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与民国对话：烽火连天的回忆

卢苇，笔名重庆苇子，2012年第四期在《当代》发表纪实作品《一个高中女生的社会调查》，2013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六月，我们说爱尚早》。

对我而言，越是不知道的事越充满诱惑感。我喜欢历史，特别是撇开帝王将相由小人物述说的历史。它们虽然不那么波澜壮阔，但离自己更近，同样掷地有声。

即使生活在瞬息万变的革新时代，面对每分每秒都在颠覆爆炸的知识讯息，但还是没法满足我强大的好奇心。我亲戚里面这位爷爷已是耄耋高龄，诞生于民国早年，现生活在台湾。托他的福，从他口中得知了许多快要失传的老故事。

台湾爷爷已经八十九岁了，在海峡对岸生活了六十四年，可至今乡音未改，还保留着一口原汁原味的云南腔。他善良而有趣，生活阅历相当丰富。他的老家在云南昆明，曾是当地有名的大户。他年轻时，国难当头，不愿整天在学校里摇头晃脑念子曰诗云，于是背着父母私自应征入伍，进了滇军60军184师，在云南边境参加过抗日战争，后来又稀里糊涂被改编成中央军，远赴东北辽沈战场打过内战。他后来跟随六十万大军撤到了台湾。可笑的是，他二十几年前第一次回大陆探亲的时候，还惊恐地以为当局派人暗中监视他，甚至随时有锒铛入狱的危险。

老人家提及的往事古老又充满惊险。我惊喜地发现，原来从教科书以及百度上查见过的许多大人物和著名的历史事件，在老人家认真而热情的讲述中，竟然隔我不远，仿佛触手可及。

在上帝眼中，人就是蚂蚁。一队蚂蚁负重前行，目标仅只一小段距离，却足以耗费它们的一生。爬在前面几步的，就是坐在我对面回忆过去亲身经历的老人，而那跟在后边蹒跚学步的，正是拿着手机录音的我。人生岁月的距离不过如此呀……

谨将此文献给与我同龄并从未经历过战火的年轻人。

一、儿时的回忆

我叫孙云武，出生于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作者）3月27日，今年八十九岁，老家云南昆明，现居住地中国台北市士林区阳明里24邻40巷3号。我的父亲叫孙金华，母亲刘氏。我是家中的独子，小时候和父母一块儿居住在昆明拓东路岔街口对面，我的家靠近拓东运动场。我从小就在岔街口茶馆玩耍，那个茶馆是我们家开的。

云南开化得慢，求学比较晚。我九岁以前读过私塾，私塾老师就住在我们家，学的是《百家姓》《三字经》。后来家中的房子改做了洋学堂，我才正式入门读书。洋学堂叫聚奎小学，当时我们那附近有个聚奎楼。昆明市政府见我家房子很大，就把它租下来办学，没强占，至于租金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我家大门两旁有一对石狮子，我小时候爱爬到它们的背上骑着玩耍。学校大约有四十来个学生，教室就在天井前面的大屋子里。天井四周栽满了万年青，两旁靠墙处还摆着菩萨。小孩子课间休息时可以在那玩一玩。要不大家就跑到后院去，后院的大花园被拿来当成了运动场。

我小时候家里是做猪毛出口生意的。把猪鬃剪好，捆成一把一把的，可以卖出国，大概卖到印度那边。云南有个猪毛帮，势力可不小。我还记得家中客厅墙上挂得有把指挥刀，那是父亲的。

我家几代都是行伍出身。爷爷也当过兵，是给唐敬尧还是龙云当兵就不知道了。我妈当时缠脚。在我们那一带，只有大户人家小姐才裹脚，大脚叫丫头，小脚叫太太。我妈是虔诚的道教徒。她从小念私塾，认识字。因为我十五六岁就出去打仗，从此再也没回去过，所以在至今的记忆中，我妈只有三十来岁，年轻又漂亮。她爱抽大烟。我感冒了，她吸一口烟，让我张开嘴，把烟子喷进我嘴里，感冒就好了。鸦片烟很灵。

我家是我妈管家，家中主要靠收租过活。父亲在军队有薪饷。后来他在外面又找了个小老婆，妈妈也不管。小妈名叫肖氏，生了个女儿名叫孙云仙，还有个儿子名叫孙云强。他们不和我们一起住。小妈是半大脚，我喜欢去她那玩，一到了就给我糖果。

当时昆明街上的妇女都是中式打扮，布做的纽扣。也有女人穿旗袍，没钱的也穿，只是布料次一点。我个人认为穿旗袍是中国女人的美德。男人梳长辫子的已经很少了，不流行了。男人除了穿长衫，也有穿中山装的，就是四个兜，纪念中山先生的衣服。

和现在差不多，我们家也有自来水、电灯，因为住在城里嘛，郊外有没有这些我就不知道了。我们早上吃稀饭油条，馒头很少吃。南方人吃不惯馒头。老百姓一般只吃两顿，早上一顿，晚上一顿，以后跟着学，才变成吃三顿了。每家每户的大小便都有人收，还给你钱。铜板，两三个，摆在桶边上。街上有乡下人叫着买：“粪卖！”就是买粪的意思，拿回去做肥料。

我们在市区外有田地，每年都去乡下收租。我和父亲也一块儿去过。我跟村里的小孩子都玩得来的，一起去扯地里的大豆（即胡豆——作者），剥开以后，找几块石头架起来煮了吃。

我爸妈都抽大烟，爸爸后来戒了，因为军中的人不准抽烟，凡是军官都得戒，家中只剩下妈妈一人还在抽。我们家有待客的房间，要是来了客人，一律不用纸烟招待，而是请到客厅去抽鸦片。客厅有烟床，通铺。我们家是有钱人嘛。熬烟土的大铁锅就搁在客厅里，炭烧着了，倒一点点水，把鸦片烟捏碎了放进去煮，煮一阵，拿烟筷子挑起来，能拉丝了，就好了，冷了会干掉。

客厅里另有一口大缸，装熬好的烟土，一块一块像砖一样，舀一块出来，再用烟签在灯火上烤，转一转，塞在烟兜子里，就着烟灯抽。当地话叫“吹烟”，不叫“抽烟”，因为老烟枪都是憋得脸红才肯把烟子吐掉。

抽大烟的人都喜欢喝茶，吃点心，到时间不抽，人受不了，我母亲就是这样。龙云的政府不反对抽大烟，后来的政府就不准了。

那时候读书也分初中和高中，但高中少，要到状元楼里边去了，在市区那一块。昆明有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日本人到处轰炸，北京、南京、上海的逃难到昆明来，都是有文化的人，没地方收容，就让他们住在在一座很大的庙子里，名叫东岳庙。政府发米给他们煮饭吃，把他们集中起来，成立了西南联大。浙江大学的一批老师也在西南联大任教。还有的老师1949年撤到了台湾，后来在文化大学教书。凡是西南联大出来的人都经历过战场，因为要服兵役，大学生都要当兵。

我小学还没毕业就不读书了，日本飞机轰炸昆明，学不能上，生意也不能做了。每天清早一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防空警报。市政府很高的地方挂着灯笼，一个灯笼是预习警报，就是提醒大家，日本飞机当天会来空袭，两个灯笼表示紧急警报，就是日本飞机已经快到昆明了，城里的老百姓只好都去客运公司等着。客车把我们载到十几公里外的山上躲起来，客运公司派车是由市政府安排的，不用买票。

日本飞机轮番轰炸的时候，大家就站在山顶树林边上，对着天空指指点点，可以清楚地看见昆明市内哪几处房子又挨炸了，起火的浓烟把半个城市上空都遮蔽了。轰炸结束后，我们再乘原来的车返回家中，每次跑警报都要耽误整整一天，早饭来不及吃，午饭也吃不到。

陈纳德将军十四航空队刚来的时候，大家以为是日本飞机，还跑过警报。美国和日本的飞机都是单翅膀，只有国军的飞机才是双叶子、双翅膀。当美国人的飞机降落在巫家坝时，大家都知道了，好欢喜哟！有飞虎队呆在昆明，日本飞机就不敢来了。

单叶子飞机跑得快，转弯也快，以前和日本人作战的时候，我们国军飞机打不过它的，因为双翅膀不灵活。我看见过飞虎队和日本飞机交战，追上追下，不停地翻筋斗。美国飞机明显比日本的火力强。还抓到过一个日本飞行员，他的飞机被打燃了，只好跳伞下来，结果被包围在稻田中间。抓住以后，装到车上的铁笼子里游街，让大家看，因为我们是后方，没见过日本人。满大街老百姓都说：“你看日本人！你看日本人！”大家都很高兴。

还有一次日本人游街没有车，是绑起来走路。他们几个人在中国国境被打散了，跑到大山里，被我们中国军队抓到。在昆明游街的时候，很多人喊打，有的吐口水，有的打耳光，还有人脱下鞋子来打。然后上面就说，不准打，不要打。这都是蒋介石下的命令。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他对日本有好感。老百姓很听话，果然就不打了，游完街就把他们关起来。

二、参军打日本人去

后来我大一点，大概十四五岁，还在上小学六年级，那时云南境内都有日本人了。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见情形不对，就讨论这件事情，大家都非常冲动，都想报国保家，就相约起来不读书了，说我们打日本人去。

去参军的总共有四个人，一个叫张朝富，一个叫叶克清，还有一个同学叫什么不记得了。张朝富和叶克清跟我一样，后来也去了台湾，我在国防研究院给罗卓英开车，叶克清给宋楚瑜的父亲宋达开车，张朝富到台湾不久就自杀了，死的时候才三十几岁。

听说龙云的部队60军正在招考志愿兵，我们四个那天下午没上课，就偷跑去了。招兵的地点在一个老乡家的大院子里，前来报考的人很多，都是云南各乡镇募集起来的，听说是打日本鬼子，很多人都自愿报名参加。我们去了以后，看见几个穿军装的人坐在一排桌子后面，其中一个当官模样的人问我们：“你们父母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说：“没必要让他们知道，知道了就不准走了。”那当官的不想要我们，他说你们连枪杆子都背不动，能干啥？我就提意见说，我们其他干不了，打扫打扫卫生，替长官倒倒开水总可以嘛！他一听这话也对，最后就把我们留下了。我被分到60军184师一个连部里面，那里的人一看我，还是嫌小，后来又说，好吧，你留下吧，就伺候连长好了！我就在连部收发文件，给连长端端洗脸水什么的。

参军之后直接去了保山，那时184师的师长还是曾泽生。刚学打枪时很紧张，眼睛老是忍不住要眨，枪托还得使劲压住肩膀。我第一次打仗在开远、蒙自，接近越南老街那一带。很多战友牺牲了，不是被敌人打死，而是被自己飞机炸死的。那个年代科技不像现在这么发达，飞机飞高了看不清楚地面，驾驶员不敢飞得太低，不然很容易被流弹打下来。

以后再遇见自己飞机的时候，就要摆布板。那叫做通讯布板，实际上就是很长的布条子，大约有两三尺宽，就在地面摆开。比如我是60军，就把这块布条子折来折去，折个60，再折来折去折个军字。这样飞机在空中才能看见。以前没摆布板的时候，飞机经常误会，他不管你是敌方还是友方，只管扔炸弹下来，结果把自己人炸死不少。

我们在越南老街也和日本人打过仗。那时我是上等兵，腰间挂两个手榴弹，到必要时才打，丢到日本人战壕里。日本人很厉害，每次打仗前，事先都挖好壕沟。仗打完了，第二天去清查，战场看起来很平静，没有一个死人，连对方的尸首也看不到，都被日本人偷偷拉走了。他们当官的怕破坏了军心。

有一天晚上带领一班人守碉堡，我那时是班长了。碉堡很大，对着马路架了两挺机关枪。我听着不对，怎么对方一枪都不放呢？我说他们是不是摸来了？日本人也笨，来摸我们这个碉堡，也不弯腰，站起来低着头就朝这边冲。碉堡里的人发现了，机关枪突突突，打倒了几个，剩下的转身就逃。我们追出碉堡，通知后面部队去包围，把日本人都抓了。有龙云的部队守在保山，日本人才没攻进来，不然保山一打完就打昆明了。

我后来当了运输兵。汽车兵排长吴家吉（音）是我家亲戚，他来选人，就调我去了。我最先是助手，跟的是美国道吉，汽油车，载重五吨。补给部队打仗的时候少，今天把东西运到这里，补给过了，又待命，又开到那里。一直就跟着大部队东转西转，如果遇见有日本兵拦路就要打。

那时司机开车有武器，我们车上备有两把枪，一支手枪，是云南兵工厂生产的，什么牌子想不起来了，另一支是中正式步枪。直到抗战胜利到了东北，我才当上了正驾驶，那时也配有手枪了。

三、到越南接收投降物资

刚参军不久，我和几个同学还请假回过一次家。一回到家，爸妈就不让走了，我被看管得很严，成天关在屋里。有一天和爸妈一起上街，遇见同学张朝富，他住在岔街，我们住在岔街对面。张朝富小声对我说：“要胜利了，我们出去嘛！”后来他写了个纸条，用石头包着从我家窗户扔进来，说几点在什么地方。我就翻窗踩着别人的肩膀跳下来，谁知这一跑，就再也没见到过爸妈了。

民国三十四年（即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我跟随184师去越南，奉命接收日本人的投降物资。预计三天路程，只走了一天半，中央军的两个师就来拦截后路，把我们堵在靠近越南老街的地方，只能往前走，不准回云南，一回头就打。

当时局势非常紧张，我还记得天刚擦黑，我们走进一个地势险要的山谷，部队在行军途中突然慢下来，有人发现了异常情况，中央军占据了有利地形，荷枪实弹把我们包围起来。我们内部就有当官的出来宣布，上边有公示，部队要不了这么多人，让大家解散。很多人一听这话，立即交出武器回家了。我们的部门官也被撤换了，不知他们上哪里去了。

随后又接到命令，走，整编，到越南河内。这下子就把184师彻底拆散了。我们几个不愿回家的同学也被分开。我被分到550团，团长叫杨朝伦。整编完，我们所有装备都换成了美式的，每人发两套罗斯福呢军服，还有两双皮鞋。

换衣服的时候，全体人都在一个大操场里集合。那天还落着小雨，但一会儿又停了。操场中间用一块很大的草绿色帆布围成圆圈遮挡起来，我们就躲在里面脱裤子。当时大家都很高兴，嘻嘻哈哈的，都非常喜欢新发的罗斯福呢军服，布料特别结实，摸起来手感也不错。谁知刚过了两天，其中的一套军服和一双皮鞋就被要回去了。当官的说，带两套服装行军太重，怕你们背不动，摆一套在留守处，将来再补发，

从那以后就归卢汉的中央军了，但还是不让我们回云南，立即被调去守越南海防，说是怕日本人再反攻。其实日本人那时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被中国军队团团包围起来，没吃的，交通不通，补给也跟不上，所以日本人垮就垮在云南这一仗。

我们后来才知道，当时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换龙云，才把我们这批人哄出来，派到越南去接收投降物资，出来以后就不许回去了。他们担心我们不服从中央，怕乱，怕流血，因为龙云的部队参加过台儿庄战役，一贯打仗不错。60军刚一离开昆明，蒋介石就把云南省主席换成了卢汉。

接收投降物资的时候，日本军官和全体士兵放下武器，规规矩矩列队站好，然后带我们的人去仓库查看。他们的大部队就在操场上搭帐篷，房子都不准进去住了。他们不敢反抗，规矩得很。无条件投降嘛！他们的步枪是三八式，比云南部队的武器好，我们使用的还是国产中正式。

四、发给日本投降部队每人一百块日币

以前在龙云部队，中央军61师、62师经常都有人跑过来当兵，因为这边吃得好，穿得也好。鞋子是皮鞋，鞋底钉铁钉，走起路来咔咔响。每月还有军饷，发的是袁大头，多少记不起了。变成了中央军以后，只能穿烂衣服，也没有补给，半年都领不到一次军饷，都被当官的吃掉了。

尽管日本人投降了，但有时我们人少，也被他们追！一天晚上，还是在云南保山交界处，靠近越南的一个保安团里，室内铺的是地板。日本人追来了，我们就躲到地板底下。地板下面是空的，有透光的缝，我看见日本人进来了，幸好没发现地板下有人，我们才捡了一条命。话说回来，日本人抓住我们就拿刺刀杀。而我们慈悲，抓住他们只是关起来。我们中国死那么多人，若不是有命令的话，打都打死你，但上边不准打。

我们也把日本伤兵带回来，既然打伤了，何必还要打死呢。送到医院，医好了，他们有的会讲中国话，也就跟着部队走，当挑夫，一个单位拨几个。

好多当官的都娶日本太太。日本女人跑来求援，不愿意回国。有当官的就把她们藏起来，娶她们做老婆。后来不准了，命令必须把她们送回去。

当兵就没想过家中父母担心的问题，因为一心只想“从军抗日”。在云南边界我们也抓到过日本鬼子。日本人都穿皮鞋。我们晚上住在碉堡里，听见有脚步声，就知道是日本人在走路，因为中国人很少穿皮鞋。我们出来抓，他们就跑。我们追着打，只准打脚，不准打上面，打上面就打死了。这是上级规定，因为日本已经投降了。

如果抓到俘虏就关起来，不准私刑，私刑就是自己拿枪打死俘虏。这是严令。蒋介石是留日的，他同情日本人，不然日本早就没有了，被瓜分掉了。美国、中国、英国、法国几个国家联合，要是蒋介石不开口讲话，就没有日本了。

投降的日本兵最后都在东北集中，蒋介石下令放他们走，送到葫芦岛上船，让他们回日本。日本人很团结，很有纪律，已经亡国了，还是一点不乱。编好班，编好连队，一班一班集合好，给他们划一个地区，就在那地区扎营。一个班一个帐篷，都睡在里面。那么多人，一下子送不完。

美国人也帮着送日本投降部队，蒋介石还下令发给他们每人一百块日币，他们下船后可以买东西吃，不用挨饿。也有日本人不愿意回国，主动要求留在中国军队服役，不过留下来的大多数都懂一点技术，比如会修理汽车等。

五、逃兵绑在芭蕉树上用刺刀戳死

我跟随60军去东北的时间大约是民国三十五年（即1946年——作者），出发前，辎重部队接了一批车子，除了大道吉，杰姆西什么的也都来了。杰姆西载重三吨，也是汽油车。

可怜！中国部队要是归中国人自己来管，就又免不了贪污。当兵的几个月发不到薪饷，饭都吃不饱，整编时美国人发的半自动步枪被当官的偷偷拿去卖给地下军火商，很多人还是继续用国产土造枪、中正式，被收回去的那套美国罗斯福呢军服从此就没了下文，河内大街上都到处能见到穿美式军服的越南老百姓。美国人一看这个样子，干脆不提换装备的事了，让大家统统上船，再集中点名统一发枪。去东北是在越南海防上船，然后一直开到葫芦岛。

船很大，是美国运兵船，装人，装大米，装战车，什么都装。一艘船能装好几十部卡车，装人起码能装一个营不止。运兵船离岸之前，美国人还找了一些日本投降军人来搬运物资。那些日本军人都变得很听话，很守规矩。搬运完后，美国人就挑了些年轻力壮的带走了，剩下老一点的就交给国军部队。剩下来的日本人咽不下这口气，有的当场跳海自杀。

运兵船走的哪条路线，走了几天几夜，我全都记不清了。当时就不太关心这些问题，当兵的只知道服从，让你出发，半夜三更也得爬起来集合。船上一路都有美国人押送。到葫芦岛下船之后，大部队徒步行军走了一段路，上了火车，再拉到沈阳。

到了沈阳就各奔东西。一部分人留下，其余大多数分头转往长春、吉林等。由于部队整编后一直没回过云南，直接就拉到东北来了，火车上有很多人不满，大家都议论纷纷，有些人甚至吵闹起来。那时已经是60军军长的曾泽生来安抚说：“不管中央军也好，地方军也好，我们都是中国人。”

从海防出发的时候，上边同样告诉我们是去接收日本投降物资，谁知到了葫芦岛下船，并没看见半个日本人的影子，就被分头调开去和解放军打仗。我们汽车部队还好，就留在沈阳。我被分在中央军子汽25团，今天跑这里，明天跑那里，经过的都是大地方。我一边开车一边学。车上东西装好，到了目的地就卸下，然后返回沈阳补给站。

当时整个东北战场形势很乱，接收日本投降物资的有苏联、国民党、共产党。因为不愿意打内战，好多人都跑了，抓到的就枪毙，逃兵嘛！来东北之前，在越南边境溜掉的更多，大家都听说东北冷，冻死人，被抓回来枪毙的也不少。逃兵是从哪个单位跑的，抓回来就交给哪个单位处置。将整个一连人集合起来，排好队，让逃兵当众跪下，然后砰砰两枪，打不死再补一枪。

枪毙还算痛快的，其他惩罚才痛苦啊！有的逃兵抓回来，绑在芭蕉树上，拿刺刀一刀一刀戳死。芭蕉树的树干很软，刺刀可以一下子捅进去，不像墙壁那样硬，会震伤胳膊。这就是杀一儆百，大家见了就不敢再跑了。在云南的时候，不想当兵也可以花钱找人，家里抽到兵了，不想去，就找人顶替，只要花钱就有人愿意。顶替者去了就跑出来，然后又替别人顶。老油条嘛，不在乎的。

那时我是驾驶上士。我和原先的部队又脱开了，军长还是曾泽生，但弄不清楚哪个当师长团长了。我们这个汽车团是散的，今天编入这个部队，明天又编入那个部队，命令一来就得随时出发。你在电脑上给我看的这些184师在云南的老照片，很多我都想不起来了，好几十年了！只有这张操场出操的照片还有点印象，另外书封面上那张照片像184师的师长潘硕端。

我们当时在沈阳，后来又到营口。鞍山、营口、海城这是一个路线。汽车部队每天住的地方都是随机的，运的东西要交给哪儿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听候押运官的命令。每辆车上都有一个押运官，他让我们开到哪儿，我们就开到哪儿卸货。当辎重兵虽然辛苦，但至少要比当步兵强，吃得好穿得好，穿衣服也不用洗。一车一车的新衣服，穿脏了，扔进车里去换一套，每次尽穿新的。想吃什么都有，美国罐头，打开就吃。这些物资都是美国人补给的。

上了战场要戴钢盔。钢盔有两种，一种是塑胶的，一种是钢做的。出操就戴塑胶的，打仗就戴钢盔。在东北打仗时，小兵大多用中正式步枪，也有美式半自动步枪，汽车也是美国造。那时我二十几岁，美国车又大又高，我只有在座位上垫个枕头，才能控制好方向盘。部队里坦克大炮多得很，都是美国武器，用骡子拉。到了战场上都得隐蔽起来。

吃饭问题就很难讲了。专门有伙夫烧饭，他们起得很早，把稀饭烧好了，等部队起床就开饭，或者吃面。每个班都有大锅，吃完饭，炊事兵就把锅挑走了。大多时候菜很少，汤很多，菜的多少要看采买那天的心情怎么样。有时候采买赌博把钱输了，就去找老百姓硬要，切一小块肉回来，再要点大白菜，让伙夫随便扔进锅里一煮。先到的，把干东西都捞光了，后面的人只好用汤泡饭。

吃饭规定了时间，几分钟吃完，听到号声响，赶快收起来，剩下的就是伙夫的事了。每次转移都是伙夫先到，先把饭烧好，部队就围拢起来。有时来不及吃就要出发，伙夫只好把饭倒掉，挑起担子跟着队伍跑。一天到晚都是打仗，连出操都很少。特别是我们汽车部队，每天都东跑西跑，没有休息时间。早上吃了饭就出发，晚上点过名就睡觉。

国民党为什么打败仗，就是当官的不争气嘛！当兵的几个月都不关饷，即使发饷也没几块钱。大家都喜欢喝酒，还有赌钱，很快就分文不剩了。从海防出发之前，运兵船装了很多越南大米，到了东北，当官的就把大米拿去换成高粱米，一斤换三斤，然后发给部队吃。大家吃不惯，仇恨慢慢就加深了。“打什么打，不打了，走！”一声喊，大家就跟着走了。再加上共产党一宣传，那么多部队，那么好的装备，结果一年不到，就把东北丢了。整个东九省，都交给共产党了。这不怪蒋介石，而是底下带兵的人贪污、无能。

六、中央军打中央军

在东北每天就是和共产党交战。解放军那时用的是三八式步枪，不是很好，甚至还有大刀啊这些落后的东西。中央军用的都是美式装备，半自动步枪和飞机大炮。那么好的武器打不过共产党，就是人心士气不旺。共产党厉害，打政治战。他们有专门的喊话部队，隐蔽在阵地各个高处，每天拿个大喇叭，二十四小时喊：“同胞们，大家不要打，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们过来，我们会好好安置你们！要回家也行，我们送你们走。”有时候又喊：“老乡，不要打了，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一家人！”每天这么喊，这边许多人听得心里发慌，就忍不住想：中国人打中国人干什么？我们要打就打外国人！

共产党的话倒是真的，有人投降过去真的回家了，还发路费，也有的人当了俘虏被放回来。你要是班长排长的话，过去还可以升一级，当兵的也升，后来就成连成营的投过去了。我们这边有人对国民党当官的反感，一听这话忍不住跑过去了，随后这边就会得到消息：还不错。于是又有人把武器背过去投降，美国的装备直接送给共产党了，所以共产党说蒋介石是运输大队的大队长嘛！（笑）投降的人整编一下，变个番号，又来打国民党。中央军打中央军，这个战术就厉害了嘛！

有一天接到命令出发去长春，一大早把车子开进沈阳兵站，装起货物就走了，天黑才到达目的地。我们开车的早就习惯了不问去哪里，都是听从押运官安排，结果到了卸货地点，停下车来才知道，接货的部队是共产党。原来我们内部早就有押运官是共产党，就是他指挥我们开到那里去的。我们整个车队连人带车带物资一起送给了共产党。

我当天开的是道吉，车上装的都是枪支弹药。说起来也好笑，敌我之间根本就没有仇恨。“老乡，你好！”接应我们的解放军军官看起来很年轻，二十多岁，讲一口熟悉的云南话，特别亲切。他很客气，对我们也非常优待，什么都跟他们自己人不一样。他让人把东西搬运下来，还请大家吃了一顿饭，然后对我们说：“老乡，我们现在没有驾驶兵，帮帮忙，开一开。”这一开，就开出去了，回不来了，就变成共产党了嘛！整个车队的人都变成共产党了。

那时，长春的马路边经常停放着很多汽车，没人开，都是国民党逃跑时扔下的。共产党的人不会开，难怪称他们土八路嘛！后来他们挑兵出来训练，大家就混到一堆了，分不清楚了，车上国军也有，共军也有。我在那边差不多呆了有一个月，教的徒弟不止一组，有时六七个，有时八九个。有的会开了，就拨出去了。后来把他们的兵教会了，那当官的就对我们说：“老乡，你们愿意留下就留下，愿意回去就回去。”还给我们开了张路条。假如被共产党的兵拦下来，一看有路条，二话不说就放行。

我回去还是开道吉车，美国给的车子多的是。也没人处罚我们，因为好几个汽车部队，17团、25团，人都差不多跑光了，这反倒给当官的增加了捞钱机会。如果遇到发军饷，原先领钱的名额多，现在没那么多人了，上边来点名的时候，就派人去冒充下。这个连队的人混到那个连队去，把冒充的名字事先写在手心里，点到的时候答应一声，钱到手了再交出来，也有人领钱之后趁乱跑掉了。

后方有许多没来得及发出的补给物资，如果遇见那种成连成营投降的情况，多余的物资就被留守处拿去卖掉，然后几个人私下把钱分了。这些物资反正是美国人提供的，美国人根本就顾不过来。

原来我们内部早就有共产党，以前一点也没看出来。当官的想投降，问大家：“愿意跟我去就举手。”混在里边的共产党当然首先举手，其他当兵的一看，很多也就跟着举手了，那些不愿意的就只好走了。

国民党兵有时候也自己打自己，你要投降我不投降，那怎么办？就打嘛。连对连、营对营地打，打赢了去投降，打输了就死。这些胜利果实共产党就是白白捡来的嘛！这些兵、武器、弹药，他们不费一枪一弹就得到了。美国人里也有共产党，那些中国翻译官，平时看起来忠心耿耿，到时候突然翻脸了，不听指挥了，所以还是共产党厉害！

七、林彪的部队很能打

郑洞国这个人我听说过，没见过。曾泽生我最后一次见到好像是在吉林，他在大会上讲话。那时大约是民国三十七年（即1948年——作者），60军还没投降。我们等车上的货物卸完，看见他还在讲话，就把车子开走了。运输兵在一个地方呆两天的时候都少，临时住下来也是因为物资不知道送给谁，待命。那时候战场上很少有电话，待命要发报，发过来发过去，很耽误时间。

辽沈会战时，营口、鞍山、海城我都经常去，但都没有驻扎，顶多只是住一两天，车上装满弹药武器，随时候命。我们跟的是15兵站，有个副站长当时在兵站管补给，他后来也到了台湾，我和他在革命实践研究院一起工作过，现在他已经去世了。

在东北打仗的时候，很多部队一听说林彪来了，就撤了，因为林彪的部队很能打，这一点我们当兵的体会最深，中央军抵抗不住他们。锦州会战我没直接参加，只到过锦西县运送补给物资，我们把武器弹药卸下来就走了。我看到战场上简直乱成一团，空中飞机也乱炸。共产党那时还没有空军，飞机只是国民党才有。但飞机也只敢在离地很高的位置投弹，炸弹威力不大，又投不准确，帮不了多大忙。

我知道打锦州的时候共产党这边死的人也不少。国军死守在城内，解放军攻城部队还没到达城墙边，就被守军用机关枪和半自动步枪解决掉了。后来解放军就挖地道，一直挖到墙根底下，城楼上的人枪管够不着，无法瞄准。解放军就架起云梯往上爬，有的刚爬到高处，云梯就被掀翻了，结果摔死很多人。

国军守长春城时城里没吃的，河沟里面的水都舀光了。既没水，也找不到粮食，当兵的把老百姓地里的萝卜和菜叶全都拔光了，最后都没东西拔了。飞机来增援的时候，用降落伞把粮食和物资扔下来，但风太大，有时眼睁睁看着它飘到对方阵地去了。后来就不再用降落伞，干脆把一袋一袋的大米和整块的猪肉直接从天上扔下来，即使砸死人也顾不了那么多。战场上嘛，流血牺牲总是难免的。

锦州突围后，人都跑散了。“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兵。”国民党的兵一下子跑到这边，一下子又跑到那边，哪个说好就投奔哪个，完全没人管了。那时候当兵的能有什么办法，打不过就只好投降，有的跑回家去了，剩下的就跟着中央军缩编了。

60军在长春宣布投降的时候，我们正在另外的地方执行任务，突然接到投降命令，很多人一下子就傻眼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兵站所有的汽车和物资都被人看管起来。兵无粮草自散，大家只好各奔前程。我和张朝富还有几个云南老乡逃难一样，一路步行、乘车、搭船，最后由水旱码头回到了天津。大家在路上把军装脱了，去找老百姓要了普通服装。

幸好在那之前，我刚发了个小洋财。一次在路上，前面部队装钱的木箱从车厢上滚下来，摔在地上爆开了，我们后面的几个车就停下来去抢，都是白花花的大头！所以后来在天津，我们几个老乡的日子还过得挺自在，白天进饭馆，晚上住客栈。有一天在街上遇见车队同事的几个眷属，其中也有军官太太。她们和大部队跑散了，没有饭吃，也没有回家的路费，我就发给她们每人两块大洋，把她们安顿好，又托付别人把她们送走。后面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我最迫切的愿望就是想回家，但那时天津正在开战，一时走不了。后来看见国民党海军陆战队来天津招兵买马，我又忍不住动心了。海军这个番号对我太有诱惑力了。毕竟那时还年轻，才二十几岁，总想着去外面闯荡世界，多接触点新鲜事物。我和张朝富同去应考，两个人都考上了，海军陆战二团。我分在海军机械化部队，还是开车。张朝富分在陆战部队。我经常晚上加班，在长山八岛和天津之间来回走，往大洋船上拉物资、大米和其他很多东西。

我没参加过平津战役。天津有个补给站，我曾在那住过一晚，也是把东西扔下就不管了，当时前方正在打仗。后来听别人讲解放军进城一点也不扰民，我虽没亲眼见到，但非常佩服。这一点和国民党军队明显不一样，我们到哪里都是强占，提前占位置，谁先占下就是谁的。我这个连今天派人出去，占的是某某街，晚上就住在某某街上，老百姓所有的房子都得让出来，门板拆下来搭成床铺。东北有首老百姓编的歌：“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遭了殃。白天要鸡子（鸡蛋），晚上要姑娘。”

在定海上船之前，稀里糊涂的，连台湾两个字都没听说过，上了船还半信半疑，只知道是一个岛，也不讲是什么岛。坐的还是美国人的军舰，上船就开走。船上仍然是美国人在指挥。共产党闹得很热的时候，都是美国人在操纵。我从基隆上岸到了台湾，随之而来的又是受训整编。

八、一到台湾就开小差

我到台湾多少年了？我记得是民国三十八年（即1949年——作者）四月间，由舟山群岛、定海撤退，就撤到台湾了。在定海上船的时候，部队、其他弄不清身份的人，还有老百姓，简直乱得一塌糊涂，还有的人被挤下海淹死。在基隆上岸之后，我分在海军第三军区第三供应分处，那里有几部车子。

刚到台湾很不习惯，吃不习惯，住不习惯，交通也不习惯，语言只懂一点。那时军人交通不要钱，坐火车也不要钱。说起来好笑，我从小没吃过香蕉，到了基隆港，一块袁大头就买一大串，吃得拉肚子，吃太多了嘛！上面也有规定，煮了的食物才能吃，不准吃炒的东西，连回锅肉都不能吃，水土不服吃了要拉肚子。后来才慢慢适应了。

在基隆又遇见张朝富、叶克清几个同学，叶克清他们是跟随44兵工厂到台湾的。大家就在一起商量开小差，因为都特别想回家。最初我想请长假，但部队没批准，再加上人生地不熟，一是没钱，二是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走。

我们几个从基隆乘火车到了高雄左营，那时海军第三军区司令是曹开建，他派人来抓我们，我们是逃兵嘛。我们躲在一个碉堡里面，没被抓到。后来我就在台湾当老百姓，我和几个同学买了几辆卡车，成立了一个公司，专门运煤炭，由金山煤矿运到台北去卖。后来做着不行，做垮了，就没做了。

在台湾很想念家里的亲人，但写信到大陆很困难，当兵的写信要报到排部，排部报到连部、营部，层层检查。我后来离开部队也没写信，怕惹麻烦，说你通匪。那时台湾叫大陆毛匪，大陆又称台湾蒋匪。

要说国民党为什么干不过共产党？人心、士气弱了，打什么仗？大官生活好，一两个小老婆。打仗有什么想头？打仗一要死人，二是破坏，三没有建设。

国民党用大陆带来的钱建设台湾。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金砖局？国民党撤退过来以后成立的，是专门管金砖的单位。大概在新店那边一个山洞里，外面还有驻守部队。里头金子多得很！工作人员进去都要脱衣服，只剩条内裤，到了里边把工作服换好，走的时候换回来，内裤还要再检查。

九、进了国防研究院

后来革命实践研究院招考驾驶员，我和张朝富去应考。我开车技术好。二十几个人就考起了我一个，张朝富没考起。革命实践研究院在中山楼那边，是蒋介石找的地方，三面环山，在远处看像个龙椅。

研究院的性质是半军半民，院长实际上就是蒋介石，主任是陈诚，罗卓英当副主任，分管经济，副主任另外还有两三个。罗卓英曾是广东省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带了二十万青年军到印度。

革命实践研究院专门负责训练各部门的干部，训练时间为三个月，接受训练的人从少将到上将，训练完了再分配到具体单位去。蒋介石每周一、三、五上午来研究院上班。每次都见到老头子和宋美龄一起散步。宋美龄很漂亮，总是穿旗袍。

我曾给蒋介石送过一次文件，他在总参楼上办公，我在门外把文件交给他的副官，副官拿进房间去。蒋介石看了一眼文件，转头对我说：“不要走。”他批好后再由副官递给我。那份文件是革命实践研究院总务处派我送的，文件是封好的，看不到内容。即使没封好也不能看，偷看要杀头。我是研究院的老人，知道凡是送给他看的公事都是不简单的。

研究院每个礼拜一都要做纪念周，文武百官必须到场，听蒋介石训话。蒋介石没来就由陈诚讲。蒋介石经常提到失败的教训，讲着讲着发火了，就用拐杖用力戳地：“为什么一打仗就跑？”上面早有严格规定，所以当蒋介石、陈诚来研究院时，我们这些下面的办事人员一律不能面对着，必须背对着立正站好。

我在研究院里见过蒋介石、陈诚、白崇禧、罗卓英。我还保管过蒋介石校阅用的敞篷车。检阅时开车的是他自己的司机，不用的时候就交给我管，平时洗车、擦车、保养归我。我每天把车子检查好，擦干净。由于这是阅兵用的校阅车，一般人保管不了，要调查身份，平时还派了宪兵守车。为什么这么注意？阅兵车子，一不注意，被坏人放个东西也不晓得，所以都特别注意。

那时正是两党对立的时候，研究院就是专门研究两岸问题。当官的经常在学院大礼堂看大陆电影，“文化大革命”的都看。有一次放映审判“四人帮”的纪录片，我很好奇，就偷偷跑到到楼上放映室看。当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出现在审判席上的时候，我看见楼下那些当官的都在议论纷纷。

研究院总参楼下面有山泉水流下来。一年初冬，我们在楼下用泉水洗冷水澡，锻炼身体。陈诚每天从办公出来散步都是固定的时间，那天他提早了，一个人走出来，卫士也没跟他一道。他从后面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好！”研究院军风纪管得很严，我还吓了一跳，心想完了完了。这时他的卫士赶紧跑过来，怕有什么事情，他们就一起走了。那时我年轻，才三十多岁，很多事还不太懂。为什么这么说，那么大的官来了，应该要避一下嘛。

后来革命实践研究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搬到木栅去了，另一部分留在阳明山中山楼，名称改为国防研究院，我就留在国防研究院替罗卓英开小车，在那之前是开公务车。我住在罗卓英公馆，陈诚和他住得很近。罗卓英到研究院来上班的时候，我就相当于他的勤务兵。每次一到了研究院，我就要出去查看，检查四周有没有嫌疑分子。

我给罗卓英开车差不多两年。我是穿老百姓服装，也不发枪。罗卓英住在信义路10号，他家除了我以外，另外有一个副官，还有一个从大陆带来的佣人。他太太住在屏东思孝巷，没和他住在一起。他太太有一次上阳明山来，还专门找人在这边养鸡。

每天都是我送罗卓英到研究院，八点以前一定要到，他是军人作风嘛。下班的时候就不一定了，要开会就走得晚。不开会一般起码也在六七点才回去。他奉公守法，没有卫士，只有一个副官张保禄（音），福州人。

罗卓英患有糖尿病，也有结石病。后来糖尿病太重了，眼睛都瞎了，那时我已经没给他开车了。罗卓英爱读书，因为有病，不喝酒，不抽大烟，什么恶习都没有。他和陈诚关系最好，陈诚在哪里任官，罗卓英也总是跟到哪里。他们都是十八军的嘛，还是保定军校第八期的同学。蒋介石和陈诚很信任罗卓英。

因为有病，罗卓英平时不能吃好的，忌口。人家送来好吃的就给我们吃。他是客家人，多半讲客家话，我听不懂。他那么大的官，不随便乱讲话。他死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后来才听说的。我那时在给副教育长李耀林开车。

后来，还是在国防研究院，行政院来个命令，说是要派忠实的驾驶员到台中雾峰去装东西。我带的三部车子，一部是运输处的，另外两部是国防研究院的，都是大卡车。车子上面坐着宪兵和警察。还有个指挥官跟着一道。究竟干什么他也不讲，只说要小心啊，车子千万不能太震动了。我们当时很奇怪，又不敢问。他晚上把旅馆找好了，大家就住在里面。

最后到了台中雾峰一个破仓库，宪兵和警察就把那地方包围起来，不准出入。仓库外面放着的木箱子已经烂了，有的稻草都露出来了，里面装的什么也不知道，把箱子装上车就开走。他们一路都用无线电在联络，告诉这个车子快到哪里了，每个十字路口站满了宪兵、警察和便衣，交通要道的路口全都封锁起来，害怕有人劫车。

老百姓望着我们开过去，中间那辆车就是我开的。每个车子顶多只装六七只木箱，箱子之间垫了纸盒，害怕碰撞。我一路非常小心。指挥官说：“坏了你们要倒霉哟！”我不知道装的是什么，心想这个破箱子还那么重要啊？卡车经过工业路，来到台北新公园，在新公园里边我们停下来，又换了车子，不知道是哪个单位派来的卡车，直接就拉走了。

以后才知道那些木箱被拉到故宫博物院去了。这叫做国宝嘛！我们运的是第一批，没装多少，第二批就多了，不过没让我们再去装。这些国宝是从大陆运来的。

十、两党斗到最后国民党输了

两党的斗争，斗到最后国民党输了。由定海撤退，撤到台湾来，各方面都往台湾撤，六十万大军到了台湾。到现在为止，不知道还剩下多少，死的死了，退的退休了。现在我们老兵也不希望打仗，太平生活这么惬意，谁都不愿意再打。你问问台湾那些大学生，你喜不喜欢打仗？不喜欢。为什么？一打仗就完了，没吃的了！

和我从小一起参军的四个同学中只剩下两个人，还有一个叫叶克清。张朝富来台湾不久就自杀了，死的时候才三十几岁，他的年龄比我还小一点。我们两个是最要好的朋友，小学读书就在一起。当年就是他往我家窗户里扔纸条，我才又跑出来当兵的。

张朝富是在高雄左营上吊自杀的。他没有留下遗书。他家还有什么亲人我不知道。后来我回昆明老家时也去问过，但年代隔得太久，已经打听不到任何消息。张朝富死之前，我住在台北信义路罗卓英家，他没事就爱来我这里坐坐，聊的都是有关家乡的话题。他在台湾找不到事做，人生地不熟，一直没结婚，因为想回家。我偶尔还拿点钱给他。我是由别人传信给我，才知道张朝富自杀的消息的，我当时好难过。另一个同学叶克清是给宋楚瑜的父亲宋达开车，听说去了美国，现在还活着没有不知道，失去联络很多年了。

我在台湾三十五岁才结婚，为什么呢？也很想回大陆。那时天天喊反攻，以为马上要回去。部队还编了一首歌：“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大陆是我们的兄弟。”出操天天都要唱的。很多人不结婚，都是这么想。我现在来台湾六十多年了，早已成家立业、儿孙满堂了。

我的家一直住在阳明山上。在这个地区居住还要经过严格审查，因为蒋介石曾经住在阳明山后山公园，蒋经国住在前山公园。国防研究院解散后，我和研究院的一批人到了文化大学。我替张其昀先生开车。他又叫张晓峰，在国防研究院也当过主任的，是陈诚任命他的主任。他办了文化大学，也是陈诚让他办的这所大学，当时台湾大学还少得很呢。

张其昀还有一个司机叫周大义（音），周大义跟他的时间比我久一点，他在张其昀当教育部长时就跟着他了。张其昀经常不知道下班时间，有时候在办公室呆到晚上九点十点，他说回家了回家了，我把他送到家，再回来一看，早已十一点过了。他没有时间观念，很多时候都是独自在办公室看书。我在文化大学做了一两年就退休了，然后就到现在了。

我民国四十一年（即1952年——作者）加入国民党，还是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参加的。在台湾感觉还是不错，生活过得好，衣食住行都不错。陈诚搞的“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就是这土地你耕种多少年以后，这土地就属于你了。“住者有其屋”就是这个房子你住多少年以后，就属于你了。这两样搞得好，这是台湾的政策，大陆还很少有人知道。陈诚功劳最大的就是建设石门水库。把台湾的军人退伍下来，去修石门水库和苏花公路，开山，炸石头。修苏花公路还死了不少人。苏花公路是由苏澳到花莲，所以才叫这个名字。

蒋经国后来在台湾建立的政策就是“清廉、爱国”。蒋经国走了以后，大家都痛哭失声，老百姓拥护他。如果没有这两个好官，一个陈诚，一个蒋经国，台湾早就乱了。

我再说说六十万大军到台湾。修水道、修铁路、修苏花公路，都是用的这批人。退伍后，闲散的人太多，找事不好找，蒋经国就想出这个办法，退伍军人也统统安置了。这些人，如今死的死，老的老，剩下的也不多了。

台湾的荣民总医院是美国人盖的，后来被政府收回去了，听说好像归民间所有了，也有人说另一半还是属于政府。荣民总医院以前只为退役老兵服务，后来才对老百姓开放。医院用这块收入来养活其中的医疗人员。

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对过去打仗的历史不在乎，这些根本不在他们脑海。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玩、乐、搞钱，成天只想这些。我希望他们平平安安生活，但不要忘记列祖列宗，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

我听说过西安事变，知道张学良住在台湾，他大概死了吧？他被软禁在新宿，蒋介石没有杀他，这里面有私情。这些私情我们当小兵的就弄不懂了。对他的事新闻封锁，我们也听不到。他在阳明山青山路住过，一般人见不到他的。拿我的看法，他当年不算犯罪，也算是爱国人士。他的副官还在台北开馆子，名叫陕西菜馆。我去吃过牛肉馍，吃的人很多。

我现在年龄大了，八十九岁了，以前的熟人基本上找不着了。我认为两岸之间的纷争终究还是会解开的。不能搞两个中国！那不成体统，大陆和台湾迟早要合起来，国家不能分离，这是大多数人的心愿。我希望两岸和气，有话好好讲。大陆那么大，物资东调西调，还可以维持。台湾你调哪里？从基隆到高雄就完了。

十一、少小离家老大回

我第一次回大陆是民国七十六年（即1987年——作者），隔现在也差不多有二十六年了。那年刚开放两岸探亲，我是宣布开放不到一个礼拜回去的，是第一批。初次回大陆很兴奋、很紧张，由于对政策理解得不够，去之前我预先订好了返程机票，只打算在老家逗留一天，看一下就走。自己毕竟当过国民党军人，和共产党打过仗，我害怕如果呆得太久，会被人将过去的历史旧账翻出来，说不定还要追究政治责任。我在台湾的家人也担心这点，但他们都很理解我，知道我年纪越大，思乡的情绪就越浓。我与爸妈已经四十多年不通音讯，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当时至少有七八十岁了。我虽然不敢抱太大奢望，但还是忍不住幻想着与二老相见抱头痛哭的情形。

远远看见昆明拓东路岔街口我家的房子，心情非常激动。大门两旁那对熟悉的石狮子还在，房子里依然是一所小学，只不过名字改了，不再叫聚奎小学。附近的聚奎楼也拆掉了。学校大概放了假，没什么学生，只有几位退休教师模样的人在小天井里用砖头搭建的灶台上烧饭，天井两旁的菩萨全都被人用布遮挡起来了。

我家的房门锁着。我问学校那位看门的工友，这房门是谁锁的？那工友回答我，是上面领导让锁的，听说这一家还有人在台湾。我告诉他我就是从台湾来的。他去拿钥匙来替我开了门。屋子里只剩下蒙满灰尘的桌椅板凳和一张老式架子床。那张床多次在我的梦中出现过，我小时候和妈妈一道在上面睡过。除此而外，家里面其他好一点的家具，包括那些古色古香的铜香炉和铜烛台全都不见了。

我向那工友打听情况，他什么都不清楚，只说岔街口有一位年纪和我差不多的人认识我父母，还和我父亲一道喝过茶。于是我让那工友带我去岔街口找他。那人姓李，他告诉我，我的爸妈早在二十年前“文化大革命”中就去世了。他们被批判过，还游过街。我还向他打听小妈肖氏和她的儿女们，他说不认识他们。

当晚我在那张架子床上住了一夜。工友为我拿来铺盖和棉絮，还替我点了一盏小油灯。屋子多年来无人居住，电路早就不通了。床上的蚊帐也是那工友在屋子里找到的。蚊帐很旧，大概是我父母生前用过的。我一夜没有睡好，脑子里想的全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当年自己幼稚不懂事，偷偷翻窗逃走，连一句话也没给家人留下。这几十年我一直在外面扛枪打仗，东奔西跑，二老肯定时刻牵挂我，担心我会战死沙场。我家天井里面有菩萨，妈妈或许会一早一晚去那里上香，替我这淘气的儿子祈求平安。一想到这些，眼泪就不知不觉流下来。

第二天清早起床，也没跟那看门的工友打招呼，我就赶紧走了，机票返程的时间快到了。当我第二次回到昆明，又是几年以后了。我想去寻找父母的墓地，替可怜的二老烧一炷香。我再去岔街口去见那位姓李的邻居时，他却因病不幸辞世了。我家房门依旧锁着，由于时间相隔了半个世纪，那条街上已无人知晓我父母的情况，更不认识我这个乡音未改的台湾老头儿。

第三次再回去，城市的改变非常大，完全认不出来了，我老家的房子也拆掉了。

我第一次回大陆是从台北松山机场到香港转机。在香港机场的时候，五点整的飞机，过了二十分钟还不起飞，我听见有人问，为什么还不开呀？机上工作人员说，在等一个人，是从台湾来的。我就问，请问你们等的台湾人叫什么名字？他们就告诉了我。我说我就是孙云武。他们听了立刻给控制台打电话，然后很快起飞到了昆明。我回台湾之后把这件事讲给儿女们听，他们也都笑死了。

中国文化大学校长潘维和也让我讲讲自己的故事，说是要写一本书。那时我还不像现在这么老，思维清醒多了，现在很多关键性的细节都回忆不起来了。我与潘维和的关系最好了，每个礼拜我们都要在一起喝点酒。别人见了感觉奇怪，文化大学的校长居然会跑到我家来玩。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俩认识多少年了！

（此文根据录音谈话整理。老人一直生活在台湾，偶尔才会回到大陆，很多访谈实际上都是通过QQ完成的。在此期间曾得到过老人的女儿孙亚兰女士的支持和帮助。特在此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周昌义徐子茼

分类：往事 作者：卢苇 期刊：《当代》2014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