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汶川地震专辑〗我亲历，我看见

起子

5月12日，我在成都，下午2点28分，我正坐在电脑前，地震发生了，我和成都人民一起经历了突然到来的恐慌、混乱，这个就不详说了。当天晚上，我们住在汽车上。

第二天上午，部里召集大家开会，简要说了情况布置了工作，还发了一点儿方便面和矿泉水。之后我把我们编辑部的人留下来开了个短会。我说，部队已经出动了，我们要做好跟踪采访的准备。特别是你们两个，我指着年轻单身的创作员王棵和王龙说，你们俩没啥拖累，尤其要做好思想准备，随时准备下部队采访。他们说好的。

回到家，我找出我的迷彩服，上好肩章领花，又找出一个出门常用的包，放好本子、笔、手机、备用电池以及电筒之类，也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当时我们编辑部的驾驶员正好回老家探望父母去了，我们有车也出不去。在烦乱不安中，在朋友们无数的短信问候中，又过了一夜，这一夜，我在帐篷里。我们自己搭了个小帐篷。

14日早上，我接到我们创作室画家熊家海打来的电话，他问我他可不可以自己开车去灾区采访。我说我要请示，请示的结果领导不同意，他又说那他就骑自行车去。这回我不同意，他50多岁了。再说灾区又不在郊区，最近的也有几十公里，怎么可能啊?我让他与作战值班室联系，看有没有顺路的车搭到部队去。

但他一心想下去的劲头感染了我，我也开始考虑出发。

10点，熊家海突然打来电话，说有车了，《解放军报》文化部李鑫主任从北京过来，政治部给他派了个越野车去灾区部队，他一个人，我们可以搭车。我立即开始收拾行装，半个小时后就下楼了。先生忧虑地看着我，我跟他说，与其在家坐立不安，不如出去工作。

下楼后突然想。既然一个越野车，那就还可以装一个人。我马上打电话给编辑部的王龙，让他跑步回去收拾东西跟我们一起出发。王龙十分钟后背了个包就来了。跟着王棵也打电话请求一起前往，我告诉他车坐不下了。其实我不叫王棵的重要原因，是他前些日子患眼疾一直没好，我怕他东颠西跑更厉害了。

我们赶到机场，等到1点钟，接到了从北京飞来的李鑫，吃了一点儿空姐送给他的航空食品。然后直奔都江堰。

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采访行程。

5月14日，都江堰

我们从机场直接奔赴都江堰。

一路上都看到志愿者的车，大车拉着水、食品等，多为单位出动；小车看上去是个人的，有三五辆一起的，也有独自上路的。车窗上贴着“爱心志愿者”或者“抗震救灾志愿者”的纸条：还有一位直接写着“如需帮助请招手”，这些车，全部朝着都江堰方向驶去，好像得了一个共同的召唤，奔向灾区。开始我还拍照，后来发现拍不过来了，太多。我一边感到欣慰，一边庆幸自己也及时地上了路。此刻若还在家里躲着，该多么羞愧。

一进入都江堰。就感觉到一切都和往日不同了，街上拥堵，混乱，慌张。这个拥有千古水利工程、拥有青城名山的著名旅游城市，已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再也没有了慢条斯理的生活。人们行色匆匆，空气中弥漫着不安宁的沉重的气氛。

我们的车也进入了这样的氛围，一时有些发懵。找不到方向。当时只听说，军区救灾指挥部在都江堰。就想先去那里了解情况。哪知一进入都江堰，所有电话都打不通了。无法和任何人联系。看到街边有部队帐篷，上前询问却不是。有的是武警，有的是空军，看得出，全军都出动了。这是地震的第三天。

我后来得知，出动最快的，竟是成都消防，他们在震后一个小时内就出动了，救出第一个人时才3点多。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我忽然想，与其这样瞎撞，不如直接去救灾现场，只要是救灾的地方就肯定有我们部队。大家赞成，第一个想到聚源中学，因为已从媒体上得知，那里受灾很重。温总理刚刚去过。

老百姓指路，我们迅速找到了聚源中学。

进入聚源中学的路口，看到一队士兵从田坎上走过来，个个神色疲惫，风尘仆仆。我们连忙问他们是哪个部队，他们都缄默不语。看来保密教育搞得很好。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军官。自我介绍后，得知他们是某红军师炮团的，正在聚源中学参加营救。从昨天凌晨就开始了，昼夜未停。

我们跟随他(后得知他是炮团杨主任)进入学校。看到了那可怕的教学楼废墟。废墟上，一辆大型吊车和许多绿色的身影在奋战，那绿色身影里除了炮团官兵外，还有四川武警的官兵。杨主任说。他们到达后就24小时轮班作业，一天只吃一顿饭。抓紧分分秒秒的时间寻找抢救埋压在废墟下的学生。我们在门口遇到的那队战士。就是刚从废墟上轮换下来休息的。

杨主任还说，一些科学家刚离去，他们已经用生命探测仪探测了这个大楼的废墟，基本确定废墟下没有生还者了。这个信息让我难过得无法形容，眼望废墟，在扬起的尘土中热泪盈眶。想到那么多的孩子，就在一瞬间失去了生命。他们甚至来不及喊一声救命。

我们往废墟靠近，看到遍地的课本、作业本、《新华字典》、考试卷，看到铅笔盒、书包、计算器，还有饭盒，还有团徽，看到挂在残壁上的三角板，还有残存的标语“勤奋，求实”……

我们注意到，在这栋垮塌的教学楼旁边的实验楼。虽然损坏却依然站立，更远一点儿的“女生宿舍”更是完好，走廊上挂着一排排整齐的洗脸毛巾。我们更注意到，那些断裂的墙体中暴露出来的浇灌物，拳头大的鹅卵石，粗糙的水泥砂石，乱七八糟的铁丝，就我这样一个不懂建筑的人，也能看出那是多么糟糕的建筑。

我的心顿时跟废墟一样碎裂。

我拣起一个本子，上面写着“成长日记”，不忍打开看，装进包里想保留下来。今天写到这里。我把它找出来，翻开，这是个高一男生的本子，里面有非常简单的日记，简单到不能叫日记，每天都是两行字。第一篇是这样写的：“从星期一开始，老师叫我要为新学期做打算，要认真学习，打好坚实的基础。”以后的数篇，多是写他怎么调皮。怎么被老师批评的。看得出这是一个非常调皮的男孩儿，还管不住自己。也许只有十五六岁吧?也看得出他是个住校生。很多地方字迹潦草，仿佛急手完成了好去玩耍。日记从3月初写到5月7日就没有再写了。

我上网查询，很想知道这个男生的下落，可怎么也查不到。只查到聚源中学有240余名师生遇难。也不知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也不知学校何时能将准确的数字和名单公布。

哀叹。

在废墟上忙碌的身影里，我看到一位穿着T恤的年轻人，他始终蹲在废墟上，有时也上去搭个手。旁边的人告诉我，他妹妹还在下面没有找到，他最初赶来时急得用手去刨。现在似乎有些麻木了，呆呆地等着，也许是抱着一线希望等着。

后来他告诉我们，他妹妹是初三学生。他们班只逃出来一个同学。那个学生说，地震的一瞬间老师让他们都钻到课桌下去。有几个惊惶的孩子要跳窗，她一把将他们搂在怀里。找到这位老师时。她怀里有好几个学生……

我不知道这位老师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她当时到底该不该让孩子们跳窗(他们在二楼)，我只知道在那一刻。这位老师，她是想拿自己的

命保住学生的命。

废墟上还有几个没穿军装的汉子，满脸是汗，浑身是灰。我感到好奇，问其中一位汉子从哪里来。他说从新津来，是新津的一个个体户老板，地震发生后他立即停下自己的生意赶来参加援救。今天早上6点开着车到了都江堰，听说聚源中学是最严重的就赶到了聚源中学，一到就投入营救。我们去时已经是中午2点了，他们一口饭没吃，仅靠喝水，在烈日下奋战了五六个小时。第一班的战士已轮换下去休息了，他和他的伙伴却不肯下去。

又是志愿者。

看到他们头上脸上身上全是灰尘，我真是很感动。他们本可以袖手旁观，但他们来了。和灾民们站在一起。在此之前，我也遇到一个新津人，送了一车水果给救灾的解放军，不是因为职责，也不是因为利益，仅仅是因为良心。

可以说这次大灾，最让人感动的就是志愿者了。解放军从来都冲锋在前，是职责所在，已被大家所熟悉所习惯；而来自民间的、自发赶往灾区的这些志愿者。不仅给了灾区人民极大的帮助。还给了全社会，包括我的信心和力量。

两天后，我在映秀见到了红军师政治处黄国林主任。他告诉我，那天我们去聚源中学时，他刚刚带部队离开。他是13号凌晨3点和炮团一起赶到聚源中学的。当时营救工作还没全面展开。他察看了一下情况，积极地向地方领导提出了救灾建议。被采纳后，他就带领官兵迅速展开营救，不分昼夜连续作战。

黄主任说，在他们营救的几十名学生中，有一个女生最让他难忘，当他们把她从废墟里拉出来时，她竟然没受任何伤，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后大声说，我要洗澡，我要洗澡。

这真是奇迹啊!

官兵们和旁边等待的老百姓都激动得鼓起掌来，好多人流下了眼泪。对官兵们来说，那是对他们最好的奖赏了。

但更多的，是遇难者。一个个的遇难者让官兵们的心情沉重不已，再苦再累，也不及看到不幸遇难的学生更难过。他们一分钟也不想休息。恨不能生出超凡的能力，将废墟下的学生全都营救出来。他们从13日凌晨一直奋战到14日中午，连续营救了33个小时，和武警官兵及大型器械救援队一起，救出260名被埋师生，其中有呼吸的80多位。送往医院抢救。

我们14日下午去时，黄主任已率炮团大部赶往映秀了。留下200名官兵，继续完成聚源中学的后续救援工作。

虽然救援现场环境很差，太阳暴晒，我还是不想离开。因为救援人员已经看到废墟下的三个学生了，我们等待着，期待有奇迹发生。战士们一层层地清除搬运残渣。大吊车一块块地吊走断梁和断裂的预制板，救援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这个时候，我看见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在两个人的陪同下走到废墟上，在那里指指点点。戴着口罩，挺着肚子。衣服干干净净。跟在他身后的人不停地给他照相，他也意识到有人拍照(或者就是他叫来的)。所以不停地换方位，做出各种姿势。好像在勘查废墟。非常地让人反感，在那个时候，他们显得那么不和谐，那么招人嫌。我真希望他们赶快消失。

大约待了不到五分钟。他们走了。我始终没弄清楚，他是哪一级官员，感觉大不了。难怪我时常听到群众抱怨：在这次救灾中，官员们优秀的非常优秀，糟糕的依然糟糕。

一个多小时后，三个学生终于被救援人员依次抬出了废墟，遗憾的是，他们都已经停止了呼吸，而且，很长时间了。

战士们用准备好的校服盖在他们身上，把他们抬到学校操场的另一边。那里，聚集着黑压压的学生家长。凄厉的哭声立即响起，不是一个，是一片。

我感到自己无法承受，默默离开。

走出来，竟遇见一个熟悉的军人，他是成都金牛区武装部的政委吴明举。吴政委原先也在机关工作，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他告诉我们，他是带着300多名民兵和200多名国防生来这里救灾的。上午还参加了护送温总理上冲锋舟去映秀的任务。

我听说他带了200名国防生来救灾，特意问了他一句这些学生们怎么样，吴政委竟有些激动，他说这些国防生表现非常出色，出乎他的预料。他们分别来自西南交大和西华大学，报名时很踊跃，来了以后也和战士一样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其中一位西南交大大三的学生，家就在都江堰，爷爷奶奶都在此次地震中丧生了，但他强忍悲痛，继续坚强地投入救灾工作，不休息，也不回家。

我问这个学生叫什么，吴政委告诉我他叫郭成阳。我在本子上记下了这个名字，虽然我也不知道我能给他什么帮助。我只是为他的坚强感到欣慰，也为我们有这么优秀的下一代感到欣慰。

在后来的采访途中，我不断遇到“80后”甚至是“90后”青年，那些战士，那些志愿者，他们勇敢、善良、热情、正直。他们不仅成熟长大，还成了我们的榜样。有很多次遇到危险，是那些小战士来帮助我，鼓励我的。如果说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更应该说我们不是一代人在战斗。

离开聚源中学，沿途看到很多军车，都是某红军师炮团的，他们长途跋涉到此。来不及扎帐篷就投入了救灾。我们看到其中有几辆炊事车，正洗菜做饭。我们询问。他们说，他们也是刚刚有了水和蔬菜，准备给救灾的战友们做一顿热饭。街两边的树干上，有他们晾晒的军衣，街沿上还晾着一双双满是泥泞的鞋。

后来我得知。这个炮团是第一批到达都江堰市重灾区的解放军官兵。是第一批赶到聚源中学、兴建小学、向峨乡中学、都江堰市中医院等重灾点实施救援的人民子弟兵，也是第一支突入汶川大地震的震源地——映秀镇的解放军。

我们了解到，都江堰受灾最重的就是这四个点，聚源中学、兴建小学、向峨乡中学、都江堰市中医院。而这四个点，都有炮团官兵的身影。他们是到得最快的部队，给了受灾群众很大的安慰和支持。

炮团团长叫陈升德，政委叫何洪田。地震发生时，强烈的震感使他们在片刻的惊诧之后就迅速做出了判断：离重庆不远的周边地区一定发生了大地震。虽然没得到任何有关地震的消息，更没接到上级的出征命令，但凭着军人的职业敏感和特殊嗅觉，凭着曾经历次抢险救灾的经验，他们马上想到，大地震后必定有特大的抢险任务，部队必定要担当重任。于是，立即向全团发出了一连串的命令：

全团官兵立刻撤出营房，到操场集合!

整理行装，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待命出征!

紧急召开党委会，布置奔赴抗震救灾前线的各项工作!

果然。下午16时20分，炮兵团接到师部关于四川汶川发生7.8级大地震的情况通报。16时40分，师部向炮兵团下达出征灾区的预先号令。由于早已做好了准备，故在17时25分，陈团长率领第一梯队的两个营就急驰在了成渝高速公路上，离上级要求出发的时间整整提前了20分钟。

这是多么宝贵的20分钟。就在这提前到达的20分钟时间里，他们抢救出了七条鲜活的生命、11个命悬一线、生命垂危的伤员，还有20多个无法挽救的遇难者。

更让人感动的是，炮兵团有50多名官兵家在地震灾区，他们的家庭不同程度地受到重创。其中有七个家住北川、绵竹、汶川等重灾区的干

部战士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亲人杳无音讯。但是，没有一个官兵离开救灾现场一步，忠实地履行着他们的职责。

也许后来网上广泛流传的一位军官的话可以代表他们的心情：这个时候，我不是父亲的儿子，不是老婆的丈夫，不是儿子的父亲，我只是个军人，我必须尽职守责，奔赴灾区。对不起了，亲人们!

当然，我也在网上看到另一些冷冰冰的言论，说用不着特别感谢军人，他们是国家机器，这样做是应该的。我承认，从字面上看，他们说的没错，可从字面上透出的冷漠，让人何其寒心!

好在，我们的官兵不需要他们理解，更不需要他们同情。正如“乌蒙铁军”的师政委高伟在战前动员时所说：第一，我们要对得起自己的职责，坚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第二，我们要对得起灾区人民。尽最大努力将他们解救出来；第三，我们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再过十年二十年，当我们回首这段往事时，可以骄傲地告诉我们的后代，灾难来临时，我们冲锋在前!

其他的，都无所谓。

哪怕受伤，哪怕牺牲。

怀着这样的敬佩之情，我们告别炮团官兵，赶往北川。

5月15日，绵阳——北川

5月15日上午。我们到达北川。

去北川的头天晚上。我们住在绵阳。一到绵阳，就有当地朋友告诉我们，今晚有强烈余震，要小心。我心里不由得一惊。第一次地震时我没有害怕，是因为无知，无知无畏。现在知道厉害了心里就发怵。虽然住进了某宾馆，但看到房间和走廊的墙体有好几处开裂，加之又是六楼，心里很不踏实。几个人商议后决定。两个住车上，两个睡宾馆大厅的沙发，只有熊家海坚持要睡房间(不过到夜里2点多他还是被服务员请下楼了)。

睡在宾馆大厅的沙发上，脚下满地都是人，呼噜声此起彼伏。睡不着时脑子里掠过一丝念头：要不要找个理由退出采访?他们毕竟都是大男人……可也仅仅是掠过，很快就打消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只能继续往前走。

第二天一早，我们赶往北川。

从绵阳到北川，比我想像的要顺利。不到两个小时的样子就快到了。

进入山区、接近北川后，我们不断遭遇因塌方而冲下公路的碎石堆、泥石流，还有大如磨盘的巨石横亘路中以及一辆辆被砸得惨不忍睹的各种车辆。虽然触目惊心，我却并没有感到害怕，因为我曾两次跑川藏线，对于道路的危险，已有足够的体验。我只是在车辆经过时，拍下一些照片。

我们的车在北川县城外的任家坝收费站停了下来，被告知里面的路已经破坏，须徒步进入。从收费站开始，路两边停满了赶来救援的车，有消防车，有救护车，有红十字会的车。再往里走，看见一个推平的田坝里，停满了军车。

由于我们是临时组成的采访小组，走得很急。没能按正常程序通知到下面部队，也没能先到指挥部去弄个联络图什么的。所以对北川的救灾部队毫无了解。这样的情况下，须找到熟悉的朋友，才方便深入部队进行采访了解。

对此我倒有信心。我是个有30多年军龄的老兵，而这30多年全撂在成都军区了，从通信总站话务员，到教导队教员，从直属队到军区机关，不算复杂的任职经历，一晃就把30多年岁月贯穿了。我交代这样的背景，是想说，因为此，我在成都军区就有了许许多多的战友和兄弟，有了许许多多非常熟悉的朋友。我坚信我会在第一线遇见老友的。

果然，在路边一个迷彩帐篷里，我惊喜地看到了有红军师标志的官兵。忙上前询问，你们师刘副政委在吗?

我说的刘副政委刘渠，正是我的好朋友之一。一个中尉很警惕地说，他不在，你有什么事?我说我是他朋友，来采访。他这才说，他正带部队在绵竹救灾。

刘渠不在，我马上想到罗健。也是好朋友。罗健是绵阳军分区参谋长，而北川正隶属绵阳军分区，他不可能不上第一线。我连忙打他的电话，竟然通了，他果然在北川。

罗健用电话把我们引领到了北川中学的救灾现场。

在一片废墟旁，在嘈杂忙碌到有些混乱的救灾现场，我和罗健握手，他戴着口罩，一身是灰，脸色青黄，但表情还算放松。没有眉头紧锁焦躁不安。他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乱套了乱套了。他把我引进他们军分区的帐篷，一句也没顾上寒暄就开始接电话，大声布置任务。协调工作。嗓音已经有些嘶哑了。旁边的人告诉我，他是13号凌晨也就是12号夜里到北川的，一直不歇气地忙到现在。

在他忙碌的时候，我们先去教学大楼的废墟看救援情况。惨不忍睹的废墟上。救援人员和大型机械正紧张地忙碌着。知情人告诉我们，这个大楼原来是四层，现在只能看到上面两层了，下两层已完全陷入地下。这个悲惨的场面。让我想起了头天在都江堰聚源中学看到的情形，何其相似!真是太让人心惊、心悸、心寒、心痛。有多少朝气蓬勃的生命，在那一刻终结。

我们在现场看到一位大校，想问问情况，有人介绍他是阿坝梓潼区武装部副部长阿甲，一位藏族军官，他家里也遭了灾，家人情况不明。但他还是带着民兵过来增援这里，坚守在这里。我们刚想请他谈谈营救情况，他就被人叫走了，让我们感到我们此时的采访有些碍事，不合时宜。此时是15日上午9点，地震已经过去了68个小时，最有效的抢救时间快过去了。大家都很着急，但场面似乎有些混乱，很多人有劲儿使不上。是缺少大型器械，还是缺少有效的指挥?

后来我得知，北川中学仅仅是老师就有36位遇难，学生1300人。我想起头天下午在绵阳的九州体育馆，在成千上万的灾民里，我们看到了北川中学跑出去的学生，他们被老师组织在一起，席地而坐，等待安置。很多学生惊魂未定，稍有余震就感到恐惧。不少学生不知道自己父母的下落。

我当时想，也许今后，他们就是北川仅有的后人了。

带领他们的唯一一位老师，是北川中学的教科室主任李永。他的衣服上有很多血迹，额头上脸上手上到处是伤，他带着脱险的1200多名学生等候在体育馆，等待安置。他说，他们学校是一所四层高的教学大楼，一瞬间垮塌，下面两层完全下陷，但他被气浪冲出来了，他从废墟里爬出来后马上开始营救学生，学生们也互相自救。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他家里人的情况，但他含着眼泪一再说，我要把学生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去，不能让他们再受惊吓了。

当时他告诉我们。他们的校长，仍留在北川营救其他师生。

我们无法在现场找到这位校长。我后来从别人写的文章里知道了他。他叫刘亚春。他的儿子也被埋在教学楼的废墟下，他没有组织力量先搜救儿子被掩埋的地段，而是完全服从援救部队的安排，组织力量优先抢救有人呼救的地方。他的妻子也被埋在县城的进修校的楼房下，他根本顾不上去看一眼。一直到灾后第五天，他也没能见到儿子的尸首，也没有寻找到妻子的尸骨。他在废墟边呼喊妻子的名字，说刘亚春来看你了，然后磕了三个头，继续返回学校帮助救援。

可敬可爱的老师。

此次大灾，老师这个群体闪耀出夺目的光辉，重新获得了人们的尊重和信任、爱戴和敬仰。

回到分区指挥部，罗健趁着一点空隙，给我

们介绍了北川受灾的大体情况：

北川是夹在两山中的小盆地，地震带来山体大面积滑坡，好似两山向中间挤压，让整个县城扭曲变形，没有一座完好的房屋，没有一段完好的道路。北川分新老县城，老县城更加惨重，因为任家坪山体滑坡，王家岩山体滑坡，镇小学背后山体滑坡，导致整体被埋。幸存者透露，老县城可以说是无人逃离。武警中队、北川镇人民医院、法院、劳动局、油库、汽车维修公司、旧广播局、旧县委政协、地税局、拘留所、公安局、文教局、烟酒公司、林业站等，全部被埋。其中武警中队、北川镇人民医院、法院、油库、汽车维修公司等靠近山体的单位所有上班和住宿人员，无一人逃脱。新城区方面，新县委背后山体滑坡，造成茅坝小学、县委上班人员、周围居民点几乎无人逃生。保险公司大楼、汽车客运中心完全倒塌，上班及周围居民极少数逃脱。到现在为止，仅北川县城城区实际伤亡人数已超过7000，还有数千人受伤，数千人失踪。北川下属20个乡镇，目前联系上的只有两个，其余18个杳无音信。

我们眼下所处的北川第一中学(也称曲山中学)。因为主滑坡造成的房屋倒塌，2000多学生只跑出来一小半。曲山镇小学、北川幼儿园、中心小学等，因背靠山体滑坡，整体被埋，无人逃脱。

我的心被揪得紧紧的。

罗健说。最早赶到北川的，正是红军师装甲团，他们从正在执行任务的四川某县迅即赶来；然后是罗健他们绵阳军分区李司令，带了八个人当天晚上9点赶到县城。罗健本人，也是当天夜里带着民兵应急分队300人赶过来的，到达北川是13日凌晨。应该说，他们都是赶到北川的先头部队。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救援队营救北川中学废墟中的学生。

在我。我会觉得他们的速度很快，毕竟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但对于受灾的人来说，他们会觉得还不够快。因为，即使是当天晚上八九点，也是地震过去六七个小时了。这六七个小时，可以营救出太多的生命。这说明我们的应急救援，还需要很好的完善。尤其应当发展民间救援力量。

留美学者薛涌说的一段话我非常赞成：“从各种非政府组织中，应该渐渐发展出民间常备的救援队。这种救援队，主要由兼职的志愿人员组成，另有一定的捐款资助。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立即出动。各种救援队因为平时有常规的训练，了解当地的情况，工作起来以一当十，比千里之外调来的军队更有效率，也能解决政府一时鞭长莫及的问题。这次地震来得非常突然。再有效率的政府，也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试想，如果民间有组织良好的救援队，那么在政府做出行动之前。就可能赶赴坍塌的学校进行抢救。这样也许很多孩子就能逃过此难。”

我想，北川如果有一支成都消防那样的救援队。情况可能会好很多。

这时罗健告诉我，今天早上又从废墟里营救出四个活着的孩子，已送到医院，没有生命危险了。

这真是个让人欣慰的消息，此时是15日上午10点，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接近70个小时了。真希望废墟中的孩子们，有超强的生命力，坚持到被营救。

后来我在北川听到一个故事，忍不住落泪：在北川县曲山小学的废墟里，救援人员听到一个微弱的童声，连忙展开营救，撬棍、铁锹悉数派上用场，但由于垮塌的楼层堆积太厚，十多名队员的搜救工作无济于事。后来救援队员只得动用液压组合破拆器，严密的乱阵逐渐被撑开一条缝隙，缝隙越来越宽，救援人员发现，一名男孩浑身是血，躺在几名孩子的尸体上。就在大家将救援的手伸向他时，孩子却坚决拒绝，清楚地说：“叔叔，我不慌张，你先救他们吧。”

真想抱抱这个孩子，真想多多地给他爱。

我们徒步进入北川县城，进城的路已完全变形，上坡成了下坡，下坡成了上坡，左右扭曲，很多地方张开了大口，硬路面大块大块地隆起，还有撕开的长长的沟壑。很有些恐怖。

我忽然想起小的时候，在石家庄，邢台发生地震，我们在帐篷里住了一个多星期。那时我们这些不知什么是害怕的孩子，每天晚上就在帐篷里一起讨论地震，各自形容描绘地震是什么样的。其中一个孩子说，地震就是地上裂开一个大口子，非常大非常大，把地上的所有的东西，楼房，树木，人，全部吞掉。他的这个描述是最让我恐怖的，我在很长时间里做噩梦，梦见我站在那个裂开的口子边上。无处可逃。1976年唐山地震时，我已离开石家庄去了西南，所以毫无感受。渐渐淡忘了那个恐惧。

现在，我竟然真的看到了地上裂开的口子!连硬水泥路面也裂开了，那么深，那么长。我无法想像当时面对这一情形的人们，是怎样的惊恐。有的地方整座山倒下，有的地方整座楼房下陷。

山河破碎。满目疮痍。残垣断壁。千疮百孔。这些我几乎不曾用过的词，都可以用了。都不够用了。

因为道路变形，废墟挨着废墟，所以很多地方需要四肢着地攀爬才能过去。有好几处，是靠王龙拉我上去的，有时则是路过的兵拽我过去的。仿佛我们不是走在县城里，而是在攀岩。

行进在这样的路上，给我勇气的。是那些不断从身边跑过的抬着担架或者门板的身影，他们从乱七八糟的路面上跌跌撞撞地跑过，他们举着输液瓶，护着伤员，一路狂奔。就在我走进去的一个多小时里，我遇到并且拍下来的担架队就有十几次，有解放军，有消防官兵，有武警，有医护人员。道路崎岖坎坷，危险重重。他们抬着担架，举着输液瓶，遇坎爬坎，遇沟跨沟，还不时地大声喊，快!快啊!

其中一队官兵抬着一个刚刚救出来的少女从我们身边跌跌撞撞地跑过，很短的一瞬。我听见那个少女说，解放军叔叔，我冷。一个年轻战士立即俯身安慰她说，别怕，马上就好了。看上去，这个“解放军叔叔”只比少女大几岁而已，满脸是汗，灰扑扑的军装已经湿透，没人知道他在这条道上已经跑了多少趟。也没人知道他还要跑多少趟。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记住了他轻轻的抚慰：别怕，马上就好了。

我还看到十几个黄头发白皮肤的外国人徒步走来，有男有女，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他们井然有序，背着背囊向着已经无路可走的县城进发，其中有几位穿着白大褂，神色凝重、勇敢，前去营救对于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甚至是毫无关联的人。到我们离开时，他们还没有出来。我辨认不出他们是哪个国家的，但我知道他们都是些善良的人、勇敢的人。

在北川，我有太多太多这样的感受。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凭着人道主义，凭着善良、勇敢、坚定，凭着爱，聚集在大自然带来的灾难面前，凸现出人性的光辉。

我为自己那一瞬间闪过的退缩念头而羞愧。

路上我们还碰见了游仙区人武部部长郑强，那时我已听分区的同志介绍过他了，他和夫人都是北川人，地震后他们夫妻两家共有30多个亲人下落不明，但他一直坚持在岗位上救灾，没有离开。

我看见他站在路边焦急地打手机。原来有人在县城下面的废墟里发现了他家的一个亲人，让他赶紧去救。但他害怕贸然赶去战士们会有危险，非常犹豫，想进一步了解情况。

我们不忍打搅他，只是从他身边走过。

此次参加抗震救灾的部队官兵，有许许多多像郑强部长这样家在灾区的人，几乎每个部队都有，野战军、军分区、医院、陆航团，以及地方政府，我已听到太多太多。但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救灾队伍，在命令下达的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想到他们心里的焦虑、担忧，真的很为他们心痛。

在央视上看到一个记者采访北川民政局局长王洪发，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在地震中遇难了。那该是怎样的打击啊!怎样的惨痛啊!真无法想像。这个坚强的汉子，拼命工作，拼命抢救，拼命奔波，不让自己闲下来。可是那个记者，竟然反复说，我觉得你很乐观。你为什么这么乐观?

这叫乐观吗?这能乐观吗?乐观和坚强是一回事吗?愚蠢的记者啊，那一刻我真想上去把她拉下来。请他不要再折磨一颗伤痕累累的心了。

还有北川的卫生局长赵华。北川的县长经大忠，他们都是在失去亲人的惨重打击下坚持工作、忘我工作的。他们好像恨不能累死，他们被人称为硬汉，可我想，他们并不想当这个硬汉啊!

后来我看到一句话，深深理解了他们。

那句话是，以救难超越受难。

我相信他们拼命的工作，忘我的奋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疗伤。唯有救出更多的人，才能让他们的心里好受一些；唯有帮助更多的受灾群众，才能让他们暂时忘掉自己的伤痛。他们甚至比一般人还要拼命。

以救难超越受难。

这是人类独有的秉性，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爬上一个山坡时，我们看到了一处不同于他处的景象：几个专业人士在那里不断地发射遥控小飞机，一次又一次。我们进县城时他们就在那里，我们返回时他们还在那里。

按捺不住好奇，我们爬上去询问。

原来，他们是专门航拍北川县城全景照片的。仪器和电脑都摆在地下，我探头到电脑显示屏去看，已经拍摄成功了。从照片上可清晰地看到北川一片残垣断壁的惨景。他们匆匆收拾了仪器离开，一定是上级在等着他们的报告。

各行各业的人，都奔向了灾区；各行各业的人，都在为救灾忙碌。我又一次得到了很大的激励，继续向前。

路过一座倒塌的楼房。我忽然看到歪斜的窗户上，挂着一件孩子的小衣服。是件绿色的小T恤。它的主人，应该是个五六岁的男孩儿吧?不知道他在哪里，是否幸存?

我拍下那件小衣服。想留下他平安的瞬间。

后来我听到一个故事。“乌蒙铁军”的师长亲自率工兵连在北川营救。当他们营救两个妇女时，忽然发生了余震，接着，废墟中传来孩子的哭声。他们冒着危险爬上去一看，一个母亲倒在地上，已经遇难。她怀里紧紧抱着她的孩子。战士们想抱走孩子却非常困难，母亲抱得太紧太紧。后来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将她的胳膊掰开。这个幸运的被母亲保住的孩子，是个三岁女孩儿。居然一切完好。

母亲啊。

我们绕过一处山坡(我都没弄清楚那土坡是怎么来的，我们为什么会走到山坡上)，想继续深入到县城里时，前面忽然传来了后撤的喊声，说堰塞湖出现危险了，可能会决堤。

一时间很多人都在往回跑，也有武警官兵在叫大家撤。我愣怔了一下。虽然不能确定这个消息的准确性，可是，内心还是感到了恐惧。加之一直很盲目地走，除了拍照片外，没找到任何部队采访。偶遇的军人，也都无暇和我们说话。于是我跟两个同事说，我们返回吧。

这个堰塞湖，就是唐家山堰塞湖，后来为全国人民所熟知，它成了悬在全国人民心中的一颗炸弹。我们可以说是最早被它吓了一跳的人。我们也不知道它离我们有多近，只是想像着，湖水倾泻的话，北川这个在山沟里的县城，必淹无疑。

我们往回走。只有熊家海不在，他早就离开我们，一个人背个相机深入到县城里去了，后来他告诉我们，他一直把新老县城走了个通。我真是佩服他。

耗了很长时间、很大体力，我们从北川县城返回到北川中学，再到绵阳军分区的指挥部。

此时已是中午1点多。饥肠辘辘，指挥部刚刚煮好一锅面条，罗健就让我们一起吃，调料是切成片的火腿肠和酱油醋。我不客气地端起一碗就干。煮糊的面条和火腿肠，这两样是我平日坚决拒绝的，可此刻却吃得非常香。罗健说，这是他到北川三天来吃的第一顿热饭。我说那我很有口福啊。

我和罗健认识的时候，他还是军区装备部的一个处长。十多年前，我们几个创作员曾去他管辖的直属队采访，因为投缘，就成了朋友。在地震前，我们，还有几位投缘的，周末常常相聚，一起聊天或者一起打球。罗健的网球打得不错，歌儿也唱得好，热爱音乐，送我的礼物常常是音乐磁带，而且全是高雅音乐的磁带。三年前，罗键被任命到绵阳军分区任职，离开了他熟悉的岗位。空闲时间似乎多了起来。起初他不太适应。我就跟他说你权当进修吧，好好地有计划地读一批书，写点儿研究文章。他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后来，他邀请我们编辑部去他们分区搞活动，我就带着部下们毫不客气地去了。那一次，我们参观了安县的风洞，也参观了九院科技城，收获很大，他的学识、活力和军人素质，很令编辑部的几个小青年佩服。

现在，远离了音乐，远离了球场，远离了清静读书的灯光，他在这个惨不忍睹的废墟上，已经待了两天两夜。这两天两夜，他全是吃的干粮，喝的冷水，睡的木板。但我看他没有丝毫不适应。

在吃饭的间隙。罗健给我讲了北川人武部。他说这个人武部太了不起了、太感人了。

地震当天，北川人武部正在搞民兵集训，共有民兵120余人。负责组织集训的是参谋黄安华。为了提高民兵的快速反应素质。他们每次操课都以紧急集合哨音作为上课的哨音。12号下午的2点20分，黄安华站在操场上，让值班员(民兵一排长)吹响哨音，有十几个动作快的民兵快速跑出，后面的陆续跟出。就在这刹那地震发生了!巨大的震动和气浪一瞬间将世界改变!站在操场上的十几个人迅速紧紧地抱成一团。才没有被气浪抛出去。

震动一过，黄安华就迅速组织民兵展开营救，陆续救出了30多个民兵，又救出了政委(负重伤)和其他职工干部。

职工朱勇，全家遇难，他一个人从废墟中爬了出来，立即返回废墟重新救人，一个人就背出30多个人。

武装部部长罗登华。当时正在前往成都参加学习的路上，得知消息迅速返回北川，马上组织指挥武装部全体官兵开展营救。

他们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将武装部的全部枪支弹药和密码传真机运送到了安全的地方，确保了重要物品的安全。之后，他们一边协助部队救援受灾群众。一边协助地方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熟悉地形，他们成为了救灾，的重要力量，亲自当向导，带领受灾部队找到重要点位，如银行等。还协助地方政府安抚救出的群众和失去亲人的群众。

此次地震，因北川是重中之重，人武部同样受灾惨重，11位干部职工和家属遇难，还有60多个民兵下落不明。重伤一人，轻伤数人。北川人武部的干部职工大多是本地人。可以说家家受灾，亲人下落不明。许多干部职工跑出来时，除了身上的衣服一无所有。还有不少人负了轻伤，但他们

简单地包扎一下就投入了救援战斗，除牺牲的和重伤入院的之外。没有一个离开。全力以赴地投入救灾战斗。他们在完全变形的道路上奔波，在废墟上奋力营救。不分昼夜的工作。一个受灾群体成为一个让人赞叹的英雄群体。

离开北川几天后，我又打电话给罗健，得知北川人武部的全体干部职工仍没有一个离开岗位。他们仍分分秒秒的战斗在救灾第一线。

回来后，我很快写下了以上文字。

可以这样说，在北川，有多少奋战的身影，就有多少英雄。

我在北川第一次见到帐篷的那支部队，是驻渝某装甲团。就是一支英雄的团队。虽然我当时没能采访到他们，后来还是知道了他们很多感人的故事。

装甲团和许多部队一样，接到命令就出发。采取边机动、边动员、边部署的方式快速开进，连续行程350公里。看似行程不多，但当时天黑路滑、道路损毁、余震不断，这样的350公里，其艰难程度胜过了平日里的1000公里。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成为第一个到达北川救灾的野战部队，到达时间是5月13日零点30分。以我们通俗的说法，就是12号的夜里12点半。而那个时候，我还在我们家的车上半靠着，心神不宁，我们的战士已投入了战斗。

第一时间到达后，装甲团官兵们不顾长途奔袭的疲劳和夜间作业的危险，立即投入到了北川中学的救援行动中。当时大型机械设备和专业救援人员尚未到达，加之天黑，救援无法有效展开，官兵们就用简单的工具作业。一旦发现废墟中有幸存者，他们就采取挖洞输氧、递送食品、交谈抚慰等方式，对他们进行安抚稳定，为后来的营救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凌晨6点左右，绵阳、宜宾和重庆的消防官兵陆续赶到，展开了强有力的营救。他们又奉命编成193个救援小分队，进入北川县新老城区，全面展开整个县城的救援。

让我们看看装甲团的总结吧，虽然有些枯燥，却可以更清晰地了解他们的救援行动：

在搜救过程中，我团官兵针对北川县城90％的房屋倒塌、10％的房屋严重受损成危房、城区道路遭到严重破坏、所有进出城区通道严重堵塞的实际，摸索总结了“一问、二看、三听、四喊、五敲”五步搜寻法和“一排险情、二清覆盖物、三掘洞破口、四轻牵慢拉”的四步解救法，以及“单人背负、双人扶行、多人抬送”的伤员搬运法。及时解救出被困被埋群众，及时转送出重伤病员，实现了科学救援、安全救援、高效救援。仅第一天，全团官兵就从废墟中解救出被埋群众211人，运送重伤病员260人，及时转移疏散受灾群众5000余人。

装甲团有一位叫白杨民的藏族参谋，感动了很多人。

5月12日地震发生时，白杨民正在成都办事，得知发生地震后迅速赶回部队。可广播里传出的消息让他惊呆了，因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是他的家乡北川，他的父母和所有亲人都在灾区。

在跟随部队开进灾区的途中。白杨民看着窗外遍地倒塌的房屋紧咬牙关沉默不语。凌晨零点30分，部队抵达北川城外，由于道路塌方，遍地乱石，汽车已无法通行。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白杨民主动要求带路，他强忍悲痛带领400名战友翻山越岭，徒步进入北川。凌晨5点到达北川。看着眼前满目疮痍，一片废墟，白杨民悲痛不已，他抹掉眼泪。立即和战友们投入到了救援中。

战友们知道白杨民老家在北川，都急着让他先回去看看父母，白杨民摇头道，我不能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亲人。战友们还想劝他，他一下子吼了起来：“别耽误时间了，救谁都是生命!救出来的都是亲人!给我挨着一个一个地救!”

那个时候，他就像一头急红了眼的狮子，发疯似的奋战在废墟上，救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乡亲。

直到15号。大批救援部队进入灾区，整个救援全面展开了，白杨民才抽空回家去看。可是倒塌的家中凄凉一片，任由他大声呼喊也无人应答。白杨民再次擦干泪水投入到搜救中。几天下来，白杨民和战友们抢救出了几百个乡亲。

终于在第五天，白杨民在医疗队找到了被压断了双腿的父亲，也找到了在北川县任家坪小学当老师的母亲。母亲很勇敢，带领学生迅速跑了出去，她和学生们都安全转移了。白杨民这才稍稍踏实一些，但仍有很多亲人下落不明，他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他们能逢凶化吉。

我在采访中。听到好几个这样的故事。在感动之余我总是想，如果是我，我能做到吗?回答也许是否定的。

这就是人与人的差别。不仅仅是军人和老百姓的差别。

但也许正因为有了许许多多像白杨民这样的英雄，他所在的团队才能在此次救灾中战功卓著。他们先后搜救出被困群众1011名(其中独立搜救790人，协助参与搜救221人。被搜救出的人员中，年龄最小1岁，年龄最大99岁)，转运伤病员606人，疏散群众27620人，挖掘搬运遗体2027具，掩埋遗体541具。装卸载救灾物资1270吨，出动车辆转运人员278余台次，医治受伤群众1583人。在废墟中捡拾移交现金33452元。分别被四总部和军区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表彰为“抗震救灾先进单位”。

第一次的北川之行，就这么匆匆结束了。

下午我们只得离开。因为匆忙出发，我们无法宿营。好在，几天之后，我又再到北川，将头一次遗漏的许许多多精彩的故事和了不起的人物，拾了起来。

5月15日下午，绵竹——

我们离开北川后，直接去了绵竹。

知道老朋友刘渠在绵竹，心里就比较有底了。和他联系上后我们没有马上去他的指挥部，而是直接去了受灾比较严重的汉旺镇。

尚未进入汉旺镇，就看到了沿途的惨状。

我们停下来想了解一些情况，一个老太太立即过来趴在车窗上向我哭诉，我拿出一点钱给她。又给了她一些食品和水，她感激地拿着东西。回到搭在田里的一个草棚内，让我心酸。我们索性下车往田里走，走到灾民们临时栖息的地方。一些自救出来的农民，还没有得到救灾物资，没有得到援助，他们在自己倒塌的房屋前，撑起竿子搭了些歪七歪八的棚子，从废墟里刨出一些衣物，刨出一些粮食，勉强度日。有一家农民找不到一块地方搭帐篷，只好搭在自己家的祖坟上。相信他们的祖宗，会悲悯地包容他们。

灾民们看我们穿着军装马上围过来，向我们诉说他们的困难，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换洗衣服，也没有消毒药品。有的灾民被吓坏了，一直坐在那里发呆。他们太需要人们的援助和支持了。

我们答应马上向有关部门反映，尽快帮他们解决。因为我们来之前路过绵阳，看到绵阳九州体育馆的物资非常多，捐助的衣服堆成了山，还有大包小包的食品、纯净水。也许是来不及调往各地吧?

正在这个时候，有个运送救灾物资的车队开过来，因为交通受阻停下，我们连忙上前询问，并向带队的政府官员反映了这里灾民的情况，那位官员答应会马上解决。我还是不太放心，上车后给刘渠发了个短信，因为我知道他们部队就是营救汉旺镇的。我跟他说，沿途的灾民缺水缺食物，希望他能向有关方面反映一下。他

回复说好。

我心里稍稍好过一些。

我们继续向前，到达汉旺镇，去了房屋倒塌最严重的中医院，还有东汽中学，时间是晚上6点，两处的营救似乎已进入尾声，虽然还在作业，人员已经比较少了。此时距地震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天，很难有生还者了。

一路上惨不忍睹的废墟让我感到极度压抑，一想到废墟下那些可怜的生命，更是难过不已。天气有些炎热，我注意到有不少地方已经开始采取消毒防疫措施了。

这时忽然跑过来一个人，问，解放军你们有口罩吗?表情很焦急。我和王龙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只有我们用过的。他依然等待着。那意思是用过的也要。我只好将自己胸前挂的口罩取下给他，王龙也掏出来给了他。他拿到手就跑步离去。

我们继续往前走，这才发现，没有口罩走在这样的街道，是很不适宜的。我只好拿出纸巾捂在鼻口处。在前往东汽小学的路边，我无意一瞥，看到了几具停在路边的遗体，心里不由得一阵战栗。

我再次意识到自己并不勇敢。而且无能。面对这些废墟，这个被重创的城镇，我为自己的束手无策而感到难过和压抑。很多时候，我渴望看到救灾部队，看到救灾人员的身影。只有他们能给我勇气，给我力量。

我说，咱们走吧。三个男人以沉默同意了我的意见。

回到路口，上车，我们前去设在市政府的救灾指挥部。

由于地震，造成一些道路被毁，当我们临近指挥部时，遇一座危桥，一个警察站在桥前拦住我们，让我们绕行。我们只好去绕，本来就不熟悉，一绕更加糊涂，怎么也找不到市政府，一路问一路找，后来只好沮丧地将车停在路口，让刘副政委派车来接我们。

晚上7点半，我在绵竹市政府的院子里见到刘渠。

让我惊异的是这个院子，这个新修建的政府机构所在地，竟然是平房，一院子的青瓦白墙，很有乡村风味。也许正因为是平房，所有的办公室完好无损，成为各个救灾部队的临时指挥部。难道他们在建设时就预感到会发生地震?

刘渠率师直属队部分官兵580人在绵竹的汉旺镇救灾。他们的指挥部，就在这个院子里的其中一间屋子，晚上睡觉，则在院子里扎的帐篷中。

老朋友在此时更加显示出了重要性，我们一坐下，刘渠就让手下给我们摆好了饭菜，我早饿了，很奇怪竟然没有胃疼。也许我的胃也调整到了战时。我们一边吃饭一边采访。刘渠则一边回答我们一边接电话处理他的急件。

刘渠是我们政治部某部副部长，今年年初到红军师代职副政委。12日下午地震发生时，他正率部队在距绵竹167公里处的崇州受训。当日晚上7点接到第一个命令，直接奔赴汶川灾区。当行进到都江堰时，新的命令要求他们师其中一部分绕道转向绵竹。刘渠便奉命带“其中一部分”转向绵竹，具体说，是580名官兵。他们连夜强行军，于13日早上6点半抵达了绵竹，啃了两口干粮就开始投入营救。到我们去时，已经奋战三整天了，官兵们连续作战，吃干粮，喝冷水，每天休息时间不超过六小时。已营救被困群众154名，从废墟里搜救出被掩埋的灾民369名，其中生还86名。

我跟刘渠开玩笑说，你这个副政委代的，可是太实在了。年初带部队到贵州救雪灾，三月又带部队受训，现在又抗震救灾。他也笑说，可不是，扎扎实实地锻炼了一下。

我说，给我们介绍点儿具体的事吧。他说。感人的事情很多啊，比如我们有个小伙子，是后勤助理员。他说着就喊，刘鹏呢，让他来一下。有人回答说，刘鹏在输液。他病了。

刘渠好像并不在意，说，让他输完液过来。

刘渠说，这个小伙子非常好。踏踏实实任劳任怨地工作，13号夜里，我们急需送两车油到金花镇的救灾现场去，我就派他去了，他是后勤助理员，那天下过雨，路很滑，加上天黑，非常危险，油罐车来不得半点疏忽，在最最危险路段，刘鹏就下车来一步步引领，终于将两车油安全送到金花镇。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夜他正忧心如焚，他的家在德阳罗江县，也是这次的重灾区。家里房屋全倒塌了，父母和80多岁的奶奶下落不明。第二天他才找到他父亲，得知一家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稍稍松了口气。他父亲接到他电话，只说了一句没事，你在部队不要担心我们。

刘渠又说，我们还有个侦察科长，叫邱明兵，家就在都江堰。那天我们部队赶往都江堰时，不熟悉路，他马上说我来带路吧，保证不会走错的。他都没有多说一句，我家就在都江堰。他把部队顺利带入目的地后，迅即和官兵们一起投入救灾，后来我们又奉命赶往绵竹，他又跟我一起到了绵竹，还是一声不吭。两天前终于有同志告诉我，他的家就在都江堰，家里情况不明。我一听很感动，我们路过都江堰时他完全可以说一声的啊。我马上叫他回家去看一下，他坚决不走。后来我只好把他派到都江堰的师指挥所去工作，他这才抽空看了一下，他后来打电话告诉我，他家里的房屋完全倒塌了，所幸父母没有生命危险。

这些同志真的太感人了。刘渠一再说。

这时刘鹏输液完了，过来报告。刘渠询问了他的身体，然后很骄傲地对我们说，就是这个小伙子，很勇敢，很负责。

看来短短几个月的代职，刘渠同志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些基层官兵。

我发现刘副政委在跟我们谈话时，一直有些不安，时常看表，好像在等什么。

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今天早上派出去一支小分队，到汉旺镇最偏远的山乡龙宝坪去营救被困的灾民，到现在还没返回，联系不上，也不知情况如何了。我一听也很担心，忙追问详情。

原来，早上有群众送来消息，说在绵竹最北面最靠近地震中心的金花镇龙保坪，有80多名受灾群众困在山上，需要立即营救。我们马上组织了一个由工兵营为主的63人小分队(其中有三名地方医护人员)，前去营救。小分队由战勤科长张乐带领，早上7点出发的，但汽车到金花镇后路就断了，小分队只能下车徒步前往。以后就已失去了联系，现在仍情况不明。

看表，已是晚上近8点了。就是说，小分队已经一整天没有消息了，他们去的地方非常危险，道路不通。难怪刘渠坐立不安。

我们在指挥所等到9点。依然没有消息，不便再耽搁，只好离去。

但我的心里一直惦着这一营救行动。

第二天我们前往映秀采访，和外界的通讯联络中断了，无法与刘渠副政委联系，想询问小分队的情况也不能。待17号返回成都后，我连忙给他打电话。让我高兴的是，他一上来就告诉我，第一次营救行动已经成功了，就在那天晚上我们走后一个多小时，10点10分，小分队回到了绵竹，成功营救出了38个灾民。

我非常高兴，尽管他很忙，我还是一再请求他给我说说详情，他便在电话里断断续续地给我讲起了营救故事。说断断续续，是因为他那边不断被各种急事打断。

那天上午，我们的营救小分队从金花镇开始徒步往山里走，由于塌方泥石流，山路危机四伏，途中，他们遇到一支返回的部队，说前面没有路了，无法再走了。小分队便停下来开了一个短暂的会议：走，还是不走?很快就做出决定，继续前进。又走了两

个小时后，再次遇到一个从山上下来的村民，告诉他们不能再往前走了，非常危险，已经有人摔下江去了。这时，带队的张乐科长非常矛盾。一方面，他渴望带领队伍迅速完成任务，另一方面，又要为63个战友的生命负责。但小分队的所有同志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能退，坚决往前走!我们是红军师，就要发扬红军精神，比起红军来，我们面临的困难算什么?“战斗已经打响，我们冲锋在前。”这是我们红军师的光荣传统。

于是继续前进。在徒步行军了七个小时后，小分队终于到达了龙宝坪!当等候在那里的80个村民看到他们时，激动得一个个说不出话来，流着眼泪，拉住战士的手不放。

小分队立即清点人数，察看伤员。医护人员则当即为一位50多岁的大妈实施了手术。庆幸的是，村民们有一个比较负责的村长和一位退伍老兵，将村民组织在了一起，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村长告诉小分队，他们龙宝坪除了几个村民遇难外，多数人幸存活下来，负了一些轻伤。但房屋完全倒塌。没吃没穿，情况依然很危险。

但山路艰险，受伤的老弱的，都无法徒步走出去。小分队和村长商议后做出决定，把38个可以走路的村民先营救下山，回去汇报情况后再进行第二步营救。村长和退伍兵等5个青壮年主动表示留下照顾老弱伤残。小分队便将这38个村民护送下山，又徒步走了7个小时后，终于在当晚10点10分返回绵竹，将38个灾民妥善安置。

我连忙问，后来呢?剩下的42个呢?他们怎么办呢?

刘渠说你别急，听我慢慢讲哈。很曲折呢。

我在15日当晚，就给上级打了报告，请求派直升机营救剩下的42名受灾群众。上级马上将这一任务交给了陆航五团。16日中午，就是昨天。两架米171直升机就飞临绵竹了。我领着一支救援分队乘机前往营救，带着食物和水。可当他们飞临龙宝坪上空时，发现还是无法降落，原先看到，的比较平坦的河谷，靠近才发现全是污泥。飞机只好拉起来，空投食物和水。

眼看着无法降落，我心里急得不行，我从舷窗上看到下面的河滩上，有着很大的三个字母“SOS”，还看见一个村民不停地摇动手中的红布，也许是红裤衩，我深知村民们已经焦急万分了，灵机一动，迅速找出纸和笔，在食品盒上分别写下“老乡，要想得救，快将停机坪清理出来”，还有，“老乡，你们一定要坚强，我们明天再来。”然后将食品和他们的心情一起，空投了下去。

昨天晚上回到指挥所，我又一次给上级打报告，请求再次派直升机前来救援。并提出了两套营救方案。一是先由直升机投放人员到河谷清理停机坪，两小时后直升机再飞入进行救援；二是小分队先由陆路进入清理场地，然后直升机降落进行救援。可是今天(17日)早上天却阴了，到中午仍布满乌云。眼看今天不能飞了，我们迅速做出决定，再次派出一支五人小分队，从地面徒步进入龙宝坪，帮助灾民开辟停机坪。

这个五人小分队，仍由张乐科长带队，出发时，送行的和执行任务的都非常悲壮，大家心里都有些担忧，那样危险的山路，也许一去不能回。但没有人退缩，心里都抱着一个简单的却是坚定的信念：一定要救出被困的村民!生命不息，救援不止!庆幸的是，这一次，有一交八人组成的登山队志愿者加入了进来，他们的专业技术给我们小分队很大的帮助。而且上级装备的北斗一号手持用户机也正好配备到位。小分队下午3点出发，10点抵达龙宝坪。在村民已经清理的基础上，用了两个小时快速地将停机坪整理完毕，然后用北斗一号给指挥所发回信息。我收到他们的信息稍稍放心一些，现在，他们已经在返回的路上了。

这样一来，明天的直升机就可以顺利降落，营救出那里的受灾群众了!刘渠显得很兴奋。在我印象里，他一直是个稳重内向的人，此时也表现出少有的兴奋。

我也很兴奋。我说，那我明天再打电话吧。

18日晚，我在采访间隙再次打电话给刘渠，追踪龙宝坪大营救行动。刘渠副政委一接电话就高兴地说，成功了!营救成功了!所有灾民都救出来了!今天(18日)上午10点半，我亲自带营救分队乘坐两架黑鹰直升机从绵竹起飞，顺利降落到龙宝坪，一共飞了五个架次，将那里的受灾群众和部分救灾人员一起，全部安全运送出来，现在，受伤的已送往医院，其余的都分别进行了安置。

我在电话这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样，从15日早上开始的龙宝坪大营救。到18日下午5点，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80名受灾群众的生命终于得到了延续。我的心也随之而踏实下来。

5月19日，我写下了以上文字，题为《追逐龙宝坪大营救》。

可是后来，我看到了这次营救小分队领队、师战勤科科长张乐写的一篇两万字的自述：《为了86位群众的生命》(后改名为《穿越死亡谷》)，才发现我写得太简单了，远不如张乐生动细腻。亲历就是亲历啊。我将张乐的稿子编辑润色了一遍，直接投给了杂志社。这个年轻的军官，不仅勇敢，还有相当不错的文笔。令人佩服。

有意思的是，《追踪龙宝坪大营救》在军报刊出后，我连续接到几个电话。其中一位也是老朋友，现任雅安军分区政委的李卫星。李卫星和我住一个楼，我们认识很多年了。他在电话里大声说，我也在绵竹啊，我们雅安预备役团也在绵竹救灾啊!

言下之意，我不该把他们忘了。我说好的好的，我有空一定去采访。心里却想，预备役毕竟是预备役，肯定赶不上野战军吧?

可是等我真的采访了解后，才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用网络上的话说，汗，瀑布汗。他们这支由民兵组成的非正规军，在此次救灾中和正规军一样冲锋在前，战功卓著。

5月12日晚9点30分，雅安预备役团(以下简称为雅安预团)接到省军区命令，迅速出动部队。奔赴绵竹抗震救灾。大雨倾盆，通信中断，团部的出征令是靠官兵所在的单位、区县、乡镇，靠摩托车以及街坊邻舍的鸡毛信传递给分散在山乡、城区的官兵的。到13日凌晨1点，1100名官兵全部集结完毕，整装待命。表现出训练有素的良好作风。

凌晨3点。61辆征用的民用客车和货车分两个梯队开赴灾区。8点30分，团里官兵长途奔袭200多公里到达了绵竹。兵贵神速!官兵们不顾一夜未眠的疲惫，快速出现在汉旺、富新、金花等八个乡镇共十八个任务区域开展救援。

当部队救援车队经过绵竹城区时，街上空无一人，往日繁华的街市满是伤痕。看到灾区的惨状。官兵们心在流泪，在战栗。他们只有一个愿望，赶快去救人，去救人!

汉旺镇的东汽中学，是这次地震受伤最为惨烈的学校，一个18岁的女生被压在教学楼五楼的残垣断壁之间，一块几百斤重的预制板死死地压在她的背上。大楼一半已经垮塌，剩下的一半也随时可能倒下，战士们一边安慰着姑娘，一边奋力刨着废墟。重型机械还没有开进，为了挽救孩子的生命，官兵们用自己的双手不停地刨着，一双双手都刨出了血……最后，女孩儿终于得救了!

这样的营救场景，在一个又一个受灾点上

重复着，预备役团的官兵们硬是用双手，在瓦砾和钢筋混凝土的碎块中，刨出76名幸存者；转移轻重伤员961名，挖出罹难者遗体585具。

灾情最复杂的绵竹市天池乡，离县城30多公里，唯一一条公路也被地震破坏，天池乡的受灾情况直到震后第三天仍然不明。抗震救灾指挥部命令雅安预团组织一支140人的突击队迅速前往天池乡。探明受灾情况，展开力所能及的救援。

5月15日下午3点。突击队整装待发。预团政委范后雄带队。每个官兵背上了七八十斤重的背囊，矿泉水，饼干，馒头，帐篷，急用药品，铁锹和镐头等，冒着飞石，淌着河水，朝着被地震围困的天池乡进发。夜里他们露宿在路边，一夜之间余震十余次，16日晨，他们终于赶到了天池乡天池村，给受灾群众送去了急需的物品，了解了当地的灾情，给指挥部汇报了情况。

指挥部发现，天池乡因地震时两边山体崩塌。形成堰塞湖，水位还在不断上涨，非常危险，立即命令突击队带着群众撤离天池。范后雄和突击队即组织受灾群众迅速向峡谷外撤离。途中，越来越多的群众从天池和清平两个方向汇集过来，加入了转移的队伍，蜿蜒数百米。中午12点左右，大地突然颤抖，余震不期而至。飞石雨点般从山上滚落而下。战士们搀扶着灾民在石块上奔跑。范政委见前面一位牵着小女孩的老人被飞石击中。立即将小孩扑在身下，小女孩安然无恙，范政委却被飞石击倒。突击队同时还有六名官兵为保护群众分别受伤。一连副指导员周学洪等四人伤势较重。

“别管我，快丢掉背包。把战士和老乡安全转移出去!”这是范后雄受伤倒地后的第一句话，他立即指定司令部参谋马运江临时指挥部队。战士们哽咽着、抬着重伤的政委，背起受伤的战友。在余震、飞石和山体滑坡中继续回撤。

到16日17时，突击队全体人员返回汉旺镇。

预团的官兵不仅仅转移营救了大量受灾群众，还协助地方政府挽回了大量财产损失。他们奉命去位于闹市的中国银行绵竹支行办公大楼的废墟上挖刨寻找现金。领受任务时团长伍发建对有些担忧的行长说：“少了一分钱，你枪毙我!”

两天时间，预团官兵们将现钞一箱一箱地从废墟中挖出。当600万元人民币一分不少交到银行工作人员手里时，工作人员热泪盈眶。在几天的救援中，雅安预团官兵共挖出现金和金银首饰总金额近千万元，全都完璧归赵。不仅如此，官兵们不吃受灾群众一口饭，不喝受灾群众一口水。步兵二营四连从13号连续50多个小时奋战在雪花啤酒厂，没有电，他们打开汽车车灯照明，昼夜不停地进行搜救，历尽艰辛挖出了所有遇难者遗体及库存的20万瓶啤酒。厂领导看到官兵们极度疲惫，拿出自产的啤酒给他们解乏，可他们一口也没喝。

在东方汽轮机厂，雅安预团官兵们在车间、学校、办公大楼、家属区浴血奋战了整整七天，抢运出设备、仪器、成品涡轮叶片155吨、进口特种电焊条40吨、车辆配件、电脑等各类物资器材总共价值9200余万元。密级以上档案资料近三吨，其中绝密和机密级文件300余份。总经理紧紧握着团长伍发建的手说：“我真是太喜欢你们这支预备役部队了!”

目前，雅安预团官兵已全部撒向28个村庄，短短两三天，就走访了15525户农户，在村庄的田间地头、残垣断壁之间。随处可见官兵们搭建帐篷、清理危房、搬运物资、抢储粮食、帮助灾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身影。

其实不仅仅是雅安军分区，这次受灾严重所在地区的几个军分区，如绵阳、德阳、广元、阿坝等，其民兵队伍都非常优秀，出动快，敢吃苦，敢拼命。即使没有受灾的军分区也纷纷增援。今年刚走马上任的巴中军分区政委管严，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他在第一时间率领民兵预备役突击队，实施越区增援。在路段堵塞、山上不断滚落石头、路边倒下树木、电杆的危险环境中，一边抢修道路，一边奋力开进，经过七八个小时艰难行程，第一支民兵预备役队伍进入重灾区青川木鱼镇、凉水镇、洪光乡、沙州等区域，抢救162名幸存者，为掩埋在废墟中的人民群众，赢得挽回生命的第一时间。这支由老区红军后代组成的队伍，进入震中叫出自家独特的口号：“救活人，挖死人，保全全尸!”他们是复员军人，有着部队的传统和作风，敢打敢拼。他们又是普通老百姓，熟悉民风与民俗，知道受灾乡亲的心情。红光乡是青川县的重灾区，相距200米的两座大山移位合为一座，坍塌的岩石掩埋了两个村庄，形成了一个堰塞湖，被困2000多群众必须迅速转移，突击队员背着伤员，淌过一条湍急小河，翻越两座大山，行程两个多小时，一次接着一次，一次比一次跑得快。脚趾磨破了，血肉与鞋袜沾在一起。强烈余震，他们就在震中都没有太大的感觉，一个、十个、一百个……直到2000多名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才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仿佛一场地震，将所有的民兵、所有的战士在最短的时间内锻造成英雄，将所有的尘土震落，露出了闪闪发光的品质。

他们真是好样的，没有辜负那一身绿色的军装。

5月16日，走进映秀

5月15日夜里我们从绵竹回到成都，上午稍作修整，补充物资，包括相机充电器、手电筒、换洗衣服等，下午再次出发。

这个时候，我们编辑部的另外三个同志，王棵、王甜在副主编张甲利的带领下，也外出采访了。因为通信状况很差，我们互相联系不上，只好各跑各的。我不知道他们在哪个方向，只知道他们肯定在灾区。我们在一起。

5月16日下午我们赶到都江堰，先去军区设在那里的指挥部了解情况，目标是汶川映秀镇。听说那里的灾情很重，还听说某集团军军长率先带小分队徒步进入映秀镇，受到了军委领导的表彰。李鑫说，我一定要采访他，尽快写出稿子。

在指挥部，我一眼看见了我们宣传部的周胜刚主任，很是亲切。他告诉我们，都江堰到映秀的路还没有抢通。要去映秀的话只能先到紫坪铺坐冲锋舟，然后再步行五公里山路进去。他看着我笑，说你行吗?我没把握地说，五公里应该没多远吧?他说关键是路很烂。不好走。李鑫和熊家海马上说，我们先走到那儿看情况吧，如果你不行就跟着车回来，我们三个进去。看看，还老朋友呢，说扔就扔。

我也不敢乱拍胸口，害怕真的不行了成为大家的拖累。

我已经记不清我们行程的具体时间了，只记得过程。离开指挥部40分钟后，我们就从都江堰赶到了紫坪铺水库。还在山顶上，就看见下面一片杂乱，大车，小车，机械，物资，军人，灾民，乱麻麻的。

车无法再往下开了，我们决定弃车下山，跟司机小李说，如果我们上了船，就发信息给你，你先回去，明天再来接我们。

为了便于徒步行进，我们只能轻装，我把随身的包简化到最简，临了，又加了一件厚一点儿的长袖。后来的事实证明，非常必要。这个时候，他们三个好像都忘了问我有没有把握走进去了。我也不再提，大家急匆匆地往下走。

终于到了水库边。果然看到一些冲锋舟，正在浩大的水面上一趟趟地运送物资。那可不是

我们想上就能上去的，需指挥官安排。另外有一个比较大的可容纳几百人的平板，被称之为门桥，但渡到对岸需要四个小时(冲锋舟只需要50分钟)。

我们感觉必须坐冲锋舟进去，才可能在天黑前赶到映秀。冲锋舟只能到铝厂，从铝厂到映秀还有五公里的山路。就我们四个人的情况看，至少要走一个小时。此时已是下午4点了。

关键时刻，我又见到朋友了!老兵的优势无所不在。在一个山坡上，我看到一个英俊的大校正在那里指挥安排冲锋舟，仔细一看，这不是司令部某部的黄承伟副部长吗?哥们儿啊。他也认出了我，大声说，山山同志，你咋也跑来了?我高兴得要命，顾不上寒暄，赶紧请求他让我们坐冲锋舟去映秀。那还有什么可说的?他马上发出指示，让我们四个人分别搭乘其中两个运送物资的冲锋舟。

负责为冲锋舟搬运卸货的是武警某部官兵，年轻的指挥官皱着眉头说，装完货我们还得上几个搬货的战士呢。言外之意，我们占了他们战士的座位。我连连说，我们可以搬，我们可以卸货。他不好再说什么了，让我们上船。

小小的冲锋舟，装了无数箱(我来不及数)方便面、牛奶和纯净水。都是些急需的救命物资。我把自己蜷成一箱方便面大小塞进船侧，王龙也蜷起来坐在另一侧。之后上来四个武警战士坐在船尾。驾驶冲锋舟的，是我们某工兵团的两个战士，他们已经数十次往返在这个湖面上了，脸上写满了劳累。

冲锋舟发动的那一瞬。我给司机小李发出早已写好的短信：我们上船了，大约明天中午出来。因为再过一会儿，我们将和外界失去联系，没有信号了。

冲锋舟疾驶，水花四溅。其实以前我也是坐过这个东西的，在一些旅游景区的湖面上，那时心情放松，悠然自得。而此刻，多少有些紧张。水库的水面上，有大片的因地震而下的各种漂浮物，以及枯枝，时常会绊住冲锋舟的螺旋桨，战士不得不减速清理。水库两边的山势陡峭凌厉，依然很不稳定，时不时有滚石落下。

船颠簸的时候，有个塑料袋开了，掉出一个馒头。一问，那是几个武警战士自带的干粮。我笑问，我可以吃吗?那个武警小战士马上从里面拿了个干净的递给我。我说了声谢谢，顾不上风度什么了，大口嚼咽起来，那是我吃到的最好吃的馒头了。我是个吃不多但饿不得的人，过了钟点吃饭必胃疼。想到还有那么远的路要走，还是补充点儿体力为好。

50分钟后，冲锋舟果然到达铝厂。我们上岸。岸边已经有很多人了，有部队、有帐篷，大概属于救灾物资中转点。

我们不敢停留。马上开始向映秀跋涉。

眼前出现的，根本就不是路，是泥浆，是乱石堆，是碎石坡。

后来看我自己拍的照片，我都无法相信自己从那样的路上走过。但当时我的体力还行，跟着大家一起走。很庆幸自己平时爱走路，走几公里没有问题。半路上，我们增加了一个同伴，《海峡之声》的一个中尉记者，他一个人带着电脑背着背囊，深入灾区部队采访，也真够勇敢的。这样我们就成了五个人。

照理说五公里走一个小时差不多，但我们走了大约近两个小时，路实在太差，这中间的过程我就不细说了。一路看到被毁坏的路面，甚至刚刚建好还没通车的大桥也断了，高翘着断裂的水泥板块。面目狰狞。

到达映秀漩口时，天已经擦黑。看到路边有些灾民。搭着简易帐篷。我有些疑惑，他们为什么还不离开?

走过其中一个棚子时，一个中年女人端着碗在吃饭，碗里是方便面，没有泡开，大概是没有开水。她看见我，很友好地把碗朝我伸了一下，意思是说。你吃吗?

我摆摆手，忍不住问她，你们为什么不走?我看见她老公也蹲在一边吃饭。她说，我小儿子还没找到。我说，小儿子在哪儿?她说，还在下面埋着。

说着眼圈儿就红了。我好难受。我注意到她的脸上有一大块乌青。

她又说，我小儿子才19岁，刚刚进那个厂工作啊。太惨了。我都知道他在哪儿，他们厂里的人告诉我，他已经跑到一楼了，出门之前被压住的。我去那个地方看过几次了，可是我没办法。我敢肯定他就压在那儿，我知道他已经不行了，我就是想把他弄出来……我今天去看，已经有苍蝇在飞了……

我听着心里发紧，扶着她的肩膀，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说什么?我能说什么?她的丈夫，黯然地蹲在一边。

后来我转移话题：地震的时候你在哪儿?

她说，我和大儿媳妇在家，我一看不好，拉着她就往外跑，刚到门口房子就垮了，我使劲儿用背顶住门，让媳妇跑出去，她有身孕了。我的背压伤了，脸也伤了。

婆婆救媳妇啊。

我又问，现在你媳妇上哪儿去了?她说，她和大儿子到都江堰去了。他们叫我们过去，可是我还是想等……

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几个傻站在那儿，无言以对。后来我从包里拿出200块钱给她。她不肯要。我说，这是我的一点儿心意，你要坚强一点儿。好好活下去。

她含着眼泪，点头。

第二天下午我们离开映秀时，那个棚子已经空了，只有一只狗默默地守在那儿。听说所有震区的狗都不准带走，害怕传染疾病。很多灾民上车后，狗就跟着车跑，狂吠，或者哀鸣。真正的丧家犬啊!

那天晚上，我们继续往前走，天很快就黑尽了，看不清镇里的受灾情况，只看到河滩上有一些部队、一些医疗队的帐篷，我们也弄不清是哪些部队，只知道某野战军军长在此，而我们正是要采访他。

我们东问西问，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找到军长所在的帐篷。可他正在组织召开会议。我们只好坐在帐篷外等。说坐，也没凳子，是坐在地下的石头上。黑乎乎的夜里，没人管我们，连瓶水都没人给喝。我感到很饿。那个馒头已经在泥泞中化掉了。我也知道，部队刚刚展开救援，后勤供给还没跟上，水和食品都很少。加之工作的高强度劳累和精神紧张，已经不可能像平时那样接待来访的记者作家了。

有个人靠近我，小声说，是裘老师吗?我是新华社的小朱。我一看，真是和我们在一层楼办公的新华社军区记者站的小朱。太亲切了。小朱大概看出了我们的窘迫，从口袋里拿出几根火腿肠给了我们。我毫不客气地吃起来。一边吃一边问他住在哪儿?他说他住在济南军区某师的帐篷里。还说这种时候，只能自己想办法。我表示理解。

李鑫也遇见老朋友了，是总后宣传部副部长，他亲自带了些人下来采访。他兴奋地告诉李鑫，这里刚刚成功营救出一个被埋了104个小时的妇女，送到医疗队抢救去了。他跟李鑫说这可是个绝好的新闻啊，赶紧去采访吧。李鑫一听，也不管晚上有没有地方住就跟着副部长跑了。

半个小时后他跑回来，不知跟谁借了台电脑。蹲在黑夜里就开始写稿。完成后又借用军里的卫星电话朝北京发稿。我跟他开玩笑说，营救创奇迹，你发稿也要创奇迹。

我们一直等到10点半，许勇军长才有空接受采访。毫无怨言。因为我们知道，军长他们，也是分分秒秒都在忙碌。

许军长讲得惊心动魄，讲他在13日那天，如何采取兵分两路、水陆并举、南北对进的战术，带领先头部队打通了通往映秀的生命通道，

为营救灾区群众、为大部队的开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后来由王龙主笔，我们完成了一篇通讯：《开辟生命通道的尖刀军长》。

采访完军长。军长指示给我们找个地方住。我们就是打算“投靠”他的。但“军部”的帐篷已经挤得满满的。一个少校就带我们去河滩的另一处找红军师。这个红军师，就是我前面写到的刘渠副政委所在的驻渝某师。我听见他们小声商议说，红军师驻地有个棚子，空了几张床，可以安顿几位记者。

我们摸黑到了那个棚子，一看。果然空了四张“床”，其实就是四个光木板。师里组织科魏科长认识我，一再跟我说，裘老师真的很抱歉，现在条件实在是太差了。以前我下部队，部队领导也很爱说这句话，那是客套，这回可是大实话。我还是连连说不要紧，谁让你这么突然跑来的呢。

那个四面透风的棚子里，除了四个光木板，什么也没有。魏科长让我们等一下，他去找被子。虽然我心里很歉意，知道徒步进来的战士们并没有多的被子，但还是希望他能找几床被子来。天一黑，这里的气温明显下降，我从包里翻出那件最后关头塞进的薄毛衣穿上，好了一些。但若没有盖的，依然很难熬此夜。

默默地坐在黑漆漆的棚子里，不知所措。睡不能，吃不能，写不能，只能胡思乱想。忽然，棚子外传来嘈杂声，接着一个男人在门口大喊(那个棚子没有门)：

“解放军，我是阿坝州的副州长，我们又救出来一个来，请找人帮我们抬到医疗队去吧!”

我们上哪儿去找人呢，这么漆黑一片的夜里?熊家海和王龙立即站起来说，我们来抬吧。于是他们两个，加上《海峡之声》那个记者，跑出去帮忙抬担架。

李鑫跟上去拍照片，边跑边说，看看，我刚发了一个104个小时的。这儿又出来个106小时的。把我给淘汰了。

我说，没准儿明天还有更长的，总有些生命会创造奇迹。

后来我得知，这个深夜还在营救群众的汉子，是阿坝州副州长，叫白里成。他是在地震后第一个赶到映秀镇的州领导，当得知前往汶川的路断了后，他立即想到了水路，可是从紫坪铺水库往映秀的路，整座山体滑坡，已没有路了。白里成坚定地说：“我死也要到映秀去。”他带着几个人跳进峡谷中，用双手在泥石流中爬行，一阵余震突然袭来，山上石头像雨点般飞了下来，他的右腿被碗大的石头砸中。他顾不上看，继续前行，三小时后，终于进入了映秀镇。

到达映秀镇后，白里成发现绝大多数房屋已成废墟。镇政府的15名干部只幸存下五人。他立即带人赶往受灾最严重的映秀小学和映电宾馆，调来建筑工地的吊车进行搜救。从13日下午到14日凌晨5点，在他的指挥下，搜救人员在废墟下救出了200多名幸存者。他不分昼夜地奋战在废墟上，成为映秀灾民的主心骨。

真是一个好官，这是一个好人。我很荣幸在那个夜晚见到了他。

大概12点的时候，魏科长终于来了，他给四个男士一人找了两件军大衣，给我找了一个睡袋。我也不客气了，马上钻进睡袋，跟几个大男人“同棚而眠”。睡袋毕竟是睡袋，我没有被冷醒。而几个盖大衣的，还是冷得不行。

5月17日：走出映秀

早上我们被哨音惊醒，看表，刚6点。爬起来后我们吃惊地发现，就在我们下榻的棚前，一排排士兵在露天宿营。王龙也才发现，所有的战士都是两个人挤一个铺。他们用一个人的背包铺在地上，另一个人的被褥盖在上面。他感慨地说，昨天夜里我冷得不行，还打主意想去和战士们挤一下的，没想到他们已经是挤着睡了。

战士们迅速收拾起背包，简单吃了点儿东西，就开始集合。

在他们集合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有几个战士，弯下身去，将他们脚下的垃圾一一拣拾干净。在我看来，那个地方已经谈不上干净了，一片乱石沙砾滩而已，但他们依然保持着良好的习惯。真不愧是红军师的战士啊!

我们在战士们的激励下，也准备迅速投入采访。我找出包里唯一一张湿纸巾擦了擦脸，算洗脸，然后用护手霜当护肤霜抹了两下。在紫坪铺水库，我们和我们的车暂时告别时，我的随身行李全丢在车上了，包里带着最简单的东西，也还都派上了用场。

师里请我们喝了稀饭，吃了几块点心。吃饭时黄主任说。这是他们吃的第二顿热饭。我得知，他们赴映秀镇救灾。官兵们的给养只是矿泉水和干粮，而且全靠人背肩扛。官兵一律平等，每天一瓶矿泉水、一袋饼干或面包充饥。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四天。直到昨天，临时指挥部才将镇上的粮库里的粮食，分给他们一些。

师政委刚一介绍情况，我就高兴地叫起来。原来这个师的师长王凯，也是我熟悉的朋友，三年前我在西藏跑边关时认识了他。他当时在西藏代职，那次我们一起去了错那边防。有一天我们计划去一个边防连队，结果被告知塌方，我们就改变计划去了另外一个连队，到晚上我才得知，王凯并没有改变计划，他徒步去了那个连队。我当时就对他心生敬意，很后悔没跟他一起去。

可惜王凯师长不在，他于头一天(16日)带着一支15人的小分队空投到距映秀十公里处的银杏乡去了解灾情、救助百姓了(原来我们昨晚下榻的木板的其中一块，正是他的)。很遗憾不能亲耳听他说说他这些日子的经历，一定很精彩很有写头。好在若干天后，王龙采访到了他，写下一篇详尽的报告文学。

在映秀带领炮团救灾的师政委余永洪，和政治处主任黄国林一起，给我们介绍了炮团的救灾情况(其他几个团在另外的任务点上，如装甲团在北川。红军团在汶川，还有个步兵团在汶川，师直属队在绵竹)。炮团在12日晚上7点半就接到了命令，向汶川开拔。部队机动到都江堰后，路就断了。

上级命令炮团立即组成小分队向汶川方向突击探路，其余大部队在都江堰参加救灾。

难怪我在采访的第一天就在都江堰遇见了炮团官兵。

从都江堰到汶川。还有100余公里。其中水路十余公里，其余全是山路。由于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塌方把通往汶川的道路掩埋，没有掩埋的地方，也断成了一截一截的，汶川顿时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城。12日晚上11时10分，炮团接到上级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立刻派人前往汶川探究情况。正在都江堰市中医院参加救灾的副参谋长杨卫东，受命于危难之际。他在几分钟的时间内挑出20名精干官兵组成了侦察分队，向汶川进发，在漆黑的雨夜里强行军八个多小时，于13日早上突入映秀镇。

14日中午，黄国林主任从聚源中学救灾现场赶来，率炮团大部赶到紫坪铺水库，徒步开进映秀。映秀镇是震源地，灾情十分严重。也因为山体滑坡等原因，唯一的通道被冲毁。其间有三四公里的路段右边是百丈悬崖，左边是泥石流冲刷的陡壁，须斜侧着身子一点点地往前爬才能通过。

因为亲自走过，当黄主任说的时候我完全能体会。相比之下，他们走的时候更险，路尚未成形，等我们昨天进来时已经好多了。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鲁迅的话真是真理。

随后，大部队陆续跟进。炮团抵达映秀后，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五项任务：一是建立直升

机起降场，二是搬运伤员，三是实施现场救助，四是了解灾情反映情况，五是运送物资。

除此之外，还协助地方政府看守一些重要的点位，如银行、粮店、派出所、超市等。官兵们从14日到达后，帐篷来不及搭、饭来不及做就投入到了救灾工作中。睡的是露天，吃的是干粮，直到昨天晚上，他们才吃上第一顿热饭(准确地说是热稀饭，为了节约大米)。

我们今天早上赶上的，是他们的第二顿热稀饭。

我很想知道那支第一个到达映秀的22人小分队的情况，很想见见小分队的队长，政委马上就把他叫来了。

他是炮团副参谋长杨卫东。

这个山东汉子很不善言谈，虽然坐在我们面前，我们却无法听到滔滔不绝的讲述。几乎是我们问一句他回答一句。我们就这么一点点地抠，“抠”出了那个雨夜——那个说来简短、却惊心动魄的夜晚。

我将从他嘴里抠出的内容写了一篇短文：《雨夜急行军》。

5月12日夜，大雨倾盆而下，大地仍在不停地战栗，奉命前往都江堰救灾的某红军师炮团接到一个紧急命令：立即组织一支20人的突击队，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地震中心汶川县!

自地震后，灾区的一切通讯联络都中断了，决策层急需知道震中汶川的情况。而通往汶川县城的路，已被塌方和泥石流彻底中断，只能尝试先进入汶川映秀镇。

突击队立即组成，由炮团副参谋长杨卫东带队。加上军区调配的两名通信兵共22人，10点30分从都江堰出发，冒雨急行军，赶往汶川。

此时，地震已将道路破坏殆尽，完全找不到通往汶川的路，突击队只能按大致方向沿岷江进发，有路的地方走路。无路的地方翻山越岭开辟新路。由于出发紧急来不及装备，整个队伍仅有五把手电筒作为照明。战士们也都穿着普通胶鞋。

杨卫东将侦察分队分为三个组，前面四人作为先遣小组，探路侦察，注意各种响动，以防山体滑坡和塌方将队伍冲垮掩埋；后面四人作为互助组，不让一个战士掉队。

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他们无法知道自己已经走了多少公里路，距离汶川还有多远，他们只能在漆黑的危机四伏的雨夜里奋力前进。山间小道原本细如羊肠，平时都举步维艰，何况在这大雨滂沱之夜。每翻一座山都如闯一次鬼门关。有几名战士在行进间踩滑了石头。差点儿掉进万丈深渊。为了避免意外，杨卫东命令大家把背包绳系在腰间，一个接一个地向前开进。途中几次遇到断裂的路，被泥石流掩埋的路，几次遇到由余震和下雨引起的山体滑坡。其中比较大的就有五次。稍不留神，突击队就可能被掩埋。但突击队的战士们一刻也没有停下脚步，心里只有一个简单的却是清晰的念头，克服重重困难尽快赶到汶川!

天亮时，他们终于看到了逃生的老百姓，一问，这里正是汶川县映秀镇的漩口。此时是13日早上6点半，杨卫东看表，从12日晚上10点半出发，他们在雨夜里整整走了八个小时的山路。成为第一支到达汶川映秀的部队。

山坡上、河滩上聚集着许多逃出来的受灾群众，他们看到解放军出现，激动万分，呼地一下全都围了过来，含着眼泪说：“解放军来了，我们就有救了!”

杨卫东立即用海事电话向上级报告了他们到达的方位，报告了这里的灾情，同时配合幸存的当地领导一起安抚稳定群众。在短暂停留后，他们继续朝县城方向为大部队探路。

此时，突击队的每一个战士的脚上都是血泡，双腿浮肿，饥肠辘辘。每一个战士的身体和意志都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太需要进行歇息调整了。但是没有时间耽搁。时间就是生命。突击队凭着顽强勇敢的红军作风，继续翻越危险重重的山岭，努力抵近县城，在徒步开进四个小时后，他们终于探明从映秀通往县城的路，已完全被山体滑坡掩没得踪影全无，无法通过。

杨卫东迅速带部队返回映秀镇，一边向上级报告探路结果，一边带领突击队就地展开营救。当天晚上，他们就在映秀小学救出四个幸存的孩子。由于出发匆忙，战士们只带了很少的干粮。一直舍不得吃，但这个时候，却毫不犹豫地拿出来分给了获救的孩子们。

5月16日，我来到汶川县映秀镇，在某红军师临时营区的塑料棚里，见到了突击队队长杨卫东。当我们问起那晚的经历时，他竟十分腼腆，话也很少，丝毫没有第一个到达映秀的自豪和骄傲。在简单地讲述了经过后，他马上带部队执行任务去了。

他讲述得是如此简单，我也只能如实简写。但从这简单的文字中，谁都能看出在那个夜晚，他们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怎样的牺牲!

后来我们了解到。映秀镇是此次地震真正的震中。

离开红军师，我们去医疗队采访。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医疗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全国各大城市各大医院向灾区派出了医疗队几千支。这些白衣天使们在废墟上救死扶伤，为无数的受伤群众挽回了生命。

而这其中，有许许多多的女性。她们让我深感敬意。我在北川时就见到了很多胳膊上套着红十字的女兵，来不及问她们来自哪个医院，只是从她们身上吸取了力量。同样是女军人，她们敢于奋战在灾区，我不过是短暂的采访，还不应该吗?我心里真是这么想的。

晚上到达时，就看见河滩上有很多绿色的帐篷上挂有红十字的标志，据了解他们是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的医疗队和陆军第42医院的医疗队。这次仅仅是解放军，就派出了70支医疗队。解放军冲锋在前，解放军的医疗队就会紧紧跟上。

我们先去了三医大的医疗队。

很想看看熊家海他们昨天夜里帮忙抬的那位被埋106个小时后获救的幸存者，现在的情况如何了。我们在其中一个帐篷里找看到了她，她的脸上还是青紫的。我们得知她叫袁仪。三医大的刘明华教授告诉我们，他们昨天一夜都在对袁仪实施抢救。现在她已脱离了生命危险。等待飞机将她送出去到内地进一步治疗。

在同一个帐篷里，我还看到了昨夜李鑫赶着发稿报道的那位被埋104个小时的生还者，也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但她的胳膊，还急需手术。她们都在等待往外运送，进行下一步治疗。

这两位幸存者让我感觉到女性的生命力的确很顽强，后来遇到的好多奇迹，都是女性创造的。不知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科学道理。

我发现在帐篷外的窗下，蹲着一个年轻男子，他背着行囊，一直待在那里。一问，原来窗内的那位幸存者，是他的妻子。再一问，竟然听到了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

被救的那个女人叫陈晏，是映秀工商所的职工，等在外面的丈夫叫叶盛，在华能太平驿水电厂工作。地震发生后，叶盛因为在外作业，幸运地逃出了死神的魔掌。但还是被困在了电厂里，与外界失去联系。两天后，粮食和饮水都快完全用光了，叶盛等人就组织了一个八人的“敢死队”，爬了11个小时，终于来到映秀镇。一到映秀，他就向人们打听妻子的情况。有个幸存的熟人告诉他，好像看见他妻子受了轻伤，被救走送到成都去了。他连忙让成都的亲友到医院去查询。可亲友查遍了成都所有收治灾区伤员的医院都没有陈晏的名字，叶盛感到情况不好，又

把映秀所有的帐篷找了个遍，还是没有。他怀着不好的预感或者说一丝希望，回家去找。他在家里的废墟上连声呼喊，真的听到了妻子的声音。妻子说，你终于来了。

叶盛连忙去找救援队来救援。江西消防和中国救援两支队伍赶来了，但当时大型机械还没来，只有一些简单的工具，效率不高。陈晏的脖子右侧有一床席梦思，旁边还有一个大衣柜，席梦思把她的右手卡在了脑后，无法放下来，有一只脚被卡在了柜子里，取不出来。

第三军医大学的医护人员接到通知后，连忙赶来查看了陈晏的情况，给她服了些葡萄糖盐水。这时天色暗了下来。救援队员表示，陈晏暂时已经安全，现在天色已晚，无法继续开展营救工作，第二天早晨再继续营救。

为了避免陈晏害怕，救援队员拿出一支打开的手电，放在陈晏旁边。然后告诉叶盛，每个小时和陈晏联系一次。但为了安全，不许他跨过废墟旁的铁丝网。但叶盛为了抚慰妻子，还是不顾一切地靠近陈晏，他不断地跟陈晏说话，回忆他们在—起的美好往昔。说起他们可爱的只有九个月大的女儿。

“她好坚强的，她说她一定要活下来!”叶盛说。为了减少妻子体力消耗，他和妻子约定，他说话，妻子就在里面晃手电回应。到早上，陈晏有些支撑不住了，她叫丈夫不要再靠近了，害怕丈夫有危险。还说感到胸口很闷。叶盛焦急万分。害怕妻子坚持不住。

所幸救援队又赶来继续援救了。两支救援队轮番作业。采取多种措施，一直奋战到晚上9点多，这中间经历了太多的波折，包括余震将拓宽的空间缩小，以及救援人员的几次历险。包括一块木板卡住了陈晏的脖子。等等，网上有很详细的报道，我就不细说了。我只想说，最终，陈晏被解救出来。时间是16日晚上7点45分，也就是我们到达映秀、到处找部队的时候。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叶盛忽然听见了帐篷里的呻吟，他马上俯身去问，原来是陈晏想喝水。叶盛四处张望，找水。我知道在那个地方，找一瓶纯净水是不容易的，赶紧将自己包里的一瓶给他。他谢过后连忙递进去，让医护人员喂她。

我感动于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妻，除了祝福，说不出什么。李鑫却比我细心，留下了叶盛的电话。回成都后再次和叶盛联系，得知陈晏已被转到成都的医院了，做了截肢手术(因为那支胳膊一直被卡住，已经坏死)，其他情况尚好。

知道吗，这对夫妻，他们生于1976年2月12日。他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命不该分离啊!

衷心地祝福这对夫妻今后的日子平安、幸福!

头天晚上我们“无家可归”时，王龙曾去帮我联系了一个临时住处，即42医院医疗队的帐篷。他在那里遇见了一个我的朋友，42医院政委冉建波。冉政委听说我到映秀了，没地方住，马上表示欢迎我去他们医院的帐篷“下榻”。可等我们采访完许勇军长，已经深夜了，看到医院已经熄灯，不好意思再去打搅。这才跟大家一起去了红军师的驻地。

所以，当我们离开三医大医疗队后，马上就到42医院了。既要采访，又要见老朋友。冉建波和刘渠是同学，他们都是1980年我军军校招收的第一批应届高中毕业生。他们这一批军校生我认识好几个，都非常优秀，成为部队的中坚力量。在地震前，因为与他们熟悉。我还计划带编辑部去他们医院所在地夹江搞一次活动的。后来因为种种事情打岔没能成行，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他。

冉政委正和医疗队的人在开会，见到我很高兴，马上请我们坐，拿矿泉水给我们喝——矿泉水在那里很珍贵啊。他还告诉我们，他们今天弄到一点儿肉，中午可以款待我们。我再次感到作为一个老兵的骄傲：处处有战友。

当然，我们在战场相遇，不同寻常。平时见了我们面总是会喜笑颜开。而这一次，我们除了握手，没有任何言语。玩笑和调侃，都留在了震前。

42医院这次一共派出了三支医疗队，甘孜一支，北川一支，映秀一支。映秀这支由冉政委带队，共30人，是在14号下午5点45分空运到映秀的，是到达映秀的第一支医疗队。

冉政委说，他们到了后把帐篷一支，四面八方的群众就围了过来，看见他们的绿帐篷就感觉有了依靠。

到我们去时，他们已经抢救医治了420余名伤员，其中重伤90余人，除两例死亡外，其余全部成功地转运到了内地医院。

冉政委讲着讲着，忽然问旁边的人，汪妈妈呢?快去找汪妈妈来。

起初我有些诧异，医疗队怎么会有大妈?

有人说，汪妈妈打水去了。

冉政委就讲了起来。他说“汪妈妈”是护士长，是他们医疗队年纪最大的一位，但从来不叫苦不叫累，和年轻人一样地干。那天她去镇里巡诊，突然听到废墟下有声音，便俯身敲击询问，确定是一位妇女在下面，她连忙叫上武警战士去营救。在营救过程中，“汪妈妈”一直和废墟中的那位妇女说话，鼓励她，还通过洞口给她输液，陪伴着她。但那位妇女盆骨被压在巨石下，解救非常困难，虽然救出，还是遇难了。“汪妈妈”因此伤心不已。

正说着，被冉政委叫做“汪妈妈”的人来了，我一看，年纪并不老，也就是中年人吧。汪护士长一听冉政委在说那件事，连连摆手说。不要讲不要讲。

冉政委说，你不要一提这事就难过，你已经尽力了。

但汪护士长还是不愿再提起。

汪护士长，全名汪玉明，是全军受表彰的优秀护士，对战士非常好，爱兵如子，有个记者采访她后写了篇通讯，称她为爱兵模范汪妈妈。从此，大家就亲切地称她为“汪妈妈”了。

冉政委在给我们介绍情况时，有一队穿着便衣的人走过，他跟他们打招呼，很熟悉的样子。我一问，原来是广州派来的医疗队。他们的背上写着“广东卫生应急”字样。

冉政委非常感慨地说，这支医疗队全是广州最优秀最有水平的医生和专家，由卫生厅副厅长带队。他们都是可以做大型手术的尖端人才，却来到了第一线，做着普通医生做的事，包扎伤员，为灾区群众看病。但他们毫无怨言，很朴实，每天的工作量都很大，生活却非常艰苦，有时我看不过去，就帮他们一下。

他指给我看他们的帐篷，路边一排低矮的单人帐篷，就是专家们每晚住宿的地方。我在心里默默地向他们致敬。向这些医学精英致敬。

当然，他们不仅仅是医学上的精英。

冉政委仿佛知道我想听什么似的，马上又给我讲了一个感人的故事，他说他在映秀遇见了一个堪称英雄的退役少校，虽然他已退役离开部队，但却像个战士一样冲锋在前。灾后第三天，他就独自一人赶到了映秀投入救灾。后来他遇到一个退伍士官，也是作为志愿者赶到映秀的。两人便组成战斗小组。不分白天黑夜地展开营救。

冉政委说，他们俩不但具有献身精神，而且胆大心细，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依然在废墟里一个又一个地寻找遇难的人，一个又一个地将遗体背出。有一次较大的余震发生时，将倒塌的房屋再次撼动，大家都叫他们快撤离。可少校说了声没事。依然没有停止他的营救。

冉政委说，我看他们没地方住，就让他住到了我们的帐篷里。今天一早，他们又出发了。到镇上的废墟里去营救可能幸存的人。

我被深深地震动了。连忙追问少校叫什么。冉政委竟然说，我忘了问他。我只知道他是山东人，是济南军区的转业干部。至于那位士官，好像姓万，是哪里人，哪个部队转业一概不知。也许这就是战时吧，可以一起战斗一起共患难，却不知道彼此的姓名。

我在本子上写下了“退役少校”四个字。也许对于这位少校来说，永远都没有退役，只要有战斗打响。他就是一名战士。

我们快要结束采访时，医疗队忽然来了个长着娃娃脸却身着迷彩服的女兵，她找到医疗队说。他们就要离开了，还有一些剩余的药品送给医疗队。她身后还有两个小伙子，他们都穿着迷彩服。

“汪妈妈”赶紧过来接收，并进行登记，而我，则凑上去打听他们从哪里来，做什么的。

原来他们都是退伍兵志愿者，已经到映秀参加营救三天了。女兵原是南海舰队的，男兵是森林武警的。他们在成都相遇，组成一支7人小分队，到红十字会报名，红十字会就派他们到映秀来参加救援。根据红十字会的要求，他们必须在三天后撤出这里。

尽管我一再追问，他们还是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后来还是“汪妈妈”说，我们要登记，你必须说名字。女兵这才告诉我，她叫范美灵。湖北人。而两个男兵，逃一样地跑开了。

虽然我在映秀仅仅待了一天一夜，已深刻地感受到需要怎样的毅力和坚强才能待在这里了。我因此对这个小女兵充满敬意。

一个勇敢的女兵，范美灵。

此次采访，在解放军这支大军之外，有几个群体让我深深感动，志愿者就是其中的一支。这是一支如此庞大的队伍，一支如此充满力量的队伍，一支如此向善的队伍，一支如此朝气蓬勃的队伍。他们来自工厂、农村、学校、商场、医院，他们来自海外，来自五大洲，他们让人欣慰，给人力量和信心!

教师队伍。在灾难来临的刹那，那么多的教师为了学生而奋不顾身，在灾后的抢险中，那么多的教师为了营救学生而顾不上家人，还有优秀的校长。在灾难来临前排除万难为学生们提供了坚固的校舍……他们用生命，擦亮了教师这个职业!

灾区幸存者。他们坚强，勇敢，意志非凡。他们以拯救他人而超越自身的苦难，他们没有因受灾产生颓废悲观。或者依赖，他们内心承受着常人难以想像的悲痛、绝望、遗憾、懊悔、内疚，他们从废墟中站立起来，依然是一个完整的人!

他们让我敬重，是我后半辈子的榜样。

在结束了42医院的采访后，我们顾不上吃午饭赶紧走人。尽管冉政委一再留我们和他们共享他们几天来难得的“盛宴?，我们还是毅然告辞。因为我们必须在天黑前赶到紫坪铺水库，搭乘冲锋舟回到都江堰乃至成都，为了安全，天黑后冲锋舟不再运行。我们又不可能在水库边露宿。那时我的身上已经开始起丘疹，并且拉肚子。我也担心自己病在这里，更麻烦。

我们从中午11点20分出发，一直到下午4点才走到水库边。历时五小时，比进来时多了一倍的时间。而中间所经历的种种险境，令我终生难忘。以后有时间了，再慢慢细写。简单地说，在那条路上，我经历了生死。我几次以为自己不行了，不能出来了。我也几次对自己说，你一定要坚强，一定要坚强。

可以这样说。映秀之行，是我所有采访中最为艰难的行程。尤其是从映秀返回紫坪铺的路上，我几乎怀疑自己还能否出来。徒步涉过泥石流和塌方，徒步攀爬上几乎直立的陡坡，一面是碎石不断滚落的山体，一面是绝壁下的江水，我差不多被脱了一层皮。如果事先知道要经历这样的危险，我真不敢保证自己有勇气进去。

庆幸的是，我进去了，并且，回来了。

有了这趟行程垫底，后来的采访，我都不觉得危险和艰苦了。

当我坐上冲锋舟时，依然心有余悸，大脑发懵。回到家后人像脱了一层皮，鞋子满是泥浆，袜子烂了好几个洞。我当时想，够了，够了，我再也不下去采访了。

但仅仅一天后，我又接到了来自灾区的电话，是我大学师弟、某野战师政委高伟打来的。他热情洋溢地说，师姐，到我们师来看看吧。我们这里有太多太多感人的事迹了!

我二话没说，动身前往，开始了新一轮的采访：北川，绵竹，安县，平武，汶川……直到6月初。

在长达20余天的采访里，每每我心里发怵、有些胆怯时，都是那些在废墟上奋战的人忙碌的人给了我勇气和力量。使我不至于承受不住，一直坚持下来。其实从出发那天起，我曾一次次萌生退意。但又一次次坚持下来。我努力不让自己表现我的胆怯。我也没有理由表现我的胆怯。

因为，我和那么多人在一起。

和那么多勇敢者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2008.6.5匆匆于成都

责任编辑：杨新岚

分类：纪事·汶川地震专辑 作者：裘山山 期刊：《当代》2008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