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金镖小太保之死（纪实文学）
一、金镖小太保
1950年8月8日这天是立秋日，正是家家户户啖瓜迎秋的日子。可是，徐州市第三区大同街上“老正祥布店”的于老板当晚纳凉啖瓜的节例却被一桩意外之祸打破了——于家的独生子于若聪被人杀了！
于若聪虽说不过志学之年（十五岁），却是方圆小有名气的一个角儿。于家经商到于老板手里已经是第三代，“老正祥”的品牌早已冲出徐州，遍及周边多地，算是徐州地面上的一家殷实商户。于老板前三个孩子都是女儿，于若聪出生后，自是被视为珍宝，全家精心呵护，除了女佣，还特地请了一位刘姓保姆。保姆是前清官宦人家的小姐，因家道败落流落民间。虽是保姆，毕竟是做官人家出身，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诗书琴画样样来得。于少爷跟着刘保姆过了八年，先天遗传加上后天培养，聪明伶俐人见人爱，众人都以为这孩子将来会有大出息。
刘保姆曾在美术专科学校学习，闲来无事，就教小少爷学习一些素描的基本功，小少爷遂对绘画产生了兴趣。可惜的是，于若聪刚过了八岁生日，刘保姆突患急病不治而殁。于少爷自小就跟着保姆过日子，将其当作自己的至亲长辈，保姆的突然离世，成为他一个很难解开的心结。尽管家里很快就给他物色了新保姆，也像刘保姆那样多才多艺，但于若聪念旧之心极盛，坚决不肯接受，而且反倒更加激发了其对刘保姆的思念之情。不得已，于老板在广泛征求诸多亲朋好友的意见后，决定把儿子送入当时徐州最好的一所寄宿制私立小学。
校方接受家长的委托，认为要改变一个八岁儿童的这种现状虽然不敢说易如反掌，但也是有绝对把握的。没想到，于若聪的智力超人不说，胆子也大得使人吃惊，而且敢想敢做，不计后果。很快，他就成为该校名列第一的“逃生”。
于若聪对于每周只能在周末放学后回家、周日傍晚必须返校的规定置若罔闻，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有机会就逃出校园。种种只有在监狱被囚的江洋大盗越狱时使用的方法，都被他无师自通地运用过：白天，化装混出校门、利用运输车辆的掩护逃脱、抢夺获得特别许可的同学的出门条堂而皇之出去;夜晚，顺着绳索从三楼窗口下到地面再攀越围墙、抱着木板泅渡护校河、钻下水道……最骇人听闻的一次是在三年级下学期，他用水果刀抵着一位怀孕女教师的腰，和她合撑一把雨伞公然从门房眼皮底下通过。这件事发生后，校方终于不得不承认“育人无方”，对孔夫子的“有教无类”高论产生了怀疑，经校董会讨论，作出了把于同学开除的决定。当时这件事还上了报纸，成为徐州的一桩新闻。
如此，于若聪就成了一名没有哪所小学肯接纳的“问题少年”了。待在家里当然是不可能的，管理如此严格的私立小学都约束不了他，于家的宅子就更别指望创造奇迹了。于老板寻思那就先放任吧，反正也就不过十岁，还能像哪吒三太子那样闹到天庭去？于是，就和儿子谈判，达成协议：每天由家里来授课的先生上课两小时，其余时间任其玩耍，家里供给足够的零花钱。这一放任，于若聪就有了一个“金镖小太保”的绰号。
其实，于若聪还算能遵守诺言，每天两小时的国文、算术、书法课上得很好，家教老师说已经超出同龄孩子两个级别。不过，其余时间就没法儿控制了。除了偶尔自觉自愿练习一会儿绘画，就是出去到处乱跑，结交了一批小混混儿，其中公子少爷、小偷瘪三、痞子乞丐都有，单单少了肯老老实实在学校念书的正经学生。这些少年中颇有一些拜师学过武术的，都因吃不了那份苦早早歇菜了，但大伙儿待在一起时，还是会露一手粗浅功夫炫耀一番，以满足虚荣心。于若聪聪明，瞧着一个练习过暗器的韩姓小哥们儿觉得比较顺眼，就和人家套近乎。
小韩系“盛天记银楼”的小开，银楼有一个山东籍丁师傅，精通武艺，还会使用暗器。银楼老板让儿子跟丁师傅学几招，小韩就跟人家学了一阵。三年下来，正儿八经的功夫肯定是没学到，但拿几支柳叶镖耍耍花架子，倒是也蛮好看。于若聪遂对此产生了兴趣，向小韩讨教。小韩也没当回事，就把如何习练的方法教给了他。没想到，于若聪对此似乎是着了迷，请金工铺师傅打制了二十四枚金光闪闪的铜身钢尖柳叶镖，每天都要练上一阵。两年下来，就获得了一个不知最先出自何人之口的绰号，曰“金镖小太保”。
当然，这个绰号不仅是对于若聪擅使金镖的赞誉，更是对其平时不良行为的囊括。这几年里，于若聪打架斗殴、偷窃诈骗、作奸犯科的事儿没少做过，光是旧警察局就进过二十多次，都是于老板托关系说情，花钱保出来的。1948年12月徐州解放后，于若聪依然如故，不但不知收敛，还因结伙斗殴、帮人偷运违禁物资被捕过两次。这时于老板的社会关系和金钱已经不起作用了，幸好这位少爷出道早，虽然惹的麻烦不小，但还没到承担法律责任的年龄，新政权的公安机关也拿他没辙，最多关上十天半月就给放了。
转眼到了1950年春节前，于若聪又与一班小混混儿在外面闯祸，偷了一匹军马练习骑术。其实他们不过是玩玩而已，等骑厌了，还是要把马送回部队的。可这种想法部队方面不知道，即便知道了也不能答应，于是当即报警，公安局立案侦查，两天就破了案，一口气抓了七名少年犯。一番讯问后，于若聪被定为主犯之一。这回就没那么便宜了，尽管那时的法律还没有与未成年人犯罪相关的规定，但已经成立了少年管训队之类的机构，可以把这类主儿送进去强迫劳动，改造思想，而且没有期限。眼看于少爷吃官司是铁定的了，老爸再也救不了他，不料，这回他却是自己救了自己。
承辦员让于若聪等少年犯交代各自的历史情况，于若聪因为有“金镖小太保”的名声，人家对他自然比较感兴趣，每次来看守所都要把他开出去聊天样地讯问一番。这天讯问时，于若聪无意间说到一桩往事——徐州解放前夕，也就是淮海战役打得正激烈的当儿，他相帮中共地下党组织散发过传单，还往指定的若干名国民党文武官员的宅第门缝里塞过劝降信函。这种事一共有三次，最后一次是带了几个小伙伴一起干的，因为涉及面比较广，还上过报纸。
乖乖，这是有功人士啊！承办员寻思，这要是给国民党特务、警察逮住，不死也得脱层皮。于是，他马上做了笔录，当天就进行核实。查下来情况属实，当时负责行动的几位地下党还在徐州——当然已经成为地方上的干部了，他们对“金镖小太保”此举评价不错。那就不用说了，将功赎罪是我党一贯政策，于若聪很快就被释放了。释放前自然要训诫一番，严令家长今后必须加强管教，再犯就没那么便宜了。
因为这件事，1950年的春节于若聪是在看守所过的。释放次日是元宵节，于老板这回不敢大意了，遍请亲朋好友，大伙儿轮流帮教“金镖小太保”，其中还包括徐州地面上两位有名的拳师。大伙儿不但搞帮教，还当场制订了若干条措施，用以约束小太保，其中一条是限制他的经济来源，家长给他的钱钞得经那两位拳师之手转交，利用于若聪对武林名宿的那份畏惧来控制其行动。另外，闲着也不是事儿，十五岁的人，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所以，得上学去。现在解放了，公办学校有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职责，不但不会拒收学生，交不出学费的还给减免呢。于家当然是交得出的，就让于若聪去上了附近的一所公办小学。于若聪以前读到三年级，停学五年后一测试，不知怎么，其真实水平竟然已经达到五年级了，那自然没二话，去上五年级吧。
一学期读下来，于若聪的表现还令人满意，至少以往的逃学、闯祸没有了，也没听说打过架，甚至连金镖也不大玩了。花钱当然比以前有节制了，这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于若聪要去老拳师那边拿零花钱，每次过去，都要像管制分子例行去派出所汇报思想那样，还得频频接受老拳师的训诫，所以他有时宁可少拿一次，也不愿意费这番折腾。
7月初，小学放暑假了，于若聪总算有了些自由，经常整天不见人影，深更半夜才回家。于老板这一阵因为卷入了一桩历史案件（非涉案，系旁證人），办案人员经常来找他调查。遇到这种事，他自然要全力协助，以便让对方相信他是绝对支持新政权的，有些搞不清楚的环节，他甚至要主动想办法帮助解决，一时忙不过来顾及儿子。前天，那起案件的调查终于结束，办案人员为表示感谢，请于老板吃了一顿饭。他刚刚松了一口气，要把精力转到布店的业务上，不料这当儿却传来了儿子被人杀害的噩耗。
于若聪的尸体是当晚九点二十五分被两个正在谈恋爱的男女青年发现的，位置在第三区马市街中段的一块空场地上。当时，两人看完电影后，男方送女方回家，一边溜达一边闲聊。女青年家住距现场不远的走马巷，这块空地是必经之路。两人走到与空地连接的巷口附近时，见左侧七八米开外的地方有一堆黑糊糊的东西，因为光线不佳，看不清楚。两人抑制不住好奇心，便过去查看。还没到跟前，就闻到了一股血腥味儿，不禁大惊，难道是有人被杀了？！男青年胆子大，上前去看个究竟，果然是有人倒在血泊中，于是赶紧报警。
第三区公安分局刑侦队迅即出动，先封锁现场，向报案人询问情况，请来电工拉起临时照明设备。这些准备工作做完，徐州市公安局的刑警、法医也赶到了，随即进行现场勘查。当时还不知死者的姓名身份，但看其穿着、样貌，应该是徐州本地少年。使勘查人员感到震惊的是，死者的后背心脏位置扎着一件奇怪的凶器——三棱钢镖。
根据死者倒地而亡的姿势分析，他是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突然遭到凶手的暗算，钢镖正中心脏，挣扎着往前冲了两步，俯身而倒，昏迷不久后毙命。现场是泥地，初解放时动不动就喜欢举行群众大会，这里经常被区政府、街道或者国营单位作为露天会场，地面已被踩得很坚实，近日又未曾降雨，尘土被风刮走了，之前那对青年报警后又招来了一批围观者，一番踩踏之后，根本找不到凶手留下的脚印之类的痕迹。
现场没有解剖检验的条件，只得把尸体运到徐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法医动手解剖前，先取下了那支镖，一旁守着的市局刑警队一组组长纪博达对其作了仔细测量。那是一支长87厘米的钢镖，前面的镖尖连镖体45厘米，镖尖呈三棱形状，十分锋锐，扎进体内约4厘米;尾部呈扁形，末端有三根细长的绸带。这种暗器江湖上称为三棱钢镖，尽管凶手在使用前进行过精心擦拭，还涂过油，连三根绸带都换了新的，但依旧无法除去天长日久留下的侵蚀痕迹，镖身上的深褐色锈斑，宣示着这件暗器必定是件老古董。
解剖进行得很顺利，最后的结论是，死者心脏被锐器刺中导致死亡，体内脏器未检测出中毒症状;死者在遇刺两至三小时前吃了晚餐，晚餐吃得比较丰盛，有牛肉、鸭肉、鱼和水果，还喝了白酒，主食是面条。
与此同时，刑警着手调查死者的身份。看到那枚钢镖，分局刑侦队队长杨迎喜突然想起以前看过的一份治安情况简报材料，里面曾提到“金镖小太保”其人，好像住在第三区大同街，于是立刻致电大同街派出所。派出所随即派人去于家询问，于老板赶忙前往医院辨认遗体，终于确定死者即是其子于若聪。
当天午夜，徐州市公安局决定对“8·8”案件进行专案侦查，组建了一个七人专案组，由市局刑侦队一组组长纪博达、第三区公安分局刑侦队队长杨迎喜为正副组长。
二、调查和分析
二十六岁的纪博达是山东烟台人氏，八路军武工队出身，举凡锄奸、情报之类的活儿没少干过。小伙子做事有一股罕见的韧性，一旦什么事被他盯上，不弄个水落石出不肯罢休。
午夜，专案组成员在市局驻地会合。袅袅烟雾中，纪博达介绍了案情。通常往下就是分析，可是他却让刑警黄求者随他去一趟死者家，家属今晚肯定无眠，专案组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一些情况;其余同志各自休息，等了解完情况再说。
于家果然已经乱成一锅粥，刑警上门时，正在布置灵堂。纪博达刚和哭肿了眼睛的于老板夫妇见上面，还没来得及说话，前往医院的那班亲友把于若聪的尸体运回来了。刑警只得暂时退到一旁。足足等了半个小时，见于老板夫妇悲伤过度，依旧是神志恍惚的模样，便放弃了即刻谈话的念头，改向被于家请来主持丧事的“老正祥”账房闵先生了解情况。
闵先生五十来岁，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他跟于家是亲戚，已在“老正祥”干了二十余年，对于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从他那里，刑警知道了于若聪的许多情况，而且发现眼前这位账房先生其实是于若聪除刘保姆之外的另一个忘年交，在刘保姆去世后，闵先生便取代了刘保姆的位置，对于若聪的影响甚至超过于老板夫妇。闵先生擅长丹青，一手国画在徐州地面上的业余画家中可称翘楚。于若聪每每受到于老板的责罚感到苦恼时，闵先生即便再忙再累，也会设法腾出工夫来陪少爷闲聊，通常是讲些江湖掌故。于若聪年纪尚幼，有些事听不懂，闵先生就随手用毛笔蘸着墨汁边在纸上划拉边讲。于少爷原本就跟刘保姆学过素描，有基础，之后跟着闵先生学，渐渐笔下划拉出的东西也像模像样了。
于若聪的另一个爱好，就是玩飞镖了。闵先生因为跟于若聪接触得多，对其练习飞镖之事从头到尾都知晓得清清楚楚。他提及的一個情况引起了刑警的注意：最近，于若聪跟当初教他玩飞镖的小伙伴银楼小开韩卯如发生了矛盾，还打过一架，差点儿动刀子。
纪博达听到这里，当然是“愿闻其详”，闵先生便把于若聪向其述说的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前面说过，比于若聪大一岁的韩少爷曾奉父命向银楼伙计丁师傅学过武术，但其学习态度颇成问题。丁师傅是个武术高手，不但精通拳术和器械，还会飞镖。他知道韩卯如怕吃苦，料定学不了多长时间就歇菜了，便想省点儿事，对少爷说你想学那当然好，我先教你飞镖吧。当下就露了一手暗器功夫，韩少爷立刻缠着要学，说再苦再累也不怕。丁师傅就教他练习飞镖，果不出他所料，小韩学了半年就没兴趣了。
不过，小韩毕竟跟丁师傅学了半年飞镖，和那些从未接触过甚至连飞镖是什么样子也没见过的小伙伴相比，已经算是手上有功夫了。他这点儿皮毛使这帮小混混儿的头目于若聪大感兴趣，便向小韩问长问短，虚心请教。小韩颇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忙不迭积极点拨，有问必答，不问也要主动唠叨一番。于若聪闷头勤学苦练，不到两个月，就把小韩从丁师傅那里学到的货色掏空了。这少年会玩心机，也不直接问小韩了，而是拉着小韩疯玩了一个星期，加深了关系，还搞了一次结拜。然后，就上韩家银楼去玩。银楼后面有个大园子，丁师傅等伙计就住在园子里的一排平房里。于若聪瞅见丁师傅了，就让小韩去请教问题。丁师傅还以为少爷又想玩镖了，不疑有他，自是毫无保留。
这样又过了两个月，赶上市里对首饰行业进行库存大检查，停业一天。丁师傅闲着无事，让小韩练几手飞镖给他瞅瞅。小韩试着掷了几下，丁师傅大皱眉头，说你不但没有长进，反而退步不少，前些日子教给你的那两个诀窍为什么不用呢？小韩便说那是替小于代问的，遂把于若聪向他学习飞镖的经过一五一十和盘托出。丁师傅当下气得脸色发青，忍了又忍总算抑制住抽小韩几巴掌的冲动，当下收拾行李，提出辞工。韩老板不知就里，问下来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他当然知道人家的功夫是秘而不传的，肯教给儿子，那是天大的面子了。当下大发雷霆，把小韩揍了一顿，又当众向丁师傅赔礼，总算把丁师傅挽留住了。后来于若聪经过苦练，得了个“金镖小太保”的绰号，证实了丁师傅的火儿发得不无道理。但此刻木已成舟，已经没啥说的了。
从此，小韩跟于若聪的把兄弟关系就结束了，但因为两人是一伙的，表面上还看不出什么来。直到今年6月中旬发生了一桩事儿，才公开闹翻了。
那天，这伙混混儿又聚在一起在街头厮闹，忽见一条流浪狗过来好奇观望，有人就提出干掉这条狗，弄几斤高粱酒搞个聚餐。大家知道于若聪是随身带着飞镖的，便怂恿他出手。于若聪吃不准自己发出的飞镖是否有让那条狗丧命的力度，正沉吟时，小韩大大咧咧说：“这有什么为难的？看我用飞蝗石收拾它！”
自从于若聪成为“金镖小太保”后，小韩也开始“奋发图强”。他寻思飞镖是追不上于若聪了，另辟蹊径玩飞蝗石吧。当然，丁师傅是再也不肯传授了，他就根据以前看丁师傅试手时留下的印象，天天在家习练，现在掷出的石头命中率已经相当高了。
不料，石块刚刚离手，流浪狗却倏地发出一声刺耳的惨叫，原地蹦起，拔腿奔逃，众人都注意到，它的右侧腹部插着一枚黄灿灿的飞镖。流浪狗的奔逃速度极快，但若是要追赶，那肯定是有迹可循的，因为路面上遗有星星点点的血迹。可是，在场的十来个小混混儿谁都没挪步——这时，于若聪和小韩怒目相视，一个手持匕首，一个左右手各拿一枚金镖，看那架势，立马就要开打了。
原来，小韩说要打飞蝗石时，于若聪也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决定马上出手，就对准狗鼻子掷了一镖。几乎是同时，小韩也打出了飞蝗石。不过，小韩的功夫毕竟是差了一点儿，他想用阴手打法出其不意袭击目标，但阴手打法讲究的是迅疾且隐蔽性好，这两点小韩都没有做到，反而惊动了流浪狗。流浪狗警觉之下，立刻转身准备逃跑。这一动，使于若聪的金镖打偏了位置。
于若聪还没开口，小韩已经恼火了，骂骂咧咧地指责于若聪“抢功”，还讽刺说这种游艺会的玩意儿也敢拿到大庭广众之下来丢丑？于若聪也火了，立即出言反击。小韩知道如若动起手来自己肯定不是于若聪的对手，当下拔出了刀子。于若聪也不含糊，两枚金镖在手准备左右开弓。其他伙伴一看这架势像是要玩命，赶紧拉的拉、劝的劝，总算把两人分开了。
说完这事，闵先生又补充，过了十来天，他听于若聪说起，韩少爷在外面扬言称一定要给于若聪这小子一个好看。刑警问于若聪这话的出处，闵先生说他当时只是想办法劝解，并没问于若聪是听谁说的。不过，自从6月份发生这事后，原先要好的那些小混混儿也分了三拨，各有一拨分别跟于若聪、韩少爷玩，另有一拨两不得罪，这边转转，那边也说说话，估计这话应该是第三拨的哪个小子传出来的。纪博达请闵先生把那些小混混儿的姓名、住址给写一份，但闵先生只知道其中的六人，一边写着一边连称“抱歉”。
纪博达和黄求者两人回到专案组驻地时，已是8月9日凌晨三点。杨迎喜等五名刑警并没有休息，而是已经由杨迎喜主持着开过案情分析会了。听两人介绍了去于家调查到的情况，杨迎喜不住点头，说他们刚才也讨论到了仇杀的可能性，看来那个银楼小开有嫌疑呢，得赶快进行调查。
当然，他们刚才讨论的不止这一点。专案组众人都是具有数年根据地公安工作经验的优秀侦查员，另两个留用刑警则是具有十多年刑侦实践经验的老手。杨迎喜作为三位分局刑警之首，那更不是吃素的。他曾担任过根据地的县公安局刑侦队长，主持侦破过七八起命案，此刻虽然时过境迁，但那份经验是消失不了的，所以在纪博达、黄求者离开后，他并没打算休息，而是主持了案情分析会。由于组长不在场，也没有布置过此事，这个会是非正式的，只是让大家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也不记录;屋里有点儿热，大家就到院子里去，抽烟喝茶，相当于纳凉聊天。这样倒好，大家思路放得开，各抒己见，归纳起来，认为需要对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调查——
第一，法医解剖表明，于若聪生前的最后一顿晚餐吃得比较丰盛，有酒，有荤素菜肴，最后还吃了主食。由此可见这是一顿正式的晚餐，不是在哪个路边小店胡乱吃一碗浇头面什么的。那么问题就出现了，一个只有十五岁的少年，虽然是布店小开，家境不错，平时花钱比较随便，有经济能力享受这么一顿普通劳动阶层根本负担不起的酒食，可是据前来辨认尸体的于家方面的人说，最近于老板对少爷管得比较严，钱钞是通过两个令于若聪望之却步的长辈级拳师给予的，对其也有所控制，因此于若聪应该已经没有能力去吃这么一餐酒食了。
既然不是自己掏钱，那就是别人请客了。但以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普遍经济水平，别说像于若聪这样一个少年了，就是他爸于老板平时也很少有人邀请出席饭局。究竟是什么人请的客？受到邀请的仅仅是于若聪一个还是另有他人？于若聪是陪客还是主客？一干刑警认为有必要把于若聪这顿晚餐的情况查个明白。
第二，于若聪遇刺现场走马巷口的那处空地，夜间无人，又无路灯，是一处搞暗杀的理想地点。根据现场勘查以及死者的创口位置和倒地时的位置推断，凶手和于若聪是相识的，很有可能就是一起喝酒的人。杀害于若聪应该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凶手事先通过踩点物色好这处下手的地方，在晚餐后把于若聪骗到这块空地上（理由很好找，诸如自称住在那条巷子里，邀请于若聪去坐坐，佯称有事相商之类），穿越空地时出其不意猝然下手，打出了那支老古董三棱钢镖。
通常说来，凶手（包括本案策划者）不会是那条巷子里的住户，在巷子里也应该没有熟识的人，但还是有必要对巷子里的居民进行访查。因为案犯踩点时肯定会进到这条巷子里去查看地形，也许还要在空地上转转，这种动作多半会选择在白天进行——大半夜的，作为陌生人在这么一条断头巷里鬼鬼祟祟地转悠，很容易让人起疑，以当时人们的警惕性，当即把他拦下来扭送派出所也难说。凶手肯定不想遇到这种情况，但如果他在白天踩点的话，总会有人看见，说不定就会留下印象。因此，应对小巷里的居民逐户走访，寻查是否有这方面的线索。
第三，使用飞镖置人于死地的杀人方式，大多是在武侠小说里出现，江湖上很少听说。由此可以推断，通过投掷飞镖的方式袭击目标，很难达到一镖致命的目的，这也是有些武师要在镖上淬毒藉以见血封喉解决对手的原因。使杨迎喜等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国传统武术发展到顶峰的明清时代，也少有一镖把人打死的武林高手，进入民国后，枪支的广泛使用使民间的飞镖技艺几乎失传，徐州这边怎么突然冒出了这么一个擅使飞镖的武林高手？即使存在这种高手，为什么又要对于若聪这样一个少年人下手，而且使用的是欺诈哄骗的方式？这种行径，跟“武林高手”的称谓似乎不相配啊。所以，杨迎喜等刑警一致认为应该走访徐州地面上的武林名宿，了解当地有没有擅长暗器的人物。
专案组两个领导交换了意见，决定对包括在于家家访时收集到的上述情况进行调查，其中对“盛天记银楼”丁师傅的走访可以与杨迎喜刚才所说的第三点的调查合并进行。鉴于人手不够，纪博达与于家所在地派出所联系，请对方临时调派两名民警协助访查。
三、捉拿“鬼精灵”
8月9日上午，除专案组组长纪博达留守外，其余刑警全部出动，连同临时借调的两名派出所民警分成四路，对于若聪生前最后一顿晚餐、走马巷居民、徐州武林名宿以及于若聪生前那班狐朋狗友等情况进行访查——
第一路刑警黄求者和派出所民警老唐负责访查饭馆。老唐家里开过小饭馆，他本人也擅长烹饪，对寻找于若聪昨晚进餐的饭馆有其独特的见解。以黄求者的想法，既然从死者胃里检出的食物残渣中有牛肉、鸭肉和鱼，因此猜测于若聪可能是在某家清真馆子用的餐。但老唐却说，徐州地面上人们夏天一般不大吃鱼，多是冬天过年时才买条鱼祭祖，馆子里夏天供应鱼的也不多。他估摸着，死者可能是在故黄河东岸那家“莫忧馆”吃的饭。那家馆子虽然不大，却是老字号，有名气，红烧鲤鱼是招牌菜。“莫忧馆”紧挨故黄河，临河用竹篱笆拦出一个水池，养着活鲤鱼，食客点菜后再捞起来，当场摔死，拿进厨房去烧。因为用料新鲜，去那里用餐的客人一般都会点这道菜。
两人决定先去“莫忧馆”撞运气，这一去还真让他们撞着了。饭馆的跑堂中有两个都记得，昨晚有一个穿黑色香云纱短袖褂子的少年和两个成年男子来用过餐。刑警一听“黑色香云纱”，顿时来劲，昨晚现场勘查时黄求者亲眼所见，于若聪穿的就是这种布料做的一件短袖褂子。于家人来认尸时也说到了这一点，告诉刑警那件褂子是用于老板穿旧了的一件对襟夏衣改成的。这种做法对于“老正祥”来说是传统，不是为了节省几个小钱，而是通过此举告诉外界：“老正祥”的布料质量牢靠，爷老子穿过了儿子还能穿，传代产品啊！
于是，刑警马上把那两个跑堂扯到一边，挨着桌子坐下，一边询问，一边做笔录。两个跑堂你一言我一语说了以下情况——
昨天傍晚六点半左右，先是那个穿黑色香云纱褂子的少年进了饭馆。跑堂看他一副少爷做派，应该是经常下馆子的，赶忙热情招呼。少年问跑堂，是否有人来订过座？“莫忧馆”的生意一向不错，每天都有不少订座的，跑堂不清楚这位少爷指的是哪桌，正要询问，外边进来两个男子。一个三十多岁，穿褐色薄绸衣裤，前額微秃，因为剪了个平顶头，那秃顶就更加醒目;另一个稍微年轻些，跑堂估摸有二十七八，穿蓝色西装短裤和墨绿色圆领汗衫，戴一顶七八成新的亚麻宽檐凉帽，手里拿着一把黑色折扇（刑警的笔录中分别把这二位称为“秃子”和“折扇”）。
说到这里，老唐随口问二人身高，跑堂想了想，说“秃子”大约一米七，“折扇”稍矮，是个一米六五左右的车轴汉子。可惜的是，由于这天是立秋日，“莫忧馆”的生意比往日还火爆，跑堂个个忙得不可开交。负责二楼的这两个跑堂楼上楼下端菜结账，不知跑了多少趟，根本没工夫留意在二楼角落那副座头上的三个客人吃饭时嘀咕了些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三位的确交谈得比较热烈。那个少年岁数不大，却很能喝酒。那天三个人要了一瓶一斤装的白酒，喝光了，少年又向跑堂要了一瓶四两装的（十六两老秤，合新秤二两半）。
账是“秃子”结的，他们离开饭馆时，食客们也都走得差不多了。跑堂把那三位送至门口，正要回去，见门外有食客喝醉后的呕吐物，便去厨房弄了些炉灰前来处理。等把门口清理干净，他才注意到那三位还没走，正在七八米开外那棵行道树下说话。在跑堂印象中，“秃子”一张脸一直是板着的，这时却对少年露出和蔼可亲的笑容，轻轻拍着少年的肩膀说：“你放心吧，跟着他走一趟就……”这时账房先生喊跑堂去核对一道菜的账目，三个人继续往下说什么，他就不知道了。
第二路刑警贺知臻和盛冲负责走访走马巷的居民。走马巷曲曲弯弯，长约百五十米，住着七十多户居民。那时候鲜有“双职工”，通常都是丈夫工作，妻子在家带孩子照顾老人料理家务，刑警在居委会干部的陪同下挨家逐户一一走访，家家都有人在。
还真如事先分析的那样，由于这是一条断头巷，居委会生怕有人不知道想抄近路却反而走冤枉道，特意请巷内一位曾教过书的老先生用油漆写了一块木牌钉在巷口，告知过路人此路不通。因此，陌生人鲜有出入，外人凡是进巷子的，必是亲朋好友，再就是邮差、小贩以及叫花子之类。如果有陌生人进入巷内，肯定会被众多目光注意;倘若来人开口打听什么，那就很有可能被闲着无事的大嫂大婶们当作解闷的话题，不用半个小时就传遍全巷。刑警耗费了半天时间，询问了上百名群众，最后却是白板一块，哪个也没提供出什么线索来。
中午，饥肠辘辘的贺知臻、盛冲正准备向居委会干部道谢告辞，先前已经走访过的那个写巷口告示牌的老先生颤颤巍巍地拦住了他们，说警察先生老朽健忘，刚才有话忘记说了，现在补充可以吗？刑警赶紧把他搀扶到荫凉处坐下，说老人家您慢慢说，不着急。
老先生告诉刑警，走马巷年后曾有一户居民搬家了，搬到哪里人家没肯透露。要说的不是他们搬家的事儿，而是这户郁姓居民的儿子郁浩坤，那是个地痞，道上诨号“鬼精灵”，二十余岁，尚无正业。这个郁浩坤解放前与一帮恶棍痞子一起混混也就算了，解放后还是厮混如故，曾向狐朋狗党提供走马巷这边人家的情况，怂恿几个恶棍上门抢劫。那天也是巧，正好有三个解放军来巷内慰问烈属，走到巷口，见三个痞子正鬼鬼祟祟商量着什么，觉得似乎可疑，便唤他们上前问话，三个痞子拔腿欲逃，被解放军一一擒下。送公安局一审，牵出了郁浩坤。警察立马上门抓人，不想那小子已经先一步逃走了。走马巷多年来一向太平，出了这事，郁家没脸再待下去，就赶紧搬离了。昨晚那桩杀人案发生后，老先生不由得寻思，这事儿会不会跟在逃的郁家小子有关呢？
这位老先生提供的情况使两个刑警看到了希望，也顾不上午饭了，立刻去派出所了解。派出所说有这事，但当时那三个解放军把人逮下后是直接送分局的，本所没参与处置，详细情况要向分局刑侦队了解。盛冲有点儿纳闷儿，说我就是分局刑侦队的，这么一个军警联手捉拿罪犯的案子我怎么没听说过呢？赶紧往局里打电话，终于弄清楚，原来那三个军人把疑犯拿下后往中吉普里一塞，直接送到市局去了。了解到这些情况，贺知臻、盛冲直奔市局，找到了那桩案子的承办刑警李宝俊。
因为这是解放军抓获的案犯，后来市局还向部队寄过感谢信，都是李宝俊一手经办的，所以他对该案印象深刻。他告诉贺、盛两人，三个案犯都判了刑，案由是抢劫（未遂），还有一个在逃，就是那个向案犯提供作案对象信息的郁浩坤。公安局的警力与任务量一向不成正比，这又不算什么大案，尽管领导吩咐要追捕，但一边说着一边又不断派下其他案子，李宝俊到现在也没有腾出工夫着手追缉。他倒是时常留意着全市的刑案信息，寻思哪天《敌情通报》或《治安简报》上有那个姓郁小子的线索冒出来，正好让他捡个漏，顺藤摸瓜去把那小子逮了，可是一直也没撞上好运气。接着，李宝俊便把当初那起未遂抢劫案的详细情况作了介绍，还说到了三个同案犯交代的郁犯的社会关系。
贺知臻、盛冲向专案组长纪博达汇报了上述情况，请示是否要跟进查缉郁浩坤。纪博达说这个案子我听说过，不过没具体接触。你们的调查思路是对头的，不能排除郁浩坤故伎重演，再次与其他歹徒勾结起来针对走马巷作案的可能，那你俩就辛苦一趟，去摸摸这个对象的情况吧。哦，人手可能不够，第一路已经完成对死者晚餐情况的调查了，干脆把老唐调到你这一路吧。
于是，从8月9日下午开始，贺、盛、唐三人着手查摸逃犯郁浩坤的情况——
根据李宝俊的介绍，他们先找到了郁家新址的管段派出所。户籍警小王是个入警年余的新手，但对工作非常认真。他告诉刑警，自接到市局发来的管段内郁姓居民家的儿子郁浩坤涉嫌抢劫案在逃的协查函后，他每天都要去该地段查看，居委会所有干部包括负责卫生工作的金大嫂都已跟他很熟了，大家都在帮他留意郁犯是否露面，但一直没有消息。他估计这小子可能逃到外地去了，因为劳动节前曾听群众反映说郁家收到过一封外埠来信。他让居委会治保委员老杨去郁家询问过，郁家男主人答称是久不联系的一个南通老友写来的，没什么事，就是问候问候。
小王觉得似乎可疑，就去郁家让出示该信函让他过目。男主人老郁说，信已经在生炉子时作为引火物连同信封一起烧掉了。小王追问对方在南通的住址，老郁说信封都没有留下，哪还记得地址？只告诉小王那个朋友的名字叫朱洪福。小王向所长请示后，写了一封挂号公函寄往南通公安局，请当地警方协助调查朱洪福其人的情况。這封公函的回执早已寄到派出所了，但南通警方尚未反馈过来什么消息，小王正准备再发一封过去呢。
盛冲说要不咱们现在上他家去看看？贺知臻和老唐认为可行。小王本应该陪同登门的，但这时正好所里开会，刑警就说小王你忙你的，咱们三个自己过去就是了。
郁家男主人老郁在徐州火车站扛大包，这会儿还没下班。女主人曹氏是家庭妇女，整天拎了个篮子装些小百货在附近走街串巷做小买卖，家里除在逃的郁浩坤之外还有两个女孩儿，都在上小学，由奶奶负责照料。刑警登门时，大女儿已经放学，正在门前做功课，老奶奶也在门前，戴着老花镜在做针线活儿。祖孙两人见刑警登门，都感到吃惊，一齐站起来眼神定定地望着他们。老唐说没事儿，咱们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小郁是否回家了。老奶奶一听是来打听逃犯孙子的，马上摇头，又使了个眼色示意孙女离开。
此举自然逃不过贺知臻三人的眼睛，各人心里都意识到看来郁浩坤这小子有消息，可能没逃离徐州，如果是这样的话，没准儿还真涉嫌昨晚那件命案哩！刑警上前跟老太太搭话，可是，那个女孩儿离去后，老太太的耳朵像是忽然失聪了，无论刑警说什么都摇头，也不吭声，只管埋头做她的针线活儿。这又是一个疑点，三人更加怀疑这户人家有问题了。
正僵持时，女主人曹氏回来了。她倒没有失聪，主动跟刑警打招呼，请他们落座，还要张罗烟茶，被刑警阻止了。刑警干脆开门见山，说到了那封南通来信。出乎意料，曹氏却说出了一个新情况：今天上午家里收到郁浩坤的一封来信，是从天津寄来的。郁家三个成年人都是文盲，信是让正在上小学六年级的大女儿读给父母听的。郁浩坤在信中说，他已经在天津落脚，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切都好，让家里人不要惦记。
刑警看了那封信，歪歪斜斜的百来个字，内容与曹氏所言相符。问郁浩坤的文化程度，说是初小读到最后一学期，因为交不出学费而退学了。曹氏说儿子读书很聪明的，成绩一向排在前面，说着从一口破柜里拿出保存的作业本给刑警看。三人粗略浏览，觉得那字迹与这封信函上的有些相似，便决定把信和作业本一并带走，以便做笔迹鉴定。可是，这信光有信纸，没有信封。盛冲问曹氏信封在哪儿，曹氏却说根本就没有信封。今天一大早，一个四十來岁的中年男子上门，说他来徐州办事，受小郁之托带来这封信。那人门也没进，交了信就匆匆走了。
刑警对此产生了怀疑，却没再往下追问。三人离开郁家后去了居委会，请治保委员把郁家的邻居叫来。片刻，四户邻居各来了一人，在居委会对面的杂货铺里说着闲话等着，由刑警逐个唤入询问。四人的说法一致，今晨并没有看见有人到过郁家。这是否可以表明曹氏说了假话？如果确实说了假话，那说明这封信是假的，目的是让警方相信郁浩坤早就离开徐州去了天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不是为了向警方表明自己跟昨晚在走马巷发生的命案没有关系？
四个邻居离开后，三人刚要议一议，一个背书包的小姑娘急急忙忙像个没头苍蝇似的撞了进来，嘴里叫着“耿主任”。待到进了这间简陋的办公室，定睛一看，三人中并无居委会主任老耿，顿时一脸窘状，吐了吐舌头正要往外退，忽见桌上郁浩坤的那封信和作业本，马上说：“哎！这是我哥的呀，怎么到这里来了？”
小姑娘这一说，盛冲瞅着她那张脸蛋，觉得似乎跟刚才见过一面的那个六年级小女孩儿有些相似，于是问道：“小朋友，你是郁家的小女儿吧？”
小女孩儿并不怯生：“是啊，我叫郁浩菊，在读二年级。”
刑警就跟她闲聊了几句，轻而易举弄清楚了这封信的来路——确实是今天早晨有人送来的，不过没有送到家里，而是送到了附近的菜场，交给了在那里拎着篮子叫卖小百货的曹氏。送信的也不是什么中年男子，而是被郁浩菊称为“姚姐姐”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姚姑娘是郁浩坤的女友，家住哪里郁浩菊就不知道了，因为她没有去过。曹氏不识字，拿到信后不敢请别人念给她听，就急忙回家，让大女儿念了两遍。他们全家都相信郁浩坤真的去了天津，而且找到了一份工作。
调查进行到这一步，尽管不知道那个姚姑娘的姓名住址，但对于刑警来说并不是一桩特别犯难的事儿。当然，那时没有电脑，也没有什么“人口信息库”之类的档案系统，不过他们有法子可以查摸。三人分析，郁浩坤如果真在徐州的话，以其痞子秉性，肯定还要在社会上继续露脸，干些不法勾当，弄些不明不白的钱钞，否则，那个姚姑娘估计是不会死心塌地跟着他并为其充当信使的。因此，只要向那些与其一起混过的主儿打听打听，应该能查摸到这位姚姑娘的线索。
三人立刻分头行动，或去看守所提审在押人犯，或通过刑侦队掌握的耳目打听。果然，晚上九时就查到了姚姑娘家的住址。
午夜，刑警通过姚姑娘这条线索顺藤摸瓜，在万裕北街一个姓钱的流氓家里找到了逃犯郁浩坤，连同钱某一并当场拿下。
四、武林高手的推断
郁浩坤等人到案，专案组立刻进行分工，组长纪博达、副组长杨迎喜负责讯问郁浩坤，贺知臻和老唐负责讯问姚敏（姚姑娘），盛冲讯问钱某。
原以为两个老刑警拿下一个二十一岁的小痞子是一桩很简单的事儿，可是一接触郁浩坤，却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这主儿虽然年轻，也从未折进过国共的局子，按说肯定是缺乏反讯问经验的，可他却仿佛具有与生俱来的抗审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不管跟他说什么，他都不吭声，十足的零口供。纪博达、杨迎喜跟他耗了三个小时，哄、骗、逼，红脸白脸都试过，还请他吃了一顿当时算是比较上档次的夜宵——加了爆炒肉丝的冷面，还有冰镇酸梅汤，郁浩坤就像理所当然应该受到这样的款待一般，一脸平静地吃喝，吃完了又向刑警要了一支香烟。刑警还以为感化有效，不料再讯问时，依旧是零口供。
纪博达、杨迎喜不得不暂停，把那边正在对付钱某的盛冲叫出来问了问情况。钱某跟郁浩坤虽然是哥们儿，但最近交往不多，昨天（8月9日）上午郁去钱某那里，说住几天，钱某自无二话。按照道上的规矩，钱某不会打听郁这几天干了啥事儿，如果郁自己透露，他也只有听的份儿，人家说多少他听多少，听得明白听不明白都不好追根究底。所以，钱某对郁浩坤的近况根本提供不出什么内容来。
负责讯问姚敏的贺知臻和老唐也没有收获。十七岁的姚姑娘倒不是不吭声，她愿意开腔，甚至还有点儿饶舌，可说的都是杂七杂八的琐事。要说跟郁浩坤没关系吧，每桩事都搭界，但跟专案组正在侦办的命案沾不上边。正说着，纪博达忽然听见面前三人中不知哪位腹中如鼓，说你们还没吃夜宵啊？快填肚子！顺便给那姑娘也弄点儿吃的。对面那家通宵馆子里冷面、甜点都有，小姑娘喜欢吃甜的，什么冰镇酸梅汤、冰淇淋都给她叫来，吃好了我去跟她聊聊。
这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姚敏早就饥肠辘辘，当下吃了一顿，有点儿感动。毕竟以那时的经济水平，像她这样一个没有收入家境也一般的少女是很少有机会这样吃一餐的，郁浩坤请她也就不过吃一客冰淇淋什么的，哪有这么丰盛。所以，当纪博达出现在她面前，而且一旁的贺知臻又介绍说“这是我们领导”时，她就冲动了，当即表示：“领导有什么要问的，我只要知道，一定告诉你们。”
接着，就审出了以下的内容——
郁浩坤负罪潜逃后，轮流落脚于几个狐朋狗友那里，跟姚敏一直没有断过关系，隔三差五见个面，有时还出其不意突然来到姚家。姚敏父母并不知道郁浩坤是逃犯，见小伙子长得白白净净，又听说是在铁路上工作的（那是姚敏骗父母的），心里赞同这门亲事，任由两人交往。
三天前，郁浩坤和姚敏去戏院看了一场歌咏比赛，分手时约定8月8日立秋日中午郁去姚家找姚敏，两人出去午餐，然后去溜旱冰、逛公园，晚上去“鸿福饭店”用餐。可是，姚敏却等了个空。可想而知，对于一个期望值特高的少女来说，饿着肚子这么白等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直到晚上十点钟，郁浩坤才敲响姚家的门，把对他一脸铁板的姚敏哄出家门。姚敏以为要去吃夜宵，哪知郁浩坤却给了她一封没有信封的信，叮嘱她明天一早送到他家那边的菜场，交给在门口电线杆下设临时小摊头的曹氏。姚敏想拒绝，但看他说得郑重，再说她也不是真的想和对方分手，耍了一会儿性子，也就只有点头答应。
这就是说，郁浩坤那天有重要事情缠身，以致影响了他跟女朋友的约会。是什么重要事情呢？显然不是什么正经事，否则郁浩坤不会对刑警玩零口供的。纪博达这么想着，忽然灵机一动，问姚敏：“郁浩坤最近经常跟哪些朋友交往，你知道吗？”
姚敏说知道几个，有的是听他说的，有的是一起吃过饭的，经常在一起的有“大块头”、“一拳倒”和“金和尚”，都是綽号，本名叫什么不清楚。不过，吃饭时听“大块头”随口说起，他家住在西阁街，“一拳倒”住在顺河街，“金和尚”住哪里就不知道了。
纪博达跟杨迎喜交换意见后，决定诈郁浩坤一下。他们重新出现在郁的面前时，一脸的轻松，先不吭声，点燃香烟抽着，也扔了一支给郁。抽了几口，杨迎喜开腔了：“小郁啊，我知道你爸是车站的搬运工人，那是无产阶级啊，革命的主力军。按说你这样的家庭出身，犯了事儿处理起来根据政策是可以从宽一些的，但也要看罪行大小以及落网后的态度。我们可以给你一个获得从宽处理的机会，能不能抓住，就看你自己了。”
郁浩坤依旧不开口，但眼里却透出期待的神色。纪博达继续说：“你运气还算好，机会现在有了。我们已经派人去逮捕‘大块头、‘一拳倒和‘金和尚了，你如果在他们落网之前交代，算你主动坦白，否则，我们就没办法帮你了。”
听专案组长说出那三位的绰号，郁浩坤脸色倏变，继而浑身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纪博达说别抖了，赶紧抓住机会交代，西阁街离这里不算远，是派吉普车去的，一会儿第一个被抓到的“大块头”就要押过来了，那时你想交代我们当然仍旧欢迎，只是不能作为从宽处理的依据了。这么一说，郁浩坤终于撑不下去了，问：“你们说话算数？”
“当然算数！对罪行严重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尚且这样，更别说像你这种小角色了。”
郁浩坤不再犹豫，当即招供说，8月8日晚上，他和“大块头”、“一拳倒”、“金和尚”偷了辆三轮车，前往小北门抢劫了一个解放以后已经失势的帮会小头目，名叫颜养芝。颜养芝被关过一年刚刚出来，家产抄没大半，老婆离婚，带着子女出走另过日子，颜独自居住于小北门一处其父留下的老宅里。这桩由“金和尚”策划的抢劫案并不是要抢劫钱财，他们知道颜养芝没钱了，但据“金和尚”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这个颜养芝私藏军火。他们打算把这些军火弄到手，然后去外地抢银行。
抢劫行动进行得比较顺利，没动手，颜养芝就乖乖交出了他藏下的一箱手榴弹。事后，郁浩坤因以前跟颜打过照面，担心颜万一再次被捕，交代出手榴弹被抢的情节，那就可能牵出自己，于是灵机一动，决定写一封信让姚敏偷偷送他家去，以便以后有个抵赖的依据。
专案组当即调集多名刑警，将“金和尚”等三人以及颜养芝捉拿归案，讯问下来，情况属实。如此，算是歪打正着意外破获了一起重大刑事案件，但于专案组侦办的命案却不沾边。
与此同时，专案组另外两路对丁师傅和于若聪生前交往的那些社会关系的调查也在进行，但并未取得进展。刑警要找的主要调查对象丁师傅已离开银楼，刑警正在打听他的下落;于若聪生前交往的那些小混混儿倒是找到了几个，却没有说出什么情况来。所以，这两项工作还得继续。
8月10日，刑警终于找到了丁师傅。丁师傅离开银楼后，去了一个老乡经营的煤炭行做了账房先生。这天正在吃中午饭时，刑警登门拜访。丁师傅是老江湖，见两个便衣刑警出示的证件分别是市局、分局的，便知案子不小，是两级公安机关联手办案了，马上放下饭碗接待刑警。
听说“老正祥”于老板的儿子在8日夜间中镖身亡，丁师傅便明白刑警这是查他是否涉案来了。在正式谈话之前，他先指着堆在墙边矮柜上的几厚摞账本告诉刑警，这一周因为要迎接税务局的大检查，每天晚上都在加班，核查解放以来的每一笔收支账目。这些账目有一大半是前任账房做的，他不熟悉，查得很吃力，老板亲自协助不说，还特地请了一个放暑假在家的财务学校学生担任其助手，即便如此，这些工作直到今天也还没完成。说着，他招呼伙计请老板来跟刑警见面。
老板过来后，丁师傅借口打开水回避了。刑警向老板了解下来，丁师傅所言属实。老板一看就是个胆小怕事之人，生怕刑警有疑问，又唤来几个伙计作证。正说着，那个财务学校的学生也来了，刑警问了问，说法一致。如此，就可以证明丁师傅没有作案时间了。
丁师傅打了开水回来，刑警对老板、伙计的调查已经结束。接着，刑警向丁师傅道明来意。听刑警把案情作了一番介绍，看着刑警拿出来请他鉴别的那枚三棱钢镖，丁师傅微微一笑。刑警连忙请教：“丁师傅认为这枚镖有问题？”
“镖没问题，应该是旧时留下的真货。不过如果说凶手用这枚镖在几步之内杀死了于少爷的话，恐怕就有问题了。”丁师傅问刑警，“法医验尸时对于创口是怎么说的？有草图吗？”
刑警拿出法医画的创口剖面图。丁师傅看了看，摇摇头，随手拿起那枚三棱钢镖，对刑警说：“我要打柱子上的那个节疤。”
话音未落，钢镖已经出手，正中七八米外一根木柱上的节疤，深达寸许。这份功力，令刑警惊叹不已。丁师傅又唤伙计取过一根抬煤炭用的粗木杠，倚在离他一米开外的墙角，说要打木杠上的那条裂缝，结果一镖打出去，竟然偏了一点儿。丁师傅指着尾部犹在微微晃动的钢镖解释说，这种三棱钢镖重心在镖中间稍偏后，适宜于攻击远距离目标，这样才有准头;若是攻击近距离目标，就容易打偏。这不是技艺不够精，而是镖本身的问题。您二位刚才说于少爷是在两米处被这枚镖击中心脏部位，我觉得似乎不太可能。有这种本事的武师，别说现在，就是在前清也没听说过啊。
刑警听着既明白又糊涂：“您是说死者不是被这枚镖打死的？可是……”
丁师傅嘿嘿一笑：“也就两米距离，还值得用飞镖暗算？小攮子扎上去就是了嘛！”
一语提醒了刑警：对啊，不就是要杀死于若聪吗？凶手既然和他熟识，已经将其骗到现场了，冷不防一刀不就干脆利索解决了吗？还用得着玩飞镖显摆？可是，凶手确实是在于若聪背部留下了这么一枚飞镖，法医也认定于若聪死于这枚钢镖，这又怎么解释呢？难道凶手是直接把这枚钢镖作为匕首扎入于若聪后背的？
丁师傅说，用这么一枚钢镖直接扎入人的背部而且那么深，目标又是一个大活人，身手还比较敏捷，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须知钢镖是用来投掷的，用三根手指捏着尾部才能发力，若要凭空扎入这么深，那除非目标是个死人。所以，我想当时现场的真实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凶手先把类似锥子的锐器刺入死者背部，于少爷受伤倒地后，再把这枚钢镖扎进之前的那个创口。
刑警马上想到，如果是这样的话，创口内部应该会留下痕迹，难道法医解剖时没有发现？丁师傅说很可能没有发现，或者说没法儿发现。我估摸凶手用来刺杀于少爷的凶器是一把锥子——就是寻常街头皮匠用来修鞋的那种工具，先用锥子刺杀于少爷，再把钢镖扎进创口，由于钢镖的三棱直径比锥子稍大一些，又是紧接着下手的，这一下扎进去，法医解剖时很难分辨。
刑警听得频频点头。他们中有人当时就在解剖现场，是看着法医解剖的，记得法医并没有检查创口的横断面。这种杀人方式堪称奇特，一般情况下，也根本不会从这个角度进行剖检。返回专案组驻地，刑警向组长纪博达汇报了丁师傅的推断。纪博达立刻去市局法医室与法医沟通，法医随即和纪博达一起去市局食堂，割了一块牛肉，用锥子和那枚钢镖当场试验，发现如果刺入角度相同的话，即使进行横断面剖检，也难以发现什么痕迹。
那么，8日晚上在走马巷现场，凶手是否有能力保持那份镇定，注意到两次刺入的角度呢？这个，就需要对尸体重新进行解剖检验了。
于若聪的尸体在之前解剖过后，已经交由家属领回。当时民间都是土葬，像“老正祥”这样的有钱人家，通常还有家族墓地。于若聪的尸体被领回家后，先设灵堂做法事。虽已立秋，但气温还是比较高的，于家从冰厂购来冰块把灵床围住，还弄了两台电风扇日夜猛吹。昨天遗体入殓，这才撤去一应降温用品。法医、刑警一干人上门时，法事还在继续进行。杨迎喜跟于老板说因侦查需要，法医须再次检验死者尸体，希望家属理解和配合。于老板尽管于心不忍，但还是点了头。
再次开棺检验，并未发现创口被两件不同凶器刺入的痕迹。不过，这也在意料之中。毕竟时隔数天，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即使有痕迹也难以检验出来。法医的结论是：未曾检得两次刺入的痕迹存在，但不排除这种推断。
当晚，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大伙儿非常重视丁师傅的观点，认为很有可能就是丁师傅说的那样，其目的是转移侦查视线，让刑警把注意力集中到武林人士那边去。为什么要转移侦查视线呢？很显然，这表明凶手一伙自认为是比较容易被刑警发现端倪的。由此，刑警就想到了之前第四路调查获得的线索。
第四路调查由刑警梅期寒和派出所临时借调过来的民警进行，重点是走访于若聪生前交往的那班狐朋狗友。梅期寒是徐州本地人，四十挂零，抗战前曾干过旧刑警，抗战爆发后不愿当伪警察，干脆离职跑单帮做生意。这人生性机灵，身体也好，又会武术，还能操江苏、山东、河南方言，惟妙惟肖，连当地人也难以分辨。这种特点仅仅用在跑单帮上似乎埋没人才了，于是，有与中共方面有关系的朋友向組织上推荐了此人。中共也正需要这种人才，梅期寒就兼着做起了中共的地下交通员，当然是义务的，不但没薪水，有时自己还得贴点儿进去。
梅期寒的地下交通工作做得比较牛，最多时身兼三种角色——徐州地下党、新四军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工作人员。解放后，地方政府不了解这人的情况，将其作为旧警察关进了局子，要审查其历史问题。不料，前脚刚抓了人，马上就有电报、电话过去，命令立刻放人，还指示在征求梅期寒本人意向后，可以安排其参加人民警察队伍，当个组长、副股长什么的也可以，并在档案中写明不作留用人员对待。就这样，梅期寒干起了刑警老本行，但他识趣，组长、副股长什么的就谢绝了，做普通刑警比较省心。
像梅期寒这样的资历，让他查摸于若聪生前打交道的那些小混混儿，真可以说是大材小用。他带着民警小江调查了十七八名小混混儿，从其中三人口中获知：于若聪在出事之前两三天即8月5日、6日，曾兴冲冲地向这三个要好的小哥们儿分别许诺过，最近他会弄到一笔钞票，到时候他们可以结伴去北京玩，见见市面，开开眼界，以后也好向人家炫耀炫耀。这三个小哥们儿的年龄都比于若聪小两三岁，一个是乞丐，两个出身贫穷，平时少有钱钞经手，而于若聪是“老正祥”小开，手头钱钞来得容易，而且出手大方，所以三人很愿意听于若聪的指挥，跟着于少爷没少胡闹过。他们知道于若聪从来说话算数，这次也确信他不会骗他们。
获悉这条线索，梅期寒曾去于家走访。于家可以给小少爷平日零花以外钱钞的，无非于老板夫妇和于少爷的两个嫡亲姐姐，这两个姐姐一个是医生，一个是银行职员，手头都比较宽裕。但是，这四人最近都未曾给过于若聪哪怕是一分钱。
前面说过，于若聪上次惹祸被公安局抓进去，虽然最终有惊无险，被网开一面，但也让于老板出了一身冷汗。此后，于老板就把与儿子有关的财权交给那两个前辈拳师处置了。梅期寒与那二位接触过，两人是同门师兄弟，都已年届七秩，两家合住一个院子。于若聪每次去领钱，都会被二老盘问一番：最近在干什么？跟什么人交往？上次给的钱花到哪里去了……树老根多，人老话多，两个老汉凑在一起更是啰唆。于若聪受不了这份折腾，渐渐去得就少了，最近已经半月没有登门。
如此，于若聪最近可以获得一笔钞票之说就跟家里没有关系。可供四人前往北京转悠一趟的钱钞不是一笔小数目，于若聪可以从哪里获取呢？他的被杀是否与此有关？专案组分析下来，认为多半有关。而且，从凶手企图转移侦查视线这一点来看，对方还不是寻常的流氓团伙之类。可能于若聪掌握了对方的什么把柄，以此进行勒索，对方假意答应，找个机会就把他灭口了。
案情分析到这一步，专案组方才觉得似乎找到了于若聪被害的原因，遂决定循此方向往下追查。
五、残画之谜
次日，8月11日，梅期寒、黄求者二刑警早早就去了于宅。这天于家举行送葬仪式，要把于若聪的灵柩送往郊区的家族墓地安葬。梅期寒不知做法事的和尚选的是什么时辰，只怕去得晚人家已经出门了，这一来一去，至少得大半天，那就只有等于老板返回后再调查了。事后回想，幸亏去得早，否则的话只怕往下的活儿就没有那么顺畅了。
两人到达于宅时，那边已经做好送葬的准备，正在举行最后的仪式——出门前把要给死者带往阴间的东西全部焚烧一净。火堆前，两个男子正在把要焚烧的物品一样样往火里送。梅期寒眼尖，眼光扫去，发现那二位正从旁边的藤条箱里取出一沓沓大大小小的纸张，顿时心念一动：于若聪生前有两大爱好，一是飞镖，二是绘画，此刻要烧掉的应该就是他的画作了，其中会不会有与案情相关的线索呢？想到这儿，他立刻指着那两个男子大喝一声：“停！”
那一箱纸张确实是于若聪生前的画作，最上面的（就是被人拿在手里正往火里送的那一沓）是于若聪最新画的。那男子听见刑警大喝“停”，下意识地把已经点着的这张画抽回，用脚踩熄。饶是如此，也已烧掉了大半张。这是一幅用铅笔画的速写，画的是一幢不知坐落于何处街头的民居，残画上的民居只留下四分之一，右下侧人行道上有电线杆，还有一个竖放的长形垃圾箱。
如果说这张残画当时没有引起刑警注意的话，那么接下来出现的三张就必须投入全部注意力了。黄河东岸那家“莫忧馆”的跑堂提供的被刑警在笔录中称为“秃子”和“折扇”的那两位仁兄，就出现在于若聪的笔下。于若聪自小跟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刘保姆学绘画，后来又跟账房闵先生学习国画，中间一度还去参加过美术学校举办的假期训练班，这么些年学下来，已经画得有些根底了。去年庆祝开国大典时，他画的人物作品曾被街道推送至区里参加展览会，据说原已定下送市里展览并可获奖，但因为作者的品行问题被刷了下来。这样一个主儿，画出的肖像足以吸引刑警了。
梅期寒、黄求者没见过“秃子”和“折扇”，最初也没有把画像跟那二位联系起来，而是惊叹于这位于少爷的画技，连问了几遍：“是小于画的？”
仔细查看之下，梅期寒觉得这两个形象似乎面熟，盯着两张画沉吟不语。黄求者也有同感，思忖片刻，猛然想起：“这不是‘秃子和‘折扇吗？”
梅期寒也回过神来了，不由得连连点头。这一卷画中还有一张，也是一个男子的肖像速写：四十岁左右，一头浓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一张国字脸上长着一对虎目，耳朵略带招风，两腮颜色较深，估计是长着络腮胡子，刚剃掉又长出胡茬儿。
刑警向于家人了解：这三位是谁？是否来过于家？是否有人见过于少爷和他们在一起？
于老板一边摇头，一边招呼全家上下包括佣人、伙计以及相帮料理丧事的邻居轮流辨认，都说从来没见过这三位。刑警又把那一箱作品一一翻检，没再发现似与案情相关的画作。对最近一段时间在家里跟于少爷接触较多的家庭成员以及佣人、伙计进行询问，也没有什么情况可以提供。至于那几幅画作，据于母和几个佣人回忆，那是于若聪在卧室外面的天井里画的，大约是被害前三四天的事儿。于若聪经常在那里画画，家人都司空见惯，因此也并未在意。
刑警拿着那三幅肖像走访了多家邻居，依然没有人能提供线索。梅期寒、黄求者议了议，决定去一趟“莫憂馆”，请那两个跑堂辨认。午前，梅期寒、黄求者返回专案组驻地汇报调查结果：“莫忧馆”跑堂确认三幅画作上的两幅分别是“秃子”和“折扇”，另一个国字脸中年男子他们也见过，十来天前曾与“秃子”、“折扇”一起去“莫忧馆”吃饭，点了很多菜，说是为那人接风洗尘什么的，但后来那人没有再去过。
下午，专案组开会研究梅、黄发现的情况。由于已有昨晚有关灭口的推测，众人就循着这个方向进行分析。于若聪生前所画的最后四幅画，三幅是人物肖像，一幅是房子，可以推测那三人就是涉及这起凶杀案的案犯，而那幢民居就应该是案犯的落脚处了。于若聪画得很仔细，连房屋门前人行道上的电线杆和垃圾箱也没忘记，由此想来钉在门框上的门牌也是会画上的，可惜给烧掉了。不过，有这么小半幅残图，应该可以找到那个所在。
纪博达、杨迎喜认为，那几个家伙在一周之内两次去该饭馆用餐，不排除他们就住在这家饭馆附近，没准儿这两天还会再去，遂决定派三人前往“莫忧馆”蹲守，指望撞上好运气。另外的同志则分头查找那幅残图上所画的民居，这就不需要分组了，不过查访区域要分派一下，每人骑辆自行车前往划定的区域转悠就是了。
会后，一干刑警就开始行动，转悠到晚上，没找到相似的民居。次日，继续进行访查。当时的徐州市区范围没有现在这么大，但也有六个区，街道不少，区区数名刑警骑着自行车到处转悠，还是很费工夫的。不过，终于没有白辛苦。午前，刑警梅期寒给组长纪博达打电话报告，已经发现了残画上的那幢民居，坐落于南门大街培德巷口。
梅期寒的发现并非偶然，他是花了心思的。前一天下午接受任务后，众人马上遇到了一个问题——图只有一张，但分头去市区查找的侦查员却有好几位。当时没有复印机，要人手一张的话，必须把残画拍摄成照片冲印出来。但这可能要费些时间，于是就有人出主意，说把残画上的内容依样画葫芦勾画在工作手册上不就得了？反正是幢房子，不需要什么绘画功底也能描画个大概。梅期寒在笔记本上勾画时想到了一个问题：与其一条条马路寻找那所房屋，倒不如盯着画中的电线杆和垃圾箱去调查。
昨天其他刑警在街头访查的时候，他却去了供电公司，要求了解残画中那根木头电线杆的情况。供电公司的干部看了他勾画的草图，脸露难色，说可惜没有显示杆号，否则一查一个准。这种电线杆都是同一型号，木料是向木材行订购的，为防潮防腐，还涂上一层桐油，考究些的会在根部两米部位刷柏油。这根电线杆通体都是一个颜色，看来没刷柏油，那肯定是1948年1月以后更换过的。
梅期寒听着觉得似有希望，寻思既然更换过，那就应该有记载，查一下档案就行。接待他的那位干部也是这样想的，随即叫人去业务科查询。一会儿，回音来了，说查了档案，解放后接管时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只有订购木材的财务发票，但发票上并不注明所购木料是用于哪条马路上的电线杆。干部对梅期寒说，要不明天你再过来一趟，我陪你去下面问问工人，看他们是否讲得清楚更换电线杆的事。梅期寒嘴上表示感谢，心里却已经在琢磨着去市政局查垃圾箱了。
之所以想到要查垃圾箱，是因为残画上那个式样的垃圾箱是解放后才出现的。梅期寒是老徐州，知道解放前徐州市区马路上垃圾箱有是有的，不过很少，属于点缀性质。解放后人民政府改善卫生环境，逐步添置木质垃圾箱，到1950年3月底，全市各条马路上都已经放置了统一规格的垃圾箱。
次日上午，梅期寒直接去了市政局，保卫干部陪同他去了下设的清洁科——就是现在称为“环卫”的部门。正好是那个具体负责更换和添置垃圾箱的工程师出面接待，这人记性很好，根本不用翻阅资料、记录什么的，看了一眼梅期寒递过去的草图，说你去南门大街上看看，肯定查得到。这种把垃圾箱和电线杆连在一起以防被人偷走的做法，只有南门大街上有，那是我们刚刚进行的试点。
南门大街正好是梅期寒分工调查的区域，过去一家家查看下来，他终于发现南门大街培德巷口那幢民居符合残画的特征。
纪博达接到电话后，立刻驾摩托车去南门大街与梅期寒会合。为防止打草惊蛇，梅期寒就不过去了，纪博达也不骑摩托车，而是步行前往。实地查看下来，确认该建筑就是于若聪所画的那幢民居。
两人找到管段派出所，派出所刘所长介绍，培德巷口的这幢房屋原系一个名叫薄谦道的资本家于北洋时期建造，三开间门面，纵深三进，两层楼，后面还有一个大约四十平方米的院子。薄谦道是经营西药生意的，这在旧时是一门比较赚钱的行当。薄老板为人小心谨慎，非常注意沟通各方面的关系，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陆续造房置地，还娶了两个小妾。1936年薄老板娶第三个小妾袁少玲时，作出了一个决定，大小四个老婆每人一幢楼房，立即订立契约交纳税金办理过户，培德巷口的这幢房子就归袁少玲所有。抗战中期，薄老板被日伪以“通匪”罪名逮捕，死于宪兵队。之后，除袁少玲外，薄家的所有人都离开了徐州，再也没有回来，战后也没听说过他们的消息。
袁少玲戏子出身，嫁给薄谦道做妾后不再唱戏，闲居在培德巷居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跟以前那些朋友基本断了来往，用现在的說法就是做了金丝雀。薄老板在宪兵队殒命她成为寡妇后，再无约束，遂重新与外界来往，结交了一个掮客，一起投资做生意，还时不时以票友名义登台演出，戏院也给她一份包银。1947年，袁少玲经人介绍参加了“一贯道”，因为是戏子出身，擅长装腔作势甚至装神弄鬼，被发展为骨干分子。解放后取缔“一贯道”，很多城市像袁这种情况的大多吃了牢饭，但她却侥幸躲过一劫。一方面是因为她态度好，主动去公安局登记;另一个原因，登记时她正患肺结核，是被隔离在医院里的时候偷偷跑出去登记的，此事还上了报纸。这样，政府也就对她网开一面了，再者，那时候医疗条件差，治疗肺结核的药物更是紧俏，像她这种肺结核病人，公安机关也没条件关押。
解放后，袁少玲不再出头露面，登台演出也不敢了，那个合伙做生意的朋友早已去了香港，她的生意也做不成了。不过，她颇有些积蓄，靠银行存款利息过日子，生活倒是无忧。此外，她一个人住不了那么些房子，还能出租房屋收取房钱。在派出所民警印象中，这个女人还算老实，解放后没听说干过什么不法的事儿，跟邻居的关系也处得不错。
房东没问题，那么房客是否有问题呢？刘所长唤来户籍警老汪，让他介绍袁氏的房客情况。老汪是留用警察，对这份保留下来的饭碗很是珍惜，工作比较上心，他的衣兜里经常放着两本工作手册，胸前口袋里别着两支钢笔，下去除了询问就是记录，因此不管介绍哪方面的情况都能说到点子上。听纪博达说了要调查的内容，又看了那份残画的原件，老汪打开工作笔记翻了翻，告诉纪博达说袁少玲属于内控对象，他每天两次下去了解情况，都需要重点留意。解放以来，袁本人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但由于她把房子出租，房客的情况相对复杂些，目前，袁少玲在培德巷的居所一共有四户人家租居。接下来老汪说到的一个情况引起了纪博达、梅期寒的注意——
袁少玲的房客中，有一个男子是独居的。此人名叫盖捷，三十九岁，自由职业，既是中医，又做药材生意，还与两家私营运输公司有业务关系。这人是1948年底徐州解放一个月时入住的，当时老汪刚被公安局定为留用人员，让他继续负责南门大街这个管片的居民户籍和治安，他对工作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每天至少十个小时泡在居委会。盖捷这样的租居情况很容易使人产生怀疑，不由自主地往“逃亡地主”、“逃犯”、“还乡团”、“特务”等方面去想，老汪正要上门盘问，姓盖的倒主动登门了，出示了第二区公安分局治安股盖章的证明，证实其户籍是在本市第二区，身份是自由职业，婚姻状况是离异，临末注明“未发现此人有政历问题及刑事罪行”，一句话：此乃良民。
如果搁别人手里，也许就不会继续关注这个对象了。可是遇到老汪这个性格黏糊、工作认真的留用警察，他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觉得盖捷这人身上可能有毛病，隔三差五就会有意无意地向居委会干部询问盖的情况。可能由于职业原因，盖家平时来往的人比较多，经常深更半夜还有朋友进进出出，喝酒打牌，吆五喝六，骚扰邻居。可最近一个多月，盖捷那里进进出出的朋友显著减少，也不骚扰邻里了，而且来往的那些人多是邻居们以往没见过的陌生面孔。
盖捷当即被作为重点嫌疑目标进行调查。专案组一面派人去盖捷户籍地了解此人的历史情况，一面密请包括房东袁少玲在内的其他房客、四邻八舍辨认于若聪所画的那三幅肖像，结果，有几人确认“秃子”和中年男子最近曾去拜访过盖捷。
8月13日下午，专案组决定拘捕盖捷。自午前开始，盖捷已被刑警秘密跟踪。发出拘捕令时，他刚拜访完一个朋友，步行返回南门大街培德巷的租居住所。四名刑警一路尾随，路过南门派出所时，一拥而上将其推进大门当场拿下。
六、访查皮匠
本以为此案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没料到，却是白忙活一场。
盖捷被捕后，至少被四名群众确认的“秃子”和中年男子也随即落网。调查下来，二人一个是西医，在市一医院内科工作;另一个是水果批发行老板，都没有作案时间。“莫忧馆”跑堂反映的两次用餐时段，两人都在其他场合，分别有多人作证。他们和盖捷的交往，是为一起投资做生意的事，至今还没有谈妥。至于盖捷本人，确如户籍警老汪所介绍的前半部分内容，没有政历问题和刑事犯罪前科，乃良民一个。在这些证据面前，众刑警沮丧地意识到：那四名群众认错了人。
这下，专案组上下都懵了。调查下来，培德巷该民居中的房东房客都未见涉案证据，那么这幢民居怎么会出现在于若聪生前的画作中呢？于若聪为什么要画这幅画呢？为什么和三个涉案男子中的两个（“秃子”和“折扇”）的人物素描放在一起呢？
8月14日，案件发生后第七天举行的又一次案情分析会上，刑警首先讨论的就是这些问题。七嘴八舌议了一阵，出现了多种猜测，但都缺乏依据。最后，副组长杨迎喜提议，先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暂不管它，另外寻找突破口。组长纪博达说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大家别纠结了，都说说吧，除了那些画，还能从哪个角度去开展调查？
循着这个思路，最后决定接下来同时进行三个侦查措施：一是继续安排警力在“莫忧馆”蹲守;二是继续找于若聪生前交往的那些小混混儿调查，看是否能够发现蛛丝马迹;三是和两次对于若聪尸体进行解剖的法医探讨，看是否有可能从凶手行凶作案的角度找到突破口。
纪博达出面与法医沟通。参加解剖的两个法医是师徒，都姓王，当时徐州公安内部稱为“老王法医”和“小王法医”。巧得很，纪博达去拜访他们时，“二王”正要给他打电话呢——他们对于这起案子的行凶方式有了一种新的推断。
这个推断来自小王法医。小王是部队卫生员出身，淮海战役中上前线救护伤员时负了伤，一条腿走起路来微瘸，伤愈后就转业到了徐州市公安局。领导根据其卫生员出身的特长，安排他跟老王法医学习，中间还参加过华东公安部举办的半年期的法医技术培训班，以全班第二的优异成绩结业。按照当时的规定，从这个培训班出来的学员，已经具备独立验伤、解剖的资格。
小王回徐州后，虽然已是放单飞了，但仍旧一有机会就向老王法医讨教，还跟老王约定，但凡有命案现场，即使他轮休不在岗位上，也须通知他到场参与勘查检验。毕竟随着解放后治安形势的好转，命案发生率大大下降，这种实践机会能抓住一次是一次。8月8日那天小王休息，正在和女朋友一起看电影。但他给当天值夜班的老王法医留了纸条，说明了自己的去向。老王在接到出现场的任务后，马上叫人去电影院打字幕把他叫了出来，弄得小王的女朋友好生无趣。
复检时，小王正巧去省城参加一个业务会议，回来才听老王说了一应情况。小王对此甚感兴趣，一直在琢磨这是怎么回事。他特地去买了锥子，用棉布棉花一层隔一层做成模具进行试验。两天下来，终于有了感觉，今天就向老王说了说。师徒两个研究了一番，认为他们的看法似乎比较成熟了，遂决定告知专案组。
就在这时，专案组长纪博达登门了。当下，老王就让小王将他的新观点向纪博达作了说明。小王法医认为，从第二次检验尸体时拍摄的创口横断面照片和老王法医绘制的模拟图（因创口腐烂，照片有些模糊）来判断，凶手那一下突然袭击是以与死者背部呈九十度的角度刺入的。这个角度说着简单，但真的实施起来，似乎有些别扭——要想直直地刺入于若聪体内，握凶器的时候就不能像寻常格斗那样直握，如果是直握，就刺不出那样一个角度，除非于若聪是被按在地上后下的手，但现场勘查情况却不支持这样的推测。这种别扭的姿势对于凶手来说是一个犯难的动作，用这等犯难的动作稳准狠地把凶器刺入特定位置，似乎是很难做到的。但也不是绝对不可以，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凶手才能完成在常人来说非常困难的动作——凶手做过专业皮匠，可以熟练地以各种姿势各种角度使用锥子。
专案组对法医的这个观点进行了讨论，众人一致认同。于是，就集中全组力量对全市皮匠进行访查，要求把市区各大街小巷设摊修鞋的每个皮匠都一一走访到。鉴于之前刑警在“莫忧馆”调查时，从跑堂那里得知8日晚上于若聪用餐后是由那个“折扇”陪同着离开的，专案组怀疑“折扇”就是直接杀死于若聪的凶手。现在要在全市皮匠中访查“折扇”，便把于若聪生前所画的“折扇”素描翻拍成照片，交给访查刑警请皮匠辨认。
皮匠是个古老的行业，可能早在出现鞋子的年代就诞生了。一个简陋的工具箱，里面放着锥子、钉子、针线、锤子，再带上铁砧和几把切刀，就组成了他们养家糊口的摊子。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无论走到哪个城市、集镇，如果看不见街头巷尾有皮匠摊，总会感到这幅风俗立体画中似乎缺少了什么，市民百态中少了一态。奇怪的是，尽管它属于服务行业中的一部分，却从来不曾有过自己的行业协会之类的团体，可能也是所有服务行业中唯一不需要缴纳税金、不需要拥有执照的一个另类。所以，专案组要查访本市的皮匠，无法采取通常的手段，比如向工商局、税务局、工商联、行业公会等调阅从业人员信息。没有办法，只能劳动侦查员们的两条腿了。
这一查就花了两天时间，8月16日晚上众刑警照例开碰头会汇总情况时，每人都显出一种疲态。合计下来，侦查员们一共接触了一百八十七个在大街小巷设摊的皮匠，老中青都有，甚至还包括三个十分罕见的女性补鞋匠，却没一个认识“折扇”的。这就简直匪夷所思了。说于若聪把“折扇”画得失真了吧，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是，“莫忧馆”两个跑堂能够在于若聪画的三幅肖像中认出“折扇”，说明即便存在失真，也不是很离谱。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解释呢？这时，刑警想到了一种使他们感到头痛的可能：“折扇”来自外地。
尽管皮匠们分散设摊，看似互不相关，但其中肯定也存在竞争，凡是涉及到利益的行业概莫能外。皮匠们没有行业协会，不过，肯定存在着以籍贯为纽带的派系。派系内部、派系与派系之间的相互接触不一定很频繁，但应该是有联系的。刑警查访了全市所有的皮匠，谁都没见过“折扇”这么一个同行，以此推测，“折扇”是外埠来徐州的，他在外埠曾经从事过皮匠职业，现在已经改行了，所以徐州这边的皮匠都不认识他。
这就麻烦大了。徐州地处苏鲁皖豫四省交界，交通便利，“折扇”如果真是从外埠流窜或者迁移过来的，那该到哪儿去找？众刑警陷入沉默，大伙儿都望着纪博达，等待专案组长拿主意。纪博达沉思片刻，跟副组长杨迎喜耳语了几句，对众人说：“除了来自外埠，是否还有其他可能呢？请同志们想想。”
又是一阵沉默，接着有人发表意见：目标会不会不是修鞋的皮匠，而是从事类似职业的人员，比如皮鞋、皮革厂的技工之类。
专案组遂决定扩大访查范围，把徐州市内九家制造皮鞋、皮衣、皮箱的工厂和作坊的技工也作为访查对象。这就不需要像访查皮匠那样到处乱跑了，工厂和作坊都是列入行業名册的，上有管理部门，诸如工商局和行业公会。尽管如此，也花了一天时间。刑警主要是通过行业公会进行调查，由公会出面通知工厂、作坊在约定的时间里指派人事和工会干部各一名（作坊没有人事、工会之分，那就老板本人过来）到公会来开会，人到了之后，就让他们辨认素描的照片。
九家厂坊一一辨认过，一致摇头。这下，大家都没辙了，看来这个“折扇”真的是来自外埠。纪博达只得决定，除杨迎喜留守，全组包括临时借调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分赴徐州周围的丰县、华山县（1953年1月撤销）、沛县、萧县、铜山、邳县、砀山七地，访查“折扇”其人。
这一折腾，又是三天，结果竟然还是白板一块。这起命案转眼已经发生十来天了，投入的侦查力量以当时的警力比例来计算，应该不算少，一干刑警都快累得人仰马翻了，可是，找了好几个切入口，都没法儿切入到案子的核心部位，这是怎么回事？
“二王”法医也为此深感不安，担心他们的推断误导了专案组。经老王向领导提出，法医室对于“二王”关于凶手握凶器姿势的结论进行了研讨，最后一致认为没有问题。8月21日上午，专案组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纪博达请“二王”过去相帮分析。还是由小王法医出面对情况进行了说明解释，老王法医还带去了两把锥子和模拟靶具供刑警试验。全组刑警试验下来，对于他们之前的结论没有疑问。这样看来，凶手如果真是“折扇”的话，那还要继续扩大查找范围，从徐州周边扩大到全省甚至外省。
副组长杨迎喜说这样查下去不是办法，有点儿纯粹靠运气了。要不咱们先设法了解一下“折扇”到底是不是外地人，如果是外地人，大致上是哪个地方的。那么，怎么查呢？他不是两次光顾过“莫忧馆”吗？可以派人去那家饭馆重新调查一下，看那两个见过他的跑堂是否对其说话的口音有印象。纪博达认为此提议可行，当场指派盛冲和老唐两人去饭馆调查，这边大伙儿继续讨论。
其实，关于“折扇”和“秃子”的口音，上次前往调查时刑警已经询问过，但跑堂说并未注意。盛、唐两个此去，连启发带引导，但两个跑堂仍是什么也回忆不起来，等于白跑一趟。不过，他们回到会议室时，这边大伙儿已经议出了一种新的可能——
之前认为凶手是“折扇”，不过是推测，其理由是8日晚上于若聪离开饭馆时是由“折扇”陪同的。“折扇”当然可能陪着于若聪走到走马巷口下手杀人，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即半道上把于若聪交给另一个同伙，由那个同伙陪同到现场，然后下手。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另一个同伙才是专案组要找的皮匠，而专案组此前一直在访查“折扇”，自是不得要领。现在是否可以换一种方式进行调查：撇开“折扇”，向皮匠行业调查从业或者曾经从业的人员中是否有行为反常的可疑分子。
有刑警担心，没准儿之前对皮匠行业的访查已经惊动了凶手，甚至有可能刑警直接向凶手本人出示了翻拍的“折扇”照片。那当然会打草惊蛇，只怕此刻凶手已经远走高飞了。因此，这样的调查怕是不会有效果。但纪博达却认为，如果是这样，就更应该进行这项调查。凶手逃离的同时也就暴露了自己，专案组接下来的工作就可以转为追逃了。全国除台湾以外都解放了，看他能逃到哪里去！
七、又一起命案
专案组这一招回马枪竟然马上见效。再次访查全市皮匠后的次日，即8月22日上午就有消息传来：在铜山路丁字路口设摊的皮匠仇四郎的家属今晨向派出所报告，仇四郎昨晚没有回家，也没关照过家人他去哪里了，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况。由于是皮匠，专案组诸君闻讯都是一个激灵。杨迎喜随即叫上刑警贺知臻、梅期寒去管段派出所了解仇四郎的情况。
仇四郎，萧县人氏，三十六岁，早年因家贫四处流浪打工，抗战前一年在徐州入赘皮匠宋老二家做了上门女婿，从此开始了他的皮匠生涯至今。最初在人们印象中，这个人平时话语不多，是个埋头干活儿的料。但在其丈人宋老二病殁后，他开始活络起来，喝酒抽烟，还染上了赌博恶习，不过平时干活儿还是依旧很认真，手艺不错，以至于有些已经搬离的老邻居还特地赶来请他修鞋补包。
之前专案组对全市皮匠逐个进行查访时，梅期寒找他询问过，记得这位仇师傅一面干活儿，一面漫不经心地听明来意，看那张翻拍的素描肖像时手里的活儿还不肯停，不过倒是看了一阵儿，又想了想，然后摇头：“不认识。”给人的感觉是缺乏热情。现在，此人罕见地彻夜不归，是否反常？
杨迎喜问派出所杨所长：“不是说他赌博吗？会不会在外面赌了一夜没回去啊？”
杨所长说我们问过家属了，她妻子说最近半个多月他没有赌，说人民政府不让赌博，他要戒赌;再说，以前哪怕逢年过节他去外面赌博，也从来没有整夜不归的，所以家人才来报告。正说到这里的时候，又有人来向派出所报告：西面五六十米开外张家祠堂旁边的那口池塘里浮起一具男尸！
三刑警闻讯，都想到了一块儿：十有八九是这个彻夜不归的仇皮匠了！
死者果然是仇四郎，包括派出所民警在内的许多人都以为是喝多了酒失足落水溺亡，只有杨迎喜三人认为很有可能是他杀，原因是专案组的调查惊动了对方，“8·8”命案的幕后策划者为防止警方的侦查触角伸向自己，采取了灭口措施。稍后，法医的验尸结论是：仇四郎生前饮用大量白酒，陷入昏醉状态，被人从背后袭击，以小臂勒颈活活扼死后抛尸池塘。
案发地所在的第一分局向市局请示，该案由一分局负责侦查呢，还是交由“8·8”命案专案组并案侦查？市局领导在听取纪博达关于“8·8”命案的汇报后作出决定：两个案子串案并侦，专案组正副组长人选不变，一分局抽调四名刑警充实专案组。
专案组当即举行案情分析会议，讨论下来，决定分三路同时进行调查：一路走访死者家属和邻居，另一路走访死者生前的那班赌友，第三路则向其设摊地周围的店铺和住家了解其平时营业的情况。
这天是8月22日，第一起命案发生后的第十四天。当时，专案组一干刑警谁也没有想到，这天竟会把两起命案一古脑儿一举侦破，更没想到拔出萝卜带出泥，后面还扯出了一起敌特案件。
三路访查都很顺利，但破案线索是由负责走访皮匠摊头周围群众的第三路刑警贺知臻、黄求者、许枫和老唐获得的。仇四郎的摊位设于铜山路丁字路口那条名唤“迎喜巷”的巷子口，那是他业已病殁的老丈人留给他的一块“风水宝地”。迎喜巷是一条曲曲弯弯长达两百多米的古巷子，通往巷尾出口的那条马路比较偏僻，而且交通不便，巷内居民通常都是从前面的丁字路口出入。光这一点就给皮匠摊带来了不错的生意，况且还有丁字路口另外两个方向的居民。因此，仇四郎这个皮匠摊头在附近地段颇有名气，说起“仇皮匠”一般人都知道。刑警分别访查了丁字路口的店家以及包括巷内住户在内的数百名居民，竟然意外获得了于若聪生前所画素描中的另一个主儿“秃子”的线索。
巷子深处住着一位姓姚的老先生，年轻时做过老师，还做过会计，现在已经近七十岁了。姚老先生告诉刑警，仇四郎这个人一看就是没有学养素质的低下之徒，仿佛天生具有一冷一热两副脸面：活儿没有时，人从他摊位前走过，哪怕不是找他修鞋的，他都会主动招呼，对方多半会停下来陪他聊几句;而活儿多的时候，哪怕你拿着几双鞋子去修，也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不过，人们都是为他的手艺而来，也就不计较他的服务态度了。有的顾客为修急件，比如等着上脚的皮鞋或马上就要出差用的皮包、猝死的老人大殓前穿的寿鞋什么的，那就得求他拔个档。为此，自有一些顾客多付工钱，或者送些小礼物。姚老先生说他亲眼看见过有人修鞋时带来一盒同心斋的糕点送给仇皮匠。
这个线索引起了刑警的注意。同心齋在当时的徐州是一家颇有名气的清真糕点店铺，百年老字号，出售的糕点质优价高，据说制作糕点还有定量，什么糕点每天制作多少盒都是老板事先有规定的，多一盒都不做。买不到？很好，您明日请早。要的就是这份没有成本的广告效应。对于一个顾客来说，要向皮匠示好，送样小礼品还说得过去（在当时也是不多见的），而送一盒同心斋的糕点，那就似乎有点儿过了。
刑警问姚老先生那人多大年纪、长得怎生模样、来修什么鞋？姚老先生说那是半个多月前了，还差几天立秋，很热。他想到立秋后天要下雨了，家里有双胶鞋破了，得拿去让仇皮匠补一补。拎着胶鞋到巷口时，看见先他一步来了个男子。此人年约三十六七岁，瘦高个子，剪平顶头，前额寸草不生，正把那盒糕点递给仇皮匠。姚老先生看清糕点的包装，嘴快说了一声“哎，同心斋的，老字号啊”。仇皮匠本来已经伸手要接了，听了这话，又把手缩了回去，干笑着说这么名贵的糕点咱还消受不起哩。那男子呵呵一笑，说同心斋的糕点有保存期限的，快到保质期还没有卖出去的话就会打折，像这盒核桃酥就是打了对折。我家就住那边儿，每天都经过同心斋，买打折点心方便。仇皮匠上次给我拔了个档，把那双皮鞋修旧如新，总算没误我事，我得表示一下啊。刚才路过同心斋，见有人在排队买打折糕点，就买了一盒——我可没排队，我跟店里的老板伙计都是熟人。这么说着，仇皮匠就收了下来。
三刑警听了心里都是一动，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杨迎喜便拿出夹在工作手册里的那张“秃子”的素描翻拍照片，请姚老先生辨认。姚老先生看了看，嘴里“哎”了一声，马上把用细纱绳挂在胸前的老花镜戴上，把照片拿在手里仔细端详片刻，随即点头说这就是那个送仇皮匠同心斋糕点的男子。
杨迎喜简直不敢相信能撞到这样的好运气，忍不住又反复问了两遍。也不继续进行访查了，立刻返回驻地向组长纪博达报告。纪博达也是喜出望外，当即召回全组刑警，全体出动前往同心斋所在的中枢街进行查摸。
“秃子”倒是没有说谎，他确实住在同心斋附近，也确实跟同心斋的老板、伙计都熟。出自于若聪之手的那张素描虽然不是十分逼真，但也画了个七八分，同心斋的伙计一眼就认出，这是与同心斋相隔不到百米的那家只有一开间门面的钟表眼镜店的店主兼技师桑春华。
当天晚上，桑春华在其住所落网。直到手铐扣上桑犯的手腕时，刑警还认为这人不过是一个涉嫌命案的案犯。哪知，在接着对其住所进行的搜查中，发现了电台、密码本、密写药水、手枪及子弹，方才意识到这人竟是潜伏特务！
这个被捕者给专案组诸君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押解到专案组驻地后，纪博达、杨迎喜主持讯问。刚刚坐下，他就迫不及待地大叫：“快！快！快！”两个老刑警被他叫得莫名其妙，问他“快什么”，他马上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徐淮地区第三特遣组少校组长”，然后说共产党的政策不是“坦白从宽将功折罪”吗，在下现在要立功，请你们赶紧去校场路力胜坊11号抓捕一个化名“金风”的台湾派遣特务，去晚了只怕他一旦获悉在下被捕的消息就开溜啦！
纪博达、杨迎喜虽然是刑警，但之前都曾在老区干过政保工作，对侦查敌特案件也算得上行家里手，当然不会被桑春华这一咋呼就真的采取行动。如果这是对方预设的报警套路，这边派人过去，哪怕只是秘密监视，也等于给对方报了信儿。因此他们并不着急，让桑春华一五一十把一应事儿交代清楚后再作计议。
桑春华担心立不了功，交代时竹筒倒豆子——
他原是南京“大德钟表眼镜行”的技工，1941年被“保密局”前身“军统”在南京的地下人员发展为情报员。1944年，汪伪汉奸政权设立“淮海省”，省会设于徐州。“军统”遂将桑春华派往老家徐州，以经营钟表眼镜修理店为掩护收集情报，并伺机开展对日伪的“心理战”。抗战胜利后，“军统”裁减特务，桑春华在被裁人员之列，发给一笔遣散费之后就不管他了。桑春华有技术，不怕失业，继续经营他那只有一个门面的小店铺。
事后想来，如果当时他改行的话，后来的“保密局”可能就不会要求他“归队”了。转眼到了1948年秋，形势对国民党政权极为不利，“保密局”急于布置潜伏特务，就想到了还在老地方干老本行的桑春华，马上派人前去动员。桑春华经不住来人软硬兼施的劝说，再说还有钱可拿，而且瞧这形势，美国只要肯全力支持老蒋，日后的“全面反攻”还真不是一句空话，到那时他就是有功之臣了。于是，他决定豁出来干，撞一下运气。
1948年11月下旬徐州解放前夕，“保密局”方面给桑春华送来了一应特工器材和经费，至于怎样活动，桑春华是特工老手了，那就不必向他交代，听命就是。之后一年多，桑春华领导着手下的五个部属，收集了一些中共党政军情报，用电台拍发台北。由于情报并不重要，而且联络次数少，收发报时间也短，未被公安局察觉。
今年6月下旬，桑春华接到台北密电，说7月下旬将有“保密局”心战专家赴徐州，要求“第三特遣组”保证专家的安全，配合其执行使命。十天后，再次接到台北密电，对配合专家执行使命之事予以具体交代，要求“第三特遣组”在徐州物色适合于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散布谣言的人选，待心战专家抵达后进行面试，从中遴选七名合格者接受专家的培训，于中共庆贺建国一周年前夕赴北平（当时台湾方面对北京之名不予承认，仍按1927年以来的旧称）进行破坏活动，届时桑春华的“第三特遣组”也应派员随同，行使督察责任。桑春华接到上述命令后，即着手落实，于若聪就是“第三特遣组”物色的十个“临时特工”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选中于若聪的原因倒并非他是“金镖小太保”，会投掷飞镖。这少年生性顽劣活络，喜欢寻求刺激，这是作为一个行动特工的先决条件;而且他绘画有根底，这于从事“心战工作”颇为有利。另外，还考虑到他曾折进过局子，对付警察有心得体会，去北京后万一被警察拿下，估计还能对付得过来。8月3日心战专家金风跟于若聪见面时，对这个少年很满意，面试后连连称赞，说这孩子是一块做特工的材料，若有机会能去海外，一定要把他带到台北推荐给“保密局”。
哪知，专家是这样想的，于若聪却另有主意。招募时“第三组”把金风带来的经费作为封口费和定金，每人发了五十万元（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下同），言明届时去外地（没说去北京）执行使命结束后，另给每人二百万元，在外地的食宿、游览和来回车费另算，培训期间的伙食费也由金风提供。这在建国初期经济水平普遍低下的情况下，应该说是不错的待遇了，因此其余六个“临时特工”都很高兴，只有于若聪动起了另外的脑筋——他想向金风和桑春华另外敲诈一笔钱钞。
于若聪在七个“临时特工”中年龄最小，心却最大。面试时人家并没有提过将来要干什么活儿，只说“活儿很轻松，等于是玩耍”。可于若聪发现，那位显然是头子的金先生跟他交谈时最感兴趣的却是徐州解放前夕他为中共地下党散发传单的情况，反反复复问了又问。再看面试地点（在郊区的一座寺庙里）和桑春华等“第三组”那几个家伙总是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他意识到这伙人肯定有问题，多半是国民党特务。如果于若聪当时悄悄去向公安局检举，无疑会立个大功。可是，于若聪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他最近最缺少的不是鲜花、掌声、奖状和大红花，而是钱钞。老爸的供给方式改革之后，他非常不耐烦向那两个武林老前辈去要零花钱，经常手头拮据。现在遇到这样一个机会，不禁灵机一动——这帮家伙有钱，问他们要啊！要了钱，老子来个不辞而别，带上几个小弟兄去外地好好玩一圈。
就这样，于若聪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鬼门关，随即他又迈出了第二步。8月6日，他去了金风下榻的那座寺庙，单独拜会“心战专家”金风，要求“商借”五百万钞票，说他知道这对于金先生来说乃是小事一桩。这下，老特务金风大跌眼镜了，想了又想还是回不过神来，只好施出缓兵之计，先答应下来稳住了于若聪再说。把于若聪打发走后，金风立刻离开寺庙，通过紧急联络方式约见桑春华。
桑春华闻讯也是大吃一惊。两人分析下来，认为于若聪这是敲诈勒索，还没有把此事泄露给第三人。但是，如果不“借”钱钞给他，那下一步他肯定会去报告警方了。金风在徐州的安全是由桑春华的“第三组”负责的，此刻，使命已经放在其次，安全才是第一。他问桑春华该怎样解决这事。桑春华说我和您金先生的安全是拴在一起的，这小子一旦去公安局，那不但是你我，整个儿“第三组”都完了，您说还能怎么办？只好用老办法了。
于是，金风入住桑春华给他安排的另一住处;于若聪则由桑春华通知仇皮匠于8月8日晚上在走马巷口干掉。为确保于若聪肯定钻入圈套，桑春华让吴应宝（“折扇”）通知于若聪当晚去“莫忧馆”吃饭，商量他跟金先生所说的借钱之事，同时通知仇皮匠做好下手准备。让仇皮匠下手是金风的主意，他说这个少年不是号称“金镖小太保”吗，那就让他死在镖下吧。正好桑春华那里有一枚连他也想不起来路的老旧钢镖，和修理工具混放在一起，就拿去给金风看，金风遂想出了这个意在转移警方侦查视线的杀人方式，还说这个计划需要手稳之人方能稳妥实施，桑先生手下不是有个皮匠吗，就叫他去做。
于若聪被仇皮匠杀死后，桑春华和金风认为这案子作得天衣无缝。哪知也就不过十来天，专案组就把侦查触角伸向了全市的皮匠。仇皮匠被刑警调查后，惊慌失措，急向桑春华报告，桑春华又赶紧向金风通报此事。这下，金风也乱了方寸。两人密议下来，认为只好再次采用老办法应对这个危机。于是，仇皮匠的生命之路就走到头了。这起命案的凶手，是“折扇”吴应宝。
桑春华接着交代了“折扇”等其余特务的姓名、住址。因为这是政保案件，专案组立刻向市局汇报，市局当即出动公安大队，于当晚分头将台湾派遣特务金风，“第三组”潜伏特务吴应宝、李根才、黄金富、夏益祖、刁阿狗以及已被物色为“临时特工”的那六人捉拿归案。一干人犯被捕后，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金风本名武显威，民国元年出生于天津一个商人家庭，抗战前两年随父赴香港。抗戰爆发后，老爸就把生意交给他了。武显威在经商过程中结识了一些朋友，其中就有“军统”香港站的特务。人家认为他是一块干特工的好料，动员他加入团体，为抗战也为党国贡献力量。武显威答应可以为“军统”做事，但不算正式特工，每月领取一份业余特工的津贴就是了。就这样一直到抗战胜利。其时武显威的父母均已病殁，他也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正准备从此好好守着老婆孩子过一份舒心日子，不料忽然接到通知，说经过考察认为武同志非常适宜心战专业，总部下令送其去美国专门接受训练，学成回来后为党国效劳。
1947年初，武显威从美国受训归来。原“军统”已经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戴笠空难殒命，由毛人凤出任“保密局”首任局长。武显威出国时属于“军统”香港站特工，现已与香港站无涉，系“保密局”心战总队少校，具体工作是常驻香港，利用经商为掩护，协助“保密局”香港站开展心战工作。其主要工作内容是参与审议该站制订的特工活动计划中与心理学相关的内容，为讯问被秘密绑架的“人犯”制订方案、分析口供，有时还主持测谎。活儿不多，正适合他那种一边做生意一边做特务的现状。
武显威觉得日子过得蛮滋润，不料，5月间忽然接到台北“保密局”总部命令：10月1日是中共建国一周年的纪念日，据“保密局”获悉的情报表明，北平方面已经下达文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庆祝活动，北平作为中共首都，是庆祝活动的中心。党国高层经过研究，决定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破坏活动。根据分工，心战总队负责派遣特工密赴大陆，组织专人潜往北平进行相关心战活动。局本部经过研究，决定把这一光荣使命交给武显威去落实。具体步骤是——
武显威以港胞商人之合法身份回天津老家探亲，在天津逗留若干天后，以考察商务为名前往徐州，与已经接到“保密局”密令的“潜伏敌后同志”桑春华会合;桑春华会把事先已经物色好准备发展为外围人员的名单交给他，逐一介绍各人的情况，由武面试;之后，武显威负责对这些人员进行心战破坏活动的培训，桑春华则负责把这些受训人员派赴北京从事心战活动，并派员监督;培训时间截至1950年9月10日，完成后武显威前往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考察开展心战活动的各类情况”，然后经香港返回台北述职。
武显威赴内地后，遂按照上述步骤执行。不料才开始面试，就遭遇了于若聪的敲诈，因忙于“消除隐患”，培训还尚未进行，“考察”就更不用提了。
1950年11月29日，徐州市军管会对该案进行判决，判处桑春华、武显威、吴应宝三犯死刑，立即执行;其余“第三组”特务分别判处五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对六名“临时特工”从宽处理，不予判刑，送交管训。
分类：尘封档案 作者：易明佳 金枚 迟婴 期刊：《啄木鸟》2017年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