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我是杰森

一

我的遭遇源自一次在海外的不幸的车祸。那天，从早晨一上车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预感说不清道不明，反正心里扑扑腾腾，好像要出点事。事后，叫我最后悔的是通过一位巴黎当地的华人，请来一个导游兼司机小宋先生。据说他曾在非洲某国的领馆做过二等秘书，精通法语，是位跑遍法兰西的“法国通”，可是那天一上路我就觉得不对，他竟然连公路上的路牌都看不明白。那些年还没有GPS，他看地图的架势有点像是看天书。不过，我这次车祸谁也不怪，完全是我自己找的。我在巴黎开过会，还有几天时间，没什么事儿，忽然想用两天时间往巴黎的西边跑一跑，我最想去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位于诺曼底勒阿弗尔吉维尼的莫奈故居;另一个更远一点，是世界遗产圣米歇尔山。我在一张图片上看过这个圣米歇尔山，一个从海中耸起的小山峰，上边全是古老的建筑;峰顶有一座尖顶教堂，简直就是神话中的景象！我非要去看看不可！然而，由于这个冒牌的法国通几次迷路，我们的车在田野和丘陵中来来回回兜了许多圈子。到了吉维尼，莫奈故居已经关门，只有扒着门缝才看到在莫奈画中常常出现的那座轻盈的彩虹一般的日本桥了。小宋安慰我说，从圣米歇尔山回来途经这里时，还可以再来看。于是我们在村子里找到一家土耳其饭店，吃一顿欧式的“肉夹馍”，然后接着赶路，可这时天已经黑了。小宋似乎没有去过诺曼底这边。他总走错道，错了就得绕回来重走，我的心开始发毛，他的心几乎乱了。我说：“是否找个旅店住下来，走夜路不安全。”

就在我说这句话时，他忽然说：“不对，我又走过了，应该拐出去。”他说这话时，声音有些慌乱。

我坐在小宋旁边副驾驶的位置。我发现，车子右边有一个出口。车子开得很快，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出口。小宋担心错过这个出口，猛地向右一拐。这种行车在高速路上是绝对违规的，没等我制止，只觉得身后边一个巨大的黑影疾飞而至，跟着一片炸开似的刺目的光亮和一声毁灭性的巨响，我感觉我像飞了出去——不知是我从车子里飞了出去，还是我的灵魂从我的躯体中飞了出去，同时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清醒过来时，身体已经被固定在一张床上躺着。我的意识有点奇怪。一方面我很清醒，听得清周围的一切声音，看得清周围各种医疗器具，还有几位身穿白大褂、戴着口罩的外国医生与护士。我还知道自己因为车祸受伤躺在这里。我对车祸时死神降临那可怕的一瞬感觉极其强烈。可是另一方面我的所知好像微乎其微，无论我去想什么，脑袋里都像是空的，想不起任何一个与自己有关的人来，也想不起任何事情来。比如车祸，我对车祸的感觉记得虽然极其清晰，但因何车祸，就一点儿也不知道了。我好像不会想了，难道我失去了记忆？

一个蓝眼睛、中年的男性医生走到我的病床前，问我是谁，叫什么？他用的是英语。我本能地用中国话回答他：

“我想不起来了。”

他表情为难，听不懂我的话，转而用英语问我：

“你会说英语吗？”

我竟然用英语回答他：“是的，我会。”我的英语还很熟练。

蓝眼睛的医生笑了，他说：

“好。我是你的医生拉方丹。请问你的姓名？”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回答是：“我叫杰森。”我用英语回答。可是我为什么说自己叫“杰森”？我曾经有过这个英文名字吗？谁给我起的这个名字，我完全没有记忆。

比这个还麻烦的是，当我用英语告诉拉方丹我是中国人时，他很惊异。他接着问我一串问题，比如我的姓名，我是中国什么地方人，我的手机号或邮箱地址，我认识的人，我到法国干什么来的，我认识哪些法国人——哪怕一位也行，我都一无所知。拉方丹找来一位中国面孔的人与我交谈，我们之间除去语言上毫不费力，但我什么信息也不能给他。我像一位外星来客。

经过许多努力，拉方丹告诉我必须面对一个可怕的现实。我是法国西部高速公路上一次惨烈的车祸的受害者。我幸免于死，肢体健全，但面部已毁，必须接受整容。但警方在现场找不到我任何的身份证明。我自己虽健全，但头部在撞击中出现了失忆，而且我的失忆很彻底，一片空白。现在很难说能否恢复。

他还说我同车的伙伴在车祸中被撞得血肉模糊，警方也找不到他的身份证明，而我们所坐的汽车的车牌竟是假的。拉方丹说：“我们找不到你的任何朋友与家人，我们只能认定你是‘杰森’，鉴于你受伤严重，我们必须给你马上动手术，同时给你整容。如果你同意，因你的手腕骨折，无法签字，我们需要你用录音来认可。”他说，“你只要说‘我同意对我进行外科手术和整容，我叫杰森’就可以了。”

我同意了，用英语把他要我说的话说一遍，最后说：

“我叫杰森。”

此后，我完全不知道接下来的事。只知道自己在麻醉后昏昏沉沉睡了很长时间，这时间没法说清，醒来后面部和手腕依然密密实实缠着绷带，身体不能翻动。拉方丹每天都来看我，探问我的感受，我身上每一种痛苦与不适的消失，都换来他的一种很熨帖的微笑。他还领来一位鼻子尖尖、瘦瘦的、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医生看我。他说他叫马克，是我的整容医生。拉方丹跷着大拇指说：“马克是我们医院最出色的整容师。”于是，我开始对我的面孔有了期待。我最关心的不是我被整得是否漂亮，关键是否像我。可是我的记忆现在仍是一片空白，我凭什么断定马克是否“重现”了我？

过了一些天，揭晓的日子终于来到，拉方丹、马克，还有这些天护理我的醫生护士围着我，眼瞧着马克像魔术师那样带点神秘感地揭开蒙在我脸上的最后一层纱布，跟着引起一片惊呼、欢喜和掌声。他们向马克祝贺，也向我祝贺。一位护士拿着镜子竖在我的面前，我朝镜子里一看，天啊，我感到从此我和原先的自己告别了。虽然我完全不记得自己本来的模样，但镜子里是一张纯粹的地道的外国人的脸。隆起的眉骨下一双深陷而略带忧郁的眼睛，高高鼻子下厚厚的嘴唇。一位年轻的护士说我很像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是啊，我的整容师是法国人，他想象出来的脸一定是法国人的脸。如果你叫一个法国画家随便画一个人物，他画的人物一定是法国模样，绝不会是中国人的模样——这是必然的！我完蛋了。

当我抬起头来时，我发现马克、拉方丹等满屋子的人，都望着我，等待着我表述感受。不知为什么，我竟然非常肯定地说道：

“我是杰森。”

于是，快乐充满了大家的心。

二

我说我是杰森，那么杰森是谁？我不知道。无论我怎么想，对杰森这个名字由何而来，都毫无印象。“杰森”这两个字，在我记忆的荒地上只是一个不知由来的碎片。它是不是我上学学习英语时给自己起的名字，或者我曾经是一个混血儿，原本就有这个英文名字，不然我的英语怎么说得这么好。语言其实属于一种“本能”，不属于记忆。正因为我说中国话更是这样一种本能，所以我确认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可是仅此而已，现在我连自己的中国名字都不记得了！否则，我会顺着这名字捯回我的记忆链。

失忆意味着什么？现在我才知道，一个人只有自己的经历才是自己的，因为你经历中的一切都真切地保存在你的记忆里，不会保存在别人的记忆里。如果失去了这个记忆，你还有什么？只剩下一个肉体，一个躯壳，一个没有内容的生命。虽然记忆不是实在的东西，一旦你失去了它，生命就变成空的！

我现在就是空的。我失去的决不仅仅是自己过去的一切，更失去了一切活着的意义、目标、欲望。这比死亡还可怕。死亡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结束，失忆是一种活着的死亡。我几次感觉把握不住自己了，我要疯，要发狂，我想跳楼。

我之所以能活下来，完全由于巴黎一个纯民间的人道主义救援组织的帮助。这组织中有三位天使：一位名叫赛琳娜的妇女和两个中年男子——毛磊与雨果。他们都是有工作的人。赛琳娜是在政府机构工作的职员，毛磊是一家四星级旅店的清洁工，雨果是一位西装裁缝。他们对我做的事纯属公益。他们对我的遭遇非常同情。他们对我的帮助既有物质上的，更有心理上的。应该说，我一度难以摆脱的失忆之痛把他们扰得终日不得安生，但他们个个都是我的最具耐性的心理醫生。谁会对别人的精神和心理这么当回事？他们天天与我聊天，一直聊得我眉头舒展才放下心来。我被他们的人道救援组织安排在拉丁区一座古老的教堂后边一间狭小的平房里居住。每天至少会有一个人来陪我。帮助我料理生活，并与我一同在我受损的大脑的缝隙里寻找残存的记忆。一天黄昏我和他们在塞纳河边散步，我忽然说：“好像在我的家乡也有这样一条从城中穿过的河。我好像有一点感觉了。我的城市很大。”这是一年多来，我第一次有了“记忆归来”的感觉。这一瞬间，我的感觉很神奇。

他们三人一下子把我拥抱起来。赛琳娜还感动得哭了。好像这是她自己的事情。

虽然，这个感觉只是在恍惚之间瞬息冒出来，又瞬息消失，却给了我活下去的信心。我第一次抓到了自己的救命稻草。

我这三位朋友认为最好的找回记忆的办法，是我回到中国去，回到自己的国家。只有在自己曾经生活的环境里，才会碰到各种朝夕相处过的生活细节，甚至碰上熟人与朋友，从而唤回我失却的昨天。他们三人都没去过中国，便扎在图书馆里翻了许多地图。经过再三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两座城市——上海和天津最可能是我的家乡。虽然中国的大城市多源于一条河，可是看上去更接近“穿城而过”的巴黎塞纳河的，还是上海的黄浦江或天津的海河。可是我若去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护照，我的护照可能毁于那场车祸。怎么办？办理护照需要各种身份资料，我都没有。我只是遭遇一次惨烈的灾难失去记忆而滞留在异国他乡的一个可怜人。

我的几位朋友费了很大劲，千方百计给我弄来一本护照。当然，其中的奥妙我不能说。

当护照拿到手里时，我翻开一看，既欣喜，也悲哀。上边的照片分明不是我，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国人，但这正是我现在的模样。护照上的姓名——杰森，倒是与照片十分般配。杰森就应该是这张面孔。何况护照的首页还写着我的出生地是卢昂，出生日期是一九九六年八月八日。我感觉这个日子像是一个不祥的日子，只是一时想不起来这一天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了。

我和我的三位朋友在太子街一家小饭店里密谋了我即将出行的计划。我将以一个名叫杰森的法国人的身份去往中国旅行。主要目的地是两座城市：上海和天津。每座城市一周，全部行程为期半个月。上海入境，天津出境。真正的目的是找到我的家乡，找回我的记忆，最后找到我自己。我的三位法国朋友通过他们的人道救援组织给我提供一些经费，并上网订好来回的机票和我将要去的那两座中国城市的旅店。他们各自从家里拿来一些衣物，给我凑足一个旅行者必备的行装。他们很细心很尽力，连遇到感冒时必用的口罩都给我准备好了。雨果把他一直没舍得使用的新款的双肩包也送给我了。在戴高乐机场与他们分手时，赛琳娜对我说：“无论你找到还是找不到过去，你和我们都共同拥有未来。”这话叫我原本不安的心一下子踏实下来，我的眼睛也潮湿了。

我一坐上飞机就变得十分敏感，我好像打开身上所有神经的开关，留心可能触动自己记忆的各种迹象。于是，我发现我对飞机没有陌生感，我以前肯定经常坐飞机，登机、下机、进关等等，因为这一切我轻车熟路。只是在排队过安检时，一位机场的值班人员过来对我用英语说：“先生，请您到‘外国人通道’那边排队接受安检入境。”他很客气。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不是中国人，是“外国人”。我谢谢他，去到那边排队安检。在过安检时，一位值班的年轻的女工作人员用流畅的英语问我是否第一次来上海。我说：“是。”并说，“我是杰森。”她笑一下，说：“上海欢迎你，杰森先生！”跟着“啪”地在我护照上盖图章，我就这样轻易地“回国”了。原先我一直担心这本不知从哪里搞来的护照会给我带来麻烦。如果有了麻烦，我无法说清楚，而且谁都无法说清楚。我在整个地球上都会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一个麻烦。

出了机场我立刻找一辆出租车去旅店，我发现我做这些事时竟然也十分熟练。后来一位医生对我说，人失忆的症状千奇百怪，有时只是失去某一部分记忆，其他记忆却完整地保存着。这位医生说，他见过一位头部受到撞击的女病人，伤好了之后，留下的后遗症是失忆，但奇怪的是她失去的只是对“文字”的记忆，竟然再也看不懂任何报纸、书籍和一切东西上的文字。现在看来，我的失忆也是一部分。我对语言、文字、生活技能和行为方式的记忆都没问题。我失忆的只是对“我”的记忆——当然，这是最要命的记忆。你不知道自己，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这样，你天天活着将从哪里开始？去向哪里？

开出租车的司机是一个瘦子，他很爱说话，但他的英语很差劲，愈说我愈听不明白，我便用汉语说：“你跟我说汉语没问题，我能听懂。”

这瘦司机听了大叫起来：“呀呀，你的中国话说得这么棒！如果我不看你的模样，只用耳朵听你说话。你就是我们中国人嘛！你在哪儿学的中国话？”他一兴奋，汉语里边便开始冒出一些叽里咕噜的上海地方话，我听不懂上海话。他却一直不停地说、不停地向我发问、不停地叫我回答。这叫我很难堪，幸好旅店并不远，车子一停，我几乎是从出租车里逃进旅店的。

三

没想到的麻烦来了。从到了上海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不知道自己要做的事应该从哪里开始。我手里没有任何线索，去哪儿找到自己？人们都是凭借记忆寻找自己的过去与过去的自己，我要找的恰恰相反——我要寻找的是失却的记忆。记忆怎么寻找？到哪里去找？

头一天，我在街头失魂落魄地走了三小时，走得两条腿疲软了，正好遇到一处街头咖啡店便坐下来，要了一杯红茶，一边喝，一边掏出旅游地图来查看，想从上边的地名上找出一点似曾相识的东西，忽然对面响起一个很清脆好听的英语声：

“你想找一些好玩的地方吗？”

我抬头看，一个女孩坐在我对面。她带着东方女人幽雅和细致的风韵，同时还有一些年轻人流行的气质，很漂亮;她柔和白皙的皮肤与乌黑光亮的长发搭配得很美。我刚要说话，她却抢先问我：“你是来旅游的吗？个人自由行吗？你是哪国人？”她说完微微一笑，等着我回答，更像迫使我回答。

我说：“我是法国人，第一次来上海。”我想说我不是来旅游的，如果她再追问下去，我就无法说清楚。所以我没再多说。

她说：“我可以给你做导游。”她说得很爽快，“上海好玩的地方非常多。我们边玩，我边向你介绍。”她的英语很好。

噢，她是做导游的，我想。我笑了笑说：“我还是自己去转吧，一个人更自由些。”我婉拒了她。

“你头次来，一个人会跑丢。上海很大。我陪着你，不是你陪着我，你会很自由的。”她热情地说，只是热情得有点过分。

“我付不起导游费。很抱歉。”我坚持不要她做伴。

谁想她神秘地一笑，说：

“如果我免费导游呢？”

我很奇怪，她为什么要免费为我导游？

这时，一个矮个子、穿黄绸衫的女子走到这女子身边，她们相互用英语打招呼，似乎很熟。这黄衫女子看看我，随即改用中文说：“你要为这老外做导游吗？”噢，显然这黄衫女认为我不懂中文，才说中国话。

坐在我对面这女子也改用了中国话，她说：“还没说成，他说他没钱。”说完她一笑。

黄衫女说：“那你搭理这穷老外干吗？”

坐在我对面这女子说：“我不信他没钱。他是想讨价还价吧。你看他的双肩包，最新款的！”

我很不喜欢她们讨论我有没有钱，便用中文对她们说：

“二位小姐想喝咖啡吗？”

她两人听到我口吐中文，一怔，并知道我已经听懂她们的交谈了，很尴尬，匆匆起身走了。

虽然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因为它发生在我旅程开始的第一天，弄得我挺不舒服。

接下来我在这座城市里转了三天，愈转愈觉得我与这座城市毫不相干。尽管并没有那种异域他乡的陌生感，却也没有亲和感。我说的亲和感，是那种唯有家乡才会给你的那种感觉。我忽然想起，我此次选择来到这座城市，不是因為这里有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吗？我应该到这城市的河边看一看，说不定能找到家乡的感觉。于是，我打听到这座城市“穿城而过”的黄浦江，跑到江边著名的外滩上站了一个多小时，可是我站的时间愈长，愈没有感觉。家乡的河是从你生命里流过的，你不会对它无动于衷吧。

进而又想，如果这座城市是生我养我之地，我怎么连这城市的人们说的话一半也听不懂？我和它的隔膜不正是来自这城市的方言？地方话是一个城市最深切的乡音。如果你长期在外，一旦返回，一准要被它独有的腔调一下子感动起来才是。

于是我断定这里不是我的城市。

在我离开上海的前一天，雨果从巴黎打电话给我。他说：

“怎么样老弟，有什么叫你高兴的发现吗？”

“没有，现在还没有，老兄。”我说，“我像一个找不到妈妈的孩子，我闻不到妈妈的味道。可能是我的记忆无法挽救了。如果我下一站到了天津还是这样，我决定放弃我的过去了。”

“不要刚刚开始就说放弃，你要像考古学家那样，找到宝贝才是你的目标。”他使劲地给我打气。

四

事情发生变化了。来到天津的第一天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从我心里冒出来。我在网上预订的旅店是在天津河北区原奥地利租界，由一所老房子改装的。房前就是海河。一看到流淌的河水缓慢而柔软，我就感到一种久违的温馨。小旅店的职工告诉我，这里原来还有一大片很漂亮的奥式建筑，都是二十世纪建的。我听了，心里忽地浮现出一片奥式风情的幻影。怎么，我怎么会有奥地利的印象？因为我曾经去过维也纳，还是我曾经在天津生活过，见过这里的街区？

奇怪的是，从旅店出来，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告知与点拨，信步过桥，来到一片古老的城区，我马上有一种热乎乎、被拥抱起来的感觉。我面对着一座寺庙发怔了半天，举起相机刚要拍一张照片，只听旁边一个中年男子对我说：“我给您捏一张吧。”这男子以为我不懂中文，边说边用手比画，表示想帮助我拍一张旅游纪念照。

可是他为什么不说“拍一张”，而是说“捏一张”？这是这里的地方话。但他这“捏一张”，我听了竟感到一种熟悉，他说话的音调更使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甚至感动。这跟我在上海时的感觉完全不同。这就是我的乡音吗？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吗？

这男子热心为我拍照。他一边校正我站立的位置和姿态，一边说：“这地方是我们天津人的最爱。”他只管说，也不管我这个“外国人”是否能听懂。

我便用中文对他说：

“我知道，天后宫。”

这男子听了，一怔。显然他不明白我的中文怎么会说得这么好，或是不明白我怎么會知道天后宫。他给我拍过照片后，把相机还给我，说了一句：“你这老外还真有学问，居然还知道天后宫？”说完乐呵呵摆摆手走了。

我也不明白，自己从哪儿知道的“天后宫”。当时，我并没有瞧见庙前匾上边的字啊，难道我“未卜先知”，还是我前世到过这里？

于是我到庙里庙外转了一转，真好似童年时来过这里。

我在这城市里整整转了三天，我觉得就像在梦里转悠，或者梦在我脑袋里转悠，常常感到似曾相识。我渐渐感觉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可是，似乎还有一层纸蒙在这一切一切的东西的上边，我捅不开这层纸，我走不进去，我离它似乎是差一步。我好像无法一下子从一个浑浑噩噩的梦里醒来，无法回到现实，这感觉难受极了。这是一种记忆开始恢复的迹象或征兆吗？但这比完全失去记忆还要难受。后来，我明白了，现在似乎只是一种家乡神奇的魅力感染了我，但我还是没从中找到“我”，还是没把失忆中的自己找回来。我仍在失忆里。我怎样才能穿过这一道无形的反人性的铜墙铁壁？

一天，我走进一个街区，感觉非常奇特。这里的树木、街景、建筑、色彩我都熟悉至极，我好像曾经生活在这里。我看看街牌，上边写着光明路，这路名好像一下子敲响我的心。我很激动。我好像一努力就从这里回到自己的过去了。这几天，从没有感觉我距离自己这么近！我怎么办？我似乎还差一步，只差哪里伸过一只手来一下子把我拉过去。

我忽然想，我如果生活或工作在这里，这里就会有我的熟人。如果我一直站在这儿，早晚就会有认识我的人发现我。我失忆了，认不出他们，但他们会认得我，叫出我的名字。我一旦听到我的名字，会不会瞬间就回来了？

于是我站在街头，四处张望，想方设法叫人注意我，尽力与来往的每个人打照面，巴望着有一个人认出我，叫出我的名字。可是我傻傻地站了两个多小时，直到腰酸腿软，希望渐渐渺茫。正打算撤退时，忽然一个矮个子的人对我“呀”地一叫。这人穿着西装，拿着公事包，像个在办公房干活的白领。我对他说：

“你认得我？”

这人用英语说：

“是啊，你不是那个、那个、那个……”

他好像一时想不起我的名字，样子很着急，但我比他还急。我的名字就在他嘴里。我太需要知道自己的中国名字了！我等着他，他忽然笑了，看样子他想起我来了，他朝我叫着说：

“你不是法朗士吗？”

“我是法朗士？”我说，我有点糊涂，我怎么会是法朗士。哪来的法朗士？

这人指着我笑道：“我记起你来了，你曾经在我们国泰大楼三楼那个电脑公司上班。人家都说你是非常棒的工程师。听说你大前年回国了。现在你又回来了？你还在那家公司工作吗？我是大楼财务总监，姓杨，名纯。”他说着说着，表情忽然变了，显然他看到我满脸狐疑。他问我：“我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已经十分失望。我用英语说：

“是的，你认错人了。我不是法朗士，我叫杰森。”

等这人走后，我才明白，我今天其实白白地在大街上站了两个多小时。我的脸经过整容已经完全改变。即使曾经认识我的人，现在也不可能再认出我来！此时我已经变成一个高鼻深目的外国人，所以这位杨纯先生才把我误认作法朗士。我已经永远不是原先的我了。即使我真的找到自己的过去，回去——回家，谁会相信我是曾经那个我？

五

一个人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明年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因为，人很难知道明天会遇上什么事。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后天就该回巴黎了。我的旅行期限快到了，手里的钱也不多了。我想再做最后一点努力。一扇怎么也打不开的门，常常会在最后一刻忽然打开。我总觉得我的记忆一定卡在什么地方，就像电脑死机。对于不懂电脑的人，会以为电脑坏了，扔了算了，不知道问题往往就卡在某一个小小的程序性的错误上，如果碰巧弄对了，说不定就会“天下大吉”。所以我又跑到光明路那边，那里好像有我可以回到昨天的时光隧道。

在我穿过一条窄街时，看到一位老人坐在道边喘气，喘得急促，似乎很难受。我过去用中文问他：

“你不好受吗？”

老人见我的模样是一个外国人，怔了一下，还是对我说了：

“我的心慌得厉害，胸口憋得难受。”

我认为他犯了心脏病，赶紧招呼出租车，送他去医院。我扶着他，用手指按他手腕上的脉搏。他的脉跳急促得可怕。到了医院，赶紧招呼医院的救护人员。我付了车费，跑到急救室，一位医生对我说：“你是病人的什么人？赶紧去挂号。”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我不知这老人的姓名，没办法去挂号。没想到老人的神志还清醒，他听到了，有气无力地对医生说：“别找他，人家和我没关系。找我儿子，手机号12566337878，赵大路。”

我赶快与赵大路联系上，但我对老人放心不下，一直等他儿子赵大路来到才告辞离去。赵大路对我千恩万谢，晚间我回到旅店，看到赵大路正在旅店的大堂里等我。他说他父亲是急性心肌梗死，幸亏我出手相救，抢救及时，已脱离危险。他称我是他家的恩人，晚间非要请我吃饭。他的真情难以谢绝。晚间吃饭时，他称赞我的中文与口语之好，是他先前从未见过的。他甚至不相信我自称是在法国学习的中文。他说我“除非有中国的血缘”。使他感到惊奇的是，我说的中国话居然还有一点天津本地口音。这就使我更加确信天津与我的关系非同寻常。我无法对他实话实说。我的故事太离奇，甚至有点荒诞，一个模样确凿无疑的外国人怎么可能是中国人？我只好编了谎，说我母亲是中国人，早已离世。赵大路说：“怪不得！一个人从小使用惯了一种方言或口音，只要超过十五岁，就很难改变。”他还笑道：“你除去长相是法国人，很多地方——比如动作、手势等等也都像中国人。”

他这话说到我的痛处。赵大路这人很敏感，他看到我表情有些变化，问我：“怎么，你不舒服吗？”

我说：“没有，我只是想起自己的过去，”随后又加上一句，“想起我的母亲。”

赵大路听了，沉一下，说：“是，我的母亲也没了，因此对我年老的父亲更在乎。”

赵大路对于我如此深爱这座城市感兴趣。他问我是否去过法租界，告诉我天津是一座兼有中国本土气质与西洋风的城市，愈看知道的东西会愈多，知道的东西愈多就会愈有兴趣。他说旅游者从来只是匆匆过客，浅尝辄止。他给我出个好主意。他说凭我的中文和英文，完全可以在这城市里胜任英文家教或者在一所私立学校做英文教师的工作。只要有机会在这城市里生活一段时间，便会真正深入到这城市的文化中。他说他在一所中学里做教务工作，在这方面有许多资源。如果我愿意，他可以出面帮助，介绍一份工作给我。他热心又真心。

他这些话，好像要为我圆一个梦。

我带着这团美梦般的幻想问他，这件事能够实现吗？

赵大路听了，眼睛一亮，他说：“我想起来，一个朋友不久前托到我，让我帮他兄弟請一位英语家教，时间在两个月后的暑期，你应该是最棒的人选。这人的家庭条件非常好，可以给你安排住处。你的收入也不会低。”跟着说，“我可以马上与他联系。你是明天下午的飞机，上午还有时间，你们正好可以先见上一面。”这位赵大路帮助人时还是个急性子。

这叫我心花怒放。

转天上午，赵大路到旅店来，带来两个人，一个成年人，很壮实，满面油亮，看穿戴就知道阔绰富有;一个是少年男孩，十多岁吧，长得白细略瘦。头一眼看上去就不像父子。这成年人叫罗金顶，男孩叫小伟。不知为什么，一听这“小伟”二字，我的心一动。罗金顶和我握手后，正好手机响了。他走到一边接听手机时，赵大路小声对我说，罗金顶是这孩子小伟的继父。他不认识这家人，只知道小伟的父亲两三年前出国时失踪了。不知怎么回事，这个信息一下子把我与这孩子联系起来。可是我在记忆里已经没有我的孩子、妻子、父母、亲人以及自己的一切。我凭什么说这个失去父亲的小伟会与我有关？

可是当我的目光碰到小伟那双并不明亮的深灰色的眼睛时，我的心又一动。我仿佛一下找到了那个时光隧道的洞口。我想一下子扎进去，却听见一个浑厚的声音：“你喜欢我们的小伟，是吧？”说话这人原来是罗金顶，他说，“小伟这孩子很聪明，只是没有碰到一位好的英语老师。”

赵大路笑道：“这位杰森先生在北大教书都没问题。”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的英文很快就使罗金顶兴奋不已了。他问小伟：“你喜欢这位老师吗？他的中文可比我说得还好。”

谁料小伟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妈妈说，她不喜欢法国来的老师教我英文。”

这叫我们大家一怔。罗金顶和赵大路完全不明白这句话是怎么回事，我似乎恍恍惚惚感到其中的一丝深意。

虽然，小伟的妈妈根本不知我是谁。我也完全没有“妻子”的记忆。不知为什么，我却感到这其中有一个老天爷才知道的秘密。生活本身真的这么残酷吗？如果我继续在这神秘未知的世界里追根求源，恐怕就要陷入一种真正的现实的痛楚和无奈中。我绝对改变不了现实。更深的痛楚还要找上自己。看来任何人到头来还是只能顺从命运。

我在胡思乱想，脑袋乱无头绪。赵大路说了一句话：“你们先说好了，别说死了。临近再定，好吧。”这才把我拉回到现实。

于是我和罗金顶客气地做了一个务虚的约定。谢过赵大路，我下午登机返回巴黎。

在戴高乐机场出口，我一眼就看到我的三位朋友在栏杆外朝我挥手。赛琳娜举着一把杂色的野花向我使劲地摆着，他们迎上来的第一句话：“怎么样，你找到自己了吗？”

我笑容满面地说：“是的，我是杰森。”

他们只是怔了一会儿，跟着一拥而上，把我紧紧拥在他们中央。

一年后我在波尔图一个学院谋到一个华语教学的工作。我很称职，干得快活又起劲。波尔图有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每到夏天假期，我都向巴黎的三位朋友发出邀请。我与他们在波尔图灿烂的阳光里一起享受大自然的琼汁玉液与人间的蜂蜜。这期间，还有一个喜欢中国宋词的法国女孩喜欢上了我。她叫萨皮娜，个子不高，笑起来很美，嘿，我活得很满足。

一天，在整整下了一天瓢泼的夏雨里，我睡在床上，奇迹不请自来，我忽然感到遥远的记忆一点点鲜活地出现了。你知道失忆的恢复是一种什么感觉吗？像神仙显灵吗？

对我可不是！

曾经在我苦苦寻求它时，它避而不见，毫无悲悯。现在，当我丢下了它，它却来找我，戏弄我吗？不，我决心再不去碰它。我决心拒绝回忆。我更需要的是保护好自己当下真实的生活。我跳下床来，开门跑出去，站在大雨中，任凭又疾又凉的雨水肆意淋浇，把我清醒地浇回实实在在的现实中。

原刊责编师力斌

【作者简介】冯骥才，男，当代著名作家。曾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等职，现任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国务院参事、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新时期文学初曾以《雕花烟斗》《啊》《神鞭》《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小说蜚声文坛。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徜徉在文学、绘画、书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诸多领域，且皆有建树。近年来文思泉涌，新作不断，颇引文坛注目。

分类：短篇小说 作者：冯骥才 期刊：《小说月报》2021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