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红色故事”征文选登〗沂蒙母亲

我很少收藏物件，但却珍藏着一双鞋垫。

在广州生活久了，很少穿袜子，更不要说用鞋垫。但是这双绣着“平安”二字的鞋垫，却是我的心爱之物，只要一换新球鞋，我就会垫上它，在大街上遛一圈，让它，为我每一次的“新步伐”剪彩，然后又郑重地把它收起来。

一

那是一个忘不了的时刻。

2016年6月26日晚，我跟随公安部“文艺小分队”走进山东省临沂市的“蒙山沂水大剧院”，小分队的第373场演出即将上演。

让我们沒有想到的是，“新时期的沂蒙红嫂”于爱梅和女儿高洁来到了现场，还送给我们小分队队员每人一双鞋垫。

当我从于大姐手中接过这双鞋垫时，一个又一个“沂蒙红嫂”在灯下一针一线绣鞋垫的身影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在战争年代，送军粮、军装、草鞋是我们‘沂蒙红嫂留下来的传统，传统不能忘。一听说小分队来我们临沂，我们就赶紧做了这些鞋垫，送给部长和每一位小分队队员……请你们一定收下……”于大姐说。

抚摸着鞋垫上绣着的“警民心连心”“平安”……我心头一热，眼睛瞬间起雾了……

我问大姐：“为了什么？”

“不为别的，只是一个心意……希望咱们的民警站得端、走得正，为咱百姓保平安……”

六十五岁的于爱梅看起来才五十岁左右的样子，她是著名的“沂蒙母亲”王换于的孙女。

“大姐，沂蒙精神是什么？”我问。

“就是牺牲和奉献……”她说。

于大姐的奶奶和沂蒙老区人民，曾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牺牲和奉献……说起往事，于大姐一脸淡然，岁月的云烟悄然掠过镜片后的双眼……

于大姐的奶奶王换于1938年3月入党，接着，于大姐的父母、叔叔1939年3月入党。1940年部队转移时，党组织把一本二十六万字的《山东联合大会会刊》交给王换于保管，这一份信任与托付，让她豁出命去捍卫，日本人、还乡团、国民党都曾找过她的麻烦……她咬紧牙关渡过了一关又一关。直到1978年，九十岁的王换于才把它拿出来交给县政府，这份珍贵的文献现存于山东省博物馆……

苦难的岁月，镌刻蒙山沂水的光荣……也将“沂蒙母亲”这样的荣光赋予王换于这样从岁月深处走出来、挺过来的华夏母亲和中国女人。

陈毅、粟裕、徐向前、罗荣桓、谷牧、罗炳辉、谭震林、许世友等将帅当年都曾住过她们家，她们还办过一个战时托儿所。一些将帅家的“红二代”共计四十余个孩子，那时候都在她们这儿上幼儿园。“沂蒙母亲”们用乳汁喂养了这些革命后代，四十余个孩子一个不少……反而是王换于家中的孩子，死了四个……新中国成立后，王换于被誉为“沂蒙母亲”，1989年因病逝世，享年一百零一岁。

当年陈毅元帅曾慨叹：“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人民。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

于大姐的女儿高洁，今年三十六岁，也跟随母亲来到了小分队演出的现场。于大姐从小听奶奶、妈妈讲述当年的故事，高洁也重复着母亲的童年，在光荣的传统教育中长大。高洁是党校老师，这些年随着母亲传播“沂蒙精神”的路其实很辛苦，但她说，因为有意义，所以不怕苦……

二

遇见于爱梅大姐是五年前的事，而在我的身边，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沂蒙红嫂”的后代，大隐于市，让人肃然起敬。

她就是我的聂阿姨。

聂阿姨，名叫聂桂荣，今年七十七岁。虽然叫她阿姨，但在情感上，于我而言她如同母亲一般。

我们相识了十几年，因为都是广东这片热土上的“新客家”，过年过节常聚在一起，就连我父亲离世前过的最后一个春节，还吃过聂阿姨夫妇包的饺子。

两年前，我从小分队回来，兴奋地给她讲“沂蒙红嫂”的故事，她才不经意地说出来，她的妈妈就是“沂蒙红嫂”。

她的母亲叫范庆芳，生于1912年，山东省莒南县范家水磨村人，后嫁到十八里外的大山前村，生前是大山前村妇委会主任。

范庆芳，算得上是那个年代沂蒙山区最美的红嫂之一。1938年，鲁中南根据地初创时期，年仅二十五岁的范庆芳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沂蒙母亲”王换于是同年入党的红嫂。1947年深秋的一个夜晚，范庆芳把最后一筐军鞋结结实实地绑在手推车上，这一百多双军鞋是她带领四个村的妇女，在煤油灯下没日没夜、一针一线赶制出来的……她目送着“支前”的小推车车队，扬起尘土，走出村口，想象着这些军鞋就要穿在子弟兵脚上的景象，心中一阵暖意荡漾……然而，极度的疲惫突然让她两脚一软，还没能走回村口，就突然倒在了老槐树下……她被抬回她的母亲也就是聂阿姨的姥姥家救治，不出两日便撒手而去，留下十岁的儿子、三岁的聂桂荣和八个月大的小女儿。

地下党的同志们和村里人都说范庆芳是累死的。

范庆芳烈士最小的弟弟范庆云（前排居中，后改名范鹏飞，退休前是安徽省濉溪县县委书记）与当年的游击队员合影

她所在的这个大山前村，是根据地出了名的“模范村”，她这个妇委会主任，管着周围四个村的大小事情。前方的子弟兵在流血，她这位后方战士更拼命——

一个个沂蒙山水和无数“沂蒙母亲”的乳汁养大的孩子，经过她这一双灵巧而粗壮的手，将一个个战士、一担担小米、一车车棉被、一筐筐军鞋……推去前线;一个个血肉模糊的伤员，被一个个担架抬回来……而这送军粮、抬担架的队列里，就有她厚重少言的丈夫聂文汉的身影。她忙得连合眼的时间都没有，半夜了，还要摸黑进山，把刚熬好的米汤送去后山的山洞里，一口一口地喂那些奄奄一息的伤员。

“最后的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的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上战场……”正是范庆芳这些识字不多，却心里敞亮的“沂蒙红嫂”博大胸怀的真实写照。

范庆芳的母亲生养了八个子女，一头一尾是儿子，中间六个都是女儿。范庆芳是长姐，在她的带领下，兄妹八个除了留下一个二妹照顾家，全都参加了革命，四个妹妹是她亲手送进革命队伍的。她是鲁中南根据地最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抗战时期，是地下党组织斗争最艰苦的时期，地下党开会，常常都在他们聂家的“锅屋”，也就是厨房里召开。每次开会，范庆芳都在灶台边张罗着，屋外，她的丈夫聂文汉背着一个大粪筐，躬着高大的身躯，在家的周围转来转去假装装粪，实际上是在放哨。

范庆芳的乳汁，还养大了数不清的地下党托付给她的孩子。她是那些党交给她的孩子的“总妈妈”。

有一个叫“小老虎”的男孩儿就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她把他安排给了村西头的郑家。解放后，“小老虎”的爸爸专门回村里来找恩人，村干部把他带到范庆芳的坟头，“小老虎”的爸爸扑通跪下，一言不发，泣不成声地在她的坟头添了一抔又一抔土。

人的记忆是奇怪的。聂阿姨说，母亲三十六岁走的时候，她才三岁。按理说母亲留给她的记忆其实为零，但她却神奇地记住了母亲出殡的那一幕：她十岁的哥哥走在最前头，她和妹妹被人抱在怀中。

母亲的灵柩，放在距离土地庙约一里远的场院里，停灵三日，几乎全村的人都来了。平时静静的村里，一时间冒出来很多人，里三层外三层，男的都戴着孝帽，女的头上都顶着白布。

范庆芳烈士的长子聂世基和妻子靳宝兰，两人退休前均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按照乡土习俗，有一个要给亡灵“送汤”的环节，应该就是“一日三餐”的意思吧！有一个明事理的人走在前面，左手提着小米汤罐，右手提着装纸钱的篮子，他后面依次跟着亡者的儿子女儿亲戚，再后面就是邻居好友等。给母亲送汤的有百余人。领头的人在土地庙供完汤烧完纸后就往回走了，后面跟去的人却还没起步……

母亲走后，全村有奶的婦女都争着来家里，抱着妹妹就开始喂奶。

那时只有三十多岁的父亲，从此没有再娶，一门心思把他们兄妹三人拉扯成人。三兄妹都很争气，在八百里沂蒙革命根据地上茁壮成长，他们都亲眼目睹过老区人民用手推车把中国革命推向长江以南，流淌着来自母亲温暖的骨血，从小就深深懂得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是绝处逢生的基石。后来，哥哥聂世基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聂桂荣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妹妹王桂荣（被姨妈领养后改姓王）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

范庆芳的大儿子聂世基，是我国著名的法学教育家，吉林大学法学院的创始人，在新中国法学教育历史上留下了光辉印记。后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多年，建校70周年时入选“70位公大杰出人物”。

大学毕业后，聂阿姨被分配去吉林，在银行部门工作。她把老父亲一直带在身边，直到父亲八十七岁在吉林安详去世。父亲生前话不多，但有一件事他很早就说清楚了：我迟早要回到沂蒙山，和你们的母亲在一起。

兄妹三人很少有聚在一起的机会。在父亲走后，他们终于团聚在了护送父亲骨灰回归沂蒙山的路上。

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母亲的坟茔闪亮在山野间，特别显眼，坟前的石阶锃亮，坟头的新绿如盖……村里的老人告诉他们：你们母亲的坟上总有新土，常常有一些不认识的人来村里，在她坟前烧纸，哭得很响……应该是她早年养大的那些孩子回来找她了……

后来大山前村变成了城市，父母合葬之后的坟茔，被双双移去了鲁东南烈士陵园。

离家之后，沂蒙故土成了回不去的远方。关于母亲的记忆只是一些不成形的碎片，这是聂阿姨一生的遗憾。她常常后悔没能在父亲有生之年，多问一些关于母亲的故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聂阿姨也七十七岁了。

聂阿姨退休后跟随女儿在广州生活了二十多年，关于沂蒙山以及“沂蒙母亲”的话题，如同她日渐稀疏的白发，如果不是我问，她从来不向别人提起。

聂阿姨的大女儿名叫：沂蒙。

十几年了，我从来没有追问过这里面的深意。

原来，聂阿姨是名副其实的“沂蒙母亲”，更是范庆芳这位伟大的“沂蒙母亲”的女儿。

这是永不更改的血脉，从来不需要想起，也永远不会忘记。

责任编辑/张璟瑜

分类：“我家的红色故事”征文选登 作者：袁瑰秋 期刊：《啄木鸟》2021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