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关注〗大国养老（长篇纪实连载）

上期内容提要：

中国不但是全球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更是老龄国情最复杂的国家。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与“高龄”、“空巢”、“失能”相伴相生，而一场史无前例的家庭变革浪潮，更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危机重重。不论城市还是乡村，家庭养老的功能在持续弱化，那么，社会养老又如何呢？

第四章他们老到“忘了”世界

失能、失智、重病，是压在中国老人身上的三座大山，考验着每个家庭，也考验着整个社会。——采访札记

阿尔茨海默症的阴影

杨支柱曾是湖南省某厅的一名主要领导，退休前叱咤风云，可是退休后，没有多少业余爱好的他一下子性情大变，不喜欢说话，不喜欢交往。一天，居委会通知他去领老年优待证，他一大早出门，转悠了一整天，空着手回了家。第二天再去，还是一样。他回家后对妻子说：“我怎么寻不着居委会了？明明去过很多次的……”

从家里到居委会，平常走路只需20来分钟，他转了两天居然找不到。最终，还是妻子帮他把证领回了家。此后的第四个月，杨支柱失去了独自出门的能力，他被确诊患了老年痴呆症。

老年痴呆症，学名阿尔茨海默症。据有关资料统计，老年痴呆症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世界范围内为47%，全球每7秒就有一人患上此病，预计到2050年，全球患老年痴呆症的人数将达到115亿。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老年痴呆症患病率达556%，较十年前上升了076个百分点。2015年，中国老年痴呆症患病人数约为950万，预计2040年将达到2200万，是所有发达国家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总和。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老年痴呆症都是威胁老年健康的一大杀手，仅次于心血管病、癌症、脑卒中。据全国疾病监测系统对161个区县疾病死亡监测点监测数据的统计，2006至2012年，老年痴呆症死亡率最高达576%。

老杨突然患了这种病，一家人从此陷入焦虑之中。患病初期，老杨只是健忘、脾气古怪，可谁也没料到，随着病情的加重，他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妄想症、强迫症、焦虑症等，在他身上集中爆发。他“妄想”了很多故事，动不动就指责老伴“道德败坏”，隔壁种花老头儿、小区门卫、送水工、快递员，这些毫不相干的人，都成了他的怀疑对象。他认定老太婆“骗了他一辈子”，逼她交代“奸夫”是谁，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

家人知道，这一切都是老杨的幻觉，怎么劝说也无济于事，唯有看病吃药。吃了一个月的药之后，老杨终于安静了，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编造的故事。问题是，他把其他事也忘了，甚至忘了身边的亲人，把下班回家的女儿当作可疑的陌生人提防。一家人的生活被彻底打乱，24小时的看护又实在难以为继，无奈老杨被送进了医院。先是由妻子和儿女们轮流照料，没多久就把一家人搞得精疲力尽，只得以一天220元的价格请了个66岁的护工。

本以为能消停两天了，谁知道护工上岗第一天就出了状况。杨老每天吃什么药，什么时候吃，一次吃多少，家人一一写在本子上，千叮咛万嘱咐。降压药一天只能吃一次，明明早上吃过了，到傍晚时，护工又拿出来给老杨吃，幸好家人及时制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惊魂未定的一家人这才发现，护工不但没经过任何护理方面的培训，而且是个文盲……从此，他们对雇请护工失去了信心，为照顾老杨，家人每天担惊受怕，心神不定。仅仅几个月的工夫，好好的一个家就乱了套。

老年痴呆，老人伤不起，亲人负不起。

妈妈，万一我没有找到你

2018年4月19日，一条题为“妈妈，万一我没有找到你”的微博看哭了众多网友——

妈妈，这已经是你走失的第7天，我的步伐和心情一样越来越沉重。领导、朋友、志愿者、亲人四处奔走，多方求助，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和鼓励，我把这些关爱存在心里！

但是，妈妈，我还是只能看到7天前的监控，我该去哪里找你？

妈妈，万一儿子没有找到你，只希望还有好心人帮助，能够让你果腹，喝上点儿水……

妈妈，万一儿子没有找到你，只希望晚上你能够找到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小睡……

妈妈，万一儿子没有找到你，只希望你一个人不要太害怕，只希望你能感受到儿子对你的思念……

妈妈，你一生操劳，求上天不要再让你挨饿受冻！你生性善良，求上天也派好心人相助！妈妈，全家都在等你回来……

这位妈妈失忆多年，2018年4月12日从家里走失。儿子苦苦寻找7天未果，只得以这种方式为母亲祈祷。网友们感动之余，自发组成寻人大军，并在第一时间建了“ 寻人总动员”群，广泛转发寻人启事，发动网友提供线索。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老人在走失12天后，终于找到了……

据民政部下属的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2016年10月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全国每年走失老人约50万人，平均每天走失1370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接受过救助的走失老人中，仍有26%出現再次走失的情况，其中走失5次以上的老人占被调查老人的6%。在老人走失的原因方面，最多的是迷路（占35%），其次是患有精神疾病（占18%），再次是失智（占17%）。约72%的走失老人存在记忆力障碍，其中医院确诊的失智患者占25%。

步入老年后，人的大脑功能逐渐退化，记忆功能也随之不同程度减退，从而导致老人的失能、失智。据2016年全国老龄办、民政部、财政部共同发布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显示，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占老年人口的183%，达4063万人，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失能、半失能老人将达到7000万。

一个你只想逃离的地方

作者（左一）采访养老院的老人

位于江苏南京的某老年公寓，是一家办了近10年的养老院。公寓主楼共有六层，第一层为餐厅、大堂、接待室，第二至五层为老人居室，第六层为多功能厅，屋顶有花园、健身房。老人居住区分为自理区、非自理区，有单间、二人房、三人房，共80张床位。入住老人最大年龄97岁，平均年龄85岁，入住率100%。

乍一听，这家老年公寓的条件不错。2018年4月，我慕名而至，希望能看到老人们颐养天年的暖心场面，结果却惊奇地发现，住在这里的老人千奇百怪，健忘的算是最“正常”的了，其他人有些表现得非常霸道，见谁跟谁耍横，有的喜欢自言自语，有的在深夜到处游荡，还有的表现出强烈的被害妄想，四处告状，说有人要杀他……这哪里是养老院，简直成了疯人院！

二楼是非自理区。这一层楼最大的特点，就是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都被绑在轮椅上！看见我，他们有的露出乞求的目光，有的骂骂咧咧，有的则没有任何表情，一副死牛认剥的状态。有一位老爷爷被绑在床上，双眼紧闭，双手用力在空中挥舞，嘴里念念有词……

我内心滚过一阵惊悸，被捆绑的人生，还叫人生吗？

护理人员却说，绑着，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对他们负责，更是对他们的家属负责。不绑着，伤害到他人咋办？自己受到伤害咋办？走丢了咋办？破坏院内设施咋办？即便是绑着，他们还经常连人带椅摔倒在地上，不能完全避免受到伤害……

被绑在轮椅上的他们，只能像一台台机器，在不同时段被护工安排着做不同的事。比如7点起床，8点吃饭，9点被推到回形桌前看电视剧……其中一位穿着十分特别的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身上的一件深色花围裙格外醒目。我问护理员：“给他围上围裙，是怕他的口水流到衣服上吗？”

“不是，是他做饭用的。他每天一起床就要穿着，说是要给孩子们做饭吃。”护理员告诉我，他得的是老年痴呆症，总以为自己是在家里，老伴、孩子过会儿就会回来吃饭，因此，他每天都要“做饭”，把床当成灶台，把被子当成菜，一碗水一碗水地倒在被子上，往往弄得整个房间一塌糊涂。护理员只好把被子藏起来，等晚上睡觉前再给他拿出来，其他就没办法了，只得由着他去，等他做完了“饭”再去收拾。

我问老人：“您每天做饭给谁吃？”

老人兴奋地说：“给我老伴和孩子吃，他们最喜欢吃我做的饭了。”

护理员轻声对我说：“他老伴死了十多年了，儿子女儿都在外地工作。”

谁知，他耳朵不知怎么这么灵，虽然护理员声音很低，还是让他听到了。他没好气地白了护理员一眼，又对我解释：“别听她的，她乱说，我老伴活得好好的，她去给我女儿带孩子去了。”怕我不相信，他又补充，“真的，我没骗你，一会儿你就看见了，他们都会回来吃饭。”

看他那副认真样，我不得不点头表示相信，但我的眼泪早已无法克制地溢满眼眶……

人老了，怎么会是这样一副情景？

走到另一位老人身旁时，老人正在照镜子，眼睛瞪着镜子里的自己一动不动。护理员指着镜子里的他问：“那个人是谁啊？”

老爷爷说：“是我爸爸”。

“你仔细看看，还像谁？”

老爷爷犹豫着：“好像……有点儿……像我？”

我忍不住鼻子又酸了。

护理员告诉我，这里的老人五花八门，每天都在进行着各色表演。有一位老人，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和护理员交流顺畅，平时几乎察觉不到她有什么异样。然而她有一个习惯特别顽固——每次使用过卫生纸，都会折叠好，整齐地放在自己床头。对此，同房的室友意见极大。

最初，护工不得不时时盯着她，及时把脏纸扔了。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听说老人以前当过国营大厂的厂长，护理员就经常对她说：“你是一厂之长，又是老党员，你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带着大家把个人卫生做好。这种纸上有颜色了，就不要再用了，扔垃圾桶里，你要给大家示范好哦。”几个月后，老人的这个习惯竟然纠正过来了。

离开二楼的非自理区，我来到三楼的自理区。一位老奶奶上前拉着我的手：“你认识我儿子吗？”

“你儿子是谁？”

她说了两三个名字，我犹豫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护理人员说，她儿子把她送进来后，除了院里通知续费，平常很少来看她。

老奶奶一直拉着我的手不肯松开，眼里尽是期望：“你给我儿子说，我想他了，让他抽空来看看我……”

在养老院四楼的电梯间，我遇到了一位不知如何坐电梯的老爷爷，他拄着拐棍在电梯外站着，站了十来分钟，电梯来来回回好几趟，门也开了好几次，可他就是不进去。我上前问：“爷爷，你要去哪儿啊？”

老爷爷说：“我要去一楼吃饭啊，可电梯一直不来。”

“电梯来了好几回了啊，你怎么不上去呢？”

“没来啊……我等了好久都没来。”

原来，老爷爷以为只有屏幕显示“1”的时候才能去一楼，可他明明在四楼，到达四楼的电梯永远只会显示“4”啊。我心中五味雜陈，急忙扶着老人进了电梯，把他送到一楼。可问题是，一会儿他吃过饭，怎么回四楼呢……

难怪一个经常去养老院探望爷爷的女孩儿感叹：“这是一个你不得不来，来了之后又只想瞬间逃离的地方……”

藏在日记里的护理之痛

“婴儿把屎尿拉在裤子里往往被原谅，老人却会被责备;婴儿不愁没人喂养，老人其实更需要被赡养。”

这是贵阳一位女士写在《护理父亲日记》扉页的一段话。这位女士的父亲突然病倒，她担负起了护理任务。护理间隙，她坚持写日记，记录父亲失能后的痛楚和女儿护理的不易。虽然每篇日记都不长，但字字句句都透着辛酸。

2017年10月8日，晴

已经到了秋天，每天我都会扶着父亲下楼来晒晒太阳。

父亲78岁了，半年前病倒，从此生活不能自理，整个家庭陷入忙乱之中。原来家里请了一个保姆，父亲生病后，只好跟保姆商量加钱，连带照顾老人。以前，我和丈夫只管安心工作，孩子和家务都不用操心，接送孩子有父亲，家务有保姆。现在，家庭经济来源主要靠丈夫，我申请调整了工作岗位，以便接送孩子、照顾老人，升职的事情想都別想……

2017年11月15日，阴

下午，突然接到保姆的电话，父亲在家摔倒了。我赶紧打车回家，好在没什么大事，松了口气。晚上，保姆告诉我，她不想做了。我知道，今天的事把她吓着了。我安慰她，老人是自己不慎摔倒的，跟她没关系，我没有怪她的意思。但她去意已决，我也不好再留。

最近父亲的情况越来越糟。前两天邻居对我说，碰见父亲在楼梯间小便，我只好连连向邻居道歉……

2017年12月25日，雨

家里又请了一个保姆，只做了一个月就提出辞工。而后又是一个，不到一星期就走了，连工资都不要了。我也理解，照顾老人非常不容易，更何况是失能老人。有时候我想干脆自己不上班回家照顾父亲算了，可经济压力太大，何况还有一个小的，一旦我脱离社会，怎么教育孩子？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家庭难以协调，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以前常听人说“不是不孝顺，而是孝顺不过来”，现在才真正理解了。

2018年1月25日，雨

“想家，我想回家去……”这样的话，父亲今天说了不下20遍。

我告诉父亲：“这儿就是您的家，您现在就在自己家里。”

父亲说：“你不要骗我，我虽然老了，可我不糊涂，我知道我家在哪儿……”

实际上，除了发病之初带他去了几趟医院，他一直住在自己家里，哪儿也没去过。可自从父亲得了病，他就一直念叨着要回家。每听到父亲这么说，我的泪水就忍不住……

2018年2月18日，多云

父亲昨晚小便失禁，老爷子自尊心很强，一直不肯告诉我。看到我一点儿也不嫌弃，直接用手去弄，父亲哭了。

清醒的时候，父亲还是蛮好的，知道我的不易。不清醒的时候真的很难对付，他打过我，咬过我，骂我是坏女人，还撕过我的日记。我特别伤心，想到过放弃……可这是我的父亲啊，是那个给了我生命的人。我必须坚持，我总是告诉自己，会好起来的。

加油，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

这位女士的日记，真实记录了病痛缠身的老人的痛楚以及护理重病老人的艰难。接受完我的采访，这位女士说：“但愿我们每一个子女、每一个家庭、整个社会都能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老人，让他们得到爱意浓浓的赡养……”

我也在心里祈祷：但愿！但愿……

第五章养老院的诉说

一边是“一床难求”，一边是“床位空置”。养老院，想说爱你不容易。

——采访札记

公立养老院：“入住要等100年”

“北京最火的公办养老院‘一床难求，要排队100年。”

此消息首先发自《北京青年报》。该报记者以为家中老人办理入住的名义致电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询问床位情况。工作人员回答：“1100张床位，如今已全部住满，另外还有1万多人排队等待，每年大概有50至60个床位会空出。”记者估算，现在开始排队等床位，至少要到166年之后才能等到。

北京养老院的床位真的如此紧张吗？

2017年7月，我采访了家住北京朝阳区和平里小区75岁的朱大妈。“听说您去了多个养老院，都没排上队？”

“其实也就去了四五个养老院，都排了队，少的3年，多的说要10年后才有床位。”朱大妈忧虑地说。

寸草春晖养老院就在朱大妈居住的小区附近，是2011年投入使用的。以前朱大妈偶尔从养老院门口经过，感觉环境还不错，但从没进去看过。她觉得没这个必要，自己有老伴，有一儿一女，家庭条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身体也不错，能吃能睡的，去养老院干吗？

天有不测风云。两年前，先是老伴过世，接着儿子也因病去世，女儿早几年去加拿大读书，已经在那边结婚定居。家里接连出事，老人终日以泪洗面，哭坏了眼睛，视力越来越差，现在连一米之外都看不清楚。洗菜做饭还能凑合，走路则完全凭感觉，经常把身上磕得青一块紫一块。有时路也认不清，熟悉的地方还好，不太熟悉的地方，走出去就回不来了。

更令她恐惧的是晚上。有一次晚上突然发病，躺在床上动不了，浑身出虚汗，心慌气短，觉得自己马上就不行了，可身边一个照应的人都没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她心里不住地说，完了完了，死了都没人知道……就这么迷迷糊糊的，直到天光放亮，她才逐渐缓过来，意识到自己还活着。

有了这次经历，老人再也不敢大意，在房间里好几个地方都放上了救心丸，以便犯病时可以随手拿到。与此同时，她做出决定，找个养老院住。小区附近的寸草春晖养老院成为她的首选。

可是，住进养老院不是她想的那么简单。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这里每个月的固定费用在5000元左右。按当时北京住养老院的行情，公费养老院每月的费用在2000元到3000元不等，而寸草春晖属于民营养老机构，费用要比公费养老院高出2到3倍，在民营养老院中属于中等水平。

朱大妈心里认真估算了一下，觉得这个价位可以承受，决定马上入住。可是，养老院已经住满了，想住就要等。工作人员拿出一个厚厚的登记本，指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和名字后一长串一长串的身份证号码对她说：“您看，在您之前有这么多人排了队，您排的位置应该在300号左右。前面还有300人要安排，您这个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些，估计至少要等3到5年。您可以先登记，等轮到您了，我们马上和您联系。”

老人原以为住养老院就像住宾馆，只要有钱，不但可以随便住，还可以挑好的，没想到竟然有钱也住不进。而后，她又去了其他几家，回复都是“已满”，等待时间更长，多的要等十几年。朱大妈说：“等十几年？那时不知道我还在不在。”

她最终还是将希望寄托在寸草春晖养老院，毕竟这里只要等三五年。才过了一年，2014年秋天，她就迫不及待地前去探问，得知她的位置没怎么前移，而她之后，又增加了100多人。2015年秋天她再次去打听时，排队人数已增至600多人。2016年，入住依旧遥遥无期，而排队的人数还在增加。朱大妈叹息：“我这一生恐怕与养老院无缘了。”

虽然不能入住，但这家养老院为小区里的老人提供午饭。每天中午，朱大妈过来吃饭，在养老院待上一个多小时。她对这里的生活很满意：“比我自己在家做饭强多了，饭菜的花样儿多，不像在家里，随便做个菜就打发一顿。真羡慕住在这儿的人，日常生活有人照顾，也不寂寞。”

我对朱大妈说的寸草春晖养老院来了兴趣，特意前去探访。

这是一家社区养老院，规模不大，整个院区占地面积1700多平方米，有办公区、居住区、康复活动区、营养配餐区、医疗区、恒温阳光大厅，供老人居住的房间只有50余套，可以同时入住100多人。我向王小龙院长询问朱大妈的入住日期，王院长说：“养老院建在小区里，居住生活都很方便，很受老人的青睐，床位一直是满的。朱大妈虽然已经排了好几年，可前面还有200多人，具体要等到什么时候，还真没个准儿。”

在北京，像朱大妈一样等待入住养老院的老人不知道有多少，他们中的很多人最终没能等到……

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床位紧张的养老院基本上都集中在北京市中心，具有品牌优势的几家市属养老机构床位都十分紧俏，排队现象严重。据《北京市201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市各类养老机构共490家，床位97133张，在院人数39986人。而同时期北京全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335万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8万人，每百名老人拥有的机构养老床位仅29张，老人入住率119%。

目前，国际社会机构养老通行的一般标准是养老床位约占老年人口总数的5%左右。按百名老人5张床位的标准计算，北京市在2016年年底的床位缺口应该是7万张，难怪会“一床难求”。

不止北京，全国各大城市均存在“一床难求”现象。

家住哈尔滨市区的居民陈先生为给父亲选一家公办养老院入住，首先来到哈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得到的回答是：“想入住，至少要等6年。”

2014年1月，广州率先在全国实行养老床位轮候制，将市、区（县）两级公办养老床位纳入公开轮候，通过统一的信息平台向全市老年人开放。轮候制度实施不久，轮候网上办事平台就有超过3000人次在线轮候，6家仍在建的公办养老院也有超过2000人次在线轮候。位于广州中心城区的中山七孝慈轩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说：“目前想住进来的老人已经排到了500多號，现在排队，至少五六年之后才能住进来。”

济南养老服务中心自建设之初就开始登记，2016年运营以来，有入住意愿的老人累计已有2000余人。工作人员表示：“每天都有来咨询床位的市民，可床位有限，没办法，只能排队等……”

为了让82岁的母亲住上养老院，武汉的秦女士和丈夫半年前在江汉区社会福利院登记后一直处于等待状态，而此前，他们先后跑过四家公办养老机构，都吃了闭门羹。福利院一位负责人介绍，武汉不少公办福利院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有的已登记预约了1000多位等待入住的老人。秦女士发愁地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床位空出来。”

……

养老院“一床难求”现象，让繁荣背后的尴尬与无奈一览无余。

“一床难求”与床位空置

与上述“一床难求”现象矛盾的是，中国养老机构空置率也高得令人吃惊。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带领课题组，用一年时间调研了12个城市的257家养老机构，于2015年7月16日发布了《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养老机构空置率达48%。”

这意味着中国的养老院有近一半的床位没人住。一边是“一床难求”，一边却有如此高的空置率，这到底是怎么了？这与老年人口241亿的国情完全不相吻合啊！

但这就是事实。

我来到地处北京市双井桥东北角乐成中心北侧的一家养老院。5000平方米的精致绿地、齐备的活动设施、敞亮的公共空间，给人一种公园的感觉，特别是楼道内粗细适宜的栏杆、屋内装修的色调、柜门的高度，更有电动升降沙发、智能温水洗净烘干抗菌坐便器……诸多细节都体现了对老人无微不至的关照。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此高水平的养老院，可容纳400多位老人入住，目前的入住率却仅有5%。

我又去了六环外的另一家养老院，该院共有8栋楼、近600张床位，规模不可谓不大，管理不可谓不好，服务不可谓不优，可就是住不来人，偌大一个养老院只住了30位老人，入住率也仅有5%。

2015年，北京市审计局对全市养老服务机构进行审计，至2013年末，城六区拥有养老机构137家、养老床位306万张，平均入住率为47%，空置率53%;10个郊区县拥有养老机构263家、养老床位496万张，平均入住率为32%，空置率68%。如此高的空置率，确实令人震惊。

北京如此，其他地方呢？

我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这里的养老院空置现象也十分严重。至2015年，广州市共有101家养老机构，总床位数43万张，其中公办养老机构14万张，民办养老机构29万张。民政部门相关人士透露，广州养老机构总体床位空置率达三成（约13万张），部分养老机构床位空置率甚至高达七成。中山市共有各级养老机构22家，养老床位4598张，入住老人1737名，空置率达62%。

我又来到长江沿岸的中部城市武汉。位于武昌区团结社区的悦善养老院，是一幢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楼，共有127张床位，仅有32位老人入住。位于江汉区民主街多闻社区的颐鹤康复养老院有120多张床位，只有30多位老人入住。

在西南城市昆明，我采访了昆明市寿康老年公寓的负责人。寿康老年公寓是一家经营了17年的民办养老院，有40多个床位，共收住了20多位老人。负责人说：“我们这儿离城区近，老人的子女们探望起来比较方便，而且收费便宜，多数人都负担得起，目前还能勉强维持运营。不过，也已经有一年多没再接收新入住的老人了……”

大城市养老院空置现象如此严重，那么中小城市呢？

我生活的湖南省怀化市共有养老机构215家，床位12191张，至2017年底，入住6157人，入住率505%，而且90%是政府兜底的“五保人员”，普通老人入住率不到1%。

空置！这就是目前中国养老机构，特别是一些民办养老机构面临的现实。一个个院子围起来了，一栋栋房子建起来了，一张张床位铺起来了，可就是没多少老人入住。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大量的空置？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如此之快，老龄化程度如此之高，老龄人口如此之多，养老需求如此之大，按说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

中国社会福利中心副主任甄炳亮在民政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出了其中的部分原因：一是总体规划布局存在缺陷;二是新建养老机构选址偏远;三是养老设施和医护力量有限;四是发展得有一个过程。他说，现在的问题主要还不在于养老床位绝对数的多少，关键是结构对应度差。换句话说，就是缺少老年人真正需要的床位，比如老年人特别希望入住的社区内小微型介入式养老机构就非常少。

除了甄炳亮副主任说到的这些原因，我认为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养老院的收费。正如许多老人们说的那样：优质公立“等不起”，优质民营“付不起”。

根据走访期间我对各种养老机构收费水平的统计，公办养老机构一般在2000至4000元/月;低端民营养老机构一般在1600至3500元/月，中端的3500至7500元/月，高端的8000至30000元/月。

在中国传统的养老观念里，健康老人一般选择居家养老，只有在面临高龄、失能、半失能的时候，才会选择入住养老院。正因为高龄、失能、半失能，相应的服务需求更多，收费自然会更高，有的甚至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承受能力。

于是，老人只得徘徊在养老院之外，养老床位空置便成为一个无奈的现实。

养老护理员告急

“缺人啊……”哈尔滨市南岗区军工阳光老年公寓院长李月秋不住叹气。

哈尔滨军工阳光老年公寓是当地的“星级”养老院，2009年9月投入运营。李院长说：“这些年来，人手不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

为了招人，她常年在报纸、网站刊登招聘信息，每年广告费就要花去好几万，这对于一家收费不高，也谈不上盈利的老年公寓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李月秋常因为这笔钱出还是不出而纠结。钱出了，效果不明显，可不打广告，就更没盼头了。除此之外，李月秋还到处托朋友、找关系，使出浑身解数找人手。

人员招不到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养老护理人员工作辛苦，沒有社会地位，普遍得不到尊重;另一方面，护理人员大部分是临时工，工资低、待遇差。就全国而言，养老护理员月平均工资低的仅有1000至2000元，高的也不过3000多元，除少数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绝大多数没有为护理员购买社会保险。

李月秋说，老年公寓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入住费及护理费，但老年公寓属于非盈利性质，收费本来就不高，收取的这些费用除去支付房租等日常开销所剩无几，自然也就无力承担更高的员工工资。

姜志新是军工阳光老年公寓的老员工，54岁。说他“老”，不单是指他的年龄，而是他在这里已经干了两年。能够不间断在这儿干上两年的，就算是“老”员工了。他和老伴年纪都不小了，没什么一技之长，找工作不容易。最终，两口子一起做了护理员，相互有个照应，两个人的收入加起来每个月有7000多元。即便如此，头一个月老姜就觉得很难适应，提出要辞职。老姜说：“有些老人大小便不能自理，都是我们帮着照应，天天干这样的事，太郁闷了……”

他每天凌晨5点多就得起床，挨个儿帮老人洗脸、口腔护理、换尿垫、擦身，这一套活儿下来，就得花上两三个小时，然后打扫卫生、整理内务，给老人换洗衣物、吃药、喂饭，工作一项接着一项。两年来，老姜没踏踏实实吃过一顿饭，每天围着几位老人团团转，从黎明忙到深夜。晚上也睡不了一个囫囵觉，隔两小时就要起来查看一下，一晚上起码三次，因为心里有事儿，总惦记着，很难睡安稳。“我打农村来，工作脏点儿、累点儿都不怕，关键是休息不好。睡眠时间本来就少，再加上有些患病的老人必须要晚上关照一下，有时候我整宿都睡不了觉，每时每刻脑袋里这根弦都得绷着，一旦哪个老人出现问题，我们都是有责任的。”

收入低，工作强度大，老姜都能克服。最让他感到憋屈的是这样的工作别人看不起，仿佛天生低人一等。有一次他和老伴去参加一个亲戚孩子的婚礼，好多亲戚都来了，得知他们两口子干这样的工作，都是一脸嫌弃的表情。“我当时心里特难受。还有就是一些老人的家属把我们当佣人使唤，稍不如意就骂骂咧咧……”

李月秋院长说：“工作累，待遇又不高，还被人看不起，很多人都不愿意干。特别是年轻人，几乎招不到，好说歹说劝来了，干不了几天又跑了。养老院里一线的护理人员大多四五十岁，六十多的也不少见，老姜还算是年轻的。”

不仅是哈尔滨军工阳光老年公寓招不到人，养老护理人员紧缺，已是普遍性问题。我去采访过的那些养老院都存在护理人员缺口。北京市西城区广外老年公寓入住老人170余人，只有专业护理员35人，按国际标准失能老人与护理员3∶1的比例，专业护工缺口达22人;上海市静安区日月星养老院入住老人157位，只有专业护理员32名，专业护工缺口20人;更有甚者，上海远郊一家养老院现有100名老人，护理员仅12名，大部分60岁出头，最年轻的也有50多岁，而且文化程度低，连每天的交接班记录都写不出……

据《2017年中国养老服务业发展年报（人才篇）》的统计数据，目前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约4063万人，若按照国际标准推算，全国至少需要1300万名护理员，但目前我国各类养老机构的服务人员不足50万人，持证专业护理人员不足2万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失能、失智老年人数持续增长，到2020年，预计需要护理人员1400万，到2030年，预计需要2056万……

更为严峻的是，除了人员数量的缺口，还有巨大的人才培养缺口。以往中国的本科以上教育体系中没有跟老年服务相关的专业，只有专科教育中设有“老年服务与管理”这一项。目前，全国有60多所专科院校拥有该专业，从1999年至今，每年人才输出量不过2000多人，而最终能留在这个行业的毕业生只有10%左右。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老年福祉学院院长杨根来曾于2016年参加了一个调研，调研得出来的数据让他很尴尬：全国64所开办养老相关专业的职业院校，当年只有41所院校招生，平均在校生规模仅88名。杨院长所在学院的养老专业这一年本打算招两个班，到最后自主招生阶段才收了20多人。他说，他们学校的情况还算好的，多数学校只能招到个位数。

机构招人难，学校招生难，未来让人乐观不起来。

一位在这一行干了20多年、已经50多岁的老护理员忧虑地说：“等我老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愿意干护理员这一行，那时谁来照顾我呢？”

如此养老院，乱象横生

我以有老人需要入住的名义走进这家养老院。养老院有个十分高大上的名字——夕阳红老龄护理中心，然而，刚推开虚掩的大门，一股异味就扑面而来。

所谓的“护理中心”是用小区居民楼一楼的一套三室两厅的住宅改造的，面积大约120平方米。除了一间作为活动大厅、厕所、厨房外，其他房间均用板材隔成大小不同的小间。接待人员告诉我，这就是该护理中心的“豪华单间”，一床、一凳、一个床头柜，经典的三件套。没有隔断的则是“普通多人间”，几张床并排铺开，有点儿像旧时大车店里的通铺。还有一个小阳台，上面晒衣服，下面也摆了床。我数了数，共有床位50多张。

我问：“这样的‘单间多少钱一个月？”

工作人员反问我：“老人多大年纪？有什么病没有？”

我信口胡诌：“老人75岁，有糖尿病，腿脚有点儿不灵便，但能走路，神志也正常，生活基本能自理。”

工作人员说：“最好带老人来一下，先进行护理等级评定，然后才能确定收费标准。”

我故意装作有些为难的样子：“这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您能不能给说个大概，我回去之后也好跟老人商量。“

工作人员做不了主，带我去见了院长。院长是一位40多岁的富态男子，叼着香烟，还给我让烟，我赶紧谢绝，心里开始犯嘀咕，养老院是特殊的公共场所，怎么可以在室内吸烟？

院长简单询问了情况，告诉我：“每个月3200元。”

“怎么要这么多？”

院长拿出一张费用表：“床位费每月700元，伙食費每月600元，护理费按不同护理等级收取，像你家老人，75岁，腿脚不灵便，还有糖尿病，需要医护人员帮忙注射胰岛素、监测血糖，属于特别护理，我们这儿特别护理的收费标准是每月1800元到2500元。”

我问：“老人头脑没毛病，生活基本能自理，这也算特别护理？”

院长答：“都是这样规定的。”

这意思很明白，是不是自理，需不需要特别护理，一切由他们说了算。你要是不同意，那就别住。

我又去了一家养老公寓，比上一个明显宽敞些，是由两层小楼改建的，第一层有4个房间，第二层有6个房间，每个房间3到4张床位，可以住30多人。

接待我的工作人员自称是保健医生。我问：“你们一般收住什么样的老人？”

医生回答：“什么样的都收。现在住进来的，一般都是80到90岁的，有的有病，有的失能，有的失智，有10多个坐轮椅，有5个瘫痪在床。”

“这么多失能失智的，那得要多少医生，多少护理人员？”

“医生就我一个，护理人员每层楼两个，都是从事护理工作多年、经验十分丰富的老护工。”

护工的确够“老”，看样子都在50岁以上。“那晚上呢？也是他们护理吗？”

“晚上另外安排了值班人员。”为了打消我的疑虑，医生补充，“这些值班人员更有经验。”

“都多大年纪？”

“60岁上下……您别担心，哪个养老院都这样，上年纪的更有耐心。”

根据该地民政部门提供的当地《养老服务机构管理办法》，这里的护理人员配备明显达不到“护理人员与自理老年人比例不低于1：10，与半护理老年人比例不低于1：6，与全护理老年人比例不低于1：4”的要求。我真为入住这里的那么多高龄老人担心……

在一家养老所里，我看到的则是另一番情景。

负责人60岁左右，她说养老所是她儿子开办的，自己平常帮着管理。我说想自己转转，先参观一下，让她去忙她的。她迟疑片刻，还是点了头。

临近午餐时间，我先来到厨房。所谓的厨房，其实还不到两平方米，鸽子笼一样，一个厨师正准备给老人盛饭。我问：“师傅，每餐都有些什么菜？”

厨师忙得头也不抬：“每餐一般有两道菜，一荤一素。今天是高丽菜熬粥，搭配肉末豆腐。”

“就吃这么一点点，营养够不够？”

厨师马上说：“老人都很喜欢吃。如果家属要求增加营养，那就自己带，集体的伙食就这样。”

住养老院还要自己带营养餐，那还叫“养”老院吗？

从厨房转到老人生活区，我拦住一位中年护工：“这里多少钱一月？”

“2000到3000不等。”

我试探着问：“我家老人脾气不好，想要多点儿照顾，需不需要多加护理费用？”

护工左右看看，压低声音：“这个问题……家属都懂吧，加不加钱你们说了算。”说完似乎觉得不妥，又补充，“其实，加不加钱，我们都会一样照顾好的……”

护工介绍，目前这里有25个房间，住了20来位老人，剩下的房间不多了。她带我看了一个无人入住的房间，里面设施简陋，除了一张床和一个柜子，没有其他摆设。厕所很小，而且是蹲式厕位，没有扶手。最大的问题是，整个养老院里没有老人活动的场所。

我问：“老人在哪儿活动？”

护工回答：“住进来的一般很少活动。硬是想要去活动，外面有马路，也有广场和公园。”

真是岂有此理，马路和公园，那是养老院的活动场地吗？

在另一家养老院，我被里面的安全隐患彻底惊到了。

养老院很小，是由商铺改建的，外面砌了一道水泥墙。门口杂乱无章，堆放着棉被、废旧电视机、椅子等杂物，将大门挡了一大半，必须侧着身子进门。老人们住的房间本是一个大开间，用木板一间一间隔开，密不透风，40多张床位住了30多位老人。大家选择入住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这里比公办养老院还便宜，最少的每月只需交900多元，多的也超不过2000元。

便宜是便宜，可安全隐患太大了。密集、拥挤不说，逃生道路还被堆积的杂物挤占，除了两只灭火器，没有任何其他消防设施。我问负责人：“如果起火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显然没有对负责人造成任何困扰，他毫不在乎地摆摆手：“那是没有的事。”

如此居住条件，如此消防设施，如此消防意识，怎么叫“没有的事”？一旦起火，不说其他，在密闭环境里，浓烟马上会扩散到整个楼层，住在里面的老人大多行动不便，又有几个能存活下来？

临走时我表示，养老院的设施太简陋，安全保障方面也很不到位，要考虑一下。负责人有些不高兴：“你不要说我们这里怎么怎么样，你让老人过来关键是看缘分，你觉得有缘分就选这里。”

养老看缘分，这说法也是没谁了……

法律风险：摔倒的不止是老人

在养老院走访，一个高频词不断震动着我的耳膜：摔倒！

“我母亲中风偏瘫，一直住在养老院。去年9月，护工让我母亲单独坐在藤椅上，没加防护措施，导致我母亲摔倒，脸上缝了四针。一个星期后，我母亲的情况急转直下，全身没有了知觉，医生说已经无能为力……”

“78岁的父亲住养老院，每年交费两万五。有一天我去探望，发现父亲断了两根手指。父亲说，是摔断的……”

“我外公今年78岁，之前中风半身不遂。住养老院期间，因吃饭时没坐稳摔倒，导致股骨骨折。送到医院后，由于高血糖并发症无法开刀，只能躺在床上受罪……”

“我们院里有一个老人，晚上不睡覺，闹人，结果自己从床上翻到了地上，左侧盆骨错位性骨折。我们当初签了个协议，协议里有一条就是，入院期间由乙方（老人）的原因造成的损伤，责任自负。如今，老人家属闹着要索赔，真让人头痛……”

“我妈开了个养老院，前不久来了个90多岁的老人，他晚上自己下床不小心腿摔坏了，家属不分青红皂白，说我们没照看好，闹着要赔偿。赔偿不是不可以，但总有个责任分担吧？难道都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总不能整晚盯着老人吧？那不是养老院，那是ICU。”

……

人到老年，摔倒，难以避免。广东佛山市南海区相关人员曾作过一项调查，接受调查的442位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中，有85人在一年内共发生摔倒112次，摔倒发生率为192%，摔倒导致挫伤46人次、擦伤35人次、骨折15人次、昏迷2人次。

养老院内老年人摔倒发生率如此之高，严重影响老年人的健康。怎样才能防止或者减少老人摔倒？又怎样从法律的角度来维护各自的权益？

2017年4月25日，我走进曾审理过多起养老服务诉讼案件的北京大兴区法院。一位蒋姓法官对我说，发生在养老院的意外事件十分普遍，法律责任很难界定。九成老人家属认为，之所以发生意外，是由于养老机构没有尽到照顾陪护的职责，养老机构应该负全责。从家属的这种态度上不难看出，养老机构的经营本身就存在很大的法律风险。当然不能排除个别老人家属有“碰瓷”动机，事先不告知老人的真实身体状况，间接导致悲剧发生，但养老机构本身没尽到职责的情况也十分常见。对此，养老机构的普遍做法是事先跟老人签署“免责条款”，不过，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中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根据该规定，只要造成对方人身伤害，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均不能免责。

老年人是意外事故高危人群，老年人的晚年幸福并不是养老机构单方面就能保障的，这需要老人及家属、养老机构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首先，管理部门应加强行业监管。对民办养老院的基本资质应加强规范;建立科学的养老服务标准认定机制;引入养老机构意外伤害保险来转移经营风险。我国已有部分地区养老院给老人买了人身意外保险。

其次，养老机构自身的管理要加强。根据老人身体状况，对老人进行分类管理，比如有专门针对特殊群体的公寓、陪住型老年公寓、特护型老年公寓、自住型老年公寓，等等。在防范老人发生意外方面，引进科技化、信息化、标准化结合的基础设施，比如在户外明显位置设置紧急呼叫按钮，给每个老人配备GPS定位设备，以便值班人员随时掌握老人的情况。

再次，引导家属正确认识养老院的功能。养老院是替子女照顾老人生活的地方，不是存放老人的保险箱，养老院不能保证老人不摔倒、不犯病。就像老人生活在家里，家属就敢保证老人不出意外吗？作为子女，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道德层面，都应履行对老人经济上、生活上和精神上照顾的责任，而不是把这一切都甩给养老院。

最后，老人应根据自身需求和经济条件选择合适的养老机构。选择养老院前一定要实地考察，保证自己入住一个满意的养老居所;签订合同时，要更加关注合同中约定的养老机构提供的护理、医疗服务，以及相关的硬件设施，必要时请专业人士协助签订合同;老人不能讳疾忌医，入住时要准确全面告知自身情况，不要有所隐瞒，以免对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总之，养老机构的经营风险是个人和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政府、养老机构、老人及家属产生的合力，才能让养老机构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六章不该发生的事

一件又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但愿这个世界对老年人多一份关爱，多一份善意，不要任由遗憾占据我们的回忆。——采访札记

保健品，骗你没商量

自从关注老龄问题后，我每到一地都要询问“身边是否有老人被骗”的问题，回答大同小异。在随身携带的录音笔里，我录下了许多义愤填膺的控诉——

“我妈天天去那个免费理疗店，人家推荐什么她就想买什么，我们说什么她都不信，不给她买她就骂我们没孝心。”

“山东威海一个亲戚，把所有存款都买了保健品，前后有30多万，发现自己被骗后，跳海了……”

“我姨妈在业务人员的蛊惑下，先后花去80多万元买保健品，明白被骗后，身体一下子垮了，最后含恨离世。整理遗物时，我们在老人床底下找出了十几件没开封的保健品。”

……

近年来，老人受骗案持续高发。除与健康相关的产品之外，理财、旅游、收藏领域都已经有了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陷阱，比如高收益的线下P2P产品，团费便宜、主打购物的老年旅游团，以及专门针对老人的艺术品、纸币、邮票收藏骗局，等等。

2018年1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2017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其中，老年保健品成为十大消费维权热点之首。在骗子们的精心包装下，普通的食品、日用品摇身一变，具有了神奇的保健功效，许多老人心甘情愿高价购买。为啥老人们这么容易被忽悠？騙子们到底施展了什么样的“法术”，令老人们趋之若鹜？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见识了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讲座”。

2018年3月21日，我到湖南省会同县出差，住在武陵城大酒店。天刚蒙蒙亮，只听到楼下一片喧哗，一会儿叫好，一会儿鼓掌，还有人慷慨激昂地大声说着什么。到一楼大堂一看，不时有老人在餐厅门口出出进进，我马上意识到，多半是有人在向老人推销产品，就跟着几个老人往餐厅里走。门口有人把守，尽管我也不年轻了，但和身边老人们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守门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堆起笑容：“来听课的，我姨夫介绍我来的。”

我就这么“混”进去了。足有500多平方米的大餐厅，清一色坐满了老人，正聚精会神地听台上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讲座，周围还有不少人维持秩序。年轻人唾沫四溅，讲到激昂处，故意停顿下来，维持秩序的人马上领掌，顿时，整个餐厅掌声雷动。紧接着，一位美女手捧鲜花献给主讲者，会场再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不用怀疑，这就是标准的推销产品前的集体洗脑会，为接下来业务员一对一做工作造声势、做铺垫。我是半道进来的，对于主讲者讲了什么具体内容，没听得太明白，只知道与老人保健有关，最后提到了一种产品的名字。我留意了一下，进去不到一小时，共响起掌声22次，美女献花4次。

讲座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结束。之后就是免费领取一种“神药”，每位听课者都有。据说这药在药房里买不到，是公司花重金从国家科研部门买来的专利，专门为调理老年人慢性病研制，对老年人防三高、防摔倒、防中风有奇效。怪不得有那么多老人来，怪不得都来得那么早，怪不得都听得那么认真……

每个领取药品的老人，都要填写自己的名字，留下联系方式。我也不例外。

这次意外“听课”的最大收获，是认识了一个叫“小东”的业务员。他大学才毕业，刚21岁。我们彼此加了微信，留下了联系方式。才分开没多会儿，他就给我发来短信，向我问好，说能认识我十分荣幸，诸如此类。来来往往几个短信下来，他就把我当成了“亲人”。我约他晚上见面聊聊，可把他高兴的，电话里不住地说：“韩大哥，您人真好。”

我眼前马上浮现出他眉飞色舞的样子。我想他定是在暗喜，居然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我“俘虏”了。

我们约在一家夜宵店见面。他客气得让我有点儿受不了——凳子，落座之前擦了又擦;喝茶的杯子、用餐的碗筷，用开水泡了又泡;点菜的时候，拿着菜单挨个儿问我喜不喜欢吃。我要了两瓶啤酒，几个冷盘，外加几串烤肉。我说这次我请，可他已经抢着买了单：“您是我哥，怎么能让老哥买单？”

酒过三巡，我估计他该切入正题，说他的产品了，可没有，他还是在跟我聊一些无关痛痒的家长里短。他可真沉得住气。不过，他也透露了一些自己的情况，说是刚刚从一所中医学校毕业。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医院上班？他说，医院上班太辛苦，钱也不多，不如自己出来创业。最后，总算聊到了身体：“人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大哥，您这个年龄，保养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我自然要迎合他，马上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说自己身体不行，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其实三高都占全了，而且肝脏有血管瘤。

“这可不行，三高就够折磨人的，肝脏血管瘤就更危险了，轻则成废人，重则直接要命。”接着，他给我说起他身边的“事例”，某某因为三高带血管斑块没了命，某某脑梗住了院，至今半死不活，还有某某、某某……说得都有板有眼的。

我说：“人到我这个岁数，器官都老化了，怕是没什么好办法了。”

“吃纳豆啊！”他总算露出了狐狸尾巴，“纳豆是我们公司从北京的科研团队里买回来的专利产品，专为老年人保健研制，特别适合三高、肝脏血管瘤和血管斑块人群，它的最大特点就是通便排毒。人身上的病都是因毒而起，只要把毒排干净了，病也就没了。”

我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可是，肝脏里已经长了的瘤子，血管里已经形成的斑块，不可能消失啊……”

“确实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但可以慢慢变小，吃的时间久了，消失也不是不可能。”

最终谈到了价钱。他说：“一盒得2000多元。毕竟保健品不是药，不会吃一两次就见效。要按疗程吃，一个疗程4到5盒。像您这病，至少得吃两三个疗程。看着是贵了点儿，但要分跟谁比，跟住院比，跟自己的生命比，那就不算贵。现在生个病住个院，动不动就是几万十几万，您说哪个贵哪个便宜？”

我还是觉得贵。

他说：“我和大哥有缘，相见如故。回头我去为您争取一个员工亲属购买的内部价，每盒直减200元。”

我继续往下杀价，他思索片刻，做出一副非常仗义的样子：“如果大哥还嫌贵，那就只有让出我的提成了，不瞒您说，每盒药我可以拿10%的提成。”

我当即说：“那不行，要让利也得你们公司让。”

他摇头：“公司真让不下来……”

我说容我考虑一下，约定明天上午再见面。

回到宾馆，我打开电脑，对“纳豆”进行搜索。“百度百科”里说，纳豆由大豆经纳豆菌发酵而成，是一种健康食品，可以制成各类保健产品、生物制剂。当然，其药用价值绝非某些商业宣传里说的那样神奇，不过，的确有溶解血栓、调节血脂、调节血糖、防止骨质疏松，甚至解酒、抗菌等疗效。在“京东热卖”上查，每盒价格从108元至4500元不一而足。尽管是不同厂家、不同包装，或许还有不同分量、不同质量，但价格如此悬殊，还是让我始料不及。

第二天一早，小东迫不及待打来电话，说要给我送货。我说我还没想好买不买呢。他说：“也不急，您住哪儿，我先过来，请您吃个早餐，见面再说。”

没多会儿，他来了，手里提了一大堆纳豆产品。见我有些不高兴，他解释说：“我就是先拿来给您看看，如果行，您就买，或者先买一两盒试试。要是感觉有效果，您再继续吃。”

话说到这个分儿上，我没有理由拒绝了。好在这东西对三高人群多少也是有点儿功用的，我决定买两盒试试，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要听小东说说他从事这个行业以来的故事。

小東顿时警惕起来。我干脆告诉他我是作家，正在写有关养老问题的报告文学，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些素材。他恍然：“原来你在利用我。”

我承认，我一开始就想采访他，只要他跟我聊聊行业内幕，他的产品我也会买。他考虑片刻，答应了我的要求，但希望我写作的时候不透露他的真实姓名。这当然没问题，于是我给他起了一个“小东”的化名，他给我说起了他从事“产品”推销的故事——

2016年7月，我现在工作的公司到我就读的中医学校招聘，当时正是毕业季，我急着找工作，就和他们签了合同，只是他们当时没告诉我从事的工作是保健品销售。

签约后，我和几个新同事一起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封闭培训。这段培训类似传销组织洗脑，每天早上5点起床，晨跑、喊口号、户外拓展、分组竞争。培训过程中，负责人反复跟我们说，公司卖的保健品只是个媒介，通过这一媒介，我们给老人带去健康和陪伴。其间，很多公司元老为我们讲述亲身经历，描述美好前景。通过这样的强化培训，特别是一些大哥大姐的现身说法，我们几个新员工激情澎湃，对未来充满期待。

培训结束，我被安排到公司开在外地的老店学习。在那里，又重新被洗了一遍脑，给我们洗脑的除了公司的老员工，还有一些老顾客，这些老顾客每年都会购买产品，问他们产品怎么样，他们说得头头是道，比我们卖保健品的还门儿清。反复洗脑之后，我对保健品的神奇疗效深信不疑。接着，实质性的工作开始了：发传单、拉人进店、团购、送礼品、老顾客教育新顾客、寻找重点发展的顾客……

2017年春节后，我和几位同事被派到湖南会同，公司让我们在这里开辟新天地。经过考察，我们在一个老小区内租了门店。这里老年人多，我们每天在老人比较密集的公园、广场、河堤等处摆摊设点，为老人测血压、血糖，和老人攀谈，了解老人的身体情况。

公司有专人培训保健品销售员的“话术”，我们都能“活学活用”。比如，我们一般不叫老年人爷爷奶奶，而是叫叔叔阿姨，让他们觉得自己还年轻;保健品不能说保健品，而是“保健食品”，加上这个“食”字，老人容易放下戒心……攀谈、聊天也不是漫无目的，而是为了筛选客户。通过聊天，了解老人有没有钱、是不是自己当家，这些都直接关系到老人能不能买得起我们的产品，买得起哪个价位的。

为了研究顾客，我们每天都要召开会议，共同琢磨。如果有了目标老人，就会专门针对他们的性格、家庭以及收入状况制订计划，计划内容包括下一步的聊天话题，有时候会细致到见面第一句话和老人说什么，老人可能做出怎样的回答，以及我们如何应对。

公司时常会组织一些“讲座”，就像你这次看到的这样。为了吸引更多老人参加，我们会准备一些鸡蛋、大米、药品等作为免费赠送的礼品，来者都有份。主持“讲座”的都是公司派来的经过专门训练的“专家”，他们口若悬河，善于调动现场气氛，很快就能把老人们忽悠住。比如这些纳豆，他们宣传说是中科院院士的研究成果，通过复杂工艺提取，对心脑血管疾病有奇效。但他们不会动员老人当时就买，否则老人们就没兴趣了。更多的工作，要靠我们这些推销员在讲座后去做。

“专家”授课期间，我们在场下领掌、喝彩，让整个会场“热血沸腾”。当然，大多数老人还是有疑虑的，如果一场“讲座”就让他们相信了，还要我们干什么？但老人们领到了免费的礼品，至少不会公开质疑。等火候到了，我们就推出一些“优惠”活动，比如主持人说，现在开始随机抽取优惠券，只有5个或10个名额。实际上，一场讲座下来，只要有5个到10个人动心了，就算极大的成功。这时，一些业务员就会守在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的老人身边，不管老人想不想要，都会“抢来”所谓的优惠单，劝老人签字。老人也许会犹豫，但大家都在争抢，让老人误以为“机会难得”，十有八九都签了字。

签字不代表购买，为避免反悔，销售员紧跟着就把产品送到老人家中，拆开包装，请老人验货，劝老人当场服用，当场完成交易。老人碍于情面，多半不会拒绝。

有时，我们也设计一些“专家”咨询环节。比如“讲座”结束后，安排老人去向“专家”问诊。问诊的房间里不能有其他人，只有“专家”、问诊的老人、业务员。“专家”先听老人自诉，再用一些医用设备在老人身上量量、听听，最后非常准确地“诊断”出老人的“病情”，这个度要把握好，既要让老人着急，又不能让老人生烦，要不，一切归零。

其间，业务员不断问“专家”，产品对老人的身体是否有好处。“专家”自然都给出十分肯定的答复，还会加上一些“治愈”案例。这时的业务员一定要站在老人这一边，为老人说话，争取最大的优惠。“专家”则故意装得犹犹豫豫，在业务员的“软磨硬泡”下终于松口，答应给老人打折扣，并附带送上一系列赠品。“专家”还会对老人说：“老人家，这个优惠真的不多，全市没几个人能拿到，您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实际上，在问诊之前，业务员早就与“专家”进行了预演，事先摸清了老人的身体情况，“专家”所谓的“准确”诊断和优惠，都是套路。

老人买了产品不算完，还得搞好后续服务，一来怕老人后悔找麻烦，二来可以继续将老人往深里带，买更多的产品，甚至动员自己的亲戚朋友也来买。比如，我为了安抚一个买了我们产品的老人，每天都在老人身上花不少时间，陪老人买菜、帮老人做饭。老人一个人在家很孤独，有个人经常陪着聊天，他就能把你当亲人。老人家里出点儿什么事，比如断水断电，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孩子，而是我;老人病了，陪老人去医院的也不是他的孩子，还是我。后来老人跟我说：“买你们的产品，不是真觉得产品有多好，而是你对我好。你对我这么好，我不能让你赚不到钱。”

但是，像这样的陪伴并不是所有老人都遇得到的，自然是越肯掏钱的老人享受的“服务”越好。

做了一两年的产品推销，我感觉保健品确实是一个暴利行业。您可以说我们为了暴利不择手段，不过，我觉得我还是有底线的，至少卖的东西不是假的，没有往死里坑害老人，还陪老人解了闷儿……您放心，我给您推销的纳豆绝对是真货，经常吃点儿，真的对身體有好处……

告别之后，小东的手机再也无法接通，估计是把我拉黑了。

可是，又有谁去拉黑他们？！

“以房养老”遭遇尴尬

几乎是一夜间，“以房养老”成为各搜索引擎的关键词。

通常而言，以房养老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以房养老仅指老年人向机构或个人抵押房产，获取用以提高老年生活水平的现金;广义的以房养老则包括租房养老、分租养老、卖房养老、缩房养老、抵押给银行借款养老、遗嘱托管养老，等等。

2013年9月6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里，首次就以房养老作出规定：“金融机构要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拓宽信贷抵押担保物范围，积极支持养老服务业的信贷需求……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

这里的“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狭义的以房养老的主要方式之一，即“倒按揭”。是指房屋产权拥有者把自有产权的房子抵押给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后者在综合评估借款人年龄、生命期望值、房产现在价值以及预计房主去世时房产的价值等因素后，每月给房主一笔固定的钱款，房主继续获得居住权，一直延续到房主去世;房主去世后，其房产出售，用以偿还贷款本息，其升值部分亦归抵押权人所有。

倒按揭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美国新泽西州劳瑞山的一家银行首创，目前在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已有二三十年的历史。

在我国第一个提出倒按揭的，是时任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总裁孟晓苏，他于2003年曾提议设立反向抵押贷款保险，让拥有私人房产并愿意投保的老年居民享受“抵押房产、领取年金”的寿险服务。

2004年底，中国保监会计划在广州、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试点推出主要面向老年群体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寿险品种;2006年、2007年的全国两会，也有政协委员提出类似建议;2011年9月28日，全国政协举办“大力发展我国养老事业”提案办理会，“以房养老”的提案再次引发关注，却因无相应法律保障陷入困局。2013年9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就“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作出明确规定。

据此，中国保监会于2014年6月23日发布了《中国保监会关于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试点实施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2016年7月，保监会又发布《关于延长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期间并扩大试点范围的通知》，宣布将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期间延长至2018年6月30日，试点范围扩大至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计划单列市，以及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和广东省的部分地级市。

2017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要求大力发展反向抵押保险等适老性强的商业保险，并提出支持商业保险机构开展反向抵押保险业务，在房地产交易、登记、公证等机构设立绿色通道，降低收费标准、简化办事程序、提升服务效率。此外，各试点地区也根据自身情况相继推出相关政策。

至此，以房养老从“观点提出”到“多年酝酿”再到“政策铺路”和“多地试点”，走了整整10年，最终以“保险版”的形式落地。

“保险版”以房养老的操作模式，即拥有房屋完全产权的老年人，将其房产抵押给保险公司，继续拥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和经抵押权人同意的处置权，按照约定条件领取养老金直至身故;身故后，保险公司获得抵押房产处置权，处置所得优先用于偿付养老保险相关费用。

然而，全国保险机构中仅有幸福人寿一家保险公司成功提供了以房养老的相关产品。该公司于2015年3月推出国内首款以房养老产品——“幸福房来宝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A款）”。“幸福房来宝”是一款非参与型反向抵押保险产品，即幸福人寿不参与分享房产增值收益，但承担房屋下跌风险和长寿给付风险，在投保后老年人即可终身领取固定养老金，不受房价下跌的影响。

此款以房养老产品陆续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等城市推行，后又扩展至多个城市，但效果很不理想，截至2018年5月底，在全国范围内，以房养老保险启动客户仅134户191人，承保仅94户132人。

如此现状，令建言者、决策者、推行者、实施者都意想不到。

医养结合，“医”在哪里

乘坐北京地铁十号线，在双井站下车，我来到这家养老院，见到了杨本文大爷。

杨大爷今年69岁，老伴去世后，在外地工作的儿子无法照料他，就将老人送到了双井附近的这家养老院。老人有高血压、糖尿病，每天都要吃药，隔三差五，老人就得自己去三级甲等医院开药。说起到医院开药的经历，老人直摇头：“麻烦事好多。”

记得有一次，早上8点半，吃完早餐老人就出了门，可一出门就遇到了麻烦。也许是自己年纪太大，也许是一副病怏怏的样子，的士司机都不愿停车，等了将近40分钟，才终于拦到一辆车。

好不容易到了医院，第一站是挂号。挂号大厅所有的窗口都排满了人，为了节省时间，他早早地准备好了医保卡，高高地举在手里。排了半天队，终于挂上了号，接着去门诊。门诊按先后顺序叫号，这时刚叫到40多号，而他是182号，只能等……等了将近三个小时才轮到他。

医生简单问了问，就给他开了药，前后不到5分钟。开完药，他又一次加入了排队的大军——去缴药费，收费处的五个窗口早就围满了人。耗了半个多小时才缴上了费，然后是最后一站——取药，取药窗口依然是人山人海。取了药从医院出来，照旧没司机愿意停车，只得站在路边干等……

回到养老院，已是下午2点半。从上午8点半，到下午2点半，整整6个小时，看病只花了5分钟，往返医院近2个小时，交通费88元，余下近4个小时的时间，全部用在了排队上。如此折腾，杨大爷想想就害怕。他说：“好在自己还可以动，可以走，可以打的，可以排队。万一哪天动不了了该怎么办？”

杨大爷刚说完，坐在他旁边的另一位老人马上接话：“你这还算好呢，自己可以去取药，我家两口子，唉……”

这位老人叫丁克光，今年90岁，年初，88岁的妻子突发脑梗，打破了他们平静安逸的生活。对于90岁的丁克光来说，给妻子看病拿药，是让他最头疼的事。“我岁数大，没法儿去取药，就得请护工去。护工按时计费，一个小时50块钱，取药来回一趟少说三四个钟头，光在路上的费用就得200多块。有时老伴临时急需开另外的药，又得往医院跑，一个月跑好几趟……”

告别两位老人，我来到养老院护理部，一位护士正在整理储药柜里的药品。我问起杨本文大爷排队开药的事，她不以为然：“老年人慢性病多，用药量大，是个很普遍的现象。老人能自己走就自己去医院开，不能走，就得我们安排人去。其实取药还不是最麻烦的，最麻烦的是招呼老人吃药。有一位得了帕金森病的老人，每天要吃近二十种药，从早起到晚上睡前，总共要吃八九次，都得我们喂。”

“那你们的工作量是不是很大？”

“当然啦，住了200多个老人，才3个医生5个护士，我们天天忙得晕头转向。”

护士告诉我，他们这家养老院属于医养结合得比较好的养老院。早在2013年，北京市政府就将他们确定为医养结合的试点养老机构。养老院隔壁就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小病小痛基本可以在社区里解决。只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品不齐全，高龄老人需要的许多治疗慢性病的药，只能去医院开。比如胰岛素，在服务中心就拿不到，必须去就近的大医院。

走访中我还了解到，养老院不但存在医药、医护严重不足的问题，同时还面临医保政策不兼容、不支持的困境。

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刘庄子127号的老吾老养老院是丰台区最大的养老院，2014年开业，有1000张床位。像许多民营养老院一样，开业之初也存在入住率低的问题，虽然人均收费只有3500元，但入住老人依然不足500位。

院长张彩虹说：“入住老人80%以上半失能、失智，养老院配备的医务室有11名医护人员，因为不能纳入医保定点，这11名医护人员忙于满世界给老人去开药。入住的老人有的得吃七八种药，要到4个医院去开。更让人着急的是，老人生病却找不到接收医院，有一次一个老人摔伤，跑了三四家医院，都说没床位。”

医务室负责人则说：“每天都要了解老人的用药需求，专门安排一个人买药。老人的医保定点不一样，一家一家去买，一排队就是一天。”

在很多养老院采访，几乎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虽然这里有医务室，因为不能使用医保，配药还需全额掏钱。现在老人生病，都是护士或家属拿着医生的处方和医保卡到药店买药，不仅误了老人的病情，也增加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和家属的压力。”

北京大学医养结合养老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医养结合产业分会会长李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的一位同学高位截瘫多年，出于医疗照护的考虑，入住北京一家高端养老机构。然而，高额的收费并没有为她带来想象中的服务。就在不久前，她身上一处伤口感染需要换药，养老院的医护人员却无法完成，还是需要在家人的陪同下，每天奔波数十公里，往返于养老院与定点医院之间。

“这么高端的养老机构尚且如此，其他的小养老院呢？”提起同学的遭遇，李鹰很无奈。

这还是在养老院。居家养老呢？社区养老呢？“医”到底又怎样？

在湖南长沙，一位78岁的老人对我说起他在社区求医的经历，让人唏嘘不已。

他住在社區，每天一起床就来到社区托老院，全天的吃喝拉撒都在这里，到了晚上才回家睡觉。有一天，他不知吃错了什么，突然腹泻呕吐。托老院里没有医务室，他只得捂着肚子，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了离家不远的社区医院。可能是他的样子有点儿吓人，预检处的护士很紧张：“痛得这么厉害？快去大医院看吧，我们这里不看的。”

“我只是拉肚子，现在肚子痛得路都走不动，叫我怎么去大医院？”他坚持让医生给看看。

“没家属吗？”

“没有，现在只我一个人。”

“那你叫辆出租车去吧，看你痛成这个样子，我们小医院看不了。”

旁边有两位社区志愿者，也过来劝他。他一看这架势，知道是不会让他挂号了。没办法，他只得忍着疼痛，打车去医院。

还有一次，他从外面旅游回来，可能是太累了，免疫力下降，着了凉，发烧了。他只得又去了社区医院。量了体温，预检处的护士对他说：“去大医院看吧，快39度了，我们这里看不了。”

他说：“我只是感冒引起的发烧，配点儿药就行。”

“我们这里没药……”

“医院没感冒药？你在说给谁听呀？”他有点儿火了。

可人家就是不给他挂号。有了上一次的经历，他知道再说也没用，只得到大医院去看病，医院无非也是给他开了一些最常见的感冒药。

“家门口的社区医院连感冒发烧都不给看，还医养结合，结合啥呀！”说起自己的经历，老人便忍不住愤愤。

为了解决老有所养和老有所医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9月到2017年11月，国家层面共出台了至少18份政策和文件，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两次强调医养结合是“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密集出台如此众多的文件和政策，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医养结合这一新型养老模式寄予的厚望。

在强有力的政策推动下，全国各地开展了一系列如火如荼的探索和实践，涌现了一大批医养结合机构。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截至2017年7月，全国共有医养结合机构5814家，床位总数达12138万张。然而，与庞大的老年人口相比，这些医养机构仍然远远供不应求。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在调研中发现，以北京为例，养老机构400多家，具备医疗功能的比例不到5%，全国的占比就更低。他呼吁，不仅要降低养老机构创办医疗卫生机构的审批门槛，关键要建立二级、三级医院医联体的绿色通道，以帮助机构养老的人群。

“德勤中国”发布的《探索健康养老的“最后一公里”：中国医养结合趋势展望》指出：“全国医养结合机构仅占养老机构总数量约4%。医养结合机构数量不足，仍有大量供给空间。”

中投顾问最新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则指出，当前老年医疗养老服务满足率仅为159%，有841%的老年人没有得到相应的医疗养老服务。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人对“医”的需求在成倍增长。据有关方面测算，2010年，中国老年人口的两周患病例数为7800万例，预计到2050年将增长至30900例，年均增长35%。

医养结合，老人们不但关切着“养”，更呼唤着“医”。

“家门口的养老院”为老年人组织活动，可是，在很多社区，这样的养老院却建不起来

“家门口的养老院”不受待见

在路人的指引下，我走进了上海市杨浦区隆昌路661弄的延吉街道某小区。一进小区大门，一条条白底黑字的横幅赫然在目：“‘死人院滚出小区”、“反对在居住中心建养老院”、“反对侵权”……该小区一共有3栋住宅楼，大部分业主的窗户上都贴了抗议建养老院的标语。门卫告诉我，小区的业主们还联名写信向有关部门举报，坚决要求停止在小区建养老院。

听说我是来了解新建养老院情况的，一下子围上来很多业主。一位姓谢的业主告诉我，这个小区是建于2002年的商品房小区，一共有269户住户，现在已经有240户表达了反对意见。

一位姓丁的先生表示：“我们并不是反对建养老院，只是希望养老院能离住宅区再远一些。如果距离是一两百米，我们绝对支持，但现在他们与我们仅一墙之隔，我们不同意。”

一位姓张的老人说：“我今年63岁了，我可能也会去养老院，只是养老院建在我们窗户底下，让人无法接受。”

还有一位老人说：“以后殡仪车、救护车在小区穿梭，到处是花圈，到处是亲属的哭声，还有病毒病菌、医疗垃圾什么的，这开发商简直太黑心了。”

我特别留意了一下，这些反对者中，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占了绝大多数。我不由心生疑惑，他们为什么对养老院如此排斥呢？也许是“邻避效应”吧——无论是垃圾站、养老院还是变电房，甚至是医院，居民都觉得十分需要，但都不接受建在自家门口。

离开小区，我又来到拟建养老院的周家嘴路3531号。门卫室挂着上海冶炼厂的牌子，几幢陈旧的楼房孤独地矗立着，一看就知道处于停工状态。门卫将大门紧锁，拒绝外人进入。

说明来意后，门卫打開铁门，说这里已经停工几个月了。里面有两幢老楼，分别为五层和六层，装修工程进行了一半，现在空无一人。隔着围墙，是一栋六层的老公房和几栋高层住宅楼。高层住宅楼上赫然挂着一条大幅标语，“死人院滚出小区”几个字触目惊心。

进一步了解，这一地块原为上海冶炼厂招待所，破产后，经法院裁定由上海仪电集团承接管理。前些年，楼房出租给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作为学生宿舍使用，2013年学生宿舍迁出后空置，现由仪电集团下属上海沧鑫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负责管理。

按照2014年上海市政府涉老实事项目的指标，杨浦区要完成公建养老床位580个，除新江湾城养老院300个公建床位外，还有280个床位的缺口。经过市场调研，沧鑫公司考虑将周家嘴路3531号改建为养老院，并请求政府给予政策支持。2014年5月30日，经杨浦区重大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牵头，拟建“延吉第二养老院”修缮工程项目协调会召开，并明确了该养老院性质为公办（民营）。项目预计投资3000万元，建成后养老床位约291张。

2015年3月，施工队进入。得知这里的空楼将改建为养老院，周边几个社区的居民强烈反对（其中就包括我之前采访的那个小区）。从5月开始，社区居民一次次去街道和各级政府反映问题，小区里则挂满了各种抗议的横幅。

延吉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2014年上半年，杨浦区召开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了区内的养老现状，决定启动“延吉第二养老院”建设工程。由于居民反对，经与沧鑫公司协商一致，该项目自2015年5月6日起停工至今。此后，延吉街道与区民政局、区房管局、区建交委等部门多次召开协调会，与居民沟通、对话，但始终未能达成共识。

“如果连个养老院都建不了，那政府还能做什么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杨浦区政府公务员表示，“难道养老院都要搬到像临港新城那么远的地方去？如果真的都搬过去了，年轻人看望他们多麻烦啊，老人有事进个城更受罪……”

最无奈的还是投资方，沧鑫公司有关人员表示，已经在养老院的装修上花去了3000万，至于后期可能涉及的费用和税收，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遭遇尴尬的何止一个沧鑫公司？更何止一个上海？

2016年6月，海口市一家民营养老服务企业想要在一个小区的裙楼建设“失能失智老人养护中心”，在取得了规划、消防、建设等项目施工许可后，却遭到小区居民的激烈反对，业主公开说，“项目是好项目，但是你不能建在我家旁边”，甚至有居民打出“反对‘养死院”的条幅。

2016年8月，深圳罗湖区泰宁花园的护老院、龙华新区观澜街道的金奥护老中心、南山区恒立心海湾花园的老人托养中心均遭到小区居民的抵制。

2016年9月，建在长沙怡海星城小区的长沙安康老年公寓破土动工。小区业主们组建了多个“维权群”，众筹7500多元维权资金，维权签名业主达600多人。最后，由于反对者太多，只得暂时停工。

2018年1月，珠海斗门区一家企业探索共享养老模式，在获得当地政协、业内人士一致好评之时，业主却以“破风水”为由集体抵制，业主称：“这里有个养老院，以后想卖房都卖不出去。”

……

打造“家门口的养老院”，本来是想为小区居民做一件好事，却遭遇如此窘境，“不受待见”的居民区养老场所究竟该何去何从？

烧向老人的无妄之火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时代永远不会忘记，2015年5月25日19时33分，河南鲁山城西琴台办事处辖区康乐园老年公寓发生特大火灾，39人死亡。

该老年公寓于2010年11月经县民政局批准建立，可容纳130人入住，分为4个管理区域，包括两个自理养老区，一个半自理养老区，一个不能自理养老区。起火位置在不能自理区，过火区域有床位51个，火灾当晚有44人居住。由于该区域都是一些不能自理的老人，火灾发生后，他们没有能力逃生……

起火原因为电器线路接触不良发热高温，导致彩钢板搭建的养老住房起火。这些彩钢板，就是通常说的铁皮板房，其墙体夹层多由泡沫板填充，易燃烧，根本不符合《老年养护院建设标准》、《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标准规范的要求。然而，鲁山康乐园老年公寓管理层对这些规定置若罔闻，最终酿成特大火灾事故。虽然事故发生后有31人受到刑事追究，27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但是，39位无辜老人不能复生。这场大火烧毁的是一座老年公寓，烧伤的是全中国老人的心。

近些年来，烧向老人的无妄之火，何止一个鲁山。

2013年5月21日，安徽省铜陵市东湖养老院发生火灾，2位老人不幸遇难。

2013年7月26日，黑龙江省海伦市联合敬老院住院处发生火灾，共造成11人死亡。

2014年12月20日，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一敬老院发生火灾，致1名老人死亡。

2015年1月1日，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白土岗镇敬老院发生火灾，2名老人死亡。

2015年2月11日，南京市建邺区子力养老院发生火灾，3名老人死亡。

2015年3月24日，陕西省子洲县养老院发生火灾，2名老人不幸身亡。

……

尽管从2017年3月开始，民政部、公安部、国家卫计委、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全国老龄办等部门联合启动了全国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对全国4万多个养老院进行了拉网式排查，按照“一地一案、一院一策”的要求进行整改，共整治隐患197万个，但是，2018年3月27日，山西省忻州市解原乡豆槐村康宁养老院又发生火灾，致3名老人死亡。

正如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在下发的有关文件中所指出：“此次火灾，充分暴露出了民政部门和养老机构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一）养老机构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长期无证经营。该机构2013年3月开始经营，因消防审核不合格一直没有办理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处于非法营运状态。二是安全意识淡薄，未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三是內部安全管理松懈，工作人员安全培训不到位，不熟悉烟感报警器等消防设施的使用运行，夜间值班和巡查形同虚设，火情延续3个小时无人察觉。四是管理服务粗放，服务风险意识薄弱。五是服务能力弱，护理人员不足，且缺乏专业培训，入院老人12人，仅有1名69岁老年护理，1名兼职护理员。（二）民政部门行业监管缺失。一是未正确履行部门监管职责，对非法经营的养老机构虽多次责令整改，但面对该养老机构整改不积极，未采取进一步措施，且未报告同级政府进行综合执法。二是专项整治行动要求未能认真落实。2017年专项整治行动大检查结果显示，该养老机构115项检查项目仅有28项基本符合，民政部门未能对其存在的问题一抓到底，督促整治到位。”

养老院里的无妄之火，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的遗憾……

第七章世界在召唤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趋势，足以影响未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在这场战争中，每个国家都是“主战场”……——采访札记

全球第一“老”

自1865年法国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后，150多年过去，目前，世界上有94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日本是全球第一“老”。

2014年9月，日本NHK制作的一档特别节目《老人漂流社会——“老后破产”的现实》，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此后又编辑出版了《老后破产：名为“长寿”的噩梦》一书，更是掀起社会狂澜。书中历数“老后破产”在居住、生活、医疗、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各种影响，案例中的每一位老人，年轻时都努力工作，做好了退休后的储蓄计划，却从没想到老后生活如此艰辛，甚至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

分类：非常关注 作者：韩生学 期刊：《啄木鸟》2019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