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166人物〗一只独栖的受伤的豹子

编者按：

朝内166，是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的简称，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代称。在路人的眼里，它是一幢因灰暗得沉重而与新北京格格不入的五层危楼。它面北的墙上，人文社的招牌还竖着，北大门却已经关闭，再过些日子，挖掘机开来，就成废墟了。

几年后，一幢新楼将拔地而起，人文社会从暂居地迁回，原址办公。但人文社的招牌四周，还会有形形色色更豪迈更闪耀的招牌。那时候的朝内166，还会不会是人文社的特指？还会不会是文人心中的家园？还会不会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侧影？

1958年1月，人文社从东四头条4号文化部东院迁来，至今已半个多世纪，期间有很多文学著作在这里发排付印，然后不朽；有很多文学人物在这里呕心沥血，然后故去。有很多恩怨在这里纠结，然后消逝。从本期起，本刊陆续刊登相关文章，以为纪念。

如果您心中也有关于朝内166的记忆，欢迎赐稿。

王培元，男，生于山东青岛，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新中国领导人在百废待兴、万象更始之际，决定组建人民文学出版社。由胡乔木提名，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任命冯雪峰担任人文社第一任社长、总编辑。

开始雪峰并不想接受这个职务，他打算从事文学研究和创作。于是，建议由巴金担任此职，并去劝说。巴金以“我不会办事”为由，请他代为辞谢。雪峰说：“你要不肯去，我就得出来挑这副担子了。”

巴金说：“你也别答应。”因为他知道雪峰“太书生气，鲠直而易动感情”，也未必合适。巴金不干，雪峰只好走马上任。

作为首任社长、总编辑，冯雪峰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奠定了人文社“两个格局，一个传统”。

“两个格局”，即图书出版格局与编辑人才格局。1951年3月建社之初，雪峰就明确提出了八字出版方针：“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第二年年初，这八字方针又具体化为：“一、当前国内创作及‘五四以后的代表作；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及民间文艺；三、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文学名著及世界其他各国现代进步的和革命的作品；四、世界古典名著。”

为组建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雪峰从各地物色遴选，陆续延揽了一批专家学者，如聂绀弩、郑效洵、张友鸾、舒芜、顾学颉、王利器、陈迩冬、周汝昌、林辰、杨霁云、孙用、牛汉、刘辽逸、蒋路、赵少侯、金人、金满成等，真可谓济济一堂，盛极一时。

一次，二编室（即今古代文学编辑室）开室务会，冯雪峰也参加了。他先谈编辑工作的方针、任务，接着谈到二编室人才济济、专家众多，并和社外专家做了一番比较，说人文社的编辑力量、业务水平，并不弱于国内大学的中文系和学术研究机构。接着又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胆小怕事。一天晚上，看见窗外有个影影绰绰的黑影，在往里边窥视，似乎又有些害怕的样子，不敢进入室内。屋里这个人害怕极了，一直盯着窗户，不敢动。双方对峙了很长时间。不料，此人突然打了一个喷嚏，把窗外那个影子吓了一跳，拔腿就跑，知道了在室内的，是人不是鬼。里边的人也知道了，外边的同样是人，不是鬼。”

故事意在说明，和社外专家打交道，以及审阅他们的书稿时，不要胆怯，害怕专家，不敢提意见，发现了什么问题，不妨直说出来，这样才能交换意见，促进学术交流，提高书稿质量。在场的人，听了这个寓言式的故事，明白了其中的寓意，都大笑起来。

正因为有一大批高水平的专家，几十年来人文社才能够在当代中国文学图书出版领域，做出独一无二的贡献，赢得很高的声誉、地位和影响。

经过一代又一代员工的劳作和努力，人文社逐渐形成了“严谨，稳健，奉献，开拓”的优秀传统。这个传统，也可称为“社风”或“社格”。

“秉性豪爽，处事果断，具傲骨，易怒，人不敢近。众人在谈笑间，他一到，便肃然无声。”这是曾先后担任人文社经理部主任、副社长的许觉民，对雪峰的印象。在面对某些领导人物时，他的焦躁、激动、易怒的脾性，尤其会爆发出来。

一次，《鲁迅小说集》封面的鲁迅像印得有些模糊，许觉民被雪峰叫去，发了一通火，完了余怒未息，还说要撤他的职，另换人。他于是就等着被撤，可过了一阵，并无什么动静。还有一回，时任诗歌散文组组长的牛汉，把一个编辑编的一本某诗人的诗选，送交给冯雪峰签字。雪峰接过稿子，啪地就扔到了地上，说：“他也就三四十年代有那么两首好诗，再就没什么好的了！”

平常雪峰给人的印象，是严肃的，甚至是严厉的，但他又是通情达理、温厚可亲的，对部下尤其如此。在交代完任务之后，他往往要再问一句：“你看行不行？”

当年丁玲在延安，有人问她：“你最怀念什么人？”她答道：“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1927年冬天一个朋友介绍雪峰教丁玲学日文，两个人见面后，相貌平常、性格沉静、一副苦学生模样的雪峰，让丁玲一见钟情，深深打动了她的心。她说：“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后来在《不是情书》一文中，丁玲又写道：“我自己知道，从我的心上，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真的只追求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

丁玲在延安怀念他的时候，雪峰正被关在上饶集中营里。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美丽的梦，梦见了“一双很大很深邃，黑白分明，很智慧，又很慈和的极美丽的眼睛”。于是他在《哦，我梦见的是怎样的眼睛》一诗中，记下了这个梦。有人说，这双迷人的眼睛，特别像丁玲的大眼睛。

翻译家杨宪益五十年代为翻译鲁迅作品，曾与雪峰共过事。先由雪峰和他一起选编，再由他和夫人戴乃迭把选定的作品翻译成英文。杨后来回忆：“冯雪峰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解放前曾被国民党在集中营关了很多年。我非常喜欢他。他的性格温和又充满热情，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我觉得他在很多方面都与他的朋友，八十年代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非常相似。”

不少人忆起雪峰，都谈到他的异常俭朴，衣着破旧；谈到行政部门买了一台电扇，送到他家里，他立刻退了回去；谈到他为公家办事，需请客吃饭，如果由他个人出面，就一定是自己付钱；谈到周总理指示配给他一辆专用小汽车（而其他几个大出版社社长则没有），而他却很少坐，只有到中南海开会等重要活动，才偶尔坐坐，平常上班就戴顶大草帽，雇一辆三轮车到社里；谈到如果下雨天他坐汽车回家，到胡同口就会下车，步行回家，怕车轮溅起的泥水，落到行人身上……

还有人谈到他与众不同的脾气和个性，有鲁迅说的“浙东人的老脾气”与“硬气”，性格倔强执拗，赤诚率真，偏激冲动，焦躁易怒。这种特立独行的个性，使他1937年7月与赴南京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博古一见面，就吵翻了。

雪峰奉命到南京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共代表团里地位仅次于王明、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博古见到他后，给了他一份题为《中国工农红军将士为卢沟桥事变告全国民众书》的文件。当看到其中有“服从蒋委员长”、“信奉三民主义”等内容时，他不禁大怒，当即拍案而起，指着博古的鼻子，骂他是“新官僚”。

随后他一气之下，竟给潘汉年写信请假，回乡写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去了。行前他对胡愈之说：“他们要投降，我不投降。我再也不干了，我要回家乡去。”又对楼适夷说：“他们有些人，一心想当国民党的新官了，我可不干。”还说：“党错了，鲁迅是对的。”

一时激于义愤，中断党组织关系两年之久，雪峰不啻于毁灭了自己的政治前程。这种做法，不能不被中央领导人认为是“无组织、无纪律”，恐怕也是后来毛泽东对他不满和反感的一个原因。

1954年，毛泽东发动了《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雪峰首当其冲。毛专门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指责《文艺报》“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在发表于10月28日《人民日报》的袁水拍撰写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中，毛又加了一句：“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先后召开了八次主席团扩大会议，批评《文艺报》“投降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错误”，雪峰不得不在会上发言检讨。他还被迫在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的文章，随之被撤销了《文艺报》主编职务。

在雪峰检讨自己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旁，毛泽东挥笔批道：“应以此句为主去批判冯雪峰。”

12月31日，毛又将雪峰的诗《火》，寓言《火狱》、《曾为反对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猴子医生和重病的驴子》等，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以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人：“冯雪峰的诗和寓言数首，可一阅。如无时间，看第一篇《火狱》即可。”

《火狱》，是雪峰1945年5月1日写于重庆的一篇短文。写苏联红军攻进了柏林，全城立即起了大火；火光里，全世界人民照见自己，照见自己的胜利。“我好像就在柏林的城边，俯视着这喷着火的地狱的海”；“这火狱的用场，便在于用敌人的消灭，来产生我们的欢快，而以我们的欢快，去照耀敌人的消灭”。

有一次，毛泽东拿着雪峰的一篇文章（《火狱》？），对胡乔木说：“冯雪峰的‘湖畔诗写得很好，怎么文章写得这么坏？”也许在毛看来，此文对于柏林的全城大火、尸体纵横和黑暗凄凉所产生的“狂欢”的情绪，反映了一种很不健康的心理，从而加强了对雪峰的厌恶吧？

大革命时期，在广州工作的毛泽东就曾打听雪峰的下落，说很喜欢雪峰早年的诗，希望他能去南方工作。1934年雪峰到达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党校教务长，遭到当时中央领导人排斥的毛泽东常常来找他聊天。党校杀了猪，他就把毛请来吃一顿。发了津贴，两个人还一起上小饭馆。

鲁迅是他们在一起时，谈论得最多的话题。读过鲁迅不少作品的毛泽东，不无遗憾地对雪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

雪峰告诉毛，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听了大笑起来，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雪峰还告诉毛，鲁迅看过他的一些诗词，认为《西江月·井冈山》有“‘山大王的气概”。毛听了，哈哈大笑。

毛泽东1945年秋赴重庆谈判期间，会见了当时正在大后方从事文学活动的雪峰，称赞他的杂文集《乡风与市风》和诗集《真实之歌》，说好几年没有看到这样的好作品了。

1979年1月周扬在一次谈话中，说毛泽东认为雪峰的杂文写得不错，曾挑选他的杂文给政治局成员看，但对他的理论文章不满。在反对文艺的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公式化和概念化方面，雪峰与胡风有一致之处。他1945年写于重庆的长文《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存在着一些很明显的分歧，当时即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的”。

在1946年4月23日《新华日报》的副刊上，雪峰发表署名“画室”的文章《题外的话》，认为所谓文艺的“政治性”和“艺术性”的看法是“不妥当的”。“研究或评价具体作品，用什么抽象的‘政治性、‘艺术性的代数式的说法，可说是什么都弄糟了。如果这样地去指导创作，则更坏。”

雪峰怎么也没料到，这些观点实际上被看做是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至高无上的权威的蔑视和挑战。不到十年，他就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回忆四十年代大后方的文艺运动时，茅盾曾写道：当时胡风是理论权威，而在他背后支持他的观点的还有另一位理论权威冯雪峰，因此，在延安的文艺理论家何其芳等来到重庆之前，重庆的文艺理论界是相当冷清的。直到四五年底，重庆进步文艺界在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下，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舒芜的《论主观》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评，也对冯雪峰进行了批评。冯雪峰在周恩来找他谈话之后，有所转变，不再赞赏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了，但并不彻底。

雪峰与胡风虽然在有些问题上看法不尽一致，但有惺惺相惜的一面。雪峰认为胡风是懂文艺的，说他作为一个理论家有诗人的敏感，对其主编的杂志《七月》也很欣赏。从上饶集中营出狱到达重庆，他一见到胡风，两个人就彻夜长谈。在文艺界的一次会议上，雪峰说国统区文艺界是一片沙漠，其中只长了几根绿草，那就是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

早在三十年代初，他和胡风就成了朋友。1936年4月25日，他受命从陕北抵达上海，之后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在鲁迅家里和胡风会面。雪峰觉得周扬他们提的口号“国防文学”不好，就和胡风商量，并经鲁迅同意，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引发了“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也因此结怨于周扬、夏衍等人。这不啻于给他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在重庆时，聂绀弩有一次到作家书屋去看雪峰，碰巧胡风也在，两个人正议论周扬。聂绀弩插了一句：“无论你们怎样看不起周扬，周扬的理论总是和毛主席一致的。”

胡风问：“你怎么知道？”聂答：“这很简单，如果不一致，周扬就不会在延安搞得这么好。雪峰为什么搞不好呢？”

雪峰跳起来，把手里的一本书砸到桌子上，大声说：“周扬有什么理论！”

何其芳和刘白羽到重庆宣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一次会议上，何其芳讲在整风运动中知识分子如何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且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让人感觉到似乎他已经过改造，脱胎换骨变成了无产阶级了。梅林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了，就跑来改造我们。”

雪峰则愤愤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

由中共香港文委直接领导、从1948年3月1日起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连续刊发了邵荃麟、林默涵、何其芳、乔冠华、胡绳等人的文章，集中批判胡风的文艺理论、舒芜的《论主观》和路翎的小说。这种做法引起了雪峰的不满，他气愤地说：“这和当年创造社太阳社搞鲁迅一样！我们在内地的人怎么做事？”

1955年1月，陆定一、周扬和林默涵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关于批判胡风的计划。临走时，周扬对毛说：“雪峰同志因《文艺报》的错误受了批评，心里很痛苦。”

毛的回应是：“我就是要他痛苦！”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毛对雪峰态度的变化，使周扬等人可以放开手脚地来收拾他们的怨敌了。雪峰跌入深渊的第一道闸门就这样打开了。

1957年的7月至9月，作协前后共召开了二十五次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第十七次会议以后，矛头对准了雪峰。这场开始于1955年的斗争，终于把他牵连其中。而早在1955年6月下旬，中宣部在给中央《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中，已有批判丁玲后进一步展开批判雪峰的通盘考量，认为他“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这表现在他长期对党不满，骄傲自大，和党关系极不正常”；文艺思想中“一直存在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观点，许多地方跟胡风思想相同”。

8月14日第十七次会议之前，与会发言者主要批丁陈时，已渐有人不断提到了雪峰。7月29日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与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联名写信，敦促雪峰参加党组扩大会。翌日第七次会议，方纪发言中提到“丁玲、冯雪峰为什么这几年沉默”；又说去年肃反结束后不少人请陈吃饭，冯说：“企霞，你现在成了英雄人物了！”还说冯答应为准备办油印刊物的陈提供纸张。

鲁迅遗孀许广平亦被邀请与会，曾认为雪峰是鲁迅研究的“通人”的她，对这位老朋友的看法起了变化。8月4日第十一次会议上她说：“昨天丁玲同志死抱住历史，首先承认她在上海就和雪峰同志要好，因为雪峰和周扬有意见，所以她也对周扬同志有意见。社会在一日千里地前进，他们却还是不知羞耻地公然说出二三十年前搞小圈子，闹个人意气的话，还行得通吗？雪峰同志方面，总听说多病，忙，我是绝少来往的。原来他忙的是那一套反党勾当，病的是心怀鬼胎，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地白日见鬼似的自处于阴暗。我以老朋友的资格，希望他们回到党和人民这方面来。”

在这次会上，事先并未准备发言的雪峰被迫做了检讨：“我过去认为我只是反对周扬而不是反党，这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反对周扬其实就是反党……今后要接受周扬在文艺工作上的领导，团结在周扬的周围把文艺工作做好。”对此发言，周扬和邵荃麟都表示满意；但有人却不以为然，认为“团结在周扬的周围”说法不对，应该说“团结在党的周围”。还有人觉得检讨不深刻，“只承认反周扬，不承认反党”。

当晚时近9点，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和郭小川等人，来到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家里，研究会议的开法和行动步骤，两个小时才散。

两天后第十二次会议，林默涵发言，先批丁陈和萧军，后谈对雪峰的几点意见，认为在和党的关系及文艺思想上，他都存在着错误：一是“跟党的关系长期不正常”，根源是由于“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有委屈情绪，总觉得党对不起他；二是“文艺思想是同党的文艺思想，具体说是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相违背的”。还说雪峰对新文学作品采取抹煞态度，对苏联文学也加以轻视，断言其文艺思想与胡风文艺思想有共同点。又认为他有严重宗派主义情绪，对于党团结广大作家的方针有抵触，二次文代会时对老舍很不尊重，对郭老也不够尊重。

雪峰为第二次全国文代会起草而未被采用的报告中确实批评了一些作品，如电影《人民的战士》（刘白羽编剧）、小说《一同前进》（康濯著）等；1953年6月17日在全国文协一次座谈会总结发言中他还说：《龙须沟》“思想还是比较肤浅”，《春华秋实》“是奉命写的东西”，“是失败的”。

8月7日下午的第十三次会议，何其芳出场，主要批丁陈，兼及陈涌，牵出雪峰。他说陈涌只肯定一个人“懂得文艺”，那就是冯雪峰；又说陈还主张采取“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的方式，个人影响作家的方式”，“这和胡风向党进攻的意见书中的组织纲领也是相同的”。

老舍发言依然是一贯的幽默口风，但也颇多弦外之音，“有一次冯雪峰指着我的鼻子，粗暴地批评我的作品。我接受了他的批评，没有闹情绪”；“遗憾的是当时雪峰的批评只从艺术观点出发，假若他从作品的政治性上发言，虽更严厉一些也更受欢迎”。他还谈到抗战时雪峰到了重庆，“需向潘公展递手本，签名保他的有我。其他三个保人都有靠山，我没有。雪峰若是跑了，我得入狱”。

郭小川当天日记里写道：“何其芳发言尚好，老舍大谈他自己的功劳，最后几句话很厉害。”同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报道《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雪峰被置于“丁玲陈企霞等人反党小集团”之中。此文是8月5日郭小川用一整天时间起草的，上午9点动笔，下午与人民日报记者田钟洛、叶遥一起，一直弄到晚上9点多才吃晚饭。晚上11点半到周扬处，根据周的意见又改了前一部分，周亲自改了后一部分，凌晨1点半才完。第二天上午郭再改，中午又到周扬处，加上邵荃麟和刘白羽，四个人一起商议改定，之后郭亲自把稿子送到报社。

8月8日第十四次会议，《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发言提到，陈企霞交代1954年检查《文艺报》时，丁、冯、陈就在一起商量要不要放弃“阵地”。然后质问：“为什么像冯雪峰所说，肃反运动来了，你们就要清理信件，准备被捕？”并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阴谋，这是一个大规模的分裂活动”。郭小川当天日记说张发言“简短有力”。

在8月9日第十五次会议上，人文社的王任叔成为批冯主角。上来他就谈冯以“宗派的眼光”看人，接着侧重“揭发”了“一些活动”，说雪峰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工作方式，脱离社会主义建设、集体主义生活方式和工作制度轨道；躲在阴暗一角，看不出世界的变化；和周扬关系极不正常，极端轻视周扬实际上是轻视党的领导。后又提到他与雪峰在出版社方针任务等四个方面的矛盾分歧，还揭出雪峰在整风中“到处点火”，“动员”舒芜们“向党进攻”。又再批雪峰文艺思想，证据有六条之多；最后强调雪峰说“他对毛主席的《讲话》是有抵触的，我看不是抵触，而是反对”。

作协党组副书记严文井也发言：“从王任叔的发言看来，雪峰右得很，这次会议上发言也很不好。”还认为冯的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也要检查。

尽管以上几位批判者所谈问题不少，但似乎“火力不够集中”，尤其未能如周扬所愿，触及三十年代的“历史公案”。其实这才是批冯要害。

8月9日晚，中南海。“总理和小平召集文艺界同志谈了反右派斗争问题，认为斗争已经展开，很多大鲨鱼浮上来了。……最后决定紧接着就展开对雪峰的斗争。”郭小川日记里记下了刘白羽的传达。后来郭回忆，周扬早就想“尽快地从斗争丁、陈转到斗争冯雪峰”，批丁陈时，“他曾提出一定要同时斗争冯雪峰”。

8月11日下午4点，王府井大街64号文联大楼会议室。周扬和林默涵、刘白羽、邵荃麟、郭小川，与雪峰进行了一次五对一的谈话。周先说：“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也要把你拿出来批判，同批判丁玲、陈企霞一样。你那天检讨，我当时认为还可以，但大家不满意。批丁玲、陈企霞，不批判你，群众是通不过的。”又说：这一次必须把你许多问题搞个彻底，包括清查你的政治历史，这是阶级斗争、大是大非的斗争。你的包袱太重了，总以为自己正确。他还问冯：“你从陕北出发前是谁交代你的任务的？”冯答：“洛甫同志。”周又问：“他怎么说的？”冯答：“上海没有党的组织，党的组织被破坏了。”

周说：“我们孤军奋战，我们这些人又比较幼稚；可是你可以看嘛，我们总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按照党中央的宣言提口号、搞工作的。你一来，就一下子钻到鲁迅家里，跟胡风、萧军这些人搞到一起，根本不理我们，我们找你都找不到，你就下命令停止我们的党的活动。”周还说他和夏衍等人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可冯却勾结胡风打击他们，还说他和夏衍是“蓝衣社、法西斯”，说着他愤激起来，并让冯当面回答；冯说：“请调查。”

听了这些话，郭小川“感到非常惊奇，闻所未闻”。当说到外有白色恐怖，内有冯的打击时，周扬还流了泪。他告诉冯：“要经受一次批判。”冯表示怕搞成小集团成员。周的意思似乎是着重批判思想，暗示不一定搞成小集团成员，并叫冯准备在会上作检查。冯满腹疑惑：1936年自己在上海的工作，中央是肯定过的；组织上也没认为自己与胡风是“反革命同伙”；那么到底要批我什么问题呢？

谈话历时3个小时，至晚7点才结束。批冯大戏之帷幕，正式拉开了。

8月13日第十六次会议，由雪峰的熟人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打头炮。周扬已催他早点发言。邵首先提出：“这场斗争是文艺界党内的一场原则性的大斗争，也是整个文艺界的一场大斗争。”接下来主要谈冯的“反党错误”：1937年“和领导吵了一架，后来脱离党组织，当时中央要他去延安，他也拒绝，跑回浙江老家去了”，后来被捕从集中营出来，到重庆“和党的关系仍然不很正常”，“这最突出了，说明了雪峰的组织观念”。邵又谈到第二次文代会冯起草报告“实际上是批评了党的领导”，认为他“陷入唯心主义是由于对共产主义世界观产生了怀疑和动摇”。最后诘问：“雪峰是经过长征的老党员，为什么思想上会堕落到这样呢？”

从雪峰“脱党”，到“对党不信任和怀疑”，再到“内心阴暗”，邵讲的时间不算短。郭小川日记赞曰：“邵荃麟讲了两小时，一部分谈丁玲，一部分谈雪峰，雪峰这一部分讲得特别精彩。”可周扬、刘白羽“都认为会议开得并不好”。郭后悟出：因为“没有讲到左联问题”。当晚11点，刘白羽把林默涵和郭小川叫到家里，专门谈了“会议的组织问题，决定把各单位的与会人都组织起来，及时告诉他们意图，供给他们材料”。

经过一番运筹帷幄，8月14日下午攻坚战打响了。主攻手是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据郭小川日记：“6时多就起来，天下雨……（下午）2时开会，先是蔡楚生发言，然后是徐达，紧接着是夏衍发言，讲了雪峰对左联的排斥，他的野心家的面孔暴露无遗了，引起了一场激动，紧接着许广平、沙汀发言，楼适夷发言，会场形成高潮……”

带着发言稿的夏衍，显然有备而来。一开始就谈三十年代上海，说冯达被捕后几小时之内就叛变自首，带着特务去捉丁玲，“其目的是为了要从雪峰同志手里夺回丁玲。因为这时候雪峰同志和丁玲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许广平8月4日发言只是说丁冯“要好”，夏衍则径指两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在政治斗争中以此类话题做文章，也是一种颇能令对手颜面扫地的“战法”。丁玲1957年初写的检查材料中，也曾“揭露”过周扬解放初有“男女关系”问题。

接着，夏衍重申了1955年9月1日他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发言，说丁冯思想与胡风思想没有根本区别，然后追究雪峰的“历史问题”。说1936年冯从瓦窑堡到上海，“中央是要他来和周扬和我接上关系的”，但不找我们先找鲁迅，之后，“你一直不找渴望着和党接上关系的党组织，而去找了胡风，不听一听周扬和其他党员的意见，就授意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引起了所谓两个口号的论争”。又责问冯：“你可以找胡风，甚至可以找章乃器，为什么不找我们？”说章见了雪峰后，标榜自己跟“陕北来人”接上了关系，扬言“今后你们不要来找我，‘陕北来人说上海没有共产党组织”。冯还跟文化界一些外围人士打招呼说，“周扬、沈端先（夏衍）等假如来找你，‘轻则不理，重则扭送捕房”。夏还援引据说是已过世的钱亦石透露给周扬的一个情况，称“雪峰在外面说，夏衍是蓝衣社，周扬是法西斯”，继而怒斥：“这不是陷害，还是什么？”

随后，夏又对冯发出了连珠炮般的质问：你介绍和批准胡风入党，还把他引进了党的工作委员会，“你和胡风是怎样一种关系？”“（你）在上海既不参加当地党的工作，又不回解放区；中央打电报给博古同志，叫你立即回延安，你拒绝了，寄居在许广平先生的三楼上，郁郁寡欢，常常终日不语。抗战的炮声为什么不使你感到兴奋，反而感到忧郁，这是什么缘故？”又提到了几件事：一是雪峰离开上饶集中营刚到重庆时，由老舍、姚蓬子和韩侍桁“担保”的事情；二是跟在王芃生领导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的冯达见过面。扯出了“叛徒”、“特务”，立场感情问题也就都提出来了。

夏衍发言立刻产生了爆炸性效果，郭小川“极感惊心动魄”。马上有人高喊：“冯雪峰站起来！”又有人喊：“丁玲站起来！”于是“站起来！快站起来！”的叫喊声，震撼了会场。雪峰垂首恭立，啜泣无言；丁玲站着哽咽，泪如泉涌。

当夏说到冯“用鲁迅的名义，写下了这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笔者按：指‘答徐懋庸信），究竟是何居心”时，许广平突然站了起来，指着雪峰大声斥责：“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冯脸色惨青，呆然木立，手一直在发抖。丁玲也不再呜咽，默默听着。会场突然变得鸦雀无声。

夏衍发言中间，主席台上的周扬一度站起来，指责当年雪峰代鲁迅起草《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对他和夏衍等人的“政治陷害”。他认为将左翼内部争论公开发表，等于“公开向敌人告密”。

听了夏的发言，邵荃麟说：“二十年来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必须重新写过了。”冯的老朋友、老部下楼适夷竟也信以为真，忽然大放悲声。夏发言后回到座位上，旁边的楼适夷对他说：“冯雪峰原来是这样一大坏人，我可看错了人。”夏说：“你读过历史没有，历史上有多少大奸呀！”此时邵荃麟点名要楼上台发言。他泪水未干就走上去，泣不成声地诉说雪峰如何用假象欺骗自己。会场里火药味更浓了，很多人纷纷站起来，七嘴八舌地怒斥冯雪峰。

会议大获全胜，周扬很满意。林默涵也赞赏夏的发言，晚上见到郭小川，说“夏衍这样的人，政治上不强，这次发言可真不错”。与会的中宣部文艺处工作人员黎之后来说：夏的发言以“大量篇幅纠缠人事关系”，“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篇‘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泄私愤的长篇牢骚”。而从当时的效果来看，夏衍“爆炸性”发言，无疑有力引领了“斗争大方向”，给了雪峰致命一击。

晚上，雪峰打电话要求见周扬。见面后周说：“今天会场的激动情况，我也没有预料到。”又特意强调夏的发言“事前没有商量”，他昨晚打电话来说要提，“我同意他提”。雪峰问：“我的问题究竟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周答：“什么问题都让大家揭发嘛，批一批，对你也有好处。”雪峰又问：“有些事实，我可不可以申辩？”周答：“可以，你可以在会议上发言。”他觉得周说话态度很平和，与白天在会场上不同；谈完，雪峰沉重而茫然地走了。

组织者决定一鼓作气，乘胜推进，扩大战果，一举拿下一向倔强执拗、有浙东人的硬气的雪峰。

第二天上午，在文联大楼召开参加党组扩大会的各单位负责人联席会。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和郭小川悉数出席，邵做总结，决定“继续打开局面”，又具体安排曾是左联成员的陈荒煤、沙汀和周立波，以及何其芳发言。下午楼下开会斗争萧乾，楼上陈、沙和周在做着准备。

为给批冯提供更具杀伤力的弹药，晚上9时，郭小川还去拜访了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中共地下党特科系统工作的王学文，了解雪峰与左联的关系。郭在日记中写了这么一句：“他对雪峰印象极其不好。”午夜，电闪雷鸣，风雨大作，把服了安眠药后睡下的郭小川惊醒了。

第二天下午，郑振铎、李伯钊讲话后，有人要求主席团命雪峰交代问题。冯只得上台，讲述若干事实经过，但否认夏关于自己说周、夏是蓝衣社特务、法西斯，以及摧毁上海地下党等一些与事实不符的指控。据说，他的发言是在周扬指定邵荃麟的“帮助”下准备的，以关键当事人的身份，按照周扬定的调子，为“两个口号”论争、“四条汉子”等历史问题重新“定性”。然而，冯的陈述仍不能使众人满意，被认为“讲得很空洞”，为自己辩解，没讲完即被粗暴打断，硬给轰下了台。

8月16日下午第十八次会议，先后发言批冯的有张天翼、袁水拍、陈荒煤和何其芳。陈荒煤申明其发言是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来揭发冯在上海如何以“钦差大臣”的姿态出现，“打击”、“分裂”、“破坏”上海地下党的活动。他还揭发了一件事，说胡乔木到边区去的时候，冯派李凡夫一路监视。

何其芳在发言中说夏的揭发使他“很激动，很愤慨”，接着给冯扣了“反党分子”和“个人野心家”的大帽子。说1945、1946年时，曾有地下党员告诉他“雪峰是胡风派”。又指出当时在党召开的座谈会上，胡风发言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提法，冯后来就以“画室”的笔名写了《题外的话》公开响应，讥笑“政治性”、“艺术性”的说法经不起“一连反问三次”；冯还写了《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更极力为胡风的反动文艺理论辩护”。何又批判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以及“一些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宣扬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以及其他某些使人吃惊的反动思想”，所列举的几篇文章中，就有1954年12月31日毛泽东批给刘、周等中央领导人阅读的《火狱》。何最后断言冯“有很大的权力欲望”，从陕北到上海时“把个人驾乎党之上”，“以钦差大臣自居”。

8月17日上午，郭小川和周立波、沙汀又一起去找王学文。王跟他们谈了冯雪峰“确实说胡风是党员，而又决定停止左联的党员活动”的情况。回到文联大楼，周扬立即召集邵、林、刘、郭开会，商议下午会议的开法。林默涵认为问题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党组负责人中应当有人出来讲话。他建议由郭小川发言，说他有“分析能力”，因为8月4日郭批判丁玲的发言给他留下很深印象。郭表示不愿意讲，说自己来作协后主要做事务性工作，并不了解雪峰。周扬和刘白羽都赞成他讲；郭推辞不掉，只好应承下来，但提出“讲什么”。林默涵出主意说：可看看胡风的“供词”，讲讲冯胡关系。还说“供词”他家就有。郭又提出光讲这个问题是不够的，林说：“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一下嘛。”

晚上8点，郭小川到家即开始看材料。第二天星期日，6点多起床接着看，下午去林那儿取来胡风“供词”继续看。19号上午上班后，几位组织者又磋商了下一步行动。午后、晚间郭一直在准备发言，午夜12时才睡。20日下午两点会议开始，郭仍一个人在楼上做准备。等他下楼走进会场时已近4点，周立波、艾青和王蒙都已讲完，陈涌正在发言。

此前周立波的发言，主要引证他和沙汀、郭小川从王学文那里了解来的一些材料，判定雪峰1936年到上海后非调走周扬、挑起两个口号论争，决定停止党团活动等做法，对上海党组织“文委临委”造成了五次打击，就此问冯：“你为什么要假借中央的名义，来打击党的地下的组织？你欺骗了中央，打击了当时地下党的一百多个同志，你怀的是什么样的黑色的心肠？”还问道：“当年在上海大闹天宫以后，为什么又要逃跑呢？”

袁水拍发言后，经过充分准备的郭小川终于披挂上阵。他先给雪峰接触的人列了一个表，有胡风、姚蓬子、韩侍桁、冯达、黎烈文、孟十还、彭柏山、刘雪苇、吴奚如、潘汉年、萧军、尹庚、丁玲、陈企霞、顾学颉、舒芜、张友鸾，有的是反革命分子、特务，有的是右派分子、反党分子，有的是叛徒，有的是政治面目不清、思想反动的人。结论是：“雪峰所接近、所信任的人中间到底能找出几个好人来呢？”接着又谈冯和胡风及丁陈的关系，说“两个口号”论争、鲁迅“答徐懋庸”信，都“是冯胡的共谋”，“十分残忍地打击了上海党组织”，“分裂了文艺界，也分裂了党”。还说“雪峰还要把周扬送出去留学，送到延安，而后又假借中央的命令，停止了党团活动，这两方面双管齐下，必欲置上海党组织于死地而后快”。胡风和雪峰“一个反革命分子，一个个人主义野心家”，“在上海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结成了反党联盟”。最后说：“中国文艺界的两大反动集团，雪峰都沾了边。”

郭语速特快，雄辩滔滔，讲了一小时有余。林默涵认为“还好”。似乎可以鸣金收兵了，但周扬却始终未表态。

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以《文艺界反党分子冯雪峰是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为题的报道，是郭小川起草的，发表前经过周扬、林默涵阅改。8月24日在周扬家里开会，几位组织者商议过这个报道。周扬甚至认为，应把有关左联时期的一段话删去，意谓“这个问题，要中央讲话，我们不要讲”。或许他有些心虚，因为批判者所言不合史实之处太多，为三十年代问题“翻案”的时机恐未成熟。

8月23日第二十次会议，雪峰照常与会，准备继续承受批判。没想到会议已将炮口转向了萧三、李又然、艾青，以及罗烽、白朗等人。其后几次会议他被告知无须参加，在家里写检查。

9月4日第二十五次会议，是作协党组最后一次批冯会，雪峰再次做了检讨，提法、口径是合乎组织者要求的，无非是“宗派主义”，“狂妄自大”，“怀疑周扬”，“对上海党组织加以打击”，“反党”。“雪峰的检讨似乎是有些进步”，郭小川在日记里如是记录。

面对衮衮诸公的无情批斗，雪峰如同走入了“无物之阵”（鲁迅语）。孤立无助，连为自己“辩诬”的权利也被剥夺。最终以罗织锻炼的莫须有罪名，戴上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荆冠，丢掉了他格外珍视的党籍，撤销人文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所有职务。

9月16日，周扬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做了《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的总结性讲话，午前开讲，直到午后两点，用了三个多小时。第二天上午8点40又接着讲，10点多讲完。这个讲话稿，周先拟好一个提纲，9月11日下午与林、邵、刘、郭、张等会商一次。后据毛泽东意见做过修改，又于11月20日再呈毛审阅。毛修改后，24日批示周扬，让他阅后即送胡乔木转邓小平，并指示“作一二次认真的讨论”，“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后发表”。毛还强调：“这是一件大事，不应等闲视之。”周扬及其他文艺界头面人物讨论并再度修改后，又送毛审阅。

消息传到人文社，有人困惑不解，有人失声痛哭，有人为之震惊、深感不平。也已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副总编辑聂绀弩说：“既然冯雪峰是‘右派，我自然也是‘右派，我是‘雪峰派嘛。不过，我不是资产阶级右派，而是无产阶级右派。雪峰愿意去北大荒接受改造，我也去。雪峰走到哪里，我跟他到哪里。”

雪峰被责令在家继续写检查，但他当然想不通，于是一次次去找邵荃麟。邵对他说：“你要想留在党内，就必须出来澄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引起的问题，承担自己的责任。”他苦苦地思虑了好多天，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啊！

他又找到邵，倾诉内心痛苦。邵说：“先留在党内，再慢慢地解决，被开除了就更难办了。”万般无奈之下，冯只得委曲求全地同意了。按照其旨意，他起草了人文社五十年代版《鲁迅全集》的有关注释：“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

为了留在党内而违心所做的这件事，让雪峰抱恨终生。之后好多天，他极度痛苦，整夜失眠，胃疼得特别厉害。他满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保留党籍了，然而承诺并未兑现，他被狠狠地耍了一回、涮了一把。

牛汉多次看见雪峰一个人在办公室暗自啜泣。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甚至想去颐和园投昆明湖。但一想到几个孩子还小，妻子又没有独立谋生的条件，觉得再痛苦也要撑下去，活到彻底洗净泼到自己身上这些污水的那一天。

上边决定，对雪峰的斗争主要在作家协会进行，人文社“则配合作战”。8月12日，文化部一个副部长到人文社做动员报告，宣布并号召对冯进行斗争。

8月13日至9月5日，人文社先后召开七次全社大会，集中批判冯雪峰的“反党言行”。雪峰出席了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批判会，“听取群众意见”。王任叔传达了夏衍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发言后，原来认为雪峰为人正直、“傲上谦下”、“作风朴素”，因而尊敬他、景仰他，甚至崇拜他的人，对其看法也有所改变，想不通的渐渐想通了，持怀疑态度的人减少了。而那些在会上揭发批判他的人，无非是抓住一些片言只语上纲上线，表示与其划清界限。当然，仍有人感到不解，暗暗同情他，对他“反党”，不无惋惜、痛心。

人文社党支部开会，支部书记宣读了把冯雪峰定为“右派分子”并开除党籍的决议，之后举手表决，自然是“一致通过”。雪峰也举了手，面色铁青。有人忍不住流下了泪水。雪峰的脸越发铁青了。会议快结束时，他开口道：“支部书记同志，决议上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服从决议。我希望，今后有一天，事实证明是这样，我再回到党内来。”

一份油印材料《右派分子冯雪峰在整风中的反动言行》写道：“冯雪峰三十年来一贯对党的领导不满……正如他自己所说‘得意时在党之上，不得意时在党之外。”

毛亲笔改过的周扬总结讲话，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发表于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此文有关部分，对雪峰做出了最具权威性的、完全彻底的思想批判和政治结论，说中国的右派分子利用党的整风运动，煽动一次反对社会主义的所谓“新的五四运动”，“冯雪峰的情绪也从来没有这样兴奋，他说‘洪水冲到了大门口。他鼓动一切对党、对人民政权心怀不满的分子‘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用‘狂风暴雨式的‘大民主来反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了右派的‘靠山”。

报刊上持续不断发表批冯文章，他已然变成了“革命”对象，成了“另类”，在人文社做了一个普通编辑。1959年1月被安排到了社内新组建的“编译所”工作。虽然1961年摘去了右派分子帽子，但他多次请求恢复党籍，直到死都未能如愿。

1965年去河南安阳参加“四清”，只能使用“冯诚之”的化名。他本打算写红军长征题材长篇小说《卢代之死》和一部太平天国的小说，但作协领导人觉得他摘帽右派的政治身份，不宜写伟大的长征，只批准他写太平天国的小说。雪峰伤心欲绝，把已写好的几十万字初稿付之一炬。而写太平天国兴衰的小说《小天堂》，最终也胎死腹中。

“文革”中，年逾花甲的雪峰，先被关进“牛棚”，后与人文社员工一起，发配到古称“云梦泽”的湖北咸宁向阳湖畔劳动改造。种过菜，挑过粪，挖过渠，锄过草，插过秧，清扫过厕所，放过鸭子。什么活儿都干得一丝不苟、认认真真，比年轻人还卖力气，从未流露过难受和委屈。当权时，没有颐指气使、高人一等的派头；撤职后，也没有怨气冲天或自贱自卑的可怜相。他还是依然故我，不卑不亢，谦和谨重。

“岁寒知松柏之后凋。”二三十年后，很多人都还记得，在向阳湖那几年，雪峰沉想默思，寡言少语。工余时间除了看书，常坐在一棵大枫树下，静静地深思。苍苍白发略显蓬乱，紧蹙的眉毛也染上了风霜，一双深邃的眼睛凝望着迷蒙的远方。

“文革”初在“牛棚”里，他就和牛汉谈过，毛泽东在延安对鲁迅的高调肯定，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思想精神认同，而是一种出于政治需要的利用。当初，雪峰是怀抱着纯洁的道德信念和崇高的政治信仰，加入共产党并汇入革命洪流之中的。然而，他却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不断受挫，他的纯洁信念和崇高信仰一再遭到亵渎；“文革”后，又亲历了更严酷、更荒谬、更惨烈的现实，他内心深处除了痛苦、困惑，不可能不产生怀疑和反省。

然而，他不愿彻底质疑那些本该受到质疑的东西，那样可能会指向对他最初的政治信仰的否弃；而止步于此，又不可避免地与他的道德信念发生冲突。恐怕，这才是他晚年最大的矛盾、纠葛和痛苦，才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心灵悲剧。

但雪峰的魂灵仍然醒着、活着，没有颓靡，没有朽腐；他的精神依然矗立着，没有颓然倒下。他至死还是那个来自古属越国的义乌的年轻诗人冯福春。他一生都是一个高洁的诗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与诡秘的翻云覆雨的“政治”，尤其是“不断革命”的“翻烙饼”式的政治，距离甚远。

他就像一只受伤的豹子，默默走进密林深处，舔舐着伤口里流出的鲜血，孤独地承受着苦痛和哀伤。

1976年1月30日上午，长期处于痛苦的煎熬和孤寂的折磨中的雪峰，终因肺癌晚期不治，饮恨与世长辞。

聂绀弩闻讯后，写下了《挽雪峰》诗二首，其中有云：“狂热浩歌中中寒，复于天上见深渊。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在1979年11月17日补开的追悼会上，诗人萧三送了一副挽联：“尊崇一个忠诚正直的人，鄙视所有阴险毒辣的鬼。”

丁玲得知雪峰的死信，老泪纵横。后来，见到左联时的老朋友楼适夷，两个人聊起了雪峰。聊着，聊着，丁玲忽然问道：“雪峰这家伙，为什么要死呢？”

2005年5月22日写于北窗下

2010年5月14日二稿

2013年5月30日再改

责任编辑孔令燕

分类：往事·166人物 作者：王培元 期刊：《当代》2013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