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江姐的真实人生

问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

……

——[金]元好问《摸鱼儿》

陈军，男，1957年8月生，原籍湖南道县。陕西理工学院中文系毕业。陕西省作协会员。曾从事地方党史研究工作十二年。现为陕西汉中镇巴县教育体育局主任科员。著有长篇小说《灵魂像风》，中篇小说《古栈道》《斜阳》《某日》《汉广》等15部，传记文学《英雄的生涯》《巴山一百人》等近300万字。

一

江竹筠（曾用名江志炜、江竹君），是一个年轻漂亮、性格叛逆、思想激进的知识女青年。

1928年，江竹筠从老家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朱家沟到重庆投奔她的二舅时，8岁不到。1938年，她考上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中。

翌年春，由中共地下党员戴克守等人介绍入党，不满19岁。1940年桂月，她考入中华职业学校（1881年由黄炎培先生在上海创立，1938年学校迁到重庆张家花园，1939年再次迁址渝北回兴）会计训练班学习，担任职校及附近地区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

屈指算来，到1941年桂花飘香时节，她就要唱起那首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耳熟能详的《毕业歌》，走出校门，投身社会了。

1941年仲春，距她毕业，已经时日无多。对即将来临的新生活，她有憧憬，有期待，更有祈祷。在职校，她接受党组织“学好技术，广交朋友，发展党员，扩充组织”的指示，在学校里开展工作。她平时言语不多，可为了工作，不得不变成一个善于交际的活动家。她经常利用假日和进步青年到长江之滨、嘉陵江畔游玩。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王侯，抨击时政，畅谈抱负。她就在这些人中发展够条件的同道加入地下党。她喜欢和他们一起，在黄昏时，爬上枇杷山，饱览重庆夜景。只有夜景，才能掩盖重庆白日的肮脏。

1941年仲春的重庆，到处充溢着一股混乱、没落和死亡的气息。摇摇欲坠的吊脚楼，弯曲逼仄的陋巷，杂乱无章的街市，坑坑洼洼的马路，漂满污物的江水和一年四季总是雾霭茫茫的天空。也许唯一的亮点是它的夜景。当夜幕遮掩了大地上的一切，只剩下万家灯火的时候，整个城市夜色朦胧，笙歌、酒色的气息，弥漫荡漾在长江、嘉陵江两岸。桅樯林立，弦歌相闻，灯火逶迤，熙来攘往。

无数大腹便便的人，在街头粗野快活地哈哈大笑。在他们的笑语和举止中，汽车、人力车穿梭在光怪陆离的霓虹灯下。大批浓涂艳抹的女子，给空气中增添了一些飘忽的、一丝丝暧昧和诱惑的劣质香水味。她们夜里冒出来，四处招摇，装点夜色。重庆火锅的滋味儿，腾腾地弥漫在重庆暧昧的夜空下。严密阴森的保密局的特工无处不在，幽灵般地遍及犄角旮旯。雾都重庆，汇集了种种社会矛盾——专制与解放、斗争与妥协、传统与现代、富裕与贫穷、梦想与绝望、热闹与孤独。

桂子飘香的季节到了，给纷乱的重庆涂抹了一缕亮色。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中遭到严重破坏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开始重整旗鼓。已有三年党龄的21岁的江竹筠刚从中国公学附属高中和中华职校会计训练班毕业，就踏入社会，被川东特委调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联系重庆育才学校、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和西南学院等高等院校中的党员和新市区内的女党员，组织学生运动，发展新党员。

1942年2月，一个淫雨霏霏、白雾蒙蒙的日子，底下党员彭咏梧来到了重庆。他的公开职业是在国民党中央信托局（该局由孔家控制，垄断了对外贸易和军火生意）做公务员。

彭咏梧比江竹筠年长5岁，在老家四川云阳已与谭政烈（后改名谭正伦）结婚八年，并且已有了一个叫炳忠的三岁的儿子。1941年秋，彭咏梧从地下党云阳县委书记调任万县县委书记后，谭正伦还带着小炳忠离开云阳老家，前去陪伴了他一段时间，掩护他工作。半年后，彭咏梧受命到重庆担任市委委员，先是负责恢复和重建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党员学习辅导中心。后又负责将《彷徨》杂志改版为《挺进报》，改为重庆市委机关报，建立《挺进报》特支，组建电台特支。

他本来打算在重庆站稳脚跟后，就把妻儿接过来一起生活。谁知道在这节骨眼上，儿子炳忠得了麻疹。谭正伦又刚刚开办了为地下党筹措经费的家庭纺织作坊，一时无法动身去重庆。不久，重庆市委鉴于重庆的危险局势和彭咏梧的自身安全，要求他割断与下川东的所有关系。从此，这对夫妻鸿雁断绝，音信杳然。

那时，彭咏梧和江竹筠交叉地负责着同一地域的工作。由于是单线联系，两人虽同在重庆，却没有见过面。1943年2月，重庆市委书记王璞出于安全和对彭咏梧的身体方面的考虑，认为他需要一个良好的掩护环境，要他在重庆安一个家。

彭咏梧在中央信托局当公务员，因没有家眷，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里，开展工作很不方便，极容易暴露。同时，彭咏梧患有肺痨，经常在半夜吐血，急需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空间和一个可靠的“贤内助”。但是他又无法与云阳的妻子谭正伦取得联系。

于是，市委在重庆的女同志中间反复物色、挑选，最后决定指派江竹筠接受这个令她惊诧而又羞涩不已的任务，给彭咏梧做“妻子”兼助手。这两个相互知道名字而又彼此欣赏的地下工作者没有料到，一开始相识、共事，竟然是在一起假扮夫妻，朝夕相处、共同生活。

“新家”安在重庆市机房街（今五一路）。那是一座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很多大小不等的房间。院子和房间都弥漫着古旧的气味，阴森潮湿而严谨逼人。院子四周有一圈围合小廊，廊檐雕刻着许多线条模糊的吉祥图案。从这时开始，身高1.58米23岁的江竹筠的玲珑、纯洁、青春的样貌永远地留在重庆地下党的史册里，也留在了28岁的彭咏梧的记忆中。

那是1943年5月的一个雾气濛濛、冷雨霏霏的下午，江竹筠身穿一件时兴的纺绸衬衣，脚蹬一双半高跟皮鞋，右手里拎着一只皮箱，走进了机房街的一座院子。西装革履、打着领带的彭咏梧从一间屋子里快步走出，同她对上接头暗号后，接过了她手里的皮箱，带她进了房间。两人断断续续有了如下一段对话——

彭咏梧：“你好，江竹筠同志，欢迎到来。”

江竹筠：“你好，四哥。”

彭咏梧：“我们早就相知。”他用右手捂着嘴，“吭吭”咳了两声。

江竹筠：“只是无缘相识。”

彭咏梧：“我们不是已经相识了吗？”

江竹筠：“这还不是因为缘分到了。四哥，你说是不是啊？”

彭咏梧：“上级的指示，我不用再重复了吧？”他又用右手捂着嘴，“吭吭”咳了起来。

江竹筠：“我担心自己做不好……”她走到彭咏梧身后，用右手掌轻轻拍他的背。

彭咏梧：“上级不会看走眼的，你这不就进入状态了吗？”

江竹筠：“你就这么自信？”她俏皮地歪起脑袋。

彭咏梧：“你不是普通女学生。”

江竹筠：“四哥，使用这种身份开展工作，我可是初次。”

彭咏梧：“我知道，吭吭，这事儿难不倒你。”

江竹筠：“假戏要演得像真的一样，我心里有些忐忑。”

彭咏梧：“吭吭，吭吭，我也有同感。”

江竹筠：“你不一样。”

彭咏梧：“我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我想听听。”

江竹筠：“四哥，你有爱人，有孩子，你知道怎么做才像。”

彭咏梧：“如果老婆孩子在身边，吭吭，我当然知道怎么做。吭吭吭，但是，你并不是我的……”他又“吭吭”咳起来，她抬起右手掌，轻轻拍他的背。

江竹筠：“你是过来人，我哪些方面做得不像，你多帮帮我，我好修正。”

彭咏梧：“都是战友，我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

江竹筠：“就这些？”

彭咏梧：“做好工作，共同进步。”

江竹筠：“四哥，还有呢？要不要我给你提示一下？”

彭咏梧：“你说。四哥听着。”

江竹筠：“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彭咏梧：“组织调你来，是要你关心、爱护我的……吭吭，吭吭吭，我这身子，唉，还怎么关心、爱护你哟。”

江竹筠：“你可以教我革命道理，教我知识呀，四哥。”

彭咏梧：“可以。这是我的强项。”

江竹筠：“四哥，说话算数。”

彭咏梧：“说话算数。”

江竹筠：“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彭太太喽？”

彭咏梧：“对头。我就是你先生。”

江竹筠：“先生，晚餐吃什么，你点菜，我下厨。”

彭咏梧：“回锅肉、水煮牛肉、鱼香肉丝怎么样？”

江竹筠：“这几样菜我最拿手，四哥，你就等着尝尝我的手艺吧，保证好吃得自己爬进喉咙里去。”

彭咏梧：“吭吭，吭吭吭吭吭，今天这个日子值得纪念。”

江竹筠：“纪念？”

彭咏梧：“对，纪念。纪念一个……吭吭……革命家庭的诞生。走，我们一起上菜市场买菜去。对了，我还要买一瓶香槟，晚上咱们好好喝一杯！”

……

机房街的“新家”，作为地下党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的学习辅导中心，“小家庭”经常“客人”不断，江竹筠帮助“四哥”待人接物，经受住了复杂斗争的考验。彭咏梧从来认为，上苍赋予女人美丽是为了让人爱的，江竹筠能够让人本能地猜测：这是一个时时微笑着的、沉静而大方坚决的女性。她的美丽脱俗，她的恬静淡泊，她的时尚贵气，让彭咏梧心灵上那堵无形的围墙坍塌了。她与生俱来的纯粹和激情，使她执着地、义无反顾地、要以自己年轻的身躯、生命与热忱，去叩启新中国的绚烂大门。特里尔的幽灵在他们的大脑中始终回旋，犹如奴隶们不屈的歌声，共同的信念使两位在刀尖上行走的革命斗士成了最为密切的同事和战友。

江竹筠这个年轻的情窦初开的四川姑娘，把自己的私人生活、爱情和婚姻，都不知不觉地纳入了机房街的生活和工作中。与彭咏梧一接触，江竹筠就被他迷住了。他那么有思想，有理想，忧国忧民，不畏强权，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他好像是一股清新的风，向江竹筠迎面吹来，搅乱了她的思绪。她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正在经历一种前所未有的内心的探险，也就是灵魂自我寻找的过程。

二

传说中的敖得萨是人们最容易恋爱和建立家庭的地方。机房街就是江竹筠和彭咏梧的敖德萨。

刚开始那会儿，江竹筠对自己的身份是那么不习惯，连街坊邻居偶尔叫她一声“彭太太”，她都会脸孔发烫，差点忘了自己已“为人妻”，忘了自己是组织上分配给彭咏梧的“媳妇”，以为不是在叫她而是在叫别的什么人。但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很快让她进入了自己扮演的角色，自自然然，大大方方地与人周旋，强化了自己的“彭太太”身份。虽然工作那么忙，事务那么多，她仍旧忙里偷闲，以女性的细心，在房间里这里放上一盘点心，那里插着一束野花，使房间变得温馨而生机盎然，多少透出了一些居家过日子的气息。

偶有闲暇，她就捧了书读。这些书都是彭咏梧推荐的，有些她读过，有些她没读过。没读过的她就精读，读过的她就温故知新。她不但读鲁迅、巴金、丁玲的作品，而且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母亲》、《毁灭》、《铁流》和《士敏土》；读《李有才板话》、《白毛女》、《吕梁英雄传》、《洋铁桶的故事》和《我的两家房东》。这些在国统区的青年学生中间秘密流传的进步书籍，她认为是革命的号角、指路的北斗、导航的灯塔，每每手不释卷。

她不是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她渴望干一番事业，渴望改变国家的命运。她有激情，爱幻想，看了几本革命的书，就参加了革命，正像现时代的少年看了武侠小说就想当侠客一样。而彭咏梧和她聊天时，谈的却不是这些他推荐的书，而是唐诗和宋词。他认为唐诗是影响人类精神和灵魂的，是高峰，宋词不逊于唐诗……江竹筠忙得顾不上自己，却无时不在关照“丈夫”的身体。她给彭咏梧端上一碗热气腾腾色香味俱全的面条，或是从街头买回半只烧鸡、几只鸭掌，只为换来“丈夫”的一张笑脸、一声呼唤，她就觉得满足而幸福。

江竹筠在竭力分担彭咏梧的工作的同时，为了治疗彭咏梧的肺病，她四处寻医问药。每当听到彭咏梧在半夜里剧烈咳嗽，她就从床上爬起来，蹑手蹑脚地走进他的房间，不停地用手拍他的背，使咳嗽缓解。彭咏梧在剧咳过后，用手帕擦掉嘴角的血丝，歉疚地对她说：“对不起。”她说：“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我们不都是为了工作、为了斗争，才走到一起的吗？组织上既然安排我做你的助手，我就要为你的身体负责。我已经托人打听到一个老中医了，他治疗你的这种病有绝活，明天，我们抽点时间，一起去见见这位老先生，请他给你好好把把脉，开几服丸药吃。”

第二天，早晨九点多，江竹筠带着彭咏梧找到那位老中医所在的大药店，请他为彭咏梧把脉。老中医先把了彭咏梧左手的脉，又把了彭咏梧右手的脉，还让彭咏梧张开嘴，看了看他的舌苔。然后，老中医对彭咏梧说了他的症状。

老中医：“这位先生的症状是午后潮热，手足心热，夜间盗汗，两颧发赤，皮肤干灼，唇红咽干，形体消瘦，干咳无痰，或痰少不易咯出，咳则胸痛，或痰中带血，如丝如点，口燥鼻干。舌苔薄，边尖质红，脉细数……”

彭咏梧“吭吭”咳了几声，说：“先生真乃神医，我这症状你全说对了。”

老中医继续说：“你这病，主要反映出阴虚生内热的病变，而以肺阴虚与肺失清肃最为突出，故出现阴虚症状与肺热症状。但此种肺热是由于阴虚阳亢所致，与外感六淫所致实热性质绝对不同，治法两样，应当仔细辨别。我对你这病的治疗原则是补虚益损、抗痨。这样吧，我先给你开一服月华丸，做成药丸吃一吃，看看疗效再说。”

老中医拿起医案上的一管毛笔，在一方端砚上蘸了墨汁，龙飞凤舞，在处方笺上写道：

人参50克当归60克沙参100克桔梗100克川贝50克茯苓50克

天冬100克麦冬100克熟地50克生地60克百部100克阿胶200克

广三七100克桑白皮50克枇杷叶60克獭肝50克

老中医写完后，递给彭咏梧，说：“这张单子上的药抓齐后，碾成粉末，组成药丸，口服半年后，不好了，再来找我。”

江竹筠从小皮包里取出钱来，付了药款。药房调剂给她开了一张三天后来取药丸的条子。三天后，药丸取回。从这日开始，江竹筠每天都督促彭咏梧按时服药，早、中、晚各一次。并要求他做到三点，第一要保持乐观情绪；第二要做到饮食有节，富营养，忌辛辣，并慎起居，避风寒，戒烟酒，劳逸适度；第三要经常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并进行适当锻炼。江竹筠对彭咏梧说：“四哥，你在家里吃饭，我可以保证你的营养。但你和单位同事在一起聚餐的时候，你要做到该忌的忌，该戒的戒。”彭咏梧每次听到她这种不厌其烦的重复的话，心中都久久不能平静。他只能每次都这样回答她：“你放心，我会记住的。”

江竹筠的明朗、欢畅的笑声，一直飘在机房街略显古旧、破败的院子里，彭咏梧觉得，没有美丽的、阳光的、气质高雅而亲和的她，这座院子就不会那样清新、那样动人。他的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在闲暇时，彭咏梧也会选择一家与自己机关公务员身份相符的排档，和江竹筠吃一回重庆火锅，然后携手登临枇杷山看江上夜景，从万家灯火、灿烂星海中，辨认航船上缓缓浮动而去的灯火。这时，彭咏梧就会对江竹筠忆起随那滚滚长江的惊涛骇浪，直赴瞿塘、直下荆门的往事。江竹筠不禁望着他，“四哥，什么时候我也亲身领略一下长江风景呢？”彭咏梧说：“会的，会有机会的。”说完他会随口背诵李白写他故乡云阳的诗歌和郦道元的《三峡》，这就更勾起江竹筠的一腔向往。

彭咏梧是云阳县红狮乡人，幼年时便喜欢山歌民谣。十来岁时开始背诵唐诗宋词。以后又研习古文如《滕王阁序》、《归去来辞》等讲究平仄、重视韵律的骈体文。但他更爱古诗，里面的韵律跳动让小小年纪的他感觉到古典文学的魅力。1937年秋，他考入省立万县师范学校。不久，他就成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一员。翌年10月，由学校地下党总支书记王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便做党的分支书记。后又接替王康任校党总支书记。1940年上半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他撤离了万县，在云阳、奉节等地活动，成为职业革命者。如果不是革命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说不定他会成为一个研究唐诗宋词的学者。

两人更多的时候，是去重庆郊外。清晨雇一辆人力车，奔赴郊外，清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朝雾。他们伫看野地无名的花草，倾听鸟儿的歌喉巧鸣婉转。翠竹掩映的田园，牛在哞哞地叫，猪在嗯嗯地哼，羊在咩咩地喊，鸡在喔喔地啼，甚至连带着一些腥味的微风气息都能嗅到。这时，他们都会感叹，活着是美丽的，亲人、恩人乃至仇人，都在同一个天空下，劳动、创造、享受生活，都能以谦卑而感恩的心，去感念这样的人间。

不知不觉间，他们走进了一处被茂林修竹遮掩的村屋。聆听着家畜家禽的合唱，彭咏梧用右手拨弄着一根根青青翠竹，边走边吟起了苏轼的《送竹几与谢秀才》中的诗句：“留我同行木上坐，赠君无语竹夫人”。

江竹筠问：“四哥，木上坐、竹夫人指的是什么？”

彭咏梧：“木上坐指的是手杖，‘竹夫人是夏天床席间取凉的用具，实际上就是竹席。”他看了比自己低半头的江竹筠一眼，微笑了一下。

江竹筠：“四哥，你笑什么？”

彭咏梧：“我在想，你的名字中就含有竹子。你知道吗，筠就是竹子的青皮，《礼记·礼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引申为竹子的别称。杜甫《崔氏东山草堂》诗中有‘柴门空闭鏁松筠的句子，这里的筠就指代为竹子。钱起的《赋得池上丁香树》中也有‘黛叶轻筠绿，金花笑菊秋的句子……”

江竹筠：“四哥，瞧你咬文嚼字的样子，真像个教书先生。哎，你的名字为什么叫咏梧啊？”

彭咏梧：“我喜欢梧桐。古人咏梧桐的诗词可不少呢。‘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这是中唐诗人白居易《长恨歌》的句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这是北宋苏轼《卜算子》中的句子。‘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是南宋女词人李清照《声声慢》里的句子。‘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这是元代白朴的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里的句子。‘可怜蜀道归来客，南内凄凉头尽白；孤灯不照返魂人，梧桐夜雨秋萧瑟。这是明代诗人高启《明皇秉烛夜游图》诗中的句子，化用了白居易‘秋雨梧桐叶落时的句意。‘秋色到空闺，夜扫梧桐叶，谁料同心结不成，翻就相思结。这是明代词人《断肠》词中的句子……”

江竹筠打断了彭咏梧正在发的思古幽情，“够了，够了，你呀，就不怕我说你掉书袋吗？”

彭咏梧：“说真的，竹筠，这种发思古之幽情的机会，于我而言，是越来越少了。”

江竹筠：“现在是少了点，但将来还会多起来的。”

江竹筠挽起彭咏梧的手臂，两个人徐徐地向前走去。一缕自然之风拂面而来，让人嗅闻到青草的味道、牛粪的味道、炊烟的味道、食物的味道、亲情的味道……

白天，江竹筠也会公开带着彭咏梧去访亲会友，两个人相互扮演着丈夫与妻子的角色，自如得没露出过一点破绽，连江竹筠的母亲都一直以为彭咏梧这个身高一米七左右、青春意气、风流倜傥的小伙子是自己的真女婿哩。由于他们的戏做得太真了，渐渐产生了彼此相依、两相爱恋却又无法言说的恋情。

一到夜晚，回到机房街，他俩都明白，这个看起来像真的“家”其实是假的，彭咏梧恪守着传统的道义，江竹筠克制着内心的情感，都没有轻易表白自己的心迹，都不敢越雷池半步。虽然，同志们谈论恋爱婚姻时常说的话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男女之恋，人之常情。”“共产党人不是僧侣主义者，也不是禁欲主义者。七情六欲，人皆有之。和资产阶级爱情至上者所不同的是，共产党人对爱情的处理，是以革命利益为基础的，是讲道德的。”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这首诗的人生境界，对他们而言，并不陌生。

江竹筠知道，讨厌一个人，一个理由就够了；喜欢一个人，或许需要很多理由。她给自己找了许多理由，说明她是爱他的。可她又不敢爱他，也不能爱他。因为，他有妻子，有儿子，有一个完整的家。说服自己不爱他是痛苦的，爱他也是痛苦的。她拼命压抑着自己对四哥的爱慕，多次催促他去找谭正伦和小炳忠。只要谭正伦和小炳忠来到他身边，他的家就完整了。她就可以全身而退，与他分离，让繁忙的工作来填充情感的空白。但日益恶化的地下工作环境，使她这个善良的心愿成为一个虚幻的泡影。

1944年春节到了，在充满火药味的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彭咏梧和江竹筠在对对联，在吃炭火火锅，两人举杯，互致祝福，“一家人”其乐融融。

接着，一个意外的突发性的变故，使这个纯洁而温暖的“小家庭”不得不猝然“离散”。正月初一（1月25日）江竹筠与女友何理立（彭壮壮的妻子仲琦的奶奶）一起上了街。她身穿一件古典而时尚的玫瑰色细绒大衣，脚蹬一双时髦的半高跟皮鞋，淡妆唇红，端庄优雅，青春意气。街道两旁的高楼、商场、银行、餐馆、舞厅、职业介绍所和拍卖行等，全都张灯结彩，贴着春联，高悬着“欢度春节”、“恭贺新禧”之类的大字。她们转了一会儿，格登格登地走到苍坪街新华日报社营业部打算买一本刚到的苏联长篇小说——《虹》（《虹》，苏联女作家瓦西列夫斯卡娅的作品，曹靖华翻译。写一位布尔什维克女战士，为保护党的机密，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受尽凌辱，视死如归）。

江竹筠突然发现身后不远处有人跟踪，低低的礼帽，深色的衣裤，干净利落的装束，躲闪的目光，她知道遇上了保密局特工，同何理立机警地交换了一下目光。她扣上了被寒风掀动衣角的细绒大衣的纽扣，又把双手插进大衣口袋，用眼角的余光逡巡周围的环境，寻找脱身的路。

这时的街头，拉洋车的、挑担子的、踱方步的，人潮人海；马褂、长衫、旗袍、西装革履，五光十色。她俩沉着地融入人群，自如地转过几条街巷，好不容易摆脱了盯梢的尾巴。这一来，在重庆是待不下去了。于是，江竹筠只得在彭咏梧安排下撤离到成都，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学习。

在川大，她既是系里学习最刻苦用功、成绩优异的学生之一，又是学生运动中最隐蔽的幕后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她的组织关系依然留在重庆，对外身份依旧是“彭太太”。

保密局的特工多如牛毛，并且像盐溶到水里一样渗透到各行各业的重庆，由于缺少了江竹筠这个“太太”的掩护，彭咏梧工作起来很不方便，也很不习惯，并且接二连三出现了不少麻烦。从前，和江竹筠在一起时，他的性情要开朗得多。她一离开，他似乎也沉默多了。在春雨潇潇、雾气茫茫的一个个午后，他看着生满绿苔的房檐下明亮的雨帘，看着渐渐冷清的院落，到处滋生的青苔和地耳，想象着笼罩田野的云雾，想象着那一片片泛青的麦苗，一片片绽出两三片鹅黄色嫩叶的玉米幼芽，成群的蝌蚪在水塘边游弋，泥泞不堪的田间道路，被淋湿了羽毛的鸡窝着脖子缩在树下打盹。

他心头不时掠过一种惆怅、孤独、寂寞和迷茫。似乎江竹筠的离开，把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也带走了。原来洋溢在整个院子的清新、热腾、活泼，也随风而逝了。白天，他觉得难过；夜晚，他觉得更难熬。夜太浓了，浓得稠稠黏黏，连呼吸都有点急迫。他忽然又羞惭起来。我实在是够没出息的了。女人关竟是如此难过吗？他那生动的面容，开始有些僵硬了。他知道自己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他的内心发生了某些改变，他竭力想克制自己，但理智说服不了内心，情感、人性的东西占了上风。

三

彭咏梧在情感上陷入了两难，既和妻子谭正伦联系不上，又与江竹筠不能真正成家。他身心疲惫，憔悴不堪，他知道，如果不能保持平稳冷静，那么随之而来的失落与孤独可能会毁掉自己。他正准备另做打算时，上海局和重庆市委鉴于工作需要，突然批准他与江竹筠正式结婚。

这是1945年暑假将临的时候，25岁的江竹筠在成都得悉这个通知后，有说不出的惊喜和忧虑。能与彭咏梧结婚生子，她一直觉得这是奢望。因为，在她的心间，彭咏梧是个目光敏锐、思想深刻的人，面对当时纷繁复杂的各种事件，凡人会觉得眼花缭乱，而他却能敏锐地分析出这些事件的内涵和外延，并且从中判断出局势的走向，他仿佛是直接从生活本身开采出来的一种平凡而又罕见的矿石，是从生活的热流里涌起的一朵赤裸、鲜活、透亮的浪花。和他在一起，有一种沉郁而略带哀伤的青春光韵，使她领略到一种遥远而并不陌生的情感，感知到他年轻的渴望投入生活的心灵的颤音。

这件事果然梦想成真，她又觉得无法面对谭正伦。一个女人的幸福不能建立在另一个女人的痛苦之上，这个道理，她懂。可人是会思想的芦苇，感情这个东西像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太复杂了。经过一个个无眠之夜，她也未解开这个心结。放暑假了，她在成都一家理发店把长发剪短。都说长发为君剪，短发为君留，她这样做为的是彭咏梧。她心仪他已经太久了。她怀着一种困惑、歉疚而幸福的矛盾心态，回到重庆，在机房街那座熟悉的小院里，和彭咏梧匆忙地结婚了。他们几乎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不过是和几个同窗、同事一起吃了一餐麻辣味十足的饭。

一直到后来，江竹筠才明白，由于她与彭咏梧以前的假夫妻扮得太真，太忘我，太投入，以至于彭咏梧要解脱与她的“夫妻”身份，惟有离开重庆。而重庆的地下工作仍需要他继续留下来，组织上才决定巩固他和江竹筠的“夫妻”关系。这也是组织上对彭咏梧的理解和照顾。

在蜜月期间，彭咏梧和江竹筠经历并沉浸在抗战胜利的欢乐中。八年离乱，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和麻雀在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同一天为历经沧桑而庆幸，而狂欢，而载歌载舞。8月15日那天，在重庆，他们和单位的同事、朋友一起，和所有重庆人一样，欢度了一个盛大的节日。他们夜以继日地狂欢，聆听那锣鼓、喇叭、车铃，脸盆等各种响器混成一片的嘈杂交响。彭咏梧偶尔从鼓手手中抢过鼓槌，猛敲一阵后，又还给鼓手。他们全身心地融入翻滚的人潮，在口号声和爆竹的硝烟中漫涌。

满街的工人、学生、童子军、记者和市民的车辆缓慢蠕动。彭咏梧身手矫健地爬上一辆车的车厢，伸手将江竹筠拉上像插满笋子一样的人群的车厢里，两人亲密地拥抱在一起，竟忘了这是一种陌生的方式。在车辆缓缓的行进中，他们看见一个扎着一双大翅膀的和平女神，站在彩车上挥舞火炬和中英美苏四国国旗。他们看见路边一家爆竹店的门板被人们打得粉碎，店老板依然喜上眉梢，维持秩序的宪兵在一旁抚掌微笑。

入夜，探照灯光与游行的火炬辉映。禁酒令自动取消，他们和同事、朋友在一家餐馆猜拳行令，狂喝海饮。彭咏梧喝醉了就跑到街头放声大哭。痛快淋漓地哭过后，他用手帕擦干泪水，牵着江竹筠的手跑进国际俱乐部里面，那儿，劲歌热舞的人们兴致正浓。人多得就像是菜市场里成堆的土豆，彭咏梧搂着江竹筠跳完一曲探戈，待到乐队音乐暂停，又牵起江竹筠的手跑到外面，正好看见一辆美国吉普车经过《新华日报》号外橱窗，一个美国兵摘下挂在商店的联合国旗，竖起大拇指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过年！过年！”一个擦皮鞋的小孩瞅这空儿“嗖”一下爬上了车子，抓起威士忌，仰起头，张开嘴衔住瓶口，咕嘟咕嘟痛饮一气，然后也学美国兵的样子，竖起大拇指嚷嚷：“OK！OK！”

江竹筠情不自禁地用双手搂紧了彭咏梧的腰，将半边脸贴在他的胸脯上，喃喃地说：“八年了……八年了……终于胜利了……”

彭咏梧一手搂住江竹筠的双肩，一手摩挲着她的背部，低吟起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江竹筠：“四哥，和平、和谐、安宁、稳定的生活，多好啊！”

彭咏梧：“战争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它剥夺的是敌我双方最年轻、最勇敢、最健康的生命。”

江竹筠：“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彭咏梧：“你看看，现在的中国成了什么？它是一个碎砖乱瓦堆、一个大坟场、一片散布着瘟疫和仇恨、伤口还在流血的土地。这就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独裁、强权呼之欲出，内战也呼之欲出。如果无法改善这样的局面，再一次轮回，中国就会像疟疾一样，始终是动荡不安的，和平将成为奢侈品。”

江竹筠：“四哥，刚才你还挺高兴的嘛，这会儿怎么了？”

彭咏梧：“我是高兴之中的忧虑啊。眼下，贫穷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它不仅滋生罪恶，也助长集权政治，威胁和平。”

江竹筠：“我相信毛主席、党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彭咏梧：“这点我也不怀疑。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结束乱世，迎接太平盛世的到来。”

度过了蜜月这段人生最难忘最甜蜜的日子后，江竹筠再度返回成都四川大学。这时，她已经怀孕了，最初的妊娠反应过后，她的腰肢也开始放圆。不知道她在重庆长途汽车站和彭咏梧离别时，对他说了怎样的悄悄话，而彭咏梧又是如何回答她的。但江竹筠依偎在彭咏梧的怀抱里，一定是幸福的。

因为有了家，有了丈夫的爱抚，江竹筠觉得生活更加充实、学习工作起来更有劲头了。她挺着不断胀大的肚子，一边埋头书本，应对学业和考试，一边到处奔波、串联、组织和参加学生运动。彭咏梧有时打电话问她的身体状况，提醒她一些妊娠期应注意的事项。有时也抽空上成都来陪她，问她：“感觉怎样？身子吃得消吗？”她感到温暖、温馨，笑着回答：“怀孕、生孩子，这是每个女人都要经过的一道坎。我没什么。”一次，彭咏梧到农贸市场买回好多菜，亲自下厨，想给妻子补充补充营养，谁料想不是这样菜盐放咸了，就是那样菜没放盐。江竹筠忍俊不禁，“四哥，你哪是在给我做好吃的，简直是给我添乱。”彭咏梧赔着笑脸说：“太太，这可是我的一份心，你就将就吃吧。”江竹筠问：“四哥，你想要个儿子还是女儿？”彭咏梧回答：“只要你平平安安，儿女都行。”江竹筠：“我想要个儿子，像你一样，有宽阔的肩膀、栗色的皮肤、火热的眼睛。”彭咏梧：“有了孩子，我即便牺牲了，也死而无憾；孩子还活着，就像我还活着一样。我总觉得，要是没有孩子，我死了也不会闭眼睛的。竹筠，我的思想不对头，是吗？但我心里真是这么想的。”江竹筠：“四哥，我相信，你讲的是真话。人人都爱自己的孩子，因为自己的生命通过孩子而变得永恒。人类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繁衍下去的。”

1946年4月，江竹筠难产了，被班上的女同学送进了医院，此时彭咏梧没有在身边，她自作主张，做出了剖腹产和绝育两个手术同时进行的决定，令大夫和同学大吃一惊，大夫和同学都劝她，绝育这件事非同小可，牵涉到夫妻的感情、家庭的稳定和将来的生活，最好还是等丈夫来了商量好了再做。江竹筠说：“等商量好了，孩子也剖腹产了，要再做绝育手术，我不是又要挨一刀吗？还是现在一次性做了好，我也少受一次痛苦。我这样做，四哥可能一时半会接受不了，但日子长了，我想他是会理解的。”

她躺在产床上，只想以后能有充足的精神投身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地下斗争生活。当彭咏梧事后赶到成都一所医院里看望她和儿子小彭云时，也为她的勇敢、果断和牺牲精神感叹不已。他看了一眼襁褓中的儿子，又看一眼朝他露出母亲般微笑的妻子，那是一种初次做母亲羞涩的幸福的笑，令人心醉的笑。他说：“儿子长得太像你了，都是小宽脸。”江竹筠说：“大家也都这么说。”他握住她的一只手，嘴里嗫嚅着一连串的“你呀，你呀……”别的什么话也想不起来了。

四

1946年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宣布对国共双方的“调停”失败。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中签署的“双十协定”流产，内战全面爆发，保密局的工作一下子忙碌起来。重庆笼罩在一片血腥的风雨中。

江竹筠辍学回到了彭咏梧身边。她一边呵护着孩子，守护着地下党重庆市委机关；一边负责着市委对外的通联，建立起秘密通信站。

1947年1月6日，根据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的指示，江竹筠协助彭咏梧具体负责组织领导了重庆市63所大中学校的六千多名师生参加的抗暴大游行，即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声援南京“五·二○”血案受害师生的学潮，这场斗争持续近两个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恢复和重建了西南学院、女子师范学院、育才学校的地下党组织。受到了四川省委的表扬。

2月28日，在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少将指挥下，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琨、二处侦防科科长陆坚如、警卫组组长漆玉麟率领40多名特工，冲进《新华日报》社和纯阳洞报社工作人员宿舍，一番查抄后，限令全体人员即日离开重庆。

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仓促撤回延安后，西南一时消息闭塞，谣言四起。许多党员同组织失去了联系，地下工作也半瘫痪了。失去组织关系的陈然和蒋一苇、刘容铸、吴子见等四个文学青年，四处搜集各种信息，整理成文，编辑油印后，装订成册，取名《彷徨》，开始小范围发行。一个偶然机会，彭咏梧同党员刘容铸接上了关系，了解到他和陈然等人办《彷徨》杂志的情况后，十分高兴。他详细了解了陈然等三人的情况，弄清陈然失去了组织联系，蒋一苇、吴子见是发展对象。他指示刘容铸：“陈然失去了组织联系，可以重新入党。蒋和吴如果条件成熟，可以吸收入党。《新华日报》撤离后，我们要考虑抓宣传，最好是由你们办一份小报，作为市委机关报，扩大它的作用和影响。”他说：“国民党要把我们赶出国统区，我们偏要向国统区挺进，这份报纸就叫《挺进报》怎么样？”刘容铸等人拍手赞同。

很快，彭咏梧把以《彷徨》杂志为基础办一份油印的市委机关报的设想，提交到市委讨论并迅速作出决定：一、将《彷徨》杂志改为报纸，定名《挺进报》，作为重庆市委机关报；二、建立挺进报特支，刘容铸任书记，吸收蒋一苇入党，陈然履行重新入党手续；三、由蒋一苇负责文稿组编及刻写，陈然负责印刷，刘容铸组织发行，吴子见协助处理日常事务。

一份八开油印的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问世了。它很快由最初发行100多份，发展到后来的1000多份；发行范围涵盖了川东大部分城市、乡村、机关、工厂、学校的党内和党外人士。为强化《挺进报》的作用，彭咏梧特地购置了收音机，组建电台特支，由成善谋任书记，负责抄收新华社电讯稿，提供给《挺进报》刊发。

江竹筠大胆机智地把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投进了许多国民党要员的信箱，连西南长官公署主任朱绍良上将也连续收到了好几份。这位曾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颇有儒雅之风的封疆大吏一改儒将风度，显露出霸者之气，他一掌拍在办公桌上，对这些“麻烦制造者”不禁雷霆震怒，“岂有此理！共产党送报纸竟然送到我朱绍良手上来了，简直欺人太甚，自寻死路！”当场一个电话，把二处（党政情报）少将处长徐远举叫来，提笔刷刷写了一张限期破案的手令，甩在徐远举面前，“你看看吧，看看你们的工作干得怎样吧！共产党还没饮马长江，犯我西南，他们的地下组织居然现在就搞到我头上来了！在重庆能这样嚣张，你能不能负责任地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这刚燃起的星星之火，必须立即扑灭，你务必破案。不然的话，你徐处长不走恐怕得我朱绍良走啦！”徐远举笔直地站在朱绍良面前，任凭训斥，连大气也不敢出。

回到办公室后，徐远举叫来陆坚发、雷天元、漆玉麟（本名宋玉成）等大牌特工。他手下的这些干将经历了八年抗战，都历练出特工所需要的像老鼠那样窥视、在阴暗角落活动的能耐。徐远举提出动用“运用”（试用）人员，设法贴近可疑人员和进步青年，渗透到共产党内部“开花”的意见。大家充分酝酿讨论，达成了共识。他告诫几个心腹，“共产党像蚂蚱一样，越蹦跶越欢，越闹越嚣张，朱长官这次是真恼了。他说这个案子要抓不好，不是我走就是他走。他能走吗？最后是我走！各位该怎么干，我也不多说了，干吧！”

徐远举此时并未料到，这个被他命名为“天字第一号匪谍案”的《挺进报》案，后来被保密局誉为在全国侦破的“四大共谍案”之一，其成果可与告破的“北平地下电台匪谍案”相媲美。

那段时间，彭咏梧的原配妻子谭正伦，正委托弟弟谭竹安在重庆多方探听彭咏梧的下落。对姐姐的事情，谭竹安一直留着神。他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彭咏梧早已再婚了，娶了一位聪明漂亮的女学生，两个人还生了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这种风声，他听多了，也就半信半疑。心想什么时候碰见了姐夫，当面一问，就什么都清楚了。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安。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他相信，只要姐夫还在重庆，他就一定能找得到。只要找到了，他就一定能问个水落石出。

1946年11月7日，对谭竹安来讲，注定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那天傍晚，重庆地方当局在国泰电影院举办了一场电影晚会，放映袁牧之编剧、1934年拍摄的黑白电影《桃李劫》。谭竹安作为重庆《大公报》的一名见习记者，也参加了电影晚会。电影结束后，他和一名同事先挤出了电影院，在大门左侧，一边等候还未出来的同事，一边讨论《桃李劫》的剧情，认为这部电影描写了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知识青年的悲惨遭遇，控诉了反动社会的罪恶，道出了耿直不阿的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迷惘，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两人一边讨论电影，一边不停地朝大门口熙熙攘攘出来的人群张望。

这时，谭竹安遇见了一个他再也熟悉不过的身影。他匆匆对同事说：“你先走，我还有点事儿。”就朝那个他熟悉的身影走过去，颤抖着声音喊了句“姐夫”！那人闻声回头，一个愣怔，跟着喊了声“竹安”！双手一下子攥住了他的双肩：“我们有三年多时间没见面了，你好像长高了，也长结实了。”谭竹安一一回答了彭咏梧提出的问题后，说：“姐夫，你是不是又结婚了？”这种问题自然是尴尬的。彭咏梧得知谭竹安已经参加了重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中国职业青年社”，并成为其中活跃的一分子，也就没有了太多的顾虑和忌讳。

他向谭竹安解释了因为工作需要，与江竹筠先是假扮夫妻，最后又结合生子的经过，说明了一直不能与谭正伦通信的原因，一是时局危险，二是组织纪律。谭竹安虽然对姐夫有某种程度的理解，可他毕竟可怜自己的姐姐。因此，无论彭咏梧怎样解释，谭竹安都难以理解彭咏梧抛弃发妻“另觅新欢”的事实。这更加剧了彭咏梧的歉疚、自责和负罪感。

江竹筠知道这事后，一面安慰彭咏梧，一面设法与谭竹安接上了头。当谭竹安情绪激动地说出了自己的种种不解，并把她为彭咏梧所作的辩护理解为一种“托辞”时，她直率地道明了自己“彭太太”的身份，一点也不回避自己的真实情感。江、谭两人相见时的对话，资料上非常简略。

谭竹安：“你明明知道他姓彭的是有妻子有儿子的人了，就不该对他有其他想法，又怎么能和他结婚呢？”

江竹筠：“竹安弟……”

谭竹安：“我不是你的弟弟，你也不是我的姐姐，请你别这样叫我，我觉得恶心。”

江竹筠：“好吧，不叫就不叫。感情这东西太复杂，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

谭竹安：“这事儿没那么复杂。一个男人坚决要离开一个女人，那一定是有另一个女人在等着他，他一定是觉得跟另一个女人在一起更幸福。我知道，你的意思无非是说你对他有好感，他对你也有好感，你们是两情相悦。难道他和我姐姐生活这么多年，就没有一点儿夫妻情分吗？他成年累月在外头奔波，我姐姐在家操持家务，照料孩子，还要为他担惊受怕，这容易吗？”

江竹筠：“老彭不是也想方设法地托人找过你姐姐他们吗，遗憾的是总找不着。”

谭竹安：“找我姐姐？我看他是没存找的那份心，天是一口朝下的锅，她飞不到天上去的。他要是真心寻找我姐姐，还能找不到吗？我姐姐一个大活人，还带着个孩子，能跑到哪儿去，能上天，还是能入地？”

江竹筠：“我觉得自己对不起你姐姐，无论我怎样为自己辩护，但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把你姐夫从你姐姐身边抢走了，为此我心里也很不安。其实，你姐夫在这件事上的不安比我比你还要深呢。但这都是为了工作的需要，工作总是要有人付出代价，付出家庭，甚至牺牲生命。你知道，我和你姐夫平时工作有多危险，早上出门上班，到晚上能不能平平安安地回到家里，连自己都不知道，而随时都要准备上战场，随时都有可能流血，掉脑袋。”

谭竹安的脸变青了：“你一句‘对不起，就能了结这件事吗？良心上你过得去吗？”

江竹筠：“今天，我也只能对你姐姐说一声‘对不起了……除了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到另外的话了。革命需要牺牲，革命必须牺牲。如果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都还活着的话，到那时候才能坐下来认真考虑怎样理顺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把你姐夫还给你姐姐。真的，我说这话是真心的，没有半点敷衍你的意思，尽管我心里非常非常地爱他。你能理解我这种想法吗？但我现在并不想介入太多的情感纠葛，介入多了，就会被戴上特殊的帽子。很多事情，是因缘际会，不可操之过急，时间会解决问题，水到渠成的事才算好事。”

谭竹安听后动容，他想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也只能如此了。

江竹筠：“竹安，我们的名字都带一个‘竹字，让我们互相谅解，以后就以姐弟相称，可以吗？”

谭竹安：“……”

值得庆幸的是，就是这次看似离谱的会面，开启了谭竹安混沌未知的未来之路。他连顺应她的念头都未动过，就像一粒铁屑一样被她的磁力深深地吸住了。从此，谭竹安对亲姐姐隐瞒着姐夫的下落，而且自己也追随江竹筠，从事起清新热腾、危机四伏的地下工作。江竹筠和彭咏梧迅速从个人感情纠葛中摆脱出来，带着谭竹安这个弟弟在血与火的光斑下击楫中流，投身到改变一切庸俗、丑恶、卑劣、不合理的行动中，向着光明灿烂、辽阔的新天地走去。

五

1947年10月，中共上海局指示组建了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辖湖北恩施、贵州遵义和整个川东，相当于一个省委。彭咏梧受命担任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重返下川东组织武装暴动，牵制国民党兵力，开辟第二战场。因为儿子小彭云刚满一岁半，组织上并未考虑江竹筠随行，江竹筠不愿放弃这个同丈夫一起赴汤蹈火的机会。可要一起下去，只有把小彭云托付给人带养，才有可能。把儿子托付给谁呢？她看着在屋子里蹒跚学步的儿子，大圆头，大而突出的额头（锛儿头），位置在头部和中线之下的大眼睛，短小、胖乎乎的四肢和手脚，圆胖的体形，柔软，有弹性的皮肤，肥嘟嘟的两颊。此外，大瞳仁，小鼻子，细眉毛，酒窝等等，都显出了儿子的逗人喜爱。难怪她的亲友们都戏称儿子为“小老虎”哩。一个个同志和朋友都在脑子里梳理了一遍，不是有困难就是不方便。

一天夜里，江竹筠鼓起勇气，对彭咏梧说：“四哥，实在不行，我看还是把云儿托付给幺姐吧。”幺姐就是谭正伦。

彭咏梧顿感意外，“你与正伦连面都没见过呢。况且，我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复杂，不行，不行，这样做只能是自找没趣，她不会答应的。”他看看孩子，一岁半，已经长得好大了，脸蛋胖嘟嘟的，睫毛长长的，还长了一头毛茸茸的黑发。他在睡觉呢。他的鼻子痒痒了，你看，他睡熟了还老用小拳头揉自己的鼻翼哩。

江竹筠执拗地：“我是没有见过幺姐，可我从你和竹安弟口里，也间接了解了不少。知道幺姐善良，懂道理，识大体，顾大局，在这样的艰难时世，我想她一定会为了和我们一样的共同的目的，抛却个人感情上的恩恩怨怨的……”

彭咏梧：“个人感情上的事儿，是一团乱麻，只会越理越糟糕。我们现在这样，在正伦心里，无非是两种解释，不是我抛弃发妻另觅新欢，就是你作为第三者从她手中抢走了丈夫。不行，不行！云儿的事还是另想办法的好。”

江竹筠：“四哥，事情还没尝试，你怎么就打退堂鼓了？这可不像你的性格呀！行还是不行，总得试试嘛。”

彭咏梧：“我们还是另想办法吧，让正伦帮我们带孩子，这无异于往她流血的伤口上撒盐。”

江竹筠：“时间来不及了，要是你觉得难以开口，信我来写。”

江竹筠终于说服了彭咏梧，同意让她给谭正伦写信，托谭竹安转交。信中，江竹筠不仅将一切和盘托出，还请谭正伦尽快到重庆来帮助照顾小彭云。彭云后来回忆，“那是我的两个妈妈，唯一的一次通信，但她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这是江竹筠写的一封长信，信写好后，她对彭咏梧说：“四哥，等你哪天有空了，我们带上云儿一起去见竹安弟，好不好？”彭咏梧看着江竹筠满含期待和渴求的眼睛，实在不忍心拒绝，喃喃道：“好吧。”

1947年10月下旬里的一天，彭咏梧和江竹筠一起带着小彭云，前往《大公报》报社去找谭竹安。

谭竹安一看江竹筠一家人少见地来了，有些惊讶，也有些手足无措。落座之后，彭咏梧显得有些不自然，他也觉得有些尴尬，便拿起两个玻璃水杯到水池去洗，一个杯子不慎碰破了，碎片还把他的右手食指割了一道口子，血流不止。还是江竹筠从他房间里寻来一点布和线，给他包扎的。“竹安弟，你看你，洗个杯子都把手割破了。我和你姐夫又不是陌生人，你客气什么？要喝水什么的自己倒不就行了。”谭竹安说：“竹姐，虽然你和姐夫不是陌生人，可也是第一次到我这里来呀！”他用小勺子往仅剩的一个玻璃杯里挖了好几勺红糖，倒上水，搅了搅，端到他们面前，说：“只能让你们喝一杯水了。”

江竹筠微笑说：“这没什么。”她右手拿起勺子，舀了一勺糖水，送口边吹一吹，喂小彭云喝。“云儿，甜不甜？”彭云稚声稚气回答：“甜。”江竹筠又问：“好喝不好喝？”彭云说：“好喝。”江竹筠问：“这是舅舅给你泡的。舅舅好不好？”彭云说：“舅舅好。”江竹筠在喂彭云红糖水时，不时拿眼角睃一眼枯坐在桌旁的彭咏梧。这种细微的眼神被谭竹安捕捉到了，他知道，他们来找他，一定是有什么事，而这件事，一定又是难于启齿的，因此才这么眼神闪烁，游移不定。

他主动说，“竹姐，姐夫，我看出来了，你们来找我，一定是有事儿要我做。什么事儿，你们说出来，只要我能做，我一定做。如果这事儿我做不了，那也只能怨我自个儿没出息。”抱着彭云喂红糖水的江竹筠，停下了手中的勺子，直率地向谭竹安说明来意，“竹安弟，我和你姐夫有可能很快就要离开重庆，到下川东去，开辟新的工作。我们走了，云儿托付给谁，却让我和老彭一时作难了。我们想了好多方案，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因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没有行得通。我们思前想后，还是觉得你姐姐最合适，也最让我们放心。你考虑一下，看能不能请你姐姐来重庆？这样的话，炳忠可以在重庆读书，同时也可以照顾云儿……”

谭竹安听完江竹筠一番话，愣怔了一下。他感到格外的意外和酸楚。因为，有关彭咏梧在重庆的一切，至今他还一直对姐姐隐瞒着，他觉得姐姐太苦了，太不幸了。他沉默着，双手五指交叉，绞来绞去。江竹筠说：“竹安弟，如果你觉得这事儿这么做不妥当，我们也就不为难你了。我和老彭再想别的办法。”谭竹安想了好久。他最后抬起头来，对江竹筠说：“我敢肯定，姐姐是个懂道理、明大义的人，她会来重庆的。”

江竹筠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将彭云交给彭咏梧抱着，自己从随身带着的包里掏出她写给谭正伦的那封长信，递给谭竹安，说：“竹安弟，那就请你把我这封信转交给你姐姐，这封信，你也可以看看。”

这天夜里，谭竹安仔仔细细读了江竹筠写给他姐姐的长信后，感慨不已，潸然泪下。他饱蘸泪水，满怀同情与怜悯，也给姐姐写了一封长信，劝说她，开导她，动员她，料理好家事后，赶快带着炳忠到重庆来，帮助照顾小彭云。信写好后，他连再读一遍的勇气都丧失了，急忙连同江竹筠的信，一起装入《大公报》社的信封内，用糨糊封好。第二天，就托好友捎往云阳。

和谭竹安分手后，江竹筠先把彭云托付给何理立、蒋一苇、王珍如等同志暂时照看。就这样，在儿子还没安排妥当时，江竹筠争取到了川东临委的认同，作为下川东地委委员与川东临委的联络员，与彭咏梧一起赶赴下川东。

六

彭咏梧、江竹筠带着吴子见，沿着万瀑悬空、声急浪高、砰然万里的长江下行。两岸，一座座房屋上升腾着炊烟，远处的江面永远是白森森雾濛濛的。他们经过一段秘密、危险的水路旅程，在1947年11月中旬终于隐秘抵达彭咏梧工作多年的下川东。

在那里，他们隐了自己的真姓，埋了自己的实名，彭咏梧先后化名“张经理”和“彭老师”，江竹筠化名“陈邦宇”，来到暴动中心地区奉节县青莲乡。他们夫唱妇随，紧锣密鼓地走村串家，以拉家常、串门子、走亲戚的方式，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抗丁、抗粮、抗捐、反对独裁专制，密谋武装暴动。国民党政府部门的徇私、贪赃枉法，官员之间的吹牛拍马、行贿受贿，上层生活的腐化奢侈、淫糜卑琐，加上警察的敲诈勒索，地主的白吃白拿，生意的日渐萧条，治安的持续下滑，田园的荒芜和不愿面对现实的梦幻，使他们的鼓噪和动员有了一个现实基础。

他们循循善诱，有理有据地动员，其语言的穿透、感染和连贯，犹如向一只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下一根擦燃的火柴，他们说唱就唱，说哭就哭，说骂说骂，说笑就笑，手舞足蹈，洋溢着青春朝气。他们让群众受到了强烈的感染，耳目为之一新。群众被眼前这个穿皮袄、留长发、镶金牙的男人和这个年轻漂亮、穿着新潮的女人打动了。于是，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的会场全是他们的气场。

彭咏梧说：过去的日子，让人每天都有“猴子”的感觉，太阳出来了就找果子吃，太阳下山了就回家睡觉。这不是“生活”，而仅仅是“活着”呀。江竹筠补充说：可就是这样的“生活”，有的人也不让我们“活着”，要逼我们死。我们怎么办呢？他们发疯了或者正在发疯，看来我们只能锻造大刀长矛来保卫自己了。

许多人信任他们，哪怕砸锅卖铁，不惜抛头沥血，也要与他们同行，揭竿造反。

在张弛有度的工作之余，早年毕业于省立万县师范学校、留校当过一段教师的彭咏梧也会给江竹筠介绍一些奉节的人文掌故……

彭咏梧：“奉节，即夔州，外地人都知道这儿，大约先是由《三国演义》里写的白帝城刘备托孤开始，许多游记里提到过瞿塘峡的险势，历代许多描写三峡、描写夔州的诗词也提到此地。这中间，给后代人印象最深的，恐怕要算杜甫的《秋兴八首》。”

江竹筠：“四哥，我怎么看你都像一个书生。”

彭咏梧：“我本来就是一介书生嘛。”

江竹筠：“问你个问题，可以吗？”

彭咏梧：“可以。”

江竹筠：“胜利后，你打算做什么？”

彭咏梧：“如果让我自己选择职业，我愿意做一名教师。授道、释疑、解惑，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江竹筠：“为什么这样选择？”

彭咏梧：“也许是受了克拉拉·蔡特金的影响吧。”

江竹筠：“那本书我也读过。”她知道克拉拉·蔡特金是一位德国的女革命家。她当时立志做一名教师。

彭咏梧：“实际上，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教师的工作。只不过课堂不是狭窄的教室，而是广阔的乡村。我们要让民众认识到这个社会的黑暗，缺少公正，缺少民主，缺少法制，缺少自由，生活没有一个起码的保障，进而把他们组织起来，拿起武器，把这个社会彻底推翻，结束那种‘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悲剧宿命，让受苦的人当家做主人……”

江竹筠：“四哥啊，你可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只可惜站在你面前的只有一个学生。”

彭咏梧：“我可是一个不嫌少，一千个不嫌多啊！”

江竹筠：“你心倒挺大的。”

彭咏梧：“你不也一样吗？谁说书生不能救国？谁说书生不能济民？谁说书生不能打仗？谁说书生不能登上历史舞台，走入主流？竹筠，你说，我们能活着看到那一天到来吗？”

江竹筠：“只要你活着，我就活着。我们就能看到红星照耀中国、红旗漫卷中国的那一天。”

彭咏梧：“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江竹筠：“四哥啊，我可告诉你，死是容易的，活着很难，你得给我好好活着，我也给你好好活着。我们都好好活着。”

彭咏梧：“我又没讲我要死啊。”

江竹筠：“四哥，别老是死死死的，好不好？你这话我可不爱听。你要死了，我也不要活了！”她投向彭咏梧一道怨艾的目光。

彭咏梧和江竹筠这一番对话，不幸竟成了生与死的谶语。

11月下旬，彭咏梧和江竹筠来到云阳县农坝乡的鹿塘坪，召开有云阳、开县、奉节、巫溪、巫山等地二十多个地下党同志参加的军事会议。会商讨论在下川东开辟第二战场、开展武装斗争的大事，彭咏梧代表川东临委宣布正式成立中共川东游击纵队的决定，展开了工农武装暴动的火红旗帜，彭咏梧兼任纵队政治委员，赵唯任司令员。会后，彭咏梧带领江竹筠等人又来到奉节县青莲乡，做发动、领导奉（奉节）大（大宁，即巫溪）巫（巫山）支队的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

12月15日夜，彭咏梧在青莲乡召开川东游击纵队奉大巫支队成立大会，袍哥首领陈太侯任司令员，彭咏梧兼任政治委员。彭咏梧代表川东游击纵队决定：冬月二十八（即1948年1月8日），云、奉、巫同时举行武装暴动，夺取两场（云阳云安盐场和巫溪大宁盐场）税警队的枪支弹药，提取盐税款后，迅速解决区（乡）地方武装，扩编游击队，开辟奉、大、巫游击区。后来，由于事情走漏了风声，两个盐场税警队增派人手，加紧了防范，彭咏梧、陈太侯随机应变，果断决定，改为突袭云阳商业重镇南溪和巫溪西宁乡公所。

1948年1月6日，彭咏梧在青莲乡再次召集会议，调整和确定了游击纵队暴动计划实施方案，下川东武装暴动的序幕很快就要拉开了。他清晰地分析：下川东地区缺少知识分子骨干，这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人事上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暴动开始后，势必难以应付错综复杂的局面，也难以收拾人心，共渡难关，举起的红旗也会倒的。于是，在这次会议上，彭咏梧拍板决定让江竹筠单枪匹马潜回重庆，一方面向川东临委汇报下川东武装暴动准备情况，一方面选调精兵良将。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彭咏梧与江竹筠这对重庆地下党员的生死永诀。江竹筠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六天，她的亲密爱人、同志和战友、小彭云的父亲彭咏梧就永别了人间。

江竹筠至死也难以忘怀她和彭咏梧生离死别的那一天。

那是1948年1月9日的一个黄昏。江竹筠和彭咏梧就站在长江边的古老石堤上，两人的脸上挂着泪花，四手相攥，相对无言。江竹筠下意识地一把将彭咏梧拉到自己的胸前，紧紧地抱着他的腰肢，把灼烫的脸贴在他厚实的胸脯上，听着他仿佛擂鼓般沉着有力的心跳。她紧抱着他，不肯放手。她想永远永远地抓牢了自己的爱人、同志和战友。

江竹筠：“四哥，再给我说说杜甫，说说奉节……”

彭咏梧：“你不是老说我掉书袋吗？”

江竹筠：“四哥，我不说你了还不行吗？”

彭咏梧：“我觉得，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是唐诗，读唐诗就行了，其它的可读可不读。我原来爱读小说，中国的、外国的，都读。读了不少，后来就不读了，读不下去，没法看，一点儿意思都没有。我宁肯再读那读过一千遍的唐诗……”

江竹筠：“四哥，甭东扯葫芦西扯瓜的，说杜甫，说奉节……”。

彭咏梧：“好，言归正传。公元七六六年晚春时节，暮年的杜甫来到奉节，在这偏僻山城住了将近两年。在这里，他写了四百多首诗，其中包括有名的《秋兴八首》。可惜，刘备兵败到此，临危托孤的白帝城永安宫早就化为乌有，连杜甫当年扶杖登山凭吊时，也只能叹息‘翠华想象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了，更何况我辈。到今天，连那个野寺也找不到了。杜甫不愧是大家，他写奉节人，是‘峡中男儿轻生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写奉节的夜景，是‘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是‘鹳鹤追飞静，豺狼得食喧；写奉节的天气，是‘峡口风常急，江流气不平；写白帝城，是‘翠木苍藤日月昏，是‘城头径昃旌旆愁，是‘荒阶蔓草茅；写瞿塘峡，是‘乱离闻鼓角，秋气动衰颜，”是‘猱玃须髯古，蛟龙窟宅尊；诗人没有忘记国家的灾难和民众的疾苦，但他只能无可奈何地低吟，‘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因为他老了，公元七六八年一月，他离开住了将近两年的奉节，出三峡，沿江东下，流落荆楚，两年多以后，就客死江湖了。”

江竹筠：“四哥，我发现后代的许多诗人，大约多少也受了晚年杜甫的影响，总爱把奉节涂上一片愁云惨雾什么的。”

彭咏梧：“有道理。唐朝的白居易写它：‘瞿塘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咽处，寒猿闇鸟一时啼。刘禹锡写它：‘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宋朝的苏轼写它：‘朔风吹入峡，惨惨去何之？共指苍山路，来朝白帝祠。荒城秋草满，古树野藤垂，浩荡荆江远，凄凉蜀客悲……张俞说它：‘古殿锁神物，悲风出阴帏。天昏瓦栋折，狐鼠亦生悲。另一位诗人宋肇对当时奉节的景象作过全面描述：‘江雨霏霏白帝城，秋草未枯春草生。古来战垒如云横，万里瞿塘断人行。至今三峡路峥嵘，时清不见更屯兵。荒凉废堞没春耕，但见牛羊日西平。陆游夜登白帝城，怀念杜甫，也不禁低吟：‘人立飞楼今已矣，浪翻孤月尚依然。直到明朝杨慎的几首竹枝歌，才多少为我们留下一些古奉节的风貌。例如‘日照峰头紫雾开，雪消江面绿波来。鱼腹浦边晒网去，麝香山上打柴回。‘青江白石女郎神，门外往来祈赛频。风飐青旗香雨歇，山桂花开瑶草春。‘上峡舟航风浪多，送郎行去为郎歌。白盐红锦多多载，危石高滩稳稳过。”

江竹筠：“杨慎最后这首诗最好，但你只需改动一字，就贴切了。”

彭咏梧：“我知道了。”

江竹筠：“哪一字？”

彭咏梧：“‘郎字改为‘妹字即可。”

江竹筠泪眼迷离地仰望彭咏梧，大声地说：“四哥，我真的不想离开你！”

彭咏梧双手抚弄着江竹筠抖动的双肩，说：“你又不是去多久，我在这儿等你归来。”

江竹筠：“你等我回来？”

彭咏梧：“我等你回来。”

江竹筠：“你说话算数？”

彭咏梧：“算数。竹筠……”

江竹筠：“四哥……”

彭咏梧：“船来了，我送你登船。”

彭咏梧提起江竹筠的皮箱，送她登船后，他退回江边石阶上。两人互相挥手告别。彭咏梧突然大声地朗诵起经过改动的杨慎的竹枝歌：

上峡舟航风浪多，

送妹行去为妹歌。

白盐红锦多多载，

危石高滩稳稳过。

有关彭咏梧牺牲的过程，一种记述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红旗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第1829至1830页的介绍。彭咏梧先生殉难的时间：1948年1月15日晚间。地点：奉节县竹园坪场镇一片开阔地上。遇难原因：掩护突围的同志。年龄：33岁。

关于彭咏梧牺牲的时间地点，另一种记述是：媒体上大多数人的观点和《开国大祭奠》（涂学能著，中国军事出版社2011年北京第1版）一书作者的观点相同。该书第251页对彭咏梧牺牲的时间地点有着翔实记述：1948年1月16日，当彭咏梧率领奉大巫支队一大队（基干队）100余人走到巫溪边境上的鞍子山黑沟淌时，遭到胡宗南部柴祥云团的伏击，突围时，彭咏梧为掩护战友，不幸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5名游击队员。柴祥云团在打扫战场时，一个叫陈士效的连长看到彭咏梧身穿皮袍，戴着手表，向后梳着长发，认定不是一般的游击队员，便命令竹园乡的乡丁将彭咏梧等3人的头颅砍下来，逼迫当地农民李大云、胡福太挑到五六十里外的奉节竹园坪“剿共”联防指挥部邀功请赏后，又将烈士的头颅先后悬挂在竹园小学和下辕门（又叫中拱桥）的卡门上示众。

两种记述，一为正史，一为野史。我个人认为，涂学能的记述是有一定可信度的。首先，随着历史档案越来越多地被公之于世，大量解密的历史档案以及珍贵历史照片还原了很多真实的历史细节，为我们一步步触摸历史真相提供了路径。其次，是我自己的体会。在我担任陕西某县史志办主任期间，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的一名特约编辑，为这部巨著撰写了该县5位烈士传略。后来，随着进一步寻访调查和历史档案的发掘整理，我亦感到对某位烈士记述上的不够准确或存在疏漏的地方。而真相远远比我写出来的东西要残酷，我只能在不停地寻访中尽量靠近那些无法尽述的真实。

七

1948年2月，谭正伦来到重庆，从蒋一苇、陈曦夫妇手中接过了一岁零十个月的小彭云。距上年10月江竹筠写信托谭竹安捎给她，已有近四个月时间，她接读信后，内心一定极不平静，思前想后了许多时日，才到重庆的。是啊，自己的丈夫竟然和别的女人又生了一个孩子，为了这个孩子，鸠占鹊巢的女人竟然敢于写信给她，让她来照料，这要有多大的心胸，下多大的决心，才能做到？在这件事情上，谭竹安是做了姐姐不少思想工作的。由此也可看出江竹筠的聪明过人之处。把信写好，托谭竹安转交，谭正伦即使再对她有意见，可也不能不给自己的亲弟弟和自己钟爱的丈夫一点面子吧？女人的心思本来就细，知识女性的心思就更缜密了。我还想过一个问题，这就是，假如谭正伦在踌躇、犹豫，正为来与不来重庆而进退两难时，忽然知道了彭咏梧已经不在人世的噩耗，来，还是不来，她又会做出怎样艰难的抉择哩？

在江竹筠潜回重庆的那两天，她老感觉意乱情迷，心神不宁，似乎冥冥之中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在等着她。可她又不知道究竟要发生什么事情。她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为彭咏梧祈祷，反反复复地追问着，仿佛这是一个斯芬克司式的谜。她没有想到解开的谜底竟是一个令人肝肠寸断的事实。她的心亦苦亦悲，亦痛亦呜咽。她想，如果她不离开，也许，她可以给他望风；也许，她能及时提醒他躲避从正面和侧翼射来的子弹；也许，她的胸脯能挡住迎面射向他的子弹。至少，他们可以死在一起。是的，她愿意和他死在一起。现在，他去了，小彭云失去了父亲，她应该怎么办？不，不，她不能这样轻易地去死。她要讨还这笔血债，为咏梧，为云儿，为所有失去了丈夫的妻子，为所有失去了父亲的儿子，她要去战斗，向国民党讨还血债。

时任川东临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委书记的王璞经过再三考虑，决定让江竹筠留在重庆，照料儿子彭云。但已抱定九死决心的她毅然地对这位负责同志说：“大哥，革命免不了牺牲，应该好好地接受失败的教训，四哥不在了，我想得开。下川东这条线的各种关系就只有我最熟悉了，这是谁也替代不了的……我请求留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坚持完成他未完成的工作。”她担心组织上不同意她到下川东去，也知道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她就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她有意把一些同事带到自己在重庆的家，暴露自己的“据点”，又把家具分头送了人，切断了自己在重庆的所有退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万劫不复的不归路。

江竹筠乘船重返下川东。轮船在长江的胸膛上划出白色的伤痕，她的心上也有别离的伤痕。她像一只候鸟，飞回到孵育自己的窝巢；她像一尾深水鱼，重新潜入生活的最底层。

在万县，江竹筠的公开身份是万县地方法院的会计，配合地下党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等负责人开展农村工作，解救暴动失败后离散流亡的同志。当她接到谭竹安的来信，知道彭咏梧的结发妻子谭正伦果真带着儿子炳忠到了重庆，抚养着彭云时，她激动得当即提笔回信，称幺姐是自己“不能忘怀的人物。”

不久，风云突变。保密局有形和无形的眼睛织成了无数张网。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很快像昆虫般粘在天网上，遭到了保密局二处少将处长徐远举的破获，由此带出了重庆市委正、副书记刘国定、冉益智的先后被捕和变节。他们的变节是瘟疫，会传染，会扩散蔓延。徐远举本来就觉得他们被动的交代还不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要进一步削弱他们的意志，把他们完全榨干。跟着，冉益智带着漆玉麟等一批保密局特工星夜兼程，直赴万县，逮捕了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

涂孝文的被捕，引起徐远举的极大兴趣。在徐远举对付共产党的办法中，他历来把重点放在川东。现在抓到了涂孝文，只要劝降过来，对川东地下党无疑是一次毁灭性打击。他喊来冉益智，命他诱降涂孝文。冉益智频频点头：“我去说说，他会听的，人嘛，哪有不识时务的呢？”

冉益智去监牢里同涂孝文促膝谈心。“老涂，对不住了。就算我不说出你，刘国定也会说出你的。你既是我说出来的，我能不管你吗？徐处长这个人厉害得很，你不被榨干是走不了的，他会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既然要被榨干，干脆就由我给徐处长求个情，说了出来参加工作算了。到了这份儿上，我们还能去计较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得认清形势，面对现实，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更不能一条道走到黑。”他还现身说法，“我跟徐处长合作，现在已晋升为二处中校专员了呢，要吃有吃，要穿有穿，要钱有钱，要玩有玩，哪点不好啊？”涂孝文慢慢被冉益智说动了心，他问：“如果我答应和二处合作，你能不能保证我交出了组织和党员后，也能得到自由，得到任用？能或不能，我希望听到你一句肯定的答复。”冉益智迭声回答：“你能弃暗投明，报效党国，就是党国栋梁。你提出的那两个条件，是绝无问题的，你放心好了，放心放心！”

就这样，涂孝文变节了。江竹筠等16名下川东地下党领导人露出了马脚。江竹筠成为变节者和特工要抓捕的重要人物之一。

江竹筠本来是有机会逃离虎口的，但在这危难时刻，她首先想到的却是其他同志的安危。那天早晨，她吃完早餐，脚步匆匆地打算去和成银行通知同事转移，刚刚走下法院门前的石梯路，突然遭遇了变节者涂孝文和漆玉麟等面目诡异阴森的特工。心细如发的她一见这情景，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她停下脚步，抬起双臂，用手掠一掠梳得一根是一根的头发，嘴角露出了一丝从容淡定的微笑，向他们迎面走去。这一天是1948年6月14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虽进初夏，却不感到燠热。

八

1947年冬天，在云阳的谭正伦辗转接到弟弟谭竹安从重庆写来的那封长信，还有江竹筠的长信。那时，她在云阳苦苦等待丈夫彭咏梧的消息，已经近六年了。漫长的等待，她等来的消息却是丈夫抛弃发妻，另觅新欢，新欢生下了孩子，还要她来照料！之前，谭正伦曾经设想过一千种一万种彭咏梧音讯杳然的理由，却没想到来的却是这一种消息！

谭正伦读完两封信后，天旋地转，一连恸哭了好几天。信中所表述的内容给她带来的压抑、憋闷和悲痛无以名状。炳忠不停地劝她：“妈妈，妈妈，你不要哭嘛，爸爸不要你了，我要你！我永远也不离开你！你老了，我养活你！”劝的结果是炳忠扑倒在谭正伦怀抱里，母与子一起抱头痛哭，哭了个天昏地暗。

在这愁云惨雾的几天里，每到夜深人静、万籁俱寂，谭正伦都会回忆起六年前的那个秋夜。彭咏梧从地下党云阳县委书记调任万县县委书记，那天夜里，谭正伦抱着刚满周岁的小炳忠为他送行。

细雨濛濛，白雾茫茫。银亮的铜钱般的雨点线路清晰地斜射下来，打在瑟瑟抖动的玉米秸秆上。玉米叶子像涂了水胶，又黏又亮。叶片边缘上的刺毛扎着裸露的皮肤，又痛又痒。在这之前，江水已经涨过两次。从八月底开始，秋雨潇潇，绵延不绝地下着，玉米地像一张湿漉漉的大网，网里漂浮着黑色的破碎影子，整日笼着黏腻的有时稀薄有时滞重的雾气。耳畔传来一片细碎的小虫的唧唧声，鼻孔闻到了雨季里那种阴暗潮湿的气味。黑土成泥，被雨水沤烂的玉米秸秆有一半俯卧在地。玉米棒子的籽粒吸收了足够的水分，也一齐绽芽，在衰朽的黄褐色罅隙里，拥挤着鹅黄色的嫩绿。在这个雨夜里，彭咏梧的话特别多，就像玉米的籽粒密集地排列。

彭咏梧：“正伦，你瞧，炳忠的眼睛多亮。”

谭正伦：“……”她的心颤抖着，好像肋骨之间有一只青蛙在跳动。

彭咏梧：“我这一走，是摸着石头过河。也许三年五载，十年八年才能再见面了，也许就再也见不上面了。不过我想，活着，人回来见面；死去，魂回来见面，这总是可以的。”

谭正伦：“……”

彭咏梧：“正伦，革命闹成功了，我坐了江山，也不会把你撂在半路上的。人生在世，就得讲天理良心，就得多少有点人味儿……”

谭正伦：“……”

彭咏梧：“正伦，炳忠快吃两岁的饭了吧？”

谭正伦：“……”

彭咏梧：“……”

谭正伦：“革命闹得成功闹不成功，你都得给我全须全爪地活着回来，我生是彭家的人，死为彭家的鬼……”

彭咏梧：“只要忠心报国，哪里都有命可革的……你回去吧，别让炳忠凉着了。”

谭正伦的泪水沿着鼻子旁的小沟流向嘴里，“你顺顺当当地闯世界去吧，我在家，给你带好儿子，等你，等你三年，等你五年，等你八年，等你十年，一直等到你回来……”

彭咏梧：“正伦，别说得那么惨兮兮的，好像我这一走就不回来了似的。放心吧，我到了万县，把工作一理顺，就接你和炳忠过去……”

那天夜里，分别前，谭正伦极度悲恸，难以自持，她的头无力地靠在彭咏梧的肩上，泪流满面。而扶持她的彭咏梧的一张脸却显得十分镇静。彭咏梧开始走动时，谭正伦像可以倚靠的支柱一样紧抱着小炳忠，面容显露出女人的尊严和坚毅。

几天后，谭正伦慢慢地冷静下来，很快给谭竹安回信，让他转告地下党组织：我虽然没喝多少墨水，没有多高的文化，但做人的道理，我还是懂得一些的。我原谅老彭，也原谅竹姐，他们两个人确实是真正般配，浓情蜜意，比翼齐飞，也说得过去。我料理完家里的事情，就来重庆……

1948年春节过后，30岁的谭正伦料理完了云阳家里的事情，带着8岁的儿子炳忠来到了重庆一处隐秘的吊脚楼，从蒋一苇、陈曦夫妇手中，接过了一岁零十个月的小彭云。她待小彭云比待炳忠还要好，视同己出，无微不至。她对弟弟谭竹安说：“我答应了要做的事情，就要做得完完整整，做得问心无愧，做得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

江竹筠身陷囹圄后，谭正伦带着两个孩子，时而隐藏在偏僻小巷，时而栖身在郊外野地，频繁变换地址，巧妙机智地与保密局特工周旋，躲过了一次又一次劫难，使特工抓捕小彭云、利用骨肉亲情威迫江竹筠就范的计谋无法实施。江竹筠殉难后，谭正伦又和弟弟谭竹安一起，在歌乐山电台岚垭“戴公祠”的一间平房里找到并认出了江竹筠的遗体。这都是后话了。

彭云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马宁的采访时说：“刚解放时，重庆成立了几个‘脱险同志登记处，谭妈妈背着我一个挨一个找（母亲）都没有找到。后来得知母亲已经被杀害在保密局集中营这个噩耗，谭妈妈又背着我到埋有被杀害烈士的地方去找。不久后，我们又得知，父亲早在一年前就牺牲了。”

1949年12月1日，重庆《大公报》以“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为题，写道：“一位青年妇人，正抱着她的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在那里痛哭，寻找她丈夫的尸体。天！这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焦尸，已没有一个还像人样，没有一个人能认清面目。”这位青年妇女就是谭正伦，那个一岁多的孩子其实是三岁多的小彭云。

九

江竹筠被押解到重庆后，首先在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审讯室受到了处长徐远举少将、侦讯股长张界（张凌翔）中校等保密局资深特工的最严苛的“礼遇”。

由于中国政治格局在过去七十多年来的千变万化，“保密局特工”本身的概念也在随之变换。于是，很多历史不断被湮没，很多故事不再被人提及，而那些在国共之争中的“保密局特工”，渐渐成为了记忆的碎片和历史的空白。

从纯粹的侦查看，徐远举不愧为一个老资格的职业特工，做事不缺乏谋略和魄力，敢于独当一面。他骄傲、坚毅，有时甚至嚣张、自大，但同时又多疑、偏执，并且过度敏感。他是英武的，透着军人的潇洒和特工的自信，隐隐地还有一点抑制不住的野性。他恪守着干就拼命地干、玩就痛快地玩的生活准则。平时，在工作不忙的情况下，他喜欢跳舞，舞姿翩翩，而且彬彬有礼，举止得体，风度优雅，很有节奏感。这样可以一边放松自己，一边感受那种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也许因为时常在舞场泡，在情感的世界中浸润，他的心态逐渐变得平和，工作中还学会了化简为繁，化单一为多元。长期以来，保密局机关的工作方式较为机械、沉闷，生活也单调、枯燥，人的意志和才情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容易被消磨，而跳舞激发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与激情。舞厅里只要有他这样一个跳舞男星在，气氛就分外热闹，一旦少了他，舞厅就冷淡而减色了。

从《挺进报》案的线索被他控制后，他就终止了跳舞。一连几天，徐远举都没有睡觉。他怎么能睡觉呢？费尽心机，好不容易发现了《挺进报》的蛛丝马迹后，他的军装再也不曾脱过。他办公室里的灯总是通宵亮着。有时实在困倦得不行，他就像一只蜥蜴，伏在桌面上打个盹。《挺进报》一案，干系重大，他几乎在地图前直挺挺地站了几天，精心运筹着破案的每一个细节。他发现自己身后有那样多的眼睛在盯着他。但是，他只感觉到那一双眼睛的存在。那双眼睛给他智慧，给他力量，给他希望，也给他一种莫名的震动。

那就是蒋介石先生的眼睛。

《挺进报》案件的线索是怎样被徐远举掌握的呢？

保密局重庆站渝组组长，“红旗特工”李克昌，二十八九岁，相貌平平，衣着简朴，忠厚诚实。不了解他的人，十之八九都会把他当作一个农民或是码头工人。他很能吃苦，专钻“下层”（特工术语，即伪装进步贴近工农），同工人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劳动在一起，不叫苦，不叫累。李克昌有一个族亲叫曾纪纲，因从新繁到重庆找工作，被李克昌聘为“运用”员。曾纪纲扮成一个失业青年，在同邹容路民联书店17岁的职员陈柏林的交往中，知道了他是地下党员。陈柏林见曾纪纲渴望进步，向往延安，是一个“有志青年”，就表示愿意介绍他同上级见面。

曾纪纲的情报不断传给李克昌。李克昌指示曾纪纲：“沉住气，不要急躁，进一步渗透，弄清《挺进报》的全部情况。”为帮助曾纪纲进一步取得陈柏林的信任，李克昌经向重庆站站长吕世琨汇报请示后，从特工活动经费中列支了500万元法币交给曾纪纲，曾纪纲把钱交给了陈柏林，说：“这是我卖掉大衣、被褥换来的，钱很少，但可以为开办书店应应急。”陈柏林对他更加有了好感。当陈柏林等三人接下民生路文城出版社书店时，曾纪纲以找工作为名寄住在了书店。

陈柏林完全信任了曾纪纲，把《挺进报》拿给他看，不久，还介绍他同“顾先生”在书店见面。

李克昌经向曾纪纲了解了“顾先生”的身高长相后，拿出一个人的档案照片让曾纪纲看，“是不是这个人？”曾纪纲看了照片后说，“就是他！”李克昌倒抽一口冷气，“好家伙，差点钻到保密局来了，想不到他竟是共产党！”

原来，曾纪纲见过面的“顾先生”，真名叫任达哉，是《民主报》的编辑部主任，经人介绍给李克昌作保密局“运用员”，还填了表交了照片备了案。干了两个月后，《民主报》停刊，任达哉便向李克昌告辞说回万县找工作，以后便失去了联系。

李克昌要曾纪纲沉住气，弄清任达哉和新发现的“向先生”的住址。

这时，文城出版社书店又增加了一个叫李正平的年轻店员。曾纪纲看出李正平是陈柏林的培养对象。两个培养对象在一起拉家常，也就不那么设防，李正平无意间向曾纪纲透露了任达哉在红球坝的大概住址。

徐远举隐隐觉察出吕世琨已掌握了《挺进报》的线索，便打电话通知他：“我们已掌握了《挺进报》的情况，准备马上行动抓人。如果你有什么线索的话，过来沟通一下。不然我们一行动，一定会使你们的目标受到惊扰，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吕世琨一听这话，急忙带着李克昌来到二处，将发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过程和目前已掌握的人头情况由李克昌作了详细报告，决定了抓捕方案。徐远举说：“抓陈柏林、任达哉等人，以你们为主，二处由雷天元带人配合你们，你们行动后，让漆玉麟他们再抓綦江那个人。”

1948年4月1日，吕世琨、二处情报科长雷天元中校带领一群特工直赴红球坝铁工厂。任达哉正忙着在记账。雷天元飞起右脚踢开他的房门，他还未回过神来，几支枪口已顶在他的脑袋上。此时，中共党员向成义正睡在任达哉床上，特工盛登科认出他就是“向先生”，一并抓了个正着。接着仔细搜查完房间，把任、向二人押到二处，交给陆坚如，然后直赴文城出版社书店，逮捕了陈柏林，还煞有介事地把曾纪纲也铐起来，一起押走。

至此，《挺进报》据点之一文城出版社书店和红球坝铁工厂遭到破坏。李克昌立“头功”，获奖金700万元法币，曾纪纲被正式吸收为特工，直接晋升中尉。

在二处，徐远举和陆坚如先审身材瘦小、单纯幼稚的不满18岁的陈柏林，老虎凳、鸭儿浮水什么的都上了，折腾了一天一夜，什么也没问出来。

接着，徐远举和陆坚如又审任达哉。还是不开口就动刑。从早到晚，任达哉顶了一天半。到了深夜，任达哉在酷刑之下没能挺过去，供出了《挺进报》的编、印、发情况和与报纸有关的人和事，最后又供出和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工运书记许建业的接头地点：磁器街嘉阳茶馆。

祸起萧墙，川东和重庆地下党的厄运来临了。

徐远举对手下特工宣布：“我们的原则是有功必赏，有错必罚，有功有错，又赏又罚。现在，我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都抓共党分子去。我和大家约法三章，包括本人在内，这段时间，一、不准上牌桌；二、不准串舞场；三、不准泡小姐。干好了，奖！干得很好，升官！干出了问题，罚！干出了大问题，照样锒铛入狱。大家听好了，我徐远举说一句算一句，绝不食言！”他要求，特工们要有“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挂不住”的荣辱感。他指挥和带领数千名特工不分白天黑夜连轴转，牢牢地掌握了破案主动权。

他把特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主审，由陆坚如、张界等人为首，不分白天黑夜，对抓获的共产党员进行突审；一部分主抓，由雷天元、漆玉麟等人带领特工分头抓人。他身先士卒，边抓边审，审出又抓，抓完又审，不断突破变节分子，扩大“战果”。然后飓风般撒开天网，使中共上海局、重庆市委、川东临委、川康临委的133名共产党人，一一落入魔掌。

那段时间，负责审讯“人犯”的特工的嗓子都喊嘶哑了，个个气喘咻咻，脖子上的筋像蚯蚓一样拱动，不时有人用手帕擦拭眼窝和额头。外出抓捕“人犯”的特工全都跑得脑袋发昏，脚上起泡。整个二处，人人都是双眼红肿，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消炎眼药水、清凉油、人丹成了人人必备的药品。“天字第一号共谍案”——《挺进报》案的破获，使他们充满了自得。

二处一科上校股长、15兵团少将情报处长、起义将领林茂先生曾说：“因《挺进报》案被捕的共产党员太多了，我当时的办公室在二处办公楼的三层，侦防科在二层，那段时间，二层几乎所有的办公室都在审人打人，被打者的惨叫声不断。那段时间是不分白天黑夜的，加班加点突击审讯。每天听到那一阵阵的惨叫声，连我们这些干特工的精神上都受不了，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下去。《挺进报》案所以牵涉到这么多人被捕，关键是地下党的几个主要负责人投降变节所致。”

徐远举的脸就像凿子凿出的雕像一样凹凸不平。他西装笔挺，面目深沉，有着一双深不可测的眼睛，贪生怕死的人哪怕一个极微小的举止，像被审人的脸色、姿势、眼神、声音的变化，嘴唇的颤动，肢体的每一个动作等细节，都逃不脱这双眼睛的窥视。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等人都是他亲自出马攻下来的。徐远举起早贪黑，连续审讯，已熬得双眼红肿。就这样，他还是亲自主持了对江竹筠的审讯。

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修剪这朵“带刺的玫瑰”，他心里早就有底。他自信一定会从这个女人身上打开一道缺口。他就不信从她牙缝里抠不出个什么来。他认为聪明的审讯术，应当是暴力与欺骗、高压与怀柔、刽子手与牧师、狮子与狐狸相结合的方法。因此，他一再对手下说：只要审讯取得成果就行，无所作为就是犯罪。即使做过了头，也比什么都不做强。他审犯人的指导思想是：斤斤计较，怎么让对方难受，就怎么干。但是，这一次，他失算了，也失望了。

十

关于审讯江竹筠的过程，原保密局总务处少将处长、起义将领沈醉先生，在其所著《军统内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470至471页这样记述：

那天我去重庆找徐远举，到他的办公室，他的副官告诉我说，他在隔壁审案。我便走了进去。他看到我，点头笑笑，便指一下，要我和他一起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他审讯的那个人正是江姐。

徐远举等我坐下后，继续审问江姐，他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江姐一句话也不回答。徐远举性情暴躁，看对方不理他，便又想拿出他审讯女“犯人”用的一套老方法，那就是把她全身衣裤完全剥掉，弄得一丝不挂，使之害羞而招供；如果剥去衣裤还不招，那就用竹针去刺奶头，用小藤条抽打阴户。根据他多年的“经验”，用这些刑法审讯女人是十有八九要招供的。所以当江姐一再拒不回答时，徐远举再也忍耐不住，大吼了一声：“给我把她的衣服都剥下来。”

十几个站在两厢的行刑特工，便嬉皮笑脸地朝江姐走去。

这时，一直不肯讲话的江姐，突然大喝一声：“不许你们乱来！”

徐远举以为江姐害怕了，就得意地说：“你害怕了？那就赶快说吧！”

江姐怒目而视，指着徐远举说：“我是连死也不怕的人，还怕你们用剥掉衣裤的卑劣手段来侮辱我吗？不过，我要告诉你，你不要忘记，你也是女人养出来的，你妈妈是女人，你老婆，你女儿，你姐妹都是女人，你用这种手段来侮辱我，遭侮辱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而是世界上所有的女人，连你妈妈，你老婆，你女儿，你姐妹也在内，也在被你侮辱！你只要不害怕对不起你妈妈，你老婆，你女儿，你姐妹和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那你就叫人脱吧！”

江姐这一连串像炮弹一样的斥责声，使徐远举十分尴尬。

我便轻轻用脚尖碰他一下，小声说：“你不会用别的方法来对付她？”

徐远举这才命令行刑的特工用竹签插进她的十个指头的指甲内，因为十指连心，比什么痛都难过，但江姐还是没有招供。

一些资料记载，朝江竹筠手指上钉竹签的就是二处侦讯股中校股长、冷血特工张界。难以想象的是，张界把一根根的竹签子，从她的手指尖钉进去时，她太镇定了，简直可以说得上是从容不迫，她甚至连手指头都没抖一下。竹签钉进指甲以后，碰在指骨上，裂成了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每钉进一根竹签，江竹筠就昏迷过去一次，接着就听见一次泼水的声音。

江竹筠被冷水泼醒过来，张界问：“在你面前有两种选择，讲出我们所需要的情况，活；不讲，死。你想活还是想死？”

江竹筠回答：“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但这些都是我们党的秘密，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们。你们有什么戏法魔术全都拿出来吧！”

张界换了一副保姆的嘴脸，“看来你还不像个纸糊的，好吧，我们帮你打开嘴巴。”

江竹筠：“那你们一定会失望的。”

张界：“我知道，你的骨头里有的是油，我会把你的油从骨头里榨出来，直到榨干为止。”

江竹筠：“你榨吧，我不怕。”

张界：“榨一榨也好，我就担心你怕呢。你要怕了，我们榨起来就没什么意思了。”

江竹筠：“你们再会榨，从我身上只能一无所获。”

张界：“这样最好，一个甘愿挨榨，一个榨得狠，有什么办法呢？都是硬骨头嘛。不过，据我的经验，油榨到末尾，最难，油量少，还很难榨出。但一旦榨出来，准是好货。”

江竹筠：“你做梦去吧。”

江竹筠很不配合的态度让好强的张界憋了一肚子气，他发誓要让她开口。他用力拔出沾满肉丝和碎骨的竹签，把铁锤高高举起，再钉进去，接着又是一阵泼凉水的声音。

下来就是“坐老虎凳”，张界等特工先把江竹筠五花大绑起来，强迫她坐在一条又长又宽的板凳上，双腿平伸出去，再把她的大腿处连同板凳捆缚在一起。施刑时，把砖块从小腿后跟下撑塞进去。撑一块，问一句，不回答，又撑一块，又再问一句，不回答，再撑一块，再问一句……特工们就这样一块接一块地往里塞，每塞进去一块，腿骨便嘎吱一声，痛彻心肺，江竹筠被折磨得昏死过去，被张界下令用冷水泼醒后，问她，她还是冷面相向，不说。徐远举说：“她不说，好啊，再给她换一种行头。”徐远举在审讯室里踱来踱去，低着头，脸色阴沉，嘴唇微微动着。征服世界的人首先要会征服女人。这是谁的话？多么在理。徐远举阅历深，博学、健谈。平时，他对部下说：“对共党分子，你们怎样做都不为过。”所以，特工们的暴行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让死不开口的共产党员受尽人间各种酷刑的虐待，而他们却从中取乐，获得快感。

于是又给江竹筠灌辣椒水。这种酷刑在保密局还有章可循：“小刑讯”9升水，“大刑讯”18升水。几个特工强迫她仰面朝天，直躺在一条横杠上，用绳子将手脚拉直捆住，让她摆出一种很痛苦的伸展的姿势。另外一个特工往口内插入漏斗，开始时，江竹筠闭口窒气，咬紧牙关，以拒漏斗插入。张界见插不进去，即将毛巾浸湿，捂住江竹筠的鼻子，人不能停止呼吸，必须张口换气。她的气喘不上来，嘴张得跟瓢一样大。这时，一个特工手持漏斗趁机深深插入她的喉部，这样，她就不能再紧闭牙关，只好让他们慢慢地不间断地把水倒入漏斗中，她也只有喝进去了。一个特工解开了她的裤带，让她的肚皮没有任何束缚。于是肚皮越灌越胀，待到肚皮胀到滚圆时，特工就用脚踏在肚皮上，一压一松地使劲踩，辣椒水便从江竹筠嘴里冒出来，肚皮又瘪了下去。就这样瘪了再灌，胀了再压，把江竹筠折磨得死去活来，她醒来后还是那句话：“你们还有多少刑具都拿出来吧，要想叫我出卖组织，你们永远也办不到！”

江竹筠被酷刑折磨得一次又一次昏死在审讯室，被张界下令用冷水泼醒后，又继续刑讯，直到她奄奄一息才停止。在二处，江竹筠老虎凳坐过，辣椒水灌过，吊索吊过，带刺的钢鞭抽过，撬杠撬过，电刑电过……所有不人道的残损肢体的奇门八卦的刑罚都用尽了，结果徐远举即使挣断了肠子，还是无法撬开她的嘴。仅仅轻视对手是不够的。轻视对手等于轻视自己。他对这个外表柔弱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女人，简直肃然起敬了。

张界的嘴角抽动两下，像蜥蜴一样伸出舌头舔舔干燥的嘴唇，感叹说：“这是我遇见的骨头最硬的女共党了。”

二处审讯室就像是个外伤、内伤集合地，你进来的时候还是你自己，当你离开的时候，你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你了。江竹筠也是这样，进来的时候，她健康美丽，活力四溅。离开的时候，她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她进来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先是她自己走进来，继而是左右两个高大的特工架起她两条胳膊拖进来，最后是把她放在担架上抬进来。

徐远举在江竹筠面前像一头驴子，无计可施，于是下令将她押解到渣滓洞看守所关押。那已是1948年7月里的事了。

十一

这天正好是曾紫霞（刘国誌未婚妻）的老乡黄茂才轮值。他见江竹筠一头乌黑的披发，不编不夹不束，脸色十分苍白，眼角出现了鱼尾纹，眼圈周围一圈黑晕，眼窝深陷，眼球布满血丝。但这并不能遮蔽从她眼睛里释放出的光芒。她身体极度虚弱，人都瘦了一圈。她右手提着个白布包袱，可以想象，她身上被吊的、被打的、被勒的、被钉的、被灌的、被烫的可视的外伤和不可视的内伤，到处都是。他温和而得体地让江竹筠填了表，将她带到楼上四室，轻声说道：“你有什么要求或者要买什么东西，告诉我一声。”

江竹筠也用顺从包含着警戒的神情对待他，有些疑惑地点了一下头。

一周后，江竹筠同李青林、曾紫霞、盛国玉等人关在了一起。江竹筠就住在盛国玉的上铺。她已经浑身是伤疤，被竹签钉后的双手也残了。她每次都要踩着盛国玉的床爬到上铺去，手指抓不紧，只好吃力地用小腕去勾住扶手，往上挣扎。每到这时，盛国玉就一边用手往上推送她上床，一边流泪。尽管这样，江竹筠还向狱医要来红药水和处方笺，每天坚持写《新民主主义论》提纲，还组织难友进行学习，研究斗争策略。

重庆七月的骄阳猛烈地晒着大地。囚室里升腾着一团团热气。屋里的人在热气中不规则地晃动着。江竹筠还向曾紫霞了解黄茂才的情况。曾紫霞告诉江竹筠：“他是我们基本争取过来的看守，我们已对他做了许多工作，他已开始为党做事。”

江竹筠听了介绍，欣慰地说：“在这里面教育争取过来一个看守，作用是很大的。不过我们要注意保护好他，不要让他过早暴露，要知道，以后在关键时刻，我们是多么需要他的帮助。所以有些事我们不要轻易让他去做，尽量避免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李青林、曾紫霞等人都赞同江竹筠的意见。

一天晚间，黄茂才例行公事去牢室点名，点到女室时，他向江竹筠颔首致意，江竹筠脸上挂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微笑走近他，将一块小纸片迅速塞到他的衣袋里，然后不动声色地走开了。

黄茂才点完名回到宿舍，关好门，拉亮灯，从衣袋里摸出江竹筠的纸条看起来——

小黄，你还年轻，要多学习，我们知道你对这个社会也不满。当今这个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只要你的思想要求进步，多做些对国家对大众有益的事情，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是会给你出路的。

这天晚间，黄茂才浮想联翩，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第二天，黄茂才来到女室，对江竹筠说：“我很同意你信上写的那些话。”

江竹筠端庄地向他深深点了一下头。

黄茂才向江竹筠诚实点了一下头。

当时，重庆地下党的变节者冉益智、刘重仪、李义祥、张忠良等人经常不定时地和国防部军法局高级法官毛惕园等人一起到看守所来，有时黄茂才被叫去带路，指认牢室里尚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他见到这些变节者一副认贼作父、神气活现的样子，脸上就有些挂不住，流露出不屑和气恼。江竹筠就在事后提醒他：“小黄啊，虽然国民党已到‘黄牛过河各顾各，斑鸠上树各叫各的时候了，但革命仍将是艰难的，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你的愿望是良好的，一定要懂得斗争策略，喜怒哀乐一定不要在脸上流露出来，这样只会把事情搞砸了。你要随时小心些，谨慎些，注意保护好自己。”

黄茂才听了江竹筠这番话，心里很温暖，很感动。

这段时间，黄茂才为江竹筠送出了几封信，在这些信中，有她殉难前夕写给党组织的，她在信中表示：“宁死我也不会出卖党组织和同志们。”并鼓励狱外同志好好工作，争取早日解放。

在这些信中，还有一封著名的“示儿信”。这封信是江竹筠写给谭竹安的。此时，她的儿子彭云才三岁零四个月。寄养在谭正伦那儿。1949年8月27日，这封信由黄茂才送到重庆朝天门谭正伦家。谭正伦读了信后，顿时潸然泪下，知道江竹筠很挂念她的儿子，翻捡了许久，找出一张彭云的照片，托黄茂才带给江竹筠。黄茂才在当天晚间点名时，瞅了个空儿，将照片亲手交给江竹筠。她把儿子的照片捧在手心里，一声不吭，长久地凝视着。这时她由一个铁骨铮铮的革命斗士，变成了一个柔肠百转的平凡母亲。

江竹筠的老家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朱家沟，距黄茂才的老家荣县杨家场半边山，仅二十多公里，算是地地道道的老乡。她因此很想给黄茂才留下一件有意义的东西。她把这想法和曾紫霞通了通气。

曾紫霞想了想说：“再有两三个月，天气就冷了，这样吧，我们给他织件毛衣，你看怎么样？”

江竹筠很赞同：“行，我看就这样，反正我们在这里面待着，有的是时间。”

一天，江竹筠趁黄茂才值日时，把他叫到牢室，微笑着用一根毛线给他量身材。黄茂才不明就里，站在那里发怔。

曾紫霞“噗嗤”一笑，“小黄，江姐说要给你织一件毛衣过冬呢。”

黄茂才不好意思了，说：“这……这……这怎么行……”

曾紫霞说：“都是自己人，没有什么的，我们这是集体劳动，李青林大姐负责设计样式，我和江姐来织，你去买毛线回来吧！”

李青林向黄茂才交代道：“哎，小黄，毛线要买蜜蜂牌的。既然分工我管设计，我得负责啰。你就认准这牌子买，颜色要蓝色的。另外，你去找一块竹片，削几根竹签子送来。”

黄茂才很快买回蜜蜂牌蓝色毛线，连同削好的竹签子一起交给江竹筠。李青林设计好样式后，江竹筠和曾紫霞两人轮流织起来。只用了一周时间，毛衣就织好了。

黄茂才从曾紫霞手中接过毛衣时，对江竹筠、李青林感激地点了点头。

2007年7月渣滓洞遭遇洪水破坏，8月15日，工人在原貌恢复曾关押过江竹筠的女二牢房地面时，发现了一个碗口大的地洞，里面有17件锈蚀的铁器和陶罐及瓷碗碎片等物，后被认定是江竹筠等人的越狱工具。听到此事，81岁高龄的黄茂才激动地说，江竹筠她们确实准备越狱。他回忆说：“1949年10月20日左右，江竹筠、胡其芬等人明确了准备越狱的想法。胡其芬还将狱中的越狱准备写成报告，交给我递送到外围组织去。”黄茂才根据胡其芬的指示，来到沙坪坝重庆大学将报告递送给一个叫刘康的地下党员。随后的两天中，黄茂才一直等待地下党人员来接头，但刘康方面一直没有回音。

由于黄茂才的一些举动引起特工的怀疑，渣滓洞方面通知黄茂才回乡，等刘康寻觅黄茂才时为时已晚。事隔50多年，黄茂才遗憾不已：“大屠杀前夕，狱中所有看守全部被替换，使狱内外失去联系。革命志士所做的越狱准备一直没有实现，直到最后的大屠杀。”

十二

就在这段时间里，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凤中将派国防部高级法官毛惕园、保密局法官徐钟奇前往白公馆、渣滓洞清理“人犯”。江竹筠、李青林等30名“匪谍”被保密局二处特工“奉令密裁”。

《密裁匪谍三十名一案执行报告》

呈送人：陆坚如、龙学渊、雷天元、漆玉麟

签批人：保密局西南特区代区长廖宗泽少将

签发内容：照所拟办法办理

签发日期：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八日

密级：极机密、急件

内容：奉令密裁匪谍三十名一案，遵照指示，会同二处二课课长雷天元同志，警卫组组长漆玉麟同志，第二看守所所长李磊同志，本区行动组组长熊祥同志研究商讨。乃于本周（十一月七日）先赴造时场实地勘察并即研究执行技术问题。谨将研商结果与意见分陈于后：

一、执行主官，拟由二处本区课长、组长共同负责主持。

二、执行地点，经实地勘察结果，拟以造时场山后南（岚）垭（即前本局电信总台）为最适宜的地区，无人居住，仅有卫兵二人，事前可先调离，由挖坑组人员驻守，以保机密。

三、执行工具，拟用手枪击毙

四、（略）

五、（略）

江竹筠被枪毙的日子是1949年11月14日。

就在这天吃早餐时，张界和他老婆邓德华有过一段对话——

张界：“江竹筠她们该死了。”

邓德华：“什么时候死？”

张界：“今年死。”

邓德华：“今年几月死？”

张界：“今年今月死。”

邓德华：“今年今月几日死？”

张界：“今年今月今日死。”

邓德华：“今年今月今日什么时候死？

张界：“今年今月今日黄昏死。”

邓德华：“你动手吗？”

张界：“我不动手，他们动。我负责验明正身，摄影备案。”

这样轻松的谈话，足以叫人记住一生。

这天下午，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全体特工们处在紧张、忙乱、严肃的气氛中，两所监狱的看守所长和看守长，带着荷枪实弹的特工站在放风坝中，手执花名册大声点着名，将要“密裁”的“匪谍”一个个带出牢室，五花大绑起来。

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超级特工陆显如中校课长、雷天元中校课长、龙学渊中校课长、漆玉麟中校课长、熊祥中校组长都分头驱车赶到渣滓洞、白公馆两所监狱，还带了许多特工，全副武装，面目阴森、诡异，杀气腾腾地站在放风坝里监督。渣滓洞监狱看守所所长李磊和看守长徐贵林、白公馆监狱看守所所长陆景清和看守长杨进兴提人，捆绑，张界中校股长手提相机站在一边，准备执刑后拍照。

在渣滓洞看守所，当特工们把铁门上的大铁锁咯吱咯吱地旋开，喊到女室江竹筠、李青林的名字时，李青林，这位已被老虎凳撬断了右腿的地下党万县县委副书记睁大了眼睛，伸出右手，撩一撩因缺少必要的营养而显得枯焦的短发，和江竹筠互相对视一眼，轻轻点了点头，惨然地一笑。她们用一种冷静得近似冷漠的神态听着，脸色苍白，宛如两具大理石雕塑。她们依稀看见，死神的影子正在她们身边蹀躞而行；她们也都明白，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了。

江竹筠脱掉了身上的囚衣，从白布包袱里拿出自己喜欢的那件叠放得整整齐齐的阴丹士林布旗袍穿上，围上了白围巾，还向盛国玉要了镜子，认真地用手拢了拢头发，跟大家一一告别。她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学习文件给了黄玉清，嘱咐她以后组织和带领剩下的同志学习，又将黄茂才带给她的那张小彭云的照片交给了罗娟华，嘱咐她以后如果有机会出去，一定要教导彭云，以建设新中国为志。李青林因右腿膝关节断了，根本无法行走。两个特工上前搀她，被她甩开。最后是江竹筠搀扶着她走出牢房。女牢的难友们纷纷把手伸出铁的栅栏，拼命地挥手，目送江竹筠、李青林远去。

当江竹筠走过每一间牢室时，大家都亲切地喊着她的名字。

何雪松抑扬顿挫地背诵着此前一室的难友共同创作的诗歌《我们的丹娘——献给江竹筠同志》中的句子，为她送行。

忍耐和毅力将换得真正的自由，

准备着死也准备着胜利。

你，我们的丹娘，

所有正直的灵魂为你的受难而愤怒。

穿过沉重的铁门传来的，

是我们兄弟般的同志的情谊。

每次毒刑给你的伤痛，

像皮鞭抽打我们的心。

你，我们的丹娘，

你并不孤独。

……

就在这天黄昏，江竹筠、李青林等30名“匪谍”，由渣滓洞监狱看守长徐贵林指挥特工分四人一批提出，由他和特工亲自五花大绑后，交给陆坚如、雷天元、漆玉麟、张界等著名特工，乘坐红色刑车，秘密押往行刑地点，执行枪决。

十三

黄昏。两辆车厢罩着墨绿色篷布的红色刑车，由监狱驶向电台岚垭的一个秘密刑场。

电台岚垭已由挖坑组提前挖掘出三个深坑，刚刚偏西的初冬夕阳，泛黄的衰草，使黄昏歌乐山隐隐透出几分萧瑟寒意。刑车开到附近，停下来，站在车厢里的两个粗壮特工将五花大绑、双手反剪的“匪谍”，一个抓住一个人的肩膀，从车厢里提起来，搁在了地上，再提另一个。30个人都提下车后，自然地形成一条蛇形队伍，往电台岚垭蹒跚走去。全副武装的特工押解着他们，目光森冷，烤蓝的枪管，暗堡和几条像蝮蛇一样弯弯曲曲地盘在山脊上的倒刺铁丝网，在暮霭升腾的空荡荡的山谷里弥漫着一种不祥的阴森，折射出令人胆寒的死亡气息。他们在春蚓秋蛇般的山道上走着。他们若无其事仿佛回家般去蹈死地。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在嘲笑死亡，也嘲笑向死亡屈膝的人。隔不远就有两名全副武装的特工站在小路两旁，沉默庄严，像是屹立在山道上的雕塑。一张张默不作声的黝黑面容，一阵阵沉闷而杂沓的脚步声，橐、橐、橐的声响，响彻石子满地的山道。

行刑地点到了。一群特工呈扇形铺开，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眼睛里闪着深深杀气，严密警戒刑场，开始对“匪谍”作执行枪毙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两个特工分别解开捆在两个“匪谍”身上的绳索，又让他们去解另外两个人的绳索，这样不断递增着，一个解一个，30名“匪谍”的绳索很快都解开了。雷天元中校眨动着那双如寒风般冷酷的眼睛，要求他们，每人身上只允许穿一条内裤，其余的衣裤鞋袜统统脱掉，脱掉一个，走进房间一个。他最后说：“如果有哪位不开窍，不想自己动手脱的话，我们可以帮他脱掉！”30名“匪谍”中有人迟疑了一下，开始解衣服的纽扣，接着人们纷纷解开了衣服纽扣，开始脱衣服；解开了裤带，开始脱裤子，脱鞋，脱袜，脱得只剩下一条内裤，就一个一个鱼贯走进了那间平房里。

平房中央有一个四方形的大坑，坑的直径有九米多，深四五米。特工们强迫赤裸身体的“匪谍”们跳进或沿着坑壁滑进坑里，男男女女挨个儿紧贴着站得直直的，准备接受死神的降临。特工们举起了手枪，子弹在炽热的阳光下发出令人兴奋的森寒而耀眼的光芒。火舌像出笼的毒蛇一样四处乱窜。高亢的参差不齐的呐喊声和爆豆般的枪声中，转眼之间，无数道鲜艳的血光此起彼伏地飞溅和绽放。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魂的人在枪声中，有的猛地站住，接着像被人狠狠推了一下似的向后一挺，又一挺；有的捣蒜般点起头来；有的像触电般抽搐着、扭动着，顷刻又呈各种姿势仆倒在地，成为一堆一堆破烂。只有王敏一个人遭到枪击后，爬出了深坑，冲到了祠院中央，但很快被特工打碎了天灵盖和肩膀，死在了那儿。接着被特工们埋在了附近的一处田地中。

张界微笑着看着这一切。他有个癖好，喜欢看人体中弹之后，临死前的挣扎。他认为这种挣扎富于强烈的舞蹈感，像彗星消失前耀眼的光华。生命凝聚在最后的动作中，留恋世界的感情最真实地表现出来，毫不矫揉造作，比意大利南部的塔兰泰拉舞（意大利南部有一种名叫塔兰泰拉的毒蜘蛛，人被咬伤后，便会坐立不安，要剧烈地跳得满头大汗才能解毒。后演变成一种节奏很强烈的民间舞蹈）更优美、更动人。

枪声响过后，轻车熟路唱完刽子手之歌的陆坚如、雷天元、漆玉麟等人嘬嘴吹吹冒着青烟的枪口，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他们看着满地横七竖八的尸体中，有的还在抽搐，爬动，尚未断气，便蹿上去补枪。然后若无其事地指挥特工们跳到坑内，将死人身体翻到正面，没完全咽气的再轻轻地补上一枪，由张界逐一验明正身，摄影备案。最后，特工们七手八脚地从坑中爬上来，用铁锨铲起挖坑时掘出的新土，将他们匆匆地掩埋。这时，暮霭中的斜阳倏然之间亮了一霎，接着沉没在歌乐山下了，远接天际的无边衰草在风中窸窣细语，仿佛是在向所有不幸而倒下去的美丽心灵告别。

这一瞬间，时间像长蛇般逆向旋转。太阳从西边升起了。天和地交换了位置。过去的时代尚未到来，未来已成为陈旧的历史。走在路上的全是死人，埋入坟墓的全是活人。

有人说，姓名、籍贯、年龄和死亡时间没有任何意义，把它们相加，只代表了一场屠戮的死亡数目，代表了一种希望的幻灭。我不这样看，把它们相加，代表的是一首英雄交响曲，代表的是一种新希望的诞生。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时至今日，江竹筠等人殉难的墓地里，无论是离离衰草，还是寂寂荒原，都会使我不断幻想起他们曾经如花的笑容，而悲壮的历史和冷漠的现实每每让我心有所恸。

前面说过，江竹筠被保密局特工枪毙之前，曾在狱中给谭竹安写了一封信，即著名的“示儿信”。信是用竹签子蘸着用棉花灰烬自制的墨水写在极薄的毛边纸上的。这封信的影印件后来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的《革命烈士书信》第213至214页，全信共554个字。

竹安弟：

友人告诉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幺姐及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的确太重了，尤其是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甚么个样子。除了伤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决（绝）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希望这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什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

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去年6月被捕），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蒋王八（介石）的来渝，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管他若何顽固，现在战事已近川边，这是事实，重庆在（再）强也不可能和平、京、穗相比，因此大方地给它（他）三、四月的命运就会完蛋的。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地在学习。希望我俩见面时你更有惊人的进步。这点我们当然及不上外面的朋友。

话又得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万一他作破坏到底的孤注一掷，一个炸弹两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这可能我们估计的确很少，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孩子决不要骄（娇）养，粗茶淡饭足矣。幺姐是否还在重庆？若在，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费用，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握别。愿你们都健康！

来友是我们很好的朋友，不用怕，盼能坦白相谈。

竹姐

八月二十七日

十四

江竹筠魂归歌乐山

1949年12月9日，歌乐山死难烈士遗体收敛工作正式启动。

12月13日，由刚被策反的看守杨钦典当向导，谭正伦、谭竹安、刘德彬等人来到电台岚垭松林坡顶上的“戴公祠”。在10米之外，就能闻到浓烈的尸臭。祠院中央斜摆着一具尸体，头盖骨、肩膀碎在一边，乌黑的血滴斑痕涂在台阶上、门槛上。死者是遭枪击后冲出来，被打死在这里的。当人们把死者翻到正面时，刘德彬、林涛几乎同时喊出来，“啊，是王敏！”“是他，是王敏，你看他的脚是跛的。”王敏是刚刚从电台岚垭附近的一处田地中挖出来的。

江竹筠、李青林等难友的遗体在哪里？11月14日下午，她们是和王敏一起离开渣滓洞的啊！

杨钦典领着大家来到最后一间平房，门槛上滴洒着王敏的鲜血。走进房间，只见房子中央赫然出现一个四方形的尸坑，收敛工人跳下坑去，除掉上面的泥土，一具烈士的遗体就在眼前。

上午10时，工人们开始起尸，连同装尸、裹尸、入殓，忙到下午5时才结束。共有29具遗体，连同王敏，一共30位烈士，能在棺材上写上烈士姓名的，只有三人，那就是王敏、江竹筠、李青林，其余烈士均无法辨认。

12月14日，重庆《大公报》这样报道清理烈士遗骸的情景：

当昨天收敛工人挖掘的时候，先挖出一具，后来挖了很深，继将其余28具在深坑底发现（另外一具是在离岚垭不远的一个田地中掘出）。可是挖出的这29具尸体，全部腐烂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已无法辨认。当29具志士尸体搬出土坑时，认尸的家属和观看的附近居民都悲痛欲绝，愤怒不已。这29具志士的尸体除了每人穿一件内裤外，连衣服鞋袜都是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迫脱掉，第二天还有人看见特务把那西装、毛衣等物弄在磁器口摆地摊出卖……

收敛工人忙碌了五六天，先后发掘出能够入棺的烈士遗体261具，装敛骨骸和遗物者58具，合计319具，加上金刚坡碉堡内发掘的杨汉秀遗骨，共320具烈士遗体。除杨虎城、宋绮云、黄显声、王朴等少数由亲属领回原籍安葬外，其余全安葬在歌乐山烈士陵园。

1950年1月15日，重庆市各界人士在青年馆大礼堂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锡联、曹荻秋等党政领导人出席。追悼大会由张际春主祭。

寻找彭咏梧遗骸的曲折经历

1950年10月，原川东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陈汉书回到奉节，担任城关区指导员。他和彭咏梧是生死之交，获悉彭咏梧身首仍无着落，十分难受，就向当时的奉节县委领导提出寻找，迁葬彭咏梧的建议。

但由于过去国民党开动一切宣传工具，造谣、诽谤这支革命队伍是“土匪武装”，以致建国后，原川东游击纵队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与处理。其中，以“土匪”、“恶霸”等罪名判刑的有100多人，40多人被判处死刑；142人被开除党籍；460人被开除公职；冤假错案，遍布川东。特别令人痛心的是，原奉大巫支队司令员陈太侯，在1951年“清匪反霸”中，被人诬为“土匪头子”，而死在人民政府的枪下。陈太侯在被押赴刑场时，拼命挣扎，喉咙嘶哑地呐喊：“我是跟彭政委一起闹革命，打国民党的！我不是土匪！你们杀我的头，讲不讲天理良心啊！”革命者被错杀，死不瞑目！

在这种政治氛围下，陈汉书的建议，自然“无疾而终”。陈汉书没有气馁。调任奉节师范学校校长后，他继续为寻找、迁葬彭咏梧而四处奔波。不久，彭咏梧的战友陈竹南（时任竹园区区委书记）、沈凯（时任竹园区区长）也加入到寻找、迁葬彭咏梧遗骸的“志愿者”队伍中。

1953年冬，陈竹南和沈凯终于找到一位知情人。据他回忆，当年，那三颗头颅在中拱桥挂了一段时间后，开始腐烂变质，后来掉在了门下边的水田里。一个叫陶世品的人于心不忍，用簸箕装上了三颗头颅，提到镇后的红沙梁上悄悄埋了。陈竹南和沈凯立即找到陶世品，在他指点下，大家来到红沙梁上，取出烈士头骨，分别用木箱装好，重新安葬在竹园坪宝塔山附近。

在寻找到彭咏梧头骨后的八年里，陈竹南等人的目光始终聚焦在彭咏梧殉难地鞍子山黑沟淌一带。他们有空就去寻访，次次都是空手而归。

1962年冬，陈竹南邀约区公所几个年轻人一道，跋涉100多里山路，再次来到毗邻的巫溪县金盘乡（今文峰镇）的黑沟淌，终于在一座荒梁上找到了当年掩埋彭咏梧遗体的农民胡福太。开始，胡福太支支吾吾，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经陈竹南反复解释，他才说道：“当时，国军撤走以后，岩坎上横摆着两具扒得一丝不挂的无首尸体。我想，自己就做一回善事吧，就近挖了一个坑，铺上玉米秸秆，埋了。”陈竹南难掩内心的喜悦，临别时，他从口袋里摸出几元钱，递给胡福太，老人再三推辞，他握住老人的手说：“这点钱，是我真心感谢您为革命做的这件好事，您一定得收下！”

这时，长篇小说《红岩》出版，风靡全国，未及两年，重印累计达到400万册，这部“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同样震撼了奉节人民，彭咏梧幸存的战友和同事纷纷向奉节县委上书，建议将彭咏梧身首迁葬一起。奉节县委决定，在宝塔山上取出彭咏梧的头骨，在鞍子山黑沟淌取出彭咏梧的身躯骨，迁葬于奉节城。

1965年冬，彭月阳（竹园区文书）、杨奎（县民政局干部）二人奉命经办此事。他俩同区通讯员赵书生（赵身背从县里带来的大木箱），顶风冒雪，来到巫溪县金盆乡松涛大队，找到当地的生产队长，队长派了八个社员协助挖取遗骸。按照胡福太当年指出的位置，众人抡锄开挖，挖了一米零几十公分后，突然，两条竹筷长短的小红蛇溜出坑外。有人举锄欲打，有人急忙制止，说“这是吉兆”。瞬间，两条小红蛇又溜进旁边的岩缝里了。一个社员说：“小红蛇藏身的地方，一般都埋有尸骨。”果然，再往下挖了不到一尺深，一排鲜色的玉米秸秆出现了。揭开玉米秸秆，下面横陈着两具无头尸骨。过了一会儿，鲜色的玉米秸秆渐渐变成了深褐色。彭月阳、杨奎下到坑里，小心翼翼地拾起一块块骨头，照原样分开有序摆放在木箱里。两具遗骸，一大一小。随即，他们又到竹园区对面的宝塔山上，取出三颗头骨，其中一颗明显大一些。

在两具遗骨、三个头骨中，怎么确认哪具遗骨，哪颗头颅是彭咏梧的呢？为了确认彭咏梧的遗骸，事先已做了充分的资料论证工作。据当事人回忆分别是：彭咏梧、刘景太、李正清、王赖之、龚泽三、匡吉安。而彭咏梧、刘景太死在一起，他们两人的头颅一起被砍下。彭咏梧同刘景太相比，个子高一些，遗骨自然要比刘景太长一些。当时，悬挂示众的三颗头颅中，有一颗留长发、镶金牙的头颅大一些，这正与彭咏梧的特征相吻合。因此，最后确认头颅骨稍大的是彭咏梧。

彭咏梧的遗骸，安葬在奉节城北门坡烈士陵园。1966年秋，又将彭咏梧遗骸从北门坡烈士陵园取出，安放在县城人民广场北面西路新建的“彭咏梧烈士陵园”。在三峡工程中，彭咏梧烈士陵园地处三峡库区137米水位线下，属于三峡重庆库区二期移民搬迁的烈士陵园，不得不再次迁建。新陵园选址在奉节新县城白帝城风景区宝塔坪，2002年2月1日破土动工，2004年1月8日，奉节县民政局举行了新陵园落成典礼。

与江竹筠有关的保密局特工、共产党叛徒的结局

徐远举，这个指挥侦破了《挺进报》案、破坏了重庆地下党组织、抓捕了133名共产党员、诱降了地下党重庆市委正副书记、亲自审讯江竹筠的超级特工，1949年12月10日上午9时在昆明被捕。1973年1月22日因脑血管破裂，病死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终年59岁。

参与审讯、逮捕、枪毙江竹筠的著名特工漆玉麟、张界等人，分别于1957年秋、1958年春在重庆公审后枪毙。

参与枪毙江竹筠的著名特工陆坚如、雷天元、熊祥、龙学渊等人因参与破获《挺进报》案“有功”，加之“复兴党国谍报事业之需”，被保密局西南特区提前送往台湾。

出卖并参与逮捕江竹筠的变节者冉益智、涂孝文，前者被人民政权枪毙，后者则被保密局特工枪毙，落了个“兔死狗烹”的下场。

彭咏梧与谭正伦、江竹筠后代的情况

谭正伦、谭竹安姐弟俩一直把彭炳忠、彭云带在身边，悉心抚育成人。彭炳忠大学毕业后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彭云在1965年考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70年，毕业分配在沈阳一家工厂工作。1973年彭云与在北京工作的大学同学易小冶结婚。小冶的外公是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舅舅。1975年，彭云调到北京四机部一个研究所工作，全家团圆。1977年，彭云考取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研究生，随后又考取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赴美国，先后在密歇根韦恩州立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学习，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来，他与导师合作出版一本关于人工智能中溯因推理的专著，又前往美国，现在他已经是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计算机系的终身教授。他的妻子易小冶先后在美国取得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目前在一家研究所工作。他们的儿子彭壮壮先由姥姥姥爷抚养长大，直到高二才到美国读书，获得美国中学生“西屋奖”，是七名华裔中唯一的一名中国大陆少年。中学毕业后，彭壮壮考入哈佛大学数学系读完本科，又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博士毕业后，回到北京工作，现任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及大中华区电信及高科技行业的核心成员。彭壮壮的妻子仲琦的奶奶何理立是江竹筠的中学同学和好友，爷爷仲秋元解放后曾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

彭云说：“1947年10月，我父母奉命重返下川东组织农民暴动之前，母亲给谭妈妈写了一封信，托谭妈妈的弟弟谭竹安转交，这封信不但将一切和盘托出，还嘱咐谭妈妈尽快来重庆照顾我。那是我的两个妈妈唯一的一次通信，但她们从来没有见过面。”“虽然有时和别人提起时为了能和我的亲生母亲相区别，我称她谭妈妈，而实际上，我和谭妈妈的感情与亲生的母子没有任何区别，我一直就叫她妈妈。”“谭妈妈退休后和我哥哥一起住在成都，1974年我的儿子壮壮出生后她很高兴。1976年，就在准备到北京来看孙子的前一天，亲友们在成都为谭妈妈饯行，她突发高血压去世了，那年才59岁，我们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悲痛，当时房子都准备好了，一切都安排妥当，没想到谭妈妈会在上火车前的最后一刻突然离世，没能在我这里享受到天伦之乐。”

2008年1月，《北京青年报》记者马宁采访了彭云，彭云说：我不会忘记血脉中的那一部分。

责任编辑杨新岚

分类：纪事 作者：陈军 期刊：《当代》2013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