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作品〗舌尖护法（纪实文学）

佛经上说，佛陀顾虑末世会有诽谤正法、破坏寺塔者，就派请四大声闻、十六阿罗汉等护持佛法。佛法无边尚需护持，人间正义就更需要有人来伸张了。

近年来，与老百姓健康息息相关的食品、药品，一再被犯罪黑手染指。仅靠食品药品监督等相关部门的行政执法，已经不能斩断肮脏的利益链条。2014年6月，陕西省内第一支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在西安市公安局应运而生。三年来，西安的食品药品犯罪侦查警察是怎样替老百姓的舌尖护法的呢？

推进法治建设进程的奶牛

一

“深喉”是个男人，有名有姓有职业。但他究竟是谁，警方会一直为他保密，因为这涉及他的人身安全，即使在破案之后。

在西安市公安局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二大队的民警何旭是最早和“深喉”接触的人。时年二十七岁的何旭是西北政法大学毕业的刑法学硕士，挺帅的一个小伙子。来食药侦支队之前，何旭是雁塔分局长延堡派出所的一名社区民警。何旭的父母都在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工作，他父亲还是位名气很大的口腔病专家。本来，何旭似乎应该子承父业才对。可打小泡在医院这样的环境里，反倒让何旭对学医全无兴致。上初中那会儿，何旭对《“12·1”枪杀大案》这类警匪片着迷得不得了，希望自己以后也能风风火火地破大案。不是有人说，一个人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最终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吗？这不，这话在何旭这儿，就算应验了。

2014年9月下旬，何旭在秦岭脚下的市警察培训学校参加培训时，就接到过这位“深喉”打给他的电话。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成立的时候，西安市公安局在公共场所搞过宣传活动，鼓励市民积极提供相关的犯罪线索。现场解答市民的法律咨询是何旭的强项，所以，领导也让何旭去了。那天，“深喉”来现场，随便咨询了点儿法律问题，然后要了何旭的电话，说回头有线索会跟他联系。果然，他的电话来了。

“深喉”爆料，省内一家大型奶牛养殖场，在未经检验检疫的情况下，偷偷把淘汰的病牛卖给了西安一家屠宰场。问题牛肉应该已经流入了鲜肉市场，上了市民的餐桌。“深喉”说，他会继续关注这件事的进展，并且把最新情况通报给何旭。

10月17日上午，“深喉”再次打来电话。这次，何旭约他到市公安局大院见个面。点燃一根烟，“深喉”告诉何旭，那家提供淘汰病牛的奶牛养殖场是江山牧业有限公司，位于陕西省某县境内，有上万头奶牛存栏;成批购入病牛的屠宰场是“多多牧业”，位于西安市熊家湾。案情重大，何旭马上向领导作了汇报。副支队长王建武、二大队大队长王新宏和何旭一起，把“深喉”领到了支队长袁萍的办公室。

“江山牧业的淘汰病牛染上的应该是布鲁氏病和结核病，这两种病都是人畜共患的。”水杯就在他的面前，“深喉”却在干咳，也没有喝一口润润嗓子。看得出，他很紧张，“按规定，得病的牛不仅要立即隔离，全部宰杀，并且要通过焚烧、深埋等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可是，养殖场、屠宰场为了钱，竟然让这样的牛肉上了老百姓的餐桌……”

“深喉”有些激动地说，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同业中人，他不能眼睁睁看着那些人挣黑钱。但是，爆出这样的猛料，就是挡了别人的财路，“深喉”也知道他会给自己惹来什么样的麻烦。在民警面前，他的面孔绷得像雕像一样，两手紧紧抓着扶手，仿佛担心沙发不稳。袁萍注意到，他的手指在轻轻颤抖。

“你的情况就我们几个知道，不会再扩散了，放心说吧。”袁萍走过去，把水杯端起来递给他，“先喝点儿水。”

当时，西安市公安局食药侦支队尚处于建章立制的草创阶段，刚刚从市局各单位调来的四十名民警，相互之间也处于磨合状态。且不说有的民警压根儿没搞过案子，就是办过案的，也没办过食品药品案件。病牛的取证应该怎么进行？是宰杀后切上一块肉，还是活着时抽上一管血？谁都说不清。接下这么一单“生意”，大家心里都挺没底。

这天是星期五。“深喉”一走，王新宏马上派何旭和他的搭档罗宵先去趟熊家湾。如果要立案侦查，仅靠“深喉”的一面之词是不行的。

当天下午，按照“深喉”的指点，何旭、罗宵来到了熊家湾。这里有一片合租厂房，主要是家具厂和屠宰场，老远就能闻到牲畜屎尿发酵后的臭气。往里一走，二人却晕了头，因为屠宰场不止一家，又都不挂牌子，不知哪一家是多多牧业。能不能去打听？当然不行。干违法犯罪的事儿，搁谁谁都格外警觉，要是把人家惊动了，岂不坏了菜？反正厂房也大，二人装着走错了路，钻进了一排屠宰场，逢人却问家具厂怎么走。

在甲字一号屠宰场，他们发现牛棚里有还没被宰杀的活牛，黑白相间的颜色明摆着，这是奶牛。“深喉”说过，这里有八家屠宰场，多多牧业是最大的一家，只有多多牧业有活牛养着。在这里，哥儿俩忍着恶臭，小心翼翼地转悠了半个小时，何旭还抓住机会用手机拍了照。

一边调查取证，食药侦支队一边就开始酝酿办案民警们的头脑风暴。市农委首席兽医师、防疫处处长刘崇林，市动检所所长查卓越二位专家被请到市公安局，分别给办案民警解说了《动物防疫法》的相关内容，以及“布鲁氏病”、“结核病”的认定方式等。布鲁氏病又被称为“懒人病”，它的特征就是患者浑身没劲，看上去懒洋洋的，可以通过皮肤、粘膜、消化道以及呼吸道感染。得病的奶牛怀孕后会流产，公牛的生殖器官会隐性坏死;而结核病的病菌可以随粪便和乳汁排出体外，通过空气、饲料、饮水等途径传播。人得病后会咳嗽，患病的牛也会长期顽固性地干咳，而且容易疲劳、逐渐消瘦，严重的还会引发呼吸困难。当然，如何给病牛取证，专家也讲得很仔细。

办牛的案子，不光要懂牛，还得懂法。下一步要往检察院报捕，支队领导就提前请来了检察官。民警和专家、检察官共同探讨了这类犯罪行為的界定，有时候大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

二

19日，专案组获悉，第二天多多牧业要到江山牧业拉走一百头牛。据前期侦查掌握的情况推断，这批淘汰牛中应该就有病牛。20日一大早，何旭就和同事前往江山牧业的奶牛养殖场。照“深喉”指示的路线，下高速走了不到十公里，浓重的牛粪味儿就飘进了车窗。公路边，成群的奶牛在悠闲地吃着草，俨然一派田园牧歌景象。endprint

把车停在两公里之外，何旭与同事溜溜达达地来到了江山牧业的大门口。一番观察后，他们找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隐蔽起来。

下午两点，安安静静的江山牧业热闹起来，大卡车一辆又一辆开进了院子。过了一阵儿，又开来一辆黑色奥迪。何旭扒着墙头看到，车上下来三个男人。为首的穿一身黑西装，老板模样;另两人穿得不讲究，和当地农民没啥两样，一看就是干活儿的。仨人往里走了一百来米，停在了一个一米多高的水泥台跟前。那些带护栏的大卡车，屁股抵着水泥台停着。卡车有蓝色的，也有红色的，并不整齐划一。水泥台与卡车的车厢等高，看得出来，淘汰的奶牛将通过这个台子上车。举起长焦照相机，何旭悄悄地把镜头对准这里。一会儿，他看到有人在给牛换耳标，耳标的颜色却看不清楚。黑西装进去之后，工作人员开始将奶牛过磅装车，前后忙了两个多小时。下午五点半，黑奥迪打头，十辆卡车相继驶出养殖场。何旭他们驾驶的地方牌照汽车也远远地跟了上去。

一得到奶牛开始装车的消息，王新宏就派罗宵随二大队副大队长赵建波从西大街市公安局出发，驱车前往熊家湾村。赵建波时年三十岁，长得有点儿着急，头发白了不少，看上去完全是个沉稳的中年人。他原先是灞桥分局灞桥派出所的民警，搞案子是一把好手，尤其擅长讯问。

多多牧业在灞桥区，案子需要灞桥分局的配合。市局食药侦支队刚成立不久，各分县局的食药侦大队都在治安大队里套着呢。走在路上，赵建波就给灞桥分局食药侦大队长打了电话，约了见面的地方。到熊家湾会了面，他们发现，只有躲在多多牧业对面的一个搅拌站里，才能够既看到多多牧业，又不会被发现。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

那边，何旭一路通报着拉牛车队行进的情况。可是，车队会从什么地方下高速，却是个谜。在灞桥区境内，有好几个高速出入口呢。赵建波与灞桥分局的同行分析，豁口离熊家湾最近，只有三公里，车队应该是从豁口三岔口拐回来。果然，天黑之后，十辆大卡车鱼贯开进了这条路，又都开进了多多牧业的大门。

警方的行动定在晚上十一点。这个时候，十辆大卡车已经全部卸完，驶出了多多牧业。按规定，活牛进入屠宰场后，六小时内不能宰杀。可是，听得出，多多牧业早就开始杀牛了。食药侦支队和灞桥分局十几辆大小警车悄悄地开到熊家湾。怕惊扰了多多牧业的人，警车开近时，连车灯都没敢开。随着袁萍一声令下，便衣民警先上前控制住门卫，一百多名着装整齐的民警一起冲了进去;紧接着，一群身穿橘黄色生化服的卫生检疫人员也跟着进了厂区。原来，食药侦支队还邀请了市农委动检部门的专家们联合行动。

因为是晚上临时通知上任务，二大队内勤女民警李静忘了换下高跟鞋就跟着上了车。到了多多牧业，李静深一脚、浅一脚，血水污泥早溅了一裤子。突然冲进来这么多警察，屠宰场里的人又没被孙悟空施定身术，当然能溜就溜、能跑就跑。一个穿着白色长筒胶鞋的大汉正要溜走，被李静一声断喝制止。有男民警上来协助检查随身物品，从他的靴筒里拔出一把一尺多长的杀牛刀，惊得李静眼都直了。

查处多多牧业

人都扣下了，就得问谁拿事儿。一个身上穿羊毛衫、脚上却穿着拖鞋的男人摇晃着往前走了两步。男人看上去有小五十岁，头上已经谢顶。自报家门，他是屠宰车间主任王鑫。多多牧业就是个屠宰企业，业务上，屠宰车间主任啥都管。除了杀牛，王鑫还负责收牛、报检疫、查检疫证明，并向各地发货。总之，老板懒得管的事儿，王鑫都管。王鑫说，他的老板叫李水平。王新宏让他给李水平打电话：“就说公安来检查，让他马上过来一趟，别的话不要说。”

半小时后，那辆在奶牛养殖场出现过的黑色奥迪轿车开了进来，车上下来的人正是那位黑西装。此人手上拎着一只黑色公文包，打眼一看，公文包和西装一样，质地考究。

“我就是李水平，咋啦？”李水平不怯场，看上去还牛哄哄的，“我们买的牛手续都是齐全的，检验证、耳标啥都有，犯什么法啦？”说着，他打开了公文包。

果然，李水平拿出了一沓子奶牛的检验检疫合格证。这种合格证只能用动检部门的电脑机打，假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李水平拿出的证儿，都是制式的真证儿。

三

从午夜到次日凌晨，参战民警忙了一个通宵。第二天，别人可以喘口气儿，二大队民警还得连轴转。

21日下午，赵建波、祖国栋等人驱车来到江山牧业销售部，和十几名员工逐一谈话。问到这批淘汰奶牛的销售情况，员工们谁都说不清，能说清的，只有销售部经理程林。

在多多牧业，民警现场查获了一份多多牧业与江山牧业签的合同，双方的签字人就是李水平与程林。眼前的程林是个矮矮胖胖的年轻人，说一口南方普通话。他老家在安徽，大学里学的就是畜牧。对于出场奶牛应该有什么手续，程林当然门儿清。民警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调查这批售给多多牧业的奶牛耳标、检验检疫证的来源。按规定，江山牧业应该向当地的动检所申报。

“我找过县上的动检部门，要求他们给我们江山牧业的牛进行检疫。就算我们出场的牛检出了病牛，那也是行政机关不作为嘛。这跟我们有啥关系呢？”程林边说边推他的眼镜。

那么，他说的究竟是真是假呢？赵建波二人来到县动检所，一位姓王的副所长接待了他们。王副所长说，江山牧业根本就没有按规定对奶牛进行检验检疫。一边说着，王副所长已经打开了电脑，指给西安民警看：“看到了吧，江山牧业根本就没有向我们提交过动物检疫申报单。”

江山牧业的动检业务隶属元山镇兽医站管辖。民警也去了元山镇，见了该兽医站的孔站长。一提江山牧业，孔站长就一肚子气。按职责，他本该定期去奶牛场检查，可他却不受人家的欢迎。“江山牧業是县上的利税大户，连头头儿都把他们当神敬着呢。说句丢人的话，后来我去，人家连门都不让我进呢。”

2014年上半年，县动检所对江山牧业奶牛养殖场进行过一次例行检查，结果发现了一头未经检验检疫准备出场的奶牛。在动检所工作人员的现场监督下，养牛场工人当场扑杀了这头牛，并作了无害化处理。这次检查的人员中包括孔站长，这也是他唯一被允许进场的一次。endprint

民警从李水平那儿查获的制式机打检验检疫票证上的落款是“扶风县段庄镇兽医站”。根据这个线索，王新宏和民警高翔二人去了趟扶风。他们先找了兽医站的上级部门扶风县动检所，所长对此非常重视，陪着二人一起来到了段庄镇。

虽是邻县，但段庄镇和元山镇就隔一条渭河，段庄镇在北岸，元山镇居南岸，相距也就十几公里。段庄镇兽医站的卫年贤站长时年五十五岁，是个身高一米八三的大个儿。兽医站就他一名工作人员，他和他老婆就住在兽医站，以站为家。警察追到门上来找他，老卫却挺淡定。看得出，有人已经把风声透给了他。给不在本辖区的奶牛违规出具检验检疫合格症，这事儿老卫认账。

“但我是到养殖场里看过奶牛的呀！”老卫一边给来人敬烟，一边替自己辩解。

“那你说说，江山牧业有没有病牛？得的是啥病？有没有病牛隔离区？”

王新宏问他一些细节，他却说不清。看糊弄不过去，老卫只好一声长叹，承认他并没有去过奶牛场，是一个名叫王战利的牛贩子找他，让他开的票。一头牛他收十元钱，一百头牛一共收了一千元。票据上的姓名，王战利让他写了“李水平”。除了提供一百份制式的合格证，老卫还给了王战利一百个配套的牛耳标。合格证与耳标他一起装在了一只塑料袋里，由王战利提走。

对于李水平来说，这些检验检疫合格证和耳标可是非常重要。如果没这些手续，拉奶牛的大卡车既上不了高速，也走不成国道，没法儿运到西安去。10月20日中午，在去江山牧业之前，李水平经过元山镇，从等候在路边的王战利手上接过了那只塑料袋。

本来应该被扑杀的病牛，却也可以卖上钱，对于江山牧业来说，当然是笔无本生意。而且，因为卖得便宜，江山牧业完全不愁销路。即使多多牧业不买，病牛照样有人收。程林跟李水平提的要求就是，他只管卖牛，检验检疫合格证和耳标，李水平得自己想办法。那么，李水平把病牛买回去，又能有多大赚头呢？程林报给李水平的价钱是，350公斤以上的大牛，每公斤203元;有病的牛不是瘦吗？低于350公斤的小牛，还有卧地不起的牛，每公斤只要163元。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李水平从江山牧业买的牛，连正常黄牛一半的价钱都不到。到了他的屠宰场，从内脏到牛皮，牛的每一个部位都能换成钱。因为有价格优势，李水平也完全不愁销路。且不说大超市，有些著名的火锅店都是他的老顾客呢。做买卖的，谁不想降低成本呢？

因“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李水平、程林、卫年贤和王鑫四人被刑事拘留。可作为本案重要证据的奶牛还有八十二头活着，王鑫被取保候审，负责养牛。卫年贤是作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的共犯被刑拘的，眼瞅着要退休的人，却为了一点儿蝇头小利丢了工作，老卫在看守所里彻夜难眠，悔得肠子都青了。三个月后，王新宏再见到他时，原先一头黑发的老卫，一下子变成了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子，背都佝偻了。

四

本案取证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运输。警方查封多多牧业的时候，拉奶牛的大卡车已经开走了。现在，必须挨个儿找到这十位卡车司机，证实他们运送过这批牛。

本来，行动之前，民警们把这十辆卡车的车牌号都记下了。现在，通过公安网，就可以查到车主的电话。一般来说，这种拉货的卡车车主就是司机本人，打电话让他们到市公安局问个笔录，不就完了吗？负责这项工作的民警是罗宵和高翔，等他们一上手，才知道这活儿远不像当初想象的那样简单。

这些大卡车有东风康明斯，也有解放147，分别来自西安、渭南、宝鸡和杨凌。罗宵他们把查出来的十部车主的手机挨个儿打了一圈儿，发现除了一位之外，其余的都已经不是车主了。卡车卖掉了，只不过没有过户。这九辆车，张三卖李四，李四又卖王五，有的已经倒了四道手了。好容易联系上要找的那十位司机，这些人又都正行驶在天南地北的道路上，没法儿问笔录。

车主买卡车，为的就是拉货挣钱。卡车可以由两个司机轮流开，人歇车不闲。拉完这批奶牛之后，有的卡车连夜又接了别的活儿。再有，李水平被抓之后，他的家属找了媒体，对此案进行过大肆渲染。照他家属的说法，多多牧业的牛是掏钱买来的，出了问题也是养殖场的事儿，凭什么找他们的麻烦？卡车司机们虽说到处跑着，却早从手机上知道，他们运过的那批牛出事儿了。警察找他们调查，他们就有顾虑。把他们叫公安局去问笔录，不就得耽误他们的生意吗？所以，等罗宵他们电话打过去，司机的态度都挺冷淡。一问，人都在外地，一时回不来。

“这样，等我过两天到西安给你打电话。”有些人留下句客气话。得，别说过两天，罗宵他们等了一周，也没一位联系他们的。

罗宵哥儿俩一商量，先从那个唯一没有卖车的车主找起吧。车主家在礼泉县，二十多岁，是个上门女婿。罗宵他们登门时，他正好在家休息。本来他对警察也挺有戒心，没想到两位民警就是问了他20日运那批奶牛的事，在哪儿装车、在哪儿卸车、时间、路线等问题，不一会儿就问完了，完全没有为难他的意思。

“这就完了？”车主有些意外，放松下来，“不瞒你们说，这十辆车里，除了我自己这一辆，另有三辆都是我帮忙介绍去的。两个是我的朋友，一个是我小舅子。”他當场打电话，俩朋友都在外省拉货，但他小舅子在家。于是，他让小舅子马上来他家，让民警顺利地把笔录也做了。

罗宵原先在市公安局治安局工作。这个胖墩墩的民警要是不穿警服，别人一准儿会以为他是个出租车司机什么的，绝对不会往警察那儿猜。罗宵为人低调，有亲和力，有本事三两句话就和对方找到共同语言。打过一次交道，礼泉车主和他小舅子对罗宵都挺认可，愿意跟他多说几句话。这些货车司机之间，其实相互都是通气儿的。知道警察不会为难自己，罗宵二人再打电话，车主们说话就有了诚意。把他们都叫到公安局问话不现实，罗宵就尽量就着人家的方便。只要他们路过西安，甭管是夜里还是凌晨，罗宵等人都会早早等在约好的高速公路收费口。转眼间到了冬天，有一天凌晨六点，雾霾特别大，罗宵借着路灯在警车引擎盖上给一位司机做完笔录，手都冻僵了。笔录入卷后到了检察院，检察官还砸呱儿送卷的民警：“这份笔录咋写得歪歪扭扭的？你们同事小学毕业没？”endprint

关于从江山牧业运输奶牛到多多牧业的经过，卡车司机的说法都是一致的：10月20日下午三点，他们在江山牧业装车时，牛的耳标都是打好的，检疫证是牧业工作人员给他们的。下午五点半，车队从江山牧业出发，晚上八点到达多多牧业。进大门时，司机们按规定交了检疫证。

虽然牛贩子从段庄镇兽医站站长老卫手上买了一百套检验检疫合格证和耳标，但李水平实际上只买了九十八头牛，其中四头是小牛犊。屠宰场不杀牛犊，一位杨凌来的大卡车司机就以每头五千元的价钱把这四只小牛犊买下了。卡车司机自己也是个牛贩子，一头牛犊如果养大，一年后他能卖到两万元。因为要把刚买的牛犊送回家去饲养，这哥们儿就没去西安。给他做笔录，罗宵是伏在牛棚外一只磨盘上完成的，那字写得也不咋样。

动检人员在多多牧业取样

五

案发后一个月的时间里，何旭和同事到江山牧业一共跑了二十多趟。从兽医、饲养员，到采购、销售人员，江山牧业的员工差不多都谈过话。他们想弄明白的是：程林涉嫌犯罪是个人行为，还是企业行为？他有没有同伙呢？

何旭让驻场兽医配合，将养殖场上万头牛的电子档案全部调取过来。结果发现，这些牛从2013年开始，一直到案发前，已经分五批全部打过了疫苗。这就奇怪了。按说，打过疫苗的牛，终生都不会得布鲁氏病和结核病。可是，西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警方在多多牧业查获的八十二头活牛进行检测，却发现其中三十七头布鲁氏病抗体呈阳性，五头结核病呈阳性;染病的牛中，还有三头两种病检测都呈阳性。那么，江山牧业的这些牛是怎样染病的？淘汰牛是怎么挑出来的？公司采购的疫苗数量究竟有多少，质量有问题吗？兽医是不是给每一头牛都注射过疫苗？

对于专案组来说，面对这么多问题，要一一弄清楚，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而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可是，几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刑拘，需要在规定时限内走完从批捕到起诉的法律程序，容不得民警慢慢推敲。这样，工作进行了一段后，专案组决定，将侦查视线仍放回到案件本身来。至于那些比较专业的工作，还是委托动检部门去甄别吧。

经查，程林是江山牧业投资发展中心区域主管，主要负责场区的证件办理、淘汰牛合同签订和日常销售的监督。程林交代，2013年5月，他接手公司淘汰牛销售业务，主要是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将不符合生产要求的牛销售给有屠宰资质的屠宰场。多多牧业中标后，跟他们签订了半年的销售合同。从2014年10月1日起，他们向多多牧业一共销售了约一百五十头牛。

“9月份我就跟李水平说过，我们处理的奶牛在布鲁氏病菌检测中可能会出现阳性。相应的检疫耳标和检验检疫合格证我们不提供，得多多牧业自己去想办法。10月22日，李水平拿来了耳标。”程林跟民警说。

“你就没问他，耳标哪儿来的？”

“问了。李水平告诉我，耳标是元山镇兽医站开的，我也没再仔细看。”

“按规定，要出场的牛应该由牧场的兽医对牛进行采血、验尿，将符合健康标准的检验报告递交当地动检所，由人家出具正式的检验检疫合格报告，再由他们转交买方。是这样的程序，对吧？但你们江山牧业却只有过磅单，没有检验检疫合格证和耳标。这怎么解释？”

“集团公司统一有规定，检验检疫证和耳标由买方想办法。”程林这样解释。

如果江山集团公司有这样的“统一规定”，那就是个违反国家《动物检疫法》的规定。可程林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支持他的说法。这样，专案组只能视作他个人的一面之辞了。程林说，公司淘汰牛的筛选由兽医和繁育部门负责。繁育部门向厂长打报告，厂长批准后，要报集团总部，总裁签字同意后方可销售。而他只负责牛的数量和重量的核查，在过磅单上签字。但民警调查发现，卖给多多牧业的牛根本没有经过兽医和繁育部门的把关。对集团总部，程林只报告了淘汰牛的数量，并没有汇报牛有可能已经染病这样一个重大情况。程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提升他的销售业绩。没有证据证明他的行为是企业行为。

多多牧业成立于2012年12月，股东是李水平和他两个朋友，李水平是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平时公司由他全面负责。公司的业务就是宰杀牛并销售。他认为，检验检疫合格证是他委托牛贩子王战利办理的，至于兽医卫年贤是怎样进行检疫的，他是外行，并不清楚。所以，他不存在违法办理检验检疫证的行为。但是，民警從王战利那儿证实，10月20日早晨，李水平给王战利打电话，让他帮忙将买到的牛装车。王战利和岐山县安乐村的高志明一起来到元山镇街道，见到李水平后，李水平问王战利认识不认识开检疫票的人。王战利当场给卫年贤打了电话，谈好开检疫票的价钱，然后和高志明一起去找的卫年贤。高志明同样证实了这一情况。何况，李水平作为屠宰行业的资深从业人员，对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可能不了解。有这样的证据，李水平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

王战利的身份就是个农民，不是动物检疫从业人员，并不了解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况且，他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从中牟利，警方没有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卫年贤承认，他没有资格向江山牧业开具出售牛的检疫证明和耳标，是为了挣点儿小钱才这么干的。过去，这个行业里私下里像他这样干的工作人员可不止一个两个，逮住了，大不了就是行业内部通报批评;即便上纲上线，也就是挨个处分罢了。卫年贤也坚持认为，自己的行为属于行政违法，并不构成刑事犯罪。但专案组认为，非法取得检验检疫证明和耳标，是本案能够成立的一个重要环节。卫年贤的行为虽然属于行政违法，但其后果却导致了犯罪的发生。因此，卫年贤是这起案件的共犯。卫年贤身陷囹圄，对全国动检行业从业人员都是一个强烈的震动——违规出具相关检验检疫证明是要冒坐牢风险的。

毕竟，这起案件没有判例可参考，一些法律边界问题也引起了社会争议。为维护企业形象，江山牧业集团为程林聘请了实力雄厚的律师团做无罪辩护，律师们也请来了一些有威望的专家、教授为其站台。但是，警方的办案质量经受住了考验。本案是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立案，也是以同样罪名对程林、李水平、卫年贤和王鑫刑事拘留的;之后，检察院、法院还是以相同罪名对他们批捕和判刑的。2016年8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程林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五万元;李水平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卫年贤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王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执行一年，并处罚金八万元。endprint

2017年3月，本案从西安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度受理的十五万起案件中脱颖而出，被评为“2016年度推进法治西安建设十大诉讼案件”，以二大队民警为班底的专案组也被西安市委政法委、市綜治委共同评选为2016年度“优秀专案组”。

这起案件的侦破，强烈地震动了陕西的牲畜屠宰行业以及奶牛养殖行业。从此，行业从业人员都知道，淘汰奶牛如果未经检验检疫流向了百姓的餐桌，会被定罪量刑。时至今日，陕西类似的案件没再发生一例。陕西省畜牧兽医局总兽医师高巨星后来激动地跟袁萍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呼吁行业内要遵纪守法，可有些人就是当耳旁风。你们办一个案子，比我唠叨多少年都管用呀！”

全国集群战役由他们发起

一

对于刚刚挂牌成立不久的西安市公安局食药侦支队来说，2014年的年终岁末注定格外忙碌。二大队民警们还在忙着办奶牛案的时候，又一起案子转到了他们手上。

西安市民邓大爷二十年前发现患了糖尿病，经人介绍，三年前来到莲湖区西北一路116号西安泽安中医诊所。给他看病的，就是著名的张泽安大夫。糖尿病人怕血糖升高，一般都得注意控制饮食，但张泽安却并不劝病人忌口。吃了他开的三种胶囊后，邓大爷血糖正常了，胡吃海喝也没事儿。但是，最近的一次体检，邓大爷却检出了脑萎缩，脑动脉出现了斑块。邓大爷怀疑这是泽安诊所降糖药的副作用，遂向食药监部门举报。

一位来自渭南的方大爷也反映，吃了三个疗程张泽安开的降糖药，耳朵突然聋了。除了突发性耳鸣，方大爷的肠胃也出了问题。他怀疑这药“有麻达”。

接到这些举报之后，2014年4月，西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分局工作人员对西安泽安中医诊所进行了突击检查，现场查扣了兴胰粉胶囊等七种中药产品。这七种产品中，有六种为食品;而兴胰粉胶囊为保健品。这些产品包装盒上，全部印着“陕西秦晋中医糖尿病研究所生产”的字样。检验证实，这种兴胰粉胶囊含格列本脲、盐酸二甲双胍等国家明令禁止添加的西药。

格列本脲与盐酸二甲双胍都是治疗糖尿病西药的主要成分，而且属于处方药。糖尿病人需要在西医的指导下，按剂量服用。服用中药及保健品的病人，还会服用西药降糖。但如果在中药或保健品里盲目掺入西药，很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因此，法律有明文规定，往保健品中非法添加禁用名单上的西药，不论后果如何，都属于违法;情节严重的，恐怕就要负刑事责任了。

经前期调查，食药侦支队于11月19日决定对此立案侦查。当时，市食药监局查获的兴胰粉胶囊只有一小瓶，五十粒。那么问题就来了，这种兴胰粉胶囊究竟是偶然有问题，还是普遍存在问题呢？专案组首先要获得足够的样品。

陕西秦晋中医糖尿病研究所出品的胶囊，可不是随便能开出来的。西北一路的泽安中医诊所，只是张泽安的一个巡诊点，一个月里他也就坐诊一两次。只有凭张泽安亲自开的处方，病人才能买到药。那么，是不是谁来看病都给开呢？也不是。泽安诊所旁边住着一老汉，老在诊所门前晃来晃去。看张泽安出诊的时候门口排队的人挺多，也挂了个号让他看。老汉明明也有糖尿病，但张泽安号过脉后却说他没病，就是不给他看。得，人家硬是不挣他的钱！

泽安中医诊所的墙上挂满了“中华名中医”、“全国百姓放心医院”之类的金字牌匾，“妙手回春”之类的锦旗就更多了。看病的人，上岁数的居多，排队时相互一交流，都说这儿的药疗效不错。说起张泽安，更是敬重的口吻。食药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建武是个胖胖的中年人，从体态上看，倒像个糖尿病患者。张泽安坐诊这天，王建武也挂号、排队，和别的病人一样，显出一脸的虔诚来。好容易排到了他，眼前的张泽安让他多少有些意外：此人留着花白的长头发、长胡须，看上去有点儿仙风道骨的意思。

“血糖啥时候开始高的？”张泽安一口山西味浓重的普通话。问过病情、号过脉，张泽安只是给王建武开了中草药。

王建武希望能开到这儿的降糖胶囊：“张大夫，能不能给我也开点儿咱的特效药呀？您看，我是做生意的，应酬多，也管不住嘴。”

张泽安却一口回绝：“你先把这药吃上，再观察观察。”

另一位岁数大些的民警也去排队试了，张泽安开的仍然只有中草药，没有胶囊。后来，民警从那些开了胶囊的患者那儿了解到，张泽安根本就不给生人开胶囊。新来的病人至少要找张泽安看过三次、吃够三个月的中草药，在他对患者心里有数之后，才会开胶囊。

要弄到胶囊，还得另想办法。二大队民警雷红浪原先是西安武警学院的教师，转业到了公安局，同事们仍然喊他“雷老师”。他在未央分局干刑警时，袁萍正好在未央分局当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几个案子下来，袁萍对雷红浪就青睐有加。食药侦支队竖旗时，袁萍特意把他招入麾下。雷老师白白净净，还戴个眼镜，让他去排队挂号开药，更没戏。他去诊所也不找张泽安开药，就在外面呆着。瞅准开了药准备离开的外地人，他就尾随过去，跟人家搭腔：“我家老爷子也有糖尿病，可人家张大夫不给开那种特效药。反正您还能再去开，要不，您把您开的这药先让给我？我出高价。”

人家排了半天的队开来的药，凭啥给他？谁差他这点儿钱？第一时间，人家自然是拒绝。可这位眼镜男却是块牛皮糖，粘上就没完没了。有人都到了火车站，居然被他说动了，把胶囊转给了他;也有人都回到宾馆了，听门铃响，开门一看，咋还是这个一副可怜相的眼镜男？就算十个人里有八个生性固执，总有那么一两个会心肠一软吧？就这样，雷红浪从别的患者手上又弄到了几瓶胶囊。

张泽安是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人。民警们还跑到太原、忻州等地他的巡诊点，以同样办法从患者手上买到了一些兴胰粉胶囊。这些收集来的兴胰粉胶囊再次送检，结论和第一次送检时一样：所有的胶囊中，都含有格列本脲、盐酸二甲双胍这两种化学成分。但是，每批次胶囊的含量却大不相同。专家分析，这说明在添加这两种西药中间体时，生产者随意性很大。大量服用格列本脲、盐酸二甲双胍，会对人体的肝、肾功能造成很大危害。检测中发现，有的胶囊中的含量，竟然超过人体可接受标准上百倍。这药吃了，能不出问题吗？西安泽安诊所的法人代表种建华就不光负责诊所的事儿，还负责处置医务纠纷。endprint

二

雷红浪他们去山西查案子，一入忻州境，高速公路边的巨幅广告牌上就是张泽安的大照片;在忻州市中心的繁华地段，电子广告屏幕上滚动播出着“百年老店天富生，国医圣手张泽安”的广告;打开电视机，那个留着长发、长胡须的男人也会在节目间隙冒出来，醋溜普通话说得掷地有声：“福泽家乡，保佑安康。愿我医术，回报桑梓。我叫张泽安。”

看上去岁数很大的张泽安，其实生于1959年。他的名字前，最常规的头衔是“博士”和“教授”，网上查一下他的背景资料，更会吓人一大跳——

1994年荣获国际科学与和平周贡献奖和医学技术研究奖、中国传统医药华佗金奖;1995年荣获国际医学科学研究会第四届东方健康博览会科技进步金奖，同年荣任世界中医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1997年任世界医药研究中心研究员及特约顾问、编委，及中国疑难病治疗研究会专家委员;1998年被新华通讯社陕西分社评为“陕西新闻人物”，同年荣获美国世界传统医学科学院颁发的传统医学博士学位;1999年任香港国际传统医学研究会理事;2002年荣获世界中医药杰出成果一等奖;2003年当选为西安人大代表;2006年荣获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颁发的“共和国杰出人物”光荣称号……

张泽安出生于中医世家不假，他的父亲就是一名中医。张泽安也有医师执业资格，而且是个副主任医师。可是，一个户口还在老家定襄农村的乡村郎中，怎么从三十五岁起，一夜之间就成了一个拿奖拿到手软的人物呢？问题就在于，他获的那些奖，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听说过，即便是业内人士也是闻所未闻。

2000年，张泽安才把户口转到西安，确实当过莲湖区人大代表。但在自己的履历上，他写的是当选“西安人大代表”，看上去，是不是更像是西安市人大代表呢？一个山西人，怎么可能在1998年就当选新华社陕西分社评出的“陕西新闻人物”呢？事实上，新华社陕西分社也根本不曾有过这样一个评选活动。

泽安诊所悬挂的“全国百姓放心医院”的牌匾上，落款的颁授单位是“中国消费者查询中心”。有较真的人做过调查，国家有关部门确实颁发过“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的牌匾，但泽安诊所少了“示范”二字;而所谓的“中国消费者查询中心”，则完全子虚乌有。再者，诊所挂的各种牌匾都是同样的规格大小，要不是自己做的，怎么会这样统一呢？

可是，绝大多数到他那儿看病的患者，对张泽安都是深信不疑。既然在别的地方治不好的糖尿病在他这儿立竿见了影儿，在患者眼里，他何止是名医，简直就是神医呢！

三

在百度上输入“张泽安”，互动百科的解释至今仍然是这样的：“张泽安先生，祖籍山西，出生于中医世家，副主任中医师，就读于北京中医药大学，曾任陕西秦晋中医糖尿病研究所所长，2006年5月离职，从事糖尿病及疑难病症的研究……”

从1994年开始，张泽安的履历上几乎年年都在获奖，每年都会增加各种花里胡哨的头衔;而2006年之后，却出现一大段空白，直到2013年，才又“荣获中华医学创新发展促进会授予的中国医学专科专病特色专家称号”。那么，2006年5月，张泽安又是为什么离职的呢？答案就在当时《三秦都市报》一篇题为《“黑药厂”藏匿西安多年，挂研究所牌子造“保健品”》的报道里——

2006年5月16日，陕西省卫生监督所、西安市公安局治安局执法人员联合行动，一举端掉了一个长期隱藏在城市里的“黑药厂”。检查结果令人触目惊心，这个“黑药厂”非法生产的“森健降糖胶囊”不仅违规添加西药成分，并且无检验设备。它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不被发现，是因为其产品直接销往全国十六个城市的医院，不在药店销售，并且披有“陕西秦晋中医糖尿病研究所”的外衣，有着更大的隐蔽性，更容易使病人上当受骗……

陕西省卫生监督所市场监督科李西军介绍，经现场检查，陕西秦晋中医糖尿病研究所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无证生产保健品;二、生产条件不达标;三、保健品违规添加了西药。

记者现场看到，这个“黑药厂”的药品库中，外包装箱上印的是“森健降糖冲剂”，里面所装的保健品盒上的标签却是“森健降糖胶囊”。这里面暗藏什么玄机呢？李西军解释，1997年，国家卫生部批准过保健品“森健降糖冲剂”，而未批准这一胶囊。陕西秦晋中医糖尿病研究所生产的这个保健品，盗用的是“森健降糖冲剂”的批准文号。拥有这个批号的生产厂家在山西，是山西得力康实业有限公司，而“森健降糠冲剂”原名兴胰粉……

执法人员现场查获的证据显示，这个研究所非法生产的保健品，已流向兰州、宝鸡、汉中、洛阳、开封、菏泽、济南、临沂、烟台、唐山、沈阳、长春、哈尔滨、太原、临汾、晋城等十六个城市……现场从事胶囊生产的四名工作人员，一人来自神木县农村，一人来自山西农村，另两人来自西安。其中，初中学历两人，高中学历一人，中专学历一人，均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这个“黑药厂”的经理是西安某银行的退休人员崔某。崔某一再表示，他不懂药品、保健品生产知识，他只是来此打工而已……

另据透露，陕西秦晋中医糖尿病研究所的所长名叫张泽安，是西安市莲湖区人大代表。此案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本报将继续关注。

……

遗憾的是，时隔八年，张泽安仍在行医，而他的秦晋中医糖尿病研究所也仍在生产兴胰粉胶囊。

四

专案组在调查时发现，张泽安一伙不光被西安打击处理过，近五年来，他的诊所还被兰州、唐山、太原等多个地方的食药监管理部门行政处罚过。其中，长治警方曾介入调查，并对该团伙几名犯罪嫌疑人采取过强制措施。可是，案子都没有走下去，因为确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罪名，必须证明嫌疑人主观上是明知的。而张泽安和他的那些同伙只承认销售，却不承认生产。就这样，每次张泽安都侥幸过了关。

2006年被查之后，张泽安就不再担任陕西秦晋中医糖尿病研究所的所长了。所长的名分由他的一个亲戚接过去，这个亲戚人在山西老家，只在他这儿每月领份工资，啥事儿都不管。张泽安在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河北、山东、辽宁、吉林和河南九省区共有三十多个巡诊点，各地的诊所都由别人出面担任法人代表。忻州的地福生大药房和地福生诊所，法人代表都是张旭明。这个张旭明也有医师资格证，跟着张泽安干了十几年了。西安泽安中医诊所法人代表种建华，同样有医师资格证。endprint

诊所出了事，不管食药监局还是警察，首先要找的是法人代表。以泽安中医诊所为例，兴胰粉被查出问题后，种建华说，货是一个河南人送来的，厂家可能也在河南，他们只是销售。根据种建华给食药监工作人员提供的厂家地址，民警到河南漯河跑过三趟，做了大量的工作，最终确定这个所谓的厂家根本不存在;陕西秦晋中医糖尿病研究所注册地在西安，民警们在西安也做了细致的工作，同样查找不到生产窝点。

张泽安在山西、陕西两地生活多年，两边都有丰富的人脉。专案组的所有工作都必须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以免惊动了他。不过，因为有过太多金蝉脱壳的经历，张泽安并不把被食药监局登门查上一次当多大事儿。他仍像候鸟一样，在他的巡诊点之间飞来飞去。民警们发现，泽安中医诊所里平时根本就没有张泽安那些“特效胶囊”，只有在他坐诊的时候，药房才会变戏法儿一样出现这些东西。泽安中医诊所的那十几箱胶囊，都是在张泽安坐诊的前一天晚上，通过物流从山西运过来的。西安如此，别的巡诊点也是如此。雷红浪等人到山西去查过物流，结果发现这些胶囊都来自张泽安的老家定襄县。

通过调查陕西秦晋中医糖尿病研究所的账目，专案组发现，研究所刚刚从山东一个厂家购买了一台打粉机，打粉机的收货地点也是定襄。由此，专案组判断张泽安的生产窝点就在定襄。

不巡诊的时候，张泽安一般是在西安、定襄两头住。在定囊，张泽安坐一辆黑色的丰田霸道。张泽安不会开车，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壮小伙子给他开车。那么，张泽安住西安的时候，他的司机和这辆车在干什么呢？2015年3月，民警雷红浪、武亚军就来山西了。这会儿，他们开着从忻州租来的一辆车，一直在悄悄地跟踪这辆霸道。不久，霸道车开进了位于定襄县神山乡的崔家庄工业园。一转眼的工夫，霸道车就不见了，不知开进了哪个厂里。

山西定囊号称“中国锻造之乡”，锻造历史相当久远。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定襄的铁制品就畅销绥远、包头等地。据当地人说，如今的定襄是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法兰制品生产基地，法兰制品的出口占全国的70%。崔家庄工业园有近千家小锻造厂，其中一些厂子已经倒闭。利用废弃的工厂生产问题胶囊，完全有可能。雷红浪二人只好一家一家地查看。武亚军扒着人家的铁门往里瞧时，不止一次被人当成了小偷。崔家庄工业园烟尘弥漫、污水横流，环境问题明显。雷红浪戴个眼镜，像个文化人，也被当成了跑來暗访黑烟囱的记者，让一伙人围住。雷红浪谎称自己是迷路的驴友，这才在人家狐疑的眼光里脱了身。

找了两周，却没有任何发现。情况汇报到西安，大队长王新宏要他们继续想办法。自打2014年11月起，雷红浪、武亚军二人前前后后来了山西七次。武亚军比雷红浪整整小十岁，来自特警支队，是个很能吃苦的年轻人。这次来，他们在定襄已经待了两个多月。且不说饮食生活不习惯，光是跟踪、守候，其中的滋味，也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可是，案子破不了，所有的付出都不足挂齿。二大队每个民警手上都有一堆活儿，他们也不希望别人来接替他们，然后再从头做起，哥儿俩只好打起精神继续找。

起初，他们以一天一百八十元的价钱租辆旧普桑开着，后来他们租不起了，改租被称为“蹦蹦”的机动三轮车。蹦蹦车一天五十元，人家开，他们坐。有时候，俩人一人租一辆，分开跟踪那辆霸道。就这样，当霸道车再次开进崔家庄工业园的时候，他们终于把这辆车跟到了“家”。

霸道车离开后，他们二人就守候在那家废弃工厂门外。白天，这里静悄悄的，也再没有人来;等天黑下来，他们却发现，厂里的灯一直是亮着的。守到半夜，确定四下无人，雷红浪让武亚军放哨，自己只身进入厂房侦查。他先往厂房里扔了一块砖，没有动静;再用砖砸亮灯房间的门，也没动静。于是，他翻墙进入院子里。隔着窗户，雷红浪发现房间里堆放的正是装问题胶囊的那种纸箱。推门进去一看，纸箱都装得满满的，共有几十箱。但是找来找去，却不见生产设备。显然，这里只是一个仓库，并非生产窝点。

五

这个时候，雷红浪他们已经掌握，给张泽安开霸道车的司机名叫余进，是定襄县人。和他交往较多的人里，有个叫张义全的，是张泽安的堂弟，和张泽安在同一个村。从专案组大半年来的调查看，张泽安手下的骨干成员往往都是他的亲戚。这样，余进和张义全就成为两名侦查员调查的重点。黑窝点会不会就藏在这俩人的家里呢？雷红浪二人决定想办法到他们家里去探一探。

趁余进不在家，以找错人为名，二人“冒冒失失”地闯进过余进家院子。如果黑窝点在他家里，那么，总会有些包装纸、包装箱或者生产机器之类的东西露出来。一边和余进老父亲搭着腔，俩人一边四处踅摸。结果很失望，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有个发广告传单的人在村子里转，雷红浪灵机一动，跟人家要了一大摞，说要替人家发。不花钱来了个帮手，那人也就没客气，给他分了花花绿绿的一大摞。这样，雷红浪就成了个口吐莲花的乡村推销员，大模大样地进了张义全家的院子。可是，在张义全家也同样没有任何发现。

张义全开一辆白色的电动车，俩侦查员坐的蹦蹦车也没少跟过他。蹦蹦车司机都是当地人，人家对他们就不生疑吗？哥儿俩先编了一套词儿：他们来自陕北，想在这儿找个地方也开个法兰厂。一边走，他们一边跟蹦蹦车司机东拉西扯，倒是了解了不少当地的风土人情。

一天傍晚，张义全的小白车开进了麻河沟村外一个小院。不过，他进去时间不长就出来了，锁了门走人。看他走远了，雷红浪扒着门缝往里看，院子里养着二十来头羊，别的，真看不出什么名堂。这家院子的隔壁，是一家生产法兰的小厂。走进厂门，见一个瘦瘦的中年人像是个拿事儿的，雷红浪先给人家敬一根烟：“我是陕北来的，想在这儿弄个精加工的厂子，不知你这隔壁的厂子是做啥的？”

“原先也是法兰厂，早都不干啦！”中年人告诉雷红浪。

那家小院不光养着羊，还养着条挺凶的狗呢。不仅这个院子，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狗。趁四下无人的时候，雷红浪爬上了这个可疑小院的房顶。往里瞅了半天，除了以前法兰厂废弃的锅炉和煤渣，看不出有生产胶囊的任何痕迹。不能再翻墙进院侦查，二人就蹲在附近的玉米地里观察。他们白天晚上都去，换班吃饭休息，连去了三天。第三天晚上十点多，张义全的小白车忽然来了，停在院门外。一伙人进院子后，里面就传来机器运转的声音。到凌晨四点，机器声终于停了。接下来，这伙人开始往小白车上面搬纸箱。endprint

“你看，小白车装不了多少，他们还得跑几趟。你赶快去弄辆车来，一会儿把小白车跟上，我在这儿守着。”雷红浪让武亚军去找车，问题是，天都没亮，到哪儿去找车呢？这会儿再没谁能帮到他们了。穿过玉米地，武亚军飞快地跑到后面的公路上，看到车灯就招手。他运气不错，还真就拦住了一辆出租车。小白车运最后一批货的时候，出租车悄悄地跟了上去。结果，小白车驶向了三十多公里外的崔家庄工业园。小白车最终的目的地，正是雷、武二人之前发现的那个秘密仓库。

后来犯罪嫌疑人交代，这个秘密生产窝点一个月只生产一两次，都是像这样在夜里干，干到凌晨四点左右收摊儿，天明之前把货运到崔家庄的仓库里藏好。张义全负责窝点的生产，至于要不要干活儿，则由余进根据仓库里的存量决定。在张泽安坐诊的前一天晚上，余进会把他需要的胶囊通过快递发到他的巡诊点。

专案组的行动时间定在了6月12日。平时，西安泽安诊所只有几名工作人员在，他们只是负责给网购的患者发货。而6月12日这天，张泽安要在西安泽安中医诊所坐诊，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全都在。

西安抓捕组进展顺利。在抓捕行动前夕，山西这边却出了状况。西安市药监局年轻干部张军在定襄参加专案组行动，凌晨一点，在专案组即将开始收网行动的关口，张军因连续作战太劳累，突然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专案组赶紧呼叫急救车，拉着张军从定襄赶往太原。途中，张军心脏骤停两次。食药侦支队一边立即上报市局领导，一边派支队政委李军生紧急赶赴太原，协调抢救事宜。最后，在北京开会的西安市食药监局主要领导紧急协调医院救治，在太原为张军进行了心脏搭桥手术。手术成功，张军终于转危为安。

在山西警方的配合下，专案民警在忻州、定襄同时动手。打开麻河沟村生产窝点的铁门，那群山羊发出“咩咩”的叫声，一股羊粪味儿扑面而来。走进后面的一排房子，左边房子里有台绿色的机器，这就是秦晋中医糖尿病研究所从山东购来的那台打粉机。中间的一间房子里，有一台闪着金属光泽的机器，看起来很贵重。专案组里的西安市食药监局工作人员告诉民警，这台机器是胶囊填充机。最边上的房间里堆放着各种原料，有玉米粉、兴胰粉、盐、黄芪粉以及麦芽糊精，生产现场脏得让人几乎无法落脚。

民警们还查获了两大桶白色晶体状粉末，经化验，这些晶体就是盐酸二胛双胍和格列本脲。这两种医药中间体是他们分别从江苏常州和湖北武汉买来的。后来张义全交代，生产胶囊时，他们是用手工往原料中随意添加这两种化学品。难怪西安市食品药品监督局检验的每一批次的降糖胶囊中，格列本脲和盐酸二胛双胍的含量都不相同。

这次统一行动，警方在麻河沟村的生产窝点、崔家庄工业园里的仓库以及西安的诊所，现场查扣了35000余瓶胶囊。经陕西铭建会计司法事务所鉴定，张泽安一伙共生产价值约4623万余元、销售4514万余元假药，本案涉案总价值超过5000万元。

过去，类似的案件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适用的都是缓刑，并处罚金也不过几百万元。可这回，因为证据确凿，西安警方动静就大了。这次行动，一共抓获了包括张泽安本人在内的二十六名犯罪嫌疑人，其中十四人被刑事拘留，移送起诉十一人。因张泽安一伙是把食品、保健品当作药品来销售的，2017年3月，张泽安以生产、销售假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四千五百万元。

2015年7月，本案被陕西省公安厅列为省级督办案件;一个月后，本案再被公安部列为督办案件，并在全国发起集群战役。凡是有张泽安巡诊点的省份，所在地公安机关与食药监部门携手，共同展开执法行动，不仅问题胶囊全部下架、销毁，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追究。

2015年9月，本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列为督办案件;12月，本案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评为2015年全国优秀案例;2016年4月，本案被公安部列为2015年度第二批十大经典案例。西安市公安局为专案组报请了集体二等功，也为专案组民警雷红浪申报了个人二等功。

贺信来自公安部

一

“我跟你们说过了，是卓胜利给我们供的货。你们不去找卓胜利，老来骚扰我们，让我们怎么做生意？”面对二大队民警杨斌、祖国栋，刘夏荷脸色阴沉，话已经说得很不客气了。

2015年9月16日，陕西省食药监局稽查局在长安区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位于韦曲的陕西省百家药厨有限公司下属一个药店里有一种中药饮片包装粗糙，像是假的。包装袋上写的是“荣利牌”，药店营业员也拿出了购入的发票。发票上显示，这种中药饮片的生产厂家是位于陕西汉中的荣利制药厂。稽查人员带着百家药厨的“荣利牌”饮片去了趟漢中，结果厂家说，这药根本就不是他们生产的，他们也没有这种包装。回到西安，稽查人员就把百家药厨的经理刘夏荷叫到省食药监局去调查。

刘夏荷说，百家药厨的药品全都是从城西采供站进的货。城西采供站是陕西遥远药材集团下属的批发企业，成立于1997年。城西采供站有大型药品储备库三家、零售药店八家，是陕西业内的知名国企，其经营范围包括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中药饮片、保健品及医疗器械等。与其长期合作的药企有两百多家，囊括了全国几乎所有的知名药企。刘夏荷说，给百家药厨供中药的业务员名叫卓胜利，是城西采供站的职工。给百家药厨供西药的城西采供站员工宋龙龙证实了刘夏荷的说法。食药监稽查人员对卓胜利的法人委托书和随货同行单进行验证，发现其法人委托书是空白的、随货同行单是假的。

稽查人员从百家药厨查获的五公斤“荣利牌”中药饮片被认定为假药。11月20日，省食药监局通过省公安厅将案子移交给市公安局食药侦支队。经过前期调查，12月2日，食药侦支队正式立案，由二大队负责侦办。

侦查初期，杨斌、祖国栋在询问药店员工时，员工们的说法完全一致：不知道出事儿的中药饮片是从哪儿来的，因为每次都是一个不认识的人送到店里来，放下东西就走。虽然对送货人的描述不一致，但所有人都说，是一个叫卓胜利的人供的货。百家药厨墙上贴的一张纸上，确实写着他的手机号。销售负责人刘晴和店长都说，8月份还打这个电话跟他要过货。可民警调查后发现，这部手机2014年就已经停机了。店里员工说，卓胜利来店里，有时开辆面包车，有时骑个电动自行车。可说到他的模样、年纪，每个人的描述又不相同。endprint

在城西采供站，民警了解到，这个卓胜利确实在这儿干过，但早就辞职了。莫非，他冒充城西采供站的工作人员在外面招摇撞骗？

购买药品，都要有一张随货同行单。民警在审查现有的文书证据时，发现一张随货同行单上有个签名是“张秀秀”。张秀秀是百家药厨的一个柜员，既然是她签的字，那么，她应该和卓胜利打过交道吧？找到张秀秀，她却支支吾吾。见警察实在不好糊弄，她才说，药是百家药厨的司机胡波送来的，她并没有直接和卓胜利打交道。

那就再找胡波。胡波说，他就是个跑腿儿的，老板让到哪儿去取药，他就上哪儿去取药。那究竟去哪儿取的药呢？又是找谁取的？胡波说，每次取药的地方，都在康复路锦绣鞋城下面的人行道上。人家事先等在那儿，他车一到，拿了就走。至于对方的联系方式，他不掌握，都是刘夏荷联系好之后吩咐他去取的。

可是，在对胡波的调查中，民警却意外获得了一个信息：9月16日省食药监稽查人员在百家药厨发现假药之后，胡波受刘夏荷指派继续取药，直到12月中旬。民警调取的监控证实，胡波所说的那个取药地点是假的。

二

仅仅五公斤中药饮片是假药，还是他们长期经营的这个牌子都是假药？再查百家药厨，民警又发现，药店里的一种甘肃省渭源县杏林馆出的中药饮片看上去也比较可疑。把这种饮片的样品交到省食药监局，稽查人员拿到厂家鉴定，厂家说从未出过这个批次的中药饮片，也从未跟西安的城西采供站有过业务关系。

民警将刘夏荷带回审查。刘夏荷说，杏林馆的药不是从卓胜利那儿进的，而是城西采供站一个叫“王玉军”（音）的人给店里送来的。民警找到城西采供站一查，只有一个叫“王宇军”的职工，以前是看大门的，2007年就退休了。这以后，单位就没人知道他在哪儿。杨斌、祖国栋费了挺大劲才找到王宇军。王宇军头发、胡子都白了，在家带孙子呢，哪儿像在外面颠儿颠儿跑业务的人呀。民警拿了一些照片让他辨认，他并没有认出刘夏荷;而把王宇军的照片混在一堆照片里让刘夏荷辨认，她也没认出王宇军。显然，他们俩根本就不认识。

又一次说了假话的刘夏荷被刑事拘留。2016年春节前，她被市检察院批准逮捕。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刘夏荷的律师就来单位找杨斌、祖国栋了：“刘夏荷把名字记错了。那人不叫王宇军，叫王玉军。”说着，律师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死亡证明，把上面的“王玉军”指给杨斌看。

王玉军是2015年11月15日去世的。律师说，王玉军也是城西采供站的职工。死亡证明上面有死者原来的户籍信息，照这个地址，杨斌跟同事找到东关索罗巷城西采供站的家属院，但王玉军并没有在这儿住。十多年前，城西采供站被遥远药材集团收购。现在，城西采供站职工的档案资料都在遥远药材。找到遥远药材，终于查到王玉军的资料，结果发现王玉军2001年就停薪留职，离开城西采供站了。找到王玉军妻子的信息，杨斌他们追到长安。王妻告诉民警，王玉军得的是肺癌，2015年8月发现的。此间，他先后在西医一附院、传染病医院和省医院住过院。

像这样一个肺癌晚期的危重病人，还有可能到百家药厨去跑业务吗？调出王玉军的就医记录，杨斌专门找到他当时的主治医师询问。大夫告诉杨斌，王玉军入院治疗时就已经是肺癌晚期了，医院对这类危重病人的看护是十分严格的，根本不会允许他往外跑。这和王妻的说法完全一致，住院期间，王玉军天天在病房里打吊针，除了转院，哪儿都没去过。因此，他和刘夏荷不可能有任何交集。

在调查王玉军情况的时候，王新宏另派一路民警去了山东。从城西采供站的员工资料中，民警找到了卓胜利的一份身份证复印件。卓胜利是山东菏泽成武县人，大学毕业后，曾于2011年在城西采供站干过半年。这年下半年，他的妻子怀孕，卓胜利离职回了山东。民警找到他的时候，他和他媳妇都在济南打工。卓胜利供职于一家电子公司，在这儿已经干了两三年了。公司每天都得打卡，2015年全年卓胜利都没有缺勤。卓胜利不但不认识刘夏荷，而且声称，自2011年从城西采供站离职后，他就再也没有去过西安。

民警重点查了他2015年的活动轨迹，确实没有往返西安的任何迹象。也就是说，卓胜利根本不曾给百家药厨供过中药。那么，百家药厨的假药是哪儿来的呢？

三

刘夏荷被抓的第二天，市检察院就收到一封举报信，说这起案子纯粹属于同行之间恶性竞争使的阴招儿，还说公安局没立案就把人关了。问题是，举报人凭什么说公安机关没有立案呢？

自打劉夏荷被刑拘之后，百家药厨的营销主管刘晴、司机胡波就失踪了。起初，他们的手机还只是关机，后来再打就都成了空号。作为百家药厨的经理、法人代表，刘夏荷对药店的管理都是通过营销主管刘晴来进行的，她和下面的员工一般是不直接打交道的;而受她的指派去取那些问题中药饮片的，只有司机胡波。这俩人找不见，案子就陷入了僵局。

信息时代，找人也得通过信息手段。祖国栋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硕士，食药侦支队的电脑高手。为了寻找胡波、刘晴二人的踪迹，祖国栋经常是每天连续工作近十几个小时。一天凌晨两点，仍坐在电脑跟前加班的祖国栋突然觉得心慌气短，脸色煞白，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一起加班的王新宏赶快把他送进了就近的武警医院，一查，心率不齐。打过吊针缓过神儿来，祖国栋又回到工作岗位上——手上的活儿不等人啊。

一个多月之后，警方终于发现了胡波的行踪。胡波老家在陕西泾阳县，过了年，感觉风声过去了，胡波回了趟老家。赵建波带人马上赶去，趁天不亮把他堵在了被窝里。带他回西安的路上，胡波神情极为沮丧。他交代，过年期间，他躲到四川去了。问他为什么要躲起来，他说是老板让他躲的。赵建波诧异了，老板？百家药厨的法人代表刘夏荷不是早就关到看守所了吗？再问，胡波就低下了头，显得心事重重。

娃多大了？在哪儿上学？学习咋样？路上和胡波交流时，赵建波就故意跟他东拉西扯拉家常，给他减压。在胡波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时，赵建波才跟他说：“你就是个打工的，老板挣钱也不给你分，你给人家扛这么大的事，再把你连累进去，你看值得不？”这样劝了一路，胡波的精神防线松动了。endprint

民警找见了卓胜利，也就戳穿了业务员宋龙龙之前的谎言。宋龙龙供给百家药厨的西药并没有发现问题，他的身份也没有问题，那么，他为什么要向警方作伪证，说本来与他根本不认识的卓胜利是他的同事，而且一直在给百家药厨供中药呢？传唤宋龙龙，年轻人这回不得不交代，城西采供站给百家药厨供中药的人是李冬梅。

再说胡波。面对现实，他不得不艰难地吐露了一些零碎信息。结合先前侦查的情况，专案组初步分析，胡波开车去取货，都是城西采供站的李冬梅带他去的。继续审查发现，让胡波关掉手机出去躲起來的人和让宋龙龙作伪证的，就是城西采供站的法人代表、总经理江小燕。

江小燕时年四十五岁，圆脸，胖胖的，一身考究的职业装。民警每次在城西采供站见到她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这个女人气场很足。在对刘夏荷提供的三个假上线的调查中，专案组多次到城西采供站进行取证。按说，作为一家国有企业的领导，得知下属有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江小燕应当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哪怕从洗刷自己的嫌疑这个角度，也应该这样做。可是，她的态度却很反常，不仅不主动与警方沟通，专案组找她，她也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回避。一个以女强人形象示人的职业女性，却像个江湖骗子一样，嘴里没个实话。

这次杨斌、祖国栋到城西采供站来，是要找李冬梅。从程序上讲，他们得跟总经理江小燕打个招呼，请她予以配合。江小燕的态度一如继往地冷淡：“李冬梅不在这儿上班，她在长安区的百家药厨上班呢。”

“能不能给她打个电话？”其实，来之前，杨斌他们已经做过功课，确定李冬梅此时就在城西采供站。有同事守在门口，她也不可能闻风溜走。

避开民警，江小燕打了个电话。回来，她跟民警说：“她人在咸阳呢，过来会比较慢。”

两个小时后，李冬梅“气喘吁吁”地来到了江小燕办公室。杨斌他们不客气地把她传唤到了已经搬到南二环办公的食药侦支队。以李冬梅说过的假话为突破口，民警步步紧逼，很快突破了她的心理防线。李冬梅的交代让民警们脑洞大开，原来，百家药厨其实就是城西采供站的一个零售部。也就是说，包括刘夏荷在内，百家药厨的员工也都是城西采供站的员工。李冬梅是一名计划员，有医院需要药品，量大的，她就报给刘夏荷;量小的，她就通过QQ直接报给一个名叫江春妮的业务员。那么，江春妮又是谁呢？那就再问胡波。

“我去取货时，在库房见到过江总她哥江小军。我估计，假药就是江小军造的。那个江春妮是江总老家的一个远房妹子，跟着江小军打杂呢。”放下了思想包袱的胡波其实是个健谈的人，“江总让我出门躲起来，是希望这起案子你们办不下去。要是再查下去，她哥不就有麻烦了嘛！”

这边，李冬梅也想通了。她说，2014年7月，江小燕成立了一个中药饮片部，自己生产中药饮片。管事儿的就是她的哥哥江小军和嫂子张冰。警方调查的那些问题中药饮片，全都来自这个中药饮片部。虽然城西采供站一些职工也知道有这么个中药饮片部存在，但事实上，这个部门却是在城西采供站体外运行的。中药饮片部由哪些人员构成、在哪儿办公，没几个人知道。作为一个只有销售药品资质的企业，城西采供站是不能生产药品的，中药饮片部加工、生产中药饮片，本身就是违法的。

胡波把民警领到了中药饮片部位于东站路的库房。可到了地方，却发现库房早就搬空了。

四

江春妮三十岁出头，户口在外县，人在西安打工。她不高也不矮，不漂亮也不难看，穿着不土也不前卫，是个掉到人堆儿里就不好找的人。每天，她按点儿坐地铁、倒公交上下班。走路的时候，她会留意一下别人的发型、包包或者鞋子，偶尔也会多看某个人两眼。坐车的时候，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她大多数时间都在专注地玩手机。有时候一抬头，突然发现身边有摇摇晃晃抓着扶手的老年人，她也会赶快把自己的座位让出来。

江春妮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最近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她走路、坐地铁、乘公交还是搭摩的，无论她是上班路上还是下班回家，至少会有一双眼睛在紧紧盯着她。

据李冬梅、胡波的交代，专案组把侦查的重点放在了江小军、张冰夫妇以及江春妮、赵中原这四个人身上。从省食药监局调查百家药厨后仍然顶风作案、又从东站街果断转移的行事作风看，江小军是个具有很强反侦查意识的人。加上他与江小燕的血缘关系，专案组意识到，在没有掌握充分证据之前，要想从江小军、张冰夫妇这儿形成突破，是十分困难的。那个赵中原是江小军手下的司机，交接货时，胡波见过。他开一辆银灰色的五菱面包车，车号民警已经知道。专案组试图通过寻找这辆车找到生产假药的窝点或者存储假药的仓库。

隐藏于汽车修理厂里的中药饮片生产黑窝点

在长时间找不到新线索的情况下，涉世不深的江春妮就成为民警调查的重点。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包括内勤民警李静在内，二大队几乎所有民警都参与过对她的跟踪。江春妮家在三桥立交桥附近，每天早上，她会从家步行到地铁一号线三桥站，坐十二站到通化门站下车;然后，再倒公交车或者搭摩的，到新城景园小区江小军家里。也就是说，她上班的地方，就在江小军、张冰家里。每天，江春妮浑然不觉地上班、下班;她的身后，便衣民警分为几个班，一直在交替跟踪。

专案组也曾考虑过，假药窝点会不会就在江小军、张冰的家里呢？这样的小作坊，不需要占用多大地方，在家里生产完全能做到。但是，中药切片会有噪音，中药也会散发出浓重的味道。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江小军的左邻右舍既没听到过机器切割中药时发出的刺耳声音，也不曾闻到过刺鼻的中药味儿。江春妮每天在江小军家干什么，目前还是个谜。

寻找赵中原和他开的那辆车的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从江春妮每天到江小军家上班来看，江小军是在家里办公。赵中原是给他拉货的司机，要听他吩咐，就不应该离他太远。于是，民警就开着地方牌的车，在新城景园小区附近转悠。除了在路上找，他们也去一些诸如修理厂之类的地方，采取的都是地毯式搜索。

6月28日上午，在幸福北路一家废弃的汽车修理厂，民警终于发现了那辆车，并且看到了站在车旁的赵中原本人。这辆五菱面包车停放在一个地库里，地库也没灯。从外面看，就露了个车头。民警悄悄靠近观察，意外发现他们找了两个月的假药窝点，就在这个地库里。endprint

是时候收网了。6月29日，食药侦支队在省市食药监局稽查分局执法人员的配合下，联合新城分局和碑林分局的支援警力，兵分两路，在西安市幸福北路一废弃的厂房内，现场抓获正在加工包装中药饮片的赵中原等五名嫌疑人，查获了大量已经包装好、正准备送货的“荣利牌”中药饮片，以及大量中药饮片包装袋、标签、封口机和电子秤等作案工具，其中，加工好待包装的中药饮片约十五吨、生产设备十二台，价值一百余万元。

这个弃用的修理厂窗户是烂的，上面结着蜘蛛网。大量的药材随意扔在地上，而地上尽是尘土、污水和老鼠屎。看了这场景，在场不少人忍不住破口大骂。是啊，要是自家亲人甚至生病的老人、孩子服用过这里出品的“中药”，能有个什么心情呢？王新宏曾经把收缴的中药饮片请西安中药饮片厂的老师傅过目。老师傅说，这种中药饮片质量之差，连劣药都算不上。可是，百家药厨已经给多少医院、药店供过药？在暴利的驱动下，这帮人在警方立案侦查后竟然还不收手。

在江小军家中，民警当场搜出了九枚假公章以及打印随货同行单的电脑、打印机。在对电脑进行取证时，祖国栋发现，这台电脑和城西采供站的销售系统是联网的。原来，每天来这里上班，江春妮是在用这台电脑跟城西采供站联络。

五

躲猫猫的游戏总会有结束的时候，百家药厨的销售主管刘晴还是被警察找到了。和胡波一样，她也是奉江小燕之命躲起来的。民警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个挺个大肚子的孕妇。其实，在百家药厨，刘晴也只是个刘夏荷与店长之间上传下达的角色。对于问题中药饮片的来源，她压根儿不知道。和江小燕之间她更是隔着层级，无从知道百家药厨与中药饮片部的猫儿腻。

再说刘夏荷。自打被警察带走，刘夏荷怎么都不肯交代。她知道，老板江小燕是个很有能量的人，怎么可能撒手不管她呢？在被刑事拘留之后，刘夏荷就能见到律师了。她的律师像花蕊间飞舞的蜜蜂，为她传递来外面宝贵的信息。这让刘夏荷有了底气。

中药饮片部说起来是城西采供站的一个下属部门，实际上就是江小燕的家族作坊，员工全是跟她沾亲带故的人。刘夏荷能认定的死理，江小军、张冰夫妇当然更加坚信不疑：有江小燕在外头活动，这案子还有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把她咬出来，那倾巢之下岂有完卵？面对警察的讯问，江小军、张冰夫妇只说自己的事儿，丁点儿不牵扯江小燕。他们手下的人都不会跟江小燕直接打交道，就是想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一场电影演到剧终，演员表总得出来吧。中药饮片部的人员分工是这样的：江小军本来就是医药行当里的从业人员，除了负责整个中药饮片部的生产和销售，原料购买也是他亲手抓;张冰负责收集购药信息，他们内部称为定“计划”;江小燕的姨夫章安仁是个七十多岁的老汉，他负责泡制中药材;负责送货兼任库管的，就是赵中原;江春妮协助张冰收集计划，并负责打出相应的随货同行单以备检查;老家在新疆的宋进来是江小燕的堂弟，他负责每一批药品的成品质量检验报告。在库房里负责包装的两个女子也有分工：三十来岁的程智慧负责打印标签，二十多岁的凌燕负责给随货同行单上盖章、贴标签。

查抄制假药窝点后的第二天，民警就拿着搜查证到城西采供站去搜查。江小军和江小燕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江小军这边一出事儿，江小燕就知道了。她已经把电脑服务器上的一些证据销毁了，但祖国栋还是提取到了一些。城西采供站管人事的是质管部，从质管部的电脑上，祖国栋查获了一张中药饮片部的工资表。这份工资表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江小燕。江小军以下，包括那两名包药的女工，名字都赫然在列。

结合江小燕让胡波、李冬梅作伪证的犯罪事实，专案组初步确定江小燕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将其刑事拘留。

六

在担任城西采供站总经理期间，江小燕动了利用公家资源给自己捞钱的私心。她在城西采供站先搞了个对外称“陕西百家药厨有限公司”的零售部，为她賣假药做准备。城西采供站是个有信誉的国企，和许多大药厂都有合作。起初，百家药厨卖给医院的中药，都来自正规厂家。

江小燕的哥哥江小军比她大一岁，跟她一样，也是医药圈子里的人。等和医院建立起稳定的供药关系之后，江小燕就弄起了个中药饮片部，让江小军接手，开始把自己生产的假药冒充真药继续卖给医院诊所药店。不同于西药，中药用药周期长、见效慢，而且，一副中药常常是由十几种药材共同组成，其中一种饮片失效，很难看得出来。江小燕一伙人钻的就是这样的空子。刘夏荷被抓，本来已经是警钟长鸣。不收手，换个地方接着干，一方面是因为造假药的营生利润大，足以让他们的贪婪战胜恐惧;另一方面，他们也真是小看了食药侦民警的决心和能力。

被刑拘后，江小燕以不知情为由，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光光的。没有江小军夫妇的供词，她对中药饮片部造假药的事儿就一无所知;没有刘夏荷的交代，她对百家药厨卖假药的事儿也并不清楚。再加上凭着自己掌握的资源，江小燕这些年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关系网。即使她被警方刑拘，外面肯为她摇旗呐喊、疏通关节的照样不乏其人。这些人当中，有的还不是一般的老百姓。

检察机关在收到公安机关的提请逮捕申请书之后，七日内必须作出批准逮捕或不予逮捕的决定。检察院不批捕的嫌疑人，公安机关必须立即释放。8月3日，也就是二大队民警将提请逮捕江小燕的申请书提交市检察院的第六天，市检察院有关部门认为逮捕江小燕证据不足，要求市公安局食药侦支队办案民警前去就证据和事实情况做进一步说明。

下午一上班，副支队长王建武、法制科长杨静和办案民警杨斌准时赶到检察院开会。大家反复探讨争论，最终意见仍未达成一致，焦点就是：以现有的证据是否足以证明江小燕知情。如果第二天上午八点半以前不能提供新的证据，证明江小燕主观明知下属造假售假，那么江小燕就不构成犯罪，检察院有可能对江小燕作出不予批捕的决定。

整个案件急需的，是足以证明江小燕知情的证据，比如中药饮片部采购原材料的单据上有她的签字等。当天晚上，专案组紧急传来城西采供站的财务人员，想在有关增值税票据或者审批报告上找到江小燕的签字。反复核实后，并没有这样的票据存在。不过，一名工作人员在接受询问时无意中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因为自己生产的中药饮片质量太差，有一次江小燕生了气，给中药饮片部全体人员开过一次会。这名工作人员并没有参会，只是听说而已。

有个以前在销售部干过的小纪，家住神禾塬某村，因为妻子生孩子，小纪在家休假伺候。赵建波、杨斌、祖国栋三人找到小伙子家时，已是午夜。提前通过电话，小纪衣着齐整地在等候他们。小纪证实了那位工作人员的说法，江小燕开会时，他就在场。江小燕当时说话的腔调，小纪学得像模仿秀一般：“你们以后装药时，要把灰弄干净，现在这样子也太不像话了！”

结束对小纪的询问，已是8月4日凌晨三点。整个神禾塬安静得像个熟睡的婴儿，开车下塬，一路上他们没遇到一辆车、一个人。车里，三个民警却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赶在上午检察院上班之前，他们终于取到了宝贵的证据！可是，仅靠小纪的孤证，还不能形成证据链。8月4日上午，二大队民警全体出动，在市看守所同时提审了赵中原、章安仁、江春妮等六人。这六人都承认，江小燕确实给他们开过一次这样的会。

那是江小燕给中药饮片部开的唯一一次会，也是她和江小军以下的人唯一的一次公开业务交流。当天中午，民警将补充侦查的全部证据材料交到检察院。当天下午，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对江小燕作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

事实证明，城西采供站是一个内部生产假药、再通过合法外衣销售假药的制假售假企业。这个以江小燕为首的犯罪团伙管理严密、分工明确、层级分明。三年间，他们产销假药价值近千万元，销往全省五个市、二十个区县的上百家包括三甲医院在内的医院和药店。其制假售假行为持续时间之长、销售下线之多、社会危害之大，即使在全国范围内都属罕见。当然，由于犯罪嫌疑人订立攻守同盟统一口径，疯狂毁灭证据，对抗调查，本案的侦破难度也是少有的。2017年4月，公安部专门给西安市公安局发来贺电，对专案组予以表扬。

分类：纪实作品 作者：胡杰 期刊：《啄木鸟》2017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