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人们总在思考“我是谁”和“我從哪里来”后,自然而然就会想问第三个终极问题:“我将去哪里?”这就是“修道”最初的缘起和动力。百年匆匆的急迫感如同悬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激发出一股原生而又狂野的力量,驱使着奔向自己或是先贤设定的价值终点。由此岸及彼岸的这条路便是“道”。正如《说文解字》中提到,“所行,道也。”所行之道,不光是脚下的青砖黄土,当然还有这一言难尽的滚滚红尘。
道可道,非常道。
如若要修道,那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一个问题:“何为道?”老子《道德经》卷首“道可道,非常道”的六字名言,并不能堵住后世求道问路者的嘴。一时间各“道”尽出,并被门徒视为圭臬,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夕惕若厉以修其道。同时正己道,排他道,纷纷攘攘,硝烟弥漫。但回归问题本身,众家之“道”却仍是各有精彩。
作为“道”之首倡者,若是在当今的版权时代,道家对“道”绝对有“最终解释权”。无奈却在百家争鸣时代,但无论如何,道之为道,却是始终离不开道家的阐释。道家许是遵循门下“言不尽意”的传统,涉及“道”,他们的说法如同“列子御风”般,总是让人捉摸不定。只能从典章中的片段里,才可以窥见道家的宽阔胸怀。
《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家的“道”是存在于宇宙万物中,是宇宙万物最为原初的法则。由“道”产生混沌之冲气,再生阴阳二气,阴阳合转便生出众多以至于万物。由此可见,道家之“道”乃是一种朴素的一元论哲学思想。而后,在道家乃至道教的演进中,“道”被进一步阐释。《太上清净经》中就有提到:“老君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
与道家的“谈玄论道”不同,儒家的“道”却讲得很清楚,因为儒家的“道”通常是与“德”一起论述的。《中庸》中讲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如果说道家都是仰望星空的诗人,那么儒家就可以说是手执教鞭的夫子了。儒家将道从宇宙万物的维度上拉扯下来,告诉我们,道不过人们是由心性而成的行为模式,而且还需要后天教化来引导,如同人们的德行一般。
韩愈在《原道》一文中就对儒道进行过深刻的表述,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顺便表达了一下对道家之“道”的鄙夷,“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韩愈的“道”,便是仁义道德之“道”,是儒家经世致用哲学中重要的一环。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从孔子开始,儒学便是中国的显学,虽然当中也有坎坷,却是主导中国文化思想的第一大门派,说他们是学术界的少林武当,也是当之无愧。但即便是这样的儒家,也并非没有“仇家”。以墨子为首的墨家就对儒家之道展开了多方面的批判。
《淮南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糜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墨子贬斥儒者学说,尤其是儒者中礼制部分。这是因为,墨子与老子、孔子等贵族、士大夫不同,墨子出身贫寒,深知下层人民的疾苦。孔子作为贵族,认为乱世是“小人”犯上作乱,导致礼崩乐坏。墨子认为战乱是上层贵族残暴异常,而且使得平民生活困苦,所以墨之道更加重视实际和民生疾苦,对于儒家中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礼教部分也是深恶痛绝。
《墨子·公孟篇》中说道:“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症焉。”认为儒家“不信鬼神”、“厚葬久丧”、“天命论”等理念是扰乱社会的动因,所以墨家从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出发,以朴素的实用主义为出发点,提出了更为具体墨之道:明法度、兼爱、非攻、明鬼、非命、节葬短丧、尚贤和尚同。
这些观点都是从保护底层百姓利益出发。结合当时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对底层百姓的生存而言,道之道如同精神鸦片,儒之道,则脱离群众、不近人情。唯有墨之道成为黑暗中的一丝曙光,这束光芒,不仅照亮了生命的灯火。所带来的“除暴安良、以暴制暴”,也是后世武侠精神世界中那股热血中最原初的温热。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泛湖凭舟,登山以屐,道之不同,所以修习之法也是大相径庭。所寻之道迥异,所以有的人或将心灵寄托于自己创作的神灵;有的人游戏红尘、故作洒脱;有的人潇洒率真、不负岁月。即便是听闻同一种“道”,不同的人恐怕也会以不同的方式来修之。正所谓“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那么,面对前文中如此繁杂不一的“道”,各个门派的先贤又是如何修习的呢?
道家一脉,当真是率性洒脱。《道德经》:“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道家以“道”言之,事物阴阳两方面,互相流转,世间万物,都有“道”这一冥冥之中的绝对真理控制。所以,若修此道,相应地提出“无为”、“齐物”、“虚静”的修道方法。既然万事万物皆已完备,我们只需顺应大道,无为不争,以虚静坐忘的无我状态,平静地看待万物的差别,因为万物早已统一于“道”之中。正如庄周梦蝶般,到底是庄周梦中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中成了庄周,庄周、蝴蝶虽然有区别,但是这时却是在大道中交合变化。
说完道家修道的模式,那么儒家又是怎样的呢?
儒家历经两千多年的演进,修道之法随着时代不停地修正,所衍生出的派别更是不可计数。但这也正是儒道能流传至今的一大秘诀,早期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所以一本正经的儒家总是以一种启蒙者的姿态来教化民众,认为应该用内在道德、礼法来约束民众。所以,孔子认为修道便是“仁爱爱人”,曾子用“三省吾身”严于律己。孟子养“浩然正气”,以此感召君王。独尊儒术后,儒家提又出许多修道的模式,最著名的当属《礼记》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宋朝后理学兴盛,朱熹据此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用严格的礼教教化民众,追寻大同之道。王阳明格了三天竹子,也不能“格物致知”,所以认为修道不应格物,而应该格心,既所谓的致良知。那么该如何致良知呢?那便是有名的“知行合一”了。清朝初年,王夫子一反心学“心外无物”的空洞,认为儒者之道,应该“经世致用”,不能只是埋首故纸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
墨家在修道一途显出特有“江湖”气来。我们耳熟能详的墨子与公输班的论战,墨子以一己之力,在模拟战中击败公输班代表的强大楚国,保存了弱小的宋国。
墨子身上本身就有一股侠气,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王桐龄所说的:“墨学自墨子卒后,历代巨子承其教义,以抑强扶弱为宗旨,专与强者为仇,演成游侠一派。”墨家修道具体有以下的方法:兼爱、非攻、任侠、抒困。
兼爱,并不是博爱,而是讲究平等的同理性。非攻,认为战争是人类巨大的灾难。任侠则是要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正所谓“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墨家为了自己的道,虽不利己但若利人的话,也会去做,进而引申为舍己为人。同时,墨家认为“义,利也。”墨家并未从精神道德层面来论述如何修道,而是用一种应用性的结果论来阐释,“兼爱、非攻、任侠、抒困”,这些不是他们精神层面的追求,而是实际利益的考量,而且这种利并非是个人或者群体利益,而是一种良好的社会品德,是社会绝大多数人所渴求的“利”。从而形成一个完美的社会,就如《墨子》中所说:“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
博采众家,侠道不孤。
与上述“名门正派”相比,侠之道虽然出身“绿林草莽”,但仍不失为是刻印在中国人心中的一条“阳关大道”。侠之道,大可简化为两个字:“侠义”。武侠,顾名思义,以武行侠。正如陈平原教授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提到:“‘武是一种辅助手段,而‘侠是一种精神气质。”江湖之中的“道”便是侠义精神,这种侠义精神,不光是来自上层士大夫“天道有常”的笃信,也不仅仅是古时文人士子“兼济天下”的理想投射,也包含了底层百姓对“扶危济困”的渴望。侠之道,融合了中国传统各家道统的思想,形成了独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精神追求。正如《幽梦影》中所说:“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
侠之道,博彩众家之道,所以侠之修道必然也与上述代表性的修道模式脱不开干系。虽然,武侠世界中修“道”的方式各异,但在诸多细节中我们还是能窥视一二。
《易经》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男为阳,女为阴,所以武侠设定中男性宜修炼阳刚的武功,女性以阴柔武功为主。而且,当阴柔相济时,往往还有“二生三”的功效。例如《神雕侠侣》中的玉女剑法,和侠世界中峨眉男女双修的设定。再者,如道家的无我更是在武道一途中发扬光大,所谓的“无招胜有招”,便是源自道家的虚静论,感悟天地万物,自创武功,则是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一思想的注解。儒道在武道中也是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儒家的正本清源,使得武道一途,必须循序渐进,日积月累,不可贪多冒进,前者为正道德的名门正派,后者为邪魔外道的魔教贼子。同儒道一般,武道也被赋予了道德层面的优劣。当然,若说起关联,墨道堪称是武道的本家,无论是行侠仗义还是任侠率真,这些都是墨道的题中之意。或许正是这种包容性,才成就了武道的辉煌与不朽。
类:专题策划 期刊:《今古传奇·武侠版》2018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