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族网 首页 排行 分类 书单 专题 用户中心 原创专区
故事族网 > 当代 > 当代2014年1期 > 〖往事·166记忆〗我将狂笑我将哭

〖往事·166记忆〗我将狂笑我将哭

分类:当代 更新时间:2023-02-15 21:15:42

王培元,男,生于山东青岛,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1949年6月,时任香港《文汇报》主笔的聂绀弩,和楼适夷一道自港进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会议结束时来了通知,让他们俩第二天上午8点,到北京饭店某房间去,一位中央首长要召见他们。

中央首长召见,弄得楼适夷好不紧张,还不到点,就起床做准备。之后,又一次次上聂绀弩的房间去,看他醒了没有。眼看召见的时间快到了,聂绀弩仍在酣睡。急得楼适夷只好掀开他的被窝,硬拉他起床。

聂绀弩睁开眼,有点不快地嘟囔着:“要去,你就去,我还得睡觉呢!”

楼适夷说:“不是约好8点吗?”

他却道:“我不管那一套,你一个人先去吧。”

楼适夷只好一个人去见中央首长,还再三为聂绀弩做解释,说他过一会儿就到。首长和楼适夷谈的是给他分配工作的事。大约一个小时,他的工作就安排完了。起身告辞时,仍然不见聂绀弩的踪影。

刚刚受命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延揽人才。他想到了远在香港的聂绀弩,就和楼适夷谈起此事,说:

“绀弩这个人桀骜不驯,人家嫌他吊儿郎当,谁也不要,我要!”

1951年3月,冯雪峰把聂绀弩从香港《文汇报》调进了新成立的人文社,安排他担任副总编辑,兼二编室(即今古代文学编辑室)主任。

“我是个失学的小学生,侥幸到莫斯科走了一趟……又侥幸到过日本……更侥幸在文坛混了几十年,混了个空头文学家。”这是聂绀弩致友人信中的话。他1903年1月28日出生于湖北京山,念过两年私塾,后上小学,毕业就辍学了。

他十七岁离开家乡,开始在社会上闯荡。到马来西亚当过小学教员,到缅甸做过报纸编辑,进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国民革命军的“东征”,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干事和中央通讯社副主任,编过《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左联”杂志《海燕》,以及很有影响的杂文刊物《野草》,去过延安,到过新四军中,做过香港《文汇报》主笔。在中国现代文学家当中,像他这样阅历丰富的人,恐怕是少有的。

他写一手好文章,是个很出色的杂文家。舒芜说他的杂文,写得“汪洋恣肆”。夏衍甚至认为,他是“鲁迅以后杂文写得最好的”。他的杂文,思路开阔,不拘一格,纵意挥洒,涉笔成趣,点石成金,笔墨多姿多彩。四十年代写于桂林的《韩康的药店》《兔先生的发言》《论申公豹》等作品,都是在大后方的读者中曾传诵一时的名文。

聂绀弩进入人文社之后,这个初创期的国家文学出版社,在中国古典文学图书的编辑出版方面,便有了一个很称职的核心人物。在他的周围,聚集起了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像舒芜、陈迩冬、顾学颉、王利器等,本来就是在大学中文系教古典文学的教授。而且,由于有了他,古典文学编辑室才“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气氛”(舒芜语)。

而这特殊气氛的形成,与聂绀弩的领导方式和工作作风有很大关系。浑身文人气味的聂绀弩,在人文社上任后,领导作风民主,毫无“官架子”,与部下的关系和谐融洽,和二编室的人“相处得就像朋友似的,根本不讲上下级那一套”。他主持的二编室,自然而然有了一种自由宽松的工作氛围。冯雪峰私下里表示,聂绀弩“出乎意外地能做组织工作”。

一天早晨,要去上级机关听报告,都快出发了,聂绀弩依然高卧不起。楼适夷冲进去,拉他起来。他睁开惺忪的睡眼,问:

“谁作报告?”

楼适夷告诉他,是■■。

他一晃脑袋,“他吗?让他听听我的报告还差不多,我去听他?还不是那一套!”说完,继续睡他的大觉。

早在1938年9月,周恩来介绍他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时,他就因经常夜里在油灯下看书、备课、编稿、写作,早晨起得迟,不能按时出早操,引起副军长项英的不满,说他“吊儿郎当,有文化人的臭习气”,还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过他。

周恩来说聂绀弩是“大自由主义者”。夏衍说他是“彻底的自由主义”。他则自认为是“民主个人主义”。

惊世骇俗的聂绀弩,以及由他这类人物造成的独特的精神氛围、人文环境,或许是那时人文社最具魅力之处吧。在他主持下,二编室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了起来。1953年,为配合世界和平理事会建议的世界名人纪念活动,编辑出版了线装本《楚辞集注》。1954年,编辑整理了《琵琶记》,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副牌出版。

从1953年起,陆续编辑出版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等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新校注本。在出版史上,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加注解,是由此开始的。这一开创性的尝试,引起了社会很大关注。《水浒传》出版后,《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短评,表示祝贺。聂绀弩应邀到京、津、沪、宁、杭等地,作《〈水浒〉是一部怎样的小说?》的学术报告,达五十多场。

顾学颉认为,聂绀弩所主持的人文社二编室的工作,“奠定了解放后中国古典文学出版事业的基础”。

那时,东四头条胡同4号文化部东院,有五幢两层小楼,前边三幢是人文社的办公地。第三幢小楼一层一个较大的房间,既是聂绀弩的卧室,又是他的办公室、接待室,还是他的餐厅和游艺室。“屋里除了床、桌椅、书柜之外,到处都堆放着书籍、报刊、稿件等,烟缸里堆满了半截烟头,桌上放着没来得及拿走的碗筷盘碟之类,有时还摆着一盘未下完的残棋。”(顾学颉回忆)

习惯于夜里看稿、写作的聂绀弩,太阳已经很高了,往往仍未起床。别人都已上班多时,甚至有时都快中午了,才见他穿着一袭睡衣,趿拉着拖鞋,立在廊下,满嘴白沫,慢慢悠悠地刷牙漱口。然后,又趿拉着拖鞋,衣冠不整地踱进编辑室。别的房间的人,都闻声而至。

他和大家一起东拉西扯,聊了起来,也讲笑话,也说工作,国家大事,马路新闻,天南地北,海阔天空,谈笑风生,无所不及。据舒芜回忆,聂绀弩“往往正事交代完了还坐在那里,一聊就好长时间,什么都聊,思想也交流了,工作问题也解决了”。

1954年4月,王任叔调入人文社,担任党委书记兼副社长、副总编辑。由于冯雪峰另外还担任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党组织关系并不在出版社,所以王任叔到任后,即开始抓全面工作。上任伊始,他即以为,人文社“百废待举”,所以想加以“改进”。而聂绀弩对他的初步印象是:“有点摆架子,居高临下”。

在二编室工作问题上,他们两人的意见、做法,果然相左。王撰写了一篇谈如何整理古典文学作品的文章,要印了拿出去散发;聂看到了,觉得写得并不怎么高明,却又不知如何说,只好送给冯雪峰,请他再看看。冯阅后,大概也觉得不怎么好,但也不好说什么,于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社内打印参考”。

王任叔又以二编室的名义,制订了一个重印文学古籍的选目计划,征求社外专家意见,结果引来不少异议非议,有的意见很不客气。而这个书目并未经过二编室讨论,也没有和主管二编室工作的聂绀弩商量通气。二编室的人向聂反映后,他径去问王任叔是怎么回事。王答,是冯雪峰叫他和聂共管二编室的。而冯又并未和聂说过此事。

对王任叔事先不和他打招呼,就直接插手二编室事务,聂绀弩很不满。于是乎,两个人的直接冲突对抗便由此展开了。

当时,二编室的编辑平常除了发社外的来稿,每个人都承担着古典文学作品的整理工作。对于这种做法,王任叔很不以为然,说是“关门办社,打伙求财”。而聂绀弩的意见是:门,是要大开的,不开,工作做不下去,但二编室的门,应逐步开大。因为,二编室约的社外专家的稿子,出现过有的不能按时交稿,影响了出版计划,有的又不合乎要求,没法采用的情况。

王任叔则主张打开门,工作都请社外专家来做。他甚至还在大会上说:我们是浅薄无聊的,专家是如何如何的。这引起了二编室人的不满情绪,有人还作了打油诗,“进门低三尺,回肠搜计划,叩首敬专家……”云云,大发其牢骚。

聂绀弩责成舒芜起草了一个整理古典文学作品的“注释体例”。王任叔看后,认为繁琐,否定了,说体例不如标准重要。聂则以为,这个体例搞得很细致,标准是思想性的,体例是技术性的;标准问题很复杂,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他并不同意王的看法。

接着,“劳动纪律”问题也出来了。王任叔来社前,人文社上下班并不是很严格。冯雪峰表示过,编辑可以迟到,可以晚来一个小时。1953年4月,三编室(主要负责苏俄文学的翻译和编辑工作)成立后不久,即普遍实行半天编辑、半天翻译的制度。四编室(主要负责英美文学的翻译和编辑工作)也大致如此。1954年初,冯雪峰还对三编室的蒋路明确说:三编室今后可以改变工作方式,除行政人员及助编外,其余的人可回家专门从事翻译工作。

王任叔就任后,特别强调严格遵守劳动纪律,要求准时上下班,甚至有一段时间还搞了签到簿,派人事科的人在大门口察看员工何时进门,核对和察举其与签到簿不符之处。这种做法,激起了更大的不满。

聂绀弩自己不签到不说,还主张稍微迟几分钟,不必计较。又对二编室的老编辑张友鸾说:如真赶不及按时签到,只要工作上质量好,不会对你像小职员那样要求,你也不应斤斤计较。

在社党支部会议上,王任叔指责聂绀弩“抗拒”他,说“二编室聂绀弩能领导,党不能领导”。

对王的做法和指责,聂极反感。在另一次会上,王任叔又说聂绀弩“很难搞”,没来之前,就在出版总署听说聂“很难搞”。聂绀弩得知后,更加气愤了。

1954年冯雪峰由于《红楼梦》研究问题遭到批判,被迫在全国文联大会上做了检讨,报纸上也发表了他的检讨文章。而到人文社年终总结之前,王任叔竟专门让冯雪峰到社里,参加支部会,就此事再做检讨。聂绀弩以为,这是王任叔在搞“逼宫”,想自己当社长。他与王任叔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于是乎愈演愈烈了。

1955年7月,“肃反运动”开始,正在江西出差的聂绀弩,被紧急召回北京,秘密关在社外的一个什么地方,“隔离审查”几个月之久。由于介绍他参加“左联”的胡风已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介绍他入党的吴奚如已被定为“叛徒”,加上他个人复杂的历史经历和社会关系等原因,他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

肃反运动结束后的“思想建设阶段”,又突然冒出来一个聂绀弩在二编室搞“独立王国”的罪案。二编室的人都要检讨“拥护反革命分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其中特别点到舒芜和张友鸾两个人,说他们俩是聂绀弩“独立王国”的“左丞右相”。

在武汉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聂绀弩全集》第10卷中,有聂绀弩1955年5月到1957年底写的各种检查交代材料,计三十六份之多。其中多处文字涉及所谓“独立王国”问题,有一份题目即《王国与政策》。在一份检讨中聂绀弩写道:“独立王国的有无,是以我是否肃反对象为转移的。”又说:“独立王国这名词,最初是张友鸾在我成为肃反对象后提出的。”

张友鸾原为新闻界著名报人,南京“三张”之一(另“二张”为张恨水、张慧剑)。1952年下半年,聂绀弩到南京作关于《水浒传》的学术报告,张友鸾也去听了。当时他正受到批判,起因是他写了一部配合“三反”运动的章回小说《神龛记》,由港迁沪的大光明影片公司,把它拍成了电影,尚未上映,首都的报刊就发表了文章《一部明目张胆为反动资产阶级辩护的小说》等,批判《神龛记》“美化资产阶级”,一下子使他在南京的处境变得很艰难。

他见到聂绀弩,谈到以上种种,就动了离宁北上,到人文社做编辑,参加整理中国古典小说工作的念头。两位老友一谈即合,聂绀弩立即报告雪峰同意,很快就把张友鸾调进了人文社二编室。

不久,张友鸾即担任了小说戏曲组组长,成了二编室的业务骨干。在二编室,绀弩与他和诗歌散文组组长舒芜比较接近,有事总是找他们俩商量。

肃反运动中,聂绀弩一下子被“揪”了出来,成了“胡风分子”、“反革命分子”,运动结束后又迟迟未作结论。但二编室的人却都要检讨“拥护反革命分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尤其是舒芜和张友鸾,更得带头检举揭发聂绀弩。

王任叔单独找张友鸾谈话,说是审干调查发现,抗战时期在重庆,他曾经领过国民党“军统”的津贴。所以,他既要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又必须“揭发”聂绀弩在二编室的“罪错”。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张友鸾不得不按照罪案制造者的意图,进行违心的“检查”和“揭发”。

在1955年7月写的一份检查中,他被迫交代了所谓“和这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往来”的问题,也检讨了自己“爱发牢骚”:“常是发在某一些制度问题上。……例如说,我怕上班,过去一段长时期不遵守劳动纪律,我就说签到制度不好之类。”还揭发聂绀弩“有‘胡风黑帮型的昂首天外的性格。在党内看不起一切同志,在社外看不起一切专家,在社内看不起一切干部”。“聂是最爱发牢骚的,骂这个,骂那个。听的人往往‘游夏不敢赞一辞”。

在另一份思想检查和自我批判中,他又交代:“两三年来,在社内,我做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丧失了对反革命分子的警惕性……以致被反革命分子聂绀弩钻了空子。他用吃吃喝喝的方法来和我结成好朋友,因而利用我协助他在二编室建立独立王国,企图达到他的反党活动的目的。”他还写道:“从社内二编室建为独立王国的情况看来,其中实在包含有反党、反领导、破坏组织制度、破坏劳动纪律这一系列的内容。”

所谓“独立王国”问题,就这样言之凿凿地提了出来,并上升到了“反党”的吓人高度。那么,“反党、反领导、破坏组织制度、破坏劳动纪律”,具体所指到底是什么呢?

先看“反党、反领导”:“任叔同志初来社的时候,参加二编室的会议,会后和我谈了几句寒暄的话,聂就说我扒上高枝儿了。……他时常把党内消息告诉我听,我也时常把群众意见反映给他。……这个王国是现有的国王和臣民的,君不负臣,臣亦不负君。……有了这样坚强的王国基础,聂才敢于进行他的破坏活动。他说某领导有农民保守作风,某领导低能;我也就跟着他这样说。尤其是对于任叔同志,他进行过许多诬蔑,我也常信以为真。在某一些工作上或制度上,二编室同志们提出的意见,聂总是说,是由于任叔同志的反对因而不能实现。……这段时间,我们小广播、发牢骚,可以说没有一次不说到任叔同志的。”

再看“破坏组织制度、破坏劳动纪律”:“最明显的是表现在上下班签到制度上面。对于这一制度,早先,我主观地认为,编辑工作既是脑力劳动,又是集体劳动中的个体劳动,只要能增加生产,何必一定讲究上班下班。记得王任叔同志曾和苏联出版社负责同志问过,苏联出版社是没有不上班的编辑。我还是想,可能苏联出版社的编辑室设备比我们不同哩。——我只是抗拒这一制度。起初,我也还晓得,建议尽管建议,在建议未被采纳之前,总还要遵守原有的制度。但是,连这一原则后来我也不理了。因为聂说过,‘在家里工作,只要我知道就行了。于是上班下班,任意而行。某次,人事科检查签到实际情况,我就大生其气。我说,社内出入有三座门,不应只查一座门。”

被隔离审查的聂绀弩在检查和交代中,也提及他犯有“对劳动纪律不重视”、“不尊重领导意见”、“对被领导的放任自流”,以及“生活散漫”、“吃吃喝喝”等“许多错误”,并说自己“用这种方法来博得二编室部分人对我个人的不正常‘拥护,同时也就造成对社的不满情绪,而形成一种独立王国的状态”。

对所谓“独立王国”之罪名,他终于不得不违心承认:“尽管我主观上不愿做这领导工作,恨不能早就解除这一职务,毫无当小领袖、要谁拥护我之意,客观上却可以说是搞小圈子或独立王国,即所谓分散主义。”

就这样,他越写检查和交代,“越觉得自己像个由国民党或简直由特务机关派来的”,“越写越恐怖”,写来写去,甚至产生了一种“大虚无”、“大恐怖”。他写了《反省时作》诗六首,第二首云:“只道生虚五十载,谁知咎犯百千桩。伸长八尺灵官殿,大喝一声白虎堂。天若有头砍当怕,地虽无底揭也慌。何人万缕青丝发,不为昭关一夜霜。”

结果,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的聂绀弩,直到1957年2月才做出结论和处理意见。而结论里却又根本未提所谓“独立王国”问题,只说他“长期以来,在政治上摇摇晃晃,思想上极端自由主义,生活上吊儿郎当,对组织纪律极端漠视,毫无原则和立场,以致在政治上敌我不分……”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撤销人文社副总编辑职务。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来临了,上述问题再度被揪住不放,他又被列为人文社“右派骨干分子”,被看作是“二编室右派小集团进攻肃反的旗帜”。舒芜、张友鸾、李易和顾学颉,则被打成了二编室的“右派小集团”。在人文社员工大会上,王任叔公开点了聂绀弩的名。

舒、张、李、顾四人都被迫各自承认了“独立王国”的问题。连绀弩本人也不得不说,“我在二编室的情况……大可以说是独立王国”。在一份《思想检查》里,张友鸾写道:“二编室里小集团,有前后两期。前期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到五五年肃反运动时崩溃。……这个时期我在五五年肃反运动时加以揭发,这就是聂绀弩时代的‘独立王国。后期是肃反运动以后,逐渐形成,于整风期间才暴露出它的面目。在前期,舒芜和我,是王国的左丞右相;在后期,舒芜是小集团的主体,我却以‘前朝元老重臣的身份,承担着顾问、参谋这一类的职务。后期完全继承着前期的传统。……在精神实质上,前后期却没有丝毫分别的。那就是说:反党、反社会主义,是这个小集团从来不变的一致的目标。”

然而,在人文社整风领导小组1958年1月11日《对右派分子聂绀弩的处理意见》,以及1958年1月25日《对反革命分子张友鸾的处理意见》中,所列“主要反动言行”并无一条一款涉及所谓“独立王国”之罪。

聂绀弩的“主要反动言行”是:在整风中两次帮周颖修改发言稿,“攻击、污蔑党的肃反政策”;同张友鸾、金满成等右派分子时有来往,“向他们煽风点火”;还说“胡风不逮捕也可以打垮”;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仍继续攻击党:“磕头求人家提意见,提了又说反党、反社会主义……这近乎骗人,人家不讲一定要讲,讲了又大整。”

这个“处理意见”还写道,聂绀弩“一贯不老实,开始完全否认其反党言行,直至其他右派分子交代后才被迫承认,但至今尚在抵赖,诡辩,拒不签字,毫无悔改诚意”。

某日,人文社开会批判右派分子。等聂绀弩到进门时,人都到齐了,坐了满满一屋子。他走入会场,一看,“分子”们灰头土脸地挤在一起,被称为人文社右派分子“青天”的冯雪峰,也坐在其中,他的身边,正好还有个空儿。

于是,他不紧不慢地踱过去,抬起手,指了指:“噢,这个位置是我的。”说罢,在冯雪峰旁边坦然坐了下来。

又一日,社内开会批判右派分子。与会者除了冯雪峰,大都是二编室人员。主持会议的王任叔先讲了一通大道理,即把话题转到了聂绀弩身上。他说完后,聂绀弩不疾不徐、有板有眼地说:

“咳!可惜!这么好的道理,这么深刻的马列主义,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要是早些听到,不就好了?就不至现在当了右派?”

几句半真半假、半是正经半是玩笑的话,以诙谐而尖刻的语调道出,众人听罢,皆暗自发笑。主持人亦无可奈何,只有徒生闷气而已。

在另一次会上,聂绀弩发言说:“我想通了,我的确是右派。别的右派可以推偶然性:哪次不发言就好了,哪张大字报不写就好了。这些我都没有,没有在任何整风会上发言,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发表过一篇杂文,结果还是右派。所以我是本质上的、必然的右派。”

于是,已年过五旬的绀弩,1958年7月被遣送到黑龙江虎林县,到了北大荒密山农垦局850农场4分场劳改垦区,开始了劳动改造生涯。种地,伐木,放牛,牧马,推磨,搓绳,挑水,清厕,他都干过。后来,他回京后的手抄本诗集《北大荒吟草》,成了他和他的“右派”难友们的一部极为珍贵的“劳改诗史”。

“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绻多”,这是写搓草绳;“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这是写挑水;“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这是写推磨;“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稠稀一把瓢”,这是写清厕;“一丘田有几遗穗,五合米需千折腰”,这是写拾穗;“四手一心同一锯,你拉我扯去还来”,这是写锯木;“看我一匡天下土,与君九合塞边泥”,这是写脱坯……平常的日复一日的艰辛劳动,在他的笔下,全都化作了诗,无不新意迭出、诗趣盎然,诙谐而又风趣。

《柬周婆》诗,是写给夫人周颖的,是以诗代信的形式,向她报告自己劳改生活的诸般景况:

龙江打水虎林樵,龙虎风云一担挑。

邈矣双飞梁上燕,苍然一树雪中蕉。

大风背草穿荒径,细雨推车上小桥。

老始风流君莫笑,好诗端在夕阳锹。

劳动的苦辛,被赋予了诗意;他的“苍然”和“风流”,也刻绘得神态毕现。

冬天,绀弩烧炕,不慎失火,以“反革命纵火罪”被捕,关进虎林监狱,久拖不审。消息传到北京,夏衍找到周恩来,说:“绀弩这人,不听话,胡说些话,都有可能,但放火是绝对不可能的。”

周颖亲往虎林监狱探视,促成了审讯结案,判刑一年。因关押已经很久,周颖回京后,绀弩即被释放出狱。后来,他特意又为此赋诗《周婆来探后回京》一首:“行李一肩强自挑,日光如水水如刀。请看天上九头鸟,化作田间三脚猫。此后定难窗再铁,何时重以鹊为桥?携将冰雪回京去,老了十年为探牢。”

1960年冬,绀弩结束了流放岁月,返回北京。促成此事的,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执一,以及一直很关心他的夏衍。他们觉得,回人文社不好,到文联去也不好,都是熟人,眼睁睁地看着他,对他不好;就安排他去了全国政协,做了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文史专员。

这是一个闲职。有一天,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和女儿章诒和,在位于北京展览馆的莫斯科餐厅就餐,碰巧遇到聂绀弩,就关切地问起他的工作情况。

聂答曰:“眼下的工作单位好极了!”

李健生问:“好在哪儿?”

聂说道:“我都和孤家寡人(指溥仪——笔者注)在一起了,你说这个单位还不好?”

他这个在北大荒放过牛的“摘帽右派”,自号“牛四倌”;还起了个别号:“散宜生”,取“‘无用(散)终天年(适宜于生存)、‘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苟活偷生的大用)”之意;又号“半壁街人”。他请顾学颉刻了一枚章,是“垂老萧郎”四个字,寄寓着“从此萧郎是路人”的悲慨。

他练书法,临字帖,临摹王羲之《兰亭序》,工楷抄杜甫诗。西直门半壁街家中的墙上,挂满了他书写的字幅。冯雪峰送他的一幅岳飞《满江红》词碑文拓片,高高悬挂在客厅里,两边是前人所书的对联:

“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惟消一局棋。”

他看书,喝酒,找朋友下棋,闲聊,吃馆子,与友人吟诗,赠答酬唱,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以此来打发时光、消磨岁月。生活毫无规律,昼夜不分,有时什么也不干,整天呼呼大睡,有时深夜挑灯伏案,写到东方既白。

他过的,似乎是一种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散淡的日子。在给黄苗子的和诗中,他写道:“枯对半天无鸟事,凑齐四角且桥牌”;“男儿足迹当天下,万里襟期愧不才”;“自摸伸手此头在,未报彼苍涓与埃”……

满腹经纶的绀弩,赋闲在家,毫无用武之地,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胸中的郁积和块垒,心里的酸楚和愤懑,腹内的磥砢不平之气,只能在诗中排遣、倾吐与宣泄出来。

与朋友、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更是无所顾忌,放肆其言,纵意而谈,直抒襟抱——

反右嘛,究竟是我们不对,还是他们不对,这问题非解决不可(敲桌子)。不解决呀,什么革命,什么民主,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逻辑,形式逻辑都讲不通,都要破产!……是他们错了,还是我们错了,这非搞清楚不可,非根本解决不可。一个一个解决,绝对不能解决问题。你就把冯雪峰、我聂某人的党籍恢复了,恢复原来的职位,还让冯雪峰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我当副总编辑,并且赔偿我这几年来的工资,也不能解决问题。

五七年(反右派)是由匈牙利引起,这是真的。妈的解放以来干部贪污腐化从党内起,从领导起,而不是从党外起的,当时整风确实也是希望整党内,开始是这样的,可是有一股力量把它一扭,就对党外搞起来,借口匈牙利,对知识分子搞起来了。而党内,贪污腐化依然存在,并且一天天厉害,领导矢口不认,大跃进做了许多错事,从反右,大跃进,农村政策,到“三面红旗”,全都错了,那怎么办呢,用反修来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到国外去……

要知道今天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封建主义,(我们下面有些情况)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搞封建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手上,书记就可以决定一切,再往上,又是县级省级到中央,这实质上就是皇帝。

现在一切都是命令,都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皇帝的统治,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还是封建社会(的东西没有彻底改变)……

自由,中国人渴望了多少千年自由,但是都过了几千年的封建生活,近几十年得到一些民主,自由空气有些活跃了,哎,又来一个封建!

然而,他这些无所忌惮的言论,自1962年起,全部人不知鬼不觉地递送到公安部门的案头上。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几乎皆随即被记录下来,汇报上去。他的“此后定难窗再铁”的诗句,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天真愿望而已。

他的老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钟敬文,1964年10月奉命出京参加“四清”运动,第二年2月曾回京,和绀弩见过一面,极力劝他烧诗,而且不要再写诗。或许,他自己也感到了日益剑拔弩张的政治气候,不得已之下,悄悄地被迫把诗烧掉了。事后,还特为此赋诗一首云:

自著奇书自始皇,乾坤袖手视诗亡。

诗亡人岂春秋作,身贱吟须釜甑妨。

自嚼吾心成嚼蜡,尽焚年草当焚香。

斗牛光焰知何似,但赏深宵爝火光。

那几年他作的诗,流传颇广。写给别人看的,别人赠诗作了答诗的,或有赠而别人未答的,总共有五十多人,究竟作过多少首诗,并不清楚,而且,除了《北大荒吟草》之外,还做过一个“晒蓝”本诗集《马山集》,分赠亲朋好友。后来的事实表明,他想以烧诗来避祸,以逃避“文字狱”,不过是个徒劳的举动而已。

不久,“文革”的红色恐怖骤然从天而降。

他的书房的斋额上写着:“三红金水之斋”,为黄苗子所书。(“三”指《三国演义》,“红”指《红楼梦》,“金”指《金瓶梅》,“水”指《水浒传》——笔者注)一天,几个“红卫兵”突然闯进了聂家。他们指着“三红金水之斋”,问:这是什么意思?

聂绀弩不慌不忙地作答:“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这是‘三红。‘金指小红书封面上的字。‘水是‘旗手姓的偏旁,因为尊敬,所以不直接写出来。”说得“红卫兵”们哑口无言,可他们还是骄横地喝道:“你是什么人?你也配!”说完,嘁喳咔喳,把这幅字给撕毁了。

1967年1月25日,深夜,他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先后关押于北京功德林、半步桥监狱,山西稷山县看守所。1974年5月8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犯”,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大量书写反动诗词,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右派分子丁玲等人喊冤叫屈”。这一年10月底,转押临汾市山西省第三监狱。

在饱受了近十年之久的铁窗缧绁之苦以后,最终在友人朱静芳、李健生等的援救下,混在一群被特赦释放的国民党战犯里,他于1976年11月2日,回到阔别了十年之久的北京。

1979年9月,聂绀弩受聘担任人文社顾问。这一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给“右派分子”“改正”的文件。他的朋友戴浩拿着这个文件的复印件,兴冲冲来到他家。周颖接过来先看,边读边说:“有了这个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咱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她让绀弩也看看。

他根本不看,还冷笑道:“见到几张纸,就欣喜若狂;等改正的时候,你们该要感激涕零了吧!”

“你们这些没划右派的,可耻!”据说是他的一句名言。

1985年6月8日下午4点,胡风辞世。聂绀弩于两天之内,写就七律一首,哀悼老友。24日《人民日报》刊发时,题为《悼胡风》。诗云:“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

夜阑人静时分,我常常从床头书柜上,拿出聂绀弩的诗集来诵读,每每深折于诗人的逸思奇想、纵意挥洒、遥情远旨、妙语惊人: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何其深刻!

“佶京俅贯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何其犀利!

“丈夫白死花岗石,天下苍生风马牛。”何其沉痛!

“英雄巨像千尊少,皇帝新衣半件多。”何其精辟!

“刀头猎色人寒胆,虎口谈兵鬼耸肩。”何其感慨!

“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何其悲凉!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何其气概!

“天寒岁暮归何处,涌血成诗喷土墙。”何其血性!

“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何其哀愤!

他的旧体诗,自成一格,被称为“聂体”。或以为他的诗是以大白话入诗的十足的打油,或以为他擅用新典、俗典,或以为他长于化丑为美、化腐朽为神奇,或以为他的诗寓庄于谐,或以为他是寄沉痛于悠闲。

顾学颉说他的诗像宋诗,但比宋诗更放得开,摆脱了传统条条框框的束缚,几乎到了随心所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地步;程千帆说他的诗“滑稽亦自伟”;罗孚则认为,他的诗是“严肃的打油”“奇思妙想的打油”,是“沉痛的悠闲”“貌似悠闲的沉痛”。

四十年代在桂林,聂绀弩爱穿一套陈旧的西装。有时候,他也穿黄呢子军装。冬天,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件日本军用大衣,披着,头戴一顶呢子帽,周围垮了边。

走在路上,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身材瘦长,背微驼,眼睛不大,但目光锐利,里边藏着几许狡黠,嘴角又总带有一丝嘲弄的意味,脸上时而露出玩世不恭的神情。

他嗜烟。也嗜酒,时常使酒骂座。好打牌。爱下棋,象棋、围棋都爱下,跳棋也下。早年去日本时,有一次他和周颖的几个女友下跳棋,姑娘们一起七嘴八舌地对付他,结果他输了棋。不料绀弩气急败坏,连棋带盘,全都扣到了人家的头上。

据说,他的围棋棋艺,只是小学生水平而已,但对下围棋,却像吸毒一样上瘾。

1979年5月,北大荒劳改时的难友党沛家,偕全家来看望他。瘦骨嶙峋的绀弩,懒懒地斜靠在床上,慢慢地抽烟,让党沛家自己从地上拿了三册他的油印诗集《三草》,然后夹进去四十元钱,说:

“家里地方小,也做不出好吃的来,你带着妻子、孩子们上饭店去吃上一顿,算是我请他们。”随后又问:

“‘文革的业余时间,你都做些什么?”

“做家务,带孩子,看小说,下围棋。”党沛家回答。

绀弩一跃而起,拉着他,不由分说,就下起围棋来。

他这一生,不知有多少时间,用在了下围棋上。下棋搞得他神魂颠倒。不管时间多晚,他不下赢最后一盘棋,是决不肯罢休的。一天夜里,他去住在东城魏家胡同的朋友金满成家下棋,为了赢最后一盘棋,错过了末班车,他只好从东城,徒步走回西城的西直门半壁街。

他还好美食。以他为核心的人文社二编室同事的“文酒之会”,北京有名的饭店餐馆,如东观音寺街的益康食堂、西单的好好食堂、前门外的全聚德、后门桥的马凯食堂,等等,都吃遍了。谁收到了稿酬,谁就做东请客,已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一次,聂绀弩和张友鸾都收到了稿费,大家就张罗着去马凯食堂吃饭。开始也没说到底谁请客。到了饭馆门口,聂绀弩一边先往里走,一边回头说:

“谁做东,张老吧?”

“那还用问吗?谁第一个进来的?‘先入为主嘛。”一贯妙语连珠的张友鸾,马上脱口而出。

聂绀弩哈哈大笑,无言以对。

四十年代末,有一回在香港的大街上,楼适夷和聂绀弩走了个碰头。绀弩一把拉住楼适夷,进了平时楼适夷不大敢上门的一家外国招牌的高级咖啡厅,要了咖啡和西点。两个人亲亲热热地喝着、吃着、聊着,忽然聂绀弩站了起来,说道:

“好,我走了,你付钱。”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原以为是绀弩请客开洋荤,自己乐不得好好享受一番的楼适夷,只好硬着头皮,把刚从报社领来、准备买米的薪水,几乎倾囊拿出,付了,暗自苦笑着,叹了口气:“绀弩嘛,你有什么办法呢?”

四十多年后,绀弩仍念念不忘当年在桂林老正兴吃过的煎糟鱼和咸菜炒百叶。晚年卧病在床,一个朋友从远方来探望,他寒暄之后,便像往常一样闭目不语。这个朋友告辞的时候,他突然开口道:“带点吃的东西来。”这一回,他想吃的,是南京板鸭和香港的糟白咸鱼。

还有一次,他和张友鸾,去看望在家养病的顾学颉。顾学颉夫人下班回来,想留他们吃晚饭,但一看家里没什么菜,就说出去吃西餐吧,有一家西餐厅,每份不过三元左右。绀弩对她说:

“不用去了,你给我们每人发三块钱好了!”

说者一本正经,一点也不笑;听者却大笑不止。

漫长的监狱生活,严重地戕害了他的身心。《代周婆答》诗有云:“十载寒窗铁屋居,归来举足要人扶。”起初,偶或还能下床走动,后来,每天只能待在一张挨着窗户的床上,背后垫几床棉被,斜倚着,膝盖上放一块木板,手指间夹着一支烟,仍读写不辍。

他的才气纵横、独出机杼的旧体诗,在朋友和读者中广为流布,赢得一片惊叹与赞美。他的旧体诗集《三草》(包括“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以油印小册子的形式,在亲友间流传,大受欢迎。喜欢的人,皆以能得到一册为幸。

对此,绀弩只是笑笑而已。他说:“我未学诗,并无师承,对别人的诗也看不懂(不知什么是好,好到什么程度。又什么是不好,又到什么程度)。作作诗,不过因为已经作过几首了,随便作得玩玩。以为旧诗适合于表达某种感情,二十余年来,我恰有此种感情,故发而为诗;诗有时自己形成,不用我作。如斯而已。哪里会好?而好又好到哪里去?”

在给朋友的信中又写道:“我何尝学诗?何尝懂诗?……我辈作诗,旨在自娱,非想爬入诗史,比肩李杜,则好不好,何必关心?我写我诗,我行我素,胸怀如此,诗境自佳。”

当然,他也表示“希望得到赞赏”,自称油印成册送人,“意在求人推许”。他觉得“诗境自佳”与“最自喜的”,是那些什么典故都没用的联句,如:“高材见汝胆齐落,矮树逢人肩互摩。”(《伐木赠李锦波》)“口中白字捎三二,头上黄毛辫一双。”(《女乘务员》)“谁家旅店无开水,何处山林不野猪?”(《董超薛霸》)

胡乔木主动提出给他的《散宜生诗》作序,还专程到他家登门拜访。第二天,他就给牛汉打电话,告知此事,说:“牛汉啊,我要大祸临头了!”五十年代,胡乔木曾把冯雪峰的文章送给毛泽东看,结果雪峰挨了整。聂绀弩这回可能是觉得,自己也怕是被胡乔木盯上了吧。

有一回,牛汉去看望他,他正在床上,仰面朝天地躺着。牛汉说:

“你是个可爱的大诗人。”

他却对着天花板,大声道:

“我算什么东西!”

聂绀弩的《自遣》诗有句云:“自笑余生吃遗产,聊斋水浒又红楼。”1981年1月,他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他的研究《红楼梦》的系列文章,如《论探春》《论小红》等篇,多精警之论,为很多人所激赏。

他去世前一年元宵节的前三天(1985年3月3日),郁风、黄苗子夫妇和吴祖光,一同来探访他。郁风看到他虽整日卧病在床,但依然读写不废,就随手拿过一张纸,为他勾画了一幅像,遂吟道:“冷眼对窗看世界。”黄苗子马上对曰:“热肠倚枕写文章。”夫妇俩凑成了一联。

绀弩看了一眼,回过头来,笑了。

这一年下半年,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腿部肌肉日渐萎缩,发展到手臂也不听使唤,一条腿已经不能伸直,直至自己一点也动弹不得,连脑袋从枕头上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每天无精打采,奄奄一息,静默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像一段干朽的木头一样。

他拒绝住院。最后,干脆连吃药也拒绝了。

11月10日,在一张纸上写下《雪峰十年忌》诗二首,字迹歪歪扭扭、模糊不清,遂成绝笔。

1986年3月26日,下午4点25分,形销骨立的聂绀弩,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长途,溘然长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人们向他遗体告别时发现,安卧在灵床上的聂绀弩,一条腿,仍蜷曲着。

3月26日这一天,他对守候在床边的周颖说:

“我很苦,想吃一个蜜橘。”

周颖剥了一个蜜橘给他。他一瓣一瓣地把蜜橘全吃了下去,连核儿都没吐。吃完后,他说:“很甜,很甜。”接着,就睡着了,睡得又香又沉,再也没有醒过来。

诗人艾青说,聂绀弩的死,是仙逝。

有人称聂绀弩为“才子”,也有人说他是典型的“文人气质”,还有人以为他是“名士派作风”。胡风说他“不能令,又不受命”。冯雪峰说他“儿童似的天真,也儿童似的狡猾”。黄苗子认为,写出了“我将狂笑我将哭,哭始欣然笑惨然”、“浑身瘦骨终残骨,满面伤痕杂泪痕”、“穷途痛哭知何故,绝塞生还遂偶然”等等诗句的聂绀弩,是热与冷、爱和恨、入世与出世、执着与超脱的怪异混合。

在我看来,他的率真,他的狂狷,他的豪放,他的特立独行,他的愤世嫉俗,他的傲视群伦、鄙夷一切,他的才华绝代、出类拔萃,他的时而“金刚怒目”、时而“菩萨低眉”,是“人文”人物中一道已经渐渐远去、恐怕再也不会重现的、绚烂而别致的风景。

章诒和说,聂绀弩“敢想、敢怒、敢骂、敢笑、敢哭”,“他的精神和情感始终关注着国家、社会,”“他对腐朽、污秽、庸俗的事物,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与愤怒”。他的诗,岂不正是他的歌笑悲哭?

在现代中国,鲁迅那种“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的境界,罕有企及者,聂绀弩庶几近之。

读聂绀弩的诗,最能从中体味我行我素、放诞飘逸、蔑视礼俗、笑傲人生的魏晋文人风度,也自然使人联想起“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的阮籍,“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嵇康,想起阮籍的“穷途之哭”,嵇康的“临刑弹琴”……

嵇康擅长作文,阮籍以诗取胜。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师心使气的聂绀弩,挥笔写下的,是卓伟绮丽的不朽诗篇。

1993年1月8日,“聂绀弩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在西郊万寿寺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吴祖光、邵燕祥、杨宪益、丁聪、周而复、尹瘦石、林辰、牛汉、舒芜、公刘、王利器、周绍良、戴文葆、罗孚、周海婴等好友亲朋,都来了。

墙上,挂着一幅聂绀弩和夫人周颖的合影。聂绀弩咧着嘴笑着,眼睛里流露出几许狡黠。望着照片里酷似一个喜欢恶作剧的老顽童的聂绀弩,不禁想起了钟敬文《怀聂绀弩》中的诗句:“怜君地狱都游遍,成就人间一鬼才。”

屋里,众人深情地忆述着、怀想着、评说着已进入另一个世界的绀弩。屋外,晶莹、洁白的雪花,从灰蒙蒙的天上,纷纷扬扬飘落下来,静悄悄地,覆盖在衰草枯枝上。

会散了。走在荒凉破败的废园里,天地间白茫茫一片。

我突然悟到:聂绀弩之文采风流,聂绀弩之精神深度,聂绀弩之人格境界,聂绀弩独具一格、别开生面的“杂文诗”,已近乎绝唱矣。

2005年6月22日于北窗下

2010年3月24日增订

2013年6月2日再改

责任编辑孔令燕

分类:往事·166记忆 作者:王培元 期刊:《当代》2014年1期

目录
设置
设置
阅读主题
字体风格
雅黑 宋体 楷书 卡通
字体风格
适中 偏大 超大
保存设置
恢复默认
手机
手机阅读
扫码获取链接,使用浏览器打开
书架同步,随时随地,手机阅读
收藏
换源
听书
听书
发声
男声 女生 逍遥 软萌
语速
适中 超快
音量
适中
开始播放
推荐
反馈
章节报错
当前章节
报错内容
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