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叛徒”何曼

陈桂棣,安徽省蚌埠市人,一级作家。至今已出版长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多部。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一等奖。代表作有《中国农民调查》《淮河的警告》等。

春桃,女,湖南省醴陵市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已出版各类文学作品六部,二百余万字。曾获“当代”文学奖、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一等奖。代表作有《中国农民调查》《失忆的龙河口》等。

京隆,男,安徽省蚌埠市人,金寨县作家,曾出版散文集《大野》、散文诗集《白色鸟》等。

这里是大别山的腹地。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一次山洪暴发,从山上冲下来一块巨大的古碑,那碑上竟没著一字。此事传开之后,这地方就有了一个名字:古碑。

我们是在古碑见到他的。

一九八六年农历腊月初五,一个冬日初晴的下午,我们在古碑区双石公社代岭大队黄畈生产队第一次见到他时,说他就是“张国焘的警卫队长”,我们几乎呆住了,不敢相信。

张国焘何许人也?中共的主要创始人,在上海召开的那次建党会议,就是由他主持的;他是中共唯一受到列宁接见、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的人。或许正因为他在党内、军内无与伦比的“老资格”,长征时竟另立中央,公开通牒毛泽东“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到了延安受到了批判以后,又背叛自己缔造的中国共产党,投奔了蒋介石。

我们想,当这样一个人的警卫队长,肯定是古代小说里描绘的那种“大侠”一类的人物。但是,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一个怎么也无法把他同“张国焘”和“警卫队长”联系在一起的形象:满脸皱纹,满头白发,衣服上蓬满山场上的尘土,双手拢在棉袄的袖子里,嘴巴上噙着一根短短的旱烟袋,正蹲在一间破旧瓦房的墙根下,和村里的其他老人一样,没精打采地晒着太阳。

有人说,他是受了张国焘的牵连,被定为叛徒,所以才落到这步田地。

也有人说,他的叛徒问题与张国焘无关,是因为他被俘后在敌人的《反省书》上签了字。

不过,有人承认他签字是真,但事出有因,是为了救人。说他是大别山走出来的一个真正的英雄!

众说纷纭。

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有着一些怎样的故事?我们从见到他的那一天起,就怀着极大兴趣开始了多方位的走访。

一、少年英雄

他叫何曼。

他的父亲弟兄六人,六个全靠租种地主的田地度日。他是独子,因为六家人也只有他一个男孩,父母的疼爱和叔伯的呵护,使他有幸读了六年私塾,还跟着隐居乡间的一位拳师学到了一身武功。正因为文武兼备,自懂事起,他便下定决心,这辈子绝不能像父辈那样活着,要走出大山,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所以,当红色风暴在大别山腹地乍起,十五岁的何曼就参加了少年先锋儿童团,并担任了小队长。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六岁的何曼加入了红军。因为年龄太小,个子又小,就在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一营三连当了一名司号员。由于他自小练过拳脚,能够气沉丹田,可以把冲锋号吹得大家热血沸腾,连长觉得这是个难得的人才,推荐他去了直属红军总部的“少共国际团”,一去,就在一营二连七班当了班长。

一九三二年八月,他打了第一场硬仗——攻打麻城县附近的独抱山。独抱山是一座孤山,驻守着敌人的一个独立旅。独立旅装备精良,防守很严,里里外外设置了三道防线,内有壕沟,外有木城,最外面还有一道铁丝网。何曼所在的一营当时担任主攻,战斗一打响,一营的战士就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由于敌人的火力太猛,许多战士虽然已经越过了外层的铁丝网,却被打倒在了离木城不远的山坡上。何曼也冲了过去,因为被战友的尸体绊了一跤,跌进了死人堆里。就在这时,双方的交火停止了,身后挡着铁丝网,眼前不远处就是敌人碉堡的枪眼,想撤退已经不可能,幸好何曼的胆子大,也幸好夜幕开始降临,无奈之下,何曼爽性就在一片浓烈的血腥味中,和一大堆尸体躺在了一起。后半夜,他居然就睡着了。第二天拂晓时分,碉堡里的敌人出来打扫战场,曾踢了他一脚,把他踢醒了。他没敢睁眼,一动不动地装死。就在敌人还没钻回碉堡的时候,炮声响了。他知道这是红军的钢炮连被调过来了。紧接着枪声大作,增援的兄弟部队也赶来了。这时何曼爬了起来,很勇猛地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敌人的碉堡于是成了哑巴。

这一仗,红军“报销”了驻守独抱山的独立旅,何曼因为击毙了旅长,并且砍下了敌旅长的脑袋,在少共国际团崭露头角。

不过独抱山的胜利,是大别山的红军最后的一次胜利。不久,蒋介石调集的三十万大军,就开始了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大围剿。随着霍邱的沦陷,麻埠的失守,金家寨的丢失,在一片惊慌之中,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两万余人,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夜越过平汉线,败走豫西。

随同红军总部行动的少共国际团,西撤时,正好路过古碑,路过何曼的家。何曼知道此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大别山,就决定去同母亲告个别。没想到,母亲见大路上一拨一拨地过着队伍,脚步匆匆,神色慌张,猜想儿子也会在队伍中,一直就站在路边张望。

母亲终于在人头攒动的队伍里,看见了何曼,何曼也发现了母亲。

“儿,你们真的要走吗?”母亲失声问。

何曼奔过去,紧紧地抱着母亲,说:“要走。”

“还能回来吗?”

“一定会打回来的!”

这时枪炮声就在不远处传来了。这是红军担任阻击的部队遭遇到了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卫立煌部。

母亲的眼泪泉水般涌了出来,说:“你是娘的独苗,六家就共你一个男孩儿,要是……”母亲不敢往下说。

何曼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要到外面去闯世界了,就笑着对母亲说:“我是娘的儿,一定回来;不是娘的儿,沟死沟埋,路死路埋,狗肚子是我的好棺材!”

母亲的脸色一下变了,惊恐地望着何曼。何曼知道让母亲担心了,忙正经起来,安慰母亲道:“娘,我已打了几场仗,立了一次功,我在红军队伍里活得十分快乐!娘,你就等着吧,这辈子我一定混出个人样子来让你看看!”

母亲紧紧抱着何曼不松手。何曼急了,见自己的连队已经走远,忙挣脱,边跑边大声说:“娘,我们很快就会打回来的!”

跑了几步,停下回头去看,见母亲身后的那棵高大的乌桕树,还在。他转脸去撵队伍。又跑了几步,忽然觉得不对头,那棵树还在,树底下母亲的身影好像不在了。再回头仔细看,便心中一惊:他发现母亲已经昏倒在了地上。

他赶紧跑回去,扶起母亲,说:“娘,我会回来的,很快就会回来的!”

母亲从昏迷中睁开眼,听着越来越近的枪炮声,对何曼说道:“儿,你快去吧!”

“你也要躲一躲啊!”何曼不敢再耽误,毅然回过身,再没有回头,就忙着追赶部队去了。

何曼没有想到,这会是他与母亲的一次永诀。

张国焘放弃了大别山,蒋介石却没有放过张国焘。获悉张国焘率部西撤,蒋急令十万兵马,拦截红军主力,并限令在一个月内将其歼灭。

红军刚刚越过平汉线铁路不久,就被胡宗南的部队在湖北枣阳迎头截住。由于情报失灵,贻误了战机,待主力红军赶到枣阳后,有利地势被敌人抢先占领了。当时,总部机关已被迫滞留在山下,形势十分危急。

激烈的战斗从凌晨开始一直打到黄昏,随同总部一起行动的少共国际团,已由一千四百人,打到最后只剩下了一百多人。

为了掩护总部领导最后通过隘口,一场血溅残阳的肉搏战开始了!

当又一次冲锋号吹响的时候,何曼的两眼已经被沸腾的热血烧红,他顶上刺刀,就扑了上去。这时的何曼已经十八岁,个子长高了,身架也变得剽悍了,在经历了几场残酷的战斗之后,他也已是一名老战士了。他不仅把平日军训时练就的刺杀动作发挥到了极致,还将一身武功发挥得淋漓尽致,左一个“黑虎掏心”,右一个“白马弹蹄”,他一路挥舞着刺刀,所向无敌,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会有这么大本事,居然一连捅倒十几个敌人,杀出了一条血路。

掩护总部顺利通过山上的隘口时,何曼的头上脸上身上全溅满了血污,已经成了一个“血人”。

何曼的勇猛与机警,这时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此人就是这支红军劲旅的“帅主”——红四方面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

枣阳一仗,少共国际团已经不复存在,何曼被编入红四军十师二十八团三连二排当排长。

在三千里的西征路上,为轻装前进,大炮、战马和辎重器械都被扔了,红军只能走荒僻的小路或山道。渡河时,人拉人;攀崖时,人顶人;宿营时,人靠人。离开豫西时,已到了朔风呼啸、冰天雪地的隆冬天气,每个指战员都背着八斤粮草。没有粮,会饿死;没有草,会冻死。人人都把粮草看作是生命。但是随军翻越大巴山,在山上露营时,何曼却没有了草,他把一直背着的草,给了一位无法背草的伤员。那一夜,大雪没停。次日清晨,连长集合队伍清点人数,却不见了何曼。一听说何曼失踪了,用了何曼草的伤员哭了起来,说是他害了何排长,何排长准是在夜里冻死了,已被埋在厚厚的雪地里了。大家也都认为他“光荣”了,那时一个人突然“光荣”了,其实已经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

连长却觉得何曼的“光荣”有点儿蹊跷,他四处看了一下,发现面前的雪地上突然隆起了一个奇怪的“坟包”,一脚踢去,“当啷”一声,居然从反扣着的军锅下面钻出了一个人来。钻出来的,正是何曼!

原来这一夜何曼就躲在军锅的下面睡了一宿,乐得连长捅了何曼一拳;发现何曼并没“光荣”,大家也忍不住轰然大笑。有的,竟笑出了眼泪。

这是一九三二年红四方面军西征路上很难听到的一次笑声。

这一年,何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以后,红军攻下通江、南江和巴中三县城及周边地区,建立起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在这几次战斗中,何曼总是一马当先,冲杀在前,因为有一身“刀枪不入”的硬功夫,每次又都能安然而返。张国焘越来越喜欢这个机灵神勇的小伙子,当红四方面军总部进驻通江县城时,他把何曼调到了总部警卫队,并让何曼任队长。总部警卫队共有一百多人,都是从全军各师挑选出来的,一个个年轻气盛,身手不凡;他们的装备也是一流的,不仅拥有长短枪,大都还配有战马。何曼的坐骑是一匹高大的白马。

一次,总部要何曼把一份军令送到南江的师部。因为要途经一片常年有土匪出没的山林,他喊了一个战士同行。同行的战士姓杨,说话有点儿结巴,大伙就喊他“杨结巴”。去的路上,果然遇到了土匪,何曼一出手就击倒了两个匪徒,其余的匪徒一见不妙,掉头就跑。有一个匪徒正好就从杨结巴不远的地方逃窜,杨结巴也举枪瞄准了,却不知为何没有开枪。

“混蛋!”何曼非常生气,大骂杨结巴,“你为什么不开枪?”

老实巴交的杨结巴解释说:“我正要开枪,他突然被一棵树挡住了。还是省颗子弹吧。”

何曼余怒未消,继续斥责道:“你这是放虎归山,知道不知道?应该将他干掉!”

当天晚上,他们歇宿在南江师部。谁知到了半夜,忽然枪声四起。原来被该师收编的五百多个土匪,匪性未改,突然哗变。他们乘人睡熟之后,杀了红军派去的政委和连排干部,还准备袭击师部,夺取武器,继续还去过他们的“棒老二”的生活。

已是久经战火历练的何曼,惊醒之后,一个激灵,隐入墙角。他发现来势凶猛的匪徒这时已经打死门卫,冲进大门,潮水般涌进了师部大院。警卫连的战士虽奋力还击,却寡不敌众,伤亡较重,不得不边打边退。他就示意也被惊醒的杨结巴,将几颗手榴弹捆在一起掷出去,趁着巨大的烟雾和爆炸声,何曼飞身出屋,一下插入匪群中间。他举起了二十响的快慢枪,向前后左右的匪徒们一阵扫射。一梭梭猝不及防的横飞的子弹,打得土匪晕头转向。

土匪们开始向门外窜去,有的开始越墙而逃。何曼这时就改用点射,一个个将准备爬上墙和逃出门去的土匪,打倒在地。

还没等到门外的匪群组织起又一次冲锋,增援的红军部队就赶到了。于是,内外包抄,很快平息了这次叛乱。

当师首长听了警卫连的汇报,赶来感谢这位总部警卫队的队长时,何曼却已经骑上了他的大白马,和杨结巴一路扬尘,消失在南江的山道上。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这是何曼同十万红军一道向陕甘进发,进入松潘大草地的日子。

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高原的懋功县会师之后,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亲率抗日陕甘支队的七千余人,作为右路军,先期北上了;其余的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计十万人组成的左路军,由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总负责,朱德为总司令。走在这支左路军前面的,是一个先遣团;走在先遣团最前面的,是先遣团的侦察连。先遣团侦察连的连长正是何曼。

说是侦察连,其实是一个团的编制,总共二百多人,大都是原先总部警卫队的成员。打头的侦察连一排是便衣,人人配有短枪、大刀、手榴弹;三排殿后,每人也都配有大刀和手榴弹,扛的是长枪;二排负有保卫连部的责任,人手一支冲锋枪。连长、政委、副连长以及“通司”,各有一匹战马。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好的装备了。

谁都知道侦察工作在一支部队中的重要性,让何曼担此重任,足见总部首长对他的信任。这时侦察连侦察的,已不再是敌情、匪情与民情了;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这片沉睡了千万年的洪荒沼泽地上,侦察出一条路来。探明了的路,就沿途插上路标,好让后面的大队人马安全地通过。

他们的工作,维系着十万红军指战员的安全。

务必保证绝对的安全!这是总部下达的命令。虽然没有人敢于预言,但是侦察连却必须给十万红军一个承诺。这种承诺的代价是沉重的。因为他们要征服的,分明是英国探险家埃克里·泰克曼爵士当年望而却步的“死亡地带”;他们要探明的,更是中国地图上从未有人勘察过的“千古盲点”。这里没有一座村庄,没有一个人,甚至没有一棵树。有的只是无边无际的茫茫草地;有的只是草丛下黑色的有毒的水;有的只是艳丽炫目的各种各样从未见过的鲜花:红的、紫的、黄的、蓝的、橘红的以及玫瑰红的,可是谁也无心去鉴赏,更没谁敢去亲近它们,因为谁都闹不清在它们的下面是否会暗藏着可怕的泥潭。那些泥潭,一旦陷了进去,顷刻就能把人吞没;如果是一片大的泥潭,它就会像张开着的一个血盆大口,别说一个连、一个营,即便就是一个团陷进里面,也会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到处布满了陷阱不说,而且这里的空气稀薄,气候酷冷,常年的气温就停留在摄氏四度,没有夏天,只有被无限延长了的冬天。还有捉摸不定的天气,说变脸就变脸,方才还是晴空万里,顷刻间就会变得满天乌云,狂风骤起,下起倾盆大雨,或是冰雹如注,大雪狂舞。

侦察连的减员十分严重。许多侦察兵走着走着,突然就不见了;或是眼睁睁地看着看着就倒下了,不是被饿死、冻死,就是病死。

这让何曼每天都揪着心。

杨结巴的死,使得何曼无比的悲痛。杨结巴是侦察连一排一班的战士。那天,他走在全连的最前面。走着,走着,就听他叫了一声:“不好!”整个的身子迅速地往下陷去。何曼闻声赶过去时,已经晚了,只见到草丛中露出杨结巴一只高扬的手,人却已经不见了。

何曼感到了一阵阵惊悸。想到两人去南江师部出差的路上,他就为了节省一颗子弹,竟被自己骂了个狗血喷头,现在只觉得万分内疚。人啊,来世一回不容易,彼此相识更是缘分,何况还同过生死、共过患难呢!多好的一个战士!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这样突然被吞噬,无声无息地走了。走前还拼尽了最后的一口气,不屈地将一只手探出泥潭,以给大家留下一个警示!

而让何曼感到困惑,更加震惊的是,侦察连已经付出那么多干部战士的生命,好不容易探出来的一条路,说放弃就放弃了。这天,总部忽然下达了一道命令:停止前进!要求大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再向陕甘进发,却是掉头朝南,往回走!

何曼当了三年警卫队长,对总部的领导十分了解。他是一个聪明人,不用谁告诉他,他也清楚,敢于这样突然改变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决定的,不会是朱德总司令;作出此等决策者,非张国焘莫属。这不仅由于左路军绝大部分指战员原就是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人马,还因为他一向就这样刚愎自用。过去,他一直崇拜张国焘,更感激张国焘的知遇之恩,可是现在,他对这位红军总政委的信赖打了折扣:既然不诚心北上,带领大家过什么草地呢?这不是拿这么多红军战士的性命当儿戏,草菅人命吗?

二十一岁的何曼,感到十分郁闷。

往回走,侦察连也就用不上再侦察了,因为眼前已经有了一条早就被探明了的现成的路——他们以前留下的那些路标还清晰地摆在那儿。先遣团,也就不再是“先遣团”了——往回走,先遣团便成为走在十万大军最后面的一支队伍。

过去,一路之上,满眼看到的还都是茫茫的草地;现在沿途看到的不仅是草地,还有红军指战员丢弃在草地上的背包、炊具、草鞋、枪支,和一处又一处无法掩埋的红军的尸体,以及像杨结巴一样只露出草丛的一只只像是枯死的树干般的手臂……

何曼甚至可以清楚地辨认出,在哪一个路标后面的泥潭中,吞噬了侦察连的哪一位战士。

现在放弃了那些路标,那些为此牺牲了的战士,就不能不让他感到万分痛惜。从这些被吞噬、将永远留在了茫茫荒原上的战士们的身边走过的时候,他止不住地流下了泪水。

为什么要往回走?说是到青海、到川康边境去创建根据地。显然这是与中央召开的两河口会议的决定背道而驰的。这时的蒋介石正在千方百计地寻找红军的主力呢,红军的主力竟主动送上门来了。

于是十万红军南下天全、芦山和大小金川,几仗打下来,兵员一下锐减到了四万多人。这是多么大的牺牲啊!然而,立足未稳,紧接着,一场无法回避的大决战,又在百丈关一带打响了。

百丈关周围多为农田,即便有些丘陵岗地,地势也极为平缓,在这样的地方打一场遭遇战,进攻的目标大,又很难坚壁防守。何况当时四万多人的红军队伍,迎战的却是三倍于我军的敌人;而忍受着寒冷、饥饿和极度疲劳的红军指战员,面对的,又是一支以逸待劳的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况且,他们还有着飞机大炮的密切配合,可以想像,战斗打得将是何等的惨烈与悲壮。

何曼和所有参战的干部战士浴血奋战,在这场残酷的“拉锯式”的争夺战中,打了七天七夜!

结果,歼敌一万,红军也伤亡过万。最后不得不撤至宝兴,进行休整。

在宝兴的一座大寺庙里,红军总部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大会要求与会者对百丈关战役的得失进行总结发言。不少指战员都在心里诅咒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斗,但主持会议的是张国焘,想到张国焘过去借“肃反”残酷地剪除异己的一幕,大伙都缄口不语。

会场上一时间哑然无声。

首先打破沉寂的,是何曼。

何曼不是不惧怕张国焘,也不是不尊重张国焘。一想到为探路屈死在茫茫草地上的红军战士;一想到掉头南下以来这几仗打得如此窝囊,牺牲了那么多的红军指战员,为慰藉他们的在天之灵,他觉得有些话也不应该再藏着掖着。他当然也知道张很主观,很难听进劝告,独断独行,但他想,张毕竟是北京大学出来的知识分子,又长期在中央工作,应该是通情达理的,在惨痛的教训面前,会有所反思。于是便决定直陈事实。

他说:“南下是一步错棋,我们还没有找到‘根据地,就已经碰得头破血流。百丈关这一仗打得更稀糟,一仗就损失掉上万人,照这样打下去,我们究竟还能支撑多久呢?”

何曼的发言,可以说一针见血,说出了许多人想说的话。但不少人却替他捏着一把汗,小心地向张国焘望去。

何曼的发言,可以想像得到,张国焘会是十分诧异的。因为,一个自己的爱将,居然在这样一个公开场合,第一个向他“发难”,他肯定非常生气。没想到张国焘依然很镇静地坐在主席台上,只是接过话说道:“你不能以偏概全嘛。我们不是也打了些胜仗嘛!比如天全一仗,芦山一仗……”

“那是瞎猫碰到死老鼠!”何曼觉得,既然把大家找来总结前一阶段工作上的得失,就应该实话实说,“那是一些不堪一击的地方军阀,等到几十万真正的敌人一齐向我们扑过来时,我们付出的代价还不惨痛吗?千里劳师,孤军南下,这些仗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呀!”

何曼的发言,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接下来,你一言,我一语,或尖锐,或温和地都批评了此次战役的失利,甚至提出不该从草地上折回来,把几万红军送上了“断头台”。

会上这些直指张国焘问题的发言,如果赶在张国焘大开杀戒的“肃反”时期,怕是要掉脑袋的。但是现在主席台上还坐着由中央红军留下来的朱德、刘伯承等德高望重的红军将领,再说张国焘擅自改变北上的决定,计划在川康边境创建根据地,这种计划不仅没有实现,而且损失惨重,事实就摆在那儿,他也就不得不有所收敛,故作矜持地倾听着大家的意见。

但是何曼还是为这次发言付出了代价。会后不久,他就被从直属总部的先遣团,调到了李先念任政委的红三十军,也由原先的团职,降为八十八师二六七团三营的营长。这一调动,对何曼后来的命运,似乎是个不祥的征兆,直到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直到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渡过黄河,奔赴河西战场,他一直就是一个营长。

二、喋血戈壁滩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何曼随军从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去打开一条通往苏联的“国际援助路线”。由于三十军、九军和五军及红四方面军总部人员刚渡过黄河,后续的部队就被抢先赶到的胡宗南、关麟征部的敌人拦截在河东,这样,已经渡过黄河的两万一千八百人,便被置之于一个十分险恶的境地:他们既无根据地可作依托,又无援兵能够相助,也得不到兵员、粮草和弹药上的补充,而且,这样一支三过草地、数过雪山,已经连续征战了十九个月的疲惫之师,面对的却是马步芳、马步青兄弟率领的三万骑兵,以及十万“国民兵团”的围追“兜剿”。特别是马家骑兵,凶猛剽悍,能骑善战;他们人人缠着白头巾,配备大刀、皮鞭,还有卡宾枪,来去如风,两个小时就可以赶得上红军徒步行走一天的路程。这些人,不光身材高大、不怕死,还对“真主”十分虔诚,每天都要向“真主”做礼拜,相信死后灵体会被万能的“真主”带入“天国”。

何曼所在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先锋部队刚抵达一座山,就被马家军的骑兵盯上了。于是,他率领的二六七团三营,就一路拼杀,差不多天天都要打仗。边打,边赶路,为躲开马家骑兵的袭击,有时不得不长夜疾行,一个个疲劳到了极点:许多战士走着走着停下来,原地站住就睡着了,被后边的战士撞醒了,才发现队伍已经走远了,赶忙撵上去。后来,大家就都走得嘴唇开裂,喉咙冒烟,但那里的水咸,又不敢喝,越喝越渴。同干渴一样折磨大家的,是隆冬到了,大家当时还都穿着单薄的军衣,而那些军衣又经过了雪山、草地,经过了数不清的大仗、小仗,早已是褴褛不堪,难挡严寒。同严寒一样让大家难以忍受的,还有饥饿!

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一日,根据敌情的变化,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将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一、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把被敌人拦截在黄河以东的红四方面的另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河东实施外线突破。这样,中央就把红四方面军已经西渡黄河的三个军,正式命名为西路军。因为张国焘被留在延安的红军总部,于是就任命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为副主席兼总指挥,要求他们改变西进计划,在永(昌)凉(州)建立根据地,并做出随时东渡黄河的势态,以迷惑敌人,策应河东红军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但是,一个月以后的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了,何应钦的“讨伐军”很快进抵潼关,以“营救蒋总司令”为名,声言要把西安炸平。张学良和杨虎城于是决心集中兵力举行西安会战。为确保会战后西安侧翼的安全,张杨二人就希望河西的红军能东出靖远,牵制马家军,防止他们乘虚袭击天水、宝鸡和兰州。根据张杨的提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遂下令西路军东返。接到东返的命令,徐向前和陈昌浩感到为难,当即给中央复电,认为此时西路军乘虚西进,损失较小,把握最大,也最有利;若东进,则难免付出更大的代价,并且能否突破马家军的拦截,还是个问号。想不到,复电的第三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电示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

然而,当何曼随部队挺进到倪家营子地区时,形势又变:蒋介石从西安解脱飞回南京以后,马上调集了四五十个师,准备大举进攻西安。局势瞬间变得异常紧张,这时中央急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建立临(泽)高(台)根据地。徐向前、陈昌浩只得具实报告中央,说明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既无后方,又不能补充给养,孤军作战,困难极大。但是,明知不可为,他们还是组织兵力先后攻下了高台和临泽,并收编了高台县的地方民团。

其实,临泽、高台一带本是马家军阀管辖的重要区域。它南接祁连山,北靠龙首山,又临近西宁城,是二马必然拼死争夺的战略要地。无论从地形、给养、敌情和民情上看,在此久留,都对红军不利。二马发现红军要在此地驻扎下来,很快就调集了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一个手枪团、一个宪兵团,另有甘肃、青海两省的大量民团,计七万余人,麇集倪家营子地区。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马家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首先围攻高台。红五军据城坚守,总部派出骑兵师驰援,但由于红军的骑战能力不是马家骑兵的对手,中途遭到阻击,无法接近高台,且伤亡惨重,骑兵师师长黄俊彦、政委秦贤道双双阵亡。值此危急时刻,已被收编的地方民团又忽然叛乱,打开城门,引进敌军,红五军三千将士虽血战了七昼夜,却终因弹尽粮绝,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饮弹自杀。

接着,马家军又攻陷了临泽。守城的西路军指挥机关和红九军余部奋力突围之后,最后与红三十军、九军一部及五军归来的少数指战员,全都集中在了倪家营子。敌人主力也随之疯狂扑来。

倪家营子是一个很大的寨子,它由四十三个村屯组成,南北长十六华里,东西宽四华里,雄踞在祁连山北麓的戈壁滩上。每一个村屯都有黄土夯筑的围子,易守难攻,骑兵发挥不了优势。红军就靠近战、肉搏战,有时就只能靠大刀砍、石头砸,甚至不得不冲上去,赤手空拳地抱住敌人,作殊死搏斗,逼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就这样血战了一个多月,西路军已剩下不足一万人,二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决定从倪家营子强行突围。

何曼所在的二六七团九百壮士,临危受命,为总部首长解围。首先是一营近三百名指战员冲了上去,但随着敌人一阵密集的枪声,他们就全战死在村口与一片树林之间的谷茬地。紧接着,二营三百名官兵又呐喊着,冲了上去。这些在雪山上冻不死、草地上饿不死,在川陕战场上也打不死的红军战士,却纷纷被马家军呼啸的子弹击中,他们的血在河西走廊凛冽的寒风中,眼看着由红变紫、变黑,最后冻结在那一片无遮无挡的谷茬地里。

大个子团长望着成排扑倒在谷茬地上的几百号人,忍不住流出了眼泪。但是,他不得不嘶哑着嗓子喊道:“何曼!”

何曼响亮地应着,站到了团长面前。

“带着你的三营,上!”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尤其是在战场上。但是,何曼这时却没有立即回应。

“怎么了?”团长见何曼一动不动,两道浓眉吃惊地飞了起来。

“团长!”何曼看了看怀表,明确地提出要求,“给我一点时间。”

团长更加意外,喝道:“你要干什么?”

何曼说:“不能再这样拼了,请你再给我两个小时。”

团长有些诧异。他严厉地命令道:“我顶多再给你十分钟。打不开缺口,我就砍下你的脑袋!”

何曼指着横陈在谷茬地上成片的红军尸体,哽咽着说:“团长!‘马军已经欠下我们这么多血债,我们不能再欠下自己人的血债!”

团长一怔。

他瞪大眼睛盯着面前这位三营长。他知道红四方面军还是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这位部下就已经是总部警卫队队长,团职干部,资格比自己还老;只是因为在宝兴的干部会上,大胆放言,才被张国焘贬到他这个团当了营长。何曼在他眼里从来就不是一个怕死的人,可现在何曼的一句话,却刺痛了他。

团长说:“依你看,这仗应该怎么打?”

何曼也不谦虚,说:“我发现,对方虽然打掉了我们两个营,却也被这两个营不怕死的劲头吓住了,已停止进攻;既然他们不主动进攻了,我们掩护总部突围的时间就应该放在天黑。”

团长想想有道理。敌人的枪声确实已停了下来。

当暮色从小树林那边逐渐迷漫到正前方的谷茬地,周围的一切变得死一般寂静的时候,猛地,惊心动魄的冲锋号吹响了!

在此之前,何曼已经带着三营的战士,悄悄地潜伏到了谷茬地战友们的尸体堆里,就像当年在大别山,攻打独抱山敌人一个独立旅的那次战斗一样,冲锋号一响,他们就恰似天兵天将,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敌人面前。

这时的何曼,只感觉浑身燥热。他把上衣一脱,嘴巴里发出一声毛骨悚然的喊叫,然后挥舞着大刀,率先冲了出去。战士们见营长不顾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赤膊上阵,就都跟着营长发疯似的舞着大刀,冲向了敌阵。

何曼这异乎寻常的举动,三百多红军战士意想不到的突起,一下把敌人弄蒙了。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何曼的大刀已经在敌人中间上下翻飞,很快便出现血光一片。

有了这个开头,后续部队立即跟进,他们终于冲出了一个缺口,并很快将缺口撕大;在他们的掩护下,总部机关终于冲出了重围。但是,当西路军的三军指战员分别突破敌人的包围之后,才发现,幸存下来的,只有了八千将士!

就在八千将士冲出倪家营子,经过三天急行军,到达甘州西南的西洞堡和龙首堡一带的时候,却意外地接到了延安的电报,要求他们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

出现这种情况,让总指挥徐向前感到困惑不已。他很清楚,此时国共两党正在进行联合抗日的谈判,“和平协议”即将达成,难道中央的意思依然是从策应河东的战略部署考虑?当然,如果和谈能够成功,国共两党的军队一致抗日,马家军自然就不敢再对红军下手,但是这些都是美好的愿望啊!问题是,现在大家才从倪家营子逃出来,已是丢兵折将损失惨重,此时重返倪家营子,不是等于拿起刚挣脱的绳套,重新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么?

为人处世一生谨慎的徐向前,把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发来的电报,又认真地看了几遍。作为西路军总指挥,对事关全军将士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问题,他并不含糊,他认为,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陕北大本营,不可能清楚地了解这里瞬息万变的战况实情,现场指挥员应当有权相机行事。他把电报交给政委陈昌浩,说,“不能返回倪家营子,必须向中央报告这里的实际情况。”

陈昌浩的思想却要比徐向前来得复杂。他拿着电报,也认认真真看了几遍,也感到很意外,感到吃惊。但是,他是一个身份特殊的人。过去,他一直是张国焘的心腹,是张国焘最得力的助手,是张国焘的决策最忠实的执行者:当年在大别山的“肃反”,他曾协助张国焘毫不眨眼地手刃了两千多名红军将士;张国焘南下川康边境在卓木碉另立中央,他也是鞍前马后为其效劳——可这些全都成为自己历史上的污点。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部队会师之后,现在中央的当家人是毛泽东,张国焘已受到冷落,但毛泽东并没有冷落他,仍委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的重任,他知道重返倪家营子的危险,但再危险,也必须服从,以表明无条件接受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领导命令的决心。

陈昌浩沉思了一会,然后果断地决定:“执行中央的命令,打回倪家营子去!”

徐向前一听,开始变得激动起来:“大敌当前,不宜轻动,这样冒险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陈昌浩的决心已下,态度强硬地说:“大敌当前,更应恢宏士气,以决死战!际此场合,战未必死,不如抱必死之心,决战凶寇,必可得最后的胜利!”

他见徐向前直摇头,严肃地提醒:“否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这顶帽子你我是戴不起的!”

两人争论得异常激烈,情急之下,还拍了桌子。

但是最后,徐向前不得不服从陈昌浩的决定。因为,红军中政治委员对重大军事行动有最后的裁决权。

徐向前只得忍气吞声。一想到执行这种决定的后果,他几乎要痛不欲生。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西路军仅存的八千将士,开始返回倪家营子。

何曼见队伍停止了前进,像过松潘草地一样地,突然又要大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往倪家营子方向开拔,他惊得目瞪口呆。忙问大个子团长:“为什么要往回走?这不是去送死吗?”

大个子团长不说话。为冲出倪家营子,他两个营的指战员已经丢掉了性命,现在为啥伸着脑袋又往包围圈里钻?他也想不通。

红军的部队又返回到了倪家营子。这事,让马步芳和马步青都感到吃惊不小。他们不敢相信红军竟会主动地再次回到他们控制的地盘上来。莫非这些红军是真的疯了?

何曼最受不了的,不仅是原路返回,还有返回的路上看到的惨状:马家军把不少被俘虏了的西路军官兵砍掉了脑袋,挖去了双眼,钉在路边的树上;妇女独立团许多女战士被强奸杀害之后,赤身裸体地扔在地里,有的甚至被割了乳房,阴部还塞着木楔……

这惨烈的场面,让何曼感到触目惊心,心上像是被压了块巨大的石头,透不过气。他预感此一去定是凶多吉少。

果然,西路军的将士刚回到倪家营子,就被马家的军队围了个严严实实。陈昌浩这才感到大事不好,忙向中央告急,请求速派援兵解围。毛泽东急电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强烈要求蒋介石令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同时,中央决定成立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率部前去接应西路军东返。

然而,远水难解近渴,马家军已经把包围圈越缩越小,并很快开始了全面的进剿。

几乎弹尽粮绝的八千将士,面对八万顽敌的疯狂冲杀,最后只能用大刀、用拳头,甚至是用牙齿同敌人搏斗。其结果,可想而知:血战九昼夜,除极少数人侥幸逃出,大都战死或被俘。

战斗的惨烈,连活着的何曼都不相信自己还活着!

据担任西路军副指挥的王树声回忆,由于对敌情、地形的不熟悉,更缺乏对敌骑兵作战的经验,红九军原有两个师六个团六千五百多人,再次冲出倪家营子时,剩下的已不足三千人。军长孙玉清被俘不屈就义后,王树声兼任了九军军长,他带领着幸存的将士退到梨园口,又被尾追而来的敌骑兵包围,结果,军政委陈海松、军政治部主任曾日山和军参谋长陈伯稚,以及两千多名将士先后阵亡,就只剩下了三百人。他带领着这三百人转移到冰天雪地的祁连山,牵制迷惑敌人,以掩护红三十军冲出重围的一千官兵,向新疆行动。他们在与搜山的敌人又打了一场恶战之后,队伍完全被打散,当王树声最后甩掉尾追的敌人时,身边就只剩下了师长杜义德和杜的一个警卫战士。

因为何曼带领的二六七团三营幸存的指战员重返倪家营子时,是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后面,所以,战斗打响时,他们撤退得最及时,即便这样,伤亡仍然相当严重,他也在敌人一颗手榴弹的爆炸中,断了一只手臂。

当何曼把三营的十多位重伤员安顿在路边的一间茅屋里,就要带着其余的战士去追赶部队时,一个个重伤员苦苦哀求:

“带上我们走吧!”

“让我们死在一块吧!”

“营长!”

“营长!”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十多位重伤员却突然放声大哭。

吊着一只断臂的何曼,已经走出了门,猛地站住。他的心,碎了。

他不敢去看自己的那些部下。他是同这些战士一道从川康边境数千里路地跋涉走到陕北,又从陕北的黄土高原一路打到这大西北的啊!他很清楚,把他们丢下,就是丢给了凶残的马家军;与他们告别,很可能就是永别。

“不要哭,”何曼硬着心肠说,“我们必须去追赶部队。会打回来的,到时候再接你们走……”

他知道说这些话,是言不由衷的,连自己也说服不了,但他确实又没有别的办法。战争就是这样残酷啊。蓦地,他双腿一软,面对哭得像泪人一样的重伤员,直直地跪下了。

他像他们一样的泪流满面,说着掏心窝子的话:

“我没有保护好你们,对不住你们……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

这时,一个四川兵颤着声啜泣道:“营长,你们放心地走吧!”

何曼抹了把眼泪,向这群重伤员施了一个大礼,然后起身,带着没有受伤的战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就在他们离开不到五十米的地方,身后传来了一声巨响。

何曼下意识地回过头去,只见一股浓烟从那间茅屋中冉冉升起。

何曼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心在发颤。一道走着的战士,都停了下来,痛苦地望着茅屋的上空渐渐散去的烟雾。

原先茅屋中的哭声消失了,荒野上一片死寂。

但是何曼绝没有想到,当他追赶上了突围西去的队伍,自己却遭遇到了与刚刚逝去的那些重伤员同样的命运。走在队伍后面的一位战士见他吊着打断了的左臂,血还在流,就婉言拒绝了他随队西征的要求。道理他也是懂的,要穿越马家骑兵的天下,不仅得日夜兼程,而且需要随时准备战斗,在这样险恶的急行军中,已成残兵败将的这支部队是无法照顾任何一位伤病员的。

“我只是断了一条胳膊,赶路没有问题。”他极力解释。

“不行!”答复是明确的。

何曼从对方强硬的口气上不难看出,这不是一个战士的决定。见没有商量的余地,就不再申辩,他开始悄悄地尾随着这支队伍。

一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怕离队太远,被队伍甩下,就紧紧地跟着,跟得很近。显然,他的脚步声惊动了走在队伍后面的战士。这个战士警觉地拉响了枪栓,厉声喝道:“站住!干什么的?”

“我。”他赶忙应道。

“你是谁?”

“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七团三营营长!”他报告。

持枪的战士终于看清了他,有些意外,说:“怎么还是你?”

“我还能打仗!”

“不行,你是‘彩号!我们要走很远的路。”

“我要求——”

何曼要求见一见部队的首长,对方没容他把话说完,就把枪口对准了他,严肃地喝道:“请离开!”

何曼感到受了侮辱,也大声地喊道:“你什么态度?!”

“请不要再跟着我们!谁知你是干什么的?”

何曼忍无可忍了,他怒不可遏地说道:“你开枪吧!有种,你就打死我!”

何曼的喊声,惊动了走在这支队伍中的一位首长。

首长赶过来,仔细地打量着他,终于想起来了:“你就是在宝兴那个寺庙里,第一个发言的何曼同志?”

何曼也认出,来到面前的首长正是三十军的政委李先念。他高兴地说:“政委,是我!”

“你现在就在我们军八十八师当营长?”

“是。”

李先念见何曼伤势不轻,就劝说道:“你还是留下吧,就不要再跟了。”

何曼发现等到的就是这样一句话,感到很失望,忙强调:“政委,我可以走呀!”

“我知道你只是左臂负伤,”李先念耐心地劝道,“但我们要去新疆,路还很远,而且一路上随时都会有情况。”

说着喊来一个人,从行李中取出了三十块银元,塞在何曼的手里。然后,紧紧地握着何曼的手,动了感情地说:“你是个好同志。听我的,找留下的同志就地打游击,或是直接去延安,再不回家乡养伤也好。”

何曼还想再进一步表明跟着队伍的决心,但他的手被李先念握得很紧,银元在手里很沉,他张了张嘴,说了声“我……”竟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了。

望着李先念匆匆离开去赶队伍,何曼呆若木鸡般地站在原地,傻了很久。

队伍在夜色中很快消失了。

苍凉而又死一般寂静的戈壁滩上,现在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

刚才追赶部队还跑得一身热汗,经凌厉的西北风一吹,他从里到外感到了刺骨的寒冷。

握着三十块银元,他瘫倒在一片乱石堆里。

告别母亲时,他没有哭;草地上饿断肠子时,他没有哭;炸断了胳膊的时候,他也没有哭。此刻,陷入无边的暗夜和孤独中的何曼,再也忍不住了,他放声大哭起来。

他哭得撕心裂肺,哭得惊天动地。

他哭自己甘洒热血,献身革命队伍,却走到了这一步;他哭这么多的好同志、好弟兄魂断戈壁!

这时,枪声从前方隐隐传来。这枪声,在静得让人耳鸣的戈壁滩的夜色中,是那样惊心动魄。他知道,李先念率领的这支队伍遭遇到了马家骑兵的拦截。他下意识地把手伸向腰间,抓住了别在腰间的手枪。

这是一支“德国造”。是他在攻打四川通江县城时,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从那以后,他一直就把它带在身边。有了它,他觉得胆气壮多了。可是现在,一触到它,他却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没有了子弹的“德国造”,其实就成了一块没用的废铁。如今再带在身上,非但已不能护身,一旦被敌人发现,只会给自己平添麻烦,甚至惹来大祸。

手触到冰冷的“德国造”,想到自己已成苍茫戈壁中的一个孤鬼,竟陡然想到了死。因为,此时此刻,他感到,自己离死已经很近,而且,也已经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是接着就很快想到了母亲,想到了母亲那双充满着渴望的眼睛,想到自己对母亲的承诺:我会回来的,会混出个人样子来让您看看!虽然那只是当时安慰母亲的一句话,但他觉得自己不能就这样死去。

他想到了戈壁滩上的芨芨草。这草,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依然长得那般葱绿,那样坚强。至少,自己要像戈壁滩上的芨芨草一样地活着,活着回到陕北去,回到延安去!他相信,总有一天,他是会打回到大别山,回到家乡的古碑去的!

他取下了“德国造”,解下了“德国造”枪托上的那块已浸透了血迹的红绸子,仔细地把它包好。然后,他起身四处寻找,找到了乱石堆中的一个石洞,把它藏进了洞中,再把洞口用石块封死。他做得很认真,尽量做得不露一点痕迹。

他真的不忍心就这样离开心爱的“伙伴”啊,就这样离开跟随他穿过枪林弹雨,一直陪伴着他走到今天的“德国造”!

他在石洞周围徘徊了许久。

忽然,他站住了。

“万一,”他想,“万一还是被敌人发现了呢?”

虽然自己要舍弃它,但也绝不能让它落在敌人的手里。于是他马上又扒开洞口的石头,掏出了那支“德国造”,心一横,就将它狠狠地朝石头上摔去,又搬起石头,将它砸成几块,扔了。

现在,他已经了无牵挂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向东,向东,再向东,去寻找黄河,寻找延安!

从此,他一路行乞,孑然潜行。饿急了,乏狠了,为能够吃上几顿饱饭,睡上几宿好觉,就找个穷苦人家打几天短工;为安全起见,他绕开了所有的大路,专拣荒山野岭的小路走。为使自己不至于在山道上和长夜里迷失了方向,就去看南向的庙门和北指的星斗。

他足足走了四个月。

终于,在一天的黎明时分,来到了黄河的边上。

他找到了一个摆渡的老艄公,恳求道:“老人家,把我送到河东去吧!”

老艄公打量着站在面前的这位蓬头垢面的年轻人,谨慎地问:“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

“老家安徽。”何曼说。

“干啥呢?”

“家乡遭了灾,出来讨口饭吃。”

老艄公摇了摇头,显然不太相信;很快,又点了点头。他似乎从何曼那坦荡又无恶意的话语中间,猜出了来者的身份。或许已不是第一次碰到这种“讨饭”的年轻人了,他指指河边上绑有九只充足了气的羊皮做的筏子,问:“敢坐我的羊皮泡泡吗?”

何曼早就注意到了在湍急的黄河水中剧烈颠簸着的那个羊皮筏子了。他知道那就是陕北人常说的,随时可能会被黄河的风浪吞噬的“羊皮泡泡”。但他没有犹豫,回答说:“不怕!”

说着,何曼就走到河边,跳上了“羊皮泡泡”。老艄公没再说什么,也跳上了“羊皮泡泡”,并且三下两下,便把它划到了翻花滚浪躁动不安的黄河之中。

在战场上,迎着呼啸的子弹,何曼面不改色,但是当一个扑面而至的巨大的波峰将“羊皮泡泡”猛地摔进了浪谷时,他还是惊得差一点叫出声来。去年随部队西渡黄河时,有的红军指战员乘坐的也是羊皮筏子或是棉包木排,他却是坐着木船平平稳稳地过河的。

“站稳了,”老艄公喊道,“抓住扣环!”

何曼感激地向老艄公点了点头。四个月的奔波劳累,这时他的身子已经是十分的虚弱了,除了赶忙抓牢“羊皮泡泡”上的扣环,他确实什么忙也帮不上。

直到走下“羊皮泡泡”,已经站到了河岸上,他却依然感到像摇晃在波翻浪涌的黄河中一样失重。

他见老艄公将自己送上岸,折过身就要返回去,忙解下腰带上藏着的银元,取出几块,递了过去。

可是老艄公却执意不收,他说:“我摆你过来,不是为这几个钱;我的儿子也在河东的队伍里。”

何曼一听,更是感动。他爽性把三十块银元都掏了出来,全丢在了“羊皮泡泡”上,接着就同老艄公挥手作别。

他一路小跑,爬上了一座隆起的黄土高坡。然后,回眸河西那一片云遮雾罩的苍茫大地,恍惚觉得,自己刚从一场噩梦中走出来。

三、人生几多滑铁卢

来到延安,何曼才渐渐知道,西路军的指战员沦为乞丐讨饭回到延安的,远不只是他一人。其中,就有后来的王树声大将、李聚奎和朱良才上将,以及一大批共和国的中将和少将们。徐向前元帅也是一个人摸回延安的;陈昌浩因为生病,躲在一个老乡家里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转道回了湖北老家,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才到延安,从此也就从中国革命的舞台上淡出了。由李先念率领的那支一千多人的队伍,越过祁连山的冰山雪谷和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滩,历经艰险,最后有四百二十多人到达在甘肃边界处的星星峡,受到中央特派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抵达新疆。

两万一千八百余人的西路军,在这次远征中,先后战死七千多人,被俘九千多人;被俘后又遭杀害的有五千六百多人;后来陆陆续续回到延安的,不到四千人。其余的,就都流落在了河西走廊,或是回了自己的家乡。

何曼到达延安时,前线正在吃紧,所属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的二百六十个团,虎视眈眈地盯着陕甘根据地,但是组织上却把他安排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在这样的时刻,为什么不让自己去效命疆场呢?

开始,他有些想不通。后来发现,被这样安排的也并非他一人,但凡从河西战场上回来的,几乎都被安排到了“抗大”学习。

于是他明白了:你是谁的人?你从哪里来?组织上当然需要时间进行审查。不过,想想也好,几个月的连累带饿,担惊受怕,他已憔悴狼狈得不成样子,确实需要恢复休整,何况手臂也还需要治疗呢。

何曼于是安下心来。结合这么多年的人生感悟和实战的经验,他开始潜心学习政治,学习军事,学习马列理论。同时,他的断臂也得到了及时的医治。

不仅如此,他在延安还收获了一份爱情。姑娘叫田超,河南省遂平县人,十七岁的时候就到了延安,人漂亮,又能干,在一个部队的政治部搞宣传。

一九三八年夏天,二十四岁的何曼和田超在延河边一个窑洞里结成了夫妻,他从此过上了有家的日子。

婚后不久,何曼就由“抗大”的学员,变成了教员,被派往太行山,继续在“抗大”一所分校任教并兼任队长。一段时间之后,他又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一学又是三年。

他在“抗大”和在中央党校先后呆了八年时间。这八年,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宁静、最幸福的日子。打小他就有较好的私塾功底,和一身过硬的武功,现在又掌握了扎实的马列理论以及军事指挥的艺术,可以说,多年的养精蓄锐,只为重返疆场,一展身手。

这一夙愿,终于在一九四六年的春天,心想事成:他被派往中原解放区,在老领导李先念率领的中原军区,担任一名旅长,后来又成为军区直属支队的支队长。

中原,这个被历代帝王、政客、军事家乃至野心家们都看重的华夏腹地,自西周周公东迁时起,三千年来,不知发生过多少“逐鹿中原”的故事。一九四六年的中原大地,看似处于“国共和谈”以来少有的平静之中,蒋介石却暗下调集了刘崎三十万大军,并于六月二十三日,撕毁国共双方一月达成的《停战协定》,向仅有六万部队的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攻势,且口出狂言:要在四十八小时内全歼中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要在共产党的生日七月一日这一天,向全世界公布这一爆炸性新闻!同一天,中共中央指示中原军区“立即突围,越快越好,生存第一,胜利第一”,国共两党的全面内战也由此而始。

中原军区的“中原突围”,揭开了震惊世界、历时三年的中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当时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是一战成名的皮定均的第一旅。他们打得最顽强,也最机智,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弄得敌人摸不清虚实。当尾追的敌人发现东去的不过只是皮定均的一个旅时,这才调转枪口猛追已经西去的由李先念率领的主力部队。

随后担任阻击任务的,便是何曼的直属支队。直属支队的编制不是旅,但它却比一个旅的实力还要强:有四千人马,武器弹药都十分充沛;再说这时的何曼已是一位文武兼备的指挥员了,因此,李先念对何曼支队十分信任;临危受命,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何曼也是从容不迫,并且是信心十足的。

于是一场异常激烈的阻击战,就在平汉路西一座险峻的高山上展开了。他们必须守着隘口,堵住敌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坚持一天一夜,掩护主力部队西撤。

战斗于拂晓打响。密集的敌人如同蝗虫般黑压压一片,来势凶猛,又像砍倒的高粱一排排倒下去。他们连续不断地冲锋,放倒一排,又冲上来一批;打倒了一片,又扑上来一群。只见双方对射的机关枪和冲锋枪在空中交织成火的激流,摄魂夺魄;密不透风的枪声更是有如万钧雷霆,惊天撼地!

双方倒下的指战员,迅速地增加着。尸体和尸体摞在了一起,很快就分不清敌与我,全横陈在隘口前的山地上,而两边已经发烫的枪管仍然在喷射着死亡的火焰……

一天一夜,枪声、炮声、手榴弹声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敌人先后发起了二十多次冲锋,全被何曼的支队用血肉之躯阻挡住了。直到敌人也感到了筋疲力尽,枪声才算稀落下来。

这时何曼发现,东边的天际露出了鱼肚白,已经到了第二天的黎明,就是说,军区首长交给他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主力部队应该安全行走在三百多华里之外的豫西地区了。

他立即命令大家迅速撤出阵地,隐蔽到山顶上一片丛林中集结。集结之后,清点人数时,竟发现这一仗伤亡了近千人!

巨大的悲痛压在他的心上,透不过气。他要求全体指战员脱帽肃立,向阵亡的英烈们默哀。就在这时,侦察连长慌忙跑来报告:山后已发现了敌人,正在向这边移动。他们已经被包围!

何曼急令部队顺着山顶的丛林向一侧潜行,正准备下山,就已经听到山脚下敌人的喊话声。他低声要求大家相互传话:不准说话,不准咳嗽,全速前进。他要趁着浓雾还没散尽之前,率领支队人员穿过敌人的夹缝,翻到另一座大山上去。

为能够较顺利地突围出去,在一片密林中,他临时召集了一个连以上的干部会议。他下令各连以排,甚或以班为单位,化整为零,各自确定突破口,相机冲出去。这样,即便会有牺牲,代价也是最小的。

大家都认为这办法好。有人问:“最后在哪里会合呢?”

何曼说:“大家出主意。”

有人说:“选一处比较远的地方,最好曾经是老区。”

有人说:“干脆打到豫西去,同大部队会合。”

侦察连长就是豫西人,马上说:“中!大家可以迂回着过去,我们侦察连先去那边联系,到时接应你们!”

会合的地点确定在豫西之后,何曼最后提醒大家:“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尤其担当正面阻击任务的,必须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

支队在分散之前,趁着晨雾,各连的炊事班马上生火做饭,让大家吃上这最后一顿“快餐”。饭刚吃到一半,敌人的枪声就在山下响起。何曼判断,这是敌人在“敲山震虎”,他要大家沉住气,当紧的是吃饱肚子;这儿山高林密,敌人并不知道我们的方位。

接着,三千多人的一个支队,就分散成了百十个小股突击队,朝着各自的方向,避开敌人的锋芒,翻山越岭,昼伏夜出,先后突围;然后风雨兼程,向豫西挺进。

随同支队队部行动的,是一个警卫排。因为这场“中原突围”来得十分突然,又是敌人的重兵包剿,所有的随军家属已不可能安置在群众家里隐蔽,只好让亲人们也经受一次战火的洗礼。当时何曼已生有一儿一女,大儿子已经七岁,正常情况下还是可以自己走的,遇到紧急情况,才会让警卫战士背着跑;而女儿仅三岁,就只能坐在箩筐里,由一位湖北籍的警卫战士挑着。最难为的是妻子田超,她已有孕在身,现在挺着个大肚子,须一边打仗,一边长途跋涉,这是十分危险的。但田超却是一个能吃苦的女人,她像个没事人一样,和大伙一起夜行军,遇到险要处,大家会主动拉上她一把,一旦绊倒了,她就自己爬起来,不好意思地笑着,追上大家。她跟大家一样风餐露宿,啃干粮,喝冷水,一路上留下了她太多的单纯、热情与勇气。

最让何曼感动的,还是挑着他小女儿的那位湖北籍的警卫战士。当时正值盛夏,暑热涨红了他充满了稚气的脸膛,空着双手走在高高低低、曲曲折折的山道上,都会感到吃力,沉重的担子压得他只能佝偻着腰,气喘如牛,可再累也不吭一声。他衣服湿透了,又焐干了,才焐干又湿透了,已结起一层厚厚的盐斑,后来他干脆脱了个光脊梁。何曼不忍心,几次要替换他,他硬是不让。就这样,不知翻过多少座山头,涉过多少条溪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豫西卢氏县。

到了卢氏县,从先期到达的侦察连长那儿得知,追剿中原军区主力部队的敌人,已经在鄂西的南化塘被击溃,现在李先念司令员已率部越过鄂西北,向陕南进发了。

何曼支队的三千人马不久就在卢氏县集结起来。遵照军区的指示,他们及时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同地方武装一道,对卢氏、洛宁、灵宝三县的反动民团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袭击,缴获长短枪千余条,还打开了几家老财的粮仓,开仓分粮。短短的时间,何曼的支队又由剩下的三千人再次扩充到四千余人。由于洛、卢、灵三县临时政权应运而生,何曼也就自然而然地兼任起三县地方武装的总指挥。

这是何曼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然而,他的命运很快便出现了转折。

豫西地区的这种红红火火的革命景象,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不能容忍中原一带再次出现红色根据地,于是调动十万大军,对刚刚萌生的豫西解放区发动了又一次大清剿。

这一次大清剿,来得比“中原突围”更加叫人措手不及。当敌机呼啸着向卢氏县飞来的时候,田超正感到腹痛难忍,她从外面慌忙往回奔,没进屋就瘫倒在院子里。房东的两兄弟发现后,赶紧把她扶到担架上,一路小跑,抬到一个隐蔽的山洞里。担架刚落地,孩子就“哇”的一声在担架上出世了。那座山,叫卢山,因此生下的这个孩子就被取了个“卢山”的名字。

何曼听侦察连长报告,十万敌军已将洛、卢、灵三县团团围住,当时脑袋就大了。敌人的飞机袭来时,他正在召开一个应对的会议,散会后连忙跑回住地,只见到两个孩子,却不见田超。一询问才知道,临产的田超已被房东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没时间去看田超了,更不知道这时田超已经在一个山洞里生下了孩子。他喊来两个警卫战士,把两个孩子托付给了他们,希望他们尽快帮助转移出去。临离开时,他抱起女儿,又亲了亲儿子,要他们听叔叔的话,叔叔会把他们带到妈妈那儿去。他怔怔地望着两个哭个不停的孩子被战士带走,简单收拾了一下必需的东西,心里有些乱。但他必须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立即去指挥队伍向山上撤退。

遵照军区首长的指示,为牵制住这批清剿的敌人,配合我军在其他战场上的作战,何曼又一次把四千多人的队伍化整为零,潜伏到四面八方的高山丛林中去,与敌人展开游击战。

敌人恨不得能在三五天内就把这支队伍吃掉,却轻视了这股“残余势力”有着极强的山地游击战的能力。他们忽东忽西,时聚时散,藏在深山密林,神出鬼没,敌人虽用尽了各种手段,也无法将这些游击健儿收拾干净。最让敌人害怕的是,他们常常走着走着,突然就遭遇到冷枪,不是将他们其中的几个打伤,就是被打倒,再也爬不起来。因此每次搜山,一个个就变得心惊胆战。再说执行清剿的部队是从外面调来的,人生地不熟,进了山,一旦迷路,或只是小股搜山,他们就会被突然集中起来的游击队员“一锅端”。

就这样,一个多月下来,这些“散兵游勇”零敲碎打,居然击伤击毙顽敌千余人,还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补充了自己。

但是,敌人毕竟有着源源不断的弹药和粮草的补给,而且他们早在红军时代就总结出了一套对付游击战的办法:烧光周边的房屋,赶走附近的村民,封死上山的一切路口,让游击队失去群众,孤立无援,最终弹尽粮绝。弹尽,就无法还击;粮绝,就无法生存。更何况,敌人有的是时间。

于是包围圈在不断地缩小,何曼支队的人员最后被敌人逼到了一片不大的山林中。

一困,就是四个多月。

当一九四七年春节前那一场罕见的暴风雪袭击了豫西的崇山峻岭时,游击队员们终于陷入到绝境。

此时的何曼,同所有战士一样,只能东躲西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他好像又回到了在西路军的那些日子,昨天藏在一个山洞里睡上一夜,今天钻进一堆茅草中混上一宿;敌人有时夜间也会搜山,他们就不得不常常一个晚上挪上几个窝。没有粮食,只好以野果、野菜充饥。冰天雪地,北风呼啸,因为衣不御寒,食不果腹,不少人病倒了,病倒又得不到医治,已经奄奄一息。到了后来,许多指战员眼看着敌人追到面前了,想打,没子弹;想跑,连个力气也没有,只得坐以待毙。

由于大家分散在各处,又由于敌人严把死守,彼此已经失去了联系,谁牺牲了,谁被俘了,谁失踪了,一概不知。原先何曼身边的一个警卫排,也因为不断地减员,最后只剩下一个排长和四个战士;四个战士中,就有那位在“中原突围”中挑着他的小女儿的小战士。

再后来,包围圈小得好像四处都可以听到敌人的喊话声,以及粗野的辱骂声了。

这天黄昏,敌人搜剿的枪声将何曼身边这支已经不堪一击的“小小队伍”逼到了山间一座破庙附近。何曼不得不向警卫排长和四个战士下了命令:“从现在起,我们几个人也必须分开行动;逃出去一个是一个,别再考虑我了!”

但是警卫排长誓死不从,他说:“我们宁肯同归于尽,也不能丢开你不管!”

四个战士也流着泪说:“死活也要尽到我们警卫的责任!”

何曼说:“你们保护不了我啦!六个人死在一堆,太不划算,分开行动,也许还能活出去几个!”

他不再听大家的辩解,命令道:“出发!敌人不会再给我们时间了。”

大家只得遵命。何曼要警卫排长和四个战士向庙后右侧的丛林里迁移,见他们消失在了暮色中,他就选择了相反的方向,向庙前左侧的一片林子跑去,同时,朝敌人那边开了一枪。

枪声把搜剿的敌人引向了左侧的山冈,这时何曼就像一只狡黠的山猫,消失在一大片林子间。可是,满山皑皑的白雪,却十分清晰地留下了他的脚印。那些深浅不一的脚印出卖了他;敌人沿着那些雪地上的脚印,将何曼逼到了一处陡峭的悬崖边上。

来到了悬崖边上,何曼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已走到了尽头。

他已经别无选择。当听到敌人大叫着“缴枪不杀!”逼过来时,他再没有丝毫的犹豫,一扬手,先把已经没有了一颗子弹的手枪扔下悬崖;然后纵身一跃,就像那把跃向谷底的手枪一样,跟着也跃下了悬崖。随着一阵从来没有享受过的飞翔的感觉,他就在无边的黑暗中什么也不知道了。

然而,正像所有武侠小说里那些坠落山崖的大侠一样,真实的何曼竟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当何曼从没顶的雪堆中苏醒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夜里。他很奇怪自己竟然还活着!

既然命不该绝,就要想法逃出去。于是,趁着夜色,忍着疼痛,他顺着林间的一条小路,来到了一户亮着灯光的人家。站在门前,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敲开了这家的木门。

开门的是一个老人。

屋里还有两个男人,显然是老人的两个儿子。

老人举着油灯,把何曼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好像猜出了他的身份,但没动声色。

老人说:“我这里不安全,民团经常会在夜里来搜查,要不,你到屋后山上的玉米棚里躲躲。”

何曼要了点吃的,转身出门就去屋后寻找,果然发现山坡上有一个玉米棚子。他钻了进去,和衣躺下。但是刺骨的山风无遮无挡地灌进来,冻得他浑身哆嗦。他实在受不了了,回头又去敲老人家的门。

这次老人没再说什么,让他在灶间的柴堆里睡下了。

几天几夜没有睡上一个好觉了,何曼倒头便睡死了过去。大约睡到五更天,门就被哐哐地敲响了。何曼一个激灵,坐了起来。当他意识到大难又一次临头时,一切都已经太迟,这时门就被人从外边跺开了。紧接着就冲进来一群人,其中,就有老人的两个儿子。何曼这才闹清楚,他被老人一家出卖了。

本来,这是应该能够想到的:敌人已经封山,山下会有这样一户人家,这事本身就值得警惕。只是他这些日子饿急了,也乏急了,连这简单的道理也忽视了。

这时何曼从床上一个鲤鱼打挺,对着来人猛扑过去,打倒了两个背枪的,正准备趁势冲向门口,却被人从身后拦腰抱住。他抽出右臂给后面的这个人一个凶狠的“提心肘”,挣脱身来,但是还没容他调过脸,又拥上来几个人。

何曼就是再有功夫,毕竟只有了一只手,他无法对付那许多双手,最后被一群彪悍的土顽捺倒在地,动弹不得。

他被五花大绑。

就这样,无可奈何地,成了俘虏。

四、一世英名付流水

何曼被带到民团团部。松绑之后,他被扒去了身上的衣服。原以为这是要给他“过堂”了,但是,他们只把他的衣服里里外外翻了一遍,又要他穿上了,并没有审问他,押着他出了门。

他知道这是要把他交给搜山的部队,料想必死无疑了。其实自己已经死过一次了,而且无数次地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也并不觉得可怕了。

果然,他被带到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部。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军人对他进行了审问。

“你叫什么名字?”那人操着北方口音,眼睛盯着他问。

何曼不慌不忙地答道:“张世贵。”他说的其实是舅舅的名字。

对方出示了一枚印章,忽然问道:“这个私章上的何曼是谁?”

何曼一惊。这才知道,民团在搜身的时候,已经把他装在口袋中的私章搜走了。不过,他马上说:“那是我首长的。”

“首长的私章为什么出现在你的身上?”

“我是司务长,买粮买菜都要用他的私章。”

何曼答得显然滴水不漏。

“为什么要参加共匪的部队?”对方不屑地问。

何曼说:“家里穷,听说他们是穷人的队伍,就跟着走了。”

对方一听,瞪起了眼睛:“怎么被俘虏了?”

何曼实话实说:“弹尽粮绝。”

“这么说,如果有粮食、有子弹,你还要干下去?”

何曼觉得这问题问得实在愚蠢,就说:“你我都是军人,这需要回答吗?”

瘦高个忽然笑了起来,他仔细地瞅着何曼,颇有兴趣地又问:“依你看,我军的作战能力如何?”

何曼说:“装备很好,却不能以少胜多。”

对方被何曼的话激怒了,指着何曼训斥道:“都死到临头了,嘴还这么硬!你们可以以少胜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被我们俘虏?”

从对方的话音里,何曼已经猜测到,他的这个支队可能有不少战友已经跟自己一样,沦为敌人的阶下囚了。

他心里感到一阵刺痛。想到被抓了进来,就别指望可以活着出去,想到那些曾经和自己一起浴血奋战的弟兄们,都正在遭受折磨,他也就变得有些激动。他说:“被你们俘虏,也并不说明就是失败;因为中原军区还在,八路军、新四军都还在……”

瘦高个截断了他的话。他不允许何曼这么说下去。他对着何曼一声断喝:“把他拉下去!”

第一次审讯到此为止。

这时,天已经大亮,他被押到了一座祠堂。一进祠堂的大门便发现,里面关押着满满一屋子人。

何曼吃了一惊:被关在这里的,几乎全是他的部下。和他一起从中原突围出来的弟兄们,竟都在这里“聚会”了。

巨大的内疚与悲哀袭上心头,他痛苦地垂下了头。

但是,当大家发现被押进来的是何曼时,有人就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

“支队长!……”

这一声喊,让何曼刻意隐瞒的真实身份无可挽回地暴露了。

敌人再也没有审问他。还有必要审问吗?在长达五个多月的搜剿中,敌人早已弄清了这位“支队长”的情况和他的“分量”。他不仅仅是中原军区一个拥有四千人马的直属支队的支队长,还是一位能够调动豫西三县一万多人地方武装的总指挥。因此,敌人当然不会等闲视之,很快,就将他与其他俘虏分离开来,一辆军用卡车把他送进了西安的集中营,他被编入到集中营中的“特二队”。

以后发生的故事,不说也是能够想像到的。何曼遭遇到了像大家常常会在小说、电影、电视剧中看到的那些场景。敌人要他交待出豫西地区卢氏、洛宁和灵宝三县共产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的情况,但他任凭严刑拷打,始终没有吐露一个字。

不过,敌人一直对他抱有幻想。他们变换着各种手段,想通过洗脑、劝降、攻心以至离间等等手段,攻破他的防线。考虑到何曼的支队是在头年九月底就撤到了山上,便给他介绍起这几个月“国军”“节节胜利”的“喜人形势”。

“这些日子,你们被困在山上,外面的情况恐怕一点不了解了。我军在东北攻占了四平、长春之后,去年七月十二日,我五十万大军已进剿你们所谓的‘苏北解放区;八月二日,轰炸了延安;八月二十七日,攻克承德;九月十九日,淮阴被占;十月十一日,就又从你们的手中夺回了华北重要城市张家口。因此,蒋委员长于十月十八日在南京的军事会议上,对形势作出估计:五个月内打垮共军!”

何曼静静地听着。他相信,敌人说的这些“战果”或许都是真的,不过,即便如此,他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甚至相信,蒋介石已经被这一连串的“节节胜利”所陶醉。因为,他早从军区首长那儿知道,蒋介石已经调动二百万大军,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但是,他并不相信蒋介石这样用兵就能扭转局面,这也将会是他们最后彻底输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去年春上,当胡宗南率二十三万人马进攻延安时,毛泽东就说过:“存人失地,地终可得;存地失人,必人地两失。”何曼相信这些日子敌人“攻下”的那许多城市,应该是解放军主动放弃的,就算他们占领的不会是延安那样的空城,但他们占领了那么多的城市,势必将大大分散他们的兵力,而毛泽东历来打的就是“运动战”,运用的战术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还亏他老蒋与毛泽东交手了这么多年,居然这么不了解自己的老对手,真是愚蠢之极!

敌人见何曼只是带个耳朵听,光听不言语,就问:“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何曼沉吟了一会,说:“此时,我最想说的,就是此生恐怕无缘再见母亲一面,无缘再见到老婆和孩子,说实话,我很想他们!”

他说的是心里话。身处乱世,命如漂萍,亲人的聚散本来就如云水的离合,更何况身陷囹圄,是否还能与母亲、妻儿相聚?生离,或许就是死别了。

敌人故作同情地看着何曼:“是啊,想念亲人,这也是人之常情。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妻室儿女?可是你真的就忍心为了自己的名节,为了所谓的信念,既毁了自己的一生,也让他们孤零零地活在世上?你这样做,又为了谁呢?”

何曼闭上了眼睛。敌人还讲了些什么,他好像全没有听见。

一九四八年二月,早春的西安城,满眼还是没有消融的冰雪;从河西走廊刮过来的强劲的朔风,依然响着尖利的哨音。这天上午,何曼被带出号房,来到集中营寒如冰窖的广场上时,他不由一愣:围墙四周已密密麻麻站着荷枪实弹的军人,广场正面还架有几挺轻重机枪,上千名囚犯都被驱赶到了广场上。这种阵势是前所未有的。

何曼看到,人群中有不少是他支队的战友。过去,在战场上,冲锋号一响,一个个不要命地杀向敌阵,现在看得出,都受尽了折磨,全憔悴地坐在那儿,彼此目光相遇时,也只能传递着一种十分复杂的感情。不知道敌人今天把大家集中在这里是要干什么,但这种杀气腾腾的场面,让大家还是感到了几分凄冷。

随着一阵响亮的皮鞋声,一个面色黑得出奇、胖得已经有了双下颌的警官,出现在大家面前。他话音洪亮,有着极好的音色。他的开场白,更像是一堂“形势报告”。

他慷慨激昂地说道:“国军已经在各个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残存的共匪已是不堪一击。远的不说,就说这西安周边地区吧,中共所谓的‘西北野战军,其精锐力量现仅存六万八千人,而我们一个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部,就有十三个军三十个师二十万人;一个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马步芳、马鸿逵部,则是六个军二十八个师十七万人;此外还有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部的六个军十四个师七万余人——加起来便是二十五个军七十五个师五十四万人!五十四万对六万八,这是个什么概念?说明在全国范围彻底消灭共匪已指日可待!”

这种报喜不报忧、自欺欺人的政治宣传,何曼听过多次了,每次也不过都是大同小异,耳朵都要听出茧来了。也许他们认为,这样不厌其烦地反复唠叨,最后大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信以为真。上面讲得天花乱坠,下面的囚犯要么闭着眼睛养神,要么东张西望,想着各自的心事。

黑胖子警官很是生气,突然提高了嗓门说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嘛!现在能够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问题,还为时不晚。今天谁要是幡然悔悟,愿意在这个《反省书》上签上名字,我可以做到当场释放!”

他说得信誓旦旦。

何曼这才注意到,广场的一处放有一张桌子,桌子的上面已经摆好了笔与纸张。不过他感到挺好笑。不说现场有没有“幡然悔悟”者,即便有,在此众目睽睽之下站出来,这有多大可能呢?

谁知,就在这时候,人群中就真的有这样一个人,挺身站了起来。他高声大嗓门地喊道:

“报告!我自愿退出中国共产党,退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弃暗投明,在《反省书》上签字!”

紧接着,又一个人也站了起来;举着右手,宣誓一般地作了同样的表达。

大家望着贸然站出来的这两个人,无不面面相觑。很快,囚犯们骚动起来,场上响起了一个人厉声的追问: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什么时候入的党?”

二人没有回答。

“必须回答!”几个人不满地同时喊起来。

一群警察指着这几个人,厉声呵斥道:“你们想干什么?活得不耐烦了!”

这一下,激起了众怒。紧接着更多的人叫了起来:

“为什么不公开?”

“必须回答!”

“你们这是在演戏!”

这时黑胖子警官掏出了枪,鸣枪示警。他满脸杀气:“肃静!不许随便说话!”

场上又恢复了宁静。

这时站着的那两个人,慌忙走到放有《反省书》的桌子前,签了字。然后走出集中营。

黑胖子警官顺势说道:“看到了没有?谁主动站出来,就可以同他们一样,马上获得自由!”

他话声刚落,又一个人站了起来。

站起来的这个人,太出乎何曼的意料。也太出乎所有囚犯的意料——他竟然就是战功赫赫,曾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原中原军区的一位名叫黄林的旅长!

“好啊,欢迎黄旅长弃暗投明!”黑胖子不免又惊又喜。

谁也没想到,站起来的黄林,居然振臂高呼起一个口号:

“打倒国民党独裁统治,建立一个民主新中国!”

这呼声,在天寒地冻的集中营的广场上,像出炉的千度钢水沸扬流泻,烫热了大家的心。何曼更是心中一震,他被感动得溢出了泪水。

但是,当何曼再去看黄林时,黑胖子手中的枪响了。应着这枪声,黄林的身子摇晃了一下,随即倒了下去。

何曼犹如电击一般站了起来,他怒斥黑胖子:“你怎么可以枪杀俘虏?”

何曼一声喊,许多人跟着声讨:“不许杀害俘虏!”

黑胖子一摇一晃地走到何曼面前,似笑非笑地定睛瞅着他说:“这样看来,你还有自知之明,晓得自己是俘虏。不过,我不希望你像黄旅长一样,不给自己留条后路。今天,只要你也在《反省书》上签上大名,我马上放你,给你自由。”

何曼怒视着他,不说话。

“签,还是不签?”黑胖子说,“你必须给我一个明确回答!”

接下来发生的事,是何曼怎么也没有想到的:警察拉来了五个人,让这五个人在何曼的面前站成了一排。这是在豫西卢氏县的深山丛林中被困了五个月之后,他身边最后剩下来的那五个人:他的警卫排长和四个警卫战士!

他感到有些困惑。刚才在人群中,他并没发现有这五个同志,现在突然站到了面前,才知道,他们也都没有突围,没有突围的原因大概也是留在雪地上的脚印吧。

何曼问黑胖子警官:“你把他们找来干什么?”

黑胖子从桌子上取来一份《反省书》,说道:“你这么聪明,还不明白吗?为了让你在《反省书》上签字呀!你只要配合我们,在上面签上名字,退出共党,什么事都好讲。”

何曼笑笑:“如果我说不呢?”

“你只要说一声不——”黑胖子话音未落,枪声便响了。站在何曼面前的一个警卫战士,应着枪声,仰脸倒在地上;殷红的血喷溅在洁白的雪地上,刺伤了何曼的眼睛。

“你们这样滥杀无辜,禽兽不如!”何曼指着对方的枪口大骂。

黑胖子冷笑道:“我知道你不怕死,其实,谁到了这里,他的命都已经不值钱。不过我们还是对你的名字感兴趣。你只需在这张纸上签上大名,就什么事都不会再有了,否则,你的这些部下都得死。我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

何曼气得浑身发抖。

隔了一会,黑胖子提醒道:“一分钟已经到了。要不,我再给你一分钟?”

何曼这时异常的冷静。他想,敌人应该知道,他是不可能会在这种《反省书》上签字的。如果真的签了,那就真会后悔一辈子!他总觉得黑胖子警官这天这样肆无忌惮,这样丧心病狂,实属反常。莫非国民党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已经败得很惨?他们如此猖狂,倒像是狗急跳墙了。

正这么想着,就见对方抵到了跟前,笑着问道:“看来要你‘何曼两个字,比要你两个战士的性命还难么!”

“砰!砰!”两声枪响,站在何曼面前的两个警卫战士,顷刻倒在了血泊中。

何曼一下呆住了。打从参加革命至今,可以说已是身经百战了,他深知战争的残酷,以及战争会使人变得残酷,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战场上人的生命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人的尊严就更谈不上了。但是今天,发生在自己面前的这种对人的生命视为草芥,对人的尊严这样蹂躏的情境,还是让他感到恐怖,感到震惊。

他指着黑胖子破口大骂:“你个王八蛋!你这个畜牲!要开枪,对准我来!你这样做,会不得好死!”

然而,一切无济于事。黑胖子丝毫不为所动,他甚至很悠闲地看了何曼一眼,平静地说:“那么,我再给你一分钟考虑!”

何曼见对方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警卫排长,他简直要发疯了。当初他命令警卫排长和战士们立即分散突围出去,警卫排长竟宁肯战死也不愿丢开他这个支队长,死活要尽到“警卫”的职责。多好的一个同志啊!但是今天,警卫排长的死活却要由他来决定——这也太残忍了!

他不可能答应在《反省书》上签字;不签字,警卫排长就得死。想要警卫排长不死,他就得签字。敌人设置的这种混蛋的逻辑,他无法接受,更不敢往下想。他甚至一下糊涂了——假如警卫排长死在自己面前,这是敌人的罪过,还是自己的罪过?

其实,已经不允许何曼再往下想,时间又到了。黑胖子的枪已经对准警卫排长。这时何曼什么也不去想了,他大喝一声:

“不要开枪!”

黑胖子终于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场上一千多名囚犯,何曼昔日并肩作战的弟兄们,全都或诧异或紧张地望着何曼。

鸦雀无声。

就只见何曼向放有《反省书》的桌子走过去。

“支队长!”警卫排长大声喊了起来,“不要啊!”

何曼停了下来,但他没有回头,还是朝桌子走去。此刻,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胸膛里仿佛塞有一座冰山,冷到了极点。

“不!”警卫排长拼命呼喊着,向何曼奔过去。

一声清脆的枪声响了。奔跑着的警卫排长,被旁边的一个狱警击中,应声扑倒在地。倒在了一汪血水里。

何曼见了,不顾一切地冲到警卫排长跟前,抱起他,悲痛欲绝。

警卫排长还没有死,还有一口气,他痛苦得脸都变了形,吃力地说:“支队长,你不能毁了一世的英名啊……”

说着,就剧烈地痉挛着,最后挣扎了几下,咽了气。

已等得不耐烦的黑胖子,这时威胁道:“何队长,过去签了吧。要不然,惹火了,我今天就大开杀戒了!我倒要看看,今天是你何队长狠,还是我狠?!”

他示意了一个狱警,把枪口顶在何曼昔日的警卫战士的脑袋上,然后咬牙切齿地说:“我可以一个一个地杀,也可以一排一排地杀!——现在,我再给你最后一分钟!”

何曼猛然听到一阵骚动声。他发现,广场正前方守着轻重机枪的军警们,已经卧倒在雪地上,将枪口一齐对准了前排的囚犯。前排的囚犯下意识地向后退去,他们知道这帮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何曼此刻也才注意到,站在前面的这最后一个警卫战士,原来就是“中原突围”时,一直挑着他小女儿的湖北籍的小战士。这个小战士,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一路上佝偻着腰,光着个脊梁,累得大汗淋漓,气喘如牛,却没有一句怨言。

望着稚气未脱的小战士有些惊恐的目光,何曼的眼前突然跳出了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他完全理解了民族英雄文天祥,为什么会写下那样一首绝笔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何曼轻轻放下了警卫排长,站了起来。他在心里说,对不起了,我的好排长啊!我可不能用这么多弟兄的性命,来换取自己的名节。是啊,在这样的《反省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自己一生的功名,都将付诸流水。可是面对如此凶残敌人的不“仁”,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弃“义”吗?人最不能违背的,就是良心!如果我就这样坚持下去,也就将和这些该千刀万剐的刽子手一样不能饶恕,我会一辈子活在忏悔中。

他下了一生中最大的一个决心,很平静地走到了那张桌子跟前,抓起一张《反省书》,捡过笔,对黑胖子说:“你不就是要我的名字吗,我给你!”

他甚至连《反省书》上写了一些什么,也没去看,就签上“何曼”二字。

他签好后,一声长叹,猛地把那支笔掷在了雪地上。

一场可怕的大屠杀停止了。稚气未脱的警卫战士,和坐在人群前排的那些囚犯,都幸免于难。

可是,何曼却并未因为在《反省书》上签上了名字而当场获释,他仍被押回了原来的号房。

五、“国共两党共同的敌人”

由西北野战军改编的第一野战军,在扫清了西安市外围的国民党军队之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其第六军十七师四十九团用炸药包将西安城的西门炸开了一个大缺口,相机占领了西门城楼;几乎是在同时,十七师五十团相机攻下三桥火车站,一路挺进,打开了北门;十六师四十六团也从南门冲入城内。及至上午十一时,胡宗南经营了多年的老巢西安城宣布解放!

解放西安的第六军军政委张贤约,正是何曼的同乡,金寨县南溪人。负责攻城的两位师长,也都是从大别山走出来的,其中十七师师长程悦长和何曼一样,都曾经是直属红四方面军总部的少共国际团的战士。

西安解放了,何曼也终于从西安集中营被解放出来。

走出集中营,何曼才知道,关了自己两年的地方,原来就在西安西关的机场附近。

走出集中营的那一刻,他十分激动。一种劫后余生、重见天日的悲壮与惊喜,使得他热泪盈眶。他没有想到,革命形势的发展是这么快,就在西安解放的第二天,解放军百万大军便在千里长江的江岸上,一举突破天险,直捣了蒋介石的老巢南京。

五月二十二日,解放军在西安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望着浩浩荡荡披满征尘的解放军指战员受到市民们的夹道欢迎,何曼止不住心潮澎湃,悲喜交集。特别是当他了解到,解放西安的许多指挥员,原都是红四方面军中四军和三十一军的老同志,他们长征到达陕北后,因为遭到了敌人的拦截,没能够西渡黄河成为西路军,而是留在了河东,后来就被编入彭德怀直接指挥的西北野战军。

“请问,你知道原先的中原军区在哪儿吗?”何曼四处打听,他急于要回到自己的部队中去。这天,他终于得到了准确消息,他原先所在的中原军区早已归属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此时“二野”已打过了长江,正在江南的大地上千里追敌;他的老首长、原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在攻克武汉三镇之后,就留了下来,主持湖北省党、政、军的全面工作。

得知这一消息,何曼异常兴奋,顾不得身无分文,头发已长得像蓬草,又一次踏上了乞讨之路。

当然,沿途都已经是解放区了,这回完全不同于在河西走廊的那次乞讨了,他不必再去东躲西藏,可以昂起头来专拣热闹的集镇走了。讨饭也容易多了,再说他住宿的要求并不高,人家的屋檐下、过道里、灶门口,他都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因此,路上虽然辛苦点,却也没遇上个什么麻烦。

一个月之后,他终于来到武汉。到武汉才知道他打听到的消息一点不假,李先念既是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还负责全省党政机关的领导工作。

何曼找到了军区接待处,接待处的同志听说他原是李司令的部下,要见李司令,就热情地为他联系。那时的机构并不复杂,办事也快捷,没费多大事,何曼就被领进一间极其简陋的办公室。走进去后,老首长已经等在那里了。

老首长对这位蓬头垢面找上门来的部下并没显出意外,却也没有招呼他坐下,更没有招呼人为他倒茶,而是用一种陌生的眼光,在认真打量着他。

“首长,不认识我了?”何曼有些紧张。

“剥下皮,我也能认出你的骨头!”

何曼一听,果然是自己熟悉的首长的语言。声音是十分平和的,话却是单刀直入的,甚至有点儿叫人下不了台。

何曼了解首长,于是也就不绕弯子:“我一路找过来,不是来向你要吃的,我是来向你汇报离队这两年多的情况……”

谁知,老首长把手轻轻一挥:“不要说了,我全都知道;你在西安的事国民党的报纸也登了,你的大名知道的人不会少啊!”

何曼一惊。这消息是他始料不及的。忙申辩:“不,我还是要说。我不说,有些情况首长不会清楚!”

于是他把在集中营《反省书》上签字的事,从头到尾地汇报了一遍。如何汇报,用怎样简洁、准确的语言,在最短的时间里让首长了解这件事,一路上他一直就在打腹稿。因此,他并不担心这件事会说不清楚,担心的只是怕见不到老首长,或是见到了不让他把话说完。还好,这些情况并没有发生。老首长坐在那平静地听着,没有打断他的话。

其实,事情并不复杂,要说简单,三五句话就可以说得明白。汇报完当时的情况后,他又作了特别强调:“我没有出卖同志、出卖组织,也并不是因为贪生怕死。事实上,敌人也知道我不是真心实意的,所以他们并没有放过我,最后还是西安解放了,我也才被解放出来!”

老首长见何曼把话讲完,就严肃而不失关切地告诉他:“我知道,你是会来找我的。但这事仍需有关部门做具体的调查。你要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

何曼一听,赌气地说道:“好吧,我犯下了大罪,请首长处分吧!”

老首长也不客气,说:“你大罪没有,但大狱恐怕还是要蹲的。”

何曼惊愕地望着老首长问:“我刚从国民党的监狱里出来,又要进共产党的监狱?我这不成了国共两党共同的敌人了?”

老首长这时站了起来,走到何曼的面前,一点不留情面地痛斥道:“你说你没有出卖组织,但你在那样的《反省书》上签字,被他们登报大肆宣传,你说你给党组织,给人民军队造成的影响还小吗?”

说得何曼哑口无言。

老首长沉吟良久,又说道:“其实用不着你今天多做解释,你在集中营里的表现,我们早就知道;因为那里就有我们的同志。国民党的监狱只会让你越坐越糊涂,共产党的监狱我想还不会。去吧,你还到接待处去,主动把问题交待清楚,看他们怎么处理。”

何曼愣怔了好一会,这才迟迟疑疑地朝门外走去。刚走到门边,就感到老首长从背后抓住了他的一只手,并往他的手心里塞着什么。

他抽回手一看:原来是十元钱!

何曼连忙转过身说:“首长,我不要这个,我是要……”

不等何曼把话说完,就见老首长用力挥了一下手:“去吧!什么都别说了。以后有困难,再来找我!”

当何曼再一次回头去看老首长时,他发现,老首长的眼睛潮湿了。

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现在这样的人民法院,而民国的《六法全书》已被废除,因此,案件的取证和确认,以及罪名的最后认定,这一切,何曼都不得而知。他只知道,当时他被有关部门送到了一个园艺场,去接受劳动改造。

他在园艺场主要是看守果园,看守果园的劳动比较轻松和自由,不像西安集中营那样受到严格的管制,但是他却严格地要求自己,尽心尽力干好每一项工作。每当活儿干完了,他便爱一个人坐在果树底下,一动不动地去想他的心事,一坐,就是半天。每当这时,除了风吹树叶沙沙地轻响,周围就静得只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

他真的没有料到,敌人会把他在《反省书》上签字的事,公开张扬了出去。他想,敌人将这事大肆张扬,对党和对人民军队声誉的损害也确实太大,打发自己到这儿劳动几年,也确实不冤枉。

每当念及于此,他就会想到老首长塞给他的这十元钱。打听后才知道,当时各级干部,包括像老首长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其实并不发薪水,实行的还是“包干制”,穿衣吃饭以及子女抚养都由国家“包干”,平日也只是发一点买牙膏、牙刷、毛巾、肥皂之类的零用钱,老首长未必会有多少钱,却给了他十元——当时最好的大米也只是一毛四分钱一斤,十元钱是足可以买上七八十斤大米的,这让他有些感动。这么一想,他就更加安下心来,坦然地接受组织上这次对自己的处理。

他开始学会了抽烟。买不起好香烟,就凑合着去抽苦涩的旱烟。一口又一口,一窝又一窝,在缭绕的烟雾中,品尝着属于自己人生中的那些酸甜苦辣。

在战争的岁月里,除去行军、打仗、训练,那会儿他没有时间去想别的,现在,一下子安静下来了,于是那许多往事,许多亲人,许多战友和部下,生者和死者,就全像过电影似的,一幕幕地出现在眼前。

就这样,他在那个园艺场平静地度过了四个多春秋。离开园艺场的当天,头一件事,就是去寻找妻子田超和自己的几个孩子。

他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没有人能够告诉他,他们究竟在哪里。不过,他猜想,田超的娘家或许会知道田超的下落,于是他首先去了河南遂平县。没想到,田超就在遂平,一对分别了八年的夫妻终于重逢了!

两人自从在卢氏县分手,八年之间音信全无,现在突然相聚了,竟都有一种隔世之感。田超告诉何曼,在卢氏时,她也被敌人抓住了,也在监狱里呆了两年多,庆幸的是,她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直至解放,她被组织上安排到北京“八一”学校当了几年教师;前不久,才转业回到老家,在遂平县政府的一个部门供职。

田超说,她一出狱就四处打听他的下落,不少人都说他八成是“光荣”了。这消息曾让她一度绝望。接着,就开始去寻找孩子。这中间虽然费尽了周折,但总算找到了儿子和大女儿,因为两个孩子都被支队的警卫战士作了妥善安排,被群众保护了下来。但是,在卢氏县卢山的山洞里生下的那个名叫“卢山”的小儿子,却最终也没有找到。

说起“卢山”,田超止不住又伤心地哭了起来。

何曼这才知道,当年在卢氏县分别时田超为他生的孩子叫“卢山”。为找到卢山,何曼和田超两人又去了一趟卢氏县。当年的房东已经去世,不过他们还是调查到了知道内情的人。原来田超被抓走时,房东从安全考虑,就把孩子托付给了当地的一个老保长。这个老保长在国共两党军队“拉锯式”的地盘上,既不敢得罪国民党,也不愿伤害共产党;既向苏区“缴粮”,又向“白区”完税,因此,两边的军队都不为难他,孩子交给这样的人,最安全,房东也最放心。尽管房东同他沾亲带故,把孩子交给他时还是说了狠话:“这可是革命的后代呀,你要保证他万无一失!”老保长郑重地接过孩子,也曾赌咒发誓:“有我在,孩子就在;万一我不在了,孩子也会在!你就放心吧!”

但是,当何曼和田超找到老保长的家时,这位老人也已经去世。

至于卢山的下落,说法不一。有人说卢山因为出天花,已经病死;有人说卢山没有死,因为长得太可爱,养父养母视他为己出,已带着他远走他乡了。

虽然没有任何线索再把卢山找回来,但到底同妻子和两个孩子团聚了,这对何曼来说已是不幸中的大幸。这期间,何曼也还回了一趟自己的老家,这是他离开古碑二十一年之后第一次回到家乡。亲人大都不在了。红军撤出大别山的时候,这儿就翻了天,“还乡团”、“反共队”到处捕杀红军家属,他的父母、叔伯们全都躲在山上,冰天雪地,衣食无着,一连几个月不敢下山,冻馁交加,已先后被饿死、冻死、病死。何曼未能为父母和叔伯们尽孝,报答他们的养育、关爱之恩,反而给他们招来杀身之祸,甚至,直到今天,也没人知道,他们当年都逃到了哪一座山上,最后又饿死、冻死、病死在哪个山洞里。他万分悲恸,也只能在过去老屋的废墟上,以滚滚热泪和着焚化的纸钱,祭奠他们的亡灵。

忙完了这些事,何曼就又去了一趟武汉,去找李先念。老首长上次曾丢过话:以后有困难,再去找他。到了武汉却听说,老首长就要离开湖北到中央工作了。听说这一消息,何曼的心猛地一紧:这时候老首长肯定很忙,还能去找他吗?还能找得到他吗?

犹豫再三,最后决定还是试一试。

不曾想,同上次一样,他依然很容易地就走进了老首长的办公室。办公室还是那样的简陋,不同的是,这次老首长却显得比上一次热情,脸上泛着红光,见他走进来,高兴地说:“哦,你出来了?”

何曼有些尴尬,一时没有想到合适的话,忙点了点头。

“现在有什么困难需要我解决吗?”老首长还像战争年代那样,开门见山。

何曼也省去了客气话,说:“我想回到革命的队伍。”

“说具体点。”

“希望组织上能给我一份工作。”

“重新工作可以,”老首长说,“但不能恢复原职了。”

“但我要求能够恢复我的党籍。”

“这不可能!”首长变得严肃起来,“党章有规定,你不能再入党了!”

何曼只感到眼前一黑。控制了好一会,才颤着声说:“可我那是事出有因啊!如果我拒绝那样做,他们就要枪杀我们的干部战士啊!”

他见老首长不言语,情绪变得激动起来:“对待敌人的兽性行为,难道我们也要灭绝人性地去适应,要用丧失的天良恪守自己的‘大节吗?难道组织上就一点不能谅解我吗?……”

老首长这时打断了何曼的话,心情沉重地说道:“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还是找一份事情,好好地工作吧!”

何曼仍然不死心,几乎是在哀求道:“老首长,我才四十来岁,还能为革命做许多事;我十五岁参加革命,打了快一辈子仗,不回到党的怀抱里来,还能去哪里呢?”

就在这时,走进一个人来,老首长看了看时间,起身对何曼说:“有个会我要参加。具体的事情你去找接待处的同志。还有什么问题,再找我。”

何曼只得告辞,去找接待处。

接待处的同志很热情,说到具体的工作,就劝他不要这么急,他们会积极地同有关方面联系。

何曼只好等,一等就是一周。他有些等不及了,就问接待处一个值班的年轻人:“我的工作还要等多久呢?”

年轻人说:“这事说不准,我们同一个县的粮食局正在联系。”

何曼想了想问:“还有别的部门可以去吗?”

年轻人说:“你要是等不及,暂时回到那个园艺场去也行。”

一听要他再回到那个伤心之地,何曼顿时变了脸色:“你什么意思?”

“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暂时回去。”年轻人见何曼居然动了肝火,也就变得有些不大高兴,“说实话,我们确实联系了不少单位,可人家一听说你过去的问题,没有一家愿意接受。这叫我们有什么办法?”

这几句话,触到了何曼心中永远的痛。他一下变得失去了理智,大声地反问道:“我的过去怎么了?”

年轻人翻眼看着何曼,有点儿揶揄地说道:“你过去的问题还要我提醒吗?”

何曼的心感到一阵灼痛:“你给我说清楚,是什么问题?!”

年轻人冷笑了一声,鄙夷地吐出了两个字:“叛徒!”

何曼最怕听到的这两个字,终于被对方一下挑明了。他积压了多年的屈辱与悲愤,有如一包浓缩了的炸药,在这一瞬间被引爆!

他拍着桌子,教训起面前这个年轻的接待员:“老子打了十几年天下,让你小子坐享其成;告诉你,还轮不到你来对我品头论足!”

谁知,年轻人更是气盛,他也拍了桌子,指着何曼喊道:“你也太放肆!你以为你是谁,一个无耻的革命叛徒!给我滚出去!”

年轻人要何曼“滚出去”,无疑是在火上浇油,何曼这时已经成了一头愤怒的狮子。只见他仅有的右手,一个狠劲,便把面前的办公桌给掀翻了。随着一声巨响,办公桌上的东西全滚落在地,有的摔了个稀烂。

年轻人这下感到害怕了,紧张地退到了墙角,以为今天碰到了一个精神病人。于是大声地威胁道:“你要敢再闹,我就叫人还把你抓起来,送你去监狱!”

这种威胁,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糕。何曼指着年轻人,怒斥道:“你要真有胆量,现在就给我一颗子弹!”他拍着胸脯,一步步逼向对方。

年轻人的腿开始抖了起来。他无法想像,一个叛徒,一个被劳改过的犯罪分子,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政府的机关,简直猖狂之极!

他失声地向隔壁的办公室求救:“来人啦!快把这个疯子赶出去!”

一群机关干部奔了过来。

何曼感到了巨大的沮丧与无奈,一声不吭地离开了。

隔了几天,他托人去接待处打听,当他知道老首长已动身去了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家财政部部长的时候,他完全呆住了。当然,他替老首长感到高兴,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以后想见老首长,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容易了。

何曼想到过给老首长写信,请他帮助过问一下自己的工作,有两次都已经把信写好了,却又被他撕掉了。他真的不好意思再去打扰。他想,即便老首长过问了,也还得由下面的办事人员具体处理,一想到在接待处发生的那一幕,再想到自己确实也是在敌人的《反省书》上签过字,他不仅丧失了给老首长写信的信心,最后连这点勇气也没有了。

他终于明白:这大概就是自己的命!

他痛苦极了——人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梦醒之后无路可走。

六、亲人成了陌路人

何曼只有回到河南遂平县,回到妻子田超的身边。

他整日里唉声叹气,一天,竟找来纸和笔,抄写陆游的一句诗“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贴到了卧室的墙上。

田超看了,心里很难过。就劝道:“安安稳稳过自己的日子吧!谁敢黏你这样的人呢,你没工作,我不是还有两个工资么!”

听了田超的宽心话,何曼抽着闷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想,要怪,就怪自己在西安的集中营里,没像黄林旅长那样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落得个干干净净。但是,人生不是戏剧,可以彩排一次再正式登台。可是,人生如果能够像戏剧那样,允许重来一次,自己会不会为了“晚节”,而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战友,顷刻之间死于非命呢?

“不,绝对不可以!”他在心里呼喊着。

“大节再大,没有人命大!”他并不认为自己当时做错了什么,假如允许人生再做一次选择,他也只能那样做!

这天,他十分认真地问田超:“你说,‘叛徒的定义是什么?”

田超被问得一愣。她知道何曼心里苦,没回答。其实,何曼并不是一定要田超回答。他沉吟道:“所谓‘叛徒,就是从一个阵营投奔到另一个阵营中去的人,就是那些背叛祖国、背叛革命,认贼作父的人。可我并没有那样做,从西安集中营解放出来后,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去寻找自己的父母、老婆孩子,而是去找部队,回到党的怀抱!”

田超知道“叛徒”二字,成了何曼心上化不开的“病灶”了,就埋怨道:“你老婆孩子、娘老子都可以不要,你娘这是白养了你,我嫁给你也是瞎了眼!”

何曼叹了一口气:“孟子曰:‘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你想想,‘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魔鬼要杀人也见死不救,那我还算是个人吗?”

田超听了十分担心,觉得何曼老这样下去准会出事,就开导说:“何曼,你这样可不行。你该想想你以前的那些战友、部下,年纪轻轻的,连个老婆也没娶上,就牺牲在战场上;可你毕竟还活着,老婆、孩子一样不缺,比起他们,就算是幸运的了!”

田超的这句话,起了作用。何曼一下变哑巴了。

这使何曼想起了当年的“少共国际团”,一个个都还是些天真无邪活蹦乱跳的孩子呀,在撤出大别山的枣阳一战,几乎全部战死,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的那个一千四百多人的“少共国际团”,从此不复存在。他也想到松潘草地上,杨结巴拼尽最后一口气伸出泥潭的那只不屈的手臂——一想到那只扬出泥潭的手臂,他的心就有说不出来的难受。当然,让他终生难忘的,还有那些在川陕战场上打不死,在雪山草地上冻不死、饿不死的西路军的指战员们,他们就像被砍倒的高粱稞成排倒下去,他们殷红的血,眼看着就变紫,变黑,变硬,最后被冻结在戈壁滩那片谷茬地里!……

那些触目惊心的场景,过去这么多年了,还常常会出现在他的梦中,以至无数次被惊醒,醒来知道是噩梦,但也禁不住惊出一身冷汗。

现在田超的一句气话,终于使他清醒了过来。他无话可说了。确实感到几分侥幸,感到知足了。

渐渐地,他也就变得平静下来了,开始安安稳稳地过起了“小日子”。温馨的家庭,消融了他的痛苦和寂寥,一年后,田超又为这个不幸的家庭,添了一个女儿。女儿的名字是何曼起的,他觉得他和田超这辈子能从敌弹乱飞的战场上活下来,实属“幸运”,便取名“运芳”。

然而,平静的日子只过了两年,“反右”斗争就在遂平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田超在机关里,一向只知道埋头工作,少言寡语,遇到要“鸣放”的事,更是十分小心。但是大家都在积极地发言,她却一声不吭,就被人认为“有问题”。一查档案,问题就“查”出来了:发现她在战争年代脱离过部队,还坐过敌人的监狱,尤其是她的丈夫还是个“叛徒”,这几件事一凑,她纵然浑身长满了嘴巴,也说不清了。于是,她虽没被打成“右派”,却被划入“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受到降职降薪的处理。

降职,就是从机关调到幼儿园去当幼师,这一点,她并不太在意,但降薪的打击就太大了。尽管儿子和大女儿一直就跟着乡下的外婆过,用不上她操心,但她每月还是要给生活费的;过去的薪水尽管不多,勉勉强强养活一家五口人还是可以的,但是现在降了薪,就连最低的生活费也维持不下去了。

何曼也呆不下去了。本来他一直心存幻想,想在遂平找个事做,田超的下场使他的幻想彻底破灭了——没有“历史问题”的田超尚且如此,他这个真的有点“历史问题”的,不定啥时便在劫难逃。为了减轻田超的生活负担,也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他决定带着三岁的女儿何运芳,回到安徽金寨县的老家去。

好在,在金寨县何曼的老家,何家算是大姓,何曼的父辈大都不在了,村子里差不多就全是他的后辈族人。这些后生都很淳朴,张开双臂接纳了他。

何曼一回大别山时,正赶上一九五八年大办人民公社。于是何曼就和这些族人一样,成了双石公社代岭大队黄畈生产队的社员。别人下地,他下地;别人上山,他上山。从此,他就过上了“挣工分吃饭”的生活。

大家都知道他是老红军,如今又回到家乡当农民了,却没谁感到蹊跷。因为当年的红军队伍离开大别山时,因为伤残,因为掉队,回到家乡当农民的红军,太多;还有不少是参加过长征,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后来队伍在河西走廊被马匪打散了,一路讨饭回来的,仅回到古碑的,就有傅绍山、余景和、黄明海和胡传基,他们过去都曾经是红军的营、连、排干部;有的还把在甘肃和青海找的老婆带了回来。只是人家回来得早,都赶上家乡土改,分到了土地。不过,话说回来,当年分到各家各户的土地,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也都归了公,早回晚回也就没有了啥区别。至于何曼为啥这么迟,赶到“大跃进”了才带着小女儿回到古碑,其实也没谁觉得稀罕。

稀罕的是,大伙发现何曼这人很古怪。他总爱一个人独来独往,常爱独自坐在门口发愣,有时夜里很晚很晚了,他的屋里还亮着灯。他不轻易同人家搭话,如果有人要他讲讲过去打仗的故事,他也不像别的老红军,一准会说得眉飞色舞,他总闷不吭声,盯急了,顶多丢下一句话:“去,我的故事你们听不懂!”

他高兴的时候,偶尔也会和村里的棋手对弈几下。不过,基本上都不是他的对手。没等人家走动几颗棋子,他就已经把你看穿了,于是便出其不意地远炮轰击、兵马齐上,一声“将军!”就把你逼得无路可走。当然,他也有疏忽之时,人们发现,他一愣神之间,目光会变得呆滞,神不守舍。这时,人家就会毫不留情地乘虚而入,将他置于死地。他当然不服输。再战,又是愣神,又是一败涂地。如此再三,他立即起身,把棋子一丢,拔腿走人。弄得大伙很是尴尬,认为这是个“只能赢得,不能输得”的怪人。

怪事不止一件。社员们还发现,大伙去看露天电影,他也拎着个小板凳去看。遇到战争片,看不到一小会儿,他一准会直摇头,说电影太假!谁都知道电影里面的故事是人编的,是演员们演的,当然不会是真的。他听大伙这么一说,把烟袋一敲,说:“你们不懂。仗都是这么容易打,抗战还需用八年时间吗?”说得大伙直愣眼。他往起一站,不看了:“打仗这么好玩,只见敌人死得惨,你们就信?”

大家平日从不见他笑,于是有人私下里议论:“怕是他心里有苦。”有啥苦?没人敢问。

这样过了有三年时间,田超也就从遂平县过来了,从此何曼走进走出就有一个家了。

这次田超来到安徽,实在是因为她一个人孤苦地守在遂平县,再也撑不下去了。宁愿丢了工作,也要离开遂平的那个单位,那个单位让她感到太屈辱。

想当初,她还是遂平县的一个中学生,为了抗日,不顾家人的反对,她偷偷离开家,去了延安。去延安的路上,为了安全,她曾把自己打扮成了又老又脏的女叫花子。没想到一切如愿:她不仅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还在延安宝塔山下结识了身经百战的英雄何曼。当然,她知道,作为军人,因为革命需要,两人随时都会分离,甚至,会献出生命,她和何曼是有这方面思想准备的。只是她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夫妻一腔热血,最后却都落得如此下场。

当时何曼带着运芳回到安徽老家时,她就想一齐过来。之所以愿意忍受夫妻分离之苦,是因为依然心存希冀。她相信组织上迟早是会把她所谓的“历史问题”查清的,还她一个清白。好不容易熬过了三年大饥荒,到了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刚刚恢复,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强调指出:“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她的“历史问题”非但得不到解决,反而变本加厉,幼儿园就把她当作了阶级斗争的“活教材”,大会小会点名不说,为防止她对“祖国花朵”的侵蚀,她每天的工作就变成了专为孩子洗尿布和打扫厕所。她彻底绝望了。

她下了决心,要离开遂平,即使日子过得再苦,她也不再要这份“吃皇粮”的工作了。

走前,她特意回了一趟乡下的娘家,想把跟外婆一起生活的两个孩子一齐带走。想想儿子已经二十三,女儿也是个十九岁的大姑娘了,都到了能自食其力的年龄。可是,当她告诉他们,要到安徽金寨的爸爸那儿去,两个人都不同意,居然说:“我们要同何曼划清界限!”

田超惊得抬起了头,问两个孩子:“你们要同谁划清界限?”

女儿斩钉截铁地说:“同何曼!”

儿子回答得更明确:“何曼是叛徒!”

田超气得浑身发抖,忍无可忍地扇了儿子一个大嘴巴:“混账的东西,连你也污蔑起自己的父亲来了!”

儿子并不怕她,反问道:“不是叛徒,解放这么多年,为啥连个工作都没有?”

田超的心被刺痛,她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两个孩子见了,理也不理,扬长而去。

还是母亲心疼女儿。田超的妈妈把田超扶到床边,劝她不要太伤心。虽然孩子做得太过分,但她不能不告诉田超,两个孩子不仅同何曼划清了界限,他们连父子、父女的关系也不要了,为了避嫌,更为了同父亲彻底决裂,兄妹二人自己跑到派出所,早就把“何”姓也改掉了。

田超伤心地哭了一夜,一夜也没有想明白:战争,使得他们一家人骨肉分离,可是,已经是和平年代了,为什么亲人却也成了陌路人,天然的血缘关系会变得如此不堪一击呢?

田超来到金寨后,想起两个孩子的事,仍然伤心不已。现在轮到何曼来开导田超了。他像过去田超劝他一样,对田超说:“什么也别去想了,你就当他们也像卢山,没有找回来,好歹我们还有运芳啊。”

一心只想安安稳稳过自己日子的何曼,安安稳稳的日子还是被不期而至的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破了。

来势凶猛的社会大动乱开始了。何曼越看越糊涂: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突然就成了“大叛徒”,其实不仅是“叛徒”,还被定为“工贼”,定为“内奸”;从红军、八路军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是总司令的朱德,也成了“大军阀”;创建人民军队的“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元帅,居然变成了“大土匪”!

何曼感到巨大的震惊。特别是听说了城里人搞运动的情况,所有的省、市、县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都被打倒了,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挂了牌子,坐了“飞机”,弄得妻离子散,有的还死于非命。听到这些,他为他和田超都来到了老区,成为一个靠攒工分吃饭的公社社员,感到侥幸。可以想像,当初他如果被分配了工作,无论分在哪个机关;当时田超如果不放弃遂平县的那份工作,他们两人在运动中,都会因为“历史问题”在劫难逃,不被乱棍打死,也可能会打残。

运动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时,古碑有一些小青年也成立了红卫兵,闹腾了一阵子。不过,大队民兵营长是何运新,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也是何运新,何运新就是何曼的堂侄,作为堂侄的何运新对何曼一向是敬重的,所以,有个什么事,他就替何曼扛过去了。后来,山外来“外调”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一定要见何曼,倒不是要对何曼进行“政审”,而是要通过何曼来调查他们本单位的“当权派”。何曼当年的战友和部下,有不少在部队已当了师长、军长或政委,在地方上也干了部长、市长或书记,这些战友和部下,运动中被夺了权,有的已经被关进“牛棚”。对于这些外调人员,何曼的态度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实话实说,决不落井下石。这就让那些准备整人的造反派十分不快,于是村里人就常见外调人员拍桌子、摔板凳,怒斥何曼。但是何曼并不生气,就在对方歇斯底里大发作时,却把烟袋朝嘴里一含,兀自走人。

这其中,有两次,让何曼万分感慨。一次,四川成都来人外调,调查他们的民航局长过去在部队上的表现。他不知道要调查的这位局长是谁,对方报出姓名后,很让他吃惊:那是他当年的勤务兵。勤务兵如今干上了民航局长,可喜可贺啊!但是从来人的意思看,是要“查”出他“历史”上的“问题”。于是何曼不得不如实告诫对方,你们的这位局长,在部队时的表现就十分优秀,既立过功,又多次受奖。对方一听,提醒何曼:“你再好好想一想。”何曼说:“我恐怕提供不出你们需要的材料!”对方这时拍了桌子,说道:“你是要包庇坏人吗?”何曼觉得好笑,反问道:“你是要把一个好人‘查成坏人吗?”

还有一次,外调人员劈头就问:“你认识黄林吗?”

提到黄林旅长,何曼的心里就翻江倒海,难以平静。他把黄林在西安集中营壮烈牺牲的情况,很沉痛地讲述了一遍。谁知,对方突然发笑:“你在编故事吧?”

何曼奇怪地说:“你这话什么意思?”

“他没叛变?”

何曼吃惊地问:“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来人说:“黄林的儿子,是我们单位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是要查清他反动本质的根源,我们认为根源在他老子早先就是一个叛徒!”

“你说谁是叛徒?”何曼怒不可遏。

“黄林!”

何曼至今也不明白,他当时为什么会那么失态。他猛地抓起身边的一个板凳,不顾后果地朝对方砸过去。幸亏对方躲得快,但脑袋上还是被砸出了血。

对方不愿意了,要找何曼算账。何曼指着对方的鼻子教训道:“请你长个耳朵记住——黄林同志是一位优秀的革命军人!革命烈士!不许任何人往他身上泼脏水!”

一场“文化大革命”闹到了这个样子,何曼不仅痛心,更感到可怕。闹来闹去,解放已经这么多年了,大别山革命老区的老百姓,还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有的人家穷得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连裤子也穿不上!

何曼同样感到十分苦恼的是,田超因为生下卢山不久,就被敌人抓进监狱,受尽了折磨,身体一直就很糟糕;后又受到“反右”运动降职降薪一系列的打击,虽说来到金寨与何曼生活在一起,心情好了许多,但长年的辛劳,生了病又医不起,才四十八岁的年龄,就匆匆走完了一生的路程。

田超病危之时,何曼请何运新去了一趟河南遂平,要儿子和大女儿能够赶在田超咽气之前回来一趟,让田超看上一眼,这一直是田超的一个未了的心愿。但那正是一九六九年“九大”召开之前,全国上下正在大讲特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儿子和女儿不仅早与“叛徒”父亲划清了界限,也彻底与“有历史问题”的母亲断绝了关系。

弥留之际的田超,突然出现了幻觉。她一把抓住何曼的手,把何曼当成了从河南回来的儿子,激动地颤着声说:“儿啊,你来看爸爸了?你和妹妹来了就别走了。别再让爸爸伤心了。你爸不是叛徒……相信妈妈,你爸爸是英雄!……”

何曼一直抓着田超的手。直到田超的手已经变凉,已经变硬,已经变得没有了一点血色,他还紧紧地攥住不放。

田超是笑着辞别人世的。

望着凝固在田超脸上的笑容,何曼知道,自己的精神支柱彻底倒塌了。

七、何曼,魂归何处

一九八六年的冬天,我们第一次去看望何曼时,他已经七十二岁了。当时,田超的所谓“历史问题”已经调查清楚,恢复了名誉;何曼的“叛徒”身份虽然没有部门为他甄别,但是,堂侄何运新一直为这位叔父的不幸遭遇愤愤不平,四处奔走;双石公社信用社主任、一个热心的青年作家李建梅,更是从中鼎力相助。就在我们去看他的前不久,何曼终于获得了一个身份:红军失散人员。每月享受国家给予的三十元生活补助。

在第一次领到“红军失散人员”三十块钱的生活补助时,何曼百感交集,以至痛哭失声。这是他在建国三十七年之后,第一次享受到人民政府对“革命老同志”在生活上的照顾!

安徽省的金寨县和六安县,都是“将军县”,当年“红军失散人员”之多,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当地把“红军失散人员”称之为“红流”。有关资料显示,何曼所在的金寨县,就有三千五百九十七名“红流”;整个六安地区便是七千六百六十名“红流”。刊登这则消息的《皖西报》,题目就是:《党和人民不会忘记革命功臣》。

何曼于是很幸运地跻身进入了“党和人民不会忘记革命功臣”的行列。

我们在金寨县古碑区双石公社黄畈生产队一大片密不透风的翠竹丛中,找到了何曼的家。

门前那密密麻麻大片的竹子,显然是有些年头了。有许多已长得高大挺拔,遮天蔽日,蔚为壮观。

我们想:小时候就读过六年私塾,后来又在抗日军政大学做过教员的何曼,门前栽下这么大一片竹子,应该不会是苏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那种雅兴,而是杜甫“玉碎不改白,竹焚不毁节”的诗中表达的气节吧。

在门前葱茏一片的竹林映衬下,他的住宅就显得十分破旧寒酸了。门上的油漆由于长年的日晒雨淋,已多处斑驳脱落。屋里没有什么家具,除放有一张简易的木床,和一张脱尽了油漆的写字台外,可以说是家徒四壁,走进去,感觉空荡荡的。

四年前的一九八二年,他的小女儿何运芳结婚了,婚后,就离开了古碑,跟着丈夫去了皖南盛产红茶的祁门定居,从此,家里就只剩下了何曼孤孤单单一个人。

我们找到何曼的时候,他正一个人静静地蹲在朝阳的山墙底下,两手拢在棉袄的袖筒里,双目微阖,像泥塑木雕般一动不动地,晒着太阳。

他分明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声,并且是在他的面前停了下来,但他并没有立即就把眼睛睁开。一切在他看来,都已经是“身外之物”了,他把一切都雪藏在心底,似乎只有满头的白发,和满脸的皱纹,才泄露出了他掩饰不了的忧患与感伤。

后来,陈桂棣和对大别山同样情有独钟的摄影家康诗纬一道,又一次到古碑去见何曼。当时,老康很想拍张照,何曼把手直摇:“免了,免了。”

在陈桂棣的一再劝说下,这次他没有再推托,而是向门外走去。走到门口,站住了。康诗纬见他配合得很勉强,选了几个角度都不理想,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陈桂棣也发现,何曼不在状态,便没话找话地问何曼:“听说你武功相当了得,打仗不怕死,才被选为张国焘的警卫队长?”

何曼一听,马上纠正:“我怎么会是他一个人的警卫队长!”

这话显然勾起了何曼对当年的回忆,一种久违了的激情在瞬间被点燃。只见他慢慢抬起头,去望门前那一大片高大挺拔、遮天蔽日的翠竹林子,目光之中顿时放出异样的光彩。

康诗纬发现何曼突然间完全变了一个人,两眼炯炯有神,惊得一个愣怔,慌忙举起相机。也就在这一刻,何曼下意识地提起双手,轻扶于腰间,虽陷入沉思,却气壮山河。

在场的人无不惊叹:站在面前的何曼,分明已经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山里的老农,而是八面威风的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卫队的队长、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直属支队的支队长!

一九九一年建党七十周年前夕,应安徽电视台邀请,陈桂棣为电视片《魂系大别山》撰稿,在访问了金寨县许多红军老战士之后,又去了一趟何曼的家。那次,他一个人枯坐在家中,正静静地喝着小酒。

也许是长年的孤寂与冷遇,难得一见我们数度登门的热情,或是被《魂系大别山》这个片名所触动;甚或那天他就是喝高了酒,竟主动谈起了几个问题。

其中之一,谈到了卫立煌。

卫立煌,安徽省省会合肥市人。他曾和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并称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一九三二年秋,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大围剿,当时,卫立煌作为“剿匪”急先锋,率领他的第六纵队首当其冲。正是在这一次的大围剿中,红四方面军寡不敌众,撤离了大别山。第二年,即一九三三年四月,蒋介石为奖赏在此次“剿匪”中功勋卓著的中路指挥官,就把安徽省的六安、霍山、霍邱和河南省的固始、商城五县边区单独划出,设置新县,并将该县命名为“立煌县”,直到解放以后,才把“立煌县”易名为“金寨县”。

今天的金寨县,所以被称为“将军县”,就是因为安徽和河南当时的五县边区走出了人民解放军一大批将军,它在红军时代就是出了名的“红窝”。当时只有二十万人的五县边区,就有十万人参加了红军的队伍;没参加红军的,也参加了赤卫队,孩子们也加入了儿童团,妇女除帮助搞宣传、搞慰问,也承担起大量的后勤工作。所以,当主力红军撤离大别山,卫立煌指挥的第六纵队两个师攻入五县边区后,遵照蒋介石“剿匪手令”的要求,对“匪区壮丁一律处死”,“匪区房屋一律烧毁”,“须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血洗大别山”。那时的金寨是苏维埃的军政中心,卫立煌率部攻下金寨之后,仅在金寨附近的柳树湾,一次就屠杀和活埋了红军家属三千五百多人;五县边区所到之处,无不实行了比后来日本兵还残酷的“三光政策”;没被杀掉的妇女和儿童,也掠到外地被卖掉。当时的“立煌县”,曾经出现过大片的“死人区”和“无人区”,其灭绝人性的残暴罪行,罄竹难书!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对金寨人民犯下滔天大罪,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鬼,”何曼悲愤地说,“一九五〇年卫立煌从香港回到北京,毛泽东设宴款待他,说:‘先生返国,甚表欢迎!报纸上宣传说:‘爱国不分先后。杀人无数,受到如此礼遇,称其‘爱国;为阻止杀人,我仅仅在《反省书》上签了字,就该一辈子下地狱吗?想爱国连个机会也不给?”

何曼因为猛抽了一口烟,又急于说话,引起了一阵剧烈的咳嗽,等平复了下来,才说:“我当红军打的第一场硬仗,是攻打麻城的独抱山,敌旅长被我击毙后,又用大刀砍下了他的脑袋。那年,我还不满十八岁。回头看,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当时为什么那么胆大、野蛮?”

他沉重地说:“打从参加儿童团起,我受的就是仇恨教育,恨有钱人、恨国民党,憋了一身的蛮劲,见到敌旅长时一下全使出来了;击毙了,也不煞恨,就砍下了他的脑袋。我砍下他的脑袋,就像砍下了糟蹋庄稼的野猪的脑袋那样兴奋,那样自豪。后来才知道,那个旅长也是穷苦出身,走投无路了,就当了兵,因为打仗勇敢,一步步升为旅长;当上了旅长,父母也还是本本分分的农民。其实,给金寨县带来巨大灾难的卫立煌,也是合肥郊区卫杨村农民的孩子,十五岁时因家贫无以为生,应招当兵。旧社会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从红军时代到解放战争,我们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将士,国共两党军队中成千上万的阵亡者,大多数都是农家子弟。中国内战的胜利,付出巨大代价的,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啊。”

他侃侃而谈,口才极好,这让我们想到,他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教员,后又在中央党校学习过三年,应该是一位爱思考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么多年的屈辱生活,并没有让他停止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尽管这种思考会使他感到痛苦。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忽然淡淡一笑,苦涩地说道,“解放后农民都被‘一大二公,已经没有自己的土地了;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城里人也没有私人的生产资料了,都成了真正的‘无产者;但是,战争结束了,阶级斗争的战火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并且是逐年升级,日益激烈和残酷,最后‘斗争得连开国元勋、一代将帅也身败名裂,甚至,死无葬身之地!这种斗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斗来斗去,民不聊生,大别山革命老区人民穷得居然不如解放前。说到底,革命战争所以取得胜利,并不完全取决于枪杆子,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民心,来自于人民对民主、自由、繁荣、幸福的新中国的渴望。战争结束了,曾经使得我们赢得战争胜利的那许多美好的承诺,难道也都留给历史?”

他连抽了几口旱烟,隔了一会,才猛地让烟雾从鼻孔和嘴巴里一齐喷出来。看得出,他很激动。也许这么多年,他都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陈桂棣很感谢他对他的信任。

本来,何曼的这些“反省”,也应该是陈桂棣撰写《魂系大别山》的题中应有之意。只是囿于当时的形势,电视脚本中虽写到了这一层,最后却删去了。不过,当《魂系大别山》文学脚本于一九九一年正式出版时,他还是把何曼在竹子前留下的那张照片,收入了书中。

一九九四年的秋末冬初,已是八十高龄的何曼,因为患了多种疾病,再也无力料理自己的饮食起居了,这才结束了他形单影只的寂寥生活,去了祁门女儿何运芳的家。不料,才享受了两年的天伦之乐,便一病不起。

他感到已是来日无多,就把女儿运芳喊到床前,说道:“我死后,一定要把我的骨灰送回到大别山去。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下来,要说有,就是身上一直没有取出来的三块弹片。我没有一点遗产。”

运芳忍不住地流着泪,说:“爸,别说了,我也不会要你的东西。”

何曼叹了一口气:“我这一生也没想透鲁迅的一句话。这话写在《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中,他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他说的应该是民族的劣根性。‘少有失败的英雄,是因为‘胜者王侯败者寇;‘见胜兆则纷纷聚集,是因为‘识时务者为俊杰;‘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是因为‘墙倒众人推;但是他为什么要说‘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呢?……”

这是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一个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

运芳静静地听着父亲一生也没想透的问题,等着他把话说下去,等了很久,才知道,他虽然还眼睁睁望着天花板,却已经与世长辞。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日,我们又一次来到了原古碑区双石公社代岭大队黄畈生产队,现已易名为槐树湾乡双石村黄畈村民组,我们原先看到的何曼的家,和门前那一大片竹林子,都已经没有了。人去,一切也都随之而去了。

何曼的堂侄何运新解释说:“堂叔刚从河南遂平回来时,村里的几个亲戚帮助他盖的屋,也已住了三四十年,早成了危房,就拆掉了。那片竹子跟手也就全砍了,留在那里,大家见到了,心里不好受。”

遵照父亲的遗嘱,何运芳将何曼的骨灰从祁门送回到了老家。

何运新仍想去遂平通知何曼的儿子和女儿,却发现,已经找不到他们了。

何曼的后事是他生前过继的继子何运甫和继孙何光炎操办的,他们在村后的山坡上找了块墓地,将何曼和田超夫妻二人合葬在了一起。

那天,在何运新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村后的那片山坡。坡上只有一个坟头,很小,一不留意甚至都看不出,鼓出的一块土包儿,原来是个坟头。坟头上和四周围都长满了杂草,显然,很长时间没有人来上过坟了。坟头的正面竖有一块墓碑,这样的墓碑,在中国任何一处农村都可以见到,并无特别之处;奇怪的是,紧贴着墓碑,却竖着两块很大的石头,把墓碑遮去了一半,让人看了心里堵得难受。

春桃问何运新:“为什么不把这两块石头搬走?”

何运新没有吱声。

我们决定留下一张照片,调好镜头时,却陡然一惊:墓碑上刻着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田超,不错,那是何曼的妻子;但是另一个人却不是何曼!

发现这一点,春桃忍不住地又问:“这是不是……何曼的墓?”

何运新不容置疑地说:“是。”

“为什么上面刻的是‘何世僖的名字?”

何运新解释说:“他本来就叫何世僖。村里的老辈人也只知道他叫何世僖,小名就叫‘喜子!”

“是何曼要求这样写的吗?”

“是。”

我们不免意外,但还是能够猜出何曼为什么在自己的墓碑上,要求恢复他早先的名字。因为,他答应过母亲,他是会回来的。虽然他已经不可能知道,因为他参加了红军,为躲避“白狗子”的追杀,他的母亲、父亲和叔伯们,当年都逃到了哪一座山上,最后又饿死、冻死、病死在哪个山洞里,但他们毕竟还都在古碑。

现在,他终于回来了!他的那些亲人全都不知道他叫何曼。何曼的名字还是他参加了革命以后才改的。

他回来了——回来的还是当年的喜子,何世僖!

望着墓碑上“何世僖”三个字,我们似乎理解了,竟也感到一种难言的失落——因为一个红军老战士何曼,从此彻底地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消失得让人不免恍惚:我们熟悉的那个何曼,以及熟悉的那些曾经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都真实地发生过吗?

都说,雁过留声。然而,何曼却是一去无痕。

2010年5月24日,五稿

责任编辑周昌义杨新岚

分类：纪事 作者：陈桂棣 春 桃 京 隆 期刊：《当代》201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