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水鬼缠身”疑案（纪实文学）
一、水鬼索命
1950年初冬。四川绵阳。
当时的绵阳，行政编制系县级，称绵阳县。因是川西行署下辖的绵阳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故又称绵阳专署。专署和县各有公安机构——绵阳专署公安分处和绵阳县公安局。1950年11月8日发生的“水鬼缠身”案，惊动了县公安局、专署公安分处乃至川西行署公安处（上述公安分处、公安处于1951年1月1日改称公安处、公安厅），出现了由三级公安机关联合侦查该案的罕见一幕。
在这之前大约半月，绵阳坊间出现传言，称位于小西门与北门之间的绵阳公园月形池落水鬼现身，估计是四个月前那个投水自尽的女子阴魂不散。月色朦胧之夜，女水鬼白色衣衫，裙带摇拂，长发飘飘，忽现忽隐;薄雾淡霾的清晨，或坐池边垂首啜泣，或佇立于池中湖心亭内，面朝西方作礼拜之状。之后数日，公园月形池里接二连三出现死狗死猫的尸体，许多人以为这是因为打扰了女水鬼而遭的报复。传言如此散播了十来天，不见消停，反倒愈演愈烈，不单绵阳城，连毗邻的安县、罗江的群众也议论纷纷。
11月5日，绵阳县公安局代局长刘存俊到公园派出所检查工作，闻知此事，指示派出所出面调查。派出所报告说，听到传言后，他们已经组织民警和民兵在月形池周围连续蹲守了三个晚上，如果真的有歹徒装扮水鬼搞破坏，一定当场擒获;但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什么异常。刘存俊说，传言活灵活现，像是真的有人目击似的，到底是谁传出来的，可以安排户籍警在居委会的配合下进行调查。
接下来的两天半时间，派出所派人走访了公园四周的数百户居民，11月8日上班后，正准备汇总调查到的情况，突然接到群众报案：月形池里浮起了一具女尸！
死者姓苏，名欣娟，系公园外珠市街（今临园路东段）居民，二十岁，无业，七年前其母死于侵华日军对绵阳的一次轰炸;其父苏金廷此后未娶，将独生女儿抚养至今。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建国初期对溺水死亡者比较普遍的处置方式。旧时城市的市政设施不完善，加之治安又不好，隔三差五冒出个溺水身亡的，不算稀奇事，市民对此类情形并不会觉得特别吃惊，警方也习以为常。解放初期警力紧张且案件高发，通常对这种情况的处理是不报不受，即便接到群众报告，也不过派警员去现场看一下，如果现场没有明显异常或家属、邻居等对死因没有怀疑，也就认定为自杀或者事故，不再深究。那时没有死亡证明书之说，也鲜有火葬场，死后一般都是土葬，通常是亲属自行处置。
当时的绵阳，每年总有若干起投水自尽之事，有的自尽者选择涪江作为终结之地，有的则来绵阳公园投月形池。绵阳公园建于1930年，民国时名谓“川西北第一公园”，这倒并非吹牛，占地两百余亩的纯人造公园别说在川西北了，即便全国只怕也寥若晨星。该公园除了月形池，还有荷花池，但荷花池太浅，只适宜那些假跳的——因家庭矛盾等原因虚张声势要跳湖，要是来真的，那就直接奔月形池了。旧时警务人员每遇这种情况，只是到现场来看看，然后通知家属收尸就是，已经形成了习惯思维，新中国成立后留用的旧警察对此的处置方式也并无不同。
不过，这次例外。上面说过，之前公园派出所按照刘存俊代局长的指示，已经开始了对所谓“水鬼现身”的调查。负责调查的两个警员老薛、小许都是留用人员，这天上午两人正在汇总调查情况，中午接到领导指令，让去月形池查看溺水现场。两人赶到时，围观者已经很多，大多是公园周边的住户。薛、许还没挤进圈子，就听见议论，说死者是珠市街苏家姑娘。
薛、许是知道苏欣娟的，与苏欣娟的父亲苏金廷也相识。绵阳靠江，属于交通便利之埠，老苏做小百货生意，经常搭乘当地运输麦冬等土特产的船只去川东或者出川采购小百货商品，最远可以跑到上海。薛、许时不时会托苏金廷从外埠捎带紧俏商品，相互之间有些来往。有时老苏时间紧，来不及把捎来的东西送到派出所，就让女儿送去。所以，派出所警员也都认识这姑娘。
查摸“水鬼现身”传言时，老薛、小许从多名受访者那里听说了苏欣娟的名字，疑似传言源头类的上游对象。此刻他们听说死者是苏姑娘，当即招呼围观群众让出一条道，近前看了一下已被打捞起来置于池边一块大青石上的尸体，果然是苏欣娟！
派出所领导闻讯，尤其是听说死者疑似“水鬼现身”传言的制造者，立刻向绵阳县公安局值班室打电话报告。县局治安股也很重视，让派出所找一辆板车把尸体拉到县红十字医院解剖，先查明死因再说。
绵阳专署公安分处、县公安局虽然都在绵阳，但刑事技侦队伍尚未建立，整个绵阳专区没有一名法医。一旦需要解剖尸体，那就只能跟县红十字医院联系，请该院的外科医生相帮。碰到死亡原因特别复杂的，则由公安厅从成都派法医来检验。此时对死者的剖验要求只是弄清是生前溺水还是死后被抛入水中，由地方上的外科医生操作即可。
县局治安股刑警（当时刑警队隶属治安口）小宋及派出所副所长老杨奉命到场监督解剖，小宋用县局唯一的一架不知使用了多少年的德国照相机拍摄了几张照片。下午，解剖结果就出来了，苏欣娟系被人以钝器击打头部致昏迷，后推入月形池溺水而亡。解剖尸体时还有一个意外发现：死者苏欣娟生前已经怀孕，法医推断怀孕时间应在十二周以上。
公园发现溺亡女尸的消息不胫而走。被坊间称为苏老板的苏金廷虽然生意规模不大，财运也一般，身家只能跟寻常小业主持平，但他是当时绵阳仅有的几个经营“洋货”（小百货）的商人，知名度颇高;另外，其女苏欣娟的漂亮在全城也是出名的，不单漂亮，歌也唱得好，而且待人和善，哪怕对叫花子也从不居高临下，对熟识的街坊邻里更是未语三分笑。苏家有一台老苏从上海滩淘得的旧缝纫机，苏姑娘十二岁就会用，稍后又自学了裁剪，除了给老爸和自己做衣服，别人求上门请她相帮，她也乐意效力，不收报酬，甚至连针线耗材的费用也是自己搭。如此，父女两个的口碑自是不错。此刻苏欣娟横遭不测，顿时成为全城热议的话题。以上世纪中叶川西北地区寻常群众的认知，加之“水鬼现身”谣言的影响，苏姑娘的死因很快就被坊间认定为“水鬼缠身”。
解剖结论出来后，绵阳县公安局即向位于解放路的上级机关绵阳专署公安分处报告，公安分处处长段允中下令组建专署、县两级警方的联合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侦查。下午三时，专案组五名侦查员刚刚在解放路专署公安分处集中，忽然接到县公安局来电报称：县局治安股和公园派出所警员在前往珠市街苏家进行调查时，发现了一个可疑情况！
红十字医院的外科医生对死者进行解剖时，派出所民警老薛、小许奉命向前来了解相关情况的县局侦查员小宋汇报追查“水鬼现身”谣言的经过。之前两天半的调查中，有不少群众反映，他们是从苏欣娟那里听到“水鬼现身”之说的，距今已有些时日。小宋就让薛、许陪同他前往苏家走访。三人去珠市街老苏家时，前往重庆接货的苏金廷尚在返回绵阳的途中。苏家在本地的几个亲戚闻知噩耗纷纷赶来，他们没有苏宅的钥匙，就攀墙进去打开大门，尽管苏姑娘的遗体还在医院，但先要把灵堂布置起來。
苏家父女人缘好，一干邻居甚至附近来看热闹的人都主动过来帮忙。小宋、老薛、小许过去时，看到的是一幕有些混乱的场面，大家各干各的，没人协调。小宋是南下干部，又年轻，没有操办丧事的经验，但看着这一幕，总觉得应当制止。于是，就让年岁大、有经验的老薛出面。
老薛随即在亲属中指定了一个“主心骨”，让其出面主持布置灵堂，做好一应举丧准备，待老苏回来后可正式办丧事。这样，乱哄哄的场面总算得到了纠正，小宋三人得以从容询问相关情况。可是，三人都犯了一个疏忽——没有马上去了解在场众人的身份，究竟是亲戚朋友，还是邻里路人，以便需要时可以立刻甄别。本来他们也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接下来的一个发现，使这个疏忽导致的后果立显——
苏家经济实力不算怎样，但祖上留下的宅子很大，还有一大一小前后两个院子。老苏也不出租，正好用来作为临时囤货的库房。小宋三人查看了一番，无甚发现，于是就返回前面，想跟几个邻居聊聊苏姑娘的日常活动情况。苏家前面是个大院子，两侧与邻家以砖墙相隔，穿过院子，是两个门面宽的厅堂，两侧靠围墙处各有一条约四尺宽的走道，可以直接走到通往后半部分的圆形洞门。三人返回厅堂，原先待着的大约二十多人还在那里，但已经不再你一言他一语争相开口发表意见提出各自的主张了，都在等候被指定为主心骨的木行柳老板（老苏的姐夫）分派差使：何人报丧，何人采购，何人去棺材店咨询棺材的规格和价格以便老苏回家后定夺，何人负责安排出殡时的一应准备工作，等等。
柳老板一一分派妥当，临末说劳驾各位就按照这个分工去做，这是外勤;还有内务，那就麻烦留下的诸位亲友邻里一起分担了。众人纷纷点头，正要离开，忽听得有人一声低喝：“且慢！”
大伙儿定睛一看，却是县公安局侦查员小宋开的腔。二十二岁的小宋系十八兵团侦察兵出身，进军川西时受伤，作为南下干部留在地方充实公安队伍。小伙子对公安业务还不熟，但作为侦察兵练就的那套观察本领却是出众的。先前进门时场面虽然混乱，他也能够不露声色地把厅堂各处扫视一遍。此刻再次进入厅堂，他立即发现有点儿不对劲儿——原先张贴于角落茶几边墙上的一张约三寸长寸半宽的条子不见了，小宋还记得，上面写着“吃药”两个毛笔字。这应该是主人用来提醒自己或者家人按时服药的备忘，但现在苏家没有主人——老主人苏金廷在外跑生意未归，少主人苏姑娘已经死亡，这张纸条应当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此刻又是准备筹办丧事的当儿，不是办毕丧事后打扫宅子，通常说来不可能有人看着觉得不顺眼，顺手将其扯下来扔掉。也就是说，撕下纸条的那位肯定有目的。小宋有一种直觉，此举可能跟苏姑娘的死亡有关系！
当下，小宋开口一问，老薛、小许都是一怔，他们两个之前竟然没有留意到有这么一张纸条，不禁暗自佩服小宋的细致。至于那些忙做一团的亲朋好友、邻里杂人，更是没人注意到了。好在主人老苏的姐姐、姐夫是知道的。他们平时跟老苏偶有来往，苏欣娟外出路过柳老板开的木行时也总要入内坐坐，因此，柳老板夫妇知道这张纸条的来路——
苏金廷心脏有隐疾，最近半年可能过于忙碌，感觉渐渐明显。今年三四月间，老苏跟柳老板说起，柳老板给他介绍了一位中医，开了据说是按照其祖传秘方配制的药丸，让老苏依嘱吞服，服用一年即可根除。老苏常年在外奔波，外出旅行带着的药丸一顿不漏，回到家里反倒不习惯了，经常忘记服用。于是，女儿就给老爸弄了这么一纸条子，贴在茶几旁边的墙上。自此之后，老苏倒真是没有忘记过。
柳老板也说，刚刚进来的时候，他还在茶几旁边的椅子上小坐了片刻，看见那张纸条还好好地贴着，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呢？不就是一纸条子吗，碍到谁了？人家好好贴在墙上，为啥偏要撕下来呢？
一个个问下来，没有人承认撕下了纸条。老薛说这不奇怪了吗？要不，大伙儿都把自己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互相检查一下？没人表示反对，那就行动。可是，二十多人一个个掏空衣袋，并没有人藏匿纸条。小宋就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有人趁刚才乱哄哄的机会，撕下纸条悄然离开了。
情况报给专案组，专案组诸侦查员听着也觉得蹊跷，正讨论是否要去珠市街苏宅现场查看一下，电话又响了，是公安分处处长段允中亲自打来的，下达了一个使一干侦查员都大吃一惊的命令：暂停所有侦查工作，原地待命！
二、神秘“秀才”
成都市华兴东街41号大亨里胡同深处有一座楼台亭榭错落的深宅大院，该宅第的主人原系国民党第九十五军副军长刁文俊，旧时坊间称为“刁公馆”。1949年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后，新组建的成都军管会公安部政治保卫处即设在这里。当时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故该机构又是川西行署公安处的政保部门。本案发生时，在“刁公馆”主持工作的是政保处长赵方。
四川是中国内地解放较晚的省区，也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布置潜伏特务最多的省区。解放伊始，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他们勾结惯匪和一些地方反动势力，以及迫于解放军强大攻势投诚其实却想伺机反水的国民党军官，在川西多地发动大规模反革命暴乱，攻占城镇，破坏交通，杀害我军政人员。据史籍记载，形势最严峻时，成都城外频频发生抢劫、杀人、强奸等暴力大案，以致很多地方青天白日路断人稀。更有甚者，解放军第六十军军长王新亭乘坐装甲车从成都前往灌县（今都江堰市）视察途中，居然遭到武装土匪的袭击。绵阳亦位于匪患重灾区，绵阳专署所辖十县有大小股匪六十四股，匪众近两万人，反动会道门组织二十五个，青帮、洪帮等封建把头组织一百余个，国民党军队残部和起义部队中的顽固分子更是不计其数，公然与我方剿匪部队武装对抗。至1950年6月下旬，在解放军西南军区和川西军区的坚决打击下，终于获得了川西剿匪的关键性胜利，策动并领导暴动的匪首赵洪文国（女）、张跃明、王旭夫、刘惠安、刘崇朴、李干才、刘炳章、刘锡廷、黄光辉、宋国太等或被捉拿归案或被击毙。
在剿匪斗争中，川西公安处政保处功不可没。进入1950年夏季，川西反革命暴动基本平息，赵方要求政保处民警清理部队剿匪过程中缴获的匪方包括电报、信件等在内的材料，组织专人审读分析，寻找线索，以便抓捕漏网分子。9月初，赵方在审阅清理组送呈的审读报告时，对其中涉及的一个人产生了兴趣。此人化名成祥盛，真实姓名、年龄、籍贯、身份、职业等情况一概不知，但成祥盛这个名字却频频出现于我方缴获的来自多股土匪的至少二十来份电报、信函以及部分匪首的供词中，一律称其为“成先生”。这主儿受到众多匪首的尊重，想来必有原因。
川西土匪暴动，皆由国民党特务暗中支持、资助，这些特务归属于国民党方面的若干个不同机构，诸如“军统”、“中统”、“军委会二厅”（上述三特务组织其时的正式称谓已经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内调局”和“国防部二厅”，但土匪还是沿用抗战时听熟了的称谓）等。他们奉命各干各的，互相之间不沟通，对外宣传没有统一的口径，也就无法在这方面对土匪进行指导。对于土匪们来说，支持他们的特务属于国民党的哪个特务机构，他们并不介意，反正他们认为国民党肯定会卷土重来，届时他们就是有功之臣，至于到时候谁给他们封官，区别不大。但是，毕竟要打出旗号，制造影响，以便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所以宣传还是有必要的。这些家伙都是土鳖，杀人抢劫是内行，若论舞文弄墨那就难为他们了。而这个成祥盛呢，就是为土匪提供这种服务的一个“先生”。
我方的清理组对此人并没有足够的重视，根据材料和匪首的片言只语判断，这人并非国民党方面的特务，只是为土匪提供有偿服务，双方的交往仅限于约请成祥盛给他们撰写相关文稿，往往是预付“润笔”，而成祥盛呢，在收到钱钞后，就根据该股土匪的要求，结合其“职业特点”、时势、节令、地理情况（有的暴动发生地有类似“龙脉”、“杀虎”等地理标志或传说）和要实现的目的（比如占领某县城、杀害当地新政权领导等）进行“创作”。各路土匪之所以都盯着“成先生”，据说是因为这人笔头快，而且撰写的内容生动传神，俗中有雅，民众易懂，见之不忘。清理组据此认为，成祥盛只是一个舞文弄墨的穷秀才之类的小角色，眼下需要深挖、偵缉的潜逃匪特分子不少，公安部门警力紧张，现阶段不必将其作为重点侦缉对象，待把川西匪患彻底解决后再找他算账也不迟。因此，在送上来的报告中，只把成祥盛列在“暂待查处”的名单里。
没想到，赵方对此却有异议。报告中成祥盛只是一个川西地区土生土长的穷秀才的观点，他是同意的，但不认同把这位“成先生”晾在一边暂缓处理，而是要将其列入第一批缉拿归案的对象名单。原因很简单——参加川西土匪暴动的各股土匪互相之间很少联系，隐藏在其背后的特务所属系统也不尽相同，他们通常是随势而行，衡量一下自己地盘上的力量对比，如果有胜算，就会尽快“发动”。这活儿还得赶速度，一旦日后国民党反攻过来，川西“光复”，论功行赏时，谁先行动必定是衡量功劳大小的标准之一。为日后邀功计，土匪也不会把自己何时“发动”的信息透露给同行。但成祥盛却是可以知晓“发动”的大致时间的，因为人家会提前找他撰写文稿。
赵方据此判断，成祥盛是一个有条件知晓多股土匪动向的重要角色：其一，他很可能了解已被击溃的土匪武装漏网成员的情况;其二，目前掌握的信息显示，有的土匪武装已经在策划暴动，但由于形势发展过快，错过了最适合“发动”的时机，只得紧急刹车。这类土匪自然是我方的一个巨大隐患，而成祥盛很可能与这类土匪有过接触。如果能抓获成祥盛，则可通过其供词掌握线索，对我方下一步的工作是有很大作用的。
川西公安处党委对赵方的提议进行了研究，认为可以实施，于是，成祥盛就被列入了首批侦缉名单。按说应该是组建专案侦查组的，但当时要侦缉的对象很多，如果每个对象都组建专案组，人手根本不够。所以，川西公安处只安排了一名政保侦查员负责主持此事。
这位同志名叫柯永嘉，重庆人氏，中共地下党员，警校刑侦专业毕业，曾在重庆警察局当过刑警，后奉命打入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抗战胜利后，受组织指派赴成都开了一家商行，以此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同时又以国民党成都市警察局（当时称“省会警察局”）密探组长的身份为我党收集情报。成都解放后，老柯被时任川西行署公安处政保部门领导周仝召唤归队，从事政保侦查工作。他是川人，又有从事刑侦、情报之经验，在政保部门是作为业务骨干使用的。
柯永嘉接受调查成祥盛的任务后，先是查阅材料。材料中涉及“成先生”的内容不多，多股请其提供过文字服务的匪首落网后，由于形势紧迫，通常都是匆匆讯问，弄清犯罪事实后，就立刻判处死刑公开执行了。这是当时西南军区和川西军区的斗争策略，规定必须从严从快处置匪首和暴动骨干分子，以震慑投诚、起义国民党部队中的那些首鼠两端的官兵。如此，公安方面为抢时间，在讯问被捕的匪首、骨干分子时也就只盯着主要罪行，像有关“成先生”这样的小角色的情节根本不会追问。因此，尽管二十多份材料中都出现过“成祥盛”这个名字，卷宗中也有缴获的几份由成祥盛撰写的底稿，但并无此人的其他信息。
这个情况柯永嘉事先是考虑到的，在查阅材料时已经对其中一些笔录内容做了摘录，并拍摄了成祥盛的亲笔文字，接着就前往监狱、看守所去讯问那些被关押着的土匪。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有了两个收获——
其一，据六名见过成祥盛的土匪供称，“成先生”大约三十岁，身高一米七左右，模样周正、肤色白皙、举止斯文，有时戴眼镜，不知是近视还是平光，总之是一副秀才模样。但有一个曾奉匪首之命到安县旅馆里给成祥盛送过“润笔”的犯人却说，他去旅馆见成祥盛时，此人正在后院打拳。这犯人也练过武术，有些眼光，一看就知道这位“成先生”有两下子，拳风甚是凌厉，自己是没法儿跟人家相比的。成祥盛一套拳打完收势，面不改色气不喘，背手而立，又恢复了一个文弱书生的模样。根据这个犯人的说法，“成先生”不但是个秀才，同时又是一个国术好手。
其二，10月上旬，警方端掉了德阳一匪帮设于成都的密点，查获一封从绵阳寄往成都的未落款的信函，内容大意是：三个月之前，该匪帮给写信人一份“润笔”，要求撰写文稿，但三天后接到该匪帮紧急通知，要求暂缓，至于何时动笔，三个月之内应有准信。现在已经过去三个月有余，写信人没有接到通知，按照江湖规矩，应该把“润笔”奉还对方。故按照当初送“润笔”者留下的联络地址，冒昧奉函，请对方按照之前约定的联系方式告知如何交接。这封匿名信件与之前缴获的成祥盛为匪帮提供的文稿原件一并送成都市公安局进行技术鉴定，结果认定同一。
柯永嘉试图根据上述第二条线索查找成祥盛的踪迹，未能成功。德阳那股准备暴动的土匪留给成祥盛的联系地址并非后来警方破获的那个密点，而是位于成都市内四圣祠街一座公寓楼的公用信报箱。柯永嘉去该公寓查看过，公用信报箱设在门厅里，是敞开式的，凡寄给该公寓楼住户的所有平信、印刷品等邮件，邮差均放置于内，只有挂号邮件才由公寓门房签收后转交收件人。寄过去的是一封平信，门房自然不清楚是什么人取走的。柯永嘉扑空后并不气馁，又去看守所提审了在土匪密点被捕的那几个人犯，想了解该公寓楼内的住户是否跟匪帮有关系，问下来并无收获。当然，还会问到那封信中所说的“之前约定的联系方式”是怎么回事。可是，成都的密点不过是土匪的一个地下交通站，密点里的人员只负责传递信息，不参与匪帮内的事务。
于是，这条线就断了。
稍后，由于川西公安政保部门活儿实在太多，像柯永嘉这样的骨干又太少，领导接到一桩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批示交办的紧急案件，于是组建专案组，算来算去人手不够，就让柯永嘉放下手头的活儿，充实该专案组。柯永嘉在办案时还抽空儿琢磨成祥盛的下落，没事就拿出成祥盛那封信函的照片翻来覆去研究，寻思这封信既然是从绵阳寄来的，也许去绵阳的邮局问问会有收获。待那桩急案办下来后，柯永嘉随即赴绵阳来调查了。
11月7日，柯永嘉抵达绵阳。由于川西匪患尚未根除，他是化装成收购中药材的商人出的这趟差。抵达绵阳后，他既没去县公安局，也没跟绵阳专署公安分处联系，直接就去了绵阳县邮电局。当时邮电局是军管的，柯永嘉找了军代表，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军代表当即召来邮政业务骨干老邢，给柯永嘉讲解了一下邮局收寄平信的流程。
原本柯永嘉对此举没抱过多的希望，毕竟邮戳上只有“绵阳”两个汉字以及时间。邮局收寄平信的过程通常是这样的——每天固定时间，邮局工作人员会骑着自行车到县城几条主要街道设置的邮箱取出信件，收齐后携回邮局，连同营业门市部所设邮筒内的信件一并送交邮局的邮件分发间，分发间邮工在每个信封上盖邮戳后，按照邮政系统内部设定的邮路區域进行分拣，然后打包运送出去。所以，在外人看来，某封信件是从哪个邮筒里收取的，根本无法确定。因为县城邮电局的邮戳是相同的，当然时间不一样，但地名永远是“绵阳”两字，那是不会变的，除非邮局改名。
这应该是全国邮政系统统一的操作方式。不过，抗战以来，大后方一些城市的邮电局在每天进行这种操作时，较以前有了些许改变。这是何人的主意已经没法儿考证，据说是出于反日谍隐蔽斗争的需要。
当时间谍传送情报通常都是用邮寄平信的方式进行的，所以需要对邮寄环节多加注意。尽管对本城寄发的平信使用不同的邮戳，从操作层面上来说是可行的，但这不合行业规矩，会被万国邮政联盟（中国于1914年加入）禁止，而且容易被间谍察觉，迫使他们改变传送情报的方式。所以，只能在不改变邮戳样式的前提下另外设法——那就是根据取出信件的不同地点的邮筒，在盖邮戳的位置上加以区别，比如在邮票的哪个角上盖，压住票面多少，正盖、反盖、斜盖、重叠盖，等等，反正全城有多少个邮筒，就能有多少种方式。收信人即使看出差别，也不会产生怀疑。邮工盖邮戳的速度就像机器一样，你能要求他们每一枚都盖得一模一样？但对于邮局内部管理人员来说，那就一目了然了，只消看一眼，就可以分辨出信件是从本城（如果是大城市，则是本区——邮戳上有城市及城区邮电所的名称）的哪一个邮筒中取出来的。
解放初期，有些地方的邮电局仍旧沿袭这种操作方式，绵阳邮电局就是其中之一。这是柯永嘉的运气，也是成祥盛的晦气。现在，业务骨干老邢接过柯永嘉递过去的那张信函照片，只瞥了一眼，马上分辨出这封平信是从绵阳公园东门口的那个邮筒里取出的。这就是说，成祥盛10月上旬曾在绵阳出现过。这种“出现”，是偶尔路过，还是绵阳城里有成祥盛的落脚点，那就不清楚了。但对于柯永嘉来说，这是一条可以调查的线索。
柯永嘉仍没惊动当地警方，到修车行租了辆自行车，直奔绵阳公园。那时绵阳公园没有围墙，不收门票，骑自行车可以像步行者一样通行无阻。柯永嘉从公园东侧那边的涪城路进去，几个出入口里外都转了转，最后从珠市街那边出来，又在公园周边的几条街上转了转。此时天色已经微黑，他去车行还了自行车，在附近警钟街上的一家小旅馆办理了入住登记，出于谨慎，使用的是与其化装身份相符的成都一家药行的出差证明。
一宿无话。早上醒来，柯永嘉退了房间，直奔珠市街。绵阳公园周边一共有两个邮筒，一个就是东侧出入口的那个已被邮局认定是涉案信件投入的邮筒，另一个在公园东南侧的警钟街上。柯永嘉分析，成祥盛写信时多半就躲藏于公园附近的某处民居里。如果他是偶然路过绵阳，将信投入公园出入口那个邮筒的可能性比较小。据实地查看，公园这个邮筒比较孤立，四周并无出售邮票的小店铺，而投进邮筒的平信都必须预先贴上足价邮票，寄信人不大可能把一封贴好了邮票的信件带在身上，特地跑到公园这边来投进邮筒。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时川西剿匪尚未结束，绵阳军警对可疑对象的防范很严，白天黑夜街上都有巡逻队，对可疑对象进行盘问、搜身，一旦遇上，这么一封信势必会引起怀疑，料想“成先生”不敢冒这份风险。从安全角度考虑，他应该事先将邮票贴好，投进最近的邮筒。那么，成祥盛藏身于公园附近的哪个位置呢？柯永嘉首先排除了东南一带的警钟街，因为警钟街上有一个邮筒，设在一家烟纸店铺门前，烟纸店还有代售邮票服务，如果成祥盛藏身在这一带，应该把信件投进这里的邮筒才对。那么，往下怎么访查？柯永嘉考虑下来，寻思还是再到公园周边其他几个方向溜达一番再说吧。
这回是步行了，转悠到中午，他以租房子为借口，跟七八户居民交谈过，辗转打听这一带民居出租的情况，想借此收集“成先生”的信息，但没甚发现。中午，他在珠市街的一家小面馆吃了碗面条，接着继续溜达。这一转悠，就到了珠市街上老苏那座宅子门前。
这当儿，刚好老苏家的几个亲戚赶到，因为没有钥匙进不了宅院，老苏的姐夫柳老板吩咐人去找架梯子，准备爬进院子打开宅门。柯永嘉不知这家发生了啥事儿，就驻步观望，顺便向旁边人打听。听说这家的姑娘投水自尽，也没跟自己要调查的事儿联系起来。这时，宅门被柳老板从里面打开了，众人一拥而入，柯永嘉也跟了进去。因场面混乱，谁也没注意到他。
片刻，县公安局和派出所的三名警员抵达。他们挤入人群找主事的，围观众人纷纷避让，柯永嘉被挤到了角落里。这时候，他突然注意到角落茶几边的墙上贴着一张纸条，上书“吃药”两个楷体字。柯永嘉小时候曾被父母逼着临过数年的《神策军碑》、《玄秘塔》，对书法略有心得，当下见之，心里一动，这两个楷体字好像跟成祥盛那封信的字迹蛮相像的嘛！莫非……这时，老薛三人已经安排柳老板暂时主事，然后到后院查看去了。柯永嘉趁无人注意自己，背着手悄然把那张纸条揭了下来，折拢后塞进袖口，神不知鬼不觉溜出了苏宅。
三、踪影难寻
柯永嘉直接去了解放路绵阳专署公安分处。当时公安分处尚未配备专业刑技鉴定员，但老柯知道绵阳这边有一个以前曾在重庆旧警察局刑侦鉴识室供职过的宗姓小老头儿，前几年因年龄和健康原因辞职回乡，解放后绵阳专署公安分处遇到重大案件需要鉴定时，会请他出面相帮。现在，柯永嘉动的也是这个脑筋。但据说老宗很谨慎，而且不大好说话，只有专署公安分处出面，他方肯助力。此刻，他就求到专署公安分处门上来了。
老宗很快被请到公安分处，用放大镜仔细查看了信件照片和那纸“吃药”纸条，得出结论：这是同一人书写的。当然，他还跟柯永嘉说了一番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那全是笔迹鉴定专业的行话，柯永嘉也一知半解。
虽然柯永嘉在“得手”之后立刻离开了苏家，没有听老苏的姐夫柳老板解释过贴这张纸条的用意，但他已瞄到茶几上的那个竹质盘子里放着的药瓶，知道那纸条是起提醒作用的。先前他在苏家时，已了解到苏氏父女俩都读过书，是否算得上知识分子暂且不论，写字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况且在民国（老苏开蒙时没准儿还是在清末）只要读书——哪怕是上私塾，写毛笔字是必须的。这种字条，苏氏父女自然没必要请人来写。但笔迹鉴定结论表明，这张字条是成祥盛写的，这应该是成祥盛曾在苏宅藏身的证据。
柯永嘉遂往成都拨打长途电话，向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请示是否就地组建专案组着手侦查该案。领导让他原地待命。很快，成都方面回电，经请示，川西公安政保领导赵方批准立案侦查，已向绵阳专署公安分处段允中处长拍发加急电报，指示由绵阳专署公安分处、绵阳县公安局抽调侦查员组建专案组，由柯永嘉担任组长，主持一应侦查工作。
随即，段允中告知，此案已成立了专案组，建议仍由原班成员开展工作，柯永嘉自无二话。
原专案组的办公室就在解放路专署公安分处驻地，当下，柯永嘉就由段允中陪同，跟五名侦查员见面。这五位同志是专署公安分处侦查员史存鼎、张欢，县局侦查员王一德、彭念慈、潘结实。段允中在征求柯永嘉的意见后，指定原专案组长史存鼎任副组长。
柯永嘉向众侦查员简单通报了一下自己掌握的情况，全组六人即刻前往珠市街苏宅进行调查。先前去苏家了解情况的小宋、老薛、小许三人在报告发现纸条凭空消失的情况后，领导指示他们在苏家待命，没说具体做什么，他们也就不便自作主张。不过，小宋和老薛还是商量了一下，悄悄告知丧事主持人柳老板把前来吊唁或者相帮操办丧事的每一个人都登记下来。此刻，柯永嘉一行赶去跟三人见面后，让他们留在现场配合专案组开展调查工作。
一干侦查员一直在苏家待到晚上九点多方才结束调查，返回解放路驻地后，立即举行案情分析会，汇总调查情况——
首先是苏氏父女。苏宅主人苏金廷四十二岁，丧偶，以从事小百货批发为生。这人生性胆小，从不惹事，不曾参加过任何党团或者帮会组织，连袍哥也没沾过，这在经常跑码头的生意人中是比较罕见的。苏金廷的生意做得一般，没有大发过，但也从没听说走过麦城。他为人比较厚道，在街坊邻里中口碑甚好。
死者苏欣娟，初中文化，长得俏丽，性格也温和，待人接物得体，乐于助人，在珠市街一带可以说是人见人夸。苏欣娟成人后，老苏让她单独居住在后宅，后宅另有数间平房，用来堆放杂物以及作为临时囤货的库房。苏金廷把女儿视为掌上明珠，疼爱有加，但管教甚严，因为自己经常出差不在家，就立下规矩，禁止外人进入后宅。这个规矩，亲朋好友皆知，但老苏的姐夫柳老板对此另有看法——苏欣娟性格随和，招人喜愛，老苏也从不阻止女儿跟邻居、同学交往，这些人可以自由出入苏家前宅，喝茶闲聊、打牌唱戏都随意。柳老板曾跟妻子嘀咕过，认为老苏的生意做得有问题，可能兼带倒腾鸦片、军火也难说，严禁外人进入后宅就是为防秘密泄露。
专案组惦记着成祥盛，怀疑苏家后宅有时可能还会藏匿另一种特殊“货物”——类似成祥盛那样的匪特分子。尽管已经对后宅的每间屋子进行过仔细搜查，没有发现除苏欣娟以外其他人居住过的痕迹，但成祥盛在苏宅留下的笔迹、在公园东侧出入口邮筒里寄出的信件，以及验尸时发现苏欣娟已经有身孕的情况，都不得不使人做出成祥盛曾在苏家后宅藏匿，并与苏欣娟有过亲密接触的猜测。
再说那张写着“吃药”二字的纸条。这张纸条是何时贴在墙上的？据柳老板夫妇说，今年中秋节他们来苏宅做客，就坐在那个角落的位置，记得当时还没有这张条子。但是，那天听父女俩说起，老苏已经开始吃药了，苏欣娟还埋怨父亲老是忘记吃药，说“人老了，记性差了”。老苏不以为然，说他在外面跑码头时从来不曾忘记吃过。当时柳老板还凑趣说老苏已经习惯于“在路上”的生活节奏，待在家里反倒不习惯了。过了半个多月，重阳节前一天，柳老板来送重阳糕，还是坐在那个位置，发现已经贴着那张纸条了。那天苏金廷不在家，苏欣娟说其父去成都了。因此，柳老板没有久待，小坐片刻，正好有三个跟苏欣娟差不多年龄的姑娘来串门，柳老板遂告辞而去，没有跟苏欣娟说上几句话，也就没扯到那张纸条的来路。
侦查员在苏家查看时，着重留意了父女俩的笔迹。老苏要记录账册，苏欣娟每天临帖习练毛笔字，楷体、隶书、魏碑都有，毛边纸边沿还注明了日期，一直到11月7日。父女俩的笔迹，即使寻常人也一眼就可以判定跟“吃药”纸条明显不同。用习练过柳体的专案组长柯永嘉的眼光来看，父女俩的毛笔字功力跟“吃药”二字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分类：尘封档案 作者：东方明迟婴 期刊：《啄木鸟》2019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