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谈·张鸣讲古〗东洋文库的奇遇

张鸣，男，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政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现在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书。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伦不类的文字，有的被视为学术著作，有《辛亥：摇晃的中国》《北洋裂变》《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重说中国近代史》等，均遗憾多多。

早就知道，在中国混了很久的澳洲人莫里循，将他巨量的藏书，卖给了日本人。由此，日本有了一个东洋文库。到了东京，进入这个文库才知道，当年购书的主儿，是三菱财团的老板岩崎久弥。我所看到东洋文库，已经从一栋旧楼，搬进了顶天立地的新楼，整栋大楼都是东洋文库，包括图书馆和博物馆两大部分。一个商界巨子，当初花钱买了这么一堆似乎没多少用处的个人藏书，然后将之不断扩大，添加新书和新的藏品，在今天的中国，也许是个时髦的事儿。但在20世纪初，还是需要点远见的。

莫里循这个人，原是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在清朝最后几年，跟朝廷的政要，包括袁世凯走得很近，民国之后，做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记者的工资不算，仅顾问的薪水，每个月800元。在当时物价低到不可思议的情形下，这样的工资绝对是天价了，比政府部长还高。莫里循也没有别的嗜好，花街柳巷什么的，是根本不去的。大笔的银元，都用来买书。莫里循的藏书很杂，进了东洋文库，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成架子的西洋书。其中，跟中国有关的，是他收集了从元代到近代大批有关西方人到东方的游记。当然，中国书的量也很大。有大量的地方志，宗谱和族谱，还有好些集部的杂书和类书，以及大藏经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佛教经典。大约是正好赶上了清朝的新政，他对于法律改革有兴趣，所以还收藏了当年朝廷的会典，各部则例以及清朝的律例汇编，还有主持法律改革的法学家沈家本的著作。这些书，大部分都是清版，也有少部分是明版，印刷质量不敢恭维。这样的书，当年在琉璃厂，是可以像卖大白菜一样，论堆卖的。直到80年代，我还赶上过几回，只是堆得太烂，成套的书已经不好找了。但是，还有一些明显是从宫里流出来的货色，比如一些装帧精美的皇家会要，亲王的宗谱，还有满人和蒙古佐领的名册等等。

除了这些当年的大路货之外，莫里循的藏品中，还有宋版和元版书。严格地说，莫里循不是一个藏书家，但钱太多了，也会偶尔涉及一下珍稀古书的收藏。尽管莫里循有很多中国文化人的朋友，但一个有钱的老外干这种事儿，多少还是会受骗的。在中国，我仅隔着玻璃看过宋版书，但是到了这里，所谓宋版书就平平常常地放在书架上，尽可以取下来看，甚至用手触摸。文库里的宋元版书，有儒家典籍的礼书，也有传奇小说，还有不少佛经，禅宗的语录和宗系。感觉上，它们中的一些，真的是宋元版，白绵纸，小鱼口，也有少量的白口，美丽清晰的欧体和颜体字。有些则像是西贝货，纸不对，印刷也粗糙。即使不是假货，也可能是坊间的大路货。东洋文库的镇库之宝，是一纸唐朝的抄卷诗经（残卷），还有西夏文的黑水文献以及古高句丽国的石碑拓片。这些东西，我都没有看到。但是，作为一个爱书人，能亲手触摸一下心仪已久的宋版书，感受一下书的气息，真的很幸福。万没想到，这样的幸福，是在日本的东京获得的，无论如何都算奇遇了。来东洋文库博物馆参观的东京市民倒也不少，但进图书馆查阅中国古书的人，的确罕见。也许正因为如此，这里的宋版书，才没有像北图那样，受到特别的保护，非有特别的关系，根本碰不到。

在书海中游走的时候，碰巧碰到了一群来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一个日本老师在跟他们介绍这些藏书，听到我说中文，就走过来，要我去跟这些学生讲讲。当然，讲中国的古籍，也许我比他更合适一点。这些中国学生，在国内的时候，从来没有接触过线装书，他们还以为国内这样的书根本就没有了。我告诉他们，他们所在的大学，都有这样的书，只是他们看不到，都收藏在善本书库里。我说，等你们混成了教师，就有资格去调阅了。

文库里对我最有价值的，是成套的《北华捷报》和《顺天时报》。只是，看这些文献，需要大块的时间。临走的时候，陪同我的日本朋友给我看了一些水墨画。画者肯定是西洋人，题材有马戛尔尼谒见乾隆。画面上，乾隆老儿抽着长长的烟袋锅，不以为然地喷着黄烟。马戛尔尼单腿跪着，地上摊了一地的西洋礼物，从望远镜到网球拍。手上呈上一封信，估计是英国国王的信，但却没有人接。整个场景，像漫画似的。中国人的服饰，一点都不靠谱，满人的大帽子，被画得像英国士兵的头盔，乾隆旁边居然还有一个武士，手里拿着把大刀。另一些画，画的是鸦片战争的场景，中国的战船上面有帆，下面却伸出一排的桨。英国的军舰，有明轮，但火炮却摆在甲板上。当然，接下来这样的中国战船一个接一个地被打沉，硝烟骤起，火光四射。然后是英国兵打着旗帜，乘着小船登陆了。中国水师的船画得不对头，英国军舰也不是那么回事，但战况还就是这样。画上的日期是1849年，估计画家是根据当事人的事后描述画的，自己根本就没来过中国。这些画，跟当年马戛尔尼使团随行的画师的画作比起来，简直差得太远。只是，作画的时候，第二次鸦片战争，都快要开打了。如果这画师有兴致，真的跟着英法联军来中国走一遭，可画的东西就太多了。

东洋文库里的藏书，到了今天已经不尽是莫里循的收藏了。我们进去的时候，还看到成箱子的新书，堆在走廊里，等着登记造册上架。但不可否认，莫里循的收藏，还是这个文库的主体。当年莫里循将书卖给日本，曾经惹得好些中国人很是不高兴。其实，在1917年的时候，中国刚刚经过张勋复辟，政局的动荡，使得中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放这些藏品。莫里循对中国是太了解了，知道这些东西如果落到中国政府手里，会有何种的命运。所以，无论在今天还是过去，这批藏书在日本，其实还是合适的。

分类：讲谈·张鸣讲古 作者：冯八飞 期刊：《当代》2014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