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晚来香港一百年（之三）

长江女，蒙古族，1958年生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长年任报刊、电视一线记者。文学博士。1985年开始报告文学写作，作品亦曾多次获国家级奖项，较有影响的作品有《走出古老的寓言》《天歌》《山野斯人》《中方雇员》《矿难如麻》《你，澳抗阳性吗？》《对面坐着马向东》等。目前供职于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

写了半天香港，文章也发出了几十篇，扔到朋友的圈儿里想赚点“喝彩”，没想到朋友看后却很不客气：“啥玩艺儿呀你写的那些文章？只顾自己痛快，对读者也太不负责了！”

我傻子一样，委屈都顾不上：“怎么就不负责了？读者难道想看的不就是这些过去没人细说的新鲜事儿？”

“屁，内地的读者，你写的得和他们有点关系！”

“什么关系？”

“吃喝拉撒，柴米油盐。香港那地方老百姓一般都怎么生活——怎么走路、怎么住房、白天马路上堵不堵车？司机无责任撞死了人是不是白撞？手机收费贵不贵？小孩子上学要不要累死家长？人生了病得花多少钱去看医生？穷人的日子有多穷、富人的日子有多富？穷人富人两极分化了彼此会不会干仗？还有，香港那个社会不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嘛，人家那里的官员有没有贪污腐败？商家敢不敢掺杂使假？高收入的人群会不会偷税漏税？此外，‘红灯区究竟在哪儿？赌博业是不是高度发达？……”

哦，我听了半天，明白了，原来自己眼光太各色。如此说来我的文章还真是有点“不负责任”。但是要“负责任”怎么负？衣食住行这好说，东打听西打听，到处走走看看，最后总能了解到个八九不离十。可是我没孩子在香港上学呀，生了病还是继续享受着在内地时的医疗保障，一些更特别的地方比如“红灯区”，我怎么去啊？又不是大男人，“走马观花”地到店里随便一逛，还不让人生疑？

不过为了给朋友一个起码的“负责任”的态度，接下来的日子，香港的四面八方，犄角旮旯，我就拼命地往里头钻——

“叮当车”带来了多久的风？

基本上把生活在香港安顿了下来，走进寻常，该采访时采访，该吃喝时吃喝，除此以外，要想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有点“目的”，随心所欲地走进这个社会的很多角落，我感觉首先要学会“行”，“行”中自然包括坐车，也包括懂得该去、怎么去什么地方。

“坐车”也要学？有些人的不屑（比如我那些不客气的朋友）也许就会甩过来。

对，香港这座城市，人们会不会开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会不会利用公共交通。这一点可不像内地人想象的那样：香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人人外出都会开着自己漂亮的小轿车。否。挺高级的公司职员上班，每天穿着西服在街边排队等公车，稀松平常。

香港的公共交通高度发达，但是出租汽车收费却奇贵，内地人如果在此常驻，不会利用公交系统，长年累月的可想而知，真是“破费”不起。我之所以要说“行”在香港也要学习，这里不是有意埋汰香港人，指责他们很多年前就把自己的城市交通设计得暗藏狡猾，但是香港的“大巴”、“小巴”多如蚯蚓，站牌却又高又小，车站的名称更是仿佛要难为外来人，汉字不仅小得像手指甲盖儿一样大，而且到站的车辆如果看到没人招手上车，这一站又正好没人按铃下车，就不停，车上也一律不设售票员。因此最开始我在香港外出，想坐巴士省点钱，问我先生到某某地方应该第几站下呀？先生哭笑不得：“怎么说呢，谁知道你坐的那趟巴士哪站停，哪站不停？”

被逼无奈，坐不成巴士咱就钻地铁。

香港的地铁可谓四通八达，标示清楚，但是与内地的价格相比也是不菲，大部分路段还都跑在地下，见不到阳光也见不到街景，满足不了我一个外来人第一眼的张望欲，所以也不可心。

幸好，除了巴士、地铁，香港的平民阶层还有一种更通俗的交通工具，这就是“叮当车”，香港人叫“叮叮车”，官名为“有轨电车”。这种玩艺儿带着百年的沧桑，每天穿梭在大都市的楼宇之林，把古老和现代串联沟通，在我看来简直是马路上一块块会滚动的“活化石”——

事实上，香港的“叮当车”最早诞生在1904年，开始只有26辆，只有富人坐得起。后来经过上百年的努力，“叮当车”从第一代的单层、第二代的开篷、第三代的上层架有帆布帐篷、第四代的上层全部密封和第五代的千禧新电车，五易车型演变至今，面貌却依然凝聚着古老的概念。现在，香港从筲箕湾到坚尼地城，横贯整个港岛东西，163辆有轨电车每天都在“叮叮当当”地来回忙个不停，平均日接载乘客24万人次左右，备受香港市民和像我这样的“栖息者”捧场。

曾经，有人因为“叮当车”在马路上占道，速度不快而又有噪音，建议让这种“老古董”退出历史舞台，但是立刻遭到了市民的强烈反对。一百多年来，香港人已经听惯了“叮当车”的声音，一百多年的时间，香港由一个偏僻的小渔村发展成为摩天大厦林立、霓虹缤纷闪烁的现代化大都市，唯独这16公里长的电车轨道没有变。“叮当车”物美价廉，每天早上从6点一口气能跑到次日凌晨的1点，无论你从哪一站坐起，成人票价一律2元，儿童和老人还只要半价，每250米就设有一个车站，乘客想上就上、想下就下，自在得很。

我喜爱“叮当车”，开始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省钱。两块钱硬币，一百年前也许还能吃顿饭，一百年后别说对香港，就是对内地人，谁还在乎？然而为什么现如今香港早已经是一个物质发达、物价高企了的社会，“叮当车”却可以依然收费如此低廉？有一天我坐在车上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就向一位“上班族”的年轻人打听，“上班族”用普通话断断续续地让我明白了大意：“1917年，香港电车公司，政府给了豁免专利税，所以叮当车，一直都可以没有怎么太涨价。”哦，原来香港的城市交通，放到显微镜下，还有点像人体内快速流动着的血液，“叮当车”是一种特殊的红血球，政府刻意给它营养、保护它，这种用心已经坚持快一个世纪了。

两块钱的“叮当车”能够逍遥地带着我把陌生的香港四面八方、高高低低地看个够(如今香港还有两辆怀旧的“观光电车”)，因此一上车，我总喜欢往二楼跑，顺着古老的旋转楼梯，紧紧抓住木制扶手，到了二层，还一准要抢占最前面的座位，双手用力将提拉式的玻璃窗尽量地往下压，这样，车一动，风从正面吹来，港岛的市井就在我面前缓缓流动，人坐在车上几乎就等于街头慢跑。每每到了这种时刻，我都可以想象：一百年前的那拨香港人，他们坐在“叮当车”上，其状态和如今的我难道不是有点类似？原始与现代在风里哪会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晚来香港一百年的我，虽然和先人身处不同的时代，却可以同时感受得到时光的现在与过去。

“叮当车”满身的神秘不仅在于它的历史，还在于它的声音。

很长时间了我都不知道，“叮当车”的“叮当”之声究竟发自哪个部位，车上、车下地到处找，怎么也解不开这个谜。后来“不耻下问”，知道了“叮当车”的“发声”秘密原来就在司机的脚下，就包藏于一颗小铜钮儿。这颗小铜钮儿叫“脚钟”，司机起步、到站或者提醒路人躲避，只要用脚在“脚钟”上轻轻地点上几下，一连串儿悦耳的声音就会响彻四方——那种没有喇叭的百年鸣响拖着深邃钻进人的耳朵，令人恍如隔世，而且那种声音还很清脆，又极富穿透力，高傲得完全不理会任何现代化的存在，就在你我他的身边萦绕……

香港为什么不“堵车”？

说句老实话，尽管生活在香港，我最先接受并喜爱的是“叮当车”，但是后来对这座城市慢慢熟悉了，巴士也常坐，只是这一坐不得了，醒了一个意识，再回北京，再看到北京近几年汽车把马路堵得，有时扔了钥匙，不开车，也学着香港人的样子坐起了公共汽车。这种变化在我身上发生，谁也想不到竟然是因为领略了香港，改变了观念。

2006年冬天我回北京去探亲，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突然发现北京的马路怎么那么堵啊？西二环不分钟点，也不分是不是上下班的高峰，什么时候都是一片巨大的“停车场”。一次有位路人在我身边突然大喊了一声，整句话都灌进了我的耳朵：“嘿我这爆脾气，咱这北京的马路，?菖?菖?菖还是马路吗？干脆改名得了——换北京小吃——爆肚儿（爆堵）！”惹得我为其言叫绝，同时也回头自然地对比起香港。

北京和香港，假使按客观条件来说都是人口拥挤的大城市，都是车满为患，现代化的种种麻烦常常要惹得人肝火旺盛。但是在香港，如果和北京2006年年底我看到的情况相比，这里的马路就可以说不堵，堵也堵得合理，堵得让人能够接受。

2006年11月，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香港出席第十届京港经济合作洽谈会时曾经首次向外界坦言，说北京现在的交通拥挤已经是“老大难”的问题了，有外国记者到北京，管中国的“首都”都不叫首都，干脆改口叫“首堵”。声称要在这方面好好地向香港学习，把香港成功的经验带回去加以借鉴。我暗忖：北京人能向香港学习什么呢？

香港的交通，即使是有吹捧之嫌，我也要说，建设与管理，那可不是一段诗歌，别人想学，背了去就完事。客观地讲，这里的马路大部分都没有北京的宽，一条大道，能容下双向8辆车并排行驶，这简直让香港人做梦都不敢想。然而香港的道路虽窄，车子却跑得不慢，至少是有序。据上网检索，北京城市面积到了2006年已经达到了14000平方公里，而香港算上87%没人居住、不可能开车上去的荒山，总面积也只有1103平方公里；那么人口呢？北京2006年人口已达2700万，香港人口也上升到了700万；北京现有机动车282万辆，香港的数字是50万辆左右（长年稳定）。那么单从人、车的比例上看，香港平均拥有汽车的人数还是要比北京高，但是北京拥有汽车的“有车族”一般都是些什么人呢？“富人”。北京人一富，哪怕是小富，必然买车；而香港的“富人”，家底虽厚，也未必家家都要养车。这种情况就拖带出另一个话题：“穷人乍富”。直到今天，北京人（当然也包括大部分的内地人）还把有车、开车看作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而香港没有或者说人们已经咂摸透了这份“虚荣”，大多数人开不开车首先要看成本。为了鼓励“利用公交”这种思维，香港的道路建设成龙配套、设施完备、运转灵活，市民依靠公交，时间成本、金钱成本都绝对要低于养一部私家车。这样就使得很多人都去利用公共交通，坐地铁、乘巴士，车也就慢慢还原到了它的“工具”身份。

整整十年前，我记得当时北京最早提出了“公交优先”的口号，长安街宽宽的大马路上立刻就辟出了一条专供“大公共”行驶的公交车道。香港这里也讲“公交优先”，但是形式不同。在香港，所有的马路公车、私车都在一块跑，但是即使是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马路上塞车，这个“塞”也不至于一动不动，用我们常说的话就是不至于“堵死”。这里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不是车少，也不是道路使用上的应该谁先谁后，而是大家都守规。香港没有司机一急了就乱来，这一点表面上看起来根本不可能缓解车、路紧张的根本矛盾，但是我在香港常坐车、常看景儿，次数多了就不能不认同：人人守规，这可是发挥了太大的作用。

还是2006年冬天我在北京，举一个例子：一个普通的日子，中午11点半，我去单位，坐47路公共汽车（从海淀开往西客站），车堵在“豁口”十字路口北侧，27分钟了竟然没有冲过一个红绿灯。当时我再次感叹北京的道路现在怎么堵得连让巴士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了？豁口立交桥南北两侧的行车道规划得不尽合理肯定是一个因素，但是即使是这样，红绿灯儿健在、交通警健在，怎么也不至于大中午的就把路堵得个水泄不通吧？然后仔细观察，明白另外一个原因更致命，这就是司机急了谁也不让谁！

我赶上的那位47路公车司机若论脑筋、手脚，都不算潮，他该直行，但是看到前面要左转的车辆一辆接一辆地见缝儿就钻，一有空儿就硬插到了他的前边，司机忍无可忍便开始大骂：“?菖你大爷的，这还有路吗？还他妈往里切呢！”不到十分钟，我听到他嘴里已经把所有的家庭成员几乎都?菖了个遍，但是车子还是不动。被逼无奈，这位司机大哥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这年头，谁管谁呀，能往前蹭一尺是一尺，一松油门先杀进了左转弯的导流区。结果到了红绿灯前他不能再左转了，必须按公共汽车规定的线路来行驶了，可是此时再想回直行线，哪里回得去？后面左转的车辆好不容易盼到了绿灯，有他挡着，干着急也过不去，于是整个十字路就拧成了越来越大的一片疙瘩，汽车喇叭吼声四起，一群叫驴，看谁嗓门高、时间长。乘客呢？很多人挤在车上，坐也没处坐，站也站不舒服，当然觉得堵车备受煎熬。

内地人，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从小一直受苦，中年才开始享福，所有曾经拥有的梦想，诸如开车、买房，后半生都得以实现，真是好不容易才撇开了自行车，成了“有车一族”，但是我到了香港，以后再回北京，反倒坐起了公交巴士，这种变化，观念的改变肯定是一个原因，当中还有一个原因不能不提，这就是香港的巴士和北京的巴士条件不同，因此坐公车的概念也就不一样。

在香港，人坐上巴士，一般车上都有座儿，不需要长时间地站立。车里车外到处都很干净。夏天、冬天也都有空调。这样尽管路面上不时塞车，反正大家各自有座儿，“小环境”起码还说得过去，烦恼也就消减了许多。然而2006年我在北京坐巴士，平心而论，尽管这几年我发现北京的巴士数量其实还是在不断地被增加，700路、800路、900多路都仿佛一下子涌到了马路上，但是北京人坐公车还是要发愁，为什么？不舒服，难受。忽然有一天我被堵在路上想到了一个问题：“欸，北京的公共汽车为什么不能像香港那样，把巴士都建成双层的，这样不是就可以把运力轻松地提高一倍？”不过正这么想着，眼前经过了一座桥，一座过街天桥，我一看，哦，傻眼了，桥不够高，司机开上双层巴士，一过桥，个个得砍脑壳。

北京市长王岐山要向香港道路交通学习的地方，照我看可多了去了，20年能不能学得下来都难说。

首先香港的城市交通是立体的，高架桥、双层路，单行线、回转线，设计得尽可能科学合理，这是其一；其二，管理严格，有法必依；其三，香港的司机绝大部分都会照章行驶，没有司机一急眼了就乱来。这样“硬”和“软”的两种建设就共同梳理着香港本来要比北京狭窄、拥挤得多的条条路面。比如很多马路上不值得建置红绿灯的路口或机关、学校的门口，那里也和北京一样，划出了很多带黄色?菖?菖的禁停区，每次车辆行驶到这样的地方，香港的司机绝不会因为前面的车子已经开不动了就呼啦一下子骑上去，能往前蹭一尺是一尺，但是这种情况如果换到了北京，哼，只要没有警察看着，黄色的?菖?菖有屁用？

好几次我在香港最堵车的时候坐出租都和司机聊天，有一天一位司机师傅说得好：“当然啦，都乱来，不该堵车的地方也要堵，车乱路才乱；但是大家如果都守规，车子再多也会流，只要流，马路上就不会被堵死，总要好过出事，追尾、剐蹭，是不是？”说完，瞥了我一眼，看出我是内地人，又甩出一句：“对不起，不是我讲你们内地的司机普遍素质太低，不过深圳、广州我都去过，我就是不明白他们怎么就不懂得这个道理？！”

他们？不，我们，怎么就“不懂得这个道理”？我哑口无言，司机师傅末了却“哎”了一声，一副无可奈何、替古人担忧的样子。

这里“撞死了人白撞”？

香港机动车“撞死了人白撞”，是不是“白撞”？

这个问题的提出，如果不把条件讲清楚，所有人都会白痴一样地反应：“怎么会呢？”幸好我听朋友这么发问，脑袋里立刻就明白了朋友的意思其实是指香港的机动车司机如果本身无责任，比如喝酒、技术不过关，或者车辆突然出现了机械故障，意外地将行人撞死，这个行人还得有过失在先，要么过马路没有走人行横道，要么违规跨越了高速公路的栏杆等等，此类情况下被司机意外地撞死是不是“白撞”？

2005年北京出台了新的交通法规，将无责任司机意外地撞死行人还规定为“有责”，要受罚，也要向死者家属进行赔偿。据说此事曾经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面积的反对，有人声称北京的这一新的交通法规简直是一部“恶法”，这样规定不是在怂恿行人肆意出没马路？甚至给一些心存不轨的“碰瓷儿”者创造了法律空间，让他们有条件“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

为了弄明白香港这方面的情况，有一天我托当地的熟人帮我找到了一位资深的香港靓仔差佬（警察），向人家请教。这位差佬非常精干，身体灵活，脑袋灵光，口才也很好。他说：“香港的司机一旦在马路上意外地将行人撞死、撞伤或者将小动物撞死、撞伤，当事人第一时间必须向警方报案，同时必须保护好现场，等警察到来了以后进行调查。谁要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报警、‘私了，谁就会触犯香港的法律。”我说：“这一点我知道，这和内地的规定也差不多，我想比较的是香港有没有一种说法，叫做‘撞死了白撞？”

什么，“撞死了白撞”？

靓仔警察显然一时没有回过神儿来，我又把“规定情境”复述了一遍，这一遍他不等我说完就立刻明白，抢过我的话：“这还用问吗？如果司机无责任，在香港当然就什么事情都没有。”看来“撞死了白撞”在香港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来到香港常驻，近三年的日子，我从来没有见过马路上任何一位司机无责任地将行人意外撞死，然后理直气壮地就开车走人。然而香港的《交通条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撞死了白撞”在香港有没有法律可依？我开始寻找，大热天把自己闷在房间，一上网就到了半夜，那天累得我满头冒汗，差点虚脱，可是结果是什么？我非要找到“撞死了白撞”是不是有明文的法律规定，但是香港的法律是一片汪洋大海，“海”里面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要找的这个“字眼儿”、这根“针”。

内地人都知道香港是一个法制社会，法制的建立健全在这里可不是一句空话。

翻开《香港法例》，进入《法例资料库》，我首先发现这里边的内容太多了，２７０３章，每一章又由相关的很多法条组成，看到哪里那里都是一大片、一大串。比如《香港交通条例》在《法例》当中排行第374章（还是那位靓仔警察事先告诉了我才节省了我很多的时间），这一章，从“A章”到“V章”，涉及香港的“道路交通”、“交通管制”、“驾驶执照”、“安全装备”、“快速公路”、“车辆登记及领牌”等等再分为２２章，而22章里面的每一“章”又有“子章”，“子章”里再生出“孙章”——哎呀，那个细，查一条“撞死了白撞”几乎要让我把整部《交通条例》从头到尾看上两三遍。其中相关的第３６条：“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引致他人死亡，即属犯罪”，这是关于司机“有责任”的，我就放了过去；第３７条：“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即属犯罪”，这也是指司机有责任的，虽不涉及死伤，但与我的目标无关，也放了过去；再看第３８条：“不小心驾驶”、第３９条：“在酒类或药物影响下驾驶汽车”，都是在说司机本身就有问题，触犯了法律当然要接受少则数月、多则数年的惩罚。可是司机“无责任”呢？查来查去，没有，“无责任”在香港就不犯法，不犯法在香港的法律当中就没有惩处规定，自然也就不承当任何的法律责任。

我绝望了，正犹豫着，再往下找，突然看到香港《交通条例》第４８条出现了这样的一行醒目条文：“行人所犯罪行”，欸，这可有点意思了，行人在香港的马路上也有一个涉嫌犯罪的问题？仔细看，“行人所犯罪行”指的是“任何使用道路的行人，或于任何道路上驾驶人力车的人疏忽地危害其本人或他人的安全，即属犯罪，可处罚款$500”；接下来还有第４９条：“干预汽车”，这就更有意思了，“任何人没有合法权限或合理辩解而登上一部车辆或干预该车辆任何部分，即属犯罪，可处罚款$5000及监禁12个月”——看完，我乐了，为什么？香港法律的这一条不是正好针对有些内地人：那些人故意冲撞机动车，滋事寻衅，也就是北京人常说的“碰瓷儿”！

“碰瓷儿”在香港违法。

机动车司机如果没有涉嫌犯罪就不受任何法律的追究，我想我历经艰辛四下寻找的关于“撞死了白撞”的依据，到此是不是就可以算浮出了水面？

不过即使是如此，那天那位靓仔警察在和我谈起香港的《交通条例》之后，借着“撞死了白撞”的话题大发感慨，把香港的交通管理说得非常神圣、非常复杂。他说：“香港的司机‘无责任在我们这里‘撞死了白撞当然是天经地义，但是香港的警方一旦接到了一起报案，对交通事故的调查却比你们大陆要专业得多——我们拥有的是什么？美国、英国一样的侦察手段。警察到了现场不一定马上就会认定肇事司机是不是有罪，一切都要等取证了之后才能得出结论，然而最后的结论一旦出来，任何人都不能干预。”

我听了他的话，觉得这“差佬”怎么一口一个“你们大陆”、“你们大陆”的，好像他自己就不是中国人。就有点伤自尊，好几次开口纠正他，不是“大陆”，是“内地”，意思是变相地在抗议：“你别话里话外地总想挖苦人，香港回归都快十年了，你以为你是谁？难道不是中国人？”

靓仔警察见我有点不高兴，也无歉意，相反继续执著地接着说：“对不起，我的话‘话丑理不丑，你们大陆，对，内地，就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不信你想想，香港的道路交通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一方面是我们法制到位，另一方面市民也知道自己的义务。这样事情就好办多了。比如马路上的车辆一旦出了事，不管车主是谁，哪怕是特首，叫董建华，叫曾荫权，警察、法院该怎么处理还会怎么处理，这里不兴‘说情风，更不会对高官、贵族网开一面。”

我不能不承认香港的警察对我们内地的“成见”并不是完全没有针对性，他的“挖苦”有事实根据——内地的情况仔细想起来可不是吗，机动车一旦出了事，警察首先会习惯地弯下腰来先看看车牌是谁，如果发现车牌是“京O”或者其他的什么特殊牌照，心里就咯噔一下，以后办案就不能不“特别考虑”。此外还不说肇事的车主假使有关系、有钱、有能耐，会去交管部门找熟人、“请求”某某领导出面“行政干预”，这样几次三番下来，自己的问题总是有可能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面对人家靓仔警察的“指责”，那天我不脸红，躲得过去吗？

一般人住多大的房子？

记得还是到香港的头一天，我被人用车送到了港岛东南一幢又细又高的大厦门前，先生也来接我，下了车，他说：“到了，咱就住这儿——跑马地高尚住宅区的豪宅。”

“豪宅？”我四下环顾，“在哪儿呢？”当时显出好大惊讶，“就眼前这根儿细细的‘筷子？”

进了大门（二尺宽），大厦的前厅也很窄，只能容下四五个人。

这会儿电梯来了，门一开，我忍俊不禁，先生说：“你别笑，等会再开门，小心把肚皮笑破。”果然说着电梯已经来到了22层，门一开，我的肚子真要破，为什么？香港的豪宅不仅电梯小，楼道也太小，小得袖珍，出了电梯，伸手就可以把钥匙插进自家的门锁里。于是到了第二天，我和其他六位从北京来的记者，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香港的住房，寸土寸金，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也能起高楼，这，简直太好玩了。

香港的情况大家基本都知道，地少人多。这里的老百姓家家所住房屋如果和这个社会高度现代化的规模相比，面积大小与其现代化程度不在一个层面，价格更高得吓人。

曾经有人问我在香港买房子贵不贵。我说“不贵”，这里的房价差不多是内地的十倍，在世界也是排行第一。问话的人立刻把舌头都缩了回去：“十倍？北京的房价已经够高的了！”我说：“对，香港的房子没法用平均房价来衡量，好房太好，差房太差。十倍的概念只是个比方，如果具体来说，你在北京买一处4000块钱一平方米的房子，那么差不多同样的条件，这个4000块在香港也许就能买到一平方呎。一平方呎的面积有多大？大约1/10平方米，那么十平方呎不就是40000，价钱不是正好上升了十倍？”

我们中央电视台1997年回归前在港岛跑马地买下的成和道18号大厦，如果放到北京，一点“豪宅”的气息也沾不上，但是换到了香港，人们一提你住哪儿？回答是“跑马地”，对方立刻也会“吞舌头”。然而“跑马地”我们住的“豪宅”有多大？五十多平方米，客厅还能容下几个人转身，可两间睡房，大小只能分别放下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这对在北京虽说也就是近几年才住上了大房子的我来说，空间的压力也不是一下就能适应。

开始我不相信两室一厅，两口人居住，这样的住房条件在香港人眼里已经是相当地令人羡慕，后来住长了，不时也会到当地的朋友家去造访，才知道四五十平方米的房子，香港人一般的家庭却要住上好几口，老少三代同居一处，卧室、客厅，双层床、打地铺，这样的情形很普遍。

记得第一次我去采访一位当地人，选择采访地点时我对受访者说：“就去先生您家吧。”那位先生面有难色，但是碍着我的面子，答应了，嘴里却一个劲地讲：“我家里可是太小，到时候摄像机怕都要支不开。”我哪里相信？他们家有五口人，妻子、孩子，其中两个女儿大的已经21，小女儿和儿子一个上中学、一个上小学，这样的家庭怎么也得有个集体活动的空间吧。然而真的走进了他的家，我还真是直嘬牙花子——那房子比想象当中的要拥挤得多，厨房、厕所、两间睡房加上客厅，拢共合在一起才30多平方米。父母的卧室除了床面，墙壁四周到处都是柜子，三个孩子的小屋面积还不足6平米，三张小床肯定放不下。我看到屋里只有一个窄窄的上下铺，就不太礼貌地问：“你们家不是有三个孩子吗？那么第三个住哪儿？”女主人看我真切关心，不好意思地说：“抽屉，在床下。”跟着立刻给我示范，上下铺的床底果然让她拉出来了一块大平板：“瞧，儿子的床，晚上拉出来，铺上被褥，早晨推回去，没办法，房间太小，只能这样。”

我从此理解了香港人为什么一般都不会轻易地把客人带回家，我是赶上了一位最豁达、最乐观的受访者——结果那天采访，屋里根本支不开摄像机，摄像师不得不把房门打开，将三脚架支在了楼道，这样才勉强做完了访问……

截止到2006年3月，据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给出的数字：中国内地人均住宅面积已经达到了26平方米，香港城市居民的平均住房面积则只有7．1平方米，这个标准比小日本的15．8还要“小”去了一半。

有一天我宿舍的空调机坏了，漏水，不得不请大厦的管理人员王师傅打电话赶快约来香港的修理工，漏水的空调在两间睡房大一点的那个房子，王师傅带了工人进来，我看到工人一直在发愁没有地方摆梯子，就十分抱歉地对王师傅说：“对不起，这房子太小了，让你们没法作业。”谁知道王师傅立刻爆笑，连连讲：“你这房子还算小？我家租的房子和你们家的一样大，那里边可是住着四户人家。”我以为他说的“四户”指的是一个家庭亲戚上下总共有四口人，但王师傅马上纠正：“不是，是四户，完全没有关系的四户人家。”五十多平米，刨去公共面积，内瓤有多大？住四户？我几乎愣了，两只眼睛全是怀疑：“真的？”

“真的，”王师傅万分肯定，“大屋、小屋各是一户，客厅被一分为二，住了两户，其中一户人家两公婆还有两个孩子。”

“那怎么住啊？”

王师傅说：“想办法呗，香港人在利用居住空间方面照我看比世界上哪里的人都聪明，有些人为了节省空间，把家里所有的房门都换成了推拉式，头顶、过道都被利用了起来，打包厢、竖书架，要不怎么办？”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后来我很快发现，这就是香港的家居面积一般不是都很小吗？商店里卖的很多家庭用品型号也跟着变化，都被微缩。锅碗瓢勺之类的小物件咱就不必去说了，只说沙发和床铺，我从北京带来的沙发靠垫，到了香港往外一拿，顿时成了庞然大物；双人床床单、床罩，最开始铺到床上怎么也不挺括，怎么拉扯前后左右都往下耷拉，我开始不明白这些东西都是标准货，怎么到了香港就都不合适了？有一天我先生突然一拍脑门儿，说：“哦，我忘了，香港的双人床和内地的尺寸不一样，宽不是一米五，而是一米三五，长也有变化，也要比正常的短一些。”这就难怪我从北京带来的床单、床罩，为什么没有一个铺出来合适。

内地的老百姓如果只和香港人比住房，“没事偷着乐”，就赶快满屋子跑步、上蹿下跳地庆幸去吧。近几年北京的大小家具城，一米五的标准双人床已经不多见，大有被一米八全部取代的趋势，然而一米八的双人床，香港普通人脑袋里别说都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有钱，能买，搬回家往哪里放呢？

香港人怎么去“看病”？

香港住房和内地的相比显得紧巴，不是有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当然“真正有钱”可以去买house），不过人家看病，公立医院除了挂号、一点点象征性的医药费，其他的可都全免，这种福利让内地同胞，特别是眼下越来越多的看不起病的内地同胞，不能不心生羡慕。

我来港之前对香港的医疗体制小有耳闻，因为要常驻，谁也保不齐会因为气候不适、水土不服生点什么病，因此关心在香港的看病成本肯定是一种自然反应。

然而到了香港，我被通知，中央电视台派驻香港的新闻记者尽管已经离开了内地，但是由于工资收入太低，在香港还是可以继续享受原有的医疗待遇，一般偶感风寒，只要到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的门诊部去看就行，不需要自己再花钱，因此没有大病，开始我还真没捞着机会去香港的公立医院看医生，所以当内地的朋友问起我香港的医院到底是怎么运转的，老百姓看病是不是真的不花钱，我很被动，一问三不知，最后真恨不得自己也得场大病，中联办的门诊部看不了，这样我就可以有借口去享受一下香港医疗体制的高福利，也赚他一个心理平衡。

不过，不去香港的公立医院不知道，真的有病去看了，才明白香港人有病看医生其实也有自己的一片甘苦天地，这里面可圈可点的东西也是老鼻子了。

2006年11月，我闹心上火，火气在七窍之间来回乱窜，最后几天竟然跑到了肛门，一发痔疮不可收拾。这个病不算大却很难受，刚犯的时候我去中联办的门诊部就请医生给看过，医生说已经形成了血栓，要我去香港的医院或者深圳动手术。我一听，“手术”？不愿意去挨那一刀，就借口工作忙，一拖再拖没有去。结果到了月底，家里4套节目的《直通香港》栏目要我为他们制作一期香港如何预防艾滋病的电视专题片，12月1日在“世界艾滋病日”那天应景儿播出。联系好采访的头一天夜里，我后门继续疼得只能趴在床上睡觉，下午要去基金会了，这副德行可怎么好？幸好香港艾滋病基金会的所在地就在香港赛马会筲箕湾诊所的5楼，这样我就想利用两场采访之间的一点点空闲去顺便看看医生。看起来我的想法挺智慧，挺能一举两得是吧？谁知道一到了医院挂号处，工作人员竟说：“你怎么现在才来挂号？医生今天有很多的病人噢，要排很长的队，恐怕短时间之内你看不上。”我这才想起，早就听人讲过，香港的公立医院价格虽说便宜，但是死不了人的病，特别是一些慢性病，一般患者都要等待很长很长的时间，这个“长时间”可能是几天、几个月，也可能一等就是数年。我的一位香港朋友要做一个妇科小手术，跑到公立医院医生说至少要排队等上两年，后来她被介绍到一家私立医院，一个星期就上了手术台（当然收费很吓人）；而另一位朋友的亲戚前列腺肿大也需要做手术，老先生说什么也不舍得去私立医院花大钱，就排队等“公立”，结果据说这位老先生整整等了五年，最后人都死在其他的急症上了，他的前列腺手术还是没有在公立医院做成。

内地人以为香港人看病是一种享受？公立医院收费低，但是要等；私立医院，那里的条件好、速度快，但是香港人并不是个个都是白领，“公”与“私”在香港有天壤之别，老百姓不是个个都舍得，人人都看得起的。

根据资料：香港的公立医院遍布港、九、新三地，有几十家之多；而私立的只有12家，不过由私人医生执业开办的普通门诊和专科门诊就多到不计其数。这当中公立医院一般普通门诊挂号费用仅为45元，专科60元；私立医院却要高到200至400不等。还有，香港的公立医院普通住院费一般每天只收68元，膳食、检验、药物、手术全都包括其中；可是私立医院呢？我们大厦的另一位物业管理人员２００６年胃病到了很严重的状态，不得不动手术，因为等不了，就到私立医院，可是一打听，一个手术下来要花费用几十万，后来他在香港的公立医院终于解决了（真正的急症还是很快），手术费才花了４００多块，你看，这里面的收费是不是有着“天壤之别”？

香港人到公立医院排不上队，看私立又花不起钱，市民不约而同就想出了一个对抗的办法，这就是打电话、叫“白车”（救护车）——病人得了急病，看急诊，你公立医院再怎么也不好意思让人家再排大队等待了吧，但是这一招使用的人多了也不奏效，公立医院的“急诊”也有分诊制度，即使你是坐救护车呼啸而来的，护士也要首先给你做初步的检查，经过初检，有必要让你见医生的立刻见，没必要的，或者让人看出来有“破绽”的，护士还是只会给你草草地塞上一点药，然后把你打发回第二天早上的门诊。

2005年我的一个同事一连几天都在闹牙疼，他自己吃了药，始终不管事，右半边脸已经肿得鼓起了好大一片。这天夜里实在扛不住，就拿出身份证（只有香港居民可以享受到公立医院就诊的优惠）被另外一个同事开车送去了一家位于西环的香港公立医院。事后过了好久，他对我说：“我怎么也忘不了前后两次在香港公立医院看病的复杂经历。”他的经历可谓跌宕起伏——

第一次夜晚来到公立医院，花了100块钱的急诊挂号费，分诊的护士过来了，查看了一下病情，证明他没有耍滑头，真的是在闹牙疼，于是就在一张表格第二栏的“十分疼痛”上给他打了一个钩。这位同事看后心想：“十分疼痛”？这比第三栏、第四栏的“比较疼痛”及“一般疼痛”可要厉害得多，离第一栏的“病情濒危”也就只差一步之遥了，估计大夫很快就会给他看。然而等了40分钟，护士过来叫他，进了屋好不容易见到了医生，那医生并不动手给他检查，只是用嘴“问病”，之后开了一小袋止疼药就让他回去。我的同事脑袋都要气炸了，说：“我现在，这么疼，您，怎么只给我开药而不给我处理呀？要是吃药能行，我从昨天到今天已经吃了一大把的止疼片，但是根本就没用！”医生说：“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们这里只是普通的急诊，不是牙科专科，难道你不知道？香港的所有公立医院哪一家都没有牙科，要看牙，你只能去私立医院或者找私人医生。”

同事捂着腮帮子，越生气，牙齿疼得越厉害。虽然他知道香港的私立医院要价很贵，但是这牙疼不看也不行啊？就耐着性子问医生：“那您能不能告诉我，像我这样的情况，到了私人诊所，直到把牙看好，得花多少钱？”医生这才让他张开嘴，向里面望了望，然后说：“哦，是长智齿，并伴有牙龈发炎，要动手术。费用嘛，大致需要5700到6000元港币。”

5700到6000元港币？没有搞错吧？我这可是自费！

再怎么想，同事也想象不到香港的私立医院看一颗智齿竟要五六千，真是不愿意去当那个“冤大头”。最后又忍了一宿，第二天坐车到深圳住了院，结果在深圳没动手术，只打了两天的吊针，花了220块人民币，第三天，牙好了，不疼了。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踢足球把一只脚不小心崴了，又是红肿疼痛。不过这一次因为有了上次看“公立”的经验，我的同事就没有去，依然也不舍得去“私立”，而是想到了香港除了公、私医院以外，还有一些慈善医院和门诊部，这样的医院什么也不要，连挂号费都不用交。

结果到了慈善医院，同事看到，来这类医院享受“免费医疗”的都是些香港的老人，这些老人不是一般的“老”，而是个个都到了耄耋之年。医生说他们这些人是香港连公立医院都看不起的一些最困难的穷人。医生的话不仅让我的同事、一个大小伙子脸上实在有些挂不住，另外医生还说：“我们这里虽然一切费用都全免，但是你的脚，怕骨折，需要先拍一张X光片，这种服务香港的所有医院都不附带，你还是得去其他的专门诊所先拍一张片子。”天啊！小伙子一蹦一跳地先去专门诊所拍了片子（还是花了二百多港币），然后又一蹦一跳地再回到慈善医院把片子给医生，医生看了，证明没有骨折，给他上了药，让他三天之后再来复查，我的同事三天以后没有去，一来他的脚基本已经好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说：“我实在不好意思，不忍心再去和香港的那些穷困老人抢那点本来就已经很有限了的慈善资源。”

你说，香港人看病有福可享吗？

“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说了半天，还是想起内地老人常爱讲的那句“大实话”，这才感到是个出路！

生了孩子“养”不起？

香港的教育体制和它的医疗体制一样，乍听起来一片高福利，金光大道、锦绣前程：小孩子在一生中有9年的时间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基础教育，高中和大学也只要付出18%的学费，其余的82%都来自政府津贴。但是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个人和这个体制一旦发生了千差万别的黏合，故事也就来了，麻烦、抱怨也就来了。

到2005年底，香港总人口已经快溢满700万数字的大缸。2004年人口增加了55100人，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这一年却只有19000人，移民人数却高达36100人。于是政府鼓励育龄夫妇多生孩子，以改变目前香港已经进入新生婴儿出生率最低谷的现状。我看到这条消息，心里真是油然而生不平：为什么我这辈子正赶上内地实行计划生育，夫妻二人只能生一个小孩儿；而香港对生孩子根本就没有限制，人们可以敞开了肚皮，但是这里的年轻人却不愿意多生？

有一天我送给好朋友一件小衣服，那是一件小童装，我的女儿小的时候根本买不到这么漂亮的衣服，现在能买到了，女儿却已经长大成人，穿不上了，于是就忍不住喜欢买了一件送给她的女儿，顺便我们也就议论开了为什么有条件、政府又鼓励，香港人却不愿意多要孩子的话题：“管他是男是女，多一个算一个，难道你不喜欢小孩儿吗？”

“喜欢！”我的朋友来回翻看着那件小童装，浑身母性。

我疑惑：“喜欢，那为什么不生？”

朋友说：“生得了吗？生得了，养不起！”

“养不起”？这话从何说起？

朋友俨然掀开了苦水之缸，一瓢瓢地往外舀：“香港虽然是一个高福利的社会，如果不计算其他的生活成本，单说教育，香港的公立学校实行9年免费义务制教育这不假，但是还有两头呢？香港没有公立的幼稚园，大学也不是像内地那样只要考过了录取分数线，孩子就有学上，40%的考生还是进不去。而且香港的公立学校一般都比不上私立的学校质量好、有名气，所以家长但凡有能力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读私立。这不，我这几天就正忙着给女儿找幼稚园，一次面试，报名费就交了1000多，老师和孩子见面，听说最多还只能安排10分钟的时间，见了面如果没有被录取，报名费当然就打水漂，如果被录取了，你知道以后每个月的学费是多少？3000多，校车费400元，而且孩子一天还只能在幼稚园里待上3个小时。”

“是吗？那你得有多少钱才能把女儿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一路私立地供下来？”

“400万，你没听说香港有个著名的说法叫做‘养个女儿400万？所以说嘛，香港这几年新生婴儿大量减少，原因就是人们生得起，养不起！”

“那不读私立，孩子从幼稚园一毕业，就直接把他送到政府的公立小学、中学，这不就可以大大地节省成本？”我说。

朋友的脸还是不舒展：“你以为香港的公立小学好进？我是说好一点的，香港的小学录取学生，包括中学，基本上和内地的一样，也是按照所住区域，然后加上报名次序等等条件打分、电脑派位。但是很多家长为了能让孩子挤进一间有名望的公立学校，也要绞尽脑汁。比如你知道香港不是没有户口簿制度吗？那么怎么证明一个小孩家住何处？就得凭住址证明，这些住址证明怎么取得？你得真的住到那个地区，这样一些家长如果想要让孩子上一所选定的好学校，很早很早就得在那所学校的附近租上一套房子，以后凭每个月的水、电费底单，拿这些给学校看。”

是吗？我开始闻到了内地的某种气味……

香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办学形式历来呈现多元化。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同时并存，这不仅使这个社会天然地架构起了教育的竞争平台，同时也让不同收入家庭的后代选择学校只能“量入为出”。

过去我听说香港很多人家把子女都送到了外国去读大学，开始还以为这些父母一来是有钱，二来是看中了外国高校的影响与声望，但是后来到了香港才知道，那些出国留学的孩子，有的家长是为了给孩子加大投资成本，为毕业以后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而“吐血”；但是另一些人就不同了，不排除根本在香港就考不上大学，或者考上了，一次次落入那40%的不幸。

客观地评价，香港的教育质量，尤其是像港大、中大这样的知名大学，在国际舞台上的实力、认可度都比内地各名校的排名要靠前，但是生源选择一直范围狭小，仅限于香港，已经成为软肋。因此香港8所政府高校（到2006年年底增加到9所），从2002年开始都相继在内地招收优质的高中毕业生，以促进来自不同教育体制下的生源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交流。

2006年香港高校在内地招生迎来了第一个高峰年：计划招收1400名内地生，而报名的人数却突破3万，引致北大、清华等各名校陡升空前的压力与危机感，香港本来的那40%已经考上了大学，但由于位置有限却进不了大学读书的孩子和家长更是雪上加霜，无处泄愤。

百多年来香港的发展本来就是得益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汇与碰撞，弹丸之地，资源匮乏，人才始终被政府视为可以依赖的最大资源。因此面对近几年越来越严峻的社会竞争，香港的家长不能不意识到“望子成龙”必须从娃娃抓起，一个台阶都不能空踏。所以我的朋友宁肯放弃“多子多福”的晚年安乐，一个月也要拿出4000多块把独生女儿送进知名的国际幼稚园，然后再不惜血本地把女儿从小学、中学、大学一路艰难地“私”下去。

老了香港人会去“哪儿”？

北京正东，沿东长安街延长线，穿“京通公路”，上“京哈快速”，第一个出口北侧有一座很像样的人工湖，湖中屹立着一个红色的小亭子，四围都是绿树、草地以及随时可以供人们散步的园中小径。这片湖水连同湖边的一座5层高的楼房，原来是北京龙旺庄乡开发建设的一座三星级的宾馆，后来被改造成一所养老院，取名为“华龙老年公寓”。

我到香港后曾经联想，如果把“华龙”搬到香港，在湖边建起一圈大高楼，那样，一片比“跑马地”还要“高尚”出许多倍的富人居住区顿时就会卖出个好价儿，但是北京的开发商却舍得把这么好的地盘用来服务于老人？

同是老人，北京的老人和香港的老人相比，后者虽然身处发达社会，但是一般人的境况却并不如前者。

记得初到此地，我上大街随便抬头一看，不经意就会发现某某“护老院”的一块块招牌，很多地方的护老院就窝在市中心甚至商业区，好像香港哪里有合适的房子，哪里就会立刻被安插进一堆的老人。

香港的老人成堆，部分原因是因为长寿，部分原因是因为住房紧张。那么一般什么样的老人才会进护老院？没有深入调查前我不知道，调查了，突出的印象：老态龙钟，手脚失灵、脑袋失灵，更有很多人不能站立，不能走动，一刻也离不开工作人员的看护，这和我在北京华龙老年公寓里看到的情况完全不同。

在北京，我第一次去“华龙”看望我的一位忘年交，这个人70过半，论资历，人家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的一代女新闻工作者，一生都把干劲和智慧奉献给了社会，膝下无儿无女，到了退休后老伴儿故去，一个人就搬进了养老院。我去看她的时候，当时还没去过香港的任何一家护老院（注意：北京是“养老院”，香港是“护老院”），还没有任何的比较，想来她的晚年一定会很孤单，处境没准儿还挺惨、挺可怜。然而到了“龙华”，我发现这位忘年交活得可滋润了，老年公寓硬件条件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户外不仅有那么一个巨大的人工湖，室内还有一应俱全的保健健身、娱乐休闲场地与设施：什么医务室、健身房、棋牌室、绘画室，哪一间屋子都很大，采光充分通透明亮。一堆老人每天早上或独自或结伴总要围着人工湖先走上几圈儿；白天不是凑在一起聊天、打牌、打麻将，就是去健身房挨着个地把所有的器械一个一个地玩儿个遍；中午、晚上该吃饭了，愿意去饭堂的就去饭堂，身体不舒服了就让工作人员把饭给送到房间。那房间，将近20平方米，只睡两个人，有电视、有空调、有洗手间，24小时热水供应，被褥定时换洗，房间定时打扫。如果住客肯花多一些钱，一个人还可以享受单间，这里的单间每个月收费2000元人民币；两个人合住则一人1200，伙食费、清洁费、设备费等等都包括在其中。嘿，那个自在，境况并不比原来她在自己的家里时差。

但是走进香港的护老院，一天我一连去了三家，都没有见到单独的房子，一片大大的通间，老人们床挨床、脸对脸，集体群住群宿。好一点的位置用木板相隔，像公司里的办公室，香港人就把这种用木板“隔”出来的房子叫做“单间”，价钱当然要贵，比如普通的“集体宿舍”一个月收费如果要是在5500到5800，那么这样的“单间”一般就要超过7000元港币。

香港的护老院一个“护”字突出了自身的特色，开始我还想问陪同我的当地朋友“为什么香港的养老院都不叫‘养，而都叫‘护？这样的名称只是叫法上与内地不同”？后来不及提问，自己已经揭开了谜底。

在第一家护老院，接待我们的负责人是一位被称作某“姑娘”（护士）的中年妇女，我看到整个护老院除了目光所及可以看到的满世界的木床，此外除了伙房、洗澡间，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开阔地方，便问“姑娘”：“请问，你们这里有娱乐室和健身房吗？”“姑娘”一愣，说：“你不是香港人吧？”我回答：“啊，对。”她的意思是如果我是个香港人，怎么会提出这样外行的问题，然后挺不高兴地告诉我：“没有，我们这里只有一些娱乐区和健身区，不过你看这里的老人，大部分不是体瘫就是脑瘫，还有几个能起来健身？”

到了第二家，我又向这里的“姑娘”咨询同样的问题，这次这里的“姑娘”很兴奋，说：“有啊！”我问：“在哪儿？”她就把我引到“集体宿舍”靠墙的一个角落，让我看。我一看这个“健身区”，确实有一位老阿婆正在锻炼身体，但是那位老人家使用的“健身器械”是什么呢？两根从头顶的横梁向下垂落的粗线绳，绳头各有一个手环，老人正一手抓住一个，一上一下地来回拉拽，她的身旁除了这根绳，几无他物。

如此的条件，如此的待遇，我不能说香港的护老院真是出乎我的预料，因为接下来我就被告知，香港的护老院即使是条件比较简陋，但是这样的“家”还处处“客满”，很多老人想进来还要排队，而且每个月的费用，5000至7000是最基本的，此外不少人每个月还要花费尿片（每月750）、陪诊（一次200）、送医车资（按出租车计费），以及换药、物理治疗、特殊服务等等费用。

“香港人老了能去哪儿？”

说老实话，一想到这个设问，我就要悲天悯人。

这里除了价格贵，养老条件简陋，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子女支付不了如此之高的养老费用，或者有些老年人一生干脆就是孤寡之身，怎么办？”

离开护老院，那天我很自然地向陪同的朋友求解起这个问题。

陪同的朋友说：“是啊，香港这么多公公、婆婆，你看人人不仅岁数大，而且大多数行为不能自理，真是给香港的社会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不过香港的老人一旦子女支付不起养老费，家里又无人照看或者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居住，这个时候，政府就要出面了。在这方面，香港政府做得还不错。经过审核，够条件的，政府就会替老人埋单。‘埋单你懂是什么意思吧？就是政府会按时给一间间的护老院支付资金，一一委托护老院照顾好每一位老人的晚年。不过政府一旦给哪个护老院支付了费用了，那个护老院（其实包括所有的香港护老院）就必须服从政府的严格规管，这些规管包括防火、通风、基本的床位密度、伙食标准、卫生条件、急救措施等等，都要达到政府的要求。”

在香港，护老院和幼稚园一样都没有所谓公立的一说，都是来自民间，只不过有的护老院是纯属私立，有的接通了政府的资金血脉，就会生存得比较稳健。

2001年，香港65岁以上的老人早就占据了这个社会总人口的11%，而香港“强积金”是在2000年12月以后才开始公布实施，这也就是说，目前这个社会还有一大批没有退休金的老人，他们或健康、或衰病地活着，这使香港政府不得不面对社会“日益老龄化”的问题，肩头更不能不再担上至少20年的重担，所以香港社会不能乱，经济不能滑坡。香港的经济一旦跟不上各个方面的需求了，那么境况最惨的可不是勒紧了裤带再怎么也能扛上几年的年轻人，而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

手机也不是“单项”收费？

香港的通讯资费贵不贵？手机一个月大约要花多少钱？国际长途怎么打？有没有人像眼下内地的年轻人一样整天抱着个手机、歪着个脖子没完没了地“煲电话粥”？说老实话，我来香港，因为干的是新闻记者，每个月站里有固定的通讯费用，所以对这方面的市场行情一直都不甚了解，只知道香港所有的电话都很便宜，座机、手机，市话、长途都不贵，这是一个基本现实。

过去我在内地很多年前就知道：内地的老百姓和国家（其实就是几家电信垄断公司）就手机究竟应该如何付费的问题已经打了好几年的口水仗，直到现在，内地手机还都是“双向收费”。因此当我想向香港的朋友了解这里的具体电信价格，脱口而出的就是“单向”还是“双向”的问题，并且心里一直猜测香港的手机一定是“单向收费”的，因为“单向”比“双向”听起来不是更便宜吗？

然而，我的“自以为是”一出口立刻就遭到了知情者的一顿乱棍。朋友第一棍子打过来，说香港的手机不是“单向收费”，也是“双向”；再一棍子：你们内地人好奇怪噢，为什么人人的眼睛总是盯着“单向收费”还是“双向收费”？为什么就没人计算用手机的整体成本？如果用手机的“整体成本”下来了，电话价格没有虚高，“单向”或“双向”又有什么区别？弄得我简直哑口无言。

事实上，香港的电话通信付费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预付费”；另一种是“签约用户”，其中移动电话的“签约用户”与内地的有所不同，基本上没有纯粹的单位时间计费选择，而是全部都以套餐的方式出现。比如某某公司提供的108元的“套餐”，总体通话时间允许打满1700分钟，这1700分钟又分为其中800分钟是一个价钱，剩下的900分钟又是一个价钱。每分钟平均价格才0.064港元，这样的收费乍听起来够物美价廉的了吧？那么商家为什么会如此慷慨？他们制定如此低廉的收费标准难道不会亏本？接下来我了解到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香港的电信运营商为这个社会提供了廉价的手机服务，“亏本”的事情肯定不会去做，他们各位大佬，当然也都不是慈善家，之所以能够如此“出手大方”，背后都有竞争的原因，而盈利手段则往往藏在一个叫做“自己人”的概念中。

香港的手机市场分为“自己人”和“非己人”。“自己人”的概念就是通话的双方如果使用的是同一家运营商的网络，这就处在了“自己人”的范围，打电话就超级便宜；而当通话的双方使用的不是同一家运营商，就是“非己人”，价格就很高，这样“自己人”的范围越大，公司成本越低；“非己人”的价格高企，也可以部分滋补“自己人”的超值服务所带来的微利——因此为了省钱，香港不少用户，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他们经常会购买同一家公司的手机“套餐”，或者彼此商量好了突然集体“转台”到同一个运营商。

香港人和内地人在使用手机的习惯上也各自不同。

比如“发短信”，近几年，我发现内地人彼此之间经常爱用“发短信”的方式来进行交流，这种情况在香港却很少见。为什么香港人不喜欢“发短信”？他们不明白“发短信”比直接用手机打电话要便宜得多？开始我也纳闷，后来懂得了“自己人”和“非己人”的概念，才知道“发短信”在香港其实并不划算，因为一个人要打电话，“自己人”之间一分钟才几分钱，但是若发一条短信，如果你不小心进入了“非己人”的世界（谁知道对方正在哪个网中），一条短信就1块多，所以大多数香港人就都不去冒那个风险，在这方面他们可不是太有钱，或者根本不计较蝇头小利。

香港移动电话“套餐”五花八门，108元的只是一种，其他50元、488元，旅游奖励、飞行奖励等等“拉住客户”的名堂还有很多，市民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实惠。不过香港的通信成本在一个高收入、高消费的社会里为什么可以做到低成本地运作，让内地手机用户频频羡慕？这里面的原因当然来自竞争，来自众多商家之间为了生存而不得不经常展开的“吐血让利”。

据我所知，目前在2G领域，香港存在的电信公司就有新世界传动网、数码通Smartone、万众Peoples、Orange、Sunday、CSL等六七家大型的运营商，其中CSL还经营了One2Free和1010两个服务品牌，此外还有一些小型的虚拟运营商租用类似Sunday、CSL网络提供的服务。然而在内地，人们接受电话移动服务，要么就上中国移动网，要么就上中国联通网，敢于出来“搅局”的类似北京“小灵通”一样的局部运营商生存长期处于困难之中。中国如此巨大的通信市场，长时间只有几家运营商在垄断，这种情况在香港简直不可思议，根本形不成“薄利多销”的美丽局面。

本来，任何一个社会电信资费市场的竞争都是一把双刃剑，收费高了，运营商（或国家）可以获利，但用户的普遍通信意愿就会被迫减退；如果收费低了，用户需求被调动了起来，可是运营商（或国家）的利润便会受到影响。在这个问题上，香港人更多关注的是：商家什么样的利润水平才是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又由谁来认可？

香港的电信事业发展速度及服务水平多年来始终处在世界前列，其通话密度稳居当今亚洲之首，传真线路的普及率也一直保持着世界冠军，这样成熟而稳定的“市场”肯定有商家合理的利润“平衡点”。因此当内地人目前还只知道对手机的收费形式到底是“双向”还是“单向”争论不休时，香港人就很惊讶。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电信市场是不是可以保持一个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关键是政府首先要允许建造一个良性循环的竞争环境，这个“环境”好比土地，没有足够的“土地”，人们怎么能够指望余下来的收费可以被商家不断调节到尽可能的科学、合理与公平？

目前在全球各地，移动电话采用“双向收费”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而“单向收费”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日本和印度，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穷的有富的，因此手机怎么收费，这里不是“单向”了就先进，“双向”了就落后的区别，在这一点上，内地人和香港人比，确实缺少了一些“宏观”的眼光。

香港有没有“黑社会”？

过去我不看香港的电影，不爱看，看不懂，原因很简单，不是痴男怨女，就是低俗搞笑，看了觉得挺掉价。后来出了《无间道》，知道不看不行，不看也太不把香港的正义与邪恶放在眼里，于是就买了票，进了电影院。认真一看，还不错，还挺让人揪心，只是自此埋下了香港社会到处都充斥着抢劫、暴力、黑帮、大佬、警匪恶斗，这个印象一直让我觉得香港有“黑社会”，而且“黑社会”遮天蔽日，势力大得几乎无所不在。

然而2004年我来到香港，四下寻找，眼睛都找累了，可是抢劫、暴力在哪儿呢？香港“黑社会”的影子在哪儿呢？满世界迎面走来的人没有一个穿风衣、戴墨镜、嘴里永远都在嚼着口香糖，行为举止不可一世；相反，街面上十分安全，运钞车开得很自然，像私家车一样，还不如急救车、救火车呼啸而过来得刺激。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香港社会渐渐笼罩起了一片文明的气氛，治安情况好转，胸前也很快就挂起了“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的标牌。半夜12点，单身女子走夜路，丈夫们已经忘记叮嘱妻子千万要多加小心；白天逛商场，手袋（书包）一个闪失落在了柜台上，突然想起反身再去寻找，一般情况下包都还摆在原地或者让售货员看见了已经为你妥善保管了起来。进入到21世纪，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用这样的话来赞美香港也许有点夸张，但是深圳、广州与香港挨得多么近，你回到那里去试一试，单身女人别说半夜一个人还敢走夜路，就是白天上街人人都会担心被偷、被抢；书包落在了柜台上，别说丢，一秒钟前刚刚撒手，扭头去挑什么东西了，再回身，没了。有一次我去广州出差，手里拎着个手提箱，重重的，放在路边招手叫出租车，中间的过程最多也不超过五秒钟，可是再转身，偌大的一个手提箱已经消失，那个箱子里面装的全是书，我一个人提着走路都很费劲。

当然，如果话谈“黑社会”，“黑社会”和一个社会的“强盗”、“小偷”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有组织、成规模，存在目的并不是打架斗殴、偷鸡摸狗，而是霸场子、占地盘，控制某个领域或者某些人群。那么香港到了今天到底还有没有“黑社会”？如果有，他们以什么样的形态呈现？对社会构不构成巨大的威胁呢？

2005年4月的一天，我和同事外出采访，因为要带上机器设备，没法坐公车，就照例在街边喊了一辆出租车。上了车，我坐在前排，忽然发现这位司机师傅的左手怎么有点与众不同？仔细一看，食指几乎齐根断去，他的手又特别大，少了一根指头分外显眼。我一忍再忍，最后还是没忍住发问：“师傅，不好意思，您这手……”司机见我问，并不计较，脸上看上去倒是一腔的豁然大气，嗓门也像洪钟一般：“啊，你是问我这手啊？咳，受过伤，刀伤。过去我是干‘黑社会的，不小心让人给算计了一回。”

“黑社会”？耳朵，我的耳朵立刻又竖成了兔子，心里咯噔一下。找了半天，还以为香港现在没有这种恐怖了，怎么……转瞬一定神儿，意识到当下自己的身边并无危险，人家“黑社会”的大哥如今不是也已经转行开起了taxi？情绪就还原如初，但仍不想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于是蹬鼻子上脸，还问：“‘黑社会？那现在您说，香港还有没有‘黑社会呀？如果有，我怎么看不到？”

司机大笑：“能让你看到，香港的市面还能这么平静？现如今，哪个社会没有‘黑社会？你们内地就没有？不过香港眼下的‘黑社会倒真是少多了，为什么？日子不好过，干‘黑养不了家，你看，连我这不都已经洗手不干？”

如果看资料，香港“黑社会”的问题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确比较严重，结构稳定，势力范围清楚，那时候香港的警察是帮着“黑社会”抢地盘，摆平纠纷，黄、赌、毒什么都做；只是现在，香港“黑社会”最活跃的组织大概也就只剩下了12到15家，其中人人皆知的“新义安”、“14K”、“和胜和”，这些组织也都与从前不同，都变得比较松散，马仔一般也都是些乌合之众，很多人过去是“终身从黑”，现在只是“兼职”……

“终身从黑”？“兼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根据一位香港警署“反黑专家”的解释：香港“黑社会”现在如果从人数上看，还有10万之众，警察却只有2.7万人，但是香港的警察完全可以控制得了局面？为什么？因为现在香港的“黑社会”，要“做事”，一般都得雇“临时工”，长期养一大群马仔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谁也不再拥有这个实力。

香港的马仔既然是临时被“雇请”的，那么一个马仔被“黑社会”雇用一次要多少钱？

我的问题很直白。

至少一到两百港币吧，这个行情还得随着“出场”事件性质的不同而变化，最重要的场合500元，还不包括伙食、交通费、医疗费、律师费及安家费等等其他的费用。所以现在香港“黑社会”武斗一次代价太高，打一场架弄不好要使自己破产，一般的组织就都“破费”不起。

2006年年底我去采访一位中资香港公司的董事长，大家谈到保险业对一个社会稳定所能起的重要作用，这位老总回忆起1985年到1992年他在香港第一次常驻时的情景，说：“那个时候香港每个月都能从电视上看到银行被抢、金店被抢的相关报道，可是现在，情况真是好多了，有时一年也不能看到一次。”

香港“黑社会”大面积地消失，我不知道应该归功于这个社会“打黑”力度的空前加强（其中包括与内地合作）、经济的不断繁荣稳定，还是物价过高，“老大”们根本养不起马仔。不过，香港“黑社会”既然曾经有过“往日的辉煌”，演变到如今，有人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理性” “商业性”的时代，这引得我，或许也值得社会学家仔细玩味。其中“理性”，按照一般的规律，我猜想也许直接与成本相连，如果一个“黑社会”的“老大”转行开始合法做生意，资金投入远比过去他“玩儿黑”要来得更便宜，那么“老大”当然也就不必去铤而走险、成年累月地满手离不开“血腥”；但是“商业性”呢，这里的意思指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前边已经说到的“包养”和“散养”方式的变化？

在香港，“黑社会”至今还有一句“行话”叫做“晒马”，英文的字样是show off force，翻译成普通话就是“炫耀武力”。现在香港一年四季很少再发生由“黑社会”出面组织的声势浩大的“黑帮火并”，一般都改为“晒马”。“晒马”当然不是为了武斗，而是要借此方式给接下来双方必然要进行的谈判增加一些“话份”。比照游戏规则：谁能拉来的人多、“阵容”厉害，谁一会儿就会在谈判桌上占到上风。因此被拉来的人虽然也被称为“马仔”，但他们手里一般都没有武器（买武器更贵），彼此之间大部分也都互不相识。这样香港“黑社会”“老大”呼啦啦花钱雇来了成百上千的人，双方“晒马”进入到僵持，唯一的出路就是盼着警察大哥早点露面——“黑社会”失去了原有的“本色”，社会很自然也就很少听到枪声。

2006年8月20日下午3点，55岁的香港民主党副主席、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在参加完市民反对政府开征“商品及服务税”的游行之后，于下午5点与同伴来到了位于皇后大道的中航大厦地库的麦当劳餐厅用餐。突然，四个头戴鸭舌帽、手拿垒球棒的陌生男子快速闪身冲进了店内，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挥棒就向何俊仁一通粗暴殴打，逞凶之后迅速逃离了现场。此事在香港社会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在看到这条新闻的第一时间，脑袋里又和“黑社会”发生了某种碰撞，一下子又变得非常警惕：“瞧，憋着、憋着，香港的‘黑社会到底还是现身了？”然而警方在随后的调查中声明：虽然“殴打何俊仁”的事件是一起“有计划”的暴力行动，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和“黑社会”有关。

何俊仁被打得当场口鼻流血，面部肿胀，很快被送往了香港的玛丽医院，然而治疗后没过多久，他也委托同伴向媒体解释：“相信这起事件并不涉及私人恩怨，很可能是与他在立法会或律师楼的公务有关。”何俊仁嘴里也是只字未提“黑社会”。

看来香港“黑社会”真是形同消失，或者在概念上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异化？

有人说，每个社会都像一张饼，一张“千层饼”。

香港这个社会像不像饼？如果说像，如果大师傅的手艺还不错，我就可以把它一层层地掀开，仔细品尝，慢慢消化。然而香港的社会在我看来不是一张“饼”，非要说是，这张饼不仅有百年之“厚”，关键层次之间还充满抵牾：葱花椒盐、黄油果酱，疙里疙瘩地让人很不容易找出哪怕一组比如“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法制与控制”等等明快的关系。今天，走在香港的街头，尤其是湾仔、油麻地一些古老的地界儿，现代人的眼睛跳过一处处的华丽与尊贵，在大厦与广告之间，总会看到星罗棋布的一片繁体字——老招牌、老字号。我走在香港今日的街头就常想：香港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但是要拍电影，要想重现旧中国的一些原始面貌，制片公司根本就用不着去搭什么摄影棚，只管派摄影师到香港来就好了，拍到手的影像一做旧，把彩色变成黑白，上个世纪前半叶“旧中国”的一角就剪去了时空，活脱脱地出现在屏幕上。

生活在香港，顶天立地的一个大男人已经蓄满胡须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但他的身边又总仿佛有样东西时隐时显，尾随不离，这样东西是什么？胎盘，曾经孕育和炮制了他的生命的胎盘，于是香港的简单与直接，复杂与艰涩就一起向我走来。

“荷里活”，“好莱坞”？

长期混迹于香港，会利用“公交”就不怕脚下有万里路，怕的是内地人不明白、不在意每一条路上其实都铺满了历史——

还拿“叮当车”做比方，功利地看，香港“叮当车”说到底一百年来也不过是市民老百姓出行的一种代步工具，但是你常坐，慢慢地就会发觉这两条铁轨对任何人实际上都是一位不动声色的“线人”，它时不时地就可以把人带回到一百多年前的老街道、老建筑、老市井，把人们眼前如今已经现代化了的香港城市变成一座巨大的历史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没有固定的入口和出口，却又到处都是入口和出口；没有开馆和闭馆的时间，却又随时向有心人敞开着大门。只一样，博物馆里的任何“展品”都没有现成的挂图与说明，一切都得由好奇者自己去探访、去寻源，这就引得我无限神往，也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业余时间。

2005年年中，香港特首曾荫权在竞选下一任行政长官之前，特意回到了他小时候曾经居住并留下了美好印象的香港一条老街道——“荷里活道”，走访，怀旧。童年，他在那里骑单车、打乒乓，踏着一块块的石阶长大。其中单车，就是一辆最普通的自行车，锻炼场地就是一条条的小胡同；打乒乓也在室外，最简陋的乒乓球台，最便宜的乒乓球球拍，然而香港人自产的“特首”就是在这片市井气氛中渐渐长大。曾荫权的举动一时间惹起了香港很多市民频频回顾，细路仔也歪着头向大人询问：“荷里活”在哪里？是什么？是不是就是美国的“好莱坞”？

不错，美国的电影王国“好莱坞”在香港的汉字翻译中就是“荷里活”，这三个字一点也不差，我第一次走进“荷里活”，看到路标时也是这样的反应。然而，香港的“荷里活道”并不是因为美国而得名，尽管香港的很多条马路比如般咸道、罗便臣道、麦当奴道、坚尼地道、轩尼诗道、德辅路、弥敦道、司徒拔道等等，都是与英国的女王、郡王，特别是英国在一百多年间曾经派驻香港的28位港督的名字有关，但是“荷里活”和“好莱坞”一点也不沾边儿。“荷里活”是一种榕树(Hollywood)，“荷李活道”是因为过去在那里生长着连片的高大榕树而自然取名（Hollywood Road）。

今天不少内地人，当然也包括香港过去几十年的老移民，大家对香港怀抱着种种一成不变的认识，但是那些认识从一开始并不一定都正确。我到香港后对香港的很多事情最初也经常仅凭“想当然”，比如“荷里活”，如果不亲自去，如果我没有听到一位耄耋老人面对记者讲述了一百年前的一段真实故事，我也不知道“荷里活道”在过去住的都是些咱中国自己的老百姓，不知道它是香港开埠以来最早的第一条老街道。

如今，在“荷里活”，人们到处还可以看到一间间中华老字号：什么手工制作功夫鞋的“谭国光皮鞋店”、旧式茶馆儿模样的“莲香楼”、差不多有着八十多年历史的“九记牛腩”食店、门口张贴着陈年手绘广告画的“公利真料竹蔗水”，以及“振隆白米”等等，除此以外，“荷里活”还有一座创建于1847年的文武庙，至今香火鼎盛，青烟缭绕条条巷道。

一天，我真是特意去了趟“荷里活”，要去寻古，也要探新。此话怎讲？

一方面“荷里活”到处浸泡着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味道，据说除了“老字号”、“文武庙”，那里四周还有一片闻名世界的中国古董集散地，很多古董店门前门后到处堆满了木雕、石刻，佛像、神像，瓷器、玉器、金银铜器，更不要说中国的文房四宝、字画、中堂，林林总总，古色古香；但是在一片东方文明的世界里，满眼满鼻子也同样可以看到西方风情、闻到异国情调，这就让人不能不感觉到香港中西文化四处弥漫与融合的氛围特点，所以我前往，既要“寻古”，也要“探新”。

不错，香港太平山下，很多条古老的街道就像“荷里活”，不仅承载着华夏民族源远流长的种族气息，同时也见证了英国人统治香港的百年沧桑。中国传统文化在阵阵怀古幽情中一旦弥漫起一两声现实的叫卖，浓浓的“国粹”也就燃烧起了强烈的市场欲望——

在“荷里活”，我看到不少中国人，也看到不少外国人。外国人在这里蜻蜓点水地只是拣上几件能够代表东方历史的“老古董”，带回西方老家，摆在他们客厅的壁炉上以求纪念和意趣，而古董店的中国老板，几乎每个人嘴里都会讲洋文，卖出去的真假“古董”目的也很直接，就是为了挣钱。

听说，一位头发花白的美髯公店主，平日在“荷里活”小店与各种肤色的顾客谈笑风生，一边谈古论今，一边就把白花花的银子装进了自己的唐装口袋，而他的真实身份，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其实是位大学教授。

“荷里活”不是“好莱坞”，但“荷里活”又深深受着“好莱坞”所代表着的西方文化的影响。香港人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不是死死地抱在怀里，更不会把它藏入闺房，人们要让历史、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天天见光，最好随着海风传遍世界，当然也最好能让它融入活跃的现实“市场”。

“派米”？

近些年在内地，老百姓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每个月粮油限量的日子早已过去，买布要凭布票的艰难也已经成为了回忆。大家丰衣足食，头发乌黑，脸上放光，忽然有人就想起棒子面的窝窝头可是有日子没有吃，粗米熬粥就咸菜的味道也好久没机会品尝，于是有些商家便动开了“怀旧”的脑筋，比如北京潭柘寺，庙门口就支起了一口大锅，设立“粥棚”，借此招揽生意，免费让游客重新回到“饥荒年代”，特别体验一下“文化旅游”。

2005年8月我在香港电视上看到了很多人挤在一个广场上正在排大队，不知道他们（几乎都是当地的老头老太太）要买什么。当时因为着急外出，新闻没看完，也没看懂。第二天见了朋友，提起此事，朋友告诉我：那些人不是在排队等着要买东西，而是在等米，等着有人来派米。香港每年的农历七月“闹鬼节”（盂兰节），这个时候，有钱人或有钱的公司就会向长者派送“平安米”，这个传统据说源于战后（上个世纪40年代）香港人生活非常困难，因此各种宗教、慈善团体就开始纷纷伸出援手，向一些贫苦老人施粥济贫。

“施粥济贫”？在今天？在香港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用得着吗？

“派米”传统诞生在香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但是如今香港和那个时期早就“拜拜”了，早就变得十分富裕，这个“传统”为什么还会延续下来？这让人好奇，更让人不由得质疑：这种做法到底是盼平安、讨吉利，还是香港社会今天依然还有穷人，每年到了“派米”的时节，大家都还盼望着从富人的手里接过一袋袋的大米以补贴家用，缓解生活的拮据？我不解，但开始努力寻找答案。

2005年香港“闹鬼节”、派发“平安米”，尽管我是第一次关注，但是这一关注就被吓了一跳，为什么？“派米”的团体之多，多到几十上百家，等米的人之多，更多到每次都要成百上千，甚至上万。８月３１日，最早我在新加坡《联合晚报》上看到了这样的一篇文章《香港派米酿祸——15000人踩人、13人受伤》。我不相信这是真的，然而事实上８月３０日，后来也被当地的媒体证实，就在香港慈云山中央游乐场，的确有一万多人在那里轮候（排队）——早上8时半才开始“派米”，头一天下午就有人已经等在了现场，而到了次日凌晨4点，排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7000，6点，上升到15000。这些人“大部分是长者，其中也不乏少年及小童”。工作人员后来看到排队的“人龙”愈排愈长，为了安全，想要关闭游乐场四个大门中的两个，以控制人潮，但是，排队的人误以为组织者这是要出面“截龙”，唯恐自己拿不到“平安米”，更争先恐后地往里拥，结果“秩序大乱，十多人跌倒，呼救声不断，小孩吓得痛哭，警员立即冲入人群将伤者从人堆中扶起，急忙送往救护站，其中一名老翁撞伤了头部，另外一名老妇，因为抽筋，也被送院治理……”

2006年盛夏刚过，人们忙碌了大半年，至少我已经把头一年“派米”的事给忘得干干净净，而“鬼节”又悄悄来临，这一天，７月２７日，首个“盂兰节派米会”在贾炳达道公园举行。早上，香港天文台虽然挂出了“黄色暴雨警告”的信号，但没人理会。我忽然心头一紧，想起2005年的“派米”，9月2日，一个“派米”团体由于没有汲取前几天慈云山刚刚出现了混乱的教训，不改变“派米”的方式，结果在尖沙咀福德古庙又导致了一名老婆婆发生意外，这次“意外”不是被“送院治理”，而是死亡……

然而尽管我担心，2006年，香港人却并没有因为去年“派米”现场曾经出现过“死亡”，今年的热情就有丝毫的减少。首个“派米”大会，那天早上老天爷一直哭丧着脸，把雨下个不停，我从电视画面上看到等待“派米”的人有的手里打着雨伞，有的身上穿着雨衣，还有人用一个塑料袋干脆把整个脑袋都包了起来。据说这一天只在一个地方，等待“派米”的人就又多达好几百，其中排头位的一位老伯伯，年龄已经过了80，他就是为了能够保证第二天一早一准能拿到第一张“米筹”，半夜三更即来轮候，他的“壮举”也不知道家里人知不知道。

香港人把每年一度的“派米”看得不是儿戏，一袋大米重量也就大约一公斤，价钱只值七八块港币，但是所有前来等米的人，热情居然如此旺盛，难道这些人家里一年就都缺这么一点点口粮？我想绝对不至于，但是既然“不至于”，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家明知道每年“派米”都有危险，还舍得让自家的老人、孩子去拿老命、小命开玩笑？

后来我注意到，2006年除了首个“派米”大会，全港几十处“派米”现场又都是人龙涌动，见首不见尾。官方声称“派米”纯属宗教及慈善活动，组织者无须根据《公安条例》向香港警方事前做出集会游行的申请，因此不受任何法例的规管。但是很多知识分子连年来一直在呼吁：依照目前香港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派米”救助穷人的实质作用已经不大，市民生活一旦出现了困难，失业或者低收入的人群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正常手续向政府申请“综援”，因此要改革目前的“派米”做法，奉劝香港长者一定要珍惜生命，不值得为一袋“平安米”去冒生命风险。但是没人听，人们还是一到了“鬼节”就兴奋、就疯狂，就舍命不舍米地去天天排大队、熬盛夏。

也许在香港人眼里，特别是一些老人，他们认为每年能够吃到从富人手里“派”出来的“平安米”，这和自己用钱从超市里“买”回家的普通大米“滋味儿”不同，那种“滋味儿”是什么？不要钱，派了一袋是一袋？有些人排了好几个小时的大队，领到一张“米筹”，掉转头来接着还会从队尾重新再排。

尽管香港慈善团体不少热心人对“派米”有很多道义上的理由，解释说：“此举虽然是为了帮助穷人解决吃饭的问题，但不唯如此，更重要的还在于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世、为善积福的崇高美德，同时更是向世人展示，生活在香港社会，人人都有爱心和善心，所以每年继续‘派米，无可非议。”但是，在我一个外人看来，香港社会不仅是富裕的，而且是理性的，用什么方法来表示“爱心和善心”不行？慈善家的爱心如果可能导致市民不幸伤亡的后果，那么这种后果对“动机”难道不是最大的、彻底的伤害？“派米”风俗之所以能够在香港一直传承至今，另一个原因是：老百姓当中可能还有穷人，我想这才是“硬道理”。这种判断是不是正确？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香港到底有没有穷人？如果有，有多少？都在哪里？

我的一位当地朋友曾经告诉我，她的一位邻居，人也活到七老八十了，但是年年都要去等“派米”。她曾经几次相劝都不行，儿女相劝也不听，老人对“派米”一年一个念想，一年一个盼头，特别是近几年，很多慈善机构“派米”有时除了大米，还会派出少量水果花生，风干海鲜，甚至有时还有利市（红包），这就为老人不息的盼望更加添满了灯油。

我问：“那你说的这个老人，家里的生活是不是不太好？经济上是不是不宽裕？”

朋友说：“对，的确不怎么宽裕。所以我就要说，你别以为香港现在满世界到处都是富人，其实穷人也很多，大家生活在不同的角落，你不访，别人也不会主动地向你诉苦。这个‘穷当然不是指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更不是内地几十年前的旧社会，但是很多人吃得不好，住得更差，这一点你有时间，以后可以慢慢留意……”

朋友的话让我心里默然，脚下却开始有一点蠢蠢欲动。

那一刻我已经意识到：香港的穷人与富人，一个朦胧而现实的世界，今后看来真是要靠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地去丈量了。

“金屋藏娇”在黄宫？

快节奏的日子让人觉得时光不是在流，而是在跑、在飞。

一个内地人在香港住上两三年，心里沉甸甸地装着这座似懂非懂的城市，虽然满身疲惫，但是兴趣难衰，因为花花绿绿的世界总有样式翻新的事情让你闭不上眼。

2006年9月23日，这天一大早，我和站里的另一位记者坐车摸到了九龙土瓜湾一条叫做炮仗街的老街道，在那个地方，有一处新开张的“买卖”，一个客栈，这个“客栈”正名为“瑞士号黄金皇宫”，昵称则是“金屋藏娇”。“金屋藏娇”其实并不是小金屋里已经事先匿好了一位含羞带露的“俏佳人”，而是如果有人肯花钱在此过夜，他的新娘或者情人即使再相貌平平，其身价也可以和一个“娇”字配得。只是任何人要想在“黄宫”里与美人相拥一宿，没有20万港币，掌柜的不干，一般人享受不了，也舍不得享受。

过去有人说香港社会是不是满地黄金？这句话如果是在形容挣钱，我当然有资格摇头：非也，香港人大多数整天拼命工作，养家、养房，一个个活得并不容易；但是如果是在形容满世界的金铺，那就对了，香港的大小金店就像饭馆，很多地方一家挨一家，人们熟悉的名字像周生生、周大福、六福、谢瑞麟，此外还有一个金至尊，它的招牌虽然没有前几位那么响亮，但是内地人知道去了香港有个特别值得光顾的九龙金店，一间“金厕所”里摆放着“金马桶”，以后又冲出来了一辆“金马车”，这些奢华的巨型首饰就在“金至尊”，而“金屋藏娇”就是继“金马桶”、“金马车”之后，同一个老板别出心裁又亮出来的一个新鲜玩艺儿，只是炮制出这座真金的“黄宫”，商家除了购地，仅买下2.5公吨的黄金，就整整花去3亿港币，这价值3亿、2.5公吨的黄金如果摆到地上该是多高的一座金山？商家把它刨开、巧制，用在了“黄宫”的地面、天花板、玄关、壁画、沙发、座椅、睡床、浴缸、餐桌、餐具，总之“金屋”里的一切统统都用黄金打造，四周金光耀眼，身边是个物件儿价钱就令人咋舌——凡人真的要是住到了里面，活生生地被包裹在“黄金”之中，想来肌肤也并不一定会感到特别舒服。

2006年9月，“瑞士号黄金皇宫”特意抢在了又一个内地“十一旅游黄金周”的前夕隆重开张，商家这样做，用心当然很在意利用游客集中消费，这里的“集中消费”并不是指望着真会有什么内地的大款出手阔绰，宁肯一掷千金20万来香港的“金屋藏娇”摆一回谱儿，做一回皇帝。“金屋藏娇”夜晚可以出租，白天还可以供人参观。每个想进来看看、想和满世界的金子拍张照片的参观者入场费只要港币25块，这个价格乍听起来并不算高，但是架不住人多啊——黄金，在中国老百姓看来，那只是和天子有缘，普通黎民做不了皇帝，掏出25块港币，战战兢兢地走进“黄金屋”，坐一坐金床、摸一摸金杯，再看看“鸳鸯金浴”、“凤凰金厕”，还具有现实性，起码也打望一下皇帝的生活。

然而，就是在去过“金屋藏娇”后的第二天，我忽然想起了另一家店铺，灯具店，位于港岛摩理臣山道29号。这家灯具店半年前就在玻璃窗上贴出了“生意难做，回乡耕田”的8个醒目大字，声称即将关门、着急套现、半价甩卖。那8个大字分别衬着8张颜色不同的彩纸，用黑墨手写而成，是一种声明，也仿佛带着主人看不见的一种内心的凄凉。

“金至尊”的“金屋藏娇”隆重开张，摩理臣山道的灯具店却即将关张，这一开一关、一起一落，在香港本是家常便饭，不值得感叹，但是不知道为了什么，就是因为头两天去采访了“金屋藏娇”，此一刻我才更加惦记起小小的灯具店，生恐不赶快拎上相机去拍张照，说不定哪一天人家什么时候就会消失，真的悄悄回到田里种起了水稻。

为什么灯具店老板要说自己“生意难做，回乡耕田”？

也许，灯具店小老板真的是遇到了资金上的麻烦，也许那8个大字只不过是一种刺激人的促销手段，我没有细究，采访也未必能够了解到真情，只是有了它的衬托，“金屋藏娇”总让人心里拧起疙瘩——香港这才多大点的地方啊，有人土，有人洋，有人发愁，有人欢笑，这不是两极分化的简单问题，而是香港人认可的一种自然，几十年、上百年香港人就是这样一路“自然”地“认可”了过来，这造就了他们并不像我这样少见多怪、多愁善感。

土瓜湾的炮仗街是一条老街道，“瑞士号黄金皇宫”坐落在这条街上，没有高墙深院相隔，没有皇家卫队相护，“金屋藏娇”拉开窗帘就见陋巷，可街筒子从早到晚人来车往、喧嚣不断。尽管“黄宫”内所有的摆设、家具一水地都是按照西方真正的“皇宫”来铺陈，但是一门之外就是市井，那感觉很不搭调。9月23日开幕仪式，香港不知道有多少家媒体都派出了记者，或者说不知道有哪家媒体没有派出记者前来采访，但是记者们顶着烈日，扛着摄像机、三脚架，尽管顺脖子流汗，时不时地还要为占不住一个好的拍照角度而彼此产生摩擦，但隆重的采访阵容整整堵了半条街，那种环境、那种所在——仿佛人们正在等待揭幕的不是一座“黄金屋”，给我的感觉，倒比较适合一个新开张的小饭铺儿或者一座刚落成的新街市（菜市场）。

大学“捧”在大佬的手里？

曾经我发现，在香港你会看到富人真富，穷人真穷。

香港的富人到底有多富？这道题并不难解，难解的是香港的富人和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又给香港社会带来了什么、决定了香港的什么。

2006年6月29日，香港《文汇报》披露了“全球最富华人，本港包揽三甲”的消息，荣登本次调查排行榜前三位的全部都是港商，而这次评选的组织者并不是例如美国《福布斯》之类的外国杂志，而是中国商业联合会、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是第一个涵盖了全球华商及华商企业“500强”的顶级排行榜。6月28日，评选结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揭晓，香港上榜的富豪多达47位，资产占据7000多亿，是全部上榜富豪总资产的近1/3，其中，除了李嘉诚稳居世界华人首富以外，香港新鸿基地产的郭炳湘兄弟和恒基兆业地产的李兆基分别名列第二和第三位。

我不知道香港社会的命运会不会，或者进一步说究竟有多大的成分是掌握在香港的“富人”手里。2006年美林证券发表的《全球财富报告》称上一年全球约有870万个“百万富翁”，其中香港占了8万。这里所说的“百万富翁”不是“港币”的身价，而是“美元”。如果按“港币”来计算，全香港700万人口，人均资产早就超过了一百万。这些钱大部分当然还是集中在少数的一批巨富手中，巨富像大厦的支柱，支撑着他们自己的容光，也支撑着香港社会。此话说来很理论，怎么能让“理论”变得具体可感？一层沉重的幕布有一天不经意让我看到了一个翘开来的小小的边角——

香港，很多大学的很多教学设施一般都是靠从民间“化缘”而来，这种情况在香港一点也不新鲜。然而做个比较：回到内地，内地的大学教学楼，尤其是在20年前，要么以学术性质而命名，什么数学楼、物理楼、化学楼；要么以阿拉伯数字1、2、3按顺序排列；但是在香港，无论你爬上“港大”（远在薄扶林山上），还是坐火车跑去“中大”（远在新界），或者去“科大”、“城大”、“浸会大学”，到处都可以看到以某某大佬的名字命名的大厦——香港理工大学位于九龙尖沙咀，被左敦、红磡左右相挤，没有地方伸展手脚，学校就只能靠几座砖红的大楼围拢，到了P层（podium）平台，人们才可以看到一个相对成规模的空中校园。这几座被围成圈儿了的大楼，李嘉诚、何鸿燊、蒙民伟、包玉刚、邵逸夫、蔡继有、陈瑞槐、陈大河、陈鲍雪莹等等大佬们的名字赫然醒目。你站在平台的中心四下一望，一种感觉顽固不化：整个“理大”就像被几位“大佬”一双双手捧着，谁的手一旦酸了，“理大”的一角就要坍塌，政府的力量在这里至少从建筑上看不到有多少踪影，大学的主办人在建造这所大学的时候也不知道有没有掏过自己的腰包？

香港算是有钱人的社会，大学离了有钱人可能办不成，起码办不好，那么整个香港呢？离了“大佬”，是不是也就玩儿不转？

本来，那天我在“理大”采访，具体要拍摄的活动是两场讲座，题目分别为《香港年青人如何获益于中国急速的经济发展？》、《如何在“大陆市场”的影响下保存“香港文化”？》，然而来到“理大”，我的感觉首先被一种“场”所紧紧锁定，讲座的会场因为就在二楼平台，我的眼睛无论向前向后向左向右，怎么看怎么都是一圈的“李嘉诚”，一圈的香港巨鳄。如此强大的诱惑，如此无言的感召——香港的年轻人要想取得成功，榜样每天都在身边，和这个教化相比，任何形式与内容的引导都必然显得自惭形秽。尤其讲座采取的方式是“跨时代对谈”，主讲人一开始就在发言中首先介绍了内地经济在过去20年中所取得的惊人进展，然后谈到文化，随便提出了几个时髦的概念让学生们来回答，这些概念包括什么是“三个代表”，什么是“玉米”和“粉丝”，参加讲座的学生没有一个能够答得上来。我和摄像师站在会场后面不禁对视一笑，这一笑彼此都知道含义其实再简单不过了——香港的大学生对内地的了解十分有限，这一点当然很明显，不过，即使他们想了解，目标也不在“三个代表”、“玉米”和“粉丝”。目前，香港的大学毕业生所需要的是就业，北上淘金。为什么？香港弹丸之地，以后再诞生“李嘉诚”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小，而香港的年轻后生如果想要把自己一个个都变成新的一批“大佬”巨鳄，走出香港，到外面去寻找更大的舞台，内地倒不失为有吸引力的大路一条。

香港才“富”了30年？

我到香港有了一段日子后，一天和一位朋友闲谈，谈到香港的有钱人，想起自己30年前曾经有过一个挺可爱也挺可怜的童年，就娓娓道来：1973年，当时内地还很穷，那一年的夏天，母亲给了我十块钱，因为我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看中了一件湖蓝色的的确良衬衫，好喜欢好喜欢，于是就死死地把十块钱攥在手里，其中，坐车花去了一毛（长安街上的大1路），湖蓝色的的确良衬衫花去了九块八，买完了再坐车回来又是一毛，到了家，手里的十块钱刚好花完，刚好够用——花样年华没有几个傍晚心里是如此的阳光灿烂，而那以后的整个夏天，我就这么一件好衣服，除了关键时刻都不舍得穿。

听完“故事”，我以为我的香港朋友肯定会睁大了双眼，不肯相信如今的我好赖也是一个挺富态的职业妇女，怎么过去还曾有过这般难堪的经历？一个人，整个夏天，只有一件喜爱的衣服？十块钱就让一个年轻女孩儿高兴得原谅了生活的拮据与苦涩？然而我的这位同龄之友听完了我的经历，半天都没言声，脸上一点吃惊的样子都没有。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其实不瞒你说，我小的时候也和你一样，家里也很穷，记得已经是在上高小，父母好不容易才挤出了一点点的闲钱，给我买了一双白色的球鞋，当时我也是好喜欢好喜欢，平日都舍不得上脚，有天夜晚回家得走很长的路，怕把鞋磨坏了，干脆悄悄脱下，打着赤脚靠墙根儿走在路上……”

“是吗？”这下轮到我牛眼圆瞪了，“你小时候家里的生活也不富裕？香港六七十年代，不，在我的印象里，香港人不是早就比内地人有钱，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历来如此，不是……”

“当然不是，”朋友把话截了过去，“香港人30年前也很穷，家家户户，我说的可不光是普通老百姓。香港社会真正的富裕，其实也就只有30年，难道你不知道？李嘉诚、包玉刚，即使是这些大佬，发迹的时间也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

20世纪70年代以后？

香港也才富了30年？

30年前，或者干脆从头说起，英国人自1841年占领了香港，那时候香港还是一片大海，大海边，赤裸裸的只有二百多个小岛。直到1937年上海沦陷，许多有钱人赶着子女往香港跑，那时候上海人来到香港只是为了避难，十个有九个都不愿意来，为什么？香港穷，穷得和当时的上海比要差上好大一截子！

2004年我到香港后，曾经从一位当地的学者手里借来了两本画册，至今都想“赖账”，都不想还，这两本画册是199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香港《民生苦乐》和《社会掠影》，收录了摄影师钟文略老先生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捕捉和收藏的“香港的过去”的二百多张历史老照片。在一片纯粹的黑白世界里，我认识了很多大街小巷的“生意人”，这些人有“代笔”、“算命”、“补鞋”、“洗衣”、“剪纸”、“驳船”、“包伙食”、“人力车”、“散工苦力”等等，形形色色地整日守候在香港早年贫穷、落后的街头。这些照片让人不得不相信，几十年前香港也和旧中国的每一座城市一样，苦难始终是老百姓生活的主旋律。比如铜锣湾，如今在香港是多么有名气的商业区，它和中环、尖沙咀、旺角形成了四处主要的购物天地，无论何时那里都人满为患。然而说出来谁会相信，大闹市铜锣湾的“励德邨”，20世纪60年代初还到处都是一排排依山搭建的小木屋？谁能想到毗邻铜锣湾的“跑马地”，如今人们经常说的所谓的“高尚住宅区”，其中我们住的有名“成和道”，早年间还是一条从山上汩汩往下淌黄水的“黄泥涌”？

今天，“黄泥涌”依然是一条马路的名字，从“跑马地”南北穿过，一直通往港岛最繁华的处处所在。

“天光墟”诗意何在？

过去，香港贫穷苦难的老景象其实不只停留在照片上，只要谁想研究，今天谁都可以顺着历史湿漉漉还没有完全干透的脚印找到些许物质的痕迹。

香港九龙深水埗，所有今天已经脱贫致富了的香港成衣大亨，我敢说没有一个不知道那里曾经有个集市，摇篮一样地孕育了一批服装企业，乐园一般地给了过去的香港平民一个买卖旧货、互通有无的生计场，这就是“天光墟”。

“天光墟”，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

2005年3月，我从香港《明报周刊》第1895期的杂志上看到了一组报道，好几位摄影记者拍摄了“天光墟”今天的照片，写下了这个曾经于70年代在香港非常活跃的“黎明集市”的回忆文章：天不亮就开张，天一亮就关张……香港曾经苦难、曾经自强自立的象征……今天香港的“天光墟”依然存在，依然是一个低下层市民活跃生活的好地方……

3月28号，就是因为看了《明报周刊》，我知道香港如今还有一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破烂市”，半夜4点钟，我把老公叫起，趁着“复活节”四天放假的最后一天，让他陪我去九龙探访。我们花了一百多块钱的出租车费，三转两弯很难找，最后终于在通州街，在一座新建的大桥底下发现了新易其址的“天光墟”。

此时，我眼前的“天光墟”当然和几十年前的光景大不一样。据说这个由平民自发形成的晨市，四十多年前最早出现在香港深水埗的一个旧工业区，当时住在那里的居民生活相当困难，不少家庭式的工厂就在早上摆卖自家缝制的成衣，慢慢地形成了墟市。

当年“有衫卖”，“好便宜”，“不买也来看看吧！”的叫卖比太阳升起来得还要早。之后，赶墟的人越传越多，墟上摆卖的摊档也五花八门，多达数百家。很多人都是先有摊档，后办工厂，赚的钱渐渐可以支撑起小本生意了，一台缝纫机变成了几台、几十台，一些小工厂变成了大工厂、大公司，小老板日后也就成了一个个大老板、成衣大亨。

香港“天光墟”最兴旺的日子是普通创业者的天堂，对于这一点，香港人没齿不忘。

尤其到了七八十年代，内地开始改革开放，“牛仔裤”成为人们粉碎旧穿戴、告别旧时代的第一象征，成批成批地都有人要，生意持续兴隆。因此，尽管“天光墟”始终是黎明开市，天光一亮，墟市就得让位给汽车、行人，但是半夜的买卖也是买卖，不少内地人认识了“小老板”，什么时候都可以来香港“买布办货”，渐渐地流水交易成了一条龙，最后连中环的“花布街”都被抢去了很多生意，“逼得店主也要迁来深水埗开铺哩”！

那天在“天光墟”，在月光依稀就要隐去了的微光下，我看到了老老少少以及一些青壮男女还在卖东西，那些东西不外乎鞋袜、衣裤、锅碗瓢勺、小型电器、古董摆设、杂志、书籍、光盘、电池、首饰、配饰、洗头膏、洗衣粉等等五花八门，有新有旧，不一而足。我试图和卖家交谈，但是语言毕竟欠老练，谈得不深，只记得其中一位中年妇女看我蹲到了她的摊儿前要买两根粗发卡，很高兴的样子，就和我“听解”（聊天）了起来。我问她一早上在这个集市能够卖出去多少东西，能挣多少钱。她说其实也卖不出去多少东西，只是个营生，钱嘛，“少少啦”。我又走到了桥头，看到一位老阿婆，腰都弯了，年龄少说也要超过80，又问她一早上能不能在这里赚到一百块。老阿婆说哪里有那么多？也就是10块20块。不过在这里卖了几十年，都习惯了，即使现在家里并不指望着她在“天光墟”做生意，儿女们也都已经长大成人，其中儿子还不知道她现在每天还要来“天光墟”经营旧货，但是每天早上如果不到墟市上来转一转，在家里头待着，还挺难受。

我问：“那现在，您的儿子如果知道了您每天还要到‘天光墟来卖旧货，他会怎么样，会乐意吗？”老阿婆呵呵笑着告诉我：“知道了也没有什么关系，赚点钱总比没有进项的好，他不乐意，为什么？锁了（傻了）？”

离开“天光墟”，那天早上我看了一下表，时间还不到7点，太阳半藏半露地趴在云后，天已经要亮透。老阿婆说她也该收档了，“你看，今天的买卖就没有开张”。此时，偏偏一位中年男子跑了过来，要向阿婆买一条运动裤，老阿婆就说“那就10文啦”，说着动手给他翻找。我觉得10块钱买一条运动裤在香港已经是相当便宜了，谁知道这位男子却不干，说“太贵了，又不是新的，只能给你2文”。老阿婆也就卖了出去，一边卖一边还向我抱怨：“这哪里还是买卖？一条运动裤，虽说是旧的，可也看不出来呀，人家只给两文，啊，两文？算了，算了，卖了也就卖啦……”

“笼屋”你究竟在哪儿？

香港不乏有钱人，但是有钱人再多也是小众，大众还是平民，这个事实毋庸置疑。

我在深水埗曾经见到过“铁皮房”，心情已经很沉重，而除了“铁皮房”，其实更早我还听说香港有“笼屋”，有人答应也要带我去看看，因为再不去，这种居住方式很可能不久就要绝迹，所以香港的“笼屋”一直对我构成着更大的悬念。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香港拍摄了一部片名为《笼民》的电影，获得了1993年第十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影片”奖。这部影片取材于一个发生在香港的真实故事：一层私人拥有的旧式唐楼（香港人管三四层高，没有电梯的楼房叫“唐楼”）正面临改造的命运，楼内一间男子公寓里的住客，因为要被迫迁出“笼屋”，又无法找到同样便宜的住处更解决不了生计的问题，于是酿出了一场“群起反抗”。结果这部影片一公映，立刻引起了不仅是香港社会，同时也是全球华人世界的极大关注。

“笼屋”顾名思义，就是房舍如笼，这种房屋，住在里面的人不仅被称作“笼民”，而且还有“鸟人”的戏称。“鸟人”无家可归，白天到街心公园活动，晚上又像鸟儿一样地归巢歇息。然而“鸟”与“人”毕竟不同，“人”一旦被“关”进了“笼子”一样狭小的空间，生命的尊严，起码在我看来就已经消失殆尽，说得不好听点，某某“动物”的形象就会浮现在脑海——

我知道香港住在“笼屋”里的人叫“笼民”并不是因为看了《笼民》这部电影，而是首先在网上看到了一组照片。照片上一间间已经很破旧了的唐楼房间，从地到天，紧靠墙根摞起了好几摞三个完全由粗铁丝编成的长方形“笼子”，这样的硕笼大小不超过一张单人床，高矮也不足一米，住在里面的“笼民”夜晚不分男女老少，彼此谁都看得见谁；白天如果要出去，他们的所有私人物品只要往床上一堆，然后一把将军锁一扣，“家门”也就关好，一身轻松了。

2006年7月28日，还是在朋友的热心帮助下，我终于有机会身临其境地看上了一眼“笼屋”，为什么说只是看上了“一眼”？2006年香港的“笼屋”已经太少，很难寻觅。4年前，政府公布的数字“全香港还有将近150处”，而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减少到“48处”，再到2006年，我的朋友所管辖的九龙地区营盘街一带，他是好不容易才帮我侦察到了5家，这5家当中还有4家根本就没有向政府申请——言外之意，是“黑房”。这次带我去“大家只能是碰碰运气”，因为即使是已经通过了政府备案的那一家“笼屋”户主，“人家会不会开门也不好说”，更别提让我这个内地的记者进去认真“参观”、仔细“拍照”。

跟着“向导”那天我找到了营盘街第146号，一座普普通通的破旧居民楼，由于这家“笼屋”的出租者是合法经营，走到楼下我们就看到了楼门前有一块很大的牌子，上面用红字写着“出租男床位”，价钱则没有标明。

上了二楼，两个并列的房门，门都紧紧关着。我当时心想坏了，大老远地来了，人家家里说不定还没有人。不过敲了门，耐心等了大约两分钟，左边的屋里开始有了动静，一位年轻的胖女人随后开了门，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一边说“来看看，看看这里还有没有空床”，一边赶紧把已经事先买好了的两兜子水果递了进去。胖女人不客气地接过了水果，可并不让我进，她承认她就是这处“笼屋”的户主，包租婆，但是里面住的都是些开夜班出租车的男司机，那会儿大家还都在睡觉，即使没睡觉，她家的“笼屋”“女人也不给进”。虽然我说尽了好话，女人坚守着开了一尺宽的大门就是不后退，最后我无奈，照相机也用不着往外掏，眼睛只有睁得巨大，使劲地往屋里看。这一看我收获了什么？视线范围内刚好有一扇开着的房门，房间里一摞摞地有几套床位，其中一套下铺睡着一个男人，上身光着，下身着一条制服短裤；这个人的头上还有铺位，是中铺，空着；中铺的上面应该还有上铺，可惜我看不全，不知道有没有人。不过就是这“一眼”，我也是憋足了好长的一口气，为什么？屋里的气味太难闻了，咸苦臊臭，还混合着热气直往门外扑。不用问，她家的“笼屋”肯定是没有空调。然而就是这样的条件，一个人一个月也要交给包租婆700到900块，至于包不包括水电费，我原本还想接着再问，但是喉咙已经不争气，胃里也好像有什么东西马上就要出来，忍不住本能地把头缩回，包租婆看到我的样子，乘机“咣当”一声关上了门。

离开难得一觅的“笼屋”，我很不舒服，更不尽兴。因为寻找“笼屋”历时已经两年，现在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处，人家还不让进。尽管后来我的朋友又帮我敲开了一家没有向政府申请的“黑户”，我还是只能从门外向里面张望，但是这一次我有了一个新的发现，这就是香港的“笼屋”现在有的已经不再用铁笼，而是用铁框加木板维持着“笼屋”的实质，虽说面积大小还一样，还是从天到地三个“笼子”摞在一起，但是每套“笼屋”都有小房间相隔，私密性有了提高，几十人住在一个四五十平方米的房间至少还可以相对独立，同时朋友告诉我：现在在香港，还住在“笼屋”里的恐怕也就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单身汉了，这些单身汉如果有家室，一般都在内地，比如出租汽车司机，他们白天在香港干活，就是为了挣钱，晚上累了，要睡觉，需要的还不就是一张床？值得买屋？

两处“笼屋”，我都没能在房间里拍下照片。退回大街，那天我在营盘街146号旧唐楼的外边，随手拍下了几张外景，回来把照片洗出竟发现，其中一张很有意思——离开旧唐楼没多远，漂漂亮亮的一栋新住宅已经拔地而起，那座大楼恰巧就在“笼屋”的窗户对面。然而“笼屋”的住客，即使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不必再去住什么“笼屋”，但是他们和香港的富人相比，什么时候才能站到一样高呢？

谁真的认识“李嘉诚”？

任何一个社会，穷人与富人，天然地就有一种距离，这个“距离”地带种着太多的东西，仰望、羡慕，嫉妒、仇恨。香港的平民对富人怀抱什么态度？我也说不清。又爱又恨？爱指的是什么？大约是觉得一提起全球华人巨富，赵钱孙李的一个一个都出现在香港，普通市民的脸上也有一部分光彩？此外富人毕竟家大业大，支撑着政府的税收，设立了各种基金，扶危救困，舍米施粥，因此总比自己的身旁左右都是一圈的穷亲戚要来得好得多。至于恨，我听一位香港的小业主曾经这样评价他们的同行大鳄：“我怎么能不恨呢？市场都让他们一家子给垄断了去了，我们这些小门小户，日子真是越来越难过。”

2005年年底，我突然被通知“超级巨富”李嘉诚愿意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的专访。李嘉诚在香港，甚至在全球都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个人资产差不多已经达到了1500亿港币上下。那时候我对李嘉诚只有一个印象：富翁，他老人家在香港有着怎样的口碑我不清楚，因为和我毫无关系，只是听说李嘉诚已经连续五年基本上没有接受过任何一家海内外媒体的专访了，那次被评为中国首批“华人慈善家”才破例。因此我必须认真准备，看了他的书，了解了他的创业故事，整整两个星期都在琢磨着怎样采访才不至于辜负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

结果，见了李先生，我指着一本他的传记说：“这本书从头到尾我都看过了，书里面提到您创业时的艰难都是真的？能给我再说得详细一点吗？”李先生欠了欠身，看了一眼我手里的《李嘉诚传》，有点深浅莫测地说：“哦，这个作者，我只和她见过一面，挺聪明的。”然后就只谈他感兴趣的话题。李嘉诚“感兴趣的话题”是什么？他的“第三个儿子”。

“第三个儿子”？

很多人都知道，李嘉诚此生只有二子，“第三个儿子”从何说起？当时外界不甚了解，我也只知毛皮。这个饱藏悬念的话题一直到了半年以后，李先生在他的“长江实业”年中业绩公布会上才把“老三”的想法公之于众。

那么“李嘉诚的第三个儿子”究竟是谁？

简单地说，就是他的“李嘉诚基金会”。

采访进入到正题之后他告诉我：“有一段日子我夜里经常睡不着，为了‘李嘉诚基金会的生存而犯愁。过去年轻的时候我可不是这样，要用两个闹钟有时都撞板（意为“叫不醒”）。后来有一天夜里我突然对自己说：哎呀，我傻了吗？为什么不把‘李嘉诚基金会当成自己又多了一个孩子？这样基金会哪怕在我百年之后也不会消失，也还可以健康地发展，谁都不能从里面拿走一个铜板。”

李嘉诚把他一生艰苦创业积攒下来的家业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固定了下来，像给两个儿子留遗产一样地留给了他的这个第三个“儿子”，这就是他要接受采访，声情并茂，最想让我知道的事情。当时我并不理解，还是按照我的采访设计在向他提问：李嘉诚基金会自从1980年成立以来，您已经给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没钱看病和没钱读书的人捐了几十上百个亿，“为什么重点要放在教育和医疗上”？李先生立刻打断了我，不是我的问话内容不对，而是我使用的词——“捐”，他不喜欢。他说：“别说‘捐，我不愿意用这个字眼，因为你说‘捐了，别人就有个‘受的问题，这个‘受让人不好过。”

捐钱不让说“捐”？

捐钱的人还要顾虑收钱的人的心理感受？

说老实话，我活了小半辈子，穷日子过去过了很多年，但是对“富人”，这还是第一回真诚地敬仰。

不管香港社会对李嘉诚或李嘉诚所代表着的所有的香港“富人”怀有怎样复杂的情感，我在采访完李先生之后，开始对“富人”另有期待，至少感到“好心”的富人在一个社会真是越多越好。

在采访中李先生告诉我，他这一生“最看不得病人或残疾人对自己的人生产生绝望”，他对我说：“富贵富贵，富而不贵不是真正的富贵。有些人一生有的是钱，但是别人并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过任何的帮助，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

头一天下午，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谈他12岁被迫辍学，为避战乱不得不逃难来到香港，到社会上去谋生；谈他父亲年轻时得了肺病，没钱治疗，早早地就在他的眼前绝望地死去。所以李先生才肯把钱拿出来，大笔大笔地投放到学校和医院。其中“宁养事业”是我们谈话谈得最详细的一项新鲜事业——李嘉诚看到目前医疗技术还解决不了“癌症”的问题，他的朋友，然后是更多的人，到了癌症的晚期，疼痛难忍、痛苦万分，李先生就说他都要流泪。所以他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片“宁养医院”，实施“宁养服务”（也不许叫临终服务），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病人最后能“走”得好一些，让健康的、活着的人能对他们尽一点普通的关爱……

第二天下午，李先生意犹未尽，又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一遍遍再强调：他一个人的能力毕竟太小，他希望能够唤起更多的志同道合者，让中国更富强一些，让中国人生活得更好一些。老人甚至语重心长：“长江啊，你不知道，在教育和医疗这两件事上，如果有人能和我一起，达到我想做事的目的，我出钱，他出名；我在后，他在前，我都愿意。而且如果为了能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多一些帮助，你让我给这个人下跪我都干。但是在生意方面，即使能够赚再大的数目，为了这个，谁让我折腰，我可是未必就肯……”

谁“真的”认识“李嘉诚”？

“富与贵”的哲学是不是所有香港的“富人”都懂？

据说，香港每个月仅在市面上出现的《李嘉诚传》就多达二十几种，大部分“作者”根本就没有和李先生见过面，更不要说和李先生坐下来倾心交谈，志趣相投，但是书照出，稿费照赚！

曾经，有位外国朋友向李先生透露：“我在机场又看到了一本有人写你的新《传》，这件事你知道吗？”

李先生哭笑不得。

随后他的手下向我形容：“老外说：‘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不去法庭投诉？不走司法程序？”

“走司法程序”？走得过来吗？有时间走吗？不走还好，李先生一告，作者的名声肯定会“大噪”，人家没准儿正等着，正巴不得和李嘉诚打官司呢！

老外听完，不可思议地只有耸肩、摇头。

责编杨新岚

分类：纪事 作者：长 江 期刊：《当代》2007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