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飓风行动之破局（长篇纪实连载）
第五章黑金
身后站着祖国
皇冠酒店门口，工作组民警正一个一个地将犯罪嫌疑人押上车，突然，上百名荷枪实弹的柬埔寨武装人员从四面八方冲过来，呼啦啦将酒店大门堵了个严实！黑洞洞的枪口指向了柬埔寨特警和身穿便装的中国警察。
梁瑞国连忙询问甘思局长：“包围我们的是警察，还是军人？”
甘思局长也非常震惊：“是宪兵！”
所有人都傻在了那里。中国警察可是手无寸铁啊，何况这是在语言不通情况不明的国外。梁瑞国叮嘱工作组民警：“大家别慌。记住，我们是中国警察，我们身后站着祖国！”
现场鸦雀无声，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梁瑞国身上。梁瑞国小声提醒甘思局长：“请你赶紧去跟宪兵交涉，搞清楚宪兵为什么阻碍我们的行动。一定明确告诉他们，我们是中国警察，正在配合柬埔寨特警执行公务。”
当地宪兵阻挠行动，不让专案组带嫌疑人离开赌场
甘思局长只好硬着头皮走了过去。宪兵们立即把甘思局长紧紧围在中间，中国警察谁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根据双方激动的语气判断，交涉并不顺利。
宾馆内已经束手就擒的几十个犯罪嫌疑人，看到中国警察遇到了麻烦，商议了一会儿，突然集体从楼上往下冲。一旦让他们冲出宾馆，局面就难以控制了。守在二楼的女警察邱佳文和龙茵死死顶住楼梯口的铁门，大声警告：“不要乱来，不要乱来！”
两个女警察怎么能挡住几十人的冲击？邱佳文急中生智，打开墙上的消防栓，抄起一柄消防斧，学着黄飞鸿的架势挥舞了两下：“谁要再敢往前冲，看我不劈了他！”
邱佳文威风凛凛，活像一个女张飞，把那些人镇住了。龙茵则好言相劝：“你们都是被骗来打工的，乖乖跟我们回国，没什么大事儿。我们都是中国人，自己人好说好商量！你们千万不要干傻事儿，这个小姐姐可是狙击手，她真杀过人的。”
龙茵把自己的经历用在邱佳文身上了。两个女警察一个红脸一个白脸，连吓带哄把二楼的局势暂时稳定下来。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再次出现。二楼被邱佳文和龙茵挡住了，三楼被控制的犯罪嫌疑人冲不下来，顿时炸了窝，有个小伙子趁人不备打开窗户从三楼纵身跳了下去，落地时摔断了一条腿，疼得哭爹叫娘。柬埔寨特警在那里干瞪眼，什么也不敢做。摔断腿的小伙子挣扎着爬起来，一瘸一拐想要逃跑，被追过来的龙椅君当场按住。
聚集在一楼还没来得及上车的十几个犯罪嫌疑人也蠢蠢欲动，试图冲出宾馆大门，被工作组民警死死挡住。情势危急，可甘思局长那边依然没有进展，梁瑞国对朱嘉伟说：“你们守在这里，一个人也不能放出去，我去跟他们交涉。”
跟着宪兵一起来的，还有诗梳风的市长。经过这位黑胖市长的解释，梁瑞国总算明白了：根据当地法律，下午6点之后，警察不能入室抓人。有人举报柬埔寨警察带领不明身份人员在赌场违规执法，市长才紧急带着当地宪兵过来阻止。
邹明珠拽了拽梁瑞国的衣襟，梁瑞国会意，跟邹明珠走到一边。邹明珠说：“千万不要跟当地宪兵起冲突，这个赌场的老板是柬埔寨有名的富豪，跟政府高层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市长和宪兵是两个系统的，他们同步赶来，背后一定有人。”
梁瑞国犯愁了：“人都抓住了，带不回去，我怎么交差？”
一旁的楼先迪说：“那38名主犯不都上车了吗？首先保证把主犯带回去。这些人都是6点之前经过合法手续，由柬埔寨特警抓获的，宪兵也无权阻止。”
邹明珠也说：“那些没抓起来的小马仔，拿的都是旅游护照，在这里待不长。过了六个月的时效，我们不抓柬埔寨也要抓。既然已经掌握了这些人的身份信息，只要他们回国，抓起来是早晚的事。”
金边特警与宪兵领队在赌场门口紧急交涉
梁瑞國首先向林伟雄局长汇报情况，接着，又把电话打给了柬埔寨警察总署副总监柴桑那列：“中国警察来柬埔寨，是通过国际警务合作的正规外交渠道，贵国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中国警察的执法安全和人身安全。我们的底线是，已经出具合法手续逮捕的38名犯罪嫌疑人，必须带回中国！”
柴桑那列当即向柬埔寨副首相兼内政部长萨肯报告，在国内，林伟雄也立即通过国际合作组织联系了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中方大使紧急会见了萨肯副首相。就在与柬方高层的交涉过程中，抓捕现场的局面依然在僵持。
事后经过调查，果然是皇冠赌场老板捣的鬼，他以为柬埔寨警方要查封他的赌场，就将电话打到了柬埔寨高层那里，经过一番神操作，紧急调来了当地宪兵。经过梁瑞国和甘思等人的解释，这位黑胖市长才清楚，这次行动是中柬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并不是查抄赌场。不过，他也明白赌场老板报假案的意图——酒店房间租给了诈骗团伙，如果这些人被抓走，酒店人去楼空，租金就要不回来了。因此，市长和宪兵的领队坚决不同意中国警察把嫌疑人带走。
梁瑞国正告市长：“请你转告赌场老板，中国是个负责任讲法律的大国！这38名已经上车的犯罪嫌疑人，是中柬两国经过合法手续抓捕的。中柬联合执法，是受两国法律保护的。请你们记住，湄公河大案的前车之鉴并不远！”
市长愣神的当口儿，梁瑞国让朱嘉伟出示了红色通缉令和拘捕证，随后，用手机播放刚才突击讯问的视频，视频明确显示，几个主要犯罪嫌疑人都承认了诈骗犯罪的事实。而且，抓捕这38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节点，都在晚上6点之前，更是让市长和宪兵领队哑口无言。
就在这时候，柬埔寨副首相萨肯的指示也到了：“立即撤走宪兵，让中国警方将这38名主犯带走。”
市长和宪兵领队对视一眼，只好服从命令。
为防夜长梦多，梁瑞国和甘思局长交换了意见，决定连夜押解38名嫌疑人前往金边，其他人则暂时放掉。
所有中方人员和柬方特警，分乘几辆车在夜色中驶出了波贝小镇，留下群龙无首的安溪籍马仔们，愣在当地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这些留在柬埔寨的安溪籍犯罪嫌疑人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不得不回国，陆续在各地机场被抓获，移交广东公安机关。
离开波贝之后，梁瑞国问林欢：“关键证据远程传输回国了吗？”
林欢笑着晃了晃手中的硬盘：“放心吧，双备份呢！”
梁慕嘉脸色发红嘴唇发紫，眯缝的小眼睛里布满血丝，他努力将眼睛睁到最大，死死盯着车里犯罪嫌疑人的动静，以防发生不测。
没有人知道，此时梁慕嘉的血压，低压超过100，高压已经超过170。押送犯罪嫌疑人上车后，梁慕嘉一摸口袋，才发现降压药忘在宾馆里了。昨夜陪着甘思局长喝了一场大酒，早上出发前又忘了吃降压药，这会儿的梁慕嘉备受煎熬。
两部大卡车一路狂奔，第二天早上6点，才将38名犯罪嫌疑人送进金边的柬埔寨警察总署。办理完交接手续，已经将近上午9时。
极度担心梁慕嘉身体的梁瑞国下了死命令：“梁慕嘉，我命令你赶紧关掉手机，睡觉去！”
梁慕嘉还想逞能，没想到眼前一花，险些栽倒在地。朱嘉伟连忙通过警务联络官张平找来降压药，又安排梁慕嘉去休息，梁瑞国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谁在幕后
国内传来好消息，在18个省市同步展开的抓捕行动中，广东警方动用1000多名警力、分为97个抓捕小组，控制了近200名犯罪嫌疑人，打掉了两个制售伪基站的黑厂家，抓获了隐匿在广州南方茶叶市场的许安溪。这次行动，国内战场无一漏网。
柬埔寨的围猎行动尘埃落定。境外工作组民警大部分回国，留下13名民警善后。临别的时候，邹明珠将自己的堂弟交给了广东警察，她叮嘱堂弟说：“回去后如实交代问题，好好改造，一定记住，出来后，再也不要相信骗子了。”
3月4日，梁瑞国带领骨干民警与柬埔寨警察总署署长进行会晤，中柬警方就本次行动总结经验教训，为日后进一步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留在看守所负责看押的黄丹桂和邱佳文，跟犯罪嫌疑人处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柬埔寨警察总署场地很小，38名嫌疑人一直被羁押在走廊里，走廊的两头锁上铁闸门。天气炎热，羁押条件恶劣，嫌疑人中出现轻微的骚动。为了安抚嫌疑人的情绪，从3月6日起，邱佳文等工作组民警每天到外边的超市里给嫌疑人采购矿泉水、食物、防暑药物和生活用品，时刻注意他们的身体状况，防止发生意外。
3月8日，妇女节。考虑到这是个特殊的日子，邱佳文和黄丹桂不但送去了食品和日常用品，还蹲在铁闸门的门口，与几个女性嫌疑人聊天，缓解她们的紧张情绪。门口附近的三名女性嫌疑人均为90后，其中两人很抗拒，一直躺在地上装睡，另一个看上去年龄最小的女嫌疑人接过邱佳文递过来的矿泉水和面包，轻声说了句：“谢谢。”
黄丹桂问：“想不想早点儿回国？”
女孩儿点了点头。
“来柬埔寨之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吗？”
突审的时候，黄丹桂了解到这个女孩儿在犯罪团伙里担任财务工作，知道内幕比较多。听黄丹桂这么一问，女孩儿的情绪控制不住了：“我不知道这是犯罪啊，别人都做，我就跟着来做了，他们说这边工资高……”
黄丹桂安慰她：“天上不会掉馅饼。你还很年轻，在这条路上走得不太远，只要好好配合调查，我们会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
女孩儿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黄丹桂要离开的时候，女孩儿怯怯地问：“姐姐，明天你还来吗？”
“放心吧，我天天来给你们送吃的，过几天就陪你们一起回国。”
3月12日中午，南方航空公司的包机抵达金边机场。柬方出动了十多辆警车，押送嫌疑人登机。在柬埔寨正午的烈日下，中柬警方进行了庄重的交接仪式。
当天下午4时，载着38名犯罪嫌疑人的包机落地广州白云机场。
为了让境外抓捕组民警第一时间见到亲人，佛山市公安局特邀民警家属到机场接机，让他们和自己的亲人共同见证凯旋的时刻。刑警支队八大队民警张浩钢一下飞机，就看到举着小国旗挥舞的同事和家人。張浩钢的新婚妻子冲出人群扑向他，送上一个大大的拥抱：“终于回家了，这样抱着你，我才踏实。”
广东警方从柬埔寨押解38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回国
梁慕嘉的妻子也跑过来要拥抱，梁慕嘉小眼睛一眯缝：“都老夫老妻了，让年轻人抱吧。”说是这么说，梁慕嘉紧紧抓住妻子的手，一直没松开。
回到刑警支队，向百名把眼睛一瞪：“去，赶紧把胡子剃了。头顶没毛，下巴一堆乱草，给我们佛山刑警丢人！”
其实梁慕嘉早就后悔了。“蓄须明志”的誓言真是害苦了自己，在柬埔寨总觉得下巴奇痒，留胡子快留出毛囊炎来了。
经讯问，警方最终确认，这个诈骗团伙共有11名股东，都是福建安溪人，为首的正是茶叶店老板许安溪。
许安溪供述，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地组建起诈骗团队进行精准诈骗，是因为他们通过暗网请了一个台湾资深诈骗团队提供技术支撑。不过，这个台湾的诈骗团队并没有任何人出面，所有技术支持都是通过网络提供，甚至诈骗套路，也是这个台湾团队指导的。遗憾的是，广东警方收网之前，这个诈骗团队早已拿钱走人，与许安溪中断了联系。
这个情况引起了林欢和朱嘉伟的特别关注。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也在不断升级，有些诈骗团伙从直接实施诈骗转变为提供技术和培训服务，比如帮助其他诈骗团伙开发各类网络诈骗平台、支付通道对接等，只要给了钱，就会服务到家。也有为诈骗团伙提供专业设备或“专业人才”的，而在这些所谓的“人才服务”中，尤以专门洗钱的“水房”最受欢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团伙专门通过暗网买卖公民个人信息。这些“技术服务团队”，来自台湾的居多，林欢给他们起了个绰号——教师爷。
林欢、朱嘉伟和朱恒文等人几乎穷尽了各种技术手段，试图查找许安溪背后台湾教师爷的蛛丝马迹。但这个教师爷团伙所用的手机号码，都是在内地通过冒用身份信息购买的，往往用完就会换掉。教师爷团伙与许安溪诈骗团伙的网上联络，使用的都是移动IP地址，有时候显示是在行进中的火车上，有时候显示是在东南亚某国，有时候甚至在非洲的大沙漠里，总之，无法进行有效锁定。
以许安溪为首的诈骗团伙严格按照教师爷团队的指导展开诈骗活动。以诈骗窝点和人员布局为例，泰缅边界赌场里的指挥系统，由许安溪在广州的南方茶叶市场内遥控，而分布在国内18个省市的背包客，则由隐藏在泰缅边境赌场里的郑聪指挥，如此交叉指挥，给警方锁定诈骗窝点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即便查到伪基站发送者的踪迹，也很难找到幕后的操纵者;另一方面，即便抓获了许安溪，如果不同时端掉境外的诈骗窝点，这个诈骗链条只是断了一个环节，并没有被完全打掉，加上警方證据不足，对许安溪的定罪量刑也会受影响。而且，许安溪的合伙人可以立即接过诈骗的接力棒。
广东警方抓获许安溪，并查获大量作案工具
许安溪对团伙的管理相当严格，要求无论在境内外，每个团伙成员身上都要装一个GPS，实时掌握每人每天24小时的活动轨迹，一旦某个马仔有异动，他会立即切断这个马仔上下线的联络。许安溪在茶叶店里设置了一个密室，里面是一个指挥中枢，墙上的监视屏实时监控诈骗窝点的情况。
不过，许安溪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广东警方这么快就查到了他在国内国外的窝点。
“飓风一号”行动是到目前为止广东公安机关侦破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抓获人数最多、涉及范围最广、打击链条最完整的一起，成为中国公安大数据集群战役的经典案例。
公安部领导明确批示：广东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每次飓风行动，从发起到结束，都要报告公安部，公安部刑侦局反诈部门将全力支持协同广东作战、确保全胜！
广东省委主要领导提出明确要求：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手段不能软，怎么打都不为过！
李春生则面对面地对刑侦局长林伟雄提出了具体要求：“伟雄同志，飓风一号之后，广东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行动，就开始进入国内外两线作战时代。我们要主动出击，不断创新打击模式。今后凡是跨省、跨国的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集群战役，都要纳入到飓风行动中，同时上报公安部刑侦局，寻求上级支持。我们广东从省厅到市、县所有反诈民警，在集群战役中，可以统筹协调，跨区域用兵。省厅反诈部门要像这次到柬埔寨作战一样，从指导作战转变为冲到一线参与反诈实战。不实战，无战果！”
按照春生同志的要求，林伟雄和梁瑞国很快拿出了下一步作战方案——
一是统筹布局国内外两线作战，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密集的东南亚国家派驻反诈专业能力强的民警作为反诈联络官，协调所在国与广东警方的反诈工作。
二是对买卖个人信息、制造使用伪基站的犯罪行为露头就打。在全力配合公安部打造全国性的深圳研判中心和珠海研判中心的同时，继续升级广东的大数据反诈平台。
三是借助社会技术力量展开警企合作，利用高科技企业的技术能力，为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技术支持。
四是在刑侦系统内锻炼一支专业的反诈铁军，成立新型犯罪研究中心，以专业的人才、专门的设备和专门的平台，坚决把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的势头压下去。
数据猎人
刚刚回到广州，林欢就收到马杨发来的一个定位信息，地址是越秀公园门口的越秀宾馆。这个地址让林欢微微一惊。从越秀宾馆出门，拐两个弯儿就是广东省公安厅，再拐一个弯儿，就是反诈中心所在的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马杨来得太快了，她想干什么？
林欢对朱嘉伟说：“马杨来广州了，约咱俩见面，她住在越秀宾馆。”
“你这位同学算得真准啊，你刚回国，她就找过来了。她从哪儿来？台湾？”
“是从厦门过来的。这样吧，我约她明天早上在越秀宾馆一起喝早茶。”
随即，林欢与梁瑞国和朱嘉伟向刑侦局长林伟雄作了汇报，大家的看法比较一致：许安溪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台湾诈骗团伙，这个团伙里除了黑客，一定还有一个教师爷级别的人物。
林伟雄说：“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全国发生电信网络诈骗案59万余起，涉案金额222亿元，其中有100多亿通过地下钱庄和各种洗钱组织流入台湾。我们发起的飓风行动，虽然不是中国反诈警察第一次打出国门，却是国内外联手行动的一场标志性的大战。这也意味着，我们对台湾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的打击，到了该出王炸的时候了！”
林欢和朱嘉伟汇报了马杨约见的事情，林伟雄拍板：“你俩去跟马杨好好聊聊，探探林欢这位老同学的底儿，看她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你们三人都是网络高手，高手过招，出手便知。”
第二天上午，林欢、朱嘉伟、马杨坐在了越秀宾馆二楼的茶餐厅里。从这里可以看到越秀公园大门，以及门口的解放北路。这条路是朱嘉伟每天上班跑步的必经之路。
马杨说：“实不相瞒，我一直关注着你们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动向。你们可能还不知道，这次在柬埔寨的行动，让遍布全球的台湾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炸了锅。对你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重大胜利，不过，这些团伙可都是靠诈骗生存的，每年分享着100多亿元的蛋糕呢。希望你们明白我的意思，我可不是想吓唬你们，只是善意提醒。”
朱嘉伟当然明白马杨所谓的提醒是什么意思，他干脆把话挑明：“断人财路，必遭报复。”
“飓风一号”行动的新闻发布会还没有召开，媒体还没有公布官方消息，马杨就知道了一些内情，这不能不让林欢警觉。林欢不动声色：“其实，我们这次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全部来自大陆，隐身幕后的台湾团伙，我们还没摸到边呢。”
马杨说：“我这次来有两层意思。第一，我来自台湾，对当地电信诈骗团伙的情况略知一二，可以帮你们梳理一下，供你们参考;第二，是寻求合作，和你们联手，一起解决难题。”
朱嘉伟做了个“请”的手势：“愿闻其详。”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团伙，首先要摸清对手的底细。这个底细在大陆是摸不到的，因为台湾才是全球华人诈骗活动的發源地。”
朱嘉伟对此有同感：“在我破获的那些诈骗案中，不少诈骗团伙头目和骨干成员都是台湾人。但问题是，我们基本抓不到他们，即便抓到了，也难以用大陆的法律制裁他们，只能移交台湾处理。但台湾对这些人的处理又非常轻，起不到震慑作用，没多久他们就重操旧业，有的还和大陆的诈骗犯罪团伙勾结起来，比如福建安溪。”
马杨说：“福建与台湾一海之隔，安溪又是著名的侨乡，近水楼台先得月。干什么都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这些安溪犯罪团伙一是地利之便，二是人和之便，三是天时——大数据时代，给这种非接触式犯罪提供了巨大便利。但治病要治根，在大陆屡打不绝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从根源上说，还是台湾。你们听说过‘金光党吗？”
林欢是反诈专家，诈骗犯罪的黑历史她当然熟悉：“这个‘金光党的叫法源自一种诈骗手段，最早是上世纪90年代在台湾兴起的。骗子们把镀金首饰扔在马路上，一旦路人拾起来，骗子随后出现，提出见者有份、五五分账，让对方拿走首饰，自己那份折成现金。很多人因为贪小便宜，吃亏上当。”
朱嘉伟接话：“这种诈骗手段很快就蔓延到大陆了。等到手机普及之后，诈骗手段也发生了变化，从假黄金演变成打电话。早期主要通过手机短信或打电话发送虚假中奖信息，引诱受害者上钩。接下来又出现了亲情诈骗，谎称受害人的亲人被绑架，或者受伤住院，等等。”
马杨说：“你说的这种诈骗手段，最早也来自台湾。我的家族就遭受过这种诈骗。当时我还在国中读书，放学后跟同学去吃夜宵，没有及时回家，不知道怎么被骗子盯上了，打电话到我家里，谎称我被绑架。等我晚上回到家，妈妈已经将赎金转到骗子的银行卡里了。爸爸又急又气，突发心梗去世……后来我的兴趣转移到网络安全方面，跟我家的遭遇也有关。”
见马杨的情绪有些低沉，林欢劝慰：“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总挂在心上了。”
马杨摆摆手：“放心吧师姐，我早就看开了。咱们还是继续说正题。起初，台湾诈骗团伙以到大陆投资为名，将窝点设在大陆东南沿海地区，他们的诈骗对象主要还是台湾民众。当时，台湾地区的多家电信运营商为了改善金门等外岛与台湾本岛的联络，纷纷在金门岛、澎湖列岛搭建基地台。这样的好处是，金门岛、台湾地区与福建的沿海城市，可以直接用手机联系，还不产生漫游费。这本来是好事，可谁也没想到，台湾诈骗团伙利用这个便利，躲在福建沿海地区，遥控指挥台湾岛上的团伙成员作案。一旦同伙被抓，他们也可以随时跑路。2003年到2006年，是台湾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最为猖獗的时期，几乎没有人逃过诈骗电话的骚扰。如果有人说没接到过诈骗电话，那简直比中头彩的概率还小。后来，这种台湾骗子骗台湾人的手段，被东南沿海的一些人学会了，又从东南沿海蔓延到整个大陆。在这一点上，台湾毫无疑问是电信网络诈骗的祖师爷。
“以2005年4月台湾警方设置‘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为分界点，台湾警方终于回过神来、重拳出击。此后，台湾民众防诈骗意识不断提高，台湾警方的破案率也不断提高，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破获率飙升到85%。台湾的‘金光党终于成了过街老鼠。”
朱嘉伟叹了口气：“这才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呢，诈骗团伙在台湾待不下去了，就将目光瞄准了大陆。既然不再吃窝边草了，他们又纷纷将窝点搬回台湾，或干脆移师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大陆东南沿海的犯罪团伙勾结。从2008年开始，东南沿海的居民就经常接到闽南口音的电话，对方告知自己中了大奖或者银行卡异地消费，这些在台湾早已过时的诈骗手段，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又流行起来。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专职干反诈的。”
马杨说：“这就是我今天来跟两位沟通的目的之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但诈骗手段不断升级，诈骗团伙的分工也越来越细。你们知道吗？在台湾，有些诈骗团伙只输出技术和服务，并不直接参与诈骗。相应的，从事反诈工作的力量也需要整合，才能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进行有效打击。我是来跟两位寻求合作的，希望能为你们的反诈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帮你们升级反诈数据平台。当然，我来自台湾，祖籍还是福建安溪，你们可能心存疑虑，我完全理解。加上这次你们刚从柬埔寨回来，我就来找你们，你们也许觉得时间上太凑巧了。实话告诉两位，我也在追踪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至于我是怎么追踪的，现在我只能跟你们说，我所在的公司为金融机构提供数据安全服务，对于资金的异动非常敏感，很容易就能查出这些赃款的来源与去向。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们，我掌握更多的黑金异动，相信你们会感兴趣。不过，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只有我们正式合作了，我才能透露。请相信我马杨的实力，也请相信我们鹰扬网络安全公司的实力。”
林欢与朱嘉伟对视一眼，朱嘉伟郑重地说：“感谢你的坦诚相告，那么我也实话实说。刚才你谈到的合作事宜，一是你们有没有为政府提供技术服务的资质，这是个前提;二是以我们两人的权限，说了不算，这种合作需要省厅领导的批准，我们回去以后可以向有关领导汇报一下，看看领导是什么意见，然后再答复你，你看好不好？”
马杨连忙表示感谢：“凭借我们鹰扬公司的技术优势，加上你们的实战经验，我们通力合作，一定能够找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死穴。”
林欢说：“朱嘉伟是公安部特邀的五名反诈专家之一，更是公安反诈系统著名的数据猎人，说到实战，他可是最有发言权的。”
朱嘉伟话里有话：“数据猎人的称呼，我个人不敢当，但我觉得用数据猎人来评价广东反诈警察，是恰如其分的。我们刑侦局不乏技术高手，根据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特点，建立了多维度的数据分析模型，打造出一套‘多维同步关联战法，成功串并了数千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朱嘉伟所说的这个“多维同步关联战法”，实际上就是他创新的反诈战法。在反诈实战中，他当之无愧是国内一等一的高手。既然是高手，哪里还用别人来指指点点？马杨当然也听出了朱嘉伟的言外之意——中国公安机关的反诈平台，不可能将自己的底牌亮给外人。
碰了个不硬不软的钉子，马杨只好岔开话题继续谈天气、談美食。三个人把天聊死了，这场粤式早茶也就草草收场了。
望着马杨的背影，林欢说：“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估计马杨不会再来找咱们了。我的这个马杨师妹很有天分，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她热衷于到处给人找漏洞、补漏洞。而且做事总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根本不讲行业规矩，不像我们警察，总有这身警服约束着。但愿马杨只是纯粹的爱好，或者只是黑客的炫技耍酷，从网络攻防中得到快乐，得到满足感。”
“如果满足不了，你认为她会怎么办？”朱嘉伟问。
林欢忧心忡忡：“我们是警察中的白帽子军团，习惯思维是防守，而黑客的思维是攻击、攻击、再攻击，要么挖漏洞，要么捅马蜂窝，满足不了，那就很可能把天捅个窟窿。万一马杨合作不成，转身拿我们当对手，那我们不但朋友做不成，恐怕……”林欢似乎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好了，我们不闲扯这个了，我马上要回北京了，你下一步的任务看来主要有两个，一是升级你们广东的大数据反诈平台，二是打造你们的反诈队伍，培养一大批高精尖的反诈数据猎人！”
“你说的这两件事情，我赶紧向林伟雄局长和梁瑞国副局长汇报，趁着飓风行动的势头，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大学习、大练兵，打造新时代的数据猎人战队。”
在广东省公安厅展开“飓风行动”之前，朱嘉伟牵头组织过八期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业务培训班，对全省反诈民警进行轮训。林欢离开广东后，朱嘉伟在林伟雄和梁瑞国的支持下，组织了第九期广东省公安机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业务培训班，并牵头组建了由全省各地市反诈业务骨干组成的广东反诈联盟。这个联盟有一个三百多人的微信群，全省反诈民警在办案中遇到困惑和难题，都可以在反诈联盟的微信群里集思广益、群策群力。
2009年，朱嘉伟从刑侦技术侦查部门改行干反诈时，还是个光杆司令。随着反诈业务的逐渐升级，林伟雄向省厅领导提出，电信网络诈骗的打防工作需要一支高精尖的专业队伍，反诈部门要充实人员。这个提议得到了省厅党委的高度重视，并经过各种组织程序为反诈部门要来了编制。
随后，朱嘉伟开始招兵买马，龙椅君、王珂夫、林泽华等一些年轻血液，充实到了省厅刑侦局大案处反诈科。到2016年，反诈科已经成为有11个正式编制的专业队伍，全省的专职反诈警察也达到了千人规模。
尽管如此，朱嘉伟依然觉得人手不够用，他向省厅领导提出，要积极推动广东省的公安系统、宣传系统、通信管理系统、银行系统等形成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广东省的反诈工作。
2016年7月，公安部分别在深圳、珠海设立部级反诈研判中心，广东省公安厅也建立了省、市两级反诈研判中心。广东的反诈工作真正走上了“合成化、专业化、信息化、实战化”的道路。
中国诈骗地图
2015年6月，国务院批准建立了由23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全国打击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2015年10月9日，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时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出席并讲话。
郭声琨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打方针，重拳出击、重典治乱，认真组织开展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专项行动，着力提升打击整治能力。要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网络投资诈骗、黑电台等违法犯罪活动，集中侦破一批案件、打掉一批犯罪活动、尽快整治一批重点地区，坚决把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要深化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警务合作，切实加强打击境外犯罪嫌疑人和追赃追逃工作。要严格执行相关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用足用好法律武器，为执法办案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要进一步规范银行、电信、网络公司、软件开发企业的经营行为，不断强化其行业自律，严格落实其社会责任。
郭声琨要求：要注重关口前移，强化源头治理，着力提升源头监管能力。要紧紧抓住电话诈骗渠道和获得赃款渠道这两个关键环节，严格履行监管责任、落实监管措施，最大限度地挤压违法犯罪空间。要坚决禁止网络改号电话运营，整治违规出租电信线路、制作传播改号软件等不法经营行为，严格规范对“一号通”、“400”、“商务总机”等重点电信业务市场的管理，加强对电话卡社会营销渠道的管理，依法强制关停涉案诈骗电话。要加强银行卡安全管理，坚决打击买卖银行卡不法行为，督促商业银行建立涉嫌电信网络诈骗账户黑名单制度。要抓紧研究建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即时查询、紧急止付、快速冻结工作机制，切实提高涉案资金查控效率，尽可能减少受害群众的财产损失。
2016年2月，中央点名挂牌整治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有七个，分别是：河北省丰宁县（惯用手法是冒充黑社会老大）;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惯用手法是冒充淘宝客服）;江西省余干县（惯用手法是冒充富婆重金求子）;湖南省双峰县（惯用手法是PS受害人艳照）;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惯用手法是“猜猜我是谁”）;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惯用手法是盗取QQ号冒充亲人）;海南省儋州市（惯用手法是假扮客服机票退改签）。
2017年11月，又公布了第二批挂牌整治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九个，分别是：福建安溪县和南靖县（在境外建立诈骗窝点）;湖北孝昌县（虚假办卡诈骗）;广东饶平县（买卖网络游戏装备、游戏币诈骗）;广西陆川县（福利彩票中奖诈骗）;海南东方市（买卖网络游戏装备、游戏币诈骗）;辽宁鞍山市（生产销售黑广播设备）;河南上蔡县（冒充军警采购诈骗）;湖北仙桃市（冒充公检法诈骗）;四川德阳市（利用网上点卡平台洗钱诈骗）。
中央明确，这个名单有退有进，既给部分挂牌地方治理成效以肯定，也让那些未被列入重点的地方绷紧弦。
梳理这些电信网络诈骗重灾区就会发现，每个地域都有相应的诈骗手段，并形成产业化运作。为了让读者形成比较直观的印象，下面以中央点名挂牌整治的第一批七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中的六个为例（其中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在后文有专章讲述），普及一下这些重点地区常见的诈骗手段。
一、河北省丰宁县：我是东北黑社会
都说东北黑社会如何如何厉害，但真正的东北黑社会什么样儿，多数人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对此的印象或者来自影视剧，或者是以讹传讹、道听途说，总之东北人因此背上这么个恶名，也真是挺冤枉的。
骗子恰恰利用了这种因无知带来的恐惧。他们实施诈骗的第一步，就是学好东北话。位于坝上草原的河北丰宁与东北地区接近，学起东北口音来相对容易，采用冒充黑社会老大这种骗术实施诈骗的，也以丰宁人居多。
笔者在北京政法机关工作时，有一个做老板的熟人，做过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得罪过一些商业上的合作伙伴。突然有一天他来找我咨询法律问题，问清楚之后，我才明白缘由。
这个老板告诉我，几天前他突然接到陌生电话：“我在跟踪你，有人花钱让我收拾你！”
老板问：“你谁啊？”
那边说：“我是谁不重要，没听说过东北黑社会吗？”
这个老板当时就蒙圈了。接下来，对方编造寻仇剧情，说老板得罪了人，结了仇怨，仇家买凶寻仇，对这个老板进行初步恐吓。
行骗至此，“东北黑社会”便开始试探老板说：“我是东北龙哥的手下，做的就是刀尖舔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生意，我跟你无冤无仇，也不忍心杀你，但我们江湖中人，拿了钱就要办事，这是江湖规矩。不过，我得让你知道你死在谁手里，让你死也要死个明白。”
听到这里，老板早已经吓尿了裤子。于是，很懂江湖规矩的“东北黑社会”就会进行诈骗的最后一步：“这样吧，我也不想杀人，我也知道杀人犯法，但你的合作伙伴花钱雇我，我不杀你，他也要找我麻烦，说不定又找其他黑社会要我的命。我看你人不错，干脆你拿六万块钱，我找个地方躲一躲，破财免灾吧。”
老板感激涕零，立即打去了八万元，多出来的两万元是他主动给的“小费”。
我告诉这个老板说：“你被忽悠了。”
老板将信将疑，他觉得这个“东北黑社会”还是挺仁义的。
“你醒醒吧，哪有那么多黑社会啊！你接到的电话并不是来自东北，多半是来自河北丰宁。冒充黑社会的骗子主要集中在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两个乡的七个村，他们的口音与东北人很像。这两个乡共有不到三万人口，却有五六百人专职从事冒充黑社会诈骗的行当。”
那么，为什么这类骗子基本上来自河北丰宁，而不是其他靠近东北的地方呢？追溯源头，让人哭笑不得。
十几年前，不少丰宁人到北京做图书批发生意，为了卖书，就有人冒充北京的领导，打电话或者发函给一些单位，让他们买书。一些上当的单位买了书之后，打电话向领导邀功——我们按您的指示办了，书已经买了。上边的领导自然莫名其妙，赶紧撇清自己——我没让你们买什么书啊。这些单位意识到上当受骗了，干脆就不付款了。书发出去了，却收不到钱，假冒领导的丰宁人当然不甘心赔本，就冒充黑社会恐吓。有人害怕报复，干脆付了款息事宁人。
这下骗子高兴了，冒充黑社会无本万利，比卖书来钱快啊。很快，丰宁当地几个乡镇呼啦啦冒出一批“东北黑社会”，一骗就是十几年，而且还形成了职业化的分工合作。
我这位老板朋友听完这个故事，苦笑一声，只好自认倒霉。
二、江西省余干县：重金求子
这类重金求子骗局的关键词是，美女富婆、老公没用，悬赏借种、高额回报。这里边既有性的诱惑，又有现金回报的诱饵，还有“学雷锋做好事”帮人家传宗接代的自我安慰。白睡了美女还能赚钱，对于某些缺乏自律的男士来说，简直无法抗拒。
这种诈骗早年的形式是电线杆上贴小广告，和那些牛皮癣广告差不多，随着电信业的发展，骗子们把广告从电线杆上移植到了网上，声称“内地在香港居住的某富婆丈夫无生育能力，急需找一名健康男士帮助怀孕，愿意支付重金酬谢”。
受害人上钩后，骗子会要求对方打点儿钱表示诚意，美其名曰“诚意金”。受害人打钱后，对方又会提出见面，但前提还是打钱，作为见面礼。继而，骗子再冒充富婆的律师、秘书等，跟被害人谈手续方面的事，目的还是要钱。而被害人呢，不甘心交了钱没下文，便一步步掉进圈套中。
按说这种诈骗手段一点儿技术含量也没有，但总有一些身体健康却脑残的男士上钩。在余干县，这种诈骗方式逐渐走向职业化道路，最终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
打击重金求子诈骗，除了寄希望于警方的反诈铁拳，也需要某些脑残男子的自律。
三、湖南省双峰县：PS受害人艳照
双峰县历史悠久，名人辈出，享有“国藩故里，女杰之乡”的美誉。可近些年来，却和电信网络诈骗挂上了钩。
这是专门针对某些官员和娱乐业从业人员的诈骗。这类人经常出现在媒体上，他们的照片很容易找到。骗子们将他们的照片进行PS处理，伪装成艳照，通过信件或网络，发给受害者进行敲诈。这些特定人群往往怕事情闹大，甘愿吃哑巴亏，后来明知被骗，也不去报案。
这类骗术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起初，双峰县的诈骗手段也曾经花样百出，不知是谁首先盯上了官员这个群体，开始给官员寄敲诈信，标准格式是：我是私家侦探，掌握了你的犯罪证据，请打58万元到某账号，否则就把证据交给记者和纪委。
苍蝇不叮没缝的蛋。接到这种信的官員如果心里有鬼，八成就会上当。为何选择58万元呢？一是骗子漫天要价，要给受害者留下讨价还价的余地。二是“8”、“发”谐音，骗子也要讨个好口彩。
经历多次演变，逐渐发展成PS受害人艳照。最疯狂的时候，骗子连窝边草都不放过，哪怕是已经从双峰走出来的大官小官，照样能收到家乡人寄来的诈骗艳照。
四、广西宾阳县：冒充微信、QQ好友进行诈骗
在本文开篇，读者们应该已经见识过“宾阳仔”的手段。反诈民警对大多数骗术都嗤之以鼻，唯独对“宾阳仔”头痛不已，因为他们的骗术更侧重于对受害人的心理控制，多少有些技术含量。
“宾阳仔”又被称为“Q仔”，是宾阳当地人对那些进行QQ诈骗的人的统称。一开始，这类诈骗是通过木马盗取QQ号，让QQ好友帮忙充电话费。2010年前后，又进化为QQ视频诈骗，基本流程是：加受害人QQ好友，视频聊天并截取受害人视频;接着盗取该QQ号，欺骗受害人的QQ好友，以视频确认身份，以各种借口要求打款。
2013年，升级为针对留学生家人的诈骗，以出事故要做手术等为借口，要求受害人父母打款，诈骗金额也越来越高，动辄几万几十万元人民币。
2014年初，一种更为复杂的、专门针对公司财务人员的骗术开始蔓延。骗子加入一些财务人员的微信群，观察、揣摩群里成员的各种身份，然后以“会计资格考试大纲”等为诱饵，在群里发送木马病毒，盗取群成员的微信号。接着，冒充财务人员的领导，要求其给某个账户转账，不少人一时大意就转了款。诈骗田青3500万元的案件，就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例。
2019年开始蔓延的“杀猪盘”，也是上述诈骗手段的延伸。
五、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网络购物诈骗
福建龙岩地区的山山岭岭之间，错落着很多小山村，是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这些村子里，有不少年轻人上山搭建帐篷，跟警方打起了“游击”。这些“当代游击队员”有一个共同的绰号——“淘宝哥”。
“淘宝哥”把从事电信网络诈骗叫作“打电脑”。他们有相对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朝九晚五，每天早上9点打包盒饭到山上去“上班”，下午5点“下班”回家。他们在山上的帐篷里发送虚假淘宝退款短信，就这样搞出了“坐骗”全中国的“发财大计”。
这些“淘宝哥”所干的非法勾当，就是基于网络购物而衍生的新型诈骗。诈骗手段非常庞杂，但都是围绕着淘宝等网络购物平台进行。随着诈骗犯罪的不断职业化，“淘宝哥”的分工也越来越细，有人在村口和交通要道站岗放哨，有人在山上搭帐篷，有人提供电脑、手机和电源等作案工具，还有人专门上山给骗子运送补给。不愁吃不愁喝的“淘宝哥”，就可以心无旁骛地行骗了。
网购者如果遇到龙岩新罗的“淘宝哥”，无异于鱼肉到了砧板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以广东反诈警察给这种诈骗手段起了个形象的名字，叫作“杀鱼盘”。
比如，你在某网购平台上看中一部手机，要下单的时候，卖方建议微信详谈，能给你更多优惠。讲好价钱后，对方会发来一个付款链接。尽管你很谨慎，但打开链接后，发现确实是你刚才浏览过的网购平台，于是放心地付款。但是，货款到账的下一秒，你就被卖家拉黑了。
所谓“杀鱼盘”，由提供技术支持并负责洗钱分赃的“船长”、寻找受害人并引导付款的“渔夫”以及在网购平台淘货的“鱼”（受害人）构成，“杀”了“鱼”，行骗就成功了。
新罗区的这些“淘宝哥”，有不少最初也是受害者，但他们没有选择报警，却起了用这种方式赚钱的念头。通过建立“钓鱼群”，他们接触到了提供技术支持的“船长”，也就是提供源代码、搭建“高仿”购物平台的黑客。之后，就假装卖家，在正规交易平台发布低价热销商品的信息，诱导买家脱离平台，在微信、QQ上点击“高仿”的钓鱼链接付款，成功“杀鱼”。
这种诈骗的关键点，就是诱使受害者脱离正规交易平台。正规交易平台大多有第三方平台作为担保，买方支付的钱款会暂存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待确认收货后资金才转入卖方账户。不法分子为规避正常交易流程，一是从聊天工具入手，要求买家通过QQ或者微信私下沟通。二是进行线下交易，通过直接转账或是扫描二维码进行钱款流转，使交易得不到第三方平台的保障。
制作“高仿”平台的技术含量并不高，一般水平的黑客都能做到。有些黑客专门制作模仿正规交易平台的钓鱼网站，出租给骗子。成功“杀鱼”后，钓鱼网站和骗子按比例分成。黑客并不直接参与诈骗，他们只是为骗子提供技术手段，但从法律上讲，他们与骗子同罪！
六、海南省儋州市：机票退改签或“你中奖了”
紧跟在“宾阳仔”身后，海南儋州的骗子被称作“作吃仔”，“作吃仔”干的是机票退改签诈骗或中奖诈骗。
近年来，中奖诈骗已经很少有人相信，成功率较低，已被大多数骗子放弃（但后文将要讲到的一起中奖诈骗却是个例外，而且后果极其恶劣）。相比之下，机票退改签诈骗成功率极高，究其原因，就是骗子掌握了受害者的第一手信息。
机票退改签诈骗也需要黑客加盟。黑客入侵航空公司或者机票销售公司的售票系统，窃取旅客的真实信息，再将信息第一时间卖给“作吃仔”。“作吃仔”拿到精准的客户信息后，在航班起飞前两小时左右发送短信提醒旅客：某某先生，您预定的某某次航班，因飞机故障已经被取消，请您收到短信后与本公司联系，本公司为您办理退票或改签业务，以免耽误您的行程。短信还特别注明：可全额退款，改签需支付20元改签费。
现在大多是网上购票，一般乘客不会留意网上的电话联系方式。乘客的名字、航班、手机号码等信息都准确无误，而且短信留下的是“400”开头的免费联系电话，不由得乘客不信。等乘客打电话过去，“作吃仔”便会告知改签需要支付20元费用，通过ATM机转账。
为了不耽误行程，乘客一般都会选择改签下一个航班，不会打电话找购票机构或者机场核实信息。于是，乘客找到ATM机，骗子一步步引诱乘客進行操作。在这个过程中，“作吃仔”会让乘客输入一个代码。乘客只要按这个代码输进去，按下确认键，卡上的钱财就会瞬间被转走，就是坐飞机也追不回来了。
第六章闪击
刀刃向内
2019年10月，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新型犯罪中心民警陈波在陪同笔者采访过程中，凑巧接到一个诈骗电话，实录如下——
对方是广东口音，上来就问：“你在哪儿呢？”
陈波当过兵，立即回答说：“哪位首长啊？请指示！”
对方不说自己是谁，而是反问：“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你怎么干工作的？”
陈波一听，就明白遇到骗子了，立即朝我使了个眼色，打开手机免提，毕恭毕敬地回答：“是丁局长吧？您有什么指示？”
“明天早晨8点来我办公室一趟。”
陈波忍住笑：“好嘞！”
挂断电话，我俩坏笑着商议对策，决定守株待兔。第二天早上七点半，陈波接到“丁局长”的来电：“我正在接待一位高层领导，你在哪儿呢？别忘了8点来我办公室。”
陈波回答：“领导，我在外边办事儿，马上往回赶。”
过了二十来分钟，眼看8点要到了，陈波打电话给“丁局长”：“我马上到单位，您别着急。”
“丁局长”说：“你先不用急着回来，我这边要给领导封个红包，手头没钱，我给你个卡号，你找附近的银行给我转两万元。”
骗子不能让陈波用手机转钱，否则陈波把钱转给了真正的“丁局长”，那不就鸡飞蛋打了？所以必须用银行卡。很快，陈波就收到了一个工商银行卡号。
陈波是个反诈老手，知道这时候没必要太主动，于是该干吗干吗。过了十分钟，“丁局长”显然等不及了，打电话给陈波问有没有转钱。陈波装出一副着急的口吻：“领导啊，我刚才在附近开车找银行的时候撞车了，对方报警了，让我等着交警过来。这样吧，要不我让我媳妇把现金送到单位。”
对方生气了：“怎么这么不懂事啊？在单位里给领导送现金，还让你媳妇送，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啊？你还想不想进步啊？”
“想进步，想进步。领导，我这就让我媳妇转钱。”
又是十分钟，“丁局长”再次來电催问。陈波说：“领导啊，我考虑来考虑去，银行转款会留下我给您打款的记录，怕对您有影响啊，万一以后您说不清楚咋办？这样吧，还是我取了现金给您送去，保证神不知鬼不觉。”
估计骗子很少碰到这么不懂事的“下属”，或者闻出什么味来了，没好气地说：“算了，你不用来了，也不用打款了。”
陈波假装着急：“别啊，我已经在银行排队了！”
情况很严重，“丁局长”很生气，“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再也没有打过来。
陈波随即将骗子的手机号和银行卡号发给了广东省公安厅打击新型犯罪中心，以便及时封号。
以上这种诈骗手段，属于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的骗子最擅长的“猜猜我是谁”骗术的升级版，相信不少读者也接到过类似的电话。对方多半是广东口音，语气盛气凌人，一听就像是领导干部。但这个“领导”从不说自己是张三还是李四，而是让你猜，你以为他是谁，他就扮演谁。这种骗术让东部沿海地区的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人员屡屡中招，就是利用了“不敢得罪领导”的心理。
这种诈骗手段有多么猖狂呢？电白诈骗风潮最盛时，当地的电话网络繁忙程度，超过了美国的华尔街。连稻田里插秧的当地老农民，坐在田埂上抽支烟休息时，都不忘拨打几个诈骗电话碰碰运气。
2015年9月25日，广东省委一位主要领导人“慕名”来到茂名市电白区树仔镇乌石村调研。
树仔镇依山傍海，资源丰富，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利，十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有两个天然渔码头，除了可以养殖鱼、虾、贝的万亩滩涂，还有万亩荔枝、龙眼。不过，广东省委这位主要领导突然到电白调研，可不仅仅是冲着这里的农业示范基地来的，也不仅仅是冲着国道两旁六公里长的带状工业园来的——依山傍海的鱼米之乡树仔镇，也是电白的电信网络诈骗重灾区，能让省委主要领导惦记的重灾区，其灾情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电白县原为广东省的省辖县，位于广东西南沿海。2014年2月，电白撤县改区，与茂名市的茂港区一起合并为电白区。建区不久，新鲜劲儿没过，就被广东省综治委列为社会治安重点整治地区，对电白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银行卡犯罪、涉枪犯罪、吸毒人员违法犯罪等问题实行挂牌整治。
粤西一带雷电多发，电白因而得名。据《电白县志》称：唐宋以前，壮瑶杂处，语多难辨。按民国《电白县志稿》的说法：电白语言，比诸他县，较为复杂，确而论之，亦可分为三系，一曰海语系，二曰客语系，三曰越语系。
所谓“越语”，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粤语。
之所以强调电白的语言特点，就是因为那带着强烈粤语味道的普通话，让“猜猜我是谁”或者“我是你领导”的诈骗电话带上了电白的烙印。
因为电信网络诈骗的盛行，今天的电白人开始普遍学习普通话。一些发财心切的家长要求孩子学好普通话的时候，通常会这么叮嘱：“学好普通话，就去打电话。”相反，希望孩子走正道的家长则这样吓唬孩子：“要是不上学，就去打电话。”
“打电话”在电白被赋予了特别的含义，说简单点儿，就是电信网络诈骗的代名词。在电白，“打电话”就像其他农村地区的孩子放学路上顺手采一把猪草一样顺理成章。在当地人看来，“打电话”和打猪草一样，只是一种谋生手段。
电白地区以外的人，听到教孩子学普通话是为了去诈骗，肯定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很多电白人看来，这是最正常不过的生存之道，不会有什么道德上的包袱。至于法律的惩罚，比起打电话后轻松获得的巨额财富，更不值一提了。
随着网络购物的兴起，很多家长不但逼着孩子学习普通话，还要与时俱进地学习网购、网上转账以及网上支付平台的使用，无非是想让孩子们的骗术更上一层楼。
2015年10月，电白被公安部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整治的七个地域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源头地之一。
实际上，从公安部到广东省公安厅，从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到电白当地的基层派出所，自从“猜猜我是谁”这种地域性极强的诈骗方式在电白出现之后，对其的打击从来没有停止过。但公安机关打击水平越高超，当地人的骗术水平升级得就越快。公安机关就像拿着手术刀的医生面对一个晚期癌症病人一样，不动刀，癌细胞会随着淋巴扩散;动了刀，癌细胞会随着血液扩散。
那位广东省委主要领导调研回来之后，对广东省副省长、公安厅长李春生说：“电白需要闪电雷鸣般的凤凰涅槃，才有可能重生，决不能眼睁睁看着这块丰饶的土地为害自身，为害全国。”
省委领导这是要刮骨疗毒啊！李春生突然感觉，肩上压了一副沉重的担子。
在电白，电信网络诈骗不但破坏了当地的经济、文化形态，甚至连整个社会生态都被完全扭曲。以拿着银行卡专门帮骗子取款的“取款员”为例，他们大多数是当地的吸毒人员，还有一部分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警察要下手抓人的时候，他们不躲不跑，反手伸出指甲朝着警察的脸和手乱挠，甚至张嘴就咬。
你说，这时候警察怕不怕？抓不抓？怎么抓？
电信网络诈骗不但和毒品泛滥并存，还与各种扭曲的社会风气并存。干电信网络诈骗的人，拿到钱之后喷云吐雾去吸毒，钱花光了再打电话去诈骗，恶性循环，积重难返。至于被抓住之后怎么办，当地人普遍认为，被抓说明运气不够好，只能自认倒霉。反正不是死罪，判也判不了几年，吃上几年牢饭，出来后接着干呗。
这就催生了当地特有的家族式犯罪，除了夫妻、兄弟、亲友团，家长还像传承手艺一样教孩子……
重病必须下猛药，广东省副省长、公安厅长李春生定下的系列打法，就是在外科手术基础上的全链条打击：拔钉子、追逃犯、清积案。
在打击电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之前，广东省公安厅在打击其他地域性犯罪中，有过辉煌的战例。2013年5月，李春生从公安部空降广东，南粤亮剑。2013年12月29日，三千警察围剿陆丰市的制毒堡垒村博社村，一场声势浩大的“雷霆扫毒”行动震惊全国、震动世界。
在粤东打击毒品犯罪的同时，广东省公安厅腾出手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在粤西对电信网络诈骗开刀。李春生给这一系列专项行动定名为“飓风行动”，就是要摧枯拉朽、荡涤尘埃。
电白被公安部点名挂牌整治，对广东是巨大的触动。广东省委主要領导人到电白实地调研，前后两次作出重要批示，并就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对广东省公安厅提出明确要求。广东省委、省政府启动“电信网络诈骗防火墙工程”，并列为2016年广东省十大民生实事之一。
这么一来，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就不仅仅是公安一家的事情，而是民生大事。
“电信网络诈骗防火墙工程”的规格很高，李春生亲任茂名市电白区社会治安突出问题打击整治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2015年12月，李春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从源头打击治理的对策和措施，并从省厅各业务局挑选精干力量，参与案件侦办。
2016年2月2日，李春生与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郑东，率领工作专班进驻电白，深入重点镇村进行调研，联合茂名市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开展专项打击整治的准备工作。因为省厅对打击电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布局早、规格高，很多人都认为“飓风一号”会从电白刮起。但谁也没想到，佛山警方无意中抓住了一个背包客，中外统一收网成为了“飓风一号”。
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的“飓风一号”，相当于人体突然受到外伤，需要及时包扎，而电白却是肘腋之患，甚至是心腹大患。治疗内伤，必须稳扎稳打，连根拔除。
对电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全链条打击行动，被李春生定为“飓风二号”。“飓风二号”启动之前，李春生与郑东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李春生说：“老哥，我没记错的话，您是茂名人，还是警察世家，令尊更是位警界老前辈。”
郑东说：“我是茂名化州人，我父亲当过化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我是子承父业。”
“而且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我来广东之前就久闻你的大名。你在担任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刑侦局局长任内，组织指挥侦破‘东星轮千万元港币大劫案、张子强特大暴力犯罪团伙案、‘长胜轮特大海上抢劫杀人案等重大刑事案件，可谓战功赫赫。担任副厅长后，分管刑事侦查多年，没有什么案件能难得倒老兄。”
郑东当然听出了李春生的用意，没等李春生提出要求，直接表态：“茂名是我老家，也是我起步的地方，我那边人头熟一点儿，我请求去电白驻点，牵头督导。”
李春生欣慰地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为确保收网行动顺利开展，那就请你担任收网行动总指挥，带队到茂名主战场督战，省厅刑侦局长林伟雄和茂名公安局长陈克担任副总指挥，做你的左膀右臂。”
郑东生于1957年，按照法定退休年龄，到2017年就要船到码头车到站。作为一名从警36年的老刑警，郑东明白，这很可能是他警察生涯中的最后一场攻坚战。
接着，李春生对刑侦局长林伟雄和茂名市公安局长陈克提出要求：“电白的电信网络诈骗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我们不能指望一战功成，要启动一系列的全链条打击行动，深入推进电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输出地的源头治理，力争经过两年时间，有效遏制电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拔钉子、追逃犯、清积案。但电白不仅仅是几根钉子那么简单，而是浑身都是刺，你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对此，茂名市公安局长陈克感同身受，他对林伟雄说：“应该是拔掉粤西沿海的遍地钢钉！”
林伟雄提醒：“前段时间我们的‘飓风一号行动，在国内18个省市和柬埔寨同步收网，也没请郑东同志回省厅坐镇指挥。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省厅的坚决态度！”
林伟雄说出了现实的紧迫性！
郑东副厅长带领省市联合工作专班进驻电白后，除了带队深入重点镇村，逐镇、逐村、逐户摸排之外，还迅速集合刑侦、经侦、网警等多个警种的精干力量，利用情报研判、案件串并的技战法，依托反诈信息平台，运用大数据信息手段，对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的可疑人员、手机号码和银行卡进行拓展分析、深度研判。
调研之后，郑东副厅长意识到，电信网络诈骗在电白根深蒂固，要一颗一颗拔掉这些钉子，仅靠公安机关孤军作战远远不够，除了联合当地党委、政府及各个部门合力攻坚，还需要联合银行、通信、电信运营商等多种机构，携手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态势。
为了落实省委、省政府的指示，茂名市委书记许光牵头建立市、区两级金融、电信等相关部门协作机制，先后七次主持召开打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联席会议，组织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建设并完善茂名反诈信息系统。同时，许光书记和郑东副厅长紧密配合，带领茂名市党政领导和司法机关人员，多次深入电白检查督导专项整治工作。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省市联合工作专班确定了“统一组织指挥、集中研判、统一抓捕起诉”的工作思路。
九叔
茂名市公安局技术侦查支队副支队长朱伯致，一直跟随郑东副厅长冲在第一线。
朱伯致外号“九叔”，据他自己说是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为了能养活他，按照农村习俗起了个贱名“阿九”。朱伯致参加工作后，先是被喊作“九哥”，如今51岁的他终于熬成了“九叔”。
朱伯致是个“警二代”，他的父亲1950年参加公安工作，不但是高州公安局的元老和功臣，还被公安部授予二級金盾奖章。如今，朱伯致的儿子朱云洲也穿上了家族里传承了两代的警服，成为一名“警三代”。
同样做技术情报工作，朱伯致与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刑事犯罪对策处副处长朱恒文的工作方式略有不同。朱恒文主要以高科技手段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远程监控，而朱伯致是基层技术侦查人员，既要有网上作战的千里眼，还要亲力亲为赶到现场进行侦查。
朱伯致对技术侦查有着天然的直觉，他常说：“每个现场都会留下线索，关键是看你有没有调查到位。”
据朱伯致的同事说，十几年前茂名发生一起杀人案，当时没有视频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现场留下的线索极少，刑侦兄弟们毫无头绪，就把朱伯致请来研判。一名侦查员无意中说：“排查的时候，有个过路的听到了咔嚓一声。”
“什么咔嚓声？闷响？脆响？是木头折断，还是金属撞击？”朱伯致接连发问。
侦查员也说不清楚，就找来那个过路的人询问。听完之后，朱伯致拿出手枪，退出弹夹，然后再装上，如此演示三遍，过路的人最后说：“是这个声音。”
朱伯致笃定地说：“这是‘六四式手枪装弹夹的声音，从查黑枪入手，肯定能找到凶手！”
果然，刑侦兄弟们顺着黑枪的线索，最终抓住了杀人犯。
2016年元旦之前，朱伯致就焊在了技术侦查的岗位上。经比对、分析，朱伯致带领技术侦查团队先后摸排出四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其中三个团伙以电白人为主，成员都是当地的社会闲散人员，这些人是最难甄别最难抓获的。试想，这些人平时出门闲溜达一圈，都能抽个空子摸出电话拨打出去“猜猜我是谁啊”，警察怎么盯得住，总不能天天跟在他们屁股后头吧？
另一个团伙不在电白，而是在千里之外的湖北省孝感市，主要成员都是湖北人。团伙的头目叫洪侯，绰号“洪仔”。他们利用各种非法手段获取居民身份信息，开办了数以万计的银行卡，再通过快递方式寄给电白的犯罪团伙，为他们提供诈骗道具。电白人称这些买卖银行卡的湖北人为“卡总”。
锁定四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后，朱伯致向郑东副厅长和茂名市公安局长陈克汇报了自己的想法：“诈骗犯罪嫌疑人的七寸是什么？现金流。钱通过谁周转流通？卡总！我建议先把买卖银行卡这条线打掉，他们是上游犯罪，又在外地，不至于打草惊蛇。”
决策时，郑东副厅长和林伟雄、陈克两位副总指挥参考了朱伯致的建议。最好的作战方式当然是广东和湖北同时行动，但面临的困难是，仅仅广东就需要十几个地市同时行动，动用上千名警力，如果再同时派员去湖北抓捕洪仔团伙，茂名的警力远远不够。如果先悄悄在湖北打掉洪仔团伙，只要保密措施得当，不引起电白其他三个团伙的警觉，就能保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最后，指挥部决定在广东全境展开集群战役之前，先秘密打掉湖北的洪仔团伙。
广东是银行卡发卡大省，全省一亿多户籍人口，外来人口三千多万，但实际持卡量却有三亿多张，约占全国持卡总量的10%。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蔓延，外省的非法银行卡大量涌入广东，屡屡为诈骗犯罪“递刀”。因此，广东也是银行卡犯罪大省。广东警方历来重视打击银行卡犯罪工作，但银行卡犯罪成本低、犯罪工序简单、银行监管漏洞大，多种因素导致广东省银行卡犯罪仍呈高发态势。
从2013年8月开始，广东警方成立了打击银行卡犯罪工作专班，集中经侦、网安等警种的优势力量，组织茂名、广州、深圳、佛山、珠海等五市公安机关开展“海燕行动”，对电白麻岗镇的黎某等特大伪卡盗刷犯罪团伙进行围剿，抓获犯罪嫌疑人54名，带破电信诈骗案件200多宗，涉案金额2000多万元。
但作为电信网络诈骗的上游犯罪，银行卡犯罪屡打不绝。这次指挥部下决心先打上游犯罪，目的在于截断源头。
2016年3月10日，指挥部派出茂名民警前往湖北武汉和孝感，与湖北警方联手抓捕洪仔团伙。郑东副厅长刚刚下达命令，朱伯致突然向指挥部报告了一个糟糕的消息：洪仔的手机信号突然消失了。
郑东着急地问：“是不是我们在前期侦查中打草惊蛇了？”
朱伯致信心满满：“应该不会，我们马上排查原因。”
通过对洪仔团伙的各种信息逐一排查，朱伯致终于找到了原因——洪仔团伙中的一个下线，在广西宾阳销售银行卡时被警方抓获，因此洪仔立即换掉了手机。
很快，朱伯致再次锁定，洪仔藏身湖北省会武汉。郑东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不久，洪仔落网，团伙成员被一网打尽。
一番讯问下来，连见多识广的老警察们都惊掉了下巴：洪仔团伙竟然持有数以吨计的身份证和银行卡，而且所有的身份证都是真的！
这些身份证究竟从何而来？
洪仔交代，他在全国流动人口较大的城市，大量收购小偷扒窃而来或者别人捡到的身份证。除了不慎丢失，各种盗窃、抢劫案件发生后，犯罪分子常常将身份证等物品随手丢进垃圾箱，最后，这些身份证随着其他垃圾一起进了各个垃圾场，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垃圾分拣人员或拾荒者捡到，再卖给专门收购身份证的人。
垃圾场成为购买身份证的源头之一，从十年前的二三十元一张，到现在的一两百元一张。有了利益驱使，一些垃圾分拣人员和拾荒者都热衷此道。这些身份证经过层层转手，到了洪仔手中。
据有关媒体报道，全国每年约有200多万人丢失身份证。丢失的身份证无法像挂失的银行卡一样自动作废，补办新身份证后，老身份证依然能用。以目前的技术水平，谁也无法控制这些丢失身份证的流向。因此，公安机关正在加快推进第三代身份证的推广使用，除了增加银行卡、信用卡、社保卡等功能之外，也能更好地保护个人隐私，防止被不法分子利用。
但在第三代身份证普及之前，骗子们依然能钻这个漏洞。
洪仔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大量身份证，又招聘了数十名办卡人，挑選照片与他们相貌接近的身份证，要他们冒用他人名义办理银行卡，洪仔以每张60元至200元不等的价格回收。
购买银行卡的诈骗犯罪团伙反侦查意识很强，通常不会与洪仔见面。而洪仔同样具有很强的防范意识，他与买家也只是电话、短信、网络联系，每次发货都是通过快递。办理快递业务时，发货人的地址和联系方式都是随意填写。洪仔也从不作交易记录，以免给警方留下证据。
作为买家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在购买银行卡时，通常会将跟银行卡对应的身份证一并买走，一是为了取款方便，二是防止“卡总”利用这个身份证再办理其他银行卡。身份证与银行卡捆绑销售的价格，约在150元到800元之间不等。这样算下来，“卡总”获得的利润非常巨大。
那么，洪仔雇佣的办卡人为什么可以持他人身份证轻松地办理大量银行卡呢？这是因为一些商业银行将办理银行卡数量作为重要的业绩考核指标。对商业银行而言，办理不能透支的借记卡没有什么风险，却能收取一定的年费，导致部分地方银行对办卡人的审查形同虚设。当然，这些银行网点多在三四线城市和一些偏远县城。在一二线城市，银行办卡都有严格的审核程序，办卡人很难钻空子。
洪仔卖给诈骗团伙的这些身份证和银行卡，为诈骗团伙提供了一把把锋利的宰人刀，他们是电信网络诈骗链条中可憎的职业“递刀客”。
看到这里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随便走进一家银行的营业网点，都会耳闻目睹那么多的防骗提示。即便我们是给亲友汇款或者转账，银行工作人员都会不厌其烦地问个底儿掉：您认不认识收款人啊？您汇款干什么用啊？一连串的问题让我们不胜其烦。其实，人家银行工作人员都是好意，他们善意地询问和提醒，怕的就是客户上当受骗当了冤大头。
个人信息犯罪已经危害到整个社会的所有人。在利益的驱动下，个人信息犯罪构成的“产业链”渐成规模。
如此多的个人信息被出售、倒卖，源头究竟在哪里？
泄露我们个人信息的源头大致有如下类型：消费者在就医、求职、买车、买房、买保险，或办理各种会员卡、优惠卡、银行卡时填写的个人信息被出售;网络登录申请邮箱、注册进入聊天室或游戏时填写的个人信息被非法盗取;一些商家通过问卷调查、网络注册、会员登记等方式收集用户信息;物业泄露业主信息;废旧电脑磁盘恢复数据……
更为可怕的是，黑客通过“撞库”的方式攻击电信、银行、医院等机构的网络数据库，将海量个人信息盗取之后，转卖给诈骗团伙，这些涉及公民财产安全的核心数据，在黑市上甚至可以便宜到几分钱一条。
2009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明确规定了三项个人信息犯罪，但作为新罪名，出售、非法提供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在法律和实践层面仍存在着诸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
法律规定了公民个人信息的来源，却未对公民个人信息应当具有哪些要素作出规定。有些属于公民独有的个人信息，只能通过特定机关获取。但在更多情况下，公民个人信息的来源并不确定。比如你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报出了你的姓名和住址。这种个人信息的泄露源头很难确定，我们在办理很多业务时都会留下相应记录。
因此，单凭一句笼统抽象的“违反国家规定”，而没有具体的行政法律法规作为指引，在实践中，给如何认定出售、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造成了一定困扰。如果没有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作基础，如何认定违法犯罪也是一个难题。
在此后的刑法修正过程中，关于个人信息犯罪的条款逐次增加。2017年11月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有关个人信息犯罪的条款再次增加。
但是，法律修改得再快，也快不过犯罪分子花样翻新的犯罪手段。就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而言，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尽快出台个人信息的专项保护法律。目前，世界上已经有70多个国家和组织制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
立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已是大势所趋。
在实践层面上，各地司法机关都在发挥各自的能动性，加强对典型案例的总结，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和广东省公安厅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并多次进行了调整补充，指导司法机关办案。
从郑东到林伟雄，从梁瑞国到朱嘉伟，既是这些指导意见的拟订者，也是这些指导意见的执行者。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他们依然举步维艰。
个人信息犯罪之所以泛滥成灾，在法律层面之外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成本低获利大。很多侵害个人信息的犯罪嫌疑人就算东窗事发，最多就是判几年刑，有的甚至连监狱都不用进，判个缓刑就回家，经济损失也不大，比起犯罪所得而言依然很划算。因此，打击个人信息犯罪不应该止于刑罚，还应该与民事赔偿相结合。用惩罚性的高额罚金，让违法的个人和单位付出沉重代价。重罚之下，谁还会冒这么大的风险？
但目前，法律法规还在逐渐完善的过程中，各地都在探索尝试新的打击模式，却都难以根治。以电白为例，随着广东警方不断加大打击力度，电白银行卡犯罪团伙逐渐退出广东，迁往其他省份开辟新窝点。
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战果，李春生主持召开全省公安机关打击整治突出刑事犯罪工作推进会，强力部署开展破小案专项行动，探索建立“省厅牵头、地市主抓、县区联动、派出所参与”的破小案工作机制，推动新时期刑事打击模式的优化升级。
“飓风二号”行动结束后，2016年9月，佛山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黄果被任命为茂名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2017年1月，茂名市公安局正式成立直属侦查一大队，以茂名市局刑警支队三大队和电白分局反诈大队为班底，由60名精干力量组成。朱伯致曾经工作过的茂名市公安局大数据情报中心等相关部门，全方位提供技术支撑。
茂名市公安局的这支精兵，就驻扎在电白区树仔镇，他们的职责是以电信网络新型犯罪为主线，向涉银行卡、涉枪、涉黑恶、涉毒等突出犯罪延伸。主要打击区域以电白区麻岗、树仔和滨海区的博贺、电城、龙山为中心，向周边乡镇辐射。并确定了“打小战役、小团伙，消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有生力量，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开展常态化打击”的打击策略。以打击和清扫相结合，第一时间内消灭各种犯罪萌芽。
黄果上任之初，力主建成了茂名市公安大数据情报中心。有了强大的大数据情报支撑，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如虎添翼。从2017年开始试行的三个月时间里，大数据情报中心深挖情报线索5846条，推送研判报告275份，协助侦破本地刑事案件576宗，抓获嫌疑人331人。利用警务APP系统比中问题人员1763人，协助抓获在逃人员185人，查获涉毒人员856人。
“小卡总”邓卡的落网，就归功于这个大数据情报中心。
邓卡是个电信网络诈骗老手，属于狡兔三窟屡抓屡逃的老狐狸。茂名市公安局直属侦查一大队早已盯上邓卡，但苦于证据不足，一直没能对他实施抓捕。邓卡的各种线索汇总到大数据情报中心后，经过大数据分析研判，茂名警方从邓卡妻子的几十张银行卡查起，最终揪住了邓卡的狐狸尾巴。
邓卡夫妇落网的同时，在警方早已锁定的几个“话务员”的抓捕点上，茂名警方出动无人机，在窝点上方100多米盘旋，对方圆两公里区域进行红外拍摄，并把现场画面实时回传行动总指挥部。
眼看同伙被摁在当场，其中一个“话务员”开着摩托车就跑，可摩托车的速度再快也赶不上一边紧追不舍、一边好言相劝的无人机：“别跑了，前面是死路一条，停下来投降吧，算你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话务员”气急败坏地把摩托车一扔，坐在地上仰头看着无人机，死活不跑了。
这次围捕行动，邓卡手下的七名“话务员”悉数落网。
这个基于4G网络技术的实时回传画面，和天上追踪犯罪嫌疑人的无人机，只是茂名大数据中心的两项基本功能。这场“小打小闹”的抓捕行动，也实时传到了省厅刑侦局。梁瑞国和朱嘉伟他们，也在一边大笑一边看那个“话务员”坐在地上束手就擒的镜头。
“飓风二号”行动之后，茂名警方在湖北打掉了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银行卡的团伙，不料，电白当地又冒出了一批“小卡总”。有些“小卡总”除了通过各种渠道收集银行卡高价卖给下家赚取差价，又身兼“取款员”和“话务员”等多个角色。这次行动中抓获的电白人邓卡，就是一名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小卡总”。
在电白的诈骗链条中，除了“卡总”销售银行卡，其他本地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的分工合作方式是：团伙头目持有大量的银行卡，安排骨干将这些银行卡的卡号发给“话务员”。“话务员”诈骗成功后，通知团伙骨干某个银行卡账户里进钱了。团伙骨干安排“取款员”支取赃款后，再按照比例将一部分赃款返还给“话务员”。
邓卡最初就是靠打电话诈骗的底层“话务员”，曾因诈骗罪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刑满释放后，邓卡重操旧业，学着团伙头目的做法，一边倒卖银行卡当上了“小卡总”，一边给“取款员”和“话务员”牵线搭桥，从中收取提成。
取款环节的风险性较高，由于常常需要前往银行的ATM机取款，被抓获的几率很大。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之所以愿意雇佣吸毒人员取款，是因为很多吸毒人员早已死猪不怕开水烫，只要不被警察抓到，就能拿到钱买来毒品快活。就是被抓到了，大不了到看守所或戒毒所蹲几个月。
茂名市公安局的大數据中心，为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这些小喽啰也被从各个角落揪了出来。
从“雷霆扫毒”围猎陆丰博社村，到“飓风二号”闪击电白，几场大战之后，广东省公安厅及时调整战略，突出小案打击理念，树立整体作战意识，加大专案经营力度，采取“省厅统筹、地市发起、情报先导、统一收网”的作战模式。
与此同时，广东各地警方在“智慧新警务”的情报支撑下，强化线索串并比对和同类案件分析拓展，建构多警种协同作战、跨区域警务协作、跨部门协同配合等合成作战机制，深化警银、警企合作，并不断拓展与相关执法部门的沟通协作，进一步增强打击合力。
全省公安机关高密度发起破小案集群战役，共发起针对盗抢、电信网络诈骗、黄赌、食药环违法犯罪的飓风集群战役46次。仅以2017年为例，全省共劝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受骗事主约356万人，避免经济损失近43亿元，成功止付涉案银行卡近8万张，涉案金额1023亿元，返还被骗资金119亿元。
此外，各级公安机关还公开悬赏通缉在逃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严格保密;对隐瞒包庇在逃盗抢骗犯罪嫌疑人的，依法追究责任;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依法从严从重惩处;对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的在逃犯罪嫌疑人给予从宽处理。
2019年2月3日，正是春节期间，电白区树仔镇以树仔镇委员会、树仔镇人民政府的名义，发布了《致在逃人员家属的一封信》——
各位家属：
树仔镇全面打响巩固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攻坚战，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也许您无法想象涉案在逃人员的痛苦，他们是戴罪之身，是惊弓之鸟，食是朝不保夕，行是躲躲藏藏，睡是噩梦缠身。近期，已有一大批涉案在逃人员迷途知返，主动投案自首，不仅内心如释重负，也能得到从轻处理。
作为涉案在逃人员的家属，您为他们担惊受怕，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家庭负担，您的心情我们十分理解。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们真诚希望您能动员和规劝自己涉案在逃的亲人，作出明智的选择，早日结束心惊胆战的日子，回来爭取从宽处理。
包庇、窝藏、资助在逃人员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千万不要为了亲情而置法律于不顾。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动员自己在逃亲人投案自首才是唯一的选择……
这封信的正面效果很快显现出来。截至2019年1月22日，当地网上在逃人员为43人。从发布《致在逃人员家属的一封信》至2月11日，当地已成功劝投19人，公安机关抓获6人。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对于电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和社会治安的综合整治也逐步走向深入。电白区终于成功摘下四顶曾经沉重不堪的“帽子”，这四顶帽子分别是：“银行卡犯罪挂牌整治地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涉枪违法犯罪重点地区”、“毒品滥用危害严重地区”。
电白，在电闪雷鸣的飓风过后，迎来了风平浪静的好天气。
第七章交锋
珠海老牛
就在广东省副省长、公安厅长李春生下达“飓风一号”行动收网命令的前一周、“飓风二号”行动闪击电白前一个月，2016年2月25日，国务院召开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部际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要求重点铲除设在国外的电信网络诈骗窝点，进一步加大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力度。
这是一场国家层面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宣战，从全国各地区的各自为战，变成了公安机关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的全面进攻。
台湾电信网络诈骗集团和遍布全球的各个诈骗团伙，也调整了诈骗窝点的布局和人员结构，在每个诈骗窝点中，由台湾人担任窝点的负责人和教师爷，招聘一部分大陆人担任“话务员”，台湾犯罪团伙从幕后遥控，渐渐走上前台。
广东的两场“飓风”之后，“报应”很快来了。
台湾诈骗团伙凭借雄厚的技术基础和资金实力，把诈骗的触角直接伸向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伸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多个核心城市。一时间，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珠江两岸的多个城市，电信网络诈骗报案数量猛增。
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迅速作出判断，这是台湾诈骗团伙的疯狂反扑。为了阻击这一波又一波来势凶猛的攻势，林伟雄对梁瑞国和朱嘉伟提出要求，必须狠狠打击台湾电信网络诈骗集团的嚣张气焰。
梁瑞国和朱嘉伟正要拉开架势大干一场，没想到，有个按捺不住性子的反诈牛人，主动请缨再次率队跨境作战打先锋。
原来，两场反诈“飓风”一刮，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牛岩军终于坐不住了。
佛山跨国出击定点清除打了个大胜仗，茂名刀刃向内刮骨疗毒拔掉了一批钉子，“飓风行动”的前两个大案，打得四海翻腾云水怒。牛岩军坐在自己亲手打造的反诈平台前，内心里早已五洲震荡风雷激了。身为在全国反诈系统名声显赫的“技术大牛”，怎能眼睁睁看别人攻城拔寨战功赫赫？
牛岩军的独门绝技是具备高超的反黑客和网络抓取手段
赴柬抓捕小组刚回到广州，牛岩军就跑到省厅找梁瑞国凑热闹来了：“梁局，跟你汇报个事儿，我们珠海锁定了100多宗诈骗案，诈骗窝点在马来西亚，都是冒充公检法和电商的。我估计，这次能捂住百八十个骗子不成问题。再跟你透个风儿，我捂住的这些骗子，差不多有一半是台湾的，好多都是教师爷级别的。”
一听台湾骗子在马来西亚扎堆出现，梁瑞国急了：“这几个窝点你捂了多久了？这么重要的线索，你怎么不早报告？你还打算捂出痱子来怎么的？”
“我是想把这群猪养肥了杀嘛。慢慢经营，赌个大的。”
“老牛啊老牛，你可不能拿这事儿赌啊！你们珠海是跟佛山、茂名赌呢，还是跟我和朱嘉伟赌呢？”
梁瑞国这么半是敲打半是点拨牛岩军，自有他的道理。
公安部的第一批特邀反诈专家，全国只有五个，广东占了两个，就是牛岩军和朱嘉伟，号称“南粤双剑”。牛岩军是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不仅年龄上是朱嘉伟的老大哥，手头还掌握着一个全国一流的反诈研判中心。
牛岩军的独门绝技，是具备高超的反黑客和网络抓取手段，他手下有一批绝顶数据高手，任何黑客的蛛丝马迹都逃不过牛岩军的“牛眼”。牛岩军的这个绝招，绝非小年轻朱嘉伟所能比，也不是财大气粗的深圳研判中心能比。深圳研判中心虽然也名声在外，但深圳的反诈“领头羊”杨安康，并不是部级反诈专家。按照牛岩军的说法，“领头羊”比起他“牛魔王”来，还差了那么一大截儿。
全国各地反诈同行遇到棘手的电信网络诈骗案，都要来珠海找牛岩军寻求技术支持。而牛岩军抓取的那些小打小闹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线索，经常无偿地提供给全省甚至全国的反诈同行——牛岩军看不上那些零打碎敲的小案子，他就想赌个大案子过过瘾。
牛岩军表面上见了谁都春风化雨一脸笑，但那笑声之后却是挡不住的牛哄哄的劲儿。在公安系统内部，总有一些像牛岩军这样的老刑警。没办法，人家有本事有能力有绝招能办大案，就像佛山的梁慕嘉，平时连个打扫卫生的小组长都不是，可关键时候连省厅领导都让他指挥得滴溜溜转，他还觉得自己挺谦虚的。
公安部刑侦局一直想调牛岩军到北京去干反诈，条件是全家随迁北京。一位领导透露，公安部在东四环边上的宿舍马上就要分房子，牛岩军调过去就能赶上分房，只要分到一套房子，那就是千万身家。可牛岩军就是磨磨唧唧不想去，他给上边的回话也挺让人生气：“你看我这一瘸一拐的，去了给领导丢人啊。”
牛岩军的话倒也不假，他长期在珠海生活，吃海鲜吃多了，吃出个痛风病来，可不就是一瘸一拐嘛。总之，他就是拖着不动窝，谁也拿他没办法。
谁能想到，牛脾气的牛岩军，这次居然腆着脸来求战了。他满脸堆笑对梁瑞国说：“我谁都不跟他们赌！跟谁赌我都丢人，我就跟自己赌！”
牛的特点是干活儿慢腾腾，但顶起牛来，那副牛角也能顶得老虎落荒而逃。梁瑞国无奈地说：“国务院反诈联席会议前几天刚开完，省厅党委的工作部署很急，下一步就是立即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既然你马不停蹄地赶过来，那我立即報告伟雄局长和春生同志，由省厅和珠海成立两级研判专班，以你们前期掌握的犯罪线索为重点，迅速梳理出一批藏匿在马来西亚的电信网络诈骗窝点。总之一句话，省厅主导、珠海实施，尽快打出去、抓回来！”
接到林伟雄和梁瑞国的报告后，广东省副省长、公安厅长李春生高度重视，要求从省公安厅刑侦局和珠海市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立即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李春生指令由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刑侦局局长林伟雄担任专案组长，并将该案命名为“飓风三号”专案。
与此同时，根据公安部领导提出的大案必报的要求，广东省公安厅立即向公安部刑侦局汇报此案。公安部接报后，派出刑侦局反诈处长楼先迪带领调研员高飞，与公安部国际合作局领导一起，共同奔赴马来西亚展开追捕。同时，派出反诈专家林欢参加广东专案组的技术侦查工作。
广东省公安厅派出大案处长陈俊华，带领反诈科民警王珂夫奔赴马来西亚。
珠海市公安局由副局长陈智率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兼三大队大队长任雪峰、三大队女刑警王婷和网络安全支队女网警王艳两名女将，以及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分局李小忠局长等人，组成八人精干小组，赴马来西亚执行任务。
牛岩军因为腿脚不便，多次请战也没成功打出国门，只好坐镇珠海，带领珠海刑侦支队三大队副大队长林锋及反诈平台的兄弟们，负责在幕后向前方提供准确情报。
牛岩军这个刑侦支队长跟别的刑警不一样，他不是那种喜欢冲在一线打打杀杀的人，他的特点是一个字——懒。他的观点是，人抓人累死人，要让机器多跑步，才能追上坏人的步伐，所以他经常说：“科技进步都是我这样的懒人推动的，傻瓜相机就是个例子。懒不懒不重要，能不能抓住坏人才重要。”
正因为这个懒字，他慢慢悠悠用十年时间搞出一个神神秘秘的反诈平台。
很多珠海的警察都听说过，在刑侦支队办公楼里的一扇大铁门内，隐藏着数量不详的服务器。早在十年前，牛岩军从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下派到香洲分局，刚当上刑侦大队长不久，就在全国区县一级的公安局装备了服务器。
牛岩军去找领导批钱购买服务器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知道服务器是干什么的，连局长对此也没有概念。牛岩军异想天开地犯了个懒，竟然开创了全国区县一级公安机关安装服务器的先河。
这里需要简单科普一下服务器的相关知识。服务器也叫伺服器，是指管理数据资源并为用户提供服务的计算机。服务器的构成包括处理器、硬盘、内存、系统总线等，和通用的计算机架构类似，但是由于需要提供更可靠的服务，因此在处理能力、稳定性、可靠性、安全性、可扩展性、可管理性等方面要求较高。在网络环境下，根据服务器提供的服务类型不同，又分为文件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应用程序服务器等。
简单说吧，如果说我们常用的电脑是个鸡窝的话，服务器就是一座摩天大楼。或者，您把服务器当作一个大号电脑，那意思也差不多。
继续说牛岩军的“发家史”。2006年6月，牛岩军当上香洲分局刑侦大队长后，他觉着天天带着人满世界追着逃犯屁股跑，不但累得跟孙子似的，更有失他这个刑侦大队长的面子。
跑了一天空手回来后，他问跟在自己屁股后边的民警林锋：“老弟，咱们能不能搞一个东西，想抓哪个小子，一查就能查出来？这样咱就不用跑路了，想抓谁，谁犯事了咱就点谁的名，打个电话他们自动送上门来，跑都跑不了。”
1994年从珠海警校毕业后就满世界抓罪犯的林锋，已经干了整整十二年民警，他听完顿时一头雾水：“你想搞个什么东西？哪有这么神的东西？”
牛岩军鼻子一哼：“你都追了十多年罪犯了，还不累啊？你没上过网啊？网上不是有个3721中文搜索引擎吗？打上咱们局长的名字，就能找到一串儿他开会的报道。我们能不能学人家的样子，着手打造一个搜索罪犯的利器？抓坏人就省劲了。”
林锋说：“你说的那都是过时的老土了，现在的搜索引擎是谷歌、百度，早升级换代了。”
“管他是三七二十一，还是众里寻他千百度，不就是方便查东西嘛。谷歌是人家外国的东西，核心技术在人家手里，咱就不凑那个热闹了。我看这个百度还有点儿文化底蕴，咱就做一个专给咱们警察用的百度，对，咱们就叫警用百度！”
从此，牛岩军带着林锋开始了“警用百度”的研发。最初的“警用百度”，不过是牛岩军与林锋等兄弟们把种类繁多的公安内外部信息搜集起来，再把各类犯罪嫌疑人的信息打包，分门别类都装进一个办公电脑里。想查一下某个犯罪嫌疑人的信息，在电脑上输入名字或者关键词，就可以实现一键式搜索。
马云起家的“黄页”，其实也是这么一个信息集成，只不过表现形式因时而变而已。
最初的“警用百度”，谈不上什么技术含量，但牛岩军和林锋玩得不亦乐乎。很多对高科技知之甚少的小蟊贼，因此把牛岩军传得神乎其神。那会儿牛岩军抓人抓到什么顺溜程度呢？差不多一念咒，蟊贼们就乖乖投案自首，比唐僧的紧箍咒还好使。
这里再补充一个小插曲。珠海市有条滨海大道叫情侣路，是珠海的名片。但在当时，不管是闲逛的情侣还是匆匆的路人，都经常在情侣路上丢钱、丢包、丢手机，报案的电话此起彼伏。领导给牛岩军下令，赶紧把这波三只手的蟊贼们打掉。
牛岩军让林锋他们去情侣路上蹲守了好几天，终于抓住一个在情侣路上行窃的小蟊贼。咱们就给这个蟊贼起名叫张三吧。牛岩军歪着头走进讯问室，笑着扔下一句话：“把你同伙都叫回来自首，算你立功。”
张三是多次进宫的惯偷，不认识牛岩军，但听过他的名头。这会儿他不知道眼前的警察是牛岩军，乜斜着眼睛问：“你谁啊？”
站在边上的林锋忍不住了：“看什么看，这是牛魔王！”
“牛人”是牛岩军绰号中的“官称”，是公安内部半公开的叫法。小蟊贼们真正的叫法，是“牛魔王”！
张三猛地坐直了，眼睛睁得牛眼一样大，停顿一下，抹了把鼻子，故作镇定：“是问我吗？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李四、王二麻子，还有周吴郑王，都让他们来自首。”
“什么李四、王二麻子，我不认识啊。”
“不认识？真不认识还是假不认识？我警告你，你这会儿不说，等我把他们抓回来，他们都说认识你，你可罪加一等。你老实交代，我们少费点儿劲，你也少受点儿罪，算你有立功表现，可以从轻处理。”
张三用怀疑的眼神看着牛岩军。
牛岩军笑眯眯地说：“不信？你小弟李四的电话号码是1392***1119，跟老家来的女朋友小翠租了个房子，住香洲区某某路某某出租屋。你还有个大哥叫王二麻子，电话号码1392***1117。你们三人的手机连号，是按照兄弟年龄排序的，你的手机尾号是1118。我没说错吧？还要我报出你那些周吴郑王的同伙的情况吗？”
张三都记不住同伙的这么多电话号码，牛岩军却一口气全报出来了，就像报自己家的门牌号一样。牛岩军就有这过目不忘的本事。
实际上，在抓获张三后，牛岩军把张三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输入“警用百度”，通过个人信息比对、拓展、关联，很快发现了正在侦办的几宗盗窃案的涉案嫌疑人与张三有多次交集，可以确定是一个团伙。看过一遍，牛岩军都记住了，随口报出来那是小菜一碟。
张三被牛岩军这么一忽悠，赶紧打电话，把他的兄弟们请到了香洲分局刑侦大队。他那帮难兄难弟只能乖乖地来刑侦大队报到。不来能行吗？不行！张三的兄弟们都知道，要在珠海混，那就逃不出香洲分局这个“牛魔王”的手掌心！不如跟警方合作，还能少吃点儿亏。
牛岩军在香洲分局刑侦大队当大队长的五年时间里，创造了多项纪录：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085宗，抓捕犯罪嫌疑人911人，追回被盗抢汽车51台，追回其他赃款、赃物价值人民币2460余万元。
牛岩军之所以费这么大劲儿自创“警用百度”，也是因为曾经走过一回麦城。
那是当年轰动珠海的“4·18”专案，泰国华人总商会会长陈先生住在澳门葡京酒店，被一个劫匪盯上，抢走价值730多万元的财物，陈先生被捆绑窒息死亡。
当时澳门已经回归，澳门警方通报，凶犯很可能通过拱北海关逃到珠海。陈先生长期以来热心于祖国的经济建设和中泰两国友谊，他被害的消息引起了中央领导和公安部的高度重视，公安部将此案列为督办案件，要求广东省公安厅和珠海市公安局积极配合澳门警方全力侦破。
牛岩军当时是珠海刑侦支队名声赫赫的“牛捕快”，领导把牛岩军叫过来：“牛捕快，你带两个破案能手承办这个案子，这次任务艰巨、使命光荣，非你莫属。希望你们不负重托，尽快抓住凶手。”
“保证完成任务！”
年轻气盛的牛岩军和其他两个兄弟遇到这么个大案子，甭提多高兴了，三人一溜烟儿直奔拱北边检总站。澳门警方已经锁定了一名内地赴澳人员汤健为犯罪嫌疑人，并判断此人可能已潜回内地。拿着澳门警方传来的相关信息和汤健的照片，牛岩军和兄弟们连夜在边检总站查看监控录像，一帧一帧甄别案发前后的通关录像资料，直到凌晨两点，终于锁定汤健的逃窜方向。
牛岩军他们赶紧回单位汇报情况，抄上出差的家伙，立即动身前往湖南实施抓捕。
可到了汤健的湖南老家，牛岩军却傻眼了。除了手头上的照片之外，没有任何可用的资料。只好对嫌疑人家属、关系人逐个排查走访，动用当地警方对旅馆业、出租屋等场所进行清查，对重点部位进行蹲守。但汤健自案发通过拱北海关进入珠海后，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侦破工作陷入了僵局。
到底汤健藏在湖南，还是依然藏在珠海，谁也不清楚啊。这大海捞针的滋味儿可就难受了，牛岩军捏着肿胀的双脚嘟囔着：“我要是有块吸铁石，就不用费这么大劲儿大海捞针了。”
牛岩军双脚肿胀不仅仅是累的，而是他爱吃海鲜，吃出来痛风的毛病，年纪轻轻走路一多就一瘸一拐。
以往办小案子，牛岩军不急不慢。可这是公安部和省厅督办的案子，虽说没有限期破案，但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啊。牛岩军很郁闷，线索追查不下去，逃犯说没影就没影了。要是手上有更多可以与汤健关联的信息，指不定就可以研判出汤健的去向，也不至于耗在一个地方蹲坑守候。
直到半个月之后，牛岩军他们在汤健家乡的火车站，终于等到了汤健。逮住汤健之后，牛岩军也高兴不起来，老这么跟在逃犯屁股后边跑，一瘸一拐追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牛岩军都在想，必须搞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只要把掌握的所有信息放在一起，就能碰撞关联到一些相关信息，可以大大提高侦查破案的能力。
到香洲分局当上刑侦大队长之后，牛岩军就对林锋说：“我再牛，刑侦大队不能光靠你我几个骨干破案啊，得有个东西，提升大家的破案水平。如果能让信息多跑路，我们就能少跑路，还能多破案！”
牛岩军的一番话，很真切，也很煽情，可除了负责情报分析的林锋之外，多数民警还是不理解：“你这想法是好，可就是不知道多久才能用上啊，說不定信息还没采集完，我们就退休了。”
牛岩军见大家的反响不如预想的那么热烈，也就没有继续往下说，他把林锋单独叫到办公室：“你去翠香派出所，发动辅警明天就开始采集辖区所有人员、行业场所、快餐快递的各种基本信息，管用不管用的都弄来，我就不信，搞不出个结果来。”
“怎么采集啊？”干这种事儿，林锋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抄啊，一个一个用笔抄回来，统一交给你，敲到电脑里去。”
“手抄啊？恐怕……”林锋感觉压力山大。
“什么恐怕啊？先转起来，先转起来再说。”不由分说，牛岩军算是给林锋下死命令了。
林锋是搞情报分析的，知道信息数据的重要性，也明白牛岩军此举的深远意义，尽管眼前压力是大点儿，但硬着头皮也得开干。
两个月过去了，尽管采集信息的辅警有不少牢骚怪话，尽管信息采集工作遭遇了辖区个别群众的不理解和不配合，但95%以上的信息，都按照牛岩军的要求如期采集回来了。林锋电脑里的数据一下子就多了起来，身份信息、电话信息、前科信息，一部具有百万级词条的“翠香百科全书”已具雏形。
有了这些信息数据的支撑，一些翠香派出所辖区内常见的盗抢案件，分分钟就能搞定了。也就有了张三打电话叫同伙乖乖投案的精彩案例，也就有了之后整个香洲分局刑侦大队大规模的信息采集行动，也就有了存储信息多到电脑转不动的烦恼。
这不是一台电脑转不动，而是刑侦大队的好几台电脑，都转不动了。牛岩军想了很多办法，买回来好几块大容量的硬盘，还是解决不了燃眉之急。
数据跑不起来，牛岩军寝食难安。请教专家的时候，牛岩军头一回听说了一个名词：服务器。
搞清楚服务器是个什么东西之后，牛岩军就跑到局领导的办公室耍宝去了。
“李局，跟您汇报一下，您也知道，我们最近破了很多案子……”牛岩军突然有点儿支支吾吾。
李局挺纳闷儿，这牛岩军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我还正想找个时间跟你取取经呢，快讲讲，是怎么破的？”
“李局，实话跟您说吧，我们瞒着您搞了个破案模型，采集了分局辖区的大量基本信息，全装在电脑里面，只要一有案子，我们就用模型里的信息数据进行比对、关联，串并案很方便，所以对付一些惯犯，也就轻而易举抓回来了。但是，现在出问题了……”牛岩军故意把话说一半。
一串儿新词儿，把李局也搞蒙圈了：“出什么问题了？”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现在嘛，就是信息量大了，配发给我们的那几台电脑转不过来，您看，能不能……”牛岩军欲言又止。
李局好像明白点儿了，端起茶杯：“要换电脑？还是再给你配几台？”
牛岩军忙取过茶几上的热水瓶，给李局的杯子倒满：“那我就斗胆向您开口啦，能不能给大队配两台服务器？”
“服务器是什么东西？多少钱？”话是这么问，但李局知道这东西肯定便宜不了，否则牛岩军不会这么殷勤。
“这个……七八万吧。”牛岩军还是留了个心眼，没有全部交底，他说的只是一台的价格。
“我是不是得跟其他局领导商量商量啊？”李局也有点儿上头，一下子买个七八万块钱的服务器，在2006年的区县一级公安局，不是个小数儿。
“李局，您看，这点儿事您还拍不了板啊，您就乾纲独断了呗……”
磨叽来磨叽去，第一台服务器终于拉到了刑侦大队。牛岩军专门腾出一个空荡荡的大房间单独安放这台服务器，还装上了防盗门、防盗窗，门口挂了个很隆重的牌子：机房重地，闲人免进！
林锋不解：“你安防盗门、防盗窗也就算了，一台服务器值得占那么大房间吗？”
牛岩军嘿嘿一笑：“我说过只买一台服务器了吗？学着点儿，你去把隔壁房间也腾出来，以后我们还会拥有更多服务器！”
果然，之后有更多的服务器进了牛岩军事先准备好的机房。
牛岩军组织技术骨干日夜研究“香洲刑侦百科全书”，不断充实内容、完善分类、调整结构，以便操作起来更加便捷。同时，还借助社会资源，联合高校专业人才，不断破解这一系统的功能模块构建、信息自动检索、数据智能化比对碰撞等难题。牛岩军给这套系统起名为“警用百度”。
拥有服务器的香洲分局刑侦大队在全国吃了第一只“螃蟹”。不过，当时牛岩军还不知道，这个“警用百度”系统将改变珠海、广东乃至全国的刑侦破案模式。当然，他更不知道，香洲分局刑侦大队用于侦破盗抢、绑架、杀人等常规案件的“警用百度”，后来竟然剑走偏锋，发展成为打击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一柄利刃。
牛岩军因为“偷懒”打造的“警用百度”系统，大大提升了基层刑侦部门的破案效率，作为“珠海样本”在全国公安机关推广使用。珠海的这个系统和这些数据，后来直接并入公安部刑侦系统数据库，成为全国公安数据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就在牛岩军开发“警用百度”为基层刑侦服务的同时，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选调了情报高手朱嘉伟，牵头组建大案处第六科，也就是后来的反诈科。面对日益猖獗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朱嘉伟深入分析本土和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规律特点，研究数据收集串并分析系统和数据运用新战法，努力追求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全方位分析研判和精准打击。两人的路数不同，却殊途同归。
在香洲分局刑侦大队干了五年之后，2010年，珠海市公安局领导点将：别让牛岩军在香洲抓蟊贼了，带着他的技术和服务器到刑侦支队当副支队长，把打击目标转向电信网络诈骗。
与传统刑事犯罪不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通过电话、短信、网络等电子化方式发送虚假信息，对受害人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诱使受害人转账或骗取支付信息进而盗转受害人资金。这一新型的犯罪手法打破了传统犯罪的时空界限，没有犯罪现场，给侦查破案带来极大困难。
牛岩军却不觉得有多难，他对林锋说：“電信网络诈骗看似很隐蔽，没有直观的作案现场，但电话拨打了，就有电信流;账户转账了，就有资金流。不管对方技术多高明，防火墙多坚固，伪装做得多好，只要将这些面具揭开，准能将那些骗子找到！”
牛岩军带领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民警以“资金往来记录”为突破口，运用“数据到人”的战法，紧张地进行着信息拓展、数据关联，运用大数据思维，实现从信息资源到打击成果的有效转化。
听说牛岩军很快搞出了珠海大数据刑侦平台，朱嘉伟拍他的“牛屁”：“牛支，你要是没干警察这一行，肯定是个出色的大数据专家。”
对朱嘉伟的“吹捧”，牛岩军坦然接受。谁让他搞的大数据平台就是牛呢！
马来西亚争夺战
穿插完这段“老牛前传”，接下来该书归正传了。
2016年3月22日，在公安部的统筹指挥下，由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珠海市公安局组成的联合专案组赶赴马来西亚，按照警务国际合作的规矩，首先向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通报了马来西亚电信网络诈骗窝点的相关情况，黄惠康大使当即表示全力配合。
当天下午，黄惠康大使带着警务联络官杜楠和公安部及广东省公安厅专案组代表，来到马来西亚警察总署，向马来西亚警方通报相关线索。
与此同时，坐镇珠海的牛岩军通过大数据手段，成功锁定了马来西亚五个收网条件成熟的诈骗窝点。但这五个诈骗窝点并不在一个城市，而是分散在吉隆坡、雪兰莪、森美兰、柔佛、槟城等五个城市。
3月23日，专案组将具体情况通报给了马来西亚警方，希望对方出动警力，协助中国警方迅速打掉窝点，抓获罪犯。
按照常规，集中收网的准备工作起码需要三四天时间。没想到，3月24日晚，马来西亚警方突然通知专案组，各地警力已经安排完毕，马来西亚警方要在25日对五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窝点开展统一收网行动，要求中方派员配合。
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让专案组措手不及。分布于这五个城市的窝点，有两个窝点的直线距离超过800公里，而专案组人员当时还集中在首都吉隆坡。虽然由马来西亚警方展开抓捕，但中国警察一定要在现场负責收集证据、清点人员。
专案组在马来西亚遇到的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比如，对环境不熟悉、语言沟通上存在障碍，甚至出国前没有兑换马来西亚的货币“吉令”——习惯用微信、支付宝的中国警察，出国前甚至有人连“吉令”都不知道。
没办法，专案组只能立即布置人员赶赴各地。
在珠海，连续熬了大半个月的牛岩军满脸憔悴，眼中布满血丝，但眼神锐利充满杀气，他对坐在边上的林锋说：“确保数据落地，我们的每一条信息都至关重要，直接影响收网效果。千万千万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必须死死咬紧目标！”
大战在即，前方抓捕组在马来西亚警方的支持下，对五个窝点同步展开围捕，前方实地情况与后方数据信息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交换。珠海反诈中心不断对数据进行核对、校正、分析、研判，再传递给前方。
“牛支，据前方通报，一号窝点在一个高档小区的别墅里，二层楼，窗户全部遮住，看不见里面的情况。门口安装有监控探头，无法接近，平时只有一两个人进出。二号窝点很隐蔽……”林锋不时汇报着现场的情况。
“看来这些家伙都很专业，反侦查能力很强，我们的落地难度很大呀！但不管怎样，我们用数据说话，以数据为准！”
牛岩军此时反而不着急了，跷着二郎腿，喝着他平时不怎么喝的单枞鸭屎香，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很多了解他的兄弟都知道，牛岩军这是在有意缓解紧张气氛，其实他心里比谁都着急。
珠海反诈平台正在高速运转，林锋、李素荣等技术骨干坐在屏幕前，一组组数据不停地比对、碰撞，将所有诈骗团伙人员锁死，为信息分析和研判提供着强大的数据支撑。
“数据到案”、“数据到人”是牛岩军结合之前研发“警用百度”系统的经验独创的反诈秘笈，也就是“用大数据理论收集电信流数据，即时检索涉案线路来源，分析追查犯罪团伙电话组窝点落地信息，关联发现嫌疑人网络特征”的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战法，在实战中屡试不爽。
“现在，各组汇报一下研判情况。”牛岩军端起茶杯。
“吉隆坡一号窝点，电话密集，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推算，估计在30人左右。”
“雪兰莪二号窝点，一直有诈骗电话拨出，可能在20人左右。”
“森美兰三号窝点，活动频繁，30人左右。”
“柔佛四号窝点，断断续续，较为隐蔽，10人左右。”
“槟城五号窝点，电信流稳定，20人左右。”
“好，这些数据就是收网行动的参照指标了，成败在此，就这一锤子买卖了。”牛岩军放下茶杯。
大家都知道牛岩军这话的分量，也知道这几组数字有多么珍贵，那是他们连续战斗了多天的心血！
猪养肥了，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3月25日下午，在吉隆坡、雪兰莪、森美兰、柔佛、槟城五个城市，中马联合跨国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大规模收网行动同步展开。
牛岩军坐镇反诈中心，又泡上一壶鸭屎香慢慢喝着，每隔十分钟左右，逐个问一遍各个窝点的情况。
“一号？”
“活着。”
“二号？”
“活着。”
“三号？”
……
“活着”，是行话，指电信网络诈骗窝点的信息流处于活跃状态。
林锋紧紧地盯着屏幕上海量的数据变化。他在香洲分局当刑警的时候就跟随牛岩军鞍前马后，此时已经担任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三大队副大队长，对牛岩军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的作风了如指掌。牛岩军从警二十多年，就是这么一路“倔”过来的。
任雪峰在马来西亚化装侦查，满满的警匪片的既视感
“告诉马来西亚那边，可以同步下手了。”核对了最新数据之后，牛岩军看了一下手表，对林锋说。
在槟城，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任雪峰跟随马来西亚警方冲进诈骗窝点，干净利索地抓捕了所有犯罪嫌疑人。
在雪兰莪，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反诈民警王珂夫跟着马来西亚警方冲进了一栋三层楼的别墅。这栋别墅一层是大堂和厨房;二层凌乱地摆放着电脑、诈骗剧本、路由器，是诈骗窝点的工作区;三层是睡觉的地方。
控制住现场，王珂夫一个一个清点人数、收缴护照的时候，只听见窗外有微弱的呻吟声。探出头一看，一个小伙子四仰八叉地躺在别墅下面的草丛里。
王珂夫大喊：“你不要动，我下去救你。”
等王珂夫冲出别墅，却找不到人了。王珂夫寻思，这小子应该是趁乱跳楼，摔伤了，肯定跑不远。果然，没多会儿，他就在附近的水沟里找到了浑身湿漉漉的小伙子。
“傻小子，跑什么跑，我是来救你的。”
说着，王珂夫摸了摸小伙子的脚踝，小伙子立即发出杀猪一样的惨叫。
“行了，别叫了，碰上我算你走运。要是别人都被抓走了，就剩你一个，你这样还能扛多久，不成孤魂野鬼了？还是跟我回国好，等会儿我就找医生给你治伤，在看守所里养着，正合适。”
这次集中行动，中马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17名，其中大陆65名、台湾52名。此外，警方还缴获涉案银行卡、电脑等一大批赃物。
前方传来消息：收网成功！
反诈中心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
“我不得不佩服的人，原来是我自己，哈哈哈！”牛岩军故作轻松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只有破案后才能见到的灿烂笑容。
他打算回办公室稍微休息一会儿，半路上碰见了档案室的民警黄芷莹。
“拿的什么东西？”牛岩军明知故问。
“是帮人带的澳门手信。”黄芷莹知道牛岩军用脑多，容易饿，经常吃点儿零食。但这次是帮忙给别人带的，不好送给牛岩军，只有抿着嘴忍住笑，快步拐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牛岩军的喉结蠕动了几下，把口水咽了下去。如果换了是林锋或者别的什么人，哪怕是局领导，他也会一把抢过来吃了再说。可这是手下小妹妹的，他还真沒这个胆量。
好在过了一会儿，懂事的黄芷莹送来一包薯片，给牛岩军救了急。
从到达马来西亚首都，到分赴各地收网端掉五个诈骗窝点，专案组只用了四天时间。这个速度不但让人惊叹，抓捕行动过程也顺利得不可思议。
每个诈骗窝点都能找到这种“业绩表”
如果是新闻报道，可以这么写：广东警方运用大数据战法，提高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业化程度，侦查和遣返工作双管齐下。“飓风三号”专案的成功侦破，创造了广东省侦破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速度之最……
但是，并没有人写这样的新闻。抓捕行动的确是非常成功，然而，麻烦才刚刚开始……
突入诈骗窝点之后，牛岩军叮嘱前方的任雪峰：“人员你们怎么抓都行，电脑、手机、银行卡等物证，一定做好清单，留给我！尤其是台湾犯罪嫌疑人，把他们的证件都留好！每个工位的卡座对应一个人头，每个人头的物证清单都要搞清楚。对付这些台湾犯罪嫌疑人，只能用证据才能让他们低头！”
在吉隆坡，林欢带领王婷和王艳等珠海民警，对五个窝点收集来的电脑、电话、话术本、受害人名单等进行清点、登记。因涉及台湾犯罪嫌疑人，所有证据必须准确无误。仅仅用了三天时间，王婷等人就将所有证据清点完毕，并在第一时间运回国内。
117名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在移民局，准备遣返中国。
一下抓了52名台湾骗子，梁瑞国兴奋不已，同时也有着深深的担忧。他清楚，这是第一次将台湾诈骗团伙成员押解回国，难度一定非常大。
马来西亚与台湾除了地理位置上的地缘关系，还有文化上的长期交融。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代又一代的马来西亚华人学生陆续到台湾留学深造。这些留台生毕业后大部分选择返回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社会文化群体，成立了各校的校友会与留台生总会，显示出一种高度的凝聚力和强烈的群体意识，同时，也不免烙上亲近台湾疏远中国大陆的时代印记。
马来西亚华裔学生之所以留学台湾，还有一个原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跃升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物质和文化方面都大大超越了马来西亚，甚至成了中华文化圈的典范。马来西亚华裔在当地长期受到排挤，只好将希望寄托在留学台湾上。
一代又一代留台生返回马来西亚后，大量进入文教出版、政府机关和经济领域，改变了整整一代马来西亚华人的生存现状。在今天，这些留台华人是马来西亚社会的中流砥柱。
在这种背景下，马来西亚虽然跟台湾没有正式建交，但台湾在马来西亚有个文化代表处，也安排有驻马来西亚的警务联络官。
中国警方对台湾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的重拳出击，必然会遭到对方的反扑。
收网行动第二天，也就是3月26日，中国驻马来西亚警务联络官就接到台湾警务联络官的电话，大意是：听说大陆警方派人来马来西亚了，台方想邀请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带上大陆警方人员一起吃个饭，沟通一下感情。
这是毫不掩饰的鸿门宴，去还是不去？黄惠康大使一锤定音：“去！”
黄惠康大使带领警务联络官杜楠，以及公安部刑侦局楼先迪处长、广东省公安厅大案处陈俊华处长等人欣然应约，与台湾同胞笑语吟吟地坐在了一个饭桌前。台湾方面来的，除了警务联络官，还有台湾法务部门的代表。
饭桌上明里暗里的较劲儿自不必提，其实，说到底只有一个意思：把台湾犯罪嫌疑人交给台湾法务部门处理。
放人？想什么呢？
黄惠康、楼先迪、陈俊华步调一致，绝不松口。黄惠康不软不硬地说：“这个诈骗案是团伙作案，受害人全部为大陆民众，交给台方，从法理上说不通吧？”
楼先迪据理力争：“为便于案件侦办、追缴赃款、依法惩处，切实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我们必须把全部犯罪嫌疑人带走。”
陈俊华斩钉截铁：“毫无商量余地，全部押回广东！”
一看大陆警方志在必得的架势，台湾方面以退为进：“我们来都来了，能不能探视一下？回去也好跟家属有个交代。”
这种要求如果还要拒绝，就有些不近人情了。黄惠康大使答应下来：“在中国警务联络官和马来西亚警方的监督下，可以允许探视。”
这边一退让，台湾那边就有了操作的余地。至今我们都搞不清楚台湾方面是如何运作的。4月15日，在中国警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马来西亚警方将在柔佛抓获的20名台湾犯罪嫌疑人悄悄遣返台湾。
看守所里突然丢了20个嫌疑人，赶到看守所调取证据的王珂夫、任雪峰、王婷一边向指挥部报告，一边驾车直奔机场。可是，他们被马来西亚警察挡在了外边，眼睁睁地看着20名台湾犯罪嫌疑人登上了飞机。
随后，媒体又爆出因饰演婉君爆红的台湾女星俞小凡被骗800万元。媒体在报道这些电信网络诈骗案之后，总是很委婉地补上一句：希望警方和电信部门能够更加负责，让电信网络诈骗这种事情不再发生。
舆论滔天，警方压力山大，但也要负重前行。
梁瑞国手头同时经办着多起涉及人物众多的电信网络诈骗案，实在没人手了，怎么办呢？只有先借将，再派兵。
梁瑞国立即打电话给公安部刑侦局调研员高飞：“老兄，肯尼亚有个现成的功劳，人家都帮我们抓了，部里通知我派人去肯尼亚接回来。我这边正指挥着几个案子的收网行动，实在脱不开身。你想不想去？我可以派朱嘉伟陪着你去。别整天在北京蹲办公室了，也下山去摘几个桃子。”
作为公安部刑侦局资深反诈警察，高飞深知梁瑞国的难处，立即表态：“送到嘴边的肥肉，不吃白不吃，我马上找领导请战。”
梁瑞国叮嘱：“你可别说是我的主意。”
高飞回答得高风亮节：“不管是哪里的案子，都是中国警察的职责。”
高飞主动请战，领导批准得非常痛快。朱嘉伟带上广东警方的精干力量，与高飞一起奔赴肯尼亚。
据中国公安部门的统计，2015年从境外打入大陆的改号诈骗电话，约有100亿次。有200余亿元人民币从被害人的账户流向诈骗团伙账户，其中约有100亿元辗转流入台湾。“钱进台湾”之后，我们追回来多少呢？公开报道的数字是127万元。
不但钱追不回来，大陆警方抓到了台湾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想对他们进行司法审判，更是难上加难。台湾经常以所谓的“司法管辖权”为由，闹着要抗议要上纲上线。电信网络诈骗本来只是个犯罪问题，却动不动就被别有用心者上升到两岸关系的政治高度。
2010年12月27日，菲律宾警方抓获14名台湾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此案受害人涉及中国大陆多个省市，且诈骗金额高达14亿元人民币，应中国方面的强烈要求，2011年2月2日，菲律宾移民局将14名犯罪嫌疑人遣送中国。
这起事件引发台湾地区有关机构和人士的强烈不满，台湾方面要求大陆保障14名台湾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益，希望大陆司法机关在完成调查程序后，将犯罪嫌疑人遣返台湾，由台湾法院进行审理。
更过分的是，这14名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居然找到台湾法务部门和海基会，大摇大摆地组团到北京探视。
出于维护两岸关系的考虑，中国政府公开允诺，在完成调查程序后将14名犯罪嫌疑人遣返。没想到，2011年7月6日，14名犯罪嫌疑人回到台湾后，全部被从轻发落。这个从轻发落有多轻呢？轻到台湾法律界人士都看不过眼了：干脆直接放回家。
当然，台湾也曾经有一个诈骗团伙被“重判”的案例。2010年5月，台北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犯罪团伙在五个月内诈骗新台币4000多万元（约为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一名被害人就被骗上千万元。法庭怎么判的呢？团伙成员最重的刑期不过十年。
读者可以比较一下，同样的案情和涉案金额，按照大陆的法律可判处无期徒刑，在台湾要么判缓刑、要么判罚金、要么判刑两三年;在大陆应该判处三五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到了台湾甚至不予起诉，直接放人回家。
即便如此宽松的法律环境，台湾诈骗团伙也认为把窝点设在东南亚不够安全，随时有被连窝端的风险。2013年之后，台湾诈骗团伙开始将诈骗窝点转到非洲、中东、南美洲等国家。
2014年3月，埃及警方破獲了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抓获96名犯罪嫌疑人，其中台湾40人、大陆56人。埃及的处理办法颇具特色，不予遣送，直接判决。当地法院判处一名台湾主犯有期徒刑五年，其余犯罪嫌疑人平均获刑两年。光判刑还不够，同时还要判处高额罚金。
埃及这边连打带罚出手重，加上当地网络信号不太好，台湾诈骗团伙看情况不妙，连忙就近转移到了肯尼亚。
2014年11月29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近郊一座民居突发大火，烧死了一名华人男性。肯尼亚警方调查这起火灾案件时，在民居内发现大量电脑、交换机等电子产品，怀疑是一个高科技犯罪团伙，抓获了相关人员71人，其中大陆48名、台湾23名。
肯尼亚警方随即向中方通报，经过初步调查，这是一个诈骗团伙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设立的窝点，向北京、江苏、湖南、四川等九个省市拨打网络电话，冒充公检法机关实施诈骗，被骗民众100余人，涉案金额600多万元。
台湾方面获悉此事之后，指示“台湾驻南非代表处”运用一切手段积极与肯尼亚交涉，涉案台湾犯罪嫌疑人也聘请律师向肯尼亚高等法院提出引渡请求。不久，“台湾驻南非代表处”指派代表陈先生飞抵肯尼亚。
虽然“驻南非代表处”并没有正式外交权力，但前来肯尼亚交涉的这位陈先生却是一副大使的派头。“陈大使”与肯尼亚警方洽谈，希望肯尼亚方面依据台湾与大陆之前在东南亚的“合作模式及案例”，由两岸各自遣返己方人员，切勿将台湾嫌疑人遣送大陆。
同样，中国驻肯尼亚大使和警务联络官与高飞和朱嘉伟一起，也在竭尽全力，一边进行外交斡旋，一边打法律战。中方提醒肯尼亚司法机构，台湾方面所谓的东南亚“合作模式及案例”，本质上是要把台湾犯罪嫌疑人从轻发落。这些嫌疑人中，有很多是多次被抓又多次被释放的“惯骗”！他们被放虎归山之后，还会为祸人间。
在很多非洲国家，难办的事都是用钱开路。高飞亲眼看到，“陈大使”拿着厚厚的装有美金的信封和肯尼亚方面接洽，至于这些钱给了谁，他就不知道了。
中方认为，必须在尊重肯尼亚法律的基础上，掌握足够的犯罪证据。只要证据在手，就不怕台湾方面从中作梗，更不怕所谓的舆论战。
朱嘉伟马上开始证据调取工作，从扣押的作案工具中恢复相关电子数据，获取鉴定结论，提取受害人的银行交易记录、犯罪团伙的诈骗话术培训材料、诈骗过程录音、受害人报案材料等。朱嘉伟还在海量信息中，发现了洗钱团伙的线索。而高飞则负责调取台湾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45岁的台湾犯罪嫌疑人林永靖供述，他从2011年开始在台湾参与电信网络诈骗，诈骗对象都是大陆民众。后来犯罪窝点被台湾警方查获，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刑满释放后，他重操旧业，多次前往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继续对大陆民众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因为诈骗经验丰富，林永靖被诈骗团伙高薪聘用，到肯尼亚建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窝点并当上了头目，诈骗对象依然是大陆老百姓。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林永靖先后招募了多名台湾和大陆犯罪团伙成员。
林永靖说：“对没有经验的人，我骗他们说是去旅游或者做语音客服，到了肯尼亚之后，他们才知道是做电信网络诈骗，但护照被收缴了，后悔也晚了，只能乖乖服从。”
37岁的台湾犯罪嫌疑人许溪湖也承认：“我们台湾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就算跑到国外设立窝点被抓到了，按照惯例都要遣返台湾，就是判刑，也不会判得太重，大多数人都会被无罪释放。”
这个许溪湖也是个电信网络诈骗老手。刚入行时在台湾被抓，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2014年7月，许溪湖被这个诈骗团伙的老板招至麾下，到肯尼亚设立窝点，按照每个月业绩的8%拿提成。许溪湖在肯尼亚干了三个多月，挣了20多万元人民币。
许溪湖供述，他所在的诈骗团伙一般一天可以诈骗成功一两单，从几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他参与的最大一单有90多万元人民币。他还承认，他重操旧业的主要原因，就是干电信网络诈骗挣钱快、处罚轻。
在2016年之前，被遣送回台湾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有数万之众，但真正被判刑的却寥寥无几。正因为罪与罚不成正比，诈骗犯罪分子有恃无恐，电信网络诈骗在台湾才成为一个热门职业。
当然，这些台湾犯罪嫌疑人也清楚，大陆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量刑比台湾重得多，一旦在大陆受审，这辈子就完了。许溪湖对高飞说：“我们本来以为这次也会被送回台湾，如果早知道会被遣返大陆，我肯定不敢做这种事了。”
高飞给犯罪嫌疑人现场普法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高飞和朱嘉伟向肯尼亚司法机关提交了足够的证据。但是，等证据提交之后，才知道肯尼亚没有电信网络诈骗罪这一说，更没有什么衡量标准。也就是说，肯尼亚司法机关没法儿对电信网络诈骗案进行审理。
不过，肯尼亚司法机关认为这些犯罪嫌疑人属于非法入境，未经许可使用无线电设备，违反了当地法律。2016年4月5日，肯尼亚法院经过审理，释放了包括23名台湾人在内的第一批37名犯罪嫌疑人，限制居住并要求于21日內离境。
经肯尼亚执法部门审查，决定将这些诈骗团伙成员遣返中国大陆。大陆警方与台湾“陈大使”的夺人战，也由此进入白热化状态。
肯尼亚方面完成了他们的法律程序，下一步就看我们的了，怎么办？公安部领导指示：“必须第一时间将这批犯罪嫌疑人押送回国。”
从国内申请包机已经来不及了，最后，公安部紧急协调了南方航空公司，才留出紧巴巴的20个座位。加上押解的民警，第一次只能押解10个犯罪嫌疑人回国。但不管怎么说，只要把人带回国，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
预定4月9日将第一批犯罪嫌疑人押解回国，不料，4月7日晚上，突发情况又来了。这个意外，是由于肯尼亚警方对嫌疑人搜身不严格引发的。
在讯问期间，有个叫林语山的台湾犯罪嫌疑人突然举手：“我要去卫生间。”
肯尼亚看守点头同意。站在一旁的高飞感觉这个林语山眼神飘移，也不太像内急的样子，是不是这小子有猫儿腻？于是悄悄尾随。林语山进了厕所后，卫生间里突然发出轻微的脆响，像是铁器碰到了瓷器。
原来，林语山进卫生间不是解手，而是从裤兜里掏出手机扔进马桶，接着就要按冲水开关。说时迟那时快，高飞一个箭步冲过去，左手推开林语山，右手直接插进蹲式马桶，掏出来一个脏兮兮的手机。
林语山一脸错愕，高飞却一脸灿烂。他顾不上再问林语山，找了块抹布紧擦慢擦，没擦干净就交到了朱嘉伟手里：“你是专家，看看还能不能恢复？”
朱嘉伟拿着臭烘烘的手机鼓捣了一通，破解了开机密码，试着用它拨打自己的手机，竟然还能拨通。两个经验丰富的反诈警察相视一笑：“查他的最新联系人！”
他们调取了林语山的通话记录，并将相关数据传到国内研判。很快，林欢告诉他们一个令人激动的消息：通过数据比对研判，内罗毕还隐藏着一个台湾诈骗团伙！
从肯尼亚押解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回国
公安部刑侦局领导立即拍板：“马上端掉！”
2016年4月8日，在中国警方提供的各项证据的支持下，肯尼亚警方再次端掉隐藏在内罗毕的一个诈骗窝点，抓获41名犯罪嫌疑人，其中台湾22名、大陆19名。
上次抓的一个没捞出来，这次又被抓了22个，这下“陈大使”真的急了。台湾法务部门及有关机构，甚至包括台湾媒体在内，早就为“拯救”这些台湾骗子闹成了一锅粥。“陈大使”的压力前所未有，哪怕“救”出来一两个人，也算不辱使命啊。
但高飞和朱嘉伟死死咬紧牙关：“一个都不能少！”
4月9日清晨，肯尼亚警方将此前落网并办理好手续的10名犯罪嫌疑人遣送中国大陆，其中台湾8人、大陆2人。
肯尼亚警方押解着10个戴着黑头套的犯罪嫌疑人到达内罗毕机场，“陈大使”几次要冲上来，都被挡在了一边——朱嘉伟他们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事先演练，对可能突发的意外都做了预案，“陈大使”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肯尼亚警方人员，更分不清戴着头套的嫌疑人中，哪个是台湾的。
最后，“陈大使”只能在机场航站楼内，隔着厚厚的玻璃，眼睁睁地看着10名犯罪嫌疑人被押上班机。高飞和朱嘉伟将嫌疑人送上飞机后，回望“陈大使”伫立的方向，很气人地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
4月13日，朱嘉伟带队押解第二批67名犯罪嫌疑人乘包机回国。而高飞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要留在肯尼亚，因为还有几个台湾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线索，已经顺藤摸瓜查到一串儿，公安部要求高飞留下来，务必全部端掉。
这里需要穿插一个后来发生的人事变动。2017年8月，公安部刑侦局调研员高飞到珠海市公安局挂职担任副局长。2019年3月，高飞被正式任命为珠海市公安局副局长。
肯尼亚这一单，创下了三个纪录：一是首次从非洲押解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回国;二是首次将台湾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押送回国;三是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表扬。
两岸交锋
肯尼亚和马来西亚两次行动，那么多台湾犯罪嫌疑人被押送大陆，台湾那边可就受不了啦。2016年4月20日，台湾方面排出陈文琪带领庞大的团队来到北京，负责跟陈文琪对接的是公安部刑侦局副巡视员陈士渠。
陈士渠是中国警察中的明星人物，2011年度“十大法治人物”，先后获得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五四奖章标兵、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称号，出席第九次全国公安英模立功集体表彰大会，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
作为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同时也是网络大V。自2010年12月开始，陈士渠先后在新浪、腾讯开通个人实名微博，利用这一网络工具创新打拐工作。同时，他频频在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亮相，主动回应群众期待，收集了大量案件线索。
很少有人知道，陈士渠在打拐的同时，还参与了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工作。
媒体对此的报道很缓和：双方互相通报了肯尼亚和马来西亚电信网络诈骗案的相关情况，并且在会上商讨了其他事宜。陈文琪表示，双方已经达成一些共识，大陆和台湾将共同侦办肯尼亚和马来西亚电信网络诈骗案。
奇怪的是，这次纷纷扰扰的两岸争论，却在这次会谈之后不了了之。
沉寂了一年多之后，2017年12月2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宣判，两起肯尼亚电信网络诈骗案中的共50名犯罪嫌疑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至一年九个月不等，其中22名为台湾人。
随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分别判处另外40名嫌疑人有期徒刑十二年至三年不等，并处罚金，对部分罪行严重的人员并处剥夺政治权利，其中5名为台湾人。
只是，这两条新闻再也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咱们回过头来，再从2016年4月20日说起。
陈文琪到访大陆后，公安部发布通报称：由于肯尼亚案受害人全部为大陆居民，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我司法部门对上述犯罪嫌疑人有司法管辖权。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海峽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签署以来，大陆公安机关与台湾警方持续打击跨国跨两岸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但由于两岸对犯罪嫌疑人分开处理，很多作案累累的台湾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未得到应有惩处，犯罪赃款也迟迟不能追缴，不少台湾犯罪嫌疑人刚被押解回台就被当即释放。这些情况使得以台湾犯罪嫌疑人为骨干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屡禁不绝，大陆民众对此表示极其不满，强烈要求严厉打击台湾诈骗犯罪分子，追回被骗的血汗钱。大陆司法部门将严格依法对台湾犯罪嫌疑人开展侦查调查工作，相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会依法得到保障。关于台湾犯罪嫌疑人家属探视问题，会按照有关规程办理。
在发布会上，安峰山列举了多起触目惊心的案例，如2015年12月，某经济开发区被台湾犯罪嫌疑人假冒公检法机关骗走棚户区改造款和农民工的工资，共计一亿多元。随后，安峰山话锋一转：“希望台湾方面在看待此事时，多从受害人角度想想。”
与此同时，大陆法学家也纷纷表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林维表示，大陆方面的处理是合法、合理的。从法律上讲，该案的被害人均为大陆居民，大陆方面必然拥有司法管辖权，有权将相关犯罪嫌疑人在大陆起诉、判刑。肯尼亚将涉案犯罪嫌疑人遣返大陆，完全符合司法程序、符合一个中国原则。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表示，我国《刑法》第六条规定，犯罪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这次肯尼亚遣返的台湾犯罪嫌疑人，从犯罪结果、犯罪人和共同犯罪关系这三个切入点讲，大陆司法机关都有管辖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助理柳华文表示，对于该案的犯罪嫌疑人来说，台湾方面并未立案侦查，因此不存在大陆方面违反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问题。将涉案的台湾犯罪嫌疑人遣返大陆，并不构成对人权的侵犯。
台湾方面不甘示弱，声称大陆方面强行将获肯尼亚法院宣判无罪的8名台湾人遣送至大陆，严重侵害当事人基本人权，要求大陆立即将该23名台湾人送返。同时，台湾媒体也在大肆渲染，被遣送的台湾犯罪嫌疑人家属更是在电视节目中一把鼻涕一把泪，博取公众的同情。
民意汹涌，政治家也不能不出来讲话，即将卸任的马英九不痛不痒地对此事表示关切，即将就任的蔡英文则对北京和内罗毕发出“最严厉的谴责和最强烈的抗议”，声称“这次事件将会加深台湾社会对大陆的负面观感”。
在台湾政坛，叫嚣“制裁”大陆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也只能沦为笑柄，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种所谓的制裁，别说大陆，连台湾民众都不会当真。
2016年4月30日，广东省公安厅组织珠海市公安机关派出近200名民警乘包机赶赴马来西亚，将97名犯罪嫌疑人押解回国。
为了确保这次遣送成功，中国驻马来西亚警务联络官杜楠带着任雪峰、王婷等人提前赶往机场协调，就如何办理出关入关手续、嫌疑人怎么送上飞机、登机时飞机周边有没有其他飞机和车辆等问题，一一进行核实，并对犯罪嫌疑人的整个押解过程进行准确的定点、定位，确保不出任何纰漏。
此次遣返行动规模大、人员众多，且涉及台湾犯罪嫌疑人，舆论高度关注。为确保及时、安全地将犯罪嫌疑人押解回国，广东省公安厅在公安部及民航总局的指导下，积极协调海关、边检等部门，精心设计押解方案。
大陆动了真格的，台湾方面终于老老实实坐在谈判桌前。2016年5月12日，陈文琪带领一个12人团队飞往珠海，与大陆公安机关就肯尼亚案、马来西亚案调查取证展开实质协商。大陆警方与其对接的依然是公安部刑侦局副巡视员陈士渠。
在这次会谈中，大陆警方向台湾代表团通报了涉马来西亚电信网络诈骗案的相关情况：97名犯罪嫌疑人现羁押于珠海市第一、第二看守所，其中大陆65名、台湾32名。已初步查清，这97人分属五个犯罪团伙，大陆警方已经查清其中四个团伙的主要犯罪事实、作案手段、组织架构、交易资金账户及相关电子证据，32名台湾犯罪嫌疑人对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另一团伙因20名犯罪嫌疑人被遣返台湾，调查工作遇到困难。
大陆警方指出，由于一批设立诈骗窝点的“金主”和骨干成员在逃，给公安机关开展查证、核实、追赃等工作带来一定困难。部分在逃“金主”、骨干成员销毁电子证据、转移赃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案的办理进度。本着有利于打击犯罪、有利于保护受害人利益、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原则，大陆公安机关提出协助办案的请求，希望和台湾相关机构交换证据材料。
同时，大陆警方表示，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大陆司法机关将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并在第一次讯问时即告知诉讼权利义务，包括委托辩护人的权利。台湾犯罪嫌疑人已签署权利义务告知书。
台湾方面则表示，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追查幕后“金主”和赃款去向，及时追回赃款并返还大陆受害人。
大陆方面同意按照有关规定，安排台湾犯罪嫌疑人家属前来大陆探视。双方适时对案件侦办情况进行阶段性总结，进一步深化在《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规范下共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合作机制，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猖獗势头。
会谈期间，双方在法律层面上你进我退;会谈之外，更是暗流涌动。在舆论层面上，受害人的哭诉博得了舆论的同情。多名深受电信网络诈骗之害的受害人，闻讯纷纷赶到珠海，向台湾代表团表达了严惩犯罪嫌疑人、协助追回被骗财产的强烈诉求。
72岁的郭女士来自北京，台湾诈骗团伙以“涉嫌非法集资犯罪”为名，假冒公检法人员，一步步诱骗她将200万元汇入指定的“安全账户”。郭女士泣不成声地哭诉：“我是一个癌症患者，这是我看病救命的钱，全被骗走了。现在我没钱治病，不知道还能活多长时间，天天以泪洗面。我希望台湾方面把这些骗子交给大陆，让他们受到法律惩罚，让我们这些受害人得到一点儿小小的安慰，也让他们不能再骗更多的人。”
58岁的广东阳江退休工人刘女士说：“我攒了几十年的20万元血汗钱，本来打算给儿子结婚用，被骗之后倾家荡产，儿子也打了光棍儿……”
38岁的湖南长沙人罗女士说：“我每个月工资才2000多块钱，一下子被骗走12万元。现在我还不敢告诉老人，怕他们受不了，只能自己承受痛苦。每个人活着都不容易，我希望台湾方面真正理解我们这些受害人的痛苦，配合大陆方面共同把事情处理好，给我们一个公道，返还我们的损失……”
与此同时，一些在大陆的台湾人士也高度关注两岸合作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珠海市台商协会会长施清枝说：“现在台湾被外界称为‘诈骗天堂，被认为靠诈骗发展经济，我认为是相当羞耻的事;对于那些诈骗分子的家长来说，如果调查属实，他们也会感到羞耻。电信网络诈骗不仅危害大陆民众，对台湾也产生危害。电信网络诈骗在台湾存在相当久了，我的一个朋友就被骗过。只要是犯罪，在哪里犯罪就应该在哪里接受处罚，才能杜绝电信网络诈骗行为，才能使老百姓的财产安全得到保护。”
珠海市台商协会常务副会长简廷在说：“那些受骗的大陆群众一生积蓄或者养老钱都没了，的确是非常凄惨，对于这样的事情，一定要杜绝。不管是电信网络诈骗还是其他犯罪行为，既然两岸都是法治社会，对不法分子都不会容忍。相信经过两岸一起努力，能防止这些不法行为不再发生，这是我们的一种期待。”
经过三天的磋商，会谈结束后，台湾代表团团长陈文琪、公安部刑侦局副巡视员陈士渠，联合接受了媒体采访。
陈士渠进一步介绍了两案相关情况。他说：“肯尼亚电信网络诈骗案由于全部犯罪嫌疑人移交大陆侦办，犯罪团伙构成情况和犯罪事实得以迅速查清，进展十分顺利，已对两个团伙77名犯罪嫌疑人提请批捕。两个团伙涉嫌诈骗2300万余元人民币，这些钱都已流入台湾，因此下一步工作重点是要求台湾执法机关协助追缴赃款。”
陈士渠着重强调：“马来西亚电信网络诈骗案中，由于20名犯罪嫌疑人被遣返台湾，致使部分调查取证工作困难重重。应当坚持被害人所在地管辖和整案处理的原则，实现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目标，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展蔓延的势头。”
针对是否会将20名台湾犯罪嫌疑人移交大陆处理的提问，陈文琪表示：“這20名台湾犯罪嫌疑人正由相关部门积极侦办。在这次协商中，台湾方面取得部分证据，对案件侦办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也会加强力度，把这个诈骗案件查透彻，有效起诉犯罪嫌疑人。”
押解台籍犯罪嫌疑人回中国大陆审判，开启了由大陆而不是台湾审判台籍诈骗分子的先河。
此后，公安部先后派员赴亚洲、非洲、欧洲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展开执法合作，捣毁电信网络诈骗窝点7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600多名，其中包括288名台籍诈骗分子。
媒体报道，2016年，中国与西班牙警方逮捕了269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涉及839起诈骗案，总金额达1600万欧元，其中218名犯罪嫌疑人为台湾籍。2017年12月，其中214名嫌疑人被押解到中国。与此同时，韩国警方在济州岛破获了60人诈骗团伙，其中54人为台湾人。2018年1月14日，在中国警方的情报支持下，菲律宾警方逮捕了158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其中40人为台湾籍。1月18日，在中国警方的配合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兰三国警方联手行动，共拘捕97名台籍诈骗分子……
数以万计的台湾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在全球各地相继被逮捕，等候最终的遣返。
（未完待续。部分民警及涉案人员为化名 ）
分类：特别推荐 作者：丁一鹤 期刊：《啄木鸟》2020年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