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咕嘟咕嘟……咣當咣当……病床上的贺明贵睁不开眼,只得竖起耳朵,却还是听不清。有生以来第一次,老贺觉得自己被放倒了。
迷离间,老贺猜想:咕嘟咕嘟大概是喝酒吧,不废话,一口闷;咣当咣当应该是火车,是车轮压过大西北的铁轨,去往一处处边关要塞。
这是哪里?我又要去哪里?
咕嘟咣当,咣当咕嘟,声音与声音相互纠缠,相互碰撞,一道光从撞击出的裂痕照射进来。
二
贺明贵刚满十八岁,便套上厂里买来的警服,揣着半块屁股蛋儿大的五四手枪,和父亲押运一火车的雷管炸药去往边疆。一周的咣当咣当,所有文明的印记全部消退,只剩下无边的戈壁与荒漠,还有无处躲藏的寒冷。
不能生火,父亲便教儿子喝酒取暖。父亲说酒场似战场,能战到最后的才是胜者。路途漫长,贺明贵一钱又一两地和酒精拉锯,快要吐时便打一套军体拳,酒气随汗液散去,消失在无边的天地,贺明贵便又是一条好汉。
军工厂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被环绕一圈的丘陵隔绝:家属区叫黄山村,食堂叫小西湖,机关叫钓鱼台,连后山的林子都被称作小兴安岭。这些名字里也暗含当年三线厂的援建者们对故乡的追忆。
厂里的人大多在体制内循环,老子退休儿子接班:炒炸药的接着炒炸药,出黑板报的接着出黑板报。阶层固化得厉害,可谁也没有过埋怨。国有企业,旱涝保收才是王道。1986年,联合国国际和平年,贺明贵接了父亲的班,当上了一名厂警。
山里的日子波澜不惊,唯有公安枪毙死刑犯时才会万人空巷。就连厂里都会放假,发动职工到现场接受血淋淋的法治教育。贺明贵拉起警戒带,维护外围的秩序,再往里层才是地方公安。厂警毕竟不是警,内外圈的距离,让贺明贵感受到身份的差别。贺明贵也想当一名正式的警察。
警察抓贼,天经地义。当不识相的小偷闯进厂区,保卫科便开启了联欢。厂警们几乎是悉数出动,扎紧口袋,把小偷往小兴安岭里赶。枪打得像放鞭炮一样。吓破胆的小偷与其说是被贺明贵抓的,倒不如说是被他从枪林弹雨中解救出来的。
贺明贵将贼捆了,交给地方公安,案子便和自己没了关系。每每此时,贺明贵便有些惘然:在小偷面前,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警察;但在那些警察面前,贺明贵又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警察——有哪个警察的警服是自己掏钱买的呢?
三
机会出现在贺明贵三十岁那年,也是他升任保卫科科长的第二年。厂里人都说贺明贵出息了,年纪轻轻就混了个正科长。可当地公安局面向厂警招录警察时,贺明贵还是第一个报了名。几轮考试后,贺明贵顺顺利利地把自己从正科长降为了小警员。
当贺明贵穿着警服,回到黄山村当一名管片儿民警时,厂里人绕着贺明贵瞅了一圈,问道:“你这穿得没啥区别啊。”贺明贵神采奕奕地答道:“有区别啊,我可不是贺科长了,我是贺警官啦!”
当了警察,便可以独立办案了,抓了贼也不会再拱手送人。贺明贵等着案件发生,最好是那种大案子,一下子死好几口的。无奈厂区是个熟人社会,偷抢扒拿是很少的;外面的贼忌惮厂里的轻重武器,轻易也不敢犯界。一年到头汇报工作,全年业绩难表,贺明贵觉得很没意思——不破案的警察怎么觉着也不像是个警察。
好不容易等来一个大案子,刑警队一下子来了一大帮。原来是有线索说厂里有人私下倒卖军火。军工厂,最不缺的就是武器,连反坦克地雷都有七八种。于是,大家对这条线索都很重视。
片儿警贺明贵领着一拨全副武装的刑警将半山腰的一个小院给围了。就在那拨刑警研究抓捕方案时,院门竟然开了。一个外号叫“黄牛”的男人从里面出来,直面十几把长枪短枪,黄牛揉揉眼,觉得自己还没睡醒。贺明贵一打眼就知道没什么大案子。
果然,院子里的金属废料是成堆成堆的,都是黄牛顺手牵羊弄来的。但要说炸药,那是半两都没有,雷管更是不可能。黄牛的胆子还没大到碰雷管的程度。他只是想把那些金属废料卖了换钱。
之前说了,厂里阶层固化,黄牛的爹也是收废品的,只不过运气不好,捡破烂儿时误入地雷试验场,炸了个身首异处。黄牛娘领了笔赔偿金,既没提出其他要求,也没在和解协议上签字,只是领着黄牛回了家。废品还是源源不断送来,黄牛子承父业,继续当起了破烂儿王。
那群刑警们有些败兴,鸣金收兵。贺明贵问带队领导:“人你不带走了?”领导哼了一声道:“小偷小摸的,派出所处理就行了。”贺明贵这才想起,他已经是警察了,不需要再把抓来的罪犯交出去了。贺明贵很高兴,他让保卫科的厂警给他和黄牛拍了张合影。
四
厂里的重点人口统共就那么几个。除了被记下盗窃前科的黄牛,就只有两个精神病人。此外,还有几个喝大酒耍威风的,但见到老婆就会立马认怂。还有几个孤儿寡母,也都由厂里照应着,不需要贺明贵操心。
厂里自有一套治安管理的方式,关键字就是钱,包括降工资、扣奖金、交罚款,偶尔执行留岗查看,却从来没有开除过一个人。也不是厂领导仁心宽厚,而是怕员工一旦被开除了,闲散下来,会成为更大的隐患。
贺明贵总想关几个坏蛋,不只是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任务,更源于脑子里警察抓小偷的惯性思维。没过多久,黄牛很配合地又把自己送上了门。临近年关,厂外来了个收破烂儿的南方“蛮子”,要抢黄牛的生意。黄牛故意撩拨,两人便在篮球场上撕扯起来。黄牛以为厂里人会同仇敌忾,却没想到大家都抱着胳膊作壁上观。黄牛被打急了,从口袋里抽出一把匕首,把压在他身上的蛮子的大腿捅了个窟窿。
黄牛跑了,蛮子被送到了医院。事情过了一个小时后,贺明贵才从医院接到了报警。蛮子伤得不轻,大动脉差点儿就捅穿了。面对贺明贵的询问,厂里人开始选边站,竟没人透露黄牛的下落。贺明贵知道他们忌惮的不是黄牛,而是黄牛娘能淹死人的唾沫星子。
贺明贵回派出所立案的路上,撞见黄牛骑个三轮摩托车在镇上收废品。黄牛居然还远远向贺明贵打招呼,表现出他乡遇故知的热情。贺明贵心里骂着,面上却堆起笑,挥着手走上前去。
黄牛发动三轮摩托,准备离开。贺明贵一个箭步,摩托躥了出去,黄牛却被贺明贵从座上摔了下来,口袋里的匕首露出了刀把儿。黄牛像泥鳅一样翻来滚去,贺明贵要去抓匕首,还要控制黄牛。两人在地上缠斗了好一会儿,而那把匕首一直没有离开贺明贵的视线。
周围群众报了警,赶来的同事将黄牛戴上手铐。贺明贵这才提溜起那把匕首,刀刃上还残留着血迹。贺明贵问黄牛刚才为什么不摸刀,黄牛笑着套近乎:“都一个厂的,哪能动刀子呢?”贺明贵又问黄牛为什么主动打招呼,黄牛说:“就是想试探下,如果你不上来抓我,那就说明蛮子伤得不重。”
贺明贵刚把黄牛扔进讯问室,黄牛的娘便挎着一篮鸡蛋来了。贺明贵说:“大娘,这鸡蛋不能收。”黄牛娘说:“鸡蛋是给那蛮子的。”贺明贵一愣:“人家收吗?”黄牛娘说:“不收,人家要钱。”贺明贵说:“鉴定起来至少是轻伤。”黄牛娘摆摆手:“我就问你一句,对方如果收了钱,你能把我儿子放了吗?”贺明贵没答话,他觉得黄牛就是只煮熟的鸭子。黄牛娘说:“我都问过了,只要伤者不做鉴定,你们就立不了案。”贺明贵一愣,点点头。黄牛娘说了句:“好,你等我回来。”黄牛娘挎着那篮鸡蛋出了派出所门,留下贺明贵还在那儿发呆。没想老太太五分钟后又转了回来,手里多了两个打包盒,每盒各装一大块葱油饼,还有一个酱猪蹄。黄牛娘说:“一包给你,一包给黄牛,你们辛苦,都别饿着了。”贺明贵有点儿蒙,他想问黄牛到底哪儿辛苦了。
黄牛娘走后,贺明贵给黄牛做笔录。材料记得细之又细,连刀把儿上的刻字都记下来了。贺明贵想把他这起案子办成铁案。黄牛倒也很配合,到了饭点,黄牛插话道:“我娘给我的猪蹄子呢?”贺明贵把两份猪蹄都丢给了黄牛。传唤到点便要转刑拘,留给黄牛的时间不多了。
又过去一个小时,贺明贵正准备给黄牛办刑拘手续,黄牛娘领着厂里工会领导和伤者家属来了。原来黄牛娘先找到伤者家属,老泪横流地把赔偿款磨到合理范围,又闯进厂领导办公室,声色俱厉、夹叙夹议地把黄牛爹当年的事故又讲了一遍。厂领导明白,黄牛娘当年不在事故和解协议上签字,是为了给未来的不测留一手。厂里答应垫付蛮子的赔偿款,黄牛娘也写了承诺书,不再为当年的事故纠缠。拿了赔偿款的蛮子答应不做伤情鉴定,案件自然就没法儿立了。
黄牛离开派出所前,拉着自己老娘要和贺明贵合影,说是人民警察为人民,要感谢一下。黄牛娘踹了黄牛一脚,嫌他丢人不够。娘儿俩走了,贺明贵有些怅然,心底萌生了离开派出所的念头。
五
市局组建特警队,要从基层遴选民警。贺明贵捡起丢下许久的军体拳,虎啸山林般,对着假想敌南拳北腿。大雪纷飞,他光着膀子,满山头跑,野鸡腾地惊起一片。
到了考核场,考官却把贺明贵拦下来,说他超龄了。来比武的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贺明贵此时已经三十五岁。贺明贵不高兴,说来都来了,好歹让他考一下。结果不管体能还是射击,贺明贵都名列前茅。考官犯难了,只能逐级汇报。上面领导研究后,决定按文件规定执行。贺明贵还是被淘汰了。
特警没戏,贺明贵又想往刑警队调。局领导觉得奇怪,都想进清闲单位,很少有往又忙又累的单位调的。领导对贺明贵说得很清楚:“到了刑警队,得从最基层的侦查员干,提拔更要论资排辈。”贺明贵说:“不想提拔,就想办案。”领导想了想,便口头答应了下来。
分局党委已经研究通过了贺明贵工作调动的意向,没想到市局摸排零发案社区,摸来摸去,全市只有贺明贵管的黄山村全年无刑事发案。为了验证统计数据,各警种跟进实地调查,这一查更了不得,黄山村不仅是零发案,更是无毒社区、无传销社区、无邪教社区……
市领导亲自考察,举行平安社区授牌仪式。热闹一番后要拍合影,贺明贵举着牌子,左手边是政法委书记,右手边是公安局长,他板着个脸,一丝笑容都没有。平安社区的先进牌匾像一座五指山,将他压在了黄山村。再想调走,那是不可能的了。
授牌以后,贺明贵调整了工作策略,手腕强硬了许多,够拘留的一律拘留,再不给调解的机会。别人以为贺明贵是要把平安社区的亮点擦得更亮,只有家里人知道贺明贵是在发泄无处可去的精力。
黄牛当然是打击的重点。他攒了局,邀厂里的小年轻到后山院子赌博。贺明贵一脚把门踹开,院子里的人正要逃,黄牛反倒站出来吼道:“都照面啦,还想往哪儿跑?统统给我抱头蹲着!”
那些参赌的一愣,觉得黄牛说得有理,便都抱头蹲下。黄牛朝贺明贵点头哈腰,也抱头蹲下。贺明贵领着一群赌徒进了讯问室,黄牛娘便领了一群家属围了派出所。
所长问贺明贵:“你真要把那些小伙子给关了?”贺明贵说:“该关就关。”所长说:“你想好了?”贺明贵说:“下面那群老娘儿们要是再闹,我也把她们关了。”所长最后还是卖了厂领导一个人情,对那些参赌的罚了款,只把黄牛拘留半个月。黄牛娘每周一、三、五到拘留所给黄牛送饭,每周二、四、六则跑到贺明贵的警务室唠叨。贺明贵只当老太太在训练自己的定力。
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军工厂划转到地方,成了一个生产民用机械的厂子,老领导们被调离,一套新班子接管了经营。换了牌子后,厂子打开大门,引进了新的生产线,从厂外招募了新的工人,制定了一套新的制度。该花的可劲儿花,该省的绝对不浪费。新厂子称其为改革开放。
竞争带来了对抗。不仅是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间的,也是本地员工与外来员工间的。连黄牛都多了不少竞争对手,破烂儿生意越来越难干。几年折腾下来,厂子亏得连车间都抵押了。厂领导被员工们从小西湖的饭桌上扔进了池塘,领导随即打了辞职报告,消失没影,留下一大群本地人和外乡人在这条千疮百孔的船上,不知何往。
也是那几年,贺明贵在厂区抓到第一个吸毒人员,拔出萝卜带出泥,又把黄牛给抓了。这算是贺明贵破的第一个大案子,黄牛娘照例围在派出所外,只是这次老太太不再想法儿捞人了,她默默地抹眼泪,贺明贵心里堵得慌。
考虑到厂里外来人口急剧增加,刑事发案明显上升,派出所给贺明贵派了年轻的联防队员小尹辅助他。小尹在北京读的大专,他爹有两座小煤矿,是标准的富二代。在城市生活惯了的小尹来到山里,便成了一只放生的鹰。成天在各个山头转悠,逮野鸡、抓刺猬、被野猪撵着跑,爬到树上折片叶子,吹出个声响,高兴得不得了。
小尹来了,贺明贵也成了老贺。他还坚持打军体拳,这不,一大早他把小尹从被窝里拉起来陪他一起练。小尹却迷迷瞪瞪差点儿从山上滚下来,一问才知道小尹半夜钓黄鳝去了。到了中午,小尹来精神了,贺明贵却拉着他坐到电视机前,一起看《今日说法》。老贺把这当作理论学习,小尹却提不起兴趣。
贺明贵和小尹认真谈了一次。老贺以不想当警察的联防队员不是好联防队员作为开篇,小尹却笑得狡猾。老贺想起来了,小尹有个身价千万的爹,他干吗要去当警察呢?
小尹说,他不会子承父业当煤老板。老贺问他:“那你想干吗呢?”小尹说:“我也不知道要干吗。”老贺说:“人生总得有个方向吧。”小尹说:“人生为什么要有个方向呢?”老贺也不知道该问什么了。
不过论起抓捕,小尹也和他的性格一样率性,不管对方是高是矮、是胖是瘦,小尹一头就冲上去,抱着人家脑袋,把人搞得晕头转向。也有挣脱的,小尹便在后面追,边追还边汪汪叫,活像一条疯狗。小尹刚把人拖住,老贺后脚便赶到,他施展擒拿术,轻松便把人铐了。
那两年老贺和小尹抓了不少违法犯罪人员。大多是吸毒的,也有盗窃的、抢劫的、诈骗的……各种犯罪都冒出来了。老贺辖区的发案数上去了,打击绩效也上去了。和先前一样,人抓了,尽快审,提早关,不给任何讲情、调解的机会。关完人,下了班,便回厂里喝酒。唯有小酒下肚,老贺才不会想那些人为什么会犯罪,也不会想作为警察的他,是不是只有抓人这一件事可干……
小尹喜欢和老贺拼酒,虽然每次都会喝趴下,但不妨碍他下一次接着向老贺挑战。厂里老人说,老贺的酒量就是插在山顶的一面红旗,小尹发誓要把这面旗帜给拔下来。
有一天,小尹打电话说,他把黄牛娘抓了。老贺没听清,还在困惑,黄牛正在戒毒所里关着呢,怎么又被抓了?回到警务室,才发现被抓的是黄牛娘,墙角边是一堆捆扎好的纸盒。小尹说,黄牛娘和一个小伙子抢收废品,把人家脸给抓烂了。老贺再看黄牛娘,还是戴着眼镜,还是干干净净,只是手上套了副线手套。小尹说,拘留报告打好了。老贺把那纸拘留报告放下,问小尹,人家要多少钱?小尹有些蒙,谁要多少钱?老贺说,被打伤的那个。小尹说,这个还没问。于是,老贺从钱包里掏出五百元钱递给小尹,说:“把钱给他,叫他不要闹。如果嫌少,就告诉他以后别想来厂里收破烂儿了。”小尹拿了钱,却没走,狗尾续貂地又问一句:“人不关了?”老贺给了他一个白眼,小尹飞奔而去。黄牛娘从座位上起身,自顾自地说了句:“还不如关了省心。”老贺在想老太太的话,是谁省心了?是老贺,是黄牛,还是老太太自己?
到了年底,全市表彰先进个人,老贺因为人抓得多,荣获破案能手的称号。颁奖大会时,老贺没去,他让小尹代他上台戴大红花、领奖状,自己则爬到山顶上,赤膊打起了军体拳。
七
厂里闹哄哄一阵后,年轻人开始离开不赚钱的岗位,纷纷到外地谋生。又过了一段时间,主管部门决定撤走班子,关了厂子,只剩下留守处,还有几百名老弱病残。黄山村这才消停下来。
有一天,小尹对老贺说:“我辞职了,要到西北去。”贺明贵问:“西北哪儿?”小尹说:“走哪儿是哪儿。”老贺想了想,说:“西北冷,受不了时就喝酒。”小尹说:“今晚就想和你喝。”俩人晚上喝了一箱白酒。老贺越喝越清醒,小尹也没喝趴下。小尹还想买酒,老贺说:“算了,你有这酒量,我也就放心你去了。”
至于黄牛,他总是说:“老娘在,不远游。”但厂里人都知道,被毒品废了的黄牛只能靠他老娘养活。毒瘾好戒,心瘾难除。短则半年,长则一年,黄牛就会因为吸毒被关进戒毒所。有一次还是他娘举报的。临送戒毒所前,黄牛哭着喊着要见娘一眼,不知是因为心里有恨,还是心里有愧。
厂里面的老人也难免有磕碰,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拌拌嘴,推推搡搡,然后报警。老贺到了,既不劝解,也不再说那些送拘留所的话,只是找个朝阳的地方坐下,眯着眼看两边接着吵。两边再争执几句,便觉出无聊,各自作罢。最后,老贺撂下一句话:“再吵的时候记得打110。”
贺明贵知道厂里面太安静了,需要闹出点儿动静,便将练武场从山里的林子转移到家属区中央的篮球场。一套军体拳打下来,总有人来看热闹。老贺趁机讲一讲防范电信诈骗的知识。随着人口减少,传统盗窃少了许多,打电话诈骗的倒多了起来。但不管老贺怎么宣传,还是不时有人被骗。听说最近网上出现“钓鱼”诈骗,老贺让所里的小年轻给他下载了支付宝。完成注册后,小年轻又让他把银行卡号、密码进行绑定。虚拟的网络让他看到了一个看不清的世界,一个曾经诱惑他离开的世界,一个正在逐渐将他抛弃,又或是他已经将其抛弃的世界。
八
前年年尾,黄牛又一次回到了厂里,披散着头发,套着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皮夹克,身边是一个瘦削的女人。黄牛逢人便介绍,这是他的未婚妻,过了年就完婚。贺明贵找这个女人登记,女人的面色发乌,说生涩的普通话,是西南大山里的女人。
黄牛娘给女人包了红包,整理了房间,置办了床上四件套。在小西湖订好喜宴后,黄牛娘给钢笔灌满墨水,在喜帖上写下那些还在厂里面住着的人的名字。
然后,过年了。
厂里面更是清静,许多老人被儿女接到城里团聚。吃过年夜饭,贺明贵开车拖了八箱冲天炮到厂里的篮球场上点燃。砰砰砰,绚烂焰火绽放在漆黑的夜空。黄牛一家都来了,黄牛指着焰火给自己的未婚妻看,一脸炫耀。老贺却在看黄牛娘,那些五彩斑斕倒映在厚厚的眼镜镜片上,遮蔽了老太太的双眼。
大年初六,贺明贵在黄牛新房的床上发现了那个未过门女人的尸体,圆睁着眼睛,全身扭曲出痛苦的形状。黄牛靠着新房的墙根蹲着抽烟。他的母亲站在老贺身后,手扶在老贺的肩膀上,微微颤抖。
法医做了鉴定,女人是吸毒过量猝发心脏病死的。拿到尸检报告后,老贺去了趟医院,他口腔溃疡了好一阵,吃药控制不住,每天都像是吞了个火球在嘴里。口腔科医生拿到血常规报告后,让他找肿瘤科,又做了一系列检查后,老贺被诊断为口腔癌。
贺明贵请了假,在医院住下。化疗的副作用很大,老贺的脑子成天昏昏沉沉,耳朵里也出现了幻听,咕嘟咕嘟,咣当咣当。老贺又变回当年那个在火车上被灌醉的小年轻,迷迷糊糊的,老贺忽然觉得:为什么还要挣扎呢?其实被放倒也很好啊。
肿瘤病房不能留人,熬过第一个阶段的治疗后,老贺便回了家。
没人催老贺回去上班,但老贺还是穿着警服回到了黄山村的警务室。局里的民警要宣传老贺带病上班的事迹,老贺淡淡地说:“我只是没有地方可去。”
村里有人办丧事,老贺去了,看到灵堂中央的照片是黄牛娘。照片下跪着黄牛,头点着地。灵堂外有个老头儿摆了案,持一支毛笔记账。老贺交了两百元凑份子,老头儿便记下了“贺明贵”这三个字。老贺回到灵堂,向黄牛娘鞠了三个躬,然后转向黄牛,说:“老太太不容易。”黄牛还是低着头。老贺还想说些什么,但他的口腔痛得厉害,默默站了一会儿后便离开了。
九
又过了几天,小尹来了,穿着一身警服。老贺惊讶之余,咧嘴笑了。小尹开车在西北转了一圈后,回家安心看了半年书,考了公务员,现在已经是一名刑警。小尹说他们刚打掉一个电信诈骗团伙,回村里一方面是给老百姓返还赃款,另一方面是来看看老贺,和老贺再喝个痛快。贺明贵暗想:看样子小尹是不知道自己患癌的事情。
入夜,贺明贵让老婆炒了几个菜,两人就着菜,喝完了两瓶白酒。再要开第三瓶时,老贺咕哝道:“老了,醉了,你赢了。”小尹喷着酒气问:“你确定?”老贺摆摆手,再说不出话。小尹哈哈大笑:“我总算把你赢了。”老贺无声笑着,心中暗许:最后一次喝酒了……
当晚,小尹就睡在警务室里。第二天,天色阴沉,贺明贵依旧早起,来到厂里篮球场中央,拉开架势,打出一套军体拳。正在捡破烂儿的黄牛放下手里的炉钩,在旁边静静看着。一套拳打完,一道光从乌云的缝隙中照射下来。贺明贵和黄牛不约而同抬起头,望向天际的那道光出了神。
责任编辑/张璟瑜
文字编辑/吴贺佳
分类:好看小说 作者:米可 期刊:《啄木鸟》2020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