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向漩涡中心寻宁静

王鼎钧，旅美台湾作家，1925年生于山东临沂之兰陵，1949年去台湾，1978年移居纽约。历经对日抗战、国共内战、台湾戒严、美国移民，自称多难。积六十多年写作经验，散文自有面貌，精神与日俱新。作品畅销各地，近作回忆录及日记尤其受人称道。

六月三日星期一雨

昨天气温华氏八十度，气象预报说，今天晴朗。我在昨天日落前给前后院的草坪都浇了水，谁知半夜天降大雨，浇花浇草后突然降雨，可列为十大扫兴事之一。

雨意仍浓，但微风凉爽。乘公交车入市，每月月初照例要进银行和药房一次。车上有一女郎，衣履皮包全新，仔细化过妆，坐在靠司机最近的位置，笑逐颜开，声如银铃，司机也频频回应。驾驶中与乘客闲谈，容易发生车祸，我不免有反感，既而知道今天是那位司机的生日，奉命加班，他的女朋友很有创意，用这种方式陪他度寿。后座一乘客起立高呼Happy Birthday（可惜他并非华人），全场热烈鼓掌。恰好公交车到站停靠，车窗有一女孩兜售鲜花，一位乘客顺手买了一朵玫瑰献上（可惜他也非华人）。那司机和他的女朋友都是黑人，恍如狄斯耐电影中的场面。

同车而坐的游易老哥说，四十五十年前，他看见交通警察拦住一位开车的女郎大声叱责，那女郎泪如雨下。但是警察马上发现自己错了，立即从路旁的小贩手中买了一束鲜花奉上，于是女郎破涕为笑。游老哥说，在那个年代，你在美国常常看见人情味，现在很少了。

六月六日星期四晴

明书女士来电话，劝我给施友忠教授写信，我答应每月写一封信去。施氏今年九十四岁，他是国际知名的文学教授，住在加州养老，一切都不缺少，只是寂寞。据说偶有门生故旧登门探视，他总是叮嘱一句：“你教某某人写信给我好不好？”

寂寞是美国老年人最大的痛苦，幸而施氏有宗教信仰，他是虔诚的资深的天主教徒。晚上先拨了个电话给他，听他语音语气，知道他身体健康。我提到有一年他回台湾大学讲学，曾同赴小说家司马中原家做客，司马在暗夜中表演“鬼拔香”，香炉在五尺之外，插在炉中的一把香自动跳出来，落地有声，不知基督徒对此事作何看法？他未置评。

我对老教授说，我十四岁受洗，至今对教义未能豁然贯通，一无挂碍。“以您的智慧和虔诚，应该早已超越一切困惑了吧？”他说他常常想到两件事：上帝派遣独子在世为人，钉在十字架上受死，他怎么舍得呢？……还有，信徒为什么要时时祷告？我们心里想什么，他不是早已知道了吗？……我听了，也没接着说。

六月八日星期六晴

保险费又涨价，不得已换了一家保险公司，看病必须找他们指定的医生。我先打电话去挂号，对方说“随时可以来”，进门一看，候诊室和走廊都挤满了人，挂号台来者不拒，从不说“今天满额了”。病人多半是妇女，坐在那里打毛线的、看小说的、喂小孩吃奶的都有，护士叫号也不问挂号时间先后，跟她熟识的老病人后来居上。

我由中午等到晚上，最大的收获是眼见医生既未吃午饭，也未吃晚饭，并没把他在五分钟内替我开的药方放在心上。他为了节省时间，仅把药名写在病历上，再由挂号台上值班的小姐抄在处方笺上，我担心她并非护校正式毕业的学生，随时可能抄错了。

回家想想真是恐惧，我希望我的女儿绝对不要做这样的医生。我想这位医生也天天生活在恐惧之中，一旦出了错，这里有专门律师替病人告状，声称“未获赔偿，不收分文”。赔偿费很高，由数十万到数百万美金，多少人说这样的“责任制”太不合理了，有时病人是白痴或小孩，没有能力支配享用这一大笔钱，监护人勾结律师瓜分侵吞了。即使如此，医生还是常常拔错了牙，锯错了腿，输错了血，摘错了器官。倘若没有巨额的赔偿金吓阻，那还得了！

六月十五日星期六晴

《华尔街日报》说，美国运通公司总裁Jeffrey Stiefler放弃了“最有名利的工作”，以参与他孩子的生活，他才四十九岁。还有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内政顾问William Gaeston，也为了陪伴孩子辞职，他五十岁。他说和孩子共进早餐、一同打棒球是“令人谦逊的经验”。

明天是父亲节，这两篇报道却并非应景文章，美国男人放弃高薪充实家庭生活的消息屡有所闻。他们舍大城就小镇，陪伴孩子成长，非常像个中国人。但中国移民在此昼夜为赚钱拼搏，孩子一连五天没去上课他也不知道，学校对他已发出三次通知书，他也没看见，反而像个传说中的美国人。

放弃高位高薪，很难，太太支持丈夫的决定，更难。很多人不能退一步想，因为妻子的虚荣心凌驾其上，倘若勉强做了，就要以夫妻失和为代价，孩子成了最大的受害人。

老伴认为薪水越高辞职越容易，“我如果年薪三百万，现在立即可以下乡种花，如果只有三万，只好像螺丝钉一样钉在工作上”。

六月十六日星期日晴

上午，赴曼哈顿国语礼拜堂参加主日崇拜，振强兄问来美后处境如何，我说“父母下坠，子女上升”。问如何适应，我说事前曾作沙盘推演，已预先设想种种遭遇，至今一切发展均在预料之中。最后我说，“知道得越多，承受力越大”。

座中有一人物甚受尊敬，据介绍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俞牧师以午餐招待，我等作陪。教授谈吐平常，难得的是尚能倾听别人说什么。谈到教会的组织问题，我说信教本是我和上帝之间的事情，牧师只是向导，《圣经》只是地图。可是同类的人多了，自然求共鸣，有互动，因此信仰有一面是公共生活。有了公共生活，就有长于组织的人，长于操控的人，他想把信徒与上帝的关系转移成信徒和他的关系。

谈到信徒对教会的抱怨，我说，如果您认为基督救恩是好的，那就要原谅组织的缺点（当然也可以督促改善）。没有他们，我们如何知道那“好的”？我们一旦得到那“好的”，那“坏的”就无干了，也算“得鱼忘筌”吧。

教授欣然。临别，他握住我的手说：“希望下个礼拜再见”。

六月十七日星期一

老翟坚邀到他的餐厅大吃一顿，他亲自下厨，并且开了一瓶珍藏十五年的白兰地，这一餐花了三个小时。老翟谈他来美创业的过程很有感情，回家后为他作了一篇速记。

我家住在江苏乡下，离上海很近，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到过上海。

也许因为毕竟邻近国际大都，我的父亲居然能到纽约谋生，我小学四年级能够把父亲的家书读给祖母听，她老人家很高兴，摸着我的头，勉励我好好读书。父亲常常寄钱回家，祖母吩咐母亲把一部分钱存起来，准备供我念大学。

我高中成绩名列前茅，信心满满。快毕业的时候，父亲来信要我也到纽约来，我回信说我要念大学，父亲说：“念大学可以到美国来念，美国的大学办得好。”

父亲替我办好了大学入学的许可，多年储存的学费变成我出国的路费、治装费、护照费、签证费，还有旅行社的手续费。我在地球的这一边踏上飞机，父亲在地球的那一边等着我。他开了一辆很大的汽车。一路上我对美国的大学生活有很多想象，父亲一句话也没说。

第二天，父亲一大早喊我起床，天上还有残星。我以为他要送我去上课哩，结果我们进了一家餐馆。父亲把我交给领班，我换上工作服，学习擦桌子、端盘子，绝口不提入学之事。三个月后我到厨房打杂，再过三个月我到柜台记账，看账本的时候我想起数学，看菜单的时候我想起英文，看到厨房的油烟我想起化学，看到狮子头我想篮球。我想大概是先打工赚学费再入学吧？我没问，父亲也没说。

然后我每天午夜三时起床，跟着父亲到批发市场买鱼买肉买青菜。买菜的学问很大，这一天的盈亏，买菜决定了一半。夜晚打烊了，锅铲碗盘都洗干净了，别人都可以回家，父亲和我关上店门算账，总要过了夜半一时才躺在床上。从月头到月尾，天天如此。我开始想象，父亲能挣得这一间厨房十几张桌子，何等千辛万苦！我也不再忍心提到“大学”两个字。

一年以后，父亲找到一家较大的餐厅，买下来，把原来的小饭馆卖掉。原来父亲早就积蓄了资本，现在有了得力的可靠的助手，他才敢扩充营业。我体会到我对这家餐厅多么重要，这家餐厅对父亲又是多么重要，我只有一头扎进饮食业，做一个能干的小老板，每天重复着一成不变的工作和生活，不能有任何变化和提升，除了和餐馆营业有关的事情，我一概麻木无觉。不过偶尔有成群的年轻人穿着大学标志的短衫来聚餐，我的心还是会痛一下。

母亲也移民来了，父亲的第二家大餐厅也开张了，我今生和大学再也无缘，如果还有，那就是梦中了。日有所见，夜有所梦，也是活该牵挂，有一天开车走错了路，绕到一个区域，只见四面用铁栏杆围起来，周围四条街有多么长，这块面积就有多么大，里面大片草坪连着大片楼房，草坪上分布着三五成群的男女青年，阳光照得他们鲜亮娇嫩。同车的人指点，这是一座大学。这是我和大学距离最近的一次，我的心又痛了一下。

夜间做了一个梦，我独自来到大学的栏栅之前，草坪空空，大楼隐约有人出入，我在大学四周转了一圈儿，没找到大门。我双手抓住栏杆呼喊，希望里面的人听见了，引我进去参观，我得到的响应却是天空一声霹雳，大雨倾盆而下，闪电耀眼，我四肢发麻，跌倒在地，醒了。

现在父亲母亲都退休了，我也四十多岁了，我们又有新餐馆，比原来那家大两倍，每年暑假都有十几个大学生来打工。父亲对我说：“你现在雇用大学生为你工作，你赚钱比他们多。”

我来到美国之后，父亲终于对我提到大学。

我笑一笑，点点头，不过我的心还是痛了一下。

六月十八日星期二阴

台北广播界名人俞滨移民成功，他的公子在东初禅寺圣严法师座下出家，法名果谷，因学贯中西而出类拔萃，今承果华居士邀约得以一见。

联想到著名的小说家王蓝也有一位优秀的公子做了牧师，有人信教如此之易，有人却又如此之难。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子女在人生的道路上如此急转弯，做父母的恐怕有些失望吧？

继而又想，教堂留人容易，寺庙留人难，以果谷法师之质材，恐不能久伴黄卷青灯。

报载山东临沂地区沂源县有一位杨本伦，人民大学研究生，专攻国际政治，获硕士学位，中央有意重点栽培，他坚持回沂源老家务农。依中国现行的教育政策，他是国家投资，进退不能如此轻易自了，此事演成大新闻，最后升高到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批准。

我的感想是他当初为何不学农？

中国急速发展经济建设，到处征收土地，拆除房屋，但愿他一直能够安居乐业。

六月二十日星期四小雨

晤台北来的作家杜慧娴小姐，她大概二十岁，自己创设文字工作室，策划“台北人在纽约”新书，远渡大洋，未寻求任何人的接应协助，她的独立精神和追求理想的勇气，可与我们抗战一代的流亡学生并举。

杜小姐灵活而有才气，对五十年代以降的海外华人作家似乎没有接触，我尽心回答了她的问题，但是她常常表示不解或误解，这种情形引起我的反省。我已年过七十，还在写文章给她这个年龄的人看，是否我的语言已和他们脱节了？

语言是不断蜕变的，我的语言风格，大体上在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形成。一个普通作家的语言魅力，大约维持十年，自此以后，年轻的读者因疏离他的语言而疏离他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老作家文章写得比从前好，读者反而比从前少。

也可能因为我和生活在台湾的年轻人已经缺少“共同背景”。与人交谈时，我们说出来的词语只是共同背景的提要，共同背景形同我们谈话时无形的注疏。文学作品摆脱有形的注疏，易；摆脱无形的注疏，难。惟有大作家能使异时异地的读者没有隔阂，我不知如何超越这个命定的限度。

六月二十九日星期六阴

当年我读小学的时候（对日抗战还没开始），“中国人的民族性”就是一个热门的话题，那时这是一句骂人的话，全称是“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那时主唱此调者是鲁迅，和声、拉拉队遍全国，余音及于海外。

何谓“民族劣根性”？那是说中国人爱流泪，动不动下跪，自扫门前雪，牺牲别人保全自己，等等等等，都是天生的中国人的“美德”，其实是劣根性的包装纸。那时读到林语堂一篇文章，大意说，共产党在中国不会成功，中国人不能团结，不守纪律，不肯牺牲，无法做一个及格的共产党员。

可是不久发生了八年抗战，“一寸山河一寸血”，中国人居然千辛万苦支持到底。接着是四年内战，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难，三不怕死，“毛主席的手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比起抗战精神尤有过之。然后出现十年“文革”，全国八个样板戏，一本“红宝书”，老百姓个个无二心，无二志，无二主，一人按钮，全体触电，六亲不认，万死不辞。这些人仍然是中国人啊！“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怎样自圆其说？

来到美国以后听到一种说法，每一个民族各有自己的文化，文化包括风俗、习惯，都是后天形成，可以改变，“民族劣根性”却是先天的，是生理结构决定的，不能改变。你如果说中国人“无求”“能忍”是天生如此，这叫种族歧视，而非文化，他们说文化只有同异，没有优劣。你如果认为拿筷子的民族比拿刀叉的民族生来就低一级，这也叫种族歧视。美国严禁种族歧视，因为它割裂社会组织，制造集体的仇恨，乃是国之大忌。

行万里路长见识，现在也知道某些行为并非中国人独有。纽约地铁的车厢中，恶徒当场强暴妇女，黑白乘客目不斜视，无人出手制止。法国餐馆的侍者便后不洗手，顾客抓到证据。市政府有意设置网站，公布病患对医生的投诉及调查结果，医师公会誓死反对。英国某大学对学生发出问卷，说明水资源日渐减少，全球将发生水荒，“你是否愿意每天只洗澡一次节省用水？”反对者占百分之九十九……论者又何可据此为“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定罪？

“民族劣根性”之说使中国人瞧不起自己，也使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现在既然美国人也抛弃了这种说法，我们中国人没有理由再留在自己的语言里。

责任编辑孔令燕

分类：纪事 作者：王鼎钧 期刊：《当代》201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