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我与书画艺术家

吴作人、李可染、李苦禅、董寿平、启功、戴泽、常书鸿、李平凡等诸多书画艺术家，都是我受益匪浅的良师益友;而他们则把我视为“画家挚友”。在长期交往中，我们彼此建立起深厚而真挚的友情。在这八位艺术家中，健在的只有92岁的戴泽先生一人了。这些德高望重的艺术家送给我的书画和题词，特别是写给我的那些感人脏腑的信件，永远激励着我“认认真真办事，老老实实做人”，促使我更加热爱中华民族的书画艺术和不断为之增添光辉的艺术家。

一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没多久，来自西安长安画派领军人物方济众，张大千的高徒何海霞，齐白石的大弟子娄师白、卢光照等，相聚在东单水磨胡同北京画院老画家韦江凡先生府上，挥毫泼墨以文会友。我也有幸应邀参加。韦先生作《万马奔腾》，方先生作《万山红遍》，何先生作《华山天下险》，卢先生则在大家的谈笑声中作《金鱼欢跃》，并题“郑理老弟一笑”，而娄师白先生更是画兴勃发，画螃蟹三公一母，笑曰道：“看你横行霸道到几时。”然后题上款“郑理同志属画”。

光阴似箭，一晃三十多年了。这五位大画家，健在的也只有92岁高龄的韦老一人了。我们往来从未断过。2012年中秋节，我和老伴登门看望韦老，他已经病卧床上了。韦老用力抓住我的手，深情地瞧着我，唉！一切都在不言中。方济众先生家在西安，但我们常有书信往来。他去世前写给我最后的一封信，是在1983年8月30日发出的，信中写道：“郑理同志：北京病返，即日入院，迄今两月，虽险情过去，然仍有低温，故尚不能出院。你此次来陕，未能尽地主之谊，甚感遗憾。病中蒙兄至诚关怀，深为感谢。如去江凡兄处，亦请代陈近况。诸请勿念是幸，匆此不赘……”1984年春夏之交我再次来到西安时，方老带着众多遗憾，前不久离开了他用尽心血浇灌的中国绘画事业了。痛失方老，令人伤感。

我最后一次见到娄师白先生，是2011年他去世的前两个月，一天，他的夫人王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娄先生叫我去医院见他。我知道，他是为修订《齐白石绘画技法》的事找我。在这以前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曾向我谈起这件事。这时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躺在病床上对我说，他在三十多年前曾编写了《齐白石绘画技法》一套书，共三册，希望我能帮他完成这套书再版前的修订。我同他商量，需要修订的地方，先一一标出来，修订具体的内容，可以根据身体情况安排时间给我讲。我可以边记边录音。

“这个法子好。”娄先生说，“我来说，你来记再加上录音，成。”

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娄老就带着终生遗憾走了。在去世前不久，娄先生为我收藏的白石翁所作尺幅最小的草虫册页，题写了“可惜无声”四个篆字，成了他最后留给我的墨宝。为何要题写这么一句话呢？娄老说：“这是老师白石先生在他画的草虫上，经常题写的四个字。老师说：‘可惜啊！画得再好，也听不见草虫的鸣叫声哟！”

何老何海霞，是张大千的得意门生。他的书画和言谈举止，颇有大千风范。徐悲鸿称赞他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五百年来一大千”。而大千先生则称赞何先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绘画高手。何先生与我聊大千先生时，曾悄悄告诉我一个小秘密：“大千先生的画，比如荷花，有的是我画的。”

他说罢便拿起笔，一边潇潇洒洒地作画，一边谈笑风生同我继续聊天。作画聊天两不误，这是何先生的一绝。我眼瞧着一株水灵灵盛开的夏日红荷，从他笔端跃然纸上。然后，他顺手打开案头大千画册一本，翻开一幅荷花对我说：“你对照着瞧瞧，有何感觉？”

我赶紧击掌“称绝”，情不自禁地说：“何老，我的感觉就是：这两幅荷花，如出一辙，一模一样！”

何老得意地乐了。人生难得一知己。说罢，他为我作山水画《秋江》，题款道：“郑理同志赏正海霞丙寅酷暑”。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何老应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的邀请，在京西宾馆作巨幅山水画《一统山河美》。一天下午，他打电话请我一起吃饭。

“何老，有事吗？”

“没事。”何老小声说，“今晚有好吃的，我请您来吃饭。”

“都有什么好吃的？”

“红烧海参，油焖对虾，红烧牛鞭，还有……”他依然小声说，“在首长小餐厅，我们俩边吃边聊，多开心。”

我知道，这都是杨尚昆同志安排的。在中国，大千先生称得上地地道道的美食家;而他的弟子何先生，也应该算得上半个美食家了。

何老先生乔迁新居后，我一直没去，1986年中秋前夕，我才前往祝贺乔迁之喜。我们一见面就有着说不完的话，谈绘画、谈书法、谈大千先生的轶闻趣事，还有他从西安到北京的故事，无所不谈。我们变得很是开心，他高兴起来就想写字画画，于是挥毫题写“画家挚友”四个大字，并题款：“郑理同志来访畅叙称快并书留念七十八叟何海霞”。然后，又写中秋对联送我。

“为祖国山河立传”是山水画大师李可染先生的一方印语章，“可贵者胆”、“所要者魂”和另一方自励印语“废画三千”，是他作画几十年的最重要的心得体会。“胆”者，在继承中敢于突破传统的陈腐框框不断创新;“魂”者，不断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面貌的绘画。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我登门拜访李先生，倾听他关于东西方绘画的论述。老先生意味深长地说：“欧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偏见，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绘画。我以为，随着中国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对世界影响的扩大，他们势必要刮目相看中国。到了下个世纪50年代，欧美这些西方国家将会像我们今天熟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那样，熟悉并喜欢中国绘画。对此，我充满信心。”李先生问我如何认识这个问题？我说：“我非常同意您老的看法。”他说：“看来我们是异床同梦了。”

前不久吴冠中先生同我谈过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的关系时，他曾说：“绘画艺术好比是一座高山，不管是画水墨画的中国画家，还是画油画的欧美画家，大目标是一致的。在攀登途中，不必争论谁比谁高明，爬得越高，彼此距离就越近。当坚持到底的人们攀登到顶峰时，大家就会豁然明白，原来我们的目标都一样。”说到这里我问李先，“您对吴先生的这个说法，怎么看？”

“吴冠中同志的话，有道理。”李先生说，“笔墨当随时代走。中国的绘画也要在变革中走向世界。”

李先生书画笔墨凝重而酣畅，是位治学严谨的国画大师。即使办一件在别人看来很不起眼的小事，他也十分认真。一次，李先生送我一本刚出版的画册，在画册上题什么，上款怎么写，落款怎么落，他都有认真地思考;用什么笔，盖什么印，他也作了仔细挑选。一位朋友让我请李先生写条字，我告诉李先生后，他先是选纸，然后挑选毛笔，要写的四个字如何布局，如何起笔、落笔，都经过认真思考。待他写完这幅字，我看了看表，整整用了40分钟。

1988年秋日的一天，我从八宝山革命公墓向一位老知识分子遗体告别后，我来到位于北京三里河李可染先生居住的地方，先生在他的“墨天阁”同我闲谈。李先生认识这位老知识分子，他感慨道：“他活着的时候，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如今离开这个世界了，又把他说成是个一生完美知识分子。你说我们这个党傻不傻，人家活着的时候，从不说人家一句好话;人家死了，却好话一大堆。唉，这些好话，为什么就不能他活着的时候说上几句呢！”我说：“这正如人们常说的：最坏的人从大批判稿子里找，最完美的人从悼词里找。”

李先生在1989年12月去世之前，我同他还为作传一事交谈过。他很忙，以往我们见面时，几次都曾聊到作传的事。几次他都谈到现在的一些人物传记，虚假成分太多，不可靠、不可信，不负责不好。他告诉我：要么不写，要写就写一本对读者负责任的真实的传记。李先生的传记怎么写，他始终没有具体说过。这次拜访李先生我主动提出来，最好早晨起床，先录音个把小时，再干别的，一直坚持录下去。有了这个录音，写的问题就好办多了。李先生认为这个办法可行。他说：“下次你再来时，我们再商量细些、具体些，最好能先有个提纲，我可以按照提纲回忆。”

让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而后没多久，李先生突然驾鹤西去了。

二

“郑理同志，您好！我匆匆访日，应日本之邀，参加了神户博物馆举办的中国群体版画大联展开幕式活动和友好交流，后又应日本东京方面的邀请，专程到东京出席在中国大使馆举办的“李平凡画伯画业50周年金奖”授奖大会。连我自己也没注意到自1937年学画以来已五十周年，以及1947年2月在日本首次举办中国版画展（鲁迅赠给内山嘉吉的木刻）已经四十年……”这是著名版画家和收藏家李平凡于1987年3月31日，从日本给我邮来一封信的摘录。我和李先生，相识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而后，往来不断。

我前半生从事记者工作，只要能挤出时间，不管多远，我喜欢在报社吃过晚饭，然后骑上那辆从1960年就伴随着我的那辆永久牌自行车，登门拜访一些新老朋友，且经常深更半夜才回到家里。总为我大老晚还不回家而提心吊胆的妻子，等两个孩子睡觉了，不管自己有多累，不管多晚，她总会趴在窗台上眼巴巴地瞧着楼下，一直看着骑车子的我摇摇晃晃地出现在她的视线里，这才放心地开门等我进来。当时，我正撰写《李平凡传》，所以，晚饭后我总是隔三差五地往李先生那里跑。有一天，我一直让她等到凌晨一点才回来，她一开门，累得我进门后，把手中布兜往床上一扔，接着就倒在了床上。妻子见我这么劳累，赶紧给我整理床铺。像往常一样她拿起我扔在床上的布兜，把布兜往旁边桌子上猛地一扔。她这一扔不要紧，只听“啪”的一声响。我赶紧从床上坐了起来，吃惊地说：“糟了！”妻子睁大眼睛问我：“怎么糟了？”

“你把李先生画的画盘摔坏了。”

她赶紧拿起布兜，打开一瞧，白瓷盘上画的那个脸蛋圆乎乎的胖娃娃，已经摔成三块了。“这个娃娃画得太喜人了！”妻子特别心疼地说，“我还以为里边装的就是采访本呢！”

为此，妻子后悔得一夜没睡好觉。早晨起来，她嘴里还在后悔地叹息着。我安慰她说：“这事好办，你喜欢，我再请李先生画一个。”

“你怎么好意思再开口要呢？算了，我想办法买瓶粘瓷器的胶水粘上……”

我挺累挺困，没再说什么，睡着了。

用魔法彩笔在白瓷盘上画画，是李先生的一大创造。他之所以产生这种想法，是因为多年前他住在医院里，总是躺在床上感到无聊，于是，为了消磨时间，他叫夫人买来许多白瓷盘和一盒日本生产的魔法彩笔（这种彩笔能在盘子上画画写字，不怕水洗）。没事时他就坐起来，把枕头放在背后靠在墙上，在白瓷盘子上反反复复地画了起来……就这样，失败再画，再画再失败，再失败就再画，这样坚持数月，他的第一个漂亮的画盘诞生了。从此，平凡在瓷盘上作画就一发不可收拾。他不仅把可爱的孩子们画在雪白的瓷盘上，还把花草树木山山水水，尽收画盘。他笔下的画盘得到很多人的喜爱、追捧，国家还把他笔下的画盘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元首。李平凡的画盘逐渐成为人们青睐的艺术品。中央电视台为满足广大观众的需要，在1979年专门摄制了一部电视片《李平凡画盘》。观众欢迎，电视台反复播出多次。我呢，后来也写了一篇短文介绍《平凡画盘》。有一天，我再次拜访李先生时，刚坐下，他便把一个画盘放到我面前，说：“请你把它转交给夫人胡秀清。”

“您这是从何说起？”我惊奇地看着李先生问。

“既然她那么心疼摔碎了的那只画盘，这容易，我再画一个不就行了嘛！夫人若不满意，你给我来个电话，我再接着画，一直画到夫人满意。”

“李先生，您听谁说的？”

“这还用听谁说吗！”李先生微笑道，“前些天，我在《经济日报》副刊上看到了你写的文章。我觉得这只画盘比摔碎的那只画得要好些。”

我笑道：“李先生您真有意思。”

“郑理同志，你别乐，真的是这样。”李先生挺认真地说，“许多画家都这样，画的多，满意的少。”这一回，李先生在一只特大的白瓷盘上画了三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她们手拉手，背着书包，连蹦带跳地去上学。“啊，这画盘中的仨女孩，实在是太活泼可爱了。”我情不自禁地说，“我先替她谢谢您！”

“画家挚友同志，朋友嘛，咱们是谁和谁呀！”

李平凡，原名李文琨，他悄悄把文琨改为“平凡”。“老百姓是平凡的，我只是老百姓中的一分子。”李先生说，“我喜欢做个平凡的人。”李先生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艺术家、收藏家。他在他85岁的时候，把珍藏和创作的艺术品一千六百余件，捐赠给《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

1988年6月24日，李先生给我写信说：“台湾版画家林智信作品展，已准备就绪，如何向记者寄发请柬问题，希望得到您的大力支持。今附上目录，请阅。我准备近日抽晚上找您面谈……”

三

晚上，李平凡先生同我商量完台湾版画家林智信作品展事宜，我又回到办公室，一推开门，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是董寿平先生打来的，他说明天星期日，问我能否抽空去他那里坐坐。有一副仕女图，我正想请董先生看看，便说：“我正想去拜访您老呢，明天午睡后到您老府上。”

我与董老说定了。

董寿平，原名董揆，山西洪洞县人，其高祖董霁堂为清中叶著名书法家，祖父董之焕为清朝翰林，能诗善书，举国有名。董先生受家庭影响，自幼酷爱书画，尤其仰慕清初画家恽寿平，故改名寿平。

周日下午，骑上我那辆吱吱嘎嘎响个不停的自行车，一小时后，从朝阳门外东大桥来到位于和平里小区的董先生府上。此时，他正和老保姆一起往阳台上倒腾荣宝斋送来的宣纸。我赶紧走到阳台，想把倒腾在阳台上的宣纸码整齐。董老冲我说：“别码齐，就这样扔在那里挺好。”

“董老，这么好的宣纸您不把它放在柜子里，干吗要扔在阳台上呢？”我很不理解地说，“您难道不怕风吹日晒？”

“郑理同志，怎么储存宣纸，你可就外行了。”董先生说，“媳妇是越新越好，这宣纸是越旧越好。这纸怎么才能让它旧的快呢？就是不能把新买来的宣纸当宝贝收藏起来，住楼房，最好把它扔到阳台上。不让你码整齐，就是为了利于透风，风吹吹好，就这样放上一两年，这宣纸可就好用多了。”

噢，董先生这么一点拨，让我顿开茅塞。

倒腾完纸，董先生请保姆给我们一人沏了一杯茶。董先生端起茶杯，喝了口，半开玩笑地说：“郑理同志，如何保存宣纸，你这个荣宝斋的顾问，可就不如我这个老顾问有发言权了。”

“那当然。”我说，“以后还得好好向您老学习。”

“人们不是常说‘三人行必有吾师嘛！”董先生谦逊地笑了笑说，“其实，我们是互为老师。如何储存宣纸我比你有发言权，可怎么写文章，你又比我有发言权。”

“先生过谦了。”

“谦虚使人进步。这可是毛主席说的。”

“你过来帮帮忙。”董老对保姆说，“你和郑理同志，悬空抻纸。我悬腕给郑理同志写条字。”

按照董老的吩咐，我们俩站立，把一张四尺纸悬空抻直，董老饱蘸浓墨，右腕高高悬空纸上，只见他笔如行云流水，墨透纸背，繁体“飞龙”瞬间跃然纸上，腾空而起。

董老把笔交给我，说：“你也来个空中悬腕行书。”

不是我怕献丑，是我深知空中悬腕挥毫的难度。我赶紧摆手很不好意思地说，“在当代，能如此悬腕书写的，只有您董老了。一些来访的日本书画界的朋友，对您老的笔墨功夫，都佩服得不得了。”

“不写也罢。”董老说，“现在我就请你看一件东西。”他说着，从案头取出一本日本出版的书画集。他向我介绍说：“你说到日本朋友，这里有一本日本朋友送我的日本印制的书画集，印刷很是精良，我送你。我们中国人发明了活字版印刷术，可日本的出版物比我们的印刷品精美多了。资本主义好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借鉴、学习。你挤点时间不妨写点小文章介绍介绍。”

“董老说得甚好。”我说，“谢谢您老。”我收下书法集，拿出1985年刘蔷为我画的一幅仕女图《散花舞》，请董老过目。董老展画细观，然后十分高兴地挥毫写道：“刘蔷此作颇有父风，可喜继卣老友后继有人。”落款：“郑理同志收藏董寿平识时年八十三岁”。

董老放下笔，告诉我：“刘蔷正在被日本人称之一号国宝的大画家东山魁夷画室进修……”

我告辞时，董老把为我画的《风竹》、题词“画家挚友郑理”，和他的悬腕书法“飞龙”一起叠好置入一个纸袋带走。

在1990年前，我住在朝阳门外东大桥，同油画家王沂东作邻居;1994年又搬家到方庄，尹瘦石、韦江凡二位老先生又相继搬来，成了共住一座楼一个楼门的邻居。从此，我和我的家人同尹老、韦老和他们的家人，相互往来也多了起来。

一天晚饭后，韦老同我谈起他的收藏，说：“对于我来说，有一幅画称得上无价之宝，我一直珍藏着。”

“什么画？能让我一饱眼福吗？”

“哪有什么不能的。”韦老说着就请夫人时老师找出了《涑柳寒鸦》图。

“徐老师画这幅画，有着一段感人的故事。”韦老回忆说，“解放前，徐先生是北平美术专科学校的校长，我是他的学生。一天，徐悲鸿给我们上国画课。他一走进教室，看到地上扔着半张踩满脚印的宣纸，赶紧弯腰，十分心痛地捡了起来。他一边用手弹去尘土，一边说：‘片纸点墨，都凝聚着工人们的辛勤劳动。同学们，我知道生产一张宣纸是很不容易！工人们要输出多少心血和汗水啊……悲鸿说着拿起笔，就在这张纸上画了这幅《涑柳寒鸦》，并郑重题上款，盖名章，然后走到韦江凡同学课桌前，把这幅顺手捡来的艺术品送给我。当时有些同学看到这种情景，都羞愧地低下头，我也是。”韦老回忆往事，感慨道：“老校长用被人当作废品扔在地上、沾满脚印的一张很不干净的宣纸，当着我们这些学生画成的这幅画，不仅成了我的镇斋之宝，更是成了我时刻受教育的教材，它永远激励着我作为人民的画家，一定珍惜片纸滴墨。”

徐悲鸿有着一双与众多艺术家不同的眼睛。在一般画家看来，它就是一张纸，一张被人踩得不成样子的废纸;可在徐悲鸿的里，这是一张可以变成精美艺术品的纸。韦老感慨道：“我的老师徐悲鸿视《八十神仙图》为生命。我则把徐老师画的这幅《涑柳寒鸦》图视为生命，我的艺术生命。”

惜墨如金，惜纸如金，这是诸多大师共有的品格。徐悲鸿如此，他的大弟子吴作人先生亦如此。他把写字、画画多余的纸，即使只有方寸大小，都要裁下来，然后整整齐齐地放在抽屉里，用时，需要多大尺寸的，就从抽屉里找出多大的纸块，绝不浪费滴墨片纸。

四

我和吴作人先生相识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中期，几十年来，他给我留下了美好而又深刻的记忆。1976年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世人欢喜，吴老非常开心的同我谈起艺术家的春天，他挥毫写下“春风吹又生”以表达大家的喜悦心情。1979年1月，我把拜访吴作人、杨宪益、王静如三位知名老知识分子的谈话整理成文章，准备见报，给文章取个什么题目一时拿不定主意，吴老看着我笑了笑，说：“那就我来给它作题吧。”说完，从抽屉里挑选了一条纸，兴致勃勃地书写了“人老、心红、志坚”六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并向我解释道：“这是今年元旦，邓大姐（邓颖超）送给我们几位老人的一句话。

吴老一贯坚持“艺为人生”。时针指向1984年以后，吴老经常向我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做人，怎样作画。有一天晚上，吴老问我应该如何做人做事。我回答道：“做事应该认认真真，做人应该老老实实。”吴老听了，非常高兴十分赞同地说：“好，太好了，我现在就写下来。我认认真真地写两张，送你一张，留我一张。”他说罢，我研墨抻纸，吴老当即写了下来，并落款“与郑理同志书以共勉”。

修养高，学问大，虚心而谦虚，是我所熟悉的诸位艺术大师都有的品格，吴先生就是这样。他送给我的书法，大都写着“为郑理同志书以共勉”。1987年，北京日报创刊35周年，请吴老题词，他欣然题写“辞讬微波”四个大字，并给我写信一封，信中写道：“……‘辞讬微波，源出楚辞：‘讬微波而通辞。我用借‘微波而传信息，不知能算古为今用否？”

从这简短的话语中，让我深切感受到一代大师吴作人先生谦恭而又高度负责的为人。

随着我同吴先生的交往、接触、交流不断增强，彼此间的沟通了解也不断加深，他渐渐把我视为可信赖的好朋友，有时把一些个人信件交给我处理。在1988年初的一个星期日，我又来到西郊老虎庙吴先生府上，他把一封收到没多久的信交给我，风趣地说：“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吴作人有儿子了。”

“您老有儿子了？”我惊讶地睁大眼睛问，“您哪来的儿子呀！怎么会突然蹦出个儿子，是不是干儿子？”

“要什么干儿子！”吴先生笑道，“我用不着解释，你看完这封信，就明白了。”

这信来自南方一座小城，是小城的一位领导写的。信的大意是：吴先生的儿子能光顾他们这个小地方，是吴老瞧得起他们。所以，他们非常高兴！他代表全市人民表示感谢！特别感谢吴老的儿子对他们这个地方的关心。“贵公子在他们这里考察观光，提出不少十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对改进他们的工作，提高他们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大有帮助，非常感谢！如有招待不到的地方，还得请吴老多多包涵……”

我看完了信，乐了。

“常言道‘人怕出名猪怕壮。”吴老感慨道，“还真是如此。你看，我吴作人不过就是一个稍微有点名气的画家，偏偏就有人冒充我的儿子骗吃、骗喝、骗东西。更可笑的，还偏偏有人就心甘情愿的被骗。”

吴老说完，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起来。尔后，我们聊起了当前文化艺术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话越聊话越多，聊得把吃饭都给忘记了。“作人，你们老朋友见面总是话那么多，连吃晚饭都忘了。”夫人萧先生走进来说，“别让郑理同志饿着肚子陪你聊，快吃饭吧，菜饭都上桌等着你们俩了。”

“那就先吃饭吧，郑理同志，咱吃饱肚子再接着聊。”吴老说着站了起来。我赶紧问：“这封信？”

“郑理同志，你是记者，这封信你看着办吧，交给你处理了。”

老两口（吴先生和萧先生）、小两口（女儿和女婿），还有我。其实，在丰盛的晚餐桌上，吴老和我也没停止说笑。我们一边吃饭，他还一边向我介绍如何巧吃肥肉。他说：“办法很简单。把买来的肥肉里里外外抹上一层黄酱，然后放在阴凉处吊起来，风干上半个月就可以食用了。不管是酱着吃，还是烧着吃、炒着吃，都好吃。”

1990年末，吴先生患脑血栓住进医院，进进出出，几经反复，出院后，我于1992年10月30日，登门看望。躺在床上正在做按摩的吴先生一听见夫人萧淑芳说我来看他了，便高兴地说：“郑理同志你干吗去了，我觉得你都有一两年没来了。”吴先生一贯乐观风趣。他向我介绍按摩大夫说：“她是协和医院资深的按摩大夫。”又向大夫介绍说：“郑理同志也是大夫，是北京市政府专门研究问题，给问题看病的大夫。”他的话，把女大夫逗乐了。“郑理同志，别瞧作人病成这个样子，他还是那么乐观，躺在床净说笑话。”夫人萧淑芳向我介绍道，“他性格有些变，过去只喜欢弹钢琴、听音乐、背诵古诗词，现在又多了喜欢唱歌。躺在床上高兴了什么都唱，不光他一个人唱，还拉着别人同他一起唱。他现在眼睛视力很不好，一只眼睛看不见，一只眼睛什么都看不清。他天天让我和别人给他读名著。他像个孩子听大人给他讲故事似的，听得特别认真，读错一个字，他不光马上给纠正过来，还唠唠叨叨地老批评人。总说人家不认真。有时候他还提到你，说郑理有句话，叫认认真真办事。给别人读书当然也应该认真，不认真也读不好……”

1993年3月，北京日报给吴老安排一个画刊，就请谁为画刊写篇评论一事，美术摄影部主任孙以增征求他的意见，吴老提出来由我来写。孙以增转告我以后，我觉得我怎可对大师作品评头论足，便赶紧给吴先生打电话推辞。他听后，哈哈一笑，半开玩笑地说：“郑理同志，你求我办事，我可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怎么我求你办事就……是不是太不够朋友呀！”他说完乐了。我虽然也乐了，却感到脸上有些发烫。心想，吴老不愧为享誉中外的绘画大师和受人尊敬的美术教育家，是如此谦虚，如此平易近人。

1994年某月23日，我到府上看望第四次患脑血栓出院不久的吴先生，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夫人萧先生向我介绍说：“今天病情稍微好些，但还是有许多前来看望他的老朋友记忆不起来了，不知他是否能记起你。郑理同志，你别着急，我慢慢启发启发他，让他慢慢回忆，先试试看。”萧先生说着把我带到病床前，她俯下身子，亲切地瞧着他、靠近他，然后温柔地笑着说：“作人，你好好看看，是谁来看望你了？”这时，吴先生的反应就是睁大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他是你的老朋友郑——理——。”萧先生把郑理二字的读音拉得长长地说，“是老朋友郑——理——，再好好想想。”吴老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想动，可身子已经不听他的了，动弹不了。萧先生靠近他说：“作人，别激动，再好好想想，他是你的老朋友郑——理——！”夫人继续俯下身子，眼巴巴瞧着相伴半个世纪的丈夫，依然深情地说：“想起来了吗？作人，他就是经常同您聊天谈天说地的，从北京日报调到市政府上班的郑——理——。”萧先生说完，又回头安慰我：“郑理同志，看样子他能记忆起来你，别着急。”不是我着急，是我看到一贯谈笑风生的吴先生，已经病成这个样子，我实在受不了了，泪水已经浸透了我的眼睛。萧先生和我，还有负责照顾他的小阿姨，就这样，我们已经守在他的床前十来分钟了。就在这时，只见吴先生的嘴在使劲地动，动了半天，嘴里含含糊糊地说出一个“郑”字。此时此刻，萧先生激动地说：“他终于认出来了，认出你是他的老朋友郑理了！”我赶紧上前去抚摸吴老的手。他似乎用尽全身的气力，一下子抓住我的手，看着我，像个孩子似的咧开大嘴，大声哭了起来……他哭得是那么伤心，让人心碎。我再也忍不住了，我也陪着他哭了起来。这时，小阿姨赶紧说：“爷爷别哭，别哭，老朋友来看你，老哭多不好哇！”夫人也劝说他：“作人，咱不哭，乖，听话，当着来看望你的老朋友，像个孩子似的老哭多不好哇！乖，别哭了。”夫人像哄孩子似的哄着吴先生。嘿，吴先生还真的停止了哭声。他嘴里像塞了个鸡蛋，突然含含糊糊地问夫人：“我是在做梦，还是真的？”萧先生一边给他擦眼泪一边说：“真的，真的，不是做梦。”“吴先生，我郑理就在您身边。”我一边擦眼泪一边说，“您还在抓着我的手呢！”他抓住我的手，像是怕我离开他似的。不知为何，他看着我，突然又咧着嘴哭了起来，边哭边说：“你有你的事业，可我什么也做不了了，我完了，完了。我想上学，让我上学吧！”他哭得是那么伤心，我实在忍受不了了，又哭了起来。夫人萧先生说：“郑理同志，我们赶快离开这里，他太激动了，这样下去对他的身体很不好。”可吴先生不松手，在夫人再三地劝说下，他才勉强松开我的手。

吴先生的生命，灼热如火花，他的艺术，璀璨如长虹。吴作人先生永远是我做人敬业的好榜样。

五

1984年夏天，我应中国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勃舒（院长李可染）的邀请，到环境优美的中国画研究院一边休息一边写作。在这里，我度过了难忘的半个月。当时，叶浅予等一些老画家也应邀在这里一边休息，一边作画。在这半个月的日子，我几乎天天同叶老等一些艺术家一起就餐、一起散步、一起聊天，可以说是朝夕相处。

众所周知，叶浅予是一位颇有影响且谈吐风趣幽默的老画家。当时，社会上正流传着他的一段佳话：一些特别喜欢收藏中国画的人，却由于收入低，常常为买不起中国画而苦恼。当时，一张四尺三裁的名家作品，大概数千元。叶老的画当时的市场价在三千多元一张。叶老为满足这些人的需要，大鸣不平。于是，他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目就是《画价能压低吗？》他不仅把文章登在报纸上，还见之于行动，带头压低画价。他把自己创作的四尺三裁一张的人物画，定价二百元一张。一时间，向他求购字画的人越来越多。他告诉我：“嗨，郑理同志，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报纸一登，来信求购字画的人，多得让我实在无法应酬了。”一天晚饭后，散步时叶老又向我诉说自己的苦衷，我半开玩笑地说：“叶老，您自定画价二百元一张，还得白搭上邮资。我有个办法完全可以大大地减少您在这方面的应酬，不知您老意见如何？”

“好啊，有何高见，我乐于洗耳恭听，快说吧！”叶老倒是一本正经地说，“哎，我虽然乐于‘自找苦吃，可求购字画的人那么多，别说一个叶浅予，就是能分身两个叶浅予，也招架不了呀！”

“高见谈不上，办法倒是有一个。”我不慌不忙地说，“而且十分简单，就是您老的画价钱提高一倍，四百元一张，我全包了。我还甘愿登门取货，免去您老再付邮资。”

“郑理同志，你这位画家挚友，想占我叶浅予的便宜，没门。我给你的画一分钱不收，那是心甘情愿。你要包我的画，给多少钱也不包给你。”叶老说完哈哈大笑，笑止，又接着说：“郑理同志，开开玩笑，挺好。实话告诉你，那些热爱中国画，一心想收藏中国画的中国人，口袋里没钱，中国人买不起中国画，怎么办呢？只要我收到想买我的画的人的来信，我就会画一张给他们寄去，即使给我一百元，我也不嫌少。因为我圆了他们的梦。你是我们画家信得过的好朋友，想想看，中国画连中国人都买不起，还不够可悲的呀！你这位大记者，应该用你手中的笔为他们大声疾呼！”

叶先生的话深深打动了我。叶老叹了一口气，又说：“我知道，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微薄的，可我们中国画家应该有这种精神。中国画家应该为国人喜欢民族的绘画而高兴！应该把着眼点放在中国人的喜爱上，要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需要。”叶老说完，把他刚收到的一封信交给我。信是浙江省上虞剧院党支部书记娄国良同志写给他的，叶老叮嘱道：“郑理同志，你既是记者又是作家，这封信交给你也许会有点用处，希望你能用好保存好。”

我把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敬爱的叶老师：您的画和信收到，非常高兴！！！款一百元已邮寄，请查收。我今年44岁，任剧院党支部书记，中专毕业，兼任县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因幼年丧父治学艰难，但从能识图看画起就爱上您叶老师的画。您的速写、国画、三四十年代的《王先生》《小陈》《旅美》我有大量印刷品收集，并学着画速写和漫画、国画。今得您真迹是终身之幸。要不是您压低画价的主张和力行，我是不可能得到您的画的，‘藏画于民，流传于民间应是画家的快事。况能千秋闻其名，观其画，活在人们的心里。这种效果不是‘馆藏、‘出洋、‘宫藏所能达到的。流入民间的画，如种子入土，台地层下的矿藏……我每月收入130余元，买一张一百元的画尚可努力，买四五百元几千元的只有望画兴叹，而像我这样的人，全国多矣……”

我非常珍惜这封信，今天我把它写在文章里，以安慰叶老先生的在天之灵。

有位朋友从一本画册上看到王沂东先生曾为我女儿画的一幅肖像画，便问我：“你怎么认识王沂东的？如今他大名鼎鼎，是同靳尚宜、陈逸飞齐名的大画家。我可没听说他为朋友画肖像画呀！”

“他从来没给我画过肖像呀！”

“他给您女儿画的，说明你们关系更铁了。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时他还住在中央美术学院筒子楼里。”我说，“他是我的山东老乡，后来，还成了我的近邻。我们一同居住在朝阳门外东大桥。因此，由于我与沂东的关系，我妻子和女儿同他已故夫人、油画家李虂薇都有往来。”

“远亲不如近邻。”朋友有些兴奋地说，“他现在可不得了了，一幅画拍卖好几千万呢！”

“我们是邻居，这是缘分。”我说，“他的人物画画得非常精彩，受到许多人的追捧，这我知道。至于值多少钱，我没注意到。在我看来，一幅画就是一幅画，在不同人的眼里，它有着不同的价值。”

沂东这个人，做人很低调，生活俭朴得很。艺术的道路是艰辛的，充满着艰难险阻。沂东那一幅幅被人赞不绝口的油画，是他从筒子楼里一步步画出来的。现在，人们注意到的，只是他成为名家后的荣耀，并不清楚在这荣耀背后他所付出的一般艺术家难于承受的心血和汗水。常言道：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一些优秀的艺术家，的确如此。

1984年国庆前夕，我收到来自美国的一个邮件，打开一看，是侯北人先生寄来的。他给我寄来了一条书法，内容是为我写的一首七言《梅清诗》：“千树梅花旧草堂，依稀十里画生香;寒山独坐无人到，吟就新诗当酒嚐。”题款“郑理先生方家雅赏甲子八月侯北人敬书於美国”。另外还有一张泼彩山水画，题道：“理兄方家教正弟侯北人作于北美加州百梅草堂”。

作为画家的美籍华人侯北人，既是张大千的学生，又是大千的好友，先生在美国，大都居住在侯先生的庄园里休息作画。侯北人先生每隔几年，总要回到中国办一次画展。我认识他，缘于1984年春夏之间，他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一次个人画展上。他非常诚恳地邀请我参观他的画展，开幕那天我去了，热情好客的侯先生认真向我作了介绍，陪我看了他的展品。我的感觉不错，印象蛮好。特别是他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深刻认识和热爱，令我感动。于是，我为他写了一篇专访，刊登在《北京晚报》上。从此，尽管大洋相隔，我们还是成了好朋友。

提起张大千，人们总是同“风流才子”紧紧联系在一起。是的，大千不论是生活还是作画，总是潇潇洒洒，随心所欲。而国学大师启功先生给人们的则是另一种印象。不过，在我同启功先生交往中，他表现在书法上却也是很潇洒的。比如，我曾几次向他请教练习书法，需要掌握哪些章法时，他曾多次告诉我：写字先有章法而又无章法。有章法，是指学写字必须认真，照章法写，丝毫不能含糊。俗话说熟能生巧，看得多写得多了，十分熟练了，到了炉火纯青的时候，就不要再受章法的制约，可以随心所欲了。你就可以顺其自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这样写出来的字，会给人美妙有趣的感觉。我可以说得再具体些，比如我们写字都是先左后右，从上到下。但是，一些书法大家则不然。他说着就拿起笔来，说历史上的某某，这个字有的笔画就是从下往上写的;某某人写某个字则是从右往左走笔的。他一边说，一边写。我问他：“您老是不是也如此？”他的回答简单而明确：“这要看我的需要。字由我来写，我觉得怎么走笔更能表现出这个字的特点，心中有数，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瞧，在如何写毛笔字上，启功先生是思想解放的，他善于取百家之长，勇于突破陈腐框框，在中国书法上形成了启功体。有一次他谈到我的拙作时，说：“你写文章也是老手了，你是看得多了，见得多了写得多了，所以，你写的文章富有书卷气。”怪不得他送我五个字“画家挚友笔下生辉”。

六

长期的记者生涯，我已经习惯加班加点采访和写作。从1976年到1999年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用郑理、阿理、关里、关阿理等笔名，为报刊撰写了大量的有关书画家的报告文学、专访、随笔、美术评论。1988年6月，我被荣宝斋聘为咨询委员。我之所以能结识这么多的书画家，这同我撰写长篇文学传记《笔下千骑——绘画大师徐悲鸿》，有很大关系。因为我特别喜欢徐悲鸿笔下，那一匹匹一群群奋进不息鼓舞人心的奔马。我之所以把这本书定名为《笔下千骑》，也正是这个原因。请吴作人先生题写书名时，他说：“笔下千骑好，就用这个书名，我来写。”于是，他一口气写了三条，请出版从中挑选一个。书稿于1980年送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后，得到了出版社和《当代》编辑部的重视，先在《当代》1983年第5期上刊登了《笔下千骑——绘画大师徐悲鸿》第一部《傲骨》;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5年5月出版发行。

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画家传记，当我拿到这本书时，激动地流泪了。更让我激动的是我收到一封来自抚顺市的挂号信，拆开一看，除了一页写满字的信，还有一张年轻姑娘的彩色照片和一条特别美丽的绣花手绢。我一瞧见照片和绣花手绢，顿时心跳加快，满脸发烫……这位年轻姑娘通过这一页来信，她向我诉说了自己曾经自杀两次，虽然都被人救了，还是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她正寻思着第三次自杀的时候，偶然看到了《当代》发表的《傲骨》。《傲骨》一下子抓住了她的心，《傲骨》中的徐悲鸿让她看到了光明和希望，给了她一定要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封信让我深深感受到了撰写徐悲鸿的真正意义。当时，我怕我妻子看到这封信和姑娘的照片，便慌慌张张把信和照片都烧掉了，而绣花手绢送给了我上小学的女儿。

《笔下千骑》出版后，很快，经缩编变成故事，由上海《文汇报》连载，香港《文汇报》随后连载。连载结束后，稍加编辑，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李苦禅题写书名《徐悲鸿的故事》;由徐悲鸿的宜兴同乡、北京画院常务副院长尹瘦石作序。尹老画好字也好，在《笔下千骑》一书中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画院成立典礼上的那段讲话，是尹老书写的。尔后，应和平出版社的约稿，又撰写了《徐悲鸿》一书。

我与尹老相识在“文革”后期，他曾为我和妻子作《双马图》。尹老作为北京画院的院长，很注意发现培养美术人才，我们一起闲聊时，他经常向我推荐一些从基层涌现出来的画家。1987年元月，一位大西北的穷苦画家蒋志鑫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尹老十分关心他的成长，于元月10日给我写信推荐道：“甘肃青年画家蒋志鑫，13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其作品颇富有西北黄土高原特色，曾在画院进修过，刻苦努力，自学成才，请光临并予支持……”我收到尹信和请柬时，第二天画展就要结束了。我放下手中的其他事情，于闭幕那天上午赶到中国美术馆，看了蒋志鑫的画展，听了他的述说，颇受感动。于是，我赶写了一篇《众月捧星》，刊登在北京晚报上。

《笔下千骑》出版以后，有的读者不辞辛苦到报社看望我，感谢我。一直到2011年，我还收到朋友从网上下载的两篇文章，一是2008年2月22日，中国新闻出版网转发《中国新闻出版报》的一篇文章《我的精神之父——徐悲鸿》。作者叶久恒在他的文章最后写道：“……《笔下千骑》正是这艘船，它载着我乘风破浪地驶向我向往的彼岸。我感谢船上的舵手，我的精神之父——徐悲鸿。”另一篇是下载的2010年1月15日网上的文章“《笔下千骑》改变了我的人生”，作者闲客。闲客读了这本书以后，由一个山区小学教员成长为一个市级作协的副主席。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二十多年来，我之所以从一位农民的儿子成为中学高级教师、中国民间文艺家和省作家，是因为读了《笔下千骑》后受到徐悲鸿大师的影响，也以‘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为座右铭，时时以此激励自己，实现理想人生。希望大家平时多读书，多读好书，改变自己的人生。”

这本文学传记，是在徐悲鸿的大弟子吴作人、李苦禅、戴泽、宗其香、侯一民、蔡亮、刘勃舒等鼎力帮助下写出来的;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社的努力和支持下出版的。没有他们的努力和支持，这书是不可能出版的。至今我记忆犹新，在我当初采访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艾中信同志的时候，他曾十分中肯地告诉我，在这之前，已经有七八位撰写徐悲鸿传的作者找过他了，由于各种原因，还没有一个人写成功。他说：“我知道，写徐先生太难了！你是不是能坚持到底写成功，现在还很难说。”

特别值得提出的，这本书的两篇序言，一篇是徐悲鸿最早的学生李苦禅先生;一是徐悲鸿先生最器重也是最小的学生刘勃舒所作。李苦禅为写好这篇不过500字的序言，花了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这篇被众多文人墨客称之为典范的序言写道：“一九一九年，长余三岁徐公乃余西画开蒙之师也。数十年来，徐公事迹吾辈固铭于心，然后世能知否？近郑理同志撰徐公传记《笔下千骑》，闻之喜甚……”

作为记者的我，为徐先生这样的艺术家树碑立传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身后有那么多艺术家的大力支持，我坚信，所有的困难都能克服。时任全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吴作人先生不仅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他为我写好这本书，亲自陪着我，坐着他的车，不分白天晚上，登门陪我拜访一些老画家。1979年秋天，吴先生两次陪我从西郊老虎庙到居住在朝阳门内的鲁少飞老先生府上拜访。鲁老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是著名的漫画家，他深居简出，平日很少接待客人。他是完全看在老朋友吴先生的面子上，把他所能记忆起来的一些事情，都尽可能地提供给我。而后，鲁老还陆续把回忆起来的事，多次写成文字寄给吴老，请吴老转交我。1979年9月21日在给作人老友的一封信中写道：“作人老友，我又想起一件经过的事情，可否给郑理同志作参考用。写这封信作补充，请你把此信转给他，甚为感盼。”鲁老先生办事认真负责，过了两天，他又想起一件事，于23日马上又写信给吴先生：“作人老友惠鉴：日昨寄奉乙函，是为了想起一件事情托转告郑理同志的。今又记起又一件事情，也类乎是这样：过去上海有三位读书人，朱应鹏、傅彦长、张若谷写了一本书，书名叫《艺专三家言》，是良友图书公司（就是赵家璧服务过的）发行出版的……估计去找上海图书馆，会有些存书吧？（我想问问赵家璧，也可能是一个办法？）专此奉远。谨颂艺安鲁少飞上九月二十三日（这些文章是否当时在朱应鹏所经手编辑的《申报》附刊上发表过，也是可能的）。”

一天，吴先生和我谈到鲁老时，我说：“鲁老还送我两条字呢！”“鲁老年纪比我大，他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大漫画家了。看来你给他的印象挺不错嘛！他也把你看成挚友了。”吴老高兴地说，“我知道，他是从来不轻易把自己写的字送人的，即便是对朋友，也是如此。大家都知道，有钱难买少飞字。”

其实，我知道，鲁老送我字，也是看在吴老的面子上。“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以后我再次拜访鲁老时对我说，“你既然是吴老的好朋友，当然也是我的好朋友了。吴老能亲自陪着你来见我，可见和你的友情不一般。他可是第一次亲自陪着一位朋友来我这里哟！”

悲鸿先生的一些弟子专门为《笔下千骑》一书创作了插图：戴泽教授的素描《在达仰老师画室中的徐悲鸿》、徐悲鸿最小的得意门生刘勃舒教授作彩墨画《徐悲鸿在创作（九方皋）》、韦启美教授作国画《1945年2月5日徐悲鸿（在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时的情形》、梁玉龙教授作国画《悲鸿为农民画像》、韦江凡作水墨人物画《徐悲鸿受到周恩来同志接见时的情形》、宗其香作山水画徐悲鸿在重庆工作过的地方《盘溪》。艾中信教授提供了油画《徐悲鸿在东受供油画禄街十六号故居》，杭州浙江美术学院蔡亮教授不仅作素描《悲鸿教勃舒画马》，还为我写书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蔡教授当年作为徐悲鸿的学生时，是油画高才生，他的油画和素描多次得到徐先生的称赞。他比刘勃舒稍大一两岁，也是悲鸿先生最器重、最小的学生之一。当时蔡亮是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的教授，为我写好徐悲鸿，他曾在1980年5月8日、6月30日、7月15日，三个月内接连给我写了三封信。他在第一封信里写道：“……得知你们准备写文章宣传徐悲鸿先生，并嘱我提供有关材料，作为曾经有幸身受悲鸿先生亲自教导的小学生，我有责任并极乐意完成你们提出的任务。我近日手边也有一点工作须急办，所要材料请容缓数日即写了寄上……”

第二封信写道：“郑理同志：我到云南去了一个多月，回来读到你的文章，很高兴。但我是很惭愧的，想到徐院长便会觉得懒散和无能，有负于他的教导。我过几天要去宁夏，路过北京时当来看望你，我们好好聊聊……”

过了个把星期，蔡教授来到了我的家。他还特地从杭州给我带来一坛子最好的绍兴加饭酒。我们虽是第一次见面，却一见如故，连喝连聊，聊恩师徐悲鸿先生的艺术人生，聊中西方绘画，聊他的油画艺术生涯，聊得十分投机十分开心……

第三封信写道：“我于7月10日到北京，下车后便去找你，但知道你已南下，并于前几日曾打电话给宁夏驻京办询问我们的行踪。这次又没见着，实在不巧。好在8月下旬和9月下旬我将两次过京，届时当前来看望。你回京后是否还要外出？望空时掷我一信，请寄：银川西桥巷66—5张亚军转！”

读罢第三封信，我一直在期待着蔡教授的到来，让我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是，还没看到《笔下千骑》的出版，他在应邀赴欧洲讲学期间，不幸身亡。难得的绘画人才英年早逝，实在令人痛心！

宗其香与蒋兆和、李可染、李斛是新中国美术改革派四大家之一。1942年，宗先生在重庆举办了“重庆夜景”山水画展，独创了中国的夜景山水画。徐悲鸿亲自主持了画展开幕式，并著文说：“宗其香用贵州土纸，用中国画笔墨作重庆夜景，灯光明灭，楼阁参差，山势崎岖与街头杂景，皆出以极简单之笔墨。昔之言笔墨者，多言之无物，今泉君之笔墨管含无数物象光景，突破古人的表现方法，此为中国画的一大创举，应大书特书者也。”

用中国画笔墨表现重庆夜景，他是中国画家第一人。宗先生喜欢祖国的大好河山，他把自己的画室，布置成半壁江山，整个一面墙壁，高山峻岭，流水不断。我每次拜访，他都是先请我欣赏他室内的半壁江山，然后再作画或向我讲述老师徐悲鸿的故事。他向我提供了恩师徐悲鸿的许多珍贵资料。他对我为徐悲鸿立传，倍加赞赏，全力支持，为此，他还特地把他一幅得意之作《虎虎有生气》送给我。他向我介绍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批黑画时，把这幅画批得‘体无完肤，给我戴上了‘为林彪翻案的大帽子。不过，过去我是经常挨批挨斗，已经炼成老油条了。所以，不管怎么批斗，我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你为我老师写传记，说心里话，太好了，我佩服他，早就应该给他树碑立传。我还告诉你一个秘密：《虎虎有生气》我画了两张，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不过相比较，我把这幅自认为画得不错的，收了起来。被当成黑画展览、批判的，不是这一幅，是在北京饭店展出的那一幅。这一幅今天我送给你，你可得好好保管。现在再让我照着画一张一模一样的，还不一定画得出来呢！”

宗先生崇尚绘画，热爱大自然。他在1987年6月11日写给我的信中写道：“……说我爱大自然，那是真的。我真想有那么一天，老病得寸步难移时，我就地睡在画桌上，日夜玩水，真正做个‘死不悔改的游山玩水派（‘文革大批判语）。目前交通难，举步也难，但整日呆在半真不真方寸之前仍不甘心，只要我还有口气，还能够不需扶杖爬行，我还要到祖国可爱的大自然里去，您说是吗？匆此不尽即颂撰安宗其香”。

尔后，倾情大自然的宗先生，常年生活在广西、云南，他把自己置于山水之间，创作了大量云桂山水，尤其是热带山水夜景作品。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希望您能为我写本书。”若干年过去了，他已经远走了，直到现在，我也未能实现他对我的希望。

戴泽老先生不仅为书稿创作了插图，还提供了书的封面画。戴先生是我最为敬重的老画家之一。他憨厚方正的脸上有着两道浓眉。我第一次拜访，他满脸堆笑地嘿嘿一笑，说：“听说你在写徐先生，我很高兴。你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我会尽力的。”朴实无华的两句话，让我很是感动。以后，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提出要去拜访他，他总是乐哈哈地说：“有事打个电话告诉我一下就成了，你什么时候来我都欢迎。”

戴先生家就在美院附近，住房比较拥挤，我们有时在他家里聊，有时在他的画室聊。沏上两杯茶，俩人慢慢聊，挺好。不管聊到什么时候，他总是冲着我笑着说话，从来不着急，我就从来没看到过他不高兴过。有时我们聊得挺晚，我便挺不好意思地说：“戴老师，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吧。”“行，什么时候需要，再告诉我，我们再接着聊。”他总是朝我笑笑，说，“我知道，写徐先生是件大事，不容易，我能帮上忙的一定帮。”

若干年后，当他看到我作的徐悲鸿的书，第一部《傲骨》在当代发表以后，他比我还高兴。他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笔下千骑》后，他乐了，见到我，满脸堆笑地说：“郑理同志，你给我的老师徐悲鸿先生写书，我知道你花了不少心血克服了不少困难，实在不容易，我给你画幅肖像油画吧。”

“谢谢您戴老师！”我坦诚地说，“画油画可比画国画费功夫、花时间，我看就算了吧。”

“没事，我就是画画的，只要你高兴，你到画室呆上两三个半天就行了，剩下的活我一个人做就行了。”他十分认真地说，“就看你能不能抽出两三个半天的时间。你上午早点来，我8点在画室等你。”

就这样，永远的戴老师不辞辛苦地为我画了肖像画。他给我画好肖像画时，很平淡地说：“郑理同志，画得不一定让你满意。我作为徐先生的一名学生，只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你的感谢，收下留作纪念吧。”

看着戴先生那副朴实憨厚的样子，让我很是感动。唉，30年过去了，听说，戴老师没有再搬家，还住在那所狭窄的老楼里。2013年春节期间，我特地去看望了这位92岁高龄的老画家，不过，从不见运动的他，腰板依然还是那么结实而敦实。我们到一起，都特别高兴，我离开时，他还特别送我一幅春节期间写的一条字。

2013年8月的一天，我收到中国美协等单位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侯一民两幅历史画学术解析》展的请柬。我与84岁的侯老早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期就相识了。侯老作为人民币设计“专家组”成员，从1958年接到国务院的指令，到1985年，前后27年，参与了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设计的全过程。完成任务后，国家给他稿费400元。这400元，他转手交了党费。为此，我在三十多年前曾写过一篇介绍文章《每个中国人兜里都有他的作品》。

8月18日画展开幕那天，见满头银发，冉冉胡须飘逸，一身大师风范的老顽童侯老先生忙得不亦乐乎，很是羡慕。“侯老，您好！”我握着他的手说，“您方便时，登门拜访。”

“好多年前，我曾请你上山看看我这新山民的家，可你这大忙人，一直就没去。”侯老的话里多少带有些批评意味，“这回打算什么时候去？”

“最好在您不忙的时候。”

“看来你是去不了了。”

“为什么？”我惊讶地问，“不欢迎吗？”

“友人、学生，人来人往，谁来都欢迎。”侯老风趣地说，“你说在我不忙的时候，我从来就没有不忙过。”

“这回我可就给您老忙中添乱了。”

侯老把家搬进了门头沟深山里，可难找了，车子在山里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找到。老大的院子里处处长满杂草，显得有些荒凉。侯老介绍道：“环境不错吧，迎接你的是我老伴养的鸡、狗、鸟和一些小动物，特别是有你很难看到的，这满院子的古代雕塑，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有空还可以到旁边庙里，听听老和尚念经。怎么样，挺有意思吧！”

他带着我走进他的“逸園艺术馆”参观，“啊！侯老，您这七百多平米的艺术馆真是藏龙卧虎啊！”

“藏龙卧虎不假，实话告诉你吧，有些宝贝是我从地摊上捡漏捡来的。”侯老说，“我生性喜欢艺术品，见了就想买。除工资外，收入微薄，偶得稿酬即家门不回，直奔藩家园旧货市场。一天，见一地摊前地上滚放一石形似牛心，我一眼即知为五六千年前红山文化之精品，遂踢之一脚问摊主，此为何物？摊主说，请先生自认。我问价多少？摊主说：‘两千。我遂欲走，只说：‘石头一块，只值一百。摊主问：‘能再加多少？我答曰：‘我购物从来一口价，因老相识，再加一百。摊主挺干脆：‘成交！此物为鴞，石质坚硬，呈暗红色，石纹已浸入深处，雕工古拙生动，圆浑可爱，现存艺术馆内，乃逢人即吹之得意藏品……”

“对此，我有同感。”我接过侯老的话说，“上个世纪90年代初，每到假日，我经常泡在藩家园地摊上，当淘得一件心爱之物，喜之忘形，夜里常被美梦笑醒……”

“同感，同感。”侯老高兴地说，“看来在玩弄古玩艺术品上，我们是异床同梦了。”

“侯老，瞧您那发型，特别是您那张大千、于右任式的胡须，既浪漫又潇洒，实在是太美了！”我问，“是出自哪位名师？”

“出自我老伴之手。”侯老得意地笑道，“理发，我没这项预算。三十多年来，理发从来就没上过什么美发院、理发店。老伴是我唯一的美发师，即便是碰上她实在忙得掰不开镊子，我自己动手，对着镜子剪上几剪子也行。”

“这么美丽的胡须，看来您老并不太爱惜。”

“老郑，您可说错了。”侯老纠正道，“我患直肠癌动手术，手术大夫非要把我的胡子割掉不可。我急了，大声嚷道：‘你要想割掉我的胡子，那你先把我的直肠留着。大夫一听，乐了，连忙说：‘好好，把你的胡子留着就是了。”

中午，我们来到餐厅就餐，餐桌上已经摆放好了碗筷，几只油亮的大黑碗和一盆清汤带水的鸡蛋西红柿豆角打卤。这时，叫我们吃饭的家庭保姆，端着一盆刚煮好的面条过来了，忙着给我们往碗里捞面。我赶紧说：“阿姨，你辛苦了，我们自己来吧。”

“你叫她阿姨？！”侯老纠正道，“她是我女儿，现在是旅美画家，到北京办画展来了。回到家里，她当起了临时家庭保姆。”

“侯老，实在对不起，您要不说，我走进这个院子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把您正在打扫卫生的女儿当成农民工了。您瞧那身穿着，就是个干活的小时工。我心里正想，您侯老真抠门，这么大的院子就请了一个农民工，还是女的。现在一看到她穿着围裙端着一盆面条从厨房走过来，我心里又在想，她还兼任着大师傅啊！”

“兼职小时工、兼职厨师、兼职家庭保姆，我是抠门到家了。”侯老说，“她在美国生活惯了，回家锻炼锻炼也好。”

“我回到家里就是个家庭保姆。”侯老的女儿侯珊瑚接过话茬说，“这个院子里里外外又乱又脏，我动员老爸顾几个小时工定时来打扫打扫，可他死顽固，就是不同意。”这时，侯老又发言了：“我怎么会同意呢！我院子里那么多老古董，要是给我弄坏一件，损失可就大了去了。所以，我宁可脏些乱些，也绝不请什么小时工来打扫卫生。这样吧女儿，我看你以后就别回美国了，就在这里给我做小时工吧，我相信你，绝对不会弄坏任何一件老古董。我每个小时给你80元的报酬。”

“嗨，爸，谁稀罕你那每小时80元，我画幅画卖了总得几万元吧。”

侯老同女儿的一番对话，把大家逗乐了。

责任编辑杨新岚

分类：往事 作者：吴作人 期刊：《当代》201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