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作品〗“动批”八姐闯天下

引子

北京西城区有条西外大街，也就是那条从西直门到白石桥满打满算三公里长的马路。这条路，看起来普普通通，却是个创造传奇的地方。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刚调到军委装甲兵创作室，就接受了一项写作任务——帮助时任装甲兵政治委员的开国中将莫文骅整理他的回忆录《回忆解放北平前后》。这时我才知道，1949年的1月31日，莫文骅将军率领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121师在西直门接替了傅作义部队的防务，留下了那张在西直门城楼下，两军换岗的历史性照片。

这也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北平方式”的重要标志。

莫文骅将军说，三十多年了，北京变化太大了，我们还是要到西直门外那块地方去看一看，看看都变成什么样了。

我们跟着老首长的车子，开上了二环路，来到了1980年通车的西直门立交桥（老桥）——这里是西直门城楼的原址。本想停下来看看，后面的汽车滴滴叫，只能从立交桥向西，来到了西外大街的路边停下。老人看着立交桥上南来北往的车辆，很失望地说：“变得连影儿都没了……”

沿着西外大街白石桥转回来，过了北京展览馆路口向东，老将军说，那个时候我们121师的队伍就在这里整队待命，他示意司机停车。然而，马路边上的自由市场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日用杂品，摊贩成群，一片叫卖声……车都没法儿停，只能继续往前开。

老将军大发感慨：“才三十年啊，都成为历史啦！”

那个时候，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再过二十多年，这个路边跳蚤市场，变成了蜚声中外的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动批”商圈。

有一段时间，笔者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每天骑自行车路过这个市场，见证了它从路边市场，变成了相对集中的、一个一个铁棚子组成的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再到后来，西外大街马路拓宽，动物园商圈高楼林立，生意火爆。

2008年，我曾经接待过一位在日本做服装生意的朋友。在北京展览馆的餐厅吃过饭之后，我陪她到“动批”服装市场去看了一眼。走进四达大厦，我顿时惊呆了——这里的服装交易，真叫热闹非凡。人挤人，人挨人，叫卖声，砍价声，此起彼伏。那位朋友慨叹说，在号称服装大国的日本，我没有看到哪儿的服装生意有这么兴隆……

历史的车轮走到2015年的时候，这里爆出了惊人的消息——北京要“疏解非首都功能”，动物园商圈要全部“疏解”。一时间，各种传言沸沸扬扬……接下来就是各种力量的博弈，各色人等粉墨登场。

两年之后的金秋十月，“动批”商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十二栋大楼里的所有服装批发市场关门闭户。曾经在这里打拼的三万多商户迁到天津、河北等地，重整旗鼓，再创辉煌。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动批”三十年兴衰，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北京发展史的一个章节。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盛极而衰，形成了历史画卷中的一幅多彩画面。

因此，当有朋友问我能不能写写“动批”风云三十年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冲动——作为一个在北京生活多年的作家，记录历史，记录改革开放中的北京，于我，应该是有一种责任感的。如果写得好，可以成为将来人们研究这个地方历史的一个辅助材料。

于是，我开始了艰难的采访。

创造“动批”传奇的人们，对待“动批”疏解是有着不同的认识和想法看法的，甚至有些想法是非常尖锐的。要把这一切看清楚想明白，并且表达出来，的确并非易事。对于一个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人，真正认识市场经济，了解市场经济，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在此期间，我接触到了不同层面的人物，无论是整天叫卖的一般摊贩，还是市场的大老板，或者是市场的管理人员，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的官员，以及北京市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和我談起了“动批”创造的很多传奇，尤其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传奇人物。

——在“动批”路边有个卖老玉米的老太（刚出现在“动批”时也就是五十来岁）先是骑一辆三轮车，把在家里蒸好的老玉米拿到这里来卖。后来在路边整了个摊位，立起一个招牌，歪歪扭扭写了三个大字“老玉米”。从五毛一块到两块到三块，十多年下来，她在北京买了两套房子，成了名副其实的千万富翁。

——有一位白手起家的主儿，经营着巨大的市场，开着顶级的豪车。可他至今不认识几个字。别人问他，你都当了老总了，当董事长了，总得学学写字吧，合同上要签名怎么办？他说，我还是画圈。有人说了，要是别人模仿你的圈怎么办？他笑一笑，说，谁也骗不了我，我画的圈我认识。这个人后来成了亿万富翁。

——有一位在外省工作的公务员，当了什么局长还是处长，有一次到北京来开会，得空儿到动物园市场转了一圈，本来是想给老婆买件衣服的，到那里去一看，好家伙，这个地方可真是风水宝地呀，居然这么火！他就动了心思，花了几天的时间，一个市场一个市场考察，最后看出门道来了，回去就辞职下海，到这里来创业，后来居然成了这个商圈的一个大老板……

动物园批发市场最火的时候，一个摊位千金难求——一个只有四平方米左右的卖衣服的摊位，年租金在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最后炒到了将近一百万。曾经有一对儿从湖北到这里经商的夫妇，两个人过不下去了，非要离婚分手不可，于是在摊位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这个摊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需要分割。一方提出来作价是五十万，保留兑摊儿。另一方说既然是共同财产就只能给二十五万。闹到法院，法官根本不相信“租赁权坐价五十万”，一个四平方米的摊位哪值那么多钱？法官为了给出公正判决，到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去做调查，这才知道五十万的价格还是低的。法官只能连连摇头……

当然，也有人在“动批”市场赚了钱，“有钱就学坏”，吸毒蹦迪赌博，很快就变成了赌棍、“大烟鬼”……毁了自己，也毁了家人……

这样的一批人，在“动批”进行着辛勤耕耘，创造了“动批”的传奇，也成为了传奇的“动批”人物。

一、商场就是战场

采访中，我遇到了一位不管男女老少都称她为“八姐”的“动批”商户。经过数次采访，我们成了熟人。

八姐是一个十分干练的中年女性，落落大方，言辞犀利。快言快语的谈吐之中，偶尔流露出几句有着“大碴子味儿“的东北话。

她说，她家在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家里有十二个孩子。八姐小时候，父亲因公负伤，腿不好，不能正经上班儿了。母亲不识字，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几十年尽生孩子了，男男女女生了十二个。

在那个年代，这一大家子，吃饭就是个大问题。在八姐的记忆中，家里一年到头就是土豆炖酸菜，“那都不一定能顿顿吃上饭。”

吃不上饭怎么办？兄弟姐妹几个就跑父亲的厂子里找厂长借钱，一回借个三十、下一回借五十，借她爸的工资。那时候劳保可没几块钱，一直借到她父亲去世，她记得，欠厂里两千多块钱。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其实是穷人的孩子要靠自己土里刨食，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打工的机会，总不能待在家里饿死吧。

于是，八姐十几岁就知道要挣钱才能养活自己，二十岁就跟着别人一起做衣服卖衣服，在批发市场帮人做加工，靠着微薄的加工费，补贴家用，跟着母亲和兄弟姐妹一起撑着这个家。

说起那段日子，八姐颇有感慨。为了生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拼命地干活儿。天天蹬着缝纫机，说不清一天干多少个钟点，整夜整夜地给人家做加工。

在缝纫机的嗡嗡声中，她结了婚。生孩子时还在蹬缝纫机，她记得很清楚，孩子快出生的时候，肚子疼了，还在踩着机器。从缝纫机的座位上走下来，不到二十分钟，孩子就出生了……

“我家孩子是1992年正月十五生的。孩子刚满月，我就又开始给人家加工衣服。那时候年轻，一心想着挣钱养活孩子。”

在这个过程中，八姐慢慢懂得了“商场”就是战场。这里面心术不正的人太多，为了赚钱，有的人坑蒙拐骗，什么都干。

说起这些，八姐依然充满了愤怒：“孩子没有满月，我就又给人家做服装加工，累死累活地干，半年后给他们去交活儿，他们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扣你的钱，到年底了，再找他，还是不给钱。”

八姐火了，叫上他哥，拿了根棍子，骑上自行车就去了服装商的店里，八姐冲在前头，拎着棍子，吼道：“给钱！”

对方一看这架势，还想解释。八姐用棍子在柜台上一敲：“今天你要是再不给钱，我先把你扒光！”

经过一番刀枪炮的交涉，这个服装商的老母亲出来协调，总算是把久拖不决的账结了。

之后，她还碰上过一个不给钱的主儿，干了半年的活儿，找他去结账，扣得更狠，要扣掉一万二，那可是1993年的一万二啊。这回，八姐要跟他拼命，拎着菜刀，直接到他店里……

说起这些，八姐怒不可遏，这不就是旧社会那些地主资本家吗？干活儿不给钱，他们就不想想，都什么时候了，改革开放了还敢这么干？你们他妈还是人吗？

后来，八姐又转到哈尔滨去发展，还是给人家做服装加工。也碰上过那种做完活儿不给钱的家伙。

八姐来北京闯荡时拍的第一张照片

“不给钱，我上去就揍，那时候我可虎了，跟那人打到派出所，警察说我们打架斗殴，罚了我八百，罚八百也行，反正我拿回来好几千。”

然后在家干了两年洗衣店，也挣不到什么钱。

听着新世纪的钟声，八姐坐火车进了北京，2000年，她成了一名北漂。

到了北京，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身上也没钱，看到一家宾馆在招服务员，就进去试试。人家看她挺利索的，就让她上班当服务员。当时她很兴奋，还是北京地方大，好掙钱啊！

在宾馆干了一个星期，她就发现，这里的老板和东北的老板差不多，也要想方设法克扣服务员那一点儿可怜的工资。天下乌鸦一般黑呀！去他的！她一甩手，不干了！

就这样，她炒了老板的鱿鱼。

辞掉了这份工作，八姐在北京的大街上漂，转到人民大学的门口，见那里有个服装市场，就进去转转——有几家服装店，玻璃门上贴着告示招服务员。她觉得卖衣服是老本行，推门进了一家。老板听说她在东北卖过衣服，答应她在这里试用三个月。

那个时候服装生意很好做，这个服装市场每天出货量也相当可观。通常是上午进了一批货，到晚上的时候就能够卖得差不多了。八姐说，这里的生意，比东北好干多了。

也正是在此期间，八姐知道，动物园有个服装批发市场。

“有一天我问老板，这货是从哪里上的？老板只说了三个字，动物园。我刚来北京不知道有个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心里琢磨动物园不是看大老虎的吗？后来一问才知道离人民大学贼近。”八姐说。

她抽空儿到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去转了一圈儿，不去不知道，去了吓一跳。同一个款式的衣服，在动物园批发，二十或者三十元一件，一转身，到人民大学门口的市场来卖，就变成了五十、六十元，这多大的利润！

与其给人站柜台，不如自己当老板！

很快，她辞掉了工作，花七百块钱租了一个档口，正经做起了服装买卖的生意，开始了她的原始积累。

“2001年的时候，我天天能赚二三百块钱。过完年，我老公就过来了。我老公脑子活，他看我天天倒腾衣服，买来卖去，就说，要是咱自己做，这利润不就更大了？”

他们一起到木樨园的服装辅料市场，准备买些东西回来加工服装。转了一圈，才发现，这里的东西，无论是衣料还是辅料，都比较贵。她丈夫说，同样的料子，辽宁西柳的批发价要比这里便宜三分之一，俩人商量，干脆回那边去进原材料，在北京直接加工，然后批发出去。

那时候，五道口也有个服装批发市场。他们在那附近租了地方，开始了前店后厂的劳作。

那段时间，人们的服装样式正在进行着一次大的转型，他们从西柳进料，在北京加工，一条裤子，成本价不过七块钱，却能卖到百八十元。批发价也就是三十元，最高不会超过三十五元。

从这个时候起，八姐就跟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奋斗在“动批”

八姐对服装设计还是有些天分的。虽然她没有上过什么服装学院，但从小就喜欢琢磨衣服怎么做好看，什么样的人穿什么衣服顺眼。她从动物园拿三个衣服款式，稍微改动改动，能够做出七种款式。有人夸她，问她从哪里学来的？她说：“小时候就想学服装设计，我妈说孩子多，拿不出上服装学校的钱。那时，我妈买一件衣裳，回家去我就能照样子改出来三件。”

就这样，他们的服装，开始出现在许多市场上，官园批发市场火，就往官园送货，万通市场火，就往万通市场送货。

那时候火到什么程度？五道口市场有两个工作人员，看到八姐家每天批发的量很大，就说，俺俩到西单整个档，卖你家衣服，你多少钱能给我们？八姐说，给你十五块钱，你卖多少钱我不管。这两个人辞职以后，有那么几个月，每天都要八姐给他们送三四十件衣服……

如果不是2003年那场“非典”，他们可能就这么干下去了。然而“非典”突袭，八姐可不是那种要钱不要命的主儿，她虽然没有跑回东北去，但也躲在家里，不敢出来了。

等到“非典”一结束，他们就把五道口档卖了，转战西单。那阵子西单的服装生意非常红火，八姐的一个摊位，一天能卖五六千件，一年下来，挣了十万块钱。这是她从事服装生意以来，手头现钞最多的一年。

服装生意，随着各种各样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八姐审时度势，开始转战动物園服装批发市场。

如果说，从2000年开始，八姐就和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有了种种交集，那么，从2004年9月开始，她就成为了真正的“动批”人。

这一年，她花了九万元在老天乐租了半年的档口。租了档口，就要上货，这时候手里钱又“紧”了，赶紧找朋友借了两万元整货……

他们在木樨园弄了个小厂，整了几十台车机，自己订料自己做。版型啊、款式啊，都照着年轻人喜欢的样式做，高中低档都有。货走得不错，他们的打拼，开始见到成效。

有了积蓄，他们就在乐天和白马市场租了摊位，两口子更加忙碌起来。八姐既备货又进货，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累得够呛，但干得也有劲。

说起那时的日子，八姐记忆犹新。“那个时候到广东去打货，经常是连轴转。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到广州后，也是饥一顿饱一顿。住的条件很艰苦，一般是五六个打货的租一套房子住。先去寻找适合你的厂家，然后看样、订货、拿货，都要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把你想要的货要到手。盯着厂家发货了，你要赶快往火车站跑，回北京的火车一天就那么三趟……”

一年以后，他们上了一个层次，签了品牌代理。卖代理的货，同时，也仿着所代理的品牌来做。夫妻俩，经常是一个到南方去打货，另一个就在北京批发卖货。

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火起来以后，竞争也日趋白热化。当时她代理的一个品牌，厂家在广东的东莞，一来二去，她做成了这个品牌在北京最大的代理商。一般情况下，每次进货，她要多少人家就给多少。这里毕竟是北京“动批”市场，它的辐射面多广啊！

忽然有一天，她打电话要货，厂家说最近供应不上，她要一百件，人家只能给她五十件，再到后来要一百件只能给二十件。她隐约感到不对头，于是，坐上飞机就到了东莞。去了那里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一个亲戚介绍去的另外一个服装批发商抢了她的货源。来打货的人长得很漂亮，老板有点儿重色轻友，打货总是先满足她。

八姐的气不打一处来，找到老板，铁青着脸说：“老板，那货你马上给我发一百件！”老板一看来者不善，赶忙解释说：“现在活儿有点儿多，我去催一催，我去催一催，今天就给你打货……”

有一段时间，八姐在市场里卖兔子毛女装，突然销量开始下降，而且是直线下降，这是怎么回事？在市场里转了一圈，她发现斜对门有一家也在批发和她家相仿的服装，而那家的导购扯着嗓子在那儿吆喝。

原来如此！八姐转身回去，和自己店里的导购说，拿个凳子，你也站这上面去吆喝。也有朋友给她出了个挺可笑的主意——把买来的一个大坦克模型摆在她的店门口，坦克的炮筒子正对着那家店，开炮轰他们！

结果坦克也没有把对方镇住，八姐只好转而开始卖纱，没想到的是，没有几天那一家也跟上来卖纱。这回八姐真生气了，站在店门口，扯开嗓门儿朝着对面骂：“你有本事自己干啊，干吗老跟着我屁股后面跑！真他妈没出息！”

八姐的叫骂声，招来了很多人围观。这才好呢，八姐的声音越来越大……

第二天，店里来了两个彪形大汉，问谁是八姐？

八姐说：“我就是。”

“你骂人了？”

“我骂谁了？有捡银子捡钱的，还没有见过捡骂的！”

来人说，咱们别在这里说，影响你的生意，找个地方说说去。

八姐意识到，来人就是所谓“混道儿”的那些人，就说：“可以呀，到哪儿去？”

他们到了商场外面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八姐一看，哦，不是一个人，而是三四个，他们站了个半圆，把八姐围起来。开口就问，这事儿怎么办？

八姐才不吃这一套呢，说：“你们说怎么办？要干架是怎么滴？”

那几个人不说话，上下打量八姐。

八姐又说：“干架呀，那就干呗，你们说怎么干吧？你们出几个人？”

对方根本没想到这个女子这么厉害。

八姐又说：“三天以后，时间你们来定，地点也你们定。”

来人说：“为什么要三天以后呢？”

八姐说：“我们家是齐齐哈尔的，从那里赶过来要两天。”

对方说：“好，那你就听信儿。”

那些人走了。她拿起手机，就给家里的大哥打电话：“哥，你叫几个人来吧。”大哥听她说完情况，回答很干脆：“不用那么多人，我们去三个人就够了！不就是跟他们干一架嘛。”

没等到第三天，竞争对手坐不住了，主动来找八姐：“咱们说说不行吗？”

“你不是找混道儿的人来和我说吗？我正准备和他们干呢。”

对方大概知道了八姐的脾气，连说：“不用不用，就咱们自己说说不就得了吗？大姐你看怎么办吧？”

八姐也不是那种得理不让人的人，既然人家服软了，也就说说算了，和气生财嘛……

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在《北京欢迎你》的歌声中，四面八方的来客齐聚北京。整个“动批”也火爆起来，八姐的生意也跟着火。“那年底，结完账，卡上的纯收入在二百万以上。”

其实，八姐还有一个梦，这么多年以来，她一直是在租别人的档口进行经营，如果有了自己的档口，就不用每年交四五十万的租金了。这个时候，动物园“天和白马”大厦建成准备开业，正在招商，听说可以“买断档口”，也就是用投资的形式取得档口。这对于八姐这样一批有些资金的商户来说，是个难得的好机会。于是，八姐交了相当可观的一笔订金，同时按照市场的要求，备足了一个季度的货物……档口梦眼看就要实现。

天有不测风云。天和白马商城张罗着要开张的时候，有关管理部门验收发现，消防等设施存在安全隐患，致使商城无法按时开业。

八姐准备的价值二百多万的货，就这样压在了那里，一直压了五年，全都成了废品，直到疏解完成，八姐的这个事也没有处理完……

三、“疏解”风波

采访中，我经常听到有人说“疏解公告”。

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说，在动物园商圈，政府从没有贴过什么“疏解公告”。他们所说的，其实就是2015年9月在“动批”的主要市场内张贴的一封《致动物园商圈商户朋友们的一封信》。

八姐带我去见了一位合作伙伴，在这个商户那里，我看到了这封信——揣在她上衣兜里，已经磨得边儿上起了毛。

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致动物园商圈商户朋友的一封信

尊敬的各位商户：

你们好！“动批”服装市场从起步、繁荣到现在，历经将近三十年，目前已形成由十九个专业服装批发市场、一万多家商户组成的服装批发市场集散地。对大家为西城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提出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工作要求。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动批”市场明确列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重点区域。

北京市政府提出要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动批”市场20万平方米的疏解工作，并于2016年完成全部疏解任务。2015年的疏解任务是：四达大厦内各市场、众合市场、天和白马、万容商城、聚龙市场。2016年的疏解任务是：世纪天乐和东鼎商城市场。各市场疏解在即，我们在此提示大家：

一、请广大商户朋友积极响应政府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号召，顺应大的形势，认清市场发展规律，服装批发的未来市场一定是在北京以外，早走早踏实，早走早受益，不要错过在对接市场中抢占高地的时机。

二、为给广大商户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西城区政府已联系北京周边多家有实力、有潜力的市场，与天津市西青、廊坊永清、保定白沟、石家庄长安区等地多次接洽，与天津卓尔电商城、白沟和道国际、石家庄乐成国际商贸城等大型市场签署合作协议，积极推介“动批”这一品牌，为商户们争取更好的经营场所、更优厚的入驻政策，推动“动批”市场集中有序疏解。近期，我们还将进一步加大推进对接力度，在已实现疏解的时尚天丽市场设推介馆，为商户们签约入驻周边市场搭建平台。

三、此次“动批”产业疏解不是拆迁，只涉及提前解约适度补偿，责任主体是产权方和市场方，产权方、市场方、商户都要按照合同约定依法履行债权债务。

四、疏解时间表已经明确，请广大商户在订货、仓储投入上采取谨慎态度，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五、请广大商户在疏解中要讲政治、讲大局、保稳定、保安全，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绝不能以违法行为表达合法的诉求，防止个别人以各种名义串连煽动商户。

商户朋友们，北展指挥部将会竭尽全力为大家做好平台的搭建以及咨询服务等工作，希望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

北京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

2015年9月23日

对于这封信，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对这封公开信张贴的时间、信中的措辞是不是特别妥当，人们都可以评头论足，但作为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应该立此存照。

此时，“疏解”这个说法，在动物园商圈市场已不是什么新鲜词儿，但是，这封公开信张贴出来之后，所引起的波澜还是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一年多来，一直在说疏解疏解，一直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但传言终归是传言，用一句流行的话说是“只有路线图，没有时间表”。

现在，这只靴子终于落地了。

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问，这个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是个什么单位？为什么是他们给商户写这样一封信？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给北京带来了严重的“大城市病”。北京市委市政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探索超大城市的治理举措，做了不少的工作，仅西城区就先后成立了五个城市建设指挥部——天桥地区建设指挥部、北京德胜门外地区指挥部、什刹海阜景街建設指挥部……

2013年12月，西城区委区政府决定在“西外综合整治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一个专门的派出机构——北京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解决动物园周边批发市场的多种难题。任命副区长孙硕为这个指挥部的指挥长。从此，动物园商圈有了“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这样一块牌子。

当时，西直门外的不少市民感到奇怪，有人来询问：“北京展览馆地区建设指挥部？这里要建设什么？建设包括什么内容？需要盖楼房，还是需要修马路……”

当然，也有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在私下里传递着一个信息，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要搬，要动，要走……

现在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把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等此类市场疏解出中央核心区。但在当时的气氛下，无论在批发市场，还是在北京市民那里，人们对“疏解”这个词，还相当陌生。如果公开喊出动物园批发市场要关门闭市，就不知道要搞出什么轩然大波。

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孙硕后来说：“这个指挥部的主要任务是‘动批疏解，却不叫‘动批疏解指挥部，而是用了一个相对含糊的词儿，为什么呢？那个时候，社会的共识尚未形成。当时要说疏解关闭‘动批的话，无论网上还是社会上，争议会很大。如果站在市民的角度来说，你们西城把这些不来钱的（税收）给疏解走了，我们老百姓上哪儿去买便宜衣服啊，北京不都是买一件衣服花个千儿八百的那种富人呀……”

指挥部成立以后，搞清了“动批”的底数，试图通过“调整、转移、撤并、升级”改变这里的业态，对于疏解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然而，当2015年开始疏解工作以后，他们还是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

《致动物园商圈商户朋友的一封信》贴出时，八姐还在郑州，她是这样回忆这件事的：

当时我在郑州租了个档口，想把手里压的货甩出去。那边刚开业半个多月，生意也不大好。这时候，好几个人给我打电话，说北京贴公告了，要疏解了。八姐，你得赶快回来，咱们得去找政府维权！没有你不行！商户们建了一个群，有四百多人吧，他们把我拉进去，要我当群主。要我出头！我着急忙慌地从郑州回来了。

回到北京，动物园商圈各种消息满天飞，人们议论纷纷，疏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好像谁都知道一些，又谁也说不清楚。咱老百姓只知道这里要关门闭户，不让在这里干了，那我的损失怎么办？

我对同伴们说，那封信是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贴出来的，咱们到指挥部去问，看他们怎么回复。公开信上说，这件事是政府主导，那么政府就应该给个说法，应该有补偿的规定。

头天晚上到家，第二天我在群里一招呼，呼呼啦啦一百多人就到指挥部去了。

这就是坊间盛传的几百名商户“围攻”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

那天，上百号人来到了北展指挥部的临时办公地点，指挥部产业处的刘林请他们进会议室。走在前面的四五十人进了会议室，后面的人却进不去了——会议室满了，只能站在走廊和前面的大厅里，还有的干脆就站在楼前的空地上。

会议室里一片嚷嚷声，气氛颇有一些紧张。刘林说，这么多人有些乱，能不能选几个代表说一说你们的想法。

“我的嗓门儿大，我先来说！”八姐当仁不让。

由于奔波，八姐显得有些疲惫，眼圈发黑，她拿出那张公开信，问道：“这公告是你们政府贴的吧？”

“是我们代表政府贴的。”

“我们和市场签了合同，合同没有到期，按照这个公告，那个合同就作废了，合同作废，你们准备怎么赔偿？”

指挥部的王中峰说：“我们现在正在协调产权方和市场方。”

“那就是说肯定有赔偿，是政府赔偿，还是产权方来赔偿，还是市场老板赔偿？”

“如果按照法律，你和谁解除合同谁就应该对你进行补偿。”

听到这里，八姐火冒三丈：“我们市场的老板说，是政府要疏解的，谁要疏解就应该由谁来赔偿。那我们找你没错吧！总得让我们吃饭过日子吧？”

另外一个商户代表插话了：“我们是不是人民？你们是不是人民政府？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政府就得解决我们的问题！”

刘林说：“正因为我们是人民政府，我们才会认真地听取各位的意见。大家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我们统一协调解决。”

我问八姐：“网上说有三百人包围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组织这么多人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儿，你当时有什么考虑吗？”

八姐倒是很坦诚，她说：“当时也没有多想，那封信的落款是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我们就到那里去找他们问问，我们的损失谁来赔？也没有什么刻意组织，我在群里说了一嗓子，我回来了，明天咱们上指挥部去问问，群里都响应说，我们都去！我说，那就明天早上九点白马门口集合，人到齐了就走。

“第二天上午八点，我就到白马市场门口等着，到九点的时候，也就来了七八十人，我说再等会儿，可能又来了一些人，到指挥部去时大概有一百八九十人吧，没有三百多人……

“我记得进指挥部那个会议室的有八九十人，走廊里有几十人，出来的时候，到外头一看，指挥部正门口也站了一堆的人。”

八姐强调说：“我们这不属于围攻政府，当时也不懂什么叫维权，就是去政府部门问一问。”

八姐还说了去维权的一些前因后果——

那次我之所以牵头，是因为我遇到了特别大的困难。“天和白马”是个新开的市场，它的产权方是矿冶研究总院。这里本来是一座科研楼，他们改造成为市场，原定2012年9月18日开业。由于消防要求不达标，没能按时开业……

之前准备开业的时候，白马市场为招商找到我们，承诺了一些非常优厚的条件，让我们给他们招揽商户。还要我们带头装修，带头上货，每个商户都要备足一个季度的货——这可是有标准的，货、款、型得摆够，价值要达标。我想着好不容易能有自己的摊位，就备下了价值二百多万元的服装。

这可好，商场开不了业，市场承诺的条件根本没有履行，备的货只好压在那里等。

后来，市场方做了一些改进，又做了很多工作，終于让开业了。但承诺我的条件也没有履行。比如说，让我协助市场招商的条件之一是，把三楼电梯口的摊位租给我。然而真的要分摊位了，市场的人又对我说，这些商户都是你帮助招来的，你如果不和他们一起抓阄，他们肯定不干。现在你和他们一起去抓阄，如果你抓不到好位置，到时候我们给你调整。结果，好的摊位都被别人抓走了，市场根本无法兑现他们的承诺。我当然不干了，就和他们吵，要他们兑现承诺。吵来吵去，也没有个结果。

那天，我对指挥部的王中峰和刘林说：“我来指挥部不是跟谁来闹的，只是我的问题我不知道应该跟谁去说，这是我压的二百多万的货……”

那天我是带着压在手里的衣服去的。我把手里的包打开，把里面的衣服拿出来，用手指一捅，就是一个窟窿，再一捅，又是一个窟窿。

我说，这些衣服是白马商城第一次要开业时，按照市场老板的要求，备下的一批货。后来没有如期开业，错过了销售期，这批货压在我手里都已经五年了。服装这东西，別说压五年，过了季就没人买了……

刘林把那件衣服拿过来看看，还用手指捅了捅，说的确是已经糟了。

我说，这损失谁来赔？你们政府贴的那封信，你们就要说清楚，合同没到期，你要疏解，肯定要赔偿，是你政府方赔偿，还是产权方来赔偿，还是市场赔偿，还是你们政府指派某个人赔偿？

刘林他们很耐心地对我说，你当初和市场方是不是有约定？这种约定具有不具有法律效力？从道理上讲，这是你和市场之间的合约关系，我们会支持你依法依规讨回一个公道。

这时候不少商户在嚷嚷，说你那个事情是个例，先问问他们，我们给市场交了二十年的租金，只用了三年，那十七年的租金怎么办？市场关门，我们的损失怎么办？请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说法。

王中峰和刘林明确说，疏解是政府主导的，但是政府没有一笔专门的疏解费，你们的合同是和市场签的，只能用解除合同的办法来解决。我们已经和市场进行了多次联系，督促他们尽快和你们解除合同……

我觉得这些解释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就又问，你们给句痛快话，到底是谁负主要责任？我们就去找谁！

刘林还是一板一眼地说，这里有两个合同关系，一个是你们和市场，另一个是市场和产权单位。他们也是有合同约定的。他们也要解除合同。

我当时火气很大，问他，你就说到底谁对我们的损失负责吧？我们找谁才能解决问题？

王中峰说：“开会定的是产权方负主责。我们负责协调督促，我们是属地责任。那封信是我们贴的，信上也说了，要用市场经济的办法依法依规解决问题。我们会全力协调各方，解决商户提出的问题。说白了，督促各方，依法办事，保护各位商户的权益！”

对于他们说的这些话，我将信将疑。我想既然他们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说的，总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吧？

四、特别的星期二

说起维权经历来，八姐可谓滔滔不绝——

说实在的，我长这么大，就做生意嘛，没接触过政府工作人员。前些年，社会上对他们的印象不好，反正他们是当官的嘛，官官相护，谁不知道？他们说产权单位负主责，谁知道是不是在推脱责任？

临走时，刘林问：“你眼睛怎么是红的？”

我说：“我三个晚上没睡觉了。”

他说：“你疯了，三个晚上不睡觉，你要熬死了，你要钱还有什么用？”

他们说产权方要负主要责任，也就是说产权方要出主要的钱呗。我就是这么理解的。于是我们当时就租了一辆大客车，拉着几十个人直接开到了产权方的大厦门前，要找他们的领导。

到了那里，我们要求进去找领导，人家保安根本不让进。我们就在门口喊口号：“我们要生存，我们要吃饭！”

还有人去买横幅，要在单位门前挂。

那个单位出来两个人，把我们叫到传达室，问了情况，说他们向领导汇报，叫我们等消息。我们从上午一直等到晚上八点，他才出来告诉我们，说领导现在在外地，我们把你们的要求都留下来，向领导汇报以后，会给你们一个答复的，你们赶快回去吧。

我们也没经历过这样的事，当天晚上就回去了。其实我们也还在怀疑，刘林他们说的对不对？是不是应该这个产权单位负责？

这期间我们多次到指挥部去找他们，他们的确也很忙，说是反复在和市场老板，还有那个产权方在协调，叫我们不要着急。你说我们能不着急吗？这关系到我们的切身利益啊。

他们还把我们和另外的两方一起叫到指挥部去，搞四方会谈。这个四方会谈实际上就是通报情况，看进展到哪里了。

第一次还都来了，当着各方的面，就自己承担的责任，向大家通报，这个时候我才看清，的确是要产权方负责。为了促成这件事儿，当时就定下来，每个周二的下午，在这里通报情况。

事后，刘林说他就怕吃面条，因为他们食堂每周二中午吃面条，只要一吃面条，下午就要接待我们这些商户。我们呢，恰恰是就盼着周二来，好问问有什么进展。

也就是那段时间，我觉得王中峰也好，刘林也好，他们还真是挺把这件事情当成自己的事儿办，有时候还跟有关方面吵架，甚至拍桌子。他们为了什么呀？他们这不是在为我们办事吗？其实你说，我们要得回钱要不回钱，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对他们的看法开始有所转变。

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产权方是一个国有企业，不归北京市管，刘林他们和人家说，人家也不说不行，但就是不办。指挥部能有什么办法，他们又管不了人家。

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产业处副处长刘林（饮水机右侧白衣男子）正在给商户

做工作

为核实这事儿，我专门采访了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产业处副处长刘林，他对我这样说——

那段时间，我真是害怕星期二，如何答复这些商户是个难题，我告诉他们，协调没有进展，商户肯定不高兴，问为什么没有进展，你这一个礼拜干什么了？有些商户很激动，说我是纳税人，我交了税了，养着你们这些公务员，你不作为，你干什么吃的？

这时候我还不能把皮球踢给产权方，我都快愁死了。事后想一想，产权方是央企，婆婆也多，拿出疏解方案来，拿出资金来，不知得过多少个关口，还得有上级领导下命令……但这些我又不能去跟商户说，那段时间实在是太难了。

经过多次四方会谈，事情终于往前迈了一大步，产权方答应，尽快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市场占用的楼房进行资产评估。有了这个评估报告，才能够确认如何对商户进行补偿。商户代表要求给个时间表，产权方答复说第二天就和评估公司接触。我们又督促产权方和北京市排名前十的一家评估机构签订了协议，评估公司答应三十个工作日内给结果……

八姐是这样回忆那段时光的——

那个时候是最难熬的，什么都干不下去，天天在那里数日子，一个礼拜过去了，十天过去了，我们在北京得吃，得租房，还得养孩子……三十个工作日之后，产权方告诉我们，评估报告出来了，我们问评估多少钱？他说只有报告，没有结果！这一句话，就给我气疯了！只有评估报告，沒有评估结果，你这不是蒙傻子呢吗？

第二天，我们几十个商户就赶到产权单位的门口。他们也真够损的，派了一群职工在广场上跳绳比赛。这不是存心气我们吗？我们气不打一处来，有几个人就和他们吵起来，我一瞅要出事，就上前拉架去了，他们那些职工就骂我。我脾气暴，就跟他们吵。我是去拉架的，结果对方一个年轻人就踹我一脚，把我给踹倒了，我就躺在地上了。一块儿去的人就打110，不一会儿警车就来了，来了就说上医院，要不就上派出所。我说他们打了我，你得找他们呀，医院、派出所我都不去。我们一块儿去的人说你喝点儿水吧，给我把玻璃杯拿来喝水，我就把杯子一摔，说今天不活了！就死在他们这里……

后来我还是进了派出所，就是那天晚上，刘林打了一宿的电话。这也是我事后才知道的。

我被带到派出所以后，跟我一块儿去的一个商户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刘林。刘林详细问了情况，对他说，我们也再想想办法，你那边有什么情况随时和我沟通。原来那一晚上，我在派出所，刘林打了整整一个晚上的电话。

这都是那天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我才知道的。这叫我挺感动的。我进不进派出所，其实跟他没什么关系。电视台的记者问他：“八姐进了派出所，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刘林说：“当然有关系了，她是我们的商户。”

电视台的记者很奇怪，说你们原来是对头啊，她每个星期都要到你们那里去维权，维权还维成朋友了？

你听听刘林怎么说——

“他们打电话给我，说八姐进了派出所，这可怎么办？产权方不是在西城。其实就是在西城我也无能为力，也没有把八姐捞出来的能力。但她毕竟是我所负责疏解的市场的商户，她维权的情况我是知道的，闹到这个地步，有她本人的原因，但是也有别的原因。我有责任把有关的情况和相应的单位说清楚。那一晚上我除了打电话，就是在等电话。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上班。”

这真的叫我挺感动，他和我不沾亲不带故，还经常被我怼。要不我咋说，以前我对政府工作人员有看法，维权两年多，在和刘林接触的过程中，那种看法开始发生改变……现在我就觉得政府部门和党员很靠谱，他一下把我的观念转变了。他们身上是正能量的，不是负能量。

还有一次，我也给他打了一个晚上的电话，那是在我们这个商城闭市的时候。

那时，绝大多数商户都已经和市场签约，补偿的资金也到位了。但是，我跟白马市场老总的纠纷还没有解决。我对老总说，当初市场开业让我招商，让我帮忙，我都干了。你承诺的事，得给我一个交代吧。我赔了那么多钱，总得有个说法吧。他一直不给我答复。当时我就想，问题不解决，关门闭市之前我要住到商城里去，你们就把我锁在里面算了。

半个月的时间里，刘林苦口婆心劝我，是政府要闭市，人家90%以上的商户都已经签约了，你可千万别住进去。想想两年多的接触，他确实一直替我们想，一直替商户想，告诉我们注意合理合法解决问题，别过激啥的。从来没有忽悠过我们。

于是我就答应了他，不住到那里去了。

直到市场的封条一贴上，他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地。

这时，我还有一个事情想不通，这两年多我啥也没干，风里来雨里去搞维权，大冬天的领了七八十个商户在产权单位门口披被子，他们的钱都要回来了，我的事情反而还没有解决，虽然是我和商城老总之间的事儿，但我心里咽不下这口气。于是我就在那天晚上，住到产权单位的门外去了。

刘林知道了，就给我打电话，说八姐，这大冷的天儿，降温了，你到那里去干什么呀？那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快回来吧。

我说不行，我非得把我的事儿说清楚。

刘林说，你住到那里去，就能说清楚啦？就能讨回公道啦？大姐，你可是明白人啊。

刘林劝我半天，我还是坚持在那里。

其实，他放下我的电话，就在跟我们市场的有关人员联系，希望他们去把我接回来。他甚至说，这个时候八姐也就是需要个台阶下……

那天晚上他虽然没能把我劝回来，但他的那种心情、那种态度，我是感觉到了。

听完八姐的讲述，我觉得有必要再次采访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产业处的刘林副处长，听听他是怎样看待像八姐这样参加维权的商户的。

在回访到天津落户的“动批”商户的大巴车上，我和刘林聊起了八姐。

刘林说——

我觉得八姐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一个很爽直的人。我第一次听说有个八姐，我还以为是个江湖上的称呼，后来才知道她在家里行八。和她接触多了，我觉得她是一个能听懂别人说话的人。你给她讲明白了，她能听得进去，能够理解。她不是一个糊涂的人，更不是一个装傻的人，“动批”有的商户会装傻，心里很清楚是怎么回事，就在那装傻。为什么装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八姐是个明白人，她不装傻，她也不容那些装傻的人。

在四方会谈的时候，我们说的一些话，有的商户不理解，有的就是不相信。八姐通过她的方式告诉大家我们的意思。八姐说出来的话，肯定比我说的更能让商户们相信。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有八姐在，商户冲着我说那些无理的话时，八姐就会把他们顶回去，减小了我的工作压力。

有一次四方会谈，有几个人朝着我们指挥部的人喊——不给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就到市里去闹。八姐听不下去了，冲着那些人喊：人总得讲点儿良心吧，指挥部搭四方会谈，是干什么的？不就是为了要给你要回钱来吗？指挥部帮咱们没有？你们像农夫与蛇似的，他帮你，你回过头还要咬他！

现在倒过头来想想，这些吵的闹的商户，朝着你敲打矿泉水瓶子的商户，他们也不是什么坏人，他们有的自私一点儿，有的挑剔一点儿，有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不管别人，有些要求也确实不合理。但他们不朝我们嚷嚷，又去朝谁嚷嚷呢？我们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代表的是政府，如果用一个家庭来比喻，政府就是家长，家里的兄弟姐妹们多，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也不一样，遇到事儿了，可不就到家长那里来吵吵闹闹呗，吵来吵去，还不是一家人。

所以“动批”关门那天，贴上了封条，大家都挺高兴的，同事们AA制聚餐，庆祝胜利完成疏解任务。我喝了一点儿啤酒就哭了，别人都以为我喝多了，我们的领导和同事也来劝。其实，我没喝多，不知道为什么就哭了。

这，就是我见到的一位参加疏解工作的干部的真实心态。

我提议说，你可以把疏解工作中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来，一定挺有意义的。

刘林说，要写，也轮不到我写，在我们指挥部，很多人的经历比我复杂得多。我们的几位领导都是榜样。为了干好这件事儿，我们原来的副总指挥，本来已经到了退休的时候了，坚持在那儿顶着干，老母亲、老岳母接连去世，又正是疏解较劲儿的时候，他真是舍小家为大家，既敢担当，又肯付出。

现在的副总指挥李云伟，聚龙疏解的时候，天天在那里泡着，累得一到办公室就想躺下。有天实在觉得难受，到医院一检查，马上让住院了，心血管做了三个支架……从医院出来，当天就到了现场。

动物园商圈疏解工作结束以后，八姐也和这里的许多商户一样，想选择一个适合的地方再奋斗下去。

她也曾跟着有关人员到过保定白沟，去过沧州明珠市场，也到过天津的新市场……试图重整旗鼓，重操旧业。但由于种种原因，她没有能够重新回到服装批发行业中，而是在北京找了另外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我问她，在“动批”这么多年，你在北京买房子没有？

八姐说：“为了培养俺家孩子，没买房。当初，二十万是一套房子的首付，俺家孩子上学交费也是二十万。是买房呢，还是拿钱给儿子念书，我也纠结过。后来想通了，花千八百万买个房，你儿子狗屁不是，买那么好的房子有什么用？我说得了，别买房了，给儿子交学费吧。”

八姐家孩子喜歡美术，没有北京户口没法儿在北京参加高考，就得找关系上能在北京高考的一所大学的附中。进这所附中要交二十万元。孩子挺努力的，考上了他理想大学的美术专业。

说到买房，她还透露了另外一个秘密：“其实，我老公也不想买，他是南方人，还想回南方老家呢，在北京买房，不就回不去了嘛。我有三次买房机会，都错过了。我在北京干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也没买下套房子，但我也不觉得亏，孩子培养出来了，光是他就花了得有二百多万。”

八姐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她觉得，在当今的时代只要你肯努力，不怕吃苦，生活总是会越来越好的。

选题策划/杨桂峰

分类：纪实作品 作者：董保存 期刊：《啄木鸟》2020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