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纪〗朱元璋屠杀功臣始末

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1994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就职于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理事，辽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曾获辽宁文学奖、东方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出版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等多部著作。。

一

洪武三年，徐达大败明王朝最后一个劲敌扩廓帖木儿，元顺帝也病死于蒙古草原，明朝天下大定，朱元璋长长出了口气。这一年十一月，他在奉天殿举行盛大仪式，大封开国功臣，一口气封了六公、二十八侯。

六公全是淮西人：韩国公李善长（他虽然原籍歙县，但后来徙居滁阳，在渡江前已经投奔朱元璋，所以也被视为淮西老臣）、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茂（常遇春之子）、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

二十八名侯爵也基本都是淮西人，且以凤阳人为多。朱元璋出生在钟离东乡，后来搬到西乡，也就是后来的凤阳县广德乡东湖里，十二岁时搬到太平乡孤庄村。中国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这几个小小乡里，后来成了著名的“将军乡”，共出了十二名侯爵：中山侯汤和、巩昌侯郭兴、武定侯郭英和永平侯谢成，都是广德乡东湖里人，是朱元璋的同村“发小儿”。延安侯唐胜宗是广德乡毛城村人，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同乡”。吉安侯陆仲平是太平乡义城村人，江夏侯周德兴、燕山侯孙兴祖、临江侯陈德都是太平乡孟家庄人。济宁侯顾时是太平乡涂山村人，凤翔侯张龙和航海侯张赫是太平乡焦山村人。

中国东部这块最贫瘠的土地，一时之间却成了功臣名将的富产区。朱元璋乡土情结十分浓重，只要一听到濠州话，他就觉得异常亲切；只要听说这人是淮西的，他就平添一层信任；只要是乡里乡亲，但凡有点能力的，他都会不吝提拔。在漫长的战斗生涯中，他和这些老乡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开国之后，朱元璋与徐达等人说话，还常称之为兄。（《明史·徐达传》载：朱元璋与徐达“宴见欢饮，有布衣兄弟称。帝尝从容言：‘徐兄功大，未有宁居，可赐以旧邸。旧邸者，太祖为吴王时所居也。”）可以说，朱元璋的封爵体系，基本上是为他的老乡们设置的。这是他们这么多年来为他出生入死、提头血战而应得的报偿。

除了名爵之外，朱元璋更报以实打实的财富。大封功臣的典礼上，朱元璋公布了公侯们的俸禄数：韩国公李善长食禄四千石，魏国公徐达五千石，郑国公常茂以下俱三千石。中山侯汤和以下皆一千五百石。除了俸禄，还有赐田。洪武三年十二月，“赐魏国公徐达以下勋臣田有差”。传统时代，土地才是铁打的财富，原来这些田无一亩的贫农们现在都成了帝国内的头等大地主。

淮西话本来很难听（胡适认为江北话是中国最难听的方言，见《胡适晚年谈话录》），开国之后却成了大明王朝的正式官方语言。淮西菜本来缺油少味没人稀罕，上不得台盘，如今却成了南京城内最高雅的口味。凤阳人喜欢背着手走路，喜欢蹲墙根儿聊天，不久之后，这两个动作成了大明官场的标准姿势。开国之初，淮西人个个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贝琼的一首诗写道：“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避秦？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淮河流域在春秋时属楚，故“楚客”、“淮人”指的都是淮西人）道尽淮西人权倾朝野之势。

二

朱元璋晚年屠杀功臣之酷烈之彻底，使人们常以为“兔死狗烹”是他的素志。其实不然。开国之初，朱元璋曾真心实意地希望与老乡兼功臣们“共富贵”。

朱元璋处处取法他的偶像刘邦，认为刘邦的作为几乎桩桩高明。然而在开国两年前的一次谈话中，朱元璋却罕见地批评了刘邦。那是一次饭后与侍臣们聊天，聊起汉高祖和唐太宗谁更伟大。朱元璋说，刘邦总体上强于李世民。但是他有一个严重的污点，那就是“内多猜忌，诛夷功臣”，因此“度量亦未弘远”。相比之下，唐太宗“能驾驭群臣，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更有人情味儿，从这点上看，刘邦不如李世民。

如果我们本着阴谋论传统，怀疑这是朱元璋开国之前笼络功臣之语，那么开国之后朱元璋的举动，应该可以打消我们的这一怀疑。

赐爵赐田仍未能满足朱元璋的报答之心。开国之后，朱元璋一直琢磨着颁赐功臣“铁券”，来确保他们永保功名。

小时候看戏，皇帝们经常赐给功臣们丹书铁券，或者叫免死功牌。《水浒传》中的柴进之所以可以为所欲为，专一收留别人不敢收留的好汉，原因就是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中”，有了这张神奇的“铁券”，“便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物，柴进也敢藏在庄里。”

小时候朱元璋与小朋友们玩游戏，他自己顶着车辐板扮演皇帝，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给小朋友们发树叶子当免死牌。有了这个东西，就可以成为不受普通法律束缚的特殊阶层。“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打死几个平民，犯下几桩过错，可以视如无物，那是何等的潇洒快意！

朱元璋的政治风格，到底是受底层文化影响大，还是受儒家帝王之学影响大，很难说得清楚。反正大封功臣之际，要是不搞个免死的“誓书铁券”，让老乡免上几次死，他就觉得不过瘾。不如此，不能彰显他们与自己的特殊关系；不如此，不足以显示他们高普通人一等乃至几等。在计划大封功臣之前，他热衷于和礼部官员讨论应该怎么制造这个“铁券”。

铁券之制，起自汉高祖刘邦，唐宋年间，也偶有颁赐。不过后来就不再实行了，因此谁也没见过铁券长什么样子。

还是翰林学士危素见多识广，说唐代大将钱镠曾受赐铁券，钱镠的后世子孙手中说不定现在还收藏着。

朱元璋闻听，马上降旨，寻找钱氏后代。很快找到了钱镠第十五世孙钱尚德，钱氏铁券被送到京城。朱元璋放下手头一切事务，召集大臣们一起玩赏。只见这块历经数百年的铁券“形如覆瓦，面刻制词，底刻身及子孙免死次数，质如绿玉，不类凡铁，其字皆用金填。”（《万历野获编》卷五）也就是说，形状像瓦，券面略带弧度，铁质十分特别，看起来有如绿玉。上面刻着文字，填以黄金，说明受赐人自己和后代的免死次数。

好奇心得到满足，朱元璋命礼部用木头照着样子雕刻了一副模子，以备参考。他和礼部官员一起参照这个范本，制定了大明王朝的铁券规格。

那么。铁券上都刻了些什么内容呢？我们来看看现存的朱元璋赐给南安侯俞通源的铁券。全文如下：

朕观历代有父及其子，兄及其弟，皆为佐运之良臣者，心甚嘉之，然世不多见。朕起自淮右，驻兵和阳，尔兄通海以所部师来附，东渡大江，如履平地，乃克采石，定金陵。继而两平敌国，勋绩著焉。何大功将集，遽然先逝？朕悯其劳，追封为豫国公。尔通源实其亲弟，因世其官，以平章镇于江淮。从征中原，多效劳力。今天下已定，论功行赏，朕无以报尔，是用加尔爵禄，使子孙世世承袭。兹与尔誓：若谋逆不宥，余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报尔功。于戏！勤劳以立事，恭俭以保禄位，尚其日慎一日，则富贵永延于世矣。

洪武三年，大告武成，论功行赏，公爵者十人，侯爵者二十八人，铁券丹书，誓诸白水，河带山砺，爰及苗裔。

这篇誓文写得情真意切。俞通源的哥哥俞通海立有大功，但开国前不幸去世。朱元璋追溯了他“东渡大江，如履平地”、“两平敌国，勋绩著焉”的磊功，封其弟为侯爵，并且承诺，除了谋反大罪不能免死外，如果俞通源自己犯了死罪，可以免死二次。他的儿子，可以免死一次。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的典礼上，发放铁券这一戏剧性的环节让功臣们都异常感动。一时之间，他们觉得自己都活在了传奇里，自己确实没有白白拼命，这位带头大哥的口气确实天下无双。

三

朱元璋为人处世，从来不会让感情压倒理智。他如此厚待功臣，除了感情因素外，还包含着如下几层的考虑：

第一层，开国之初的朱元璋，信心满满，雄心勃勃，一门心思要超越汉祖唐宗，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因此他一举一动都想成为后世的楷模和佳话。他要用自己的慷慨报答，塑造起自己深情重义、有始有终的美好形象。

第二层，虽然天下粗安，但这些功臣仍然是自己的左右手。开国之初，各地起义叛乱不断，他治国安邦，仍然要倚重这些战友。

第三层，有功厚赏，有过重罚，是他的一贯原则。只有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激励大明臣民们为了皇帝舍生忘死。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朱元璋发现，自己最初的设想有些天真了。

开国皇帝与功臣，是历史上最难处的关系之一。功臣们下场悲惨，并不完全是皇帝们的薄情寡义，也确实是势有必然。

历代以来，明初这批功臣可能是平均素质最低的。他们全部是起自草根，胸无点墨，没什么文化，也谈不上什么修养。除了一身武勇外，一无所有。成了开国元勋之后，他们的小农意识和流氓本性依旧，个个志得意满，贪婪鄙野，眼光短浅，不可一世。在战争中，他们是大元帝国的破坏者。在战后，他们又成为新王朝法律、纪律和秩序的破坏者。他们仗着手中的特权，贪婪地捞取每一个铜板，到处侵占土地，私纳奴婢，侵夺民财，欺压良善，驱役士卒，贪得无厌，无所顾忌。开国之后不久，勋臣们违法乱纪之事，一桩桩，一件件，就开始不停地反映到朱元璋的面前：

赵庸随李文忠出征应昌，私占奴婢，废坏国法；薛显妄杀胥吏，杀兽医，杀火者，杀马军，为了抢夺天长卫千户吴富缴获的牲口，还动手杀了吴富。郭英“擅杀男女五人”，随便杀戮平民。淮安侯华云龙在北平住进了故元丞相脱脱的宅第，大模大样地使用起元朝皇帝才能用的东西：“凡元宫龙榻凤褶及金玉宝器非人臣可僭用者，皆用之弗疑”，后来又嫌脱脱宅第不好，无偿征用士兵和百姓给他翻盖，“奢丽而过制特甚”，完全超过了朱元璋规定的等级规定……

不光功臣们自己犯法，他们的亲友也一个个不把国法当回事。许多功臣的亲戚、家人甚至佃仆、火者，也都倚势冒法，横暴乡里，欺压百姓，“诸勋臣亦不禁戢”，成了地方霸王。比如信国公汤和的姑父席某就仗势蔑视法纪，“隐瞒常州田土，不纳税粮”。胡惟庸的家人“为奸利事道关，榜辱关吏”。

朱元璋发现，他的免死金牌成了功臣们如此气焰飞扬的助推器，他们“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只要不造反，谁拿他们也没办法。

四

朱元璋带兵行政，一直以纪律严明闻名。建国之后，他的这一作风进一步发扬光大。官员们隐漏公文没有上报这样的细故，《大诰》中居然规定一律凌迟。建国之后，他对文臣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集中清洗，如洪武四年（1371）录（甄别）天下官吏案、八年的空印案、十八年的郭桓案、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年罪妄言者，声势都极浩大。

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八年（1375）。按朱元璋的规定，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其数目必须与户部掌握的数字完全吻合，才能通过。如有分毫差错，整个账目就要全部重新编写。各省离京师远的六七千里，近的三四千里，为了减少麻烦，各地官员都带上已经盖好大印的空白表册，以备账册被驳回时，在京城就地重新编写。

这种情况当然算是违规，不过其实也没有什么危害性。因为账册上盖的地方政府大印，都是骑缝印，就是每页纸上只有半个印章，这种空白纸张，并不能用来伪造其他公文。各地官员年年都这么办，已经成了习惯。

谁料到这一约定俗成的做法居然给天下官员带来了塌天大祸。洪武八年的某一天，朱元璋偶然发现了这一情况。他认为这是天下官员蔑视他的规定，勃然大怒，因此小小一事兴起大狱，自户部尚书周肃以下，各省与此事有关的官员，全部掉了脑袋。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空印案杀掉了数万人。

另一个惊天大案是郭桓案。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发户部右侍郎郭桓等勾结地方官“侵盗官粮”，也就是把国家的税粮偷偷占为己有。朱元璋派人调查，发现情况属实，郭桓以及其他官员们共侵吞了官粮七百万石。这一案导致礼部尚书赵瑁和六部的左右侍郎以下，都掉了脑袋，各省被牵连被杀的官员和富户，又有几万人。

除了这几起大案外，中案小案也每年都有。在日常生活中，朱元璋杀起文官来，真是随心所欲，逸兴遄飞，挥洒尽性。他一时不高兴，可能几百上千人就掉了脑袋。因此洪武一朝成了文官们的地狱。

然而，对于功臣们，朱元璋却异乎寻常地宽容和温柔。苛刻严峻的个性让他对功臣们违法乱纪的行为不可能置之不问，但与功臣同享富贵的宣言刚刚发布，他不想以这些“细故”，破坏自己“厚待功臣”的良好形象。所以他采取了软硬两手。

软的一手是教育。

天下粗定之后，朱元璋就意识到了提高老乡们文化素养的重要性。毕竟一个个都已经是公侯伯爵，人五人六，再像以前一样，满口粗话，浑身农民习气，怎么配得上他们的高贵地位和巨大权力？因此早在洪武三年十月，朱元璋就给功臣们办起了学习班儿，他规定每个月初一十五两天，找秀才们轮流为诸将讲学，给他们讲怎么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高级大臣，怎么样遵守君臣之礼。

除了办讲座，朱元璋还专门组织人给大臣们写书。洪武八年，朱元璋主编了一本厚厚的大书，叫做《资世通训》，是一本全国人民（包括僧道尼等方外之人）都要遵守的《大明国国民守则》，其中第二章就是《臣道章》，分为“忠孝、勿欺、勿蔽”之类十七条内容，专门规定大臣们如何忠于自己的职守。朱元璋把这本书颁赐功臣们每人一本，命令他们认真学习，以此对照自己的行为，发现差距，加以改正。

除了教育之外，他还采取了稍为强硬的一手，那就是从约束功臣的部下家人入手，来给功臣和死罪之间建起一道防火墙。

洪武六年，朱元璋命工部铸造了一个铁榜，也就是铁铸的公告牌，上面铸着约束公侯家人的条文。在铁榜文中，朱元璋这样论述自己的功臣观：

他一心想要保全功臣，使皇帝之家享有磐石之安，使功臣之家享有富贵无穷，彼此成为一段佳话。但是他也深知达成这一境界之不容易。

首先是“跋扈之臣，恃其有功，数作过恶，累宥不悛”，皇帝最后“不得已而诛戮”之。这虽然是“臣下自取之”，毕竟也是惨伤之事，所以他要极力避免。

另一种情况中，皇帝有宽仁之德，功臣有忠良之心，但是却难免功臣的奴仆们倚恃权贵，欺压良善，为所欲为。有的皇帝会念及大臣功劳，对这种情况置之不问，导致愈演愈烈，最后不得已罪及大臣。

或者君臣都本无他意，无奈有小人从中挑拨，导致君臣各生疑心，最终拔刀相向。

因此他“虑公侯之家奴仆等，习染顽风，冒犯国典，今以铁榜申明律令”。

这道铁榜，虽然规定得十分严密，其实也是相当客气的，朱元璋对功臣之家可能出现的各种违法犯罪情况，虽然防范甚严，但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不直接触及功臣们自身。

五

甚至在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大案中，功臣们也被刻意维护。

胡惟庸是安徽定远人，李善长的老乡，他于龙凤二年（1356）才投奔朱元璋，不过由于才干过人兼善于钻营，升迁极快。洪武六年，被朱元璋提拔为右丞相，洪武十年更进为左丞相，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

能力出众的人，往往毛病也出众。胡惟庸的火箭式蹿升是因为他有能力，他的最终败落，也是因为他太有能力。胡惟庸这个人，性格和朱元璋很像：“为人雄爽有大略，而阴刻险鸷，众多畏之。”他和朱元璋一样，喜揽权，爱专断，做事大刀阔斧，不避锋芒：“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

性格相似的人容易相克，更何况君权与相权的冲突历来是中国高层政治中一直难以处理的难题。胡惟庸案从本质上来说，是朱元璋调整君权与相权关系的必然结果。胡惟庸因为没能处理好与皇帝权力分配的关系，过于飞扬跋扈，引发了对权力异常敏感的朱元璋取消丞相制的念头，也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谋反”的罪名，兴起大狱。

胡惟庸案的处理手法也是非常残酷的。曾任朱元璋帐前黄旗先锋的俞本，在永乐初年撰写的《纪事录》中，对胡惟庸党案是这样记述的：

是年（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右大夫陈宁，擅权坏法，俱伏诛于玄津桥，掘坑丈余，埋其尸，次日复出之，肢解于市，纵犬食之。录其家资，以妻子分配军士，子弟悉斩之。……上以应天府所属上元、江宁二县之民与胡惟庸为党，将男妇长幼悉屠之。

也就是说，把胡惟庸押至玄津桥斩首，埋入一个丈余深的大坛，第二天又感觉不解恨，命人将尸体挖出，在众目睽睽之下肢解，然后纵犬食之。财产则全部没收入官，妻妾分配给军士，男性后代则全部斩首。与胡惟庸关系亲密的大批官员也被处死。甚至朱元璋因为上元、江宁两县百姓与胡惟庸关系密切，居然将这两县之人，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杀光。其凶残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然而，对于案中牵涉到的功臣，他却网开一面：

以善长及陆仲亨等皆初起时腹心股肱，置不问。（《朱元璋系年要录》）

胡惟庸与李善长关系十分密切。“素与太师李善长相结，以兄女妻其从子佑，自是势益炽。”胡惟庸的最初发迹，就是因为李善长的推荐。所以他对李善长感激不尽，“因相往来”，把李善长作为自己向上爬的阶梯和保护伞。他不仅将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侄子李佑，还极力帮助李善长打击非淮西籍大臣。

陆仲亨、费聚等人也是胡惟庸为了培植势力而极力拉拢的对象。吉安侯陆仲亨自陕西归，擅乘驿传，受到朱元璋的怒责。平凉侯费聚，曾经受命到苏州抚绥军民。“聚不任事，唯嗜酒色。召还，责往西北招降达达，无功，上亦责之。”这两个人都因惧怕处罚，而投靠到胡惟庸门下以求庇护。他们与胡惟庸的亲密关系，朱元璋心里十分清楚，但是在公布胡惟庸的罪状时，他只含糊地说到胡惟庸有结党之嫌，并没有牵及这三位功臣。他宣布的罪状是：“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

非但如此，在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进一步扩大与开国武将的联姻关系，“因结肺腑”，稳定功臣们的情绪。他亲自决定，聘中山王徐达次女为代王妃、三女为安王妃，信国公汤和长女与次女为鲁公妃，安陆侯吴复之女与宁河王邓愈之女为齐王妃，前军都督佥事于显之女为潭王妃，靖海侯吴忠之女为湘王妃，永昌侯蓝玉之女为蜀王妃，颍国公傅友德之女为晋世子妃，并将汝宁公主嫁给吉安侯陆仲亨之子陆贤，福清公主嫁给凤翔侯张龙之子张麟，寿春公主嫁给颍国公傅友德之子傅忠，南康公主嫁给东川侯胡海之子胡观，永嘉公主嫁给武定侯郭英之子郭镇。

六

对功臣们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退让宽容的一个原因是朱元璋对文臣和武将的态度和判断上都有很大区别。在他眼里，文官这类东西，比如韭菜，割不胜割，毫不值钱。不管怎么杀，都会有大批新的送上门来。但武将则不是这样。一个好的将领，是要在大阵仗中磨炼出来的，可遇而不可求。他们都是大明帝国不可缺少的宝贵财富，杀掉一个少一个。事实上，在大明开国之后，几乎无年不用兵，离了他们，他根本无法继续自己的正常统治。

洪武四年正月，朱元璋命汤和为征西将军，傅友德为前将军，分兵两路伐蜀。

洪武五年，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征西将军，分兵三路北征蒙古。

洪武八年，元将纳哈出进犯辽东，被大将叶旺击败。

洪武十一年四月，庆州屯田百户山丹等起义，朱元璋分遣杨仲明、沐英、王弼等镇压。

洪武十三年这个多事之秋，军事上仍然活动极为频繁。在这一年，沐英率领明军，对蒙古进行了第三次北伐。十一月，故元平章乃儿不花等率数千骑入洮林口，掠永平。

可见直到这一年，朱元璋仍然离不开这些老乡做他的左膀右臂。

不过，胡惟庸案中，胡氏与一些将军们的勾结，让朱元璋十分胆战心惊。开国之后，他第一次直接感受到军事政变的威胁。如果有那么三五个开国元勋与心险胆大的胡惟庸联合起来共同起事，他的大明江山还真有变色可能。

文官们对皇权的威胁再大，也没有武将严重。开国功臣和皇帝光屁股长大，一起分享过黄色笑话，深知对方并非什么神龙天子，不过一介村夫流氓，睡觉爱放屁磨牙，爱抠鼻孔和脚指头。他们很难如同其他出身的臣下那样视皇帝如神明。正如同彭德怀改不了“老毛”的称呼一样，开国功臣们对皇帝也难免跋扈粗率之事。这些闯过重重鬼门关的家伙，都有着异乎寻常的胆量魄力和机诈权变。一旦动了染指最高权力之念，会比文官更直接，更有力，更不顾后果。一旦天下有事，他们不会放过“皇帝轮流做”的机会。所以历代皇帝们对武臣元老们无时无刻不提高警惕。

朱元璋本有多疑的毛病，凡事过分小心。长期的焦虑和强度过大的脑力劳动，使朱元璋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他经常幻想也许有一天，这座宫殿被人一把火烧掉，子孙妻妾被掠去为奴做婢。一想到这些，他就浑身出冷汗。他成日里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看见宫女太监偷偷溜他一眼，他就认为是在盘算他诅咒他；看见文武百官在殿上说话吞吞吐吐，就以为是要欺瞒他。尤其是天黑下来，一个人坐在禁城里，就揣想别人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官员们有没有私下里交通？是不是有人正在灯下密谋造反？乡里有没有人聚众拜佛烧香？显然，在历经磨难之后，他的心理状态已经不正常了。他自述道，自己经常“夜卧不能安席，常常因为想起一件什么可能危及帝国安全的事，便一夜失眠”。成天到晚，他的心总是悬着。成天把定下的法度一遍遍从头细撸，看看有什么不安稳的。

所以在因胡惟庸案取消了丞相制之后，朱元璋又进行了一项重大军事体制改革。他于洪武十三年撤销了大都督府，改设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以分散中央军事机构的权力。他规定五军都督府管兵籍，但无调动军队之权，兵部掌军官升迁，但无直接指挥军队之权。所谓“征伐则（皇帝）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明史》卷八九，《兵志》），“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军之权，而无出兵之令，合之则呼吸相通，分之则犬牙相制”（《春明梦余录》）。这样，既可防备将领擅调兵力发动叛乱，又使军权集中到皇帝手中。

诛杀胡惟庸，废除丞相，又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这些都是震动全国的重大举措，在执行过程中很容易出乱子。为了防止意外事变的发生，朱元璋不得不采取了上述对功臣的一系列安抚措施。

七

朱元璋做事，总是考虑得极为长远。事实上，早在开国之初，他就盘算过制衡武将的问题，并未雨绸缪，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

虽然朱元璋十分重视地缘，但是和血缘比起来，这种重视就不值一提了。说实在的，天下诸人，他只信得过自己的亲生儿子们。

洪武三年，虽然二子不过十六岁，三子不过十五岁，四子不过十一岁，而最小的儿子刚刚一岁，他就先于大封功臣之前封诸子为王。对于这种安排，稍有中国政治常识的人都会看出其不妥。因为强藩必然挑战中央集权，成为帝国长治久安之隐患，外藩之乱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得实在太多了。平遥县训导叶伯巨的看法十分典型，洪武九年（1376）年，他上书言事，指出朱元璋“分封太侈”：

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则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现于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认为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

这番话入情入理，不料朱元璋见疏却勃然大怒，认为这是离间他们一家骨肉，要亲手射杀叶伯巨。经过群臣力劝，才没有亲自动手，不过叶伯巨终于为此事死在狱中。

以自己的子孙制衡天下武臣的构想虽然美好，但朱元璋的孩子们在开国之初都年龄太小。虽然朱元璋日夜盼望他的孩子们尽快成长起来，然而人的成长不像庄稼，不是多施几次肥就能催起来，所以这一构想真正发挥作用，还需待以时日。在此之前，朱元璋只能耐下心来，对功臣们极尽敷衍之能事。

八

专制制度的自私性使君权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这就决定了君臣关系、尤其是开国君臣关系的脆弱性。皇帝与功臣的关系，经常在昨与今、情与理、势与义中纠结冲突，酝酿出一个又一个危机。

决定历代开国功臣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开国皇帝的年龄。郑宏卫在《开国功臣归宿论》中说，皇帝登基时年龄越老，对身后事就越担心，因此就越容易对功臣们动起杀机。比如刘邦，登基时已经五十五岁。因此他开了兔死狗烹的先例，开国时所封的七个异姓王，后来大部分或诛或伐，非死即亡，“至孝惠时，唯独长沙全”。相反，那些青壮年的登基者，则对控制功臣更有自信心。比如李世民登基时没到三十岁，刘秀不过三十一岁，而赵匡胤也不过三十四岁。因此唐太宗李世民使用功臣勋旧，并无避讳。贞观年间，事无巨细，勋臣皆得过问。唐初开国功臣，绝大多数都大权重位，各展所长，圆满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光武帝刘秀则取消功臣实权，保全他们的厚禄。光武之世，列侯只有“高密、固始、胶东三侯”参与国事，其他人都远离权力，但光武帝对他们礼貌周到，“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诸侯，而太官无余”。且“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至于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更人我两便，被认为人情与形势两全，历代称为高明之举。

朱元璋开国之时，已经年过四十，不过仍算年富力强，所以他才高调宣布要保全功臣。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和健康状态的恶化，朱元璋与功臣们共富贵的信心越来越低。

长期紧张的战斗生活和繁忙劳累的国事，使朱元璋的健康受到了损害。洪武初年，便“患心不宁”，害了心跳过速的病症，有时发高热，“每心火炎上，喜怒不常”。而对太子朱标能力的担心，使他在身病之外又患上了严重的心病。

虽然早就知道长子朱标性格柔弱，但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宗法情绪特重，对立嫡立长原则毫不动摇。早在称吴王后，他便立朱标为世子，即帝位后又马上立为太子。

为了把这个资质平庸的长子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朱元璋费尽了心血。洪武元年十一月，他下令在宫中建大本堂，搜集古今图籍充实其中，征聘四方名儒教授太子。朱元璋经常亲自布置太子的课程并亲自检查。洪武五年十二月，太子刚满十八岁，朱元璋即命“今后百司所奏之事，皆启皇太子知之”。洪武十年起又令天下大小事务，都要先由太子拿出处理意见，再报皇帝：“自今大小政事皆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

然而，朱元璋的心血，并没有太多收获。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随着时间的发展，朱标的仁柔懦弱不但没有什么改进，相反在朱元璋的严格而急切的要求下，变成了木讷胆怯，做事越来越畏手畏脚，没有主意，处理事情颠三倒四，经常惹得朱元璋发火。越到老年，朱元璋越相信，这个孩子不可能成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他开始怀疑在自己身后，朱标能否驾驭这些老资格的虎狼之臣。

对老友们的友爱之情，在冷酷的权衡下，日渐消淡。朱元璋对功臣们心态的变化，从史料中的一个细节表露无遗。

洪武初年，每有功臣去世，朱元璋经常感伤不已，对他们的后事安排十分重视。比如“鄂国公常遇春卒，灵车之至，朕亲临奠……痛哭而还。”“大都督府同知康茂才卒于陕州，……，柩至龙江，上亲为文祭之。”“卫国公邓愈卒，……卜闻上哭之恸，诏辍朝三日。”

洪武十二年起，朱元璋为自己修建的陵园初步落成，再有功臣去世，朱元璋一般都会命他们葬到陵园边上，死后与自己万年相依。比如洪武十二年“济宁侯顾时卒，……敕葬钟山之阴”。洪武十三年，“广西都指挥使王真卒，敕归葬于钟山之阴”。洪武十四年，“江阴侯吴良卒，……遣使迎丧还京，赐葬钟山之阴”。洪武十二年到洪武二十一年中，大部分功臣死后都获赐葬于钟山之阴，逐渐形成功臣陵墓拱卫孝陵之势。

但是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洪武二十一年之后，不再有功臣被赐葬钟山之阴。甚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的养子黔国公沐英卒，千里迢迢从云南归葬南京，也没能葬入钟山，而是葬在江宁的观音山一带。

这一细节显示此时的朱元璋心中，对老友故旧的友爱和信任已经消失殆尽。将军们日常表现中的小小不谨不敬，在朱元璋的特殊心态中都被放大成了叛逆的苗头。胡惟庸案更让他对这些无论怎么教育提醒都改不了粗野本性的将军们大为担心。他对开国元勋们的一切都越来越看不顺眼：“此等愚夫，不学无术，勇而无礼，或闲中侍坐，或饮宴之间，将以朕为无知，巧言肆侮，凡所动作，悉无臣礼。”甚至对他们的亡魂也生了提防和厌恶之心。

一个大屠杀的计划，在朱元璋心中慢慢形成。他决定在自己生前，亲手将凡令他稍有不放心的将军全部除掉，以便留给朱标一个万世无虞的铁打江山。

不过，虽然杀心已起，朱元璋还是尽力隐忍。他是一个极为耐心的猎手，不到时机完全成熟，他不会动手。

九

洪武二十三年（1390）初，大明帝国内发生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不过当时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很少。

这一年元旦刚过不久，分别驻守北平和太原燕王朱棣和晋王朱受朱元璋之命，分头出兵，合击蒙古草原上的蒙元丞相咬住和平章乃儿不花大军。

蒙古军队一直是大明帝国的心腹大患。他们不甘仓皇北逃之命运，时时窥伺中原情形，经常南下骚扰。这一次，朱元璋命自己的孩子们先发制人。

这一年朱棣正好三十岁，所谓而立之年，而朱则三十二岁。两位王子封藩多年，拥兵甚众，此次都是初试啼声。

为了让自己手中有足够的好牌来取代对功臣们的过度依赖，朱元璋对孩子的教育费尽了苦心。史书记载，诸子小时，朱元璋认为他们“宜习劳，令内侍制麻履行滕。凡诸子出城稍远，马行十七，步行十三。”（《明朝小史》卷一）为他们选择师傅极尽天下英杰之选，希望他们能文武双全，成为自己真正的左膀右臂。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朱元璋诸子中颇有几个才能突出者。比如二子秦王、三子晋王、四子燕王、六子楚王、十二子湘王皆武艺高强，熟读兵书战策。虽然教育良好，不过他们到底能不能承担维护帝国藩屏的重任，不经试验，谁也无法判定。所以出兵之前，整个大明帝国都和朱元璋一样，心存疑虑。

洪武二十三年三月初二日，燕王率诸将出古北口。先遣的哨兵打探到，乃儿不花正驻军于迤都（今内蒙古苏尼特左旗北）。虽然突然大雪，气温骤然下降，燕王仍决定冒雪急进，给蒙军一个突然袭击。经过数日冒雪急行军，明军悄悄对乃儿不花完成了包围。等到乃儿不花察觉，为时已晚，最后只好率众投降。于是首次出征就擒获“乃儿不花及其各王酋长男女数万口，羊马无算，槖驼数千”（《太宗实录》卷一）。

晋王出兵，北上甚远，却没有遇到敌人，只好空手而归。不过据报，晋王带兵，行军布阵也十分有章法。

对于这一结果，朱元璋十分满意。他说：“清沙漠者，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一）

这一天，朱元璋盼了太久了。以前诸子参加的军事活动，都是勋臣元帅们为主，皇子处于学习或者说实习地位。直到洪武二十三年这次北征，皇子们首次亲任大型军事活动主帅，且战果如此辉煌，朱元璋才彻底放了心。

有了这样如狼似虎的儿子，他朱元璋还怕什么呢？

燕王凯旋，朝廷上下都喜气洋洋，但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大屠杀计划在朱元璋的头脑中已经成熟。

十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也就是在燕王取胜一个月后，发生了封绩事件。

封绩本是元朝的旧臣，归降于明。据后来朱元璋公布的审问结果，说是洪武十二年，胡惟庸准备谋反，偷偷派封绩前往蒙古草原，带信给蒙古人，“着发兵扰边”，要他们里应外合，合力推翻朱元璋的统治。据说是因为胡惟庸案发，封绩听到消息留在了蒙古，不敢回来。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北征，在捕鱼儿海蒙古军队中俘获了封绩，将其押解回国。但据说李善长又对此人加以包庇，“匿不以闻”，没告诉朱元璋。

而在洪武二十三年这一微妙的年头，这一事件被恰当其时地揭露出来。

朱元璋派人审问封绩，审问的结果是把十年前的胡惟庸案，由普通“心怀不轨”升级为勾结蒙古、串通李善长等功臣共同谋反。朱元璋的屠刀终于在功臣们毫无心理准备之时突然落下。

凡是朱元璋不放心的功臣，都被罗织进这个案中，以曾与胡惟庸相勾结的罪名被处死。在这一年之前，病故和得罪而死的公侯已达二十四人，而这一案，杀戮和死后追究的公侯一共有二十二个。

此案之后，朱元璋公布的罪状，却相互抵牾，漏洞百出。后世王世祯、钱谦益、潘柽章以及吴晗等多名学者，经过仔细考订，证明它们都属于向壁虚构，并不足信。李善长之死就十分典型。

李善长是朱元璋驾下数一数二的得力功臣，洪武三年（1370）获封为韩国公，到洪武十三年，他已经七十七岁，替朱元璋卖了三十九年命，位极人臣，为人老实本分，又和朱元璋成了儿女亲家，本以为能尊荣富贵到头，不料却突然遭遇灭门之祸。

根据朱元璋公布的罪状，李善长被捕，是由于有人告发他包庇封绩之事。在接下来的审讯中，又审出一条“私借兵卒罪”。说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李善长年已七十有七，“耆不能检饬其下”，为营建私宅，向信国公汤和借用卫卒三百人，汤和“攘臂大怒，曰，非奉命，太师敢擅发兵耶？善长惭谢，至是事败”。

然而，钱谦益在《太祖实录辨正》中辑得了一份原始供词。在这份供词中，李善长的妻子朱氏交待此事发生在洪武十二年。朱氏说，洪武十二年十月，李善长为私事向汤和借军卒三百名帮自己家盖房子，“汤大夫说：‘上位的军，不是我的军，如何敢借？与你酒。散”。

且不说朱元璋将发生在洪武十二年的事后推十一年作为证据，本来就已经使这条证据失效；就说确实是发生于洪武二十三年的话，想凭借三百名借来的士兵造大明帝国的反，素以谨慎敬畏著称李善长怎么能如此愚蠢呢？这明显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朱元璋不管罪证充不充分，借口“会有言星变”，需杀大臣应灾，下令将李善长及其妻女弟侄家七十余人悉皆斩杀，家产全部抄没，“籍入六万金”。

这一案一共诛杀了三万多人。凡是与这些公侯沾点边的，一律大祸临头。连在洪武十年已经退休的老臣宋濂也受到牵连，被贬至茂州。七十二岁高龄的宋濂拖着老迈之身走到夔州，忧愤成疾，自缢而死。

十一

洪武二十三年这次大杀戮，搞得非常突然，让所有人都完全没有防备。其实如果冷静权衡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洪武年间那些令朱元璋不放心的武臣，对大明江山并不构成根本性的威胁。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飞扬跋扈、贪财好货、经常破坏帝国纪律，但是这些毕竟都是小节。“自明兴以来，勋臣不与政事”。林正根在《论明太祖的心态与功臣群体的覆灭》中指出，除李善长等个别文人出身的功臣外，朱元璋的武将们基本都不在政府中供职。和刘邦时不同，洪武年间的功臣们虽然有封号，但没有封地，“末尝裂土自王也”。因此他们除了战时带兵之外，别无他事，并无领兵造反的地方经济资源。即使有人不自量力，起了反心，也很难兴起大浪。

然而朱元璋的政治信条是追求“万全”。凡是他不放心、不喜欢的开国功臣，基本都被他一网打尽。剩下的，都是他认为经过多年考验、并无二心、可以为太子朱标所用的忠贞之臣。朱元璋悬了十多年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洪武二十三年（1390）五月初二日，大屠杀之后不久，朱元璋对幸存的功臣采取了一项抚慰措施。为了让功臣们彻底放心，他以“列侯年老，悉遣还乡”。效仿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举，给功臣们每个人一笔厚厚的遣散费，让他们回老家享受生活。

直到此时，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将们对帝国的安全还有很大残余价值。为了发挥他们的价值，也为了表明自己对他们仍然信任有加，朱元璋对他们仍然经常施以重任。在这次大屠杀之后不久，洪武二十四年正月，为了防备北元势力乘机南下袭扰，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虏将军，以王弼、郭英为副，前往北平备边。三月，又令徐辉祖、李景隆、蓝玉等备边陕西，叶舁练兵甘肃。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再派冯胜等十四名大将分理陕西、山西、河南诸卫军务。在朱元璋的计划中，这些久经考验的老臣要在他身后发挥余热，为太子朱标保驾护航。

经过朱元璋的一系列抚慰措施，已经成了惊弓之鸟的功臣们长长出了口气。他们确认自己已经逃过了生死大劫，可以永保功名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洪武二十五年，大明帝国又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年仅三十八岁的太子朱标去世了。去世前一年，朱元璋命朱标巡察陕西。朱标立为皇太子后，养尊处优，极少远行。这次长途往返，顶风冒雪，舟车劳顿，回来后一病不起。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二十五日与世长辞。

这一年朱元璋六十五岁。老年丧子，本来是人生最重大的打击之一。更何况他在朱标身上，已经投入了那样多的心血。虽然太子朱标的能力一直没达到朱元璋的期望，但是毕竟已经年长，性格已经成熟稳定，为人老实谨慎，作为一个守成之主，还是没大问题的。不想却出此意外。六十五岁的老皇帝承受不住这个沉重的打击，第二年便“患热症”病倒了。这一次病得很重，“几将去世”。经过太医的精心治疗，总算从死神手里夺回了性命，但仍“病缠在身”，身体更加虚弱。

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坚决恪守立嫡以长原则的朱元璋将朱标十六岁的儿子朱允炆立为皇太孙。

十六岁这个年龄，对于一国之主来说实在是太小了。更何况太孙生长深宫之中妇人之手，性格比太子更为“仁柔”，很难一下子担起皇帝之任。为了确保大明江山的安全，看来本是打算留给太子所用的这批老臣，也得除掉了。

十二

这次大屠杀的抓手是蓝玉。

蓝玉是定远人，为人勇悍有才略。常遇春、徐达死后，他成了朝中数一数二的大将，“数总大军，多立功”。

洪武二十一年，蓝玉立下了平生最大一次功绩，他率领十五万大军，追击蒙古军队，一直追到捕鱼儿海，大获全胜。这一次战役，明军抓获脱古思帖木儿的次子地保奴、嫔妃公主等一百二十三人，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属三千人、男女七万七千余人，并宝玺符敕金牌金银印诸物、马驼牛羊十五万余，焚甲仗蓄积无数。

捕鱼儿海战役是北元政权在明朝开国后遭到的最大失败，也是明朝对北元取得的最具决定意义的一战。这一战北元精锐皆尽，从此一蹶不振，没有力量与明朝正面较量于北方，对明王朝不再是一个致命的威胁。

消息传到京师，朱元璋大喜过望，立刻遣使劳军，谕中比蓝玉为卫青、李靖，回朝后立刻晋封蓝玉为凉国公。

所谓福兮祸之所伏，这场大胜使蓝玉成为洪武后期第一功臣，也使蓝玉成为朱元璋眼中最大的钉子。正是这场为明王朝扫除了后患的关键性战役，使朱元璋感觉蓝玉的存在不再那么必要了。同时，蓝玉身上的毛病却令他日复一日地不安。

蓝玉虽然能力强功劳大，却性格粗豪，为人不谨。朱元璋杀了那么多人，仍然没给他足够的警醒，他仍然一路立功，一路惹事。他出征打仗，随便侵占战利品，“私藏珍宝驼马无算”。又“尝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玉执御史，捶而逐之”。也就是说，随便圈占民田，有关官员受理此事，居然被他痛打。这次北征归来，夜至喜峰关，关吏没有及时打开关门迎纳，他便纵兵毁关而入。在回朝途中，他又奸污投降的北元妃子，致妃子羞愤自缢而死。回朝之后，蓝玉“犹不悛，侍宴语傲慢，在军擅黜陟将校，进止自专”。这一切，都使在丧失长子之后心情极度抑郁的朱元璋把他列为屠杀名单上的第一位。

据朱元璋后来公布的罪状，蓝玉被捕，是因为“谋反”。据说洪武二十六年，蓝玉密遣亲信，暗中联络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舶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后军都督府同知祝哲、中军都督府同知汪信等，密谋策划造反，定在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朱元璋外出举行籍田礼时起事。据说这些密谋被锦衣卫的特务侦知，朱元璋先发制人，于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八将蓝玉逮捕。被捕后第三天，即将蓝玉处死。

杀蓝玉只是朱元璋计划中的第一步。他随即将此案扩大化，以蓝党为罪名，把一大批淮西老将及其子弟加以牵连诛杀。整个蓝案总共大约杀了二万人，包括二公、十二侯、二伯。

其他被杀的重要人物还有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都督黄辂、汤泉、马俊、王诚、聂纬、王铭、许亮、谢熊、汪信、萧用、杨春、张政、祝哲、陶文、茆鼎等十余人。

经过这次大屠杀，整个勋臣队伍，只剩了耿炳文及郭英二人。“及洪武末年，诸公、侯且尽，存者惟（耿）炳文及武定侯郭英”。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淮西勋贵势力被完全铲除了。朱元璋的心到此才彻底放了下来。

蓝玉案的处理是非常残酷的。蓝玉被剥皮而死，并将其皮传示天下各省。蓝玉之皮，到明朝末年还存放在四川。这一案的其他官员，大多数也都是受凌迟之刑而死的。这反映出，越到晚年，朱元璋的生活中就越缺乏乐趣。只有杀人时，他的心里才会舒服些。每杀一个人，他的心就放宽一些：毕竟人死不会复生，少一个人，就少了一份威胁。他痴迷于使他人遭受不幸而获得满足。这是反社会型人格的重要特征。

十三

蓝玉案当然也是彻头彻尾的冤案。

首先，朱元璋事后所辑的《逆臣录》，也就是蓝玉案的供词集中，并没有蓝玉本人的口供，这表明蓝玉根本没招供。没有主犯的口供，这份供词的真实性就颇值得怀疑。

其次，《逆臣录》中其他人的供词反映出来的这桩谋反大案，策划过程如同儿戏。蓝玉造反明目张胆，毫不避人。洪武二十五年底，朱元璋派谢熊前往成都召蓝玉回京。据谢熊供词，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凉国公宅第，蓝玉和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劝这位皇帝的钦使造反：“我知道，必是我亲家靖宁侯胡党事内有我名字，差你来提取。实不瞒你，我如今回家看动静，若是果有这话说，好歹下手做一场。你回去休要泄机，若事成时，大家得安享富贵。”

接着，在回京路上，二十五年年底在四川，二十六年正月初一二在武昌，初三在九江，初七在安庆，蓝玉一路到处活动，见人就劝人造反，毫不避嫌，这已经令人咋舌。而回到首都后的“策划”活动，更令人瞠目。

蓝玉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抵达南京，二月八日被捕。据《逆臣录》所载口供，在近一个月当中，上自侯爷、督爷、指挥，下至千百户、总旗小旗，乃至奴仆家丁、贩夫走卒、流氓无赖，有几千人曾穿梭来往于凉国公府，畅言谋反，可谓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按这份供词，蓝玉谋反的事，搞得京城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蓝玉和他的下属智商皆属正常。造反是铤而走险的大事，怎么可能在皇帝眼皮下如此张扬？更何况蓝玉与之商量的那些人，多数是不靠谱的人。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供，说是蓝玉曾请他吃酒，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都商量定了，你回家后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日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只是蓝玉家一个打鱼的。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他曾去拜见蓝玉，听蓝玉对他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只是乡里一个染匠。

很显然，《逆臣录》不过是朱元璋仓促罗织出的一个幌子。

十四

经常有人把朱元璋的大屠杀与刘邦诛杀功臣相提并论，其实二者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

刘邦所诛杀的开国功臣，主要是异姓王。汉初一共封了七个异姓王，他们有土地，有人民，有甲兵，是汉帝国内的半独立王国。正如翦伯赞所说：“这种封拜，不过是对于同盟军的占领，予以承认而已。实际上，上述诸人，封亦王，不封亦王也。”（《秦汉史》）这七人当中，被诛者五，幸存者一，长沙王吴芮后降为侯。对他们的诛杀，实际上是汉高祖统一全国斗争的继续。

汉初所封列侯，一共一百三十七位。以谋反而诛杀者仅二人。一是阳夏侯陈豨，一是淮阴侯韩信。陈豨于汉高祖十年九月公开反叛，自立为大王。汉高祖十二年，为樊哙军追斩于灵丘。可见诛陈豨是平叛战争，不能算入诛杀功臣之列。列侯在汉高祖死前被诛者，实际上仅有韩信一人。加上刘邦死后因罪失爵的五人，第一代列侯被处理的一共六人，占汉高祖朝列侯总数的4.3%弱。即使加上被诛的异姓诸侯王，被诛和因罪失爵者也仅占汉高祖朝所封功臣的7.7%。而《明史》功臣世表所载明太祖朝功臣共六十九人，被明太祖诛戮赐死者共三十二人。若加上得罪贬死于戍所的开国公常茂，受朱元璋之命被胡惟庸毒死的诚意伯刘基，因明太祖赐蒸鹅而速亡的魏国公徐达，则达三十五人，占明初功臣的57.25%。

朱元璋的大屠杀，当然是野蛮、下作和卑鄙的。然而奇怪的是，在传统正史中，对朱元璋此举进行严厉批判者并不多。

这样残忍的大屠杀，在中国文化中自有其理路在。朱元璋兴此大狱，下此杀手，完全是基于中国政治中“过度防御”的策略传统。

因此面对这样疯狂的大屠杀，整个大明王朝如同一潭死水，只能逆来顺受。面对朱元璋荒诞无稽不堪一击的指控，被屠杀者们保持着令人难以理解的沉默。几乎没有人上书抗议，没有人采取什么激烈的反抗措施。被牵连进去的就安安分分地受死，侥幸逃脱的则暗自庆幸白捡了一条命。

责任编辑洪清波

分类：史纪 作者：张宏杰 期刊：《当代》201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