得，还是先跟郝真儒商量过后再征求支富德的意见比较好，否则，会被郝真儒认为这是两人合伙绑架他。
这天下午两点，郝真儒和谭弦两人从上海驱车抵达嵊县，继而举行支部会议。焦允俊原以为要费一番口舌，闹不好郝真儒坚决反对，会让自己的想法泡汤。出乎意料的是，郝真儒没有任何犹豫，马上表示支持，支富德也赞成，于是形成决议，起草密电拍发上海。
华东公安部对这个案子的进展情况极为关注，焦允俊每日至少两次拍发密电汇报工作，领导对下一步的侦查工作如何进行可能已有所考虑，焦允俊甚至怀疑考虑得“所见略同”，所以在下午六点就收到了回电，称“对陈允许有条件使用，但须严加监督，不得放纵”。焦允俊大喜，对郝真儒说“不得放纵”显然是针对焦某人所说，领导提醒得很到位，老郝你可得多加留意，否则监督俺不到位，你可是要连坐的。
没想到，跟陈慕仙一说，他却不肯去福州。他的理由是，如果警方认为他没有涉案，那就应该立刻恢复他的自由，如果要追究他在解放前作的那些案子，那就逮捕法办，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现在，特案组却不提这些，单单要求他去福州协助调查，这算是怎么回事？
焦允俊其实明白对方的意思，无非是想让特案组对他以前的所作所为有个说法——既然他的身份已经暴露，那警方随时都可以收拾他的，他不想提心吊胆过日子。焦允俊的内心倾向于不再追究陈以前作的案子，但这需要郝真儒的支持，他才可以继续往下操作。于是他对郝真儒说：“老郝，这件事就拜托你了，无非是做思想工作嘛，你的强项。”
郝真儒还真是有点儿憷头：“我很少跟江湖人物打交道，他们的那一套，我怎么学得来？”
焦允俊说：“哪儿有那么麻烦？你对他客气些就行了，不要秋风黑脸的。神偷阿七那样的江湖人物，最好面子，给他足够的尊重，他自然会识相。而且，我跟他聊了这么久，我感觉这个人是比较通情理的，不会像小混混儿那样胡搅蛮缠。”
郝真儒只得硬着头皮去了。跟陈慕仙谈话的时候，真正做到了和颜悦色，刚开始也谈得蛮好，后来说到去福州协助破案时又卡壳了。神偷阿七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对他这次被捕要有个说法，相当于书面结论;二是此次去福州协助破案算是什么性质？是否可以根据共产党“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折抵他在解放前作的那些案子？如果可以，那就给他出具一份书面决定。至于奖励，他就不要了。
郝真儒听着，觉得头大了一圈。这是涉及政策的问题，书面结论也好，书面意见也好，都需要有确凿的依据。即使急电上级批准了，也得让眼前这位把解放前所作的那些案子一一写出来，形成书面材料，再跟案发地的公安机关取得联系，请他们查阅原国民党警察局的刑事档案，弄清楚是否发生过这样的案子，逐一核实。这一番动作下来，即便特事特办，开足马力，没有十天八天只怕无法完成。而密件失窃案火烧眉毛，哪里等得了这么些时间？
没办法，郝真儒只得对焦允俊说，我实在应付不了，只有请你老焦同志披挂上阵了。焦允俊问了原因，说这是合理要求，给他出一份书面意见不就得了？郝真儒说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再说，对这种角色不能轻易迁就。我们可是代表共产党、代表人民政府和他打交道，应该时时刻刻考虑后果和影响。焦允俊摇头叹息，说承教承教，我明白了，还是由我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吧。
焦允俊这一去，先找的却不是神偷阿七，而是嵊县公安局领导。也不知他是怎么跟人家沟通的，反正没费多长时间就把人家给说服了，以公安局名义给出了一份书面意见，内容完全符合神偷阿七的要求。然后，拿着这份意见去跟陈慕仙谈话，立刻把这件事搞定了。
返回后跟郝真儒一说，老郝惊得瞠目结舌，瞪着特案组长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焦允俊说这下不就解决了吗？既跟特案组没有丝毫关系，也符合办事原则——本来嘛，即使同意给他出这份书面意见，也不该以特案组的名义。因为追究他历史上的作案情况并非特案组的职责，而是应由地方公安机关负责。就算是勉强以特案组的名义给出书面意见，日后只怕也无效，没准儿到有人想追究神偷阿七的时候，特案组已经完成使命散伙了。所以，请地方公安机关出具这么一份书面意见最为稳妥。而且这么一来，也不必由我们特案组上报领导审批了，地方公安机关自有说法。
郝真儒终于回过神来，说这不是打擦边球吗？这样干行吗？焦允俊说擦边球也是球，而且是好球，运气不好智商有限的人还打不成呢，只有你我这样的好同志才行。郝真儒瞪他一眼：“别扯上我。”
话是这么说，但他也明白，这事如果不这样处理，真的没有其他办法说服神偷阿七了，也就无话可说。这当儿，焦允俊已经笔走龙蛇起草了一份电报稿，要求上级速与华东军区空军方面联系，派飞机送特案组飞赴福州办案。
11月8日中午，特案组一行连同神偷阿七飞抵福州。由联络员老俞安排用过简单的午餐后，立刻投入侦查工作。之前，焦允俊已经跟陈慕仙聊起过应该如何开展调查之事，陈的意思是，先让他察看当时在“金仁泰百货行”现场被作案者割断的挎包背带再说，因为之前给他看的那张照片拍摄得不大清晰，他看不清背带茬口的细节，当面看实物可能会好些。
特案组从福州赴杭州、南京时，把之前在当地获取的物证和材料都留下了，由福州市公安局陆政局长亲自保管，存放于局长办公室的保险箱内。于是便由联络员随同郝真儒前去取来，在特案组临时驻地请陈慕仙鉴定。实物看起来就清楚多了，陈慕仙看过背带被割断的茬口，马上摇头，说这贼人是半路出家，自学技艺尚在初级阶段。
焦允俊忙问：“这话怎么说？”
陈慕仙把放大镜递给特案组长，说您看看这两根背带的茬口就清楚了。焦允俊仔细察看，果然如此：一根是从嵊县带来的夜审神偷阿七时由其当场割断的县局侦查员枪套的背带，茬口平整、光滑;另一根就是机要专员被窃时割断的挎包背带，茬口在放大镜下隐约可辨有断层痕迹。陈慕仙说，这表明案犯下手时并非一割而就，而是用了三次力才割断的。
有侦查员问这是案犯的技艺问题还是其使用的“快口”质量的原因，陈慕仙说应该是技术不到家。这人是闻听江湖上有人以此手法作案，据此自己练习，却不知其中奥秘，而且手上功力不够，碰上这种厚而牢固的挎包背带，只能分三次割断皮带了。
郝真儒问：“陈先生认为他使用的作案工具怎么样？”
陈慕仙说：“从茬口痕迹估计，这人的作案工具并不是像我这样的一枚戒指，而是一把类似医用手术刀的特制‘快口。从适宜于用劲的角度来说，这件‘快口的后半部分应该比较厚，相当于一把小刀的刀柄;刀柄位置可能还使用了压花或者雕花工艺，就是用机械模具或者手工，压制或雕刻花纹，以便增加手指和刀柄之间的摩擦力，便于捏紧刀柄用劲儿。这件‘快口的质地不错，应该是国外的特种合金钢，既硬又韧，古代谓之精钢，自然精贵得很，现在当然比较容易获取了。”
焦允俊说：“以陈先生高见，就我们目前已经掌握的情況，应该怎样查找这个作案人？”
陈慕仙听着，沉吟不语。
侦查员沙懋麟说：“是否可以从‘快口原料方面着手调查？”
陈慕仙缓缓摇头：“如今战乱刚刚平息，如果这人的原料是战争时期通过某种手段得到的，到哪里去查？”
稍停，陈慕仙见众人不语，可能认为是暗示让他回避，于是起身告退。焦允俊把他送出门，请联络员安排陈慕仙去休息，临别握住他的手：“请陈先生相帮再想想办法。这个案子非常要紧，时间又紧迫，实在耽搁不起。”
陈慕仙走后，特案组继续讨论，七嘴八舌议了一阵，张宝贤想到了一点：这种作案手法从未在福州出现过，可以认定那是外地来榕（福州简称榕城）人员。既然有这等作案水平，很可能是职业盗窃犯。他初到福州，是否会按照江湖规矩向本地这方面的大佬拜码头？
郝真儒认为不太可能，因为福州的十七个最有名气的惯窃都已抓捕，一一提审过，他们并没有说到这个情况。孙慎言却赞成张宝贤的想法，说会不会那些惯犯中有人故意隐瞒了这一点？这么一说，大伙儿就都认为有就此进行重点讯问的必要。
焦允俊和郝真儒正商量人员分工时，联络员出现在门口，说那位陈先生（福州方面包括陆政局长在内都不知道此公就是神偷阿七）要求立刻见焦组长。焦允俊一跃而起，说声“有戏”。
焦允俊的预感是准确的，神偷阿七回到休息处之后，对此事继续进行了一番冥思苦想，最终想明白了一点。现在，他对特案组长说：“我听您说过，那天案子发生后，苦主立刻在百货行门口拦下顾客，待公安民警到达后对他们一一搜了身，不过没有发现赃物。当然，也没有发现作案工具，因为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作案工具。”
焦允俊说：“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们到现在还认为作案者在苦主发现失窃前，已经携赃物离开了现场。”
神偷阿七又问：“那些被拦下的人，公安局都记下了他们的姓名、住址？”
“是的，全部是福州市区的居民。”
“有一个法子可以甄别这些人中是否有那个下手作案的家伙——根据当初我苦练以暗藏在戒指中的‘快口割断皮带的经验，這活儿很费劲，必须每天无数次重复练习。当时，我的手指佩戴戒指的部位红肿、开裂、化脓，伤愈后继续练，练久了旧伤又被磨破，如此反复，最终才达到了一挥而就的程度，而我手指上的皮肤已经变成了这副样子。”神偷阿七伸出了他的左手无名指，靠近手掌那一段的皮肤与其他部位明显不同，颜色暗红，抚之坚硬似铁。神偷阿七捏捏那个位置，“我整整十二年没有下过手了，再也没有温习过‘功课，手指尚且是这副模样，而那个作案的家伙是用两个手指捏着刀柄——估计应该是右手，但不管左手还是右手，都须经过长时间苦练，那就势必留下明显的痕迹。这种痕迹，可能终生都褪不掉……”
焦允俊连连点头：“我明白了，你是说重新对这些人进行调查，只要发现谁的手指头有异样，那就是作案人了！”
郝真儒表示赞同：“对！还有百货行包括老板在内的全部店员也得重新核查。”
谭弦在一旁说：“刚才听老俞说，今天全部店员都集中在百货行程老板家，商量联名给公安局陆局长写信，要求解决停业期间的生活补贴呢。”
焦允俊说：“那正好，老郝咱俩走一趟，一方面安抚，顺便检查一下每个人的手指。”
两人马上前往百货行，但检查的结果让他们失望，所有人的手指都是正常的。焦允俊的脸色受情绪影响，肯定很不中看;郝真儒倒还可以，临走时还告诉老板，继续配合调查，店方暂停营业期间受到的经济损失，事后政府会用税额折抵的方式予以补偿，所以店方应照常向店员发放全额薪水。
稍后，就该对案发当日在场的那些顾客进行核查了。这些顾客分布于全市五个区，得先通知分局，由分局通知相关派出所，派出所再通过居委会通知他们去分局集中，由特案组除焦、郝二人之外的其他五位侦查员分赴五个分局逐个核查。可是，对那些顾客一一检查下来，竟然没有发现任何人的手指头有异样痕迹。
听到这个结果，焦允俊大感意外，郝真儒也感到不解，说难道那个家伙果真已经逃离现场了？焦允俊想了想，分别致电守候在各分局的特案组另五名侦查员，命令他们暂勿允许那些顾客离开，听候后命。
在回驻地的路上，焦允俊和郝真儒交换了意见。郝真儒说起了当年他在上海租界巡捕房当刑事部内勤时遇到的一桩案子，在那起案子里，案犯买通他人顶包，如今这种情况，是否也有顶包的可能？一语提醒了焦允俊，马上电告五位侦查员，对全部顾客的身份进行核查！
这一查，就有情况了。
十二、原来是他
分别在全市五个分局的沙懋麟、支富德等五名侦查员接到焦允俊的电话后，立刻请分局方面通知接受核查顾客居住地的派出所，让他们派员去分局，协助辨认这些顾客是否是本人正身。结果，小桥公安分局民警老唐发现一个名叫邢开先的顾客名不符实。
邢开先，二十二岁，无业，其父原在煤球厂做采购员，下乡采购原料时遭遇土匪，挨打受伤，不治身亡。十二岁的邢开先被送进寺庙当了和尚，十八岁时自己作主还俗。他在出家时曾跟一位中年僧人学了气功和散打，还俗后常练不辍，据说平时跟人交手战绩还不错，所以自有不合法的经济收入，过着一份今日有酒今日醉的日子。
10月31日“金仁泰”搞促销活动那天，邢开先是前往选购打折商品的顾客之一，这次与其他顾客一样被通知去公安局接受核查，结果被发现其本人没有到场，而是由邻居小王冒名顶替。被识穿后，小王立刻被提溜到隔壁屋子。
侦查员沙懋麟问其顶替原因，得知他在米厂上班，今天休息，跟邢开先是朋友，正和人在家里下棋，邢开先找上门来说，刚才居委会干部来通知，让他去分局接受核查，他因要去相亲，时间上有冲突，所以请小王顶替一下。之前，小王曾听邢开先说起过被圈在百货行折腾了一番的事儿，认为邢作为局外人没有什么麻烦的，再说跟邢的关系一向不错，就一口答应了。
被分局特地召来的派出所民警有一种因工作不到位而丢脸的感觉，当下就对沙懋麟表示，这就去把邢开先那小子叫过来。沙懋麟想了想，说我和你一起去走一趟吧，反正这边的人都已经核查过了，我待着也没事。据沙懋麟事后回忆，他当时对于邢开先叫人冒名顶替之举已经有了一种直觉性怀疑。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直觉没错。
两人去了邢家，邢母说儿子一小时前出去后没回来过，至于去哪儿了，他没有说。
刑警问：“小邢有女朋友吗？“
邢母说：“他连饭碗都没有，谁肯嫁给他呀！”
沙懋麟由此断定其中有诈，立刻给焦允俊打电话报告。焦允俊当即驱车赶到小桥分局，要求分局组织力量火速查找邢开先的下落，发现后立刻控制;同时，另派一部分警员随他和沙懋麟前往邢家搜查。结果，在邢开先独住的后院小屋里发现了三件陈慕仙推测的那种微型“快口”，不过没有发现机要专员解锦书失窃的挎包。焦允俊大为兴奋，立刻电告郝真儒，通知联络员老俞联系市局，在全市范围内查缉邢开先。
傍晚七时许传来消息：在仓山区金钱路上的“如意菜馆”后院包房内发现了邢开先的尸体！
特案组七名侦查员全体出动前往“如意菜馆”，最先赶到的分局刑警已经把现场严密封锁，菜馆老板员工连同用餐的食客一并被控制，等候特案组处置。
据菜馆员工说，邢开先是饭馆的老主顾，每月总要来一两次。当天下午六点半过后，邢开先来到菜馆，说还是在后院老地方用餐。那是靠近后门的一间小包房，只能容纳四五人，邢开先每次过来都喜欢去那里。邢开先进包房坐定，点了四样菜肴、两瓶酒，关照先送一壶茶两个杯子，待客人到后再上酒菜。跑堂老金遵嘱送去茶水后就离开了，在前面忙了一阵儿，还没见邢开先来吩咐上菜，就去后院询问。哪知，一推开门便有血腥味儿扑鼻而来，定睛一看，邢开先已经倒毙。
侦查员勘查现场，对邢开先被杀经过进行了还原——老金离开后不多时，邢开先所说的那个客人从后门直接进入包房，邢开先在为其倒茶时，客人出其不意以钝器猛力击打其后脑勺。邢开先手里的茶壶、杯子滚落到地面摔碎，身躯前倾扑在桌上。凶手又冲其后脑勺补了一下，将其推翻在地，然后逃离现场。
包房地面的方砖上遗留有凶手的鞋印，据此推测凶手身高在一米七左右，作案时所穿的是一双鞋底后跟新钉了胶皮掌的布鞋。对被害人的手指进行检查，发现其右手大拇指、食指前端的皮肤有神偷阿七所说的那种苦练技艺留下的痕迹。经向邢开先的亲友了解，证实其生前习惯使用右手，故可认定邢开先应系在“金仁泰百货行”对机要专员解锦书实施盗窃的案犯。
案犯找到了，那么，他所盗窃的挎包（密件）呢？侦查员认为邢开先是受指使作案，密件这样的重要赃物应该会立刻交给指使人。谁是指使人？很可能就是那个杀人凶手！
特案组一干侦查员连夜举行案情分析会，焦允俊信心十足地为大伙儿鼓劲：“调查进行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破案的曙光了，让我们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来一个冲刺，把这案子拿下。等回到上海，我向上级请示，在锦江饭店举行庆功宴！”
确实，到目前为止，案情已经比较清晰了。大伙儿认为，杀人凶手赶在特案组找到邢开先之前灭口，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能在第一时间知道特案组正在调查手指痕迹的信息;二是在此期间有通风报信的时间;三是具有一击必杀（尤其是对于邢开先这样习练过功夫的练家子）的把握。
侦查员分析，有关核查手指痕迹的情况，在行动之前只有特案组七名侦查员知道，再加上一个神偷阿七，但陈慕仙是受到秘密监视的，可以确认他并不涉案;福州警方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同志知道，尽管协助调查的警员亲眼看见特案组侦查员在查看那些顾客的手指，但不知道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检查，所以可以排除内部泄密的可能。那么还剩下一种可能，信息是接受核查的那部分对象泄露出去的。
这些对象分为两拨，一拨是那些顾客，另一拨是“金仁泰”的老板、店员。邢开先是顾客中的那部分，他在接到前往分局的通知后果断决定让邻居小王冒名顶替，说明他已经获知这个信息了。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呢？“金仁泰”的老板、店员是第一批接受核查的，问题应该就出在他们身上，即“金仁泰”里的某一个人通知了邢开先。
支富德对判断人体身高似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当下断言：“百货行那些人中，身高在一米七上下的有三人——店员黄有才、钱鑫，还有账房丁行海，这三人嫌疑最大！”
大家一致表示认同。特案组决定立刻对这三人进行控制。
11月9日，密件失窃案发生的第十天凌晨两点，特案组在福州警方配合下，三路力量同时出动，把黄有才、钱鑫、丁行海从家中带至特案组驻地。
三间屋里同时进行讯问，院子里停着一长排汽车、摩托车，涉案人只要提出与案件无涉的证明人，特案组侦查员和福州市局民警立刻发动引擎，驱车赶往证明人住处调查取证。几个来回后，终于在清晨五点确认，策划并指挥窃取密件的案犯是丁行海。
丁行海有个妹夫叫尤重镇，抗战前是福建省保安司令部的参谋，还有一个身份是复兴社（“军统”前身）特务。后来，丁行海的妹妹患病死亡，尤重镇奉调去了陪都重庆“军统”本部，与丁家就断了来往。今年初夏的一天，尤重镇突然来丁家拜访，仍旧一口一个大哥，让随从把携来的礼品一样样摆上桌，放不下就堆在椅子上。最后，竟然拿出一套黄金首饰，说是当年丁行海的妹妹去世时留下的遗物。丁行海一看就知道这并非妹妹的东西，因为首饰上有出品店家的字号，这家香港金店开张时妹妹已经去世了。不过，这份重礼他舍不得放弃，于是就笑纳了。
尤重镇说明了来意——不久前结束的“徐蚌会战”（国民党方面对淮海战役的称谓）对党国不利，国民党方面准备实施以退为进的策略，可能会暂时退出大陆。但不久肯定会在美国的支持下打回来，收复失地。党国高层要求在撤出大陆之前安排潜伏人员，开展秘密工作，届时配合“光复行动”。如今，尤重镇是“国防部保密局”上校，受命负责东南沿海闵浙两省的潜伏工作。
他对丁行海说：“上峰找我了解闵地情况和社会贤达时，我说到了大哥以往的情况。长官对您甚感兴趣，说您早在抗战前就已经在为名闻闵浙两省的‘镇海魔海盗帮做地下工作了，堪称地下工作的老前辈，要求我来恭请大哥出山，为‘保密局做一些秘密工作。”
丁行海推辞：“我已经老了，对政治也不感兴趣，没有必要掺和你们的事;再说，不管是以前的‘军统也好，后来的‘保密局也好，在老百姓中间的口碑如何，相信妹夫你这个老特工肯定是有所耳闻的。我都这把年纪了，还让我参加你们的团体，我真的没兴趣。”
如果是一般人，遇到这样的推辞，也就不好再强求，但丁行海遇到的尤重镇是受过心理战专业训练的老特务，可不是轻易对付得了的。尤重镇那次在福州待了三天，其中的两个整天都花在做丁行海的思想工作上。使丁行海感到害怕的是，说到最后，对方话语间透出了“硬”的一面，举了几个为保守机密而“不得不制裁知情者”的例子，意思就是既然丁已经知晓了这么重要的机密，如果再不答应，只怕上峰就会下达封口令了。如果正主儿逃遁，那就以其家人代替。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丁行海答应帮“保密局”开展秘密工作，但不算是参加“保密局”，不是特务身份，只算雇员;不管工作开展得如何，“保密局”按月发给其津贴，如果收集到情报，根据质量、数量另外给予奖励。
尤重镇离开福州前，請丁行海吃了一顿饭。席间，交代了递交情报的接头方式;至于“保密局”要向丁交代什么使命，那自有便捷安全的渠道。
不久，福州解放。解放后的一周内，丁行海接连三天收到用暗语写的信件，提醒他可以开始工作了。丁行海已经见识到中共军事力量的强大，寻思所谓的“光复”只怕是老蒋的一厢情愿，便有反悔的意思，按兵不动，还退回了邮寄过来的汇款。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开国大典的次日，丁行海撑着一把雨伞在街上行走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条汉子，迅速贴到他身边，借着自己手里那把黑色雨伞的掩护，挡住路人的视线，把一件管状硬物顶在丁的腹部，脸上却是笑容可掬：“尤先生向丁先生问候，请您多多保重。”
丁行海知道这是“保密局”的警告，他如果再抗命，那就要血溅五步命丧街头了，只好开始考虑如何行动。
应该说，尤重镇对丁行海的估计还是比较准确的，只要给他足够的压力，他就会发挥主观能动性，他以前替海盗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证明他有这份能力。现在，丁行海经过一番考虑，想到了一个可以帮助他收集情报的人——邢开先。
邢开先的父亲邢嘉聪，系丁行海多年的好友，两家经常互相走动。邢嘉聪去世，就是丁行海前去相帮主持操办的丧事，当时邢家经济拮据，丁还资助了一笔钱款作为丧葬费用。之后，丁仍与邢家有来往，坊间甚至一度有其与邢嘉聪遗孀有染的闲话。邢开先出家做小和尚，是丁行海根据其母的要求给找的寺院，还给寺院方面打了招呼，给邢开先指派了一位会武术、脾气好的僧人做师父，传授小邢武术和气功。邢开先还俗后，丁行海对他帮助不断，多次介绍工作，只是邢开先哪一样都干不长。即使如此，丁也不生气，依旧在经济上不断给予接济。因此，邢开先把丁行海视为长辈，愿意听丁的差遣做一些杂事，自己有什么想法也从来不向丁隐瞒。
这对忘年交有时凑在一起喝酒，可以像多年知己一样一谈就是半天。丁行海的经历丰富，喝了酒喜欢聊聊江湖往事，有一次向邢开先说了神偷阿七的一些传闻，邢开先就把神偷阿七当成了偶像，经常与丁行海探讨神偷阿七的那手惊世神技是如何练成的。丁行海后来才知道，邢开先从第一次听说了神偷阿七后，就自己琢磨着如何练出那手绝技了。
具体知晓这个秘密，是大约两年半前。有一次他去丁家，本是要找邢开先之母说点儿事，邢母没在家，他就溜达到邢开先独住的后院，恰见邢开先正在苦练“快口”划皮囊之术。邢开先见秘密暴露，遂要求丁伯伯为其保密。丁行海不仅一口答应，还对他进行物质鼓励，曾托人从香港购买精钢原料和打磨机供邢开先试制“快口”。
屈指数来，邢开先练习窃技至今已有三年多。福州解放前夕，邢开先曾去丁家给丁行海演练过其作案手法，丁行海认为已经可以在福州本地名列前茅，遂向邢开先说了一些江湖上的规矩，以便以后行走江湖。同时，也反复叮嘱邢开先不可贸然下手，初次试手最好经过他的同意。
转眼到了10月下旬，重新开张的“金仁泰百货行”准备照例在月末搞一次促销活动。丁行海料想届时必定顾客盈门，这正是一个让邢开先试手的机会。其时，他已经受到“保密局”特务的威胁，迫切希望小邢能够尽快入手，以便相帮对那些来福州出差的干部进行有针对性的作案，获取文件、笔记本之类的情报，向“保密局”交差。他深信可以把邢开先控制在自己手里，适当时候还可向“保密局”建议将小邢发展为特工。因此，丁行海就向邢开先建议，在百货行开张日搞促销活动时一试身手。这样做有一个好处——丁是百货行账房先生，届时万一邢开先失手被人察觉，他可以出面迅速把事儿摆平。
邢开先听说终于可以试手了，大喜，开始暗作准备，特地去旧货店选购了一个挎包，内装一些杂物，以便在需要进行割背带盗窃挎包时使用。10月31日那天，他提前赶到现场，查看了百货行周围的地形，考虑好进退路线。就在这时，他看见开来一辆小吉普，一个背挎包的干部模样男子进入店堂。邢开先几乎不假思索，就把这人作为试手的目标。之后，他随着人群涌入店堂，一举得手。邢开先的动作，逃过了在场每个人的眼睛，却被策划者丁行海尽收眼帘。这起惊动中央高层的特大案件，就这样发生了。
小邢试手试出了这等后果，完全出乎丁行海的意料。之后的情况，诚如侦查员所估料的，丁行海在发现侦查员的核查动机后，立刻奔邢家关照邢开先，让别人冒名顶替去应付接下来的核查，又嘱其随后前往“如意菜馆”，在后院的小包房吃晚饭，他会送去盘缠，让小邢暂时离开福州去外面躲躲风头。这时候，丁行海已经作好准备将小邢灭口了，因为他对小邢能否逃过警方这等严密的查缉措施根本没有信心。
他准备了一根檀木短棍，事先藏于腰间，趁小邢给他倒茶时猝然下手，之后又补了一棍，随后见小邢七窍流血，便知已死，遂匆忙逃离现场……
丁行海交代到这里，焦允俊忍不住问：“得手后的那个挎包呢？”
丁行海说挎包还原封不动放得好好的，但他必须在得到许诺后才能招供。焦允俊颇觉意外：“你要得到什么样的许诺？”
丁行海提出的条件是，必须保证不判处他死刑，方可交出挎包。他同时保证，挎包没有打开过，如果交出后发现有异，警方可以取消许诺。
到此，讯问暂停，特案组成员临时开会研究丁行海的条件。郝真儒认为可以把情况向上级报告，请示如何办理。这个建议得到了另外三个侦查员的赞同，但焦允俊坚决反对，说我不信这个邪，不相信没有办法找出被丁犯藏匿起来的挎包。丁犯把话说得这样确凿，看来他确实没动那个挎包，再说以他连业余特工也算不上的水平，根本没法儿打开那个特制挎包的锁具。支富德支持特案组长的观点，说西天取经已经经历了八十难，被老乌龟掀翻在河里的最后一关还怕过不了？
焦允俊突然想起了神偷阿七，一跃而起：“向陈先生讨教！”
于是，陈慕仙随同焦允俊等侦查员坐汽车来到“金仁泰”。神偷阿七到福州后还是第一次来查看现场，听了焦允俊的介绍，先在店堂绕了几圈，然后走进柜台内区，用似乎漫不经心的眼光打量了一阵，又到与柜台内区以板壁分隔的库房看了片刻。重新回到店堂，他的脸上已经带着一丝笑意。焦允俊便知有戲，朝陈慕仙看看，后者微微颔首，正要开口，被焦允俊打个手势阻止，说陈先生稍等，给丁犯一个机会吧，把他带进来。
另一辆汽车中押着的丁行海戴着手铐脚镣被带了进来，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扫视一圈，最后停在特案组长脸上，说我已经把话说明白了，不给我许诺，我肯定不会说出挎包下落。
焦允俊盯着丁行海：“姓丁的你听着，给你三分钟时间考虑，即使如实交代，也不会给你什么许诺，只会把一应情况如实在材料中写明，在最后处置时根据政策予以考虑;当然，到那时已经不是我们这些侦查员的事儿了，那是法官或者军法官的活儿。”说着，抬腕看表，“现在是二十三点三十一分，开始计时——陈先生，请您向他亮明身份。”
陈慕仙走到丁行海面前：“丁先生，敝人陈慕仙，浙江嵊县人氏，江湖上人称‘神偷阿七。”
丁行海闻言大惊，看着面前这个瘸子：“什么？你是神偷阿七？！不……不可能，不可能！”
陈慕仙向侦查员要了纸笔，倚着柜台在纸上写了两三行字，送到丁行海面前：“听说丁先生记忆极好，过目不忘，想来当年出自敝人之手的这段写给‘镇海魔段老大的文字您还记得？”
丁行海定定神，盯着那张白纸连看数遍，终于点头：“哦！您真是神偷阿七啊！没想到，您竟是这么一副模样！”
焦允俊说：“丁行海，我们把陈先生请来了，你说你還藏匿得了那个挎包吗？”
丁行海不语，沉思片刻后刚要开口，焦允俊却道：“三分钟时间已过，现在不需要你开口了。陈先生，您请——”
陈慕仙走进柜台内区，在账台后面原先丁行海的那个位置上坐下，说：“那个姓邢的小偷得手后，原本是要往外溜的，没想到失主立刻发现失窃，堵住了出口。当时店内一片混乱，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失主身上。姓邢的见势不妙，立刻把挎包塞进柜台下面的空隙，用脚往里踢了一下。丁先生您也还算机灵，趁一片混乱无人注意柜台内部，出了账台来到柜台前，一边招呼其他店员不要慌乱，一边悄悄用脚把柜台下的挎包勾进来，踢到账台下面。然后，您回到账台坐下，把挎包捡起来，放进靠近板壁与账台相连的这个小柜子。账台应该是当初老板让您主持一应装潢项目时您自己设计的，但不是出于您的发明，有些不法商家或者骗子公司都会制作这样的内藏机关的账台。账台边的这个小柜子，最里面的那块木板其实就是暗门，只不过在隔壁库房里才可以打开。之后，你趁乱溜进库房，把挎包从柜子里取出，再用螺钉把木板也就是那个活门钉死，侥幸逃过了之后进行的全店搜查。至于你把挎包藏在哪儿了——因为老板、店员离开这里时都是经过搜身的，而且之后这里有警方人员日夜看守，所以挎包藏匿后没动过是真的。具体藏在何处？无非是上天入地。敝人说的对吗？”
丁行海脸色如土，扣着手铐的双手冲陈慕仙连连作揖：“真不愧是神偷阿七，佩服！佩服！”转脸对焦允俊说，“挎包，我藏在库房门口的石板台阶下面了，那里侧边有一块石板我让匠人师傅弄成活动的了。”
焦允俊立刻去查看，果然找到了那个原封未动的失窃挎包。密件失窃案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50年4月6日，丁行海被福州市军管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分类：尘封档案 作者：东方明 李西始 钟平凉 期刊：《啄木鸟》2017年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