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闯入者、漂泊者与他们的深圳故事

张运涛是一名高中教师，结识他时已是著述颇丰的作家了。他之前的作品多关注小城青年，在《四十七个深圳》这部新作中，作者用多年的采访积累写出了四十七个深圳故事。

这些故事分为三个篇章，分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新世纪，每部分由数篇小故事组成。这三个时代，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社会发展史。通过一个个从中原农村走出的人闯深圳的故事，还原了他们的百态人生。在既有的理解中，这些人或被涵盖为“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抑或“底层”，没有人去关心他们从哪里来，也没有人去关注他们的城市生活。他们终归是和城市游离的。在很大程度上，城市属于高楼、咖啡厅、高级酒店以及灯红酒绿、光鲜亮丽的原住民、成功者或中产阶级，而作者则刻意地回避那些成功的形象和故事，寻找、发现那些仍是底层的人生。

在这些故事中，我们会发现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动机，但基本属于敢想敢干者。他们不安于农村的贫困生活或小县城的低廉工资，想换一种人生，毅然来到深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叙述中，这些人是被肯定的，他们尚属于“改革者”的文学序列中，或者属于路遥笔下高加林、孙少平那样不安于现状的农村优秀青年形象。但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物化的崛起，失败者的人生逐渐成为被遮蔽的对象，流行的是成功人士的“半张脸的神话”，或者咖啡厅、高尔夫等等带有物化叙事的新方向。因之，在读这些故事时，会把读者拉回那个由着一腔热血的年代。

八十年代的故事《木棉花开》写一对高中同班同学，相恋但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复习多年也没有考上大学。方丽娟在流产之后被家人送到深圳打工，鲁国中也寻到深圳去。二人终究没有在深圳重逢，反而越来越远。鲁国中经历多年流转做上了生产灯具的大型国有企业的业务代理，而方丽娟在妹妹的公司帮忙。两人终于在2015年相约见面。鲁国中摆上精心准备的白玫瑰以及方丽娟高中时喜欢的画，然而他也只能在忐忑中怀念对方曾经的样子。

九十年代的故事《未来的幻想》，写陈力量高考没有考好，只有去一所私立大学读书。毕业后回县城当一名临时工，因工作上受到委屈，决定抛开稳定的生活去南方打工，并说服妻子一起到深圳。在数十年中，他频繁跳槽，从鞋厂到印刷厂，再到自己开工厂，资产越来越大，俨然创业成功的典范……

除了这些为了金钱的奋斗故事，作者还关注到他们的精神世界与梦想。《吉他》中的肖劲东高考落榜，跟人南下深圳，成为一名鞋厂工人。但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对吉他的热爱和幻想，工余，他喜欢背着吉他去工厂附近的歌厅唱歌，还赢得厂花的青睐。然而婚后，这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实在不适合世俗世界，于是妻子提出“要吉他还是要家”的追问。在家庭和生活逼迫下，他摔掉吉他，换了工作，在比亚迪厂做工人。厂庆时又忍不住应邀表演，演出的成功又重燃了他的吉他梦。他拜师学艺，周末去音乐厅听歌，喜欢灯光暗下来，一个人孤独地站在舞台中央，抱着吉他唱歌给人听。

在这些故事中，他们曾经作为外来者的艰辛、人生的不断流转在微型小说中被一笔带过，作者告诉我们，他们已经习惯说“我在这儿过得很好”，因为在深圳这十几年，已经习惯了委屈自己。读这些文字，使我想到了那些远去的小人物，他们被时代的浪潮裹挟，他们或是电视剧中的打工妹，或是流水线上的计件工人，他们的梦想和初心，他们对于城市的渴望，或因他们来自农村那脆弱的出身，使得进阶之路步履沉重。

我们也会发现不同时代闯入者的自觉意识不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些离开家乡闯荡深圳的人，多少还有些在原乡待不下去，不得不出走的故事，如《出门》中的枣花，她是王畈第一个闯深圳的人，原因是男女私情被发现以及那个年代的不被容忍。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金钱的力量凸显，在《都是钱闹的》中，向云被八百块钱的工资诱惑，停薪留职去了深圳;在《位置》中，孙月明不愿回乡做干部，背水一战去了深圳。而在新世纪的讲述中，越来越多的则是自觉抛弃小镇生活，不满足于微薄的收入以及一眼看到尽头的生活。《创业》中的杨红旗大学上的是广州的三本院校，读大学期间就开始做小生意，军训结束就做到了收入过万，等不及毕业就开始创业。杨红旗坚定地选择了深圳——深圳是年轻人的，深圳的机会多。即便父亲不看好，他也仍然坚持折腾自己。如果说在之前的讲述中，闯深圳还多少带有感性的冲动，而在越来越近的故事中，深圳则更多成为一个理性的选择。

这一个个人生故事、飘零的个体，结成共同的纽带，和在城市中生存下去的共同记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史，也是一部城市化进程史，一个个怀着梦想踏入城市的人生漂泊史。毕竟，时代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他们不必像曾经的高加林那样被打回原乡，而是有了更多人生的可能。即便漂泊生活的艰辛，仍会使他们怀念曾经的过往，或是那时的情感，或是一把吉他，或是家乡的菜园，但他们都不愿回去。

作者在创作谈中提及，自己通过多年的采访了解到这些不同的深圳故事之后，一直在考虑如何用文学表达。文学是什么？德文有精确的释义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这些深圳故事的原型就来自作家的家乡王畈，也多是他的同代人，甚至有作者的亲弟弟。作者在作品中并没有臧否他们的选择，没有高高在上的評判，只是一种文学呈现，使得他们的人生故事被读者看到，使得更多小人物的命运有了文学言说的可能，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去关注他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最后，借用克莱齐奥的那句话，“如果说作家手中的笔必须具备一条美德的话，那就是：它永远不应该被用来颂扬那些富贵权势之人，哪怕是以最随意的口吻。”文学拒绝任何以大欺小的理论或做法，坚定地守护着“人”，这也是文学的意义之所在。

分类：评论 作者：魏华莹 期刊：《啄木鸟》2019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