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1911之革命尚未成功

王树增1952年生于北京。著有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上、下）、《1901》等。作品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鲁迅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

历史的赌注

1霞光如血

一九一一年九月，暑热难耐的湖北武汉正在酝酿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历史事变。

十四日，湖北新军中两个最重要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雄楚楼十号刘公住宅召开了第三次联席会议。

虽然共进社最早出于同盟会，而文学社也赞同同盟会的纲领，但是湖北新军中的这两个革命组织一直互有成见：“共进会和文学社分别积极在军队内发展组织，以致出现这样的情形：同一标营，两团体各有代表；同一士兵，两团体争相吸引，造成不少矛盾。”一九一一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湖北革命党人坚定了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的决心，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的愿望由此而生。

五月，两个组织的第一次协商会议，在武昌分水岭七号孙武的住宅召开。共进会方面孙武、邓玉麟等，文学社方面蒋翊武、刘复基等领导人出席会议，但是由于积怨甚深，特别是对联合后的组织以谁为主体各执一端，会议没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川、湘、粤、鄂保路运动爆发后，革命派联合的必要性日趋迫切。

六月中旬，第二次协商会议在武昌长堤龚霞初家召开，蒋翊武与孙武两位领导人因意见不合都未出席，会议还是因为彼此芥蒂难以弥合而未果。

九月，四川保路运动演变成大规模暴动，湖广总督瑞澂奉命调湖北部分新军开赴四川。革命形势显露出稍纵即逝的态势。十四日，两个革命组织的第三次协商会议召开，除蒋翊武因部队驻防岳州不能赶回之外，其余的领导人全部出席。会议终于在抛弃前嫌、联合行动的原则上达成共识，决定新军“一旦起事”，双方当“通力合作”。在磋商了筹款和购买武器等具体事宜后，与会者一致同意派人去上海请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来湖北“主持大计”。

当时，中国没有任何人意识到，湖北新军中两个秘密革命组织的合流，竟然是导致中国近代史发生剧变的前奏。

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急不可待。

为了筹集起义经费，文学社以十分之一的比例从社员军饷中扣除，社员大多为士兵，每月饷银仅为四两二钱，但宁肯节衣缩食也要按时交纳。文学社的一切开支“莫不取之于此”，每次开会时，由会计将记账簿“交会审查”。共进会筹集经费，靠的是会员捐献，因此收入颇不稳定。会员刘贤构是个贩布的商人，把布全部捐出后倾家荡产。负责理财的张振武，把原籍的田地竹山全部变卖以“充革命经费”。会员居正听说广济寺里有一尊值钱的金佛，于是孙武、邓玉麟和焦达峰等人冒雨去偷，偷出来后遇到捕快追捕，慌乱中把到手的金佛失掉了。会员邹永成发现婶母有些值钱的金银首饰，便托第三十一标的军医配迷药并搀入酒中，准备把婶母迷倒后将金银首饰偷走，谁知婶母喝下酒后依旧谈笑自如——原来迷药根本没有任何效果，金银首饰没弄到反倒赔了一瓶酒。一不做二不休的邹永成把婶母的儿子骗出来，谎称绑匪劫持，终于从婶母那里骗得八百元赎金。最后大大缓解了经费紧张的是共进会会长刘公。刘公家境富裕，长辈本着“要发财必先做大官”的祖训，拿出二万两白银让他捐个道台，刘公拿出其中的一万两充当了起义经费。

到上海去请同盟会领导人进行得并不顺利。

由于有消息说湖北风声正紧，宋教仁等人认为现在并不是举事发难的好时机——后来的历史告诉同盟会领导人，等他们确信湖北大有可为而赶到武昌时，导致辛亥革命的武昌首义已爆发数日。

没有把同盟会领导人等来，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于二十三日在武昌雄楚楼再次召开会议，与会者有孙武、刘复基、邓玉麟、彭楚藩等人，大家一致认为形势已如箭在弦上，决定推举蒋翊武为负责军令的军事总指挥、孙武为负责政令的军务部长、刘公为负责民事的总理。第二天，会议转至武昌胭脂巷十一号继续进行，与会者的增加使会议规模骇人：湖北新军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四十一、第四十二标的陆军代表；炮队第八标、马队第八标、混成炮协炮队、工程队、宪兵营、辎重队的代表以及测绘学堂、陆军中学的代表——如同湖北新军的一次盛大的代表大会。

会上，刘复基报告了起义计划，还报告了“人事草案”，即军务部、内务部、外交部、理财部、调查部、交通部等各部负责人名单，还有负责军械、司刑、司书、会计等人员名单以及政治和军务筹备员名单——洋洋大观的名单，犹如一个政府的架构。参谋长孙武在总结时说：“我们大家通过的军政府组成人员，是要在占领武昌、成立军政府后才就职的。军事筹备员和政治筹备员，目前就要积极展开工作。发动日期，大家希望在富有革命意义的八月十五这一天，如决定可以动手，我们临时一定会有通知，请大家目前务必谨守秘密。”

光天化日，兴师动众，集会谋反，无论是规模还是不甚秘密的程度，都令人十分惊异，因为这不是一群普通百姓。从常识上讲，身为军人，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时刻处在军纪的约束之下，不但每天有训练或其他军营事务必须执行，而且无论谁离开营房都必须向上级军官请假并说明理由。少量军官和士兵违反军纪离开营房，可能不会被认为是重大事件；但湖北新军中几乎每支部队都有代表离开营房集中在某一地，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令人警惕的异常现象。无法得知，此时湖北新军的中上层军官们以及湖北的封疆大吏们都在干什么。

但是，会议刚刚结束，武昌市井便开始流传“八月十五杀鞑子”和“革命党中秋起事”的消息，这对即将发生于政府军中的秘密反叛来讲，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

果然，二十四日中午，会议结束时，炮队三营出事了。三营士兵梅青福、姜锡久离营，几个兄弟为他们摆酒送行，大家正喝得高兴的时候，排长刘步云斥责他们不该在营内酗酒，声言要严加惩处，士兵们顿时愤怒起来。霍殿臣、赵楚屏借着酒劲从军火库拖出一门大炮，并将炮弹推上膛扬言要暴动。由于大炮没有撞针，附和的人也不多。当湖北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派人前来弹压的时候，霍殿臣、赵楚屏等数名士兵纷纷逃离军营。

炮营中的革命党人把这个消息向孙武做了报告，说是事态紧急，必须立刻发难。由于情况不明，孙武和刘复基等人一时难以决断。不久，又传来消息说，逃走的士兵没有一人被捕，张彪好像也没有深究的企图，似乎危机已经过去了。于是，革命党人又按计划秘密地进行起义准备工作。

起义军事总指挥部，设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文学社总部。军事筹备员昼夜策划，制定出详尽的起义计划，并绘制了作战地图。起义的政治筹备处，设在共进会总部所在地——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政治筹备员刻印军政府的印信、预订和制造起义用的旗帜以及起义后新政府的旗帜、新政府的钞票，同时起草各种文告和对外照会。由于人员频繁进出，引起了官府的注意，于是转移到一家照相馆里，但很快再次被官府盯住，最后政治筹备处转移到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革命党人开始在那里试验炸弹。

几乎与此同时，清廷湖北督署召开了文官知县以上、武官队官以上的紧急会议，决定在武汉三镇加强街头军警的巡逻和侦察：“各旅馆、学社加意调查。如有行迹可疑之人，准其即行拿获，以凭讯办而保治安。”

令官府越发警惕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了这样的报道：

炮营逃兵数人因恐追捕，于邮筒投书督提各辕。大致谓彼党团体甚固，如因此事而妄行杀戮，全镇必为激变，其中颇多恐吓之语。张提（第八镇统制兼鄂军提督张彪）遂大震惊，请于鄂督，饬将各营所存枪炮机钮拆卸，连同各种子弹一并缴送军械总局敬慎收藏。所有标统以下、排长以上各军官，每日一律驻营歇息，不准擅离，由张提不时亲往巡查，吹奏紧急集合号令点名，官长有不在营者撤差，咨部及各省永停差委；目兵（班长）有不在营者，责革职严办，并罚其该管长官。一时军纪至为严肃，而谣言亦因之蜂起。

“全镇必为激变”，革命党人对湖北官府的公开威胁，使得武装起义从一开始就脱离了秘密行动的轨道，湖北官府唯一不清楚的是起义到底何时发生。

风传革命党要举事的中秋节，已经过去三天了，武昌乃至整个湖北一切如常。十月九日上午，突然间，汉口俄租界里一声爆响，黑色的浓烟从宝善里十四号的窗户和屋顶冒了出来——孙武在临窗的桌子上用脸盆试验炸药时，旁观者不小心将香烟灰落在了炸药上，焰火顿起，孙武的面部和手受伤，同志们立即把他送进附近的法租界医院。爆炸声和滚滚浓烟使得四邻大呼救火，租界里的俄国巡捕闻声赶来。在场的几位革命党人被逮捕，为起义准备的旗帜、袖章、文告、钞票以及登记着所有革命党人姓名的名册均被搜去。

事件发生的那天上午，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起义军事筹备处里，刘复基、王宪章、彭楚藩等人正向从岳州赶回的蒋翊武汇报起义准备事宜。虽然风声渐紧，但为避免节外生枝，革命党人希望尽早起义，可是黄兴从香港传来口信说：“各省机关，还没有一气打通，湖北一省，恐难做到，必须迟到九月初（农历），约同十一省同时起事才好。”为了得到响应与援助，不至于“随得随失”，大家遂决定将起义时间向后推迟。然后，召开了各标营起义代表会议，说明将起义时间推至农历九月底，以便“与十余省同时并举”。散会时，已是中午，代表们纷纷离开后，传来了汉口宝善里出事的消息。蒋翊武、刘复基、邓玉麟、彭楚藩等人认为，名册已被搜去，倘若事再拖迟，不知有多少同志会被捕被杀，不如立即行动，或许可以死里求生。

蒋翊武随即下令于当夜十二时发动起义。

刘复基当即草拟了起义通知。这一重要的历史文件没有留下原文，当事者回忆其基本内容是：

（一）十八日（农历）夜十二点城内外同时起事，以城外炮声为号。

（二）起义部队左臂系白布为标志。

（三）炮队攻中和门，占据楚望台及蛇山，然后攻击督署及藩署。

（四）工程营夺弹药库。

（五）第三十标专攻该标一营之旗人。

（六）第二十九标以一营助攻第三十标，以二营助攻督署及捕捉伪督。

（七）第四十一标及第三十一标留省各部，分攻藩署及官钱局。

起义通知被抄写了若干份，由王宪章、邓玉麟、杨宏胜等人分头送往各标营。

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在小朝街八十五号内静候起义消息。

大约晚上十点，未得到各营起义的消息，却等来了猛烈的敲门声，闯进来的同志说杨宏胜出事了——给工程营送起义通知的杨宏胜兼送炸弹，到达工程营门口才发现事先联系好的同志已经换岗。他受到盘查，想往回走，但已被怀疑，当军警追来时，他投出炸弹，自己受伤并被捕。

武昌全城大搜捕开始了。

十七岁的秘密交通员刘心田，目睹了接下来发生在小朝街八十五号的一切：

屋子里顿时紧张起来。彭楚藩镇定地说：“不要紧，快十一点了，马上就要动手。怕什么！”并对蒋翊武说：“翊武，你把攻守地图再看看，好马上指挥。”又回头对牟鸿勋说：“老牟，请你拿笔把我们的名字都写下来，就是我们战死了，也好落个名嘛。”一边说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一包现洋放在桌上，说：“我身边还有几十块钱，大家分，准备打起来，买点零食充饥。”刘复基首先拿了一块钱，叫我去买香烟。我刚出门，门口忽然传来一阵急促杂乱的人声，蒋翊武听见了，在楼上喝问：“干什么的？”外面回答是：“会你老爷了！”蒋一听知道出了问题，转身对大家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要慌，准备炸弹！”刘复基紧接着说：“我打头阵，你们随我来。”边说边拿了两颗炸弹，飞奔下楼，对着迎面来的敌人扔去。可是事出意外，炸弹不响，楼上又扔下几枚，仍然不响。原来是孙武装炸弹失慎的消息传来之后，有人把存放的炸弹闩钉抽了，而这时匆匆应战，又忘记装上。眼看敌人蜂拥而来，“戈什”（满语，清朝高级官吏的侍从护卫）和警察首先捆住了刘复基。楼上的人一看炸弹失灵，纷纷从屋上逃跑，跳下墙头，又被警察包围，彭楚藩机智地喊道：“我们是来捉人的！”警察拿灯一照，见彭穿的是宪兵制服，没有追问。陈宏诰认识警察中的熟人，打了个招呼混过关去。但是大批“戈什”跟着围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将彭楚藩、蒋翊武、牟鸿勋、龚霞初等一一逮捕。这时，街上人声鼎沸，老百姓纷纷拥来看热闹。蒋翊武因为是一身农民打扮，一路大叫“我是来看热闹的，你们捉我干啥！”到了巡警分署，蒋翊武乘警察打电话一时疏忽，夹在人群中溜走，彭楚藩、牟鸿勋、龚霞初则被押送到湖广总督衙门。

刘心田因为个子小，机灵地躲在了楼梯下，“用装炭的破篓子和撮箕扫帚”将自己遮盖住。他未被清兵发现。

起义本应“以城外炮声为号”，但是由于城门早已关闭，往炮队送起义通知的人没能出城。结果，城内的起义官兵等待着城外炮队的炮声，城外的起义官兵等待着城内工程营的枪声，在相互的误会和等待中，计划中应于十月九日午夜发动的起义没能发生。

时间已过夜半。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对于清廷的湖北大吏们来说，一个充满惊慌和恐惧的日子来临了。

凌晨时分，因捕获如此大量的革命党人而万分震惊的瑞澂，亲临签押房指派参议官铁忠为主审官，武昌知府双寿和督署文案陈树屏为陪审官，立即进行军法会审。瑞澂之所以不敢亲自审问，是因为怕革命党人当场行刺——“清朝是个专制王朝，可有一点很怪，像这样的谋反大案，都是公开审讯，允许旁听的，因此这夜三更，制台衙门里人山人海。”

第一个被提审的是彭楚藩。

彭楚藩，湖北宪兵营正目，而宪兵营管带果清阿，是主审官铁忠的妹夫。宪兵营出了革命党，不仅会连累妹夫，还可能连累到自己，于是铁忠一开始的问话便有开脱之意：“你是宪兵，何得在此，是去捉革命党的吧？”谁知彭楚藩大声宣称：“我就是革命党！”

铁忠拍案厉声曰：“胆大彭楚藩，为何不跪？”彭曰：“我皇皇汉族岂跪汝犬羊贱种！”铁曰：“你为什么要造反，快快讲来！”彭扬声曰：“你是怎么配问我！你是怎么配问我！我哪里有你问的道理！我哪里有你问的道理！叫你不必问罢，我是决不同你讲的！”铁又连问数声，彭均不答，惟在案前左踱右踱而已。稍顷，陈树屏接问曰：“彭楚藩，你是读书最聪明的人，深知道理。为何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来了？”彭曰：“惟其我深知大道，才不致被尔等一般满奴汉奸牢笼住了，而坐以待毙，方知雪却祖宗数百年莫大之耻。今日是你胡运尚未告尽，我们事机未密，致被尔搜获，恭喜各位，今日又有升官发财之路了。”陈曰：“汝何苦一定要造反而不惜头颅乎？”彭曰：“你真糊涂已极。你不想，何所为革命乎？就是先将此头颅为代价，且掷我一人头颅而获我四万万同胞之幸福，予复何惜也！”铁曰：“你自知为何许人乎？”彭又不答。铁又连问三次，始答曰：“我是宪兵也。”铁曰：“你既自知系宪兵。法律必晓。况既得国家一份银饷，即应尽一份饷之任务。谁叫你反自犯法律，其该何罪乎？”彭曰：“我之当宪兵者，不过借以作运动之机关耳。所谓饷者。皆我四万万同胞之膏血也，何得据尔称为彼国家之饷。你说我应该何罪，就处何罪，任你所为。”

“你道我不杀人吗？”铁忠气得一面叽叽咕咕讲着，一面手里拿笔写了一个旗标，上书：谋反叛逆罪犯一名彭楚藩枭首示众。几个戈什随即将彭楚藩的衣服脱了，“楚藩也就闭着眼睛毫不作声”，戈什将他绑起来拖出衙门。后人记载，“彭楚藩身着宪兵服”，本可冒充前来抓捕的军警，“但他决计与被捕的同志生死共患难”，于是对军警称自己是革命党。

第二个被提审的是刘复基。

刘复基，第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士兵，被带上来时大喊：“要杀便杀，何必多问！”当铁忠问，党羽炸弹还有多少都在哪里时，刘复基回答：“除了彼一般满奴汉奸，即皆是我的同志。事到于今，该因你们的运气未绝尽，我倒遭殃。还有什么问头，将我快快杀了罢！”及至被绑出督署时，大呼数十声“天！天！天！”

因为被捕时被炸伤，杨宏胜面如焦炭。铁忠说：“你这个样子，也想革命吗？我今日只怕要革你的命哩！但你们的炸弹还有没有？”杨宏胜说：“用了又做，哪有没得的道理！”双寿问：“你们的党羽，是营里的多，是学堂的多些？”杨宏胜回答：“你说军队里多，就是军队里多；你说学堂里多，就是学堂里多，我一刻也难查清楚。”铁忠又写了旗标，上书：施放炸弹革命党一名杨宏胜。

凌晨六时左右，三人被杀于湖广督署东辕门外。

刘复基，二十七岁，湖南常德人，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后投入湖北新军第四十一标三营，文学社评议部长，死时尚未结婚。

彭楚藩，二十七岁，湖北鄂城人，入湖北新军混成协炮队十一营，后又入宪兵营，文学社宪兵营代表，死后留下妻与小女。

杨宏胜，二十五岁，湖北襄阳人，湖北新军第十五协第十三标正目，文学社交通员，死后留下妻子一人。

在黎明的曙色中，血淋淋的三颗头颅被照了相，随着告示张贴于武昌城内。

大清帝国的死刑布告上配有砍下来的头颅照片，此为首次。

十月十日上午，湖广总督瑞澂给清廷发去了告捷电报：

窃瑞澂本月初旬即探闻有革命党匪多人潜匿武昌、汉口地方，意图乘隙起事。当即严饬军警密为防缉。虽时传有扑攻督署之谣，瑞澂不动声色，一意以镇定处之。所辖地方则密派侦探，不敢一刻稍懈。昨夜七点钟，据侦探报称，本夜十二钟，该匪准定在武昌为变。并探知该匪藏匿各地。正饬防拿。复据江汉关道齐耀珊电称，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查获匪┏病…起获伪印、伪示、伪照会等件及银行支簿伪用钞票，并查有制造炸药形┘！…此次革匪在鄂创乱，意图大举，将以鄂为根据，沿江各省皆将伺隙而动，湘省尤为注意。且党羽分布，私藏军械炸药甚伙。所幸发觉在先，得以及时扑减……张彪、铁忠、王履康、齐耀珊各员，以及各员弁警兵，无不忠诚奋发，迅赴事机，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驻汉口俄总领事于租界拿匪极为协助，用得先破匪巢，以寒匪胆。此皆仰赖朝廷威德所致。瑞澂借免殒越，惭幸交并。现在武昌、汉口地方一律安谧，商民并无惊扰，租界教堂均已严饬保护，堪以上慰宸厪……

朝廷随即回电：

该革匪在鄂创乱，意图大举，实属目无法纪。该督弭患初萌，定乱俄顷，办理尚属迅速，在事文武，亦皆奋勇可嘉。除刘汝夔（刘复基）三犯业经正法外，其余已获各匪，即著严刑研鞫，尽法惩治。一面督饬地方文武，严密查拿在逃各匪，务获究办。一面出示晓谕，如有被协免从者，准其首悔自新。失察之巡警及地方文武，既经随同协拿出力，均从宽免其置议。在事出力各员并准择优酌保，毋许冒滥……

从十月十日下午起，历史似乎在惶惶不安的气氛中停滞了：朝廷认为这仅仅是一场军营骚乱，由于处置及时事态已经平息，除了要求继续严加缉拿以绝后患外，并没有提醒湖北的封疆大吏予以格外重视。手中握有革命党名册的瑞澂此刻犹豫不决，是按照名册一一抓捕以便斩尽杀绝，还是就此停手以免激起更大的事变？武昌全城百姓因城门紧闭而人心惶惶，传闻说马上就要对革命党人大开杀戒了，而卷入事件的新军和学生军大多是本地人，他们的亲属们不免心惊胆战。此时的革命党人更是不知所措：除了被杀和被捕的同志外，刘公藏匿起来不能出面，孙武受伤已被转移就医，蒋翊武逃走之后不知所向，革命组织已群龙无首。更有一些人转向官府告密，声称自己知道革命党人藏匿的地点，以便讨要赏赐和官职。还有趁火打劫者到处散布恐怖气氛，声称自己手里有革命党人的名册，如果谁想从名册上除名出钱即可。新军各营内的气氛更是万分紧张：

……营内同志，以为名册被抄去，按名拿捕，万难幸免。又闻瑞澂确已派巡防营至各处围搜，谓某也难逃，某也不免，同志闻之，心为之裂。甚至与革命党有杯酒之欢、一面之缘者，亦呈不安之色。大众既禁止出营，又不能与营外同志通声气。且均系本省土著，年貌籍贯、保人底册一一有案可稽，亦无可潜逃。正值危疑震撼之秋，而铁忠得意洋洋，以为得此一般爪牙，为其效力，革命党绝难漏网。于是命一般小人分途向各营传谕，令各营长官认真搜捕，不得阴奉阳违，致干重究。同志闻之，与其待缚，不如奋斗，死里求生，莫若早为起义。有谓发难之后，或无人附和，或各营不响应，又将奈何？于是又暗中秘议，设法派人至各营递信，约定今晚起事，并言有不从者，即令失败，被其拿获，亦当一律供出。

就在革命党人秘密商议派人通知各营的时候，瑞澂派出的巡防营官兵突然闯入第十五协营房，将第三十九标排长张廷辅抓走。顿时，革命党人发难的心情更加急迫了——“吾人今已势成骑虎，不观昨日捕人杀人乎？吾曹名册已攫去，具在可捕可杀之列，不早图之，后悔何及？”

与其等着被瑞澂抓走，不如当即拼死一搏。

十月十日，夕阳在令人惴惴不安的寂静中西下了。

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历史时刻猝然到来。

关于武昌首义由哪一部率先发难，历来颇有争议，其中由武昌城内工程八营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的说法，似乎已成定论。但是，从众多的史料看，首先发难的，当属驻扎在武昌城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直属营队。

十月十日，第二十一协炮队、工程队和辎重队的革命党人约定的发难时间是晚上十点，但是傍晚六点左右，各营队官长接到通知到炮营开会。辎重队的革命党人认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一声信号便蜂拥集合，抢得一箱子弹后跑向炮队。炮队的革命党人闻讯后，点燃了马棚中的马草，见事不妙的炮营管带逃出营房。几乎同时，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也点燃了营房。三个营的革命党人会合后，随即向武昌城进发。

由于首先发难的第二十一协直属营队驻扎在距武昌城较远的郊区，因此他们放火烧了营房并开始向武昌城前进的行动，并没有立即引起连锁反应，武昌城依旧沉寂在暮色之中。

驻扎在武昌城内的工程八营，是湖北新军最早成立的部队之一，该营的共进会代表是正目熊秉坤。由于这个营驻守楚望台军械库，军械库储藏着汉阳兵工厂二十年来制造的大量枪炮弹药，所以起义时必须占领这个军械库以获取军火。九日下午，汉口宝善里出事后，邓玉麟和杨宏胜曾赶到工程八营密会熊秉坤，在传达即日起义决定的同时，要求他们以炮队的炮声为号迅速占领军械库。但是，与其他部队一样，工程八营内气氛紧张。张彪面谕八营代理管带阮荣发，如能维系至十五日不出事，就将他正式提为营长。所以，阮荣发加紧了防范，当天，他下达的命令是：一、各队官挑选亲信目兵十名，发给实弹，守卫兵棚入口。二、各目兵在各棚睡觉，不得出入。三、各目兵要有大小便者，须报告排长，照准后即徒手出入。四、各目兵不得擅动武器。五、各目兵不得高声说话。六、遇有紧急集合，遵从官长命令。在这种几乎等同于监禁的环境中，工程八营的革命党人彻夜等待着起义发动的炮声。天亮时，他们不但没有等来起义的消息，反而得知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已被杀。军营里开始人人自危，熊秉坤和同志密商后，决定趁部队晚操时发难，随即便与城内的第二十九、第三十标取得了联系。但是，中午时分，官长突然宣布今日停止晚操。熊秉坤等人只好将发难时间改为晚上七点，并再次通知了第二十九、第三十标的同志。

下午至傍晚的那段时光紧张得令人窒息。

有史料表明，不但一般士兵得知今晚将要发难的决定，就连一些下级军官们也获得了消息。黄昏时分，卫兵长方定国悄悄地对熊秉坤说，你们要办事我决不阻拦，只求到时候饶我一命。熊秉坤当即回答，自己兄弟没有自相残杀的道理。接着，后队队官罗子清也找到熊秉坤，他们的对话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军官都认为：即将发生的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且一旦武汉率先发难全国必会同时响应，因为湖北新军第八镇的战斗力全国皆知，历次革命党人的起义都是被第八镇镇压下去的，现在连第八镇都反了全国焉能不反？

后队队官罗子清自内出语坤曰：“今日外面风声不好，尔知否？”比即婉言对曰：“只风闻三十标今晚起事。”问：“是孙党否？”曰：“今各会党皆崇逸仙，崇之者即其党。”问：“人有几何？”答曰：“鄂军，商、学各界皆是也。”曰：“排满杀官有之乎？”曰：“排满固其宗旨，杀官亦其用神。不杀官无以夺其权，且不先杀之，气必为其所挫；气挫，则事无济。恐管带以上皆不免，余与反对者亦然。”复又问：“其果能济否？”曰：“能。近来民智日开，俱有种族思想，并知专制共和之利害。闻各省均运动齐备，惟湖北程度较浅。现各省党人惟鄂军第八镇是惧，所以然者，安徽、湖南各处起事，咸为所平。八镇一起，各省断无不应者。故曰能。”罗于是且走且嘱曰：“今晚恐有事，须好维持”云。

没有任何史料证明，罗队官和方定国向上级告了密，尽管他们必能因此得到赏赐或升迁的机会。他们的选择仅仅是沉默而已。

沉默中，约定发难的时间一点点逼近。

工程八营后队二排长陶启胜带着两名护兵查棚，发现士兵金兆龙荷枪实弹，大为吃惊，因为按照规定，士兵的子弹早已被收走。陶排长上前夺枪，金兆龙大声呼喊：“吾辈今不动手，尚待何时！”话声未落，士兵程定国用枪托砸向陶启胜的后脑勺，陶启胜捂着血淋淋的脑袋转身就跑，程定国瞄着他的后腰开了一枪——这便是被称为辛亥武昌首义的“第一枪”——在骤然响起的枪声中，一、二、三排的士兵纷纷持枪往楼下跑，与管带阮荣发、右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相撞，阮荣发厉声道：“汝等俱有身家父母，勿忘行非法，眼见汝等父母妻孥受戮。”程定国未等他说完，一枪将黄坤荣击毙。阮荣发见势想跑，被起义士兵一枪毙之，“于是全营振动”。

起义士兵约五十人在熊秉坤等人的率领下扑向楚望台军械库。

军械库是武昌城内最为重要的军事目标，瑞澂特别派来几名军官驻库监视。驻守在这里的革命党人，看见营区里已经起事，立即占领了军械库，瑞澂派来的几名军官落荒而逃。工程八营起义士兵赶到军械库后，起义士兵增加到约四百余人。熊秉坤以革命代表的身份发布作战命令，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难以控制局面。参加起义的士兵，很多并不是革命党人，平时只习惯服从长官，而熊秉坤仅仅是个正目，所以“士兵不免放纵，秩序渐见凌乱，较之发难时指挥如意已截然不同……如清方窥破此中消息，派兵来袭，其危殆可胜言哉”。此时，相对于武昌城内的清军数量来讲，起义的四百多人处于绝对少数，如果清军迅速反扑，刚刚占领军械库的起义者凶多吉少。紧急时刻，左队队官吴兆麟被带到了大家面前。

吴兆麟毕业于湖北参谋学校，曾经参加日知会，其军事学识深为士兵们折服。工程八营发难之际，他怕被起义士兵杀害，藏在了军械库的后面。当他被一名起义士兵发现，并被带到大家面前时，起义士兵竟然欢呼雀跃，一致推举他为临时军事总指挥。

临危受命的吴兆麟对士兵们说：

诸君同志不弃，公举兄弟为革命军总指挥。兄弟与诸君当此起义之际，均处危险地位，为民请命，亦属义不容辞。自满清蹂躏我同胞二百六十余年，近又派瑞澂督鄂，无知无识，骄横已极，残杀我爱国同志，实为人神共愤。今晚首义，虽属瑞澂激成，实为清罪贯盈，天佑汉族。自此以后，即与满清势不两立。倘诸君不齐力奋斗，一旦失败，我辈皆同归于尽。但是，天下事有志者事竟成，是在诸君之一德一心耳。昔武王伐纣，数千人一德一心，卒诛无道。同志今日，与武王伐纣正同。但宗旨抱定，举动更要文明，使中外人民共仰，知革命军为仁义之师，则外人必表同情。即瑞澂亦无借口，以派兵抗顺。我辈只求成功，不要权力。革命大义，即革去恶劣强权，顺天之命，以救国救民，处处从大者远者做去，未有不成功者……诸君素有大志，当深明革命宗旨。今为时仓促，战机紧急，毋庸兄弟多谈，既承诸君公举兄弟为总指挥，关于军事动作，不能不与诸君先约：诸君能服从命令，兄弟即牺牲一切，与诸君相始终……

吴兆麟对军队性质以及革命大义的理解显示出他非凡的眼界。

起义官兵均表示“愿遵守命令，即赴汤蹈火，皆所不辞”。

吴兆麟下达了作战命令：分路进攻宪兵营、总督署，派人催促各标营响应起义，占领中和门迎接城外起义部队，并将今晚起义口号定为“兴汉”。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晚十点半。

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五协第二十九标与第三十标的营房相邻于武昌紫阳路。前一天，因革命党人藏在第二十九标的炸弹被发现，两名士兵被捕，标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革命党人蔡济民等向官长建议，不要扩大事态，只要将守卫营房的部署落实好，即可确保无事。这一趁部署之机联络起义的建议竟然被官长采纳了。十日中午，熊秉坤到第二十九标与蔡济民等人秘密接头，约好只要工程八营一发难，第二十九标立即响应。晚上八点多，工程八营方向枪声大作，“蔡济民即率原来巡查队周绍武、施洪胜、邹承昌、胡道松等数十人集合出发，并向天开枪，同时大呼各同盟打开军械库强取弹药，到楚望台高地集合”。第二十九标起义士兵达三百多人。第三十标中的革命党人以文学社成员居多，熊秉坤事先与这里的革命代表王文锦联系过，因此当工程八营起事后，第三十标的起义士兵迅速集合——“取枪在手，鱼贯下楼，不闻人声，只闻足音。”第三十标一营，多为旗籍官兵，吴醒汉等少数汉族士兵决意参加起义，管带郜翔宸极力劝阻，甚至以身堵门，但最终没能阻止。由于营门均为旗籍官兵把守，起义士兵撞开营墙，约一百五十余人向楚望台蜂拥而去。

驻守城外的炮队第八标也是一支老部队，从士兵到各级军官多倾向于革命。十日下午，邓玉麟等人曾赶到这里商议起义事宜。晚上八点左右，得知起义已经发动后，革命党人立即拖出一门山炮开炮以示响应，然后各营的起义官兵纷纷拖出大炮，撬开弹药库取出炮弹。当时，炮队第八标统带龚光明不在营，管带卓占标、杨起凤逃走，管带姜明经以及队官张文鼎、蔡德懋、尚安邦、柳柏顺等都参加了起义，结果导致炮队第八标几乎是成建制地夺营而出。起义的炮队连开三炮以壮声威，然后拉着大炮向城内进发。进入中和门后，“在城沿置炮六尊，是日夜，照督署猛烈射击。余炮布置楚望台高地，以弹力攻击敌十五协及四十一标。”炮队第八标参加起义官兵多达八百人，是各起义部队中人数最多的——“我革命军自炮兵进城后，不独士气为之一振，即武昌完全独立亦由此隆隆之炮声有以促成也。”

随着枪炮声越加密集，陆军测绘学堂、第三十一标留守部队、第四十一标的部分士兵、第三十二标、马队第八标以及陆军第三小学等先后起义响应。

但是，至少在十日午夜的时候，起义是否成功还无法得出结论。瑞澂掌控的部队包括宪兵营、辎重八营、第三十标旗兵营、教练队以及督署卫队等等，总人数约为五千人。虽然聚集在楚望台的起义官兵人数并不多，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向总督署发起了进攻——“参加革命的同志都知道，若不攻克督署都要杀头的，所以革命党人那时候只想要胜利。”

攻击督署的作战在炮队第八标参战后才显气势。

起义士兵在督署附近燃起大火，大火不但给炮兵指示了轰击目标，也激发了起义士兵的战斗激情。

一名督署卫兵被起义士兵捉到了。

被捉的卫兵说，瑞澂根本不在督署里，早与家眷一起逃跑了。

这个消息令起义官兵很是意外。

瑞澂的出逃，被认定为武昌首义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瑞澂一位家眷的亲述，十日晚饭后，瑞澂接到军队造反的报告，他立即把幕僚张梅生、统制张彪、停泊在长江边的军舰“楚豫”号统领陈德龙以及其他的文武大员找来商量对策。张梅生和张彪等人主张死守衙门等待援兵，但陈德龙认为衙门是守不住的，建议瑞澂撤到军舰上躲避。就在瑞澂犹豫不决时，家眷的话起了作用：“张师爷是个书呆子，只晓得尽忠报国，不晓得临机应变。陈统领的话有道理，趁现在还能走，赶快逃出制台衙门，到楚豫兵轮不是照样可以指挥吗？”家眷这么一说，瑞澂决定逃走。这时候，起义官兵还没有进攻督署，但督署四周已经有了枪声。陈德龙说，“楚豫”号停泊在距督署后花园不远的江边，可以在花园的墙上打个洞，大家从洞里钻出去直接上军舰。

瑞澂当时已经吓得没有主意，听听这话，认为有道理，就带了我们男女老少一大堆（其中有他的儿子、儿媳），什么东西也不带，到了后花园。这时候月亮已经上来，照得很亮，时间大概是九十点钟。陈德龙先叫几个戈什用枪托敲掉墙上的泥巴，再用刺刀刺进砖缝撬松，最后一二十个戈什用枪托敲打，掘出来个大窟窿。瑞澂先叫戈什保护我和妈妈出去，他自己接着带了其他人走出。到了花园外面，还算僻静，没有碰到人。

身为湖北清廷最高军政长官的湖广总督瑞澂逃走后，本应担负起职责的第八镇统制张彪和第二十一协协统黎元洪也没有任何作为。尽管张彪主张坚守，但他“坐守愁城，束手无策”。身边的幕僚不断地劝他赶快逃走，他虽然没有立即逃走，但连第八镇司令部的通信员来给他送信他都不敢开门，怕是革命党人来杀他——“惟紧闭大门以待末路而已。”第二十一协协统黎元洪的部队大部驻扎在城外，城内只有第四十一标三营，黎元洪生怕这个营造反危及他的安全，于是亲自住在营内监视。当吴兆麟派到三营传达起义信息的革命党人周荣棠翻墙入营时，被黎元洪发现，“问明是革命党，即拔刀亲手将周荣棠斫死”。杀了这个革命党后，“其左右护兵马弁见势危急，即请黎元洪潜走，以避营中革命党为周荣棠复仇。黎遂偕其参谋刘文吉窜至黄土坡刘文吉家，闭门而匿。”

关键时刻，封疆大吏们纷纷擅离职守，其后果严重到最终令整个清廷政权开始倾覆。

其实，当时的形势远没有严重到令大吏们如此失措的程度：

是晚城内工程八营起义后，响应者仅炮队第八标，城外辎重工程两队，测会学堂学生及步队二十九标约一排，共约二千余人耳。其余马队第八标，步队三十二标，及二十一混成协之炮队营，步队四十一标，均未响应，秩序如常。如瑞澂张彪黎元洪王得胜等，持以镇静，死守不逃。待至天明集合未响应之各营，与革命军决一雌雄，胜败之数，尚不可知。无如瑞澂等皆逃避一空，全城无主，群相猜忌，各以部下不稳为疑。故革命军得以从容布置。推倒满清，亦天数也。

起义部队攻击督署两次受挫，在炮兵的支援下组织敢死队再次发起攻击。清军在紫阳桥与起义官兵猛烈交战后，退至王府口。起义官兵猛攻不止，冲破清军的机枪阵地，清军退向东辕门。起义官兵边攻击边放火，并劝说居民们躲避，声称所受损失事成之后如数赔偿，居民们竟然四处寻找煤油帮助起义官兵放火。各路进攻部队最后合成一股，向督署发起最后的攻击。署内的大小官吏衙役早已逃走，只有最为顽固的教练队与起义官兵混战在一起。

战斗在督署外面的东辕门附近达到白热化程度——东辕门下，彭楚藩、刘复基和杨宏胜三烈士的血迹未干——这是舍生忘死、死里求生的时刻：

革命军敢死队乘势冲至东辕门内与敌对射，熊秉坤、阙龙等人奋勇直前；王世龙取煤油烧钟鼓楼，中弹阵亡。钟鼓楼火起，督署目标益加显著，各处炮轰，几乎无不命中。敌教练队退到辕门以内。大堂之清军，用机关枪扫射，革命军受阻。敢死队改以环形包围圈形式前进。纪鸿钧携煤油跃至门房放火，壮烈牺牲。其他战死者尚有彭华封、张斗熙、宋厚德、赵道兴、李自新等多人。火烧到大堂，教练队非死即俘；巡防营早已溃散；骑兵第十一营两队由革命军代表召归建制；宪兵、警察等都换便衣逃散。清廷的湖北最高统治机关——湖广总督督署，终于被革命军所克。

藩署是湖北布政使和藩库所在地，全省的现金均汇集在此。起义官兵第一次攻击未果，得到增援后再次攻击，炮兵也开始向这里射击，接近天亮的时候，藩署被攻克，藩库里满地银锭和银元，起义军立即派人看守。

首义后点验，湖北财政存款约四千万元。

史书记载：“可为充裕。”

黎明时分到来了。

黎明时分的武昌城，对于大清帝国的政权来讲，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除湖广总督瑞澂逃走之外，在藩署指挥抵抗的布政使连甲，在藩署即将被攻克的时候逃走。他先躲在八省土膏捐局督办大臣柯逢的家中，然后又跑到了瑞澂所在的“楚豫”号军舰上。

鄂军提督、第八镇统制张彪，是夜躲在文昌门内的公馆里。初闻城外发生兵变，“以为无关重要”；继闻城内工程八营发难，开始“忧心如焚”；当督署失守的消息传来后，他急忙收拾细软准备逃往汉口日租界。正在收拾的时候，辎重八营管带萧国安前来，说他的营内没有一个革命党，请张彪到辎重八营去躲避。凌晨时分，张彪带领辎重八营渡江到汉口。张彪的日本顾问认为他的逃亡后果严重，建议他带领现有兵力偷渡到武昌，伪称是起义部队，然后寻机捣毁起义军的指挥中心。如果得手，可奏明朝廷，或许能够将功抵过；如果失败，无非是一死。张彪不敢采纳这个建议，龟缩在汉口刘家庙火车站里。

湖北提法使马吉樟听到新军起义的消息后，不知所措。他曾派人去打听投降的办法，但是人去之后一直未归。他只好穿上官服端坐大堂，准备等革命军到来时投降。等来等去没有人来，于是，他脱下官服从容逃走。

湖北提学使王寿彭、交涉使施炳燮、盐法道黄祖徽和武昌知府袁毓楠等都于十一日凌晨逃走。

汉口方向，江汉关道齐耀珊、巡警道王履康、夏口厅同知王国铎等还未等汉口驻军响应起义，便乘上火车逃得远远的了。

汉阳方向，汉阳知府琦璋在武昌发生起义的时候，表面声称过江请兵，实则藏在江中鹦鹉洲上的一间小屋子里观察动向，然后悄然离去。

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午夜开始，大清帝国湖北当局各级官吏的集体逃亡，成为这个庞大的帝国政权垮台前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现象。

这个晚上，“革命军共死伤二十余人，督署守兵死四十余人，伤三十余人，旗兵共死五百余人，俘虏三百余名。”

旗籍官兵大多是在起义过程中被追杀的。

武昌城内的满族官僚家庭也受到抄查和杀伤，其中以扎、宝、铁、卜四个家族损失最大——“是日，革军遇旗人，不论老少皆杀。”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一日的黎明，霞光如血。

一面十八星旗——原共进会旗帜——在黄鹤楼上高高飘扬。

“武昌已别成一世界。满城士兵皆袖缠白巾，威风抖擞。”

至少在这个时刻，在大清帝国的版图内，武昌是唯一被革命党人占领的一座城市。这座“别成一世界”的城市，深深地嵌在大清帝国的国土腹地，她与那面十八星旗一样，在历史中骤然出现，因而显得那么奇异、夺目，又是那样的孤单。

2纷乱的序幕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二日，梅兰芳在照例演出时，发现观众有些异样：

辛亥年旧历八月二十一日的白天，我正在煤市街南口文明茶园演出，忽然看见台下观众手持报纸，相互传观，交头接耳，纷纷议论。卸妆时，有几位京师译学馆的朋友言简斋等到后台告诉我说：“武昌发生兵变，被革命党占领了。”我说：“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回头到饭馆里再谈。”我们就约定在致美斋（在煤市街北口）见面。在吃饭时，这几位朋友把当天的政治官报的单片给我看，上面登着八月二十一日清廷关于镇压武昌起义的上谕。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二日）上谕：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瑞澂电奏。十八日（农历）夜革匪创乱，拿获各匪正在提讯核办。革匪余党勾结工程营、辎重营，突于十九日（农历）夜八点钟响应，工程营则猛扑楚望台军械库，辎重营则就营纵火，斩关而入。瑞澂督同张彪、铁忠、王履康，分派军警，随时布置，并亲率警察队抵御。无如匪分路来攻，其党极众，其势极猛。瑞澂退登楚豫兵轮，移住汉口。已电调湘豫巡防队来鄂会剿。并请派大员，多带劲旅赴鄂剿办，等语。览奏殊深骇异。此次兵匪勾结，蓄谋已久，乃瑞澂毫无防范，预为布置，竟至祸机猝发，省城失陷。实属辜恩溺职，罪无可逭。湖广总督瑞澂著即行革职，戴罪图功。仍著暂署湖广总督，以观后效。即责成该署督迅即将省城剋期克复，毋稍延缓。倘日久无功，定将该署督从重治罪。并著军谘府陆军部迅派陆军两镇，陆续开拔，赴鄂剿办。一面由海军部加派兵轮，饬萨镇冰（海军统制）督率前进。并饬程允和率长江水师即日赴援。陆军大臣荫昌著督兵迅速前往，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并著瑞澂会同妥速筹办，务须及早扑灭，毋令匪势蔓延。钦此。

十月十一日凌晨四时，清廷得知武昌发生兵变。

阁员们立即赶往庆王府等待进一步的消息，接着就收到了瑞澂从“楚豫”轮上发来的电报。

尽管紫禁城依旧红墙矗立金瓦灿然，但是一九一一年的大清帝国其华丽的宫殿之内已经空洞无物：宣统皇帝是个未懂事的孩子；隆裕太后除了掉眼泪之外别无主意；年轻的摄政王载沣还不具备处理重大危机的经验和能力；皇族内阁成员坐在一起除了满脸张皇之外谁能够深谋大略地当机立断？阁员们的目光聚焦在奕劻那张苍老的脸上，大清帝国的总理大臣嘟嘟囔囔，好像在自言自语，又好像在分析情形，但他究竟是赞同了什么、否定了什么或是决定了什么，直到十一日天亮时分谁也没弄清楚。

毋庸置疑的一点是，瑞澂的临阵脱逃和武昌城的丢失令众臣震怒。

载沣要求严惩瑞澂并派大军收复城池。

派出军队镇压谋反者，是任何当权者本能的反应，但是这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载沣来讲却是一道难题。

首先，可以派遣的政治可靠和军力强大的军队现在哪里？

此时，大清帝国的主力部队正在河北滦州举行军事演习。

帝国军队频繁地举行军事演练是近几年的事。一九○五年在冀南河间、一九○六年在豫北彰德、一九○八年在安徽太湖都举行过军事演练。光绪和慈禧死后，为了加强帝国的军事能力，载沣举行的军事演练规模更大，几乎所有的新军都被要求派出参演部队和军事观察人员，总兵力竟然达到十万以上。以前的历次演练计划，均由保定陆军学堂的日本教官拟定，这次则由军谘大臣载涛率领军谘府的官员们策划制定。与以往的历次演练不同，除了规模浩大之外，异常醒目的是皇家禁卫军的凛凛威风——“自练新军以后，清廷防汉愈甚，主办禁卫军以资抵制，饷糈充实，器械精良，容仪整饬，过于新军。惟士卒骄慢，皆以贵胄军目之。”这些本是防备新军造反的禁卫军，此刻与新军排列在一起，但威风果然非同一般：清一色的呢料军装，马裤、马靴、军帽、腰带、肩章和胸章都是仿德精制品，旗帜辉煌，绣满金线，远远看去，如果不注意官兵盘在头上的那条辫子的话，这群八旗子弟如同一支德国皇家陆军部队。载涛将军事演练分成对垒的东、西两军，在保持禁卫军编制整齐的同时，把参加演练的新军各镇拆开混编，且把新军参演部队的军官也换了。载涛的意图十分明显：不能让心存二心的新军得到实质上的锻炼，必须借此机会着力突出禁卫军的强悍，以证明大清帝国的八旗子弟还能保卫自己的政权。

二十四岁的皇族青年载涛，是光绪皇帝的弟弟，宣统皇帝的叔叔，与哥哥摄政王载沣同父异母。他是皇族中首先剪了辫子的王爷，潇洒时尚，风流倜傥，以少壮派和改革派自居。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他到达滦州演练场，在检阅了演练部队后，拒绝住进为他准备的馆所，宣布自己要野战露营，他说这就是变革。晚上，载涛召集演练部队统带以上将领举行大会餐，在讲话中他嘲讽了不思变革只知聚敛钱财、娶小老婆的王爷以及那些只知道溜须拍马迎奉上级的官吏，并当场质问一个给他送来整桌酒席的地方官，那桌酒席是不是他自己掏银子置办的？他还说从京城到滦州，一路总是有百姓举着小旗列队欢迎他，这完全是花国家的银两搞没有意义的虚假景致。他甚至当场摘了帽子，让大家看他剪了辫子的脑袋，并要求军官们都把辫子剪了。冯国璋等汉族军官说那就剪吧，禁卫军的满族军官却吓坏了，他们哀求说自己的任务是拱卫京师，整天在皇上太后身边当差，头上没了辫子那还了得？但载涛不听这一套，不少满族军官的辫子还是被他强行剪了。

这次军事演练，之所以选择在北京与山海关之间的地方进行，清廷的意图是借此向俄国和日本显示武力，以削弱列强对东三省一直存有的野心——此刻，包括载涛在内的皇族们，把列强放在了威胁清廷政权的第一位，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面临的危险来自何方。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用不了几天，载涛面前这些听他夸夸其谈的军官们，几乎一夜之间都成了皇族的敌人。如果把这些统带以上的汉族军官们的姓名一一列出，几乎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军阀史：王廷桢、曹锟、王占元、王遇甲、冯国璋、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吴佩孚、冯玉祥、孙传芳、韩复榘、石友三……他们大部分是北洋军人，而且此刻有人已在谋反。

在帐篷里的这一夜，载涛睡得很不踏实。从半夜开始，他不断地被各部门的军官叫醒，告知他武昌兵变的各种信息。这样的事情，近几年听得多了，因此载涛并没有特别在意。但是，天亮的时候，朝廷的电报来了，命令他立即返京。载涛这才知道，武昌城已经丢失。他宣布停止军事演练，各部队听候调遣，然后乘专车往京城赶，回到京城已是十月十二日凌晨。

军谘府，内阁成立之前的军谘处，办公地点在西长安街。武昌发生兵变的时候，军谘府内的大部分高级官员都陪同载涛到滦州演练场去了，只有军谘大臣贝勒毓朗和少数几名官员留守。十一日早上，留守的官员拿着瑞澂打来的电报请示毓朗应该怎么办，军谘府与原来称之为军机处的内阁，一向在谁持有调动军队的大权上争执不休，但此时毓朗却明确表示：“这是内阁大事，我们不用管，还是让内阁去办吧。”于是，官员不知道应该处理还是不处理，而毓朗扔下这句话就去庆王府开会了。

在庆王府召开的会议，实际上就是内阁会议。这是武昌起义后大清帝国权力高层的第一次会商，其权力核心是七十五岁的总理大臣奕劻以及六十九岁的协理大臣那桐和五十六岁的协理大臣徐世昌。

是否派出军队前往湖北镇压无需讨论，需要商定的问题是由谁来领军前往。挽救大清帝国的军事行动，由皇族统帅大军才合情合理，阁员们在皇族中挑来挑去，似乎只有陆军大臣荫昌勉强可为。

有史料称：“荫昌此次奉命出征，外间多出不意，闻会议时，拟派吴禄贞，嗣以吴威望尚浅，故易荫昌，因荫昌于新军亦负望故也。”如果这个说法属实，可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在选择将领时，有特别躲避北洋将领之嫌，但内阁会议还是讨论过使用汉族将领的可能性。只是，提出吴禄贞这一人选令人不可思议，因为从朝廷安全的角度讲，吴禄贞是最不可靠的将领之一，他正在策划着起兵不假，但不是南下镇压武昌的起义者，而是如何向朝廷发难以在北方响应。

吴禄贞，湖北人，时年三十一岁，任陆军第六镇统制。这个留日军人早就对朝廷心存反意，当上统制之后，因极力把志同道合者安排在自己的部队中，曾经受到陆军大臣荫昌的指责。这个性格火爆的将领，即刻写信进行了反指责，说荫昌“只知做官，不尽职守，有负国家的委任”。愤怒的荫昌立即派人来第六镇调查，准备找个理由将他撤职。其实，吴禄贞的统制职位，是他用两万两银子行贿庆亲王奕劻所得，只是他买官的目的是为握有兵权以便“将来攻取北京”。然而，上任第六镇后，吴禄贞发现这支部队“军纪之腐败，军备之窳陋，教育之不完全，官长之无学问，名为陆军，实与旧营相差无几”，对将来的革命行动“发生不了大作用”，“遂生退志”。此时，他虽仍在职，但已把指挥权下放给了几个副手。获悉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心情郁闷的吴禄贞立即兴奋起来，开始秘密筹划响应起义的具体行动。

如果吴禄贞被委任为南下大军的军事指挥官，历史将如何书写？

协理大臣那桐说的一番话令人费解：“武昌兵变是一隅之蠢动，何必陆军大臣亲临督剿呢？”那桐显然不赞成由荫昌领军，但到底应该让谁率军南下，这位满族大吏也没个准主意。

在讨论派哪支部队南下时，大部分阁员主张从与湖北交界的河南以及京畿附近的部队中抽调，认为这样总比从军事演练场抽调部队要快捷些。显然这是一个十分合理的建议。但是，庆亲王奕劻不但不置可否，反而当即下达了一个与此无关的军事命令，这一军事调动在没有得到摄政王载沣批准的情况下被迅速执行了：城外姜桂题的武卫军迅速调进城内，分驻九门要冲和庆王府周围。阁员和幕僚们立即明白了庆亲王的用意：对包括摄政王在内的载家兄弟存有严重戒心的奕劻，唯恐载涛趁着调动军队之机，把他能够掌握的心腹部队调走，再利用禁卫军向他发┠选—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先下手为强。

载沣明白，从民间到中枢，日渐激化的满汉矛盾令任何一位汉大臣都不可靠；而包括那桐在内的那些满族亲贵，也早已被袁世凯的银子养得六亲不认了。至于庆亲王，除了银子外，更为重要的是，他已在政治上与袁世凯结成同盟，如果他认为把武卫军调进城来，仍不足以保障其安全的话，那么启用袁世凯对于他来讲最为有利，无论日后世事将如何变化。至于对大清王朝是否有利，这个一辈子享受朝廷俸禄的老王爷想都不愿意想。

接着，各国公使馆在起用袁世凯的问题上一起向载沣施压——至少在武昌起义刚刚爆发的时候，列强们不愿意看到大清国动荡，尤其是有大批贷款业务的美、英、德、法四国银行，急需寻找一个能够迅速平息事态以维护他们在华利益的最合适的人选。为此，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公开表示：“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司戴德的呼吁在列强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英国公使朱尔典、美国公使嘉乐恒多次会见载沣，希望迅速起用袁世凯。

十四日，荫昌率军才走到信阳与孝感之间，南方各地不断发生响应武昌起义的事件，庆亲王奕劻对摄政王载沣最后摊牌了：

二十三日（农历）由奕劻向载沣提出起用袁世凯的意见，但载沣并不表示态度。奕劻说：“当前这种局面，我是想不出好办法。袁世凯的识见、气魄，加上他一手督练的北洋军队，如果调度得法，一面剿一面安抚，确实有挽回大局的希望。不过这件事要办就办，若犹豫不决，就怕民军的局面再一扩大，更难收拾了。并且东交民巷也有‘非袁出来不能收拾大局的传说。”当时那桐、徐世昌也从旁附和，但载泽是反对这个意见的，不过他也拿不出什么办法。载沣同隆裕商量，隆裕束手无策，考虑了些时候，也只好姑且答应了，但是她要奕劻保证袁世凯“没有别的问题”。

连隆裕太后也隐约感到了起用袁世凯必有可能带来“别的问题”。

反对起用袁世凯的皇族镇国公载泽，不但与瑞澂是儿女亲家，而且他和瑞澂都是隆裕太后的近亲。武昌兵变后，庆亲王力主严办弃城逃跑的瑞澂，载泽得知后立即通过隆裕太后的关系，将上谕里对于瑞澂的处治意见由拿解京城“交法部严讯治罪”改成了“仍著暂署湖广总督”戴罪立功。史书记载：未能重办瑞澂，为其后地方大员开了一条“恶例”，导致随后弃城逃走之事屡见不鲜。对此，载泽所负罪责“难逃公论”。

一向不问政事的皇族溥伟，此时可谓旁观者清。他认为袁世凯对大清“鹰视狼顾，久蓄逆谋”，值此“触目时艰”之际，起用他就犹如“引虎自卫”。如果非用不可，也要安排“忠贞智勇之臣，以分其势”。但是，载沣的一句“都是他们的人”，让本已忧患的溥伟顿觉悲凉：

……忽起用袁世凯督师，复谒醇（醇亲王载沣）邸，叩其因。醇邸以袁四有将才，且名望亦好，故命他去。余曰：“袁世凯鹰视狼顾，久蓄逆谋……初被放逐，天下快之，奈何引虎自卫？”醇王默然良久，始嚅嚅言曰：“庆王那桐再三力保，或者可用。”余曰：“纵难收回成命，可否用忠贞智勇之臣，以分其势？”醇王问为谁。余曰：“叔监国三年，群臣臧否，自在洞察，伟（溥伟）不在政界，何敢谋此。”醇王曰：“都是他们的人，我何曾有爪牙心腹。”余曰：“叔代皇上行大政，中外诸臣廉能正直者，皆朝廷桢干，又何忧寡孤乎？瞿子玖，岑春煊，袁所畏也。升甫吉，忠梗可恃，诚使瞿入内阁，岑督北洋，以升允为钦差大臣，握重兵扼上游，庶杜袁四之狡谋。”王曰：“容明日与他们商量。”余知不可谏，太息而已。

就在庆亲王对载沣摊牌的那一天，清廷颁布上谕：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湖广总督著袁世凯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四川总督著岑春煊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均著迅速赴任，毋庸来京陛见。该督等世受国恩，当此事机紧迫，自当力顾大局，勉任其难，毋得固辞，以副委任。俟袁世凯、岑春煊到任后，瑞澂、赵尔丰再行交卸。钦此。臣奕、臣那、臣徐。

同一天，清廷又颁上谕：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袁世凯现简授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并著袁世凯会同调遣，迅赴事机，以期早日戡定。钦此。臣奕、臣那、臣徐。

这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上谕，也是一份低智能的朝廷文件。

首先，让袁世凯替代瑞澂出任湖广总督，不要说他将上任的地方已被革命党占领，此乃目前大清帝国有其名无其实的官位，而且仅就袁世凯的资历来讲，他根本不会在乎地方总督的头衔；而起用岑春煊，显然是载沣接受了溥伟的建议，连旁观者都知这是牵制袁世凯的小手腕，难道袁世凯会不明白？更重要的是，认为岑春煊可以牵制袁世凯，这个想法近乎天真，无论从哪方面讲，岑春煊在袁世凯眼中都无关大碍。关于军权问题，朝廷生怕袁世凯掌权后构成威胁，因此，冠冕堂皇地说湖北全省的部队都归袁世凯“节制调遣”，但谁都知道此刻湖北全省的军队已经溃散。而关于南下军队的指挥权，上谕的意思很清楚：袁世凯只能与荫昌会商，甚至还要与北京军咨府的载涛会商。

载沣严重低估了袁世凯的智商。

武昌起义的第三天，即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二日，是袁世凯五十二岁的寿辰日，不少亲朋幕僚齐聚袁氏庄园为他祝寿，高朋满座正是七嘴八舌的场合。袁世凯已接到朝廷让他上任湖广总督的上谕，幕僚们都说权力太小，还要受荫昌的指挥，看来朝廷还是有戒心，决不能这么窝窝囊囊地出山。但也有人话语中透露出别的含义：现在率军出征，革命党人不是对手，唯一需要考虑的是，镇压了革命党有什么好处？无论怎样，大清都没什么指望，为这么个烂摊子赴汤蹈火是否值得？还有人提醒袁世凯，一旦将革命党人镇压，不但革命党人由于仇恨而心存杀心，朝廷也必会在事件平息之后杀功臣，历史上斩杀功臣之事每个朝代都曾发生。幕僚们说得热闹的时候，袁世凯正焦灼不安。他不愿意真枪实弹地去与革命党人对抗，因为他知道大清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他需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但是，他又极不愿意别人认为他是一个赞同革命党的人，至少目前他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要站在大清王朝的一边，这不仅是为了安全，也是因为脸面和本钱。

袁世凯给朝廷的回电堪称拐弯抹角的官场杰作：

太子太保新授湖广总督臣袁世凯跪奏，为叩谢天恩，并沥陈病状，暂需赶为调理，恭折仰祈圣鉴事……自天闻命，（兆 页）地滋惭。伏念臣世受国恩，愧无报称。我皇上嗣嬴实箓，复蒙渥沛殊恩，宠荣兼备。徒以养疴乡里，未能自效驰驱。捧读诏书，弥增感涕。值此时艰孔亟，理应恪遵谕旨，迅赴事机。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此系数年宿疾，急切难望全愈。然气体随见衰颓，精神尚未昏瞀。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虽非旦夕所能就痊，而究系表症，施治较旧患为易。现当军事紧迫，何敢遽请赏假。但委顿情形，实难支撑。已延医赶加调治。一面筹备不止。一俟稍可支持，即当立疾就道，籍答高厚鸿慈于万一。所有微臣叩谢天恩，并沥陈病状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再此折系借用河南彰德府印拜发。合并陈明。谨奏。

袁世凯首先表示受到宠信感激零涕，接着就以当年朝廷罢免他官职的理由——足┘病—拒绝了朝廷给予他的湖广总督的任命。在陈述自己的病情的时候，他一会儿说“数年宿疾，难望全愈”，紧接着又说“虽见衰颓，精神尚未昏瞀”；一会儿说“头眩心悸，思虑恍惚”，紧接着又说“究系表症，施治较旧患为易”；一会儿说“委顿情形，实难支撑”，紧接着又说“一俟稍可支持，即当立疾就道”。那么，对于朝廷的任命而言，到底是能出任还是不能，到底是拒绝还是同意？

这就是袁世凯，一面把婉拒的话说得冠冕堂皇，一面又暗示他随时可以出山。至于出山的时间，与其说“赶加调治”，“筹备不止”，不如说是等着朝廷给出令他满意的“价码”。

就在袁世凯与朝廷玩智力游戏的时候，武昌的起义者们正忙着改朝换代。

十月十一日上午，武昌城内的战斗基本结束，革命党人聚集在阅马场的省咨议局开会，商量如何建立一个新的政权。这个新政权被取名为“湖北军政府”，全称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军政府不成立，起义者就无法以新政权的名义通电全国响应，那么单独一个武昌城支持不了多久。而迅速成立军政府，首先要决定谁来当军政府的首脑，这个问题一下子让革命党人感到棘手，因为如果首脑选不好，在内外政治、军事和民情的压力下，不但局面很快就会发生混乱，刚刚取得的胜利也很可能丢失，那时就不仅仅是人头落地的问题了。

军政府首脑必须具备的条件是：无论政治资历和军事能力都足以服众并有强大的号召力。在排除了起义过程中那些起过决定作用的新军中下级军官后，革命党人发现再也没有什么人可供他们选择了：孙中山远在大洋的另一边；黄兴、居正、谭人凤、宋教仁等革命派的首领此时不是在香港就是在上海；原来武昌的革命派领导人，孙武在医院疗伤，蒋翊武避险出走后再无音信，刘公此时在长江北岸的汉口过不来。这时候，有人提了一个建议：请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出任都督。

汤化龙，字济武，湖北人，时年三十七岁。祖上数代经商，家境富裕。幼年刻苦读书，一九○二年中举人，一九○四年参加大清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进士，授法部主事。一九○六年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一九○八年回国参与地方自治活动，被湖北省第一届咨议局推选为议长。皇族内阁成立后，他是坚定的反对派，曾赶往北京参加各省咨议局的联合会议，对皇族内阁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是宪友会湖北支部的发起人，是立宪派的著名人物之一。武昌起义爆发时，他藏匿在家，“次日晨，经起义士兵数次强迫，始出任事”。

这个著名的立宪党人虽然被迫出面，但他已迅速做出了自己的政治判断，那就是无论对于个人安全还是湖北大局而言，他都不能站在革命党人的对立面上。不过，时局尚未明朗，目前还要打仗，只有军人才可能镇得住局面，并与即将到来的清廷军队对抗——立宪党人出面的时候还没有最后到来。于是，汤化龙在表示支持革命的同时，拒绝了让他出任都督的建议：“瑞澂自遁走后，必有电报到京，清廷闻信，必派兵来鄂与我们为难，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

于是，临时军事总指挥吴兆麟提出了另外一个人选：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这是一个令辛亥革命史骤然复杂起来的建议。如果提议立宪党人汤化龙出面，至少从立宪党人与大清王朝离心离德的角度讲，可以理解；但是，作为湖北新军的一位军事将领，黎元洪与革命党人、立宪党人都没有关系，这个人凭什么突然闯入历史？有确切史料证明，革命党人此刻选择黎元洪，并不是一个仓促之举，早在武昌起义的筹划阶段，革命党人就为起义成功后的政权布局选中了黎元洪，此事有当事人的叙述为证：

一九一一年四月（辛亥年三月间），蒋翊武托刘九穗来邀我到洪山宝通寺开会，据说此会是各标、营、队有代表性的主要分子会议。我和刘走到长春观门口遇到蒋翊武，蒋小声告诉我说：“今日开会，是讨论推举黎元洪为临时都督的问题。”我当时回答：“黎非同志，何以推他为都督？”刘笑着对蒋说：“早知万同志反对此事，开会时必有争辩，所以先为告知。我们可找一草地休息，详谈一下。”在休息的时间，刘对我说：“革命党人中间并非没有首领人才，蓝天蔚在第三十二标的时候，大家即有意推蓝为都督，但他远在奉天，一时不能南来。最合适都督之选是吴禄贞，但他也在北方，我们已决定先派人去和他接洽，恐怕他也一时赶不到。至若现在军队里的同志，都是一些兵士正、副目，下级军官不多，中级军官更没有，不足以资号召。所以要把黎元洪拉出来，其利有三：一、黎乃名将，用他可以慑伏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二、黎乃鄂军将领，素得人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三、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我们只要能推翻清朝，何惜给他一个都督名义，俟将来吴禄贞领兵南下，再推吴为正式都督，给黎一个其他相当位置，有何不可？”

因此，工程营士兵在起义后，首先派人去找黎元洪并不是临时起意。

虽然刚刚杀了革命党人周荣棠，黎元洪也不认为此刻是他为清廷尽忠的机会，他在起义爆发的那个晚上躲到了心腹参谋刘文吉的家里。刘家的卫兵看见他后，悄悄告诉了革命党人——显然，革命党人突然出现在面前，不是清算他杀革命党人的旧账，却是让他出来当起义军的首领，这让黎元洪万分惊愕。

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时年四十七岁。少年读私塾，十九岁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五年后被派往海军服役，一八九○年调任广东“广甲”兵船三管轮，次年晋升为二管轮。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黎元洪随舰北上威海卫，在渤海口遇敌，军舰在炮击下沉没，他在海上漂流数小时，于大连湾附近得救。战后，他脱离海军，投奔张之洞，深受器重，曾任炮台监制和护军后营帮带，参与新军的训练，并赴日考察军事。一九○六年，黎元洪在改制后的湖北新军中任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兼管马、炮、工、辎各队。是年秋，他率队参加了在河南彰德举行的军事演练，获得了“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的评语。

此刻，这位新军高级将领所面对的局势之复杂，是他从未经历过的：

……马荣、程正瀛等带队至黄土坡刘文吉家，先将其家前后包围，然后闯门而入，其势汹汹。刘之护兵问来此何为，大家谓来请黎协统。护兵不敢请示，又不回答，于是大众直至卧室搜查。斯时黎元洪心已失主，焦灼之状，露于颜色，黎问何事？马荣曰：“特请统领到楚望台，奉总指挥吴兆麟命令，即有事相商。”黎无可如何，随带其执事官王安澜同马荣等向楚望台而去。抵楚望台时，革命军总指挥吴兆麟，即命在该处所有队伍举枪吹号为礼。黎此时穿一身灰呢长夹袍，面带愁容，极形烦恼。与吴兆麟晤面时，即谓吴兆麟曰：“你为甚么要革命，这是要全家诛戮的事。你学问很好，资格很深，你万不该与革命党共同革命。你若不革命，你在军队晋级很易。请你快叫大众各自回营，事情太闹大了，更不得了。”马荣在旁，闻黎元洪出言如此，遂大怒，曰：“我们同志很抬举你，你反不受抬举，叫我们回营，待瑞澂派人来杀。你昨夜亲手杀了我们传信的同志周荣棠，我们尚未问你的罪。今请你来，仍是反对我们，你就是个汉奸，我们就要杀你。”即拔刀向黎元洪斫来。吴兆麟喝止之。王安澜又从旁谓马荣不应如此野蛮，马荣又拔刀斫王安澜，吴兆麟又拦阻之。吴当向马荣解释云：“黎统领素来是很爱我们的。刚才所说的话，是关照我们，看我们同志太辛苦，暂请回营休息。黎统领自有维持之法。”一面吴又低声向黎云：“请统领暂且容忍，因昨晚杀人太多，此时都是一股奋勇之气，稍不如意，即动起手来，反于统领面子不好。”黎从此不再发言。吴又谓黎曰：“瑞澂自督鄂以来，措置乖方，激起湖北军队全体革命，足证清廷无道。今闻瑞澂与张彪统制等已出走，僅统领一人在武昌城内。统领素爱军人，甚得军心，事已至此，实属天意，只好请统领出来维持大计。”云云。黎亦无语……

黎元洪被带到了咨议局。

武昌城中各界赞同革命的人士以及著名的绅耆父老已齐聚咨议局内，在吴兆麟的提议下，众人一致同意推举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汤化龙为军政府民政总长。然而，依旧心惊胆战的黎元洪一个劲地说：“勿害我，勿害我。”起义官兵急了，再次用长枪指着他：“汝作满奴，当杀。今不杀汝，反举汝为都督，而汝犹不允，汝甘心为满奴耶？”最后，不管黎元洪愿不愿意，他被推进一间小室关了起来。然后，众人以“黎都督”的名义开始了湖北军政府各项事宜的运转——“众议禁黎于一室，仍用黎名义出示。”

黎元洪以及中国近代史面临的局面之怪异实属罕见。

曾与黎元洪私交很好的英国传教士兼记者埃德温•丁格尔认为，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时刻，黎元洪的脑袋万幸没被砍掉，中国历史的序幕由此拉开：

……长期筹划正在酝酿之中的革命提前爆发了。黎元洪被选为领导人，现在正站着向那些强迫他就职的人谢罪。他说他不希望获得这份荣誉——当然他不。谁知道在武昌的小规模的武装起义能震动包括十八个省的整个中国呢？黎认为不值得冒险。他会被立即处死，因为中国的新军会把违反军事纪律的人的头颅砍下。他辩解说，他无力担当如此重任，或许可选另外一个更有能力和实践经验的人作领袖。架在他脖子上的剑更加沉重了。好像再过一分钟，他的头颅就要滚落到地板上了。但他又被给了一个（考虑的）机会。一个人以强硬的口气告诉他，他必须同意担任革命党领导人，否则将立即被砍头。但协统仍坚决拒绝。在砍头的命令最终下达之前，黎又一次被给了一个考虑的机会，他同意了。短剑抬起，此时，中国起义的序幕拉开了。自从那个使他站在死亡边缘的不幸夜晚之后，黎元洪的行为表明了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选择他是明智的。

黎元洪的出任，暴露了革命党人对这次起义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以及革命党人自身力量的弱小。但是，当时选择黎元洪无疑是明智的。黎都督的出现——至少湖北军政府是这么对外宣布的——对于未参加起义仍在观望的新军官兵以及武昌市民的归顺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黎元洪的出任同时也预示着辛亥革命的最终结局。

军政府忙乱不堪，要做的事太多了：部署军事防御，搜查残余官吏，保护领事馆和中外商民。最难以维持的是汹涌的难民潮，起义者不愿意因为他们的占领而使武昌成为一座空城。在难民潮中，中下级官吏的逃亡情状狼狈：“虽其平昔威福恣，今日固宜受此报，然以人道之眼光视之，亦殊可谓酸楚。大多官员于逃难时，恒不敢自承为官。其衣服必故为NE63D１种状，杂入民众，冀人不能辨识。有某候补道，逃至汉镇，即惫不能起，有过而问者，某即指天自誓曰：吾宁饿死不复做官，今之官真狗彘不值也，其言亦良悲矣。”

经过紧张的商议，湖北军政府决定：

一、以咨议局为军政府。

二、称中国为中华民国。

三、改政体为五族共和。

四、规定国旗为五色，以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为一家。

五、称中华民国年号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六、当以黎元洪为都督，布告地方。

七、移檄各省，并照会各国领事，宣布满清罪状。

八、布告全国国民并军民长官。

九、布告湖北各府州县。

十、军政府紧要谕令。

十一、致书满清政府。

十二、布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促其觉悟。

十三、军政府暂设机关四部：（甲）参谋部；（乙）军务部；（丙）政务部；（丁）外交部。

十四、设立招贤馆。

一夜之间要起草这么多文件，文人和学生们不得一刻休息。首先要发出的是安民布└妗—这是历史上任何一次造反首先要做的┦隆—布告写出来了，黎元洪拒绝签字，由革命党人李翊东代签，然后誊写若干份贴遍全城：

今奉军政府命，告我国民知之：凡我义师到处，尔等不用猜疑。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自私。拔尔等于水火，补尔等之疮痍。尔等前此受虐，甚于苦海沉迷。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家汉儿。纵有冲天义愤，报复竟无所施。我今为此不忍，赫然首举义旗，第一为民除害，与民戮力驰驱。所有汉奸民贼，不许残孽久支。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贼之皮。有人激于大义，宜速执鞭来归，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毋差池。士农工商尔众，定必同逐胡儿，军行素有纪律，公平相待不欺，愿我亲爱同胞，一一敬听我词。皇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示

与安民布告同时发布的，还有军政府刑赏令，格杀勿论的是：藏匿满人者、藏匿侦探者、买卖不公者、伤害外人者、扰乱商务者、奸掳烧杀者、邀约罢市者和违抗义师者；给予赏赐的是：乐输粮秣者、接济军火者、保护租界者、守卫教堂者、率众投降者、劝导乡民者、报告敌情者和维持商务者。

接着，军政府必须组织军队攻占汉口和汉阳。

以黎元洪的名义给张彪送信劝他投降，但是送信的人被张彪杀了，这让军政府顿感沉重的军事压力。

更显急迫的是，黎元洪还是不愿当都督，并且他已开始绝食了——“黎元洪自到咨议局，两日不进饮食，亦不与任何人说话，好似作新姑娘态度。若竟饿死，又将如何？”有人说干脆毙了他算了，但多数人认为不能这样，主张还是去劝导，告诉他事成他是华盛顿，事不成他是拿破仑，总而言之是他占了很大的便宜。于是，起义者与黎元洪的谈话如同在谈一桩买卖：

甘绩熙：“黎宋卿先生，我们汉人同志，流血不少，以无数头颅，换得今日成绩，抬举你为都督。你数日以来，太对我们同志不起。我对你说，事不成，你可做个拿破仑；事若成，你可做个华盛顿，你很讨便宜的。你再不决心，我们就以手枪对待。“黎元洪答曰：“你年轻人不要说激烈话。我已在此两日，并未有什么事对你们不起。”陈磊云：“黎都督很对得我们起的，但是你辫子尚未去，你既为都督，该做一个模范，先去辫子，以表示决心。听说你自到了咨议局，茶饭不进，你未免太着急了。但你今已进了火坑，不干也要你干。连日以来，我辈同志劝你很多好言，均不蒙你采纳，我们真愧极了。我今有一言奉问，现在是民国了，你若尽忠民国，你就是开国元勋；你若尽忠满清，你就该早天尽节。二者必居其一，何以如此装模作样，我们实在不解。进而言之，你不过在满清做个协统，现在得此机会，你非才智胜人，即你不干，以中国之大，汉人之多，岂无做都督之人耶？望你三思。不然，恐同志等不汝容也。”黎元洪又答曰：“你们再不要如此激烈，我决心与你们帮忙就是。你们说要去辫子，我早就赞成。我前在营内并下过传知，谓愿剪发者，则听其便。你们明日叫个理发匠来将我的辫子剃去就是。”

湖北军政府终于有了一位名正言顺的都督。

紧接着，革命党人对外国势力干涉的担心也解除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列强国很快察觉到，这不是一场寻常的兵变；而起义者对外国商民的一系列保护措施，也令他们意识到这是一场“内部的、反政府、反朝廷”的起义，“是广泛的反对腐败政治的起义”。于是，各国领事举行了会议，决定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濉—按照国际法，这等于宣布各国一律不干涉、不卷入战争——列强们似乎已经心照不宣：大清帝国的倾覆之时就要来临了。

但是，军政府的内部危机立即显现出来。

由立宪党人汤化龙起草的《军政府暂行条例》，不但赋予了都督黎元洪绝对权力，而且还确定了各部部长和部门主要负责人：

军令部长：杜锡钧（原清军管带）

军务部长：孙武（共进会员）

参谋部长：杨开甲（原清军标统）

政事部长：汤化龙（咨议局议长）

政事部各局局长：

内务局长：舒礼鉴（咨议局议员）

外务局长：黄中恺（汤化龙同学）

财政局长：胡瑞霖（咨议局议员）

交通局长：马中骥（宪政会员）

司法局长：徐声金（汤化龙友人）

文书局长：阮毓崧（咨议局议员）

编制局长：张国溶（咨议局副议长）

在这个包括了旧官僚、立宪党人和革命党人等多种政治势力的混合体中，很显然，旧官僚和立宪党人掌握着绝大部分权力——四个部长中，革命党人只有孙武一人；而七个局长中，革命党人一个也没有，几乎全部是立宪派。看到这样一份政府名单，身上血迹未干的革命党人大为愤怒又不知所措——这种情绪贯穿于辛亥革命史的全程之中足以构成一部历史悲剧。

虽然立宪党人与革命党人的合作不久之后就终止了。但是，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短暂的合作依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特别是汤化龙以湖北咨议局的名义通电各省，无疑起到了推动全国响应起义的重要历史作用——立宪党人所拥有的始终令革命党人望尘莫及的政治优势，是透彻地解读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线索之一。

十月十七日，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第八天，湖北军政府门前搭起了一座祭坛。

深思熟虑之后的黎元洪正式亮相了：

……黎明，阅马场祭台高耸，军队林立，革命士气大振，都督衣军服，由文武百僚拥护出府，御马临台下，各军举枪向都督致敬，大众拥护登台。台中设黄帝神主，旗剑分列，公推谭人凤授旗授剑。都督如仪祭告，祭毕，谭人凤授旗授剑。都督慷慨誓师，欢声雷动。全军举枪，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四万万同胞万岁，黎都督万岁……黎极兴奋，嗣下台阅兵，依次巡视。兵士对都督之爱戴，亦大有加。上下团结一心，实始于此时……

就在这一天，已经婉拒朝廷任命的袁世凯，接到了皇族内阁的一封电报。内阁认为，瑞澂那封报告武昌兵变的电报“语涉含糊，与传闻情形大不相同”。因此，内阁向袁世凯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究竟如何起事？驻鄂陆军营队众多，未必全与匪通，何至无一用命者？张彪当时曾否率军拒敌？何以曾不移时，遂相率弃城而遁？汉阳兵工等厂如何失守？”电报竟然命令袁世凯到达湖北后将这些疑问一一调查清楚，然后迅速向内阁报告——无论是奕劻、那桐，还是徐世昌，难道不知道袁世凯两天前就给朝廷发出了拒绝上任的电奏？

几天以来，载沣的思绪极为混乱。

御史崇芳上奏说，武昌事变中，“全数旗兵均被残害，情形狂悖。凡属旗族无不闻之发指”，如果京汉铁路守不住，“乱党势必长驱直入”，京城面临的后果不堪设想。他认为南下的新军并不可靠，他们大多通革命党，且抱有“复汉灭满”之心：“各镇新军纵非与匪暗通声气，亦系但经教练未经战阵。此次派往临敌，能否制胜，殊觉尚无把握。”他的建议是：调动旗人部队上去，并且迅速建立新的八旗军团。只是，恐怕连崇御史自己都很清楚，整天提笼架鸟的满人子弟，哪里还有当年八旗猎猎下的彪悍身影？

御史萧丙炎给载沣上奏了数条挽救大清王朝的具体措施。这位御史出的主意包括：一、断绝敌粮。他说武昌存粮不多，只要在周边各地“迅派陆兵及水师炮船，防禁米粮出口”，“叛党闻风，必多解体”，“旷日持久，城中绝粮，不攻自破”。二、行使反间计。他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可以招募敢死队员，然后“伪为投降，见机行事。或令能言将士，伪作乡民，杂入彼党，暗地说降”。等“乱彼军心，孤其党羽”之后，“何难尅日扫平”。三、破坏中立。他建议派人打入革命军内部，“伪张彼党之旗帜，骚扰租界，以破坏外人中立之谋”。按照这位御史的说法，连派军南下都没有必要，只要按照他的建议去做，“彼小丑跳梁诚无足虑矣”。——这都是些什么乌七八糟的主张？

十八日，载沣在袁世凯婉拒上任湖广总督的奏折上批示：“知道了。现在武昌、汉口事机紧迫，该督夙秉公忠，勇于任事，著即迅速调治，力疾就道，用副朝廷优加倚任之至意。”——摄政王的朱批里已经有了恳求的口气。

第二天，清廷再发上谕：“袁世凯现已补授湖广总督，所有长江一带，水陆各军，均著暂归该督节制调遣，会同沿江各该督抚妥筹办理。”——载沣退了一步：所有南下的军队，包括荫昌督率的部队，全部归袁世凯指挥。

袁世凯知道，自己的出山已成定局，到了提条件的时候了。

他立即回奏，说赤手空拳无法打仗，要求从直隶、山东、河南等省迅速招募壮丁一万五千人，并拨款四百万两用作军费。同时，他要求北洋将领王士珍“襄办湖北军务”，北洋将领段祺瑞率军赴湖北，北洋将领冯国璋立即前来彰德。袁世凯要求朝廷起用的军官还有：已被革职的黑龙江民政史霓嗣冲、直隶候补道段芝贵、奉天度支使张锡銮、山东军事参议官陆锦、直隶补用副将张士钰、直隶补用知府袁乃宽等等，要求朝廷将他们一律派往湖北前敌委用——袁世凯给载沣开出的几乎是一份北洋将领的花名册。

二十日，徐世昌奉奕劻之命到达彰德。

袁世凯与这位北洋故交就大清王朝的命运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通过徐世昌之口，袁世凯给清廷开列了六项条件：

一、明年即开国会。

二、组成责任内阁。

三、宽容参与此次兵变诸人。

四、解除党禁。

五、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之全权。

六、给予充足之军费。

这是袁世凯煞费苦心设计的六项条件。前两项是为取悦势力强大的立宪党人，他很清楚立宪党人是他未来最主要的合作者或是政治对手；第三项，是为取悦真刀实枪流血牺牲的革命党人，他清楚此次兵变带来的政治结果充满变数且不可预测；第四项，是为取悦于在社会舆论中占有相当优势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知道在政治角斗场上，永远存在第三者，且永远不能忽视第三者；最后两项，是为向清廷施加更大的压力——前者是皇族们最在意的军权，在这个问题上袁世凯直捣皇族的痛点；后者是他决不能放过的聚敛财富的绝好时机，并要在清廷已经千疮百孔的财政上火上浇油——数月之后，隆裕太后竟然在袁世凯的逼迫下拿出她的私房钱以供“军用”，在榨干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滴油水上，袁世凯具有超前的想象力与实施力。

虽然这是明白无误的要挟，万般无奈的载沣只有妥协——此时的清廷已经得到了不少省份宣布独立的奏折——招募壮丁、下拨四百万两军费以及在人事上所提出的要求，全部应允。只是，袁世凯提出的六项条件，暂时没有任何回音。

朝廷一次又一次地促其南下：“现在军情紧急，该督务一面召集巡防军队，并饬所调各员，迅速前往；一面赶即料理先行起程，以便就近妥筹调度，早靖匪氛。”

但是，袁世凯就是没有动身的迹象。

二十三日，率军南下的冯国璋到达彰德。

袁世凯的指示只有六个字：“慢慢走，等等看。”

此时，南下清军的前锋已抵达汉口附近，与革命军形成对峙。

这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序幕：京城里惊慌失措的朝廷和内阁、武昌雄心勃勃但内部混乱的军政府、河南彰德那个苦思冥想的袁世凯、各省相继成立但名目不一的独立权力机构、在突然事变面前紧张磋商的立宪党人、虽然喜出望外但很快就被内部矛盾弄得几近分裂的革命党人、被武昌起义以及连锁效应弄得异常兴奋但又不明晰到底兴奋什么的民众，当然还有远在美国的革命党人的领袖孙中┥健—此时此刻，所有的人都在浮想联翩。既然序幕已经拉开，谁也说不清将要发生什么，但必定是要发生什么的。

对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以后的中国，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序幕一旦拉开就再也无法关闭了。

3项城何以蠢拙至此

历史有理由相信，一九一一年武昌首义后，清廷关于速开国会、解除党禁和释放政治犯等一系列政策的连续出台，都是在按照袁世凯的政治意图行事，因为此时的清廷已丧失了决策和实施决策的能力。多年的政治经验使袁世凯深知，朝廷砍掉的脑袋越多，其┥存危机就越重，在这样的时刻“剿抚兼施”是唯一可行的策略。于是，他一方面对荫┎——实际上也是对朝廷——说要“筹备完全，厚集兵力”，以便将民军“一鼓荡平”；另一方面却在与民军方面“作议和之试探”。

刘承恩，袁世凯派出的与民军方面接触的密使。

此人是袁世凯的心腹幕僚，因曾在湖北新军中当过管带，与黎元洪也是旧交。

早在袁世凯没从彰德动身之前，刘承恩就被召到了袁氏庄园。随后，他出现在清军刚刚攻占的汉口，找到了日本人代他向武昌传递信件。史料显示，通过日本人转给黎元洪的信共有三封，前两封的内容没有确切记载，在第三封信中刘承恩写到，既然朝廷已经颁布了罪己诏，并承诺立即实行立宪，清军与民军完全可以“设法和平了结”，朝廷不但保证既往不咎，且凡是有用之人，都可以“相助办理朝政”。刘承恩还特别指出：“项城之为人诚信，阁下亦必素所深知，此次更不致失信于诸公也。”黎元洪接信后，询问军政府成员如何应对，大部分人主张不予理睬。但是，十一月四日，袁世凯电奏内阁称：“前日令营务处刘承恩及张彪等，致函黎元洪，招其归顺，使洋人送往。时接复书，称现在开会议，一二日定局再告，语气尚恭顺。然匪心叵测，备战仍不敢懈。”史料中确有黎元洪写给袁世凯的回信，只是语气未见任何“恭顺”，倒是有点嬉笑怒骂的味道：

项城宫太保麾下：某等之于公，原有汉种亲亲长长之名可以施之称谓。然侧闻公所悉，仍以未得满朝实加黄马褂为憾。想宫太保之称，必为公所乐受，故今特如公之微意以称之。此非某等之媚公，乃本于公之心理病上，加以瞑眩之针砭也。

在历数首义获得天下拥护，清廷已经难以自保的形势后，黎元洪指出袁世凯现在“既不为汉，又不为满”的状态，是因为他“自私自为之心深固不摇”。黎元洪劝袁世凯归顺民军，说这样对他只有好处——黎元洪所说的“好处”令人惊讶，并非许诺给袁世凯高官厚禄，而是直接把民国大总统的职位给了他。或许，这就是袁世凯认为黎元洪“语气尚恭顺”的真正原因：

公果能来归乎？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人世之荣名厚实，孰有更加于此者乎？

这是湖北军政府方面希望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无法得知袁世凯读信后的反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袁世凯证实了自己的政治设想没有错。先不要说什么“民国大总统”——此时的袁世凯由于处境微妙十分避讳谈论这样的话题——誓要推翻清廷的起义者，没有将他视为势不两立的敌人，而是视为了“我们汉人”中的一员，仅此足以让袁世凯认定自己将胜券在握。

七日，刘承恩派侦探王洪胜从汉口过江面见黎元洪。黎元洪说：“和谈事，如在汉口作战以前，较为好办，现在为时已晚。要和，须将皇族集中居住，供以衣食，不得过问汉人之事。”刘洪胜说，现在内阁的旗人都已辞职，袁世凯已出任总理大臣。黎元洪说：“宫保此时不应出来，前任直隶开缺，现因有乱事，又请宫保出来，满人何不自己带兵打仗？此时不将皇上推倒，随便言和，将来更无良法。”黎元洪表达的信息很明确：大清政权必须倒台，不然中国就没有出路，历史也没有出路。当然，也不会让皇室成员饥寒交迫，找个地方让他们有吃有喝就是了，只要让汉人自己商量自己的事什么都好办。

湖北军政府对于袁世凯的心思揣摩得很精确：如果现在清廷倒了，袁世凯便成了革命的敌人，不但其政治生涯将彻底完结，倘能保住性命晚景也注定凄凉。但是，如果新政权被消灭而清廷依然存在，对袁世凯能有什么好处吗？当年被赶出朝廷的事历历在目，一旦朝廷缓过气来，包括袁世凯在内的袁党们势必又在清除之列，不要说高官厚禄，脑袋能不能在脖子上都很难预料。因此，袁世凯最期望的现状是：双方都不要倒台，至少暂时不要出现意外，双方对峙的时间越长，留给他周旋的时间就越充裕，他实现自己政治设想的可能性就越大。所有的人都很清楚：袁世凯朝思暮想的，绝对不是救清廷于水火，而是他自己的政治前程。

就在黎元洪与袁世凯的信使对话的这一天，大清帝国的北方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差点破坏了袁世凯认为已经趋于成熟的政治谋划。

吴禄贞，清军第六镇统制，不但与革命党人有联系，与立宪党人关系更为密切。此刻，立宪派首领梁启超正策划用金钱收买皇家禁卫军，然后利用各省咨议局的政治势力发动一场里应外合的政变。梁启超之所以敢这样设想，据他说是因为“北方兵事，有熟人，亦有亲贵”。“亲贵”指的是军谘府大臣载涛，而“军中熟人”指的就是吴禄贞。不属于北洋系的吴禄贞能出任北洋高官，是因为他给奕劻送去的那两万两银子。当时，他为了当上湖南或山西的巡抚，先将两万两银子在奕劻管家开的银号里换成一张存单，然后把存单当面送给了奕劻。没过几天，弈劻就有了回音，说是各省巡抚暂时没有缺位，只有保定的陆军第六镇统制空缺。吴禄贞很高兴，“认为做一个镇的统制，有实在兵权，而且保定离北京不远，将来攻取北京也容易。”——吴禄贞与那个通电朝廷要求立宪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早有谋划，决定联合举事，以武力“攻取北京”推翻大清王朝。

但是，吴禄贞手上没有足够的兵力。

第六镇第十一协已归入冯国璋指挥的南下第一军，而且因为不是北洋出身，吴禄贞与第六镇的官兵一直关系疏远。正在这时，朝廷命令他指挥第六镇第十二协前去弹压宣布独立的山西革命党人。吴禄贞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迅速奔赴石家庄，然后沿正太铁路直奔娘子关，秘密会晤了山西民军领导人仇亮。仇亮原是陆军部军制司二等科员，两人“把臂而谈，及于半夜”，决定将仇亮率领的民军部队归吴禄贞调遣。吴禄贞回到石家庄后，秘密致电还在滦州的张绍曾，要求他“率第二十镇之兵来与第六镇相合”，然后共同发兵京城，趁着北方清军兵力空虚将大清王朝一举捣毁。

十一月二日，吴禄贞在石家庄火车站截留了北洋军开往湖北的军火列车。这一行为令朝廷大为吃惊，但又不敢贸然撤换他，因为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冯国璋的主力全部在武汉前线，一旦北方有变朝廷将万分棘手。于是，干脆封官许愿，任命吴禄贞为山西巡抚。不为所动的吴禄贞，于七日在石家庄火车站内开会，向部下公开了他的行动计划，宣布不服从者军法从事，并给官兵分发了反叛时区别身份的缠臂白布条。晚上，吴禄贞就睡在车站里，尽管有人提醒他严防意外，可吴禄贞并没有在意。他把卫士马惠田叫来问：“听说你要杀我，你就杀吧！”马惠田急忙跪下：“统制待我甚厚，我天胆也不敢。”吴禄贞说：“量你也不敢，起来去吧！”但是，夜半时分，出事了：“吴方在行营司令部，批阅文牍，忽一短衣之差兵闯入，出勃朗宁手枪轰击。吴急呼侍卫，欲起觅所佩手枪，俱已不及，胸前及肘后已连中数弹。然即奋起格斗，掣得案上佩刀，格杀刺者六七人始仆。”

凶手割下吴禄贞的头颅，瞬间消失在夜色里。

凶手是马惠田，刺杀行动的具体指挥者，是第六镇协统周符麟。

吴禄贞上任第六镇后，曾坚持撤换“烟瘾甚深”的第十二协协统周符麟，为此与荫昌公开闹翻，荫昌对他抱有强烈的戒心，直言：“你如有异志，我就杀了你！”由于陆军部“坚不应允”，周符麟始终没被撤换。此时，周符麟得知吴禄贞即将谋反，密电荫昌决定献上吴禄贞首级。荫昌回电：“事若成，当以万金赏。”是日，仇亮的部队屯兵于“七里之外的正太铁道附近”，第六镇的部队“则屯于十里之后”。及凶手闯入时，没有任何防备的吴禄贞“急觅逃路，已不可得”。吴禄贞的副官周维桢“在邻室，亦为所杀”。

只有载涛认为，吴禄贞的被刺与袁世凯没有关系。

但是，大部分人都把幕后策划锁定在袁世凯身上。理由是：一、吴禄贞截留的是袁世凯急需的军火，这是对袁世凯后方的重大威胁。二、吴禄贞是反袁阵营中的重要一员，他与皇族中强烈反袁的良弼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而且皇族一直把吴禄贞视为牵制袁世凯的一枚棋子。三、吴禄贞不除对于袁世凯的政治前途来说多了一大障碍：“吴之种种布置，已为袁世凯和北京侦悉。袁其时虽住广水，而钳制载沣等逐步计划，早有成算，取得政权，即在指颐；若使吴直捣北京，进行颠覆，则满盘计划全空，尚有何戏可唱？”——这是随荫昌南下的陆军部秘书科长恽宝惠的记述，想必有其可信度。

很难设想，如果吴禄贞的军事行动成功，清廷被袁世凯势力之外的新军推翻，一个新政权随即在北京宣布成立，那么，还在湖北境内与民军对峙的袁世凯将处在怎样一种尴尬的境地？进而推之，辛亥年的历史将又是怎样的一番模样？

被吴禄贞事件惊出一身冷汗的袁世凯，于十一月九日再次接到黎元洪的回信。黎元洪在信中依旧劝说袁世凯看清形势，不要再为那个没有前途的皇室效忠。黎元洪引用了孟子的话：“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虽然你精明过人，但善于利用形势才是大智慧；虽然你握着锄头，但看准时令节气才能种出好庄稼。

黎元洪本是朝廷命官，袁世凯给他写信并不令他意外，真正令他惊愕的是革命党人黄兴写给袁世凯的信。黄兴在信中告诉袁世凯，清廷所谓的下罪己诏、开放党禁、实行立宪和改组内阁，相对于目前形势来讲统统都是枝节问题，现在的根本问题是要推翻帝制创建共和。黄兴希望袁世凯不要对清廷抱有任何幻想，并语重心长地帮他回忆当年被赶出京城乃至差点丢掉性命的往事，劝说袁世凯不要被朝廷的重新起用冲昏了头脑：

……以明公个人而言之，三年以前满廷之内政外交稍有起色者，皆明公之力。迨伪监国听政，以德为仇，明公之未遭虎口者，殆一间耳……迨鄂事告急，始有烛之武之请，满奴之居心，不诚令人心冷乎！近日北京政界喧传明公掌握兵权，当为朝廷之大害，是以满奴又有调明公回京组织内阁之命。夫撤万众之兵权，俾其只身而返，乃袭伪游云梦之故智，非所以扬我公，实所以抑我公；非所以纵我公，实所以缚我公也。

接下来，黄兴表达了对于袁世凯的期望：

……人才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勿坐失。

大清帝国的满朝文武，包括袁世凯在内，都知道黄兴是地位仅次于孙中山的革命党的首领，革命党领导人竟然对他如此器重，说他完全有资格成为中国的拿破仑或者华盛顿，这着实令袁世凯意外。

利用袁世凯与清廷的矛盾争取他倒戈，并不是黄兴个人的天真。

这种热望在革命党人心中具有普遍性。

追求的仅仅是“排满”和“汉盛”，革命党人的失败由此而注定。

接到黄兴这封信的这天，袁世凯将前线的各项事宜安排妥当，然后动身进京奉旨组阁。

十一月十日，袁世凯的密使刘承恩、海军正参领蔡廷干，带着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的介绍信，乘坐俄国驻汉口领事馆提供的小轮船渡江到达武昌。第二天，当他们走进湖北军政府时，出现在面前的是一大群军政府的各级领┑肌—革命党人不愿让黎元洪单独与他们会商，而刘承恩和蔡廷干也没有开大会的任何准备。蔡廷干首先发言，他说袁世凯不愿用武力解决问题，目前中国最好的出路是君主立宪。刘承恩也跟着说，只要大家赞成君主立宪，两军就可以停火息战。他们的话引起了会场上的激烈反应，大多数军政府领导人表示必须创建共和，民军的军事将领还痛斥了谋杀吴禄贞的罪行，表示与袁世凯这样的人根本没有合作的可能性。刘承恩提醒各位说，如果双方僵持下去，恐怕会引起列强干涉。然后，他对君主立宪制做了个有趣的比喻，说实行君主立宪制后，皇帝如同一座泥像，供不供奉以及如何供奉，权力在僧人而不在这座泥像：

朝廷仍拥帝位之虚名，人民已达参政之目的，所谓一举而两善存也。满人虽居心狡诈，然经此一番改革，大权均操之汉人。清帝号虽存，已如众僧供奉一佛祖。佛祖有灵，则皈依崇拜之；不然，焚香顶礼，权在僧人，佛祖亦无能为也。

黎元洪表示，列强瓜分这种说法，也许可以吓唬天下人，但是吓唬不了湖北人，不要说列强无意也不敢瓜分中国，就是有这样的企图，哪个能保证留住朝廷就不受瓜分了？说到君主立宪，谁也不能确保这里没有包藏着一个惊天大阴谋：袁世凯现在涣散民军之心，又挑拨各省之间相互冲突，目的就是等他能够坐收渔利的时候“驱逐满人，自践帝位”——黎元洪的这一判断，竟然被未来的历史验证了。接下来，黎元洪给袁世凯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说这样的好事如果不做只能说明他愚蠢透顶：

即令返斾北征，克服汴冀，则汴冀都督，非项城而谁？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项城不此为之，乃行反间之下策，成否尚不可知。吾不知项城何以蠢拙至此！

民军与袁世凯之间最大的分歧，在于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实行共和。

在这一点上，袁世凯和立宪党人的立场是一致的。

朝廷宣布解除党禁后，梁启超秘密回国，致力于创建君主立宪制：“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国可救，否必亡。”梁启超的行动方针是：“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而另一位著名的立宪党人严复，因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而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坚定地认为中国无论如何不能实行共和制，而保留帝制的充足理由是中国的文明发展还不够完善——这是贯穿于辛亥历史全程的最为重要的观点之一，也是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走向的值得思索的观点之一：

……政府以其总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改编军队，而摄政王完全凭借这支军队作为靠山，以为这样一来他就将壮丽的城堡建筑在磐石之上了。他自封为大元帅，让他的一个兄弟统率陆军，让他另一个兄弟统率海军，他认为这样至少不愁没有办法对付那些汉族的叛逆子民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恰是他倚仗的东西有朝一日会转而猛烈地反对他……随后一切都失去控制，甚至北方的军队也杀机毕露。于是便有十月三十日的诏书，皇上发誓要永远忠实服从不久就要召开的国会的意愿。他发誓不让任何皇室成员进入内阁；他同意对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对皇上的革命者实行大赦；宪法由议会制定并将被无条件接受。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之中的任何一条，会在清帝国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啊……所有这些都太迟了……他们允许目前这个王朝在法律上存在呢，还是干脆将其废除代之以中华共和国呢，还是他们相互战斗到最后……现在没有人敢于预言。但依我愚见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如果他们轻举妄动并且做得过分的话，中国从此将进入一个糟糕的时期，……直截了当地说，按目前的情况，中国是不适宜有一个像美利坚共和国那样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中国人民的气质和环境将需要至少三十年的变异和同化，才能使他们适合于建立共和国。共和国曾被几个轻率的革命者如孙逸仙和其他人竭力倡导过，但为任何稍有常识的人所不取。因此，根据文明进化论的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

显然，要让湖北军政府接受君主立宪制是不可能的事。

袁世凯已经到达北京。

这是三年前他被皇族们赶出京城后第一次回到这里。

他的出现，似乎给所有的人带来了希望，皇族们、绅商们、各国公使们以及他在京城中的幕僚们，所有的人都期待着他能令时局起死回生。

袁世凯忙成一团，除了觐见太后、小皇帝和摄政王之外，他拜访了皇族所有的大员以联络感情，还拜会了各国公使以试探其政治立场。

但是，连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令袁世凯无法从容地实施自己的政治谋略。先是得知海军倒戈的消息，不但甲午之后帝国政府花费巨额银两重建的海军瞬间化为乌有，而且据说海军的军舰已经开赴武昌准备支援湖北民军作战。接着，就接到了山东宣布独立的电报。各省宣布独立已不是什么新闻，只是山东新政权的都督让袁世凯有些不知所措——孙宝琦，原清廷山东巡抚，现为山东军政府都督，而他与奕劻和袁世凯都有儿女姻亲。最后，更令袁世凯心惊的消息传到了京城：另一个与他有儿女姻亲之人、川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被革命党人杀于四川资州。

端方，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生于一八六一年。曾中举人，初任职于工部。一九○○年，外国联军打入京城，慈禧太后逃亡西安，时任陕西布政使的端方忠实拱卫，深得慈禧宠信。不久之后，端方升任湖北巡抚兼代理湖广总督。一九○四年调任江苏巡抚兼代理两江总督。一九○五年，他成为清廷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回国后曾以《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平满汉畛域密折》等上奏力主官制改革、力主君主立宪。端方切望朝廷为国家政治“导以新希望”，这位封疆大吏有着满族大员少有的远见卓识。但是，一九○九年，刚刚上任直隶总督的端方，犯了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因为喜欢照相，他在东陵拍了慈禧移葬的场面。于是，因大不敬罪被免职。端方擅长书法，诗词歌赋犹佳，他本可以自此舒展自己的闲情雅致，但是到了帝国面临危机的时刻，他又被重新起用了，而且被赋予了一个危险的职务：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

一九一一年夏，四川大规模的保路运动爆发，端方奉命率湖北新军一部自武昌启程前往四川。部队行军至湖北宜昌时，新军官兵不愿意再往前走，端方急忙给每人颁发一枚银质奖章以笼络军心。部队达到四川重庆后，新军里的革命党人密谋杀掉端方然后起义。这时，武昌首义已发生二十多天，因为路途中消息闭塞，新军官兵们还一无所知，而端方自然知道武昌发生了什么：“凡每到一处即派专员坐守，电局往来电文由彼译出，凡关于革军之件概匿而不发。”十一月十三日，端方到达资州。此时，四川的形势日益危急，由于岑春煊托病迟迟不赴任，朝廷已任命端方为代理四川总督，只是他本人还没有获悉这项任命，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已经决定就地起义了。

二十二日,全国各省相继独立之事已无法隐瞒，端方召开了军人会议。第三十一标标统曾广大代替端方讲话，他说端方原本也是汉人，后来才加入的旗籍，现准备把大家带出四川，到河南后宣布独立。官兵们表示反对，要求立即返回湖北。散会后，革命党人商议，先杀端方再回湖北。曾广大曾是端方的部下，得知官兵们要行动时，仍旧为端方说好话以求免死，但是，革命党人拒不答应，认为端方虽然对大家不错，但无奈他是满人，又是清廷的钦差大臣，如果不杀他，就无法取信于武昌的革命同志。晚上，士兵任永森、卢保清、贾智刚、郭长富、汪启发、叶青山、戴昌盛等数十人来到端方行辕。当时，跟随端方的所有大员都已经跑了，只剩下随营照顾他的弟弟端锦。端锦，河南候补知府，曾留学日本，著有几卷本的《东西洋铁路纪要》，受邮传部委派赴国外考察路政刚刚回来，因为哥哥端方身体欠安才伴他一路西行。端方见士兵们来势汹汹，忙问有什么事，士兵们说要军饷。端方说已经预备了十万，士兵们说不够，请他到第十六协司令部所在地天上宫去议处。端方和端锦被带到天上宫，士兵们要求他俩并排坐在一条长木凳上。端方知道大祸临头了。他哀告说：“我们都是同胞，素极亲爱，若要官饷，自流井的四十万两银子马上可到。今天饶兄弟一命，将来国家定有相当办法。”新军士兵们说：“你今天之所以有此遭遇者，是你先辈人种下的祸根，投入旗籍，残杀汉人。这些血债，你是偿还的负责人。”端方随即落了泪：

“我本汉人陶姓，投旗才四代，今愿还汉姓何如？”众曰：“晚矣。”端方又谓：“我治军湖北，待兄弟们不薄，此次入川，尤特加厚。”众曰：“诚然，但此乃私恩，今日之事乃国仇。”话音未了，其他士兵大呼：“武昌起义，天下响应，汉族健儿，理应还鄂，效命疆场，是何端方，巧言蒙蔽，使我辈处于附逆地位。今天公仇为重，不杀你端方不是黄帝子孙。”卢保清仓卒间觅得菜刀一把，另有人将端方拖到院中阶石上，卢持刀向端方猛砍，因有衣领护颈，连砍十余刀，头才落地。端方死前连呼“福田救我”不止（曾广大，字福田）。任永森从排长汤日跻身上抢过指挥刀，杀死端锦。大家将两颗首级，装在子弹箱内，洒上石灰，以便带回湖北。端方兄弟尸身则塞入薄棺，大书“端儿之尸”四字。

端方和端锦的头颅被新军士兵带到武昌交给了湖北军政府。

“一般志士，欲以端之首级置诸两湖劝业场中为陈列品，黄陂（黎元洪）不表赞同，且曰：‘端抚鄂州，对于吾民尚无恶感。今彼已遭惨杀，即专制时代尚不能予以死后之罚，况共和国乎？乃函封其首，又电至川督尹昌衡，检端遗骸运载至汉口，派员并其首赍送便阳，交端之家属葬之。”

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清廷内阁颁布上谕：

奉旨：署四川总督端方，才尤敏练，学识宏达，由部属外任监司，洊膺疆寄。庚子之变，在陕西护抚任内，保卫维持，厥功甚伟。嗣充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南北洋大臣。后因案革职。旋以候补侍郎充督办粤汉川铁路大臣。川中乱起，派令驰往查办，并署理四川总督。宣力有年，勤劳素著。兹因带队入川，中途遇害，死事情形惨不忍闻。殊堪悯恻。著加恩予谥，追赠太子太保，并赏给二等轻车都尉世职，照总督阵亡例从优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灵柩回旗时，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准其入城治丧。伊子外务部参事继先（端方之子）著以四品京堂候补，监生陶磐（端方之子）著以主事候补。伊弟三品衔河南候补知府端锦，随行入川，因救兄同时被害，尤属忠义可风。著照三品官员阵亡从优赐恤，以慰忠魂。钦此。内阁总理大臣袁。

端方之死，给皇族们的心头蒙上了一层恐惧。

袁世凯组阁的心情十分复杂。

不出所料，北洋亲信赵秉钧（民政大臣）、王士珍（陆军部大臣）、杨士琦（邮传部大臣）、梁士诒（邮传部副大臣）等都进入了内阁，立宪派著名人士张謇和梁启超虽没有就职，仍被袁世凯任命为农工商大臣和司法副大臣。

皇族在国家权力中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袁世凯。

这是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任内阁。

袁世凯内阁成立的前提，是载沣退出摄政王之位，这是不允许皇族干政的具体措施。

宣统三年十月十六日（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六日）上谕：

……监国摄政王面奉隆裕皇太后懿旨：据摄政王面奏，自摄政以来，于今三年，用人行政多拂舆情，立宪徒托空言，弊蠹因而丛积，驯致人心瓦解，国势土崩。以一人措施失当，而今全国生灵横罹惨祸，痛心疾首，追悔已迟。倘再拥护大权，不思辞避，既失国民之信用，则虽摄行国政，诏令以鲜效力，政治安望改良，泣请辞退监国摄政王之位，不再干预政事。情词肫切，出于至诚。予深处宫闱，未闻大计。惟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兵连祸结，满目疮痍，友邦商业并受影响。每一念及，寝馈难安……监国摄政王性情宽厚，谨慎小心，虽求治綦殷，而济变乏术，以致受人蒙蔽，贻害群生。自应俯如所请，准退监国摄政王之位。所钤监国摄政王章，著即缴销。仍以醇亲王退归藩邸，不再预政。著赏给岁俸银五万两，由皇室经费项下支出。嗣后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各国务大臣担负责任……

据说，载沣被剥夺了摄政王之位后，退朝回家的时候伤心地哭了。在内阁法制院任职的汪曾武，那天途中与载沣的轿子相遇，他听见了年轻的摄政王的哭声：

……宣统三年秋八月，武昌革命起事，湖广总督瑞澂弃城而逸，朝命袁世凯督办军务，袁进退维谷。奕劻力言袁可削平大难，召之入京，命为内阁总理，削除摄政王号，以责任内阁故也。朝旨既下，摄政王载沣退朝大哭而出东华门。余适至内阁法制院，院在东华门外北池子，驱车入东华门，遇之途，御者以王出避道，余在车中犹闻其声，到院方知其事。

在内阁总理袁世凯看来，皇族们的哭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对待那个仍与清军对峙的湖北军政府。他的决定以军事压力为未来的谈判争取更大的政治筹码。

袁世凯组阁的第二天，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冯国璋命令北洋军向民军发起猛攻。

与此同时，黄兴也下达了反攻汉口的作战命令。

湖北民军兵力不足，反攻作战主要由湖南增援而来的湘军承担。黄兴的作战计划是分三路进攻：第一路由步兵第三协协统成炳荣率部从武昌青山渡江，在汉口湛家矶登陆，向刘家庙实施攻击；第二路由步兵第六标标统杨选青率部乘装甲小火轮从汉阳出发，在汉口龙王庙登陆并相机攻击前进；第三路由黄兴指挥驻扎在汉阳的各路部队，这支反攻作战的主力部队将分成三路：右翼为湘军第一协协统王隆中部，左翼为湘军第二协协统甘兴典部，步兵第五协协统熊秉坤部为总预备队。民军事先在断琴口架设了浮桥，十六日晚十点，黄兴率总司令部渡过断琴口浮桥。连日大雨，道路泥泞，过了江的黄兴并没有看见甘兴典的部队，找了半天才发现士兵们都躲在民房里避雨呢。黄兴命令他们立即回到攻击阵地上去。战斗在天亮时猝然开始。打先锋的学生军异常勇猛，两翼部队也陆续向前推进。接近中午的时候，清军的机枪射击猛烈起来，炮火也随之密集起来。突然，不知为什么，甘兴典部队中的几名士兵开始往后跑，由此导致大量的士兵跟着往后跑，甘兴典本人也骑在马上向后狂奔。混乱令黄兴怒不可遏：

黄先生率领总司令部人员及督战队持刀拦阻兵士后退，并砍伤了几个后退的士兵。但溃兵汹涌而至，竟要向拦阻后退的人开枪射击。不得已，只好让他们后退。他们在后退途中，有些士兵被敌军打到我阵地后方的炮弹炸伤了，于是又惊慌起来，拼命抢渡浮桥。因人多桥断，溺水死者达数百人。

直到天黑，民军才全部撤退回汉阳。

计划中的三路反击部署根本没有得到贯彻：第一路成炳荣部竟然把出击的方向搞反了，发现时已晚，官兵们在大雨中筋疲力尽，再返回去谁也走不动了，而协统成炳荣下错命令的原因是他那天喝醉了。第二路军杨选青部根本就没有行动，原因是杨协统正赶上那天结婚。更令黄兴不能容忍的是，甘兴典部莫名其妙地溃退下来后，依旧没有停止脚步，直接往湖南老家方向跑去了。

黎元洪下令，将成炳荣撤职，将杨选青正法。

湖北军政府同时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要求将那个跑回湖南的甘兴典就地正法。

汉口反击战从决策上就存在着失误。正如黄兴的参谋长李书城所说：对训练有素的北洋军认识不足，作战前没有做到知己知彼，贸然攻坚犯了军事上的大忌。同时，如果不贸然反攻汉口，清军是不敢轻易攻击汉阳的，因为汉阳不但工事坚固，地形也有利于民军。而只要保住汉阳，就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争取各省的响应和支援。但是，汉口反攻战斗的失利，倒让清军彻底弄清了民军的实力，汉阳转瞬间处在了危险之中。

汉阳的危险还来于自民军防守力量的不足。甘兴典部的逃亡使防守汉阳的王隆中部压力倍增。王隆中不但没有调整部署准备苦战，反而擅自将部队从汉阳开回武昌进行休整。李书城奉黄兴之命前去劝说，并设法筹集了五十万元的慰劳金送给该部。但王隆中坚持认为，部队经过多日的连续作战，兵员损失甚大，士兵疲乏过度，必须在武昌休息几日才能再赴汉阳战场。

清军对汉阳的攻击突然开始了。

汉阳是武汉三镇的制高点，并且拥有大量的兵工厂，如果清军占领了汉阳，武昌几乎无法固守。这一点冯国璋很清楚：“武汉者，南北之枢纽，水陆之咽喉，自古为兵争之地……今日之战，则重在汉阳。汉阳之大别诸山，俯瞰武汉，如釜底一丸，下掷则全城瓦碎，不待攻而自破矣。”

二十日，清军各攻击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并完成了攻击准备。

这一天，黄兴也召开了军官会议决定死守汉阳。

同是这一天，英国传教士兼记者埃德┪•丁格尔在武昌见到了黎元洪。他发现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湖北军政府并没有显现出不安，“政府人员在紧张地工作着，来自那座楼房的命令，正改变着整个中国历史的方向。”毫无疑问，湖北军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廉洁、最勤奋努力，而且最有效率的政府”，虽然“远未达到完美的程度，但却是中国人公共生活中的巨大进步”。显然，这位英国人对黎元洪的印象很好：“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在国家生活中默默无闻之辈变成政治知名度最高的人”，黎元洪的名声“现在已传遍了文明世界的每个角落”；“他了解人类的基本信仰，吸引了一些能干的人，他们打算把中国交还到中国人民手中”。

黎元洪用英语接受了武昌首义后第一位外国记者的采访：

“我们已经在比预料中更短的时间内把更多的省份聚拢在我们的新旗帜下，这证明，中国正期待采取这一步去推翻满清。”“黎将军，为什么革命会爆发？您能简短地对我讲一下，您认为革命突然爆发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数年以来，整个帝国充满着愤慨情绪，认为满清决不会带给中国人民公正……虽然革命比预料的要发生得早一些，但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它的到来是迟早的事……中国一直在等待着首义者……只希望永远埋葬满清的统治……”“您确信革命肯定成功，整个中国将效忠于共和派的旗帜下？”“我个人渴望看到每个省作为一个拥有自己议会的自治省，但受全国性政府控制。我们的蓝本取自美利坚合众国。我们会像美国一样有一个总统控制各省议会。”“您会推荐谁成为总统——也许是袁世凯？”“啊，不。”黎迅速答道……“我们一定会扫除满清，我想袁世凯不会变成我们的总统……我只是认识他，但我并不很了解他及他现在对中国的野┬摹…也许袁世凯会在共和派中获得高位，但他现在只是观望。”

黎元洪最后对这位英国记者说的话，因其见识远远超越于那个时代而格外令人敬重。黎元洪说：“事实上，我们渴望尽可能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只有通过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的开放才能做得更好。我们意识到，新共和国只有通过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加自由的合作，中国的能源才能得到开发。我对我们的陆军、海军、国防、中小学和大学，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们最需要的是他们能帮我们增加财富。”

黎元洪在武昌与英国记者侃侃而谈的同时，袁世凯在北京接受了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的采访。采访文章登在二十一日的《泰晤士报》上，题目是《袁世凯论危机》，副题有两个：《有限君主还是共和国》以及《分裂的危险》。袁世凯认为，中国人的国民素质只适于君主立宪制，大多数的中国人，特别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他们并没有推翻皇室的意识与愿望，所以他很担心一旦皇室被推翻，动荡将使国家“陷于无政府之境”。那么，剥夺皇室实权，使其“仅存虚名”，也许能确保整个国家的安全与平稳。袁世凯甚至还考虑到这样一种结局：“若今次革命推倒清室，将来守旧党必又起而革命，谋恢复帝制，似此国中扰乱不已，人人将受其害，数十年间，中国将来无太平之日矣！”

袁世凯对国民素质的担忧不无道理。

但是，几年之后，恢复帝制并非守旧党而是他自己。

袁世凯更为详尽的政见，发表在几天后的《时报》上。

袁世凯认为，革命党人总是指责中国专制，实际上中国专制得还不够彻底，从而导致政府不能尽负其责、百姓随意失信于政府，这才是中国政治的根本症结：

中国数百年来号称专制，其实即专制亦不完全，致民人不知尊敬政府，民人亦不明白政府应担责任。现在所有鼓动民人，而民人乐从者，无非曰不纳税、无政府耳，此亦有国无责任政府，数百年于兹之故。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除上所陈外，又各有利益，各有意见，学界、军界、绅界、商界各发议论，若任其处处各为一小团体，则意见不能融洽，或且发生瓜分之祸！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行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之计！

就在袁世凯呼吁建立“坚固政府”之际，位于武汉前线的北洋军对汉阳开始了猛攻。

二十四日，清军推进到仙女山、锅底山和扁担山一线，黄兴命令湘军协统刘玉堂在仙女山御敌，刘玉堂身先士卒，率部反击数次，不幸中弹阵亡。仙女山失守后，锅底山、扁担山也相继失守。为了挽回颓势，黄兴派出部队绕道袭击清军的后方，虽未明显奏效，但已让清军备感压力。二十五日，民军方面显露出不支，几次进攻受挫后，阵亡人数已达三百余人。在清军的迅猛推进下，民军的总司令部几乎成为前沿。二十六日，清军继续猛攻，民军纷纷后退，黄兴亲自督战，“并将后退者斩二十余人”，可还是无法阻止后退的狂潮。湖北都督府副参谋长杨玺章自告奋勇率队出击，很快中弹身亡。民军不得已退至武昌，汉阳随即失守。

冯国璋致电内阁、军谘府、陆军部：

今日拂晓，攻击梅子山，十一点占领龟山，午后四点克复汉阳，因令严加防守。本日我军伤亡甚少，获匪枪炮无算。匪乘船向武昌逃窜，大半被我炮击及溺死，约千余人。兵工钢药等厂未被匪毁。工人溃散。派员查看，尚未回报。国璋谨肃。初七日。

二十七日，湖北军政府听取了黄兴关于汉阳失守的报告。黄兴愤怒地谴责民军军官作战不力，但在场的军政府领导多认为是黄兴指挥不当。当晚，黄兴乘轮船东下黯然离开武昌。

自十月二十八日到武汉，黄兴苦战月余，虽然汉口、汉阳相继失守，但民军的苦战吸引着北洋军主力，为全国各省的响应赢得了宝贵时间——“克强之功，不在守汉阳之孤城，而在其大无畏之精神。以未经教练之乌合残卒，含辛茹苦，抵抗冯国璋北洋熟练之雄师，因此稳定起义之武昌，促各省革命之崛起。”此说颇为公允。

汉阳战场上一片狼藉。红十字会在寻找伤员时看见了这样的情形：“在粪坑和死水塘附近，我们发现了一些破帽子、军服，这些不幸的牺牲者都被扔了进去。成摊的血随处可见，子弹和子弹盒散落在地上，数以千计。七条没有枪托的机枪、成箱未启用的山炮弹，十五至三十颗炮弹积聚在一起，一片片尸骨、带血的绷带和其他的一切，都是这场战斗的残酷性的有力证据。”如同攻占汉口时一样，清军对平民进行了屠杀和抢掠，难民们企图乘船逃往武昌，他们的船在江中受到清军的机枪射击，难民们“坐着的时候，就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了，现在他们死的时候呈坐状，互相挨得很紧。有些人侧倒在船的一旁，尸体挂在船舷上，随着木船笨拙的行驶而来回摇动。一些人被击中头部、肚子、手脚，疲倦地躺在船尾，激流正冲击着船舱。他们躺在那儿，脸浸在水里，躺着的时候就被淹死了”。

汉阳的丢失致使武昌岌岌可危。

二十九日，设在蛇山脚下的都督府遭到清军炮击，黎元洪在参谋们的簇拥下往洪山方向撤退。一位军务参谋奉黎元洪之命去寻找孙武等，准备商议武昌防御问题，等参谋回来的时候发现黎元洪已不见了，他骑马一直追到三十里外的卓刀泉关帝庙，才看见黎元洪的马拴在庙外——“我冲进去，见黎夹着一块猪耳朵正在吃早饭，见我即说：‘你来吃饭，吃猪耳朵。”黎元洪坚持要把都督府撤退到更为安全的葛店去，于是都督府的人马又走出了三十里。突然，后面有人快马追来，来人报告说，袁世凯的代表在英国领事的陪同下前来议和，请黎大都督赶快回武昌去。

这是湖北军政府自武昌首义以来最为彷徨无定的时刻：

此数日中，武昌已成无政府状态。都督府顾问兼编制部长汤化龙先已化龙而去，理财部长胡瑞霖托招募公债，挟多金去沪。孙武本人留在城中，他的家属却在别处安置。残散士兵，满街都是，居民逃散，家人相寻，机关员役，所存无几，四方投效的人，有的还在上书言事，有的行装甫卸即后悔不应入此危城，其一人员有的说都督去则去耳，我们自有人在，意在孙武；有的说何患无都督，某人可信任，意在张振武。在此种情况下，黎元洪及其左右亲信，诚恐都督一席有变，所以不请自回。

清军攻占汉阳后，完全有能力一举拿下武昌，袁世凯却再次命令冯国璋停止攻击。袁世凯的这道命令，不但令湖北军政府意外，眼看将立殊勋的冯国璋也很不情愿。

袁世凯的政治智慧，远不是黎元洪和冯国璋能够相比的。

就在黎元洪跑到小庙里吃猪耳朵的时候，汉口的租界里已聚集起全国各省派来的代┍怼—他们根本不管清军是否要进攻武昌，也不管湖北军政府是否能守住武昌，他们正在讨论一件具体而又急迫的事：未来中华民国的首都到底建在中国的哪座城市里？

早在十一月十日，黎元洪就通电已经宣布独立的各省都督，让他们派代表来武汉商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之事。因为如果不成立中央政府，哪怕是临时的，各省都督府就还是一个造反团体。然而，就在黎元洪通电发出的同时，江苏、浙江也联合通电各省，邀请代表到上海会商组织临时政府事宜。结果，产生了到底在哪里开会才算正宗的争执。黎元洪自然主张在武昌，因为武昌是首义地点；但江浙方面认为上海交通便利，况且武昌目前在炮火之下，并不是一个开会的好地方。经过反复争执，二十日，各省代表做出决定，“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同时表达了“政府设在武汉，议会则设在上海”的意见。二十三日，汉阳战斗正酣，武昌方面派出的代表居正、陶凤集亲自到达上海，邀请代表们奔赴武汉。

三十日，各省代表们躲在汉口的租界里，于隆隆炮声之中开始开会。

汉口会议最终形成的重要决议有二：一是讨论并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是“如袁世凯反正，当公推为临时大总统”。

关于中华民国的首都，汉口会议始终争论不休。有人主张建在上海，遭到章太炎等代表的强烈反对。正争论时，突然传来南京被民军占领的消息，于是又有人提出应该建都南京。黄兴、宋教仁、章太炎以及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等人都参加了会议，这个由革命党人、立宪党人以及绅商们组成的与会成员注定莫衷一是。十二月四日，各方都做出妥协后，会议决定未来的首都定在南京——从武汉、上海两派代表的立场上看，南京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在地理上，都处于折中的位置。

接着，饱受炮声袭扰的代表们开始乘船奔赴南京。

在两军交战的情况下，这群兴致勃勃地商议如何推翻朝廷另立政府的代表们，能够在上海至武汉、武汉至南京之间往来穿梭且安全无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个中原因如果不从袁世凯那里寻找几乎不可解释。

袁世凯已经看到了大势所趋。

十一月三十日，仅仅三个小时之内，袁世凯连续七次致电冯国璋，命令前线的北洋军停止一切进攻。其中的一封电报表明了袁世凯此刻正在期待什么：

不得汉阳，不足以夺民军之气；不失南京，不足以寒清军之胆。

这就是袁世凯需要的最有利的局面：攻下了汉阳，让湖北军政府和全国宣布独立的省份都认识到袁世凯强大的军事实力；同时，之所以任由民军攻占南京而不去反攻，目的是让清廷知道民军的厉害——只有在民军和清廷两方面都害怕的情况下，袁世凯才能渔翁得利。

随着局势的变化，列强们的立场已经从不希望清廷倒台转变为支持袁世凯一统天下。列强们知道，用武力不可能维持大清帝国的旧貌，唯一的办法就是“调和南北，使南方接受在清王朝减弱的统治下的立宪政府”。列强们需要依靠袁世凯维护他们在华的最大利益。与袁世凯交往多年的英国公使朱尔典早在十一月间便与他达成了三点默契：一、立即停战；二、清帝退位；三、袁世凯为大总统。显然，前两项是第三项的铺垫——英国人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诡秘行径和对中国政治的涉足之深令人感叹。

向湖北军政府传达袁世凯议和意向的，是朱尔典指使下的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十二月一日，葛福派他的部下盘恩带着议和秘密条款渡江前往武昌试图面见黎元洪，盘恩一直追到洪山也没把黎元洪追上，只能与留守在武昌的革命党人蒋翊武和吴兆麟商量，正在担心清军将要进攻武昌的革命党人得知袁世凯要求议和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问题是，盘恩带来的议和条款，要湖北军政府盖上大印才能生效。于是，蒋翊武和吴兆麟给军政府留守人员打电话，军政府里只剩下了军务部职员高楚观和张汉仆，两个人商量了一下，一个人草拟条文，另一个人急急忙忙地临时刻了一枚都督印，盖完章已是半夜，盘恩拿着盖了章的议和条款当即返回汉口。

黎元洪不但没有追究私刻都督印之事，而且还很高兴地返回了武昌城。

更让黎元洪感到意外的是，一个名叫朱芾皇的人求见，声称带有汪精卫的密信。汪精卫在密信里说，他已经与袁世凯商量妥当，双方都不打仗了，等袁世凯逼迫清廷退位后，选袁世凯为大总统。汪精卫注定是个屡有惊人之举的人物。清廷宣布释放政治犯，汪精卫出狱后立即受到袁世凯的特别优待，袁世凯还指令其长子袁克定与汪精卫订立了金兰兄弟誓盟。同是袁克定换帖把子兄弟的同盟会员朱芾皇，此次身负袁世凯和汪精卫的双重委托来到武汉。黎元洪很快就派人陪同朱芾皇去汉口，请俄国领事奥斯特罗维尔霍夫充当中间人，以便与冯国璋商谈停战事宜。冯国璋还没有接到袁世凯的电报，也没有得到袁世凯的密令甚至暗示，于是他认为朱芾皇是个骗子或者是个奸细，决定把他立即枪毙。但是，冯国璋的参谋长建议他给袁世凯打电报询问一下。袁世凯自然不会向冯国璋透露如此机密的内幕，闪烁其辞的回电弄得冯国璋一头雾水，只好把朱芾皇放了了事。脱险之后的朱芾皇给湖北军政府方面写了一封信，说“不出三天，必有好音”。

双方暂时约定的停战时间是十二月二日，限期是三天。

三天很快过去，接着又商议延长十五天。

经过双方签字的停战条款是：

一、停战十五日，由西历十二月初九日即十月十九日早八点钟起，至二十四日即十一月初五日早八点钟止，期内除秦晋蜀三省另有专条外，两军于各省现在驻兵地方，一律按兵不动。二、袁总理大臣派唐绍仪尚书（邮传部尚书）为代表，与黎大都督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三、因秦晋蜀三省电报不通，恐难即日停战，是以所有以上停战条件与该三省无涉；惟停战期内，两军于该三省各不加增兵力或军火。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大会。代表们首先需要决定的是：由谁出任军事首脑。因为事先曾承认武昌为中央军政府所在地，以及委托鄂军都督执行中央军政府事务，黎元洪自然认为自己是首脑。但是，当决定建都南京后，代表们又变了，一致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结果，黎元洪不愿意，黄兴又力辞不干。代表们只好再次做出决议，改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黎元洪驻守武昌，黄兴暂在南京行使大元帅之职。接着，开始推举政府首脑，也就是未来的大总统人选，历史自这一刻开始显得怪异起来。代表们提出的候选人是：一、黎元洪，二、黄兴，三、袁世凯，四、孙中山。有史料称，代表章太炎提出的民国大总统候选人是现任大清皇帝溥仪。

将力主推翻的皇上列入未来民国大总统候选名单固然荒谬得离谱，但是，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出现在候选名单上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立宪党人自不必说，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抱有期望的也不在少数。除了已经与袁世凯达成默契的汪精卫之外，黄兴在十二月九日致汪精卫的电报中再次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愿：

项城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尴尬时刻。

正如黄兴所担心的那样，民国一日不宣布成立，大总统一日不上任，所有的起义以及响应就仍然停留在大清帝国反叛者的处境里，列强们也不会承认没有名目的新政权，革命就不能说是大功告成。因此，反叛者急需一个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具有威信力的临时政府大总统。但仅从候选人名单上来看，大清皇帝可不予理睬，黄兴力辞不就，黎元洪缺乏众望，袁世凯现在还是一个敌人，那么又该如何是好呢？

“如袁世凯反正，当公推为临时大总统”，这是各省代表——其中不少代表是革命党┤恕—经过表决的公意。或许在此时，大多数人都对袁世凯依旧将自己的命运与那个行将灭亡的清廷捆绑在一起而感到困惑。难道袁世凯不知道拿破仑和华盛顿吗？难道他不知道“开国大总统”是一个千载难逢、名垂千古的殊荣吗？难道真如黎元洪所说没人知道“项城何以蠢拙至此”吗？

就在历史彷徨无定的时刻，突然传来的一个消息使事情似乎出现了转机。

尽管这个消息令一些人感到更加彷徨无定，但至少可以暂时结束了那段彷徨无定的历史。

这个消息是：孙中山回来了。

4大家在这里跳舞吧！

孙中山是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个名叫丹佛的小镇上得知武昌首义的消息的。

史书关于对孙中山在一九一一年十月间的行踪记述向来有异。《辛亥前美洲华侨革命运动纪事》称：“国内武昌革命爆发，翌日，两路筹款员不期而遇于堪萨斯，不在沿途下车，而直往纽约办理外交事宜。”——孙中山是分两路在美国筹款者之一，但是堪萨斯距离丹佛甚远，此说显然与孙中山亲笔所撰《革命原起》中的记述相悖：

武昌起义之次夕，予适行抵美国科罗拉多省之丹佛市。十余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黄克强在香港发来一电，因行李先运送至此地，而密电码则置于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捡出密码，而译克强之电。其文曰：“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等语。时予在华典，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之令勿动。惟时已入夜，予终日在车中体倦神疲，思虑纷乱，乃止。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时，再详思审度而后复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时，起后觉饥，先至饭堂用膳，道经回廊报馆，便购一报携入饭堂阅看。坐下一展报纸，则见电报一段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如是我心中踌躇未决之复电，已为之冰释矣。乃拟电致克强，申说复电延迟之由，及予以后之行踪。遂启程赴美东。

孙中山没有提及与他一起到达丹佛的还有什么人。

十月十二日那天，他在丹佛的那间小旅馆里一直睡到中午时分，醒来后才得知武昌首义的消息。

武昌起义无疑是震动西方的一个大事件。

起义本身不具新闻性，可“革命党人占领了武昌城”确是惊人的消息，此前造反的革命党人还从来没有占领过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

孙中山从丹佛回到纽约，即刻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媒体对他下一步的行踪做了若干预测，普遍认为他定会迅速回国。

十月十五日，就在袁世凯致电朝廷说自己无法赴任湖北的那一天，在中国之外世界舆论对孙中山的报道连篇累牍：

旧金山电云：旅美华侨已捐集美金洋二十万，以济革命军，孙逸仙现在美国召集大会议，定明日庆祝革命之成功。

东京电云：闻孙逸仙已由美国挟有巨资，启程回国。

旧金山电云：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声言，必须推翻目下之满洲政府以组成共和国，彼将有为将来共和总统之希望。孙已于西历十月十六日由丹佛启程赴太平洋海滨，并在该处募集捐款以助革命党，旧金山华侨已捐集三十万元。

英国《每日电讯报》：在纽约有七千华人，而在加利福尼亚有将近五万华人。芝加哥的华人不到一千。约有五十名受到美国民主精神熏陶的中国青年人已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准备随孙逸仙博士回中国……

但是，令所有人不解的是，孙中山并没有立即回国。

这始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历史话题，因为孙中山的行为已超出了一般人的寻常思维：在革命即将成功的时刻，他的回国必将极大地推动革命进程，同时也能避免革命进程中发生各种政治意外——后来的历史证明，意外确实因为他的迟迟不归而屡屡发生。而孙中山自己的解释是：他本可以二十天左右赶回国，亲自参加战斗“以快平生”，但他又认为自己能够为革命尽力的，不在疆场而在“樽俎之间”——“樽俎之间”本意是宴会，孙中山指的是“应酬”，即他需要在外交上与列强们应酬：

时予本可由太平洋潜回，则二十余日可到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平生。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

这一解释依旧无法令人解惑。

十月二十六日，孙中山向日本友人鹤冈永太郎透露了他的行动计划，想必这个计划令日本人都大吃一惊，因为孙中山在强调了“目前华中起义，系由本人所指挥”之后，接下来竟然打算绕行地球一周：先从美国横跨大西洋到伦敦，然后去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活动，再从欧洲经印度洋返回亚洲，如果日本政府允许他登陆的话，他先横渡太平洋回到美国，再取道美国西雅图前往日本。诚然，尽管列强们已经宣布中立，但也不排除有干涉的危险，特别是日本和俄国声称“若革命及于满洲，日、俄两国将不与列强相商，立即出兵”。孙中山详细分析了列强们各自所持的立场：美、法两国是同情中国革命的，德、俄两国是反对中国革命的，日本是民间同情而政府反对，只有英国是民间同情而政府未定。但是，无论如何，既然孙中山明确知道自己必须回国，那么，他绕行地球一周的决定还是令人费解：如果他认为确有必要去为新政权的外交和财政事务奔走，他从美国动身的时间是十一月二十六日——那一天汉阳失守，武昌城岌岌可危——远在美国的他如何得出了起义已经成功需要进一步进行外交斡旋的结论呢？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纽约时报》登出关于中国革命的社论，社论称“只有袁世凯是唯一能将和平与秩序给与中国的人”。

想必孙中山也会看到这张报纸。

对列强怀有一种不可克服的恐惧心理，是辛亥年间革命党人共同的心理弱点。这一弱点导致他们的行为超乎常理。列强干涉的可能性确实存在，可根本的问题在于，革命党人找不到能够抵抗干涉的途径，面对恐惧他们也没有抵御干涉的力量。

为了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孙中山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要求会晤，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在这种情况下，他离开美国开始了全球大巡游。

孙中山豪情满怀。

到达伦敦后，他对英国记者说：“倘国人召彼前往组织中央政府，以总理一席属之，彼必乐为效力。”

孙中山确定无疑地认为，他是中国革命的当然领袖，他很愿意回国去当新政权的首脑。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政治困境中：对中国政局有着重要影响的英国政府，其政治立场与美国《纽约时报》所持的一样——列强们从来没有对孙中山在中国的政治地位表示过认同。

孙中山来英国的目的，除了想得到英国政府的贷款，以便回国后供新政权之需外，还想阻止四国银行团按照与清政府签订的合约向清廷提供贷款。然而，到了英国，他才发现，这一点根本用不着他操心，英国政府已经停止了向清廷支付贷款，原因是在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建议下，英国政府在清廷与袁世凯之间选择了后者，停止支付贷款是迫使清廷向袁世交权的手段之一。英国方面明确地告知孙中山：“所有外国人以及反满的团体，都可能给予袁世凯以总统的职位——假如他能够驱逐满清并赞成共和。”在英国政府的眼里，孙中山并不是个符合英国在华利益的可靠代言人，他仅仅是个“理论性的与喜说大言的政治家”而已。

英国政府的态度显然严重影响了孙中山的情绪。他回国就任新政权首脑的乐观与自信迅速降温。在与伦敦《海滨杂志》记者的谈话中，孙中山态度大变：“不论我将成为全中国名义上的元首，还是与别人或那个袁世凯合作，对我都无关紧要。我已做成了我的工作，启蒙和进步的浪潮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在短时间内，它将跻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

孙中山致电民国军政府：

《民立报》转民国政府鉴：文（孙文）已循途东归，自美徂欧，皆密晤要人，中立之约甚固。惟彼人半未深内情，各省次第独立，略致疑怪。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虽宜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文临行叩发。

这是一封重要的历史文件。

孙中山第一次正式表示：自己对回国任新政权首脑并不刻意追求，支持黎元洪也同样支持袁世凯出任民国首脑，

从个人品质上看，这或许是一种胸怀与境界。

从革命的角度上看，这确是一种软弱与无奈。

首脑之事可先放一边，还是钱最为实际和重要。孙中山认为，现在国内的革命领导人，没有一个拥有大量的资产，尽管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但国内革命任何行动需要的还是钱——“中国革命运动目前的状况，恰似一座干燥树木的丛林，只需星星之火，就能腾起熊熊烈焰。这火星便是我所希望得到的五十万英镑。”

在英国的孙中山没能得到一分钱。

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到达法国巴黎。在访问了政界和报界人士后，他向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请求贷款，遭到明确拒绝。“不行，至少目前无法立即照办，”西蒙说，“四国银行团对此态度完全一致。银行团和他们的政府决定就财政观点方面严格采取中立，在目前情况下既不发行贷款，也不预付款额。”

一无所获的孙中山离开巴黎前往亚洲。在横渡印度洋的漫长航行中他改变了计划，他没有绕道美国西雅图然后去日本，而是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在香港登陆。胡汉民、廖仲恺、谢良牧等以及同盟会员李杞堂、陈少白、容星桥等前往迎接。随即，孙中山便与迎接他的革命党领导人发生了矛盾。

胡汉民等人认为，清政府大势已去，所依赖的不过是袁世凯的数万兵力，而袁世凯是居心叵测之人不能信任。现在，沪、鄂两地军政府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内部矛盾也很激烈，如果孙中山去上海或是南京，势必会被推举为大总统。只是，这个大总统没有军队，而且要面对复杂的矛盾，号令怕是很难得到施行。如果袁世凯的军队大举南下，几个月之内不可能荡平东南，那么孙中山可先到广州，以广东为根据地抓紧时间整训军队，然后出兵北伐，或许可以实现全国真正的南北统一。应该说，胡汉民的说法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如果孙中山采纳了这个建议，未来的历史如何演进值得期待。

但是，孙中山不同意，他要立即去上海。

孙中山的观点是：现在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无政府，只有尽快建立起全国统一的革命政府，才能迅速达到彻底推翻大清王朝的目的。就形势而论，沪宁是前方，不上前方而退守广东，等于避难就易，对不起革命同志的翘首盼望。袁世凯固然不可信任，但可以“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这样远胜于我们“用兵十万”。我们所恃的是人心，敌人所恃的是军力，为什么不用我们所长而用所短？

列强们对袁世凯的公开支持是影响孙中山的重要因素。

利用袁世凯的力量对大清王朝实施最后一击，从而避免功亏一篑的可能和大规模的流血战争，最终达到推翻帝制的革命目的，这或许是孙中山可以采取的最合理的策略了。但是，始终萦绕在辛亥史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革命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仅仅是推翻满清王朝吗？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在蒙蒙细雨中抵达上海。

孙中山受到了各界的热烈欢迎。

当时，关于民国政府的政治与军事首脑之争“尚未结局”，不同阶层不同派别的人都感到“进退维谷”，孙中山的到来令各方以为问题也许可以“顺利解决”了。

孙中山住进宝昌路四○八号。

各省都督纷纷来电，内容大同小异，皆沉浸在“大局可定”的欢欣中。

接着，就有舆论说，孙中山带回了很多钱，甚至还带回了军舰。章太炎说：“逸仙返，甫抵岸，自谓携兵舰四艘至，且挟多金。”谭人凤则说：“迨中山到沪，大开宴会，侈谈清廷借款已被破坏，民军方面如何渴望列强投资。而其代为吹拍者，又谓业带款项若干，且有外国兵船许与帮助。”

“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孙中山在回答《大陆报》的采访时说，“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

但是，孙中山很快就会知道，他所面临的是怎样一种局面。

当他还在印度洋上颠簸的时候，袁世凯与民国军政府的议和已经开始。

显然，议和从一开始就与孙中山是否回国没有必然的联系。

十二月七日，清廷颁布上谕：

现在南北停战，应派员讨论大局，着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该大臣委托代表驰赴南方，切实讨论，以定大局。

袁世凯即刻委托唐绍仪为他的全权代表。

唐绍仪，孙中山的同乡，却与袁世凯交往甚久。同治十三年官费留学美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先在天津税务衙门任职，随后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得以结识跟随庆军驻扎在朝鲜的袁世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时，他曾协助新军参谋营务处总办徐世昌办理营务。后历任外务部右侍郎，沪宁、京汉铁路总办和邮传部左侍郎。一九一○年任邮传部尚书。直到一九三八年在上海寓所被国民党特务用斧头砍死，唐绍仪的人生经历几乎就是民国上半叶风起云涌的政治史的缩写。此时，这位学贯中西的朝廷大员凭借着袁世凯的信任而踌躇满志。

北方议和代表团出发前，在北京锡拉胡同的袁宅受到袁世凯的接见。袁世凯在讲话中表达了他始终“以社稷朝廷为念”的赤诚，并强调“南方的民党很猖狂，我们总要想出确保社稷的完全之策”。然后，他自问自答地说：“诸位想想到底采用什么国体最为恰当？我是主张现在实行君主立宪最为恰当，将来国民程度渐渐开通，懂得共和的真谛，再慢慢改为共和政体。”袁世凯一开始就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他虽主张君主立宪，但也不反对将来共和。袁世凯的这一立场藏有深刻的政治谋略，在场的代表们心知肚明但谁也不吭声。

十二月九日，黎元洪致电上海都督府：

沪都督转伍先生廷芳鉴：清袁内阁派唐绍仪为代表，来鄂讨论大局。十一省公推先生为民军代表，与之谈判，此举关系至重，元洪已专托苏代表雷君奋前往迎迓，务望辱临，至为盼祷。黎元洪叩印。

伍廷芳，祖籍广东，父亲在南洋经商，他出生在新加坡，十三岁入香港保罗书院，曾在香港高等审判庭当翻译。一八七四年自费到英国留学，取得大律师资格。回到香港后，任法官兼香港立法局议员。他与李鸿章交往密切，曾被召入直隶总督府办理洋务，随后出任大清帝国驻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公使。一九○二年回国后进入朝廷中枢，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和刑部左侍郎。武昌首义爆发后，他曾写信给载沣和奕劻，劝说清帝退位。上海被民军占领后，他与革命党人陈其美和立宪党人张謇等组成“共和统一会”，致力于推翻帝制实行共和。

黎元洪认为，在武汉两军依然对峙的状态下，非伍廷芳不足以担此重任，因为他“学问纯深，阅历素优，洞悉外交机宜”。但是，伍廷芳不愿意来汉口，他并不认为自己是“鄂军”的代表，他一直是江浙立宪党人的代表，而且他认为南北议和地点应该在上海。袁世凯却认为，要谈就在武汉谈，因为武汉的黎元洪已顺服，且清军在武汉前线占据着军事优势，兵临城下的局面对谈判只有益处。

十二月十一日，唐绍仪到达汉口。

伍廷芳却迟迟不来。

黎元洪只好自己出面。

双方见面地点选在了武昌城外一家毡呢厂里，见面的形式是一起吃一顿西餐，西餐的餐具是从英国使馆和英国商人那里借来的。吃完西餐后，达成的唯一成果是：还是去上海谈为好。

唐绍仪的随员们没有参加西餐会，而是去拜访了前线总指挥冯国璋。冯国璋的指挥部设立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的一节车厢内，令代表们惊讶的是，这位袁世凯的心腹大将直到现在还不理解袁宫保的政治意图。冯国璋一个劲地埋怨说：“民军败退以后都已向上游四散，武昌民军寥寥无几，我军又将两岸大小红船全部调集北岸，长江随时可渡，武昌唾手可得。如要议和，我看最好让我先克复了武昌，三镇在握，再同他们城下议和，岂非必操胜券？”议和代表们没人敢说出袁世凯的企图，只好含糊其辞地劝慰冯国璋：“恐怕宫保也有他的心事，日子长了总会明白的。”

黎元洪派出的代表是温宗尧、汪精卫、王正廷、钮永建和胡瑛。最奇怪的是，汪精卫同时也是袁世凯任命的议和代表之一。值此决定国家政治命运的关键时刻，汪精卫有何殊才致使敌对双方同时认定他堪当此任？在武昌开往上海的轮船上，大家“看见了一位美少年”，后来“才知就是名赫一时的谋炸摄政王载沣的汪兆铭”（汪精卫，字兆铭）。除了“美少年”汪精卫之外，那些曾被朝廷描绘为“逆匪”的南方议和代表，竟然个个光鲜时髦。胡瑛头上戴着一顶洋式帽子，眼镜斜搭在短而粗的鼻梁上，身上穿的是漂亮的裘皮绸服。因为“天气寒冷，他穿了三件这样的衣服，最外面一件是蓝色的，金光闪闪，缀有花朵”。另一位革命党人代表孙发绪则是“一个贵族气质的绅士，他整洁地穿着最新流行款式的洋服：绿色花呢长大衣，一顶垂边布帽、手套、拐杖和其他显示其派头的东西”。英国传教士埃德温•丁格尔当时也在船上，他认为这些南方革命党人的代表们“从自己身上除去了一切中国的东西，虽然在内心、在言论、在想法上他们都仍是中国人”。南方议和代表的政治态度很坚定，那就是废除大清王朝的目标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议和改变了这个目标他们将重新发动流血的革命。至于袁世凯，代表们“沉默了一会儿”说：

我们对袁世凯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如果他顽固地支持清王朝而反对人民的愿望，他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也许可以短时间地强奸民意，但任何人都无法挡住人民前进的道路——无论他多么能干。另一方面，机会已呈现在袁世凯面前。如果袁能顺应民心果敢地结束清王朝的统治，他将获得人民永远的谢忱。那将说明他是一个明智的人。

袁世凯的北方代表们原来认为，到了上海总比到处是革命党的武昌安全，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依旧处在革命党的威胁之下。他们住进上海都督府指定的沧州饭店，由于饭店的主人是考取过进士的刘学洵——就是当年奉慈禧太后之命到日本刺杀康有为的那个清廷密使——安全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不到两三天就接连出了些事。起先是顾鳌被他们拘禁起来。顾出事后，杨度一面请巡捕房对他予以人身自由的保护，一面自己也躲起来了。又有人恫吓副总代表杨士琦，要剪他的辫子，于是杨赶紧走避到亲戚家去，不仅不敢出屋，以后简直就没露过面。其余的代表，也有打电报向北京暗通消息的、问讯的，也有私自溜出上海的。由于代表们这样自由四散躲避，所以见面的机会很少，到了上海后就没聚会过一次，因此当时究竟有多少代表留在上海，都做了些什么，遭遇到哪些困难，也就不得其详了”。

当事人的记述想必不会捏造。

如果真是如此，这叫什么代表团？

各省代表根本没参加任何一次会谈，所谓南北两个代表团之间的议和，实际上就是以唐绍仪与伍廷芳为首的少数人的关门磋商。

唐绍仪和伍廷芳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们都留过学，回国后都曾在朝廷里任职。从这两个主要人物上看，没人认为这样的议和会成为一场争吵。唐绍仪口头上坚持君主立宪的立场，但时刻暗示只要条件允许共和也是袁世凯可以接受的政治制度；伍廷芳则表面上宣称与君主立宪势不两立，但也不断暗示只要能让朝廷下台袁世凯将前途无量。

议和正式开始前，唐绍仪带着副代表杨士琦拜访了伍廷芳，这次拜访的私下寒暄可以看作是议和的全部实质性内容。伍廷芳上来就声明，对于朝廷他的感恩比起二位来有过之而无不及——“鄙人一书生历仕两朝，累擢至卿贰。所谓天恩高厚，臣下宜感激零涕衔结以报者。”但是，时过境迁，而今“幼主无知，贵胄弄权，庶政不修，疆吏解体，义师蜂起，海内骚然”，这种形势怎么能允许天下还是大清王朝的呢？

为今之计，惟推翻清室，变易国体，以民主总揽统治权，天下为公，与民更始。舍是别无他策，足以维系人心，扶持国是。二公爱国之殷，不让廷芳，忠君之诚，或且过之。宜速谏君让国，自保安全。

杨士琦的回话很直接，他说袁世凯完全可以左右小皇帝和太后，只是他现在还有点犹豫，只要我们努力“疏通”，相信他能当机立断：

公之议论，深表同情。上方冲龄，政权悉操项城手。而项城之言，实足以左右太后。不佞愿与少川（唐绍仪，字少川）共负疏通之责。以国家安危，民生利害，个人得失说项城。难免其不怀故主之恩，因循犹豫。然大厦将圮，讵一木可支。臆度项城，必能当机立断，以天下为己任也。

唐绍仪则说，他和杨士琦虽然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坚持君主立宪，但他们本人都是美式共和体制的爱慕者，因此与伍廷芳之间没有根本性的政见分歧：

美利坚之平民政治，吾侪游学此邦时即已醉心。洎奉使新大陆，益悟其共和政体之有利于国计民生，更复倾倒不置。杏城（杨士琦，字杏城）吾挚友，亦君故交，虽未曾远渡欧美，故尝涉足南洋群岛，安抚侨民，深谂外人以吾国积弱，慢肆欺侮，不平之愤，时露颜表。即归国，恒为余言专制不可立国，引子舆氏民贵君轻之说，与美利坚共和成绩相印证，实惬我心。是吾二人之素志，初非有异于公也。

话说到这个份上，议和还有什么悬念？

既然双方都希望袁世凯当机立断，那么议和就剩下一些枝节问题了。

唐绍仪与伍廷芳的议和会谈进行了五次。没有关于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之间的争执，主要谈的是如何使共和制得以顺利实现。伍廷芳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只是要看袁世凯的态度和行动了。感到困难的是唐绍仪，因为袁世凯既不能公开宣布他背叛清廷，更不能公开开列只要他当大总统就拥护共和的议和条件，这种微妙的处境考验着唐绍仪的政治智慧。唐绍仪想出的办法是：建议召开国民议会来解决国体问题，也就是用所谓“国民公意”的名义让袁世凯顺利地当上大总统。伍廷芳立即表示赞成。

一九一一年的最后一天，南北双方议和代表达成的协议是：“伍代表提议国民会议在上海开会，日期定在十一月二十日（西历一九一二年一月八日），唐代表允电达袁内阁，请其速电复。”

一切似乎非常顺利，只等着一月八日的选举。

当然，选举的结果已经商议好了，袁世凯将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但是，无论是南方代表、北方代表，还是袁世凯，都没能等到选举日的到来。

就在双方达成协议的当天,袁世凯突然宣布停止议和，同时罢免唐绍仪的议和权，而位于武汉前线的北洋军的大炮又开始了对武昌城的猛烈轰击——让袁世凯最不能容忍的事情突然发生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已经有人就任，不是他，而是那个几乎被他长期忽略的漂泊者孙中山。

孙中山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即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同盟会领导人召开了最高干部会议，议定大总统人选以及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显然，孙中山的归国令革命党人意识到，大总统的职位完全可以不旁落他人。关于是否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革命党人内部也有分歧。据胡汉民说，宋教仁早就有意推举黄兴为大总统，自己出任内阁总理。章太炎则称，若推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但是，无论是宋教仁，还是章太炎，他们两人都左右不了局面，大多数人对于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没有异议。接着，在实行哪种执政形式的问题上，宋教仁与孙中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宋教仁主张实行内阁制，认为这才是彻底的民主政体；孙中山认为，目前是非常时代，必须实行总统持有实权的总统制：“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双方各持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仍旧没有结果。当晚，黄兴、宋教仁启程去南京。

历史正处在黎元洪、黄兴、袁世凯都无法成为国民政府首脑的时刻，而就在这时候孙中山回来了。国人都知道他长期致力于推翻满清，加之同盟会各同志不遗余力的鼓动，因此，聚集在南京的各省代表并不反对孙中山出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大总统。只是，之前唐绍仪在汉口时曾向各省代表表示，如果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袁世凯就会赞成共和，因此各省代表曾做出大总统的职位暂时空缺的决议。现在，如果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那么只能用“临时大总统”的名义，不然袁世凯必将成为国民政府最大的敌对力量，况且目前也只有袁世凯的实力能够彻底推翻大清王朝。关于这一敏感问题，孙中山在上海接见南京来的代表时作了如下回答——这是一份重要的历史记录，足以表明孙中山已处在一种难以言表的尴尬局面中：

同人谓：代表团拟举先生为临时政府大元帅，先生之意如何？先生答：要选举，就选举大总统，不必选举大元帅，因为大元帅称，在外国并非国家之元首。同人谓：代表会所议决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本规定选举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到汉口试探议和时，曾表示如南方能举袁为大总统，则袁亦可赞成共和。因此代表会又决议此职暂时留以有待。先生答：那不要紧，只要袁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不过总统就是总统，临时字样，可以不要。同人谓：这要发生修改组织大纲问题，俟回南京与代表会商量。先生又谓：本月十三日为阳历一月一日，如诸君举我为大总统，我就打算在那天就职，同时宣布中国改阳历，是日为中华民国元旦，诸君以为如何？同人答：此问题关系甚大，因中国用阴历，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习惯，如毫无准备，骤然改用，必多窒礙，似宜慎重。先生谓：从前换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改用阳历一事，即为我们革命成功第一件最重大的改革，必须办到。同人答：兹事体大，当将先生建议，报告代表团决定。

孙中山执意要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就职。

时间因此显得十分紧迫。

黄兴和宋教仁到达南京后，立即召开各省代表会议，黄兴提出了三条议案：一、改用阳历；二、起义时以黄帝纪元，今应为中华民国纪元；三、组织政府采用总统制。前两项经过辩论后得以通过，只是代表们建议不要禁止在阳历下注明阴历和节气。讨论第三项议案时，宋教仁依旧坚持实行内阁制，并历数总统制的弊端，会场几乎成为僵局。最后在黄兴的主持下，多数代表还是赞成了总统制。只是，关于是否保留“临时”二字，多数代表认为，各省还有尚未独立者，正式宪法也没有颁布，现在选举的大总统必须冠以“临时”二字。

尽管孙中山将成为临时大总统，各省代表还是不那么放心，他们特别致电黎元洪：“代表团决议于十日（西历二十九日）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再由被选者电告袁内阁，如和议成立，即当避席。”代表们在此使用了文雅的“避席”一词，实际上就是谁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如果议和成功必须让位于袁世凯。黎元洪回电：“希望和平了局，无论何人为总统，皆所欢迎。”

身处武昌的黎元洪唯恐议和破裂。

十二月二十九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直隶、奉天、山东、陕西、山西、四川、贵州，全国十七省代表齐聚南京，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

候选人是：孙中山、黎元洪、黄兴。

到会的十七省代表每省一票。

开票结果是：孙中山十六票，黄兴一票。

“众即起立欢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三声。是时音乐大作，在场代表及列席之军、学各界，互相庆贺。会中复以组织临时政府。刻不容缓，即推正副议长汤尔和、王宠惠等赴沪恭迓孙中山，并有代表会将选举结果，电告孙中山及各省。”

孙中山给南京的回电十分客气：

南京各省代表会诸公鉴：电悉。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孑身归国，毫发无功。竟承选举，何以克当？惟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皆具有责任。诸公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黾勉从国民之后。当刻日赴宁就职。先此敬复。孙文叩。

除同时给各省都督府、武昌的黎元洪等发出电报外，孙中山发给袁世凯的电报措辞最值得关注。按照常理，对于新政权来讲，此时的袁世凯是敌对的大清王朝的代言人，是与新政权的军队处于交战状态的最高军事统帅，孙中山本没有给他发电通报的任何必要，但是孙中山的电报抬头便是“袁总理”——既然民国已立，大清王朝本应不再合法，如果朝廷的总理大臣依旧在，中华民国是个什么性质的政权？

孙中山的电报措辞之谦恭令人不安：

北京袁总理鉴：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难，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认，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孙文。

湖北省代表张国淦日记记载：

孙中山到上海，与唐绍仪一同来沪参加南北议和之汪兆铭（汪精卫）、魏宸组时来报告消息。孙选为临时大总统，盛传北方将派大兵渡江。十一月一日（西历十二月三十日）深夜，汪、魏两人仓皇来言：“中山先生拟日内去南京就职，北方果用武力，倘有危险，如何下台？”我言：“外间传中山有若干兵、有若干饷。”汪言：“纯是空气，但带有革命精神耳。”我言：“北方有多年根据，项城又老于兵事，即使有兵有饷，此时亦不足与抗。须知项城以北方兵力威胁南方，又以南方民气恫吓北庭，如大兵渡江以后，便无文章可做。中山去宁决无危险。但出项城意外，其心中不痛快耳。”汪、魏约我到孙处，我是初次见面，又剖切言之。孙频点头称是。孙态度和蔼，说话极诚恳，一再介绍我加入同盟会，并邀同去南京参加政府。我言：“本人向在北方，未曾公然作革命运动，忽而加入，不知者以为猎官，于个人做人极有影响。好在革命事业，在党外亦可帮忙。”孙决定去南京就职。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乘专车从上海到达南京。

南京各界欢迎者多达数万人。

炮台、兵舰鸣放大炮二十一响。

孙中山乘坐扎花马车抵总统府。

晚十一时，就职典礼正式开始。

孙中山宣读就职誓词，其中特别强调了他这个大总统是暂时的：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宣誓完毕，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由胡汉民代读。

然后军人代表致颂词，最后大家山呼万岁，典礼结束。

这是新的一年——公元一九一二年——的第一天。

这一天，世界发现在中国同时存在着南北两个政府。

除了那个处境难堪的清廷之外，北面政府首脑是内阁总理袁世凯；南面政府的首脑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

孙中山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建立临时政府执政机构。

各部部长名单由孙中山提出，交各省代表会议讨论。

按照宋教仁的建议，政府部长应全部起用革命党人，坚决不用旧官僚。孙中山没有采纳，他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陆军部长黄兴、海军部长黄钟瑛、外交部长王宠惠、内务部长宋教仁、财政部长陈锦涛、司法部长伍廷芳、交通部长汤寿潜、事业部长张謇、教育部长章太炎。一部分代表坚决反对宋教仁，理由是他主张内阁制，有当内阁总理的野心；也有人反对王宠惠，说他资格不足；更很多的人反对章太炎，说他言语太张狂。争论不休之时，黄兴向孙中山建议，部长取其名，次长取其实，让出几个没有实权的部长位置，以便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孙中山认为外交部长坚决不能改，其他都可以商量：“外交问题我欲直接，秩老长者，诸多不便，故用亮畴（王宠惠，字亮畴），可以随时指示，我意甚决。”

最后表决通过的南京临时政府名单是：

陆军部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

海军部总长黄钟瑛，次长汤芗铭；

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

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

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

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

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

事业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

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

“部长只有陆军、外交、教育为同盟会党员；余则清末大官、新同情革命者也。惟次长悉为党员。”

一月三日，孙中山致电黎元洪，告知临时参议院已选举他为副总统。

袁世凯恼怒了。

就在孙中山任职的第二天，袁世凯致电伍廷芳：“国体问题既由国会解决，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显与前议相背，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接着，他批准了唐绍仪和北方各省代表的辞呈，并电告伍廷芳以后关于议和之事，南京政府须直接与他本人往返电商。在给孙中山的回电中，袁世凯明确表示北方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因为连国家实行什么政体还没有最后决定：“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袁世凯的幕僚和部下更是到处扬言：“此后之战，皆为项城，非为满洲。”也就是说，以后民军与之交战的不再是清廷而是袁世凯。

一月四日，孙中山回电袁世凯，几乎是指天发誓地说明，自己当上临时大总统完全是暂时的，绝对没有欺骗袁世凯的意思，大总统的位置绝对是在等着袁世凯的：

……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俱在，区区之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有确切史料表明，孙中山有使用武力北伐的准备。

他在给同盟会员、广东副都督陈炯明的电报中指出：“议和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在给黎元洪的电报中，孙中山甚至已对北伐用兵作了部署：以湘、鄂为第一军，由京汉铁道前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前进，与第一军会合于开封、郑州之间；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会于济南、秦皇岛之间；合关外之军为第五军，山西、陕西为第六军，向北京前进。“一、二、三、四军即达第一之目的，复以第五、六军会合，共破虏巢。和议一破，本总统当亲督江皖之师，此时毋庸另委他员。”

得知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曾认为此次成功实属万幸：“如果总督瑞澂不逃，统制张彪不走，那么，清军各级指挥官就不会四处远飙，地方政府仍然可以控制局势。”因此，仅仅过了两个多月，自己便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确实有恍如隔世之感。孙中山担心武昌起义的成功“太过迅速”，国人还未能知晓“前赴后继之人及共和之价值”，革命政权将面对“满清遗留下之恶劣军阀、贪污官僚及土豪地痞等”，如果不能迅速“将此等余毒铲除”，“遗害民国之种种祸患未有穷期”。

但是，无论是战还是和，无论是庆幸还是忧虑，新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它还不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它的辖区仅仅是从一块国土上分裂出来的一片地盘——但是，能够称之为“中华民国”，就足以令为推翻帝制而不懈奋斗的人欢呼雀跃了。

《申报》一九一二年元旦刊文：

今日为新中华民国新元旦，孙总统新即位，我四万万同胞如新婴儿之新出母胎，从今日起，为新国民，道德一新，学术一新，冠裳一新，前途种种新事业，胥吾新国民之新责任也……祝我新国民万岁！新民万岁！新总统万岁！

一个月前，孙中山抵达法国的时候，曾散步至巴士底广场，广场上的圆柱顶上高擎火炬的自由神像在斜阳下闪闪发光。

在巴士底狱遗址的前方，竖立着一块牌子，上面镌刻着这样一句话：

“大家在这里跳舞吧！”

无论如何，流血捐躯已是往事，胜利总是令人喜悦的。

历史本身就是一个舞台，作为胜利者难道不该舞之蹈之么？

一个非常别扭的国家

1一个非常别扭的国家

对于袁世凯，孙中山始终抱有巨大的戒心。

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根据孙中山的要求通电全国，强调“新总统未莅宁受任之前，孙总统暂不解职”。——这句电文中包含着两个重要信息：一、孙中山虽提出辞职，但不意味着已被解职；二、袁世凯虽已当选，但必须到南京就任。在写给临时政府参议院的辞呈中，孙中山附加了自己让位后袁世凯必须遵守的三个条件：一、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二、俟参议院举定的新总统到南京受任时，临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三、《临时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已颁布的一切法制规章。针对清帝《退位诏书》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的措辞，孙中山仍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再次强调：“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并警告说“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

“莫大枝节”是一种很严重的措辞。

包括孙中山在内，革命党领导人始终认为，他们持有一张很硬的底牌：无论袁世凯多么不令人放心，只要他能来南方任职，就将被远远调离开他拥有牢固根基的北方，即使他要带亲信幕僚，想必也无法将整个北洋军带来，如果再用有关条文将他的总统权力削减到最低，料他是无法横生出“莫大枝节”的。

孙中山要求袁世凯南下就职的正当的理由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定在南京，大总统不在首都办公又能上哪去？

尽管孙中山反复强调袁世凯南下就职的重要性，但是，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临时参议院在讨论孙中山提出的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南京的让位条件时，还是出了意外。代表们投票进行表决，参议院有效票共二十八张，其中一票主张在天津、两票主张在武昌、五票主张在南京，剩下的二十票都投给了北京——孙中山提出的条件被参议院以多数票否决了。

孙中山勃然大怒。

革命党人占据多数的参议院，怎么总是做出令人费解的事？

反对定都南京的有不少同盟会员，其中以宋教仁和章太炎为主要代表。

章太炎为建都南京列举了五项害处，其观点不可谓没有道理：

中国幅员既广，以本部计，燕京虽偏在北方，以全邦计，燕京则适居中点，东控辽、沈，北制蒙、回，其力足以相及。若徙处金陵，威力必不能及长城以外，其害一也。北方文化已衰，幸有首都，为衣冠所辐辏，足令蒸蒸丕变。若徙处金陵，安于燠地，苦寒之域，必无南土足音，是将北民化为蒙古，其害二也。逊位以后，组织新政府者，当为袁氏，若迫令南来，则北方失所观望。日、露已侵及东三省，而中原又失重镇，必有土崩瓦解之忧，其害三也。清帝尚处颐和园，不逞之徒，思拥旧君以倡乱者，非止一宗社党也。政府在彼，则威灵不远，足以镇制；若徙处南方，是纵虎兕于无人之地，非独乱人利用其名，蒙古诸王，抑或阴相拥戴，是使南北分离，神州幅裂，其害四也。交民巷诸使馆，物力精研，所费巨万，若迫令迁徙，必以重资赔偿，民穷财尽之时，而复靡此巨帑，其害五也。今北方诸议者，咸思改宅天津，其实犹不如仍旧，而况金陵南服偏倚之区，备有五害，其可以为首善之居哉！

黄兴反驳的观点是：袁世凯虽然已与清廷脱离关系，但他“尚与清帝共处一城”。民国政府如果屈就迁都北京，“有民军受降之嫌，军队必大鼓噪”。“且临时政府既立，万不能瞬息取消”。因此，在南北统一之政府未立以前，临时政府仍应设在南京。

据说，在参议院会议上极力鼓吹定都北京的，有一个名叫李肇甫的同盟会员。得知这一消息后，孙中山大骂李肇甫，并要求参议院立即复议改正；而黄兴更是愤怒，声称如果参议院不改正，“将以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

那一天把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的吴玉章忙得团团转：

中山先生和黄兴知道这件事以后，非常生气，当天晚上把李肇甫叫来大骂了一顿，并限次日中午十二时以前必须复议改正过来。十五日晨，秘书处把提请复议的咨文作好后，需要总统盖印，而这时总统已动身祭明孝陵去了，我急着去找黄兴，他也正在穿军装，准备起身到明孝陵去。我请他延缓时间，他说：“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过来，我就派兵来！”说完就走了。这怎么办呢？只好去找胡汉民。好容易才把他找到，拿来钥匙，开了总统的抽屉，取出他的图章盖了印，把咨文发了出去。同时，并通知所有的革命党人，必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投票。经过我们一天紧张的努力，当天召开的参议院会议，终于把十四日的决议纠正过来了。

尽管有人抗议以强制命令推翻参议院已通过的决议违背了共和原则，但复议投票时，有效票为二十七票，其中十九票主张南京，六票主张北京，两票主张武昌。于是参议院回复孙中山，临时政府仍设在南京。据说，复议投票时争执激烈，一位同盟会参议员甚至威胁“此案如不获通过，则将身殉会场”。

二月十五日，袁世凯回电孙中山，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咸电”：

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部长、参议院、各省都督、各军队长鉴：清帝辞位，自应速谋统一，以定危局，此时间不容发，实为唯一要图。民国存亡，胥关于是。顷接孙大总统电开，提出辞表，推荐鄙人，属速来宁，并举人电知临时政府，畀以镇安北方全权各等因，黄陆军总长暨各军队长电招鄙人赴宁等因，世凯德薄能鲜，何敢肩此重任。南行之愿，真（十一日）电业已声明，然暂时羁绊在此，实为北方危机隐伏，全国半数之生命财产，万难恝置，并非由清帝委任也。孙大总统来电所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极为正确。现在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一层，无足再论。然总未遽组织者，特虑南北意见因此而生，统一愈难，实非国家之福。若专为个人职任计，舍北而南，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使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走，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反复思维，与其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就民设之政府，民举之总统而谋统一，其事较便。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军队妥筹接受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当未接受以前，仍当竭智尽愚，暂维秩序。总之，共和既定之后，当以爱国为前提，决不欲以大总统问题，酿成南北分歧之局，致资渔人分裂之祸。已请唐绍仪代达此意，赴宁协商，特以区区之怀，电达聪听，惟亮察之为幸。袁世凯，咸。

咸，电报代码，即十五日。

袁世凯不能南下就职的理由充满挑衅的味道。特别是“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军队妥筹接受”一句充满杀气：只要南方有本事将北方的军队一并接受——所谓北方的军队，主体当然是袁世凯的北洋军——他就“退归田里”去当农民。这等于在提醒孙中山，如果南方一意孤行，即使袁世凯答应，北洋军也是不会答应的。

袁世凯敢于这样说话，是由于他在舆论上占有优势。

就建都地点问题而言，全国各方主张北京的浩大声势，远非孙中山所能抵抗。各省的都督、军队的将领，甚至宗教界都呼吁建都北京，其理由综合起来大约是：一、北京是古都，交通、文化和都市规模都已具备，不需要另行花费巨资修建新都；二、北京的地理位置便于控制边疆各省，特别是北方边远的省份，对于国家安全有利；三、大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们还在北京，民国不坐镇于此王朝就有死灰复燃的危险；四、外国在北京的使馆经过多年建设已成规模，如果迁都，必然遭到各国的反对，民国政府还须额外赔偿他们的损失；五、一旦首都迁移，北方军队就有可能生变；六、从中国的历史上看，建都南方大多不如建都北方好，中国人向来有南迁偏安之说。

十七日，孙中山复电袁世凯，依旧坚持让他南下。

为了造成袁世凯非南下不可的局面，孙中山十八日再次致电袁世凯，说南京临时政府准备派由教育总长蔡元培为专使，由外交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长宋教仁、陆军部军需局长曾绍文、步兵第三十一团团长黄恺元、湖北外交司司长王政延和前南北议和参赞汪精卫等组成的专使团，专程前往北京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

孙中山写了一封亲笔信，让蔡元培带给袁世凯：

慰亭先生鉴：文（孙文）服务竭蹶，艰大之任，旦夕望公。以文个人之初愿，本欲借交代国务，薄游河朔。嗣以国民同意，挽公南来，文遂亦以为公之此行，易新国之视听，副与人之想望，所关颇巨。于是已申命所司缮治馆舍，谨陈章绶，静待轩车。现在海内统一，南北皆有重要将帅，为国民之心膂，维持秩序之任，均有所委托，不必我辈薄书公仆，躬亲督率。今所急要者，但以新民国暂时中央机关之所在，系乎中外之具瞻，勿任天下怀庙宫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则燕京暂置为闲邑，宁府首建为新都，非特公之与文，必表同意于国民，即凡南北主张共和及疾首于旧日腐败官僚政治之群公，宁有问焉？至于异日久定之都会，地点之所宜，俟大局既奠，决自正式国论，今且勿预计也。总之，文之志愿，但求作新邦国，公之心迹，更愿戮力人民，故知南北奔驰，公必望其自暇。嗟乎！我辈之国民，为世界贱视久矣，能就民国之发达，登我民于世界人道之林，此外岂尚有所恤乎？公之旋转之劳，消磨其盛年，文亦忽忽其将衰，耿耿我辈之心，所足以资无穷之方来者，惟尽瘁于大多数幸福之公道而已。公其毋以道途为苦，以为勉强服务者倡。公旗南莅，文当依末光，左右起居，俾公安愉。俟公受事而文退。翘盼不尽。

孙中山言辞恳切，但他提出的不宜建都北京的理由，仅仅是“勿任天下怀庙宫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这显然单薄而牵强。

二十一日，蔡元培一行启程北上。

孙中山随即接见了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来萨，对袁世凯的南下表示出乐观的态度：

前天我同孙逸仙一起吃茶，长谈很久。不巧王宠惠（外交总长）始终在座，很不利于交谈。看来孙对于袁将于两星期内来此表示满意。他们从北京私下里了解到一些袁的看法。他们说袁本人不愿意留在北京而且赞同迁都。他们说袁不愿意公开讲这些话，他们也不希望我把这些话发表出去——当袁到来时，孙将同他会晤，而且无论到哪里去都要亲自陪伴他，以防狂热分子可能掷炸弹。他们的想法是袁氏来此将不带卫队，因此要靠革命党方面负责保卫工作。

但是，二十二日，孙中山的心情重新恶劣起来。

这一天，由于袁世凯即将成为临时政府大总统，不少革命党人觉得革命的理想并没有实现，由此想起了在革命中死难的烈士，四川籍的革命党人决定召开一个烈士追悼会，以排遣心中的幽愤。孙中山应邀参加追悼会，并以大总统的名义签署命令，追赠邹容、喻云纪、彭家珍为大将军，谢奉琦为中将。但是，章太炎带到会场上的一幅挽联，令追悼会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挽联上写着：“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盘虎踞，古人之虚言。”章太炎意思是，南京临时政府里全是些鼠狗之辈，南京更不是一个适合建都之地。如此激烈的内部对抗，令发起追悼会的革命党人更感绝望：

死者已经安置完了，活着的人怎么办呢？我们秘书处的人，决计不到袁世凯那里去做官。邓家彦因对议和非常不满，一定要出去办个报纸，反对袁世凯。又有人提出继续出洋留学，完成以前未竟的学业，大家都很赞成。当时蔡元培在做教育部长，经过他的批准，大批革命党人获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接着便纷纷放洋而去。

当日，孙中山给章太炎写信，再次解释了为什么要定都南京，劝告章太炎“毋过操刻酷之论”。同时，孙中山还电告盛宣怀，解除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合约——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留给袁世凯解决吧，孙中山已经身心疲惫。

二十八日，蔡元培一行到达北京。

蔡元培知道请袁世凯南下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任务，因此专使团把能想到的困难都一一预想了，甚至包括他们可能会被当作人质扣押于北京。但是，出乎意料，专使团到达北京后，受到了最隆重的欢迎。第二天，袁世凯会见了专使团，蔡元培非但没有听到半句拒绝南下的话，袁世凯还非常诚恳地与他们探讨了南下的路线问题，他说他打算顺着京汉铁路南下，先到武昌去会见黎元洪副总统，然后乘轮船顺长江东下到达南京，袁世凯甚至还与专使团商量了他离开北京后让谁留守的问题。

袁世凯的态度让专使团成员有些精神恍惚。

咸电中的威胁口吻人人皆知，北京也充斥着反对南下的舆论，难道这一切都是一场虚惊？

北京的政治氛围顿时显得诡异起来。

诡异的气氛从袁世凯下令为欢迎南京专使团连续三个晚上举行提灯游行开始。专使团到达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提灯游行的队伍稀稀拉拉，口号也喊得零零落落，除了“中华民国万岁”之外，还有人高喊“我们要定都北京”。游行中，有人拿着剪刀专门寻找头上还有辫子的人，结果引起激烈的争吵和疯狂的扭打，弄得不像欢迎游行而如同街头打群架。第二天——蔡元培一行到达的那个晚┥稀—由于警察事先挨家挨户地通知，保证绝对不许强行剪辫子，参加游行的人似乎多了一些。游行的目的地有两个，一个是东城石大人胡同袁世凯府邸所在的外交部大楼，另一处是南京专使团下榻的煤渣胡同迎宾馆。因为不剪辫子，游行没出什么事，只是还是有人高喊“建都北京”。第三天，二十九日晚┥稀—这是三天游行中的高潮，人也更多了些，但当游行队伍正在行进的时候，城东方向突然传来乒乒乓乓的响声，大家说这可能是在放礼炮，话音未落，一股人流斜着冲了过来，高喊着：“宫保要走了！”游行队伍顿时乱了，人们在互相拥挤和踩踏中得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京城里发生了兵变。

那天晚上专使团照例在出席宴会。

宴会结束，团员们刚回到宾馆，就听见城东方向传来了不寻常的声音，从宾馆的窗户向外看去，有的地方已经火光冲天。

兵变的地点在朝阳门外。

很快，就有乱兵闯进宾馆，专使团成员一团惊慌。有人说隔壁是座教堂，那里有洋兵保护，乱兵不敢进去，赶快到那里躲一躲，于是搬来了梯子，专使们登着梯子越过墙头藏进教堂里。蔡元培、汪精卫、范绩熙三人没走，躲在房间的暗室里熄灯静坐，任凭乱兵把屋内财物抢劫一空。眼看着局面越来越乱，蔡元培先到一位美国友人家中躲避，然后被美国人护送到了位于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不一会儿，各位专使也陆续逃到了六国饭店，所有人的文件财物均荡然无存。

兵变的部队，是驻扎在朝阳门外东岳庙的曹锟的第三镇；兵变的理由据说是上司裁了这个镇官兵的部分军饷。按照陆军部的发饷规章，凡是出征的官兵，从出征之日起一律发双饷，任务完成后回到原驻防地，双饷待遇随即撤销。武昌起义后，北洋新军第一、第四镇开赴前线，第三镇自长春开赴北京负责近畿防务，三个镇的官兵一律享受双饷。南北议和之后，前线的部队回防，双饷自然也就没了。但是，第三镇没有撤回长春，而是依旧驻守在北京，可他们的双饷也被陆军大臣王士珍撤销了。第三镇的官兵们认为他们仍在执行战斗任务，双饷不应该撤销，于是持枪冲出营房，一边抢掠一边喊：“不成了！不成了！国家用不着我们了，趁早弄点盘缠回家吧！”这是一个恐怖的夜晚。第三镇的炮兵首先开了炮，炮声中乱兵拥进朝阳门。在抢掠了朝阳门附近的店铺之后，一股兵奔向东四，一股兵奔向北新桥，一股兵奔向东单，凡是金银首饰店、饭馆、杂货铺和当铺等商家无一幸免，东安市场和东四牌楼也被纵火点燃。

兵变发生时，袁世凯的幕僚们正在迎宾馆里吃饭。

突然听到响声，幕僚们以为临近元宵节市民在燃放爆竹。

在判断出这是来复枪的声音后，大家纷纷跑到宾馆大厅询问出了什么事。

接着，幕僚们看见了袁世凯：

袁世凯时亦下楼，见火光烛天，须臾电灯忽然熄灭，袁乃现惊惶失措之状，屡次问西直门外情况如何，西直门已否关城？盖因禁卫军四大旅除冯国璋带去一部分外，均驻在西苑，时传不稳之迅，恐其一同哗变。其后各方电话陆续而至，乃仅是城内第三镇的兵及袁之卫队，袁此时发怒云：“这还得了！快拿我的家伙来，我去打他们！”

幕僚叶恭绰奉命去寻找南京的专使们。

他雇了一辆人力车，穿过混乱的街道到达六国饭店：

我进六国饭店见到蔡元培、汪精卫、曾绍文、黄恺元等，样子很狼狈，有穿鞋无袜的，有未及穿鞋逃出的。汪精卫即云：“看此情形，袁氏南下就职是做不到了，我们已决议电向南京报告。”我略与周旋，致慰问之意，未谈到任何具体问题，仿佛记得蔡元培静默不大发言，汪精卫比较活跃，似为代表团骨干。

叶恭绰向京汉铁路局长郑清濂借了三千块钱让南京的专使们置办衣物。

专使们少安之后便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境：如何再向袁世凯提出让他南下就职一事？

“袁氏南下就职是做不到了。”汪精卫的这句话值得注意。这句结论性的话是有充分根据的：现在乱兵还在四处抢劫放火，京城混乱得如同当年八国联军打进城一样，铁的事实足以证明，袁世凯只要一走，北方的军队就会出问题。如果现在谁还坚持让袁世凯南下，不是显得很荒唐很不符合实际吗？

没有确凿史据表明，这场兵变是袁世凯亲自策划的。

但是，由于兵变发生的时间不早不晚，众多的回忆史料便显得对袁世凯十分不利。比如，兵变发生后，袁世凯一面表示要去“打他们”，一边给他的亲信军官江朝宗、姜桂题下令说：“你们要调度好自己的军队，必须防守好自己的防卫地带，切不可擅离防地去打变兵。只要你们守好自己的驻防地区，不叫变兵进来，北京城就乱不了。”袁世凯实施弹压的命令，第二天下午才下达，如此延迟也是不合常理的。另外，参加兵变的除了第三镇的官兵外，还有以段芝贵为司令官的袁世凯的卫队。卫队是最可信任的部队，也没有撤销双饷的问题，如果没有得到指令或者暗示，他们参加兵变的动因是什么？再有就是，第三镇发生兵变也不尽合理，因为第三镇统制曹锟是袁世凯最信任的将领。据第三镇参谋官杨雨辰回忆，兵变的那天晚上，曹锟曾通知高级军官一律到帅府园胡同的第三镇司令部开会。但与会者在那里等了很久却没见曹锟来，后来有人传话说曹统制被袁大总统叫去了。就在众军官等待的时候，兵变了，所有的高级军官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还有一则史料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即兵变发生后，曹锟曾跑到袁世凯那里去，但其报告词却显得有些蹊跷，此事为唐绍仪亲眼所见：

当时兵变发生，南方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

有确凿史据表明，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是兵变的主要幕后策划者。据知情者回忆，二月二十一日，袁克定召集曹锟等人在他的公馆里开了个秘密会议。袁克定极力煽动第三镇的恐慌情绪，说南边坚持要大总统南下就职，大总统一走兵权就得交给别人，听说南京要派留守府军事顾问王芝祥来当直隶总督。大总统只能带一标人去南京作为卫队，其余的人都要被淘汰或是被调走。袁克定的这些直接关系到个人前途的话说得大家很是动容，因为大家都愿意跟着袁世凯，那个南京派来的王芝祥如何能靠得住？接着，袁克定出了这个主意：等南京专使来的时候，把他们统统吓回去。二十三日，袁克定又召集曹锟等人密谈，谈的还是袁世凯南下的问题。袁克定说，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南京城已破烂得不像样子，南蛮子把大总统骗到南京，实际上是想对他实施软禁，下手害了也说不定呢。第三镇参谋官杨雨辰参加了这次密谈——

袁克定启发了半天，大家还是没人吭声，于是曹锟就说：“我想这件事他妈的好办。只要去几个人，把专使的住处一围，一放枪，大伙儿嘴里再嚷嚷：‘宫保要走了，我们没人管了。只要咱们一吓唬，他们就得跑。”袁克定听了，不住点头说：“只要你们一闹，把他们吓跑了，那就好办了。到那时候，外交使团能出来说话，不放总统南下。这样建都北京就不成问题了，王芝祥也不敢来接直隶总督了。”

从常理上讲，这场兵变犹如低级闹剧，袁世凯亲自策划的可能性不大。他已经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他已经得到各方的一致拥护，即使关于建都问题有分歧，除了北方的舆论外，孙中山身边的章太炎、宋教仁以及武昌的黎元洪都持反对态度，因此袁世凯完全可以使用其他的方式，而不必大张旗鼓地冒险搞兵变。袁世凯是军人出身，知道兵变不是一件小事，闹不好很可能一发不可收拾。但是，兵变也确实给袁世凯不南下提供了及时有力的支持。只是，真刀真枪的满城乱兵也确实令他有些后怕。

兵变的那天，《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正沿着现在名叫王府井的那条大街行走，他正看见自己住宅附近的房子已经起火，“街的对面是北京最大的市场，这个庞大的建筑物连同里面一个占地若干英亩的戏院也被大兵放火烧了”。乱兵很快控制了整个东城，他们挨家挨户地抢劫，不少人家因为油灯被撞倒而燃起大火——“当然也有许多是故意纵火，造成的破坏远远大于劫掠。”莫理循一直认为第三镇“是可以完全信赖的”部队，但如今眼见着官兵们把抢来的东西“堆放在大总统眼皮底下的外务部大院里”，他以为这一景象“真是可怕得很”，而且“军官比当兵的更坏，因为他们是在指挥抢劫”。莫理循说：“中国的未来完全取决于如何处理这个局面。如果采取和稀泥的办法，向人们行贿堵住他们的嘴，那么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混乱的兵变中，有一个现象引起了莫理循的注意：“满洲人的住宅没有受到破坏，也没有满洲人开的店铺遭到抢劫，也没有企图闯进任何满洲亲王的大宅院，当然包括皇宫。皇太后的父亲、惠徵公爷的府邸，被第三镇的炮手洗劫并纵火焚毁，他一家逃到紧邻的日本的西本愿寺去避难。不过，只有这一个例外。”莫理循得出的结论是：“一定是因为有所惧而使得汉人不去触动满人的财产。目前在北京的满人士兵在数目上大大超过汉人，至少是四比一。他们是一伙怯懦、颓废、柔弱的人，否则他们满可以趁机做出一番恢复王朝的大事。”

兵变很快就蔓延：三月二日晚上，北京的火车开往天津，“车上跳下来乱兵四五十人，一下车即乱放一阵排枪，新火车站于是起火，接着大胡同、老洋钱厂、造币厂等同时起火，枪声四应，各繁盛街市富商大贾和新旧洋钱厂均遭焚掠。先是兵，后是匪，还杂有少数巡警，沿街挨户抢掠。北京乱兵陆续到天津，前后共达二千余人，正式抢掠，颇有组织。在三月二日晚间，以鸣铜管线枪为号，第一次鸣铜管是准备，第二次鸣铜管即砸抢各商店，第三次鸣铜管便将细软一律抢齐，劫夺火车开往东三省。”同时遭到灭顶之灾的还有保定：“开始是淮军和一个剪短发的人口角，然后淮军出动搜捕短发人，驻东关的第二镇兵士趁机肇乱，以煤油将城门烧毁，到处抢掠烧杀，风大火大，西街被祸最惨，由西门至二道口一带都成灰烬，满城枪声如爆竹，哭声彻天，十室九空，连各医院所存衣物均遭洗劫。自三月一日至五日，连续遭难，疮痍满目，瓦砾如山，且蔓延至附近十数县。”

三月一日，袁世凯派出的弹压部队上了街，兵变的第三镇已奉命开出京城，移动到良乡、琉璃河和涿州去了。执法队在街上抓了不少人，统统不是第三镇的官兵——“遇见行人手里拿着包裹物件，行色仓皇的，立刻吩咐卫兵抓过来，就地正法，并把人头挂在通衢示众。有用三根竹竿或木杆支个架子悬挂人头的，也有直接挂在电线杆上的。在东四、灯市口、西单、西四、前门桥南都挂有血淋淋的人头，以示袁大总统坚决维护治安、杀一儆百的决心，被杀的不下三四十名。”

二十世纪初，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都市里，不断有血淋淋的人头高高悬挂？

外国记者认为，并不懂得共和真谛的中国人却在为“共和”倾轧和拼杀，中国确实是一个“难以用西方思想去评价的非常别扭的国家”。

日本记者佐原笃介致信英国记者莫理循：

无论如何，我对共和制的中国没有信心，因为中国人无论地位高低，就其禀性和气质来说，个个都是小暴君。可是在目前，中国人几乎满脑袋都是可以从共和制得到福赐的想法。而不知道共和制为何物，而且他们盲目行事，与他们争论也无用。我的看法，对中国人撒手不管，让他们尝到苦痛，然后会有一个政党出来挽救时局，唤醒并拯救民众。没有皇帝，袁永远无法治理这个国家……我希望列强能认识到中国没有皇帝的严重事态和中国建立共和是不可能的事。你亲眼见到了北京及其邻近地区发生骚乱的实际状况。远东人民、特别是中国习惯于受专制君主的统治。皇帝在东方像上帝一样，没有皇帝就不可能把人民团结在一起。我要说，中国太可怜了！中国真是一个难以用西方思想去评价的非常别扭的国家！

兵变平息后，北洋军高级将领发布通电，声称“临时政府必应设在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但是统一的政府又“必须旦夕组成”。同时，北方的各种社会团体也纷纷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指责在建都问题上的争执酿成了此次兵变惨祸，声称如果袁世凯南下，“我等敢决数十万之同胞，必攀辕卧辙，号哭不放”。袁世凯的幕僚们更是不断地提醒南京专使团成员：“现在全国倡言革命，人心动荡，北方秩序很难维持，像目前这种情形，如果不能及时地调度、弹压，确保地方的安谧，就很容易引起外国对我国用兵的祸事，这一点是应该切实注意的。”而列强们似乎有意配合了这种舆论，三月一日，英国路透社专电：“此次兵变之直接原因，实由南京各政家与袁争执意见，不信任袁，务须要求袁到南京宣誓。”“南京各政家之坚持，全系意气用事，并未为大局着想，今北方果以此而召扰乱，此节于共和前途危险至大。”驻北京的外国公使团遂决定“对现存统治当局给与道义上的支持”，而支持的方式是派出七百多名各国士兵在北京街头巡逻，同时再从天津调集一千多名士兵增援京城里的使馆卫队。

武昌的黎元洪向各省发出通电，宣称：“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致亡，纵金陵形势为胜燕京，犹当度时审势，量为迁就。”黎元洪甚至断言，如果再争执不下，必将导致兵亡、民亡、国亡、种亡。

孙中山对北京兵变的第一反应是，派兵北上帮助袁世凯平息变乱。他甚至电告北京说南京已做好派兵北上的一切准备。四日，袁世凯复电称局势已经稳定，无须南京“远劳师旅”。

南京的专使们终于明白，不但建都南京和袁世凯南下均无可能，就是南京派军队来北方的打算也是极其危险的——不要说北京的外国公使对南方军队北上万分敏感，仅就北洋军来讲南方军队的北上无异于两军接战。蔡元培连续致电孙中山，详细报告北京的局势，建议南京方面改变初衷：“内变既起，外人干涉之象亦现。无政府之状态，其害不可终日。于是一方面袁君颇不能南行，而一方面则统一政府不可不即日成立，在事实上已有不可之易之理由。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谓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大局。”蔡元培向孙中山提出两条建议：“一、消灭袁君南行之要求；二、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而让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具体办法是：“袁君在北京行就职式，而与南京、武昌商定内阁总理，由总理在南京组织统一政府，与南京前设之临时政府办交代。”

这是几乎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妥协办法。

这个妥协的底线是：无论袁世凯南下还是不南下，民国政权的交接必须在南京进行，因为这象征着袁世凯是从南京临时政府手里而不是前王朝那里得到的权力。

五日，孙中山回电，对蔡元培的建议表示同意。电报措辞充满无奈、忧虑，乃至愤怒：

……至统一组织成，任袁公便宜定夺。文（孙文）原主北京不可建立政府，正因在外人势力范围之中。今日本等纷进兵，尤非昔比。公等亦持苟且之见，夫复何言！此时在北组织，直自投罗网，甚恐将来为高丽、安南之续。惟文此时若再争之，必致强拂众论，而有所恋图。故文欲于十日内办到解职，昭示天下。仍望项城远虑，不必觅北方之见。今北方仅军队小动，南方人心犹未统一，项城既不南下，临时政府又瞬息迁移，如何可使异日不致分离？仍望见教。

电报足以表明孙中山处在怎样的难言之苦中。

中国近代史在这一刻呈现的怪象犹如一团乱麻。

《巴黎日报》专电：“中国现势离奇，颇难得其真相。孙袁胜负，任何方面，皆不可统一中国。各省互相猜忌，互相妒视，即有贤者，亦专为其本省利益，锱铢较量，无肯牺牲公益、顾全大局之人。”

三月六日，南京临时政府召开会议，对袁世凯在北京就职进行表决。

会场上坐着袁世凯派来的代表侍从武官唐在礼和教育次长范源濂。从北京出发的时候，袁世凯曾当面交代：“到南京对他们把北方的情形说一说，我看你们只要说一说就行了。”果然，会场上的局面出乎意料了：

我们到达会场的时候，会议好像是早已召集好，准备开始的样子。中山先生带着我和范到讲台上坐下。不久，孙先生起立宣布开会，并且向与会的议员等介绍我和范，约略地说明了我们的来意。这时范就把我们离京以前由袁授意叫范拟就的一个简单发言稿递到我手里，由我站起来向参加会议的议员们先读了一遍，大意谓：“自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以来，南京临时政府一再敦促南下就职，并于二月二十八日特派专使北上迎接，自当早日南下，以副公等厚意。奈北方局势颇不稳定，各省官长及军队等函电频来，咸欲世凯暂勿离京，以维大局，甚至有妄以哗变劝阻世凯南下者。此风殊不可长，为亟弭此风，不拂众意，遂不克离京南下就职。谅诸公等必以国是为重，不拘礼仪，从权考虑，俞允许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等语，也不过短短十几句话。我刚刚读完，台下议员们一致鼓掌表示同意，这倒是我出乎意料之外。

莫名其妙的“一致鼓掌”之后，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了决议：“一、参议院电知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受职；二、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三、参议院接到宣誓之后，即复电认为就职，并通告全国；四、袁大总统既受职后，即将拟派之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之姓名，电知参议院，求其同意；五、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交代事宜；六、孙大总统于交代之日，始行解职。”

所谓六条，只是最后的面子而已。

两天后，袁世凯就把就职誓词发来了：

南京参议院公鉴：麻（六日）电悉。所议六条，一切认可。凯以薄德，忝承推举，勉任公仆义务，谨照三月初六日参议院议决，照第二条办法，电达宣誓。下开宣誓词，请代公布。其文曰：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大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初八日，袁世凯。

袁世凯提议的内阁总理是唐绍仪。

革命党人曾经提出，如果袁世凯组阁，其内阁总理必须是同盟会员，这一主张遭到袁世凯的拒绝。面对袁世凯提出的这个人选，列席南京参议院会议的赵凤昌认为，第一任内阁总理必须是袁世凯和孙中山同时信任的人，这个人也只有唐绍仪最为合适。他说他可以劝说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如果唐绍仪愿意就双方兼顾——“孙文、黄兴同时鼓掌，表示欢迎绍仪入盟，同时即决定请唐绍仪为国务总理。”赵凤昌，曾以张之洞最重要的幕僚而为大清政客所看重，辛亥年前后成为立宪党人最具影响力的幕后人物。在这个问题上，赵凤昌是否与袁世凯事先做了沟通，没有确凿证据。如果有某种沟通的话，完全符合常理。此时的立宪党人至少在抑制革命党人上，与袁世凯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难以理解的是：难道将唐绍仪拉进同盟会，就等同于同盟会与袁世凯分掌了权力吗？孙中山与黄兴“同时鼓掌”的兴奋由何而来？

“街面上的尸体都被运走了，这个平静的城市于三月十日见证了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就职典礼。”英国记者莫理循在下午两点的时候赶到了外交部礼堂，“在礼堂里，前清的贵族们满意地目睹了这个伟大的新政权正式建立。这个良好的政府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岁俸和财产。”但是，莫理循不认为袁世凯的就职仪式有多么隆重，他草草记录下的仪式程序是：

一、赞礼官宣布就职仪式开始。

二、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三、有人呈上一份大号字体的文件，他紧张地宣读就职誓言——宣誓完毕，他将文件交给趋步上前的蔡廷干（袁世凯英文秘书）。军乐队演奏新国歌。

四、蔡廷干致欢迎辞。

五、袁世凯致答谢辞，措辞相当谦逊。

六、人们排队经过袁世凯面前，对他弯腰致敬。第一批过来的是两个喇嘛，他们先后给袁世凯献上白色和蓝色的哈达，紧跟着的是两名蒙古人（据说是亲王），他们呈上用丝绸包着的画像。

七、会场秩序井然。

八、不再有磕头之礼。袁世凯与所有代表一一握手。没有人穿官服——中国人穿戴一般都很简单。

第二天，三月十一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自二月七日开始起草，经过一个月的讨论修改，终于得以在临时参议院通过。它与武昌首义后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最大的不同点是：《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取的是总统制，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采取的是责任内阁制。

虽然同为宪政政体的政权组织形式，但实行内阁制意味着：内阁由议会产生，内阁对议会负责、受议会监督、定期向议会报告工作。而实行总统制则意味着：以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行使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总统须向议会报告国务，对议会通过的法案可以行使一定限度的否决权，但是无权解散议会。

当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宋教仁坚持内阁制，孙中山坚持总统制，他理由是要想巩固新政权必须给与总统更大的实权。而今，因为担心袁世凯权力过大或是滥用职权，孙中山匆匆主持制定了《临时约法》，他只有用内阁制这个最后的办法来限制袁世凯了。

孙中山郑重宣布：在正式宪法颁布之前，《临时约法》具有与宪法同等的效力。《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全体国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和宗教的区别；国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营业、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迁徙的自由；有请愿、陈诉、诉讼、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有依法纳税、服兵役等义务。中华民国政府的组织形式是：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和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参议院有立法、质问、复议、弹劾等权力，临时大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产生——《临时约法》中的众多规定，都是为了一个目的：用责任内阁制防止袁世凯独裁。

袁世凯没有对《临时约法》提出异议，这或许有些出乎南京方面的预料。

袁世凯之所以没有异议，并不是他赞成那些内容，也不是他决定严格遵守；袁世凯并不认为一纸条文就能约束他，在崇尚实力的袁世凯的眼里，《临时约法》形同一堆废纸。

此刻，袁世凯需要操心的是第一任内阁的人选。

得到双方认可的总理唐绍仪，带着内阁成员名单到达南京，请求参议院付诸表决。

三月二十九日，南京参议院就此名单进行表决。

统计后确定，有效票三十八票，其投票结果是：

外交总长陆徵祥，二十八票；

内务总长赵秉钧，三十票；

陆军总长段祺瑞，二十九票；

海军总长刘冠雄，三十五票；

司法总长王宠惠，三十八票；

教育总长蔡元培，三十一票；

财政总长熊希龄，三十票；

农林总长宋教仁，三十四票；

工商总长陈其美，二十四票；

交通总长梁如浩，十七票。

除交通总长梁如浩未获半数之外，其余均获通过。

第二天，袁世凯正式任命了内阁各总长。

交通总长没有重新投票，由总理唐绍仪暂时兼任。

袁世凯组成的内阁，看上去似乎照顾了各方面。陆徵祥是无党派外交官，熊希龄是君主立宪派，袁世凯的亲信只有赵秉钧、段祺瑞和刘冠雄三人，而革命党却有蔡元培、陈其美、王宠惠和宋教仁四人。可明白的人都知道，这份名单必出自袁世凯的精心策划：唐绍仪是他的老朋友，陆徵祥实际上是他的附庸，而立宪派人士熊希龄在同盟会与袁世凯之间当然会选择后者。因此，袁世凯实际上掌握了六个最为重要的部门：总理、外交、内务、陆军、海军、财政；而革命党人所占据的教育、农林、司法和工商四部，不但在内阁里构不成半数席位，且都是并不重要的“冷衙门”。

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孙中山正式解职。

他在参议院致解职词，表示今后他要尽的是一个国民的“天职”，以“促进世界的和平”：

本大总统解职之后，即为中华民国之一国民，政府不过一极小之机关，其力量不过国民极小之一部分，大部分之力量，仍全在吾国民。本大总统今日解职并非功成而退，实欲以中华民国国民之地位，与四万万国民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基础，以冀世界之和平。

参议院致了答词，在颂扬孙中山推翻清廷、结束帝制、创立民国的丰功伟绩后，希望他能够像罗斯福总统解职之后那样为国人的幸福而努力：

民国之成立也，先生实抚育之；国民发扬光大也，尤赖先生牖启而振迅之；苟有利于民国者，无间在朝在野，责任一也。罗斯福总统解职后，周游演说，未尝一日不拳拳与阿美利加合众国，愿先生为罗斯福，国人馨香祝矣。

无论致词还是答词，均情真意切。

之前所有的奔走呐喊与流血捐躯，最终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有人劝他把皇室迁到热河或者奉天去，好将紫禁城腾出来让大总统搬进去。据说，袁世凯算了一卦，这样做并不吉利。他把他的办公和起居地点，选在了紫禁城旁边的中南海。此时，退位的清室已从中南海退居紫禁城内，东西两宫的范围仅在乾清门以北、神武门以南。因为中南海没有单独的大门，出入要走紫禁城的西苑门，袁世凯认为这很不方便，于是下令在临长安街的一侧开一座大门。临街的宫墙边，有一座乾隆时为“安置回族香妃”盖的楼，名为宝月楼。宝月楼没有门，袁世凯把这座楼改建成一座门楼，门楼下面开的大门名为“新华门”。

中南海里水光潋滟，杨柳轻拂，曲径回廊。

还在袁世凯是大清王朝重臣的时候，他曾因接受皇帝和太后的召见进过这里，这里是他梦想中的天堂。

自从袁世凯搬进中南海后，他再也没有从那里面出来过——“我父亲是活着进的新华门，直到死后才被抬着出了这个门。”

孙中山梦想中的天堂是南京的紫金山。

正式解职的那一天，在卫士的陪同下，他与胡汉民一起登上了紫金山：

中山先生四面一看，指着对面遥远的方山和环绕着前面的秦淮河对我们说：“你们看这里的地势比明孝陵还要好，有山有水，气象雄伟，我真不懂当初明太祖为什么不葬在这里？”胡汉民说：“这里真比明孝陵好，拿风水来说，前有照，后有靠，左右有沙怀抱，前面有秦淮河环绕着，真是一方大好墓地。”我虽然不懂地理，听到中山先生和胡汉民谈得头头是道，我也觉得这个地方真是一块好墓地。中山先生接着带笑说：“我将来死后葬在这里，那就好极了。”胡汉民笑说：“先生怎么想到这个上面来了？”我也觉得心里很难过。

历史确实让人很难过。

难过之处在于：当你认为把世间事看明白的时候，突然发现依旧被蒙在鼓里。

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不但用西方思维评价起来“非常别扭”，即是用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评价，也很难说它是一个正常的国度。如果依旧觉得日子没有什么异样的话，或许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对新生与灭亡的理解确实是别具一格。

2人民全数安乐

那个几乎被争夺内阁席位的党员同志遗忘了的人——孙中山——此时却有另一番忧虑与兴奋。对于政坛的混乱，孙中山不以为然，他认为“混合内阁”这种政治格局引发党派纷争，是西方民主国家常有的事情，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将纷杂的小党统一成一个强有力的大党，以实现在宪政制度下监督政府的职能。他说：“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事实上，中国的党、社已经太多，最好他们能联合成两三个有力的大党。”“改造国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的；非有很正确共同的目标，不能够改造得好的。”

孙中山最为忧虑的，是革命成功后百姓的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

正式宣布解职的前三天，孙中山签署了一份通令，列举了革命胜利后新的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横行乡里、欺凌人民的种种恶行，通令的适时发布足以表明孙中山并不认为中国百姓的日子比革命前有了实质性的改善。为此，他鼓励受到冤屈的百姓来南京上访：

此次改革，原为救民水火，乃闻各省光复以来，各地行政长官及带兵将领，良莠不齐，每每凭藉权势，凌轹乡里。有非依法律辄入人民家宅，搜索银钱、衣物、书籍据为己有者；有托名筹饷强迫捐输，甚且掳人勒赎者；有因小忿微嫌，而擅行逮捕人民，甚或枪毙籍没以快己意者。排挤倾陷，私欲横溢，官吏放手，民人无依。若不从严缔治，将怨郁之极，铤而走险，恐非地方之福。现在地方官制尚未颁行，各省都督具有治兵察吏之权，务须严饬所述，勿许越法肆行。一面出示晓谕人民，有受前项疾苦者，许其按照临时约法来中央平政院陈诉，或就近向都督府控告。一经调察确实，立予尽法惩治，并将罪状宣示天下，以昭儆戒。

正式宣布解职的前一天，在南京同盟会举行的饯别会上，孙中山强调现在尚有比政治更要紧的事：“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均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孙中山把实现民生主义称为社会革命，认为“未经社会革命一层，人民不能全数安乐，享幸福的只有少数资本家，受痛苦的尚有多数工人”。所以，正式解职后，孙中山到达上海，在回答《文汇报》记者提问时，他再次表示如今政治革命已告一段落，他将用和平的办法“发起一更巨大之社会革命”。

孙中山的社会革命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

大多数中国人无从知晓。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人民“全数安乐”的景象令人向往。

一九一二年四月八日，在汪精卫、胡汉民、章士钊和廖仲恺等人的陪同下，孙中山到达武汉——这是他首次到达辛亥首义的发起地——他受到了武昌首义的重要人物黎元洪、孙武和蒋翊武等人的迎接。

但是，孙中山在武汉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讲却招来了非议。

孙中山说，现在自由的口号满天飞，这里面存在一个误解。自由是专门给人民享用的，不是军人和官吏的专利，可现在所谓的“自由”，人民并没有得到，军人和官吏却在肆意享受：

自光复以来，共和与自由之声，甚嚣尘上，实则其中误解甚多。该共和与自由，专为人民说法，莫非为少数军人与官吏说法。倘军人与官吏，借口于共和与自由，破坏纪律，则国家机关万不能统一。

孙中山的演讲，令武昌的那些革命功勋颇为不解。黎元洪说：“武汉之局，方忧动摇不安，先生奈何言此？”孙武等人更是到处分发传单，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在主张“第二次革命”，这种社会革命理论“不啻为武汉间流氓暴动之导火索”。

旨在让大多数人民享受平等和自由的社会革命，何以被革命功勋们理解为“流氓暴动之导火索”？

这是辛亥革命期间最令人困惑的现象之一。

孙中山在演说中强调民生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

本会之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吾国民之独立；民权主义，为自谓排斥少数人垄断政治之弊害；民生主义，则排斥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故民生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也。

“国家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欧洲，普遍认为它是一种企图利用国家政权进行社会改良的资产阶级政治理念。不知孙中山是否清醒地认识到，欧洲“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是建立在工业化和资本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而民初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决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导致的。而孙中山认为，正是因为“中国没钱”，“没有资本家”，才需要提前警惕资本的垄断——先行实现主要经济领域里的国有化是警惕的唯一手段——这种思维无论在现实性还是可行性上，个中逻辑都颇难推理。

在前往福建、广东、香港等地宣传国家社会主义的行程中，孙中山不断地接到袁世凯邀请他进京商谈国事的电报。

孙中山没有理由拒绝，只是他先后几次推迟了行期，直到六月初才决定动身北上。他对记者阐述其北上的目的是：一、调停党派之间的纷争；二、让北方了解民生主义；三、为使偏远的满蒙地区了解共和真谛拟“遍游一次”；四、因外债导致政坛风波频起，拟将竭力提倡国民捐款；五、代表海外华侨要求参政议政的权利；六、与内阁总理商量鼓励南洋华侨捐款的办法。

显然，在所有的方面，孙中山都过于自信和乐观了。

就在孙中山即将北上的时候，京城里发生了一件震惊政坛的事：武昌首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张振武被袁世凯捕杀了。

这是民国建立以来，第一桩凭借个人意志公然违法杀人的政治血案。

张振武，字春山，湖北竹山人，生于一八七○年。早年入湖北师范学堂，毕业后任小学教员。甲午年，变卖家产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辗转于各地教学，一九一一年在武汉加入共进会，“负责经管财务，筹款购运军火，不足之数由他变卖私产捐助”。武昌首义后，起义官兵拟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张振武是坚决的反对者之一，他对起义临时军事总指挥吴兆麟说：“此次革命，虽将武昌全城占领，而文武大员，均已潜逃一空，未杀一个，以壮声威。革命军对于清臣，未免宽容过度。但革命非彻底将清廷余孽大杀一次，将来必为国家之祸，革命乃是有名无实……不如先将黎元洪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神威，使一班忠于异族清臣，皆为胆落……”汉阳作战期间，张振武依旧是强硬的主战派，且亲自率队赴前线督战。及至汉阳失守，武昌危急，黎元洪出走，张振武立刻建议废除黎元洪另举贤能，声言放弃武昌者格杀勿论——“张为人直率，礼节多疏忽，有时对黎元洪拍案怒骂，为黎所不悦。”民国建立后，湖北党人迅速分化，内部屡屡同室操戈，而试图削弱党人力量的黎元洪不断渔翁得利。就在孙中山离开武汉之后不久，湖北文学社骨干祝制六等人组织了秘密团体，企图再次以武力推翻湖北军政府。但是，由于有人告密，黎元洪逮捕了大批党人，并将祝制六等人杀害。本来就对黎元洪存有成见的张振武更加绝望了。他认为革命并没有最后成功，“民主”与“共和”的中国并没有出现，他痛恨党同伐异、尔虞我诈的政坛，认为之前所有志士“破产舍生”如果仅仅“获此恶果”不禁令人“时深汗颜”。为此，他将黎元洪和袁世凯一并列为再次革命的对象，直言不讳地表示要想取得真正的胜利“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可”。异常激烈的言辞使张振武成为黎元洪的心头之恨。

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宣布民国政府要“广揽起义人才”，黎元洪终于等到了时机，他将张振武推荐到了北京。按照张振武的本意，他并不拒绝北上，他想从袁世凯那里得到一个东北或西北屯垦的职务，并索要一笔巨款，然后逐渐组织起自己军队。而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在北方得到一块自己的地盘。袁世凯给了张振武一个含糊的官职：蒙古调查员。张振武十分不满，只身返回了武汉。黎元洪担心回到武昌的张振武另有企图，可不久之后袁世凯又给了张振武总统府顾问一职。一九一二年八月八日，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四十余人一起入京。随后，武昌方面的刘成禺、孙武等人也陆续到京。一时间，湖北党人的要员们几乎悉数聚集于京城。

正想大干一场的张振武，并没有想到他已大祸临头。

十三日晚，袁世凯收到黎元洪发来的一封密电。他亲自对照密码本自行译出电文，阅毕神色紧张。黎元洪直言不讳地请求袁世凯将张振武在京正法。黎元洪在电报中历数张振武的“罪行”：“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黎元洪不但请求袁世凯将张振武“立予正法”，而且要求将其随行“一律处决，以昭炯戒”。电报的最后，黎元洪的自责之辞万分恳切：“元洪藐然一身，托于诸将士之上，阘茸尸位，抚驭无方，致起义健儿，变为罪首，言之赧颜，思之雪涕，独行踽踽，此恨绵绵，更乞予处以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尤为感祷！临颖悲痛，不尽欲言。”

袁世凯一喜一愁：喜的是终于可以除掉这个飞扬跋扈的张振武了，愁的是如何才能避免让自己承担责任呢？为了再次印证杀张振武是黎元洪的真实意图，袁世凯向黎元洪去电询问此事是否是他本人的主张。黎元洪回电确定了杀掉张振武的意图。于是，袁世凯下达了一个命令，这是一道发给陆军部的命令，文字虽然有些啰嗦，但每一个字都埋伏着用处：

查张振武既经立功于前，自应始终策励，以成全之，乃披阅黎副总统电陈各节，竟渝初心，反对建设，破坏共和，以及方维同恶相济，本大总统一再思维，诚如副总统所谓爱既不能，忍又不可，若事容忍，何以慰烈士之灵魂？不得已即著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总长遵照办理。

命令全篇没有一个“杀”字，最后特别申明，大总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按照副总统的意思“办理”此事的。

张振武对此毫无察觉。

十五日——袁世凯下达诛杀令的当┤铡—晚上六点钟，张振武出席了一个宴会，然后又做东宴请北洋军主要将领于六国饭店。驻京总司令段芝贵在座，他已经得到了杀张振武的命令，因此一席未终就推说有事提前离开了。段芝贵走后，知道内情的北洋军将领们也先后退席。张振武离开六国饭店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由六国饭店出来的是三辆马车，张振武的马车居中。行至大清门旁边的棋盘街时，两旁埋伏的绊马索缠住了马蹄。接着，一把指挥刀砍碎了张振武马车的玻璃窗，张振武被拖下车，五花大绑地推上另一辆大车。沿途军警戒严，行人被驱散，店铺灯火熄灭，张振武被押往位于西单牌楼旁边的军法处。在这里他见到了军法处长陆建章。张振武质问为什么要突然实施逮捕，并要求释放随行人员和马夫。陆建章拿出了黎元洪的电报，张振武看后愤怒地大声喊：“死吧！看你们能横行多久！”陆建章随即挥手，军士们一拥而上将其推出。张振武被绑在军法处西院的木桩子上，他此生的最后一句话是：“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话音未落，身中两弹，一弹中腹部，一弹中肩部。

张振武的突然被杀引起舆论大哗。

参议院开会时，议员们纷纷提出质问，有人甚至当场号啕大哭。

杀张振武的军令是袁世凯签发，于是发生了一个法律上的问题：上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正是因为袁世凯没经内阁同意签发人事命令而辞职的，因为袁大总统违反了《临时约法》；这一次，袁世凯用的是军令，交由陆军部执行，这算不算违反了《临时约法》呢？参议员为此吵成一团，住在医院里的内阁总理陆徵祥听说后，连续提出辞呈，坚决不愿卷入此事。参议院则要求陆军部总长段祺瑞前来接受质询。段祺瑞不敢来，总统府送来的数次答辩书都被议员们认为是敷衍，最后只好由法制局长代表段祺瑞前来接受质询，结果这位局长被参议员们轰了出去。参议院此时已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弹劾政府全体，一派主张只弹劾陆徵祥和段祺瑞，意见无法统一。

让黎元洪感到尴尬的是，本以为袁世凯会为他保守秘密，谁知袁世凯把他的电报一字不漏地泄露了出去。无奈之下，黎元洪只好发表通电，公布张振武的十五条罪状。除了在购买枪支中“浮用滥报”和勾结逆党“密谋起事”两项重罪之外，所举事例全是些琐事，比如纳良女为妾、每次进都督府都带枪、勒索商会以充军饷等等。黎元洪再三强调，杀张振武是维护共和的必须。黎元洪的文案师爷，以善于起草骈体风格的电文著名，这道宣布张振武罪状的通电，依旧延续了用词晦涩、含义曲折、长篇累牍的文风，电报最后悲伤地陈述了黎元洪如何为革命操劳得大口吐血，并声明副总统已产生了离开是非之地的解甲归田想法：“朽索奔驹，幸逾绝险，积劳成疾，咯血盈升，俯仰世间，了无生趣；秋茶向甘，冻雀犹乐，顾瞻前路，如陷深渊，自时厥后，定当退避贤路，伫待严谴。倘肯矜其微劳，保此迟暮，穷山绝海，尚可栖迟，汉水不渊，方城无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世有鬼神，或容依庇，下世之日，庶知之心。”华丽而古怪的通电发表后，袁世凯给张振武家送来三千元抚恤金，黎元洪也拿出了两千元，而且还下令每月给张家三十元的生活补助，直到张振武的儿子成年自立时为止。张振武的灵柩运抵武昌时，黎元洪专门写了一幅挽联：“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幸天地监临上下，私情公谊，此心毋负故人。”——袁世凯和黎元洪在超越法律擅自杀人之后又大行抚恤的举动，令本已哗然的舆论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

只有黎元洪自己知道他上了袁世凯的当。

袁世凯公开了黎元洪的电报，等于向全国指明谁是杀人的主犯，这严重损害了黎元洪的声望。同时，袁世凯确实为黎元洪清除了一个威胁，黎元洪由此又欠了袁世凯一份人情。更重要的是，袁世凯借此瓦解了湖北党人的势力，迫使黎元洪不得不依附于自己。

最终，无论参议院的质询如何愤怒，也无论袁世凯的敷衍搪塞和黎元洪的强词夺理是多么的外强中干，民国开国的第一冤案不久便无声无息了。

张振武事件的极端恶劣性在于不受法律约束而杀人。

这在帝制专制时代不是什么异常之事，但现在已是号称共和政体的民国了——对共和精神的恣意破坏，此例一开后患无穷。

令人意外的是，即将北上的孙中山并不认为张振武事件多么严重。他认为为了维护南北团结的大局，袁世凯迫于黎元洪的电报请求而为之，没有什么大错。他在给黄兴的电报中说：“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孙中山甚至认为，不能说张振武无罪，只是杀他的方法似有不当：

据我观之，张、方（方维）不得谓无罪。但在鄂都督，似当就地捕拿，诛之于武昌，即不生此问题。假手于中央，未免自无肩膀。而民国草创时代，法律不完，这样政府既接电报，若无依据，以致惹起反对。吾谓中央政府当日应将张、方拿获，解去武昌为上策；否则，亦当依法审判。而中央政府又不在行，故吾谓鄂、京两方皆有不当处。

张振武被杀两天后，孙中山自上海启程北上，随行者有卢夫人和同盟会员居正等十余人。

八月二十三日，孙中山抵达天津。他向迎接的记者表示，此次北京之行“不外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至于外交，财政、内政各事，若袁总统有问，余必尽我所知奉告袁总统，以期有所裨补；如袁不问及，余亦不便过问。”

第二天日下午，孙中山抵达北京。

袁世凯命令打开正阳门，按照迎接国家元首的规格欢迎孙中山——“上自总统，下至庶民，莫不郑重其事，一切布置整整齐齐。结彩悬灯，铺张扬厉，诚空前绝后之盛况也。孙到时，市民塞巷填街，观者如堵。政学绅商军诸界，排班列队，鼓舞欢腾，实极一时之盛。”在车站与前来欢迎的政府官员和各团体代表见面后，孙中山乘袁世凯为他准备的朱漆金轮马车由正阳门入城直抵总统府，袁世凯亲自出迎。

洗尘宴会八点开席，袁世凯亲为把盏，致词极为谦逊有礼：“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迭至，世凯识薄能鲜，望先生有以教我。”孙中山作答词：“如有所识，自当贡献。”“惟自军兴以来，各处商务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滞塞，为患甚巨。挽救之术，惟有兴办实业，注意拓殖，然皆恃交通为发达之媒介。故当赶筑全国铁路，尚望大总统力为赞助。”这是孙中山与袁世凯两人平生第一次见面，但似乎一见如故。宴会散后袁世凯对身边的人表示，自己与孙先生大有相见恨晚之慨；而孙中山更是语出惊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

怀着这种愉悦的心情，第二天上午，孙中山前往湖广会馆参加活动。车辆行进的路上，他发现自己被大批随从和马队前呼后拥，沿途街道两边布满了军警，孙中山顿时发了脾气，说自己“虽系退位总统，不过国民一分子”，如此这般他“甚觉不安”，倘若不能将“随从马队及沿途军警，一律撤去”，他只能在北京“小住一二日即他去矣”。——共和的目的不是让“人民全数安乐”吗？人民连在街上行走的权利都没有，安乐又在哪里？

袁世凯闻讯后撤除了军警。

孙中山前往湖广会馆是要参加一个新的“政党”——国民党的成立大会。

史论对一九一二年组建国民党贬者甚多。这是一次失败的组党，而且从两年后便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的角度看，此次组党活动在中国国民党的党史中也相当短暂。大多数史论认为，一九一二年间国民党的组建与孙中山无关，或者说他即使参与了也只是勉强承诺而已。孙中山是西方政党政治运作模式的崇拜者。早在他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他就改组了同盟会以求其适应时代的发展，至少他企图将同盟会从过去的秘密组织转变为一个公开的政党。孙中山始终认为，无论民主立宪还是君主立宪，都需依赖政党运行而存在，英、美两党制的运行方式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政党之果，所以政党之间的党争没有什么不好——“当此共和时代，无论政党民党，有互相监督、互相扶持之责。政府善则扶持之，不善则推翻之。”在此次国民党组建之前，孙中山和黄兴就曾提出与其他党派合并成立一个大党。因此，国民党的组建实为孙中山的初衷，有宋教仁的话为证：“此次国民党之合并成立，全出于孙、黄二公之发意，鄙人等不过执行之。”

在民初出现的政党热中，有案可查的名叫“国民党”的政党至少有三个。一九一二年四月，上海潘鸿鼎等人在伍廷芳、温宗尧的赞助下，成立了国民党。主张在政治体制上、执政理念上一律以美国为样本，“在全国统一政治下，以人民为国家主体，保护其固有权利，发扬共和精神”。这个国民党的党员仅百人而已。五月，民社、统一党、共和建设讨论会、民国公会、国民协进会、国民协会、民国共进会等七个团体商议合并为国民党，但是由于共和建设会和国民协会对合并条件不满意，剩下的五个团体加上潘鸿鼎的国民党又合并成共和党。不久，共和建设会和国民协会转而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等商议合并组党，定名为国民党，由于宋教仁联合同盟会和各党派也组成了一个新的联合政党，取名也叫国民党，于是他们的组党计划流产。

一九一二年间国民党的组建，实际操作者是宋教仁。

退出唐绍仪内阁后，热衷于政党政治的宋教仁一心要组织起一个大党，以便在议院中与袁世凯进行政治对抗。

当时，以云南都督蔡锷为首领的统一共和党有了与同盟会联合的意向，宋教仁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时机，但在召集同盟会员进行讨论的时候却遭到了反对。大多数人认为改名将会导致分裂，“同盟会”三个字注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宁死也不能改变名称。不过，反对者大多只是反对改变政党的名称而已，并不反对对同盟会进行改组。随着袁世凯对统一共和党的打压，蔡锷一方与同盟会联合的愿望日益迫切。统一共和党提出的联合条件是：一、必须变更同盟会这一名称；二、废除民生主义的政治主张；三、改良内部组织。正当双方加紧磋商的时候，上海的国民公党也表示愿意加入，他们提出了“取消男女平权”的条件。三党经过具体讨论后决定：一、保持政治统一；二、发展地方自治；三、厉行种族同化；四、采用民生政策；五、维持国际和平。之后，北京的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也愿意加入，五个团体于八月十三日发布了组党宣言：“吾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相与合并为一，舍其旧而新是谋”，“其名曰国民党”。

《国民党宣言》声称，按照西方政党政治的理念，国家议会和政府是由少数优秀分子出面组织的，这些优秀分子是以政党成员的面目出现的：

天相中国，帝制殄灭，既改国体为共和，变政体为立宪，然而共和立宪之国，其政治中心势力不可不汇之于政党。今夫国家之所以成立，盖不外乎国民之合成心力——惟是国民合成心力之作用，非必能使国民人人皆直接发动之者——是故有优秀特出者焉——在法律上，则由少数优秀特出者组织议会与政府，以代表全国之国民；在事实上，则由少数优秀特出者集合为政党，以领导全部之国民。

为什么要联合组成大的政党？

只为组织责任内阁而不必争当大总统：

且夫政党之为物——苟具有巩固庞大之结合力与有系统、有条理、真理不破之政见，壁垒既坚，旗帜亦明，自足以运用其国之政治，而贯彻国利民富之蕲向，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责任内阁制之国，大总统立于超然地位，故政党不必争大总统，而只在组织内阁）。以其所信之政见，举而措之裕如，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己处于监督之地位，相摩相荡，而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机。

这种对政党政治和政党内阁的追捧充满了绚丽的想象。

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纠集了多少党员，包括国民党在内，民初政坛上的所有政党，是否可以算得上是近代政治文明严格意义上的政党？

国民党成立后，从党员数量上讲，可谓第一大党，可以预见在参议员的选举中必定能够占据多数席位。但是，从政党的角度看，国民党实际上是个成分复杂的大杂烩。激进的革命者、温和且无确定宗旨的中庸主义者、保守的改良主义者、新式和旧式的知识分子、新产生和历史遗留的各色官僚和大地主、资本相对雄厚的绅商，甚至还有在革命中产生的出身卑微但此时居功自傲的新权贵们，很难想象这些人在政治方向和革命志向上能够取得一致。他们聚集在一起高谈阔论，觥筹交错，无非是秉承着“人多力量大”的古训以壮声势。指望这样的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相摩相荡”，以达到“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机”的效果，几近天方夜谭。

从革命党的角度讲，此刻的国民党与同盟会有了本质的区别。为了扩张党的势力，同盟会接受了其他党派团体的政治主张，在原则问题上做了妥协让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抛弃了三民主义。统一共和党本由清末期的立宪党人组成，他们决不会接受同盟会的革命名义，他们联合的首要条件就是排斥同盟会的革命性。在三民主义中，对中国最具现实意义的是民生主义，而组成政党的绝大多数社会上层人物，决不会允许下层民众“惦记”他们的财产，他们不认为革命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反而认为没有什么比“杀富济贫”更不能容忍的了。为此，宋教仁特意解释了同盟会的民生主义：“他党多讥为劫富济贫，此大误也。夫民生主义，在欲使贫者亦富。如能行之，即国家社会政策，不使富者欲富，贫者欲贫，致有劳动家与资本家之冲突也。”显然，这样的解释无法令绅士们释怀。妥协之后，在《国民党宣言》中，三民主义被改成了“民生政策”，定义为“以实施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计民生，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发达均衡而迅速”。正因为如此，对于组建国民党一事，同盟会的元老们，特别是与中部同盟会向来有隔阂的“广东派”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人，不但不热心，甚至颇有非议。

但是，无论如何，宋教仁达到了壮大党势的目的，要求加入国民党的人络绎不绝。前清贵族溥伦入党，为满人入党的首倡。对政党政治颇感兴趣的黄兴，热情邀请袁世凯身边的杨度、赵秉钧等人加入国民党，甚至当面劝说袁世凯也成为一名国民党员。袁世凯当面没有拒绝，私下里不屑地对杨度说：“你看我像个革命党吗？”而赵秉钧稀里糊涂地答应了，尽管事后他不承认自己加入过国民党，但有人证明他确实填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加入的“党”太多了，赵秉钧实在记不清了。杨度则给黄兴发去一封电报，提出了他的入党条件：国民党通电全国公开宣布放弃政党内阁的政治主张。这一条件显然出于袁世凯的授意，因为袁世凯始终认为主张政党内阁的目的是为了遏制他的权力。杨度确是个奇特的人物，除了把入党当作一桩交易外，他的电报多少有一点挑衅的意味——组党就是为了实现政党内阁，如果宣布放弃这一主张，闲得没事成立个党干什么？

前承不遗，邀入国民党，只才识无似，未敢遽诺。近日京中贵党干部诸君继续招邀，议及党略，度以为贵党以前之经过，及以后之行动，皆不免于困难者，实为政党内阁所缚。虽云根据学理，然贵党从前对于项城尚未充分信用，含有防闲政策，亦事实之昭然。度意此后贵党对于民国，对于昨天，宜求根本解决之方，若不信袁，则莫如去袁，而改举总统。度必劝隐，袁必乐从。若能信袁，则莫如助袁，而取消政党内阁之议，宣布全国，以求实际沟通，度方可有效力之处。若仍相挟持，互生疑虑，实于国家大计有损，非上策也。度姑以党外之人预为建议，自分于贵党党员，关系甚浅，不敢轻于投身，乞公据度此电，通电全国贵党本部支部，征集意见，若多数赞成鄙意，见诸实行，方敢追随左右，不仅以此觇贵党之方针，且以此卜一身之信用。进退所关，伏维裁查是幸。

尽管孙中山对组党给予了支持，但他并没有更深地参与组党工作。

孙中山将国民党的组建比喻为“中华民国富强之嚆矢”。在写给同盟会员的信中他说：“同盟会破坏于先，国民党建设于后，改数千年之旧惯，辟二十世纪之新国，抚今思昔，最快平生。”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孙中山参加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当主持人报告诸党合并的情况时，会场上突然间发生了混乱，先是有人反对国民党这个名称，主张叫民主党，争吵了半天，在大多数人不同意的情况下作罢。接着，一位女士登上主席台，愤怒地谴责在宣言中删除了男女平权的条款，说这辜负了女同盟会员多年的奋斗之志。女士声色俱厉演说的时候，刚好宋教仁就在她的身边，这位激愤得无法控制的女士举起手中的扇子对宋教仁“实施了攻击”——可能是用扇子敲打了宋教仁的脑袋。当时《民立报》的报道说，会场发生了“暴烈举动”。至于“暴烈”到何种程度，不得而知。乱了一阵子后，孙中山发表了演讲。他对国民党的成立表示了祝贺，但对修改三民主义却耿耿于怀，说有人把民生主义解释为杀富济贫，这是极其荒谬的，民生主义不是“杀富”，而是防止“以其富害人”。孙中山举的例子是西方的股市：资本家以少量资金吸收平民的大量资金，最后导致广大平民受到损失，这就是“以其富害人”。现在中国还没有资本家，但要防备将来有了之后平民受害。最后，大会进行了党的理事的选举，孙中山得票一千一百三十，黄兴得票一千零七十九，宋教仁得票九百一十九。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但他再三推辞，于是决定党务交由宋教仁代理。

国民党仅存在了一年零两个月，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它被袁世凯勒令解散。

当组织国民党之时，我已经辞了临时大总统。我当时观察中国形势，已经承认吾党立于失败之地位。我当时极为悲观，我以为吾党成功之时，吾党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尚不能施行，更复有何希望？所以只有放去一切，暂行置身事外。后来国民党成立，本部设在北京，推我为理事长，我决意辞却。当时不独不愿意参加政党，而且对一切政治问题亦想暂时不过问。但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的名义，而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

孙中山的上述回忆，显然是国民党被解散之后写下的。

就在国民党成立的当天，孙中山对外宣布了自己的政见，其中的两条显然有违于国民党的宣言：“一、男女平权；二、大铁道计划；三、尊重议院；四、南北万不可分离；五、大局急求统一；六、报界宜造成健全舆论；七、决不愿居政界，惟愿做自由国民。”——无论国民党在政治原则上做出什么妥协，孙中山个人决不妥协。

孙中山与袁世凯相处融洽，简直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史料显示，他在北京逗留期间，除参加国民党成立大会那天以及到张家口的几天之外，每天他都与袁世凯会晤，会晤的次数有十三次之多：“每次谈话时间自上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三四次谈至二时后者。每次会晤，只孙、袁及梁（梁士诒）三人，有二次国务员在座，有三次总理在座，府院秘书长同在座，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政中外情形，论事最为畅洽。”会晤的时间竟然从凌晨四点开始直至午夜时分，可谓促膝长谈，而且两人之间几乎无一事不英雄所见略同。有一次，孙中山谈及“耕者有其田”，原认为袁世凯会反对，没想到大总统满口赞同。最后，这种天衣无缝的融洽，令孙中山都感到有点不对劲儿了，他在回宾馆的路上把心中的疑惑向送他的梁士诒说了出来：

先生问梁：“我与项城谈话，缩减略同，我之政见，彼亦多能领会，惟有一事，我至今尚疑，君为我释之。”梁问：“何也？”先生曰：“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革新匪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说及此项政见时，意以为项城必反对。孰知彼不特不反对，且肯定以为事所当然，此我所不解也。”梁对曰：“公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田者之痛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项城生长北方，足迹未尝越大江以南，而北方多数自耕农，佃农少之又少，故项城以为耕者有其田系当然之事理也。”先生大笑。

没有史料证实，此时的袁世凯对孙中山采用的是敷衍或是诡计。面对孙中山，袁世凯至少是请教与试探各半。“孙文”一词曾频繁出现在清廷严饬捉拿的奏折和电报中，袁世凯对其人早已烂熟于心，如今面对过去的敌人和前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试探之心自不必说。但是，除了曾在朝鲜的军营里待过几年外，不要说出国，袁世凯至死连长江都没有南渡过，因此他对世界的认知是有局限的，他显然有了解世情的渴望与需求，毕竟统治一个巨大的国家是一份沉重的压力。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袁世凯绝对抱有在任何问题上都附和孙中山的想法。比如“耕者有其田”，在中国是天大的事，要做到这一点，非天翻地覆不可能实现，而袁世凯之所以不管不顾地附和孙中山，是因为他是临时大总统，而孙中山连个在野党魁都算不上，已不可能对他构成任何威胁，只要这位举世闻名的大革命家心情愉快，任何问题都不值得与他理论、争辩、反驳，这样做除了自己能得到好名声之外还能损失什么？

只有北洋军的军官们不喜欢孙中山。他们仍把孙中山视为大总统宝座的窥视者，袁大总统是他们的身家性命、人生荣耀和升官发财的靠山，他们不允许对袁大总统有威胁的人在京城里堂而皇之地出头露面。二十八日晚，袁世凯再次宴请孙中山，宴会规模宏大，北洋军军官们应邀出席。宴会刚开始不久，军官们就发难了。根据梁士诒的判断，发难是“预先布置好的”。更为奇怪的是，在场的袁世凯和段祺瑞始终没有任何制止的意图：

中山到京后第三天，袁世凯在迎宾馆设筵为盛大欢迎，到者有四五百人。在大厅布置U形餐案，孙及其随员北面南向坐，袁及内阁阁员及高级官吏皆北向坐，北洋一般军官坐在东西两排，孙、袁在正中对坐。入座后说了一些普通客套话，吃过一个汤，第二个菜方送上来，便听到西南角上开始吵嚷，声音嘈杂，说的都是“共和是北洋之功”，随着又骂同盟会，认为是“暴徒乱闹”。随后东南角也开始响应，并说“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是孙大话，是孙大炮”。这时两排的军官已经都站起来，在吵嚷的同时，还夹杂着指挥刀碰地板、蹬脚和杯碟刀叉的声响，但都站在自己的座位上呼喝乱骂。中山态度还是从容如常，坐在他旁的秘书宋霭龄等也不理会。仍照旧上菜，只是上得很慢。我当时想袁或段（陆军总长）该说一说，你们不能胡闹，但他们始终没作声。闹了有半小时左右，似乎动作很有步骤，从当时的情形看，显然是预先布置好的。起头的是傅良佐等，想在吵嚷时等中山或听到随员起向答辩，便借机由北洋军人侮弄他一番。但出乎意料的是中山等始终没加理睬，若无所闻。筵宴终了，孙、袁回到厅旁休息室，厅内便又大乱起来，北洋军人离开座位肆意乱吵，非常得意，很久才逐渐散去。中山来京时，我每天在上下午在国务院办公后都到迎宾馆，经过这一场的第二天，我到他那里向他表示：北洋军人都是老粗，程度太不够。但中山却仍和往常一样，并对我说，这没什么关系，态度丝毫没变。

孙中山不认为“预先布置”者是袁世凯。他对袁世凯赞扬有加，认为中国需要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袁世凯的大总统地位至少十年之内无人可以替代：“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

就在北洋军闹事的第二天，袁世凯再次宴请孙中山，参议院的议员们参加了宴会。由于没有北洋军在场，气氛欢洽至极。袁世凯起立致词，对孙中山大加赞颂：“中山先生提倡革命，先后历二十余年，含辛茹苦，百折不回，诚为民国第一首功。”孙中山在答词中称赞袁世凯不但“善于练兵”，而且“富于政治经验”。两人在致词的最后，都喊出了口号，袁世凯喊的是“中山万岁！”孙中山则喊：“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

袁世凯高呼“中山万岁”，有真诚的成分，因为他彻底放心了。首先，他最担心的南北统一问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承诺，无论孙中山是不是党魁，他在中国南方的政治影响无人可比；其次，能够威胁自己大总统职位的只有孙中山，而今孙中山不但明确支持他当大总统，而且还明确支持他连任大总统。再者，袁世凯彻底摸清了孙中山的底细，他再也不会认为孙中山能够成为自己的对手。他对身边的亲信这样说：“有人说他是个英雄，在我看来，简直没有道理。休说政治军事上，无丝毫经验，连世务人情，还不大懂呢！”

此刻的孙中山渴望摆脱一切“世务人情”，因为他心怀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建立在这样一个认知上：政治革命已经完成，或者说已经取得了最后胜利，现在的问题就是利用和平搞建设了。海外流亡多年，孙中山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规模的宏大、社会财富的充裕、国力的强盛和人民生活质量的进步始终充满了复杂的情绪。在羡慕之余，他长久地梦想着自己的祖国——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大国——能够在国家财富上迅速赶上列强，他认为那才是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主之林、子孙万代享有大国国民荣耀的唯一途径。“人民全数安乐”，是政治地位的平等，更是经济地位的平等，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产生出多少巨富的资本家，而是让“全数人民”口腹得以满足、衣着整洁光鲜、活得如同绅士般具有尊严。然而，奇特的是，孙中山把他的伟大的梦想建立在一项巨大的工程上，即在中国大地上修建很多很长的铁路。

无法确定孙中山的铁路狂想是何时产生出来的。

从卸任的那天起，孙中山就到处宣传他的大铁路计划。他固执地认为：“交通为实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路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进京之后，他对参议院的议员们说：“袁总统才大，予极盼其为总统十年，必可练兵数百万，其时予所办之铁路二十万里亦成，收入每年有八万万，庶可与各国相见。”袁世凯答应了孙中山修建铁路的计划，但是袁世凯没有问也不需要问及铁路怎样才能修得起来，因为连旁听的梁士诒都感到孙中山的计划充满狂想，为此他提醒孙中山既然袁世凯答应了就须落实：

我说：“现在中国情形办十万里铁路，非筹巨款不可，是否用督办名义全权去筹？政府能否切实作主始终信任？必须坚定没有动摇才能着手。趁这回结结实实地商量明白，这事不是空话所能做的，不然督办全国的名义也只等于零，结果一个款也筹不着，一条路也不能办。”中山说：“袁总统意见很诚恳的，不会有虚假的。”我说：“还是趁你在北京的时候把这些说结实些吧！”

孙中山的铁路计划之庞大令人惊骇。这一计划包括贯穿中国国土的三大干线：“一、南路：起点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二、中路：起点于扬子江口，由江苏而安徽，而河南，而陕西、甘肃，超新疆而迄于伊犁；三、北路：起点于秦皇岛，绕辽东，折入于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于乌梁海。”

澳大利亚人端纳，是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新闻记者，先后就职于《德臣西报》和《纽约先驱报》，他与孙中山相识很早，后来又当过张作霖和蒋介石的顾问，参与了中国近、当代史上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有一天，孙中山与端纳交谈时，说他准备将自己“完全献身于发展铁路”。他从办公室拿出一幅大地图，铺展在地板上给端纳看，“这是一张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最西部边界的地图”。端纳认为他“看到了最能说明一个人性格的证据”，这张大地图足以说明孙中山“不仅是个疯子，而且比疯子还要疯”，因为他的铁路修建计划“丝毫不讲实际，缺乏普通常识，而且他对于自己现在倡议的事业缺乏最基本的概念”。孙中山手里拿着一支毛笔和一块墨，一边给端纳讲述，一边随心所欲地在大地图上“画满了许多线路”。“他用双线表示沿着海岸线从上海到广州的铁路干线，又从那里穿过崇山峻岭通往拉萨，再向西绕来绕去伸到西部边界渐入新疆，再穿出去到达蒙古。他的另一条干线是从上海到四川再到拉萨。他还有一条铁路是沿着戈壁沙漠的边缘进入蒙古。其他几条线路是通向北方、西北和东北的。各省都有很多支线”。孙中山绘制的这幅地图，让端纳对他面前的这位革命领袖困惑不解，“因为只要有钱和充分的时间，他画的每一条铁路和更多的铁路都可以建成”。但是，钱和时间在哪里？而孙中山竟然认为，只要“他画出了这些条铁路线，外国资本家就会给他足够的钱把这些铁路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里全部建成”。他甚至认真地问端纳：“你认为外国资本家会给这些钱吗？”端纳反问道：“条件是什么？”孙中山回答说：“我们给他们以筑路权和由他们经营这些铁路四十年的权利，四十年期满后把铁路完整地无偿地交还给中国。”端纳告诉孙中山，“除非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否则，哪怕是在人口最多的省份里修筑一条最实用和最有利可图的铁路，也没有任何希望得到一文钱的外国投资。”让端纳大吃一惊的是，孙中山“竟然说出这样话来”：“政府稳定与否有什么关系，只要各省同意就成。”端纳不再说什么了，因为在他看来，孙中山犹如一个狂┤恕—“他可以在这个愚昧的国家里鼓吹排外主义、社会主义和十几种其他什么主义，并且认为因为他孙逸仙一挥手，全世界的资本家都会打开钱包，把金币抛洒在中国的焦土┥稀…”

近代以来，在中国的国土上，由铁路引发的悲惨事件数不胜数。铁路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讲，真是一个古怪的东西。庚子事变初期的义和团运动，中国的农民们千方百计地与洋人修建的铁路过不去。铁路本身没有什么错误，它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只是，不要说西藏和新疆这些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雪域高原，当时根本没有修建铁路的任何可能性；即使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仅就当时的中国而言天文数字的修建资金从何而来？孙中山想依靠外国投资，端纳说得很实际，投资是需要回报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薄弱的近代工业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运输需求，即便把这个庞大的铁路网修成了，火车拉什么？靠什么赚钱？至于要把铁路修到西藏去，端纳刻薄地讽刺道：“除非全世界要在地球屋脊上去搞夏季旅游，或者是给达赖喇嘛在他想逃跑的时候使用。”

“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事业不能救贫。”

“仆之宗旨在提倡事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

孙中山不是疯子。

他的“人民全数安乐”的志向令人动容。

在孙中山的动员和邀请下，黄兴到达北京。

显然，民众对黄兴的崇敬决不亚于孙中山，因为黄兴被称为“中国革命之拿破仑”：

皇宫附近的街道上布满了岗哨，蒙古骑兵伫立在车站外面的露天广场上，卫队沿着月台排列成行，迎候列车……还有一些少妇和少女，像团队一样整队肃立，她们来自新式学校，到这里来向革命军统帅致敬……月台上站满了不计其数的中国人，也有少数外国人，他们都渴望一睹“中国革命之拿破仑”的风采。远处喷着浓烟，最后，火车在站上停下来了。乐队高奏国歌。人人拥向车厢门口去欢迎黄兴。他步出车厢，站在四十人组成的贴身卫队中间——他们身穿西服，据说身上藏有炸弹。

与孙中山一样，这位革命领袖与袁世凯几乎天天会面，畅谈的气氛也相当融洽。袁世凯赞扬黄兴“光明磊落，一片血诚”。与孙中山不同的是，黄兴在政治上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他劝袁世凯接受责任内阁的政治样式，并希望由国民党组织政党内阁。

经过会谈，袁世凯、孙中山、黄兴拟定了《八大政治纲领》。这个缺乏任何实质内容的所谓“政纲”，可以视为袁世凯迎合孙中山的一个华而不实的文本：

民国统一，寒暑一更。庶政进行，每多濡缓。欲为根本解决，必先有确定之方针。大总统劳心焦思，几废寝食。久欲联合各政党魁杰，捐除人我之见，商榷救济之方。适孙中山、黄克强两先生先后莅京，过从欢洽，从容讨论，殆无虚日。因协定内政大纲八条，质诸国务院诸公，亦翕然无间。乃以电询武昌黎副总统，征其同意。旋得复电，深表赞成。其大纲八条如左：

一、立国取统一制度；

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

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

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

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

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

七、迅速整理财政；

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此八条者，作为国民、共和两党首领与总揽政务之大总统之协定政策可也。各国元首与各政党互相提携，商定政见，本有先例。从此进行标准，如车有辙，如舟有舵，无旁挠，无中阻，以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中华民国庶有豸乎！此布。

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七日，孙中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北京。

这是他第二次来北京。

孙中山一生三次到京。第一次是在一八九四年，他赴天津求见李鸿章失败来北京漫游；第三次是十三以年后的一九二五年，那一次他到京之后不久病逝于此。

此时的孙中山又多了一个头衔，袁世凯任命他为全国铁路督办，他开始以旺盛的精力和巨大的热情在全国宣传庞大的铁路修建计划。

但是，一个消息陡然改变了孙中山的梦想。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那一天他正在日本长崎访问。他先后出席了基督教青年会、华侨欢迎会、长崎官民欢迎会以及长崎中国留学生招待会。俄国的《真理报》刊登了列宁的文章，题目是《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列宁认为孙中山成功访问日本证明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升：

在美国的影响下，日本也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起初日本甚至不允许孙中山到日本去！现在他去了，日本所有民主主义者都热烈地欢迎同共和中国建立联盟；同中国缔结联盟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日本的资产阶级像美国资产阶级一样，懂得对中国实行和平政策比实行掠夺和瓜分中华民国的政策更有利。

列宁和孙中山一样，都是乐观主义者。

但是，就在那一天，孙中山接到了黄兴的电报：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于两天前被刺身亡。

虽然案件正在调查和侦破中，但大部分舆论都将幕后凶手指向袁世凯。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看来，“袁大总统万岁”的口号喊得有些草率了，而人民“全数安乐”的前景更是转瞬间变得遥不可及。

3民国国会万岁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晚，宋教仁从上海搭乘火车回京。他在车站专门为议员设的贵宾室里休息了片刻，然后在送行人员的簇拥下准备登车。一行人由进站检票口鱼贯而入的顺序是：吴仲华、拓鲁生、黄兴、陈劲宣、宋教仁和廖仲恺。在检票口，宋教仁伸手去取检票员剪过的车票时，枪声响了。

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宋教仁用手摸着他的腰部说：“我中枪了，有刺客。”

不远的地方，一个穿黑呢子军装的矮个子男人从人群中转身逃走。

这时，于右任刚从贵宾室冲出来，他迅速跑到停车场找到一辆车，将宋教仁送到了沪宁铁路医院。

宋教仁的神志很清醒，他拉着于右任的手说：“我痛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奉托：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的书，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家很穷，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三、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

凌晨十二时三十分手术开始。

两位外国医生将子弹头从宋教仁的小腹里取出来的时候发现弹头有毒。

宋教仁痛苦万分，呻吟不止。一个多小时后，进行了第二次手术，将肠子缝补清洗并缝合伤口。宋教仁“几度昏厥”，但神志依旧没有彻底丧失，他反复说：“我为了调和南北，费尽苦心，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

最后时刻，宋教仁托黄兴代拟一电，电报是打给袁世凯的：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

宋教仁的伤势迅速恶化。凌晨四时，他已不能说话，逐渐黯淡下去的双眼茫然地环顾四周。黄兴在他耳边说：“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的，你放心去吧！”宋教仁眼里滚出泪珠，闭目气绝。

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扶尸大哭。

宋教仁，湖南桃源人，一八九九年入漳江书院，一九○三年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一九○四年与黄兴、刘揆一在长沙创立华兴会，之后策划长沙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先后入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后，出任司法检事长。一九一一年一月回国，四月到香港筹备广州起义，七月到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被推举为总务干事。一九一二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临时政府北迁后任农林总长，后辞职。死时年仅三十一岁。

宋教仁被刺事件占据了所有报纸的头条位置，因此国人没大注意这天袁世凯发出的一条指令：“自即日起施行新闻检查制度。尚有故违，立即派员究办。”

至少从宋教仁发给北京的电文上看，他没有对袁世凯产生丝毫怀疑。

或许在事件发生的那一瞬间，谁也不会有这样的念头。

事件的发生过于突然了。当时，人们仍沉浸在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政治游戏中。这场游戏是那样的富有喜剧性，宋教仁的被刺犹如剧情戛然而止，几乎令人难受得喘不过气来。

这场游戏实际上自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开始了。

按照《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十个月之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进行国会议员选举。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北京临时参议院开始讨论《国会组织及选举法大纲》。讨论刚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按照一般的宪政原理，国会法和选举法都应源于宪法，从程序上讲，先有宪法而后才能组成国会选举议员。但是，议员们对召开国会已心急火燎，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制定出一部宪法至少需要几年时间，现在民国急需的并不是宪法，而是正式的国体和稳定的政府。在大多数人同意的前提下，临时参议院把立法程序做了个颠倒：先产生国会，再确定宪法——不能说参议员们有意地破坏立法程序或心怀政治阴谋，只能说他们对“临时政府”的“临时”二字甚为忧虑，另一个就是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几近天真——后来的历史证明：国会倒先是开了，可中华民国的宪法始终没能制定出来，直到三十六年后的一九四七年，国民党执政的民国政府才弄出一部共和制的国家宪法，而这部宪法仅仅生存了一年多便寿终正寝了。

自中华民国成立，在近四十年的光景中，一个国家竟连一部宪法都没有，这种古怪的现象不仅在世界政治史上极为罕见，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这个国家总是充斥着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

参议员们热情高涨，他们做什么都效率很低，唯在召开国会的问题上进展迅速。很快，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国会组织法大纲》、《国会选举法大纲》、《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和《省议会议员选举法》等一系列相关文件。最后确定的日期是：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日众议院初选，一九一三年一月十日复选；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六日省议会议员初选，一九一三年一月六日复选；然后选举参议员。

大清王朝倒台之前，清廷曾主持过类似的选举，以为成立各省咨议局并组成中央资政院，但那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宪政选举。从两院制选举的角度讲，这次选举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国会组织法大纲》，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众议院由各地方选举的省议员组成，各省议员的名额分配按照人口多寡而定，大约是每八十万人选举一名议员，人口不满八百万的省份给十个名额，全国总计五百九十六名众议员。参议员由各省议会，青海、西藏和蒙古选举会选举产生，蒙古二十七名、西藏十名、青海三名、其他各省每省十名，全国总计二百七十四名参议员。众议员任期三年，期满后全部改选；参议院任期六年，期满后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

选举没有采用全民普选制。

尽管有人提出这一建议，但是连提出者也清楚，在根本不知民主为何物的中国，实行普选制几近天方夜谭。中国只能实行限制选举制。所谓限制选举，即对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选民资格做出某种限制。临时参议院做出的限制是：首先必须是年满二十一岁的中国男子，女人一律既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个别议员对此提出异议，临时参议院连付诸表决的兴趣都没有就彻底否决了。其次是年纳直接税两万元以上者和有价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者。所谓“直接税”包括田赋、所得税和营业税，民初的中国不存在所得税和营业税，于是直接税只有田赋一项，纳税者也只能是地主和其他形式的土地拥有者。而对于没有田产的城镇各阶层人士，以不动产数额为限制，五百元的标准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数字。可临时参议院规定的不动产,只包括房产、田产和船舶三项，其余的一概不算，当时中国的城镇居民，特别是商人，大多以租赁方式从事经营活动，没有田产也少有固定房产，显然这些人均不在合格的选民之列。再有就是必须具有小学以上文凭。民初的中国，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就可被称为“知识分子”，因为那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是彻底的文盲就是勉强认识几个字而已。除此之外，剥夺公权者、宣告破产者、有精神病者、吸食鸦片者、不懂汉语者、现役军人、行政司法官吏、巡警、僧道和其他宗教人员、小学教员、学生、办理选举事务者等等，都没有选举和被选举的资格。

在参议员选举时，还有一条限制，即必须年满三十岁。

按照上述所有限制，在民初的中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还剩多少？

耐人寻味的是，旨在保护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的西方限制选举法，被移植到中国来却限制了相当一部分工商资产者，仅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将民初中国的民主选举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尝试”是多么的勉强。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弱小得甚至连称之为一个“阶级”的资格都没有，无论是经济势力还是政治力量，他们均无法与占主导地位的地主阶级和自由化了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抗衡。民初由地主阶级、自由化知识分子、新旧官僚和少量资产者组成的中国社会最强大、最稳固的阶级和阶层，办起任何事来总是有足够的自信掌控天下——资产阶级的限制选举法限制了资产阶级的权利，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独有的现象，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将是一个艰难的进程。

尽管如此，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国会选举，还是显示出缤纷的中国特色。

与西方议会选举一样，民初的国会选举主要在各政党之间进行。

尚在选举的筹备阶段，各党派就已经摩拳擦掌了。

国民党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着争取议会竞选胜利而进行。他们在大量吸收党员的同时，还格外注意发展那些具有议员选举资格的人，为此党内专门成立了负责选举事务的选举科。以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和以梁启超为首的民主党的口号是“宁可不做官也要当议员”。所有的政党都心知肚明：如果本党在国会选举中占据优势，内阁和各省行政首脑的位置自然就可近水楼台。作为袁世凯最亲近的党派，以章炳麟为首的统一党唯一的目标，就是要防止国民党在选举中取胜，因为只有在国会占据多数的党才有资格组阁,国民党人要是出面组阁还能有统一党什么油水？

选举正式开始前，各党派纷纷进行公开演说，演说场地在中国以茶馆为最佳，有时一个茶馆里同时有几个党派的竞选人。演说前先敲锣后吆喝，其形式与民间马戏表演的开场无异。后来当选为参议员的王绍鏊回忆道：

我在江苏都督府任职期间，曾抽暇到江苏的苏、松、太一带作过四十几次的竞选演说。竞选者作竞选演说，大多是在茶馆里或者其他公共场所里。竞选者带着一些人，一面敲着锣，一面高声喊：“××党×××来发表竞选演说了，欢迎大家来听呀！”听众聚集后，就开始演说。有时，不同政党的竞选者在一个茶馆里同时演说，彼此分开两处各讲各的。听讲的人大多是士绅和其他中上层人士。偶尔也有几个农民听讲，但因讲的内容在他们听来不感兴趣，所以有的听一会儿就走开了，有的坐在那里也不听。

由于对近代民主政治的无知、对选举规则的陌生以及对选举活动的淡漠，即使是限制范围内的民主选举，在中国也被弄得如同一场闹剧。那些有一定学历和资产的人，并不认为选举是严肃的事，他们嫌一张张地填写选票麻烦，干脆让一个人代替填写，结果所有选票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有百余人围一桌中，有执笔者飕飕疾书者，且书且语于众曰：我来替你们写吧。须臾写毕百余票，皆一式无少异。众拥至投票处，有二百几十双手争投票，票匦几破。忽一人至怀中出票一大卷，向票门猛塞，不能入，乃去匦盖，众票一时并掷，相与称快。”大多数选民虽然登记了，却并没有参加投票，因为不需要他们了，已经有人把成百上千张的选票独办了——几位头面绅士先讨论谁该当选，然后按照选民人数集中填写选票，最后一股脑地全部塞进票箱。安徽省一个姓干的一人家，在选举中出了名，因为这家人霸道得可以，不但垄断了所在地的所有选票，而且根本不宣布选举日期，家里的几个男人纠集在一起跑到省城，老子投了省议会选票五百张，女婿投了省议会选票二百张，儿子投了众议院选票九百张。最能显示这家人的威风的是，这家人勒令所有的选民必须填他们——如果不是大地主何以如此财大气粗？

至于空白选票，有人把它们藏起来一部┓帧—或许可以卖钱？在中国，任何事离开钱是不行的。西方的政治选举也有贿选之事，但在中国这种事做得格外坦然。选票如同商品一样被明码标价，初选票便宜些，价格从几角钱到几块钱不等；复选票贵一些，少则几十元，多则几百上千元。各党派都拿出大量的资金支付这笔费用。有的小党没钱，就向党员保证，只要投了某人的票，就可以免缴党费。湖北因为贿选闹出了诉讼案件：“大名鼎鼎之汤化龙，亦被初选当选人吴宝璜控其掯骗票价不付。云未投票前，汤即面许以三百元酬投票之劳。投票后，仅只给予二十元。此案始控于黄冈地方检察厅，不理后，又在高等厅具控。”实际上，汤化龙应允的三百元已经打了埋伏，因为湖北初选选票的价格是四百元。

“君主专制，贾卖御史，富豪专制，典卖议员。”

一九一三年三月，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基本结束。

选举结果是：众议院议席位五百九十六个，其中国民党得二百六十九席，共和党得一百二十席，统一党得十八席，民主党得十六席，无党派得二十六席，跨党者得一百四十七席。参议院议席为二百七十四个，其中国民党得一百二十三席，共和党得五十五席，统一党得六席，民主党得八席，无党派得四十四席，跨党者得三十八席。

国民党获得大胜。

民初的国会选举，不但与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关联，而且当时的一些重要政治人物也没有参加选举。昔日的立宪领袖、共和党首脑张謇根本就没露面，他经历了太多的政治风波，从心底认为国会的成功与否与中国的强盛无关。孙中山在选举期间也没有任何举动，只是获悉国民党取胜的时候，他才打电报祝贺了几句，他满脑子都被大铁路计划占据了。在袁世凯的政治集团中，徐世昌、梁士诒等重量级人物也没有参加，北洋系的高级将领们更是销声匿迹了一般。袁世凯政治集团的内部，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观念，那就是政治势力是由军事实力决定的，他们对绅士们的政治游戏从来不屑一顾，他们不需要通过选举获得什么，也不认为选举结果会让他们失去什么，他们能够容忍这场游戏存在和进行已经是非常宽宏的民主了。

国民党方面，只有宋教仁为选举费尽心血。

宋教仁固执地认为，如果以第一大党控制政治局面，实现政党政治，组织责任内阁，所有的卑鄙、龌龊和阴谋都将在政党政治面前没有立足之地，中国从此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共和政体的民主国家。

为了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胜，宋教仁离京开始进行竞选活动。他把话说得公开而明确：“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宋教仁明确的政治目的，至少有两点令袁世凯如鲠在喉：国民党一旦成为第一大党，在国会中取得多数议员席位，遏制的目标明白无误的是袁世凯；同时，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这等于宣布与袁世凯期望的总统制抗衡到底。宋教仁离京前，袁世凯派人给他送来了一套西装和一张五十万元的支票，宋教仁把西装留下，把支票退了回去，理由是“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袁世凯对身边的人说：“他藐视我了，他显然的表示是要和我做对头。”

宋教仁出京之后，先后在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发表演说，宣传政党政治的政见，抨击袁世凯政府，认为民国创建以来“几无善状可述”，财政无计划，外交无能力，这样一个“不良政府”急需聘请医生来诊治，而能够尽到“医生”职责的只有国民党人。宋教仁毫不隐讳地表示，未来责任内阁总理非己莫属，他将尽心尽责地维护民主政治的实施，而目前实现政党政治和组织责任内阁的最大障碍正是袁世凯。“不久的将来”，袁世凯也许会“撕毁约法背叛民国”，那样一来，就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了。虽然在同盟会领导层中，宋教仁被认为是与袁世凯关系比较好的，但他还是毫不隐讳地指出袁世凯是个“狡诈绝伦的奸雄”，未来只有国会能够驾驭这个“奸雄”：“民主国家的主权是在国民，国民的代表是国会。国家的政务，完全由内阁处理，而内阁的产生不经国会通过是不行的。至于总统只是一个虚君而已，任他如何狡猾，也是作恶不起的。我党只要好好地控制国会，便能驾驭袁世凯了。”

对于宋教仁的抨击，袁世凯已无法保持沉默。他雇人用匿名的方式批驳宋教仁，说宋教仁为了当总理不择手段：“谓以总统有意见乎？吾见其运动内阁，当时媚事总统，惟恐勿至，水乳相融，已无间隙。谓与现在执政有宿怨乎？吾见运动内阁，当时款宴访问，几无虚夕。钝初（宋教仁，字钝初）交际能名，轰传流辈，声气相投，已无隔膜。然则其太息痛恨，力诋狂詈，正自有故……一发泄旧愤，一排挤旧人，夫然后目的可偿，总理可望。其手段奇，其用心苦矣！”

宋教仁在报纸上与“匿名氏”公开论战，不少人劝他小心一点，宋教仁听罢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狂笑不止之时，距他遇刺身死不足一天：

三月二十日那一天，我到他处坐谈，于右任和陈其美也来了。于右任对宋说：“这几天不再见有匿名氏的反驳了。”宋靠在沙发上，仰天大笑地说：“从此南人不复反矣。”语后，又狂笑不止。他的眼角上都笑出泪来了。我过去还没见他如此狂笑过，足见他得意忘形的情形。陈英士便插嘴说：“钝初，你不要快活，仔细他们会用暗杀的手段对付你。”宋更加狂笑说：“只有我们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于右任也警告他说：“的确你要仔细。你明天晋京，还是坐海船去比较稳妥些。”宋说：“那太慢了。我一定坐津浦路火车去。”

宋教仁嫌轮船慢的原因是：根据袁世凯三月十九日发布的命令，民国国会将在四月八日正式开幕，而国民党已经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宋教仁因此回京组阁的心情极其迫切。袁世凯发布命令的第二天，他就决定立即北返，临行前友人再次提醒他小心，宋教仁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总在“并力赴之”的宋教仁，也许在中弹的那个瞬间才感到了茫然无助。

带毒的子弹足以证明，有人决心把他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清除。

国民党人黄兴和陈其美，联名致函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卜罗斯和闸北警察局长龚玉辉，请他们全力缉拿真凶，并承诺赏银一万元。重赏之下，租界总巡捕房和闸北警察局的侦探们倾巢出动，当天便掌握了一条重要线索：国民党人张秀全报告，前几天一个字画商对他的卫兵邓文斌说，刺杀一个人可得千元，并保证万一被捕后无事，问邓干不干邓没有答应。根据这条线索，侦探们找到了那位字画商，字画商说一个姓应的人请他寻一个胆大之人，姓应的还拿出一张照片说要杀的就是这个人，字画商记得照片的背后有“宋渔父”三个字。宋教仁，号渔夫。侦探们迅速查明那个姓应的名叫应桂馨，前清时是上海的一个大流氓，曾花钱捐过一任候补知县。大清王朝垮台后，他在上海军政府当过谍报科长，又到南京临时政府卫队混过一阵子，后投靠袁世凯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当上了江苏省巡查长和共进会长。巡警随即在一家妓院将应桂馨逮捕，并在应公馆内将那个胆大的凶手武士英抓获。从应公馆内搜出的证据是：手枪两支，应桂馨与洪述祖以及赵秉钧的往来密电若干。

案件真相大白，武士英对受应桂馨指派带四名凶徒到火车站行刺宋教仁供认不讳。然而，在应公馆搜查出的函电不但证明应桂馨确是坐镇上海指挥刺杀的主犯，也将中华民国内阁总理赵秉钧和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牵涉成重要嫌犯。

全国舆论大为吃惊，国民党人如梦初醒。

三月二十五日上午，从日本归来的孙中山抵达上海。

当晚，国民党人于黄兴寓所召开了紧急会议。

关于国民党高级领导人对宋案所持的处理意见，史料记述相互矛盾。《民立报》载：“至黄克强先生家，相见泪下，谓不意海外归来，失此良友，为党为国，血泪皆枯。并言此事务须彻底根究。惟吾人对于此案，尤当慎重，一以法律为准绳。”按照此说，孙中山认为，应该走法律程序对此案予以追究。这一说法被日本驻上海领事有吉明发给国内的电报所证实：“先生在谈话中表示，宋教仁暗杀事件，事颇重大。昨朝返沪以来，根据收到之报道，其数虽少，而出自袁世凯唆使之证据，历历在目……袁以大总统之高位，尚用此种卑劣之手段，实所不能容忍。就本人而言，亦早已一步亦不退让。昨日以来，与党之有力者，决意无论如何按正当之手段诉之于世界之公议。即考虑使议会按照预期集会，一开头即弹劾袁之丧失立场，而假若我党主张之正当内阁方针得到贯彻，则陈述大总统乃一傀儡而已，任何人均可当之。”但是，根据孙中山自己的回述，当时黄兴等人主张法律解决时，他曾坚持主张武力解决：“及至宋案发生，一般同志非常愤激，然亦未有相当办法，遂联同致电日本，促我回国。我回上海时，见得宋教仁之被杀，完全出于袁世凯之主使，人证物证皆已完备”。“于是一般同志，问我有何办法？我谓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但一般同志误以为宋教仁之被杀是一人之事，遂以为不应因一人之事而动天下之兵，我极力劝各位同志，要明白宋教仁之被杀并非一人之事，切勿误认，除从速起兵以武力解决之外，实无其他办法。”

按照陈其美的回述，孙中山就处理宋案提出了两个办法：一是与日本人联合，以便在孤立袁世凯的同时，增强国民党人的实力。二是迅速开战，因为袁世凯掌握着国家政权，可以发号施令调兵遣将，国民党人只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发制人。孙中山决心再次革命，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他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现在的国民党，已不是昔日具有革命精神的同盟会，不但内部涣散分裂，不少党员由于当上了薪水很高的议员不再有革命热情。况且，如果需要使用武力，国民党掌握的“武力”又在哪里？现在已是民国，袁世凯固然不遵守法律，可国民党人起兵造反是否合法？更重要的是，依靠日本人的力量将袁世凯赶下台是一个危险的念头。孙中山为此真的约见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希望各国对袁世凯施加压力。日本的总领事认为这样做似有不妥，因为这有干涉中国内政的嫌疑。孙中山的回答令日本总领事大吃一惊：“压力虽迄未实行，怯懦之袁世凯或可能直接透露退让之意，然则允诺与十分之名誉使之退却而获圆满之解决，此在具有半独立国外观之中国而言，殆不属于干涉内政也。”且不说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足以证明，对列强，特别是对日本人抱有幻想将给中华民族招致远大于暗杀一个党人的灾难，仅就孙中山并不认为此时的中华民国是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而只是个“半独立国”而言，以及对袁世凯在外国人的压力下很可能“退让”这一政治判断上看，孙中山的幼稚令人咂舌。

国民党人开始寻求法律上的解决。

因为证据确凿，公共租界法庭将案件移交中国法庭审理。按照黄兴、陈其美等人的主张，拟在上海成立特别法庭公开审理此案，但这一建议受到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和司法总长许世英的反对，案件只好交给上海地方检察厅审理。就在上海检察厅准备开庭的时候，凶手武士英突然在狱中死了。黄兴和陈其美忍无可忍，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武士英死后的第二天，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民政厅长应德闳向社会公布了宋案的主要证据，共四十四件，这一无奈之举旨在将案情真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公布的证据中，涉及总理赵秉钧和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部分，是应桂馨、洪述祖在刺杀案发生前后的部分来往函件。如果这些函件是真实的话，无论在这个世界上的哪个国家，无论这个国家的政体是民主立宪还是帝王专制，也无论这个国家的法律如何软弱无能，赵秉钧和袁世凯也都难逃雇凶杀人之罪：

二月一日，洪述祖致应犯，有“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等语。二月二日，洪致应犯函，有“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吾弟须于题前经密电老赵，索一题目”等语。二月四日，洪致应犯函，有“冬电致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云云。兄又略提款事，渠说将宋骗案情及照出之提票式寄来，以为征信。望弟以后用川密与兄”等语。二月二十二日，洪致应犯函，有“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老已将应密电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归兄一手经理，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为数不可过三十万”等语。三月十四日，应犯致洪述祖应密寒电，有“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专程，侯示”等语。三月十九日又致应犯电，有“事速进行”一语。三月二十日半夜两点钟，即宋前总长被害之日，应犯致洪述祖川密号电，有“二十四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等语。三月二十一日，又致洪川密个电，有“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等语。三月二十三日，洪述祖致应犯函，有“号个两电均悉，不再另复。鄙人于四月七号到沪”等语。

由于主要案犯洪述祖尚未逮捕，加上北京方面处处阻挠，宋案迟迟无法开庭。神经最紧张的当属总理赵秉钧。宋教仁被刺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他正在主持内阁会议，听闻消息后“大惊变色”。不一会，他便被袁世凯召去了。赵秉钧走后，司法总长许世英突然问在场的阁员们：“院中近来曾接上海密电否？”秘书恩华回答说，曾接到过一次，但电报所用密码的专用密码本只有总理才有，他曾到总理处取来译电，内容仅有“某日到沪”一句。只是，当他把译出的电报和密码本一起呈给总理时，总理说：“以后如有特别密电来院，其密电本不在秘书厅者，即将原电径送我处自译。”自那以后，就不见有上海的密电了。事后得知，总理秘密之事均由内务部洪述祖等秘书办理。

国民党人要求赵秉钧接受质询，赵秉钧托辞有病坚决不去。

上海检察厅传唤赵秉钧来沪，袁世凯恼羞成怒地对赵秉钧说：“他传他的，你干你的，看他其奈你何。暗杀一个人，他们就这样闹。马上我大举南征，少不得整千整万地杀，看他们其奈我何。”

突然间，上海街头开始流传一则骇人的消息：宋案的真正凶手是黄兴和陈其美，这两个人已组织了一个名叫“血光团”的恐怖组织。紧接着，一位名叫周子儆的人，自称是女子暗杀团团长，说她奉了血光团团长黄兴的命令从事政治暗杀的，现在幡然悔悟，所以自动到北京地方检察厅自首。北京地方检察厅据此委托上海租界法庭传唤黄兴出庭对质。谁知，黄兴一经传唤立即到庭，并表示以后随传随到。黄兴说：“诬蔑我个人之不足惜，危害中华民国则大足惜。”

宋教仁被刺案的本来面目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袁世凯是否是宋教仁被刺案的主使者史无定论。

宋案发生后，袁世凯一个劲地喊法纪何在，他电饬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厅长应德闳：“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但是，当赵秉钧委托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前去接受国民党人的质询时，面对国民党人的群起攻之，王治馨当场表示：“杀宋决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此责自有人负。”谁知这句话第二天就见了报，袁世凯看后十分愤怒：“如此措词，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何以任其乱说，登报后也不声明更正。”——王治馨仅说了一句“自有人负责”，怎么就令袁世凯声色俱厉呢？

史料中记载着洪述祖与袁世凯的两次见面，还是那个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说的：

民国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偕程仲渔访赵治安（赵秉钧）。王奇裁（王治馨）亦在。王云：“洪述祖于南行之先，见总统一次。说：‘国事艰难，不过是二三反对人所致，如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袁曰：‘一面捣乱尚不了，况两面捣乱乎？话止如此。钝初（宋教仁）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钝初究竟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袁有不悦色，洪出府即告假赴天津养病。”仲渔加一句说：“哪里是养病，借此逃脱耳！”

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很快就被袁世凯处决了，原因是贪污五百元大洋。

宋案涉及的人，除凶手武士英莫名其妙地死在狱中外，其余的人后来也都死得稀里糊涂。

应桂馨被一帮流氓从狱中劫到了山东青岛。不久，他认为自己没有在此事件中获利而心有不甘，于是通电全国要求给他平反，并跑到北京要求袁世凯履行付给他报酬的承诺。袁世凯本来想给他一笔钱了事，但这个狂妄的家伙坚决要求一枚勋章。袁世凯火了。一九一四年三月的一天，应桂馨在北京的住宅遭到搜查，他明白大事不妙，赶快离开了北京，但他跑得不够快，被军法处的侦探长郝占一和侦探王双喜杀死在津京列车的头等车厢中。

这两个杀死应桂馨的侦探不久之后也都死了。侦探长郝占一后来被派往山西任职，被袁世凯任命的山西任都督，即那个杀死张振武的军法处长陆建章所杀。而陆建章后来被袁世凯的亲信徐树铮所杀。另一个侦探王双喜死得更加离奇，据说他听闻郝占一被杀后，在北京的一家旅馆里精神失常，在幻觉丛生中没有任何明白原因地死了。

洪述祖谨慎得多，他一直避居青岛，直到一九一八年才化名定居上海。但是，因为一桩债务，他到租界巡捕房交涉，恰恰撞上了昔日宋教仁的秘书刘白和宋教仁十五岁的儿子宋振吕，洪述祖径直被送到了法院。被转送北京后，法院以主使他人杀人的罪名，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判他无期徒刑。洪述祖不服，提出上诉，重新审理后却被改判为绞刑。施行绞刑时，本来不该尸首分离的，洪述祖的脑袋却被绳索活生生地拽了下来，堪称一件怪事。

总理赵秉钧辞职后，曾就任直隶都督。当他得知应桂馨在火车上被杀时，因为那列火车行驶在他管辖的地盘上，他没有请示袁世凯便下令缉拿凶手。凶手没缉拿到，一个月后，这位袁世凯昔日的心腹，一任民国内阁总理，竟然在天津的督署里突然中毒七窍流血后即刻死亡，时年五十一岁。

宋教仁被刺案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认为，在那样的时候调查没有进行下去，反而保住了政府的尊严与民国的声誉，只是像张振武一样，宋教仁的遗体成了“袁世凯走向独裁的另一块垫脚石”。

一九一三年四月八日，中华民国的第一届国会如期开幕了。

是日，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个个满面红光，精神饱满。两院共八百七十个席位，当天参议院到会一百七十九人，众议院到会五百零三人，共计实到六百八十二人。内阁总理和中外来宾列席会议，袁世凯没有出席，他派来的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上午十一点，国会开幕典礼开始，礼炮鸣一百零八响。轮到梁士诒代表袁世凯致词时，出了乱子。议员们以袁世凯没有到会为由，拒绝梁士诒为其代读贺词，梁士诒尴尬地在台上站了一会儿，只好把袁世凯的贺词放在讲台上，然后下台了。

袁世凯的贺词是：

中华民国二年四月八日，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四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声庆幸！念我共和民国，由于四万万人民心理所缔造，正式国会，已本于四万万人民心理所结合，则国家主权，当然归之国民全体。但自民国成立，迄今一年，所谓国民直接委任之机关，事实上尚未完全。今日国会诸议员，系国民直接选举，即系国民直接委任，从此共和国之实体，藉以表现，统治权之运用，亦赖以完满进行。诸君子皆识时俊杰，必能各抒谠论，为国忠谋。从此中华民国之邦基，益加巩固，五大民族人民之幸福，日渐臻进，同心协力，以造成至强大之民国；使五色国旗，常照耀于神州大陆，是则世凯与诸君子所私心企祷者也。谨至颂曰，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

袁世凯特别强调了“直接选举”，因为他知道自己将面临一个重要的关节点：中华民国国会一旦开幕，就意味着北京的临时参议院解散，意味着他这个临时大总统不复存在。此刻的袁世凯连议员都不是，真的只是“四万万国民之一分子”而已。

从善良的意愿上设想，国会开幕后，公平地选举两院议长，选举正式大总统，从而建立起公正、高效的政府，以便得到各国的承认，展开国内的各项建设，民国的历史就能走上正轨了。但是，当国会开始选举两院议长时，人们目睹的是烽烟滚滚的战斗场面。首先，是采用记名投票还是无记名投票选举议长？议员们为此打得昏天黑地，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抱成一团，坚决主张无记名投票，说这是民主的重要原则；可国民党坚决主张记名投票，理由是防止有议员受贿舞弊。争吵持续了半个月，仍未分出胜负。最后，只有用投票来决定选举议长的投票方式，结果是：参议院议长选举采用记名式，众议院议长选举采用无记名式。四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在参议院议长选举中大胜，用记名方式选出的正、副议长张继和王正廷都是国民党人。众议院议长选举时，尽管国民党员议员占据多数，但第一次投票，民主党的汤化龙和国民党的吴景濂得票都未超过半数，第二次投票仍旧如此，第三次投票形势突转，汤化龙战胜了国民党人吴景濂当选，而副议长是共和党人陈国祥。

两院议长选举中充斥着行贿受贿，议员买卖成为当时的时髦的行当，且价格极其不稳定：

二十一、二十二日，脱党者不过五千元，跨党者不过三千元，投汤者不过两千元。及以后，价忽飞涨，且皆现洋交易，概不赊欠。此时脱党、跨党已不成问题，专门营业注重买票，一票竟有居奇至万元者。三十日早，竟许某君以陆军中将，并现洋两万元。更托某君做掮客，临时一万元一张，购得四票，而国民党乃完全失败。其诱人之法，更有奇者，如逢投票之日，倘不出席，游万牲园一日，则送洋一千元，打麻雀或投废票一张，亦送洋一千元。

中国人的上流社会——那些身穿礼服面目光鲜的绅士们——口诵道德时风雅端庄，下手交易时面目狰狞。

议员们有理由在本职岗位上表现得殚精竭虑。

民国议员的薪水和津贴高得吓人。《英文北京日报》为民国议员的日常支出列了一张预算表，其中表示数额的货币种类为美元：一辆胶皮轮马车的租金，一百；房租，一百；私人秘书的工资（可能是其连襟），四十；会计的工资（可能是其小妾的兄弟），五十；博役的工资（可能是其舅舅），四；两名门房的工资，八；四名厨师和仆人的工资，十六；两名女仆的工资，十；妾用的新式胶皮轮马车的租金，一百四十；妾的支出，一百；妾的马车夫所需衣服及消费，八十；为获得议长职位设宴款待宾客的费用，二百；向当地报界行贿，一百；歌舞厅的享用，一百；给妓女的礼物和小费，三百；香烟，八十；威士忌等洋酒，八十；赌博，一百；梳洗用具费用，十；公共浴池、理发等费用，三十；药品等，一百二十；女仆的小费等，二十一。参议员们自己投票，通过了参议员年薪为六千美元的议案。《英文北京日报》指出：中国的议员们把大部分钱财挥霍在前门外的妓院里。为此，每天都有一位敲钟人在妓院外来回走动，以提醒议员们“回到议院去履行职责”，而京城里的报纸对这位敲钟人的尽职大加赞赏。

袁世凯也没闲着，他派人去天津，将大人物梁启超请到了北京。

袁世凯对梁启超仰慕已久、赞赏有加，国内的绅士们以及知识分子更是对梁启超抱有热望。一九一二年十月八日，当流亡已久的梁启超从日本抵达天津时，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从政界要人到黎民百姓，每天前来拜见他的人达数百次。张謇、黄兴等人也赶到天津，希望与他见上一面，等候三日，梁启超也没能挤出时间。梁启超策划着将共和党与民主党合并，以组成一个能够与国民党抗衡的大党。回国半个月后，他到达北京，欢迎的盛况比天津更烈，袁世凯专门设宴款待，并与之私下会晤甚久。袁世凯承诺：每月付给梁启超生活费三千元；如果他能够成立一个大党，就资助二十万元的活动经费。社会各界的欢迎和崇拜，袁世凯的礼遇和厚待，这一切都让梁启超有些飘飘然，他发现即使他一向反对的暴力革命取得了成功，即使他极力主张的君主立宪制没能实现，他在国内依旧有着比孙中山高得多的知名度。在写给女儿的信中，梁启超受宠若惊的心情跃然纸上：

……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每日所赴集会，平均三处，来访之客，平均每日百人。吾除总统外，概不先施，国务员自赵总理以下至各总长，旧官吏如徐世昌、陆徵祥、孙宝琦、沈秉堃之流，皆已至，吾亦只能以二十分钟谈话为约……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其尤为快意者，即旧日之立宪党也。旧立宪党皆以自己主张失败，嗒然气尽，吾在报界欢迎会演说一次，各人勇气百倍，旬日以来，反对党屏息，而共和、民主两党人人有哀鸣思战斗之意矣。国民党经此刺激，手忙脚乱，其中大部分人皆欲来交欢，其小部分则仍肆攻击，党中全无统一，狼狈之态尽露……此次欢迎，视孙、黄来京时过之十倍，各界欢迎皆出于心悦诚服，夏穗卿丈引《左传》言，谓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盖实情也。孙、黄来时，每演说皆被人嘲笑（此来最合时，孙、黄到后，极惹人厌，吾乃一扫其秽气），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所及……然吾实不能居京，居京则卖身于宾客而已。吾从今日起，拟谢客十日，未知能否？然所欠文字债，已如山积，亦非能安逸矣。吾相片即印一百张寄来，商报密码、美洲密电码亦寄来……

这位自戊戌年间一直试图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人物，国人不但需要聆听他的言论，阅读他的文章，还需要看见他的形象。

得到袁世凯的支持后，梁启超为组党之事而努力。四月十六日，他参加了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联合举办的恳亲大会，他呼吁大家尽快实现联合以在议会斗争中增强实力。三党在两院议长选举中，已看到了与国民党抗衡的重要，于是很快达成一致意见。五月二十九日，三党举行党员大会，宣布三党合一成立进步党。进步党的纲领是：一、取国家主义，建立强善政府；二、尊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三、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大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为理事。

至此，民国完成了两党政治的构架，实现了两党政治的目标。

毫无疑问，这是袁世凯愿意看到的结果。

袁世凯认为，所谓两党对峙，一个党是他可以操纵的，一个党是他有能力肢解的，至于何时操作和何时肢解由他决定。

梁启超为组成进步党而奔波，国民党在为法律解决宋案而呼号，谁也没注意袁世凯突然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四月二十六日，在未经国会讨论通过的前提下，他私自与英、德、法、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高达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借款合同。消息一经传出，黄兴当即通电反对借款，参议院国民党议长和副议长张继和王正廷也通电表示反对。二十九日，国民党人占据优势的参议院正式否决了借款合同。接着，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和广东都督胡汉民——四位国民党都督——联名通电反对。孙中山更是致电各国政府，呼吁不要借款给袁世┛——国民党人反对的不是借款本身，而是总统蔑视国会存在的擅自行为。如果任袁世凯凌驾于国会之上，国民党人在国会占据的优势还有什么政治意义？刚刚组建的进步党，为了迎合袁世凯的意图，对剑拔弩张的时局提出了三点主张：一、拥护袁为正式大总统的唯一人选；二、大借款不能反对，只可监督用途；三、宋案靠法律解决。

五月三日，袁世凯发文为宋教仁案和大借款合同定了性，并命令各省军政当局维持治安：

……近日迭接各处电文，语极离奇，淆人耳目。一为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因洪述祖与应夔丞来往函件，影射国务总理赵秉钧；一为五国借款告成，误认议院未经通过，并疑及监督财政，视虎杯蛇，深堪骇异。宋教仁被刺一案，业经赵秉钧通告说明，五国借款一案，亦由财政总长详细宣布，阅者酌理准情，当能了然于两事之真相。乃有不问是非，不顾虚实，竟将立法、行政、司法各机关一笔抹倒，凭个人之成见，强举世以盲从，直欲酿成绝大风潮，以遂其颠覆政府、扰乱大局之计，岂共和国民当如是耶？……为此通令各省督、民政长,通行晓谕，须知刑事案件，应俟司法机关判决；外债事件确经前参议院赞同，岂容散布浮言，坐贻实祸。本大总统有维持治安之责，何敢坐视扰攘，致无以对我国民也。此令！

同一天，袁世凯通令严查图谋发动“二次革命”的不轨党徒，称近日看到外电报道有人在上海募捐筹款，企图发动“二次革命”颠覆中央政府。虽然只是传闻，但岂能坐视以待，倘若真如外电所言，“奸人乘此煽乱，酿成暴动，则是扰乱和平，破坏民国，甘冒天下之不韪”。本大总统在任一天，就有“捍卫疆土、保护人民”，“除暴安良，执法不贷”之责。因此特令各行省都督、民政长官，如遇“不逞之徒，潜谋内乱，敛财聚众，确有实据，立予逮捕严究”。

袁世凯之所以向列强借款，主要目的是筹集军费和购买武器，其军事镇压部署已制定完毕：北洋军将于京汉、津浦两铁路线集中，对湘、赣、皖、苏发起作战，并以海军策应长江沿岸。在完成基本的军事调动后，袁世凯的态度强硬起来。五月十五日，他取消了黄兴的陆军上将的资格；六月九日至三十日，他接连罢免了三个由国民党人任职的省级都督，即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袁世凯已经可以公开威胁国民党了。

……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右是捣乱，左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

面对袁世凯的咄咄逼人，“国民党同志意见分歧，纷扰于内；敌党政客皆倾向于袁世凯，构陷于外——事实上南方人心涣散，军事上已成被动局面”。孙中山让胡汉民在广东发难，胡汉民以时机未到予以拒绝；孙中山又命陈其美宣布上海独立，陈其美说上海是个小地方很难与袁世凯抗衡。而黄兴不主张武力解决，因为国民党人并没有武力对抗袁世凯的任何准备。就在这时候，国民党人汪精卫、蔡元培自欧洲回国，他们立即与张謇等人一起试图调和南北矛盾，以避免战争。六月十二日，张謇致电袁世凯，表示拟请大总统发令“禁止谣传”，声明孙中山与黄兴决不会“破坏民国大局”。张謇还向袁世凯报告了他和汪精卫草拟的调和条件：一、为顾全大局，国民党将“决举袁公为正式大总统”；二、被罢免的都督“临时期内暂不撤换”；三、宋教仁遇刺案问罪就到洪述祖、应桂馨为止，不再主张赵秉钧到案接受质询。张謇明确表示，以上条件当面给孙中山、黄兴和蔡元培看过。袁世凯回电：“自共和成立以来，待遇伟人（指孙、黄）倾诚结纳……倘伟人果肯真心息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

袁世凯已经不愿意退让了。

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二日，孙中山交给黄兴五万元，让他部署讨袁军事行动。黄兴即刻在上海、南京等地进行布置，同时派人到湖北组织机关，谭人凤则回到湖南运动军队。

国民党人已经知道他们已无路可退。

七月十二日，在孙中山的策划下，李烈钧潜回江西湖口，成立了讨袁总司令部，发布了《讨袁檄文》：

民国肇造以来，凡吾国民，莫不欲达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舆论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腹心爪牙之把持。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

该日，讨袁军和北洋军在江西德安接战，史称“二次革命”爆发。

在被袁世凯称为“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中，参、众两院的议员以国民党人为多数，且参议院的正、副议长都是国民党人，国民党作为第一大党，几乎可以被视为执政党，可是国会刚开幕几个月，这个党却与政府开始了武力对抗，这样的历史着实让人心绪如麻。

只是，无论如何，愤怒的国民党人——至少是一部分国民党人——发扬着昔日同盟会用几颗自制炸弹和几支手枪就对一座城池发起进攻的光荣，决心为他们的政治荣誉而战！

革命尚未成功

1第一次知道了恋爱的苦乐

市井坊间热议中南海里的那个金匮石室时，癫狂和学识一样著名的章太炎被袁世凯的军法处关了起来。

在中国近代史上，似乎再没有哪个人像章太炎一样，将满腹经纶与政治狂热高度地集于一身。他长于经史和佛学，规模巨大的《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和《章氏丛书三编》囊括了他的数十种著作：《春秋左传读》、《镏子政左氏说》、《文始》、《新方言》、《说文部首均语》、《庄子解故》、《管子余义》、《齐物论释》、《国故论衡》、《太炎文录初编、别录、补编》、《太史公古文尚书说》等等。从晚清到民国，国人对他的国学大师身份知之甚少，却无不知政坛上有一个疯疯癫癫的“章疯子”。戊戌年间，他凑足十六两银子的会费，从而成为康有为强学会的一分子以及改良主义报纸《时务报》的主要撰稿人。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跑到武昌投靠张之洞，没过多久就因为政见过于激烈被张之洞赶走了。他去了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又成为排满主义的主要宣传者，他对大清王朝的辛辣抨击，让许多青年读者对他趋之若鹜，而他不但成为满清政府缉拿的对象，也被日本警察部门列入了“最不安分者”名单。

归国后不久，他因上海《苏报》案入狱，同案入狱的邹容死了，他却活了下来——一介书生在监狱里不能做苦工，于是允许他读书，出狱时的章太炎除了一肚子佛学外，人竟然胖了一些。他参加过同盟会，但很快就分裂出去当了光复会长。民国成立伊始，他强烈主张解散同盟会，同时又出任了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的枢密顾问。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后，他立即成为统一党的理事和共和党的副理事，与国民党公开对着干——人们总是十分好奇：章太炎来回奔波，左右忙碌，怎么还有时间通读那么多深奥的中国经典从而写出了几乎等身的高深著作？

章太炎一度对当官很感兴趣。袁世凯为了笼络革命党人和社会贤达，送出了大量的屯垦使、经略史之类的为拿薪水而随便设立的闲差。章太炎得到了一个“东三省筹边史”的头衔。袁世凯的本意，是让他拿着薪水在北京装点民国的门面，可他却向袁世凯要了一万元的办公费，然后捧着别人给他画的东三省地图，兴致勃勃地上任去了。到了东北，他才发现，根本没人把他当官，他没有轿子可坐，也没有官吏迎候，孤零零地在旅店住了几天后，以上司的身份传唤当地官吏前来晋见，等了很久仍是不见一人前来。章太炎跑到吉林都督陈昭堂那里发了火，说目无本筹边使就是目无民国。陈都督请他吃了顿饭，送上点盘缠，然后把他打发回北京了。

章太炎不甘寂寞，从北京跑到湖北。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黎元洪用空前隆重的礼仪欢迎了他，使他那颗饱受创伤的心得到极大抚慰。他甚至想在湖北娶个夫人不走了，征婚条件是：湖北人，文理清顺，大家闺秀，没有沾染上平等自由等恶劣思潮。章太炎请黎元洪为他张罗，黎元洪因不愿惹麻烦而态度消极，此事最终不了了之。婚事虽然未成，但并不妨碍章太炎对黎元洪的感激，他拍着黎元洪的肩膀说：“民国总统一席，非公莫属。”这句话很快就传到了袁世凯那里。

章太炎参加的党派太多了，政见因此飘忽不定，人们无从分辨他到底属于哪一个党派，似乎除了自己之外，他不愿意从属于任何政治人物和政治势力。他不拘小节，飞扬跋扈，行为怪诞，我行我素，目无旁人，仿佛要与所有的人不共戴天，他恨皇帝、官吏、革命派、中间派和保皇派，当然也恨民国的大总统——无论谁当大总统他都恨——强烈的平民情结使一切独裁、霸权和仗势欺人的人统统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这是一个因骨硬而霸道的人。

袁世凯意识到，对付这样的人决不能用常规手段，必须把他弄到北京安顿下来，让军法处随时看着他的那张煽风点火的嘴。于是，袁世凯召他进京，正儿八经地授予他一个“勋二位”的爵位。这个毫无意义的“爵位”再次令章太炎忘乎所以，他马上衣锦还乡般地回到江浙，并再次宣布征婚，条件与在湖北时没有太大差别，只是把择偶范围扩大到了整个民国。章太炎的征婚给民国的报界带来了娱乐效益。一个署名“张别古”的人，以应征女子的口吻发表了一则应征书，极力描绘她是多么的适合做章太太，因为她是一个决不参政、决不崇尚女权的大家闺秀。特别是，她绝不会红杏出墙给大师惹麻烦，因为她芳龄已八十有余：

太炎先生伟席：阅先生求婚广告，人多难之，妾独不揣，敢效毛遂之自荐。先生其纳我乎？妾本大家闺秀，先君为前清嘉庆朝文华殿大学士。妾幼处深闺，习之古训，内则之篇，列女之传，皆能背诵如流。间或提笔为文，辄扬扬千万言，镕经铸史，博奥渊衍，时下名士读之，皆惊而却走。妾私愿，得当世大文豪而事之，虽死无憾，然以择婿苛，至今犹未字也。乡人之忌妾者，从而造作蜚语，谓妾貌奇丑，妾尝引镜自照，觉色虽黄而有光，面虽麻而疏朗，皮虽皱而纹不长，唇虽阙而露口香，体虽矮而如美人之产东洋，足虽跛而犹能勉强以登床，踽齿一笑，百态千腔，虽古之无盐，不能比其美。即以先生之丰仪，并坐而比照之，恐亦未易分优劣也。先生文名满天下，妾久作侍奉箕帚之想，今何幸得好机会，从容自荐于先生。古人云，修道今生才子妇，不嫌消瘦似梅花。妾苟得侍君子，敢不服劳尽瘁，举凡烧饭、缝衣、扫地、拂桌、铺床、叠被、洗痰盂、倒夜壶诸事，皆为妾应尽之职务，其他劳役，亦不无奉命惟谨，先生于是，勿忧乾纲之不振也，至时下习气，妾实未尝沾染丝毫，迩来时髦女子，动辄为骇人听闻之举，妾实非之。彼以男女宜平权，妾以为夫犹天也；彼方要求参政，妾以为外言人不入于阃。妾行年八十有余，誓不再染习气，嫁先生后，当谨守深闺，除事夫服役外，以看经念佛为功课，先生夙精佛学，且必有以教我也。纸短情长，欲言不尽，附呈小影一帧，惟爱我者珍而玩之。妾张别古裣衽上言。

时年四十五岁的章太炎突然宣布，他要与二十八岁的汤国黎女士结为伉俪。

婚礼在上海著名的哈同花园举行，来宾除了各界名流佳媛之外，还有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和陈其美等，证婚人是蔡元培。婚礼虽然按照西洋程式进行，但婚宴上玩了三个中国游戏：一是让新娘举着一张写有几个字的白纸，然后让章太炎站在一丈开外认读。章太炎因眼睛近视认不出，被罚酒。二是限新郎在三十分钟内作诗一首，章太炎吟道：“吾生虽稊米，亦知天地宽。振衣涉高岗，招君云之端。”——宴席上的人皆拍手称道。三是请新郎讲笑话一则，如果有三个人不笑，罚酒一觥。章太炎想了半天说的笑话是：“吾人读《红楼梦》，于贾二老爷笑话时，仿佛近之。”——莫名其妙，没有人笑，认罚。结婚欢宴以章太炎口占一诗谢介绍人结束，果真是大才子出口不凡：“龙蛇兴大陆，孕育致江河。极目龟山峻，于今有斧柯。”

章太炎的婚礼结束后不久，孙中山、黄兴、陈其美都逃亡了。

北京的国民党人惶惶不可终日，共和党邀请章太炎进京大干一场。

自认为袁世凯一直不敢慢待，新婚之后的章太炎翩然北上。

章太炎不知道时过境迁，北洋军在对“二次革命”的镇压中节节胜利，袁世凯已经用不着巴结任何一位反对派了。章太炎刚一进京城，就被军法处长陆建章软禁了起来。北京地方检察厅甚至还以“言辞不轨”为名传讯他，抗拒出庭的章太炎出示了一纸日本军医的诊断书，上面写着他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

为了安抚，袁世凯让他在一个考试机构挂个虚名，章太炎当真了，开口就要二十万的开办费，不是袁世凯舍不得钱，而是不敢真的让他在北京公开收罗一帮反政府弟子。几个月后，等不到消息的章太炎不耐烦了，给军法处长陆建章写信说，民国是他创造出来的，因为不忍心民国覆灭，才来北京监督袁世凯，现在一切都坏得不能再坏了，他要走人了：

朗斋（陆建章，字朗斋）足下：入都三月，劳君护视。余本光复前驱，中华民国由我创造，不忍其覆亡，故入都相视耳！迩来观察所及，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余亦倦于从事，又迫岁寒，闲居读书，宜就温暖，数日内当往青岛，与都人士断绝往来，望传语卫兵，劳苦相谢。

袁世凯绝对不能再放他出京。他不许他走也不理他，章太炎遂决定强行出京。几位共和党好友劝他不要冒险，他不听。结果在去火车站的路上被宪兵所阻，他没能赶上要乘坐的那趟火车。第二天，袁世凯正在办公室，秘书拿着一双破皮鞋进来说有客求见，并说客人自称事先与总统有约定，只要看见破皮鞋就知是谁了。袁世凯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是谁，等让客人进来才知是章太炎。章太炎坐下就骂，从政治骂到经济，从经济骂到外交，一直骂到袁世凯拂袖而去，把他一个人剩在客厅里。从此，袁世凯再也不见他。几天后，突然有个衣衫不整的人，手持名片到总统府求见大总统，名片上赫然写着“章太炎”三个字。卫兵不让进，说大总统正在会客，章太炎问会见谁，卫兵答是熊希龄，于是他在门口等。等了半天，再问大总统会见的是谁，卫兵答是向瑞琨。章太炎顿时大怒，说那个姓向的只是个孩子，总统可以接见一个孩子，为什么不接见我？他在接待室里大喊大叫，把里面的器物都摔在了地上。终于，总统府里出来一辆马车，他被推上车送到了附近的一处教练所，然后被转送到龙泉寺。章太炎被关进龙泉寺的第二天，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给他送来被褥。章太炎接过来，用点燃的香烟把华美的绸缎烧出一片大窟窿，然后将被褥扔在院子里让袁克文拿回去。

副总统黎元洪亲自找袁世凯说情，袁世凯说可以每月给章太炎五百大洋，条件是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说。章太炎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决不当攀龙附凤的食客，也决不能与鸡鸣狗盗之徒为伍。又有人转求袁世凯最亲近的秘书张瞋目，说大总统“挟有精兵十万”，何必畏惧一介书生，“不使恢复其自由呢”？张瞋目答：章太炎的文章“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

北京警察厅的人把龙泉寺监视得水泄不通，连门房、厨师和扫地的都是特务。袁世凯命令：不准他外出，不得接近他。如果他研究经史，任其写作；如果言行不轨，片纸不得外传。愤怒的章太炎开始折磨那些监视他的特务，他让他们写检讨书，让他们早晚向他请安，见到他必须一跪三叩首，还要称呼他老爷大人，特务们逆来顺受，就是不吭声，就是不知难而退。袁世凯要求特务们好好照顾他，每月的生活费是五百元，虽然经过转手实际上只有三百元，但三百元也是一笔大数目。章太炎不知吃什么穿什么才能让袁世凯倾家荡产，他每天都发狠似的点火腿和鸡蛋，哪里知道当时的一块钱能买鸡蛋一百多枚。

章太炎又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表示决不会向日趋专制、背叛共和的人屈服，他开始绝食了。这是他平生第二次绝食，第一次是因《苏报》案入狱，他曾数天不吃饭以示抗议。袁世凯担心他真的死了，不断地找人前去劝说。一位亲近的门生来了，对章太炎说袁世凯要杀你很容易，但是他不敢，怕担历史恶名，你要是自己饿死了等于帮了他的忙，你饿死的那天就是袁世凯的高兴之日。章太炎一听，立即开始吃饭。随后，袁世凯把他转到了钱粮胡同他的旧日寓所内，当他发现仍旧被监视后再次绝食。这一次章太炎很坚决，无论谁来劝都不管用，就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学人马叙伦来看望他，待马叙伦要走时，章太炎说自己要死了，请他多待一会儿说几句话。马叙伦说自己饿了要回家吃饭，章太炎说这里有厨子可以让他们做。厨子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马叙伦在章太炎的注视下大吃大喝，终于，章太炎喝了一口米汤，绝食就此结束。

章太炎承认自己是个疯子，但他说革命需要神经病：

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者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精神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精神病。近来传说某某是有精神病，某某也是有精神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精神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精神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这位罕见之人的罕见之处在于：很多在革命前有“精神病”的人，在革命后的荣华富贵中很快“痊愈”，而他依旧在病中，且越病越重。

这位誓不低头的古怪文人成为一名著名的反袁斗士。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处境艰难，他就是梁启超。

至少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没有哪位文人的名气比得上梁启超。

他极力主张用改良的方式实行君主立宪制，认为“开明专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政体样式。显然，大清王朝的覆灭令他怅然若失，因为“君主立宪”的“君主”没了踪影，“开明专制”的“专制”也没了着落。但是，梁启超转变得很快，尤其是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他成为共和制的热诚拥护者。他希望组织一个大党来主导国会，抑制主张暴力革命的国民党人，此时的他应该算一个保守的政党政治的主张者。梁启超的政党政治理念，至少在民国初建的时候，与孙中山所抱有的政治幻想没有根本冲突。袁世凯对待进步党宽容和合作的态度，使梁启超一度认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前景乐观。他和进步党人一起，一面与国民党人进行着政治角逐，一面试图把袁世凯带上他们认为正确的执政轨道，特别是国民党失去了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后，由进步党单独组阁的念头一直鼓舞着梁启超。

袁世凯对梁启超很客气，时常向他请教时政问题，袁世凯的恭敬让梁启超觉得自己不是外人。无法想象梁启超与袁世凯促膝长谈时是个什么情形，因为他们在十几年前的戊戌变法中曾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这就是历史的奇特之处：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持续的欲望，任何往事都可以朦胧如烟。“二次革命”爆发时，梁启超和他的进步党支持了袁世凯武力统一中国，为袁世凯承担了稳定后方政局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赵秉钧内阁的垮台，舆论盛传袁世凯再也不肯将内阁交给政党组建，而是要指派他的亲信徐世昌或段祺瑞主持。进步党人为此四处呼吁——在不能让北洋派执掌内阁的问题上，他们与国民党人立场一致。然而，在袁世凯的威胁下，鉴于宋教仁的前车之鉴，进步党不敢公开主张单独组阁，于是暗中联合国民党人企图推举汤化龙或梁启超为总理，从而建立一个能够对袁世凯形成约束的责任内阁。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袁世凯最终没能将内阁变成北洋军人的司令部，他被迫推举进步党人熊希龄出面组阁。

梁启超的理想是当财政总长，他认为财政是关乎民国存亡的关键。

进步党人与袁世凯在内阁人选上争斗激烈。袁世凯企图组成一个以袁氏亲信为主体的内阁，将外交、陆军、财政、内务等职委任给私党孙宝琦、段祺瑞、周自齐和朱启钤，剩下的司法、教育、农商等不重要的部门委任给进步党人。为了抵制袁世凯，梁启超宣布他拒绝入阁。他的做法不但让袁世凯感到了威胁，甚至在急于组阁的熊希龄眼里，梁启超也成了一个“破坏分子”：

熊乃出最峻烈之词锋与任公（梁启超，号任公）交涉，谓“屡次皆公促我来，属我牺牲。我既牺牲，而公乃自洁，足见熊希龄三字不抵梁启超名字至尊重。”又诘任公，以“公既不出，则张季直（张謇，字季直）、汪怡棠（汪大燮，字怡堂）皆牵连不出，熊内阁势将小产，此时进步党将持何态度？又如公等均不出，熊内阁纯以官僚组成之，舆论必不满意，此时进步党又将持何态度？故为进步党计，公亦不可不出。”其词恳切，任公无以难之。

梁启超被迫答应出任司法总长，条件是：如果进步党的政策和主张遭到失败，他立即辞职。

梁启超认为，不管袁世凯在内阁里安置了多少亲信，组成内阁的最大政党还是进步党，因此他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梁启超似乎把不久前发生的那件事忘了：宋教仁就是在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被带毒的子弹射中的。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掣肘企图，袁世凯已经失去了最后的忍耐力。熊希龄内阁成立几天之后，梁士诒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拼凑起一个公民党，由于依附袁世凯的官僚政客纷纷加入，公民党顿时成了可以与进步党抗衡的强有力的对手。接着，在公民党人的操纵下，正式大总统的选举上演了。就在这时候，梁启超以熊希龄的名义为内阁写了一份《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公开发表在梁启超主办的《庸言报》上。《宣言书》从行政、外交、财政、教育、司法等各个方面，阐述了在责任内阁制框架内的执政原则：贯彻民主法制精神，大总统与国务院各具权限，司法独立，整顿吏治。《宣言书》带有浓重的资产阶级共和色彩，其政治主张不但与袁世凯理想中的总统制相去甚远，在主张地方自治、司法独立和军民分治等方面，更是与专制制度水火不容。《宣言书》甚至还涉及了军事，主张全面削减北洋军，认为其规模不得超过二十个师。

梁启超严重地触犯了袁氏集团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继宋教仁之后，他成为袁世凯的又一个心腹大患。

梁启超很快就看见了袁世凯凶狠的一面：国民党被强行解散，党员遭到逮捕甚至杀害。最后，国会也被解散了。

国会没有了，进步党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

梁启超跑到总统府面见袁世凯，力争保住国会，他甚至告诉袁世凯：“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惟当挟国会以号召天下。名正言顺，然后所向莫与敌也。”但是。梁启超的劝说毫无结果。袁世凯从来没有与其他任何政治势力分享权力的想法，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一九一四年二月，随着内阁总理熊希龄的辞职，梁启超和教育总长汪大燮也提出辞呈，从此内阁里没了进步党人的影子。袁世凯挽留梁启超，梁启超说既然大政方针没有实现的可能，不管是否获得批准他都必须辞职。为了安抚进步党人，袁世凯给他们安排了只拿薪水不干事的差事：熊希龄任全国煤油督办，汪大燮任平政院长，梁启超任币制局总裁。在目睹了袁世凯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出台了一个由他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后，梁启超又提出辞去币制局总裁的职务。袁世凯还是不准。门生弟子们纷纷劝梁启超远离袁世凯，以免得毁了他的一世英名，更有激烈者劝他迅速离开政坛，说民国政坛里的人根本“不识羞耻两字”。

辞职不准，请假也不准，梁启超陷入空前的迷茫。他在京城西郊租了间小房子，如同出家当了和尚一般，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则如古诗所云：‘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力求解脱，至今未得，而环顾世变，至使人无复乐生之思，何可言耶？”

袁世凯祭天后的第四天，即十二月二十七日，梁启超的辞呈获得批准。

第二天，明确规定了世袭制的《大总统选举法》出台。

梁启超立即宣布脱离政治：

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师长，最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劘，学艺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意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

没过几天，突然有人请他吃饭，请柬上邀请人的名字是袁克定。

宣布自己不再与任何政治人物来往的梁启超应邀出席了。

宴会上的来客自然都是袁家的亲信，酒酣耳热之时，袁克定向梁启超咨询了一个问题：如果改变国体，先生是否赞同？

什么叫改变国体？

梁启超目瞪口呆。

宴会散了之后，梁启超回家打点行装，避难似的举家移至天津。

袁世凯的任命追来了：任命梁启超为总统府政治顾问，并请他去南方各省考察司法教育情况。

梁启超给袁世凯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他本不愿意再给自己惹麻烦，但时局已经到了让人不寒而栗的时候，他不得不“椎心泣血，进此最后之忠言”：

……国体问题已类骑虎，启超良不欲更为谏沮，益蹈愆嫌。惟静观大局，默察前途，愈思愈危，不寒而栗。友邦责言，党人构难，虽云纠葛，犹可维防，所最痛忧者，我大总统四年来为国尽瘁之本怀，将永无以自白于下：天下之信仰自此坠落，而国本即自此动摇。传不云乎，“与国人交，止于信”。信立于上，民自孚之；一度背信，而他日更欲有以自结于民，其难犹登天也。明誓数四，口血未干，一旦而所行尽反于其所言，后此将何以号令天下？……大总统高拱深宫，所接见惟左右近习，将顺意旨之人，方且饰为全国一致拥戴之言，相与邀功取宠，而岂知事实乃适相反……若今日以民国元首之望，而竟不能辍陈桥之谋，则将来虽以帝国元首之威，又岂必能弭渔阳之变？……今也水旱仍频，殃灾洊至，天心示警，亦已昭然，重以吏治未澄，盗贼未息，刑罚失中，税敛繁重，祁寒暑雨，民怨沸腾，内则敌党蓄力待势，外则强邻狡焉思启。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是用椎心泣血，进此最后之忠言……

梁启超勇敢地使用了“奸雄”二字。

不久，袁世凯那边就有了回音——四月末，梁启超南下广州为父亲庆寿，事后有人告诉他曾有“乱党九人，各挟爆弹，拟到乡祝寿”。

在这一瞬间，梁启超也许想到了他认为激烈得近乎偏执后来倒在血泊中的宋教仁，还有那个他一向认为是汪洋大寇现在仍被迫流亡的孙中山。他把自己深深地隐藏在天津的家中。夜深人静之时，梁启超第一次认真地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孙中山最热衷的是筹到足够的钱，然后去购买长枪、短枪和炸弹？

这种念头，一旦出现在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文人的思考中，历史就要出大事┝恕—只是，曾是内阁高官的梁启超衣食无忧，只要他躲在天津的寓所内不出门，生命安全暂无危机。

真正陷入人生低谷的，是被袁世凯通缉的孙中山。

孙中山是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他轮流在各位日本友人的家中寄住，寄人篱下的生活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国父独居一室，室为日制六席之书斋，环堵萧然，似学生下宿之旅舍，日中则出御一十六叠客座，黯然黝黑无复光线，终日盘膝坐，屹然无倦容，日恒借鉴体制，筹划党务，密议军事，仍图再举，生活至感枯窘，自奉极简，不置仆役，厨役一人，司炊爨而已，而膳食辄不逾一簋，顾如此亦时患不给。每月晦，辄遣其记室叶夏声向日商和田瑞者，告贷四百日元，以偿竟月之薪伙，往返奔驰仆仆于道，虽尼父在陈，仲由负米，平原乞食，无过于此，而国父处之宴如也。

日本的冬天天寒地冻，衣衫单薄的孙中山没钱买柴取暖，只有向南洋的国民党同志求助。最让孙中山心寒的是，他的权威总是树立不起来，徒有领袖之名而实似傀儡：“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奉敬之美德，致党魁有似于傀儡，党员有类于散沙。”虽然有激进者主张回到国内地去发动“第三次革命”，但大多数国民党流亡者绝望情绪严重：“当二年前，吾党正是成功，据有十余省地盘，千万之款可以筹集，三四十万兵可以调用，尚且不能抵抗袁氏，今已一败涂地，有何势力可以革命？革命进行究竟有何办法？”灰心丧气之余，国民党人最强烈的愿望是总结教训，把为什么失败的原因辩论清楚。但是，辩论之中，伤口未得到愈合，裂痕却愈明显。

孙中山固执地认为，“二次革命”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是没有服从他的命令。他说同盟会自成立的那天起，内部不团结、纪律不严格、缺乏统一号令等等都是致命的弱点，而改组成国民党以来依然没能实现“服从党魁”的统一号令。这就使得各省国民党都督在“二次革命”中患得患失，不能齐心协力，结果坐失良机，导致袁世凯各个击破。所谓不能“齐心协力”，孙中山主要是指黄兴对他的劝阻，他将黄兴阻止他去南京实施暗杀行动，说成是导致“二次革命”失败的关键。认为那时候如果立即动兵，海军就有参加起义的可能，上海和九江就不会很快丢失，袁世凯的大借款不但不能成功，他也没有时间收买议员，调遣军队、制造舆论——“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兄见不及此。”总之，是黄兴耽误了最好的战机。之后，黄兴到达南京，坚守南京的意志不坚决，危难之时又贸然出走，导致三军无主以至最终战斗失利。因此，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不在于军事，而在于党内涣散和对他的不服从。

黄兴并不推诿，特别是承认南京军事行动的失败应当由他承担责任。但是，他不同意将“二次革命”的失败归结于“不服从领袖的命令”。黄兴认为，“二次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国民党人无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准备不足，发动武装革命的条件根本就不具备。同时，黄兴也不认为革命就此彻底失败了，他说只要同志继续奋斗“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黄兴的支持者也认为，自革命的那一天起，黄兴每每亲临前线，赴汤蹈火，奋不顾身，李烈钧在湖口起事后，他又代替孙中山驰赴南京，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苦心众所周知。至于南京所面临的军事危局，并不是黄兴一人就可以挽救的，即使孙中山去了结局也是一样，因此苛责黄兴是“不恰当的”。

就未来的革命方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激进派”与以黄兴为代表的“缓进派”争执激烈。孙中山认为袁世凯政府危机四伏，坚持不了多久；现在革命党人的力量比革命前壮大了“不啻万倍”，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恰好是为大量地“制造革命党”提供了条件。孙中山的支持者主张尽快发动“第三次革命”，认为机会必须由创造而来，绝不是由等候而来的。黄兴认为，现在袁世凯不但依旧拥有重兵，且得到了国内舆论的支持，革命党人赤手空拳，即便甘洒热血也于事无补，因此要等待时机相机而举。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等人都支持黄兴，以为国民党人再不能以“盲进突击为能”。

孙中山决心重新组党。

孙中山认为，追究国民党人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党人的成分太杂、权欲私心太重。他打算“从新再做，合集此纯净之分子组织纯粹之革命党，以为再举之图，务期达到吾党人纯粹革命目的，即民权、民生主义是也”。

孙中山给重新组建的党起名为“中华革命党”。

为了达到理想的“纯粹之革命党”，孙中山提出了组党的三条方针：一、党员要绝对服从党魁的指挥，不得有任何违抗；二、党员入党时要宣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命令、尽忠职守，誓共生死”，并须在誓约上签名、按手印以示永不反悔；三、严格入党手续，审查入党对象，“正本清源，摒斥官吏，淘汰伪革命党”。

重新整顿革命队伍，建立更有战斗力的党，无疑是失败后的明智决定。但是，要求党员必须放弃自由权利，绝对服从党魁的个人意志，即使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来讲，还是显出了孙中山的狭隘与幼稚。

孙中山这样解释了为什么党员要无条件地服从他：

……殊不知党员之于一党，非如国民之于政府，动辄可争平等自由，设一党中人人争平等自由，则举世当无有能自存之党。盖党员之于一党，犹官吏之于国家。官吏为国民之公仆，必须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绝对服从国家，以为人民谋自由平等。惟党亦然，凡人投身革命党中，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则当先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为国民谋自由平等，故对于党魁则当服从命令，对于国民则当牺牲一己之权├……是以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孙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若口是心非，神离貌合之辈，则宁从割爱，断不勉强。务以多得一党员，即多得一员之用，无取浮滥，以免良莠不齐，此吾党今次立党所以与前此不同者。

中华革命党的组建，连当年同盟会的内部选举和民主程序都没有了，酷似一个民间秘密会党。

孙中山自信到了霸道的程度，如果不是可信度很高的史料，难以置信他说出这番话：

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三、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不是包办革命，而是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对于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见，对于革命方略，有切实措施。同志鉴于过去之失败，蕲求未来之成功，应该一致觉悟。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的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

黄兴等人坚决反对。

黄兴认为，党魁专断近乎专制，违反民主革命的精神，党员是为革命奋斗的，不是为某一个人献身的，而签名、按手印、发誓效忠更是对党员的一种侮辱。尽管孙中山百般解释，但终未能说服黄兴；如果黄兴不参加中华革命党，对于革命阵营的重新集结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孙中山的追随者努力调和，提出譬如“前同盟会会员不必宣誓”，誓词中“服从孙先生”一句可改成“服从总理”，但是孙中山态度强硬：不得对他的原方案做任何更改。其结果是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人均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黄兴决定离开。

孙中山给黄兴写了一封信，说以两年为限，如果革命不成再请他出来，不过，黄兴要禁止旁人再到处说他和他的追随者是一群无知的亡命之徒：

弟有所求于兄者，则望兄让我干此第三次之事（指第三次革命），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如弟幸而成功，则请兄出而任政治之事。此时弟决意一到战场，以遂生平之志，以试生平之学。今在筹备之中，有一极要之事求兄解决者，则望兄禁止兄之亲信部下，对于外人，自后绝勿再言“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无人听孙文之令者。孙文所率者，不过一班之无知少年学生及无饭食之亡命耳”。

孙中山与黄兴分手了。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华革命党召开选举大会，党的总理当然是孙中山，但需要一名有实干精神的副总理，孙中山提议凡是当过都督的人都有资格当副总理，当时愿意入党又当过都督的只有胡汉民和陈其美，可他们两人都以自己不能胜任为由坚决推辞，于是这一职务始终空缺。七月八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会场的大门被锁上，任何外人不得接近，与会者约两百多人，一律佩带统一的徽章，面对孙中山写下的誓约当众宣誓：

立誓约人×××，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生民乐利，培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

一、实行宗旨；

二、服从命令；

三、尽忠职守；

四、严守秘密；

五、誓共生死。

愿兹永守其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中华革命党总章》共三十九条，对党的宗旨、组织等问题做了规定。特别的是，为了强化党的统一领导，除强调党员对党魁的绝对服从外，还明确把党员划分为三个阶层：“凡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整个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曰普通党员。”三个阶层的党员享受的待遇和权利不一样：“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党内等级如此森严，无异于形成了一个权力阶层，而且越发近似民间会党的组织结构。

在革命阶段的划分上，《中华革命党总章》将革命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大阶段。其中令人困惑的是“训政”阶段。孙中山对“训政”的解释是：“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他把民众比喻成“婴儿”，把革命党比喻成“母亲”：“是故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出生之婴儿耳；革命党中，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后还之政也。”“训政”一词，出自帝制时代，一般指因皇帝年龄幼小，皇帝的长辈或重臣暂时帮助他处理朝政。慈禧太后就曾以“训政”为名掌握大清权柄数十年。党内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训政”是帝制下的权力把戏。孙中山很是愤怒，他对“训政”的解释是：

现在我不单是用革命去扫除那恶劣的政治，还要用革命的手段去建设，所以叫做“训政”。这“训政”，好像是帝制时代用的名词，但是与帝制实在绝不相同。须知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被压迫做奴隶的人民，一旦抬起他做皇帝，定然是不会做的。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应该来教训他……又须知现在人民有一种专制积威下来的奴隶性，实在不容易改变。虽勉强拉他来做主人翁，他到底觉得不舒服……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些强迫的手段，迫着他来做主人，教他练习练习。这就是我用“训政”的意思。

认为中国人的国民素质低下，需要用一定的历史阶段施以强化训导，这曾是梁启超主张“开明专制”以及后来袁世凯的亲信鼓吹帝制时强调的主要理由。

毫无疑问，孙中山是主张自由权利的先驱者和实践者，但是他知道中国人面临的问题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为此他甚至主张在革命时期不能强调“争自由”：“一种道理在外国是适当的，在中国未必是适当。外国革命的方法是争自由，中国革命便不能说是争自由。如果要争自由，便更成一片散沙，不能成大团体，我们的革命目的便永远不能成功。”

孙中山的话无疑是真诚的。

他的良苦用心世人皆知。

孙中山的目的，决不是构建一种以他为核心的独裁政治，他的“训政”理论是根据中国国情而提出的“革命阶段性”的产物。

但是，无论如何，为了民主先行独裁，为了法治先行人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极其危险的。

世界政治史的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是：当执政者认为专制或人治更符合其利益时，历史再期望政治文明进步将非常艰难。

中华革命党又一次开始行动了，历史宛如回到了武昌首义之前。

受孙中山派遣，潜回国内的革命党人不断组织敢死队进行暗杀活动。广东革命党人钟明光行刺广东都督龙济光之兄龙觐光未成，上海革命党人王铭山、王晓峰击毙了袁世凯的心腹上海护军使郑汝成，随后策动“肇和号”军舰起义。党人凌霄等奉命赴湖南截获袁世凯的军火并就地起义，因消息泄露凌霄等人被捕后悲壮就义。孙中山还命令赴东北地区策动反袁起义，党员们自日本东京出发经朝鲜入境，抵达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后开始策动军队倒戈，但始终未能成功。

孙中山发布的《讨袁檄文》颇具统帅气派：

今长江大河，万里以内，武汉京津，扼要诸军，皆已暗受旗帜，磨剑以待。一旦义旗起，呼声动天地。当以秦陇一军，出关北指；川楚一军，规划中原；闽粤旌旗横海，合齐鲁以捣京左。三军即行，我将与诸君子扼扬子江口，定苏浙，以树东南之威。犁庭扫穴，共戮国贼，期可指日待焉。

孙中山还致函第二国际的社会党国际局要求援助：

同志们，我向你们大家呼吁，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请把你们的精力化在中国身上，请派你们的优秀人才来中国各地服务，助我一臂之力。我需要贵组织成员的帮助，以便完成我的宏伟事业。

其实，孙中山真正想依靠的是日本人的援助。

对于日本政客，孙中山一直抱有令人不解的偏颇认识。除了固执地认为中国革命与日本的国家命运有着分不开的关联，以及中国革命是整个亚洲对抗西方势力的一部分外；孙中山还固执地认为，只要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就能够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刚刚流亡日本的时候，虽然日本政府实行了严密监视，孙中山依旧频繁地拜见各路财阀首领，反复强调中国的盛衰直接关系着日本的沉浮。而日本财政人士的一致态度是：不赞成孙中山发动军事讨袁行动，原因是当前的中国“形式上已是立宪国，再举兵不合时宜”。没有得到任何收益的孙中山，直接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指出袁世凯政府是排日的，如果日本政府支持他反袁，就能在未来获得巨大利益：

窃谓今日日本，宜助支那革新，以救东亚危局，而支那之报酬则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如见于实行，则日本固可一跃而跻英国现有之地位，为世界之首雄，支那亦以之而得保全领土，广辟利源，为大陆之富国……此诚千古未有之奇功，毕世至大之伟业也。机会已熟，时哉勿失……故非日本为革命军助，则有袁世凯之政府在，其排斥日本勿论。

令史学界争议颇多的是，一九一五年春，孙中山致函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章造，试图与日本政府达成的《中日盟约案十一条》，这是一个令中国在政治、国防、财政、外交等方面丧失独立主权的文件，史称《中日密约》。孙中山的这封信，是二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军在日本外务省保存的绝密文件中发现的。信函用日文书写，收函日期为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四日。全文如下：

第一条中日两国既相提携，而他外国之对于东亚主要外交事件，则两国宜互先通知协定。

第二条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

第三条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

第四条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

第五条相期中日经济上之协同发达，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

第六条与前项同一之目的，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外国。

第七条日本须与中华改良弊政上之必要援助，且速使之成功。

第八条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之国家。

第九条日本须赞助中华之改正条约，关税独立及撤废领事裁判权等事业。

第十条属于前各项范围内之约定而未经两国外交当局者或本盟约记名两国人者之认诺，不得与他者缔结。

第十一条本盟约自调印之日起，拾年间为有效，依两国之希望更得延期。

文件的前面，有“孙文”二字的签名；文件的后面，中方签字盖章的是陈其美，日方是满铁株式会社理事犬塚信太郎和满铁社员山田纯三郎。

文件的第一页，有一张“王统一”的名片，名片上写有“大正四年二月十四日王统一面交”字样。由此判断，此件是一个叫王统一的人，面交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章造的。

王统一，又名王统，浙江永嘉人。早年留学日海军学校，其妻为日本人。“二次革命”后在日本与孙中山来往密切，参与孙中山在日的重要活动，是中华革命党的第一批党员。

此件的真伪，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悬案。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此《中日密约》是袁世凯用以诋毁孙中山的一个政治陷阱。其有力证据是：日本情报部门在一份绝密文件称王统一是袁世凯的密探。

孙中山认识不到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所在，在岌岌可危之际思绪紊乱幻象丛生地寻找救命稻草也在情理之中。近代以来，日本政客对中国主权的攫取欲火烧身，他们在中国做的每一件事——无论是与袁世凯还是与孙中山交往——都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贪婪梦想。孙中山曾在山东青岛建立反袁基地，基地的顾问是日本人萱野长知，昼夜为基地“站岗”的也是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反袁军的军事教练均由日本人担任，反袁军使用的枪械也全部是日式的。然而，当反袁军真的要攻击山东济南时，却发现进攻的路线被日军所阻，日式军械上的标尺也不翼而飞——日本人需要用中国的内乱钳制袁世凯，以获取与袁世凯进行政治和经济交易的筹码。

已成为中华民国政府顾问的莫理循，曾经致函时任财政总长的周自齐，表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危险来自日本，因为日本是“一个军事强国”，而中国“积欠日本主要商行的大宗款项”。对于这样一笔数额巨大的债务，日本人的打算是：“中国没有钢铁厂，却富有铁矿；日本缺铁，但有钢铁厂，它依靠中国供应铁原料。”于是，“日本完全占有了奉天本溪湖铁矿以及湖北的大冶铁矿”。现在他们“又希望得到山东铁路沿线的铁矿所有权。中国最富的另一个地方是安徽铜官山铁矿，那个地方靠近芜湖，几乎就在长江边上。一九一二年六月一日，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向安徽省府垫借二十万日元的款项，安徽省府以这些铁矿作为担保，定于一九一四年六月一日偿还”。莫理循告诉中国的财政总长，这笔所谓的垫借款至今没有偿还，而日本人已经声称铜官山铁矿是他们的财产了。最要害的问题是，这些铁矿“对于中国具有极高的价值”，因为它们的地理位置优越，“处在中国心脏地带，又靠近主要河流”。

在对日本政府的认识上，孙中山始终缺乏现实的与必要的清醒。

他的所有不切实际乃至超出民族原则的幻想与妥协都是极其危险的。

日本政客决不会支持中国的民主革命，他们是最不希望中国强盛的列强国。

正是在那个万般艰难与屈辱的年代，孙中山突然宣布他要结婚了。

新婚夫人是比他年龄小一半多的正值豆蔻年华的宋庆龄。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结识甚早。有史料记载说，当年孙中山探索救国之路时，“每每来到上海，都住在宋家”，宋家的孩子们将他视为“自己家中的一员”，并说那时孙中山就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自宋庆龄出生的一八九三年一月起，到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回国任临时大总统，整整十九年间孙中山仅到过上海两次，且停留的时间都极其短暂。即使他到过宋嘉树的家中，那时的宋庆龄也只是一个孩子而已。美丽的女孩成为了一个富有激情的女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时，正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的宋庆龄欢喜若狂。一九一三年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宋嘉树夫妇以及他们的另一个女儿宋霭龄跟随孙中山逃亡日本，宋霭龄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那一年的八月，宋庆龄在美国结束学业，抵达日本横滨后，在父亲和姐姐陪同下拜访了孙中山。这是成年后的宋庆龄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她为孙中山带来了一箱海外革命同情者送的加利福尼亚的水果和一封信。

根据日本侦探的报告，自宋庆龄来到日本后，在宋霭龄的陪伴下，她出入孙中山寓所的次数异常频繁，且自一九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以后，宋庆龄开始单独前往孙中山的寓┧——不久之后，宋霭龄回上海结婚，宋庆龄接替姐姐成为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这是孙中山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陪伴在流浪汉一般的孙中山身边，年轻的宋庆龄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先生，他需要我。”

孙中山因陷入情网而精神恍惚，日本房东认为他病了，他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忘不了庆龄，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

孙中山的第一次婚姻，是他十七岁那年顺从父辈的选择与一个名叫卢慕贞的姑娘结合。卢慕贞为他生了三个孩子。一九一三年初，卢慕贞和他一起来到日本，稍后孙中山将她安排在澳门定居——或许从那时起，直到孙中山去世，卢慕贞再也没有见过自己孩子的父亲。她收到了孙中山寄来的一份“分离手续”，从此终止了她孙夫人的身份——“我的前妻不喜欢旅行，所以当我流亡海外时，她从未陪伴我。她需要与她的老母亲一同生活，并总是劝说我依照旧习俗再纳个小妾。”孙中山给他的老师康德黎写信：“我钟情的女子是一位现代女性，她不能接受为人妾侍的地位，而我本身也无法割舍她。这样一来，除了同我的前妻离婚之外，别无其他可行的解决办法了。”

按照中国人的风俗，如果不办理正式离婚手续而再娶，叫作“纳妾”。

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在给孙中山的信中明确说到这个问题：

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家庭，我们的女儿不会为任何人做妾，哪怕他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王、皇帝或者是总统。我们可能贫于“物质”，但是我们既无贪心，更无野心，不大可能去做违背基督教教义的任何事情。

宋庆龄似乎并未在意，尽管她是基督教徒。

面对孙中山的示爱，宋庆龄这样表示：“经过长期、慎重的考虑，深知除了为你、为革命服务，再没有任何比这更使我愉快的┦隆…我愿意这样献身于革命。”显然，宋庆龄的爱，更多的出自于对英雄的崇拜和对革命的向往。多年后，当美国记者斯诺问她当初因何爱上孙中山时，宋庆龄的回答是：“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两个人的结合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巨大阻力。

首先是宋家掀起轩然大波，当宋庆龄回到上海与家人商量此事时，全家一致反对，万分惊愕的母亲甚至将她软禁在家中。同时，孙中山的革命同志几乎全都反对这桩婚事，他们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只是强烈地认为“不妥”。孙中山对革命同志的劝说断然拒绝，他说同志之间只谈革命免谈私事。

一个年仅二十一岁的美丽女子竟然如此倔强，宋庆龄在女佣的帮助下从窗户里爬出来逃走了。她的勇气来自她对快乐的理解：“自己仅有的欢乐，只有和孙博士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才能获得。我情愿为他做一切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

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人去追求快乐？

快乐的时刻终于到了，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日本律师和田瑞那里办理了结婚手续，并签订了一份婚姻《誓约书》：

誓约书

此次孙文与宋庆琳（龄）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反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十月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制成三分：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孙文（章）

同上宋庆琳（龄）

见证人和田瑞（章）

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结婚仪式在东京大久保百人町三百五十番地（今新宿区百人町二丁目二十三号）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家中举行。除了廖仲恺、何香凝和陈其美外，中华革命党人都没有出席。

“我不是神，我是人。”孙中山说。

两个彼此相爱的人的结合，尽管只有十年的光景，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单独生活的日子长达五十六年之久，但是宋庆龄说有那一天就足够了——“十月二十五日，在我的生活中，这一天是比我的生日更重要的日子。”

一个美丽的女子从自家窗户跳出去的举动，酿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成就了对中国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婚姻。这一事件在一九一五年似乎成为了一个象征：饱尝恋爱苦乐的孙中山激情四溢地开始新生活的时刻，另一个在荣耀奢华中同样幻想丛生的人却在一步步地走向死亡。

谁能知晓，历史隐藏着怎样一种充满哲理与宿命的因果关系？

2怎样才配做他们的朋友

“我一生中有两个老师，一个是蔡锷，一个是毛泽东。”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人的朱德说，“参加共产党以前，我的老师是蔡锷，他是我黑暗时代的指路明灯；参加共产党以后，我的老师是毛泽东，他是我现在的指路明灯。”

生命短暂的蔡锷，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颗耀眼夺目的流星。

蔡锷，字松坡，原名艮寅，湖南邵阳人，一八八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日）出生。极其聪慧，七岁入学，十四岁考中秀才。考试时有四书中的句子“子男五十里”，蔡锷对出“府尹二千石”，尽管末字平仄不符，但十四岁的孩子竟能对出《汉书》中的句子，四座皆惊。两年后，蔡锷入长沙时务学堂，学监是谭嗣同，总教习是梁启超。时年梁启超二十四岁，蔡锷十六岁，朝夕相处，才子惜惜，两人在“人格上早已融成一片”，师生情谊由此开始。谁知读书仅半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罹难，梁启超逃亡。蔡锷辗转武昌想进两湖书院，因是时务学堂的学生被拒。不久之后，他接到了梁启超的赴日邀请。十八岁的蔡锷抵日，先入大同高等学校，后入东亚商业学校。一九○○年，追随梁启超回国拟参加唐才常汉口起义，还没到达武汉便传来起义失败的消息。蔡锷回到日本后，将本名“艮寅”改为“锷”，“锷”，刀锋也。他先入日本成城军事学校，再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同时成为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刊》的撰稿人之一。蔡锷文笔犀利酷似恩师，曾上书国内封疆大吏力主变革强军：中国之病，昔在精神昏迷，罔知痛痒；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植不能止其颠，肩之能止其坠，奋翮生曰：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真亡矣。蔡锷的见识与文采为东南各省封疆大吏所赏识。一九○四年，蔡锷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各省大员争相延揽。受江西巡抚夏时之的邀请，他先任江西新军教官，后应湖南巡抚端方的邀请，出任湖南新军教练处帮办兼任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对其最为赏识的当属广西巡抚李经羲。一九○五年，李经羲派专人前来聘请并承诺委以重任，蔡锷随即赴广西，先后出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总教练官、随营学堂总理官、巡抚部院总参谋官、常备军总教练官、新军混成协协统、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等职。他筹办的广西测绘学堂、陆军小学以及接办的广西讲武堂人才迭出，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军事将领的白崇禧、李宗仁、李品仙等人均出自他的门下。一九一一年初，广西巡抚李经羲调任云贵总督，蔡锷随之入滇，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蔡锷第一次见到袁世凯，可能是在一┚拧鹆年。那时清军在河南彰德举行秋操，他作为广西新军代表奉命前往观操。仅从秋操总指挥袁世凯指派他为评判官一事上，可以判断出袁世凯知道这位年轻军官的出众才华。

蔡锷精神上追随恩师梁启超，但政治立场与梁启超略有不同。他站在立宪党人的一边，但也与革命党人保持着联系。一九一一年，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云南，蔡锷被云南的革命党人推举为响应起义的总指挥。在他的带领下，云南新军起兵响应，十月三十一日占领昆明全城，二十九岁的蔡锷被公推为云南军政府都督。蔡锷对有知遇之恩的云贵总督李经羲有情有义。新军起义前，他秘密通知李经羲本人和家眷转移躲避，并在起义新军攻击督署时，命令官兵保护总督和家眷的安全。当听说李经羲和家眷已经安全进入法国领事馆后，他亲自前往慰问，并帮其整理行装，然后送其全家离开云南。李经羲和家眷前往车站，蔡锷在轿子边步行持枪护送。

民国成立后，蔡锷的政治立场仍受梁启超的影响，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也一直视云南为政治后方基地。但是，至少在一般人看来，蔡锷是个为人沉静、处事谨慎的职业军人。他不但是统一共和党的总干事，也与国民党人也保持着良好关系。

关于蔡锷离开云南到北京任职的原因，史论各持观点。有人认为，那时候，袁世凯的北洋势力对全国各省的控制只剩下川滇黔三省为空白。蔡锷不是北洋系将领，因此始终在袁世凯的防范之中。“二次革命”爆发后，尽管蔡锷认为“国内战争，实出万不得已，应以哀矜悱恻之意而出。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其拥袁立场十分明确，并不顾省议会的反对，执意兵出四川以助袁军作战，可他仍旧不被袁世凯所信任。“二次革命”平息之后，袁世凯多次电催蔡锷从四川撤军，蔡锷一下子明白了袁世凯的担心。袁世凯曾对亲信曹汝霖说：“松坡这个人，有才干，但有阴谋，”“我早已防他，故调来京。”一九一三年十月，蔡锷进京在段祺瑞的陆军部编译处任副总裁。有人认为，即使袁世凯对蔡锷有猜疑，蔡锷入京也不是袁世凯的权谋使然，更多的是出于蔡锷的自愿。因为他多年被纠缠于云南官场，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早生厌倦；同时，云南终究地处边陲，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在情理之中。梁启超对蔡锷离开云南的分析是：“一来因为怕军人揽政权，弄成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它；二来因为他对外有一种怀抱，想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对付我们理想的敌国；三来也因为在云南两年太劳苦了，身子有点衰弱，要稍微休息休息。”

蔡锷离开云南时，曾对营长以上军官讲了一次话，其中可见这个非北洋系统的将领与袁世凯的微妙关系：

我此次被调入京，不日即将起行，现任总统袁世凯，原是我们的政敌。戊戌那年因为他临时告密，我们的师友，有的死，有的逃，现在想起来，犹有余痛。但衡量中国现在的情势，又非他不能维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帮助袁世凯渡过这一难关。

梁启超认为，蔡锷试图影响袁世凯走向正轨，这一念头“很有点痴心妄想”。

而袁世凯见到进京任职的蔡锷，与之细谈后对其人格与才能极其欣赏，袁世凯对身边的人说：“异日国家有事，斯人必建大功，惜非寿者相。”——这句话，将被后来的历史所验证。

蔡锷在京组织了一个军事研究会，谋求改进军事教育，提高军事学术，建设一支强大的国家军队。除了陆军部的工作外，袁世凯给了他一系列头衔：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员——作为军人，不是北洋出身而能够进入袁世凯的权力核心的，唯有蔡锷。

但是，内心深处的隔膜和政治理念的冲突，只需要一个适当的时机便会骤然爆发。

促使蔡锷与袁世凯对立的是“二十一条”的签订。自中日艰难交涉以来，蔡锷一直处在缄默中，及至条约签订，他拿着自己拟定的作战计划面见袁世凯，力主对日作战，表示他在云南练兵数万，随时听候大总统的调动。仅“在云南练兵数万”这句话，就足以证明蔡锷不具备政治城府：袁世凯最忌讳的和最警惕的，就是北洋系之外的军事力量的存在。接着便是筹安会的出笼，杨度几次拜访蔡锷，劝蔡锷加入发起人的行列，蔡锷表面上不置可否，但反袁的决心早已下定。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他乘坐晚车去天津，面见恩师梁启超，说国民党人已大多逃走，其他的党人军人文人多被袁世凯收买，所以他准备自己拼上一场：

眼看着不久便使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藉，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二次革命”爆发时，护国军总司令李烈钧曾说：“我只有打，这是我的人格问题。”

在中国近代史上，“人格”二字显得格外敏感而贵重。

志同道合的师生二人即刻商定：一人用笔，一人用枪，不成功便成仁。两人商定的具体计划是：袁世凯称帝后，云南宣布独立，贵州和广西响应，然后拿下四川和广东，会师湖北，定鼎中原。计划的紧要处有两点：一是蔡锷必须亲自回云南召集旧部，不然时间耽搁势必不能成功；二是他们的师生关系人人皆知，而梁启超必须立即发表文章驳斥帝制派的言论，一旦旗帜打出来，势必会妨碍蔡锷的行动，因此必须做出师生已分道扬镳的样子以迷惑袁世凯。

回到北京，蔡锷开始了起事筹划。他派人去云南、广西和贵州进行准备，并给云南的军政旧部发出密函要求他们等他回滇。

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了，蔡锷声称他的老师是个不识时务的书呆子。北京军界发起帝制请愿的时候，第一个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就是蔡锷。袁世凯感到了一些意外，他当面询问蔡锷对帝制的看法，蔡锷说通过南方的“二次革命”，他这个赞成共和的人也认为中国不能没有皇帝。袁世凯最担心的是蔡锷回云南，因为这等于放虎归山，所以他又试探地说，云南都督唐继尧靠不住，还是想派你再去云南。蔡锷当即表示，自己身体有病，需要长时间在京调养。最后，袁世凯要求他给云南旧部发电以示拥护帝制的立场，蔡锷立成电稿让袁世凯过目。

尽管蔡锷极力掩饰，他的身边还是遍布着袁世凯的密探。

蔡锷请梁士诒做中间人，买下一座前清遗老的宅子，大肆修缮装潢后，请来社会名流帮他鉴别为新宅购买的名人字画和各色古董，让人看上去大有在北京长年做寓公的架势。众多史料还记载着，为了迷惑袁世凯，蔡锷佯装沉溺妓院，特别是与一位名叫小凤仙的青楼女子的风流韵事，更是传得满城皆知。甚至有史料说，蔡锷故意与夫人吵架，母亲为此声言要回老家去，闹得袁世凯派人上门调解家庭纠纷。最终，袁世凯身边的亲信状告蔡锷沉溺酒色，无所事事，理应免职。

一九一五年十月十四日清晨，蔡宅突然闯进来一群军警，领头的是一位操天津口音的刘排长。无论蔡锷如何呵斥，军警们根本不予理睬，翻箱倒柜地仔细搜寻，结果只搜出了一些书和衣服，军警们没有任何解释地走了。蔡锷给军警执法处长雷震春打电话，但执法处的人说雷处长不在。直到晚上，雷震春才打来电话，连声说误会。雷处长的解释是：蔡锷住的这座宅子，原是天津大盐商何仲璟的产业，而袁世凯的四儿媳是何仲璟的侄女。据说当年刘排长曾受何仲璟的一个姨太太委托，在这座宅子里藏过一批珍宝，现在何仲璟和那个姨太太都死了，刘排长带人来找珍宝来了，他并不知道宅子里现在住的是蔡将军。解释显然编造得不能自圆其说：何仲璟既然是袁世凯的亲家，一个小排长哪里有虎口夺食的胆子？再者，作为军警执法处的排长，怎能连鼎鼎大名的蔡将军住在这里都不知道？

袁世凯下令捉拿侵犯蔡宅的肇事者，军警执法处随即从监狱里提出几个在押犯拉到西郊刑场毙了。

梁启超说：“后来我们才知道，是袁世凯派来要偷蔡公的电报密码本子，可惜他脑筋发动得迟慢，蔡公早已防备到这一着，在一个礼拜前已经把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放在我的卧室里头了。”

尽管蔡锷本人对他如何出京不返没有任何记述，但蔡锷从袁世凯眼皮底下走脱的故事却有各式各样的惊险版本。有人说蔡锷和友人在小凤仙的陪同下在长安酒楼聚饮，席间蔡锷说去上厕所，监视的人认为他喝醉了，放松了警惕，结果蔡锷趁机出京。还有人说蔡锷参加友人的家宴，故意打了一夜麻将，监视他的人熬得受不住，睡着了，蔡锷趁机去了火车站。也有人说蔡锷在众目睽睽下携小凤仙出走，监视的人认为蔡将军和往常一样携妓寻乐去了。梁启超的记述中也没有蔡锷出走的具体描述。实际上，蔡锷的出走没有戏剧性，他早已把夫人和母亲送回南方，为了便于与梁启超见面，他曾多次前往天津，名义上都是治病。当时，徐世昌因不满袁世凯称帝已经辞职，国务卿由陆徵祥接任，蔡锷的请假手续有档可查：

督办经界局事务蔡锷呈，病体未痊，恳请续假文，并批令。

为病体未痊，恳请续假一星期，以资调治，恭呈仰祈钧鉴事：窃锷近因肺胃有病，日久未愈，前经呈准给假调治，旋于本月三日假期届满，遵即销假趋公照常办事。惟病势日益加剧，精力实有难支，拟请续假一星期赴津就医，以期早日就痊，不致旷误职务。所有锷病体未痊，恳请续假缘由，理合呈请大总统钧鉴施行。谨呈。

批令：准予续假七日，俾资条例。此批。

中华民国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国务卿陆徵祥

十二月一日，蔡锷携小凤仙出游后，径直登上了前往天津的火车。袁世凯闻讯后派人追到天津，发现蔡锷依旧住在医院里，只不过这次蔡锷没有请假。

这次，蔡锷真的要远走高飞了。他计划绕道日本去云南，而梁启超同时南下上海。师生二人临行前的约定是：“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失败呢，就死，无论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国。”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日，蔡锷搭乘轮船赴日本。动身前，他给袁世凯写了张请假条，说他即将赴日就医。到了日本，他接着写信给袁世凯报告就医情况。同时，他还预先写好了数张明信片，托人从日本各地不断地寄往北京，让袁世凯认为他正在日本各地周游。

刚刚当上皇帝的袁世凯在蔡锷的请假条上批了“准假”二字。

袁世凯还没把那些印着日本风光的明信片收完，蔡锷已经身在云南了。

蔡锷从日本换乘轮船南下越南，再从陆路自河内前往中越边境，进入中国云南后开始险象环生。当时，袁世凯已密电云南蒙自道尹周杭和阿密（今开远县）县长张一鲲在滇越铁路沿线布置刺客准备实施暗杀。云南都督唐继尧获悉后，派出大量军警沿着铁路线对蔡锷的专车严加保护。专车到达碧色寨车站时，小小的车站上人声鼎沸，周杭在车站里摆了数十桌酒席，召集了乡绅百姓上千人，声称请蔡都督下车赴宴。负责蔡锷安全的军警将专车团团围住，蔡锷未下车，只递出一张名片感谢家乡父老的盛情，然后专车强行开走。车至阿密车站时，张一鲲等人均被挡在警戒线之外不得接近。当晚，周杭和张一鲲在当地酒店再次设宴，等到半夜也没见蔡锷前来，不久他们才得知专车已经直奔昆明了——周杭和张一鲲的暗杀计划是：如果中途狙击不能得手，就在碧色寨或阿密两地设宴下毒。

蔡锷抵达昆明的时间是：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当唐继尧等云南军政官员终于迎来蔡锷时，才发现蔡锷面容清瘦，憔悴不堪，他们认为这是在千山万水中日夜奔劳所致。

没人想到，此时距离蔡锷生命的结束已不满一年。

蔡锷认为，形势刻不容缓，他对云南都督唐继尧说：

我已到此，只有两个办法，不是你从我，便是我从你。如要我从你，你可将我头断下送交袁世凯，你可得一个公爵或一个亲王头衔。如你能从我，我两人一个坐镇滇中，一个率师入川作战。两事你任择其一可也。

唐继尧劝蔡锷早点休息，一切改日商量。谁想在隔壁房间把蔡锷的一番话听得真切的唐继尧的老父亲突然冲进来，对着儿子大声呵斥：“你现在已封了侯，尚嫌不足，还想当皇帝吗？”

唐继尧，字蓂赓，云南会泽人。父亲是名举人，他也中过秀才。后考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云南，先后出任督练所参谋处提调，讲武堂教官、监督，新军第十九镇参谋官，第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一九一一年，云南响应武昌首义宣布独立后，任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次长。第二年，奉蔡锷之命率军前往贵州，占领贵阳后代理贵州都督。一九一三年，以滇黔联军总司令之职出兵四川。唐继尧面容英俊，气宇轩昂，“常策骑行通衢，视者争欲睹其颜色，浮荡女子尤倾倒备至”。唐继尧最大的历史功绩，当属“二次革命”失败后大量收留入滇的国民党人和其他革命志士，并利用军中的中坚分子形成了一个与袁世凯离心离德的武装团体。当蔡锷准备举兵讨袁的消息传来时，他立即准备并制定了详尽的政治和军事计划。袁世凯对唐继尧怀有巨大的戒心，因为不但包括李烈钧在内的反袁将领已经进入云南，甚至连孙中山派出的人也已从日本抵达昆明。唐继尧与蔡锷虽是同年生人，但他尊称蔡锷为“老前辈”。

此时的云南至少占据着四点优势：一，地处偏僻边区，军事上有扼险据守的地理条件，临近的贵州是袁世凯军事控制的空白，四川因军队杂乱不堪导致袁世凯派去的人根本无力指挥，因此云贵川三省联合在一起将是一片大势力。二，云南陆军的整体素质远远高于北洋军。云南讲武堂思想纯正，学术优良，具有深厚的现代军事传统，曾造就出一大批革命人才。三，云南陆军的军械装备全部是德式的精良产品，火力之强大为南方各省之首。四，包括唐继尧在内，云南的主要军政长官，或曾是同盟会员或具有革命思想，在保卫共和反对专制的政治立场上内部无分歧。

当年，蔡锷进京前，特别推荐唐继尧接任云南都督。此番蔡锷回滇，唐继尧“再三以至诚坦白态度”要让出军都督一职，他想让蔡锷坐镇云南而自己带兵出征北伐。蔡锷对唐继尧说：“我此次来滇，协同举义，完全为讨袁、为救国，并非争权，亦非夺利。若果喧宾夺主，不论理论事实如何，总不足以示天下后世，更何以对滇中父老，深望蓂赓鉴此苦衷，无再固辞，并盼总揽全局，统一军政，勿存客气，不辞劳怨，独为其难，以赴事功。”

史书记载：“唐蔡公忠体国，雍容揖让，实为近代军人之楷模。”

十二月二十二日晚，蔡锷、唐继尧召集文武要员歃血为盟：“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辛，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共殛。”

第二天，云南都督唐继尧和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发出的著名“漾电”：

……窃惟我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信，何以御民，纲纪不张，本实先拔。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正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身，凡百设施，无不如意，凭藉此势，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比者，吏民劝进，代表议决，拥戴之诚，虽若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作伪心劳，昭然共见。故全国人民痛心切齿，皆谓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祸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我等夙承爱戴，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义，用敢披肝沥胆，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民国前途，实为幸堪……

漾，电报代码，代表“二十三日”。

这实际上是对袁世凯的最后通牒。电报要求袁世凯立刻将“造作谏言，紊乱国宪”的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人“明正刑典，以谢天下”。并要求袁世凯“焕发明誓，拥护共和”，限他“二十四日上午十点钟以前赐答”，即二十四小时之内答复。

二十四日，蔡锷等联名致电袁世凯，表明了拥护“漾”电的立场：

北京袁大总统钧鉴：华密。自筹安会发生，演成国变，纪纲废坠，根本动摇，驯至五国警告迭来，辱国已甚，人心惶骇，祸乱潜滋。锷到东以后，曾切词披布腹心，未蒙采纳。弥月以来，周历南北，痛心召侮，无地不然。顷间抵滇，舆情尤为愤激。适见唐将军、任巡按使漾日电陈吁请取消帝制，惩办元凶，足证人心大同，全国一致。锷等辱承恩礼，感切私衷，用敢再效款款之愚，为最后之忠告。伏乞大总统于滇将军、巡按使所陈各节，迅予照准，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刑典，并发明令，永除帝制。如天之福，我国家其永赖之；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噬脐之悔，云何能及？痛哭陈词，屏息待命。锷、戡（戴戡，云南护国都督府左参赞转任统兵官）同叩。敬。印。

尽管对云南反叛一直有所担心，但是真的发生了袁世凯还是万分惊愕。从军事上讲，袁世凯并不认为单凭云南一省就能把他怎么样，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是四省造反，也没费什么力气就平息了。但他还是恼怒不已，因为包括蔡锷、唐继尧在内，云南的大员们都是在赞成帝制的请愿书上签过字的，这么快就翻脸了，难道是早已策划好的阴谋？袁世凯命令政事堂给云南去电，列举了唐继尧前些日子劝他称帝的电报，说事隔几天就变了令人难以置信。

蔡锷给北京回电，“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可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至于说反复无常，大总统曾信誓旦旦地宣誓要忠于共和，而今竟也可以翻覆国体。蔡锷劝说袁世凯，如果幡然悔悟，国人“轸念前功”尚可原谅，他还能“享国人之颐养”；倘若“执意不回”，为了民国，为了共和，云南只有拼死一搏“死生以之”。

最后通牒规定的二十四小时已过，袁世凯没有答复。

二十五日，唐继尧、蔡锷、任可澄、戴戡等通电全国，声讨袁世凯“背叛民国，帝制自为”，宣布云南独立。独立后的云南，废除了将军和巡按使，恢复了民国元年的都督府制，推举唐继尧为都督，留守昆明，蔡锷则统率部队出征。云南兴师以为国为民号召，出征部队遂定名为“护国军”。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护国战争”由此拉开序幕。

按照计划，护国军分成三路：蔡锷率一路攻四川，戴戡率一路攻贵州，李烈钧率一路经滇南进攻广西。

一九一六年元旦，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都督唐继尧、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发布了《讨袁檄文》。

檄文结构拖沓冗长，文辞雕琢粗陋，只是全篇充满了慷慨激昂之气。

开头就说袁世凯从小就不是个好东西：

……国贼袁世凯，粗质曲材，赋性奸黠。少年放僻，失养正于童蒙；早岁狂游，习鸡鸣于燕市。借其鸣吠之长，遂入高门之窦。合肥小李（李鸿章），惊其谲智，谓可任使，稍加拂濯，遂蒙茸泽，起为雄狐。不意其浮夫近能，浅人侈志，昧道懵学，骋驰失轸，遂使颠蹄东国，覆公（饣 柬）以招虎狼；狡诈兴戎，缺金瓯以羞诸夏。适清廷昏昧，致逃刑戮。犹复包藏秽毒，不知愧耻；殚其暮夜之劳，妄窃虎符之重；黄金横带，卖孱主于权门；黑水滔天，引强敌以自重。虽奸逆著明，清廷已知，犹潜伏戎羽，隐持朝野。

接着，檄文描述了袁世凯如何篡夺革命成果，并强调他当了大总统后变得更加邪恶：

……是以小人道长，凶德汇征。私托外援，滥卖国权；弑害民会，私更法制；纵兵市朝，威持众论；布散金璧，诱导官邪。冀以其积威积恶之余，乘世风颓靡、廉耻灭殁之后，得遂其倒行逆施，僭登九五之欲。故四载以还，天无常经，国无常法，民无定心，官无定制，丹素不终朝，功罪不盈月。游探骄兵，睚眦路途；贪官污吏，渎乱朝野，以致庶政败弛，商工凋敝。犹复加抽房亩，朝夕敛征；假辞公债，比户勒索；淫刑惨苛，民怨沸腾；凶焰所至，道路以目；此真世道陵夷之秋，天人闭隐之会，四凶之所不敢为，汤武之所不能宥者矣！

最后，在历数了袁世凯的二十条罪状后，檄文宣布了护国军的“四杀”令：

凡内外官吏，粤若军民，受事公朝，皆为同德。义师所指，戮在一人。元恶既除，勿有所问。其有党恶朋奸，甘为逆羽，杀勿赦；抗颜行，杀勿赦；为间谍，杀勿赦；故违军法，杀勿赦。如律令。布告天下，迄于满、蒙、回、藏、青海、伊犁之域。

那一天，昆明全城悬旗结彩，《讨袁檄文》在誓师大会上宣读完毕，市民们欢声雷动，护国军官兵则“士气奋腾”。即将出征的人告其家属：“此行期必死，勿望生还。”有乡绅自愿捐钱，护国军政府特此公告，允诺将来护国成功，按捐献金额多寡授予官职：捐三万元以上者，武职为上校，文职为上大夫；二万元以上者，武职为中校，文职为中大夫；一万元以上者，武职为少校，文职为少大夫；五千元至一千元者，分别授予武职上尉、中尉和少尉或文职上士、中士和少士；捐献一百至五百元者，虽然不能授予武职或文职，但可以授予护国菊花章一枚。

民众为出征将士作了《饯别歌》：

男儿志气高，腰挂宝剑杀尽那专制儿曹。试想我共和国家全为铁血造，岂容他袁逆一朝改作君主制度虎视龙骧。到今日幸有滇、黔两省杀伐用张，好男儿趁此立功劳。松坎地通蜀道，直捣成都势不遥。马革裹尸，了却英雄志。劝诸君努力前进，把那袁逆扫。

将士们作了《兵士答歌》：

今日盛饯已厚叨，勖勉我把君主推倒。想武昌起义抛却头颅将民国造，可恨那袁世凯所为大不道，背叛约法，突然想称皇帝号。吾辈男儿顶天立地，哪甘低头劝进，与那些鹰犬同曹。敬聆雅教，我也愿马革裹尸拼命去将叛逆扫。

云南地处中国边陲，却男儿彪悍，女儿多情。

袁世凯显然有些慌张无措。

十二月二十五日，国务会议召开，袁世凯劈头就说：我本不想当皇帝，完全你们这帮人强迫的，“云南自称政府，照会英、法领事，脱离中央。此事余本不主张，尔等逼予为之。”话音既落，“众默然”。

三天以后，袁世凯任命驻军湖南衡阳的第三师师长曹锟为行军总司令，兵分两路，从湘西经贵州和四川夹攻云南，并申令免除蔡锷等人的职务：

前据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奏称：唐继尧、任可澄拥兵谋乱，声罪请讨。又据各省将吏先后电称：蔡锷等通电煽动，请加惩办等语，当时疑其另有别项情节，先将唐继尧、任可澄、蔡锷褫职夺官，听候查办。嗣据各路边报，蔡锷纠合乱党，潜赴云南，诱胁该省长官及一部分军人，谋叛国家，破坏统一，宣言独立，遣兵窥川，稍拂逆谋，横遭残害，妄自尊大，擅立官府，人民多数反对，饮泣吞声，不能抗其威力。又任意造谣，传播远近，妄称某省已与联合，某国另有阴谋，非诈欺惑众，即挑拨感情，呓语谎言，全无事实。各省军民，皆服从政令，拱卫国家，各友邦又皆希望和平，敦睦外交，决非该逆等所得诬蔑。当滇变肇端，政府及各省将吏，驰电劝诰，苦口热心，积牍盈尺，而该逆等别有肺肠，悍然不顾，以全体国民决定之法案，该逆等竟敢以少数之奸人，违反举国之民意，于政府之正论，同僚之忠告，置若罔闻，丧心病狂，至此已极。该逆等或发起改变国体，或劝进，一再赞同，为日几何，先后迥异，变诈反复，匪夷所思。自古国家初造，频有狡黠之徒，包藏祸心，托词谋变；而如该逆等之阴险叵测，好乱性成者，亦不多见。至滇省人民，初无叛心，军士亦多知大义，且边陲贫瘠，生计奇艰，兵仅万余，饷难月给，指日瓦解，初何足虑。国家轸念滇省军民，极不愿遽兴师旅，惟该逆等倚恃险远，任意鸱张，使其盘踞稍久，必致苦我黎庶，掠及邻封，贻大局之忧危，启意外之牵涉，权衡轻重，不敢务为姑容，竟废国法。著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毋稍疏忽，并派虎威将军曹锟督率各师，扼要进扎，听候调用。该省之变，罪在倡乱数人，凡系胁从，但能悔悟，均免追究，如有始终守正，不肯附乱者，定予褒奖。所有滇省人民，多系良善，尤为妥为抚恤，勿令失所，用副予讨罪安民之至意。此令。

蔡锷率部出征了。

与即将面对的北洋军相比，蔡锷的出征充满了悲壮意味。他率领的第一军辖三个梯团六个支队，号称九千人马，但有史料称，实际兵力总数不足五千，甚至有史料详细统计到了个位数字，即三千一百三十人。这支部队基本上是步兵，只有少量的骑兵和辎重，携带两个月的粮草。更重要的是，他们将背井离乡进入四川，在蜀道之上作战，后方接济十分困难，袁军只要踞险把守，没有粮饷和援兵的蔡军很可能陷入困境。而之所以首先攻击四川，来自蔡锷和梁启超当初天津筹划好的那个雄伟蓝图：云南宣布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显然，这是一个一厢情愿的计划，区区数千滇人北进巴蜀，川人能让他们随便进来么？

唐继尧留守昆明。

李烈钧的第二军南下广西。

以蔡锷为总司令官的第一军入川。

这是由决死的将领率领的一群决死的青年。

第一军自昆明出发后，兵分两路：左路军由第一梯团长刘云峰率领，出昭通取叙州，中路主力由蔡锷亲自率领两个梯团，出永定取泸州。在叙州防守的是袁军冯玉祥、伍祥祯两部。

一九一六年一月十六日两军接战。

蔡锷战报：

十七日晨，第一梯团长刘云峰、第一支队长邓泰中、第二支队长杨蓁所部行至滇川接壤之新场地方，与助逆北军交绥。我军奋勇激进，所向披靡，连克黄泡耳、燕子坡、凤来场、棒印村等处，逆军退横江之黄果铺。

十八日晨，我军进攻黄果铺。第一支队攻其左翼，第二支队攻其右翼，力战竟日，至午后四时，敌渐不支，我军乘势猛攻，遂获全胜。是役击毙逆军官长三人，捕获二人，毙逆兵百名，夺获山炮二门、机关枪一挺。至七时，乘胜追击，距横江约二里，逆军后卫以山炮、机关枪死力拒战，我军绕道夹击，逆军惊溃奔窜，弃械弹无算，我军遂进占横江。

十九日，我军仍分两路直捣安边。第一支队踞金沙江右岸炮击敌军，第二支队经罗东渡江，夜间由山后猛击，敌势大衰。七时许，敌屏山援队突至，死力格斗。我军再次突击，敌终不支，弃机关枪于河，号哭奔溃，坠岩堕河而死者甚多。是役击毙逆军营长戴鸿智一人，杀伤敌兵数百，夺获军械及其他军需品八船。

二十日晨，我军渡江追击，逆军弃柏树溪，近距叙州城。我军即至柏树溪，敌军望风哗溃，遂弃叙城，分头向自流井及泸州溃走。我第一梯团进取南溪、自流井等处。第二梯团现由毕节直趋永宁，会合川兵径窥泸州。

护国军出师报捷，消息传到京城，帝政促进会会长周振勋联合了几位有头面的四川老乡，以“四川公民”的名义给袁世凯写信，状告在金沙江边凭险据守的袁军旅长伍祥祯：身为叙州镇守使，不但怯战逃跑，还把主张死守宜宾县城的徐知县毙了，将其尸体扔在河里，以致云南进入四川的咽喉之地叙州失陷。如果不严厉惩办这样的军官，以后军官们个个都“匪来逃走，匪去邀功，大局何堪设想”？

袁世凯立即下令免去伍祥祯的官职。

四川将军陈宧调兵四路反扑叙州，经左路护国军浴血奋战终未得逞。

在中路方向上，驻守泸州的袁军为北洋军第三师、第七师及第八师一部以及川军第一师。一月二十六日，蔡锷指挥中路主力抵达贵州毕节，黔军刘显世部宣布响应护国军，川军师长刘存厚也秘密与护国军将领达成反袁协议。蔡锷命令董鸿勋的第三支队协同反袁川军合攻泸州。泸州之战格外残酷，双方拉锯数次，伤亡巨大。蔡锷亲临前线指挥，将士用命，血肉横飞。战至二月十九日，突闻朱德支队增援到达，士气再振，节节猛攻，酣战数日，形成与袁军对峙状态。

朱德时年二十九岁。他第一次见到蔡锷，是蔡锷任云南讲武堂教官的时候，那时朱德是一名学员。朱德对为人清正、学识深厚的蔡锷十分崇拜，蔡锷也喜欢朴质好学的朱德，师生二人结下的是一种“毫不显露的共鸣和友谊”。自讲武学堂毕业后，朱德被分配到蔡锷的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并很快晋升为少校。蔡锷对朱德信任有加，在京准备起事的时候，他曾写信给正在蒙自戍边的朱德通报情况。云南宣布独立后，朱德赶回昆明见到了几年不见的恩师：

蔡锷起身向我们走来，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他瘦得像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眼还闪闪发光。肺（喉）结核正威胁着他的生命。那时他的声音已很微弱，我们必须很留心才能听得清。当他向我走来的时候，我低头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

护国战争爆发后，朱德先担任第三梯团第六支队长，后任第三支队长，在战斗中身先士卒，重创敌军，名声大震。

蔡锷最大的困难是后勤补给。

唐继尧负责的后勤供应常常延误甚至被阻断。

包括蔡锷在内，护国军将士衣衫褴褛，弹药匮乏，隔夜无粮，病饿交加。

二月二十一日，蔡锷致电唐继尧：

急。云南唐都督鉴：昆密。我军激战兼旬，耗弹颇多。炮弹现只存二百发，枪弹除领者悉数用罄外，纵列弹药亦耗三之一。各部队纷纷告急，请予补充。逆料在川境内，尚有数场恶战，务乞饬兵站速配解炮弹三千颗，枪弹每支加发三百发，赶运来泸，不胜祷切。查滇存炮弹为数甚少，并恳向日本订购两三万发，借资接济。如何？乞示复。锷叩。二十一。

迫于兵力入不敷出，蔡锷被迫放弃泸州，隔江与袁军对峙。

蔡锷患的是肺结核，结核病灶已经浸润到了他的咽喉。他高烧不断，浑身剧痛，冷汗淋淋，气喘吁吁，寝食难安，伫立在战场上的他瘦弱得几乎随时可能被风吹倒。护国军将士都知道他的病，但在蔡锷的脸上看不出痛苦，他们看见的依旧是一贯的持重与沉静。

后来每忆及此，梁启超都会伤感满怀：

在蔡锷率领数千饥疲之众同十几万械精粮足的北洋军相持的数月之中，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点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沙硬吞，他在万分艰难、万分危险中，能彀令全军将官兵卒个个都愿意和他同生同死，他经过几回以少击众后，敌人便不敢和他交锋，只打算靠着人多困死他、饿死他。到后来他的军队几乎连半饱都得不着了，然而没有一个人想着退却，都说我们跟着蔡将军为国家而战，为人格而战，蔡将军死在哪里，我们也都欢欣鼓舞地死在哪里。哎，我真不知蔡公的精神生活高尚到什么程度，能够令他手下人人都感到如此。

梁启超也受尽苦难。

自蔡锷从天津秘密转道日本赴云南后，梁启超也启程南下。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梁启超到达上海。

梁启超最希望广西响应，经过多次信函往来，广西将军陆荣廷终于答应，条件是梁启超必须到广西来——梁启超早上抵达广西，广西晚上就宣布独立；如果梁启超晚上抵达，广西就第二天早上宣布独立。梁启超欣喜万分，决定立即动身。但是，上海到处贴满了“捉拿梁启超就地正法”的布告，他的秘密藏身处四周也都是侦探，从国内的任何一条路线前往广西已没可能。梁启超从上海秘密出行的经过，犹如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出逃一样惊险：他先是藏在了上海至香港的一艘轮船的煤舱里，直到轮船离开上海，侦探们才得到消息。煤舱里漆黑闷热，他在那里面起草了奉劝袁世凯的最后通牒、声讨袁世凯的通电以及告两广人民书，并为未来组织的两广军政府起草了组织章程。夜半时分，他才能爬出煤舱，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但是，梁启超不以为苦，认为天下的快乐都是从苦难中得来的：“窃蹑舷栏，一晌凭眺，谓此乐万钟不易，因悟天下之至乐，但当于至苦中求之耳。”船到香港，他依旧藏在船中，等待换乘另一艘开往越南的轮船，谁知一等就是几天。香港方面已经得到梁启超抵达的情报，船上整日都有侦探来回巡守，藏在煤舱内的梁启超度日如年。更令人焦急的是，如要领取进入越南的护照，须他本人亲自登岸办理。陪同他的同志商量，实在不行就冒险从陆路直闯南宁，但那样也许会面临九死一生的险境。最后时刻，梁启超决定偷渡越南。他化装成一个日本人，乘坐香港至越南的一艘运煤船，竟然混过越南海关顺利地登陆了。本以为从越南乘火车就可以抵达广西，可谁知越南的各个车站也贴满了捉拿他的布告。为了躲避侦探，梁启超只能坐一段火车，再换乘小船穿过蜘蛛网似的河道，甚至徒步翻越大山，一点点地向中国广西边境靠近。

就在梁启超艰辛地行走在越南与广西交界处的大山里时，在这片国土上还有一个人万分痛苦，这就是洪宪皇帝袁世凯。

云南宣布独立并向四川进军后，川军的一个师立即反叛，袁世凯心中的怒火还未消，贵州那边也宣布独立了。贵州和云南，无论政治上还是地理上，都有密切的关联，如果贵州为袁军所控制，云南的独立便会受到极大威胁。蔡锷深知这一点，于是派心腹戴戡和王伯群前往贵州策划。贵州护军使刘显世本来就对袁世凯有意见，因为当时全国各省都设有将军，只有贵州和福建两省未设。由于黔军军官大多倾向反袁，袁世凯派到贵州的巡按使龙建章不敢激化矛盾，所以当京城要求各省对共和与帝制进行“公决”时，龙建章决定召开国民大会以表决国体问题。袁世凯听闻大怒，勒令龙建章离职北上，派刘显世的兄弟刘显潜接任。本来这是牵制刘显世的办法，可是一九一六年一月十八日，贵阳举行了全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竟然一致要求贵州独立。正当刘显世不知如何是好时，袁世凯的三十万元军饷汇来了，但戴戡率领的滇军也同时抵达了贵阳。一月二十七日，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黔军参加护国军行列，黔滇两军合力向湖南西部发动了进攻。

袁世凯意识到，这场危机与“二次革命”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国内大部分舆论倾向于他，而现在几乎人人心存反骨。

更让袁世凯痛苦的是，从他准备称帝的那一刻起，列强们便纷纷翻脸。列强们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问题上，态度大起大落令人琢磨不透。一开始，他们似乎都对袁世凯表示支持，至少在外交场合没有使节对袁世凯称帝提出异议。英国公使朱尔典与袁世凯私交很深，美国公使对袁世凯请来的那位古德诺教授也很尊重。袁家父子都与德国人有深厚的感情，当年袁世凯的小站新军就是德国人训练出来的，袁克定坠马受伤也是在德国治疗的。袁世凯聘请的政治顾问中有日本人贺长雄，此人坚决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日本朝野的意思。但是，当袁世凯下令就国体问题进行全国“公决”时，他才发现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了。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日、英、俄三国驻华公使一起会见了外交总长陆徵祥，并由日本代理公使口述了一份警告书，大意是：大总统复辟帝制，由于反对的人很多，恐怕要发生事变。现在正值欧战期间，中国的不稳定势必影响到各国利益。因此，称帝之事必须延缓实施。接着，法、意两国也加入了反对帝制的行列。袁世凯开始以为，列强们反对是因为不知道内情，于是命令外交部认真解释，但各国对袁世凯的解释都不满意，依旧施加压力要求取消帝制。而在所有的列强中，日本人的反对最为坚决。在袁世凯正式宣布接受全国推戴准备当皇帝的时候，日本公使联合多国公使提出警告，说要联合对袁世凯的帝制行为进行监视。在袁世凯没有停止帝制行为之前，日本政府将拒绝袁世凯派人去日本参加日皇加冕典礼。本来，一九一六年的元旦，袁世凯将改年号为“洪宪元年”，实际上已经算是登基了，可无论民间还是官方，都不愿意使用这个年号，各国使馆更采取了极端手段，他们把袁世凯送来的改元公文一律退了回去。于是，当一九一六年来临时，谁也不知道到底该叫什么年。毫无疑问，列强们不在乎中国是一个什么体制的国家，他们的一致前提是中国不能发生内乱。特别是欧战尚未结束，他们无暇顾及东方，因此不希望有任何事变影响他们的在华利益。

在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多种因素压力下，袁世凯认为必须缓和势态。

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袁世凯宣布“延缓登基”：

近据各文武官吏、国民代表以及各项团体、个人名义，吁请早登大位，文电络绎，无日无之。在爱国者，亟为久安长治之计；而当局者，应负度事审时之责。现值滇、黔倡乱，犹惊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而荡析离居者，耳不忍闻。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致救民救国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政之藉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点，均不许呈递。特此通令知之。此令。

袁世凯延缓登基的消息传到前线，并没有给蔡锷带来多少希望。

前线正处在僵持对峙状态，战争进程的拖延对于蔡锷来讲无异于灾难。

二十四日，蔡锷致电唐继尧：

……近日两战虽获大胜，然未能将顽悍之逆军第七师一鼓歼灭，殊为遗恨。盖一因子弹告罄，一因逆军得第八师之新┰……查逆军现有兵力，系张敬尧之一师计十一营，初入川时约九千人，历经战役，现时所存，当不过五千人，益以新到第八师之王旅，仍在八千以上。我军现额实不足四千，其中义勇队近千人，战斗力犹┤酢…现在作战计划，仍以扼守要点，集结主力，多张疑兵，以分敌势，俟有隙可乘，分头击破之。所最苦者，弹药未能如时到手，每难收战胜之效。老兵伤亡，已无练兵补充，只战斗力因而日弱。务望蓂公将每枪所储弹药千发，悉数饬解，分存毕（毕节）、永（永宁），并每月拨送补充兵五百乃至千人，则逆援虽重，不足平也……

二十九日，蔡锷再电唐继尧：

……我军兵力计十营，刘师约千五百人，其用之于战线者，日来已达半数。义勇队约一营，除旧械毛瑟二营外，余尚精利。我军所占阵地，非系自由选择，纯为背水之阵。部队逐渐加入，建制每多分割。幸士气坚定，上下一心，虽伤亡颇众，昼夜不能安息，风餐露宿，毫不为沮。惟旷日相持，敌能更番休息，我则夜以继日；敌则源源增加，我则后顾难继。言念前途，岂胜焦灼。今昨两日，举全力猛攻，逆军阵线，已成锐角形。其正面尚依然未动。良以地形艰险，守易攻难。现决心继续猛攻，如能击溃，可望转危为安。如再无进步，为全军计，只有另择阵地扼守，一以伺敌以制胜，一以延迁时日，用待时变……

三月七日，反叛的川军刘存厚部首先不支，护国军全线受到牵连，尽管蔡锷坚决主张守住阵地，但最后还是无奈地退出纳溪一线。

攻入护国军纳溪阵地的，是袁军冯玉祥部。

冯玉祥因此被袁世凯通令表彰并被封为“三等男爵”。

这是蔡锷人生中最黯淡的时刻。

蔡锷部官兵衣不蔽体、饥饿难挨之际，袁世凯下令将大批物品运往前线犒劳官兵。陆军部采买的东西五花八门，包括牛肉、猪肉、罐头、绍兴酒、彩缎、丝绸、金银餐具、钟表、衣帽、古玩字画和各种高档瓷器等。与这些东西同时下发的还有大量的奖章，获奖者根据等级不同每年可领取相应的年薪。

但是，仅仅过了十天，蔡锷就命令部队实施反击。

第一梯团长刘云峰提醒说，部队出发时，每个士兵只带了三百发子弹，三百发子弹支持半年，到现在平均每支枪里不过数发子弹，这叫官兵们如何打仗？蔡锷面无表情地说：“无子弹用刺刀搠。”刘云峰团长说，用刺刀搠实在是不得已之举，但是打仗不能单凭刺刀呀。蔡锷的回答声调冷峻：“无子弹不能打仗，欲投降乎？”

蔡锷的军令一下，护国军将士生死不顾，猛烈冲击。当面之敌主要是川军张敬尧的第七师，这个虎狼之师平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恨之入骨，战斗期间，百姓不分男女老少昼夜为蔡锷军送衣送食，老人们则跪庙焚香，祈求上天保佑护国军得胜。

袁军受到严重挫折后，前线将领请求与蔡锷停战谈判。

蔡锷的坚持令曙光初现。

可以肯定地说，袁世凯宣布延缓登基的命令，严重打击了袁军的作战情绪。

袁世凯最大的危机是北洋军内部的离心离德。

北洋军“三杰”中，王士珍此时以研究道学为名，处在暂时告老还乡的状态；袁世凯称帝后，段祺瑞认为是他为袁世凯打的天下，他绝不愿意在袁家后代面前叩首称臣，于是称自己“血亏气郁，脾弱肺热，亟当静养服药”，请病假休养去了；冯国璋更是坚决反对帝制，他和段祺瑞一样，都有将来接任民国大总统的野心，如果袁世凯当上皇帝，他哪里肯侍候袁克定这般浪荡公子？他给袁世凯发去密电，说自己“每值事务当前，沉心构思，辄觉脑筋紊乱，甚至彻夕不能安眠，精神日亏，饮食锐减”，所以必须请假，以安心服药。——北洋军的三员核心将领，在护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背离袁世凯而去了。

在前线作战的北洋军官中，冯玉祥也是个心存反骨之人。在各地请愿赞成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唯一没有在请愿书上签字的川军军官，就是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四川将军陈宧命令他率部开赴前线与蔡锷作战，他很是犹豫，迫于命令开拔后，他先给陈宧写去一信，说川军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不能与护国军作战，而只要您命令不打，第十六混成旅将拥护您。冯玉祥还给蔡锷写去一封信，说一贯钦佩蔡将军光明正大，因此将尽力避免与护国军真枪实弹地开战，将来寻找机会再行合作。

蔡锷当面的主要对手，是川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张敬尧是袁世凯信任有加的将领，袁世凯指望他打败护国军，将蔡锷捉到京城审判正法。可张敬尧最终见到护国军第一梯团团长刘云峰时说：“袁做皇帝，我也不赞成。”而且准备与护国军联合起来去打那个“袁皇帝”。

两个在战场上酣战多日的将领先通了电话：

余问：“你是勋臣（张敬尧，字勋臣）吗？”彼云：“是的。你是晓岚（刘云峰，字晓岚）老弟吗？”余曰：“然。”张云：“你请我有什么话说？”余曰：“刻距停战期满仅有数日，你还愿意打否？”彼云：“哪个王八蛋愿意打，你们怎么样呢？”余曰：“我们是同你一样的，不过我们双方均不愿打，还要想个法子，方能不打。”张云：“有什么法子你想过吗？”余曰：“大家商量。”

蔡锷怕刘云峰中了张敬尧的圈套，遂向刘云峰承诺：“张敬尧将你害了，我不给你报仇，就不姓蔡了。”于是，张敬尧和刘云峰在泸州城里见了面：

张云：“我自当排长起，现在已到师长兼总指挥，未离开二十五团，你们那一顿刺刀搠死我七八百人，全师共死二三千人，我的精锐消耗殆尽，你看伤心不伤心，我还打什么？且袁做皇帝，我也不赞成。”余随云：“我们出兵打仗，就是为袁做皇帝，你既不赞成袁做皇帝，我们的宗旨相同，还有什么仗打呢？以后我们商量打袁皇帝如何？”张云：“打袁皇帝我也赞成，不过袁倒之后，须请段先生出来当总统，老弟你也是段先生的学生，我想你一定赞成的。”余云：“应当何人继任总统，约法已有规定，大总统出缺，应以副总统继任。”张云：“若不请段先生当总统，咱们的仗还是要打。”余云：“我非滇军总司令，不能作主，兄之意，我可报告蔡总司令，就请你召一书记官来，将我们说的话写在纸上，算作条件，我带回请示。”所商条件约如下：（一）南北两军组为同盟军，以讨袁为目的，并推举蔡锷为总司令，曹锟副之，张敬尧为总指挥；（二），以段祺瑞继任总统；（三）无论何军，与此宗旨相同者为友军，不赞成者共击之。（四）滇军子弹由北军供给。（五）同盟军粮饷，概由四川筹备。

如此谈话和契约，特别是还拉上曹锟作为反袁军副总司令，如果让北京的袁世凯知晓当是什么心情？

一九一六年三月十五日，广西宣布独立。

广西的独立，使得云南、贵州和广西三省连成了一体，护国战争有了更为可靠的基地。

蔡锷有理由认为，国家的政治危机即将结束，自己也将从无尽的苦难中解脱了。他与夫人潘惠英定了一个电报暗语，以便快要生产的夫人告诉他生了个男孩还是个女孩：

蕙贤妹青睐：别后苦相忆，想同之┮病…出发后，身体较以前健适，喉病已大愈，夜间无盗汗，每日步行约二十里，余则乘马或坐轿。饮食尤增。从前间作头痛，今则毫无此症象发生，颇自慰也。堂上以下，闻余此次举动，初当骇怪，继必坦然。盖母亲素明大义而有胆识，必不以予为不肖，从而忧虑之也。过宣威时大雪，尚不觉寒。据此间人云：今年天气较往年为佳，殆天相中国，不欲以雨雪困吾师行也……分娩后希寄一电，为男则云某日迁居东门，为女则云某日迁居西门，母子俱吉则云新宅安适可也。此问妆安。名心。印。

尚未得到迁居东门或西门喜讯的蔡锷，得到了一个更加令人鼓舞的消息：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

陆军部公函第一二七号敬启者：案准政事堂奉告令：前据大典筹备处奏请建元，现在承认帝位一案，业已撤销，筹备亦经停办，所有洪宪年号，应即废止，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此令。等因。本部自奉告令之日起，发出各项公文，业经遵照改用中华民国五年年号。惟刊行军用乘车运输各种执照，其由各处领用，现尚存留未用者，谅亦不少。所有该各执照上原印或加盖洪宪字样，自不适用，若遽将该各执照全行作废，以新更换，实属编印不及。兹拟由各该领存执照之处，自行分别改用中华民国五年字样，以资应用。俟印得后，即行寄发。除分行外，相应函请查照，即希转饬遵照可也。此咨。

公府指挥处

陆军部启

中华民国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袁世凯宣布延缓登基后，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压力日益沉重。他本决心忍耐下去，待西南的军事行动有所成效后，再以胜利者的姿态平息事态。但是，随着广西的独立，他不断地接到劝说他取消帝制的信函和电报，除了各省打来的之外，连老友徐世昌也从天津来信说如不早行必将失去最后的退路。接着，一个令袁世凯大吃一惊的事情发生了：直隶巡按使兼天津将军朱家宝送来一份密电，袁世凯读了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一份向全国各省将军发出的密电，由冯国璋带头，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和湖南将军汤芗铭联合署名，其主要内容是：团结一致，强迫袁世凯取消帝制并惩办复辟祸首。袁世凯有了一种天塌地陷的感觉，冯国璋、李纯、朱瑞、靳云鹏、汤芗铭，哪一个不是他一手培植的北洋高级将领，哪一个不是因为他的扶持而拥有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这些理应最可靠的心腹将领，如今竟然联合起来造他的反，这种恩将仇报的事就发生在眼前怎么能够令人相信？突然间，袁世凯想起来了，昨天他亲眼见到天上掉下来一颗很大的流星，这么大的流星从天上掉下来他只在李鸿章死的那年见到过一次。

袁世凯不寒而栗。

无论自己是否留恋帝位，袁世凯都认为宣布取消帝制是一件让他颜面扫地的事。他与心腹幕僚梁士诒、杨士琦等人商量，准备做出巨大的让步：让徐世昌和段祺瑞掌管中央政事，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冯国璋，并争取与梁启超、蔡锷等人达成妥协乃至握手言和。杨士琦认为，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是唯一的出路，但先决条件是必须取消帝制。袁世凯沉默不语。他顾虑的是一旦宣布取消帝制，如果反对他的人依旧不依不饶，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杨士琦的劝说听上去也很在理：宣布帝制取消后，如果护国军再闹，不就可以同仇敌忾地与他们打仗了吗？

袁世凯的智力已严重低下。

三月二十日，袁世凯召集国务卿、各部总长、参政院院长、平政院院长以及肃政厅的肃政史们开会，讨论取消帝制的问题。会议在没有任何人反对的情况下，很快做出了宣布取消帝制的决定。命令草拟完毕，正要交印刷局付印，袁克定突然站出来反对，他的理由是：现在西南各省以武力要挟取消帝制，如果我们屈服于他们取消了帝制，他们得寸进尺连大总统都不承认了怎么办？袁世凯愣了一会儿，然后叫人把命令从印刷局追回来修改。

第二天，袁世凯亲笔写邀请函，恳请徐世昌、段祺瑞和黎元洪等重量级人物到总统府开会。会议决定了以下几点：一、取消洪宪年号；二、召开代行立法院会议，取得取消帝制的法律根据；三、徐世昌任国务卿；四、段祺瑞任参谋总长；五、拟任命蔡锷为陆军总长、戴戡为内务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熊希龄为财政总长。

历史似乎转了个圈又回到了原点。

参政院、立法院立即开会，一致通过了取消帝制案，如同几个月前他们一致通过恢复帝制一样，办事效率极高。

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民国政府下达取消帝制令：

政事堂奉申令：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倘有墨、葡之争，必为越、缅之续，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吏士庶，同此悃忱，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之不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中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大会全体表决，予更无讨论之余地。然终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以表素怀。乃该院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严，已至无可诿避，始以筹备为词，藉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凡劝进之文，均不许呈递。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俟转圜。予忧患余生，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知。辛亥事起，谬为众论所推，勉出维持，力支危局，但知救国，不知其他。中国数千年来史册所载，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让之诚，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为权利思想，性情隔阂，酿为厉阶。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致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屈己从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转陈推戴事件，予仍认为不合事宜，著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制之案，即行撤销，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诚，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涤虑，息事宁人。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方今闾阎困苦，纲纪凌夷，吏治不修，真才未进，言念及此，中夜以忧。长此因循，将何以国？嗣后文武百官，务当痛除积习，黾尽图功。凡应兴应革诸大端，各尽职守，实力进行，毋托空言，毋存私见。予惟以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为制治之大纲，我将吏军民尚其共体兹意！此令。

国务卿徐世昌

历史上如果还有颠倒黑白、倒打一耙、推卸责任、伪装粉饰、厚颜矫情的政客文字的话，此件当为范本。

袁世凯自接受帝位到发令撤销为止，一共八十三天。

洪宪皇帝，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几天后，袁世凯下令焚烧所有关于复辟帝制的文件，总共烧毁了八百四十多件。

即便所有的证据化成灰烬，复辟帝制依旧令中国历史蒙羞。

这种羞辱是一个经典充盈的大国在悠久文化层面上的自我拷打。

令人惊悚之处在于：如果仁人志士奔走呼号，抛洒热血，捐躯生命，换来的却是一个国人必须山呼万岁的袁氏皇族，那么在世界之林中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颜面何在？——百辱可忍，唯此不可忍，这就是梁启超、蔡锷不惜以死保有的人格的尊严。

在人类史上，对人格的护卫比任何事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尊严往往需要用生命换取。

几个月后，蔡锷溘然离世，年仅三十五岁。

前线艰难的战事停止后，蔡锷的病情迅速恶化，他不得不再赴日本治疗。途中路过泸州的时候，他在学生朱德家休息了几天——蔡锷“看上去像一个幽灵，虚弱得连两三步都走不动，声音极微弱，朱德必须躬身到床边才能听到他说的话”。面对如此令人敬重的生命无以挽回，朱德悲痛而绝望，他后来一生都没忘记蔡锷那时候对他说的话：“我的日子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

一九一六年九月八日，蔡锷由上海启程，抵达日本神户，面对记者他已不能说话，结核病菌大面积地蔓延到他的肺部、喉部，甚至肠胃。

十四日，蔡锷入住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福冈医院耳鼻喉科特别病室。他的两肺及口腔、咽喉都有病灶，进食困难，发热达摄氏三十九度。医学部的内科稻田教授与耳鼻喉科久保教授都认为，蔡将军已无康复的可能，他们只能“采用防制病变的办法”。然而到了十月底，蔡锷肺部病变急速发展，高烧持续，手足浮肿，同时出现顽固的腹泻，经过一个星期的治疗，“浮肿曾一度消退”。十一月七日那天，天气晴朗，蔡锷醒来时精神似有恢复，“食欲亦增进”。可是，当晚十时，他的病情“再度急剧变化，呼吸道痰结阻塞，苦闷异常，至午夜一时陷入危笃状态”。久保教授“于一时半赶到，立刻进行急救注射，至二时终于逝世”。

蔡锷临终的那天，曾请好友蒋方震代拟遗电：“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罗佩金，曾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参谋长，后任护国军左翼军总司令）、戴（戴戡，曾任护国军第四梯团长，后任护国军右翼军总司令）两君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奖励；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蔡锷离世，举国悼念。

灵柩归国，葬湖南长沙岳麓山下。

孙中山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康有为挽联：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思子之故，怕闻鼙鼓之声来。

小凤仙亦有挽联两副——

其一：

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

其二：

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患余生，萍水相逢成一梦；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英雄已去，美人迟暮。

往事不会总是满心花絮，笑谈之后却是天地苍凉。

整整三十五年后，一九五一年梅兰芳到沈阳演出，曾在大幕侧间接到一封信函：

梅兰芳同志：闻已来沈，不胜心快，今持函拜访。在三十四年前，于北京观音寺（名字记不住了）由徐省长聚餐一晤，回忆不胜感慨之至。光阴如箭，转瞬之间，数载之久，离别之情，难以言述。兹为打听家侄张鸣福，原与李万春学徒，现已多年不见，甚为怀念。梅同志：寓北京很久，如知其通信地址，望在百忙中公余之暇，来信一告。我现在东北统计局出版部张建中处做保姆工作。如不弃时，赐晤一谈，是为至盼。此致，敬礼。

致函者，为已改名为“张洗非”的小凤仙，写信时她已年近七十，在东北一户普通公职人员家做保姆。

世事风尘，孰能料定。

史书记载，无论是友是敌，无论是新是旧，无不对蔡锷由衷钦佩，皆因他“以天下为己任，却不以天下为己”。

对于历经坎坷的中华民国来讲，蔡锷亦是开天辟地式的人物。

蔡锷之死，梁启超为最痛者，其祭词血泪俱下：

呜呼！自吾松坡（蔡锷，字松坡）之死，国中有井水饮处皆哭，宁更待吾之费词。吾松坡宜哭我者，而我今哭焉，将何以塞余悲？君之从我，甫总角耳，一弹指而二十年于兹。长沙讲学偶坐之问难，东京久坚町接席之笑语，吾一闭目而暧然如见之。尔后合并之日虽不数数，然书札与魂梦，日相濡沫而相因依。客岁秋冬间，灭烛对榻之密画，与夫分携临歧之诀语，一句一字，吾盖永刻骨而镂脾。三月以前，海上最后之促膝，君之瘖声尫貌与其精心浩气，今尚仿佛而依稀。吾松坡乎！吾松坡乎！君竟中道弃余，而君且奚归？呜呼！庚子之难，君之先辈与所亲爱之友聚而歼焉，君去死盖间不容发。君自是发奋而莅军，死国之心已决于彼日。己巳广西不死，辛亥云南不死，去冬护国寺街不死，今春青龙嘴不死，在君固常视一命为有生之余，今为国一大事而死，此固当其职。虽然，吾松坡之报国者如斯而已耶？不获自绝域以马革裹尸归来，吾知君终不瞑于泉窟。呜呼！君生平若有隐痛，我不敢以告人。要之，今日万恶社会，百方蹙君于死，吾复何语以叩苍昊？嗟乎！松坡乎！汝生而靡乐，诚不如死焉而反其真。尔翁枯守泉壤者十有五载，待君而语苦辛。君之师友在彼者亦已泰半，各豁冤抱迓君而相亲。嗟乎！松坡乎！斯世之人，既不可以与处，君毋亦逃空寂以全其神，其更勿赍所苦以相谇告，使九渊之下永噫而长（口 频）。呜呼！余天下之不祥人也，而君奚为乎昵吾？屈指平生，素心之交复几许？弃我去者，若陨箨相继而几无复余。远昔勿论，近其何如？孺博、远庸、觉吨、典虞，其人皆万夫之特，未四十而摧折于中途。嗟乎！嗟乎！天不欲使我复有所建树，曷为降罚不于吾躬而于吾徒？况乃蓼莪罔极，脊令毕逋，血随泪尽，魂共岁徂。吾松坡乎！吾松坡乎！汝胡忍自洁而不我俱？呜呼！余有一弟，君之所习以知，余有群雏，君之所乐以嬉，今率以拜君，既以侑君之灵，亦以永若辈之思。心香一瓣，泪酒一巵，微阳丽幕，灵风满旗。魂兮归来，鉴此凄其！

蔡锷的英年早逝成为梁启超终生的伤痛。他说：“我这个在历史里头凑脚色的人，好比带着箭伤的一匹小鹿，那支箭不摇他倒还罢了，摇起来便痛彻肝肠。因为这段历史，是由好几位国中第一流人物而且是我平生最亲爱的朋友把他们的生命换出来，他们并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但他们想要换的是一个真的善的美的中华民国。如今生命是送了，中华民国却怎么样？”梁启超由此诘问自己：“真不知往后要从哪一条路把我这生命献给国家，才配做他们的朋友？”

欲念纷扰，荣辱须臾。

朋者为谁，友在何方？

只要山河依旧，历史就会永远处于诘问之中。

3革命尚未成功

在中国至今为止的政治史上，那是一段短暂而怪异的时光：一个皇帝倒台了，但是这个皇帝却不想离开国家的最高权力位置。这个昔日的皇帝固执地认为，自己变一个称呼便可以继续充当万民之首，仿佛国家的最高权力是他的私人财产，他完全有理由宣布对此拥有不可侵犯的占有权。但是，尽管他自动地把自己从皇帝的位置上转换到了大总统的位置上，并在取消帝制的申令中刻意强调“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然而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政治立场却惊人的一致，那就是袁世凯必须和当年的宣统皇帝一样赶快下台。理由很简单：如果袁世凯这么做天经地义的话，那么现在的大总统应该是过去的宣统皇帝溥仪，世上难道能够允许这么荒诞的逻辑存在吗？可现实的荒诞是，如同对付赖在家中客厅内的一位恶客一样，国人似乎对这位赖着不走的“皇帝”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盯着希望他能自觉一点。

这是双方都很难过的时日。

袁世凯必须咬紧牙关坚称自己就是大总统，而且必须为此忍受来自各方面的谴责乃至咒骂。

华侨联合会发来《请袁世凯退职电》，称呼袁世凯为“前大总统”，说如果他依旧恋位不下台，华侨在国外觉得很是丢人：

北京前大总统袁公鉴：

公帝制自为，身犯国法，虽自取消，已失总统资格，人民已不公认。公犹恋恋不去，引起兵争，全国涂炭。海外侨众，日接外人，既不堪国家体面之辱，内顾祖国，尤不胜水深火热之忧，函电纷来，皆不认公为代表国家之元首，请速退职，以免辱国殃民。全国幸甚！侨界甚幸！

华侨联合会

留日学生总会发来《迫袁世凯退位电》，语气咄咄逼人：

转各省将军、巡按使公鉴：

袁氏谋逆，罪不容诛，乃复故逞狡谋，阴图恋栈，四邻腾笑，万众蒙羞。彼昏纵极厚颜，吾氓应尚有耻，况欧战终结，列强势力必将集矢亚东，内忧不除，外侮曷御？今设优容姑息，留此祸根，他日异志复萌，危及国本，养痈遗患，罪将归谁？诸公保障共和，纯忠素志，尚乞主持正义，彻底澄清，迫袁解职，置之刑典。愿除恶而务尽，勿滋曼以难图。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

国内十九个省的公民代表发表联名声明，坚决不许袁世凯再冒充中华民国大总统。声明说，外国人总是说中国人奴性十足，如果这次中国人再低三下四地容忍袁世凯，则中国人“卑鄙龌龊之奴隶性”将更大地暴露在世界面前：

……夫民国国家者，五大族四万万人共有之国家也，彼袁世凯何物，乃敢以一匹夫，手提国命，欲称帝则称帝，欲称总统又称总统，进退裕如，傲睨自若，堂堂国民，芸芸总总，如牛如马，俯首受勒，不敢（马 夬）（马 是），抑何卑怯无耻而不勇也？外人之诃吾国民曰“有奴性”，今袁世凯叛国，罪状显然，万目睽睽，东西具瞻，义师声讨，名正言顺，已下三巴，奄有南服，长江动摇，山、陕震撼，桴鼓急进，指顾功成。倘犹许其有调停之余地，以一纸空文，取消帝制，惑其狡辩，遽而罢兵，国民（面 见）颜，仍复戴之以为总统，则是卑劣龌龊之奴隶性更大表暴于世界，国人人格道德，坠落千丈，腾笑五洲，蒙羞万古……

不但全体国民表示愤怒，昔日的好友也一个个地翻了脸。当过几天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发来电报，电报中对袁世凯的称呼很是奇特，即不称皇帝也不称大总统而称他为“执事”——清末新军中确有“执事官”一职，是个管理杂务的副官类的低级军官——这位前总理可谓言辞尖酸刻薄：

……执事数年来，所有不忠于约法之行政，世人注视方严，固有公论微言，执事亦自知之……近阅报悉撤销帝制之令，而仍居总统之职。在执事之意，以为自是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人视之，咸以为廉耻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试就真理窥测，今举国果有一笃信执事能真践前誓，而实心拥护共和者乎？……为执事劲敌者，盖在举国之人心，人心一去，万牛莫挽。兹陈唯一良策，则只有请执事以毅力自退。诚以约法上自有规定继承人，亦正无俟张皇也……

最让袁世凯难过的，当属康有为发来的极尽嬉笑怒骂的电报。电报在大骂袁世凯居心叵测后，给他的建议与戊戌年间洋人们给康有为的建议一样：赶快逃亡。但是，毕竟时局还没有到不逃就要掉脑袋的地步，所以康有为劝袁世凯:世界上所有下台的皇帝，无一例外都是这么做的，更何况国外风物美女好玩得很：

……外托虚君共和之名，内握全国大权之实，假偶神而为庙祝，挟天子以令诸侯，公之推拍（扌 完）断，与时宛转，计岂不善，无如公之诡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公为总理，将禅位矣，乃日日口言君宪，以欺清室。公为总统，则日言誓守共和，以欺国民。公将为帝制，则日伪托民意推戴，以欺天下。公愚天下之惯伎，既无一不售，以至为帝矣。今又日言开国会，复省议局，设责任内阁，人皆目笑之……且夫天下古今，为帝不成，舍出奔外，岂有退步者。以吾所闻欧、美之事，凡帝王总统以革命败者，莫不奔逃外国，古事繁多，不克具引……公速携眷属子孙，游于海外，睹其风物之美，士女之娱，其乐尚胜于皇帝总统万万……

袁世凯的神经很坚强，他硬着头皮等待着军事上好转的消息。但是，前线根本没有枪炮声，北洋军军官们大多已和护国军军官们称兄道弟了。接着，一九一六年三月十五日，传来了广西将军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的消息；再接着，心腹之人龙济光统辖下的广东也宣布独立了。

袁世凯称帝后，给予广东将军龙济光加封的头衔是一等公加郡王衔。但是一九一六年四月六日，龙济光突然发表了独立通电，且在袁世凯权位问题上态度明确：“今袁氏前令撤销帝制，其果出诚心与否，且勿深究，但袁自去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后，大总统资格早已消灭……今称帝不遂，分为齐民，安能僭称大总统？就法理论之，我民国已为袁氏所篡灭，灭而复兴，则元首选举自有应履行之程序，今袁有何理由擅自盗据？”——仿佛就在昨天，龙济光假装赞成独立，然后突然翻脸，致使广西派来接洽独立事宜的前中国银行行长汤觉顿遭害，造成了护国战争中的著名血案，然后他向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效忠到底，可是一夜之间事情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

几天之后，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二日，浙江宣布独立。浙江的独立有点含糊其辞。十一日凌晨，大批要求独立的军民涌进将军署，浙江将军朱瑞跑得没了踪影，巡按使屈映光随即发布告示，说自此一切由他掌管。袁世凯赶快打电报，抢先声称屈映光被浙江军民推举为都督时“誓死不从”，“最后即请以巡按使名义兼浙江总司令，借以维持地方秩序”。但是，袁世凯心里很清楚，浙江怕是已经脱离了他的掌控，他打算将驻扎在上海的北洋军第十师调入浙江，没想到消息一经传出反而导致了浙江的激变。

门生故吏纷纷反叛之后，令袁世凯坚强的神经最终崩溃的时刻来临了。

北洋的高级将领们已经开始考虑袁世凯下台后如何分配权力的问题了。

冯国璋是最具野心的北洋军高级将领。他的设想是惊人的：联络各方力量逼迫袁世凯下台，然后作为北洋军的新领袖，效法各省代表在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的模式，选举他出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召集国会，再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冯国璋试图让辛亥革命时期权力创建的过程再重复一次，除了由他来充任当年袁世凯的角色之外，其他程序与内容完全一样，这种企图让河水在同一地点再流淌一次的想法，若没有对权力的极度觊觎力是设想不出的。冯国璋自觉他有理由这样设想：他和护国军的主要领导者，包括梁启超和广西的陆荣廷都有良好的关系；军事上不占优势的护国军定会希望争取他来达到倒袁的目的，因为之前只是袁世凯一人在与护国军作战，护国军应该明白如果整个北洋军一致行动，护国军战败是顷刻之间的事；而如果在他的主导下袁世凯垮了，就等于当年利用袁世凯的北洋势力让宣统皇帝退位。既然历史又回到了原点，重演一遍有什么不可能？

冯国璋首先要联合其他的北洋将领，他认为兵权在握的武卫前军统领张勋和安徽巡按使倪嗣冲最为重要，因为他们的势力占据着长江中下游的腹部。但是，张勋是典型的清室复辟派，他绝对不会赞成召开国会。张勋此时的打算更是惊人：如果想达到复辟清室的目的，不如让袁世凯暂时把大总统当下去。怎么给袁世凯继续当大总统寻找理由呢？张勋出的主意令人瞠目结舌：当初，清帝退位时发布的逊位诏书中，有赋予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的权力，现在就依照“圣意”让袁世凯重新任命内阁。此番主意一出，立即招致一片骂声，让所有的国人感到羞辱的是：如果前清王朝的诏书现在还有效，这么多年的共和革命都忙乎些什么了？

一九一六年五月一日，江苏将军冯国璋以个人名义向各省发出通电，通电提出了八项建议，包括大总统的地位和选举、国会的组织、宪法的制定、财政的整顿、军队和党派问题，其中的要害是大总统问题。冯国璋受到张勋的启发，但话还是说得拐弯抹角：

……袁大总统以清室付托，组织共和政府，统治民国，授受之际，本极分明。现因帝制发生，起一波折，近虽取消帝制，论者皆谓民国中断，大总统原有地位业已消灭，绝难再行承认。言之亦自成理，然欲根据法律立论，则民国四年以后，大总统固已失其地位，副总统名义亦当同归消灭。中国目前实一无政府无法律之国。而援引《约法》，谓副总统可以代行职权之说，当然不成为问题。既欲拥护共和元首，在改良政治，欲政治改良，而谓不能属之袁大总统，则必出于另举。欲举总统，必开国会，欲开国会，必有发表召集之人。今舍去大总统，而以副总统行使职权，牵入《约法》条文殊与事实不合。不如根据清室交付原案，承认袁大总统对于民国应暂负维持责任，以顾大局。

这是典型的阴谋诡计和自作聪明：想当大总统的冯国璋，必须首先否认《约法》中规定的由副总统继任的可能性，只有确保这个前提，才有可能在逼迫袁世凯下台后令权力分配重新洗牌。

袁世凯对此表示“不胜欣慰”的原因，除了试图借此拖延时间之外，也希望将矛盾转移到以冯国璋为首的“第三势力”上去，他认为这样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周旋的缝隙。但是，冯国璋的建议也立即遭到群起攻之，各方舆论均认为他冒似保袁其伎俩实为“袁世凯第二”。

冯国璋促成了由各省代表参加的南京会议，他试图在会议上再现辛亥年间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往日情景，但他即刻便发现时过境迁了。各省代表七嘴八舌，仅在袁世凯是否有资格留任大总统的问题上就吵成一团。尤其是倪嗣冲和张勋坚决反对，这使得南京会议没有决定任何事情，反倒给袁世凯赢得了调兵遣将的时间——在袁世凯的反扑军事计划中，倪嗣冲和张勋都被安排了高官厚爵，这便是两人大闹南京会议的根本动因。

无论如何，北洋系内部四分五裂的局面已不可挽回。

在四面楚歌的威迫下，袁世凯一反过去大权独揽的态势，拟令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三位重量级人物出来维持局面。但是，袁世凯也明白，副总统黎元洪早就是个拒绝与之合作的人。自袁世凯帝制活动开始后，黎元洪一而再再而三地请辞副总统和参政院长之职，得不到批准就索性将全家从中南海迁到了东厂胡同，从此拒绝领副总统的薪水，除了家人之外不与任何人说话。袁世凯称帝后，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坚决不受，他终于对外说了一句话：“你们不要骂我！”

徐世昌担任国务卿仅一个月就辞职而去，这个袁世凯昔日最亲密的老友清楚地明白，这个时候谁跟袁世凯绑在一起，谁将被历史打入另册。辞职后他立刻出京，回到河南辉县水竹村自称“水竹村人”，远远地躲起来了。

段祺瑞被任命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后，其内阁已经七零八落，外交总长陆徵祥要求退休，结果由交通总长曹汝霖兼搞外交。接着，财政总长孙宝琦也不干了，由之前徐世昌内阁的财政总长周自齐暂时代理。其余的总长们，如教育总长张国淦、农商总长金邦平、司法总长章宗祥等基本不上班，使得这个政府内阁怎么看都是个临时的草台班子。更让袁世凯担忧的是，段祺瑞自从当了国务卿，如同变了个人似的，竟然与当年的宋教仁一样，坚决要求将政事堂变回责任内阁，说如果袁世凯不同意他就辞职。袁世凯无奈，刚把政事堂改成国务院，段祺瑞又要求把大元帅办事处撤了，还要求由陆军部把袁克定秘密建立的袁世凯私家武装模范团和拱卫军接收了。终于，在国务院秘书长的人选问题上，忍无可忍的袁世凯与段祺瑞闹翻了。段祺瑞希望他的得意部下徐树铮出任，袁世凯听说后一脸不屑：“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是东洋刀。”而段祺瑞得知袁世凯反对后大骂：“怎么，到了今天，还是一点都不肯放手吗！”

应该说，此时的段祺瑞替代袁世凯成为北洋首领甚至国家首脑的野心，比冯国璋更为强烈。辛亥革命翻云覆雨的过程，已把昔日只知身挎东洋刀的段祺瑞历练成一位自以为能与袁世凯较量一番的政治家。当上国务卿后，他接到梁启超的一封信，信里清楚地表明：今天的段祺瑞，好比辛亥年的袁世凯，在清王朝不肯让步的历史时刻，只有袁世凯能解历史困局；如今袁世凯不愿意下台，能解历史困局的只有段祺瑞了。段祺瑞对这个“天下舍我其谁”的分析很是赞同。

对袁世凯更严重的打击接踵而至。

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一日，陕西宣布独立。袁世凯对陕西原本很放心，因为陕西将军是曾当过他的军法处长的陆建章，镇守使也是他派去的心腹军官陈树藩。但是，当陕西境内反袁呼声不断高涨时，陆建章怀疑陈树藩与反袁势力有染，竟然将陈树藩调离了西安，此举促成了陈树藩的反叛。陆建章与陈树藩打了一仗，结果是陆建章的儿子、时任第一旅旅长的陆承武被陈树藩部下活捉了。陈树藩以陆承武作为人质，逼迫陆建章反袁。陆建章只好答应他自动离开陕西，把地盘让给陈树藩。陈树藩随即开进西安接管政权，陆建章收拾家当返回北京。陆建章任职陕西将军三年，临走时携带的财物多达几十箱，车队浩浩荡荡地刚出西安城门，即刻就被陈树藩的官兵们抢了。不难想象袁世凯读到这个自己最信任的军官发布的反袁通电时，该是如何的愤怒：

……帝制发生，全国鼎沸。三秦人士于昔日铸造共和之役为最苦，故今日反对袁氏之热心亦最高。树藩以辛亥以来民力枯竭，不忍发生战事，重困吾民，力持镇静，数月于兹。乃南北协商久无效果，而陕民对于陆将军之贪暴行为积怨久深，一发莫遏，致郡邑连陷，远近骚然；加以陆部所至，扰乱更甚，同种相残，殊悖人道，树藩情不获己，因于月之九日在陕北蒲城以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名义，正式宣布独立，期促和议之进行，谋吾陕之治安。风声一树，义旅全归，今已驻军三原，与陆将军切实交涉，令将所部军队缴械退出陕境。陆已承认，树藩明日即进西安受降，预备建设一切………

更令袁世凯万念俱灰的是，继陈树藩宣布陕西独立后，袁世凯派到西南地区镇守一方的陈宧在四川宣布独立了。

陈宧，湖北安陆人，字二庵，早年毕业于湖北武备学堂，聪慧精明，与吴禄贞、蓝天蔚一起时称“湖北三杰”。后追随四川总督锡良，当过四川讲武堂提调。锡良改任东三省总督后，他亦出关，被锡良提拔为第二十镇统制。辛亥革命后，他投靠袁世凯，深得赞赏和信任，被重用为参谋部次长。当时参谋部总长是黎元洪，黎元洪一般不上班，因此他实际上全盘负责参谋部的工作。他是袁世凯军事智囊团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关于川滇黔三省防务，袁世凯几乎对他言听计从。帝制初起，袁世凯认为北洋势力没有达到的川滇黔三省必须有人镇守，选来选去认为陈宧最合适，因为陈宧不但可靠，更重要的是四川籍军官大多是他的学生和故旧。袁世凯给陈宧配备的北洋部队是李炳之、冯玉祥和伍桢祥的三个混成旅，可谓兵强马壮。从北京出发前，为了显示对陈宧的特殊恩宠，在袁世凯的授意下，袁克定与陈宧拜了把兄弟，陈宧成了袁世凯的干儿子。有史料描述说，陈宧在出京前向袁世凯辞行时，跪在地上匍匐向前，鼻子几乎触到了袁世凯的脚。当时在场的曹汝霖事后对人说，这种嗅脚的礼，只有中世纪欧洲人见教皇时才行，陈宧如此下作可谓无耻至极。

成了钦差大臣、封疆大吏的陈宧，出京时受到文武官员的盛情欢送，场面几乎如同当年袁世凯欢迎孙中山和黎元洪时一样。专车到达武汉，当地的大员们更是仪仗迎接，百桌豪宴，令湖北人陈宧确有衣锦还乡的感觉。

陈宧刚到四川，袁世凯的任命就到┝恕—陈宧兼任四川巡按使——这一下真可谓荣宠有加。

但是，蔡锷率领护国军入川作战，尽管陈宧调派军队前往应战，但私下里却与他一直钦佩的蔡锷有密信往来。特别是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后，陈宧更是主动建议与护国军停战议和。深究陈宧的内心深处，除了不是北洋出身令他无论如何也不踏实的原因外，还有两件事引起了他的高度警惕：一是他出京前曾得到袁世凯的承诺，将来让他总揽川滇黔三省军务，可是没多久，袁世凯便派来个心腹把他的参谋长替换了，由此可见袁世凯对他还是存有戒心的；二是护国军入川后，四川军队的统帅毫无疑问应该是陈宧，可袁世凯却指派曹锟作为入川作战的督军，这足以说明到了关键时刻袁世凯起用的还是北洋派。陈宧认为，即使他打败了护国军，不要说川滇黔三省，就是四川一省的将军，是谁还不一定呢，但肯定不会是自己。陈宧对护国军作战消极，是蔡锷部得以支撑下去的重要原因。陈宧和蔡锷不是朋友，但也不是敌人。陈宧不是反袁派，也不是拥袁派，他和所有的非北洋系军官一样，虽然受到袁世凯的重用，但政治立场却十分奇特。

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后，陈宧立即建议让袁世凯下台，然后在冯国璋、段祺瑞和徐世昌三人中推选一位大总统，全国则采取联邦制。当时，有人劝他在四川独立，因四川军队建制杂乱不好控制，他犹豫不决。他派人去见冯国璋，试探他的态度，显然，冯国璋的立场对陈宧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后来他竟然与冯国璋私下里制定了一个未来优抚袁世凯的六条办法，包括既往不咎、不没收财产、居住自由、受全国尊重、享有公民权利和每年发给十万元岁俸。

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二日，陈宧发出四川独立布告。

袁世凯心如刀绞，因为陈宧不但公开催促他赶快下台，而且宣布从此与他断绝一切关系：

四川都督陈,为出示通告事：照得帝制发生以来，川民陷于水火之中，无所控诉，至为痛心。本都督前曾一再电请袁大总统退位，并宣示必达目的之决心，冀得和平解决，免生民再蹈兵戈之苦，此本都督之苦衷，中外所共谅也。乃迁延至今，迄未得明确之答复，是袁氏不念川民之疚苦，且先自绝于川。本都督因民之不忍，不能不代表川人与袁氏告绝，于二十二日通电京外，正式宣布与北京袁政府断绝关系，袁氏未退位以前，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并依照民国元年官制废除将军名号，改称都督，即由宧暂任都督之职。至于地方安宁秩序，由本都督责成各该地军长长官力任保全之责。俟新任大总统正式选出，本都督即举川省以听命，并于其时解职归田，还我初服。皇天后土，实鉴我衷。为此示谕川省军民，各安生业，万毋自相掠扰，贻害地方。切切特示。中华民国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袁世凯病倒了。

多数史料称，袁世凯得的是“膀胱结石症”。从常理上讲，如果这个诊断无误，并不是能致人死命的病，至少不是会致人猝死的急症。

“我父亲很少患病，精神和体力一向很好。”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说，“他到了中南海以后，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病得不能下床，不能办公。”大总统府里常年有四位医生，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他们从来没有给袁世凯看过病，只是为袁府里的家人们服务。根据袁静雪的回忆，一九一六年的元宵节，袁世凯正在吃元宵的时候，“忽然六、八、九三个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称和他面争，他长叹了一口气，说了一番话以后，便走回办公室去了。从这以后，他就吃不下东西去，觉得食量渐减，精神不振，慢慢地就恹恹成病了。”

应该说，从袁世凯最后致命的病症上看，他身体不适应有一段时日了。刚开始，他认为是肝火上升引起的胃肠不畅，胸膈气逆，曾让西医给他洗过肠胃，但是没有效果。这时，有西医认为，他的大肠上长了个东西，必须手术割除，但家人多不主张动刀。接着，他出现排尿困难的症状，中医认为他得的是“腰子病”，这个诊断已经有些靠谱了。如果他仅是膀胱里有结石的话，西医手术或是中医对症排石，决不会导致迅速死亡。袁世凯很迷信，一个家族性的死结总是困扰着他，那就是袁氏家族的男性，没有活过五十八岁的，算命先生很肯定地说，这是袁家无法逃避的宿命，袁家男人可以飞黄腾达和荣华富贵，但老天爷只给他们五十八年的时间。袁世凯这一年正好五十八岁，他感到了无法排遣的恐惧。他不怎么相信西医，他的一妻九妾每个人都给他请了医生，各路中医开的方子令他忽冷忽热，忽泻忽补，到了五月中旬，病情的加重使他已经很少下楼了，他只能在卧室里看公文，靠坐在床上或是沙发上接见来客。

导致袁世凯病情急速恶化的原因，除了病理之外，还有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焦灼的愤懑情绪。袁世凯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本来不怎么读报的他，突然让人把能找到的报纸都找来，开始一一关注国人对他的评价。他终于知道，在民众的心目中，他既不是皇帝也不是大总统，而是一个供所有人茶余饭后笑骂调侃的对象。特别是关于洪宪皇帝的一切，无论是龙袍样式、登基程序，乃至被迫取消帝制的经过，都成了全国的市井谈资。而“登基大典筹备处”的那块牌子，竟然被一个外国人花五百块钱买走了！这件事让许多民众后悔不迭，因为取消帝制的时候，那块牌子被扔在地上连看都没人看一眼。袁世凯曾亲自监督，销毁了那些会成为他心病的推戴书，可当时这些东西太多了，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流落到民间，现在居然也成了抢手货，每份推戴书被炒到了三百块钱，并且大家一致认为还有升值的空间。推戴书身价蹿升的原因有二：一是有人认为袁世凯的洪宪皇帝实在是太奇特了，推戴书是难得的历史文献；二是在推戴书上签名的大员巨绅，他们认为自己的名字以这种方式流传后世实在丢人现眼，所以宁愿出钱购买后自行烧毁，结果越着急买到手，拥有者越是不卖，奇货可居导致价钱节节攀升。袁世凯真正感到了什么是孤家寡人。各省都发表了要求他下台的通电或布告，谴责他的无不是昔日的亲信和部僚，他羞愤交加但是已经无能为力了：

……袁世凯腹胀如鼓，扯着嗓子叫人扶他上厕所。如果他是南方人，事情还比较简单，只要扶他去屋角的便桶就成，但是……他是个河南人……习惯在屋外蹲着上厕所。仆人扶着他到了厕所——很费劲，因为他非常胖——但他刚一到那儿，就一头栽倒在地，当仆人把他扶起来时那副模样真难看。听到叫声，袁世凯的所有的小妾都跑了过来，但她们很快都停住脚步，捂住了鼻子……

袁世凯把国府顾问张国淦召来谈过一次话，张国淦感受到了袁世凯的极度绝望：

袁电约我到府，见面即坦白言：“当时悔不听你们的话，弄到这样糟，这与我左右无干，都是我昏愦糊涂。”又连言：“都是我昏愦糊涂。但是过去的事，说也来不及了，应该想以后的办法。现在局面混乱，副总统有何救济之策？”我说：“副总统未有表示。”又问：“外边议论若何？”我说：“都是退位不退位的问题。”袁对着我看了约三四分钟，问：“你的意思，我退位好，不退位好？”我从外交、军事和舆论三方面分析，以推论时局之严重。袁言：“外交虽有反对者，不是没有办法。舆论脆弱，不足为虑。时局中心是军事，你看蔡松坡打得倒我吗？”我又说：“外交、舆论，不可轻看，举辛亥近事为证。若就军事论，则时局重心，在东南非西南。”袁问：“你说华甫（冯国璋，字华甫）吗？”我说：“华甫几十年在总统部下，总统自然知道。”袁问：“你以为华甫左右袒吗？”我说：“若果左袒则右胜，右袒则左胜，但是不左不右，便难办耳。”袁微叹无语。我说：“我有八个字贡献总统，‘急流勇退，实至名归。”袁仍无语。

给予袁世凯最后一击的，是五月二十九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首先，被袁世凯通缉捉拿的孙中山卷土重来了。

袁世凯口授电报，召山东将军靳云鹏进京，说要与他商量退位之事。得知靳云鹏已经走在半路的时候，袁世凯再口授一电，免去了靳云鹏的一切职务。发出这封电报的袁世凯很是伤心，因为靳云鹏曾是北洋系的可靠将领，而现在他不但和冯国璋弄到了一起，还宣布了山东独立——山东是北方要地，难道眼皮底下也反了不成？

孙中山明确宣布：他要攻击北京！

孙中山是五月一日回国的。此时袁世凯对他的通缉令已经无人理睬，因此中华革命党人开始了国内的武装行动。三日，湖南党人宣布占领湘乡地区。然后就是更大的一股——始终在东北地区活动的由党人居正率领的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南下山东，攻击并占领了山东重镇潍县。五月五日，孙中山制定了争取海军起义的计划，以便完全占领上海，虽然事情很快泄露，但有人竟然把这一计划登在了报纸上，谁知这样似乎比起义成功更具心理上的效果。接着，孙中山的《第二次讨袁宣言》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宣言》强调有二：一是凡事都要依据《约法》，“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固当自维持约法始——今日为众谋救国之日，决非群雄逐鹿之时，故除以武力取彼凶残外，凡百可本之约法以为解决”。二是孙中山表示，他决不是回来争权夺利的，“惟忠于所信之主义——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孙中山为实现护国战争的最终目的，指出了一个必须遵循的政治轨道。毫无疑问，在袁世凯心中，最为惧怕的就是那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五月二十七日，孙中山致函他的美国好友、美国大西洋——太平洋铁路公司副总经理戴德律，要求其迅速筹集五百万美元，因为他决心将“所有各种力量再一次完全置于我个人控制之下”，以便大举进攻北京：

中国现在正处于极度危险之关头，而我则急于要使中国摆脱混乱以再造和平与秩序。袁世凯一人，并不难于推翻，而我们的目标尚在于同时清除其属下之全部官僚，以保证中国不再蒙受此辈邪恶影响……

必须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并将所有各种力量再一次完全置于我个人控制之下……借贷条件可由先生自行酌定……若能得此，当可实现我一生之主要愿望和目标——于短期内恢复我国和平……即攻击至关紧要之北京……

逼近济南的居正的部队，敦促山东将军靳云鹏宣布独立，声称不独立就采取军事行动：“今我师崛起青齐，逼近京国，暂住潍邑，屡下名城，士有死心，人无生志，奖率三军，以候明教，戮力同仇，靡有二心。区区之忱，当希鉴察。”

靳云鹏被迫宣布山东独立。

袁世凯蒙了，孙中山一向经营南方，怎么一下子插到山东来了？

还是这一天，五月二十九日，袁世凯的宠臣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宣布独立了。这个外号“汤屠夫”的将军，从护国战争开始，就陷入了矛盾之中：袁世凯对他有知遇之恩，可他的哥哥汤化龙是反袁的倡导者。犹豫不决中，他受到陆荣廷和梁启超等人的反复劝导。权衡之后，汤芗铭终于公开表示与袁世凯决裂。

汤芗铭通电湖南独立的那天，他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

……天佑中国，义举西南，正欲率我健儿，共勷大举，乃一瘠牛全力，压我湖南，左掣右牵，有加无已。现已忍无可忍，于本日誓师会众，与云、贵、粤、桂、浙、陕、川诸省，取一致行动。须知公即取消帝制，不能免国法之罪人。芗铭虽有知遇私情，不能忘国家之大义。前经尽情忠告，电请退位息争，既充耳而不闻，弥拊心而滋痛。大局累卵，安能长此依违？将士同胞，实已义无反顾。但使有穷途之悔悟，正不为萁豆相煎。必举全国而牺牲，惟有以干戈相见。情义两迫，严阵上言，伏惟熟思审处为幸……

舆论将置袁世凯死地的最后一剂猛药，称之为“二陈汤”，即陈树藩、陈宧和汤芗铭的反叛。

据说，袁世凯看了汤芗铭的电报后仰天长叹：“吾不为帝位惜，吾为天下人心惜也。”

这一天，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袁世凯命令发布《帝制议案始末》。这是袁世凯一生中的最后一个文告，也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件。袁世凯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维护共和制的人，当然，也是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老实人。他告诉全国民众，主张复辟帝制的不是他，而是各省的公民和官吏们，不信就把那些推戴书公布出来让大家看看。

……近来反对之徒，往往造言离奇，全昧事实，在污蔑一人名誉颠倒是非之害小，而鼓动全国风潮，妨害安宁之害大，不得不将事实始末，明白叙述，宣布全国，以息谣煽，而维治安……

接着，袁世凯用大量篇幅详细描述了大家非要把他弄成洪宪皇帝的经过。然后威胁说，必要的时候他将把那些推戴书公布出来，因为现在所有反对帝制的人都在上面有签名：

……念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敝，抚衷内省，良用矍然，是以毅然明令宣示将承认帝制之案，即行取消，筹备事宜，立即停止。事实本末，略具于斯，原案具存，可以复按。除将各省区军民长官迭请改变国体暨先后推戴并请早登大位各文电另行刊布外，特此宣布，咸共闻之！

六月二日，段祺瑞电召徐世昌入京。

五日，徐世昌坐到了袁世凯的床边。

法国医生正设法给袁世凯抽腹水并导尿，但导出来的不是尿而是血尿。打了强心针后，袁世凯略为清醒，两位相交近三十年的老友相视无话，只有老泪纵横。

《申报》报道：

初五（农历五月初五）晚十二钟，本已昏厥一次，移时复苏，即请徐世昌嘱家事，请段国务卿嘱国事，并嘱通电各省及各公使。至初六日晨，徐世昌尚命人请法国公使馆医生布施氏入诊，比至而项城已于十钟零十分逝世矣。又闻当昏厥时曾用药针施救，始渐苏醒而精神骤变。五时徐世昌、王聘卿（袁世凯的秘书）及段国务卿入视，其时神息尚清，汗出不止。黎明，段氏召集阁员会议并布置一切，及十时许遂溘逝矣。据闻弥留之时，尚张目四望久之乃瞑。闻将于明日入殓，其冠裳服饰均在彰德，故须稍迟取到也。公子十二人逝时只有子三四人在侧，而长公子克定目睹弥留景状，不觉颜色俄而改变，蓦然晕倒不省人事，经医士投药救援，其精神始渐复。袁乃宽、段国务卿、徐世昌、张镇芳（袁世凯的表弟）及公府人员亦皆在侧，而各部总长及各重要人物则均于午后一时始入谒。云台公子慰唁一切，并商量善后事宜。项城本有寿材预备在彰德，已由专车运来北京，勿庸呈递亲阅，然已无及矣。

正值炎炎夏日，遗体很快膨胀起来，从前准备好的棺材装不下了，只好改用一个更大的棺材；入殓时当然要穿大总统礼服，但是无论什么衣服都穿不上了，于是有人建议“衣库中还存有龙袍一领，非常肥大，何不令人取出穿上”？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说：“且慢，等和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商量一下再说。”经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同意，库存的那领龙袍给袁世凯穿上了——“龙袍是紫红色的，上绣有九条平金线金龙。龙眼上各嵌大珍珠一颗，龙头各部镶有小珍珠，龙鳞处缀有珊瑚断片。”

袁世凯弥留之际，徐世昌问及还有什么事要交代，袁世凯只说了“约法”二字，显然袁世凯指的是由谁继任大总统的问题。但是，袁世凯说的是哪部《约法》？孙中山主持制定的《约法》已经让他废了，而护国军现在坚持的正是这部《约法》；如果袁世凯说的是由他制定的《新约法》，那就得把那个金匮石室打开了，里面大总统继承人的名单顺序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袁世凯何时把袁克定换成了段祺瑞，不得而知。

袁世凯遗令：

民国成立，五载于兹。本大总统忝膺国民付托之重，徒以德薄能鲜，心余力拙，于救国救民之素愿，愧未能发摅万一。溯自就任以来，昼作夜息，殚勤擘画，虽国基未固，民困未苏，应革应兴，万端待理；而赖我官吏将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宁，列强邦交，克臻辑治，抚衷稍慰，怀疚仍多。方期及时引退，得以休养林泉，遂我初服；不意感疾，寖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忠厚仁明，必能宏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补本大总统阕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民，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

一九一六年六月七日，黎元洪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同日，中华民国国务院通令全国下半旗致哀。

袁世凯死了。

一段纷乱的历史似乎就此结束了。

然而，作为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认为，袁世凯之所以在中国受到“不公允”的评价，是他的人民并不了解他：“他的慷慨，他的仁慈，他对朋友的忠诚，他对其他人的体贴，他在困难之中多表现出来的无以伦比的幽默和勇气。在我看来，他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最突出的特点是：谨慎，从不愿意给予全部信任，总是不肯透露重要实情。因此他不会得到公允的评价，因为他从不说出所有的事实真相。”而中国的革命者认为袁世凯是个疯子：“从前，如果有人说皇帝可以打倒，别人一定把他看作疯子。辛亥革命以后，如果有人想做皇帝或者拥护别人做皇帝，一定也被看作是疯子。”袁世凯的亲属大多认为他固执而过于自信，曾任河南都督的袁世凯的表弟张镇芳在他死后诗云：“不文不武不君臣，不汉不胡又不新。不到九泉心不死，不能不算过来人。”袁世凯在推翻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中，以其积蕴多年的政治与军事强力令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顷刻坍塌。但是，他是一个脱胎于封建官吏体制的民国大总统，他怎么可能拥有建设共和制国家的远见卓识与胸怀气魄呢？中国的百姓，对于皇帝和政客的死向来不在乎。需要终日为生计操劳的他们，如果说对袁世凯还感兴趣的话，那是因为民国初年铸造的银元上面有袁世凯的头像。清末民初，中国百姓把清代铸造的“龙洋”称之为“小头”，把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称之为“大头”，“袁大头”在中国流行了很长的时间，这似乎是袁世凯留给中国百姓的唯一记忆。

教育家黄炎培在袁世凯死的那天，写出《吾教育界袁世凯观》一文，建议将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设立为中国的“道德纪念日”。黄炎培先生总结了九条论据，以证明袁世凯之死具有道德意义上的真理性：

一、道德不灭。

二、不道德之势力必灭。

三、凡违反大多数人心理之行为，必败。

四、其知识不与地位称，必败。

五、欲取大巧，适成大拙。

六、欲屈天下奉一人，必至尽天下敌一人。

七、以诈伪尽掩天下人之耳目，终必暴露；以强力禁遏天下人之行动，终必横决。

八、以不正当之方法，诱致人于恶，而不悟人之即以其道诱致之于恶，以底于败且死。

九、尽其力以破裂道德，其结果反资以证明道德不可得而灭。

如果将袁世凯之死归结于道德的胜利，那么，有一个旁观者却认为中国人的“道德”从来没有胜利过。

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写出《吊袁世凯警告中华民国》一文，他声称自己热爱中国，并说这不是出于利益而是发于内心——近代以来，日本政客和军阀对中国的土地——绝不是中国人——如何“爱”到了癫狂的程度，这一点中国人民刻骨铭心。于是，大隈重信的文章今天读来仍会令有血性的中国人毛发悚然：

自云南革命事起，为期不过四五月。以此短促之期间，而竟显困疲之态，足以知华人生活方法，无有忍耐忧患之力。所谓华人之生活方法若何？其安乐主义是也。袁氏自得志为中国元首，安处深宫之中，卫队数万，侍妾十余，纵帝王之豪奢，极人间之奉养，一言以蔽之，则安乐主义而已。夫安乐主义，堕落主义也。肉体既习于安乐，则道德智能百凡颓废，不复有任重处危之力。故大难一发，而憔悴抑郁，以病以死，凡以此也。袁氏年仅五十有八，与德皇威廉齿正相若。彼德皇之困难，远出袁氏之上，兵临四境，已垂二年，驰驱千军万马之场，出入弹林硝烟之地，不特毫无困疲之色，而精神志气，益复发扬。以视袁氏之一败涂地，殆不可同日而语。则信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说，为不可易也。

中国多年之恶俗，经此次小变，又获一痛切之教训。使华人果有志革新，则不可不追惩往失，力怯积弊。盖安乐主义之流毒，不徒使百体废弛，精力委靡，而贿赂公行，赋税苛暴，其害中于道德政事国家人民者，不可胜计。人人以安乐为先务，于爱国爱民之念，悉皆抛弃无遗，虽乱亡即在目前，亦有所不恤。为中国国民者，乌可以不醒此大梦也哉？

其次则中国国民性，又有好修饰文字之弊。袁氏颁布命令，往往好用华美之文词，以自文饰。非援用古圣昔贤之格言，则侈陈爱国爱民之苦衷。在言者恬然不以为耻，见者亦夷然不以为怪，此盖习惯使然，尤为中国可恐之一事！盖重文字而轻实行，则凡古圣先贤之所垂训，经史集传之所记述，皆不免为悦耳目悦心志之具，无复有感化世人之能力。甚且躬蹈万恶，仍可假文字以欺人！以如是之民族，而欲求存于世界竞争剧烈之场，不可得也。

袁氏为中华民国之大总统，蔑视《约法》，自制宪章，伪造民意，帝制自为，冀得遂其非分之望；及云南一呼，全国响应，卒于惊怖忧愤以死。迹其致败之由，盖不外耽于逸乐及修饰文字之二事。然此固中国数千年之习惯使然，袁氏不悟其非，转欲藉此以求侥幸，遂致一败而不可收拾。今者袁氏死矣。虽然，袁氏之死，非仅袁氏一人生死之问题，实中国全国国运兴亡之大问题也，中华民国可不知所自省哉？人有恒言，时势造英雄，今日中国之现状，诚为安危荣辱紧要之关键。吾人甚望有拨乱反正之豪杰，生于其间，振数千年衰颓之国家，以为亚细亚洲光宠。今其人不可见，而徒见滔滔者莫非为安乐主义之潮流所播荡，宁不可伤？夫贪婪卑污，乃中国古圣贤所哓音瘏舌，谆谆垂戒。今观中国疆吏，大都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吸人民之脂膏，饱一己之囊橐。盖上有奢侈虚饰之元首，斯下有贪婪卑污之官吏，循此不变，乱亡可计日而待！所愿今后中国之政治家，躬行实践，以身作则，尚节俭而黜奢华，敦诚朴而矫虚饰，庶民风可以丕变，国基可以永固，则袁氏者，未始非中国万世之炯鉴，而其死诚乃中国之大幸也……

一个崇尚道德的礼仪之邦竟被屡屡指责道德虚伪矫饰，逻辑何在？

孙中山说过，革命的最终目是使“人民全数安乐”。孙中山在此强调的两个核心词是“人民”和“全数”。而中国历史呈现出的最显而易见的景象是：上至首脑下到官吏，如果这部分少数人在贪婪卑污中安乐无边，那么“全数”人民必定饱尝无尽的苦难。

这种苦难，远不是一个袁世凯的死就能终结的。

孙中山对重整旗鼓的国民党人说：“我将要造反了，北京当局现勾结帝国主义者有解散国会的意思，对于国家有捣乱的行为，我便要讨伐他们……”

孙中山一生颠沛流离，从未“安乐”过片刻，这位为了“全数”人民的利益永不妥协、永不言败的斗士至死仍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当上下而求索。

站在祖先留下的广袤而丰饶的土地上，千百年来这个民族心怀向往——天高地远，山高水长。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新书《1911》。

责任编辑杨新岚洪清波

分类：长篇纪实 作者：王树增 期刊：《当代》2011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