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故事〗与死神对赌（纪实文学）

一根红线，一根黄线，我到底要剪断哪一根？

伴随着定时炸弹嘀嗒作响的倒计时声音，主角拿着剪刀面临生死抉择，观众的刺激和紧张感瞬间爆棚。警匪片中，这是人们异常熟悉的桥段。

许多个夜晚，朱建民都会反复做着这样类似的梦。

人都会做梦，梦里充满各种各样的天马行空、喜怒哀乐。然而，朱建民的梦却往往只有一个主题——选择，各种艰难的选择。

剪还是不剪？剪哪一根？定时的还是遥控的？会不会炸响？眼前看到的会不会是个陷阱……

每次醒来，后背都已挂满汗水。

每当下一个夜晚来临，他都希望自己的梦境寂静无声。

因为，自从干了这一行，心里总会对突如其来的巨响感到莫名的抵触和恐惧。

“如何能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每当看到这句诗，朱建民都会联想到自己的人生。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与朱建民相处时间最长的，是一个个形态各异的爆炸物、一根根导线、一个个起爆装置。

中国有句古语，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许多人在犯错后，都会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然而，对于像朱建民这样的排爆手来说，第一次错误，就是最后一次错误。

许多人劝过他，能换一个工作就换一个工作吧，干啥不是干，已经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何苦非要整天把命别在裤腰带上挣饭吃？

朱建民总是笑笑不说话。

的确，排爆工作的危险，不身临其境真的无法切身体会。

许多年轻人练兵千日，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可一到排爆现场，面对真实的炸弹，忽然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们害怕炸弹真的响。只要一响，在場所有的人都完了。”朱建民说。

既然是炸弹，就随时有可能响。这就如同林子里的猛兽，随时可能会咬人一样。只是你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时候会响，是这一次还是下一次。

头顶时刻悬着利剑，靴子总是将落未落，这样的感觉，岂止是煎熬，简直是恐怖。

早年间，朱建民就曾亲眼目睹过，炸弹突然爆炸后排爆人员血肉横飞的惨状。

这本身就是一场与死神的对赌——要么全赢，要么全输，唯一的赌注，就是命。

恐惧，是排爆者内心的一道魔障。有的人迈过去了，成了与魔鬼博弈的人;有的人迈不过去，最终选择离开。

朱建民今年四十七岁。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目睹过太多次离开。每次，他总是拍拍他们的肩膀，即使这其中有许多都是自己一心一意、手把手带出来的徒弟，他也真心祝福这些离开的身影。之后，朱建民会默默转身，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继续训练、研究，时刻准备着下一次突发任务的到来。

朱建民徒手转移爆炸物

排爆，对朱建民来说，绝不只是“挣口饭吃”，在他心里，用文绉绉一点儿的话来说，坚守，关乎信仰，关乎责任。

认识朱建民的人都说，他是个谦和亲切、从没跟人红过脸的人。然而，在爆炸物面前，他却会表现出另一面——冷峻、果断，甚至带着点儿霸气和杀气。一些年龄比朱建民大的人，也愿意喊他一声“朱哥”。“每次出任务，他都是第一个上。那种危险，搞排爆的人都明白。可是他永远把危险留给自己，哪怕只有一点儿生的希望，也是让给我们。”不止一个队员这样描述朱建民，言语中流露的，是生死场上过了命的兄弟之间那种特有的亲切、感激，还有敬佩。

至今，朱建民已经参与过重大活动安检搜爆任务二百一十余次，妥善排除各类爆炸装置四十余个，销毁各类废旧炸弹八十余枚，没有出现过一次纰漏和疏忽。

这就是吉林省吉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技术大队大队长朱建民从事排爆工作十七年来交出的成绩单。他是吉林市唯一的“排爆专家”，先后荣立一次个人一等功、两次个人二等功、两次个人三等功。

荣誉接踵而至，而在朱建民内心深处，他还是那个从吉林省蛟河市黄松甸镇走出来的村里的孩子。

渴望一身橄榄绿

吉林省蛟河市黄松甸镇，地处长白山余脉的张广才岭延续地带，素有“中国黑木耳之乡”的美誉。东与敦化市交界，西与南岗子乡、乌林乡、白石山镇接壤，南与敦化市相连，北与前进乡为邻。这里以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和肥美的食用菌闻名，现在已经成为东北地区最大、全国知名的黑木耳生产基地。

这里就是朱建民的家乡。1970年8月，朱建民出生在镇上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家里的兄弟四人中，看起来，朱建民哪一样都是“中不溜”。论年龄，他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小的;论个头儿、论长相、论干农活儿的把势，他都不是最棒的，但也绝不拖后腿;论性格，他似乎并不符合人们传统思维中对东北男人的刻板印象，他为人实诚，但没有“自来熟”的本领，还有点儿沉默寡言。

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凡事都在实践中庸之道的朱家二儿子，心里却早早住进一个偶像。这位偶像就是他的爷爷，一位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

听爷爷讲故事，成为少年朱建民了解外面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在那些故事里，有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的气吞山河，有志愿军全歼美军团级部队的新兴里之战，有全歼英军皇家重坦克营的高阳佛弥地之战，还有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爷爷骄傲地告诉他，就是因为这场战争，中国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近代以来，西方侵略者凭借船坚炮利侵略亚洲国家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那是一场又一场关乎生死的较量。从这些故事里，朱建民第一次感受到意志的力量。“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出去闯一闯，能当兵最好。”这是爷爷告诉朱建民的话。受爷爷的影响，年轻的朱建民对军队产生了强烈的向往。

就在他十八岁那年，机会来了。

1988年，县里来了一群解放军，他们要在全县招收一名飞行员。正在读高中的朱建民与很多同学一起报了名。

层层审核完毕，整个县里只有两名考生入选，朱建民就在其中。然而，由于名额的严格控制，飞行部队最终选了年龄稍大的另一位入选者。

尽管与成为一名飞行员的机会失之交臂，但朱建民从军的决心却更加坚定。他更加努力地学习，更加努力地锻炼身体，那一身笔挺的军装，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他心中。

机会终于再次降临。

1989年，沈阳军区来镇上招兵入伍。这一次，朱建民以各方面优秀的表现，实现了成为一名军人的梦想。他第一次离开家，前往鞍山，成为沈阳军区舟桥八十二团一营一连的一名新兵。

炎炎烈日下，站军姿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直到汗水将军装全部浸透;瑟瑟秋风里，练正步一练就是一天，直到兩腿都变得不听使唤;滴水成冰的三九天里，朱建民与战友们一起，一次又一次练习着冰上渡河。

跑步，齐步，正步，精度射击，投弹训练，远程拉练，浮桥架设……三年的新兵生涯，艰苦异常，却磨练了朱建民的意志力，从苦与累中体会一次又一次成长。

“只要祖国需要，我就学爆破排雷”

从中学时代开始，朱建民就养成了读课外书的习惯。进入部队，他更是利用各种空余时间读书、看报、翻阅杂志。

小伙伴们大都倾心于《西游记》里的齐天大圣，唯独朱建民对《三国演义》兴趣盎然。诸葛亮未出茅庐，便已知三分天下，自己现在既然已经投身军营，至少要对军队的大事做到心中有数。

尽管训练异常艰苦，但朱建民没有止步于单纯的军事日常训练。他在琢磨外面的世界，思考更长远的未来。

朱建民正在对一个煤气罐制成的爆炸物进行排爆

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此时，全军正展开以“军事过硬”为目标的训练改革。三军协作区训练，整师、整团现代夜战训练，模拟“蓝军”司令部的首长相关对抗训练，多舰种海上混合编队训练，多机种跨区远程机动训练，二炮导弹旅机动发射训练，新老兵混编分训，诸军兵种协同实兵实弹演练，陆海空联合作战演习……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尝试，不仅有效地提高了训练质量和效果，使训练更贴近实战，而且冲击了传统的训练观念，打开了改革的思路。

朱建民了解到，此时，以战胜拥有高技术武器之敌为对象的战法研究已经打开局面，不少新的作战理论构想都已开始从“纸上谈兵”发展为实兵推演和论证，对机动作战、登陆作战、海上协同、空中进攻、夜间攻防等重要作战课题的研究也已取得累累硕果。各军兵种的战役战术训练纲目，各级各类军事院校的教学计划、大纲内容等均作了较大程度的修订，改革后的训练内容初步显示出高技术知识含量大、内容新、符合我军实际、体现当今世界军事发展的大趋势等特色。

身为一名军人，要想更好地报效国家，没有现代化的专业知识和系统的专业训练，终归有所缺憾。进入军事院校学习深造，成为朱建民的新目标。

如果考入军事院校，具体学点儿什么呢？

朱建民专门向班里、连里的领导请教。连长很喜欢这个说话不多却凡事有股钻劲儿的小伙子，他告诉朱建民，现在部队里奇缺爆破排雷方面的人才，如果能在这个方面学成归来，将来肯定能在工兵团有更大的发展。

爆破排雷，这是朱建民此前从未接触过的专业。但连长的建议，的确与当时国内的军事形势大背景密切相关。

上世纪70至80年代，仅中越边境云南段就埋设有约一百三十万枚地雷、四十八万余枚各类爆炸物，形成大小不等、断续分布的一百六十一个混乱雷场，面积约二百八十九平方公里。雷的种类多、密度大，是中越边境扫雷面临的重大困难之一。不同种类的地雷引发原理不一样，排爆手段也不同。

由于雷区地势相对复杂，大部分工作必须由人工完成。防护服、小铁锹、小剪刀、小红旗、探雷针、金属双频探雷器，是常见的扫雷装备。

1992年4月，我军在中越边境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扫雷。云南省军区投入六百二十六名官兵成立了六个排雷队和两个保障队，成功清扫了1028平方公里的雷区，封围雷区15946平方公里。

这次扫雷行动历时近两年半，引发了全国上下的强烈关注。

听了连长的建议后，朱建民也密切关注了这场中越边境的大规模扫雷行动。他翻阅了不少资料，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地雷——58式防步兵压发雷、59式防步兵绊发雷、69式防步兵跳雷、72式防步兵压发雷、72式防步兵跳雷、PPM2型地雷、MN9地雷、土制木壳雷……它们或深埋地下，或藏在石缝里，或掩于溪边，多年后，山河依旧，地雷却已遁形。由于雨水冲刷、山体滑坡等原因，不仅地雷本身的性能发生了改变，埋设的位置也向深层移动，甚至被植被根须包裹，排雷作业的难度和危险性增大。

朱建民知道，一些扫雷兵在雷场上被炸断了腿、炸伤了手。雷场号称“死亡地带”，扫雷就如在刀尖上跳舞。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只要祖国需要，我就学爆破排雷。”没有丝毫犹豫，朱建民就下定决心，报考爆破排雷专业。

几千里水路到湘江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这首旋律悠扬的《浏阳河》，在大江南北传唱，也是朱建民从小就喜欢听的歌谣。

1992年9月，朱建民告别了老连队，背起行囊，从祖国的大东北，来到了湖南长沙。他第一次看到了风景秀丽的浏阳河，在河畔，就坐落着他的学校——长沙工程兵学院。

这所被称为“军中清华”的军事院校，创建于1950年，其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工程兵学校，1969年8月撤销合并，1978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在长沙恢复重建工程兵学校，后更名为长沙工程兵学院。1999年6月，长沙工程兵学院被并入国防科技大学，成为现在的国防科技大学工程兵学院。

决战在沙场，决胜在课堂。工程兵学院着力培养学员实战意识与创新意识，强化一专多能与临机处突能力，让课堂与未来高科技战场无缝衔接。

“战争是不会宽恕训练差劲的军队的。”工程兵学院教官的这句话，被烙印在学员们的心中。

朱建民很快就在课堂上感受到了战场的“温度”——学校开设了战斗行动、操作技能等二十多类实战应用课程;加大实装实弹实爆等实践性教学的比重，战例、案例、演练等课程占70%以上，让学员在动手实践中感知战场“维度”，在身临其境中感受战场“温度”;在指挥类课程结束时，坚持三天三夜不间断综合演练;有时还指挥学员昼夜实施组织实兵实弹、实装实操、全程机动跨区演练。

当然，最让朱建民期待的还要数爆破排雷课程。

“培养掌握地雷、爆破装备器材与军事爆破工程设计、论证、研究、管理和作战运用，具有初级指挥的基本理论知识和部队基层管理、指挥能力，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需要的懂技术、会管理、能指挥的复合型指挥军官。”爆破排雷专业的教学目标，着实让朱建民激动了一阵子。

然而，这种兴奋很快被天旋地转的感觉取代了。他没有想到，学习爆破排雷，首先要从背书开始。工程力学、火药与炸药、机械设计基础、传感技术、爆炸作用基础、爆破材料与起爆技术、地雷与爆破器材设计、非触发引信设计、军事爆破工程、布雷与扫雷、工程兵战术……庞大的知识量挑战着朱建民的记忆力与耐心。

“就是背，怎么也要背下来，原理如果掌握不好，接下来的学习就更云里雾里。”朱建民起早贪黑，只为能更快地消化掉这些扑面而来的庞杂内容。

在教室、在图书馆、在宿舍，甚至连吃饭、洗澡的时候，他满脑子想着的、琢磨的，都是各种雷的起爆方式。

一边学习着各种理论知识，一边开始接触各个国家的地雷、炸弹模型。“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和地雷、炸弹模型打交道，要像了解自己的身体一样，了解所有模型的构造，最后要达到自己能够熟练做出来的程度，这才称得上‘烂熟于心。”朱建民回忆道。

如果仅仅是理论知识和模型构造，那还不至于使人太过紧张。更刺激的内容还在后头。

“实操课上，一人发一根训练用的火雷管，自己插导火索。”朱建民记得，刚领到雷管的时候，有的学员还在笑呵呵地猜测，这东西真的爆炸会是什么动静。

雷管，是通过接受某种形式的能量，比如针刺、火焰、电或激光等的激发而起火，转变为爆轰输出的火工品。简单地说，就是用来点燃炸药的小部分爆炸物。这是排爆工程兵学员们绕不开的课程内容之一。

导火索一点着，就以每秒钟一厘米的速度引燃，数秒钟后，爆炸并伴有巨响。而排爆课堂上要做的就是——在雷管即将爆炸却还未爆炸的极短时间里，亲手将它扔到空中，亲眼看它爆炸。

这是对心理素质的严格考验。扔得太早，雷管有可能会在地面上爆炸，不得分;扔得太晚，雷管就会炸到手，那更是恐怖。到了这一关，就连那些之前还笑呵呵的学员脸上也没了笑意，大家都在小心翼翼地克服自己的恐惧。

这还不算最危险的训练。到了训练中期，学员们就要领取训练用的TNT（一种烈性炸药，由于威力大，常用来做副起爆药）药块，按规定将药块放在离自己身体十多米的距离，然后引爆。“这就是为了让我们体会爆炸的声音。训练次数多了，恐惧的心理就能逐步消减。”朱建民说。

他是学员中学习速度最快的人之一。一开始，他也会害怕，但练得多了，便也没有了最初恐惧的感觉。

空旷的场地上，终期考核开始了。

随着教官的一声令下，学员们开始进行爆破作业考核。在考核中，參加考试的学员不仅需要单独完成导火管的制作和填充炸药作业，还需要根据要求进行拉火管起爆、电雷管起爆和导爆索起爆等爆破作业，这不仅检验学员们的动手实践能力，更考验着他们的心理素质。教官任才清说，在整个考核过程中，所采用的导火索、火雷管、TNT全是实弹实装，操作中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容不得半点儿马虎。

在充满硝烟味的期末考试中，朱建民顺利地领取了“合格证”。两年扎扎实实的训练和学习之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下一个目的地是吉林敦化，那里部队的工兵团正等待着他。

从“毛头小兵”成长为军中技术骨干

1994年7月，二十四岁的朱建民来到吉林敦化，从军校毕业的他已经提干，成为二十三军工兵团舟桥三连二排排长。

战士们很快发现，这是位凡事有股韧劲儿、善于钻研的年轻排长。

战争时，一般每个连都有一个班是专门负责开辟通路的，一旦开路部队遇到地雷或炸弹，伤亡和损失就难以避免。怎样才能更好地用排爆知识为战前部队开路者保驾护航呢？

朱建民想到了导爆索抛射。导爆索，又称传爆线，是用于同时起爆多个爆炸物的装药绳索，一般由棉线或麻线包缠猛炸药和心线，并将防潮剂涂在表面制成。

这个原理，他曾在书中看到过，但当时的部队中却还少有实践者。于是，在日常工作之余，他开始牵头组织研究导爆索抛射。

在不断的试验之后，他成功了。一根导爆索，一个炮弹式的抛射物，“通”一声打出去，后面牵出几十米空心绳，里面全是炸药，打出去后整个绳子爆炸，引爆一串地雷后，可以留下一片一两米宽的安全区，开路的战士们可以迅速冲过去。

朱建民不断地创新和探索，他希望能将学到的排爆知识尽可能多地运用在实战中。

如果战士需要渡河作战，如何能更好地利用排爆知识掩护我方士兵？在查阅大量资料后，朱建民想到，能否向河对岸投射烟雾罐，利用烟雾起到掩护士兵渡河的作用？然而，在当时，这个设想并未在国内的教材里出现过，在实战中也少有人尝试，朱建民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烟雾罐中该放多少炸药？

“当时普遍使用的是硝铵炸药，要抛到河对岸去，到底需要多大的量，谁都不知道，只能靠我们自己反复做实验。”

药量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炸药放多了，还没渡河，罐子就先崩坏了;炸药放少了，抛不到目标地，起不到效果。

导火索的长短也不容忽视。导火索长一点儿，炸弹就引爆得慢一些，这其中的度也要靠反复琢磨。

朱建民自己也不记得，他和战友们到底反复实验了多少次，他只记得最后成功时大家激动地抱在一起欢呼的喜悦。

1994年，在解放军某部联合演习中，由朱建民牵头组织研究的“向河对岸投射烟雾弹、抛射导爆索开辟道路”等技术发明，得到了全军上下的一致认可与好评。

1995年，由于在爆破排雷方面表现优异，朱建民成为步兵四十七师工兵营地爆二连副连长。

爆破排雷，成了朱建民的一块儿“金字招牌”。多年如一日的刻苦训练和数百次的实爆作业，使他从一个“毛头小兵”变成了全军的技术骨干，多次得到上级表扬，逐步担负起了更加艰巨的任务。

然而时空转换，沧海横流。

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此时，世界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各国由对抗转向对话，开始向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央军委提出加强质量建军、科技强军、走精兵之路，并对军队建设提出了“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

历史，常常凝炼成一次次选择。

1997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宣布，在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的基础上，中国将在今后三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五十万。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历的第九次大裁军，也是历次裁减军队员额中干部精简比例较高的一次。

这次大裁军，解散了大部分守备部队，部分集团军建制的乙种师归武警部队，其特点是“精兵、合成、高效”，实现解放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

“今日的车站，有泪成河;今日的你我，男儿的刚强已被弹破。曾手挽手在洪水中站成城墙，曾肩并肩走过昔日的雷场，生生死死的战友情啊！老兵，今日一别，相见在何方？手，握了再握，祝福的话儿说了再说……”

身处时代洪流中的朱建民，在这离别的军歌中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昔日的战友，目睹了一个又一个催人泪下的离别场景。在伤感的同时，他也再一次回望自己一路走来的经历。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成为解放军战士，后来考入军校，回到部队当上排长，再到成为副连长……不知不觉，朱建民已经与军队结缘整整十年。

又过了两年，1999年时，全国军队裁军五十万的任务已经完成，二十余万军队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地方工作。此時，朱建民所在的团里又宣布了一批裁军名单，这其中，并没有作为技术骨干的他。然而，这一次朱建民却停住了脚步，一直在从军路上一往无前的他，此时却想转身了。

选择，又常常开启一段段崭新的历史。

“我选择转业。把留在部队的机会给更加年轻的同志吧！”一语既出，四座皆惊。

朱建民徒手转移爆炸物

此时，绝大多数军队中的干部都在积极争取留在军中，甚至有“谈转业色变”的说法，而并不在转业名单中的朱建民却作出了这样的决定，部队领导挽留朱建民，他们舍不得这个吃苦耐劳、刻苦钻研的业务骨干。

朱建民感谢大家的好意，但他去意已决。此时，各地公安机关正在招收军转干部，到打击犯罪、服务群众的一线工作，早已成为朱建民为自己定立的新目标。

朱建民要回到吉林工作了。得知这个消息，有一个人最高兴，那就是常年与朱建民两地分居的妻子王艳秋。

铁汉也有柔情时

在黄松甸镇上，除了自家的兄弟姐妹，朱建民最早认识的同龄人大概就是王艳秋了。朱家和王家自祖辈起就是世交，代代相传，交情深厚。

愉快的孩提时代很快结束了。王艳秋转到县里读书，后来又考取了永吉师范学校。而朱建民则参军入伍，考取军校学习。转眼间，两个人都成了风华正茂的青年。

“找一个踏实过日子的人没有错，建民就很好。”温和有礼、踏实勤奋的朱建民给王艳秋的母亲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开始忙着为两个孩子张罗相亲的事。

1994年7月，朱建民从长沙工程兵学院毕业了，赶在分配到部队之前，他回到家乡与王艳秋见面。

这是两人成年后的第一次正式见面，两个青年人都在暗暗打量对方。

“那天，他穿的是短袖、长裤配皮鞋，裤线特别直，最显眼的是袜子，贼白贼白的。”对于那天的场景，王艳秋印象格外深刻。讲起当时对面坐着的朱建民，她的嘴角笑得弯起来，“也许是因为他是当兵出身吧，就感觉他特别干净利索，很有精气神，很顺眼。”

都说“女大十八变”，在这次见面之前，提起王艳秋，朱建民的脑海中浮现的还是那个一起玩泥巴、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而见面当天，出现在他眼前的却是一个气质文静、容貌清秀的姑娘，“她穿着一套带褶子的套装，短袖上衣配裤子的那种，很秀气。”这次见面，朱建民在心里念叨着，就是她了。

那是个含蓄的年代。铁汉朱建民相中了王艳秋，他自有他的表达方式。论年龄，朱建民比王艳秋大一点儿，用王艳秋的话说：“人家可比我有心眼儿多了。”当时，王艳秋已经在吉林市工作，而朱建民却还不知道自己要分配到哪支部队，他便急中生智，跟王艳秋说：“给我留个通讯地址和单位电话吧，方便互相联系。”就这样，朱建民要到了心仪姑娘的联系方式。

朱建民远赴敦化进驻部队后，两个人开始了长达两年的书信交往。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军人一样，朱建民最开心的时光就是收到王艳秋的信。

“那几年，我们俩的工资算是全捐给了中国邮政和铁道部了。”朱建民在部队没法儿回家，王艳秋就攒钱坐上火车去探望他。每次的探望时间虽然短暂，但朱建民的心中却是暖意融融、爱意浓浓。那段时光尽管奔波，但王艳秋如今回想起来，却也是别样的甜蜜。

欢天喜地的鞭炮声中，他们的爱情开花结果了。1996年7月21日，农历六月初六，这是双方家人共同选定的吉日。在黄松甸老家，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两个年轻人喜结连理了。

婚后，朱建民花五十块钱在吉林市区靠近妻子工作地点的位置租了房子，这是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平房，与邻居们共用一个厨房，锅碗瓢盆支起来，他们的小日子也是红红火火。

结婚第二年，王艳秋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军队的纪律异常严格，朱建民在部队忙着，王艳秋就在家中拖着日益笨重的身子忙里忙外，操持家务。直到儿子出生那天，朱建民才匆忙赶回来见了一面，没过多久，又匆匆离去。

两地分居的生活自此又持续了两年。转眼间，孩子两岁多了。这天，朱建民带回来一个消息——他要转业了，回吉林，一家人就要团聚了。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王艳秋的心情十分复杂。她了解丈夫，他是一个对家庭极其负责的人，平时除了工作就是回家，没有其他嗜好。在部队时他陪不了媳妇和孩子，却总会抽空打个电话问问他们，今天吃了什么？去哪儿了？他时刻关心着他们的生活，是个粗中有细的汉子。王艳秋知道丈夫并不在部队的转业名单上，如今却作出转业的决定，这其中肯定是有对她独自操持家庭的体谅。

然而，她也理解丈夫心中对部队的情感。毕竟，那是他从儿时就有的梦想，也是他奋斗了十年的地方。她对丈夫说，是走是留，要服从组织决定，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支持你。

转业不转志，退伍不褪色

1999年9月，朱建民正式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吉林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工作。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一些社会不安定因素开始显现，此时，公安机关正迫切需要朱建民这样的专家型人才。分管人事工作的副局长仔仔细细看了朱建民的简历，发现了他的专长，便急忙找他来谈话。

“局里正缺排爆人才，你能不能考虑一下继续干排爆的老本行？”

排爆工作的高危性，朱建民是心知肚明的。特别是在当时，在排爆技术和排爆保障仍然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排爆民警失手的情况时有发生。从部队转业出来的那些一同受训的战友，90%都相继离开了这个岗位。此时，朱建民的孩子才两岁多，岳父岳母却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各方面的担子都不轻。

领导的谈话，朱建民不敢向家里讲，只好找战友出主意。“大家都设身处地为我考虑，劝我‘吃口安稳饭，在二次择业的时候不要再选择这么危险的职业了。”

一个曾经负伤的战友甚至流着泪劝他：“咱们不是二十出头儿的小伙子了，现在拖家带口，断胳膊断腿甚至赔上性命，老人孩子怎么办？”也有战友从技术角度分析：“部队的地雷咱們很熟悉，那是因为各国地雷基本有统一的制式和章法，可地方上的爆炸物却是千差万别，每个人做的炸弹都不一样，很难对付，危险性太高。”

朱建民也矛盾过。他也想做个让老人放心的儿子，做个能平安无虞陪伴孩子长大的父亲。但是，想一想组织上的重托，想一想部队上多年的教育，他总觉得，只要事业需要冲锋陷阵的闯将，自己就不能做唯唯诺诺的庸人。

“好战士就应该吃得住硬、扛得起来，就应该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书写别样精彩的从警历程。”朱建民在日记中写道。

心意已决。他瞒着家人又干起了老本行，担当起了特警支队排爆排险的“排头兵”。

排爆民警的别样艰辛

许多新入警的年轻人觉得排爆特警的生活惊险刺激、威风无比，但是在真正接触后，他们才发现，这项工作具有极大的危险性，而且从事这一职业需要有极高的素质。

首先，要过体能关，别的不说，仅仅那一身防爆服就重达七十多斤，而且穿上不是短时间能脱下来的，要视现场排爆情况而定。

防爆服由上衣、腿部以及护裆三块拼接而成。穿脱防爆服都要有人协助，一个人是穿不起来的。笔者见到，在两位队员的帮助下，一位排爆特警穿上了沉重得如同宇航服的装备，还没有戴头盔，就已经是汗如雨下。戴上头盔后，排爆员启动了头盔里面的通风装置。但透过头盔的有机玻璃，可清晰看到他额头和鼻尖不断渗出的汗珠闪闪发亮。

穿上了这套臃肿的装备，排爆员才能开始进行拆弹模拟训练。先用X光机扫描爆炸物，分析起爆方式，然后确定排爆流程。主排手慢慢趴在地上，用刀具对疑似物进行拆解。在此期间，为了进行精细操作，排爆员只戴着普通的白手套，手部没有任何保护。“目前除了机器人辅助外，全世界的排爆员都只能通过徒手操作。”排爆员表示，戴保护手套的话会大大降低灵活度，影响操作。

“我穿防爆服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四个小时，有的同行甚至穿着防爆服连续工作十二个小时，这对体力尤其是腰部的力量要求非常高。然而，即使穿上防爆服，也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

“穿上防爆服，只能保证在三米以外，可以不被一公斤以下的TNT炸药炸死。”谈起爆炸与死亡，朱建民的语气貌似很轻松，但他和队员们都清楚，许多危险情况下，防爆服顶多只能保证他们留个全尸。

除了体能，更加关键的是要具备过硬的心理素质。在爆炸现场那么危险的环境下，如果心理素质不过硬，那时候整个人脑子都是懵的，之前排练时技术再专业都派不上用场。朱建民说，在选择排爆队员时他发现，很多人在各方面表现都很好，但就是过不了心理这一关。“部分年轻的警员在高强度训练中会出现中暑甚至短时间休克的状态，只有通过艰苦的训练，才能练就远胜于常人的心理素质。”

“现在的排爆装备条件已经比我刚入警那会儿好太多了，想想那时候，有的任务真是拿命在赌。”朱建民陷入了回忆。

刚到特警队，朱建民成为队里唯一的排爆民警。没有更多的人可以商量和切磋，他只能尝试自己多摸索、多学习。

“民用爆炸装置和军用爆炸装置差别很大。犯罪嫌疑人制作的爆炸物完全没有规律可循，而我在部队里学的都是军用爆炸物的安装拆卸知识。怎么办？学呗。”这是朱建民一贯的思维方式。

朱建民使用机械手向防爆罐内转移爆炸物

《反爆炸技术》、《涉爆现场处置》……朱建民的办公室里有个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书籍。

身为排爆民警，面临的第一个不可预知，就是不知道哪一天会遇上真实的爆炸物，而每一次警情都要当作真实的爆炸物来处理。

2000年的一天夜里，特警支队接到一起警情，在吉林市桦甸市发现疑似爆炸物。接报后，朱建民作为唯一的排爆手立刻和值班民警赶往事发地。

一百多公里的夜路上，朱建民和同去的同事都没有丝毫睡意。“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会是个什么样的炸弹啊，会不会响？”所幸，赶到事发地点之后，挖出来的物体很快被鉴定为伪装爆炸物。

这只是风暴来临前短暂的平静。在朱建民入警两年后，迎来了第一次真正的考验。

2002年5月的一天，吉林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在吉林大街一楼内发现一枚使用煤气罐制作的爆炸物。

经过紧张排查，朱建民在该楼的一层大厅和楼道内发现了两枚由煤气罐和灭火器制作的爆炸装置。两枚爆炸物制作得非常专业，采用洗衣机定时器和继电器的方式导电激发。

此时，定时器的指针已经临近燃爆点，情况十分紧急。看到这种情况，朱建民一边马上喝令战友们紧急撤离，迅速从其他通道疏散楼内群众，一边只身一人进入现场进行排爆。凭借专业知识和胆大心细的工作作风，他成功拆除了安装在煤气罐爆炸物上的洗衣机定时器。整个过程只用了大约五分钟。

朱建民正在对一个煤气罐制成的爆炸物进行排爆

“那简直是人生中最漫长的五分钟。”朱建民回忆道，虽然定时器拆除了，但他无法判断煤气罐内部爆炸装置的结构。如果在煤气罐内部接有继电器，切断电源时爆炸物就会爆炸;如果煤气罐内部还有其他起爆方式，随时还有可能爆炸。

必须迅速将爆炸物转移到野外无人地区进行拆解！

当时，由于条件所限，队里根本没有现在已经比较普及的专门盛放运输爆炸物的设备，为了防止颠簸引起爆炸，朱建民找来一件防弹衣裹住这枚随时可能爆炸的煤气罐，然后抱着它爬上了一辆普通的运兵车。

崎岖的山路上，坐在运兵车后排的朱建民死死盯着司机的后脑勺，他小心翼翼地把爆炸物抱在怀里，一动都不敢动。汽车每一次颠簸，他的心都像要停摆。没多久，他就清晰地感觉到一股股汗顺着脖子往下流。他的脑子一片空白，心里默念着：“不要炸……不要炸……”

“我一边抱着煤气罐，一边竖起耳朵听里面有没有什么动静。我告诉司机师傅，如果有什么不对，就赶紧跳车。”就这样，一直颠簸了一个多小时，他们终于把爆炸物带到了野外无人区。

接下来的三个多小时，朱建民成功分解出计时器、电池和雷管，以及填满的炸药和剧毒化学物质。

“那一战与其说是胜在专业知识，不如说是胜在胆识。当时我血气方刚，作为一名排爆民警，我只有一个念头——必须拿下！”说话间，朱建民眉梢一挑。

“轰！”2005年6月6日，吉林市船营区一居民楼发生爆炸事故，一名犯罪嫌疑人在家中自制爆炸物时不慎引爆其中一枚，造成肋骨骨折、眼部受伤。据嫌疑人交代，其家中还有五枚自制爆炸物。

“那是一个老式火炕楼，火炕被炸出了一个直径约一米、深约半米的大坑。”朱建民回忆，爆炸导致房间的墙上全是血迹，棉絮、衣物、纸箱等受到爆炸冲击而四散的物品使房间凌乱不堪。

朱建民很快发现了问题的关键。“这起爆炸导致那些未爆炸的炸药、电池、裸露铜芯全都缠绕在一起，线皮烧焦、铜线裸露，如果稍有不慎线路导电，或者拆除导线有误，那么遗留在现场的五枚爆炸物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

冷静，一定要冷静。朱建民对自己说，此时唯一的方法就是一条线路一条线路地查，一块电池一块电池地解。找到线头，一点点往下捋，一根根往外拆。

时值暑期，超过三十摄氏度的气温，加上身上七十多斤重的排爆服，朱建民的衣服很快被汗水浸透。“当时穿的排爆服由于年久老化，排风扇失灵了，不断从头上流下的汗水布满了防爆面罩，模糊了我的视线。”为保证拆弹速度，朱建民直接摘下了防爆头罩。

就这样，头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朱建民紧张忙碌了一个多小时后，五枚爆炸物的导线、电池和炸药全部被分离开来，并被成功转移到排爆罐内。任务完成后，在队友的帮助下，他脱下排爆服，里面的作训服就像水洗了一样。

像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一些炸弹已经炸响，而排爆民警需要及时采取措施防止二次爆炸，以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财产安全。

2011年4月，一名群众被蓄意安放在车旁的炸弹炸死，在吉林省乃至全国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公安机关经过缜密侦查发现，嫌疑人一共制作了两枚炸弹，一枚已经引爆，另一枚则藏匿在吉林市某居民小区的车库内。

这是一枚重达十五公斤的炸弹，也是吉林市截至当时发现的爆炸当量最大、起爆装置最隐蔽、设置环境最复杂、排除难度最大的炸弹，相当于四公斤TNT当量的爆炸威力，而且车库为爆炸提供了巨大的聚能空间，一旦失手，别说排爆人员自身有危险，整个楼体也难以保全。这样的现场，即便是穿了防爆服，作用也微乎其微。如果炸弹真的爆炸，防爆服根本无法抵挡爆炸中产生的冲击波。

情况危急！在疏散周边群众后，朱建民经过现场勘查，确定能采取的唯一排爆方法就是现场手工拆除。

寂静，静得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声。朱建民独自一人借助强光手电，趴在地上工作了一个多小时，成功将炸弹拆解，排除了险情。在极端压力之下，他又一次战胜了死神。

关键时刻的肩膀，危难时刻的担当

新时期，新形势，新挑战。随着社会的发展，排爆在公安工作中的地位、作用更加突出，排爆民警的责任使命更加艰巨。关键时刻，公安民警的肩膀能不能承担起“超负荷”的重量，显得尤为重要。

“把钱都交出来！”2008年3月，一名犯罪嫌疑人手持炸弹闯入吉林市一家银行，索要三万元现金。银行工作人员立即呼救报警。慌乱中，嫌疑人扔下炸弹，逃离现场。

这是一个使用手机遥控的炸弹。嫌疑人将靶机和炸弹连接在一起，一旦用手机拨通靶机，靶机的响应便会产生电流，振动和响铃即刻触发炸弹的传感器，控制引信起爆，其专业精密程度超出警方的预想。

此时，犯罪嫌疑人仍然在逃，随时可能通过手机信号引爆炸弹，而当时全国的特警队中还很少配备信号干扰仪。为谨慎起见，公安局专门请来了社会上两名资深爆破专家参与处置。然而，在评估过现场爆炸装置后，两位爆破专家都认为情况太危险，无能为力。

面对困难，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别人能退，公安民警不能退。”朱建民告诉队友。

朱建民使用机械手向防爆罐内转移爆炸物

就在大家冥思苦想寻找解决办法之际，朱建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用考场信号屏蔽仪试一试。尽管他心知肚明，考场屏蔽仪属民用设备，并不能完全屏蔽所有手机信号，处置依然存在很多风险难点，但时间不等人，他决心冒险一试。

架设考场信号屏蔽仪之后，朱建民进入了现场，他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得厉害，状态不够好，便迅速退了出来进行调整。

呼气……吸气……朱建民一遍遍做着深呼吸，他努力平复着自己的心情，然后，第二次进入现场。

这一次，朱建民沉着冷静，先利用排爆机械手将爆炸物夹出，再小心翼翼地把爆炸物转移至排爆罐内销毁。

危险解除了，当身着排爆服的朱建民终于从排爆现场走出来时，等待着他的队友们用雷鸣般的掌声迎接了他。一名队友一边流泪，一边抱着朱建民：“朱哥，看到你逆行的身影，看到你一步一步地走向炸弹，我们帮不上忙，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无助、特别痛苦。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每当这种时刻，朱建民总是拍拍战友们的肩膀，安慰他们，就像什么危险都没有发生过。他从不多说什么，可是他在哪儿，就把力量和信念传递到哪儿。他知道，选择了公安排爆这一行，就选择了哪里有凶险就向哪里进发。绝大部分排爆现场，他都一个人进场处置，把危险留给了自己，把安全让给了他人。

东北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战场。

曾与朱建民共事多年的王阳记得，2007年10月，吉林市火车站工地发现多枚日军遗留炮弹，朱建民接到命令，带领队员迅速赶赴现场处置。

由于这些炮弹生产年代久远，引信保险装置已经脱落，外表严重腐蚀，弹内炸药与弹皮已经生成苦味酸盐，只要受到摩擦、撞击或断裂，就随时可能引爆，把附近夷为平地、化为灰烬。

这样的处置条件下，防爆服根本无法保证安全，而且穿着笨重不方便工作，因此，排爆人员只能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场作业。

“像往常一样，他把我们都劝到了几百米外的安全地带，只身一人进入了排爆现场。在这里，铁锹、铁镐等坚硬工具根本无法使用，他只能用木棍和双手一点点剥离土层。”王阳说。

手上的皮磨破了，指甲里嵌满了泥土，朱建民咬紧牙关，继续用双手清理着。他大气也不敢出，丝毫不敢松懈怠慢，因为中途如果发生意外，比如摔倒或者碎石滑落都是极其危险的。

要稳住，小心，轻点儿，再轻点儿;慢点儿，再慢点儿。一边挖，朱建民一边在心里默念着。他清楚，自己此刻的每一个动作，不仅决定着自己的安全，更决定着周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就一块儿土一块儿土地刨挖，连续在两米深的坑内爬上爬下，时间长了，手指麻了，胳膊担不住了，累了困了。但我时刻提醒自己，再苦再累，我都要咬紧牙关。”寂静的世界里，朱建民不停地给自己打气。

胜利的曙光终于到来。在持续用手刨挖十二个小时之后，朱建民独自清理出各种类型的炮弹共计三十六枚！他忍着疼痛，像呵护婴儿一样，用双臂裹着弹体，小心谨慎地把它们逐个放进了装满沙子和布条的车厢内。随着炮弹被拉至安全地带并成功销毁，全市人民的心也跟着落了地。

通过处置这次事件，朱建民深深懂得了两个词——寂寞无助和如释重负。什么叫寂寞无助？那就是排爆人员必须独自面对这些未知炸弹的时候。什么叫如释重负？那就是每次成功完成拆弹任务的时候。

“你每次都一个人面对爆炸物，到底怕不怕？”平时，朱建民的身边总有人这样问他。

“狭路相逢勇者胜，面对困难和危险，怕和担心都是没有用的，我们没有选择退缩的权利。我们的胆识就是责任，我们的胆识就是党性，我们的胆识就是担当，我们就是要把困难和危险作为开锋利刃的磨刀石，为党和人民群众撑起安定和谐的一片天。”

他是整个技术大队的“魂”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虎尾春冰”，每当看到这个词，朱建民就会想到自己的这份工作和排爆人的工作状态。没错，这个词不正是说的他们吗？每天都像是踩在老虎尾巴上，又像是走在春天即将解冻的冰上，时刻处在危险的境地。

干排爆越久，这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就越深;看过的爆炸案例越多，他对犯罪嫌疑人就越痛恨。“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想到幸福的家园被炸得瓦砾遍地，蒙难群众在惊恐中痛哭流涕，还有什么比这种事更让人揪心呢？”这是朱建民纵使危险重重，依然愿意负重前行的原因。

“朱队长就是我们整个技术大队的‘魂。”在吉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技术大队，不止一位民警这样向笔者形容。

朱冠群是吉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技术大队一中队中队长，他2006年入警，自2008年开始跟随朱建民学习排爆技术。“师傅平时很淡然，不急不躁，行事作风严谨，一丝不苟。从1999年转业到公安机关以来，师傅的军人作风一点儿都没有改变。无论是办公室的物品摆放、床铺的整理、书籍的归类，还是各种警用装备的整理，都与在部队时一样，井井有条。”

朱冠群记得，2016年12月5日22时许，船营分局北山派出所接到一名群众举报，称自己收到一个匿名邮包，打开之后，发现里面是一个鞋盒，上面写着“能制作各种爆炸物”和一些威胁性质的语言。鞋盒里面有一只鞋，还有遥控器、定时器等装置。而爆炸物，就装在这只鞋里面。

接报后，朱建民与朱冠群等人迅速赶到现场，经过勘查，确定这是一个非制式遥控爆炸装置，可以移走。由于时值深夜，不利于拆除爆炸装置，为防止爆炸物遥控起爆，民警迅速架设无线电干扰器，由朱建民将其快速移到排爆罐内，暂时保存，待天亮时拆除。

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第二天一早，吉林市的气温已低至零下十五摄氏度，而朱建民他们所在的野外空旷地带更冷。由于爆炸物体积较小，如果穿上排爆服很难进行拆除操作。于是，朱建民仅仅戴了一副防止留下指纹的橡胶手套，就开始徒手拆弹作业。

“爆炸物由一层层的牛皮纸紧紧包裹住，朱队长慎之又慎，用了大约一个小时才完全拆除，他的手都冻僵了。当时，我和战友们一直提心吊胆地站在很远的地方等待。天那么冷，可我手心里全是汗。”那种紧张的心情，如今再想起来，朱冠群仍然觉得揪心。

“怎么可能不紧张呢？如果爆炸物里面是硝铵炸药，朱队长操作稍有不慎，瞬间就会被炸飞！他总说我们还年轻，像这样危险的事情从来都是他一个人上，不让我们跟着。”朱冠群说。

2013年加入吉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技术大队的民警史明杨对跟着朱建民的第一次出警记忆犹新。

2014年3月的一天夜间，有群众举报称在吉林市船营第四小学门卫值班室后侧发现了一个普通方形饭盒大小的物品，塑料外壳，表面发热。当时，排爆中队的七名民警都在备勤，接报后，队员们跟随朱建民迅速赶到现场。

“现场就在校园内，很多不知爆炸危害性的群众，出于好奇心都在围观，场面很乱。”到达现场后，朱建民立即组织民警疏散群众退到安全地带，拉起警戒绳，然后快速穿好排爆服，架设设备。

按照平时的排爆分工，史明杨操作X光机，薛晓晖与王传刚靠近勘查，但当他们正要上前勘查时，却被朱建民一把拉住。

“我来！”朱建民斩钉截铁，不容分说就把几个年轻队员扯到身后，让他们远离危险区域。在确认队员们的安全后，朱建民独自上前勘查，果断用绝缘钳剪断了电池与爆炸物之间的连接线。

“我来”，朱建民脱口而出的这短短两个字，让全体新入警的队员们心头一热，有的年轻队员当场就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1999年，郑连中与朱建民一同从部队转业入警，分入同一个大队工作，并肩作战十七年。在郑连中看来，朱建民十七年来拆除、销毁自制爆炸装置和战时遗留炸弹从未失手，可不是运气好那么简单。“朱建民是典型的‘艺高人胆大。他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过硬，懂的多，会的多，排爆技术高超，所以，各种自制爆炸装置和战时遗留炸弹，他遇上了一搭眼就能看透。”

2016年9月10日，位于高新派出所辖区的一个工地发现一枚日式炸弹，因长年累月的腐蚀，引信已经腐烂了一半，很不稳定，稍有不慎，就可能触发爆炸。深知炮弹结构原理的朱建民经过仔细的现场勘查后，用报纸将其卷起，夹在腋下，就这样拿回了单位。

“当时，老朱的动作是很潇洒的。因为他知道，只要引信不被触碰，炮弹是不会发生爆炸的。”后来，这枚炸弹被朱建民使用排爆索成功销毁，令郑连中和队员们深感佩服。

“朱建民是我们整个特警支队的中流砥柱。”吉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政治处副主任张冶说，“他是一个极具党性，而且业务上十分突出的人，在从警的十七年里，他保持着一名党员的优秀作风，不怕困难不怕危险，特别是在支队分配到险急任务时，他总是第一个上，并且能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

随着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工作日趋专业化，吉林省公安厅和吉林市公安局的領导把一些更为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朱建民所在的技术大队。多年来，他带领身边同志先后完成了多位中央领导来吉视察现场安检搜爆任务，参与“亚冬会”等大型活动安检搜爆二百一十余次，均无任何工作疏漏。

从一个人到一支队伍

“老朱不抽烟、不好酒、不打麻将、不爱玩，生活中没有什么其他爱好。”妻子王艳秋说朱建民最大的爱好是学习——看书、上网查资料，摆弄研究他的那些“宝贝”。

王艳秋说的“宝贝”就是朱建民办公室里摆放的他自己拆除的爆炸装置。

“要想拆弹又快又好，你必须能亲手做出爆炸物来。这些都是我拆除过的爆炸装置，我经常将它们‘复复盘，加深和巩固认识，同时给自己提个醒。”朱建民说，“有些自制爆炸物制作得很复杂，因此，我得不断学习最新科技理论成果，了解最新的犯罪动向，时刻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涉爆犯罪做好准备。”

朱广彪第一次见到朱建民是在2006年，那一年，刚从部队转业来到技术大队的他见到了已经在排爆界颇有名气的朱建民，内心十分激动。

由于在部队都搞过排雷和爆破专业，又是军转战友，朱广彪对朱建民天然有一种亲近感。“朱哥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平易近人，特别谦虚，虽然那时候他已经立功受奖很多次，但他从来不显摆，而且他特别有钻研精神。”每次拆完一枚爆炸物，朱建民都会拿回来在培训时将爆炸原理和拆除技巧教给大家。“他讲得特别细致，很有一套，听完他讲的，大家就都明白了。”

高超的排爆技能，正是来自于朱建民平时的好学、好问和好钻研。除了长年阅读各种反爆炸教材和期刊，他还注意利用互联网进行排爆学习，思维超前。

2005年，朱建民去云南参加全国公安机关防爆培训班时，老师介绍给他两个国外的专业网站，都是世界上比较前沿的防爆排爆的专业网站。朱建民如获至宝，这也成为他网上学习排爆知识的主阵地。目前，国际上最新的起爆线是用光纤做导线，用X光都很难看到，而朱建民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关注并研究这个领域了。

朱建民训练队员操作排爆机器人

朱建民还非常注重与同行之間的交流，平时，他也十分关注全国各地发生的各类与排爆防爆相关的案件。

要说的第二个“宝贝”，就是朱建民加入的全国公安机关排爆民警微信交流群，这个群里云集了四百多位国内排爆专业的顶尖高手，是朱建民的重要“智库”。

每当国内某地发生涉爆案件，朱建民都会及时与当地的排爆民警沟通，细致询问爆炸物的构成、排爆工作的过程等相关情况，交流排爆处置中的疑难问题。

实践出真知，朱建民擅长在实践中摸索积累经验。排爆的关键是确定引爆装置的构成和点火起爆方式，是定时的、遥控的、机械的，还是其他方式。“我们大队有三十多种起爆装置模型，朱队长全都研究得滚瓜烂熟，闭着眼睛都能拆卸自如。”有队员告诉笔者。

“干我们这行，就得是个杂家。啥都要懂一点儿，物理、化学、数学、零配件，各种知识都要留心，涉猎得越广越好。”朱建民经常这样告诉队员们。

“我每周花三个半天，为大家讲排爆理论知识、炸药类型和特种设备的使用方法，还组织大家进行体能和心理训练。”朱建民说，“我不担心随时可能出现的警情，我更在意的是大家业务素质的提高，希望有更多人把这项事业继承下去，希望我们这个团队越来越正规、越来越专业、越来越职业。”

2010年，朱建民向特警支队建议，要在技术大队内部，设立一个排爆中队，培养专业人才，打造专业队伍。一晃七八年过去了，排爆中队从最初只有一名民警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七人建制的中队，而且已经有了相对完备的应急预案来处置爆炸突发警情。

“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出现场时我身上只穿了一件普通的防弹背心，使用的工具还是从部队带回来的。”说起排爆队伍的建设和发展，朱建民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现在的情况可大不一样了，这是最新的排爆服，这是排爆罐，这是X光机，这是炸药探测仪，这是最新的排爆车……如今，支队最好的装备、车辆都在我们大队里。”朱建民满脸自豪地向笔者介绍。

实际上，朱建民为这支队伍的发展壮大费尽了心血。为了让更多同志更好、更快地学习排爆技能，他结合平日所学，查找相关案例，在电脑上还原制作了许多爆炸物模型，为身边同事学习提高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依据。为实现实战经验与技术创新的完美结合，朱建民组织革新了老式排爆机械手，研发了速降绳索固定器、破门器以及多功能排爆车等，既增加了实用性，又节省了资金，特别是他组织设计的多功能排爆车，更是处于国内一流水平。

公安排爆工作特别需要科学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因为这项工作中深藏着太多的未知。“上天不可能给我们任何改错纠错的机会，所以我们的工作不能赌，赌输的结果就是不仅害了自己，害了家人，也害了人民群众。”

“回首这些年，是组织和领导多年关心、培养、造就了我，很多案子，虽然我冲在了最前面，但这些成绩都是局里面几代特警人兢兢业业、潜心研究、埋头苦干的成果。我有责任把多年积淀的一些技术经验不断推广传承下去。”“传帮带”的责任感在朱建民心中越来越重。

多年来，朱建民不仅圆满完成了吉林市勒索大型超市爆炸案、爆炸杀人案、某小学遥控爆炸案、邮寄快件爆炸案等一批高风险排爆排险任务，仅近三年，就排除疑似爆炸物十余个，排爆工作成绩一直处于全国同行前列。

“朱队长对这一行的热爱和那种攻坚克难的精神，极大地鼓舞着我们。平时许多看似不相关的东西，他也会去琢磨这个东西和排爆有什么关系。我想，如果大家都能有这股钻劲儿，有这种敬业精神，那一定能再多一批像朱队长这样的排爆专家。”朱广彪深有感触地说。

排爆新生代如何炼成

奥斯卡金像奖动作大片《拆弹部队》把拆弹专家精湛的技术和传奇的人生演绎得淋漓尽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对于排爆民警们来说，他们每次出警都要游走于生死一线间，他们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勇气，一次次与死神较量。

“这是一个永远无法改正错误的职业！”朱建民常对刚进入排爆大队的民警这样说。因为职业的特殊性与危险性，平时做功课必须认真，如果学艺不精，上战场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

“随着科技的发展，自制爆炸物的引爆方式越来越先进，一件不起眼的东西，就有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而且，一些传统的排爆方法，正面临着新科技的挑战。”朱建民说，对于定时炸弹来说，过去排爆队员一般会从时间上来判断它是否会引爆。比如说，距炸药被发现时间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那么排爆队员可以肯定判断它不会爆炸，因为钟表定时最长也就二十四小时。“但现在就不行了，使用电子计时系统，定时一年后引爆都有可能。”

怎么打破队员们的传统观念，来一场“头脑风暴”？排爆大队采取了一对一对抗的方式来训练队员。由于长期接触爆炸物，队员们不仅是拆弹专家，同时也会自制爆炸物。于是，排爆大队定期组织对抗赛，队员们两人为一组，一个制炸弹，一个拆炸弹，故意互相“刁难”对方。

另一种训练就像是“突袭”。特警队会有专人负责制造现场，而队员们接到通知时并不会知道这是演练，通过这种方式，训练队员们面对排爆任务时的心理素质。

“年轻人接受新知识快，很多理论知识一学就会，但心理素质的锻炼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朱建民发现，到了现场之后，年轻民警的恐惧心理往往会阻碍他们前进的脚步。“我在部队的时候接触爆炸物比较多，到公安搞排爆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定心理免疫力了。而现在的孩子们对爆炸的声音听得都很少。”

为了尽快让年轻队员克服这种恐惧心理，朱建民特地领着队员们去医学院看解剖过程，专门制造爆炸的声音给他们听，通过各种方法让他们锻炼心理素质。然而，心理素质的提升，最终还是要靠实战。

一天下午，警队接到一个报警电话，一名男子称在某商场安装了一个炸弹，随时有可能引爆。警方立即赶赴现场，在重点部位和区域拉上了警戒线。“在现场控制完毕后，我们排爆小组的队员们跟着朱队长到达了现场。尽管已经过严格的训练，但当我们穿上防爆服和其他队员一起踏进空无一人的商场里时，强烈的紧张和恐惧感瞬间袭来。”朱冠群说。

“浑身直冒汗，说不害怕那是假的。”站在空旷的商场内，朱冠群鼓起勇气开始搜索。“商场非常大，货架上全都是密集的货物，我们使用节点探测仪、金属探测仪、摩尔机等专业设备一点点地搜索。当时心里一直是非常纠结，又想找到爆炸物，又害怕找到。”他坦言，巨大的压力让他有点儿不知所措。“说实话，我都想到了爆炸后的一系列情景，要是真爆炸了怎么办，家里人怎么办。”最终，排爆人员并没有在商场内发现可疑爆炸物。此时，涉案嫌疑人已经被成功抓获，经讯问，嫌疑人承认并没有放置任何爆炸物，只是一个恐吓电话。当听到这个消息时，朱冠群如释重负，“整个人都有点儿虚脱了。”

排爆是一份与“死神”共舞的高危职业，每一次排爆，都有生命危险，因为爆炸装置各式各样，就算经验与知识再丰富，也不能排除有意外情况发生。

朱建民记得，有一次，有市民报警称在四平支路一处居民楼楼下看到一个像“炸弹”的物品。排爆特警接到命令后赶到现场。“这个疑似爆炸物从外观上看极为符合人们对‘炸弹的理解，它由六个捆在一起的纸筒组成，上面还挂有电路板和一个计时器，还有一个红色的指示灯在不停闪烁，当务之急是把它销毁。”在小组研究好排爆方案后，现场立即进行警戒，最终用水炮（一种消防装置，与水枪类似，体积更大，靠台架或支架支撑）将疑似爆炸物直接销毁。与此同时，其他民警通过走访得到的消息也传了回来，这个疑似爆炸物其实是楼上一户居民家中孩子的玩具。

然而，在没有彻底解除危险之前，所有“爆炸物”都得当真。让队员们至今仍感到后怕的是，在一起家庭纠纷中，一名当事人扬言要和家人同归于尽。当排爆小组赶到现场后，发现所谓的爆炸物并不像是真的。“但我们还是按照严格的规范处置要求，把可疑爆炸物转移到郊区做销毁处理。销毁过程中，可疑爆炸物突然蹿出火球，巨大的爆炸力将地面炸出了一个大坑。”队员们当时就感到后怕，庆幸自己是严格按照流程操作的。

保守十年的秘密

“从事这么危险的职业，你家人一定很担心吧？”

面对这个问题，朱建民的答案让人出乎意料——直到从警十年后，他的家人才真正知道他的工作性质。“当时有吉林当地媒体对我的事迹进行了报道。看到报道后，我三弟第一个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緊转行，说太危险了！”朱建民说。

对于妻子王艳秋来说，朱建民算得上是对家庭负责的好丈夫。“他没有什么业余爱好，除了工作就是回家，对事情有一种‘傻根儿精神，他做事非常认真，很细心。”

刚结婚的时候，两口子花五十块钱租了间房子作新房，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间内充满了欢声笑语。朱建民一如既往的干净利索、细致体贴，让王艳秋觉得自己没有跟错人。

朱建民去了部队，王艳秋只知道丈夫在工兵营，却根本不知道他在部队具体做什么。朱建民转业进了公安局，他只告诉妻子自己进了特警大队，压根儿没提自己搞什么专业。

他不说，她也就不问，而且从来没有起过疑心。她只知道丈夫有时候会打篮球，会和队友们一起游泳、跑步、射击，做各种体能训练。在家里，丈夫从来不提工作上的烦心事，报喜不报忧是他的一贯风格。只不过，他偶尔会捎几本公安业务书回家，这些书放在他的床头，因为翻得次数太多，都起了毛边。

帅气的男主角在炸弹即将引爆的紧急关头，满头大汗又沉着冷静地剪掉了红蓝线中的一根，时间刚好到，炸弹没有响……这令人惊心动魄的场面，相信不少人都曾经在影视剧中见到过。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如此。

“犯罪嫌疑人不可能像电影里那样，还给你弄个颜色不一样的线。他们只会更加残酷、更加具有迷惑性。犯罪嫌疑人一次次给我们出题，排爆民警就要一次次地完成答卷，我们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每次都考一百分。”朱建民知道，排爆工作不仅意味着排爆队员要承担更多、付出更多，它更意味着流血和牺牲。这对一个妻子来说，无疑是残酷的。

有多少次，当他穿上排爆服走向爆炸物时，脑海中闪现的是妻子和孩子陪伴在身边的画面，朱建民已经数不清楚了。唯一知道的是，每一次出任务，他都做好了不能再回来的准备，而他肩负的使命不允许他有任何害怕和迟疑。

然而，每次从鬼门关上回来，朱建民都只字不提自己经历的那些生死瞬间。他知道妻子已经很累了，他不忍心让她再有额外需要操心和担心的事情。

从两人结婚开始，两地分居就成了常态。家里的大事小情，老人的身体、孩子的学习、亲戚朋友们之间的走动往来，王艳秋从来不用丈夫操心，里里外外一把好手。

和丈夫一样，王艳秋也有自己没有说出口的“秘密”。

那是他们的儿子出生刚满六个月的时候，一天夜里，儿子突然发起高烧，小小的身体滚烫灼人，急得王艳秋欲哭无泪。那时正值半夜，邻居们都在熟睡，街上空无一人，王艳秋先是不断用酒精给儿子擦拭着手心脚心，实在没办法了，她抱起儿子，深一脚浅一脚，一路走到医院。

许多这样孤独无助的时刻，王艳秋都是自己度过的。“挺过来了，再回头看看，也没啥，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她笑笑，就好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就好像当年每次朱建民从部队回来问起家里如何的时候，她总是回答的那句——“一切都好。”

细心的朱建民明白，妻子这句“一切都好”的回答，包含了多少坚忍和操劳。她已经如此辛苦，他不忍心再告诉她自己工作上的事，让她默默承受等待与担忧的煎熬。

所以，他瞒着家人，尤其是瞒着妻子，这一瞒就是十年。

直到2010年，夫妻俩一同去参加一个同事聚会。席间，一位在部队里也搞排雷的战友走过来，端着酒杯激动地说：“老朱，我敬你一杯！你是我们排爆行业的专家，那么难拆的炸弹都被你给解决了，我们佩服你，必须敬你一杯！”

朱建民端着酒杯笑着，可是他不用看就知道，妻子那双疑惑的眼睛在紧紧盯着他。

“啥是排爆？你到底在干什么？”饭后，从来不过问丈夫工作的王艳秋终于忍不住了。王艳秋这才明白，以前许多个深夜，朱建民被紧急叫走，问他，他只说“单位有急事”，却从不肯说具体什么事情的原因。她也才明白，有时候在丈夫胳膊上、腿上看到的伤痕都是因为什么。她想到朱建民每次出任务后回家时的轻描淡写，就止不住后怕。

此后，每次朱建民出门，王艳秋都提心吊胆，直到他下班平安到家，她悬着的心才能彻底放下。

“排爆，是他专注的理想和追求，他想干的事儿，谁也劝不了。”很长时间之后，王艳秋才逐渐理解了丈夫。她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丈夫和他的战友们，在每一次排爆中都平平安安。

“爱操心”的朱队长和“不操心”的父亲

在技术大队民警史明杨看来，朱建民是一个爱操心的人。

“我们大队共有十八名民警，一半以上的民警都是家住外地。同事买房、结婚这些大事，朱队长事事关心，帮忙联系房源、砍价，为我们能省点儿就省点儿。结婚的事他也是最热心帮忙张罗的那一个。”史明杨说。

队员们发现，每年春节，为了让家在山东、河南、河北的外地民警有宽裕的时间回家过年，朱建民主动和郑连中教导员以及家在本市的民警担负起整个春节的值班备勤。

“大大咧咧的人是干不了这个工作的。”队员朱广彪告诉笔者，在工作中，朱建民能舍得出自己，一派大無畏的精神;在生活里，他又有非常细腻的性格，思维很缜密。

“作为领导，朱队长把身先士卒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作为老大哥，他不允许他的队员们受伤牺牲，他总说，‘我牺牲可以，但是要保证你们的安全。他不单单是为我们民警着想，为民警的家人考虑得也非常多，他保证民警的安全，是想让民警的家属有个完整的家庭。”朱广彪感慨地说。

队员们能想到的，朱建民为他们想到;队员们想不到的，朱建民也尽力帮他们想着。然而，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他觉得最亏欠的就是自己的儿子。因为，在儿子的成长道路上，自己给予的陪伴实在是太少太少。

2006年“六一”儿童节，好不容易有几天空闲时间的朱建民带着九岁的儿子出外旅游，这也是他第一次有时间陪着儿子过个儿童节。

“爸爸，我胳膊特别疼。”在出发前几天，儿子就不断揉胳膊。“我当时忙着工作，没在意，结果刚出来第二天，就发现孩子的胳膊肿得老高。”朱建民急急忙忙把儿子带到当地医院，年轻大夫看着片子发愣，随后又专门拿给老大夫看。

“你是家长吗？赶紧准备钱吧，高度怀疑你儿子是骨膜癌，准备截肢或是化疗吧！”大夫的话犹如晴天霹雳，让朱建民浑身发冷。

令他痛苦的不只是孩子突如其来的病症，更是多年来没有陪伴照顾孩子的深深歉疚。他带着孩子赶回长春，直奔最好的医院。

“当时刚好赶上几十位日本专家到长春医大，他们对孩子会诊后也觉得不乐观，判断是骨肉瘤，可能需要从肩部截肢，但具体情况还是要手术才能看清楚。”王艳秋回忆道。

在等待医院给孩子手术的那几个夜晚，朱建民想了很多，也老了很多。他的人生，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彷徨无助。

儿子的胳膊越来越疼，甚至一平放就疼得钻心，朱建民就整宿整宿守在儿子身边，扶着、托着这条胳膊。妻子想替换让他歇一会儿他都不让，就这么一直托着。

再多的炸弹，再危险的雷场，朱建民都没有怕过。然而，这一次，他真的害怕了。从来不信命的他，专门去求了一根红绳，小心翼翼地系在儿子的胳膊上。

目送着儿子进入手术室，朱建民心急如焚，坐立不安。“我当时想，如果孩子真的是癌症，真的截肢了，我也活不下去了。”说到这里，朱建民哽咽了。

近两个小时后，手术室的门打开了。朱建民和妻子迎上去，他甚至不敢看大夫的眼睛。

“还你一个大儿子！”大夫拍拍朱建民的肩膀，笑着跟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朱建民说，这几乎是他听过的最让他欣慰、感动的一句话。那一刻，他和妻子抱头痛哭。

原来，手术过程中，大夫刚把患处切开就有大量脓液喷出，清洗后开刀，发现孩子胳膊上的肿瘤是良性的。孩子的生命保住了，胳膊也保住了！

孩子啊孩子，不是父亲不疼你，而是祖国和人民需要你的父亲，你能明白吗？那天晚上，朱建民请帮忙的朋友们吃饭，从来不喝酒的他喝醉了。这个排爆战场上的硬汉，第一次当着大伙儿的面流下眼泪。

如今，儿子已经二十岁了，正在长春读大学。朱建民的儿子叫“凯旋”，是朱建民给起的。“当兵的都希望凯旋。”朱建民笑起来。

2017年，朱建民被授予“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

金盾下的荣光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张出色的答卷——从警十八年来，朱建民始终身处公安排爆排险第一线，时刻牢记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他深知社会平安的“生命导线”就拽在自己手里，敢于与危险和死神对赌，先后妥善排除各类危险爆炸物品四十余枚，参加重大安检安保任务二百一十余次，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办的急难险重任务。十七年来，他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两次，先后被评为“吉林好人”、全省“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并被授予省“五一”劳动奖章。他所在的特警支队技术大队先后被授予吉林市“青年文明号”、吉林市公安局“和谐警民关系建设先进集体”、“队伍正规化建设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一年又一年的出生入死，一年又一年的默默奉献。朱建民从吉林的小山村，一路走到了首都北京。

2017年5月1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五年一度的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隆重举行。金色大厅内，气氛庄重热烈，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着装整齐、精神振奋，胸前的荣誉奖章和大红花格外醒目。

“和平年代，公安队伍是一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大家没有节假日、休息日，几乎是时时在流血、天天有牺牲。这些年来，每当看到公安民警舍生忘死、感人肺腑的事迹，我都深受感动;每当听到公安民警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赴汤蹈火、流血牺牲的消息，我都深感心痛。广大公安英雄模范身上体现的忠诚信念、担当精神、英雄气概，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真实写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激荡着朱建民的心灵，让他与在场的所有英模代表们深感温暖与激动。

在这一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授予朱建民“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手持锦旗与奖牌，朱建民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英模代表们站在领奖台上，用庄严的敬礼回应捧在手中的荣誉。

这一路，风雨兼程不离不弃;

这一生，誓言常伴无怨无悔。

奖杯里的期待，金盾下的荣光。

朱建民知道，鲜花和掌声，饱含着党和人民的期待，饱含着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

一次次与死神对赌，一次次挑战生命的极限，这就是排爆特警朱建民的无悔人生。一个铮铮铁汉，靠的是人生信念，靠的是英雄虎胆，靠的是忠诚果敢，靠的是铁打双肩，面对正义，面对道义，他选择的是冲锋在前。默默坚守十八载，他内心坚持的只有社会的和谐、百姓的平安。洒向人间皆大爱，浩然正气在心间。我们相信，朱建民的人生不仅无悔，而且还将更加精彩。

分类：警察故事 作者：王文硕 期刊：《啄木鸟》2017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