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多少往事烟雨中（之一）

陈愉庆，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奉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会员。上世纪八十年代，陈愉庆、马大京夫妇共用“达理”笔名著有小说、剧本多种，屡获全国各种文学奖项。后旅居美国，现重拾笔墨，已有描绘旧金山硅谷华人生活系列作品问世。如长篇小说《飞舞芳邻》、《如若不曾相识》、《不再承诺》，中短篇小说《带我回家》、《伴你同行》、《空巢》等。

引言

去国多年，我与北京飞速发展的年代擦肩而过。我仿佛成了故乡的异乡人，一切恍若隔世。

记得好像是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过，我们有能力建无数座曼哈顿、纽约，但我们永远没有能力建第二个北京。一位看过北京旧城改造后的德国历史学家说了一句话：“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有；而你们曾经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你们也不会再有了。”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的话更令人刻骨铭心：北京没有毁于战争，没有毁于革命，而是毁于建设。

十七至十八世纪，北京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布局最完整、规划最科学、建筑成就最高的封建帝国首都。至今西方大学建筑系的教科书中，北京古城规划仍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虽百年积弱，千年古都屡遭兵燹，遍体鳞伤，但承载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城市肌体尚存。新中国的襁褓时代，激情满怀的梁思成先生和我的父亲陈占祥，曾坚信他们有能力让这座中国人引为自豪的古都重展芳华，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都市。建国初期，担任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和任职北京建设局企划处处长的陈占祥正值盛年。一九五〇年时梁思成先生四十九岁，父亲三十四岁。同在欧美留学的背景，专业上的志同道合，使父亲与年长他十多岁的梁思成夫妇结成忘年之交，共同肩起了制定新北京规划的重任。

我的童年在父亲和梁思成、林徽因、程应铨等一大批建筑师身边度过。曾亲耳聆听他们动情描述古都北京规划的蓝图，慷慨评点巴黎、伦敦、莫斯科、列宁格勒规划的短长；林徽因娓娓述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考察中国古建筑时风餐露宿的艰辛；父亲笑谈他连续数月埋头苦读于剑桥图书馆，在饥肠辘辘中写出发表在英国著名杂志《建筑评论》上的论文《中国建筑理论》。童年的我曾兴奋地围着家中一张明式花梨木大餐桌团团转，目睹他们把一件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模型排在大桌子上，热烈讨论每种设计的利弊得失。多少次争得面红耳赤、翻江倒海，转瞬又笑逐颜开、云淡风轻。有时半夜醒来，仍可看到客厅里灯火通明，不知父亲躬身在绘图板上赶制什么鸟瞰图、立面处理示意图之类。母亲默默陪坐在一旁织毛衣，不时起身为父亲的茶杯里添着开水，递去一小碟他喜欢的核桃姜汁饼干。

那大概就是父亲和梁思成先生联手通力打造《梁陈方案》的日子（一九五〇年二月，梁思成、陈占祥联合上书《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那段岁月，想必是他们生命中的节日吧？他们把积蓄于生命中的智慧、激情和能量，都绽放于这份《梁陈方案》里。这是两位受过完整系统西方教育的中国建筑师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他们奉献给古都北京的一份未来发展的蓝图。梁先生是中国建筑学界的泰斗。《清式营造则例》、《图像中国建筑史》使他成为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父亲留英八年，师从世界建筑大师贺尔福教授和“大伦敦规划”主持人阿伯科隆贝爵士攻读博士学位，参加完成了二战后英国南部伯根翰、邦莫斯等三座城市的区域规划。不满三十岁的中国人陈占祥成为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的会员，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

《梁陈方案》是一份将与这座伟大古都共存的历史性文件。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五日，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见证——再现古城门》的节目中，新华社记者王军说，在复建的永定门前，应该为梁思成、陈占祥二位先生立一块纪念碑，纪念《梁陈方案》的失败。这份失败的《梁陈方案》，“是一份全面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议书，所包含的内容正是世界最先进城市发展的科学理念。”（王军《城记》）

关于《梁陈方案》的论述已经很多，作为陈占祥的学中文的女儿，我对专业性极强的建筑规划不敢妄加评论。但我觉得，父亲陈占祥不是《梁陈方案》中的一个符号，一个空空洞洞的名字。他是一个严格遵从科学理念的规划师，是被称为中华文化瑰宝的伟大古都的守护者，他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各种复杂人性的普通人。他一生经历的悲喜，是一个高潮迭起的传奇，但那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的命运。他的家庭和阅历，他的教育背景，他

的社会关系，都是构成他性格和命运的总和。这也正是我把点点滴滴的记忆化作文字的初衷。

两位导师的厚望

在中国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大厅里，摆放着四尊青铜塑像，以纪念中国建筑领域具有开拓性的四位代表人物。他们是：铁路建筑师詹天佑，建筑师梁思成、杨廷宝，规划师陈占祥。

城市规划是一座城市以及周边地区建设发展的综合性计划。其中包括：确立城市发展性质、规模和用地范围；制定产业、居住、道路交通、公用设施、文化教育、环境卫生和商业服务业的建设标准与布局，以利城市沿着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环境卫生的方向永续发展。

一九四六年，正在伦敦读博士学位的父亲接到北平市国民政府建设局局长谭炳训的聘书，请他回国编制北平都市计划。

“我当时不敢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阿伯科隆贝，因为不敢相信这样的好运气会落到自己头上。”多年后，父亲曾对我这样说。

他的导师阿伯科隆贝爵士是享誉世界的“大伦敦计划”（GreaterLondonPlan）的主持人。二战后的欧洲，百废待兴，英国也不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大城市已经显现出工业革命前期城市发展中许多走投无路的困境，二战的破坏更加重了危机。阿伯科隆贝渴望在战后废墟上建起一座新城，让新的规划摈除老伦敦人口膨胀、交通拥堵、贫民窟蜂起、失业率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种种弊端。在“大伦敦计划”中，他实践了在世界规划界酝酿已久的城市功能“有机疏散论”，即把超负荷的城市功能疏散释放到大都市周边的小城镇及区域。此前，大都市周边的小城镇仅供居住，称为“花园城”（Garden City）或“卧城”（DormitoryTown）。阿伯科隆贝的“大都市/区域计划”——亦称大都市圈计划（Metropolitan Region Planning），对伦敦周边各小城镇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对各新城镇的功能范畴做了合理的安排，一改“卧城”仅供居住的弊病，为具有各自独特功能的新城镇，创造了居民就业的机会。这一改变，为人口膨胀的伦敦市找到了人口外溢的渠道，使大都市与周边区域形成一个功能互补的有机体。

“大伦敦计划”实施之后，伦敦人口从一千二百万下降到七百多万。这一行之有效的科学理论与实践至今被世界各国仿效沿用。现在，世界上许多大学的“都市规划系”被称为“城市与区域计划系”，阿伯科隆贝的名字也因此而载入史册。根据导师的这一理论，父亲参加并完成了英国南部三座城市的规划。由于成效卓著，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第一次吸收一个中国年轻人成为它的会员。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父亲于一九四六年收到了北平国民政府邀请他编制北平规划的聘书。

父亲回忆说，阿伯科隆贝得知这个消息时满面春风，“天哪，查理。你要成为北平的规划师？我都要以此为荣！机不可失，快回去吧，大北平规划将是你最好的博士论文。我等候你凯旋！”

在十九世纪之前，作为两代王朝的帝都，北平一直是世界上同时代城市中的佼佼者。封建的专制集权，反倒构成都市统一规划的强大优势。它拥有帝国首都的一切功能，而这些功能的布局又完备合理，天衣无缝。担负着中国封建王朝政治体制、朝仪礼制、宗教祭祀、武装警卫、文化教育、市井商贸、金融服务、后勤保障、仓储作坊等一系列功能的建筑群，使这座城市成为蕴藏浩瀚中华历史文化信息的宝库，吸引着全世界规划师的目光。能为这座伟大的城市制订规划，该是多么幸运！做好北平规划，不仅是父亲的梦想，也是他的两位导师，一对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对他的殷切期望。那时的父亲真是福星高照。他有幸成为世界上两位学术巨擘的弟子，又有幸成为世界名城北平的规划师，满天霞光照耀着二十九岁中国学子的锦绣前程。

父亲的另一位导师贺尔福勋爵是唯一进入英国贵族院的建筑师。在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就读城市设计硕士学位时，父亲曾师从该系的系主任贺尔福教授。贺尔福在建筑领域的成就，使他成为英国建筑学界德高望重的建筑大师和教育家。杰姆斯·斯特灵（James Sterling）、考灵·罗（Colin Rowe）、罗伯特·麦克斯韦尔（Robert Maxwell）等一批在二战前后雄视欧洲的杰出建筑师，皆出于贺尔福主政时的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一九四二年父亲当选为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生会主席时，考灵·罗和罗伯特·麦克斯韦尔不仅是父亲的亲密学友，也是父亲主持学生会活动中的积极支持者。

由于贺尔福的崇高威望，逝世后被葬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地宫。那是英国人心中的圣地，里面安葬着在滑铁卢战胜过拿破仑的惠灵顿公爵，领导英国人击败了德国法西斯的邱吉尔首相，还有邱吉尔说的，他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的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在安息着诸多“英格兰民族之魂”的地方，长眠着父亲敬爱的导师贺尔福。

父亲读研究生期间，贺尔福亲自把这位中国弟子请到他家里长住，这让许多冷漠的英国人大惑不解，但这位中国学生很快成了贺尔福英国家庭中的一员。只要没有空袭警报，贺尔福家的下午茶沙龙，就是父亲最好的课堂。他的丰富知识、思维方式，甚至襟怀气质，得益于青年时代朝朝夕夕对他耳濡目染的贺尔福沙龙。

梁思成先生曾对知识分子沙龙予以很高评价，他说：“不要轻视聊天，古人说，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从聊天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过去金岳霖是我家的座上客，他、林徽因和我三人常常在茶余饭后海阔天空地神聊，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思想，是平时不注意的。学术上的聊天可以扩大你知识上的视野，养成一种较全面的文化气质，启发你学识上的思路。聊天与听课或听学术报告不同，常常是没有发表的思想精华在进行交流，三言两语直接表达了十几年的真实体会。许多科学上的新发现，最初的思想渊源是从聊天中得到的启示，以后才逐渐酝酿出来的。英国剑桥七百年历史，出了那么多大科学家，可能与他们保持了非正规的聊天传统有一定联系。不同学科的人在一起喝酒、喝咖啡，自由地交流想法、看法，聊天之意不在求精，而在求旁通。”父亲说，没有感同身受的人，很难对沙龙做出这样精准的评价。

在导师家中，父亲很快学会了烹制大吉岭茶、阿萨姆茶或格雷伯爵茶来招待导师的客人，也学会了烘栗子蛋糕、野山楂派、烤核桃姜汁饼干。战时供应困难，栗子、核桃都是稀有之物。山楂是从弹痕累累的荒村野坡上拣到的。野山楂很小，只有一粒白果那么大，但晶莹剔透，像一颗颗鲜红的玛瑙。一次，一位来自法国北部的客人带来一包生栗子，沙龙的全体客人们一边喝茶，一边人人动手剥栗子壳，为蛋糕准备原料，戏称这是“以团队精神烘焙的二战蛋糕”。

父亲说，沙龙像个小联合国，聚集着利物浦大学及英国科学文化界的精英，也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国的博士生。轻松愉悦的聊天里，有广博的知识和智慧，有睿智的幽默和感悟，有妙语连珠的思想接力，也有动人心弦的浪漫激情。就像在群星璀璨的夜空中遨游，不知哪一句笑话，哪一桩感慨，哪一个故事，就突然让人灵光乍现；转瞬即逝的火星，蓦然迸裂出一枝独秀的思想花朵。父亲后来刊载于英国《建筑评论》及发表于利物浦大学《都市计划评论》中两篇论文的选题，都孕育于沙龙的“侃大山”。

谈及本国的建筑史、建筑规划史，连来自巴基斯坦和波兰的博士生都能在沙龙中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而父亲却只能沉默。半个多世纪后，在康奈尔大学林中别墅的壁炉边，许多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父亲和我促膝长谈他的人生路途，我才一步一步地走近了父亲，才知道我曾经多么不了解他。

父亲说，中国的古建筑史、建筑规划理论，写出来应该是浩如烟海的鸿篇巨著；极具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中国建筑，是世界多元建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可是数千年来，中国的科举只考道德文章，虽说“学而优则仕”，但学的都不是自然科学。连下旨编纂《四库全书》的乾隆，也把科技书籍与小说戏曲一起列入不登大雅之堂者流，只在“子部”中收录了极少的农、医、天文、算学类的科技著作。不注重发展自然科学的王朝，怎么可能强盛？怎么可能长治久安？又怎么可能不被船坚炮利的殖民者欺凌？我们有大名远播的古都长安、北京、开封、洛阳，我们有无数辉煌的古建筑群；中国古建筑的成就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然在中国帝王及士大夫眼中，此乃不足挂齿之匠人雕虫小技。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没有一部自己的古建筑史！

英国著名建筑史家佛格森(JamesForgusson)曾鄙夷不屑地说：“中国建筑和中国的其它艺术一样低级……对他们来说，色彩比造型更重要。在艺术的低层次上做到这点简单易行，但对于高层次的艺术来说，则另当别论。”还有许多不堪入耳的评论，让父亲心潮难平。不仅为祖国，也为自己。西方建筑师的偏见源于他们对中国建筑的无知，而他们的无知，正是因为中国建筑师没有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有什么。父亲说：“我无颜指责谁，因为我本身就是学建筑的中国人，我只能深深地抱愧国家，抱愧先人。但是，写中国建筑史谈何容易，这是一项多么浩大繁复的工程！”

一九二九年，曾任北洋政府内政部长的朱启钤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先生应聘为该社的研究员和法式部主任，一批建筑精英正从研究宋朝建筑巨匠李诫的《营造法式》入手，考察中国的古建筑史。父亲对于战火中仍为事业艰苦奉献的中国同仁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期待。可对于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华建筑文化，身在异邦的父亲又该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可以从现有的资料中总结出中国建筑及规划的理论，此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做过这件事。我至少能为中国建筑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父亲说。

一九四二年暑假，李约瑟教授从重庆回到英国，准备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父亲向他谈及自己的愿望。这位英国生物学家、中国科技史专家立即建议父亲去从《古今图书集成》中寻找线索。

李约瑟教授对父亲说，研究中国的建筑，一定要有中国人自己的视角。东、西方的审美、价值观都相距甚远，假如追随西方人的标准来研究中国建筑，你一定会失去自己。“自己”就是个性，个性是人性的一部分。没有个性的研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语重心长地叮嘱父亲：“你必须让中国建筑发出自己与众不同的声音。”

父亲说，这就是越有民族性的东西才越有国际性。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的东西不是鹦鹉学舌。要把好的东西吃下去，经过消化之后变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是生成了新物质的化学反应；东拼西凑的“混合物”是最简单的物理现象，不足取。齐白石老人有一句话说得剔肤见骨：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学”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似”是一种毫无创意的模仿。

一九四二年夏天，父亲是在剑桥大学的图书馆里度过的。康熙亲自下令组织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梁思成先生的《清式营造则例》等著作给了他诸多启发。那是一段不知晨昏饥饱的日子，他甚至常常饿得饥肠响如鼓时才知道午餐、晚餐时间都已经错过了。但剑桥浩瀚的藏书给了他丰盛的精神食粮。

父亲认为，中国建筑对风水的高度重视，决不是什么浅薄的迷信，那是一门高深的科学，只是被江湖术士和愚氓们曲解了。对风水的严格考量表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智慧，表现了中国建筑对自然的敬畏、尊重与融合。

我国优秀的传统建筑，小到民居、庭园、回廊牌楼，大到宫殿、宝塔、寺庙、陵墓，都高度重视建筑布局和大自然的天人合一。在布局上，建筑尽量顺乎自然，充分利用水光山色、树木丛林和丘陵谷壑等自然形态，在有限的物质空间中营造开掘出无限的视觉与心理空间，使建筑美与自然美融为一体，达到天与人情意相通、情景交融。譬如北京的四合院居室坐北朝南，庭前植树，冬季树叶散尽，阳光无遮无挡地洒满房间，居者可充分享受大自然赐予的温暖。夏季浓荫如冠，朝南的居室亦受不到阳光的直射。祖先的智慧，使四合院沐浴着冬暖夏凉的大自然恩泽。而西方的建筑，很少顾及建筑物与阳光、风向和水流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的建筑思想体系中，表现这种建筑意境的语言其实非常简洁，那就是以最简单的木结构开间为基本模数。但这最简单的基本模数却可以通过排列组合创造出无穷尽的大千世界。正如科学家伽利略所说的：“数字是上帝用以描绘世界的基本语言。”犹如简单的“零”和“一”可以构成计算机要表达的万语千言一样。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目的很明确，即充分利用和表达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数千年来，中国建筑就是用各种建筑语言来与自然、与人进行交谈对话的载体。中国的诸多名胜古迹、亭台楼阁，总会有无数对联诗句或词赋伴随其间。这些诗词歌赋并不仅仅是装饰，而是对此时此地建筑物与自然相融合的环境设计的评价，表达了这种环境在古代骚人墨客中留下的心理印象和情感反馈。父亲说，林徽因创造性地称之为“建筑意”，即建筑之意境。数世纪以来，这些诗词歌赋为中国建筑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而出色的建筑创作又为中国文人和艺术家们提供了无尽的灵感。西方人海德格尔对建筑的理解居然与遥远的东方建筑意念不谋而合。海德格尔认为，建筑就是容纳聚集“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物”，人类以在物中逗留的方式而实现自己“诗意栖居”的梦想。他说：“在‘物那里的逗留乃是在四重整体中的逗留，是四重一向得以一体地实现的唯一方式（《海德格尔选集》三联书店，孙周兴译）。”

从正统方面论述，模数的排列组合也可以用来表现封建的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形态。譬如故宫，他就是封建王朝的礼制在建筑上的具体表现。这种建筑表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话。我曾听父亲讲过一个外国使臣出使中国的故事。乾隆年间，自认为是泱泱天朝的乾隆爷要求外国使臣在谒见中国皇帝时必须三跪九叩，该使臣执意不从，自己亦是一国之使，岂有下跪之理！该使臣穿过天安门、午门等一道道铜墙铁壁的大门，连绵不绝的宫殿森严雄伟，登上如天梯般的石阶，更觉自己渺小如蚁，在刀枪明晃晃、双目如虎狼的卫队中穿过，不禁又加了一层胆战心惊。当该使臣在高大阴森的大殿中见到乾隆时，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这是建筑群对其心理的压迫，建筑群所能释放的意蕴就是建筑与人的对话。这种对话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

中国古代建筑与西方古典建筑的最大区别是，中国建筑及城市多由功能齐全的建筑群组合而成。平面上疏密有致，空间上起伏呼应。造成平面与空间处理上充满音乐的节奏感，浑然天成的内在韵律使整个建筑群和谐优雅，把这种组合推向具有高度艺术审美价值的极致。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群就是最好的例证。

父亲还曾和我天南海北地谈起许多东、西方文化的有趣差别。

他说，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表现在思想、文化艺术甚至建筑上也是防御的、封闭的。这与向外扩张的西方海洋文明有天壤之别。大至国家，有万里长城包围塞北疆土，有壁垒森严的城墙包围城镇，有高高的围墙包围私人的宅院。城府森严，既形容建筑，又形容心态。甚至我们的包子、饺子、馅饼、汤圆，也是深藏不露、含蓄内敛的，你不打开它，就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馅料。自己耕种，自己收割，自己养畜，自己酿制……自己把大门一关，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各种生息功能齐备。不同功能的建筑群，构成完全自给自足的独立城郭。兵临城下，即使围困一年半载，亦不妨碍城内居民的生存。历史悠久、高度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把这种封建生活形态和文化品相发展到顶峰。

工业革命后的西方，生产关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的文化差别就更大了。海外扩张使他们的文化充满开放意识，因而也出现了对多元文化的认同。开放和多元是自信的标志。他们的大学没有围墙，他们的住宅没有院墙。白宫或国会大厦可以购票参观。国会议员们的会议，参观者可以驻足聆听。他们的“匹萨饼”馅料花花绿绿地铺在面上，一目了然，任你选择或挑剔。开放必然导致多元，但多元要求更广阔的视野和襟怀，这来自于实力的强大。

“文化和地域也有关系吧？”我问，“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紧密相连，可地域也和经济密不可分吧？”

“当然。”父亲说，“农耕和游牧的生产方式不就是地域的产物吗？还有，不知你注意到没有？秋天去香山赏红叶，那是清一色的红，春天是清一色的嫩绿，夏季是清一色的墨绿。简直好像土壤里就孕育着接受某种大一统的基因。集体随大流，集体赶时髦，集体一窝蜂上。但谁也不能标新立异，不然就枪打出头鸟，就是出头的椽子先烂。可纽约呢？一年四季，树叶颜色从来都是不同的。尤其到了秋季，漫山遍野就像在举办狂欢节。你不觉得千万株树就是去赴盛大的舞会吗？大家都用最美的色彩精心装扮自己，赤橙黄绿青蓝紫，绞尽脑汁让自己与众不同。几乎每棵树都是有个性有特色的，即使同一个树种，同一季节的颜色也不尽相同。这就是地域不同带来的差异吗？难道什么特殊的基因蕴含在他们的空气、土壤、水质中，连树木都追求个性化？”

…………

和父亲围炉夜话的日子，成为我快乐难忘的人生记忆。

父亲说，剑桥图书馆，成就了他两篇论文的初稿。

多年后，梁先生曾告诉父亲，他下决心要为中国写一部中国古代建筑史的起因和父亲极其相似。

完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硕士学位后，梁思成和未婚妻林徽因同赴哈佛，决定以《中国宫室史》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因为在留学期间，他们亲身感受到西方同行和公众对中国建筑的偏见，而在偏见上生出的歧视与贬斥更令人不堪忍受。

梁先生说：“我们有责任让世界知道，在西方古典建筑、哥特式建筑这两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体系之外，还有一个高度发达的中国建筑体系与它们并存于世。”当时哈佛图书馆里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料，即使有一些西方人对中国建筑的论述，也基本是一知半解。梁先生毅然决定回国，实地考察，收集资料。最后，这项考察成了梁思成夫妇大半生的长征，原计划写的博士论文《中国宫室史》成了浩瀚的《中国建筑史》。

父亲对我说：“考察期间的艰苦卓绝，是你们这代人无法想像的。我们感谢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他们让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建筑史，这部书是一对同祖国共患难的优秀学者，用性命写出来的。他们的坚韧执著，他们在国难当头时的高贵节操，永远令人敬仰。”

在贺尔福家的耳濡目染，使父亲原本纯熟流利的英文，在遣词造句上更加从容优雅。美国锡拉丘斯大学赛明斯·马文教授夫人魏玛明·塞塔曾对我说：“陈先生的英文，让人想起莎士比亚和简·奥斯汀。那种典雅，连以英文为母语的人都很难达到。”

贺尔福的沙龙也大大开阔了父亲的眼界和人脉。中国古代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教授，著名英国建筑评论家尼古拉斯·潘胡斯诺爵士（Sir Nicolas Pevsner），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利物浦交响乐团著名的指挥沙詹特爵士（Sir Malcolm Sargent），英中友协会长法格森(Fargueson)，沃灵顿主教(Bishop of Warrington)等诸多英国文化名人，都是在贺尔福的沙龙里与父亲结下了友谊。

当父亲在贺尔福身边完成了硕士学位之后，导师推荐他去伦敦大学跟随阿伯科隆贝爵士攻读博士学位。贺尔福诚恳地说，在城市规划学方面，他是阿伯科隆贝的“学术继承人”。都市计划需要“都市计划立法”和“区域法”（Zoning Ordinance）来实施，阿伯科隆贝是英国都市计划立法方面的创始人。

离开英国前，父亲去向恩师告别。得知父亲要回国去完成北平规划，贺尔福脱下自己厚厚的黑色羊绒长大衣穿在父亲身上，“留个纪念吧，查理！”贺尔福拍拍这位自己视如孩子的中国学生肩膀，深情地说，“我等着那一天：你在全世界的舞台上拉开帷幕，让人们看到中国最古老的帝都北平，焕发出耀眼的光彩！”

父亲泪流满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父亲的很多照片里，都可以看到那件黑大衣。

在课堂上，在利物浦夜晚的炉火边，在下午茶的沙龙里，他们多少次地谈到过这座辉煌的城市北平，这座数百年前就有着严谨完美的规划，被世人称为另一部《永乐大典》的伟大城市——不知在战火和铁蹄蹂躏下的故国古都是否已经面目全非？这才是他最担心最牵挂的。

身穿导师大衣的父亲紧紧拥抱了贺尔福，心中默默地说：“为了梦想，我愿付出一生！”

想不到，一念成谶。这也成了他与导师的诀别。

绝望的三年

一九四六年初冬，父亲雄心万丈地回到阔别八年的上海，迎接他的是内战的枪声。刚刚从八年抗战烽火中劫后余生的中国人，又被推入了内战的血海。北平规划对于在血火中飘摇的中国来说，太过奢侈了。北上的计划无法实现，南京政府内政部任命他为营造司简派正工程师，同时兼任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规划学。此间，他完成了在明故宫遗址上的国民政府行政中心方案。而后又被借调到上海市建设局都市计划委员会编制上海都市规划，并兼任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教授。工作期间，父亲提出了开发浦东的计划，原因是上海城市的功能已经饱和了，再发展下去，上海要窒息了，必须把城市的功能向周边疏散。那是一九四七年。他几乎一生都在牵挂着浦东的开发，直到一九八八年去美国柏克莱大学讲学时，他还和美国柏克莱大学教授、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师林同炎相约长谈，商议推动开发浦东的大计。

一九四七年，其实是父亲学术上的丰收年。

在父亲离开英国一年之后，享有国际学术声誉的英国权威性杂志《建筑评论》发表了父亲署名查理·陈的论文《中国建筑理论》。该杂志以查理·陈的论文为主，组织了一些英国著名学者撰稿，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专门出版了一期“中国专刊”，这是该权威刊物空前绝后的一次举措。此举令一向把中国建筑排斥于世界主流建筑之外的西方人震惊错愕，也向西方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建筑文化的窗口，让他们对中国建筑刮目相看。国祚衰微的现状，使源远流长的古老文明蒙垢受辱，但走出国门的那一代学子，以自己坚韧的努力和超群的学养，以来自东方礼仪之邦的学人风采，也以他们真诚的人格魅力，架起了文化沟通的桥梁，拭去了文化误解的尘垢。

父亲说，他在回国的远洋轮甲板上，读到了导师阿伯科隆贝要他转交给蒋介石的一封推荐信——因为导师得知中国总统将要接见他的得意门生陈占祥。天真的阿伯科隆贝在信中说：“即使哪一天查理·陈成为中国总统，我都不会感到惊讶。”

父亲虽然是涉世不深的一介书生，却也懂得导师这样口无遮拦地厚爱弟子，是要给他招来杀身之祸的。父亲慌忙把那封推荐信投进了大海。

一九九〇年，父亲去哈佛大学演讲时曾与费正清夫妇小聚，谈及梁思成夫妇的早逝，费正清动情地告诉父亲：失去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对于我们来说，就好像失去了大半个中国。

无论人们来自哪个国家，只要他们的文化素养、人格气质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理解与沟通就不会困难。文明的土壤上会生出善良的祝福、美好的思念、感天动地的友情。若文明的距离相差着半个世纪或者更多，文化的冲撞就会化作刀枪剑戟，最终酿成良知泯灭、人性蜕化的惨剧。

学术上的成就，并没给父亲带来太多的欢悦。战火的蔓延，国民政府的腐败，百姓的民不聊生，让父亲痛心疾首。他经常往返于上海和南京的火车上，车厢里挤满了迫于生计而跑单帮的人流。走出火车站，身边缓缓踏过的黄鱼车里，冻饿而死的尸首垃圾似的高高垛起，有的衣不蔽体，有的赤着双脚。

父亲说：“每看到这些，泪水会从眼里倒流进心底，那是说不出的绝望，我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物价飞涨，贪官横行，连大学教授都无米下炊。人们上街购物，物价一路狂飙。满满一大布袋纸币，买不到一升大米。圣约翰大学的校长杨宽麟先生是父亲的朋友，而校长的夫人不得不亲自在校园摆摊，出售自己烘制的糕饼。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学潮。南京中央大学学潮中一位印尼归来的华侨青年梅振乾是父亲的学生，因学潮中的激进言行而被国民党当局追捕通缉。亲眼目睹当局对青年学生下毒手，父亲激愤不已：“国民党连手无寸铁的学生都不放过，国将不国！”

一九四九年暮春，面对贝当路上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逃兵，望着即将人去楼空的家，父亲心如刀绞。他无论如何不愿把自己的命运，拴在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战车上。可他又并不真正了解共产党。在英国，他读过无数遍《红星照耀中国》，斯诺笔下的陕北和陕北的共产党，是一个被红星照耀的神话。八年的留学生涯中，他应邀为英国民众团体做过数百场讲演。其中中国人抗战的壮丽篇章，许多来自埃德加·斯诺那本让他热血沸腾的传奇。可是，共产党真像书中所描绘的那样吗？他从没有真的接触过、看到过这支军队啊！父亲的祖籍是浙江奉化溪口，虽然他厌恶政治，远离官场，但陈家与行将崩溃的蒋家王朝那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共产党能接纳他这个受过“英帝国主义”教育的读书人吗？还有北平的规划，这个他追寻了多少年的梦想，就这样灰飞烟灭了吗？果真如此，他无颜再见两位如父亲一样关爱他、对他寄予厚望的导师啊！

命运，在一夜之间转折

二十六箱书籍已经运往码头。这是三年前父亲从英国运回来的。现在又要伴他远行。第二天飞香港的机票放在窗边的写字台上。导师阿伯科隆贝应香港总督之邀，去做香港规划。他立即向父亲发出邀请，希望他的中国弟子助他一臂之力，就像当年共同制定伦敦南部三个城市的战后规划一样。父亲举棋不定。他渴望回到导师身旁大展宏图，但又对编制古都北平的规划，存着一丝不灭的梦想。

一九四九年暮春，上海一个不寻常的雨夜即将到来。

傍晚，最后一批国民党败兵远去了，多日来犬吠人嚎的贝当路渐渐恢复了昔日的宁静。惊魂未定的居民仍不敢开灯，不时向窗外惶恐地张望着，忐忑地提防着，共产党军队要进上海的消息在千家万户不胫而走。

那一夜，父亲和母亲像无数上海市民一样，在焦虑的等待中难以入睡。父亲站在面对贝当路的四楼窗口，呆望着窗外漫天飘洒的雨丝。一大锅“罗宋汤”一直煨在煤气灶上，牛肉的浓香从厨房溢进了客厅。父母谁也没心思吃晚饭，晚上只就着餐桌上的一支蜡烛，胡乱吃了几口面包。国民党的军队刚刚前脚撤退，共产党的军队后脚又要跟进，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上海还要再经历一场洗劫吗？前些天，一些装成伤员的国民党败兵曾冲进民居、商家劫钱掠物，多亏虎背熊腰的白俄门卫和狂嘶猛吼的德国牧羊犬，才使我家的集雅公寓躲过一劫。可撤走的是强弩之末的残兵败将，进城的是所向披靡的精锐之师。如果他们真的冲上楼来杀人放火，白俄门卫和德国牧羊犬也都不是对手了。

“偏偏是明天的机票，只差一天就躲不过他们进城。是生是死，就看这一夜了……”没有灯光的客厅里，响起母亲轻声的艾怨。

“快看！”父亲忽然向母亲转过头，“他们来了。”父亲用手指着窗外。母亲如惊飞的鸟儿，一个箭步冲到窗前，哗地一下拉上了窗帘，一把拖开父亲，“你不要命了？乱枪打上来，一粒子弹就够了！”

父亲还是蹑手蹑脚地走向了窗口，透过窗帘的缝隙，向外张望着。

那是一支望不到尽头的队伍。雨夜中，像一道黑色涌动的河流，带着摧枯拉朽、震慑人心的力量，无声无息地潜入雨夜的大上海。

母亲也悄悄凑到父亲身后，探头望着窗帘缝隙之外的贝当路。黑压压的队伍如蜿蜒不断的河流在窗下奔涌，只听得刷刷的脚步，如江河的涛声，拍打着街道两旁一扇扇没有灯火的窗口。

不知过了多久，涛声蓦地止息了，军队在窗下不走了——他们要开始了吗？父母的心也仿佛停止了跳动。母亲走向靠后花园一面的卧室，看了看一对熟睡的儿女。她早就向阿旺娘交代好了，万一玉石俱焚，即使有一线希望，也拜托阿旺娘带两个孩子逃去宁波乡下，阳台的花盆下面，有准备好的首饰和金条。一旦改朝换代，钞票就是废纸。

母亲握着一把大剪刀，慢慢走向窗口。

“这是做什么？”父亲压低声音，“剪刀对枪口，不是儿戏么？”

“至少可以对付自己，不必受辱。”母亲冷冷地说，泪水默默地夺眶而出。父亲把母亲拥入怀中，仍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楼下。他们相敬如宾却形同路人已经很久很久了。

黑色的江面上好像起了轻微的波浪。转瞬间，停留在楼下的队伍三人一组，每人紧抱着怀里的枪，背靠背席地而坐。不一会儿，贝当路成了风平浪静的江面，寂然无声。几个没坐下的军人，也许在执勤。他们不时在人群中巡行，有时俯身在某个战士耳边，悄声说些什么，又起身离去。没有一个人高声说话，没有一个人去敲百姓的门窗，更没有人去踹开商家的门板抢财劫物。

雨越下越大了，轻柔的雨丝化作了迅猛的雨鞭，抽打着地上的战士。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的队伍太疲惫了，风雨和黑夜对他们来说似乎根本不存在，他们很快在大雨中酣睡了。任滂沱大雨冲洗着满身征尘，在风雨洗礼中迎接上海的黎明。

夜深了，父亲默默注视着大雨中静坐安睡的队伍。《红星照耀中国》里那些工农红军纯朴的笑脸渐次扑面而来，在被称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史诗”的长征中，十几万这样的战士倒在血泊中。父亲记得书中的一个细节，斯诺说红军将领贺龙“像只老虎一样强壮有力，他已年过半百，但仍很健康，不知疲倦。他经常在长征路上揹着受伤的部下行军”。

在英国战时介绍中国抗日的各种讲演中，父亲无数次讲过《红星照耀中国》里的那支队伍。虽然他从不曾接触过这批人，但无论如何，在二战中高傲倔强的英国人面前，斯诺的故事让父亲也能为自己的民族骄傲地仰起头颅。此时站在公寓的窗前，望着雨中的士兵，他在心中问着自己，这就是当年的中国工农红军吗？

是的，一定是。这就是斯诺笔下曾经从雪山草地，从陕北黄土高原上走来的队伍！一个什么样的政党，才能锤炼出一支这样的队伍？能拥有这样一支队伍的政党，难道还不能带领中国人走出屈辱，走出苦难，走向光明与强盛？

拂晓时分，雨停了。父亲轻轻拉开窗帘，对母亲说：“放下剪刀，把热汤端下去吧，他们在雨里淋一夜了……”

父亲端着一大锅牛肉汤，母亲臂挽着一藤篮小瓷碗，走进浑身湿透的战士中间。

“小兄弟，喝碗热汤吧，淋了一夜雨，都冻坏了。”父亲把一碗热汤端到一个大概只有十七八岁的战士跟前。

小战士腾地跳起来，连连摆手，忽然想起什么，又慌忙向父亲和母亲立正，行了个军礼：“谢谢大哥大嫂，俺是人民子弟兵，俺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另一些士兵也站了起来，他们用五湖四海的乡音告诉这一对年轻夫妇：谢谢你们的心意，可我们不能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这是我们的纪律。

天亮了，很多战士都醒了，许多居民都怯生生地凑过来。不知从哪一群战士中间，忽然响起了歌声：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从另一群战士中间，又传来“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歌声。

端着牛肉汤的父亲和母亲站在晨曦升起的贝当路上，站在此伏彼起的歌声的海洋里，热泪伴着歌声流淌，歌声又在他们心中激起滔天巨浪。

回到四楼的公寓时，父亲掩面抽泣，哽咽无言。

他没对母亲说一句话，却拿起写字台上的机票，撕得粉碎。能带领出这样一支军队的党，一定是值得托付、值得生死与共的，他一定能让饱受蹂躏践踏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新中国的曙光即将升起，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离开自己的祖国？他又触到了心中那座珍藏着的北京，那座已经在心里无数次为她描绘过蓝图的城市，一个滚烫的希望在胸中翻动着。晨曦伴着解放军的歌声冲进窗口，照亮他三年来晦暗的心头，他几乎想加入到楼下那早潮般惊天动地的歌声中去。

他也许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一生的命运，从此走向了不可逆的转折。

第一次听父亲述说这段往事，我说：“你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父亲说：“我无愧无悔。”

后来，我真的相信，这也许就叫信仰。因为在四十年后的另一次抉择中，他仍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北上前夕

父亲说，他把取消香港之行的计划告诉导师阿伯科隆贝时，电话那边竟是长时间的沉默。良久，导师才问了一句：“你觉得，他们会把北平规划交给你吗？”

“我想试试。为了北平规划，我决不放弃任何一次努力。”父亲自信地回答导师。

“愿幸运之星照耀你，查理。”父亲没有听出，导师祝福的背后是深深的忧虑。

刚满三十三岁的父亲，毕竟是太年轻了，他被幸运宠坏了。母亲不止一次对我说：“你父亲一生的好运在三十岁之前都享尽了，真不如年轻时多些困苦。”

那时的父亲从不曾遇到真正的困苦，所谓“初生之犊不怕虎”，并非牛犊强于虎，而是对虎无知罢了。

他首先给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教授写信，寄出自己的履历，说明自己对参加制定北平规划的愿望。

梁先生立即回信了。他在给北京市长聂荣臻的推荐信中说：“陈占祥先生在英国随名师研究都市计划学，这在中国是极少有的。”他不仅邀请父亲参加制定北平规划，还希望他推荐更多的人才北上，共襄新中国建设的盛举。

北平解放前夕，一辆军用吉普载着老朋友张奚若和两位解放军来到清华园梁思成家。他们向梁思成夫妇展开一幅军用地图，请他们在上面标出北平城内必须保护的古建筑位置，以便解放军不得已攻城时，让炮火避开文物建筑。梁思成夫妇激动得潸然泪下。与许多并不了解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被这支蓬勃向上、亲近人民的军队感动了。梁先生和清华建筑系的师生共同赶制出了《全国建筑文物简目》，解放军又把它们印发给南下作战的部队。此后，和平解放的北平及南方诸多城市的古建筑，在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中得以幸存。

和平解放后的北平更名为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梁思成被聘为党中央建设方面的顾问，担任中央直属修建处的副主任委员，完成了改建怀仁堂的重任。他还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特约代表，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对于梁思成先生的复函，父亲的欢欣难以言状。梁思成当时是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委员，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这应该是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邀请。曾经积郁在心头的重重疑云，被上海大街小巷迎接解放军的秧歌锣鼓一扫而空，他恨不得插翅飞往北平。虽然因为内战的阻隔，回国的三年里他无法北上，但那张挂在墙上的北平地图，早在英国写《中国古代都市计划理论的探讨》时就已烂熟于心了。

堪称帝都之魂的中轴线长达八公里，如一条卧龙贯穿于京城南北。永定门是昂扬的龙首，沿永定门北行，左右双侧的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建筑群，宛若腾空欲飞的一对龙爪。到达珠市口的十字街头之后，雄歭于内城的正阳门与中华门之间经过了一个起伏跌宕。到天安门前的又一次高低起伏中，雄阔的天安门广场忽然令人眼前一亮，这是一个极富勇气和创意的空间处理，犹如交响乐中疾风骤雨的快板之后，出现了行云流水般如歌的慢板。高远的蓝天，朱红的宫墙，金色的琉璃瓦，汉白玉的华表和金水桥……辉煌庄严的画面给人以波澜壮阔的惊喜。天安门后的太和殿、神武门是中轴线前半段的短暂休止符。抵达景山峰巅的亭子忽然奇峰兀起，把乐章推向华丽的高潮；恰似巨龙蓦地躬起躯体，欲向长天腾云高翔。再由此向北依次到达地安门、鼓楼、钟楼。中轴线在龙尾上舒缓地结束了。这种神来之笔的建筑布局，在世界建筑史上是一枝独秀的奇葩。当父亲向自己的导师、学友谈及北京的中轴线，谈及代表着老北京各种建筑功能的街巷名称，“菜市口”、“珠市口”、“锣鼓巷”、“缸瓦市”……他们都仿佛在听一个遥远美丽的东方神话。

那段时间，父亲喜悦而忙碌。

他积极支持陈家两个最年幼的弟弟陈占隆、陈占时参军入伍，当时他们都还是高中生。参军后的两兄弟随解放军南下，七叔陈占隆复原转业后在上海华东电器开关厂工作，八叔陈占时复员后被送入师范大学读书，以后一直在西安的一所中学执教。

在借调到国民政府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工作期间,父亲结识了一批英美归来的留学生，其中有志同道合的四位朋友，分别是陆谦受、王大闳、郑观萱和黄作燊，都已是声名卓著的建筑师。他们与父亲合作成立了“五联建筑与计划研究所”。其中陆谦受先生是上海外滩中国银行的设计师，王大闳先生先留英，后去哈佛，设计过台北国父纪念馆。“五联”中的前三位已经决定去香港或台湾，只有黄作燊先生犹豫不决。黄作燊教授是导演黄佐临先生的弟弟，长父亲一岁，毕业于英国伦敦建筑学院及美国哈佛大学，师从于世界著名的现代派建筑大师格罗乌皮斯。回国后，于一九四二年在上海亲手创建了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父亲和黄作燊夫妇很快成了至交，他游说黄作燊夫妇同行北上，梁先生也为黄作燊安排好了北京的职务。

没多久，父亲接到电话，黄作燊先生说将由太太到贝当路来谈他们的决定。

那天母亲穿了件蓝色阴丹士林旗袍，为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咖啡，只有两岁的我忙不迭地跟在母亲身后。母亲一会儿细细擦拭镶着金属圆框的红玻璃托盘，一会儿来回调试着煤气灶上的火苗。

门铃响了。母亲脚步匆匆地去开门。我连忙揪住母亲的旗袍角，跌跌撞撞跟到门边。

门开了，站在门前那个窈窕美丽的少妇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三四十岁时的事情我忘得一干二净，但儿时的往事却如一幕幕彩屏上的影像，点点滴滴都记得清清楚楚。也许人的记忆是能量守恒的，这应了母亲常说我的那句话，小时聪明，大时了了。黄太太那张美丽的脸庞，让一个小女孩心里生出莫名的惊喜。我只会仰起脸对着她笑，可她一点也没有关注我的意思。

“Hello,MrsChen!”她伸出两臂，同母亲礼节性地拥吻一下。

“Niceto meet you，MrsHuang!”母亲毕业于上海沐恩堂教会女子学校，待人接物的英语很流利。黄太太身边还有两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男孩儿，我只记得其中一个叫太平。母亲把两个孩子安排到沙发上坐下后，忙转身进厨房关照灶火上的咖啡。

父亲走向黄太太时，她张开双臂扑进父亲怀里，“哦，查理！我再也不可能回到北平了……”她好像是北京人，说一口流利的京片子，霎时在父亲怀里泪如雨下。

父亲似乎怔了怔，便轻轻拍了拍她的背说：“作燊的选择一定有他的道理，圣约翰建筑系是他一手建起来的，就像他的Baby，自然舍不得离开……”

“可是，你不知道我多想念北京。北京是个多大气、多有文化的城市！上海算什么？附庸风雅，小市侩，洋泾浜！我不喜欢上海……”她边哭边数落，像个一肚子委屈无处倾诉的小女孩儿。两个儿子已经在沙发背后研究起我的新三轮自行车，母亲即使发动世界大战也与他们无关。可我无缘由地跟着这个美丽的女人难过起来，看到她把头埋在父亲肩头，我也很想把头埋在母亲怀里。我四处寻找母亲，只见母亲正拿着滚烫的咖啡壶从厨房走出来。瞥见扑在父亲怀里痛哭的黄太太，母亲愣住了。接着，她走向餐桌，微笑地招呼着：“咖啡好了，黄太太。是新磨出来的，要尝尝吗?”

母亲从容地微笑着，把咖啡壶放到餐桌上——“啪啦啦”，一阵突如其来的爆裂声，所有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餐桌。刚从灶上取下的金属咖啡壶，被母亲失手错放到搁着糖缸奶壶的红色玻璃托盘上，玻璃炸裂了。父亲趁势走到桌边，把破碎不堪的玻璃托盘扔进垃圾箱。黄太太一边流着泪，一边往咖啡杯里加着奶和糖，用一口掺杂着英文的京片子，诉说去不成北京带给她的痛苦。

后来听母亲说，黄太太也是留美学生，英文一流，行事率性而为，做派完全西化。多年后，忆起那天的情景，母亲笑说：“要不是我在沐恩堂读过几天书，那天碎的就不是玻璃盘子，而是玻璃窗子了！”

黄作燊夫妇最后还是留在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但仍有几位圣约翰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同父亲一起来到了北京。不过我一直记得令人惊艳的黄太太，甚至上大学时，自己也喜欢穿黑色的西裤，把花格衬衫塞进裤腰里。其实那是我两岁多时，看到的黄太太的装束。

走入父母婚姻的英国女人

父亲准备北上的日子，是我对父亲最初的记忆。难得一见的父亲突然不上班了，整天忙着打包装箱。父亲的布裤子皱皱的，衣袖挽得高高的，一会儿起身，一会儿蹲下，还不到两岁的我，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但屋里多了一个陌生的爸爸，还是让我兴奋异常。家里平时空荡荡的。天天在校读书的哥哥比我长九岁，父亲出国时他刚满月。家里除了母亲和一位叫阿旺娘的保姆，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话。母亲说，正在学话的我会对家中的一切物件自言自语。正为自己婚姻忧烦不堪的母亲，对牙牙学语的女儿无暇旁顾，我就缠上了对自己很有耐心的、陌生的父亲。

父亲收拾他的书，我在一旁玩他的书。几乎所有的书都是精装硬壳的。我挑颜色最鲜艳的能搬得动的书，在父亲脚下搭积木。三本书摞在一起，背后竖着再立一本，就去揪父亲的裤腿说：“沙发。”两本书当脚，再搭一本平躺的书，非要求父亲看一眼，“桌子，吃饭了！”

父亲笑了，抬腕看看表，拍拍手上的灰，一把抱起我，举过头，“噢，真的该吃晚饭了！走，跟爸爸买面包去。”

父亲从楼梯上轻捷地跳跃而下，我在父亲怀里，搂着他的脖子。父亲刚理过发，后颈的发茬又短又硬，我的手在爸爸后颈上划来划去，像有一把小刷子把我的手心挠得痒痒的。

跟父亲下楼是我最快乐的时光。楼下的玻璃门外还有一扇铁栅栏门。推开大门，烘蛋糕的香气弥漫在“白兰花要吧”和“白糖青梅子”等纷杂叫卖声中，多彩的人流在绚丽的晚霞中穿梭往来，一路铃声铛铛的有轨电车让我的眼睛不够用。

父亲带我走进集雅公寓楼下的俄国面包房。面包房的女主人是一位胖胖的白俄妇女。她的丈夫人高马大，像我长大后在《静静的顿河》里看到的格利高里。他是集雅公寓的门卫，身后永远跟着一条目光如炬的德国牧羊犬，随时准备向任何一个可疑的人扑去。

俄国胖妇人的手艺堪称一绝，棍状的法式面包，两头尖的枣核形酸面包，松软酥脆的牛角包，带果仁的黑麸子面包……还附带出售一些奶酪，黄油，豌豆肠，烟熏红肠，俄式酸渍蘑菇和酸黄瓜等。胖妇人从一筐五光十色的彩蛋中拣出一枚红色的送给我。我摇摇头，伸手指指藤筐中的湖蓝色。她笑盈盈地把一枚蓝色的蛋塞进我手心时，我急忙从父亲怀里探出身，在她胖嘟嘟的腮帮上留下一个响亮的吻。

我成了父亲的尾巴，只要父亲出去，我准会抱着父亲的腿不放，缠着他带我出门。一个深秋的下午，父亲带我去见一位英国女人柔丝·黛（Rose Day）。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一次告别。带着两岁的女儿去做这件事，也许正是父亲为了向她证明自己留在中国的决心。当我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女人时，我为母亲和柔丝·黛这两个女人难过，也同时为父亲黯然神伤。

父亲和母亲的家庭，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上海的缩影。祖父承包着上海各洋人租界的军装警服生产，这使他在虹口有了属于自己的住宅，有了仆人、车夫，还有一个常年供养在家的奉化风水师劳先生。无论出行、交易、签约都要由劳先生照《易经》掐算一番。祖父一连五年为长子陈占祥请来比利时人做英文家教，不惜付高额学费送长子进入英国人办的“雷士德”学校读书。当父亲成为“雷士德”第一位考入伦敦大学的学生时，祖父毫不踌躇地解囊送儿子出国留学。但在儿子的婚姻大事上，父母执意包办。

外祖父亦不例外。他承包着上海租界“救火会”的膳食生意，又在“梅林”、“义利”、“冠生园”等食品公司拥有股份。他送两个女儿到美国人办的教会女子学校“沐恩堂”读书，可绝不允许女儿照自己的心愿选择婚姻。

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就是由双方父母“相亲”定下的。母亲在“沐恩堂”读书时，经常被请去为毕业的学姐们做傧相。我祖母去参加一位朋友儿子的婚礼，一眼相中了新娘身旁的伴娘，托人打探了伴娘的身世，以为门当户对，生辰八字也无大冲刑剋，便为儿子拍板定下终身。

我曾惊奇地问父亲：“你们一个在英国人办的‘雷士德毕业，一个在美国人建的‘沐恩堂读书，怎么连婚姻大事都不能自己做主？”

“我是长子，父母在我身上花了那么多心血，我怎么能给弟妹们做一个不孝的榜样？那时也才二十岁，从没经历过爱情，以为结婚不过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交代。”父亲说。

“很多人家不都是先结婚后恋爱吗？”我心有不甘。作为女儿，我多么不希望父母的儿女并不是爱情的产物。

父亲说：“我忙着念书、留学，来不及恋爱就分开了。战争中邮路受阻，常常身上只剩下最后几枚便士了，还收不到家里的汇款，更不要说信件了。我一走就是八年。离开时，你哥哥衍庆刚满月，回国时他已经八岁多了，根本不认得我。”

母亲是“沐恩堂”的美女傧相，陶家和陈家旗鼓相当，母亲的人品气质都没什么可挑剔的……我不知该怎样询问父亲为什么？其实，随着阅历的加深才懂得，门第权势、财产学历也许和婚姻有干系，但和爱情关系不大，甚至完全没关系。谁也说不清爱情什么时候降临，什么时候消逝。如果爱情能被头头是道地分析或量化，那一定不是爱情。

父亲说：“进入陈家的新嫁娘似乎无可挑剔。作为长房长媳，她按时向公婆请安奉茶，对小叔小姑谦和有礼，对车夫仆佣宽厚善待，对丈夫更是相敬如宾。”

“只是，年轻时她从不多说一句话，你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的缺点就是你挑不出她的缺点。”父亲的语气很淡，分量并不轻。其实，父亲也远非母亲最早的意中人。和父母一起住在康奈尔大学城的日子里，母亲向我倾吐了她十七岁时一段柏拉图式的初恋。

母亲遵父母之命出嫁后不久，一位年轻英俊的远洋轮二副病殁了，他与母亲是住在同一弄堂的邻居。

母亲告诉我，十六岁那年的一个夏天，她放学回家时，看到弄堂口新搬来的邻居门口，站着一位穿白色海员制服的高大年轻人。两人目光相对，竟如天雷撞地火，她蓦然心跳不止，慌乱之中，手里的墨水瓶砰的一声摔落在弄堂的水门汀地面。白布紧身小袄下一条湖蓝色的麻纱长裙上，顿时溅开了一片蓝洇洇的墨迹。年轻人走过来，躬身拾起地上的墨水瓶碎片，无言地起身离去。从不曾与男孩子交往的教会学校女生早已慌得魂魄出窍，只红着脸快步奔逃，一颗心像要冲出胸口。回到家里又后悔不迭，自己怎么连一声谢谢都忘了讲？怎么就那样失态地落荒而逃？人家不知会怎么笑话，以为自己是个没有家教的女孩子……

后来，每隔些日子，她都会在放学路上看到那个出海归来的远洋轮二副，站在夕阳中的弄堂口，身后是他家那两扇有着一对生锈狮面铜环的黑色铁门。她总是匆忙低下头，躲避那火热而又执著的目光，而那目光却无数次地穿透她的梦境；她心里明白，自己已经在劫难逃了。

第二年，十七岁的母亲即将从沐恩堂毕业。外公外婆家被说媒的人踏破了门。外公外婆从诸多求婚者中挑选了即将赴英留学的父亲。那位只在门口伫立凝望的二副在听到消息后，终于大步走向了他心仪已久的“沐恩堂”女生。他把母亲约到襄阳路边一家俄国人开的小咖啡店，简洁地说：“我家也一定会向陶家提亲的。我这次一走就是半年，请你千万要等着我。”

母亲对我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点头，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泪如雨下。那天，他给了我一根项链，胸坠是一枚象牙雕刻的小海螺，是他在阿姆斯特丹为我买的。”

我顿时记起母亲首饰箱中那枚蚕豆大小的象牙海螺，从螺角镶着的一颗小米粒般的透镜中望去，海螺里面是长发飞扬的维纳斯，羞怯地立在一面扇贝壳上。直到母亲七十多岁时，我才知道那是母亲初恋的信物。

二副家真的来提亲了，外公外婆最后选中的女婿仍是陈家长子。

外公对女儿说：“怎么能嫁给水手？把头别在裤带上的日子怎么过？一生一世担惊受怕，不晓得今朝出门，明朝还会不会再见到爷娘妻儿？他家里倒还靠得住，可是爷娘有不如自己有，祖上的万贯家财总有吃光用光的日子。陈家大儿子学问好，长在自己身上的本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外婆也对泪水涟涟的女儿一遍遍地劝导：“爷娘会害自己的亲生女儿吗？你太年轻，看不透世道，以后自己有了儿女，就懂得爷娘的苦心，爷娘的眼光不会错的。”

陶家女儿终于被陈家的迎亲花轿抬出了弄堂。婚后的新嫁娘视回娘家路为畏途，她无颜再见那个万里迢迢为她带回象牙胸坠的英俊少年。

母亲终于抱着满月的儿子回到娘家时，看到弄堂口两扇黑漆的铁门敞开着。天井背后的客堂成了吊客穿梭的灵堂。高大魁梧的二副远行归来后突然吐血，低烧不退，在病榻上挣扎了一年多之后，一命归西。邻居们传说他死于急火攻心，也有人说他死于抑郁症，还有人说他死于相思病……这让母亲一生都走不出他死亡的阴影。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我们虽相逢未嫁时，可连垂泪还明珠的机会都没有，他让我一辈子活不安心。”母亲对我说这一切时，已经七十多岁，离她生命的尽头不远了。

母亲去世后八个月，父亲也走了。父亲至死都不曾知道母亲的秘密。

一九四六年深秋，父亲决定回国完成他的博士论文——“大北平规划”就是他的论文题目。柔丝·黛不由分说决定同行。内战开始，父亲的北平之行成为泡影，暂时到南京内政部营造司任工程师，柔丝立即为自己找到了英国驻南京大使馆的工作。不久，父亲借调到上海，她又当机立断地把自己调到了英国驻上海领事馆。

“她做事一贯自己判断，自己决定，自己办理；而且快刀斩乱麻，雷厉风行。男人的行事作风和她温文尔雅的外表完全不一致。”父亲很少在我面前说起柔丝，虽然只是只言片语，我仍听得出这貌似批评之中的激赏与褒奖。

“她不知道你有家室和孩子吗？”我问。

“知道。”

“那她怎么说？”

“她不介意，她从不向我索取婚姻。”

“那她到底要什么？”我根本不相信男女之间的这种承诺，但也看到了男人的劣根性。

父亲告诉我，柔丝认为，拥有一段美好的感情就足够了，并不在乎情感的结局。爱情常生常灭，人类不得不用婚姻来保护爱情和家庭，避免社会生活的无序。她认为爱情一旦需要婚姻保护，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她是个极自信的职业女性，对婚姻和爱情的看法，不仅和中国女人天差地别，和一般的英国妇女也相去甚远，不免极端。

这不正是男人最想要的？她真聪明，不索取比索取更有魅力。她爱得炽烈奔放，锲而不舍，她宣布自己的爱情不成为男人的责任和负担，而仅属于她自己，这才让男人难舍难弃。

父亲的留学生涯是在二战的炮火中度过的。二战中的利物浦港是大西洋西方战略总部、负责保卫战争中的海上运输线。德国人闪电式占领波兰后，以为英国也唾手可得，立马会成为第二个波兰。一九四〇年五月底至六月初，三十多万英法联军被迫从敦刻尔克撤退，不可一世的希特勒愈发气焰万丈，于一九四〇年夏秋之交发动了著名的“不列颠空战”。英国空军以1300余架战斗机，迎击德寇“鹰袭计划”中2500余架战机的进攻，实力悬殊的英、德双方在五百英里战线上进行五次殊死的空中较量。最后，英方凭借雷达优势，使德寇损失战机1733架，死伤飞行员6000多人。受到重挫的希特勒被迫无限期地延长了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但伦敦、英国第二大港利物浦和工业重镇考文垂都受到了德军的疯狂轰炸。空袭警报响起时，炸弹暴雨般狂泻，人们四散奔逃。父亲不止一次看到浑身起火的路人，不顾一切地跳进莫西河，又被落入河里的炸弹击中，霎时尸骨无存。还有一次，警报拉响时，父亲随人流奔跑，一只硕大的黄蜂忽然对父亲穷追不舍，一直把父亲追逼到跑过了马路还不依不饶。恰在此时，一颗炸弹在对面他刚经过的马路上炸响了，小小的黄蜂帮父亲躲过一劫。生命在战火中太脆弱了，生死之间竟只隔着一只黄蜂。谁也不知道明天是否属于自己。在那些生死未卜的岁月里，英国女人柔丝·黛把如火的爱情给了一个举目无亲的中国男人。

父亲说，他当时的痛苦不仅是战争的血腥残酷，还有自己在情感和责任上的进退维谷。一边是家庭和责任，一边是战争中共患难的柔丝·黛。

我不知该怎样回答父亲。我理解他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和无助，可情感一旦穿越了底线，就总要为此付出代价。上帝给了男人一副肩膀，一副肩膀不能同时挑起两副担子。

父亲与柔丝·黛同船回到上海后，父亲曾以“父母包办婚姻”为由，向母亲提出离婚。

母亲并不意外，她早有预感。父亲一走八年，起初还有只言片语寄回，渐渐连一个字都没有了。婆家众人见她受到丈夫的冷遇，也都没有了好面孔。父亲回到上海那天，家中所有人都事先得到消息去迎接，唯有母亲被蒙在鼓里。等她从闺中密友、当年“沐恩堂”同学叶剑秋家回来，一位保姆悄悄告诉了她父亲即将抵沪的消息。她匆匆赶去码头时，父亲同前来迎接的家人早已乘车离去。母亲再回到陈家时，离家八年的父亲正跪在客厅祖父的遗像前垂泪不止。母亲全然不知道，随父亲同行的一位英国女人柔丝·黛，已被安排住进了离祖父家不远的上海国际饭店。

母亲说，那一夜，父亲很晚还没有回到他和母亲的卧室。忽然，三楼上传来三叔的高声怒斥：“你一走八年，大阿嫂一手把衍庆带大，她哪点对不起你？你凭啥这样待她？滚回去！回你自己房间困觉去！”

三叔是陈家兄弟中的“大侠”，我们叫他毛毛爷叔，毛毛爷叔专好打抱不平。父亲当晚想在三叔房中借宿，被三叔轰回了二楼的母亲房里。看到坐在床边相拥而泣的母子，父亲忽然觉得心被撕成了几瓣儿，痛得锥心刺骨。

“沐恩堂”的同窗叶剑秋

父亲坦诚地向母亲说出了执意随他漂洋万里回中国的柔丝·黛，也讲了他们在战争中相濡以沫的点点滴滴。

“她从没向我索取婚姻，正因为如此，她坚决不要孩子。可是，我觉得这样对她不公平。”父亲说。

“这样对我就公平吗？”母亲反诘。

“无论怎么选择，我注定都会伤到其中一个。”父亲知道自己理亏，嗫嚅道，“我们毕竟在一起同甘共苦了六年。”

母亲的回答理直气壮：“不是伤到一个，是两个。别忘了，你还有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也是人。我一个人苦苦撑了八年，每天盼着儿子能和别人的孩子一样叫声爸爸！那是女人一生中最光鲜的八年，我对得起天地，对得起良心。”

父亲无言以对。母亲决定去找叶剑秋商量。

母亲在“沐恩堂”天主教会女中读书时，同学中大多是名门闺秀。有一天，嬷嬷带来一位插班生，母亲就有了一位新同桌，名字叫叶剑秋。这位广东梅县姑娘肤色黝黑，眸如秋水。

“她的眼睛会说话，眼神能把人撩得心发软。”四十多年后，住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城，母亲说起当年的同窗，仍怀着出自内心的赞赏，“多亏我们是女校，不然，男学生不为她打破头才怪。”

叶剑秋擅舞蹈，通诗词，会唱京戏和昆曲，善解人意，冰雪聪明。起初学习成绩平平，很快名列前茅，和母亲的关系也日益亲密。高中毕业时，她忽然请母亲去“新雅”饮茶，点了一桌广东点心，开门见山地对母亲说：“我们同学一场，朝夕相处两年，谁也不知我来自何方。今天，我对你把一切和盘托出，是想求你助我一臂之力，我会永远记得你的帮助，今生今世不忘还报你的恩情。”

刚刚十七岁多的母亲听得一头雾水，惊得不知如何是好。她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同桌两年的叶剑秋，竟是上海一家夜总会的舞女。晚上在欢场陪舞赚钱，早上洗净铅华，摇身一变为清纯女生，用赚来的钱供自己读书。叶剑秋不是她真正的名字，真正的名字是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幼时家贫，父母把她卖给了广东一个经营女孩儿生意的精明女人。这位与鸨母没什么区别的“妈妈”，严格筛选并训练她买来的“女儿们”。她下本钱让她们学习琴棋书画，昆曲京剧和送往迎来的礼仪，待到十六七岁时，高价卖给消费得起这种尤物的男人。比叶剑秋年长的姐妹们相继卖出去做了达官贵人的姨太太，也有的成了红舞女、交际花。叶剑秋在这位“妈妈”家的名字叫叶双红，“色艺双馨”的意思。但读了书，又通才艺的叶双红，不甘心从这座专卖女人的“精品屋”里再一次被出售。在一个已经做了舞女的姐妹帮助下，叶双红只身逃往上海，改名为叶剑秋，十六七岁女孩儿开始在远离故乡的上海滩闯荡江湖。她不得不先在夜总会当舞女，只为了在上海找到一方立足之地。但她不甘心给除了钱，什么也没有的男人做妾。她常约母亲一起去“国泰”、“大光明”看美国电影，嘉宝、费雯丽等明星演绎的爱情故事赚尽了两个女孩子的泪水。中国古典诗词与戏曲故事又赋予她无限浪漫情怀，她渴望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和幸福。“沐恩堂”是她改变自己处境、扩展社会关系的进身阶梯。

母亲无法把自己的同桌与如此传奇的经历联系起来。夜夜陪舞，还能把功课学得个风生水起，那背后的辛苦和心劲儿让母亲对同窗刮目相看。但母亲不知道自己究竟能为她做些什么。

叶剑秋说：“其实，这件事对你家并不太难，对我却是再造之恩。”她告诉母亲，自己在陪舞时结识一位叫祖尧的大学生，双双一见钟情。“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母亲一直记得女友向她诵读两人热恋时海誓山盟的神情。祖尧出身杭州的名门望族，父亲是上海著名的银行家。豪门似海，家法如山。叶剑秋慧心剔透，深知自己身家寒微，必须有一个体面的家庭，这桩姻缘才有希望。她想请母亲帮忙，说服她一直称之为“陶家姆妈”的外婆去杭州参加她的婚礼。祖尧可以对家人说，新娘从小父母双亡，在姨母家长大，陶家姆妈是她的亲姨母，母亲是她的亲表妹。

母亲只好去央求外婆。叶剑秋亲自带了礼物去外婆家跪拜姨母，一口一声“大阿姨”地叫着，外婆被她叫得心也融化了，终于答应下来。外公在外面还有两房姨太太，对家事懒得过问，母亲和外婆就真的代表娘家人，去杭州参加了“表姐”叶剑秋的婚礼。刚刚从“沐恩堂”毕业的“表妹”陶爱仁是“表姐”叶剑秋的傧相。婚礼那天，新嫁娘身着白色婚纱，在傧相的搀扶下，如芙蓉出水，缓缓走下礼车。就在那一霎，母亲听到新娘低低的、绝望似的耳语：“爱仁，触煞霉头了！我的高跟鞋鞋跟脱落了，走不来路了……”母亲搀着她的臂膀，不动声色地轻声安慰道：“勿要紧，我搀牢你，你跷起脚跟走，走慢一点就好了。”

整场婚礼叶剑秋魂不守舍，犹如被霜雪摧折的花蕾，再也打不起精神。她不住喃喃地对母亲重复着：“触霉头，触煞霉头了……”

蜜月是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蕾，绽放了，华光四射了，很快就凋谢了。大学毕业后的祖尧在银行继承了父亲的位置。三年后，一位清纯明丽的女孩儿飘然而至，只弹指一挥间，轻轻拿下叶剑秋的丈夫祖尧。昔日的浓情蜜意绕骨缠绵，转眼化为落花逝水，再难挽回。祖尧与妻子签下一纸离婚文书，价码是一百根金条，外加愚园路的花园洋房和一辆别克汽车。

母亲去叶剑秋家安慰“表姐”，叶剑秋正在替丈夫收拾整理劳燕分飞后的衣箱。她一件件地叠起丈夫的衬衣、西装、内衣内裤，装进一只只皮箱里，热泪急雨般落在祖尧的衣服上。母亲默默站在一旁，想帮把手，却被她用手势制止了。合上最后一只皮箱盖时，她猛地捂住脸，久久地无语凝噎。旋即，她如一只发狂的困兽般咆哮起来，仿佛被谁施了魔法，她化作了横扫天地的龙卷风。收拾好的衣箱被打开，衣物一古脑儿掀翻在地，西装衬衣领带是风暴中的飞沙走石，上下飞舞。她不知从哪儿抓起一把剪刀，向着祖尧的西装、领带戳去、剪去，不一会儿那些名贵衣服上已经千疮百孔。

母亲上前抱住她，哭着劝她说：“何苦呢，你把它们烧成灰，他也不会回头了。好说好散，大家日后还可以有来有往，你这样一闹，真是扯破面皮了，一点余地也没有了。”

叶剑秋愣住了，慢慢安静下来，呆呆地立在一片废墟似的碎衣烂衫之中。她止住了疯狂的哭喊，久久地望着母亲，目光呆滞，神情漠然，像一段被雷击毁的枯木。后来，她对母亲说：“命中八尺，难求一丈。我生来就是叶双红，偏偏改名叶剑秋。改得了名，改不了命。一心想嫁个能白头偕老的丈夫，恩恩爱爱、平平常常地过一辈子，此生也心满意足了。想不到我从广东逃到上海，从陶家姆妈的‘外甥女变成祖尧家的豪门儿媳，最后还是逃不出前世注定的如来掌心。”

离婚后的叶剑秋在前夫留下的豪宅里开派对，办沙龙，家中五日一堂会，十日一舞会，整日周旋于上海滩一群名媛贵妇和巨商富贾中间。叶剑秋锦袖翩跹，蛾眉宛转，将昔日祖尧的那些关系，都系在了她的石榴裙上。

母亲不懂她要做什么，手里握着一百根金条，一辈子也吃不完的，何苦跟那些红男绿女周旋？母亲很担心她的“表姐”。

“你当我欢喜那些臭男人？当我是买醉贪欢？‘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剑秋的纤手做出兰花指，用昆曲道白向母亲念道，“从今后，奴愚痴不再，‘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君不见，人情险恶，浊浪滔天。我叶剑秋素手纤纤，偏也要拨云覆雨，搅它个地覆天翻！”

母亲听懂了她这些戏词，只是弄不懂她到底还要做什么？她说，她要做股票、赚钞票。要那些有钱有势的男人为她所用。女人有钞票才有底气，不然就给男人掼来拎去，连块揩桌布也不如！靠爹娘，靠男人，全不如靠自己。一百根金条是死水，赚进来的钱是活水，为什么不趁现在尚是月貌花容，凭钱生钱呢？

从此，叶剑秋不仅自己做股票，还带着母亲一起做。她给母亲介绍了几个做股票的高手，都是靠纽约、伦敦、香港的长途电话做股票的。叶剑秋指导母亲说：“他们叫我们买什么就买什么，叫我们抛什么就抛什么。赚了，他们分百分之十。”

“赔了呢？”母亲问。

“赔了哑子吃黄连。”“表姐”拍拍母亲的手，“做啥生意都有风险，天下哪有只赚不赔的生意！”叶剑秋倒是很真心诚意地告诫母亲：“你爹爹还有两房姨太太，将来钞票落在谁手里讲不定的。老公去了英国，你是好意思向爹娘伸手，还是好意思问公婆讨钱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万一陈家大少爷变成第二个祖尧，他拿得出一百根金条吗？男人里能有几个家财万贯的祖尧？如果你老公拿不出钱，你能杀他剐他？你能奈之若何？手里那点陪嫁钱，够你和儿子活几年？”

叶剑秋一番话，说得母亲面孔上阵阵发热，脊背上阵阵发寒，“我是把你当做亲姐妹，才会说得这么戳痛人。天下最靠不住的就是情字。”

从那以后，母亲破釜沉舟，把自己的陪嫁钱，几乎都交给了叶剑秋，由她一手经营操办。母亲说：“赚钱大家分，赔了算我命中注定。每笔投资若赚了，除了交给操盘手一成，一定再交给叶剑秋一成。自己能赚多少算多少，总比让钱闲着好。”此后的几年里，叶剑秋一丝不苟地替母亲经营着她的陪嫁钱，仗着她里里外外的关系，也仗着她的强悍精明，总是赚多赔少，为母亲赚的钱，已比本钱多了数倍。

得知刚从英国回来的陈占祥意欲休妻再娶，叶剑秋对母亲说：“他当离婚就是上唇碰下唇，一句话就算数？困扁头了！离婚也要有本钱，让他拿金条出来，拿得出就放他一马，不然免谈。花钞票才买得起称心如意！其实，他拿不出来你也不怕，问他要钱不过吓吓他，煞煞他的威风罢了。这些年赚的钱，还不够你过一辈子？男人有啥了不起！离了男人自己过更快活，看我现在怎样？”

叶剑秋终生未再嫁。解放前夕，孑然一身，带着万贯家产，先是去了香港，又转道去了美国，从此音讯渺然。

一言定乾坤的外公

有钱撑腰壮胆，更兼叶剑秋的开导，母亲决定离婚。那时外婆已经过世，家中另一位亲人是姐姐陶爱德。但这位姐姐一日三餐都吃在麻将桌上，连自己儿女的事情都懒得过问，哪还顾得上妹妹？母亲只好去找外公商量。外公闻讯后火冒三丈，拳头把桌面擂得“咚咚”响，“女儿离婚，我坍不起这个台。你要离婚的话，先登报跟我断绝父女关系！”

在那个年代，外公疾言厉色的警告无异于宣告女儿的大逆不道。外公同时找来父亲，训斥道：“男人在外面纳三妻四妾，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我根本不闻不问；但家中正房的名分休想动一丝一毫。我陶家二小姐是陈家明媒正娶的长房长媳。你出国整整八年，她在家侍奉公婆，辛苦教子，恪守妇道，何罪之有？你若敢不仁不义，逐发妻下堂，休要怪我手下不留情！”

父亲和陈家都深知这位岳丈一言九鼎。在上海滩经营多年的陶老先生财大气粗，黑白两道如履平地，如今江河日下的陈家决不是岳丈的对手。父亲的一个堂兄曾向外公借了三千大洋开夜总会，这位堂兄生意兴旺后得意忘形，背后四处扬言：“老子不赖账，就是不还账，你陶家能将我怎样！”外公闻此言，二话没说，一个电话打给了巡捕房的弟兄。当晚，一帮巡捕冲进他的夜总会，抓了一群舞女和“嫖客”，查封了这位堂兄的生意，同时讨回了他欠外公的三千大洋。外公将三千大洋全都分给了众巡捕，自己分文不取。不久，这位堂兄因飙车肇事身亡，丧身在一辆美国大兵的卡车轮下。外公说：“我陶某为义气两肋插刀，一掷千金不眨眼，可谁敢在我眼里揉一粒砂子，我一定给他颜色看。”

面对强悍的岳丈，父亲知难而退。外公与女婿约法在先：妻不可休，家不可弃，丈夫必须对妻儿尽责。但男人在家之外有红颜知己，发妻不得过问。这又是外公为女儿定下的金科玉律。出嫁时，母亲顺从了。选择离异受阻，母亲又顺从了。

后来母亲对我说：“冥冥之中，无论何时何地，总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我欠下的情债，大概要用我一生的不幸来偿还。”

外公在父亲头上悬了把剑，也给了父亲一条拾级而下的台阶。父亲不得不在两个女人中间周旋，不停地奔走于上海、南京之间。一边是无辜的儿女和妻子，一边是情深意长的柔丝·黛。解放军进入上海，使家庭的格局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迁，这一切是父亲母亲及柔丝·黛所始料不及的。柔丝·黛是头脑清醒的职业女性，她对政治的敏感来自于她在外交生涯中的职业本能。在政治与情感的冲突中，她理性地倾向于前者，但她又从不曾放弃过心中只属于自己的圣地。面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共产党政权，她理性地选择退却。我对父亲说：“她的这种抉择，像男人而不像女人。若是我，天平上的砝码永远向情感倾斜。”

告别柔丝·黛

柔丝决定回英国，告别的日子到了。

我至今记得，那天父亲带着我，陪柔丝去了南京路上的“永安公司”。他们一起挑选着丝绸披肩、绣花睡袍、绣花拖鞋之类的丝绸衣料。我还记得柔丝把米色的绣袍在身上比量着，在镜子跟前照来照去，笑盈盈地向父亲征询意见。爸爸也为我买了些东西，一辆蓝色的小三轮自行车，一个白底印着紫花绿叶的小暖水袋，还有一些精美的儿童画册。

走到一个卖童帽的柜台前，柔丝说要送我一顶帽子。她把我抱起来，向售货小姐要了一顶红色有遮阳宽檐的呢绒帽子，扣在我头上，在柜台的圆镜前照了又照。

我一把揪下红帽扔在柜台上，指着墙上一只海蓝色镶兔毛边的帽子大叫大嚷：“这个！这个——”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喜欢天蓝色。柔丝把蓝帽子戴在我头上时，我急忙紧紧地捂住帽子，开开心心地在柔丝颊上吻了一下。

柔丝笑了，用洋腔洋调的中文说：“你要对我说什么？”

我想了想说：“谢谢！”

柔丝又笑起来。我这样近地面对着她的微笑，两粒和她牙齿一样明亮的珍珠耳环，在灿烂的笑容中闪烁，栗色的发髻上，插着一朵小小的珠花。她抱紧我，还给我一个热吻。我心里漾起一股暖暖的热流，忽然喜欢起这个栗色眸子里闪着星星似的亮光、发间散着淡淡水仙花香气的英国女人。我把头俯在她肩上，双臂环着她的颈项。她别转头，在我耳边轻声地呢喃着：“I love you,I love......”她温热的呼吸像电流从耳畔传遍全身，心里传来莫名的悸动，因为这也是父亲对我说过的话。

午餐时来到一家咖啡厅。我长大后问父亲，才知道那是南京路上“基督教青年会”楼下的咖啡厅，离国际饭店不远。

咖啡厅里很暗，每张桌面的金属烛台上，抖动着一朵小小的火苗。门前的通道两旁，是两排火车座式的餐桌椅。父亲点了洋葱铁扒鸡和奶油蛤蜊汤，柔丝要了烤马铃薯配酸奶油，还有西式沙拉。父亲特地为我要了一份栗子粉布丁，上面加了一勺新鲜奶油，这是我最喜欢的。我一边吃着杯中的奶油，一边向四周东张西望。大门前的通道尽头是一个稍高出地面的舞台，向两面拉开的紫红色丝绒幕帘中，一个长裙曳地的女人，毫无表情地端坐在三角钢琴前，苍白消瘦的面庞在烛光中摇曳，悠扬舒缓的琴声从她的指尖流淌出来。

父亲和柔丝在若隐若现的琴声中轻声交谈，说的是我完全听不懂的英文。也许是父亲又一次向她描述解放军走进贝当路的那个雨夜，也许是请她理解他渴望做好北平规划的梦想，也许是倾诉自己对在异国他乡得到挚爱真情的感激，还有眼前的两难和无奈……这都是我成年后的揣测。

忽然，我看到柔丝哭了，哭得没有一丝声响。只见泪水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双肩发冷似的抖动。父亲默默地把一方白手帕推到她胸前，轻轻握住了她放在桌上的手。坐在她身旁的我，也觉得鼻子酸了起来，我推开跟前的栗子粉布丁，一点一点地挪到她身边，偎着她的肩膀。她越发难过了，一把抱住我，终于泣不成声。悲伤一定有扣人心弦的力量，我完全不明所以地跟着她哭了起来，哭得和她一样伤心。

她把我搂在怀里，抚着我的头说：“You are dadscopy（你是爸爸的翻版）。”她擦干泪水，重新把我放到身边的位子上，对父亲说了些什么，父亲马上翻译给我听：“柔丝说，她要走了。为了你陪她哭泣，她也该走了。”

我急忙说：“我不哭了，你不要走！”

柔丝好像听懂了，转过头对我笑起来。水晶一样的泪光，在她栗色的眼睛里闪烁。

柔丝从提袋里拿出一本书，递给父亲。父亲后来告诉我，那是邱吉尔在二战中的讲演文集《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面对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邱吉尔发表了无数次充满激情的演说，表现出要与“把人类文明推向深渊的法西斯”决一死战的勇气和决心。他的不屈不挠、大智大勇成了英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也是父亲和柔丝心中的偶像。尤其是一九四五年七月，如日中天的邱吉尔在英国大选中败给工党领袖艾德礼。对于这出乎意料的结局，邱吉尔平静地说：“对领导人不感恩戴德，是一个民族强大的标志。我奋起抗击侵略者，就是为了保证人民有罢免我的权利。”邱吉尔的这句话，是在“文革”的偶像崇拜年代，父亲告诉我的。因为那一晚，父亲在“牡丹牌”半导体收音机的短波波段中听到了邱吉尔谢世的消息。

“邱吉尔走了，英国人在圣保罗大教堂为他举行国葬。英国历史上，那里只为三个人举行过国葬——惠灵顿、尼尔森和邱吉尔。”父亲有些黯然地对我说。之后，就一直坐在西直门大杂院陋室的破沙发上，一晚上默默无语。我想起了柔丝·黛。临别前夕，她把邱吉尔的讲演文集赠给父亲，一定是希望父亲记住他们在邱吉尔时代共同拥有的岁月吧？

上中学时，偶尔从父亲的书架上抽出了柔丝送的书，吃惊地发现，书中的扉页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句中国成语：“骑虎难下”，下面的署名是“Rose Day”。“骑虎难下”前三个字被洇湿后又干了，这三个繁体字笔画很多，洇干后有些模糊。我猜想，这句成语一定是她请教哪位中国朋友后学来的，但不知那三个字是被谁的泪水洇湿了。是柔丝还是父亲？抑或是两人共同的泪水。

我们住在北京西单横二条的近十年中，每年圣诞节，父亲都会收到柔丝寄来的包裹。每到这时，母亲会别转头，悄无声息地走到其他房间去；父亲则不声不响地慢慢拆开邮包。我一动不动地站在父亲身边，任母亲怎样唤我也不理不睬，对那个来自遥远异乡的包裹充满好奇。包裹打开了，里面是永远不变的四双羊毛男袜，淡黄色的。两套本色羊毛衫羊毛裤。包裹中永远夹着一只白色信封，右上角一朵凸印出来的白玫瑰，信封里面是一张年年一样的中式宣纸信笺。信封信笺上皆空无一字，唯有一株淡淡的墨竹，凄寂而孤傲地在信笺的一角伸展着自己的枝叶……

一九五九年以后，西单横二条那座精美的四合院拆除了，我们搬到了复兴门外南礼士路的建筑设计院宿舍。戴了“右派”帽子的父亲不可能与国外有任何通信往来，柔丝无法知道父亲的地址行踪。父亲再也没有收到过柔丝的包裹，他们的最后一缕柔丝也从此真正一刀两断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九七九年，复职后的父亲调到了国家城建总局城市规划研究院。六十三岁的父亲，在制定《梁陈方案》的三十年之后，才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规划专业本行中来。当时一家国内的建筑公司要去香港发展，但国内的公司没有英国的建筑师执照，无资格在香港登记注册。不知什么人想起了父亲的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会员资质，在香港登记注册过“五联建筑与计划研究所”，便派专人向父亲协商，想借父亲的执照成立分公司。

父亲说：“会员资格是永久性的，但执照并非永久性的。英联邦的执照必须年年交执照费，就像汽车年年交牌照费一样。我有三十年没缴执照登记费，那个执照早过期了。”

“不对呀。”那位建筑公司的负责人说，“我们派人查过，你的执照费年年都是按时交的，根本没过期嘛！”

“天方夜谭！别说我的工资不够交执照费，就是有钱，国家有那么严格的外汇管理政策，怎么可能汇得出去呢？”父亲觉得那老兄真有些胡搅蛮缠。

来客也急了，“我们查得仔仔细细，你的执照费不是你自己缴的，是英国人给你缴的。”

“英国人？外星人吧！”父亲以为那人的玩笑开大了。

“不信，你自己去查，确确实实一直交着的。”来人言之凿凿，弄得父亲也将信将疑起来，连忙四处托亲朋好友去查实。调查的结果，连我也心潮澎湃。四十年来一直默默为他交执照费的人，正是柔丝·黛。若不是那次建筑公司要借执照，父亲也许永远都不知道柔丝为他所做的一切。

一九八四年，六十八岁的父亲再一次访问英国。在一次欢迎他的酒会上，竟与分别三十五年的柔丝·黛重逢。我想像不出他们重逢的场景，但我见到几张父亲与许多英国老朋友在酒会上的合影。握着酒杯站在人群中的柔丝仍然窈窕颀长，银色的晚礼服长裙简洁而得体，唯一的装饰仍是一串珍珠项链、一对珍珠耳环。若不是当年栗色的头发化作了满头霜雪，几乎看不出她是近七十岁左右的妇人。尽管我是唯一能与父亲谈柔丝的女儿，仍觉得有些话说不出口，不能问得太深。父亲自己说到哪儿，我就听到哪儿。

“她一辈子没结婚。但事业上很有成就，因为在外交上成功地处理过爱尔兰共和军的问题，她得到过英国女王颁发的勋章（处理的具体的问题及勋章的名字我忘记了，了解此情的人亦均不在人世）。”父亲说。

“是因为你，才不结婚？”我惊异于生活中真有这样的爱情神话。

“她说，被爱是一种幸福，去爱更是一种幸福。被爱是未知数，去爱却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是由自己来感受的。爱一个人，是自己的事，与被爱的人无关。她说，无所求地去爱一个人，思念一个人，是最自由的爱，也最不会受到伤害。”

上帝，这哪里是人间的爱情！“她应该是圣女，可以给上帝做老婆。”我半开玩笑地说着，马上又有点后悔，真怕自己亵渎了什么。

“我想，一个极强极自尊的女人，被情伤得太重之后，就会生出这样自我保护的下意识。她把爱情变成了一种宗教、一种信仰。她用最理想的光环装饰自己的爱情，把自己的情感奉献作为一种道德上、价值观念上的自我完成。”父亲的声音很平静，但我分明看到了他不时紧咬牙关咽下眼中的泪水，“她爱的人其实不是我，而是她用理想塑造出来的男人，一个不真实的我。因为距离，这种理想才得以保持。得不到的永远是美好的，所以，天下有情人勿成眷属才能永远有情。事实上，我是一个多么差劲的男人，我辜负了两个好女人。为了事业，为了男人的雄心，我放弃了爱情，也曾经放弃过家庭，结果是一事无成，三败俱伤，连你妈妈也是牺牲品。白居易说商人重利轻别离，我这个不是商人的男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父亲终于泪流满襟。

我想，那汩汩的清泪，在无数个不眠之夜，是不是会化作汹涌的江河波涛，撞得父亲心碎欲裂……

梁先生家的下午茶

在兄弟姐妹中，我是幸运的。我诞生在新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但新中国灿烂的曙光，照耀过我金色的童年。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金风送爽的十月，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我们一家在前门火车站下车，被接进了离火车站不远的“解放饭店”。

梁先生很快就请我们全家去清华新林院八号的梁宅做客。几十年后，父亲与我谈起与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仍记得清清楚楚。父亲说：“梁家并不豪华，却是最雅致的。亚麻本色的粗纺沙发扶手上，铺着拙朴的手绣纺织品。母亲觉得那些绣品很奇特，梁先生看出了母亲的好奇，便告诉她说，这是苗族姑娘做嫁衣的手绣，还有这些靠垫，也是从苗寨买来的。”

父亲立刻说：“我现在是靠在苗家姑娘的嫁衣上了。是不是要正襟危坐，非礼勿视才对？”旋即指着客厅条案上一座高一尺左右的石雕佛像说：“这里还有一尊古佛，更不可无礼。”

石雕很古旧，但上面的三尊佛像造型极美。

“看看像哪个朝代的？”梁先生问。

父亲连连摆手说：“我哪敢在梁公面前弄斧，我对古董鉴别一窍不通。”

林徽因对父亲笑了，指指梁先生说：“正好给他一次老王卖瓜的机会。”

梁先生讲了佛像的来历，但父亲只依稀记得那好像是辽或是北魏时期的作品。

母亲回忆说，我曾围着一只造型简洁的陶猪走来走去，看个不停。这让母亲很不放心，轻声告诫我说：

“不许动！”又转过头对林徽因说：“这是个小败家精，什么东西到她手里，稍不留神就叫她拆骨头了，非要打破砂锅问（纹）到底不可。”

林徽因笑着说：“她能看上这只陶猪，有眼力呢。这可是只汉朝的陶猪。”

母亲忙说：“阿弥陀佛！”一把将我拉到身边，“小祖宗，快躲开，不得了。”

林徽因大笑着走进屋去。不一会儿，拿出一只眼睛会闭合的洋娃娃举到我跟前说：“把它送给你吧。这是我们女儿的玩具，现在她都参军了，送给你正好。”

我欢天喜地地去接娃娃，母亲把我的手挡住了，“千万不要。女儿长大了，这是个纪念品。”

林徽因指着我说：“人家叫我徽因妈妈呢，这不也是我的小女儿了吗？”她轻轻拍拍我的头问，“对不对？”

我连连点头，忙把娃娃抱在手里，还补上了一句，“我忘了说谢谢！”客厅里响起一片笑声。

下午茶端上来了。红茶，绿茶，咖啡。还有一盘香气扑鼻的炸香蕉。父亲高兴地搓着双手，“这是在北京喝到的第一次下午茶。北京也有卖咖啡西点的店家吗？”

“当然当然。”梁先生一面为父亲斟茶，一面说：“过两天就带你去一家法国面包房，在东单。那儿有卖各种新鲜面包，还有西式糕点、培根肉、计司、黄油、意大利的萨拉米肠……”

林徽因还特地告诉母亲，那家的计司条做得极好，拿破仑酥和法式酸面包也不错。

后来，这家食品店成了我们在北京几十年采购西式食品的地方。它不久从东单搬迁到了崇文门同仁医院的斜对面，更名为“春明”，“文革”中又改名叫“井冈山”。三年前我回到北京，再也找不到这家商店了。但那家店铺里的氛围、气息和消失的古老京城一道，永远保存在我的记忆里。

喝茶时，梁先生兴奋地对父亲说：“这些日子太忙了，正到处招兵点将，把全国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到北京来。建系时，沪宁一带已经请了一批年轻的建筑师过来，大多是南京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像建筑系的吴良镛、程应铨、汪国瑜、胡允敬、朱畅中……现在都是青年才俊，将来必是擎天之材。还在邀请一些有资格做各部门领导工作的人。像戴念慈、吴景祥、赵深。在香港还有一个学生叫张镈，也准备写信去请他。大国首都的建设不仅急需都市计划人才，还需要建筑设计人才。这可不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有人在国内或国外受过专业训练，却没有实践经验；也有人实践经验很丰富，可没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要找到两全其美，又在同业中有口碑的人才，确是凤毛麟角。土建工程师和建筑师缺一不可，二者只有合作默契，才能造出品味高、效率高，并且经济实用的建筑。这是百年大计呀！”

父亲应答说：“这正是做规划最担心的事。规划做得再好，碰上蹩脚建筑师，就像碰上无厘头化妆师一样，把个羞花闭月的姣好容貌，做成一张大花脸，岂不是啼笑皆非。”

梁先生说：“衣服买得不顺意，顶多送人或丢掉；哪怕媳妇讨得不称心，一拍两散就是了。如果一片片的房子盖得不伦不类，那就是几十年上百年也无法纠正的错误。”

父亲说：“全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北京城，我真是诚惶诚恐，唯恐愧对先人和后人。北京是传承了几千年文明史的瑰宝，规划时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不然就是千古罪人，会像秦桧一样遗臭万年的。”

父亲说：“梁先生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把茶杯举起来，和我的茶杯碰了碰说，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那天的下午茶，梁先生只约了我们一家人，大约是想和父亲单独谈谈，多了解一些父亲以前的经历。他代表清华建筑系向父亲发出邀请，请父亲每周到建筑系讲一次规划学。他说，清华有一个专门研究北京城建问题的小组，还要介绍父亲认识建筑系的“四大金刚”：程应铨、汪国瑜、朱畅中和胡允敬。梁先生亲自带他们一起出席北京城市建设的各种会议，让他们尽快进入规划的实践领域。城市规划专业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年轻的科学，在中国更是从零开始，几乎要先进行启蒙教育。

林徽因插话说：“最近有些机关部委，自己圈块地就盖起了房子，好像切一块豆腐那么简单。根本不知道要征询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意见，更不知道要事先征得有关部门批准。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连批地皮的人也不懂城市规划为何物，问题就更大了。”

梁先生说：“那就不是问题大，而是太可怕了。北京城需要整体保护，绝不可伤筋动骨的。”

父亲说：“西方工业革命的前车之鉴，中国不能重蹈覆辙了。当年曼彻斯特由于无秩序无计划地使用土地，住宅区和工业区混杂交叉，结果是水源污染、空气恶浊、瘟疫流行，曼彻斯特人口的平均年龄不到二十九岁！”

林徽因立即情绪激动地说：“伦敦、纽约何尝不是如此？半个世纪前的拆烂污，几十年都揩不干净。规划做不好，贻害百年。过去洋人在中国横行无忌，零敲碎打地乱造些不伦不类的洋房，有些建筑简直是恶俗不堪，在他们国内都是不入流的，却到我们这儿来耀武扬威，破坏了堂堂古都的优雅格调。今后这种荒唐事休想在北京重演。”

父亲和梁思成夫妇年龄相距十几岁，但谈起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似乎有说不尽的共同语言。父亲的一口宁波官话谁听起来都费劲，不得不改用英文交谈。林徽因突然兴奋起来，她感慨地说：“这么多年，还没碰到过一个英文这么漂亮的中国人，真过瘾呢！”她歪着头，好像要重新认识、打量眼前这个肤色黑得像马来人一样的“陈先生”，并亲昵地改称他为“占祥老弟”了，“喂，占祥老弟，你是地道的中国血统吗？”

“徽因大姐，你以为我是菲律宾土著吗？”父亲也歪着头，睁大眼睛盯着林徽因，把原来称呼的“林先生”改成了“徽因大姐”。

“那你为什么英文说得那么好，中文说得谁也听不懂呢？”

父亲说：“浙江话也是中文嘛！”

梁先生说：“没关系，我们都是语言天才，不消两个礼拜，就能听懂你的陈氏宁波官话。”

林徽因说：“还是让他用英文讲课吧，这样效果一定更好些，建筑系学生的英文水平都不错的。”

从此，父亲在清华每周一次的上课，用他蹩脚的宁波官话，实在用中文讲不清的概念就改用英文词汇替代，或索性都讲英文。父亲总是每周上课的前一天下午从城里赶到清华，当夜就住在梁先生家里，第二天上完课再返回城里。

逃离北京小学

父亲每次去清华，我总要吵着跟他去，因为我惦记梁家的下午茶。大人喝茶时，我就在沙发周围转来转去，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跑到沙发背后，悄悄摸一下金岳霖先生卷曲的假发套，想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洋法官？一会儿挤到梁先生身边，把脸贴在他的耳边，想知道从眼镜后面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一会儿把鼻子靠近徽因妈妈的头发，想闻闻她是不是和柔丝·黛一样有水仙花的香水味？

“Areyoupolicewoman(你是女警察吗)？”父亲把我拖进怀里，“怎么忙成这样？”

“你们什么时候演戏呢？”我问。

他们喝茶聊天一时兴起，会用英文对读莎士比亚或萧伯纳的台词，会背诵济慈、勃朗宁、雪莱的诗句，还喜欢听巴赫或舒伯特……

我完全听不懂他们的台词，但那种场景让我觉得有趣，那种用完全陌生的语言表现出的情绪，深深地吸引着我的好奇心。我会聚精会神地、安安静静地听，认真盯着他们的每一张面孔。下午茶后，如果天气很好，大家就一起去清华园散步。林徽因两年前做过肾脏手术，很少和大家一同出来。高大的金岳霖先生走在前面，我走在父亲和梁先生中间，牵着两个人的手，要求他们把我拎起来“打秋千”。每悠起来一次，就高兴得哇哇大叫。

深秋金子似的夕阳，在稀疏的枝叶后闪耀，清华园那样静谧而深邃。梁先生问父亲：“要不要给贝蒂找个幼儿园？”贝蒂是父亲给我起的英文名字。

父亲摇摇头，“我不喜欢幼儿园。管束太严，压抑孩子天性。”

“孩子不过集体生活，不懂集体生活的游戏规则，将来要碰壁的。”梁先生说。

上小学时，梁先生终于说服父亲，把我送进了北海附近寄宿的“北京小学”。我几次和上层床铺的小女孩鹿鹿共同策划潜逃，均未遂。初冬的深夜，我和鹿鹿穿着睡衣赤着脚，不知深浅地往宿舍门外逃，被舍监阿姨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抓了回来，第二天早上就发烧。父亲和梁先生第三天顺路来看我时，烧已经退了，像没事儿人一样。梁先生为我带来了他访问苏联时买的糖果。巧克力糖硕大无比，每颗都有小鸡蛋那么大。还有一些果酱夹心糖，可更吸引我的是那些花花绿绿的美丽糖纸。

有家人来看我，别提多高兴了。我冲上去，牵着父亲和梁先生的手就往操场走，俨然一副主人模样，“我带你们玩儿去！”

父亲对梁先生说：“领教领教我女儿怎么人来疯吧。”

初冬的傍晚，操场上人不多，天也不算太冷。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主人，一心想款待来看望我的客人。“咱们玩儿理发吧！”我建议。

我把梁先生按在了操场的秋千上坐好。还安慰父亲说：“你先看着，下一盘跟你玩儿！”

梁先生笑着眯上了眼睛，却合不拢嘴：“今天梁伯伯做一回刘胡兰，任杀任剐啦。”

“眼睛闭好，要洗头了。”我学着给母亲洗头的女理发师的样子，把手指插进梁伯伯的头发里，不停地抓来挠去，还嘟嘟囔囔地念叨，“肥皂进眼了吗？要擦擦吗？要不要加一些发蜡？”梁先生噗哧一声笑起来，“这是哪国戏法？”

父亲说：“她刚刚迷上《西游记》，想必是唐僧取经路上学来的。”

“四联学来的。”我理直气壮地解释，边说边从兜里掏出一团猴皮筋儿——那是我们女生下课跳皮筋用的。此时旁边围上了几个等待食堂开晚饭的其他班级小女孩儿，我愈发起劲了，用五颜六色的皮筋儿，给梁先生扎了满头的小辫，自言自语地说：“拽疼了吗？疼就给你吹吹……”

身旁几个小姑娘看得手痒痒，上去把父亲也按在了秋千板上，七手八脚地为父亲扎起了小辫儿。父亲笑得直弯腰，小姑娘叽叽喳喳地笑着，高声嚷着：“别动别动，一会儿就好！”

不一会儿，梁先生和父亲就满脑袋都是朝天辫儿了。父亲指着梁先生的头说：“希特勒的水雷！阿尔伯特港里多得很！”

梁伯伯笑得喘不上气儿，“看看你自己，一只狼牙棒！”

他们终于上了梁先生自己开来的小克莱斯勒，门关上那一刻，我忽然难过起来。我几次逃跑，就是因为想家，想得夜里会哭醒。每个周日晚上要送我去学校，从中午起就吃不下饭了。此时看着车窗里满头小辫子的父亲和梁伯伯，我猛地捂住脸，背转身飞跑起来，一路跑一路哭。

梁先生对父亲说：“不强求她了吧，还是转学到家附近的小学去读书吧。”

就这样，我离开了寄宿的北京小学。

触摸古都灵魂

我清楚记得父亲刚到北京时那种神采飞扬的样子。北京珍藏在他心中多年了，他像熟悉手上的纹路那样熟悉北京的大街小巷。说起北京胡同的名称，哪条街与那条胡同相邻，父亲脱口而出，很少有误。一九八八年初抵美国时，他只要研究一会儿地图，在美国居住多年的朋友开车，走错路时，他都能一清二楚地指点迷津。每次带我们出行时，父亲对环境及道路的博闻强记都令梁先生吃惊，“你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吗？怎么比我还轻车熟路？”

父亲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我天生就应该学规划吧！不过，我对北京的了解都是书面的，这对做规划来说是太不够了，一定要走遍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了解了每一处细节，才有资格说话。”

父亲的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任命登在了《人民日报》上。为了规划调查的方便，市政府派给他一辆银灰色的华沙车、一位专职司机。壮心不已的父亲正式走马上任了。

车里坐不下那么多一同出行的同事，父亲就索性和大家一道骑自行车，他说这样穿胡同进小巷更方便。冬季的北京干冷，父亲脱下西装，穿上厚厚的蓝制服棉袄，裤子塞进一双褐色的长筒皮靴里。一顶褐色的硬毡帽扣在头上，护耳在两颊呼扇着，头顶还有一小撮红毛。他一进家门就跺脚搓手，摘下眼镜，擦着镜片上的雾气。我跑上去端详父亲，指着他的帽子说：“像驴耳朵国王，《格林童话》里的。”

父亲指指头顶说：“东安市场买的。没看见胡同里磨剪子磨刀的老汉，就戴这种毡帽，十足的京味儿吧？”

母亲用上海话轻声嘟囔：“不贰不三，出洋相。”

父亲笑着把帽子挂上衣架，“人家梁公说很有创意，林先生还说，可以去参加巴黎的时装发布会呢！”

父亲说：“北京历史文化的表现是丰富而多元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是城市生命力的源泉。规划师的责任是发现这种多元性，并协调这种多元性趋于和谐，满足不同人群对城市多种功能的需要。”因此，父亲对北京的观察，绝不止于建筑物，不止于他所看到的干部或知识分子的圈子。连北京的贩夫走卒、卖浆者流的生活形态，甚至他们的穿戴、吆喝，都作为一种独特的城市景观而进入他的视野。

胡同里经常传来千奇百怪的叫卖声，若父亲在家，一定会同我们一道跑出门去看个究竟；什么用糖稀做的猴子爬杆、小耗子上灯台，什么爆玉米花、大米花，什么铁蚕豆、炒黄豆、红绒花、糖瓜、小金鱼、小鸡雏……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位须发灰白、慈眉善目的回民老汉。他总是身着干干净净的玄色衣衫，头戴洁白的回民小帽，裤脚用黑色的绑腿扎紧，黑色的和尚鞋口露出白色的线袜。墙外传来“烧饼果子嘞——”的吆喝声时，我焦急地仰起头，充满期待地望着母亲的脸。

母亲伸出一只手指说：“讲好一礼拜只买一次的。”我急忙转过脸，向父亲救助。父亲拍拍我的头说：“去跟妈妈说，今天是星期日，法外开恩一次吧？”

于是，我牵着父亲的手，飞奔出大门口。高声呼叫着：“马爷爷，马爷爷！烧饼果子——”

老汉笑呵呵地掀开藤篮顶上一条洁白的小棉被子，篮子底的油纸上，一边是排列得整整齐齐的芝麻烧饼，一边是金黄酥脆的炸焦圈。夹着焦圈的烧饼还没递到手上，我已经咽口水了。父亲每次都会兴致盎然地和小贩们交谈：家住哪里？在北京多少年了？每天在外面卖几个小时？附近这一带，有多少人和你做同样的生意？挣的钱够不够维持生计？

我转学到西单横二条小学读书时，老师把几个同学分配到我家参加课后学习小组。其中有个王姓男生，他父亲在西四牌楼附近开牛羊肉店。一位姓邢的女孩儿，父母在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隔壁，经营“义利食品店”。一个姓冯的女生，家人专卖江米切糕、艾窝窝等北京小吃。还有一个叫任友善的男生，他的父亲是个医生，开着一家私人诊所。父亲每次都喜欢向他们问东问西：家的生意怎样？固定客户多不多？住家离做生意的地方有多远……

有的同学一问三不知，父亲就索性带上我，去他们家店里买牛肉，买枣泥切糕，买“义利食品店”的奶油冰砖、乳白面包……父亲成了这些同学父母的“固定客户”，也成了他们的朋友。

母亲对此很不以为然，笑说父亲像查户口的，应该改行去派出所上班。父亲说：“一座城市像一个人一样，是一点一点地成长起来的。邻里之间的来往，商家之间的关系，大大小小的生意人、小生产者、自由职业者和他们的固定客户、散客之间的关系等等，都形成了一种城市经济的供求关系，这可以说是生产关系之一种；由此派生出来各种人际关系、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心态情感，这便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一个城市的建筑是这种文化的载体，它承载负荷的文化传统是这个城市的灵魂。城市是有性格、有情感的。犹如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世界上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城市。底特律和纽约不同，阿姆斯特丹和巴黎不同，伦敦和彼得堡不同。园艺师不能让天下的花朵都开成一种颜色，建筑师、规划师也不能让全世界的城市都只有一张面孔。”今天想起父亲这些话，我想加一句，在Party上人们都会为“撞衫”而难堪，在城市建设上，泱泱古都北京为什么要去和西方的大城小镇“撞衫”呢？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幸而我们没有从头到尾跳人家的“伦巴”、“迪斯科”，否则中国会受到世界的尊重吗？

规划师对一座城市的独特性格必须了如指掌，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它的文化传统、它的独特风格和个性。做规划时，要慎重考虑地区原有的生产关系，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文化形态。千万人的谋生就业、生活方式，不可一把推倒，拦腰砍断。一定要在保护旧的基础上发展新的，这叫尊重本民族的文化历史，也是自尊自重。一个不尊重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一个不尊重历史传统的规划师，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不配做规划师。

父亲就这样骑着车，背负着守护北京古都历史文化的信念和使命，和他年轻的同事们走遍了北京的犄角旮旯，回家后就兴奋不已地讲他的所见所闻。

他经常感慨，中国老祖宗上千年前就能建成这样的城市，简直是大智大慧。我们今天如何同原来的环境相融合，把保护古城有机地组织进新城建设的总体中去，是一种高难度的挑战。不过，越有挑战性才越有魅力。

晚饭过后，父亲常常点上一支烟，坐在餐桌边，对着餐厅墙上一张很大的北京地图沉思默想。有时，上中学的哥哥衍庆会凑上去，指着地图问来问去。我也连忙跟过去，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只是非要坐在哥哥旁边。父亲却真的指着地图讲了起来，而且讲得极认真，好像我们是清华建筑系的学生。假如我们今天还稍稍懂一点儿关于北京古城的知识，便得益于儿时在父亲身边的耳濡目染。

“爸爸，咱们家在哪儿？”我指着密如蛛网的地图问父亲。哥哥衍庆一声不吭地指出了西长安街上我家的位置。父亲拿了一支铅笔当教鞭，为儿女们当起了北京城历史和土地分区状况的启蒙教师。

“看见这个凸字形的区域吗？北京城这个凸形轮廓，早在一五五三年就形成了。”

“北京最早的城市就是从一五五三年开始的吗？”哥哥问。

“比这早多了。”父亲显然很高兴大儿子的提问，顿时眼睛里有了光芒。他指着地图说，这一带，最早的都邑可以追溯到周朝的燕国，称为“蓟”。到唐朝时，这里成为“幽州城”，是现在广安门一带，当年范阳节度使的驻地。

哥哥说：“安禄山、史思明的‘安史之乱就是从这里发动的吧？”

“你历史学得不错嘛！”父亲愈发高兴了。

“我是猜的。”哥哥老老实实地说，“我记得历史老师讲过范阳节度使，所以猜想到‘安史之乱。”

“那你知道‘燕京八景和这里的关系吗？”父亲问。几乎是文盲的我，无限崇拜地看着哥哥。

“居庸叠翠，卢沟晓月，玉泉垂虹，西山晴雪……”哥哥掰手指算着，“还有……”

母亲凑过来说：“还有琼岛春荫，银锭观山，金台夕照，蓟门烟树，对不对？咦，做啥这样看我？”母亲用手指点点满脸惊异的父亲说，“这有什么稀奇？为了跟你来北京，我查过很多书的！”

“蓟门烟树，就是这其中的八景之一了吧？”哥哥指着地图，“这里不就是蓟吗？”

“说得不错。”父亲那支充作教鞭的铅笔在地图上指来划去，津津有味地向我们描述起北京城历史和各区域土地的使用功能。

我们陆续从父亲那里知道，元朝时建了元大都，西段城墙为夯土所建。明攻陷元大都后，将城墙南移，原来元朝的夯土城墙就荒废了。年深日久，土墙上长出了葱茏的柳树林。柳荫如海，碧波荡漾。如烟的薄雾在起伏的柳浪中穿行，被称为“蓟门烟树”。

公元十世纪三十年代，北方少数民族辽的势力壮大起来，五代的石晋不敌辽人，就把幽、燕、云等十六州割让给辽。辽人把当时的幽州城做了都城，更名“南京”，幽州也称作燕。

到北京后不久，我的大弟弟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父亲为他取名陈燕庆，燕字取自燕京的燕。上小学时，“陈燕庆”三个繁体字笔画繁多，难煞了刚刚六岁的弟弟。父亲就选了笔画很少的“方”字，把弟弟的名字改成了陈方。

之后，更北方的金人异军突起，灭了辽，又把孱弱的宋朝廷逼到了江南，金人改“南京”为“中都”，作为都城。金人对北宋东京汴梁的发达繁华垂涎不已，将汴梁宫殿的珍贵石材木料，大批手艺超群的匠人，随金军掳掠到了中都。金人大兴土木，中都的规模不断扩大，并在今日的中海北海修建了离宫。

十三世纪初，元灭金。中都惨遭兵燹浩劫，只有中海北海的离宫尚存。元世祖忽必烈住进了琼华岛上的离宫。一二六七年元朝开始建都时，完全承袭了宋代汴梁首都“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祖制，还保留了汉人的宫门楼观，宫墙角楼、护城河、石桥、御路、千步廊等种种古制，它的市中心就是今日的故宫和北海中海。元是来自大漠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视水源如生命。令郭守敬亲自主持了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和玉泉山水入元大都的水利工程。两泉进“翁山泊”（昆明湖）后，分流为两股。一股由石渠进入什刹海，流入通汇河。另一股经由金水河流入皇宫，专供皇室使用，遂流入护城河，亦汇入通汇河。元朝对水源苦心经营，无论是引水的石渠，还是城内地下暗沟，施工规模之大，工程质量之精良，为历朝所不及，也为后代奠定了可贵的城市下水道基础。因有着丰沛的水源，又有畅通的运粮水道，南来的漕运船只可直接在什刹海北岸停泊，成为通汇河的终点码头。附近的钟鼓楼一带也成了闻名遐迩的商业中心。

民国初年始，每年端午至七月十五，什刹海畔荷花市场开放，表演杂耍的，卖小吃的，摆鲜果摊的应有尽有。盛夏的日子，什刹海边成了市民消暑纳凉娱乐的好去处。到了七月十五的“中元节”，扎法船，放河灯，盂兰盆会……荷花节在熙熙攘攘的高潮中结束。

明成祖朱棣从南方迁入元大都后，用心良苦地将都城中轴线向东移了约一百五十米，并将正阳门、钟鼓楼也随之东移，以取得整条南北中轴线的畅通无阻。此举缘由是朱棣不满之前的中轴线被什刹海拦腰切断，破了风水。同时，皇宫背靠北面的屏障景山，倚山而峙。山顶的亭子居高临下，成为皇城南北的中心点。但明朝对水源的重视远不及元朝。以致河道淤塞，漕运不畅，水源枯竭，什刹海码头日益衰微，风光不再。

明正统元年，不满八岁的皇帝朱祁镇登基。其时正值大明帝国政通人和，仓丰廪实，海内升平，皇太后召先朝贤臣良相入朝辅政。为向天下人昭示大明财力雄厚及少年皇帝睿智英明，便于正统元年十月初十，命太监阮安、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等率军士、匠人及民夫数万人，历时四年，建成了京师九门城楼。

记得有一次父亲和我们讲起正阳门就是前门，号称国门（元朝时为丽正门），与地安门遥相对应。国门系帝王之门，黎民百姓不得近前，只能走两侧瓮城的门洞。每当皇帝往天坛祭天，或去先农坛亲耕时，天子的御辇方可出入此门。

“正阳门就是香烟盒上的‘大前门吗？”哥哥问。我也忙问：“还有一种香烟盒上的‘哈德门是谁呀？”

爸爸说：“一点不错，正阳门就是大前门。哈德门也叫海岱门，是今天的崇文门，位于正阳门东侧。崇文门元朝时叫文明门。它的左边瓮城有一座镇海寺，寺中有一镇海大铁龟。商人进京经商，入崇文门是要缴关税的。崇文门的严法苛税令外埠商贾望而生畏，提及崇文铁龟无不色变。京城汇通祠后的汉白玉分水兽‘镇海石螭，德胜桥下的‘镇海牛和‘镇海石龟被称为帝都的‘镇海三宝。”

父亲带我们去宣武门内“烤肉宛”，一边翻动着铁板上滚烫的羊肉大葱和香菜，一边讲起了离“烤肉宛”不远的宣武门。父亲告诉我们，宣武门在元朝叫顺治门。明英宗建成京都九门后，改文明门和顺治门为崇文门和宣武门，取国家在“正阳”左右文治武安的意思。正阳喻天子，朝阳门取代元朝的齐化门，也是众臣民心向天子之意。而平则门改为阜成门，则源于“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之典。

宣武门外就是菜市口刑场，押送囚徒的刑车都从这里出城，百姓称之为“死门”。不过，明朝时刑场设在西四牌楼，称“西市”。斩刑在西边牌楼，凌迟在东边牌楼。到了清代，刑场从西四牌楼迁到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宣武门的瓮城箭楼上置有五门铁炮，每日午时炮声震天撼地，供京城校时之用，是为“宣武午炮”。

京城西面的阜成门与东面的朝阳门东西对称。来自京西门头沟和斋堂的送煤车均由此门进京。煤大多是由驼队、骡马车运送的。我幼年时，胡同里还可见到负重的骆驼慢悠悠地徜徉而过，我会追出大门去跟着走很远。回来告诉母亲说，骆驼的眼睛很好看，是双眼皮，睫毛浓浓密密的，眼神一点不凶。煤与梅谐音，为讨个好彩头，煤商们募捐出资，在阜成门瓮城门洞内刻了一朵大梅花。每至初冬，浩浩荡荡的送煤队伍进入阜成门，京城家家户户的煤炉里就有了红红的炉火、融融的暖意。

到了金风送爽，京城九库粮仓填仓之际，朝阳门大门洞开。高远的蓝天里鸽哨悠扬，水果摊新上市的京白梨、香沙果、玫瑰香葡萄在阳光下香飘四方。朝阳门瓮城中，送粮的车马如过江之鲫。门洞里一束石刻谷穗是送粮农人的喜神。若是年成好，送粮的日子，成了农人的节日。

东直门在元时称崇仁门。瓮城内外聚集着来自京郊的小商小贩，买卖陶釜瓦罐、锅碗瓢盆、针头线脑等日用杂货。王公贵胄、文人雅士不屑与之为伍，亦鲜少光顾此门。但瓮城庙中有一座药王的雕像栩栩如生，堪称形神兼备的上乘佳作。

与东直门对应的是西直门，父亲每次带我去清华，多会路过西直门。父亲说，西直门门洞中有一块汉白玉水纹石雕。这又与“燕京八景”的“玉泉垂虹”有关。相传西郊玉泉山，遍地皆泉。水澄似碧，清洌甘甜。金章宗完颜璟，数次游玉泉山，意犹未尽，又到此地建“泉水院”为避暑胜地。至乾隆时，有人报之泉水中有一镇海宝塔，塔影可随水涨落。乾隆惊异，欲探究竟。命放水深掘时，赫现一石碑，上镌“玉泉山下第一泉，塔现原身天下反”。乾隆惊骇失色，遂命放水没塔，并御笔亲书“御制玉泉山天下第一泉”，立碑于玉泉畔，此后清宫用水皆取自玉泉山。每日清晨，插着龙旗的送水车队第一个进入西直门。每辆水车上置四个木水桶，上覆绣龙苫布，络绎不绝地招摇过市，成为京城一道亮丽的风景。

父亲还说，北面的德胜门是将士出征之门，取意马到成功，旗开得胜。而安定门是将士凯旋之门，战后万事太平安定。京都九门中，八座瓮城中都建的是关帝庙，唯有安定门瓮城里建的是真武庙。

童年时，我对父亲的讲话似懂非懂。等我长大以后，渐渐懂得了父亲的谈话，却一切都已时过境迁。中轴线被斩了首，雄伟蜿蜒的城墙，浩渺的“蓟门烟树”，仙境般的“玉泉垂虹”，早已荡然无存；能诉说人间冷暖、天地沧桑的四千多条胡同，以每年拆除六百条的速度消失……古老的帝都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渐行渐远。

做《梁陈方案》之前，父亲曾经常和梁伯伯共同出行考察老北京的土地区域划分。父亲说，北京的各个区域功能明确而科学，就像一个聪明能干的主妇，把家里的格局安排得井井有条，又有很高的审美品位。想想看，假如在长安街插一片吴哥窟，挤一个西敏寺，摁上一幢纽约帝国大厦，再横一栋克里姆林宫，这样的北京不是成了一锅大杂烩吗！

但是，老北京的土地划分和使用却是极有条理的。紫禁城是皇城的中心，内府官员的住宅区大都在皇城之内。行政机构的各衙署安排在皇城附近的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如兵部、工部、户部、刑部、礼部、宗人府、钦天监、翰林院之类。紫禁城四周是为皇宫服务的机构：火药局，染织局，酒醋局，盔头作，油漆作，花炮作，御马圈，缎库，帘子库，经版库，米盐库……

北城、西城、东城聚居了大批的王公贵胄。官园附近的慎郡王府、果亲王府，护国寺南面的庄亲王府，麻线胡同的顺承郡王府，廊房胡同的康亲王府，劈柴胡同的简亲王府，东城铁狮子胡同的和敬公主府，东四十条的愉亲王府，东四头条至三条的怡亲王府，弓匠营的恒亲王府……北京上百座王府中，最大的就是恭王府了。此系清道光帝六皇子恭忠亲王奕訢的王府。建筑面积为四十六点五亩，后花园占地三十八点六亩。是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王府。又如后海北沿46号，最早是康熙年间大学士明珠府的一部分，乾隆年间成为和珅别墅，光绪时为醇亲王府。占地二十五亩，房屋建筑面积2800多平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为宋庆龄故居)。东城新鲜胡同有慈禧弟弟桂祥的桂公府，他的女儿就是慈禧指婚给光绪的成孝定景皇后隆裕。叶赫那拉氏一门两代女人都是大清皇后，桂公府被人称为“凤凰巢”。

民国时期，孙中山、黎元洪、袁世凯、曹锟、徐世昌、蒋介石等政要，分别在东城张自忠路二十三号，王府井大街二十七号，后圆恩寺胡同七号，东城锡拉胡同和东四六条（现128中校园内）居住过。

在王府豪宅星罗棋布的住宅区，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就是为这些住宅区服务的内城商业区。米市大街、马市大街、羊房夹道、驴市胡同、羊肉胡同、缸瓦市……从街道名称中即可看出商业经营之内容。

走出外城，前门大街以东是简陋的工业区和比较初级的商业区，如打磨厂、大冰窖胡同、细米胡同、草厂胡同、豆腐巷、鲜鱼口、果子市等。正阳门大街以西的商业则繁华得多。最著名的有大栅栏、珠宝市、钱市胡同、煤市街等。崇文门外有花市、草市、巾帽胡同、瓷器口……

还有许多地方，从地名上就可以知道土地使用的性质。作坊类的譬如晾果厂，油房胡同，酱房大院，铜厂子，铁匠营，东、西弓匠营等。城市的仓储功能集中在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如北新仓、海运仓、南新仓、旧太仓、兴平仓、富新仓等。

正阳、宣武、崇文三门之外还驻有全国各地省府州县的会馆，这是由同乡的商贾、书生或同业者组织起来的机构团体。用今日话来说，会馆是各省市县的驻京办事处，也是各省进京赶考举人们下榻的“招待所”。还有一些属商业或同行业会馆，如石匠会馆、弓箭会馆、棚匠会馆等。

在清光绪年间编纂的《顺天府志》中，记载北京近二百五十多条胡同里，建有会馆四百多所，像湖广会馆、南海会馆、绍兴会馆、奉天会馆等，历史上很多著名人物都在会馆中留下过身影。坐落于宣武区南横街的粤东新馆，诞生过戊戌变法时的保国会，也留下过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的足迹，但它终于在一九九八年成了拆房民工锄镐下的一片废墟。

跟着梁先生逛大栅栏

父亲刚来到北京时，梁先生曾亲自驾车同父亲去前门或琉璃厂。跟父亲和梁先生一起逛前门和大栅栏，是我一生中清晰而快乐的记忆。

梁先生带我们逛大栅栏。先后去了劝业场、六必居、内联升、瑞蚨祥、张一元茶庄等老字号店铺。父亲和梁先生在劝业场走马观花地走了一圈，就匆匆离开了。走进“六必居”后，却流连忘返。

“大雅大雅。”父亲赞不绝口，“一个卖酱菜的店铺，能有如此韵味，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六必居这三个字真是严嵩手迹吗？”

梁先生说：“不可考，民间传说而已。这里的每一家店铺，都有数不清的传说故事。别人的国家才一百多年历史，我们一个‘六必居就四百多年历史。这是明世宗嘉靖九年就有的店铺，算算看，多少年了?”

父亲轻轻地叨念着：“嘉靖九年，一五二二加九是一五三一……可不是，四百一十九年历史！”

店铺中大大小小酱缸一律是青花瓷的，每个瓷缸上都烧有“六必居”三个大字。店铺里干净整洁，一尘不染，瓷缸上扣着锃光瓦亮的玻璃盖。八宝酱菜，虾油卤乳瓜，螺丝转儿，酱芝麻金丝，酱渍灯笼椒,蜂蜜糖蒜……父亲买了两小篓螺丝转儿和八宝酱菜。我至今记得那盛酱菜的小篓子上封着一张写有“六必居”字样的红纸，鱼篓状酱菜罐像一件精致的工艺品，让人爱不释手。

父亲说：“仅这笔酣墨饱的‘六必居三个字就已经把人镇住了。古老的青花瓷，拙朴的小篓子，一方艳红的封纸，素雅中跳出一朵亮丽。这种美学品位，看着似不经意的素面朝天，其实‘不经意中有深不可测的文化积淀，我们学建筑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美学上的启发和灵感。”

在清华建筑系讲课时，父亲谈到过自己在“六必居”的感受，想不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这也成了父亲的罪证之一，而且因此被戴上“学术骗子”的帽子。

“内联升”建于咸丰三年，也是一家百年老店了。店门前红柱黄瓦，描金绘彩，与“六必居”典雅素净的风格迥然相异。梁先生说：“最早的店主叫赵廷，开的是家“朝靴店”。取名“内联升”，即是平步青云、连升三级的意思。朝中官员对“内联升”趋之若鹜，老板生意如日中天。”父亲说：“这就对了，他的店铺装潢和他的‘内联升风格完全协调，俗艳到极致也是一种美。”

“瑞蚨祥”绸缎庄的创始人叫孟鸿升，济南章丘人，据传是孟子后代。在青岛、上海发迹后，第二代传人孟洛川在光绪十九年进京闯天下。先在前门鲜鱼口一带立足，到民国初年就已经扩张为京城最大的绸缎庄，同时还开办起东、西鸿记茶庄，东、西鸿记绸布店，鸿记皮货店等。

“什么叫‘瑞蚨祥？”我问父亲。

“‘瑞蚨祥是这家铺子的名字，就好像你的名字叫陈贝蒂，爸爸的名字叫陈占祥。”

我对父亲的回答不以为然，“可是，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这三个字中，我只认识半个字，那就是“蚨”字左边的那个“虫”字，这还是不久前刚学来的。“为什么卖布的商店里要有一个大虫子？”我还是不停地刨根问底。

“大虫子？”梁先生哈哈大笑，指着“瑞蚨祥”的大门匾说，“你说对了，这个‘虫和这个‘夫加起来念‘蚨，它就是一种虫子。蚨是古时候传说的神虫，一母一子。孩子如果要飞远了，母亲就把自己身上的血涂在它身上。这样，不管孩子飞多远，永远都不会忘记母亲的气味，永远都不会忘记回家的路。古人把蚨比喻成铜钱。瑞呢，就是多的意思。祥呢，当然是吉祥，是好的意思。你说说，‘瑞蚨祥是什么意思？”

“瑞是多，蚨是钱，祥是好——就是多钱好呗！”我终于弄明白了“瑞蚨祥”的意思，非常高兴地说，“噢，‘瑞蚨祥就是财迷脑袋壳的意思！”

梁先生大笑起来，并告诉父亲，天安门前升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就是由“瑞蚨祥”提供的布料。一九四九年七月，梁先生担任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大会筹委会成立的“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顾问。一九四九年九月，梁先生根据政协对原国旗应征方案的修改意见，删去了原方案大五角星中的镰刀斧头图案（国旗的设计者是上海的一名普通职员，这个图案是从全国无数征稿中评选出来的），亲自改进了四颗小星的方向，并以坐标绘制了第一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国旗的标准图，还撰写了制作说明。

傍晚时，父亲邀梁先生去“便宜坊”吃烤鸭。梁先生说：“没吃过大栅栏的小吃，就不算来过北京。咱们今天就在小摊上吃个酒足饭饱。”父亲一听，眉飞色舞。

我记得那是一辆有轮子的车子，中间的方玻璃罩子里，放着砧板、各式调料和羊肚。罩子外侧有一口冒着蒸汽的大锅。大家坐在玻璃罩四周的条凳上，就着跟前一尺来宽的“桌面”，在一盏“嘎斯灯”下吃起了老北京的爆肚。两个蓝边大海碗放到了梁伯伯和父亲跟前。头带褐色毡帽、颈上搭了一条白毛巾的老板浓眉细目红脸膛，看到两个身着长呢大衣、戴眼镜的客人坐在他的摊位上，格外殷勤关照，不时笑眯眯地向他俩询问：“再来点麻酱？添点香菜不？辣椒油？”……父亲是第一次吃爆肚，而且是在小摊上，吃得不亦乐乎。梁先生还特地让老板烫了一小壶“二锅头”，和父亲边吃边喝边聊。

父亲从大碗里拨了一点爆肚给我：“先尝尝，很好吃的。”

我看着那些黑乎乎的爆肚皱起了眉，“我不要吃黑毛巾条条。”

“嘎斯灯”下吃爆肚的客人都笑起来。不远处的一个摊位上飘来阵阵甜香，我扭着脖子向那边张望着。

父亲起身走过去，不一会儿，父亲端着一个小碗向我走来，“快尝尝，这个你一定喜欢。”

梁先生看了看说：“杏仁茶！又香又甜的杏仁茶——我最喜欢啦，你再不吃，我可要抢走啦！”

我连忙站起来，喝了一口，果然很好吃。白色乳浆一样的杏仁茶，不稀不稠不腻，有一股淡淡的杏仁清香，碗面还撒了几点红色的“金糕”（山楂糕）粒。红白相间，比“黑毛巾条条”好看多了。

吃着爆肚，喝着“二锅头”，梁先生和父亲讲起了大栅栏，“全聚德”吊炉烤鸭和“便宜坊”焖炉烤鸭的区别，皇上御笔题字的前门“都一处”……连围着摊子吃爆肚的“短褐穿结”客人们，也争先恐后地加入了他们关于天桥大栅栏和前门的话题。

梁先生说：“大栅栏原名‘廊房四条。明清时代，为了京师重地的治安保卫，重要的胡同口都设有木栅栏或铁栅栏。有达官贵人居住的胡同，夜间不但铁栅栏关闭，还专门有兵丁值班守夜。清顺治年间，光是栅栏门就有1755座。‘廊房四条在清朝时已发展为一条很繁华的闹市街，为防匪盗滋事，修了一座极大的栅栏，被称为‘大栅栏。”

吃完爆肚，梁先生为我在小摊上买了一包姜汁麻花。麻花又薄又脆，外面挂了一层黏黏的姜汁味道的糖稀，洒了一些芝麻。这是我一生难忘的美味，因为此后我再也不曾吃到过这种麻花。梁先生说：“就是用报纸作包装纸不太好。”父亲说：“那有什么？英国的‘Fishchips(炸鱼片)都是用报纸包着的，几乎成了一种传统，不用报纸包着，鱼就没味儿了似的。”

古老的北京是一座活的历史博物馆。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像它这样，孕育着如此浩瀚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每当从媒体上看到一座座古墓被发掘出来的消息，父亲常会自言自语地叹息：“祖坟不断地被掘出来，跟文物一样宝贵的古城，却被活活地埋进坟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起做梦的日子

自辛亥革命至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近代北京曾做过两次城市规划。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占领北平后，人口激增，一九三八年已达160多万。尤其是驻北平的日本人，从一九三六年的四千人剧增至四万多人。侵略者为了保障自己国民的安全，日本人于一九三八年成立了伪建设总署，编制北平规划。他们选择了远离北平市区的西郊五棵松一带作为日本人的“居留民地”，建立日本人的“新市区”，以避免与中国人混居而产生安全隐患。他们提出“整个北京城及其周围地区（包括宫城、万寿山、小汤山、长辛店等名胜古迹）统一规划，作为观光都市，设置观光道路，连接南苑、通州、永定河和白河”。强调“城内仍然保持中国意趣。万寿山、玉泉山及其名胜地作为公园计划，在此范围内乃至于周围的庭院、树木、庭石、山川，仍采取中国的式样。将来准备恢复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希望尽力保持中国文化”。（City Planning of Peking.1937—1945 Akoza Koshizawa）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七年五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北平市都市计划研究”的报告，其中比较瞩目的两点是：“整理旧有的名胜古迹，历史文物，建设游览区，使之成为游览城市”。另一条是“发展文化教育，提高文化水平，使之成为文化城”。（《北平市都市规划》资料第一集，1947年）

这是两个在动荡岁月中不曾真正实施的规划。日本人虽然建设了“居留民地”，但很匆促简陋。令人诧异的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在“保护中国历史文化”上竟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共识。

归国后的三年，因为战乱，父亲一直无缘抵京，而北京的规划无一时不萦系于心。经过两个多月的奔走考察，对未来北京的规划基本有了感性的认识。更让他庆幸的是，随时随地可以同梁思成夫妇这一对良师益友相互交流想法。

在此之前，梁先生对北京未来的规划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方案。历史悠久的北京规划早已成熟完美，无法把一个庞大的新中国首都行政中心再硬塞进旧城，它的功能已经饱和了。父亲说，犹如一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主人在里面生活了很久，各式家具都各得其所，使用时得心应手，风格也协调统一。即使有些已经破旧，修补一下不仅无伤大雅，还更增添了岁月沧桑的韵味。突然有人非要把一大堆新家具塞进老房子，可房子里挤不下了，每一件老家具又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怎么办？把旧院子拆了，在废墟上建新院子？把黄花梨、紫檀木砸了，把锯末板、胶合板做的家具搬进去？把真正的宣德炉扔进废品收购站，把琉璃厂的仿古青铜供起来？

梁先生曾设想，以早年西郊五棵松一带的日本“居留民地”为基础，设计成为一个新的市中心。把新市中心迁出老城的初衷，就是为了尽全力保护北京古城的风貌，把北京建成一个如华盛顿那样的、没有大型产业的行政中心，如罗马、雅典那样的历史文化名城。

父亲为自己与梁思成先生的看法再次不谋而合欢欣不已，但父亲对原方案的选址提出了意见。他说，日本人的“新市区”与老城区距离太远，他们完全置老城区的开发于不顾，是因为顾及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敌视和冲突，出于对自身处境的不安和恐惧，希望日本人“居留民地”离中国人越远越好。今天若从大北京的区域规划考虑，必须周密筹划新行政中心与旧城的关系。父亲建议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一带，使之成为老城西长安街的延伸和连接新旧两城的纽带。同时，把钓鱼台、玉渊潭等建成新的公园和绿地，相当于老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那样；再把南面的莲花池也组织进新的规划中来。这样，新行政中心就可以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的生活、商业、服务区，背靠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向莲花池和丰台铁路交通总汇，形成北京的第二条中轴线。

父亲曾有些担心梁先生是否能接受他的这个建议。当他把这一建议的理由讲清楚之后，梁先生却高兴地说：“This is a very goodidea（这是个非常好的好主意）！”

“梁先生兴致勃勃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让我既意外，又感慨。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从善如流的美德，只有胸襟坦荡、虚怀若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多年后住在康奈尔大学城时，父亲向我提及这段往事，还同时讲到了林徽因。他听说梁思成夫妇在接受了国徽设计的竞标任务后，林徽因最先设计的是一个充斥画面的大天安门造型。但当她看到清华国徽设计小组中高庄先生的小天安门造型时，非常惊喜地说：“小天安门的创意比我那个大的好。这样的空间感反而使进深更辽远，天安门更宏伟壮观。”于是，林徽因毫不犹豫地否定了自己的方案，竭尽全力向周恩来总理推荐高庄的创意。高庄先生是个极有才气和个性的艺术家，调他进清华建筑系时，曾有人担心他恃才傲物，不好相处。但梁先生惜才如命，执意调他进来，还说：“只要有才有用，我先敬他三分。”

“能和这种大家风范的学者在一起共事，是人生的幸运。你看到的不仅是才情和智慧，还能看到人性中动人的光芒，它激活周围每个人心中美好的东西。”父亲说。

那些日子，他们都格外兴奋，因为在北京的规划上越谈越近，越谈越有谈不完的话题。好像他们不是才相识了两个多月，而是很久以前就一直在等待着相聚的那一天，等待着共同去做这件大事情。

父亲说，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新林院八号和梁思成夫妇、金岳霖、程应铨畅谈关于北京城未来的蓝图，在温暖的梁家客厅里编织着他们共同的北京梦。在他们心中，明天的北京，将是一座有着世界最独特景观的东方花园。在世界各国首都中，很少有哪一座都城像北京这样，拥有位于市中心的南海、北海和什刹海那样大片的水面和绿地。

他们计划将来以“三海”为中心，把中南海围墙拆除，让“三海”与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连成一片。北面以什刹海、积水潭为船码头，登船缘北直抵昆明湖。沿途两岸遍植垂柳，形成一道绿色长廊，游船在柳荫下缓缓驶过两岸精巧的小型码头和水边公园。这样，历代帝王的离宫就与城市环境紧密结合到了一起，把皇家的禁苑变成人民的绿地和公园。

其他的日坛、月坛、地坛、先农坛，还有金鱼池、莲花池、玉渊潭和钓鱼台也都可以成为开放的城市景观。未来应当在天安门T形广场建成美丽优雅的中式长廊。通透的中式长廊可以使园内的景观与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相呼应，也可以与城内的景观融会贯通。市民们能坐在长廊中憩息，廊中一侧是皇苑内的楼台亭阁、湖光山色，另一侧是长安街的繁华街景，那时的古都才真正成为老百姓自己的城市。

金岳霖先生大笑着说：“你们的计划尽是水中月、镜中花。老佛爷从陵寝中爬出来的话，一个个都推去午门问斩！”

林徽因说：“去午门之前，天安门前的‘千步廊也一定要恢复，那是一曲千古绝唱！”

梁先生说：“北京周围的城墙长达四十公里，这是北京旧城的边界和最宏伟壮观的纪念性标志，也是城市建筑形体上的重要遗产，未来一定要把它建成举世无双的——”

“空中花园！”梁先生的话还没说完，父亲异口同声地和梁先生一起说出了这四个字。

回忆起这段谈话，父亲神色黯然。39.75公里城墙，目睹过历史上多少刀光剑影、朝代更迭。它是北京古城披满征尘的战袍和盔甲，和这座城市的百姓共过患难和甘苦，它世世代代活在北京人的情感和记忆里。如果把它完整地修复，宽达十米多的城墙顶上可以栽花植树，城楼角楼开辟成小型展览馆、图书馆、老人活动中心、少年之家或文化馆，还可建茶室、咖啡厅、出售老北京工艺品的小商店……城墙顶上的面积足以供数十万人登高远眺，散步赏月，亦可在清晨健身习武打太极。引永定河水入护城河计划成功的话，阻碍城门口交通的环城铁路就向较远方向迁移，拆除后的空地与护城河一起组织成和城墙平行的绿带公园。想想吧，城墙上是可以登高望远的“空中花园”，城墙下是夏季可以放舟垂钓、冬季可以大展身手的护城河溜冰场，加上我们原有的城内“三海”，未来城外新行政中心的玉渊潭、钓鱼台、莲花池、金鱼池；还有从什刹海通往昆明湖的游船河道……那时的北京，不仅是一座浩瀚的中国文化博物馆，还拥有诸多的水面和绿地公园，它们成为北京空气的天然调节器。我们还拥有世界上最富创意的近四十公里的绿色“空中花园”，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拥有如此宏伟壮美的城墙，它一定会成为世界建筑历史上的又一大奇观。全世界将有多少旅游者涌向这里！它在建设中付出的代价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古老的帝都北京将迎来她生命中最辉煌的未来。

即使是在四十年后的康奈尔，说起被埋葬的梦想和自己为之付出过生命中的盛岁年华，父亲仍禁不住动容。不管梁先生后来主持了多少次批判“右派分子陈占祥”的大会，他从来都没有一句对梁先生的怨言，“任何时候，做人做事都要设身处地。如果我和梁先生的位置颠倒一下，我不能保证自己就比他做得更好。”父亲对我说，“我理解梁先生的处境，也永远珍惜我们一起做梦的日子，我们一起竭尽全力守护过这座堪称稀世珍宝的古都，她未来的蓝图，是蘸着我们的心血画成的。我们都太爱北京了！我们见过国内外那么多的城市，正因为见得多，才有比较，才更清楚北京有多么独特、多么珍贵；她是世界所有城市中独一无二的，任何城市不具有与北京的可比性。然而这些唯一的、别人永远不会有的宝藏，都被一天天地推倒了、铲平了，代之而起的是和西方各城市大同小异的高楼大厦。可我们心中的北京，永远和我们的理念同在。”

《梁陈方案》的诞生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当时的聂荣臻市长在西长安街六部口北京市政府办公大楼主持召开了城市规划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市各部门领导、在京的苏联专家。中国方面的专家有梁思成、陈占祥等人。

早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以阿布拉莫夫为首的十七人苏联专家代表团已到达北京，此行的宗旨是帮助北京研究市政建设，草拟北京的城市规划方案。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梁先生应邀参加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来京的苏联专家在城楼上指着东长安街的一片空地说：这里可以建第一批行政房屋。梁思成先生对父亲说，此话令他心里一惊，遂又生出侥幸，以为苏联专家初来乍到，对北京尚不知情，随口说说而已。但那话总像一片阴影，让他一想起来就皱眉。

在六部口市府大楼的会议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居然正式提出要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巴兰尼克夫在《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问题的报告》中指出：

“第一批行政房屋：建筑在东长安街南面，由东单到公安街没有建筑物的一段最合理。第二批行政的房屋，最适宜建筑在天安门广场（顺着公安街）的外右边，那里大部分是公安部占用的价值不大的平房。第三批的行政房屋，可建筑在天安门广场外左边的西皮市，并经西长安街延长到府右街（《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问题的报告》，载于《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城市规划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1995年11月第2版）。”

巴兰尼克夫在报告中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现在北京市工人阶级占全市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以北京是消费城市，大多数人口还不是生产劳动者，而是商人，由此可以想到北京需要进行工业的建设（同上）。

巴兰尼克夫的话让父亲错愕。且不要说城市规划专家，任何一个受过系统城市规划专业训练的人，或稍有一些这方面专业常识的人，都不应该对一座千年古都做出这样无知的规划设想啊。

尽人皆知，北京和巴黎、罗马、伦敦、彼得堡等世界名城一样，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宝藏。若与其他城市有区别，那就是她不仅文物景观俯拾皆是，而且她本身就是一座应当被整体保存的浩瀚的中国历史文化博物馆。她的建筑规划在空间格局的运用上，数百年前就炉火纯青。中轴线上起伏有致的空间布局，从城市的任何一个角度都清晰展现的北京城优美天际线，壮阔的紫禁城建筑群，树海中优雅静谧的四合院，环绕古城的巍峨城墙……哪一样不令世人叹为观止！古塔祠庙、牌楼民居、城墙古刹，还有无数古老的胡同街巷，无数与周围百姓息息相关的学校、药铺、医院、餐馆，经营了上百年的一批老字号……一切都将随着庞大行政中心的挤进北京而消失，这意味着什么？

一座城市的建筑，并不是冰冷的砖石，它们是一个民族长年生存下来的经验和记忆，是先祖在历史长河中筚路蓝缕的足迹，是他们留给子孙的精神财富。每一代人，都是本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后人可以扬弃历史的糟粕，但不可践踏蹂躏先人留下的文化财富。不知虔敬感恩，不善待先人的遗留，后人必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么，这片土地上，还会有什么尊重、崇敬和关爱的美好情感吗？一个不尊重祖先的民族，就像一个不尊重父母的不肖子孙一样令人鄙夷。

组成一座古老城市的不只是建筑，还有与建筑共生的文化与情感。建筑师规划师的任务不是用推土机摧毁他们，而是要让它们变得更丰富、更美好。

再者，北京解放时的人口已有一百三十多万人，面积62平方公里。“三海”、故宫、各大公园约占去10平方公里。居民均集中居住于其余52平方公里的旧城，人口密度为21400余人/每平方公里，远远超出8000余人/每平方公里的现代标准。新中国中央政府军政机关未来可达15万人左右，加之安排他们的眷属，预估达60万人。行政机关所需要的面积，高于原皇城机构所需的三倍。已经拥挤不堪的旧城，怎么可能容下突然增加的60万人口？假如为这60万人口在城外建宿舍，他们每天在老城的行政中心上班，每年要增加多少途中往返的时间、能源方面的消耗？如果为了节约能源与时间，就近为他们建宿舍，那又要动迁多少老城居民？为拆迁户另择新居的成本，加上为行政人员在城内拆旧房建新房的成本，这将是一笔怎样耗资巨大的开支！

苏联专家发言后，会场上曾出现冷场。没有经历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想像不出“苏联老大哥”在中国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反苏和反共是同样罪不容诛的。

抵京两个月，父亲第一次出席这样的会议。三十三岁的人生旅途中，他从一座又一座的学校大门中走进走出，而且基本上是西方的学校，完全不具备在政治风云中斡旋的常识。出席这样重要的会议，他居然连出席会议的领导是何许人都不清楚,更遑论去揣测领导的意图及好恶。

“你知道参加会议的是什么人吗？”我曾直截了当地问过父亲，“有没有想过，假如你的意见和领导、苏联专家相左，会引发什么样的结果？”

父亲的回答是：“我当时根本没有谁是什么领导的概念，也没想过苏联专家如何。不管出席会议的是什么人，大家在学术上不是平等的吗？苏联专家不过是友好邻邦的客人，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北京的规划方案罢了。我们想做的，只是让北京的规划最大限度地接近科学、接近合理，这是想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多年受教育过程中养成的基本思维方式。所以，在苏联人阿布拉莫夫发言后，大家一言不发，冷场了很久，我就不假思索地谈出了自己和梁先生对北京未来规划的意见。当然，我们的意见和苏联专家是完全针锋相对的。”

在会上，梁思成先生和父亲同苏联专家进行了一场关于北京规划问题的激烈交锋。会后他们一致认为，此事关系一座千年古都未来的命运，作为规划专家，他们责无旁贷。他们经过反复商议，决定拿出一个具体的文字方案，全力以赴据理力争。

父亲回忆道：“我和梁先生商量，在观点一致的大前提下，他说他的，我说我的。会议之后，我画规划图，梁先生写文章。这就是方案出来的经过。”父亲还对我自嘲道，“用中文写文章，就像我讲北京话一样困难，我只好用图纸讲话。但文章的观点，我们是反复推敲的。梁先生的文笔好，仅次于太太林徽因。”

一九五〇年二月，长达两万五千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稿。梁思成先生自费刊印，上报有关部门和领导，成为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这份规划书的诞生和夭折，引起了国际建筑规划界的密切关注。三十八年后，父亲被美国柏克莱大学聘为该校享誉极高的“校董会教授”、密苏里大学的“埃德加·斯诺基金会教授”、“康奈尔大学访问教授”，也正是为了表达国际建筑学界对于为维护学术真理而勇于坚持的中国学者的敬意。

《梁陈方案》之纲要

针对苏联专家执意在老北京城内建设新行政中心的决策，《梁陈方案》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意见。

长达两万五千字的《梁陈方案》内容共包含三个部分：

一、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理由。

二、需要发展西城郊、建立新中心的理由。

三、发展西郊行政区可用逐步实施程序，以配合目前财政状况，比拆改旧区更为经济合理。

随文同时附有图纸及八项说明。

方案首先指出行政中心位置的确定，已是北京都市计划中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此决策引一发而动全身，务必慎之又慎：

“政府行政的繁复机构是这次发展中大项的建设之一。这整个行政机构所需要的地址面积，按工作人口平均所需地区面积计算，要大过于旧城内的皇城（所必须附属的住宅区，则要三倍于此）。故如何位置这个区域将决定北京市的发展方向和今后计划的原则，为计划时最主要的因素。”“如果原则上发生错误，以后会发生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关系北京百万人民的工作、居住和交通。”

梁思成先生欣然接受父亲的建议，修正了原拟在日伪时代五棵松日本人的“居留民地”建立新行政中心的计划：

“为解决目前一方面因土地面积被城墙所限制的城内极端缺乏可使用的空地情况，和另一方面西郊敌伪时代所辟的‘新市区又离城过远，脱离实际上所必需的衔接，不适用于建立行政中心的困难，建议拓展城外西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须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

接着，《梁陈方案》以大量篇幅，陈述了苏联专家主张在内城建立新行政中心的弊端，进一步阐明在西郊城外建新行政中心的理由：

一、“北京为古都及历史名城，许多旧日的建筑已成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它的形体不但美丽，不允许伤毁，而且它们的位置部署上的秩序和整个文物环境，正是这座名城壮美特点之一，也必须在保护之列，不允许随意掺杂不调和的形体，加以破坏。”

“如果大量建造新时代高楼在文物中心区域，它必会改变整个北京街型，破坏其外貌，这同我们保护文物的原则相抵触。”

二、针对苏联专家提出要在长安街沿线建设中央政府办公大楼的设想，《梁陈方案》指出，这是“欧洲十九世纪的大建筑物长线的沿街建造，迫临交通干道所产生的大错误”。

“以无数政府行政大厦列成蛇形蜿蜒长线，或夹道而立，或环绕极大广场之外周，使各单位沿着同一干道长线排列，车辆不断地在这一带流动，不但流量很不合理地增加，停车的不便也会很严重。这就是基本产生欧洲街型的交通问题。这样模仿欧洲建筑习惯的市容，背弃我们不改北京外貌的原则。在形体外貌上、交通系统上，完全将北京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和谐加以破坏，是没有必要的。并且各办公楼本身面向着嘈杂的交通干道，同车声尘土为伍，不得安静，是非常妨碍工作和健康的。”

“日后如因此而继续在城内沿街造楼，造成人口密度太高，交通发生问题的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则这次决定将成为扰乱北京市形体秩序的祸根……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将建设新行政中心计划误认为仅在旧城内建筑办公楼，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增加问题。这种片面行动，不是发展科学都市计划，而是阻碍。”

三、假如在旧城内建造庞大的中央行政区，“不但困难甚大，而且缺点太多”：“它必定增加人口，而我们目前密度已过高，必须疏散，这矛盾的现象如何解决？如果占用若干已有房屋的地址，以平均面积房屋计算，约需拆除房屋十三万余间，即是必须迁出十八万两千余人口。即使实在数目之有这数的一半，亦极庞大可观，这在事实上如何处置？”

“因为行政区建在城中，政府干部住宅区所需面积甚大，势必不能在城里解决，所以必须在郊外。因此住宿区同办公地点的距离便大到不合实际。更可怕的是每早每晚可以多到七八万至十五万人在政府办公地点与郊外住宿区间往返奔驰，产生大量用交通工具运输他们的问题。且城内已繁荣的商业地区，如东单王府井大街等又将更加繁荣，造成不平衡的发展，街上经常的人流和车辆都要过度拥挤，且发生大量停车困难。到了北京主要干道不足用时，唯一补救办法就是想到地道车一类的工程。一一重复近来欧美大城市已发生的痛苦，而需要不断耗费地用近代技术去纠正。这不是经济，而是耗费的计划。”

四、在旧城内建行政中心，势必出现拆迁、户口迁移、清理地基、重新铺设管道等一系列问题：“在迁移期间，许多人的职业与工作不免脱节，尤其是小商店，大多有地方性的老主顾，迁移之后，必须相当时间始能适应新环境。这种办法实在是真正的劳民伤财。”

之后，《梁陈方案》从八个方面论述了在“西郊近城地点建筑政府中心是全面解决问题”：

一、“因为根据大北京市区全面计划原则着手”，所以“今日设计必须依据大北京地理范畴，使各区平衡分布，互相联系，平均地向城外发展，以达到发展建设、疏散人口的目的。”

二、“因为注重政府中心行政区的性质是一个基本工作的区域。区域分工作、住宿、文娱休息三大种类，它们之间必须有极短距离的联系，为之交通。”

“这三种基本工作都应当同商业供应区域、市行政机关（其它服务工作之种种）及文娱休息地带有合理的接近……使它本身地位合理，同别的关系也合理，且在进行建设时不背弃旧的基础。西郊是经过这样的考虑而被认为能满足客观条件的。”

三、“承认建设行政办公地点主要是需要面积的问题。”

“我们实在不必、也不应该在已密集的，各有用途的古代所计划的旧市区中，勉强加入行政新建筑。”

“按现代科学的都市计划原则，建筑物同其前后空地布置是有严格比率的。多一座建筑物就必须多若干空旷的地区及若干交通线。大量建筑物就无法逃避它是大量需要地区面积的事实。西郊空址不但面积足用，且能保留将来发展余地。”

四、“是解决人口密度最基本而自然的办法。”

“现在北京市区人口密度过高和房荒，显然都到了极致，成了严重问题。”

“解决它们显然不能在原区界以内增加房屋，而必须先增加新区域，然后在新区内增加房屋……疏散人口，最主要是经由经济政策领导所开辟的各种新的工作，使许多人口可随同新工作迁到新工作所发展的地区。”“发展新工作区和其附属住宅区才是最自然的疏散，解决人口密集，也解决交通拥堵的方法。发展西郊新中心，利用原来‘新市区基础为住宅区，就是本此原则解决问题的，故最有考虑价值……在一个现代化城市中，纠正建筑上的错误和区域分配上的错误，都是耗费而极端困难的。计划时必须预见到一切的利弊，估计的愈科学、愈客观，愈能解决问题，愈不致为将来增加不可解决的难题，犯了时代主观的错误。”

五、“是新旧两全的安排”：

“所谓两全，是保全北京旧城中心的文物环境，同时也避免对新行政区本身不利的部署。”

“为北京文物的单面着想，它的环境布局极为可贵，不应该稍受伤毁。现在事实上已是博物院、公园、庆典中心，更不该把它变为繁杂密集的外国街型的区域。静穆庄严的文物风景，不应该被重要的忙碌的工作机关所围绕，被各种川流不息的车量所侵扰，是很明显的道理。”

“为行政中心设想，政府机关的中间夹着一个重要的文化游览区，也是不便的。文化游览区是工作的人民在假期聚集的地方。行政区是工作区域，不应被游览区所必有的交通量所牵连混杂，发生不便，且给游览休息的人民以不便。”

六、“是以人口工作性质，分析旧区、配合新区，使成合理的关系”：

“当我们将市的工作人口分成基本与服务及附属三大类时，旧区在用途上的性质已非常确定。最主要的为博物馆及纪念性的文物区，旧苑坛庙所改的公园休息区和特殊文娱庆典中心大广场。其余一部分为市政服务机关，以小部分为有历史的中学校及文化机关，一小部分为手工业聚集的区域。此外就是供应这些部门所需要的住宅区和必须同住宅区在一起的小学校及日常供应商业。”

“现在把东郊及东南郊基本功能定为工业区域，人口为工人，所连着的北面建筑他们的住宅区。把西郊基本功能定为行政，人口为政府人员，所连着的西面——已略有基础的‘新市区——建造他们的住宅区。北郊基本功能定为教育，人口为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也连着他们的住宅区。这样的分配是极平均的。它们围绕着有历史的旧城，使它成为各区共有的文娱公园中心和商业服务及市政服务的地点和若干住宅，也是便利而实际的。”

七、在大北京市中能有新中线的建立：

“旧城同新中心之间横贯着的东西干道，都毫无问题地可以穿出城垣（如复兴门，广安门，阜成门，西直门等）。最合适的是直贯这西郊政府中心的南北新中线（这条中线东距城垣约两公里，距新华门约四点二公里，距天安门约五点二公里）。这条中线在大北京的布局中确能建立一条庄严而适用的轴心。这个行政区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北面为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面则为丰台区铁路交通总汇（总车站及全国性工商企业业务员机关可设在这新中线上。东面又可同广安门引直，利用旧城若干商业基础。在文物点缀方面有白云观、天宁寺等）。一切都是地理上现成形势所促成，毫无勉强之处。”

八、能适当满足以上所举的十一个条件（从略）。

最后，《梁陈方案》以翔实的数据，说明“发展西郊行政区可以逐步实施，以配合目前财政状况”。

针对苏联专家提出在西郊建设中央行政中心比在老市区建设费用昂贵的论点，《梁陈方案》特将两处建设费用做了一个比较。

一、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的费用有以下七项：

1.购买民房地产费。

2.被迁移居民的迁移费（或为居民方面的负担）。

3.为被迁移的居民在郊外另建房屋费，或可鼓励合作经营（部分为干部住宅）。

4.为郊外居民住宅区修筑道路并敷设上下水道及电线费。

5.拆除购得房屋及清理旧址的工费及运费。

6.新办公楼建造费。

7.植树费。

二、在城西月坛与公主坟之间建造政府行政中心的费用有以下四项：

1.修筑道路并敷设上下水道及电线费。

2.新办公楼建造费。

3.干部住宅建造费。

4.植树费。

我以为不必再详细摘录有关章节的详细内容，究竟在哪里建设中央行政中心更合理，更经济，任何一位持常人之见的读者都不难得出结论。

《梁陈方案》的夭折

《梁陈方案》完成后，梁先生和父亲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

“我们用十几张图纸和两万多字的建议书完成了一份使命，后来才知道，这是要用一生去承担的责任。”晚年时，父亲曾这样向我感慨。

由于政府行政中心的位置久久不能确定，北京的一切计划就都无所适从。刚刚解放的北京，各大机关和企业都迫不及待地择地建房，因整个北京都市计划大计方针没有尘埃落定，各单位的建房用地便迟迟得不到批复。尚无任何法治概念的机关单位，自作主张地盖起了房子，圈起了地皮。若不煞住此风，北京城的局面将不可收拾。梁先生和父亲焦虑地期待政府能尽早地做出决定，他们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印发一百多份，送呈到中央人民政府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机关及首长处；同时，在一九五〇年四月十日，梁先生亲自执笔写了一封给周恩来总理的信，恳请总理能在百忙中赐阅，信中再三陈情“北京目前正在发展的建设工作，因为行政中心区位置之未决定而受到影响，所以其决定已到了不能再延缓的时候了。因此不揣冒昧，做此请求，如蒙召谈，请指定时间，当即趋谒”。

信发出的第十天，北京市建设局工程师朱兆雪和建筑师赵冬日双双横刀立马，枪戟上挑出了针对《梁陈方案》的战书。四月二十日，他们写出了《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大义凛然地支持苏联专家在旧城建立行政中心的计划。他们在《意见》中表示应将“行政区设在全城中心，南至前三门城垣，东起建国门，经东西长安街至复兴门，与故宫以南，南海，中山公园之间的位置，全面积六平方公里，可容工作人口十五万人”。

时隔不久，这场争论逐渐升温升级，父亲一直以为是学术之争的问题，被一些人指责为是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梁陈方案》选择的新行政中心位置，是“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还有许多耸人听闻的帽子从天而降。

在三十年改革开放中生长的一代人，很难想像当年这种论争方式。刚从英国归来不久的父亲也完全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把行政中心迁到城外，并不妨碍天安门成为领导人检阅群众的庆典中心啊，这和否定天安门有什么关系？”他曾大惑不解地向梁先生请教。

梁先生毕竟比父亲明晰得多，也清醒得多。父亲只记得梁先生的一句话让他怦然心动：“无论水多深，我们都只能向前走了。”

父亲说，他当时并不完全懂得梁先生话里的意思，只感到扑面而来的是一种义无反顾的勇气，霎时觉得和梁先生的心贴得近了。

父亲说：“别看梁先生要穿钢背心，但先生患灰质脊髓炎的脊梁，比健康人的脊梁还坚韧挺拔。他敢于坚持而不莽撞，他锲而不舍却懂得迂回。跟他一路同行，觉得很安全，很踏实。”

梁先生还是病倒了。他对父亲说，他们是不是只注重了新行政中心的规划，却忽略了旧城中心改造的可能性。

“我们那时只觉得新行政中心是当务之急，旧城规划可以稍缓一缓，这是几十年的大计。想不到这成了挨棒子的口实。我们决定先从天安门皇城周边的规划做起，以此作为新方案的补充部分。”父亲说。

我有些奇怪，“《梁陈方案》里并没有这个内城规划的‘补充方案吗？”

父亲说：“因为当时已经是四面楚歌，所以始终没机会公布这个‘补充方案。加上后来这么多年的动荡，我手边的图纸和文字都早已不知去向，也不知梁先生那里是不是还有存底？但这个补充方案确定无疑是做过的，因为有些图纸是我亲笔画的。”

“这一‘补充规划方案的设想是以城内‘三海为重点，其南面与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相连结，使历代帝王的离宫与城市环境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设计中曾有一个处理团城下金鳌玉栋桥的初步设想，并做了详细设计。这是从上述旧城改造的补充方案出发，把金鳌玉栋桥当做它与大高玄殿、景山连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看待。为解决桥上的车辆拥挤，在原金鳌玉栋桥的南侧，增建另一座新桥，将旧有的‘金鳌、‘玉栋两个牌坊搬到新旧两桥的桥头间空地。新、旧两桥作为上下两线，以解决交通困难；北海前的广场稍加扩大，作为车辆分流。广场东侧与大高玄殿相连，殿前两座花亭将给以保护，景山前的红墙改建为带漏窗的长廊，供游人坐憩。游人可以在这里前望故宫，后览景山……这个设计图的线条画成之后，梁先生兴致勃勃地亲自渲染，添色加彩。当时他疾病缠身，居然也和大家一起画了一个通宵。天将破晓，只见梁先生不顾一宵未合眼的疲劳，仍然躬着身子一笔一笔地画着，终于以他高超的渲染技巧完成了1∶200的通长画卷，脸上露出十分愉快的微笑。”

多年后，我在父亲《忆梁思成教授》中读到以上这段文字。尽管他们没有把这份“补充方案”公之于众，但他们还是又一次不折不挠地重申自己的主张。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梁思成不顾重病缠身，又一次致信北京市领导彭真等人，再次呼吁早日确定中央行政区位置，指出各机关企业的擅自违章乱建问题已不可等闲视之，“若任其如此自流下去，则必造成‘建筑事实，可能与日后所定总计划相抵触，届时或经拆除，或使计划受到严重阻碍，屈就事实，一切都将是人民的损失。所以我们应该努力求得行政区大体方位之早日决定。”（梁思成1950年10月27日《致彭真同志，聂市长，张、吴副市长，薛秘书长信》，林洙提供）

这厢里两位书生为守护一座千年古都呕心沥血，奔走呼号；那厢里其实大计方针早已定夺，拆除旧城的声浪日益汹涌。面对一位早已大计在胸的执政党领袖，梁思成和陈占祥无疑成了与风车战斗的唐·吉诃德。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苏联专家组组长阿布拉莫夫在与梁思成、陈占祥交锋时，不得不在关键时刻使出杀手锏，亮出了毛泽东主席的口谕：“政府机关在城内，政府次要的机关设在新市区。”（《苏联市政专家组组长阿布拉莫夫在讨论会上的讲话摘录》，载于《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城市规划》第一卷，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1995年11月第2版）

“当时彭真给我讲了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央服务；还告诉我‘要使北京这个消费城市改变为生产城市。‘有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曾指着广场以南一带说，以后要在这里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梁思成《文革交代材料》1968年11月林洙提供）

毛主席又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

读到林洙女士书中的几句话，让我心中疑窦尽释：“‘文革中披露出某中央领导人曾说：‘中南海皇帝住得，我为什么住不得？‘有的教授要把我们赶出北京城（林洙《建筑师梁思成》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版）”。

我终于明白，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学术争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北京西长安街六部口市政府办公大楼的规划会议上，苏联专家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必须是全国的大工业基地，”“要把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才与首都的地位相称(高亦兰、王蒙徽《梁思成的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思想研究》载于《世界建筑》1991年第1—5期)”的规划思想，以及在旧城建设行政中心的主张，令毛主席大悦，欣然批复道：“照此方针。北京市的规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即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扩建（王军著《城记》彭真秘书马句1999年8月20日接受采访时的回忆）。”

东交民巷操场立即被占用，开工建造政府机关。

梁先生决定孤军上阵，最后一搏。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五日，梁思成又一次致信周恩来总理，希望“在百忙中分出一点时间给我们或中央有关部门做一个特殊的指示，以便适当地修正挽救这还没有成为事实的错误（梁思成《致周总理信——关于长安街规划问题》载于《梁思成文集》第四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但回答他的，是公安部、燃料部、纺织部、外贸部……一栋栋表情雷同的现代办公楼，在古老的帝都拔地而起。北平解放中不曾毁于战火的北京，却要毁于建设。这是父亲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的。

梁思成真的忍无可忍了。他直言不讳地对父亲说：“毛主席可以领导政治、经济，但他根本不懂建筑。他领导不了建筑，彭真也一样。党的领导可以不是内行，但外行必须尊重内行，不能乱指挥。”

这样的话，梁先生可能不止对父亲一个人说过。

“你当时怎么回答呢？”我问。

“我说，无知可以原谅，无知而有权不仅不能原谅，而且危险可怕。”父亲说。

为了北京规划，梁先生和彭真争得面红耳赤，他理直气壮地对彭真说：“在政治上你比我先进五十年，在建筑上我比你先进五十年（《一代宗师梁思成》郭黛姮、高亦兰、夏路编著）！”

一九五三年六月，中共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该小组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办公，被称为“畅观楼小组”。苏联专家被聘请到小组中指导工作，一些党的干部和政治上坚定的技术人员成为“畅观楼小组”骨干，从此，北京城市规划纳入党内研究的范畴。

“由党组织制定城市规划，这很滑稽。”父亲说，“照这样下去，北京饭店厨房的菜单都应该由党委研究，加多少油盐酱醋也该党委讨论。”

“畅观楼小组”成立后，梁思成、陈占祥、华揽洪等原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不再参与北京市总体规划编制。

此后，中共北京市委的“畅观楼小组”制定出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明确指出北京的性质为“北京不只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且还应该迅速地把它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

“旧北京是在封建时代建造起来的，不能不受当时低下生产力的限制，而当时的建设方针又完全是服从于封建阶级意志的……”

“必须坚决打破旧城市对我们的限制和束缚，对北京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与风格，进行规划和建设。”

“要迅速改变城市面貌。在五年内，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以及其他主要干道要基本改建完成，并逐步向纵深发展。”

“展宽前三门护城河，拆掉城墙，充分绿化，滨河路北侧修建高楼。故宫要着手改建。”

“中心区建筑层数，一般是四五层，沿主要干道和广场，应以八、九、十层为主，有的还可以更高些。”

“城墙、坛墙一律拆掉。”

“中南海及其附近地区，作为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中央其他部门和有全国意义的重大建筑如博物馆、国家大剧院等，将沿长安街等重要干道布置。”（《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1958年9月刊于《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城市规划》第一卷，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1995年11月第2版）

由于国内外形势的骤变，“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出现及中苏冲突的公开化，该总体规划草案没有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正式批复。但“文革”前的北京城市建设基本就是照此方针进行的。

梁思成、陈占祥、华揽洪等专家对此方案进行过尖锐抨击，结果是陈、华二人的政治生命与古都北京同葬于废墟。梁先生虽幸免于难，亦遍体鳞伤，气息奄奄，《梁陈方案》从此夭折。但这段写在古都历史上的文字，是刀斧也砍不去的。为一座城市、一种信念而蹉跎半生的守护者及其团队、亲友们的命运，则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真实记录。它能唤起的思索，远比故事本身更丰富深远。

回答女儿的质疑

像很多时尚的年轻人一样，我曾是个崇洋的城市女孩儿。我喜欢北京那时仅有的莫斯科餐厅、新侨饭店、和平餐厅；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婚宴都选择在“老莫”举行。我不喜欢昆曲、京剧、地方戏，爱看电影、话剧、歌剧；不喜欢民族舞，酷爱芭蕾；喜欢西洋音乐，不好丝竹管弦；当然，我喜欢摩天大厦，不喜欢古老的旧北京。王军先生的《城记》中提到有“京味作家”之称的陈建功甚至为拆除胡同而欣喜，他在一篇题为《拆》的文章中写道：“生活就是这样前进的。没有那些写在胡同口的‘拆字，没有随之而来的轰隆隆的推土机，就没有即将崛起在西单西部的首都金融街，也没有多少年来被拥挤不便困扰的居民们向拥挤不便的告别。”

作家王朔则在题为《烦胡同》的文章中说：“我家住的那一带俗称‘朝阳门城根儿。那一带的胡同大都是破破烂烂的房子，很少像世界标榜的那种规规矩矩的四合院。胡同里的居民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副食店买肉的人群没有买两毛钱以上的，而且都是要肥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有什么快乐可言？胡同里天天打架，骂街”，“反正对我来说，满北京城的胡同都推平了我也不觉得可惜了的”。

在读到这些文字时，我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同样的问题，我上大学时也曾问过父亲：“真不懂，你那么洋派的人，怎么喜欢土得掉渣的老北京？凭什么为个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北京，弄得身败名裂？”

父亲说：“这跟个人好恶风马牛不相及。只凭个人好恶就可以做规划，那天下人都可以成为规划大师。我们对北京规划的设想仅仅出于城市规划的科学理论，这是我学了一辈子的专业。再说，老北京是每个中国人的骄傲，怎么会跟我没有一点关系？你是在北京长大的，难道你跟这座陪你长大的城市没关系？”

我仍犟嘴，“老北京又破又烂，像横二条那么讲究的四合院全北京有几个？还不都是豁牙咧齿的？早拆了早好。”

“多亏你还是北大中文系的！”父亲真的不高兴了，“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是不是锈迹斑斑，又破又烂？这妨碍它成为无价之宝吗？多少人家珍藏着几代以前的先人照片，可能早就褪色破旧，但仍会被子孙们一代又一代地珍藏下去，谁会因为它破了旧了就扔进垃圾箱吗？为什么我们要为周口店的‘北京人建博物馆？为什么考古学家要不停地发掘古墓？因为后人渴望了解祖先的历史，研究我们在历史中前行的足迹。我们今天却把一座活的博物馆夷为平地，北京城所剩下的东西实在不多了。”

父亲讲了一些故事，希望它们能回答我的问题。

“你当然知道俄国的圣彼得堡。一九四一年，纳粹军队占领了冬宫、凯瑟琳宫等四座宫殿约九百天，撤退时将其付之一炬，并到处装了地雷，埋下的炸药达一吨多。战后，苏联人在马铃薯都吃不饱的情形下，勒着裤带开始了废墟的重建。接着，大批的艺术家、工匠、志愿者，在饥寒交迫中走向废墟。他们花了三年的时间，重塑了无数毁坏的雕塑，修复了宫殿中的天花板金顶，为它一点一点地补上了金箔，把花园中彼得大帝的肖像碎片拼装得天衣无缝。”

二战即将结束时，邱吉尔夫人克莱曼蒂娜曾拜访过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故居。看到契诃夫的家园历经战火却安然无恙，颇为惊愕。八十二岁高龄的契诃夫妹妹玛瑞安告诉她说：德军的一个司令读过契诃夫的小说。德寇攻占克里米亚时，他对士兵说，我读过契诃夫的作品，他是了不起的文豪。他下令保护这座住宅，我就平安地活过来了。

父亲说：“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军即将轰炸日本的京都和奈良。梁思成先生得知后很焦虑，他在京都和奈良的地图上标明了著名文物的记号，交给了美军驻重庆办事处，并建议盟军不要轰炸这两座有着诸多古建筑的城市，因为人类文明的财富是没有国界的。只有站在人类精神制高点上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眼界与襟怀，这是一种文明。对文化传统、对历史文物的尊重，表现了一个民族对人类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这个民族文化水平的标志之一。”

从我们的法国女婿斯岱芬那里还听到过一个关于巴黎的故事。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速，巴黎的人口在上世纪末已达到两千万。高速路的出现，改变了一座座城市的面貌，也改变了城市人生命的节奏。流经巴黎的塞纳河，满载着巴黎人的浪漫情怀。悠闲的巴黎人曾在塞纳河边洗衣、漫步，享受阳光、享受爱情。随着交通的不断开发，塞纳河边被一高速路环绕。英国黛安娜王妃的车祸，就出在这条高速路上。无数汽车从河畔呼啸而过，塞纳河的旖旎风光成了车窗外掠过的一阵风。塞纳河涛声依旧，巴黎人心中的塞纳河却已随风而逝了。

二〇〇二年，新上任的巴黎市长提出了一个梦想，而且亲手把梦想变成了现实。他做出决定，从七月十四日的法国国庆日开始，到八月十五日的一个月之内，政府下令关闭塞纳河畔的高速路。市政府出资运来大批细沙，把高速路面铺成厚厚的沙滩；又运来一盆盆三米多高的棕榈树，置于沙滩旁。一株株棕榈树的绿荫下，放置了一千多张躺椅。“沙滩”上还有临时安置的公共卫生间和淋浴房。市长热情洋溢地向巴黎市民发出邀请，请他们穿上泳装，到美丽的塞纳河边尽享国庆假日的金色阳光。

巴黎人欢天喜地地来到市长为他们营造的“人造沙滩”。穿着比基尼的姑娘们躺在沙滩上晒太阳，银发的老人们在躺椅上欣赏孩子们和宠物狗掷飞盘。人们在河面上驾帆船，在沙滩上放风筝，还玩起了沙滩排球。

这是一个只有在巴黎才会出现的浪漫故事。

高速路封闭一个月，化作了昔日塞纳河畔曾有过的美丽沙滩。可惜只有短短一个月，就像灰姑娘那辆金碧辉煌的马车，一过夜里十二点，就要变回一个大南瓜。一个市长，实现了一座城市的梦想，那么浪漫、那么奢侈，又有那么些许酸楚。

北京能够回到从前吗？如果我们还拥有巍峨的城墙，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在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的“空中花园”登高远眺？是不是可以在绿柳成荫的护城河里引吭放舟？是不是可以坐在长安街边那宫墙改建的长廊上，任凭中南海上飞来的清风，穿过绿树红墙，把孩子们手中的风筝送上高高的蓝天？

怎样规划我们未来的城市，实际是怎样选择我们未来的生活。住在狭窄胡同里的人们，渴望搬进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住进高楼大厦的人，又怀念在四合院的海棠树下，摇着蒲扇和左邻右舍话家常的寻常日子。全球化如一只怪兽，吞噬了无数充满个性化、民族化色彩的城市，而当人们发现自己最有个性的文化已经成为全球化怪兽的排泄物时，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多么宝贵的财富！

很多年前，我曾问过父亲：“那些破胡同、烂街道就永远戳在北京城吗？建筑如果原地踏步，那还怎么前进、怎么创新？”

“我们什么时候否定过创新？我们在规划中提出的保护老北京，指的是城墙九门之内六十二平方公里的范畴，那是要全盘保护的。之所以提出要做大北京区域规划，就是要把北京这座大都市的功能有计划地疏散到周围的区县，根据周围区县的特点，建设有各自独特风格、独特功能的小城镇，那里为每位渴望创新的建筑师提供了可驰骋的广阔天地。可以是原汁原味的中国乡村古风，也可以是最现代派的卫星城，这要有统一的规划。

“空间，任何时候都是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重要课题。把行政、金融、教育、商业、医疗等那么多的功能都塞进一个只有62平方公里的老城，老城就失去了鲜活的肺，窒息了。所谓空间，就是不要塞满。不满，才有活动的空间，才有反省与思考的生活品质。月盈则亏，任何太满的事物都会走向反面。这不仅是建筑规划的美学，也是生活的美学。”

父亲问我：“还记得那个父亲为爷爷做讨饭碗的故事吗？”

“记得，当然记得。一位父亲用木头为儿子的爷爷做一只木碗和一根打狗棍。年幼的儿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终于有一天，父亲看到自己的儿子也在学着用木头制作木碗和木棍时，惊奇地问：你做这些干什么？儿子认真地说：等你将来当叫花子时讨饭用啊！”

“未来，我们建设的这些新城市，会和老北京一起，成为中国建筑历史画廊中的一个篇章。我们的城市也会成为历史，后人如果像我们毁掉老北京一样毁掉今天的城市，我们将成为一个薄情寡义的、有历史却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就像这个流传了千百年的古老故事。”

劳特·杰克南的启示

父亲陆续跟我讲过很多关于老城改造方面的想法。他说北京刚刚解放时，肯定没有经济力量全面修整残破不堪的老城，但谁说过要在一两年内就把老城修整完毕？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只要把新的行政中心位置定在老城之外，老城内的修整就完全可以有计划地逐渐进行。不能只依靠政府的力量，还应当依靠居民自己的力量。在西方，这也是很重要的经验。父亲在他的《建筑师历史地位的演变》一文中写道：

“群众参与（Participation）的工作方法已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采用，并在各国规划法中做了规定。一九七三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环境会议上通过宣言，开宗明义地指出：环境是人民创造的。目前世界上建筑师都认为这是一项重大的时代挑战，同时也给建筑师展现了广阔前途。肯定，我们再也不能像前辈那样承担建筑师的职责了。从维曲罗维斯起到今天，建筑已经变成一项为社会服务的艺术和技术；建筑师再也不能高居艺术鉴赏的仲裁地位，他必须到群众中去，与群众结合，当群众的环境设计代理人。这并不降低建筑师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更增加了建筑师的责任，更能够发扬他的创造性。”

最后举实例做个说明。“为鼓励群众自己动手，政策资助，改造群众自己的环境，英国政府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颁布一项立法，以期动员群众力量改造城市环境。在密特尔萨斯，有位刚走出校门的年轻建筑师劳特·杰克南，生活并不富裕，花钱买了一所位于贫民窟内的小住宅。那栋房子连卫生设备都没有，于是他向政府申请执照准备增添卫生间。他的申请遭到拒绝。因为他的房子，市政府已定为限期拆除的贫民窟。后来他知道，原来这个街坊33户人家都有同样的问题。作为建筑师，他对现行法规还是熟悉的，他就利用《环境法》把33户居民组织起来，自己当他们的代理人，与大家商量如何改造室内外环境。他了解了每户的需要情况，量力而行，给每户制订了改造计划，室外后院统一规划。除了必要户外用房外，后院连成一片加以绿化成为公共用地。每户大门按各户爱好加以装饰，但总的材料、色调都统一起来。杰克南精打细算编制预算，用住户自己的劳动在少数工人指导下参加建设。他引用《环境法》中的规定，以33户代表的名义向政府申请津贴，政府资助一万英镑。在大家努力之下，这一街坊环境得到美好改造。这一年杰克南的工作受到英国环境部的表扬并获得改造环境一等奖。一夜之间杰克南名扬四海，英国各地以及欧洲各国都闻名前来参观学习。此后他被英国一些大城市类似地区的居民邀请去改造那里的环境。杰克南工作很累，没有星期天休息，办公就在居民中间的现场，但报酬极微。因为他的委托人不是财主而是城市贫民。人们把他称为‘赤脚建筑师（Balre-foot Architect）。不料他触犯了建筑师协会，他们不承认他干的是建筑设计，尤其是他收极微少报酬违背了建筑师协会的收费标准，但社会舆论一致表扬了这位初出茅庐的建筑师。于是英国建筑界一度出现了一场危机（陈占祥：《建筑师历史地位的演变》原载《建筑学报》1981年第8期）。”

“这好像是情理与法制的矛盾？”我说。

父亲说：“杰克南是在向已被法律认可的建筑师地位挑战。他可能不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师，但他至少回答了一个问题，建筑师应当怎样去工作，怎样去完成他的社会使命。我们老北京的四合院有那么多危房旧房，为什么不能发动群众自己的力量去改造呢？我和梁先生一直主张，内城的老房子，形体外貌要努力维持中国风格，但室内要进行现代化改造，要逐渐完成厨浴的加建和供暖设备的安装，胡同的下水和路面也要改造。这牵扯到一系列复杂的房屋所有权政策，只要锲而不舍地去做，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其实，为了改善自身的居住条件，每个居民都会全力以赴的。有时不必花很多钱，给政策就够了。共产党能发动全民打倒蒋家王朝，为什么不能发动全民建设自己的家园？杰克南那样的人才，老百姓中有千千万。”

《梁陈方案》虽已走进历史，但随着国门的洞开，各学科基础理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从科学理论上鉴别是非的能力，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其实是牵动百姓衣食住行的城市规划问题。清华大学建筑系博士谭英指出：随着改造向旧城中心区发展，原有大规模拆迁重建的改造方式显然不适合旧城中心的实际情况，而且已经对城市整体环境和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造成了严重破坏！从切身感受，从所作的研究，我们发自肺腑的声音是：旧城中心区再拆，北京的古都风貌就没有了！再这样改造下去，这些地区的居民也难以接受！……现在大部分改造地区，百分之七八十的居民不得不外迁。许多居民要外迁到位于北京郊区的四环、五环甚至更远的集中外迁区。尽管搬迁以后，居住条件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是位置远、交通不便这一条，就严重地，甚至灾难性地影响了大部分居民的上班、就业、就医、上学等活动，无形中剥夺了居民娱乐、进修、与亲友团聚的基本生活需要……改造地区的居民九成以上都极不愿意外迁，其中不少人希望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出资就地改善……”

在三十多年后，不愿外迁的北京老城居民“希望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出资就地改善”自己老宅的意愿，竟同英国密特尔萨斯那位初出茅庐的建筑师劳特·杰克南的愿望不谋而合。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是不是这样做，某些人就无法以手中的权力牟利，而开发商也无法从拆迁种种捞到白花花的银子？

著名作家老舍之子舒乙一九九八年四月在北京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更激昂慷慨，振聋发聩：“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对北京的文物价值有正确地认识。如果都建成香港、纽约一样的高楼，北京彻底完蛋！搞不好，栽大跟斗，被全世界大骂！就跟毛主席拆城墙一样。现在北京市在拆第二座城墙。胡同、四合院是北京的第二座城墙！”

熊掌与鱼不可兼得——汽车和胡同

我一直弄不清，如果保留老北京的内城，交通问题如何解决？那些小胡同，汽车怎么通过？将来中国人总会像西方人一样，家家会有汽车的，这也是中国人的梦想。

父亲告诉我，在二战结束后，西方的城市建设就已经面临着这个问题。生产、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工业革命后人类面临的一个巨大困惑。交通工具改变了城市和人类生活的空间感。发展的速度与环境，与人的生命本身，存在着诸多难解难分的纠葛，本质上是一个哲学和美学层面上的命题。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无休无止地追求着速度，追求着对能源、对一切自然资源的攫取。短短的一个多世纪，人类几乎耗尽了地球亿万年间积蓄的石油资源，我们留给后人的，是一个水资源、矿石能源枯竭的地球。在制订《梁陈方案》时，我们没有关于全球资源状况的明确概念，但我们知道，节约能源是任何一个负责任规划师的起码责任。这也是我们要求把行政中心及他们的住宅区迁出城外的原因之一。

老北京最早建于元朝，整座城市的比例和空间，都是为步行、骑马、轿子或畜力车设计的，住宅之间的街巷、胡同当然不能通过汽车。但它的街巷胡同是网格状的，几乎任何一条胡同都很快可以通向主要干道，既保证了出行的方便，又保证住宅区自成一统，闹中取静。这是北京四合院民居的独特之处。北京古城本来就不是为汽车时代的生活方式设计的，那就不必削足适履，为了汽车而去改变一座有着自己丰厚历史的城市。

波士顿曾花了十多年时间，耗巨资把一条穿越城市的高速路挪移到地下。昔日高速路旁的街道，有无数千姿百态的商店，有些是驰名数十年甚至百年的老字号。人们在自己熟悉信任的商店里选购喜爱的奶酪、香肠、咖啡、葡萄酒；人们在有着亲切熟面孔的街道上散步、逛街；在露天咖啡座边小憩，啜着浓香的咖啡，就着刚出炉的牛角面包读一份当天的报纸，和熟悉或不熟悉的邻座讨论一会儿今天的新闻。但一条穿城而过的高速公路扯碎了人们的生活，没有人愿意在汽车箭镞般飞驰而过的喧嚣和臭烘烘的尾气中走上昔日的街道，高速路旁的温馨与繁荣被高速路肢解得七零八落。旧金山在一九八九年大地震后，通向中国城的480高速公路摧毁殆尽。地震之前，这条横穿城市的高速路就已经成了人们眼中一条丑陋的创口。地震之后，市议会决定彻底放弃480高速路的修复，抹掉旧金山这座美丽城市脸颊上的疤痕。

城市不是汽车的奴隶，人更不是。也许未来有一种更先进的生活方式替代汽车文明，也许人类将返朴归真，回到以双腿为交通工具的最原始的出发点。

生命为什么一直都在匆匆忙忙地奔走赶路？为什么非要在自己头顶悬一条鞭子，天天敢死队似的冲锋陷阵？我们为什么不生活得简单一些、悠闲一些，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领略人生旅途上的绚丽风光？女儿的法国丈夫斯岱芬是美国斯坦福医学院的博士后，他对美国人拼命工作、拼命赚钱的生活方式很不以为然。他们夫妻二人都在斯坦福医学院工作，不算什么富翁，但生活得简朴潇洒。虽然有汽车，他们却更愿意天天骑自行车上班，让阳光把自己晒成橄榄色。每个周末，他们会带了三明治去登山，去划船。带了相机去沼泽地为各种鸟儿花儿拍照。他们一起去海滩采集新鲜的茴香，在厨房喜笑颜开地煎出香喷喷的茴香馅饼，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在烛光下享受一顿温馨的周末晚餐之后，两人又同在钢琴边合奏一段四手联弹。斯岱芬对我们说：“每个人都要走到生命的终点，有的人是气喘吁吁地跑着冲向终点，有的人是悠闲地散着步走向终点。为什么不走得从容一些，放慢脚步欣赏一下路边的湖光山色？那不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高速和财富并不代表品位，也未必有美学上的意义。”斯岱芬的话引起我很多思索，不知这是不是人类对自己现代高速生活方式的否定之否定？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中国古代神话“八仙过海”中的张果老倒骑驴。

再言归正传到许多老北京胡同容不得汽车通行的话题。父亲说，驾车出行，未必是每一个人都会选择的生活方式。为什么非把汽车强加于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城？你选择驾车，那就搬到北京外面的卫星城去吧，那里有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任你驰骋。你选择古老胡同里的四合院，那你就步行吧，骑车或乘公共交通。我们主张大都市和老北京内城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让居民步行十分钟左右就能搭乘到公交车。对不起，胡同里就是不能通汽车。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不能什么都要，有选择就有舍弃。

巴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已有1200万人口，可是巴黎的交通并不拥堵，因为它拥有发达的公交系统。巴黎地铁的历史将近一百年，地铁向地层深处发展达到了第五层，和地面上一样，有缜密的规划。纽约、曼哈顿的公交系统也是四通八达，即使很多居民有汽车，也仅在假日旅行时才使用，因为那里的地铁太便利了。在今天的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波士顿、东京……许多地区出现了“汽车禁止通行”的人行步道、自行车道。提倡“绿色生活”的人们主张关上车门，迈开双腿，开始一种新的出行方式，选择一种新的生活品质，这也许是比汽车文明更先进的文明。今天北京的王府井、前门大街，上海的南京路都专设了“汽车禁止通行”的人行步道街。据说未来十年内将建成东方夏威夷的中国海南岛，将修建被椰树林浓荫覆盖的环岛自行车道。人们将重新拾起身体自身的速度感，让一种“行”的美学重新诞生。

花开花落四合院

我家在西单横二条32号住了十年，那是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女儿，可进入梦乡的，仍然总是童年时的家。门前长廊下两株高过屋檐的西府海棠，绽放着满树花朵，在我的梦境里轻轻摇曳。

来到北京后不久，我们便迁入了西单横二条一座三进的四合院，它成了都市计划委员会员工的宿舍大院。整座院子的大门坐北朝南，朱红色的大门两旁，蹲着一对龇牙咧嘴的石狮子。可横二条胡同是南北向，胡同两边的宅院大门就不得不朝东或朝西了。不知是否出于风水考虑，这座宅院在朝南的正门外又套了一座很空旷的院子，院子的东面加了两扇可以朝左右滑行一百八十度的大门，这样，空院子就成了一个停车场。院子的西头有一个很大的公厕，厕所后面是一株不知经历过多少代的老榆树，遮天蔽日的树冠里藏了一只只鸦巢。每天傍晚，不管在院子里玩得多么尽兴，只要抬头望见归巢的鸦群，孩子们就知道大人要下班了，该回家吃晚饭了。

横二条家中的家具，很多都是梁思成先生亲自陪父亲去琉璃厂等地选购的。梁先生帮父亲挑了张一米八长的明式长方形餐桌、四把明式圈椅、两把官帽靠背椅。他告诉父亲，我的眼力不会错的，这是真正的明代海南黄花梨，而且可能是从皇宫出来的东西。

父亲不通文物鉴别，戏言道：“皇上也爱吃西餐吗？正好是西餐桌的尺寸。”

梁先生说：“那是祭祖或拜天地时放烛台和供品的，也可能是皇上大婚时拜天地用的。”

我听父亲说过梁先生对文物古董具有非凡的鉴别能力。一次，梁先生到老同学陈植家里去做客。陈植的叔父陈叔通是有名的文物收藏家。他拿出一尊三面佛对梁思成说：“你如果能说出这座佛像的年代，我就把它送给你。”梁先生看了看，立即说这是北魏时期的作品。陈老先生惊诧万分，想不到侄儿的这位年轻同窗竟有这等眼力。梁先生笑说：“还有什么要考我的吗？”陈叔通先生连连摆手，“再猜下去，我的古董都要搬到你家去了！”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陈老先生非要梁先生把这件贵重的三面佛带走。梁先生坚辞拒绝。第二天，老同学陈植捧着那尊佛像到了梁家说，叔父要梁思成务必收下。君子之交，一诺千金，哪有食言之理？岂不陷叔父于不义？

深知梁先生眼力的父亲立即遵命买下这张餐桌。由于刚解放时尚无人问津古董，这张餐桌仅以350美金成交。“文革”中，全家被赶进了西直门大街的两间破房子里，请委托行的人来收购这件庞然大物。那时的人很老实，仔细研究之后回答我们说：“这是文物，不能随便收购。”

父亲在一堆旧家具中发现了一只黄花梨古筝琴几，长约一米五，高、宽各约一尺多，案面两端有小翘头，牙板双端呈卷云头状花纹；不仅造型简洁，而且色泽与餐桌匹配，父亲如获至宝，把这张琴几做了沙发前的茶几。梁先生连呼“妙哉”，还说这就叫创意。

梁先生又帮父亲选购了花梨木写字台、花梨木餐边柜、角柜等。那天还买了三只大花瓶。一只是黑地彩绘的花卉如意耳瓶，高约两尺多，“放在屋角，插几枝常青植物，就是插几束干枝也别具一格。”梁先生建议道。另一只是瓶身硕大粗壮，是元代梅瓶式样的青花瓷。还有一只是长颈球腹圈足的青花赏瓶，约有一尺多高。父亲把两只青花瓷瓶改成了灯座，配了两只白色百折绢丝灯罩。后来梁先生来我家做客，指着我家用蓝印花土布做成的窗帘说：“你的民族化更彻底嘛！”母亲指指父亲道：“我说太标新立异了，他非说要和这房子的建筑风格统一，还说这样才更配那两只青花瓷瓶！”梁先生大笑：“这不成了我们的苏联老大哥？为了东单边上那一块空地，就硬要把长安街都盖上办公楼！”

在餐厅的北窗下，有一条与餐厅东西向等宽的烟榻。据说，此房的原主人家财万贯，是个瘾君子。就是在这张烟榻上，他的家产化作了缕缕青烟，他也变成了一文不名的行尸走肉。他的祖上曾留下遗言，告诫他无论如何落魄，不得变卖这座房产。走投无路的瘾君子哪还顾得先祖遗训？一九五九年，横二条四合院被拆迁。在这张烟榻地下，挖出了一条纯银打制的大船，在前廊的西府海棠和后窗的一排丁香树下，挖出了一坛坛的金银元宝。而在主卧和客卧的壁橱夹层里，藏着大量砖块似的烟土。为此，拆房的工人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奖励。

父亲对有木雕门楣的烟榻做了些许改装。东西两侧的墙上钉了隔板，成了孩子们的书架。烟榻上铺了厚厚的垫子，北窗的窗台下放了一溜儿松软的靠包。这里立即成了我和弟弟的乐园。倚在靠包上看小人书，躺在厚垫子上睡觉，翻筋斗；趴在窗台上看白云在紫丁香间穿行游走……

三进三出的四合院里住了大约十来户人家，都是父亲“都委会”里的同事。陈干、项彬南、张汝良、汪国瑜、沈永铭……这些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夫妇来自南京中央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工学院，也有不远万里刚从英国回到祖国的杨南生、莘耘尊夫妇，从香港回来的周文正夫妇，印尼归侨梅乾振夫妇……同事们的年龄不比父亲小多少，因为父亲在南京中央大学做过教授，天经地义地就成了“长辈”。父亲很为自己这支年轻的团队自豪。无论严冬酷暑，只要有工作，大家登上自行车就呼啸而去。办公室做不完的事情，下了班挑灯夜战，甚至通宵达旦也从无怨言。一旦完成了工作，全院的邻居们又会尽情狂欢。

沈永铭是清华建筑系毕业的才子，高大消瘦的沈永铭儒雅而又帅气，刚刚结婚的新娘汤纪敏娇俏玲珑，是丈夫清华大学的同窗。新婚夫妇住在中院过廊旁边一间十几平米的屋子里，每次路过那间挂着淡粉色窗幔的小屋，我眼前就会出现新娘汤纪敏依偎在新郎身边那幸福娇羞的笑容。因为我们全院的男女老幼都参加了他们在市政府办公楼举行的婚礼。机敏活跃的沈永铭是宿舍大院每次联欢活动的组织者。周末夏夜的傍晚，邻居们陆续走进我们后面的大院儿，回廊上坐满了嗑瓜子、吃西瓜、谈笑风生的年轻夫妇。孩子们在回廊中间追逐嬉笑，大呼小叫，女孩子们争着去采花池里能染指甲的凤仙花，男孩子交换起手里的玻璃弹球和“洋画儿”。

月亮升起来了。《山楂树》和《红莓花儿开》的乐曲也从旧留声机里淌了出来。一对对舞伴走下回廊的台阶，在大院的方砖地上快乐地旋转。沁着茉莉花香的晚风中，年轻女人的“布拉吉”裙子，犹如一朵朵月光下盛开的牵牛花。

我的小姑姑拽着父亲跳起了探戈。小姑姑陈秀莪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学生，每个星期六都回西单横二条过周末。小姑姑能歌善舞，活泼开朗，但我从不知道她和父亲能跳这么棒的探戈，一下子看傻了。舞曲刚结束，我就冲了上去，非要父亲也跟我跳“和刚才一样的舞”。父亲抱起我，在一片欢笑声中，轻盈地旋转起来。

年轻的建筑师们对新中国充满了憧憬，他们以满腔热情实践着心中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他们以为苏维埃的集体农庄是社会主义的生活模式，所以全院的同事们在院里办起了食堂。后院回廊西南角有一个很大的厨房加餐厅，十来户人家请了一名大厨，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集体生活。每家根据人口交一定的伙食费，每日三餐，吃饱为止。可惜这位大厨的厨艺欠佳，顿顿大锅熬菜不说，而且饭菜永远一股泔水味道，吃得人人反胃。“大锅饭”好景不长，食堂只得倒闭，家家回去重打鼓另开张，各人自开小灶。

我家卧室西头的卫生间门外是一个可以通回廊的小院子。但整座大院的三个院子，一共只有两个公厕。父亲非叫母亲打开我家卫生间的大门，让等不及如厕的邻居来我家方便。

假日里，家家飘出各异的饭菜香气。走进任何一个邻居家里，都会被主人邀上餐桌，吃得心满意足。院子里的人家不必锁门，谁家也没丢过东西。哪家的孩子生病了，大家都会过来探望帮忙。下雨了，不管什么人在家，都会把大家晾在绳上的衣服收回来……

父亲曾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事，我家曾有一群热情真诚的邻居。但这样的岁月太短暂了。

阿龙住进西单横二条32号，是飘进四合院的第一片不祥之云。阿龙是我的七叔，照南方习惯，我们叫他“阿龙爷叔”。父亲家兄弟姐妹八人。解放前夕，三叔和大姑姑两家人跟随他们就职的“花旗银行”去了台湾。父亲一九八八年到美国讲学，才在那里和阔别四十年的三弟、大妹重逢团圆。最小的两个弟弟，即七叔和八叔，上海解放时还都是高中生，激情洋溢地参加了解放军，并随大军南下。几年后，八叔被送进师范大学读书，至今仍是西安一所中学的教师。七叔在南下途中染上肺结核，转业后，在上海华东电器开关厂当了一名小科长。父亲担心祖母照顾病人太过操劳，便把七叔接来北京养病。

阿龙爷叔是陈家兄弟中最英俊潇洒的一个。父亲黑得像马来人，阿龙爷叔却高大白皙，满头卷发。他酷爱京戏，拉得一手好京胡，唱起《空城计》、《打渔杀家》字正腔圆，尤其是他的老生唱腔，悲怆高亢，别有一番气韵。最传奇的是我家附近的西单十字路口西南角搭起一个大脚手架，一位画工正在上面画一幅很大的电影广告。年轻好胜的阿龙爷叔在一旁看得手痒，便对那画工说：“你脖子仰半天了，我来帮你画一会儿，怎么样？”那画工早已腰酸臂痛，又不敢怠慢手中的工作，边画边问道：“你能行吗？”阿龙爷叔说：“有什么不行？上面不是画着格子吗？我看你半天了，照着样子上颜色就行。”画工慢慢从脚手架上下来，上下打量着阿龙问：“正找活儿呢吧？你得找我们头儿，跟我套近乎白搭。”阿龙爷叔大笑说：“你们头儿要想去上海找工作，到厂里找我还差不多！”两人越聊越来劲，阿龙爷叔终于如愿以偿地爬上了脚手架。阿龙爷叔聪明能干，从小喜欢美术，而且无师自通，他画的素描几笔就传神。父亲常说，老七不学美术，可惜了。一周后，阿龙爷叔拉着父亲和我们走出胡同口，指着那幅遮住半边街角的电影广告，得意洋洋地讲述他画这幅广告的经历。父亲摇头叹息道：“你胆子太大了！万一画坏了，万一跌下来，后果不堪设想。”

阿龙爷叔满不在乎地一甩头，“那有什么！不试试怎么晓得自己不行？好白相嘛！”

此事过后不久，一个炎热的中午，邻居胡博德叔叔脸色铁青地闯进我家，身后跟着衣衫不整的阿龙爷叔，神情如一只挨过痛打的落水狗。胡叔叔只向父亲说了几句，便砰的一声摔上门冲了出去。我和弟弟刚要凑上前去看个究竟，已被母亲拖进了隔壁的卧室。我不甘心地回转头，顿时吓得把头又转了回来，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嘴唇发紫，两腮肌肉也抽筋似的抖动起来：“跪下，你给我跪下！让你养病，你倒来鼠窃狗偷，伤天害理！”一生中，父亲从没高声呵斥过我们一句，也没动过我们一根手指头，更遑论下跪！阿龙爷叔究竟做错了什么，值得父亲这么大动肝火？我还在疑惑，母亲已经咔嗒一声关上门，把我们锁在了卧室里。

原来，胡博德从不回家午睡，偏偏那天父亲和胡博德都有事回家。阿龙爷叔那时正在胡家卧室的床上，而胡博德的妻子、比阿龙大六岁的岫岚蜜意柔情地在为阿龙挠背。阿龙被赶出横二条，回到上海去了。半年多之后，岫岚生下一个女儿，她执意为女儿取名如意。那女孩儿简直是阿龙爷叔的翻版。

岫岚本是横二条院子里的绝代佳人，眉目传情，笑靥如花，有着与生俱来的审美品位。谁家女人要添新衣，购置家中物件，男人们就会对老婆说：“先去向岫岚请教请教。”当时也在家里调养肺病的岫岚是“都委会”的绘图员，与阿龙从同病相怜到两情相悦，覆雨翻云，究竟是刻骨铭心的一见钟情，还是一场大孩子的游戏，我不得而知。但聪慧美丽的岫岚既不向丈夫隐瞒什么，也不因院子里沸沸扬扬的议论而自惭形秽。她照样扬着头，目不斜视，不卑不亢，优雅飘逸地在人们异样的目光中穿过。与狼狈逃窜、从此再也不敢出现的阿龙爷叔相比，岫岚要比阿龙爷叔勇敢得多。她表现出的从容沉静，敢作敢当，都让我另眼相看。也就在阿龙爷叔的风波之后，四合院像一只疲惫无奈的航船，被卷入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漩涡。

一九五七年夏季，父亲成为“右派”之后，作为“都委会”分区规划组副组长的沈永铭被指控为“与右派分子陈占祥里应外合”，“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年轻而刚烈的沈永铭自杀身亡。

汪国瑜是清华建筑系的青年才俊，代表清华大学参加过国徽的设计工作，不仅画得一手好水彩，还写得一手好字。他那不疾不徐，带了一点四川乡音的普通话，总是伴着清澈的笑容，让人觉得阳光忽然穿透了云朵，照在你的脸上。他的妻子赵为钊像一尊精致美丽的牙雕，是“都委会”中不让须眉的才女。她精明干练，果断飒爽。可能也正因为她性格中的宁折不弯，不善周旋，致使一九五七年中箭落马，成了“右派”。

从香港归来的周文正在一九五七年亦不曾幸免。

胖胖的莘耘尊女士是解放初从英国归来的留学生，随她一道回国的丈夫杨南生是在英国学汽车制造的工程师。在共事过程中，父亲很欣赏莘耘尊扎实的基本功，在科学理念上的一丝不苟和百折不挠的执著。父亲常说，脑筋太会急转弯的人有时靠不住，莘耘尊是能默默成大事的女人。一九五七年，莘耘尊虽逃过一劫，却被调离北京，去了西安。果然如父亲所言，她在西安从事城市规划期间，实现了《梁陈方案》在北京不曾实现的理想，为子孙万代保住了西安的城墙，建起了西安城墙上的“空中花园”，被西安人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也许是过重的工作压力损害了她的健康，最后因罹患癌症而英年早逝。临终前她告诉父亲，拆城墙是毛主席的意思，领导派人来对我们讲的。

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梅振乾是印尼归侨，妻子徐士频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美术教师。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反独裁，反迫害，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由于积极参加反蒋独裁的学生运动而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解放后，他带着新婚的妻子来到北京，激情满怀地参加了“都委会”的北京规划工作。但在历次运动中，这位印尼富商儿子的赤子之心，永远被踏上无数只肮脏的脚。三个下乡插队的孩子也因没有门路回家而绝望。最后，梅振乾一家人选择了离去。曾经漂洋过海赤诚寻求故土的人，又飘零万里无奈地选择了离乡背井，定居在加拿大。记得父亲被拉去中山公园中山堂批斗的一九五七年夏天那个早晨，一大早梅振乾从西面卫生间门外闪进了父母的卧室。个子瘦小的他仰起头，盯着父亲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千万挺住了。保重，陈先生。”之后回身又消失在那扇门后。

父母久久呆立在那里，正准备去卫生间的我也怔住了。那一幕，那一瞬间，成为我对梅振乾叔叔永久的记忆。

在一九五七年那场大劫中，除个别的几个人，“都委会”住在横二条四合院的同事们几乎都命途多舛。他们为《梁陈方案》付出过青春岁月，甚至付出了身家性命。他们的付出，并不是为了什么与梁思成或陈占祥的私交，而是为了实践一种科学的理念和信仰，为了献身于保护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遗产，他们都是千年古都默默无闻的忠实守护者。他们的名字，同样不该被遗忘。

责任编缉洪清波杨新岚

分类：纪事 作者：陈愉庆 期刊：《当代》200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