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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166人物〗舒芜:碧空楼中有天问

分类:当代 更新时间:2023-02-19 10:15:07

王培元,籍贯山东日照,1955年生于青岛。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有《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1999)、《荒野上的蔷薇》(2011)等。

有一次,担任《新文学史料》主编的牛汉先生,专程去拜访舒芜,我也随同前往,有幸结识了他。我并不在《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工作,又没有组稿的任务,跟着去,纯粹是出于好奇,只是想见见这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思想史上,曾一度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

舒芜1979年秋离开人文社,调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当时已经退休。他住的是皂君庙社科院宿舍的一套单元房,客厅的家具很简单,而且很旧,但西墙上悬挂着的书斋名“碧空楼”,却很显眼,是程千帆先生所书,东墙上的一个条幅,则是在台湾大学任教的台静农先生的墨宝,1948年书写的陈子龙诗寄赠舒芜的。诗云:

端居日夜望风雷,郁郁长云掩不开。

青草自生扬子宅,黄金初谢郭隗台。

豹姿常隐何曾变,龙性难训正可哀。

闭户厌闻天下事,壮心犹得几徘徊。

舒芜请牛汉和我在沙发上落座,吩咐保姆沏上茶,自己就坐在南窗下书桌前的一把旧藤椅上。他们是老朋友,坐下来之后,就聊起来,谈笑风生。我坐在一边,只是静静地听。

牛汉说话声音大,笑声也大,舒芜要小得多。记得牛汉希望舒芜给《新文学史料》写关于他一生经历的回忆文章,似乎就是后来发表于该刊1997年第2期的长文《〈回归五四〉后序》。

1993年,舒芜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在人文社出版时,我有幸做责任编辑。在书里,他以“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的情感态度,对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文化心态,自我论和宽容论,妇女论,以及“五四”之后的变化,对鲁迅的攻击与附逆投敌等,都进行了历史、客观的评价与科学、透辟的论述。对周作人的散文艺术的解读和阐释,尤见功力,是具有独创性的。

在这本书中,舒芜充分显示出一个研究者深厚的学养、深邃的眼光、精湛的造诣、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细腻的审美鉴赏力。

边审稿,边体味,感触良深,不时击案叹赏。舒芜则总是很客气,来信一再说“十分感谢您的费心审阅”,“此稿前后费您的心不少,十分感谢”。发稿后,他再三叮嘱我,一定要自己看二校样。

书出版后,他写来一信,并把发现的错误单列了一张表,附在后面,说:“真正错字只有两处,衍文一处,这是真正的错处;此外都只是字模横倒,漏了逗号,字体不正,不算大错。所以总的看来,校对质量要算好的。”又说,“也许还有未看出的,您如另有发现,请随时见告,为荷。”他还签名寄赠一册,扉页上写着“培元兄指正”,还郑重地钤上了他的印章。

后来,他又陆续送给我一些他的新著。我发现,每一次,当他拿到样书后,都要先通读一过,随手改正编校的错误。他赠我的那些书,或在书上直接把错误改过来,或寄来一份“勘误表”。

记得送《舒芜文学评论选》时,他特意告诉我,“太平天国”的“国”字,里边应该是“王”,而不是“玉”,书里全部印错了,改不胜改。一查《辞海》,果然是“王”。

舒芜1922年7月2日出生于安徽桐城县城内勺园方宅——出了“姚门四弟子”之一的方东树、号称“鲁洪方”的一个名门之家。父亲方孝岳是著名学者,著有《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散文概论》等专著。他的九姑方令孺是“新月派”女诗人,堂兄方玮德是“新月派”后起之秀。

舒芜自幼在家塾读书,十二岁那年春天,插入桐城县中心小学六年级下学期,同年秋,即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著名的桐城中学。只读到高中二年级,就开始做中小学国文教师,直至大学国文系教授。

他小时候曾梦想像曾祖父方宗诚那样,当个有名的理学家,谈“心”,谈“性”,谈“敬”,谈“诚”,立下个宗旨,自成一家之学。刚过二十岁,他就立志对中国的整个文化问题重新清理一番,写一部《现代中国民主文化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给个性解放的要求,奠定一套历史哲学的基础”。

四十年代初,在四川江津过着流亡生活的舒芜,结识了“七月派”著名小说家路翎,并通过路翎结识了“七月派”领袖、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当时舒芜在研究墨子,已写了《墨经字义疏证》等文章。

胡风在信里告诉他,“今天的思想工作,是广义的启蒙运动。”这使他明确了当时要“做什么”。胡风认为,较之纯学术的文章,更需要的是“社会评论”,和“不用术语而能深入生活中的意识形态的解剖”。这使他明确了“怎么做”。

胡风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还建议他写一本哲学入门的小册子,来代替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使他非常感奋。

1943年冬,舒芜与住在他家里的路翎朝夕相处,常常一起谈论他们共同关心的思想文化和文学问题。

一天,他们又凭栏纵谈。路翎忽然神情郑重地问他:

“你说,中国现在最需要什么?”

舒芜答不出,就回问路翎。路翎明确而肯定地说:

“需要个性解放。”

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舒芜,使他脑子里原来那些不太清楚的想法,顿时明晰起来。他想来想去,觉得的确一切都可以归纳为个性解放。特别是“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马克思主义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解决的关键,都在于个性解放。

通过胡风的介绍,他还认识了在重庆的中共文化人陈家康和乔冠华。陈是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周恩来的秘书,对他写的墨子研究文章《释无久》颇为欣赏。乔是中共主办的《群众》杂志的主编。

不久,陈、乔二人因分别发表《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在党内整风中受到批评。舒芜对认同他的墨子研究的陈家康很有好感,为了声援他们,写下了长文《论主观》。在文中,他表示反对“机械教条主义”,大声疾呼“容许一切新的探索和追求”,并主张在探索和追求中“充分发扬”“主观作用”。

此文初稿完成后,给路翎看过,他提了书面意见,第二稿吸收他的意见很多。定稿后,舒芜把这篇两万多字的文章寄给了胡风。

1945年1月,胡风在其主编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并在“编后记”中指出,作者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

此文一出,立即引起了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的不满,很快在“国统区”的左翼文艺阵营内部,引起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文化论战。舒芜亦由此声名鹊起。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后来到重庆,曾两次专门约他谈话,批评他的《论主观》,以及稍后发表的宣扬“强烈的”、“战斗的”、“彻底的个性解放”的《论中庸》,是“唯心论”。舒芜不服,两个人辩论得面红耳赤,无果而终。

1953年4月,正在广西南宁中学担任校长职务的舒芜,经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林默涵介绍,被冯雪峰调入人文社二编室(古代文学编辑室)做编辑。尽管广西方面不愿意放他走,自治区委宣传部部长还找他谈话,挽留他,许之以自治区人民政府文委秘书长、自治区出版社社长和自治区文联副主席等职务,但都被他谢绝了,他一心想到首都北京去工作。

当时人文社的二编室,人才济济,常常是“文酒之会,以谈为乐”,大家轮流做东。除了下馆子,就是以打油诗互赠。

舒芜首唱赠张友鸾诗云:“伤风晨上值,淋雨夜归家。白日常寻梦,晴窗偶种瓜。传闻夸鹿马,相见话桑麻。□□□□□,□□□□查。”副总编辑兼二编室主任聂绀弩也参加唱和,并用此韵嘲张,第三句云:“文章王卖瓜。”张笑纳,不以为忤,而对末联“错自由他错,谁将字典查”,张则笑着抗议道:“这可是领导在考核工作呀!”聂连忙改为“一字难分处,康熙百遍查”,之后问:“这行了吧?”

诗酒酬唱,文采风流,那时二编室的风气,于此可见一斑。

舒芜堪称人文社学者型编辑的一个代表。既能编,又能写,编书的过程,往往也是研究的过程。他编的一些书前,都有他自己撰写的学术水平很高的前言。如《李白诗选》、《中国近代文论选》、《康有为诗文选》等。陈迩冬编的《韩愈诗选》,也是请他做的序。

1955年四五月间,《人民日报》记者叶遥从舒芜手里借走了胡风历年来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书信。之后,舒芜又奉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之命,写了《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人民日报》发表时,改题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看过后,认为这些信很重要,即于5月9日呈送给最高领导人毛泽东。

于是,这些私人通信,加上了经毛泽东改写的一言九鼎的“编者按语”,被当作确凿无疑的“胡风反党集团”的“罪证”,在党报《人民日报》上公诸天下。由此,酿成了被历史学家称为“共和国第一冤案”的举世震惊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新中国最大的一起文字狱,就这样发生了。

在“肃反”运动中,舒芜虽未被当作“胡风分子”追究,但却被判定为“拥护反革命分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他被视为古编室这个“独立王国”的“左丞”(“右相”为古编室小说戏曲组组长张友鸾)。

尽管从1956年起,他担任了二编室副主任,但在1957年的反右风暴中,他却又成了“舒(舒芜)、张(张友鸾)、顾(顾学颉)、李(李易)右派小集团”的头子,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撤销编审职称和编辑室副主任职务,由编辑五级降为编辑八级。

一天,舒芜上班,在楼梯上与张友鸾相遇,两个人一起默默地往上走,旁边没有别人,张友鸾向舒芜微微一笑,随口吟道:

“无言独上西楼。”

166号楼两家出版社各一半,人文社在西,人民社在东。此时此刻,张友鸾还是这样妙语如珠,舒芜不禁感慨系之。

1960年,他调入社内新成立的编译所,总算是过了几年安生日子。1964年冬,他和出版社的另外五个人,被下放到山东沂蒙山区的沂源县劳动,第二年6月返回北京。但是很快,“文革”的疾风骤雨就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他被当做“牛鬼蛇神”关进“牛棚”,早晚向毛主席“请罪”,无事找事地干体力劳动,定期写思想汇报,不断地写外调材料……

他的妻子陈沅芷,在北京市第25中学当教师,被“红卫兵小将”当作“反革命”揪斗后,又关进学校教室里,捆起来毒打。还让她站到摞起来的两张桌子上面,进行批斗,然后把摞起来的桌子推翻,把她从高处摔下来。等舒芜和儿子方朋赶到那里,见妻子已尸横在地,嘴角带着一片血迹。送到火葬场,收费火葬后,却说是“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骨灰不许领”。

一个深夜,老家安徽来的“红卫兵”,加上街道上的一些人,一起抄了他的家,大衣柜、留声机、收音机等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均被洗劫一空。大人孩子连一件过冬的衣服也没有了,只好向亲友东要一件西讨一件,才熬过了那个凄冷的冬天。

妻子的骨灰下落不明。后来在“干校”,他写了悼念亡妻的诗,其中有句云:“永夜有人闻独鹤,十年无地筑孤坟。”

1969年中秋节的前一天,舒芜离开北京,被发配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5年初才回京,先是在校对科干了两年,1977年才重返古编室。度过了十年风雨沧桑,他已经五十五岁,两鬓斑白了。

前几年,在撰写关于鲁迅与周作人文化人格比较的文章时,我发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鲁迅对士大夫的思想和美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痛切的批判,于是对此产生了兴趣,便继续检寻、研读有关文献资料。舒芜的周作人研究,及其关于古典文学的有些论述,使我获益匪浅。

他1948年写的《王维散论》,简直就是打开中国士大夫的思想和美学之谜的一把钥匙。文中说,王维的《酬张少府》中的两句诗“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道出了他的“全部秘密”,“王维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要算最完全最高妙地实现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的唯一的诗人,他的诗作乃是中庸主义的最美好的花朵。”我从中深受启发,于是致函舒芜求教,还谈到了对杜甫诗和忠君思想的一点感受和理解,谈到了对士大夫在“道”与“君”之间的尴尬处境及其精神限度的看法。

舒芜回信说:“古代士大夫,大概都有‘忠君思想,没有例外。当时,事实上君、民、国三者不可分,观念上也就难以截然分开。区别只能看发展,看成分,看比重。庸俗士大夫,年轻时‘致君泽民,后来越来越抛掉民,只记得君,只着眼于自己的利益。杜甫那样的‘穷年忧黎元,就算难得的。但是,这也是用‘同情之理解的观点来看而已,并不是放弃我们的批评。”

在另一封信中,他说:“我觉得您研究士大夫,是很不容易的事业。难就难在,陈寅恪那样的末代旧式士大夫之后,从胡适开始,士大夫以新的形式出现,现在大家狂捧的许多名人,都是这个新式士大夫系列。只有研究这些现实的士大夫,才有现实意义,而这是要挨大骂的。”

看了舒芜的信,放弃了拟议中的研究,集中一段时间,翻阅了一些古代作家的诗文,以及鲁迅提倡读的野史笔记。那结果,是写了一篇开罪了“大文人”的文章《也谈鲁迅的“骂人”及“施鲁之争”》,以及《深冬杂识》、《大人物的“艳福”》、《甲申感旧》、《在“静穆”与“热烈”之间》等几个近乎杂感的短文。

也就在那个时候,又看到了舒芜1982年出版的谈《红楼梦》的《说梦录》,一下子就被吸引住,几乎手不释卷地读完了。与一般崇议宏论、高头讲章式的“红学”著作不同,《说梦录》是一种“谈话风”,文字亲切、平易,举重若轻。题目的择取,也颇费了一番斟酌和思量,由一般人往往易于忽略处入手,显示了作者的独到匠心。

全书贯穿了鲁迅关于《红楼梦》的一系列精辟的论述,文字背后闪耀着五四新文化的光辉。而“哀妇人而代为之言”的现代观念,更是这本专著的一个格外突出的精神亮点。开篇即鲜明提出,《红楼梦》“写的是以宝黛钗这个悲剧为线索而贯串起来的整个青年女性的悲剧”,并加以深入阐发,真可谓提纲挈领、笼盖全书。

难怪聂绀弩激赏地称为“说极精,实为独特之见”,“是红学的最大空前突破”。还以诗相赠曰:“红学几家红,楼天一问中。颦晴追妙可,猿鹤悯沙虫。肉眼无情眼,舒公即宝公。女清男子浊,此意更谁通。”

这么好的读《红楼梦》的启蒙书、入门书,为什么不能尽快重新出版呢?

《红楼梦》是一部最伟大的中国经典小说,在中国其读者群恐怕是最庞大的,无书能比。然而,并不是每个读者都能看出其中的妙处、好处、幽微处、高明处和深刻处。这就需要好的启蒙书、入门书,引领读者更准确、深入、细腻、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地去阅读、鉴赏、品咂、理解、分析,从而真正进入绚丽、神奇、迷人的“红楼”艺术世界。《说梦录》当之无愧地属于这样的书。

舒芜说他谈的,就是“《红楼梦》的普通读者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中最基本的东西,是鲁迅所肯定的真理,也是平平常常的常识”。而这,恰恰是普通读者所最需要的。这既是一部精神层次很高和学术含量深厚的研究专著,又是一本写给普通读者的导读书。通过它,读者读《红楼梦》,可以读得更明白、有趣和有益,进而增长知识、陶冶性情、滋润灵魂、升华精神。

当即给舒芜打电话。他说这本书1982年后没再印,并表示愿意授权人文社重出此书。我向他建议,新版一定要配图。为什么呢?因为忽然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第一次看《红楼梦》的旧事。

在那个所有的图书几乎都被作为“封、资、修”的垃圾和毒草批判、查抄和封存的时代,在那个无书可读而又正值读书欲望最强烈的岁月,在那个有书就读、不管是《形形色色的案件》、《红色保险箱》,还是《烈火金刚》、《战火中的青春》、《铁道游击队》,只要是书翻开来就读的年龄段,无意之中,我居然幸运地从同学那里,借到了与所有看过的小说皆迥然不同的、伟大的《红楼梦》!

纸是灰黑色的。书前有一些图。那种人物绣像的图,不是严格写实的,似真似幻,别有韵味,非常适合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关于《红楼梦》人物的一种想象。书中的那些词语,什么“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什么“忽喇喇如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什么“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那些人事,什么警幻仙子、跛足道人呀,什么风月鉴、馒头庵呀,什么“还泪”、“须眉浊物”、“金陵十二钗”呀……真是又新异、又奇妙、又神秘、又有趣、又深奥、又迷人。

林妹妹、宝哥哥、宝姐姐这些人,不可能是实有之人,而是生活在“大观园”里的人物,是“太虚幻境”里的人物,是作者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虚构力的产物。他们的一颦一笑、忧乐悲欢,连同书前的人物绣像所发散出的那种特有的神情、风致、格调,一起深深地镌刻在脑子里,构成了我首次阅读《红楼梦》的懵懵懂懂、蒙蒙茸茸、斑驳迷离的印象,至今不忘。

舒芜很赞成配图,说《红楼梦》的插图很多,以清人改琦的为最好。我有点将信将疑,“难道我看的那种,是改琦的吗?”一边想着,一边漫应之曰:“找找看吧。”接着,开始寻索少年时读过的那个版本的《红楼梦》,检拾自己童蒙时代幼稚、纷杂、缥缈、美好的文学梦。

终于,在古代文学编辑室的图书资料中发现了,是五十年代人文社出的一种版本。何等惊喜而又亲切、温馨啊!沉睡了几十个春秋的少年记忆,霎时间,全都闪电般地复活了。捧着书的手,微微地颤抖起来……

又立即借到了改琦的《红楼梦图咏》,马上与舒芜商定,五十幅图全部采用。最后,《说梦录》改名为《红楼说梦》,于2004年5月出版。首印八千册,很快售罄,又加印了八千册,不久又印了一万册。

1992年,社里出版了周作人翻译的《卢奇安对话集》,舒芜曾托我代购。2004年初,社里出版了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他又嘱我帮他买一本。

他喜读书,写作亦勤,晚年尤其如此。他乐于接受新事物,2000年七十八岁时“换笔”,开始用电脑写作。迄今为止,他的近二十种著作(不包括九卷本《舒芜集》),绝大多数是六十岁以后写的。

与那种埋头牖下、皓首穷经的纯粹的学问家不同,舒芜深受以“新文学的最高峰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和熏陶。他是一位具有理论家气质、有思想追求、有理想抱负的学者,始终热心于政治,关注社会现实,“关心着民生国计、世道人心”(舒芜语)。他所从事的文学艺术、思想理论以及编辑工作,形成了与此密切相关、融合着自己的人生血肉和鲜活社会感受的个性特征。

他说,自己投入精力最大的,是《红楼梦》研究和周作人研究。朱正认为,舒芜大约是周作人之后,对妇女的命运、苦难、地位和权利,思考得最多,也写得最多的作者。

我觉得,他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文学的杂感、漫谈和随笔,闪现着“五四”文化精神的批判锋芒,也极有价值。

早在抗战之前,他就确立了鲜明的“反儒学,尤反理学;尊‘五四,尤尊鲁迅”的思想立场。他晚年的文字,又明确地回到了这一思想支点。这是舒芜著述中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晚年,舒芜在长文《〈回归五四〉后序》中,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坎坷和沉浮,清理与反思了自己一生反复曲折的思想迁变。

1949年10月1日,在满目疮痍、民怨沸腾的国民党统治的废墟上,红色的新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征服了、赢得了一直追求进步、向往民主自由的舒芜的心,使他心悦诚服地在各个方面服膺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在工作中,舒芜感到,“毛泽东思想真已浸透了整个革命的队伍,随时随处看得到毛泽东思想的化身”。他还觉得,“政治上工作上被信任被需要被理解的地位”,“比什么都重要”;《论主观》这一大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最好是自己早点提出来,运用毛泽东思想来解决”。

他开始对自己原来宣扬的“个性解放”发生了怀疑,并意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是“用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在对文艺界和文艺问题的看法上,他和胡风、路翎等师友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

1951年10月20日,他写下了《批判罗曼·罗兰式的英雄主义》,公开向自己写《论主观》有所本的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告别。实际上,批判罗曼·罗兰,也就意味着自我批判。他把此文寄给了在武汉《长江日报》文艺组做副组长的“七月派”诗人绿原。绿原看出了他的改过自新之意,两个人见面时,就此争论了一番。

11月9日,舒芜写了一首诗,赠给绿原:“相逢先一辩,不是为罗兰;化日光天里,前宵梦影残;奔腾随万马,惆怅恋朱栏;任重乾坤大,还须眼界宽。”

经过思虑和考量,他决定公开表态,在思想上坚决与胡风、路翎他们分道扬镳。

终于,1952年5月中旬,他写出了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承认《论主观》所宣扬的个性解放,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此文5月25日在《长江日报》发表后,《人民日报》很快于6月8日进行了转载,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撰写了编者按语,称存在着一个“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

尽管舒芜对这一提法感到吃惊,但是,事情仍然继续沿着谁也无法逆料的轨迹发展。《人民日报》来信约稿,要他接着写一篇较详细的检讨和批评文章。1952年6月22日,他写了《致路翎的公开信》,文中接受了《人民日报》按语中“小集团”的提法,说:“我们的错误思想,使我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

从1952年9月6日到12月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东总布胡同,先后召开了四次座谈会,对胡风进行批判和“帮助”。舒芜亦应邀出席。会后,林默涵和何其芳分别把他们在会上的发言,整理成《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于1953年1至2月公开发表。

1954年7月,胡风写出《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著名的“三十万言书”),上书中共中央。这一年10月,即发生了所谓《文艺报》“压制小人物”的《红楼梦》研究的事件。12月8日,周扬在全国文联、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做了《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胡风再次成为重点批判对象。

1955年1月,中共中央建议将“三十万言书”在《文艺报》上刊发,进行公开讨论。看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胡风“不能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1日,他写了《我的自我批评》,检讨自己违反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文艺方针,长期拒绝思想改造的“严重错误”。

14日,他找到周扬,当面承认错误,要求收回“三十万言书”,或修改后再发表。周扬不同意。胡风又要求发表时附上他写的《我的声明》。第二天,周扬致函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并转呈毛泽东,建议不发表胡风的声明,说那样会“在读者群众中造成一个他已承认错误的印象”,“于我们不利”。

毛泽东当天即在此信上做出批示,说“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

为贯彻毛泽东的这一批示,21日,中宣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一场公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政治运动,就这样更大规模地展开了。

这一年三四月间,《人民日报》文艺组记者叶遥,带着领导交办的找人写“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的任务,先拜访了已调到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的绿原。绿原表示,“水平有限”,“给党报写稿,写不了”。她又找路翎,未果,转而找到舒芜。舒芜答应了,似乎还说曾有写这个题目的考虑。因而,也就有了前文所述的“借信”事件。

在《〈回归五四〉后序》中,舒芜沉痛地表示,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责任”。

正如林贤治先生所言,舒芜晚年的那些与“五四”文化精神相契合的文字著述,具有一种“精神救赎”的性质。

在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上,他见到了受尽磨难之后总算是活了下来的路翎。他握着这个曾是他年轻时候最要好的朋友的手,激动地说:

“路翎,我是舒芜,我是方管!”

“哦、哦——”路翎只是含糊不清地应答着,两眼发直、发呆、发愣,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而这双大眼睛,二十多年前,曾经是多么炯炯有神啊!

看着眼前满头白发的老友,看着眼睛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神采的路翎,舒芜感慨不已,唏嘘不已,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后来,听说恢复写作的路翎,只能写一点谈自己如何在街道扫地之类的文字,已经不复是当年和他一起住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教职员宿舍时,写作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的那个才华横溢的路翎了。舒芜愈加伤感和悲凉。

在二十世纪中国,舒芜是一位饱经沧桑、历尽劫难的知识分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思想上相信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舒芜,完全赞成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他认为,不但自己的思想需要改造,而且还有权利、也有义务帮助友人进行改造。他在《〈回归五四〉后序》一文中,对自己后半生所走的道路,做了这样的概括:

解放后三十年,我走了一条“改造路”:先是以改造者的身份,去改造别人;后来是在“次革命”的地位上自我改造,以求成为“最革命”;结果是被置于反革命的地位。

如今,与他有关的那些噩梦般的往事,那些恩怨情仇,随着岁月的流逝,似乎正如烟尘一般,渐渐地消散了,并终将湮没于历史的深渊。几次和他见面,都觉得他是一个谦和的、蔼然可亲的老人。但是,在外表的平和、平淡和平静中,似乎仍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波澜并没有完全止息。

走过了悲剧性的人生之后,在回首惨痛的前尘往事的时候,他难道能够无动于衷?在痛定之后,他怎么可能没有“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创痛?

他的室名,先叫“天问楼”,后称“碧空楼”。他的一本1999年出版的文集,书名是《我思,谁在?》。书前题记有云:“我思了,我在么?在的是我还是别的人?”

在这当中,我以为,可以看到一点舒芜的心灵的消息。

2005年11月16日于北窗下

2010年4月26日修改

责任编辑孔令燕

分类:往事·166人物 作者:王培元 期刊:《当代》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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