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纺织厂的女儿

仿佛一觉醒来，海燕又出现在她成长、工作过的纺织厂对面，那沸腾如群山一般的工厂消失了。仿佛大自然集中所有的力量发了场洪水、刮了场龙卷风，像地震那年一样，把整个厂子在视线里和地图上一并抹去。宛如海燕刚刚还睡在宿舍楼下的地震棚，余波还在敲击着她的心。

和当年比起来，海燕已经发胖，眼泡有点浮肿，脸颊发硬且有雀斑，她面无表情却似心事重重，在一个阿姨的年纪活成了北京大妈的样子。她看到纺织厂一带的几番变迁，这个她不愿离开的地方，想工作一辈子的厂子，预估在自己死后还会万万年永不停工的车间，已先于她离开了。当年风华绝代的纺织女工们，除了她这样病退的，那些来自郊区农村的，一直盼着转正留厂的、转成城镇户口的同事，她们都哪儿去了？自己班里那几个小姐妹已经失联许久，她才想起，自己在车间里当过管着七个人的班长，领着全班评过优秀。

而现在，楼盘压住了厂子的根基。

她仿佛看到车间里的所有物件被席卷一空，只剩下黢黑的水泥梁架如一具骷髅;水泥的地面已成为崎岖不平的土地，堆满了弃物长满了野草;车间顶上的玻璃全部破碎，混着木料、砖头和阳光四处撒落。那车间的横梁上垂下一条粗绳，坠着个满脸浮肿的人，那人的面孔近了，是父亲。

这是她做过的梦。梦醒来时车间轰然倒塌，瞬间腾起的烟雾中有一个年轻纺织女工的身影，那是年轻时的自己。身影原地不动，就在那里站着。

她还记得童年时的自己，穿着白衬衫背带裙，踩着小红皮鞋，抹着红嘴唇红脸蛋，左右梳着两根麻花辫子。男女同学一起举着花束，到天安门广场欢迎周总理出访归来。车一过长安街，海燕和同学们都一起举起手中的花，车路过天安门广场前，海燕和同学们跳起来欢呼着。总理打开黑色红旗车的车窗，探出头来和孩子们招手。她和伙伴们的欢呼声飘荡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也飘荡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那是她童年时期最为激动的一天。

回到家后，她忍不住地骄傲。她问父亲：“爸，你见过毛主席吗？”

“没有。”

“见过周总理吗？”

“见过，没说过话。一起开大会，我离得远。总理很严肃，很少笑。”

父亲操着一口浓重的乐亭话，她想李大钊说话也就父亲这个味儿。乐亭话和唐山话很相近，却比唐山话更乡土、方言味更浓重一些。

她想起那天的情景兴奋得睡不着觉，那天北京的天空比往日要高了许多，男同学们也个个画着红脸蛋，离远了看像一群可爱的小银娃娃，而近了看，则像年画上的哪吒。

一

北京的东郊区改了名，叫朝阳区。那片广袤的荒村与田地永远朝向太阳，有顶着天然气包的公共汽车在麦田中奔驰，一路向东的地方有运河，孩子们在运河边游玩，一片河湖稻香。转眼之间，厂房搭积木般搭起来，宿舍楼树林一般长出来，配套的医院、学校、商店、游乐场蘑菇一般冒出来，来自上海、武汉、青岛、石家庄等纺织重镇的人在此结成夫妇，养育后代，如眾鸟投林在大树上做了窝。她便生长在纺织厂的宿舍楼群中。那里的路边种满了哨兵一样的杨树，守卫着厂房和宿舍区。人们相信孩子、工厂和那成排的杨树，不几年便都能排列成行。

厂区里的人在增长，各种机器、原料沿着铁路、公路运来。整个工厂便是一架纺织机器，它自己在运转，自己活了。

海燕童年时，有个洋气的名字叫菲菲，后来，革命如风暴般到了，她不要做资产阶级的“想入非非”，而要做高尔基笔下迎着风浪的海燕。

海燕的父母都是一九四九年前的老革命，都是严肃而老派的人，从读大学时便参与了地下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接参加了工作，他们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绑在一起。在似熔炉之火的年代，他们抛弃了原先的家庭，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把北京只有农田和荒村的郊区，建设成一片到处是烟囱与厂房的工业区，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一眼就能看到。他们像给新生儿喂奶一样，想让祖国的工业快快长大，快快站起来，奔跑到世界的前方。

于是，海燕的父母走出了市区的机关，到郊区来从事纺织行业。为了研究纺织，母亲去了青岛进修，后来回厂子里搞技术，再后来去了工会。而父亲则在朝阳区的各个工厂调来调去做党委书记，最后落实在纺织厂里。海燕只有一个比她小很多的弟弟，两位革命干部挣钱养两个孩子，在那时是少有的宽裕。小时候，同学们都穿布鞋，海燕有双小红皮鞋，也有好几个布娃娃、赛璐珞的洋娃娃、各种彩色积木，还有铁皮做的小火车、小型的玩具钢琴、小手风琴……她能无师自通地捣鼓出“一闪一闪亮晶晶”的音阶来。填表写家庭出身时，全校只有她和很少的几个人，会认真地填上“革干”——革命干部。

海燕的家就位于纺织厂马路对面的宿舍区里，在那个碉堡一样的礼堂旁边。礼堂作为电影院和食堂，如同一口座钟，坐落在纺织厂宿舍区里，兼任着从物质到精神的双重抚慰。每逢下班，纺织女工们从工厂的大门口过马路走向宿舍区，有人头发上还沾着棉花。海燕便是看着纺织厂门口上下班的女工，想着工厂里的炒饼、香肠、猪头肉和凉拌心里美萝卜的香味儿长大的。

一进厂子门，是个苏联样式的办公大楼，楼前楼后都有花园。尽管父母都在纺织厂里当干部，但她没怎么去厂里玩过，上中学后学会了骑车，她也没有去过纺织厂几次。不是怕看门的老大爷轰她，而是怕厂子大门内那个世界的神秘。她时常站在宿舍区门口，隔着马路看对面的纺织厂大门。每逢节庆日，大门上便会一边出现一个白地红色的大字，连起来是“春节”，或者“元旦”“国庆”“五一”。她以厂子门上的两个大字作为日历，那两个字是什么，她便要准备什么。

纺织厂里有条龙一样弯曲的铁路。她的家边上有座铁路桥，她总是到桥上去看神出鬼没的火车。火车晚上五点或七点才来一趟，附近纺织厂的宿舍楼里传来剁菜声，或飘来炖肉的香味儿。她想也许有一天，没准会去厂子里上班。想到此时，一辆不多见的汽车从东向西呼啸而过，那马路上的空气仿佛被车刷新了一遍，她再看那工厂的大门，变得更加清晰，那是她的未来。

海燕从小就过着校门、家门、厕所门三点一线的生活，规律得如任何时代的乖乖女一样。她上附属幼儿园，也要系着白围裙，像是缩小的纺织女工。接下来便是子弟的小学、初中。她的功课很好，便去考了较远处的高中。那些没考上高中的初中同学，直接进了厂里半工半读的四年制技校，在第三年实习期拿每月十八元的学徒工资，毕业能进厂里工作。很多功课好的女生都去念技校，以便接父辈的班。海燕身边最要好的几个女伴都去了技校，或护校、师专，给家里省了学费，在校住宿还为家里腾出地方，将来的工作也有了保障。如此一举三得，恨不得能马上结婚、早生孩子。

她像其他女生一样爱美。家里有保姆，她并不用干许多的活儿，后来社会气氛骤紧，似一下子扎紧的布袋，厂里开会批评她的父母，说雇保姆是剥削劳动人民，吓得厂里其他孩子多的人家也不敢雇保姆了。为了与学校的同学统一，她不再穿那双小红皮鞋，偶尔庆祝节日的时候，她才会穿出来。临近小学毕业，她赶上了史无前例的一段日子，学校停课了。过了两年，她才上了初中，像同学们一样穿黑色的布鞋。功课已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学军、学农活动。有一次，她用白色的粉笔试着在布鞋两边画上两条白道，当作可憐的装饰。全班不论男女，只有她的布鞋和别人不同。而淘气的男生一拥而上，看见了都上去踩，要把那“不一样”立刻踩掉。她哭了，去报告老师，而老师说，她是小资产阶级观念作祟，思想不健康。既然不健康，那么就不打算健康了。她神游了一遍又一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幻想着遇到穿军装的保尔，而自己是穿布拉吉的冬妮娅。

高中毕业时，她有着一米六五的身高，在女生中鹤立鸡群。她的腿并不长，但很粗壮，她想自己如果胖了，那一定是个圆柱体。她留着两根粗大的麻花辫子，薄薄的嘴唇，嘴角左下方有个并不明显的痦子。女同学之间说，有这样痦子的人就贪吃，她笑了笑，想想自己是爱吃好的，但什么都不贪。她和母亲一样，强势得像个男人。母亲留着齐耳短发，如果那发型再往后梳一下，并用发卡别上，那便近似于“红军头”，那是长征时女战士的发型。她想大学能考到哪里算哪里，毕业了便听从国家分配，分到哪儿是哪儿，哪怕是天边的工厂，那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可现在工厂不招人，大学不招生。海燕只好去郊区插队，但她犹豫了许久。

那阴霾般的日子里，父亲有一天去厂里开会学习，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她只记得小时候，父亲在主席台上穿着白衬衫、戴着大手表做报告时的英姿，以及告诉她和周总理一起开过会的事。父亲临走前留给她的，是一张有些浮肿的脸、灰黄的面色，挺直的腰杆，以及头戴鸭舌帽和身穿蓝大衣的背影。那天的工厂大门口仿佛翻滚着浓雾，父亲就消失在那喷涌而出的浓雾中。她一次次向厂子里的人询问，没有人告诉她;她去厂子里找，在厂子门口哭，没有人让她进去。

母亲在下放劳动时已经不大正常，重新回厂时已是年过半百、处于半退休的老奶奶状态，从精神到身体都受了刺激，没人敢去接近她。母亲一身蓝色干部服，银丝悄悄地爬上了短发，因为体弱而显得走路有点不稳，且大幅度地发胖，像自己小时候赛璐珞的不倒翁。如果父亲能回来，父母在一起，该有多好。

很快，母亲查出了癌症，不时要去医院化疗，便跟单位请了病假。弟弟一直在上学，还想着以后考大学试试。母亲在临回家休养之时，海燕的命运似乎已经被安排好了：进厂子接班。两年后，海燕插队回来，在家先休息了几天，才去厂里报到，那一周她不敢走近厂子，甚至不敢向厂子的方向看一眼。厂子像一口井，吞没了父亲，弄伤了母亲，现在又来吞没她。她没有父母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取得的大学学历，回厂不是当干部，而是做工人。甘心被纺织机吞没的原因，是母亲能因此欣慰，如果不是接班，她根本无法从插队的农村回来，说不定会与贫下中农“结合”，就像她身边的同学一样。

能回到厂里已是她脚下最像条路的路，哪怕是去当学徒。

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厂子再度辉煌，又扩招了一批工人，都是应届的初高中生和纺织学校的毕业生，高中生多是没考上大学或是厂内子弟来接班的。

厂子里三班倒永不停工，还有个词叫“四班三运转”，分为早、中、夜班和正常班四种。正常班上九个小时（多一个小时是午休），早、中、夜班不计午休，但早班上午六点半就上班、中班晚上十点半才下班、夜班白天补觉，都有不便之处。上下班都会打铃，特别是在临上班前一刻钟打一遍铃，这样人不论在厂子哪个地方，哪怕是在厂子门口，都能轻车熟路赶到自己的车间或办公室，绝不会迟到。海燕不论什么班都提早半个小时到，以便在换工作服时更加从容。换完后，她脸上戴着口罩，头戴工作帽，双手戴着套袖，身系白围裙，围裙上面有四五个兜子，胸口绣着厂名。

纺织车间的女工叫挡车工，每人负责若干台机器，要管下料、换纱、接线等，一个班上下来在纺织机之间能走上八公里。纺织机像巨大的蜘蛛，不断喷吐着线，车间里的她们一刻不停。不论是纺纱机还是织布机，都需要手工接线，线断了，机器就停，海燕就赶紧去用手打个扣儿接上，同时手里还攥着小刀，接完一把就把线头划掉了。车间里最不能偷懒，每项劳动能拆解成若干标准动作，都有比赛和记录，接十根线头只需要四十三秒。如果检查织布的质量，一人负责二十四台织布机，一上班就在机器之间穿梭，看车、验布。一天下来，能走上若干公里的路。机器仿佛是翕动的怪兽铁牙，如果女人被视为心灵手巧之人，那么在那个年代，在铁牙前接一辈子线头便是天经地义。

刚上班的时候，海燕一天走下来，就累得回家趴在床上，恨不得把自己的四肢都换一遍。上班比插队时种地割麦子还累，干农活儿可以休息，而当工人满打满算，上厕所都要飞奔，别人也有自己的机器要看，不能老帮你看着机器。到了夏天，厂房里有空调，但海燕热得一身是汗，汗水顺着脸滴滴答答落在地上，既难受，又难为情，上一会儿班就总想着换衣服洗澡。但很快她习惯了，更能走路，也更厌烦走路了。

厂子里给她分配了三个月的师傅，师傅也是女的，是厂里少有的白净漂亮的人，上了几岁年纪，但年轻时必是美人。师傅教她给线头打结，非常有耐心，但师傅不爱说话，在厂子里似乎有些边缘。

海燕工作永远拔尖儿，跟长辈说话永远小心翼翼，每一次考核评比都如临大敌。工作就是一项考核接着一项考核、一个评比接着一个评比，她的任务就是完成一项再等着下一项。她自己设想的合格，比实际评为优秀的标准还要高，她付出十成的能力与心血来对待每一次成品审核，得到好评才如释重负，她像在继续自己学生时代一次次的考试和评三好学生，也像在战争年月里突破敌人的一个个哨卡。相应的犒劳是去礼堂看场电影，或去食堂打个贵点的菜，那些作为奖品的笔记本是战利品，而一纸薄薄的奖状就是军功章。厂里人高看她，领导人接见她，但海燕是女工也是女人，比男人要流更多的血。

她改进的一个零件，为厂里节省了不少资金，被厂里评为先进，当月多发了一百元的奖金。厂里看她表现不错，很快就让她当了班长，管着七个小姐妹，并负责检查她们的工作。

她记得小时候厂里宣传过“铁姑娘”，此时厂里不再用这个词，但她还要和母亲一样，做个铁姑娘。

铁姑娘也是要被介绍对象的。

厂里凡是正式工的未婚女工，很快被所纺出的线划分出一群：大龄女青年。各种领导、车间主任、师傅、财务、总务、工程师、机械师……只要是个年长的人，都会张罗着为“大龄们”介绍对象，首选是兄弟厂里的男工。当初建厂时来自哪儿的人都有，厂区的人经过南北混血，远比周边乡村的人要精神许多，一眼就能看出来。多是由工会出面来组织舞会和联谊。

仿佛每个螺母都要配个螺栓，每个女工也要配个男工做丈夫。

海燕个子高，漂亮，脸盘开阔，大气干练，烫成大波浪状的长发集中了纺织女工的朴素与时髦。给海燕介绍对象的人到处都是，厂里的老人和干部都知道她的父母，给她介绍对象也得介绍个干部。

海燕不愿相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青年，一提相亲便成了未过门的小媳妇。但一个不见似乎也不大合适，她决定挑一个去见见。

见面在一个普通的冷饮店。她穿上用第一个月工资给自己买的紫红色皮鞋、米色的女士西装去见对象。裤线熨得坚挺笔直，左手戴了一块精工舍手表，是亲戚探亲回国时送她的，家里还放着一块西铁城。货真价实的干部子弟来了，她目测对象，“四舍五入”向前推進一下，身高将将一米七，比自己还单薄些，一脸南方人的气质。几句话谈过，便知道彼此父母入党的时间、级别都差不多。

文文弱弱的对象没什么不好，海燕开始与他试试相处。他们下班后偶尔去走走，在街上看人、看车，去电影院看电影。每次都是海燕没话找话，如此几个月，已到了夏天。街上的热浪如同单位的厂房，不一会儿烘得人汗流浃背，这一天他们正走在一大片空场上，四处没有阴凉也没有一丝风。海燕能走路但怕热，浅色的衣领被汗水浸透，见不远处有卖冰棍儿的老太太，正掀开冰棍儿车上的被子，凉气在车里翻腾。她便问身边这个男人：“你想吃冰棍儿吗？”

那男人说：“啊，不用，不用。”

“现在挺热了啊。”

“啊，我不热，我不怕热。”他也用手背擦了擦汗。

“我热，你买根冰棍儿给我。”海燕起了急，卖冰棍儿的老太太走远了，谁也不愿再走那段暴晒的回头路。此时海燕才想起来，几个月来不论干什么，大多是自己掏钱。他们继续走着，谈来谈去，无意间聊到家里的条件。

“我父母补发了一笔工资，能有两万元，都给我结婚用。”那男人说，他知道人不应该露富，但他掩饰不住自豪。

海燕想起自己的父亲前些年去了厂里就没再回来，母亲还时常要去医院。或许是刚才晒得有点中暑，她一阵阵地没精神。她又看了看眼前这个男人，男人感到刚才没买成冰棍儿有失体面，很快又拉她坐进一家冷饮店里喝橘子汁。

海燕说：“咱俩掰腕子吧。”

“好啊，那我让着你。“男人说。

海燕从小喜欢游泳和打乒乓球，放学就去参加田径队的训练。她厌恶自己每月有几天不能游泳，也不能运动，还不能吃小豆冰棍儿。若像男生一样，没有那几天该多好。老师总想让男生当班长，就让她当语文课代表。她细心地收发作业，每天把作业内容写在小黑板上。她力气很大，掰腕子一般男生掰不过她。除了班长，她觉得一米八的班长挺帅，赢了他不大合适，便让着他。

父亲消失后，她逃向农村，去郊区插队，住在农民家里，两三个女生住一间土房。刚去的那段日子，她整天不说话，只是喂猪、起猪圈、扬粪（施肥）、挑粪、挑秧苗儿、挖河泥……春天，她到河边挖出一锹锹的河泥，用独轮车推走沤肥;冬天，猪圈里的粪和泥混冻成坚硬的冻土层，她用镐敲碎冻土，用担子挑走、晒干，作为肥料撒入麦田。担子磨得她肩膀生疼，她的手上长了老茧，她想用身体的劳动与疼痛来麻痹自己，累了就不再梦见父亲，乏了就能睡着觉了。为此，她每天什么都不想，一心把自己变成农妇。

她有着使不完的力气，一个人能干两个女生的活儿，每天挣六个工分，这是女性的最高值，更高的只有当地人才行。她第一次弯腰割麦子，一镰刀就把鞋带如切豆腐般割断了。她害怕了很久。有人不小心一镰刀把腿划开，露出白惨惨的迎面骨，跑到大队里找赤脚医生。要是把肚子划开了，还不得割断肠子。郊区插队的地方，离家不过一百二十里，但她两三个月才回一次家。从家回厂后拿出家里带的一大罐酱豆腐和一大罐炖肉外加十个油饼，每个油饼二两粮票六分钱，油晃晃的一大张。这便是全屋人最幸福的时刻。海燕的幸福是收工时坐在拖拉机的麦垛上看风景，呼吸着田地中的麦香。

两年的插队生涯让她有了更健壮的身子，但每逢劳累之时，天空似乎有点恍惚。那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她不知道自己的作为是什么。力气是有的，她不是不使劲，只是觉得南辕北辙。就像她觉得《暴风骤雨》写得好，但不如《青春之歌》能感动她，后者写的就像她的父母。每当这时，她一边自责扎根农村不够坚定，一边又想到童年的纺织厂，那才是她成长的地方。而她坚持来到农村插队，是因为在厂里，要面对自己内心的阴霾和亲人的血。

那天在冷饮店，两个人刚一搭手海燕就知道，男人从小没干过活儿，连自己班里的女工们都比不上，而自己是班里的第一，即便不舒服，赢他也有富余。他根本不会把半边身子的力气用在胳膊上，再用于手腕子上，他的力气都撒在谈笑里了。

男人暗中使劲，他仿佛握住了一截铁棍，或要掰弯一个扳子。

海燕稍微用了用力，她心里有数，让男人掰了过来。

“啊，你力气好大啊，一定很能干活儿。”男人生硬地笑了笑，他调皮地抖了抖酸疼的手。海燕陪着他笑，她觉得这是一生中第一次陪别人笑，她从长辈到领导都不陪着笑，就像一只燕子，没必要陪着鹦鹉说话。

他们放下没喝完的饮料往外走，海燕稍稍退后，看着那男人的背影走在前面，她想：男人可以矮也可以瘦，但不能又矮又瘦。

这是她的第一个对象，一位老同志介绍的，老同志说对象的父母参加过解放战争，差一点没把他生在辛保安的战场上。她想这帮小崽子，从小上房上树，什么都敢干，怎么长大了都跟柴火似的，攥巴攥巴就没了野气。

对象又约了她几次，赶上那两天她带着全班参加厂里的劳动竞赛，一阵忙乱，又真的不大舒服，就拒绝了。一连几次，那男人也不再找她了。

三

纺织厂经常接受各级领导的视察，总有领导来车间参观。看挡车工们表演接线头，和厂里的女劳模握手，到附属幼儿园里抱孩子，是历来领导视察的三大事项。每一次接待领导访问，都是一件大事。厂里先全员开个准备动员大会，分派接待任务，组织提前排练，并由系统内资深的老干部、老前辈前来指点，哪里不合格，哪里容易挑毛病。领导年高德劭，哪些是要照顾的，哪些是领导喜欢亲力亲为，不能照顾太过而有失颜面的。每次参与接待的工人，必然是要根红苗正，出身好、形象好且劳动技术好。为了筛选，厂里总是搞一些“大比武”来组织各个岗位的工人们比技术，连食堂都搞过切萝卜切洋葱比赛，并炒了菜请领导来评味道。海燕想，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又不是在部队里，还用这么老的词儿。

老工人们则对此很是不屑，当年毛主席、周总理都来过，这次不过是个部里的领导来，哪儿至于呢？

视察的日子到了，领导在人群的簇拥下进了厂子，厂里立刻安保严格，剑拔弩张，闲杂人等一概回避，劳动模范准备演练，宣传科室准备照相，积极分子准备“台词”。一切都按照事先安排的步骤在走，领导终于来到了车间，车间里瞬时气氛凝结，仿佛连机器和空调声都整齐划一了，水泥梁架上白地红字的标语格外显眼：“迎接新征程，人人把好质量关。”

进了车间的领导由厂领导陪同，车间主任引领，并有年轻姑娘，穿着刚时兴的黑色套裙和高跟鞋担任讲解员，比小学生背书还认真。领导沿着车床一架一架地看，下意识地点着头。众人一起来到海燕操作的纺织机前，讲解员介绍说海燕是厂里的劳动优秀分子兼班长，她曾带病坚持技术比赛，领导全班获得了全车间里的第一。海燕细致地演示着，她并没有去看领导。领导听得很有趣味，他多停了一会儿，盯着戴口罩的海燕多看了几眼，神情没有任何起伏。海燕下意识抬了一下头，与领导目光相遇，但仍旧安心操作她的机器。

演示结束，领导们参观完毕，整体往外走，去办公楼里开会座谈。车间里一切如常，很快打铃，到了午休时间。海燕出了车间摘下口罩，去位于办公楼一楼的医务室拿点药。领导们开完会从办公楼里下来。办公楼的一楼有厕所，海燕去厕所时，正好与领导在厕所门口相遇。这时的海燕才盯了他一眼：一身灰色的四兜中山装，脖领子上的扣子紧紧地扣好，袖口垂下将将盖住腕子上的手表，年纪并不算大但梳成了背头。

“海燕，你怎么都不理我了？我是你——”领导没说出口，他是海燕父亲的秘书，海燕从小就被他哄着玩，从父亲消失以后再也没见过，一晃也有数年了。“你在厂里上小学时，我还接你放学。”

海燕眼睛一翻：“你还认识我呀？”

领导一时没话可说，他原本想关心几句，甚至海燕来求他帮忙他都会帮。同时，他不想让别人看到。

“我先走了，问你爸妈好。”领导掏出手绢擦擦手，转身走进楼门口接待他的人群中。

我爸爸死了快十年了，我妈妈肺癌化疗掉光了头发。你说好不好呢？

海燕心里在质问他，她觉得没必要再说什么，扭身去吃饭，并准备下午的工作去了。

当天夜里，海燕做了噩梦。她梦见车间里的物件被席卷一空，只剩下黢黑的水泥梁架如一具骷髅;水泥的地面已成为崎岖不平的土地，堆满了弃物长满了野草;车间顶上的玻璃全部破碎，混着木料、砖头和阳光四处撒落。车间的横梁上垂下一条粗绳坠着个满脸浮肿的人，那人的面孔近了，是父亲。

海燕不知道，目前巨大的经营困难笼罩在厂子上空，厂领导为了出路找到这位大领导，而这位大领导从此再也不敢来这座纺织厂了。

四

她再也不想找个干部子弟的对象了，经一位工人师傅介绍，海燕认识了援朝，一个当过知青的公交车司机。

跟干部子弟相比，援朝仿佛是群众光荣的化身。他有一米八的个子，一百二三十斤的体重，长方脸，留着平头，朴实得令自己无所适从。一件的确良衬衫洗得干净，虽然有时他会戴一块两百多块的天克诺，但仍不改他工人本色。他的脸膛黑中透红，笑的时候龇着一点门牙，嘴略微有点鼓。海燕觉得，他如果嘴巴再鼓一点，就像还没进化好的原始人。

援朝见海燕时有点不知所措，对方是人人羡慕的纺织女工，而自己是个公共汽车司机，每天饱受烈日的鞭挞和冬天寒风的刺骨。那时公共汽车没有空调，玻璃上没有遮阳的镀膜，车里只有个小电扇。他每天仿佛驾驶着一个大铁箱子，任凭人在车厢内挤成沙丁鱼罐头。

他知道海燕住的是楼房，而自己家在北京北城的胡同。海燕父母是上过大学的革命干部，自己家人是北京土著，老实、本分，普普通通。母亲是认不了几个字的家庭妇女，父亲生前是个小职员，连自己今年多大了都不清楚。

他和海燕吃过一次“老莫”（莫斯科餐厅），点了满桌子的俄式冷酸鱼、红烩牛肉、法式炸猪排、首都红菜汤。他盯着那三块四一道的大虾沙拉，在俄式装潢的餐厅心里念着佛祖保佑，幸好海燕放过了它。那顿一共五块多的饭吃掉了他一周的伙食费，他從前只和十几个返城的知青战友，每人出了三块在这里聚过餐。两个人点菜要贵上许多，他每花一分钱都希望物有所值。他看海燕点菜时不看菜单的样子，就知道她家的条件差不了。

“你工资用交给家里吗？”

“我要交，但家里不要。我妈有时还要塞给我钱，怕我不够花。我就给家里买点菜，有时带他们出来吃，可每次还是我妈结账。”海燕吃得很开心，她无意间露出左手腕上那块精工舍，闪闪地眨着两只不大不小的眼睛，好像是在问，你呢？

“我主要都攒着，给家里换大件的东西。”援朝主动说了，他非常实在。

“你住的胡同，是什么样子？我姥姥、姥爷家在西单辟才胡同，有个大院子，好几进，我小时候总去。我跟我表哥表姐他们一起玩骑马打仗，一个男的背着一个女的，在院子里把别人往下拽。”她用勺轻呷了一口奶油鸡片蘑菇汤，随手用餐巾沾了沾嘴，不发出一点声音。援朝这才想到，自己家仅仅是一进小院里的两间南屋加一间西屋。冬不暖，夏不凉，房顶上有时候跑耗子，家里睡觉有时还要现搭板子。他抬头望望装修如冬宫的餐厅，盯着头顶吊灯闪灿灿金光的玻璃珠子，扭头看到旁边餐桌有人把餐巾系在脖子上，心中纳闷，这么大的人了，吃饭还戴个围嘴儿？

“哪天我去你家看看吧。”

他没想到海燕能这么直接。

那天海燕是坐无轨电车来的，援朝想要正式一点，要提前忙一下家务。海燕说自己按照门牌号能找到，援朝信了，就没有去公交车站等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胡同里还没有什么私家车，不少老头老太太戴着“首都治安守卫者”的红箍在胡同里坐着闲聊。海燕捋着门牌号挨家地找，走着走着发现门牌号跳跃了，怎么二十几号接上八十几号？哦，原来中间有个路口要拐弯，她就沿路拐弯、拐弯再拐弯，拐进死胡同又原路退回来，才发现门牌号在死胡同里甩了一大截又接上了。这里挺有趣，每一步都有个不同的景象，如同每户门前窗下的花池子里，都栽满了层层叠叠的花。

援朝家的院子很小，本该一户人家住的院子，现在住着好几家街坊，但各家窗台上都是指甲草，地面是鸡冠花，而院子中间用砖头码起矮墙，上面大盆的月季开得正艳。

海燕穿过漆黑的门洞，一进院子，就见援朝坐在一个小马扎上，地上扔着半块土黄色的灯塔牌肥皂，人在一个巨大的白铝盆前，用一个古老的似门板的搓板，吭哧吭哧地洗衣服。海燕看了一眼窗户，窗户上没有玻璃，糊的白纸，有的已破了窟窿。

“哎，你来啦！”援朝站起来，满手并没有多少肥皂泡，搓板上往下直流黑泥汤子。

不一会儿，援朝洗好衣服，把屋子略微收拾一下，撑起一张油腻的折叠桌，招待海燕吃饭。援朝的父亲已经过世，母亲是个有点驼背的小老太太，一脸的严肃与慈祥，一直不停地擦桌子。屋子里窄小又阴暗，家具新老混杂，什么样子都有，似乎各种舍不得扔的破烂和杂物都能找到，但就看不到一本书。

援朝的母亲招待着吃饭，端上桌来的是肉皮冻儿、熘肝尖儿、韭菜炒血豆腐、炒蒜苗还有整盆的熬白菜汆丸子，热气腾腾的，看上去很香，但吃起来既寡淡又烫嘴。海燕吃了两口就放下了，她受不了从冬天捂到春天的臭白菜帮子味儿。她理解的，白菜帮应该剁了做馅儿，白菜心儿凉拌，白菜叶才熬着吃或醋熘儿，这时，她才发现自己从小吃到大的纺织厂食堂，伙食普遍比城里的平民百姓好得多，起码永远有肉菜和熟食可卖。

援朝却吃得很开心，比起去纺织厂找海燕时的拘谨与“老莫”里的局促，他习惯平房的自在，那一大盆白菜粉丝汆丸子，他加上酱油泡到米饭里，呼噜呼噜地吃着。因为烫，他每次嘴唇和舌头一起吸溜吸溜着上下翻飞，吧唧嘴的同时一阵风卷残云。铁勺与铁锅、木筷与瓷碗、瓷碗与桌面都一起奏打击乐，如同一头饥饿的瘦猪一猛子扎进了食槽。

吃完饭出房门时，援朝的母亲悄悄在海燕身边说：“哎，他就是这么狼乎，你别在意。”

海燕没说什么，她心里想：“没事，习惯了，又不是没见过。”

出门后，援朝推来一辆二八锰钢自行车，几乎是家里最值钱的物件，他一跨就上了车，请海燕坐上来，他把她送到公交车站。海燕想都没想就跳了上去，侧着坐在后座上，双腿朝向车的左面，右手扶着援朝的衣服。她不好意思扶得太紧，但她相信援朝带她足够稳当。

援朝也喜欢运动，特别迷恋滑冰和游泳，他痴迷于运动的速度感。每当他在什刹海或颐和园里下了水，双手一划像一艘大船。这点很让海燕喜欢，如果说自己游泳像一条鱼，那么援朝就像一艘不熟练的艄公驾驶的大船，游得很猛，但一看就是什刹海里狗刨出身。两个人难得有点共同爱好，一起出去游玩的时候就多了。

援朝比她大六岁，处处照顾她，完全服从于她，要怎样就怎样，冰棍儿要奶油的就不给小豆的，饮料要健力宝就不给北冰洋。海燕在他面前，永远是个穿布拉吉与小红皮鞋还梳着两根麻花辫的公主。援朝自知伺候不起公主，但他爱面子，咱是爷们儿，该伺候时绝不含糊。海燕在家里是老大，父母工作很忙，从小便脖子上挂着钥匙，要给唯一的弟弟做饭，或到食堂去打饭。有一次弟弟在床上乱蹦把床蹦塌，她说是自己蹦的，免得弟弟被骂，而自己对着墙角跪了一个小时的搓板。现在，终于能有人让着自己了。

有一天他们一起骑车去逛西单，在等一个红绿灯时，车多人多，他们被车流分开，援朝骑过了十字路口，在海燕这里变了红灯，等红灯变绿，她过去就找不到人了。她不好意思大喊，心想自己连个大活人还找不到吗？就反反复复在这条街里找，盯着每个男人的脸看，把街边每个小店都翻了一遍。她找不到人，又羞又气，只好哭着回家了。风吹着树在摇曳，仿佛树们商量好了一起嘲笑她。回家后过几天，援朝来找她，道歉说自己骑得太快，一扭头人不见了，气得海燕当天没跟他出去，一连好几天都不理他。

两个人出身迥异，但海燕觉得这个男人从修理桌椅板凳、自行车，到换灯泡，装水龙头，买菜做饭……什么都会，甚至能接电线、自行车拿龙、修话匣子，就差能组装电视机了。这要进了厂子，车、钳、铆、电、焊，肯定都是好手，没几年就能干到四级工了。

很快，他们举行了简单却郑重的婚礼，在援朝家从屋里到院里摆了几桌，各路七大姑八大姨都冒出来了，街坊邻居们都来道贺。他们沿着北京、天津、南京、无锡、苏州、上海、杭州、九江、黄山……旅游了一番，援朝在上海花了两个月工资八十块，到最好的影楼拍了一组西服婚纱的结婚照。好几年以后，他們还没有孩子。

五

当了班长的海燕更加严肃认真，她凡事都小心，工作以外的事什么都不想，每天忙完自己的还要检查班里的，这使得她比别人更集中精力，也使她下班后身心疲惫。日久天长，海燕发现大家似乎不那么爱上班。中国商品经济这朵曾经萎缩的花又重新开放。街头卖各种新鲜东西的多了，衣服、手表、太阳镜、口红、眉笔、粉扑都在吸引人。越来越多的女孩子把嘴唇画成猪血的颜色。一面是纺织厂的劳累和死工资，另一面是社会上各种翻着花样的消费和娱乐，实现“四化”与争当万元户，出国热与跳霹雳舞。都是女人最好的年纪，难免不让人多想几分。

进了厂子，唯轻松的，是她打饭、吃饭的时候，唯伤神的，是她在班里带领的几个小姐妹。

为群是班里的骨干，与海燕年龄相仿，一来二去就熟了。两人一起吃饭，每人打两个菜，两个人就可以吃四样菜了。但日久天长，她发现为群的日子不好过。为群结了婚并有了孩子，公婆总指使她干这干那，丈夫喝酒，还打过她，她想和丈夫分开，但没有离婚这个念头。海燕为为群愤愤不平，想着厂里怎么也得帮为群一把。

小三是郊区的农村户口，她是合同工，签约五年，五年后怎样，到时再说。她干活表面上很卖力气，领导在的时候更卖力气。但细算来，她总请病假，私下里，总是叫苦叫累，每临下班便会早早收拾好东西，只要一打下班的铃声便立刻冲向更衣室。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和社会上的男人单独逛街、看电影，或去舞厅跳舞。如果你等在厂门口，在第一拨下班的女工中，肯定会有她，晚一会儿就别想找到她。

在工作面前，她总是嘴上说好好好，背后蔫儿有主意，不会考虑说话你爱不爱听，也不会考虑活儿交出后别人怎么接，当你批评她时，她会瞪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好像万事随风过，一问三不知。而在男人们面前，她总是那么娇小、柔弱，盼着男人们好歹能帮她做点事情或出点钱。不论远近，她会让男人骑车来接她，帮她找紧俏的商品，她想，做女人，要给男人展现能力的机会。这让海燕很是惊奇，自己在郊区插队时，村里的女孩子都土得掉渣，而小三这样的姑娘，她还从没见过。她想，也许小三的家境特殊，起码比城里的小娟要好。

小娟是个闷头不响的女工，单纯得惊人。论文化，她比海燕差得远，但一心努力学习，只要社会上有个什么打字班、缝纫班、服装设计班一类的，她都不顾一切去报名，包里装满了各种听课笔记，哪怕上厕所，她也要揣着红色塑料皮的小笔记本进去温习，别人还以为她在学习纺织技术。平常的晚上或者周日，她不是在上补习班，就是在赶去补习班的路上，不给自己留一点空闲，只有这样她才能安心入睡，不至于百爪挠心地在床上翻饼烙饼。

小娟的家离得远，家里挤得住不下人，她不方便和长大的弟弟同住一间房，搬进了厂里的集体宿舍。宿舍里都是木质的上下铺，爬上爬下嘎嘎吱吱地响。屋子大得像兵营，二十几个女工，都是像她这么大的女孩子，床头的衣裳架上挂满了女士内衣、内裤和袜子，公用的桌子上放满了大搪瓷缸子和铝质的饭盒，墙角的垃圾桶永远满满当当。即便住在角落里，也能听到每天房间里接连起伏的歌声、呼噜声、收拾东西声，混在一起。一个人只要问一声：“哎，那个《庐山恋》里女的亲完男的，接下来该什么剧情了？”随后便响起一片炒了蛤蟆坑般的回答声，每个回答都不一样，房间又像鲜鱼放进了油锅里迸起了油点，吱吱啦啦响声后泛起某种腥臊。空气里弥漫着年轻女性潮湿的气息，仿佛只有回到宿舍，女工们才会变成女孩子，充满了不到二十岁的骚动。

那两年社会上正在严打，到处都是法制故事，女工们议论纷纷，她们急于找个男人嫁了，又怕被男人骗了身子后踹了，更怕的是怀上孩子。她们还不知去哪里领计生用品。小娟生性老实、保守，她听了同宿舍女工之间的私房话脸红，觉得她们不该这么说，但她们偏要在自己面前这么说，不带停的。

“哎，你们能不能……”

“小娟还没处过对象呢吧？改天给你介绍一个。”

有個女工过来用手一捅她屁股：“长肉了啊？”

“哈哈哈，”女工们先是一阵嘲笑，“哎，这是什么？”

小娟在下铺，她的墙上有个布帘子，上面有各种兜子放生活用品，其中一个里面放着卫生巾。她的上铺伸手就拿了出来。“这是什么？你没长吗？许长不许说？”

“你给我。”

“哈哈哈。”上铺把卫生巾扔到另一个女生身边，几个女生围成圈，球场上遛猴儿一样，把她的卫生巾扔来扔去。小娟不会断球，卫生巾几下就被扔向门口，她气得哭了。

一觉过后，大家早把事情忘到脑后，照样嘻嘻哈哈，小娟却好几天谁也不理。

海燕知道后，她先批评了自己班里的人。下班时送小娟回了宿舍，特意找了捉弄小娟的几个女工，女工们都笑了。

“多大点儿事啊？”有个女工说。

“不许你欺负人。”海燕急了，但女工并没有急，她们一向如此，知道自己不对也不愿让人说，特别是海燕这个干部子弟。

“就你妈是干部啊？”女工们悄悄议论着，且故意让她听见。

海燕气急了，眼睛瞪起多大，眉毛立得老高，宿舍里仿佛要展开一场混战，看势不对的人把海燕劝走了。海燕心里也难受了很久。母亲已是肺癌，还不到六十岁，尚在工会主席的任上，正住在厂里的医院化疗。头发都已经掉光了，只在头上戴个毛线帽子。不时有从前的老同事、老领导来探望她。女工们常年被钢铁磨砺得粗糙，但她容不得她们说自己的母亲。

六

就援朝而言，生活就不那么轻松了。

海燕刚刚嫁到胡同里的时候，她什么都新鲜，觉得住平房也挺好，头顶苍天脚踩大地。一推门就出来，一抬头就望见天，头上和脚下都没人家。而婚后新鲜劲儿过去了，她才发现生活的种种不适。

夫家给她腾出了房子，援朝找自己的小哥几个帮忙，一起打了新的家具和大床，他还亲自用绒布、鬃和弹簧做了一只沙发，原本想做一对儿，但家里实在没地方。结婚那天，海燕的母亲硬撑着病体参加了婚礼，到下午就和海燕的弟弟一起回家了。到了晚上收拾已毕，海燕才发现自己成了别人家里的人。一个女人进到一大家子里，就像一滴香油滴在一碗混浊的汤上。

新婚之夜，海燕就听房屋顶棚上一阵咚咚咚的响，又一阵咯吱吱的叫声，好像先是有只狗在挠门，然后有黄鼠狼把鸡咬死了的声。

“援朝，这是……”

“啊，房顶上有耗子。”

“它……不会掉下来吧？”

“不会不会，掉下来有我呢，到时候我拾掇拾掇顶棚。”

婚姻带来了亲密，也带来了窒息。

平房的一切都很小，很嘈杂，冬天很冷，夏天闷热，各种破旧的家什杂物像阴天一样压下来，远不如厂房里透过屋顶玻璃窗的阳光。

厨房和新房是套间，援朝的妈妈起得早，慢慢用手扶着墙，一点点从他们的新房穿到厨房里做早饭，让他们早起有饭吃。驼背的婆婆在身边走，儿子和儿媳还在被窝里睡。海燕觉得自己在婆婆面前被扒光了似的，每次她醒了也在装睡，甚至恨不得把头埋进被窝里，忍着援朝温热的脚臭屁臭。最让海燕难受的，是上厕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胡同里逐渐没有了时传祥们来院子里淘粪，原有的厕所都改成了下水道，或用作洗漱的水房，只能上大街上的公厕。晚间便用塑料或搪瓷的尿盆。第二天早上，各家的女人们穿着秋裤，迷迷糊糊地到离家最近的公厕里倒尿盆，成为胡同里的一景儿。

海燕从没想过住平房要在屋子里用尿盆，她刚开始，在屋里根本尿不出来，比在公园小树林里都难堪。早几天半夜她都不惜跑到胡同里上公共厕所。黑夜的胡同里寂静无人，她好像一匹脱缰的小马在路上嗒嗒地跑着。有时路灯坏了，四周黢黑一片，她在家门口也觉得害怕。但她更受不了倒尿盆这事，她几乎不去，偶尔去一次还难为情。她想起学农时一个人挑一担子粪，或一个人推一车河泥，从来不嫌脏。而现在，一想起跟那些掐着腰骂街的小老妈儿为伍，恨不得赶紧回厂里去。

她每天很早起床上班，周日用来补觉，把倒尿盆尽可能地躲过去。

嫁到胡同里以后，上班的距离远了很多，海燕赶上这阵子上六点半的早班，也加入晨起赶公共汽车的队伍中。她要倒两趟车，第二趟一路向东，直达总站。每向纺织厂近一站，车里的女工便多了一分，最后几站便有熟悉的女工叽叽喳喳地聊天，欢声笑语的，仿佛去郊游。她在车上忍不住打盹儿，遇到熟人也没精神打招呼。一进了厂子，听到上班的铃声，她便如上了弦的机器。车间的大门敞开着，她自身的电门也打通了。下班后，她来不及去厂子对面的娘家，早早坐车回家，在路上找地方买菜，因为援朝下班要做饭。又一阵赶上她上中班，晚上十点半才下班，赶最后一班车回家。这趟车开得飞快，她打开车窗让风沿路吹来，看着一盏盏金黄的路灯亮成一个个小太阳，一时全天的机器轰鸣声都吹散了，随之吹来的是困意与疲劳。

到了冬天，胡同里要干的活儿更多了。搪炉子、劈柴、拢火、换煤气、搬蜂窝煤。这些粗活儿由援朝来干。但每天添加煤、倒炉灰、封火这样的杂务，海燕还是躲不开。她看着新鲜，尽管弄得满脸土灰也耐心地学着干，但日久心烦。她不是不愿做家务，是没想到平房这么多活儿，这么浪费时间。一旦她干得慢了，援朝的老妈就会猫着腰、驼着背、手扶着墙，一点一点地干。先拿出一个白布帽子戴上，再含一口水“噗——”地一下，喷在炉灰上，扫地时也先喷上一口，均匀如喷壶。老太太已经毫无怨言地干了一辈子，她认为女人天生便应该如此。

海燕看着这“噗——”的神功，暗想自己实在干不出来。她想起住西单辟才胡同姥爷家的三进大四合院，觉得住平房家里人口多的话，怎么也得雇个老妈子，最好还能雇个厨子。现在家里就她和婆婆两个女人，谁来当老妈子呢？

时间一长，她便觉得厂子比家好，下了班也不想回家。厂里的活儿再累也没那么琐碎，有多少事都是固定的;跟人打交道也简单，东西不用轻拿轻放，女工之间说话都不必多想，扯着嗓子喊就行。她像一个搭积木的孩子一样心里有谱。而胡同里的日子，指不定出什么幺蛾子。援朝有时候调侃她：“你现在可算下凡了。”

她没好气地回上一句：“厂子又没盖在天上。”

一旦劳累和忙碌起来，上班就觉得乏味了。并不是力气不够用，而是时间不够用;工作很卖力气，但不愿被家务和通勤瓜分。

海燕这般乏味地过了几年，便觉得生活不过如此，世界上能干的都干过了，不能干的下辈子也轮不到她。她默默习惯着这种上班的奔波，车间里的噪声和污染把文静的她逼成了急性子和大嗓门。她经常耳鸣且睡眠不好，也总担心自己老了会耳背。

就在这不知不觉中，她怀了孩子。

海燕刚上班那两年没太考虑攒钱，只攒了一大抽屉张蔷、程琳和邓丽君的歌曲磁带。她不会像别人那样算细账，遇到好看的衣服和鞋就买两件。她最爱干的三件事是：看电影、下饭馆和逛公园。老北京的那些名馆子很多都歇业了，她爱吃“老莫”、维兰和大地餐厅。可现在，她不得不把钱攒起来，留着给孩子买奶粉和尿布，母亲也不时给她钱，让她千万别委屈了自己。此时她才发现，人生最快乐的时候，便是刚工作没结婚的时候。

怀孕七个月，海燕被暂时调入单位食堂去蒸馒头、蒸花卷、蒸糖三角，都是机器和面，并不累，算是照顾孕妇。海燕这时才知道，从小吃到大的糖三角，红糖馅儿里要和上白面，要不然包不住。

孩子在三九天出生，她掐指算算：帶工资的产假只有五十六天，再延长就要扣工资了。纺织女工大多无法一边上班一边给孩子喂母乳，一忙一累就没奶了。只有极少人能把孩子放在厂里的托儿所，中午跑来跑去，当移动的奶瓶。出了产假已是隆冬，三更半夜地顶着西北风追公共汽车，她有点跑不动。最好的方式是住在娘家，住楼房条件好，离厂子也近。婆家的条件摆在那里，只能给她熬大骨头汤，骨头缝儿里都没什么肉，她也顾不得样子拿起骨头就啃，差点把牙硌了。她看到援朝和婆婆都在吃熬白菜，便也不说什么了。

只是，生于清代末年的婆婆并不乐意看儿媳总回娘家。但婆婆朴实厚道，恪守一切旧京的老礼儿，凡事看在眼里，沉着脸色，并不说。援朝想说，可夹在中间，哪边都惹不起。每月的死工资令他捉襟见肘，四处拆兑。婆婆当儿媳妇时，在大家庭里忍辱负重，对生活的艰辛见怪不怪，唯一渴望的就是能自己带孙子，连请保姆都不愿意、不放心，外加舍不得花钱。婆婆坚信，只有自己带的孙子才是自己的。让亲家带，那儿子不成上门女婿了？

海燕在心里给自己列了张表。

第一，家离单位去时一个半小时（堵车），返程半个多小时，往返接近两小时。带孩子上班没地方寄存，没可能。

第二，把孩子放在娘家，不仅给母亲添麻烦，而且婆婆不乐意;让婆婆带，不放心。婆婆是好心，可在现实面前成了麻烦。

第三，厂子里有宿舍和幼儿园，可以问问能不能让孩子上厂里幼儿园，自己住厂里宿舍，一边上班一边自己带孩子。听说，有种宿舍可以妈妈带着孩子住，就叫“妈妈宿舍”。能洗澡做饭，运气好的话能申请到一个小单间。平常没事可以带着孩子回到娘家，炖条肥大的胖头鱼给孩子补脑子，免得长成二傻。还能和母亲、弟弟说话，看看比婆家多几个频道的电视节目。周末带孩子回婆家，自己再陪陪援朝，援朝要是不忙也可以来宿舍，忙就不用来了。

又过了几天，奶水不是很足，她看别人家同龄的孩子小脸都是圆鼓鼓的，而自己的孩子嘬着腮，像个出生没几天的小猴子。她回家去看望母亲，把孩子留在家里，由婆婆喂奶粉和米汤。母亲带着病痛的身子，给她炖鱼炖鸡，奶油沙拉子的一顿补。那是她从小就爱吃的沙拉子，用奶油、蛋黄来调配沙拉酱。她想起小时候，母亲带她和弟弟，在家里做罗宋汤、炸鱼排。她想在婆家做一次，但婆家人从不接受新鲜事物，抗拒一切不习惯的饮食乃至生活方式。

傍晚时分，她不想走，但还是坚持出家门，到宿舍区里找同事打听，去看看那种能带孩子的“妈妈宿舍”。

向同事打听到了楼号，她直接进了楼。楼道像办公楼的样子，两边的房间正对着，都是漆黑的老式木头门。楼道里灯泡高挑，灯光昏暗，堆满了烂纸箱子、木头衣架和锅碗瓢盆，还有缝纫机和一些破柜子、梳妆台……仿佛到了旧货市场，或到了破烂市儿。她看着揪心，要是闹了火灾，跑都没地儿跑。

“咔”的一声，海燕一脚踩碎了一个玻璃罐头瓶，瓶子里还有水，她的鞋被浸湿了。

“谁呀？”面前的门一推就开，一个正在洗头的女工顶着一头黑白相间的肥皂泡从里面出来，一脸睁不开眼还气呼呼的样子，“谁把我家东西踢坏了？你哪儿来的？”

海燕看她头发上的水滴滴答答的样子有点硌硬，仿佛是在滴答擦完厕所地面的脏水，马上能挥发到自己鼻孔里来。她本想说我也是厂里的，但她下意识地说：“谁看得见？”

“你……你这么晚来人家门口，你干什么的？”

女人嗓门儿很大，周围几家的灯都亮了起来，有人渐渐从自家门里出来。两边的墙更阴暗了，仿佛要把海燕围堵起来。

“哎，海燕。”出来一个人，把女工们分开。

“一车间的，算啦算啦，罐子我赔你。”来人边说边拉海燕，海燕一看，竟是为群。她还想说什么，已被为群拉进了房间。房间被一个帘子隔成了两间。为群一挑帘子：“你进来，那边是别人家的，幸好今天她带孩子回娘家了。”

海燕坐在方凳上，为群坐在床边说：“那是小六，二车间的。她脾气不好，糙人一个，连车间主任都敢杠，别在意。”

“哦，我给你添麻烦了。”海燕没想到对一起吃饭的为群还这么客气。她第一次进为群的宿舍，也很久没关注她的个人近况了。海燕还未定神就问：“你怎么住这里？”

为群很干脆地做个压言的手势：“嘘——孩子睡了。前一阵离婚了，带孩子在这里。”

海燕环视一下宿舍：房间很小且不通风，窗户也被隔成几个一尺见方的玻璃块，旁边是枣红色的窗框子。屋里被帘子一隔，就像是进了一间裁缝店，或一家极小的照相馆。更像一间烂纸糊成的窝棚。窝棚里拉着绳索，晾满了万国旗般用大人衣服拆改的孩子衣服和尿褯子，东西很乱，湿气冲冲。床是上下铺，上铺堆满了纸箱子，为群的孩子不过两三岁的样子，躺在下铺睡了。两个人用几乎耳语的声音在说话。海燕想，再艰苦的大学宿舍也比这个强一些。

“哎，什么‘妈妈宿舍’，几乎都是我们这样离婚的。孩子归我，房子归他。我又回不去娘家，只好住这里。我就像让他们家取了件东西，又被赶出来一样。”

海燕说：“有孩子就好。”

为群说：“是女儿，他们家才不要。我在产房里刚生完时，他妈在产房外一听是女孩，一眼没看，转身就走。”

海燕说：“那你不再找一个？”

为群叹了口气：“哪有那工夫？上班时先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下班时再接回来。接回来我就不出门了。现在年龄不上不下，正学走路。我不能总抱着她，更不敢把她一人放家里。”她凝视了一会儿说，“过两年，孩子大几岁再说吧，兴许还好找点，省了人家嫌弃。”

“妈妈宿舍”里的为群头上竟隐隐地有了几根白发，与上班时判若两人。海燕掀开了帘子一角，看到了女人背后的心酸。她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也没表明自己想住“妈妈宿舍”的意愿，便匆匆走了。

第二天，班上的为群又恢复了往日的样子，昨晚“妈妈宿舍”里是不是这个人，海燕都有点恍惚了。没人知道每个人下班后是什么样。

她打消了住宿舍的念头，孩子还是没法带。时间在计时沙漏里哗哗流淌，产假的时空即将关闭，回车间里的日子又近了。可家與工厂两边的奔波，面前隐忍的婆婆，都逼得她难受。她知道，婆婆每月都取自己原本很少的退休金来贴补家用。她两边都折腾不起，无轨电车只能一站一站地停靠，纺织女工们蜂拥地上上下下，而纺织机永远在转。

海燕一狠心，在第四十天一下子给孩子断了母乳，决定在五十六天的产假后照常上班，孩子只能丢给婆婆喂米汤了。

七

孩子一断母乳，援朝不乐意了。当初找她就是因为身体底子好，想着将来孩子能健壮，怎么现在连奶都没有？援朝的老妈有时对援朝念叨：“上头还有几个哥哥姐姐，可你那会儿吃奶吃到三岁，我连口热水都喝不着，单喝凉水都有奶。生你头几分钟，我还在擦地，一使劲，哎哟，羊水破了，不行了，赶紧让人上骑河楼请老娘儿（产婆），就跟（在）家里生，跟（在）地上直接生的，哪有现在的人这么金贵？”

援朝刚想说两句时代不同了一类的话，老妈又说：“哎，援朝，你打听打听，谁家媳妇奶水足绷，给匀两天。”

援朝憋不住笑了：“瞧您说的，人家自己还不够吃。也没奶妈这么一说。您说这奶妈得多残酷啊，自己的孩子不能喂，喂别人家的，现在谁干啊？您放心，过两天我去她们单位一趟。纺织厂都是女的，我打听打听别人家生了都怎么办，横是不能全纺织厂都不给孩子喂奶？也看看怎么跟领导说，晚上几天班。您别跟海燕说，要不她不乐意。”

这是话赶话说了，平常援朝不愿跟老妈说海燕单位的事，特别是海燕想去单位住宿舍更不能说。一想到只是一点事却要在老妈和爱人之间两头瞒，援朝不由得一阵苦笑。

援朝请了假，坐公交车来到海燕的单位，走到厂子里，他听到巨大的噪声，连心情都跟着烦躁起来，仿佛一支鼓槌在胸口咚咚地砸，要把心脏从嘴里砸出来。他不由得咂了下嘴巴，海燕的工作真不易。

厂子规模不小，一切井井有条，但人的脸上有暗藏的阴云，仿佛是要下雨而大家都没带伞的样子，只要背过身去就会唉声叹气。援朝在巨大的车间门口停下了，他也在工厂里干过，知道不能贸然进去，说不定找不到人，还叫“破坏生产”。

他在想找谁，以怎样的方式聊聊天。忽然间，他看到一位年长的女工过来问他：“您好，您找谁？”

年长的女工很是客气，甚至有点细皮嫩肉，年轻时必然很漂亮，现在也不难看。援朝知道纺织女工是五十五岁退休，这位估计离退休没几年了。

“哦，您好，找王海燕，您刚才看到了吗？”

“没有，您找她什么事？”

“您是跟她一个车间的吗？”援朝抢先问一句，看看这位跟海燕熟不熟。

“哦，我当过她三个月的师傅。今天还没看见她。”年长的女工很直接，援朝一下就明白了，他听海燕讲过她的师傅。

纺织女工是熟练工种，学徒期是三个月，不需要像技术工种那样学好几年，师徒之间也没有那么亲密。海燕的师傅在厂里是个另类，人很好，长得漂亮但一辈子没结婚，从一九五几年进了厂时就有传说，说她是从八大胡同里解放出来的。那时候有这样的事，但都不公开。有人风言风语地说过师傅，海燕还跟别人急过。

援朝仿佛见到了亲人，便将海燕早断奶早上班，甚至想着带孩子住厂里宿舍的事都说了。

师傅拉开了话匣子：“哎，我是听说，海燕她们车间又要评比，她太争强好胜了，一搞什么技能比赛来就不要命，有时候还叫‘比武’。有一回她发烧还要去比，真跟比武似的，为了退烧喝了四支庆大霉素，直接喝比打针见效快。”

“啊？”援朝有点着急，这事他不知道。“庆大霉素早不让用了，有副作用。”“她哪儿顾得？人太正。她父亲就是这脾气，老革命了，不会拐弯。她喝完第二天退烧了，还跟我说过，她做了一夜的噩梦，梦见她爸吊死在车间里，车间里什么都没有，都……荒废了。”

“她爸在十来年前就死了，也是厂里的干部。”

援朝不禁一惊，叹了口气：“她什么都不说。”

师傅接著说：“细节上她可能不知道。她什么都是骨干，写了好多次入党申请书，可她父亲平反得稍微晚了几年，就没发展她。后来想提拔她当干部，她又结婚生孩子去了，再往后就顾不上她了，年轻的还顾不过来。这不，心里有怨气啊。”

“那孩子也不能不生啊，不提拔就不提拔，不就上个班儿嘛。”援朝刚说完，又觉得不能当着师傅说徒弟，赶紧找补，“我这是站在家庭角度说……”

师傅满脸没好气：“你这样的，就不懂她。”接着，师傅又语重心长地说：“我快退休了，海燕还年轻，你想办法让她换换地方吧，厂子快不行了。唉，就怕她不乐意。”

从那以后，援朝开始努力挣钱，他想办法把自己在汽车公司里的工作从司机调到了安全科，身穿便衣到公共汽车上负责暗查司机和售票员的违规现象，看司机开车有无违规操作，停车是否按规矩进站，售票员服务是否热情，有没有上班跟乘客聊大天。他自己上班就没多累了。周日，他替人临时开中型轿子车，从东直门跑到平谷，一个人车票三毛到顺义，七毛到平谷，每次车上都挤满了人，跑一个来回能挣三十块，但这又没了周日的休息。那紧巴巴的第七天，挣钱便不能顾家，不挣钱生活不够，不顾家家里乱如猪窝。待手里有点钱了，他便开始软磨硬泡，左敲右击地让海燕换个单位。但海燕每次都回他个冷脸，他不敢把事挑明了说。

海燕顾厂不顾家，援朝和老妈都不乐意。

八

援朝并不是个文化很高或很聪明的人，但他手脚很灵且很务实，因为他从小受过穷、挨过饿。

援朝从小捋过地坛南门榆树上的榆钱儿，喝过柿子粥，过过一个月三两肉四两油的日子。他给海燕讲，从小一家人吃饭，回家晚了没饭了，就找块凉窝头、喝点凉水，要么就干脆饿着。他能拿半斤肥膘炼成半斤猪油。他懂得什么是大油，什么是网子油，什么是血脖儿上的，知道每种都怎么炼、怎么做最香。他二十多岁时一米八的个子，肋巴扇儿上的骨头都一根一根地凸出。因此，他对钱十分敏感，要把每一分都用在刀刃上，也把每一次可以避免的消费都视为罪恶。不论是单位发的一点米面，还是别人送的礼物，他都第一时间搬回家，如眼珠般看护好，并算好米面使用的分期，掂量转送礼物的人情。家中淘米洗菜的水用来擦地，擦地的水用来浇花，有时把还不太脏的水在塑料桶里存着，等待第二次使用。有时地面擦过还是黏黏的，但他感觉不出来。要是出门在外喝了饮料，瓶子他都会带回家留着，每个五分钱卖给收废品的，而临卖的废报纸，恨不得洒上点水添点分量。海燕的厂子走了下坡路，他时刻放在心上，有意无意地旁敲侧击，盼着海燕不那么死心眼儿。

对海燕而言，买东西排队她是习惯了的，但饥饿是她从没想到的，厂子渐渐不行了的事，她也没想过。

援朝讲的故事，海燕听着像《三毛流浪记》。她那时还小，没有什么节约粮食的记忆，更不知有什么自然灾害，至于饿死人，她更没想过。城里热火朝天的政治运动，与童年的她无关。在她印象里，只要不超过晚上七点半，食堂永远有饭在卖，每个周三都卖不用粮票的熟肉，她每周都能吃到香肠和带鱼，想换样儿了就去饭馆。窝头，家里从来不做;挖野菜，若不是插队，连荠菜都不认识。她恍惚想起来，上幼儿园那几年，每天多发一个窝头，以防止小朋友们饿着，但大家都不爱吃。幼儿园有一间铺有木地板的教室，许久不用了，她悄悄地把窝头掰碎，找到地板的缝隙塞进去。后来那教室总是闹耗子。

她看到报纸的厨艺专栏，上面讲怎么做烩窝头这道北京特色菜，她没听说过，就问援朝。

“嗐！”援朝满脸沮丧，很不情愿地回忆，仿佛要揭开一块伤疤，“什么他妈北京特色？把剩下的凉窝头当折箩，切成块拿剩菜汤一烩，穷得没辙了。”

援朝看到今天海燕的兴致不错，两人都忙，也很久没这么说说笑笑了，他想再试着劝劝海燕换工作。援朝说：“我都想换个工作，去开小公共汽车或者出租车。你也想着换一个吧，去学点打字、维修电梯或者学个会计？你就跟车间里当一辈子挡车工，接一辈子线头吗？国外早就换新机器了，等以后设备一更新换代，都是数控机床之类的。现在南方一个小厂子，就能把你们单位的活儿全干了。”

海燕说：“用你管？”她觉得自己被窥探到了隐私，在工厂怎么上班是她的小天地，生活中能做主的事本来就不多。

援朝性起，他又一次义正词严：“你一定得换个工作，你又不笨又不傻的，跟着你们厂子走下去，那是死路一条。就你们厂子那大五服布，卖到北京各个针织厂做的衬衫，又土气又不舒服，我都不穿。”

“少说我们厂，我们厂的事，碍得着你吗？去去去，你别管。”海燕也想不到，自己态度能有这么不好。

“你们厂子我不管，可家我得管。你下岗了我得养活。”

海燕生气了，这才几年？旅游结婚的钱，是自己母亲给的;嫁到胡同来的家务活，是自己每次摘了手表干的。她本不是爱计较的人，但受了累还受埋怨，她没经历过。

这是两个人结婚以来少有的一次争吵。海燕没想过自己会变得这么激烈，这么没样子。

九

第二天海燕上早班去了。援朝中午在汽车公司的安全科，接到幼儿园的电话。

原来，孩子上的是幼儿园的全托，每周回家一次。前一天孩子尿了裤子，没跟老师说，就那么沤着睡了一夜，直到次日中午才被老师发现。电话先是打到纺织厂，孩子的亲妈忙得没空接，就只好来找孩子的亲爹。亲爹早就对幼儿园的老师不满意了。每月工资里扣八块，可那几个老娘儿们哪配当老师？是连车上卖票都不要的主儿，说话都跟卖菜吆喝似的。

援朝请假到了幼儿园。他用湿毛巾和干毛巾给孩子擦了几遍，换上新裤子，带孩子回了家。

援朝一想起孩子就觉得委屈。个子还没桌子高，胳膊还没擀面棍粗，小小的身子大大的脑袋，长得细皮嫩肉、圆圆的脸，怯生生的样子，总想躲在大人身后。这天他接孩子回家，推着自己那辆二八大杠，让孩子坐在横梁上。孩子瘦小，精神也很一般，一直静静的，一声不响，似乎老实得过度了，不像别人家孩子有个机灵样儿，黏上毛比猴儿都精。他自己这个岁数，都在胡同口乱跑，恨不得上树上房了。他听人说过，小时候越淘气，长大了越聪明。也听同事恭维过：“你家这孩子，心事重，有內心世界，说不定能成个作家、艺术家。”

他表面上笑笑，心想：“别价！可千万别价！”

他想到未来，这孩子肯定不让人省心，心里便如一阵阵刀扎。他不敢在车后座上弄个架子当座位，怕孩子掉下去或把脚卷到车条里，更怕自己骑上车一跨腿把孩子踹下去。援朝沿着马路的便道慢慢推车回家，孩子睁着大眼睛东看看西看看，看树叶落地，也看卖熟食的摊位，甚至低头看泛着恶心气味的臭下水沟。

援朝也难得这么放松一下赏赏街景，远处的天空白纸般明亮，连云彩都泛着银光，夕阳将人、树、自行车的影子拉长，将车轱辘拉成椭圆，车条还在转动着。人们逐渐下班了，卖熟食的人推着板儿车出来了，路边跑着红色或黄色的夏利，偶尔有能当出租车的桑塔纳。他想开辆车试试，但从没想过打车是什么样子。骑自行车回家的人很多，一辆辆自行车从父子二人身边经过。

今天，他真不愿意来这趟幼儿园，这是女人的事。他忍不住想摸摸孩子的头，这么大的男孩像只温顺的小瘦猫，但又觉得孩子像他妈那么傻，海燕像孩子一样傻，都傻一块去了。

援朝到了家，原本以为海燕会做好饭在家等他，但直至和母亲、孩子吃完饭才见海燕回来，心里便有点怨气。他问海燕怎么回来这么晚，才知道海燕到小娟家做思想工作去了。

海燕生了孩子以后，小娟也结婚有了家，她终于不再住人声嘈杂的宿舍。一开始，夫妻之间还恩爱，但很快有了孩子，要干很多家务。她好容易通过单位，找到了上夜校读大专的机会——能拿大专文凭，非常难得。但丈夫和公婆都不同意，说这样没法带孩子了。小娟没有听家人的安排，偷着在下班后去上夜校。没想到丈夫动了粗，他把小娟锁在屋子里，只在三餐时端碗饭进去，要小娟保证不再去读书了。直至厂里发现小娟两天没来上班，赶紧派人来家里找，才发现职工被职工家属拘禁了。

作为班长，海燕陪着车间主任到了小娟家，与小娟的丈夫展开谈判。这个丈夫一定要妻子保证带孩子、顾家和照顾公婆为重，气得海燕心想，自己就是没枪，要是有枪先把这男人崩了。她几次忍不住站起来争执，要不是车间主任从中调和，她会与小娟丈夫拼命。海燕想不明白，社会越来越开放，人们越来越文明，人人都知道读书光荣，都明白妇女解放，可为什么落到现实中，就走到了反方向？

最终的谈判结果，是小娟做了双重保证，一是向丈夫保证绝不耽误家务劳动，二是向车间主任保证绝不耽误本职工作，这才被放出来，第二天照常上班。海燕觉得真是荒谬，有些事单位不该来管，因为它本身不该发生。

海燕回家后还没吃饭，先到屋中看孩子，并把去小娟家的事告诉援朝。正说着话时，她想给自己倒杯水喝，杯子一时没找到，厨房的桌上有个空罐头瓶，上面贴着花哨的“糖水梨”字样，她看这瓶子不错，就刷出来倒满了热水，等着一会儿放凉了再喝。

援朝又谈起海燕换单位的事来。援朝说：“你看，读夜校和上班太累了，少学点少干点。我就说，纺织厂这活儿不能干。”

海燕的脸色非常难看，她正要说话，忽然间就听嘭的一声，孩子并不嘹亮的哭声响起，两个人连忙往厨房里跑去，看到罐头瓶子已经落地摔成片，孩子胸前的衣服都湿了，正哇哇地哭。援朝赶紧过去把孩子上衣扒下来，见孩子肚皮上有一大块红斑，像是刚用开水烫过的西红柿，用手一搓，皮就下来了。他吓得叫不出声来，一股巨大的蛮力涌在他身上，他回手一抡，啪地甩了海燕一巴掌。

他原本只是发泄力气，没有瞄准就随手抡去，仿佛是手带着他抡过去的，是空气把他的手带过去的。

援朝一米八的个子，当知青时做过端铁水的铸造工。他没想到，那一巴掌抡得很准，很瓷实。

海燕的脸肿了起来，孩子还在哇哇地哭着。

海燕什么话都没说，径直去拿自己的包，又翻出一个大点的包，随手把衣架上的几件换洗衣服都塞进去，看一下自己的钥匙、钱包、证件之类，一把抱起孩子，奔着大街门走去。援朝缓过神来，在院子里一把拉住她：“哪儿去？”

“你别管。松开！”

声音斩钉截铁，隐隐地透着寒冷，院子里不多的花草，在那一刻停止了摇曳。

援朝还是抓住她不放，两个人在不大的院子里拉拉扯扯，几乎要动手推搡起来。海燕急于把援朝挣脱开，却不料如此僵持，孩子还在哇哇地哭着。援朝的老妈出来了，她刚才在街坊家屋里聊天，街坊邻居也都从屋子里钻出来，立刻好说歹说地劝。

有几位大嫂大妈看得明白个大概其，纷纷骂起援朝来，边骂还边恨不得照着援朝掐上两把：“这么好的媳妇你還要上房揭瓦啊？我叫你对人家不好，大老爷们儿丢不丢人？”她们连着使眼色，也把两个人往屋里拥。海燕一阵子委屈，她猛地抬头问援朝：“咱俩几号结的婚？”

“啊？”

她说得快，援朝一时没反应过来，旁边的人也没听见。

“几号结的婚？”

她见援朝不语，又用力抱着孩子往外走，孩子哭得更凶了。

援朝的母亲来了，她颤巍巍地扶着墙走到门洞里跪了下来：“海燕，别把孩子抱走……”

“哎，哎，这怎么说的……”院子里又是一阵大乱，街坊们前去搀援朝的老妈，那位七十岁猫腰没牙的老太太。海燕放下孩子扭身回头，进屋从里面插上插销，把门锁了。

援朝一时不知道，应该先去搀母亲、治疗孩子，还是哄海燕，仿佛一时间，有十个人同时抓着他去做十件事，他要给出一百个答复来，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事最要紧。他头一回觉得过日子如此复杂，凭他再巧妙的双手也无法抚平生活的褶皱。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发愣，那些胡同里的嘈杂如风过耳，与他无关。

“啤酒白酒啊，换酱油换醋啦啊——”胡同里推着板儿车吆喝的人路过家门口，那是个大嗓门的女人，每天这时她都会来。今天她一路吆喝，一路没人出来买。

吆喝声远远而去。

十

援朝从街坊那里要了点獾油给孩子搽上，顺便从街坊家借了张折叠钢丝床。原先家里两间房，自己三口住一间，老妈住一间;现在海燕锁了一间，他只能和孩子、老妈挤一间。

钢丝床像一个灰色的不锈钢大梯子，往母亲屋子里一放，怎么也摆放不开，他又给还了回去。当天老妈和孩子睡一张床，援朝就在母亲屋中，拿三个方凳拼在一起，垫上条褥子凑合了一夜。他担心自己翻身摔下来，后来想摔了就摔了，只要孩子别乱爬就行。

他等母亲和孩子先睡着了，一个人去敲海燕的房门。

“海燕，海燕。”屋里没声。“开开门。”梆梆敲门，屋里还没声。

屋里挂着门帘窗帘，他从缝隙去看，什么都看不清。海燕许是蒙头睡了，还是躲进大衣柜了，他都看不清。

他想，等海燕先休息一会儿，没准就好了。他心里盘算着，每一个小时，不，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敲一次试试。他掐着表算时间，等快到时间的那几分钟，他徘徊在房间门口，想敲门进去，又怕间隔不够，再把海燕敲烦了。好容易熬到时候了，他敲门，没人应。他拍门的声音很是急促，但房间里没声音回答。他手足无措，一时起急，有心把门踹开。这木头门上一次被踹开，是三十多年前，老妈在屋里打他不念书的哥哥，插上门拿木板子打，而自己的亲大爷，比父亲还疼大侄子，在屋外跳着脚连嚷带砸门。外面声越大，屋里打得声也就越大，哥哥的哭声也就越大。那时哥哥的作业总是得五分，考试总得一百，所以非常不爱学习，一不学母亲就打。大爷真急了，咔嚓一脚踹碎了屋门上下半部的门板，门开始打不开，大爷弯腰从门下钻过来。也许是大爷有点微胖且上了点年纪，也许是衣服穿得多，一下子卡住出不来了……

今天他太想把门踹开了，只踹碎下半部门板也能钻进来。但他忍住了。

再敲了三四次门以后，四下里人都睡下。夜深了。援朝搬了把中间断了根皮带子的马扎坐在院子当中，他拿出一支“红梅”，用打火机点燃，用力吸了一口再慢慢吐出，把全身的气息都吐出去。不一会儿烟抽没了，他拿出老妈深绿色包装的“大前门”，接着抽。

第二天一早，援朝憋着劲儿想早起、早起、一定要早起，可当他起来以后，房间已经空无一人，家什有点乱，茶几下还放着尿盆，他过去一端，几乎快满了。料想海燕把自己反锁在屋里一夜没出去，她可算在屋里上厕所了。

援朝出门亲自倒了尿盆，同时问街坊看见海燕没。街坊说没看见，但有点神经兮兮地问：“你们家那口子，是不是夜里尖叫来着？我都醒了，就听见嗷——嗷——的，是不是吓着了？”

援朝被问愣了，他不知道，也没听母亲和孩子提起，还是先找人要紧。他出门去问胡同里戴着“首都治安守卫者”红箍的老太太，老太太猫腰没牙，耳朵也听不见了，也不知谁保卫谁。她老半天才明白是打听海燕，便向胡同口指了指，那意思估计是坐公共汽车上班去了，早没影儿了。路上遇到不知情的街坊二哥，还拿他打趣：“哟，今儿劳您大驾，亲自来啦？”援朝没理他，他想说声“滚蛋”——他不怕打起来，在小时候他把每片儿的人都打遍了。他就怕忍不住拿尿盆泼过去，破了对方金钟罩铁布衫。

援朝暗想真糟糕，想早起堵人还没堵上，接下来该干什么？昨晚的顶牛让他没法进行今天的安排，但每一刻的安排都跟火车时刻表似的严丝合缝，错位了就天下大乱。他先去胡同里的早点铺给孩子买了两碗豆浆三个炸油饼，白豆浆两毛，糖豆浆两毛五，孩子吃糖的自己吃白的。母亲不喝豆浆只喝茶。早点铺都用缺了沿儿的大海碗，他没法拿回来，干脆端了个铝锅，糖的白的混一起端走了。

他匆匆把锅端回家，又跑到胡同里一处公用电话那儿等开门。早晨七点，公用电话开了，他抢在头一个，先打给车队请求倒休，但车队也安排不开，让他找人替班。他又打给同事求帮忙，同事家住的是老婆的单位宿舍，还得让传达室的大爷喊一声。等了许久同事答应帮忙了，又打电话给领导好说歹说一番，无非是为了不算事假，好别扣钱。

他要面子，但仍硬生生厚着脸皮求领导，干忍着听领导说了很多酸溜溜的话，各种夸张的、无中生有的、有一说成十的训斥，估计身后排队的人听了都觉得太伤人。但援朝回头一看，排队的人早就不耐烦了，催他快挂。

援朝挂上电话交了钱，他再次回家，推着自行车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又跟幼儿园老师说了些道歉和请帮忙看管的话，隐含着说出：孩子每天只能去捡次的玩具玩，别人家的孩子总抢了他的玩具，还说你的玩具不如我的好。

幼儿园老师不吃这一套，一个个泼辣得很，援朝又被这几个他死也看不上的老娘儿们抢白：“孩子都受家里影响大，我们这儿就是看着，他自己会长。”

老师接着说：“有一天，你家孩子想撒尿不去厕所，跑到个没人的屋子里，也不知从哪儿翻腾出一个尿盆来尿了。那尿盆是搪瓷的，漏了，多少年都没人用。”说完便皮笑肉不笑的，援朝也想附和着笑一下好结束谈话，但他没“呵呵”出声。

从幼儿园出门，已经上午九点半快十点了，他赶紧坐车去海燕单位找人，怕海燕下班后直接回娘家，再请回来就麻烦了，甚至由此分居……孩子由谁管呢？他不会往离婚方面想，两口子吵架动了手，哪至于？家门口这片胡同里的人家，时而有打架动菜刀、动擀面杖的，摔个炒菜锅、飞起把铁剪子砸了玻璃……不新鲜，没听说谁家真离了。

十一

赶到单位以后，援朝自报家门是海燕的丈夫，厂里的人给他指路，在车间门口等海燕。时间临近中午，他想海燕要是给面子，就一起在食堂吃午饭了。

他来过厂子，这一次心里有底，就直接去车间。可到了车间，听说海燕不在，她作为优秀员工代表到纺织厂配套的纺织机械配件厂参观去了。

纺织厂是一大片厂区，海燕在一厂，还有二厂、三厂、配件厂、印染厂等，都属北京东边的棉纺织集团。配件厂就在纺织厂后面，援朝赶过去，刚进了大门，就见一群工人抬着一个人走向辦公楼，好像是去医务室的样子。人围得如同平地上长满了灌木，他想挤进去，但被拦住，又挤进去，看到那个脸色苍白的人正是海燕。他的头脑仿佛被撞钟一样猛敲了一下，耳边听到嗡嗡的回声：“快打120，叫救护车。”

昏迷的海燕被送到医院，援朝事后更责备自己没拦住她，早知如此就干脆把海燕锁屋里，就学他们厂那个把妻子锁屋里不让上夜校的丈夫。

这一天原定是单位组织去配件厂参观，海燕一夜没睡好，总是隐隐地做着噩梦，她梦见车间的横梁上垂下一条粗绳坠着个满脸浮肿的人，那人的面孔近了，是父亲。这一次，她在梦中尖叫。早早醒来后，她还是晕着头、肿着双眼上班去了。

配件厂跟纺织厂不一样，里面都是金属车间、精加工车间等等，比纺织厂的车间要小，工人九成都是男的，不像纺织厂是纯粹的娘子军连。每个车间按照车工、铣工、铸工等不同工种来划分，都要学徒三年。海燕跟着众人进了精加工车间，这里的工人一身长衣长裤，用松紧带扎紧袖口，不系围裙。她好容易见到一位守着一个CA620型号精密小车床的女工，她看这场景是如此熟悉，甚至那女车工都很面熟，才反应过来，这跟人民币上“车工贰圆”的图案一样。

海燕听讲解员讲，回味着工人之间的俗谚：“紧车工，慢钳工，溜溜达达是电工。”车工是用车床加工金属零件，是个技术活儿。车刀要停得及时、到位，停慢了零件就废了，还得快干，否则不出活儿。讲究如何下料、卡位、调试机器，用手和千分尺来量。车工有危险，容易出事故，配件厂里有位女工眼皮上有个红斑，是操作时烧红的铁屑溅上留下的，好多年都不褪去。

众人一起去看车工的演示，海燕的困意上了额头，仿佛有一块铁在脑袋里，坠得自己的头四处摇晃，要大头朝下一猛子栽倒。

一阵恍惚间的错觉，海燕刚刚眨了眨眼睛，猛觉得头顶上空乌云密布，是哪位大罗金仙掷来的法宝，还是飞来一只翼龙或巨大的蝙蝠。“呼”一下，海燕被人狠命地一把推开，一个跟头摔了出去。

“哐当！”

一块长方体铁块砸破了水泥地面，落在摔倒的海燕身边，铁块距海燕的头不过二尺。那是一块准备车的铁料，它没有被卡紧，从刚刚开动的车床上甩了出来。刚才，它正在海燕头上鹰隼般盘旋。

而海燕这一摔，一时没有醒来。

尾声

海燕昏迷了三天才醒来，这次她摔成了脑震荡，摔得瓷瓷实实。但同样她真得感谢推她的同事，算是捡了一条命。自她醒来以后，有时一阵明白一阵糊涂，有时昏睡不醒，有时彻夜不眠。她一遍遍地想自己从进厂以来发生的事，却几乎想不起什么。关于厂子，她首先想起来的是，车间里的所有物件已被席卷一空，只剩下黢黑的水泥梁架如一具骷髅;水泥的地面已成为崎岖不平的土地，堆满了弃物长满了野草;车间顶上的玻璃全部破碎，混着木料、砖头和阳光四处撒落。那车间的横梁上垂下一条粗绳坠着个满脸浮肿的人，那人的面孔近了，是父亲。

从此以后，海燕因为有一阵经常部分失忆，援朝帮她办了手续——请病假吃劳保。海燕的母亲因癌症去世，弟弟卖掉了他继承的纺织厂宿舍，拿了钱并入赘到外省市当寓公去了。那是一个海燕不知道的小地方，弟弟不再正经干什么，照样活得优哉游哉。

过后，厂子真不行了。

年轻的都下岗，合同工不再续签，有能力的调走，科室只保留几处，在宿舍区找个角落负责给职工报销。在歇了几年病假、援朝跑厂子报销了几年医药费以后，劳资科把海燕叫过去办理病退手续，她三两下就办完了，从此每月有几百的退休金（后渐渐涨到两三千），与厂子再无瓜葛，时年四十一岁。

海燕打听了一些同事的下落：师傅退休了，为群调走了，小三被她多次试验后遇到的唯一真爱甩了，哭着回了农村;而小娟终于补了个夜校文凭，调到仅存的几个科室里去坐班，再也不用进车间了。她觉得这样挺好，每个人都有个出路，自己这个班长没白当。

如今，再次来到她成长、工作过的地方，她好像只是度了个周末，在家睡了一大觉、周一早上继续上班一样，但这个世界开始将她遗忘。当她回到厂区的时候，才发现这片挥洒了她和父母青春和生命的地方已经荡然无存。仿佛是一列火车拉着鼻儿从站台前呼啸而过，而把原本下车透透风的自己留在了站台上。

火红的年代过去了。她站在马路对面，觉得厂子就像浮出海面喷水的巨鲸群，现在鲸群寿命已到，它们下沉到海底成为鲸落，它们该离去了。

原刊责编张菁

【作者简介】侯磊，北京人。青年作家，诗人，昆曲曲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热衷于研究北京史地民俗、碑铭掌故。著有长篇小说《还阳》，小说集《冰下的人》《觉岸》，诗集《白鹅的羽毛》，非虚构文学三部曲《声色野记》《北京烟树》《燕都怪谈》，社科图书《唐诗中的大唐》《宋词中的大宋》等。

分类：中篇小说 作者：侯磊 期刊：《小说月报》2021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