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上访西施

杨守知，河北涞源人，公务员，业余创作小说，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多部作品被《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选载。

1

我懒得反抗。

我一向如此。当然，我内心偶尔也会闪一下反抗的念头，但半空中往往会有兜头一喝：抗议无效。我也便作罢。时间一长，顺从成为我的常态。我一度怀疑自己失去了反抗的功能。这倒好，吉建英、严金涛、张宝力都愿意给我发号施令。对谁，我都俯首帖耳，温顺得像只兔子。我属兔。

我察觉到吉建英悄悄接近的气息。我懒得戳穿她，自顾坐着。因为坐得久，两瓣屁股已经麻木。屁股底下尽管垫着两本书，铝合金窗框还是硌得我不舒服——也就是屁股，其他任何一个部位都将难以承受。窗外近处是府河，远方是旷野，或是不用顾及有人窥视，这间卫生间窗户开扇并不小。吉建英不在时，我喜欢打开半扇窗户，临窗瞭望。因为是五楼，视野很开阔。觅星望月，听风赏雨，或者看旷野被麦苗、被玉米、被白雪交替覆盖。有一次洗完澡，我突发奇想，决定裸身爬上窗台去看看。那是暮春还是初秋，我忘掉了，当微风在我的皮肤上弹奏，每根汗毛都开始跳舞，连我那软塌塌的生殖器都蠢蠢欲翘起来。那种感觉堪称奇异。那次之后，我一发而不可收，拜吉建英常常晚归所赐，我得以经常有机会体验那种奇异。因为我每次都会在楼道里响起吉建英那带点跳跃的脚步声之前从窗台上跳下，钻进被窝，吉建英一直没有发现我的这一怪习。

这次，我决定不再理会她。直到她的脚步声消失在门前，钥匙插进锁孔，咔的一声，防盗门打开，我依然毫无所动。只是感到一股风从我两肋涌过。随着她把门带上，风又消失了。我听到她在换鞋，把挎包挂在木餐椅靠背上，倒了一杯我给她晾在凉杯里的白开水喝掉——这是她夜间归来的习惯。她向卫生间走来，脚步很快。她每次回来都这样，先进卫生间洗漱，然后进卧室睡觉。她打开卫生间的顶灯。

我知道，她一定被我那一片白花花赤裸的背脊吓住了。她很低沉地“啊”了一声，然后，我的名字跌跌撞撞地从她的喉咙里咯出来。我料得到她花容失色的样子。她知道这几天我正被悲观失意笼罩。她怀疑我会往下跳。

她慢慢接近我。她的呼吸已经可闻。她从身后一下子把我抱住。秋夜凉过水。我已经泡透的脊背贴住了吉建英的胸脯，感到绵软、温暖。身为三十四岁的女人，吉建英的乳房结实、有弹性，基本不下垂。为此我内心藏有隐秘的优越感，因为张宝力说他老婆刚生下第一个孩子，奶子就耷拉了。吉建英的心跳很快，弹击着我的脊背。她呼出的气息热乎乎的，是三种以上酒水混合的气味。吉建英擅长白酒、红酒、啤酒混在一起喝，这成就了她酒桌上“巾帼豪杰”的美名，一般男人难以抵挡。

但是，我打了一个寒噤。手里的塑料袋随之脱落，连同里面几粒没有来得及丢弃的莲子，一起被夜色和雾霾吞噬。这袋莲子，是白天乡里组织干部游白洋淀时严金涛给我买的。他见其他干部都买这买那，而我却不动声色，便拿起一袋莲子丢给我：“你也给弟妹带点啊。”虽然我知道莲子具有去火强心的功效，吉建英经常心慌，正好对症，我却不想给她带。我把那袋莲子扔回去，说：“不用。”严金涛像给我派活那样硬把莲子塞给我，说：“钱都给了。”我只得拿了。我爬上窗台，坐在那两本装帧精致、足有一砖头厚的书上，打开莲子袋，将硬得像小石子的莲子一粒一粒捏出来，在三个指头肚之间旋转，再瞄准脚底下的府河投出去。楼下的府河堤只有四五米宽。吉建英买这套房子时，被开发商承诺的阳光水岸所迷惑——时至今日，府河底流淌的依然是墨汁色的污水，阴闷之日，腥浊的气息沿河弥漫，靠河一侧的窗子因之很少打开。莲子飞出去，有的掉在河堤上，有的钻进了河水里。它们到哪里我并不在意，我在意的只是，投着投着，胸中那股积攒多日的怨毒似乎也就投射出去了。我有这么一个习惯，每当不顺心或憋着气的时候，就喜欢投东西。比如捡一把石子一颗颗投出去，比如抓一把黄豆一粒粒丢出去。还有一次没有东西可投，我就找出一本日记，一页页撕下来，揉成球，一个个扔出窗外。那次我产生了幻觉，好像记录在上面的那些过往日子也被揉成球扔掉了，我成为一个可以重新开始的新人。这太自欺了！

吉建英搬惯了药箱的双臂紧紧箍住我，怕我反抗，然后用力把我从窗台上往下拖。其实我的身体很软，很潮，也很轻，感觉像在充塞着雾霾的夜色里悬浮着。以她的高大，拖我根本用不着费那么大力气，但她不敢松劲，怕我滑脱。我的屁股和大腿被铝合金的窗框剐蹭到了，有点疼。我说：“我没想往下跳。”

吉建英毫不理会。这倒也如常，我们两个之间从来都是她说了算，对于我的意见，她总是视若无物。如果不是把我弄疼了，这句话我都懒得说。直到把我拖离窗台，吉建英才松开手，“咚”的一声把我丢在卫生间的地砖上，好像我就是一包药棉。地砖很凉，但我假装它们一点也不凉，或许是我的屁股已经麻木的原因，对凉感和疼感全都迟钝了。我屁股底下垫着的那两本书一同掉下来。吉建英一转身，“哐”的一声，带上窗扇，啪地一下，插死插销。一如她平常的动作那么干净利索。趁机挤进来的浓稠的雾霾，连同黎明前的夜色，一下子被兜头关在窗外。我仿佛听见雾霾“嗞”的一声，像被夹疼了。她把两只手腕反拄在腰间，饱满的胸脯剧烈起伏，呼吸粗重，左手腕上那条我不知她何时戴上去的金链随着呼吸微微晃动，闪烁金光，眼神冰锥一样锥在我光溜溜的身子上，恨恨地说：“你想死，想得倒美！”吉建英是个思维混乱的女人，我想死怎么反倒是想得美？

我的脖子像断了似的耷拉下来，尖尖的、布满胡楂的下巴几乎抵住了嶙峋的锁骨。我低声咕哝了一句：“我没寻死！”

吉建英瞪着眼，眼神烫得简直要在我身上烧两个洞，眉毛也几乎要把我挑起来，红润的嘴唇翕动，砸出一连串语气严厉的问句：“没寻死？没寻死你坐在窗台上干吗？还光着个屁股，你不嫌丢人哪？”

我抬眼瞄了一眼吉建英，卫生间顶上的灯光昏黄，这让她看上去有几分陈旧。我说：“嘁，我又没跟别人光屁股，丢啥人！”我加重了“别人”两个字的语气，面上很无辜，内心却产生一股恶毒的快感。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

吉建英的眼神充满鄙夷和不屑：“你光着屁股坐在窗台上晾骚，你精神病啊你！是不是要疯了！”

我一字一板，但语气依旧很平缓：“死，我可能会死到你前边，但疯，一定会疯在你后边。”我知道吉建英最讨厌我这种不阴不阳的腔调了。这是刺激她生气的最好办法。

吉建英容忍不了我那样的眼神和那样的语气，这比我惯常的沉默和极少的针锋相对都更容易激怒她。她抬起趿着棉拖的脚迅速照着我的屁股踢了一下，说：“真气死我了你！”忽又发现了躺在地上的两本书，弯腰去捡，衬衣领子分开，两只乳房露出大半。尽管我对它们很熟悉，眼睛依旧被灼伤了，胸内被什么东西涨满，开始起伏。吉建英捡起书一看，是上下册《成功学》。她用另一只手啪啪拍了拍书的封面，急道：“你还叫我怎么看，啊，还怎么看，这么好的书，你把它垫在屁股底下！”这两本书是吉建英的手头书，更多的时候，它们被吉建英放在卫生间马桶旁边的蓝色塑料三角置物架上，蹲厕的时候便拿起看几眼。这两本书，我在屁股底下垫过多次，有一次，我坐的时间长了，因为着凉，肚子不好，还曾经弄脏过它们。

我并没有撒谎，我被吉建英抱住往下拖的时候，的确已经不想死了。但是，我承认，我刚踏上窗台的一霎，脑瓜里要死的念头挤得像发好的豆芽。这次干部调整对我打击很大，我对自己感到绝望。我没当上乡人大副主席，王采莲说是严金涛在戏弄我，小米说是孙晓静靠色相顶了我，张宝力说是我钱没使到位。他们的说法，我都不认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是个窝囊废。这是吉建英一贯贬损我的话。之前，我对她给我的这一评价心怀不服，但现在则心悦诚服。这点一旦确认，我想到了死，逃离这个世界。我的一生中，死这个念头曾经一次次冒出，但从没在哪一次念头出现之后付诸实施。小时候由于我忍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堆满杂物、光线昏暗的东配房里，我曾经把锋利的镰刀架在自己的颈动脉上，想象着父母会如何因为我的死而追悔莫及，但终究还是没敢下手。后来我才知道，死，是需要勇气的，没死，恰恰是因为自己太过怯懦。所以，尽管死的念头不断闪现，我却一次也没有喝过药，割过腕，抹过颈，跳过楼。那些念头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烟消云散。这次也一样。

这个晚上，天朗星明，当我刚刚踏上窗台的时候，不仅看到楼下府河的死水闪烁出的暗淡波光，甚至闻到了府河隔岸巨大玉米田里待收玉米成熟的香甜气息，犹如母亲的奶水味道盈满肺腑。我在这气息中悬浮着。当头顶隐约飘来蜜蜂一般的嗡嗡声，我觅到了星空里夜航飞机那萤火虫般闪烁的光斑，由北向南。这让我想到了砖厂那废弃的水塔，和那些曾经在水塔下盘旋，被我套在想象的马车上展翅翱翔的鸽子。还有王采莲。这太过奇怪，面对即将做出的死亡一跳，浮现在我脑海的不是我的母亲（她已去世），不是吉建英（她还活着），这两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却是王采莲。只见她拨黑披暗，浮现于夜空，冲我摇头。我问：“你的意思是不叫我往下跳？”她点点头。“可我实在不想活了，没意思！”我不想听她的。她逼视着我，眼神锐利，仿佛在说：“你个懦夫！”她曾经这么骂过我。我忽然觉得有点不对，这样一个女人，要不是我，早进了精神病院，倒来劝我不要自杀。我说：“你有什么资格！”她说：“我没资格，但我需要你呀。”说完微微一笑，消失了。我叹一声，坐下来，开始一粒一粒丢莲子。莲子还没丢完，雾霾就升腾起来了，速度快得吓人，一瞬间，就把头顶的星光、脚下府河的波光和眼前玉米地巨大朦胧的身影一起吞没了。大团大团的雾霾就像一头黑糊糊、毛茸茸的怪兽，伸出巨大的舌头一下一下舔着我的身体，咝咝的声音像一个惊惧的人在倒吸凉气，不一会儿我的躯体就变得冰凉、潮湿、黏糊糊了，像涂满了鱼身上的黏液那么腥气。一个人的生与死是多么的偶然哪，如果我刚刚踏上窗台的一瞬，面对的是如此深重的雾霾，或许，吉建英就再也没有机会抱住我带有体温和呼吸的躯体了，虽然她对这样一具躯体不是那么有兴趣。

2

我被电话叫醒的时候，吉建英已经不在了。我翻过身，强撩开涩滞的眼皮扫了一眼墙上的石英钟，差八分九点，心里不由“咯噔”一声，暗叫“坏了”。我的工作状态就是这样，既不迟到，也不早退（这我说了算），当然也反感节假日加班（这我说了不算）。乡里加班又是常事，叫什么“五加二，白加黑”。越是节假日，越要维稳。今天是国庆节，照样不让休息。我心里虽然别扭，但从来没有违抗过，加班的又不是我一个人。顶多就是怠怠工，连牢骚话都极少说，你不知道谁会把这些牢骚话递到汪怀耳朵里去。前一阵，乡里传说汪怀和巩固堡村的女主任马淑芬有一腿，严金涛愣问是不是我说的。我说：“不是。”严金涛说：“某某说是你。”“天哪。”我当时就喊起来。告诉我这件事的恰恰就是某某。但某某说是我，我说是某某，打不完的嘴官司。这种烂事少纠缠倒省心。于是我说：“某某说是我就是我吧。”严金涛却一下子没了着落，说：“看态度倒不像。”我愣愣磕磕地翻了严金涛一眼，他到底想说什么，我的脑瓜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翻身坐起，一手抓摸裤子，一手接通电话。电话是严金涛打来的。

“怎么，昨夜叫弟妹搞趴了？”严金涛总是这样，说话随意得很，不论年龄大小，职位高低，玩笑乱开一气。

我醒得懵懂，隔夜的事情尚未清晰，便答：“搞啥趴，去白洋淀走的路多了。”

严金涛说：“又瞎扯，你个小毛孩，两步路会走趴？一定是弟妹不饶你。”严金涛比我不大几岁，说话却喜欢倚老卖老。他提起“弟妹”，我复又跌入现实的尘埃，心里别扭，不想多说，起床的动作也懒了些，想请假，不想去上班了。但是他把电话打进来，一定有事。我便问：“严书记有事啊？”严金涛是乡里的副书记，大家唤他都不加那个“副”字。

严金涛打住玩笑，说：“集合时没见你，想你是昨天游白洋淀累了，睡会儿懒觉，不打算找你了。可一上班郭俊就打来电话，说王采莲又进京了，得去接呀。”

提到王采莲，我就不好意思再请假了。王采莲是个老访户，我包着的。我不信，问：“真的假的？她进京总要招呼我一声的。”

严金涛说：“一个精神病有啥准头啊，这种事，郭俊总不至于撒谎。不见人，他一分钱也摸不着。”

我还有疑问：“那我给王采莲打个电话。”

严金涛说：“打啥电话，人就在郭俊手里。你收拾收拾，我派车过去接你。你就不用到乡里来了。”又问，“还带不带村里人？”

我顿了一下，说：“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

严金涛露出本来面目，嘎嘎笑起来：“那你可小心！”

我明白，这句话有双关：表面是小心王采莲再跑掉，内里是小心被王采莲拉下水。从乡里到北京，都称王采莲“上访西施”。我哪里有心思玩笑，模棱两可答道：“你放心吧。”语气里还有几分无精打采。

我“哗”的一声拉开窗帘，雾霾已经散了，阳光有些晃眼。我推开窗子，呼吸了两口新鲜空气，既然活着，生活就还得继续。忽又想到王采莲，心里怨恨起来。她应得好好的，只要去北京，一定给我打招呼。可是人已被郭俊扣住了，我却毫不知情，怎么回事？惯上访的人真是不可信。这样想着，就要给王采莲拨电话，拿起手机，发现五个未接来电的提示，点开一看，两个是严金涛的，再早的三个是王采莲。是自己睡得死，没接到，心里不由释然了些，但依旧埋怨她不该去。

我摁通电话，振铃刚响了一下，王采莲的湖北口音就传了进来：“我料着你就会给我打电话的。”

我问：“这么说你真在北京了？”

王采莲说：“是的，我就在北京。你听我解释啊，我这次来可不是上访的……”

我揶揄她：“你不是上访的，是上星光大道的？”

王采莲语调却很轻松：“你不要急，不是吹，我上星光大道，也会多给我几个镜头的，那里面人多了，我看也没几个比我长得好看的。”

我不耐烦：“你说到底是干啥去了？”

王采莲说：“我来看升国旗了。”

我一听，险些笑出声：“你去看啥升国旗嘛？”

王采莲还是一贯地轻声细语：“今天不是十一嘛，国庆节嘛，升国旗的大日子，人好多呀，挤不过来挤不过去的。我还碰到两个恩施老乡，是一对小夫妻……”

我截断她：“你看到升旗仪式了？”

王采莲说：“我看个啥子呀，排队还没排过夜，就被你们那个郭俊逮住了。广场上的警察见我带着身份证都没管我，哪晓得又叫郭俊碰上了，真是瞎子遇到个没眼的，咋会这么巧！”

我苦笑一下：“巧啥巧，你那叫自投罗网。国庆节哪是你去的日子啊，这几天正紧张！郭俊早盯着呢！”

王采莲却说：“他盯着才好呢。”

这话是啥意思？我没听懂。我说：“你这不是故意给我添乱吗？”

“嘻嘻，”她还有心思笑，“我就是要给你添乱。”

没办法，她总是这样。反正我不能跟她急。她要不痛快了，就难把她接回来了。

我说：“那你非赶国庆日去呀？”

“平时也没这么大仪式啊。”她还蛮有道理。

我说：“再大的仪式也不是给……咱准备的。”我想说“你”的时候，出嘴改成了“咱”。

王采莲问：“咋？咱们是坏人？”

我摇摇头：“坏人倒不是，你是重点稳控对象，你不能去;你是我包的信访户，我要稳控你，所以，我不能去。”

王采莲嘻嘻笑：“是不是乡里又派你来接我呀？”

我没好气：“这还用问！”

王采莲似乎更开心了：“你不能来，我不能来，结果咋样？”

我没反应过来。王采莲接道：“这不是咱俩都来了吗？”

我说：“这是啥好事啊！你愿意去，我可不愿意跑。”

王采莲正经起来：“又麻烦你了，你要放心的话，我自己回去，你就别再跑了。”

我无奈道：“你以为你想回就能回来呀？好不容易逮住一个，不见钱，郭俊能放你？好了，你等着吧，车快到了，我去接你。”

临出门，我去了趟卫生间，解完手，发现窗户的把手上竟然拧了两圈铁丝。我伸手试了试，挺牢固。这一定是吉建英干的了。女人的脑瓜，简单起来，简直叫人吃惊！我忽然生出个歪念头，走进厨房，弯腰拉开橱柜最下层的抽屉，找到钳子，回到卫生间三下两下就把铁丝拧断了。然后把窗户展展地打开，府河的腥气随之涌进来。这是有史以来，我第一次完成这样的恶作剧。听到楼下汽车鸣笛，我快步走出门去。可能是通风的缘故，我还没使劲，防盗门就“咣”一声巨响，关死了。我一摸腰间的钥匙扣，坏了，钥匙没带出来。

司机小曹在楼下等我，神色有些焦急。小曹说：“再新哥，我跟你去不了北京了。”

我问：“咋？”

小曹说：“我媳妇快生了，正在医院里，只好麻烦你自己开车去了。”说完，把车钥匙递给我。

我接过钥匙说：“我不认路啊。”

小曹说：“很好找的，过了六里桥，直接往前走，路南有个维多利亚大厦，过去有个胡同，进去就到了。车上有导航，我给你定好了，你按着提示走就行。”

我说：“那我就看在弟妹面子上了。”

小曹感激地说：“谢谢啊，再新哥。”

我刚钻进车，赶紧把转身要走的小曹喊住，问：“介绍信呢？”

小曹不好意思地笑笑：“哎呀，险些忘了。”边说边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来，递给我。

我接过来看了一眼，说：“这个可是宝贝。”这封介绍信是乡里开给北京交警部门的。进了北京，有个轻微违章，或是单双号限行，交警截下来，“只要你掏出介绍信，说一声接访的，北京交警‘啪敬个礼就放行了，可文明了！”（小曹语，这个家伙说话总喜欢添油加醋。）

这是我第一次自己驾车进京。京港澳高速还好，一个小时就到了杜家坎，可一过杜家坎我就紧张了，别的不怕，就怕北京的路、北京的桥，不一会，手心里就汗津津了。顾手顾不了眼，可能是导航该升级了，等着它指路时一言不发，稍踩一脚刹车，后面的汽车就催命似的摁喇叭，到底是错了一个路口，问了一次警察，又给郭俊打电话明确了两次才赶到目的地。

我先见到了郭俊。郭俊领着我在房间里见到了王采莲。王采莲收拾得干净利索，不像以前接访时见她那样风尘仆仆。王采莲见到我做了一个鬼脸，给我摆了摆手算是招呼。我阴着脸未加理睬。我看看手机的时间，对郭俊说：“中午了，俊哥，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郭俊的单位是县信访局，长期派在北京接访，我跟他很熟的。我看他的穿戴，知道是今非昔比了。郭俊说：“别吃饭了，你就抓紧往回赶吧。路上车多，你路又不熟，要是晚了再遇上个大事小情的，不方便。”

我看郭俊态度诚恳，有点过意不去，说：“那不好吧，你费了半天心，咋也吃顿饭。”

郭俊说：“要不这样吧，饭就不吃了，我这里有千八百的饭费，你拿回去给处理处理算了。这也是在北京找这个托那个花的。不过，你要为难就算了。”说着，郭俊从随手夹着的一个黑色皮包里翻出一叠票子来。

我赶紧接过，忙不迭说：“不为难不为难，临来领导早有交代。”严金涛的确给我交代，去了该花就花，这次舍不得下次会花更多，要是多了就电话请示一下，要是千八百的就自己做主。我把票子点了一遍，面额整一千元，随即掏出现金交到郭俊手里。

郭俊把钱塞进皮包，指着王采莲对我说：“人我算交给你了，吃饭我就不管你们了。你们自己安排。”说完转身离开。

我说：“好好好。”

王采莲等郭俊走开，对我说：“好不容易来北京了，我在首都请请你好了。”

这一趟，又搭工夫又赔钱，出了后果，乡里还可以问我一个重点人员漏控之失，我没好脸色给她，气鼓鼓道：“我哪有你那么好心情！”

3

王采莲是乡里挂了名的老访户。每次开维稳会，乡里县里都要分析她。王采莲老家是湖北恩施，在北京卖水果时，认识了巩固堡村的刘金钟。刘金钟也在北京新发地卖水果。不同的是刘金钟搞批发，王采莲搞零售。王采莲进水果都是找刘金钟的摊点，一来二去，渐生情愫，在刘金钟拉水果的大货车的驾驶室里，两人以身相许。结婚一年生子，起名小闹钟。这个名字名副其实，每天早晨，都是小闹钟把他们唤醒。自此，王采莲就留在巩固堡的家里带孩子。刘金钟很能干，一人在外挣钱养家。不出意外，或许，王采莲的日子就可如她的名字莲花般灼灼盛开了。“唉，”王采莲在给我讲述随后的日子里发生的那些不测事件时，总是以这样一声无奈的叹气开始，“谁知道呢，厄运来时，比风后雨、屁后屎都快。”不久，刘金钟卷进一场强奸杀人案。尽管王采莲不相信自己的老公会强奸，会杀人，但是刘金钟的招认口供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这也只能自认活该！”那是我包了王采莲之后，她第一次对我敞开心扉。前两次，王采莲对我不冷不热，面无表情，问什么几乎都一言不发。后来，王采莲曾经给我解释：“你来了能管啥子呢？你除了盯住我什么也管不了，给你说那些又有啥用处？”那次，王采莲第一次给我沏茶。她介绍：“这是我们老家的新茶，叫恩施雨露茶，刚寄来，你尝尝。”这个茶我没听说过，喝了一口说：“好喝。”她给我续了一杯，转身又替小闹钟擦去嘴角淌出的涎水。其实呢，我在包王采莲之前，严金涛把她的情况已经介绍个八九不离十。刘金钟伏法两年后，一个惯犯落网，主动供述了涉及他的那桩强奸杀人案。“他死的时候，我都没觉得天要塌下来，我一听到这个信，觉得天一下子就塌了。”自此，王采莲开始申诉，从县里到北京，各级公安局、各级检察院、各级法院、各级信访局都收到了她的申诉材料，这些部门的大门口也时常出现她盘桓的身影。各级批转的信访件雪片般上下传递，又像雪片一般融化：申诉无果。“刘主任。”王采莲对我说。稳定办副主任，是严金涛在把我介绍给王采莲的时候临时起意封给我的一个虚职，大概叫王采莲感受到对她的重视，一直到现在，全乡只有王采莲这么称呼我。对这个称呼还不习惯，我说：“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王采莲问：“刘主任，你发现了没有？一个家庭好的时候，时时处处都是好事，一个家庭不好的时候，老天也喜欢跟它作对。”不待我回答，王采莲又自言自语道：“也是呢，一个家庭不好了，就像只病鸭子，那黄鼠狼就专爱咬它了。”那年夏天，王采莲又去北京上访。十天之后回到巩固堡，活蹦乱跳的小闹钟变成了呆傻的小聋子。“你猜到吗？刘主任，小闹钟发烧，他奶奶竟然把他泡进洗衣盆的冷水里降温。”然后她的语气里增添了无限悔意，“唉，那也怨我，我要是带上他去北京就好了。”小闹钟被糊涂奶奶耽误了一宿，第二天送进村卫生室，村医又当普通感冒给小闹钟输液，没见效果，才急忙送到市里的医院，市医院的医生遗憾地对他们摇头，告诉他们“太晚了”。说到这里，王采莲的眼眶浸满泪花，语气却还平静。这些事情，我已经从严金涛嘴里得到了，面对王采莲的诉说，我的心脏还是一下一下缩得有点疼。如果在以前，我会劝她，如果你不上访，小闹钟就不会出事。但此时，这句话断不能出口，那无异于伤口撒盐。我确也找不出其他话语，冒了一句：“你们湖北女人真坚强！”王采莲苦笑一下：“啥子坚强，都是生活逼出来的。”因为苦笑，嘴角的肌肉牵动，挤压眼眶，一滴大颗的泪珠直滚下来，落进嘴角。王采莲抬手在脸上抹了一下，舌尖在嘴角舔舔，说：“刘主任，你没去过北京，那些上访的姐妹，比我苦的，多多了。”

王采莲的棘手，在于县乡都不能解决她的问题，但是还要看住。王采莲年轻，又颇有见识，颇有头脑，甚至还颇有一点心计，严金涛没少跟她斗法，稳控起来格外吃力。分析案情的时候，大家认为王采莲上访事出有因，都很同情。“同情有屁用！”乡里的“一把手”汪怀说，“一文不值！你同情她，没人同情你！”这几天，汪怀正气不顺，因为一起抬尸堵市府的群体事件，刚背了一个处分。这个处分来得不是时候，正是他要提副县的节骨眼上。这个心脏的血管里支了四个支架还敢大杯喝酒的魁梧男人在酒桌上竟然委屈地潸然落泪。如果再生个事端，背个处分，雪上加霜，估计够他一呛。那时，孙晓静因为包巩固堡村，连带负有王采莲的稳控责任，因为孙晓静是乡办公室副主任，主要给汪怀服务，没时间下乡，其实主要的稳控责任还在严金涛手里，他的压力最大。严金涛说：“不行就去给她治治。”汪怀表态：“万不得已，那也不是不可以。”

王采莲到底没看住，乘凌晨的快客大巴进了北京。当时，北京正开一个重要会议，县里已在敏感地区严密布防，重点人员的身份证号，照片复印件都装在相关人员口袋里，对疑似人员均实行一扣二问三比对。对这一新变化，王采莲没有料到，她刚刚踏出大巴，就被埋伏在木樨园汽车站附近的郭俊等人摁住了。郭俊把电话打回乡里，我被严金涛临时抓了一起进京去接。

我在接访处见到王采莲，感叹“上访西施”名不虚传。严金涛给在北京上大学的女儿捎带了几件换季衣服要送去，嘱咐我把人盯好。我心里没底，问：“严书记，我一个人看她，她要跑咋办？”严金涛笑了，像个伟人似的伸展手臂一划，说：“楼上楼下都是咱们的人，你有一嗓子就都出来了，她能往哪儿跑？”我点点头说：“那严书记速去速回呀。”

房间里剩下我和王采莲。王采莲坐在床上。我坐也不是立也不是。我遇到陌生女人就不知道怎样打交道，何况这个陌生女人又漂亮。我弯腰拎起暖壶倒了一杯水，水却是凉的，又不敢去打热水，怕她跑掉，只能端给王采莲，不好意思地说：“喝点水吧，就是凉点。”

王采莲的口气比水还凉：“你不用巴结我！”

我说：“你不喝呀？你不喝我喝了。”说完我就端起水杯喝了一口，随即又吐出来，“你不喝也好，这水时间忒长了。”我用手抹抹嘴角，在对面的床上坐下来，眼睛望向窗外，窗外有一棵银杏树，叶子金黄金黄的，不停地闪烁，仿佛在窃窃私语，正在冬天到来之前话别。

沉默了一会儿，我听见王采莲问：“没见过你呀？”

我回过头来，眼光在王采莲脸上停留了一下，迅即躲开，说：“严书记临时抓的我。”

王采莲说：“抓夫啊。你们可真下功夫！”

我说：“其实我们也不愿意来。你有你的难处，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发觉王采莲要立眼，赶紧说，“我知道，你更难！”

王采莲缓和道：“谁没事撑的，老想上访呢？”

我说：“我听说，上访的人时间一长，都会变成精神病。”

王采莲急道：“放屁！”

我不想就此放下这个话题，就算是“屁”也打算放完：“上访的人，都爱钻死牛角尖，都固执，过分了，就是偏执，一偏执，离精神病就不远了。”

王采莲怒道：“那也是叫你们逼的！”

我夸张地摆手道：“我可是第一次来，别说我逼你。”

王采莲不屑道：“反正你们是一伙的。”

我无奈地摇摇头，浮出一丝笑说：“就算是吧。”我可不想此时激怒王采莲，便小心地说，“你这么……漂亮，要是送进精神病院……”

“我又没得精神病，为啥把我送精神病院？”王采莲口气虽然强硬，却藏着隐隐的担心。

我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地说：“我是怕……”

王采莲淡淡一笑：“你不要吓我！谁要把我送精神病院，我就泼上一条命！”

我说：“你要这么说，就像是个精神病了，正常人谁老是泼命泼命的呢？”

王采莲语气忽又沉缓下来，眼神里流露出无助：“都说事怕临头，要是你摊上这样的事咋办呢？”

我留意到王采莲刚才面部表情的一系列变化，意识到不能再刺激她了，便说：“其实你的事，我们也都了解，都同情你，可是……严书记、汪书记他们也都挺为难的。”

王采莲说：“我又不是告他们。”

“反正你来北京，着急的是他们。我怕，结果对大家都不好。”来的路上，汪书记已经指示，王采莲接回来直接送五院“给她治治”，治到北京会议结束再说。我知道，市五院是精神病院的另一个名字。当王采莲的眼神软下来的一瞬，我险些把这些话说走嘴。虽说我也认为王采莲不该在敏感日到重点地区上访，但是就此把她弄进精神病院，我还是有不小的看法。那种地方，我虽然没有进去过，但耳闻还是有一些的，从那里出来的人再也不想回去。梨园屯的老魏，自从被送进去治疗一阵，出来后再也不提上访的事。他说里面光给你打针吃药，整天睡觉，如果谁喊自己不是精神病，就一定给谁用的药剂量最大。任何一个正常人，只要接受了精神病院的治疗一定会变成一个真正的精神病。我见到王采莲，再加上这样一番交谈，觉得无论如何，她不符合精神病的症状。我不由对她生了几分担心。

从北京回返时，夜色已深。我们的车时而超过其他车辆，时而又被其他车辆超越;车厢内时而幽暗，时而明亮;我们几个人的身影时而显现，时而隐藏。在我眼里，一切都笼罩了波诡云谲的迷幻色彩，感觉有几分失真。我偶尔去扫一眼身边坐着的那个傻女人，她当然不知道回去后会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她无所谓：这次接回去，下次再来好了。甚至对我的暗示也无动于衷。我摇摇头，自己更无所谓。可是，总有个念头，像一只嗜血的蚊子，嗡嗡地围着我的脑袋转，怎么甩都甩不掉。傻女人，你为什么不找机会跑掉呢？

4

我跟王采莲就像一对蚂蚁，北京城就像一件巨大的马褂，哪条褶皱都够我俩好爬一阵子的。因为接访，我到北京来过两趟，此外也参加过“一日游”，故宫啊、颐和园啊、长城啊、毛主席纪念堂啊倒是都去过，但也仅此而已。王采莲在北京混的日子比我长，但她说，“卖水果的时候没时间逛，上访的时候没心情逛”，对北京也熟不到哪里。所以当王采莲告诉我今天是她生日，我执意要给她买个蛋糕时，那个蛋糕店就像刻意藏起来了，让我俩找得十分辛苦。王采莲一出接访处就做出个大胆又出格的举动，她抬手挎上了我的胳膊。哎呀，天哪，我刘再新哪经受得了这个。这个女人，这是要干什么呀！我想把胳膊往出抻，她却把我的胳膊抱得紧紧的，还把我的左手放在她另一只手心里攥着。她的手心潮湿。她的怀抱烈火熊熊，我那条胳膊好像熔化了。没办法，我只能回头看看视野里还有没有熟人，这要是叫熟人看见传回去可是好说不好听。何况这几天，我跟王采莲的“作风”问题正在发酵。我的心脏跳得极快，感觉呼吸困难，连思维仿佛也停止了，头脑一片空白。除此之外，还有僵硬。我的上半身硬挺挺的，脖子好像被浇铸了，失去了转动的功能，眼睛既不敢去看王采莲，也不敢和对面行人的眼光接触。我就这样傻磕磕的，听凭王采莲的拽扯。我的步伐完全取决于她走路的节奏。她走路又不规矩，左摇一下，右晃一下，这不仅使我俩走得很慢，而且还要吃行人的白眼。我觉得很难堪，她却无所谓，见把我拽得倚里歪斜就吃吃地笑。她做的一切就是再出格我都得忍受，因为我得把她弄回去。为了完成我的任务，我只能处处讨好她，顺着她。尽管如此，她还是时不时威胁我：“我不跟你回去了。”这是在北京，如果她变了主意真不回去，我相信就是严金涛亲自来了也只能干瞪眼。

我的头脑稍微平静些的时候，我想到了吉建英。吉建英从来没有挎过我的胳膊，因为她比我高。我一米六六，她一米六八。这两厘米使她看起来比我高出许多。在街上，她不仅从来没有挎过我的胳膊，而且也没有跟我并肩走过。她总是走在我前面三四步远的地方。这倒也没什么，难为她既考虑了她自己的尊严，也照顾到了我的脸面。为了避免在街上见到熟人不断打招呼，我几乎从来不和她一起上街。偶尔一起，我就拖后几步。北京的街头，行人的脚步都很匆忙，大家从不互相关注。仅从这点来说，我倒是挺适合在北京生活。但是我也清楚，谁的生活也不是只和老婆在街上溜达。我问她：“今天真是你生日？”她说：“那还有假？”我想起她的身份证号，我自己的身份证号没记住，她的身份证号码却早装在我的脑子里了，我复述了一遍：“哎呀，还真是10月1号，你的生日可大呀，全国人民都跟你庆祝。”王采莲很得意：“那是！”她的眼睛直冒光，嗐，这个女人倒是挺好满足。

我们走了两条街，还没有见到卖蛋糕的。我不得不说，王采莲的亲热举动在瞬间使我的智商缴械投降，我竟然没有想到去打问一下哪里有蛋糕卖。我们随性地走在北京的街头，没有人知道她是上访的，我是接访的。逐渐地我开始适应她挎着我的感觉，眼睛、脖子、双腿都恢复了它们应有的灵活。她甚至会把脑袋往我的肩上靠一下，发梢会扫到我的耳垂。她比我低一个头顶。在北京的大街上，我们像一对情侣，一对男人略高女人略矮的情侣。我们从南往北走，阳光在我们身后，影子也证明了这一点。我喜欢北京的阳光，我喜欢在北京的阳光底下走。尽管这阳光对我来说是那么短暂。那种温暖舒适的感觉令我终生难忘。可能是那种感觉太过陌生，又太过强烈，它淹没了我俩的谈话内容，这使我后来几乎想不起我跟王采莲到底谈了些什么。

我饿了。我早晨就没有吃饭，此时我已经饥肠辘辘。我发现一个面馆。我说：“找不到蛋糕，咱们吃面吧，长寿面，给你过生日。”

王采莲附和：“好，我爱吃老北京炸酱面。”

我没想到吃碗面还要排队，还是这样一家小面馆。我跟王采莲面对面坐在一张四人台的简易小餐桌两侧。因为王采莲生日，我觉得只点两碗老北京炸酱面有些寒酸，便又加了四个小菜，一盘炸花生米、一盘糖醋萝卜皮、一盘肉炒蒜薹、一盘红烧带鱼，两凉两热。我只能量力而行，严金涛是不会把我宴请王采莲的饭费报销的。

我征求王采莲意见：“还要点啥？”

王采莲推开菜谱，说：“来两瓶北京小二，红星的。”

我忙说：“一瓶，一瓶就够了。我不喝。”

服务员用征询的眼光看着王采莲，王采莲说：“听我的。你不喝我喝。”

菜上来，王采莲把两瓶小二都打开，一人面前蹾了一瓶，说：“陪我喝点。”我说：“我不会喝酒。”王采莲说：“男人哪有不会喝酒的。”我说：“我就不会喝，所以我不是男人。”王采莲说：“你喝点，喝点会死啊？”我说：“死倒不会，我得开车。这是北京。”王采莲说：“反正你不喝不行，你要不喝我就不跟你回去。”我说：“喝个酒，比你上访还固执呢！”王采莲说：“今天咱俩不提上访，影响心情。今天日子特殊。”说完，她用眼睛定定地看着我：“不值得我陪着你喝点吗？”这句话王采莲说得很顺溜，我却听出里面主宾颠倒的端倪，我纠正她：“不是你陪我，是我陪你。今天是你生日，不是我生日。”

王采莲说：“我的生日是阴历十月初一，鬼日子，还早呢。今天阴历是多少？九月初五，是你的生日，忘了吧。”

我愣住。我说：“我得看看。”我查了手机上的日历，胸中涌出一股暖流，今天正是农历九月初五，我的生日。我盯了王采莲一眼，她笑得有几分调皮，好像是计谋得逞。我的眼窝一酸，有些潮涩。

我说：“那我就少喝一点吧。”

王采莲高兴起来：“你喝一半，剩下的给我。”

我端起酒杯。王采莲跟我碰了一下，说：“祝你生日快乐！”

我一时语噎。王采莲，这个我包着的上访女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记着我这年生日的人。如果昨晚我从五楼跳下去，我的生命该是整整三十六岁，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我印象中，在和王采莲论大小的时候，我只告诉过她一次我的生日，她就记住了。

我把嘴唇使劲抿了一下，说：“谢谢。”

我喝了一口酒。我很少喝酒，也不能喝酒。吉建英为此很看不起我，说我不像个男人。我也做过尝试，但是二两酒落肚就天旋地转，几经努力，便放弃了自己做一个喝酒伟男人的资格。吉建英每次喝酒回来，都是我给她泡一杯茶。她有时会喝高，会吐，我就给她拍背，投毛巾擦脸，清除呕吐物。我第一次喝北京小二，它的烈度超出我的预期。这个酒好像会奔跑，刚一沾上我的舌尖，撒丫子就跑，滚过我的舌面，滑过我的喉咙，咕咚一下砸进我的胃里。我的胃空了二十多个小时，顿时像吞进一个火球似的燃烧起来。

王采莲也喝了一口，下杯很深，足有一拇。她没有任何反应，酒水穿喉，顺滑像丝绸。她夹了一块红烧带鱼，放到我面前的碟子里，说：“你吃。”

北京小二在我的胃里翻了一会儿跟头，逐渐安静下来。我吃着王采莲夹给我的带鱼段。我爱吃带鱼。小的时候，我只吃过两种海产品，一个是海带，另一个就是带鱼。面馆做的带鱼显然没有我做的好吃，我依然吃得津津有味。我饿了。还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说：“今天真是碰巧。”

王采莲狡黠地一笑：“巧啥？”

“如果不是你进京上访，哦，不，你看升国旗，也不会赶上你给我过生日。”

王采莲眨眨眼睛，她的颧骨已经弥起一抹红色：“哈哈，你中计了。”

我把筷子悬在半空。

王采莲喝了一口酒，脸上浮出得意：“上什么访，看什么升国旗呀？不这样你能到北京来过生日？”

可能是我的面部表情太过惊诧了，王采莲把筷子在我眼前摇了摇。我放肆地盯住眼前这个面容姣好的女人，天啦，这个女人简直太扯了！但是这个扯法，我希望她再扯一千次，再扯一万次。

5

当我下定决心要救王采莲的时候，身体开始发紧发冷，牙齿嘚嘚嘚细碎地敲击，怕严金涛听见，我只能紧闭牙关。其实呢，严金涛这个脑袋一沾枕头就着的矬胖子在副驾驶位上睡得很安逸，时不时还有两声鼾起。司机开车很专注。王采莲把眼睛瞪得溜圆，没有一点困意。当然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精神病院，如果她知道了，我想她一定会拉开车门跳出去，摔成什么样，大概她不会顾及。认真想起来，我也挺替汪怀发愁，乡里工作真个叫作一团乱麻。真为王采莲上访，把汪怀处理了，汪怀也挺无辜。但就此把王采莲送进精神病院，我总感觉有些不择手段。我乡里一个小卒，想这些纯属多余。王采莲跟我有什么关系吗？在这次跟严金涛进京接她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我又何必为此充当一个泄密者，或者叫“叛徒”的角色，而去……救她呢？

当“救她”这两个字猛然从头脑深处弹出的时候，有股热血突然往我的脑门顶冲了一下子，一束血光在头顶炸开。我在瞬间做出决定：救她！平生我从未做出过类似的举动，我被一种未曾有过的奇异感觉控制了，甚至感到了几分刺激。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睡不着觉，重新回顾这件事，我把自己不可思议而又义无反顾的举动归结为“救”这个字眼，并且理解了那些古今中外所有做出惊天义举的好汉们。尽管那个晚上我的生殖器依旧软塌塌的，但我觉得自己是个男人。

怎么救她呢？我想到给她手机发个短信，我已经存了她的手机号。但是我立即否决掉了。她一旦突然获知这个消息，一激动跳了车，后果就不堪设想。她小命不保，我也得玩完。我的心情稍许安定下来。如果她自己能够创造一个机会，使我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知会于她，那将是她的造化。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也只能在心里对王采莲说声对不起。

王采莲双手一直紧紧抓住前座椅的后背。一路上没有任何反应。我悄悄从驾驶座后背的口袋里摸到一支笔、一页纸。我想给她写个纸条。我写了个“找”字，便停住笔，待了一会，把纸揉成个球，攥在手里，打开车窗，抛出窗外。夜色黏稠起来，车好像穿行在黑色的液体里。车就要下高速了。我替她着急，心脏又开始失去稳定的节奏。我再次摸起一张纸，快速在上面写了六个字：找借口你快跑。我看了看王采莲。王采莲依然紧紧抓住前座椅的后背，专注地盯着前方。几乎是在我要把字条塞给她的同时，我的另一只手摁下车窗，把纸片丢进风里。我几乎打消了“救她”的念头。

车下了高速，我的心情复归平静。我决定放弃救她的念头。王采莲忽然说：“我要解手。”严金涛惊醒过来，看了看周边的环境，嘟囔：“在高速服务区你不说，咋现在才言声？”王采莲继续说：“不行，我憋不住了。”严金涛只得说：“好好好，找个僻静地方停车。”正好前面路旁有一片黑黢黢的杨树林，王采莲急忙道：“行行行，就在这里停。”严金涛对我说：“你下车盯着点。”我迟疑。严金涛说：“怕啥，黑咕隆咚的，啥也看不见。”我下了车。我再次听到了自己咚咚的心跳声。我紧走几步，赶上王采莲。王采莲不理我。我扯了一下王采莲的衣襟。王采莲停下，不满地问：“我撒尿你也跟着？”我把食指竖在嘴唇前面“嘘”了一声。王采莲疑惑地盯了我一眼。我快速地低声说道：“你趁着解手赶紧跑，回去要把你送精神病院。”王采莲的疑惑溢出眼眶，瞬间笼罩满脸，借着不远处加油站的灯光隐约可见。县城夜市的嘈杂市声似乎也模糊可闻。王采莲带着满脸疑惑转身向树林深处走去。我当然不能贴身跟着她去解手。过了一会儿，严金涛隔窗问：“咋样，完了吗？”我对着小树林喊：“完了吗？”没有回声。严金涛打开车门下来，对着树林喊：“王采莲，王采莲。”依然没有回声。严金涛急了：“咦，这娘们，把咱们涮了。”我跑进树林里找了一遭，没见人影。我返回来对严金涛说：“这女人，真狡猾！”严金涛苦笑一下：“这都是斗争中训练出来的。”我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严金涛摇摇头：“再把她弄上车可就难了。”又无奈地补充一句：“嗐，跑就跑了吧。”我正心虚，听了这话，心脏落了地，踏实地坐上车去。

救王采莲这件事，日后我没有对任何人提过。我倒不是担心自己，而实在是无人可说。严格说来，我不是一个爱冲动的人，但是偶尔血冲头顶，头脑发热，旁人怎么劝都不灵的事，也干过两件。救王采莲是一件。要是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救王采莲？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救就是救了，我没后悔过。虽然，那年春节王采莲竟惹出个惊天的事来。说实在的，救了王采莲，使她得以逃脱精神病院的厄运，我的内心颇有一种满足。这种满足就是王采莲对我的回报。但是我要这么回答问话的人，一定够矫情。我会说：“因为王采莲漂亮。”我相信这句话一定会堵得对方无话可说。

另一件头脑发热的事，就是我娶吉建英。母亲在世时，对我有两个评价：一个是死犟筋，一个是傻人有傻福。傻人有傻福主要说的是我的工作。我有个双胞胎哥哥。我们哥俩虽说长得难以分辨，智商却相差悬殊。哥哥的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初中毕业那年，我爹掂着两张成绩单，叹口气说：“你俩咋不像一个娘肠子里爬出来的呢？”我说：“我爬出来得晚。”爹对我说：“你们哥俩都上高中考大学，家里也供不起，你说咋办？”我说：“上高中我也考不上好大学，叫我哥上吧。”爹说：“好小子，你跟爹想到一块去了。”那年县职中办了个中专部，毕业待遇和正式中专一样：转户口、包分配。凡是那些考好大学无望的学生都考中专部。我的成绩在差生里属于较好的，就考上了。三年期满毕业，我分到乡里当了一名农业技术员。在职中我学林果专业，也算学有所用。工作虽然一般，却是财政开支，国家正式干部身份。我哥顺利考上一所大学。大学四年读罢，他分进一家国企当化验员，但好景不长，企业改制，他落寞下岗，成为一介无业游民，跟我就有了差距。脑瓜好有啥用？脑瓜好不如命好！而我的好运气似乎才刚刚开始。不久，搞全国经济普查，我被抽到县经济普查办公室。普查办公室主任姓吉，看我踏实肯干，人品不错，关键是我有个国家正式干部身份，就托人给我介绍他的女儿吉建英。吉建英没上过几天学，因为她爸爸的关系安排在县医院当司药。媒人说吉建英长得很漂亮，如果不是因为她自己的工人身份不会看上我。我答应见见。我一见大吃一惊，吉建英个子不仅比我高，脸蛋也实在漂亮。我头脑一热，当下就同意了。第一次带着吉建英回家见父母，当天晚上母亲把我单独唤到她的炕头，说：“这个闺女人倒是不错，只是忒漂亮了。”我说：“漂亮还不好？”母亲说：“漂亮女人得有厉害男人管住，我怕你降不服她。降不住的女人，迟早是男人的累赘。”其时，母亲病重在炕，并已知自己不久于人世，苍灰的头发散在枕头上，眼神却十分沉静，闪映着人生智慧的微光。正在害脑热症的我貌似恭敬，内心却颇不以为然。母亲周年忌日之后，我跟吉建英举行了婚礼，在众人艳羡的眼光中，这个高挑白皙的漂亮女人成为我的老婆。

由此看来，平生我头脑发热的两件事都跟女人有关，一个是我娶吉建英，一个是我救王采莲。其实这两件事之间一点关系也没有。

6

我被王采莲扶出面馆的时候，两条腿仿佛被煮过了，变成了两根老北京面条。北京小二像嗖嗖的火苗子在我身体所有的血管里乱窜，烧灼得我头晕目眩。酒的度数高，饿的时间长，喝的劲头猛，使这种眩晕的感觉比以往任何一次醉酒都更加来势汹汹。我的一只胳膊被王采莲搭挎在后肩上。我故意要甩开她，她死劲拽住我的手腕，以免我滑落在地。和来时相反，轮到我把她拉扯得东倒西歪。我时而长啸，时而尖叫，时而大笑，时而哭泣。行人不仅对我侧目，而且惊恐，避之不及。这让我愈加愤怒，大喊：“我不是精神病！”王采莲紧忙赔笑：“对不起，他喝多了。”我喊：“你才喝多了呢。”王采莲点头不迭：“我喝多了，我喝多了。”王采莲被我累得气喘吁吁。我停下来，抬头对着天，空望一会儿，又低头看着王采莲，带着浑浊的酒气发问：“我是男人不是？”王采莲郑重地点点头：“你是，你是。”我摇摇头，深深呼出一口浊气，用左手的食指点了一下王采莲的脑门，说：“你错了，我不是。”

我和王采莲走得很费力，但我又觉得很轻松。王采莲拦了几次出租车，见我这个样子，都没停。我被她好不容易拖到路边绿化带里的一张木制长条椅上坐下来。我刚坐下身体就往一边歪。王采莲先是用肩膀支撑我，实在撑不住，她往一旁挪挪，扶住我平放下来，让我的脑袋枕在她的大腿上。我的眼前先是浮现出大片的玉米田，我在玉米田里疾速奔跑。玉米叶子劈啪作响。玉米棵子飞速后退。身后有一头巨大的怪兽不断向我迫近，它的投影几次越过了我的头顶，我感到极度恐惧。我终于逃进一个巨大的砖窑，里面热浪滚滚。有一个队列，全都长着跟我相同的模样，面无表情地在搬砖，步调机械一致，他们一直在走，似乎是围着砖窑转圈，他们的目的好像不是把砖搬走，而就是这样转来转去。我自己空手站在一边，感觉很不自在，便也想搬砖，却到处找不到砖在哪里。我想接过任何人搬着的砖，却没有任何一个人理我。忽然，我听到集合的哨子声，一看吹哨子的是严金涛，赶忙向他跑去，严金涛却消失了。窑洞口猛然洒下一道耀眼的金光……

我睁开眼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头顶的杨树叶子正好打在我的眼上。我抬了一下头，听到王采莲的声音：“醒了？”我的身上盖着王采莲的米色外衣。她只穿着一件单薄的碎花衬衣。她的手还在轻轻揉着我的太阳穴。我觉得脸下很凉，侧身一看，是我的口水弄湿了她的裤子，湿湿的一片。我很尴尬。她扶我坐起来，说：“看来你酒量真是不行。”我摇了摇头，轻快多了。我挤眉弄眼地挣了挣脸上拘谨的皮肤，说：“跟你在一起，我倒不怕喝多。”王采莲笑了。我也笑了。都没有声音。王采莲问我：“你渴了吧？我去买水。”我说：“我们一起去。”王采莲问：“你试试腿还软吗？”我站起来，觉得腿还是有点打晃，脑袋也飘，便说：“那你去吧，我等你。”我坐回条椅上，看着王采莲的背影。她的双腿一弹一弹的，腿关节上像装了弹簧。

我想起一件事来，今天要给县维稳办上报稳定隐患排查表。我掏出手机打通小米。小米说：“你放心吧再新哥，我怕你回不来，已经把表弄好报上去了。”我听了心里一热。小米是我在乡里最要好的朋友，我和她总是互打掩护。不过她有个毛病是嘴碎，藏不住话，经常出一些听风就是雨的洋相。小米看我一天到晚总是郁郁寡欢，沉默不言，说些“人活着没什么意思”的话，便说东道西地逗我开心，说些不同人的悲催故事，言外之意是谁都有诸般不如意。难为她费尽心思帮我排解。

王采莲手里拿着两瓶水走回，远远就举起水瓶冲我摇起来，得意之状，好像那是她分数不低的成绩单。我看着她微笑着冲我走来，我站起来迎接她，忽感鼻根一酸。

黄昏已近，路灯亮了。吉建英给我打进电话来。我接通了，等着她说话。吉建英的声音里有难得的小心，她问：“再新，你在哪儿呢？”我想象她回到家的反应。家里的卫生间正对房门。她进门之后会看见卫生间门大开，卫生间的窗子大开，而卫生间的窗子是被她早晨离家之前拧死的。不管怎样她都会惊慌，她一定会奔到窗口爬上去往楼下看，寻找我的尸体。没有我的尸体，她会想我会不会死在了另外一个地方，比如京广铁路的铁轨上、333省道横跨京港澳高速的桥底下，或许我会爬上刚刚竣工的18层的县医院大楼。我说：“在北京。”听到我的声音，她的声音果然平静了。她似乎是刻意要把气氛搞轻松，她说：“嗬，真快，一下子倒跑北京去了。”县里到北京百十公里，一天可以跑五六个来回，有什么快不快的？我说：“我来接访了。”她“哦”了一声问我：“晚上还能回来吗？”我迟疑了一下，说：“可能回不去，人挺难缠的。”吉建英用关心的语气对我说：“要是晚了，就别回来了，注意安全。”我说：“行……我的钥匙丢家里了，回去你想着给我开门。”

喝了水，我觉得口舌不再那么焦渴了，腿上有了劲儿，眼睛也松泛起来。我打算去开车。王采莲坐在长条木椅上，对我伸出手，俏皮地看着我，等着我拉她起来。我把她拉起来，她顺势又挽住了我的胳膊。这次我感觉习惯多了。她其实是抱住了我的胳膊，这让我俩的身体贴得很紧，走起路来很难加快步伐。节日的气氛洋溢在北京城。我和王采莲像一对情侣漫步在北京街头。行人像游在鱼缸里的鱼，各游各的，互不相扰。每一条相向游来的鱼都会甩一下尾巴自动给我俩让开路。有谁会知道我俩只是接访和被接访的关系呢？就是这些向来以宽容情怀自居的北京人，如果晓得我俩的关系，大概也会觉得像猫鼠恋一样荒诞。王采莲不像上午那样闹腾了，倒像只终于回到家的小狗般安静。这种感觉对我来说非常陌生，但我很快就适应了，并逐渐由适应进入享受。

我说：“过个生日，也太用心良苦了吧，我还没听说谁过个生日要跑到北京来的，还把严书记吓得够呛。”王采莲回答我：“活该。”我说：“我呢？要这么说我也活该了。”王采莲说：“你来北京散散心不好吗？我看出来了，你活得也挺累。”当她中午在饭桌上给我说起这些的时候，我觉得她既有点好笑又有点扯淡。我跟她这样两个人，到北京散心，这不可笑吗？她一个把生活过成这样的人竟然笑话我也活得挺累，这不扯淡么？但此时此刻，我确实在享受和她相处的时光，好像近四十年来，我没有经历过任何不幸、不快和不顺。我的心情是如此轻松，她所说的“你也挺累”的那个人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不相干的人。她说得不错，在县里，即使我能出去跟她过生日，但面对到处可能出现的熟人的眼睛，也绝对不会这么轻松。

我想，每个人都有可爱的地方，即使上访户也不例外。

7

王采莲跑了，没有把她弄进精神病院，汪怀并没有追究我的责任，因为我只是严金涛的跟班，主要责任应该在严金涛，而严金涛是个副书记，汪怀不好追究。汪怀只是交代好好找找，严加防范，别让王采莲再去了北京。严金涛不以为然：“从广西骗个媳妇，拿链子锁上还能跑呢，何况是个上访的呢！也只能再去了再接。这次王采莲可能摸到点什么信，再要去接恐怕更难。”严金涛这么说，我心里发慌，怕他看出什么来，赶紧借口走开。

诚如严金涛所担心的，这年腊月二十九，王采莲真在北京弄出了大动静。每到春节期间，考虑接访单位和上访人都会忙着过节，稳控工作一般都会放松下来。偏偏此时出了事情：王采莲在宽大的蓝色羽绒服下面，拦腰缠了两挂鞭炮，在广场的东北角，把鞭炮点燃了。鞭炮一响，羽绒纷飞，衣服很快冒起黑烟。迅速扑上来的警察和消防员采取措施，果断处置，很快熄灭烟火。当把王采莲从一堆雪白的灭火泡沫中拨拉出来，她已经连熏带炸，皮肉黢黑，不省人事，被救护车呜拉呜拉地送进最近的医院。事态很快反馈回县里，闻听此事，举县震惊。因为后果严重，汪怀当然要亲自出马。但王采莲住院，需要人陪床伺候。按说去个女人方便陪护，但是春节将至，谁也不愿意去。严金涛想起我来，给汪怀建议说上回接王采莲是我跟着去的，结果王采莲跑了，如果不跑不至于今日。我也不想去，但是别人都不去，总得有人去，何况叫严金涛那么一点，我也觉得自己负有该去的责任，就答应了。回家跟吉建英辞行，被她骂了一顿，什么我窝囊啊、软柿子啦、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啊等等，反正一概是我不中用的话。我觉得吉建英骂得有理，只是闷头听着，骂得我几乎要打退堂鼓了。吉建英骂到最后，说：“要不然，我叫我们局长给汪怀打个电话说说，叫乡里换个人。”我听到她提岳建超，反倒铁了心，拎起已经装好了洗漱用具的双肩背包，推门出来。吉建英那句“你要走了就别回来了”的话被防盗门夹折了，半句折在了门里，半句掉在了门外。

到了北京，汪怀就把我撂在了医院，他去忙活“灭火”的大事。护士见我跟王采莲年龄相当，把我误当成王采莲的男人。我也就顺水推舟，不去解释，如果护士再追问一句，“哎呀，你们乡里没人了，咋派个大男人来了？”我将无言以对。因为王采莲的胸部和腰部都受了烧灼的皮肉伤，她几乎全裸地躺在病床上，床单架空在她的身体上方。我见王采莲这副模样，立刻给严金涛打电话声称如果不雇护工，我立刻扔下王采莲回去，因为王采莲光着屁股，我总不能给她接屎接尿。严金涛答应雇一个护工。王采莲面部没有受伤，头脑清醒，见到是我笑了，问：“又是你来了？”

我自然没好气，说：“这回舒服了吧！”

王采莲的身体动了一下，眉头也随之一皱，说：“我还揣着一瓶农药没顾上喝呢。”

我问：“农药在哪呢？来，我喂你。”

王采莲说：“叫警察没收了。”

我说：“啥农药，我再去给你买一瓶，钱我给你出。”

这个女人，竟然有心思开我的玩笑：“你给我出，说起来我一个寡妇占你的便宜。”

我说：“你还有心思说笑。你这么干，对得起谁？上回把你送进精神病院就好了，就不该叫你跑了！”

王采莲说：“你要把信透给我！”

“这么说是我错了。我眼瞎了，发了善心。”

王采莲见我急了，软下来：“不是。我倒是挺对不起乡里的。这事跟你们又没关系，我告公检法，咋叫你们老出面？”

我说：“这叫属地管理。哪的人哪负责。”

王采莲说：“我是中国人哪。”

我说：“你又不讲理了。”

王采莲说：“咋叫不讲理？我找谁谁管不了，皮球似的来回踢，不闹出点动静，谁管？”

“你是闹出动静了，动静不小，可闹的只是乡里，你看见公检法谁来了？”

“那我就还闹！”

我想说，“你这次出去可能就闹不成了。这么个闹法过头了，准得收拾你！”但转念一想，觉得说这些没用，反倒增加我的看护难度，便说：“闹可以，也等伤好了出院再闹吧。”

这样说着，王采莲要喝水。我赶紧把刚晾得半温的水，用小勺喂她。喂了几口，她又说想解手。护工还没到位，我四下望了一番，不知从何下手。我跑出病房，找到护理站，见到护士报告道：“护士，51床想解手。”护士的大眼睛在口罩上方水灵灵地翻了我一眼，说：“护士不管解手。”我又跑回病房。王采莲急道：“我要尿了。”实在没办法，我只能从病床底下掏出便盆，但又不知如何给她用。她说：“你给我塞进床单下面，我自己来。”我只能把床单掀起一个缝隙，王采莲把双腿拱起，我把便盆小心翼翼地送到她腿下。我说：“我出去，你自己来行不行？”王采莲点点头：“你出去吧。”

我带上病房的门，站在走廊里，给护工打了个电话。护工说，快春节了，上午要置点年货，下午就过来。我催她快点。要过春节了，但凡可不住院的病人都出了院，走廊里比较安静。我这个春节就要过到北京的医院里了。我浏览着墙壁上的宣传展板，都是一些卫生保健内容。过了片刻，我又转回病房，见王采莲的腿还拱着。我问：“解完了？”王采莲点点头，有点难为情。我说：“给我爹我娘我都没有接过屎尿。”然后把便盆从床单下面抽出来，里面黄黄的，味很大。我去卫生间把王采莲的尿倒掉。回到病房，我对王采莲说：“你要大便可憋住，等护工来了再说。”王采莲面露愧疚，对我说：“难为你了。”

下午护工到了，近身护理的事，我就交给她。打饭、打水、拿药等跑腿的事我去办。没事的时候，我就跟王采莲聊天。人都是感情动物，如果能给王采莲做些工作，使她不再到北京上访，或者不再以这种闹的方式上访，北京医院这个充满来苏尔味道的春节也算没有白过。这两天，吉建英一直没理我。除夕夜，我觉得该主动给她打个电话，她也没接。儿子住校，春节放了假，给我打了个电话，祝我春节快乐！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住院部大楼下的台阶上，透过头顶上银杏树的树杈看星光，空气冷寂，星光寥落。忽然，远天处隐约爆竹声一片，灿烂焰火明灭中高楼的楼角闪现。不知哪里新年的钟声隐约传来。我觉得有点冷，便踅进病房。

大年初一，我特意从医院食堂打了六两饺子，三两猪肉白菜的，三两韭菜鸡蛋的。吃着吃着，王采莲的眼里突然滚出泪来。我问：“你怎么了？”

王采莲不说话。

我又问：“想家了？”

王采莲摇摇头。

我再问：“想小闹钟了？”

王采莲说：“也不是。”

我说：“吃得好好的，哭啥？”

王采莲叹口气：“心酸。”

她这两个字一出口，好像把我也击中了。春节就是这样一个节日，不管有多少人团圆、欢乐，但总会有些人比平日会更显孤单，更加酸楚。

大年初三，王采莲的婆婆带着小闹钟到医院里探望她。初七，乡里来车接上王采莲出院。

8

不管怎么说，这个生日于我来说都是特殊的一天，虽说有些个别，却叫我印象深刻。因为干部调整的事，我不开心，这一切都没有逃出细心的王采莲的眼睛。她不知道如何劝我，便想出这么一个法子，叫我开心。我真心地对她说：“谢谢你！”王采莲调皮地一笑：“那我得谢你多少次？”我明白她话里的意思，相比于我所做的工作，她所做的不值一提。这个善解人意的小个子女人，多年的上访经历已给她包裹了一层坚硬盔甲，如今，她只是卸掉了几片甲叶，那缝隙里便透出了固有的热情光芒。我承认我是个经不起半点光芒温暖的小男人，哪怕就是那么一点，我也简直要融化。我把头别向一边。我的心头涌起潮水，不断拍打我的心房，有一点溅起来弄湿了我的眼角。我想起第一次“救她”的情景，如今，她其实已经在反过来“救我”。救和被救发生了转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虽然心有不甘，但也顿生同病相怜之叹。

我把王采莲送回巩固堡的时候，不算太晚，十点钟多一点。巩固堡的夜晚黑乎乎的，街巷虽然曲折，但我还是毫不费力地把车停在她家的门口。自从我包了王采莲，就经常到她家来了。即便是在黑夜里，她家的门楼依然显出高大。但是自从刘金钟出事后，这个家庭显然停止了发育和成长。白天，会看见狗尾草在门楼的瓦缝里摇曳。

王采莲没有即刻下车。我关了大灯，却没有给车熄火。仪表盘的指示灯弥散着幽暗的蓝光，王采莲的面色朦胧却又轮廓分明，她的气息充斥整个车厢，并且越来越黏稠，不断膨胀，我的呼吸因之而变得困难。这一天于我来说既漫长又短暂，漫长到没有边际，短暂到稍纵即逝。但不管长短，我都觉得这一天还没有结束，总觉得还有什么事等着我。我的手心汗津津的，握着方向盘有些打滑。除了这样握着，我不知道这双手还应该放到哪里去。

王采莲把手伸过来，摸到车钥匙一拧，给车熄了火。引擎声一下子消失了，忽然而至的静使我没着没落的，期待和担心像两支鼓槌敲打着我，我的心脏先是缩了一下，然后怦怦怦地慌起来。

王采莲把手搭在我的手背上，一握，蜂鸣似的声音隐隐飘过来：“屋里坐会儿吧。”

我的嗓子和口腔干桑桑的，我把一口空气硬生生地咽下去，喉结移动得格外费力。尽管有个声音弱弱地叫我逃避，但是我的双腿却听从了王采莲的命令，下了车，随她走进院去。

她回身把大门插死。门板高大厚实，是实木的，做工讲究，两扇门板一关，严丝合缝，密不透风。与之而来的，是门楼下比门板还要厚实的黑暗。黑色的火苗在跳跃，在燃烧。我一下子抱住王采莲。王采莲好像一直在等这一刻。她温顺地伏在我的怀里，脸贴住我的胸脯。我勾下头，我的嘴唇一下子就找到了她的嘴唇。我的嘴唇很干燥，她的很湿润。我们的嘴唇轻轻一碰，迅即分离。然后，我把嘴唇贴在她的脸上。她的脸很烫。我用舌尖在她的脸上舔了一下。她轻微地呻吟一声。我又舔了一下她的耳垂。她或许感到了痒，躲了一下。她双手捧住我的脸颊，把我的头向下扳，她仰起脸，迎接我的嘴唇。它们深深地吻在一起。她的双手向后滑，终于牢牢套住我的脖子。我紧紧拥住她的腰，几乎和她融在一处。我的头时而左时而右，不断变换姿势，她完美地配合着我。我的头向右，她的头就向左;我的头向左，她的头就向右。这种自上而下的拥吻感觉是如此美妙。由于我的身体前倾，这使她不断后退，终于我把她挤压在门楼的墙壁上。我不知道她的双臂什么时候离开了我的脖颈，她突然大胆袭击了我。她抓住了它，揉了一下。潮汐回落，沮丧的沙滩裸露。它很软，没有反应。我把她泛潮的身体推开。她似乎有些束手无策了，不知如何是好。溃败感倾泻而下，几乎将我掩埋。我的尴尬和沮丧也得以在黑暗中掩藏。我说：“我得走了。”王采莲没有挽留我。我自己打开院门的暗锁，拉开门走了出来。

我开着车，脑袋被一只无形的手掏空了，里面的东西被丢得很远，一时回不来。虽然我的躯壳在把着方向盘，但我并不知道方向所在，只是靠着下意识的指引。路上薄雾弥漫，车很少，每一辆都像挑着灯笼夜行的幽灵，不知所来，亦不明所终。

我把车停在小区楼下的停车位。这才发现浑身湿津津的，此时有些发凉。我隔着挡风玻璃往楼上望了一眼。因为是“黄金周”，许多家庭都举家外出，亮着灯光的窗口比平日更少。五楼最东面是我家，两个窗口都黑魆魆的，我不断定吉建英现在还是不在。我下了车，负疚感使我的脚步变得沉滞。我在心里盘算着见到吉建英可能露出的破绽往楼上走，当我抬手要按门铃的时候，发觉门板不像，仔细一看，是六楼。我又往回走，走到家门口，我喘了一口气，举起手来摁响了门铃。里面没有任何响动。我又摁了一次，依旧没有反应。我不甘心地等了一会儿，甚至把耳朵侧到门板上探寻里面的细微动静。吉建英又没在。我心里反倒放松了，不再在乎任何破绽。疲乏感袭来，我靠在门板上。不一会儿声控灯熄灭了。对这个环境，我产生了陌生感。吉建英不在家，这我很习惯。但我没钥匙，不能进去。吉建英知道我没带钥匙，应该在家等我。不过我想起我曾告诉她晚上不一定能回来，那她就没有必要非得在家等我。这样我就给吉建英找到了不在家等我的理由，我觉得她做得对。所以我决定不再给她打电话，不再打扰她，任由她做她自己喜欢的事吧。我一步一步挪下楼去，脚步放得很轻，甚至不愿意惊动楼道的声控灯。但我无论如何没有做到这一点，它们一层一层地都亮了，竟然没有一盏坏的，暖黄的灯光透出对我讥讽的微笑。

到楼下，我回到汽车上。由于车头正面对楼，我得以把整栋楼都收进眼帘。我看到我刚刚走出的楼道里，灯光逐层熄灭了。整栋楼都沉寂下来。我把驾驶座放平，躺在上面，双手交叉垫在脑后，闭上了眼睛。这一天对我来说，实在太长了，可以说是从昨天晚上开始的。自小到大，我的脑瓜从来没有在一天里一下子灌进过这么多东西，自然令我无法承受。

这套房子是吉建英2000年买的。买房子的那笔钱，基本上都是吉建英凑起的。我的工资每月只有1600元。我的家庭没有能力给我任何资助。吉建英的工资虽然略高，也不过2000出头，但是她有本事凑到钱，有的是她攒的，有的是她借的。当我婉转对这些借款提出担心的时候，她直言不要我还。既然如此，我也乐得从租了六年的两间平房里搬上楼房来住。婚后这几年，曾经被吉主任分外看中的我那个“正式国家干部”身份没有给我提供过任何帮助，吉主任虽然没有明言，但一定跟吉建英一样对我失望。吉建英本就是县医院一个小小的司药，消息却分外灵通，县里每调整一次干部，她都会率先知道，简直匪夷所思。最先几年，她总会不厌其烦地提醒我，谁跟我一般大却当上副乡长了，谁刚提了副乡长不到一年就转到某某局当副局长了，甚至某某比我还小一岁竟当上了信访局的一把手。终于有一天，我都知道了干部调整的消息，她却只字未提。我明白她对我是完全失望了。我在家里的地位和角色也在一点一滴地变化着。以前她在厨房为主，现在我在厨房为主;以前她等我回家，现在我等她回家;以前她征求我的意见行事，现在我看她的眼色行事。直到有一天，有人打进家里的座机，问吉院长到家了没有，我才知道吉建英已经当上了县医院的副院长。我说：“还没有。”对方说：“我是岳建超。你照顾她点，晚上给她贺官，因为高兴，她喝得有点多了，不要怪她。”我礼貌地说：“谢谢！”等放下电话，我才反应过来，岳建超就是卫生局长。这时，吉建英开门进来，脸红扑扑的。吉建英的皮肤属于家族遗传，特别好，白皙光嫩，上点酒色，红润夺目。作为她的丈夫，我要说句客观而无耻的话，这样的脸蛋，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男人不喜欢。吉建英见到我，兴奋劲还没过去，还烘烤着她。她喊着我的名字：“刘再新，今天晚上你要伺候本院。”我本来是要把她扶进卧室的，她却说：“你抱着我。”我抱起她。吉建英比我高大，我抱她比较吃力，但抱起她不成问题。我把她抱进卧室，放在床上。她说：“给我脱衣服。”还没说完就把手举起来。我给她把衣服一件一件脱掉，然后我又把自己的衣服一件一件脱掉，爬到她的身体上去。但是，很糟糕，那家伙死蚕样生气全无。我做出百般努力，终未成功。我很沮丧，但心有不甘。婚后，我跟吉建英的夫妻生活一直是中规中矩的。吉建英借口自己的洁癖拒绝我的任何提议。阳痿不论对我还是我们俩来说，都可算作重大事件，她或许会帮我挽救。我试探着把身体凑到她的嘴边，并小心地暗示她。吉建英厌烦地把我一推，说了句“那么脏，本院才不伺候你”，起身到卫生间冲澡去了。哗哗的水声把我的身体彻底浇凉了。自那以后，我跟吉建英基本上就没有性生活了。我偷偷去看医，偷偷吃药，偷偷从网上查找举阳之术暗地训练，但是那家伙依旧不识相得很，不用时或许会邦邦硬，上阵时却总软塌塌。太过迫切之时，我曾经跪求吉建英能给我吻吻它，都被吉建英面带厌恶之色断然拒绝，有一次竟然被她甩过来的手指甲划破了大腿。虽说在夫妻生活中，吉建英早就对我做出应付之态，她有时会面无表情地闭着眼睛，有时会无动于衷地把脸扭向一边，有时虽然会把双臂环上我的后背，也只不过是给双臂变换一个放松的姿势，我知道那和激情一点关系也没有。但不管怎么说，在她身体上我依然保有丈夫的权利，甚至，对于她的冷淡，我会在她干涩的身体里猛力冲撞，看着她咬着下唇，紧蹙眉头而又一言不发地承受，我竟然冒出一股报复的快感。在我阳痿之后，一切都不同了。那是一个男人，只有在阳痿之后，才能尝到的滋味。何况她已经是县医院的副院长了，而我依旧一文不名。

对于吉建英之外的女人，我不是没有动过脑筋。张宝力劝我说：“常言说的好，吃药不如换人，你试试，我给你找一个。”看了我一眼，笑了，“切，这事，你还脸红啥！”他说得或许对，但是我不敢，我有贼心没贼胆。张宝力对我不屑：“我就知道你没这个出息。”在我们拜把子十兄弟中，张宝力是排头大哥，因为承包黑砖窑打折了两个四川窑工的胳膊腿，被抓进去蹲了半年。出来后，我开车送我的表弟也就是派出所副所长刘亮去西黑山庄给张宝力接风，赶上他们弟兄九个举行拜把子仪式，张宝力说：“把刘再新加上吧，凑十个，一个整数。”我向来是不会拒绝人的，也便点头，论岁数把我排在老二。自此之后，凡有聚会，总是叫上我。刚开始，我还担心这是个为非作歹的组织，时间长了，发现大家也不过就是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家里有个大事小情的互相帮衬一下，这才放下心来。张宝力这样说，也是尽大哥的情分。我虽然没答应张宝力，但对他的说法却抱有幻想。因为我确实在对某个大明星进行性幻想的时候，下面会硬撅撅起来。对王采莲，我也进行过性幻想，甚至还有小米。有一次，小米发现我直勾勾地发呆，还把手在我面前摇了摇，傻傻地问：“再新哥，你怎么了？”

我恶狠狠地出了一口气。王采莲的出现，打破了我的幻想：换人也不行。这真叫我绝望！

9

王采莲在北京虽然弄出了天大的动静，乡里的干部却无人受到牵连。汪怀说：“还不错，人家没有往下通报。”那么大的事有这么好的结果，只能感谢佛祖保佑。汪怀在主席台上点着我的名字说：“我要表扬刘再新。”汪怀从来没有提到过我的名字，不论会上，还是会下，表扬就更不用说。我一听到自己的名字，浑身上下轰地一下燃烧起来。“大过年的，啊，谁不愿意跟老婆孩子团聚，啊，人家刘再新二话不说，啊，在北京陪着王采莲伺候了整整十天。”这番话犹如一瓢冷水兜头浇灭我身上的火苗。我去陪王采莲，只不过是我嘴里吐不出那个“不”字来，并不代表我心甘情愿去陪她。连小米都寒碜我：“窝囊！乡里七八十口子人，张三不去，李四不去，咋就轮着你了？再说，包她的是晓静，凭啥晓静不去，叫你去？谁也是拣着软柿子捏。”我说：“晓静不是……”小米打断我：“得了得了，她还不是靠着……”我说：“行了行了，人都回来了，还扯这些有啥用？”小米撇撇嘴，用食指顶了一下我的脑门：“真没出息！”我知道，小米的看法就是乡里上下的看法，汪怀这样表扬我无异于向大家昭告我的窝囊，他尽管情真意切，我却心灰意懒，恨不得抽自己两耳光。除了精神鼓励，汪怀还交代财政所给我安排了伍佰元补贴。这确实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给我这么多。我从姚所长手里接过钱，就被严金涛叫往他的办公室。我进门就说：“严书记，这钱我不能独得，我请顿客吧。”严金涛说：“给你的钱你拿着。”他示意我坐下后，又说：“汪书记叫我给你谈谈，这几天，你在北京伺候王采莲伺候熟了，看你跟她相处还不错，打算今后叫你包王采莲。”

“我，我……”我说不出话来。

严金涛给我鼓劲：“你挺合适的，稳控王采莲这样的女人，没个好性子不行。”

我承认我性子绵软，但是有些话还是想解释一下：“可是，可是……”

严金涛并不听我解释，只是一味给我减压：“你也不用怕，你就是多往她家跑两趟，关注她的动向，不要人已经进京了，咱还不知道。”他这么说似乎是我已经答应他的安排了，其实我还没有。

我鼓了几鼓，却实在说不出“不”来。

严金涛站起来，拍拍我单薄的肩膀，好像这么一拍，就把那副胆子撂我肩上了，语气亲热地对我说：“好好干吧，再新。乡里正式干部身份的人就剩晓静你们俩了，再提拔说什么也轮到你了。”

这个话我很在意。我终于说出我的想法：“严书记，这是征求我的意见呢，还是组织决定？”

严金涛笑笑：“按汪书记的说法，这叫量才用人。”他拿起桌子上的水杯，因为他的手指又肥又短，叫人直担心那杯子要掉下来，“你去吧，我要下乡。”我只能闷闷离开严金涛的办公室。

说实话，包王采莲我并不怵。可是乡里上下得怎么看我呢？果然，小米一听这个消息，就啪地一拍桌子：“欺人太甚！谁不知道王采莲是全乡最难啃的骨头？王采莲在北京放炮，晓静不仅没受处分，还把包袱卸给了你，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你在北京伺候了半天，反倒好，倒粘上你了。你去找严金涛，就说你干不了，看他能把你咋地。”

小米的话虽然难听，但我觉得条条在理。我决定去找严金涛。严金涛一眼就洞穿了我的心思：“再新呀，包王采莲难度是不小。可党委考虑来考虑去，觉得你是最合适人选。你要不去，你觉得谁去合适啊？”

这一下把我问住了。我想了想，说：“还叫晓静包着得了。”

严金涛说：“还叫她包着？她包着已经进了两次京，再包着王采莲不得跑进联合国呀？”

“那……”我摇摇头，不知如何作答。

严金涛说：“是啊，就是你合适哩。你不要听别人瞎嚼蛆。这是党委信得过你哩。”

这样，王采莲就由晓静手里转包到我手里。

刚才说过，包王采莲我并不怵。我在北京接屎端尿地伺候了王采莲十来天，尽管我表功时她口头上说“谁叫你来的？你觉得委屈你回去呀！”但我也体会到，其实在内心里，她对我充满感激。那些日子里，王采莲把我当成了一个可以倾诉的人，简直对我无话不谈，忆及刘金钟时，甚至谈到了她跟刘金钟在拉水果的大货车驾驶室里的第一次，谈到了在刘金钟之前一直追她的那个精瘦精瘦的小老乡。她倾诉，我倾听，我俩形成这样一对默契的组合。为了稀释她的苦难，我也会谈谈我的苦闷、压力和烦恼。这些东西，我从来都是锁在心里的，从不示人，我觉得那些都是些令我蒙羞的东西，是使我日渐一日趋于沉默、沉闷、沉重的往下坠的东西，甚至我向她谈及了我多次涌出的自杀的念头。对此，她非常吃惊，她力劝我打消那些自杀念头，她说：“你看我，老公冤死了，儿子变傻了，上访没有结果，我都没想过自杀，难道你比我更难吗？”

对于王采莲的问话，我无法回答。她的老公冤死了（她是这么认为的），我的老婆还活着，活得很好，并且比我挣得多，家里的房子、车子都是她出钱买的;她的儿子变傻了，我的儿子却很聪明，在寄宿中学成绩出色，春节的时候能够电话问候我;她常年奔波在上访的路上，我却不用上访，尽管年近四十也没闹个一官半职，却好歹有个稳定的职业，尽管收入不高并且多年不涨，但也绝对对得起我的工作能力。我没有自杀的理由，如果我自杀，一定是我精神有问题。严金涛要据此把我关进精神病院，也当是名正言顺。而他想关的却是精神正常、从来没有对生活失去过信心的王采莲。但是，这些都不能说服我。我觉得身边任何一个人都比我能力强，比我挣得多，至少，比我敢于表达。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简直不配。王采莲可能是看我太过沉郁，劝我说：“你该高兴点。天下人，谁没有压力，谁没有难处呢？为点难处，大家都去死，世上可就剩不下几个人了。再说，有些事，事到临头觉得难，过段时间再看，全是自己吓唬自己。”王采莲劝我的语气听起来倒熟，竟有几分神似我的母亲。忽然，我有个发现，我和王采莲的角色此时发生倒置了：王采莲竟然劝起我来。这让我愈加悲哀。

不管怎么说，严金涛安排我包王采莲还是有道理的。而我心里更加清楚，就凭我帮助王采莲逃脱了那次精神病院之灾，王采莲不管做什么，总会给我留一点面子的。

10

这个夜晚，我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我开着车在马路上游荡。这是个没有夜生活的小城，除了在几家饭店、歌房门前停着几辆等客的出租车，街上几乎没有行人。我把车开得很慢，有的时候会把下巴搭在方向盘上，看着车灯光里的路面出神。我会猛踩一脚油门，车往前一蹿，我又收回油门，车继续缓慢行驶。

老天并不眷顾笨孩子。从昨天晚上此时到今天晚上此时所发生的一切，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我的脑袋本来容量就有限，可是王采莲和吉建英这两个女人，却一个接一个地给里面揳楔子，执意要把它爆开。加上缺少睡眠和过量饮酒，我的脑袋隐隐作痛，因为疼痛而清醒，又因为清醒而混乱，因为混乱又更加疼痛……我真想猛踩一脚油门，一头撞在某棵电线杆子上……我转来转去，把车停在公安局门前街头小广场的便道上。这个小广场离我家很近，大概两千来米。对这个小广场我很熟，几乎我的每一天都从这里开始。我每天六点起床，围着小广场枝干弱小的银杏林走步。七点钟准时回到家里洗漱，准备早餐。八点钟准时走到联华超市门前等乡里的中巴车。八点半参加乡里的集合，听汪怀或严金涛分配任务。乡里的工作总是这样，忙忙活活一年，回头一总结，仿佛啥也没干，说起来每个人都有个固定岗位，但大家都是机动队员，每天干啥全凭严金涛临时拨拉，过大人物护路了，夏秋两季禁烧秸秆了，逢年过节排查烟花爆竹了，灭美国大白蛾了……严金涛的原话是“凡是上边没人干的事我们都干”。汪怀偶尔出面，大凡是北京有重要活动，需要维稳。十二点听到朱师傅叮叮当当敲击半截旧菜刀便去食堂吃午饭，总是一碗大菜、两角大饼。下午四点，严金涛要听汇报，检查大家一天干得怎么样，要个结果，主要是防范有人早退。只要不加班，都是五点半发车下班。回到家里我就进厨房张罗，如果吉建英没有酒场，就等她回来一起吃饭。但我更加习惯她不在家的晚餐。总的说来，这就是我的一天。我从来不对明天做出猜想，因为过了今天，你就知道了明天，明天只不过是今天的复印件。其中的任何一个节点，我都没有看出自己存在的意义。它们只是像砖头瓦块堆砌成我的生活城堡，证明我活着，并且是唯一可证明的。对此，我并无怨言，因为我身边的人都这样活着。

吉建英当初对我是抱着希望的。但是架不住我自己不争气。这次包王采莲，按照严金涛当初所言，再提拔怎么也轮到我了。我把这视作我最后一次机会，再过几年我就四十了，过了四十，组织上就不会再考虑了，到退休连个副科都闹不上，我这一辈子就没法给吉建英交代。所以包了王采莲之后，我一门心思给她做工作，联络感情，因为县里所发的“维稳六法”中，第三条就是“以情感人”。吉建英的案子比较特殊，只有这一条是我能够做到的。我的想法也简单，就是尽量劝她不要进京，真想进京提前能知道。这也是严金涛给我的基本要求。为此，我有事没事就去王采莲家转转，看看她有什么情况，问问她有什么困难，听听她有什么打算。我帮她做了几件事，她颇受感动。比如说，我给她跑了个低保。其实她是符合低保条件的，但大家把她给忘了。我给小闹钟跑来五千块钱的残疾救助金。其实小闹钟也符合救助条件，但大家也把他给忘了。到公检法三家去打问消息，每次我都陪着她去，她没时间的时候，我替她去，然后我再一五一十把了解到的情况转告她。过中秋节，我给她买盒月饼;过春节，我给她带两袋“思念”水饺;甚至过端午节，我还想着给她带粽叶和大枣。此外，虽然我没提，但是她知道，是我救她没进精神病院，是我在北京端屎端尿地伺候过她十天。最终她答应我，只要她想进京，一定会提前告诉我。所以当严金涛叫我去接王采莲的时候，我的确吃了一惊，因为我不知道她耍了个小花招要给我过生日。

“我怕你想不开。”王采莲说。我知道她说什么。这次提拔副科，孙晓静当上了人大副主席。要说呢，别说人大副主席，就是主席，在乡里也是个闲职，根本没人尿你，这个副主席也就是个大使唤丫头。可是我连个大使唤丫头的资格也没有。我不服，去找严金涛理论，想问问他当初是怎么承诺我的。严金涛说：“有人给组织部门反映你有作风问题。”我顿时急了，我知道乡里如果有一个石狮子那般干净的，也是我刘再新。我说：“放屁！”随后又觉不妥，怕严金涛误会我在骂他。我补充：“严书记，我不是骂你。”严金涛说：“我知道我知道。”我想问个清楚：“我跟谁有作风问题？”严金涛似不好开口。我催他：“你说吧，我不怕。”我把乡里所有熟悉的女人都想了一遍，最后觉得他们顶多说我跟小米，因为我俩关系的确不错，但敢保是光明正大的。严金涛看了我一眼，有点吞吞吐吐：“说，说你跟王采莲。”天哪，屁没有这么放的。我有些急：“严书记，王采莲是不是你派我包的？”严金涛面露尴尬：“这话我也不信，可是又不好查证，组织上就定了孙晓静。”我冷笑一声：“是汪书记定的吧。”严金涛说：“组织上当然要征求一把手的意见。”我一冲动，说：“我要是跟汪书记有作风问题，就轮到我了。”严书记吓唬我：“这话你也敢瞎说！”我愤愤地说：“换人吧，王采莲，我不包了。”严金涛说：“你别赌气。组织上只是听到反映，又没有核实，我就不相信你跟王采莲有作风问题。当然这事越描越黑，不核实对你倒好。实事求是地说，你包王采莲这段时间，做的工作不少，我看王采莲挺认你的，要是换了人，王采莲又进京了，别人该说是你指使的了，为了出气。我了解你的为人，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但别人一定会怀疑你。”我想起来，王采莲的确给我说过只要我不包她就会去上访的话。我有些泄气，声音低下来：“那跟我又有啥关系！”严金涛说：“有大关系呀，是做人重要啊，还是做官重要啊？”我都不知道严金涛是怎么把话题绕到这么重大的选择上来的，我只能说：“做人重要。”严金涛习惯性地拍拍我的肩膀：“这不得了。去吧，我信得过你。”我好像被人拍了花子，眯眯瞪瞪地离开了严金涛的办公室。

但是，吉建英怎么会饶过我呢，虽然她早就对我失去了信心。说真的，她对那个什么副主席已经看不上眼了。她主要是嫌我窝囊。因为王采莲在北京住院，我去伺候的时候，我给她提过提拔的话来说服她。现在她旧话重提，骂严金涛这不是耍弄傻小子吗！特别是当得知我还在包着王采莲不松手的时候，她已经找不到合适的词骂我了。她说：“你鸡巴不行了，人咋就怂成这样了！”对此我无言以对。这些年，尽管我一直阳痿，但是吉建英一直避讳着不跟我当面提及，也是怕伤我自尊。她这样骂我，一定是恨不择言。

这些天，对自己的失望化成强烈的失败感，镪水一样腐蚀着我，最后剩下了两根绝望的骨头。当昨天晚上爬上卫生间的窗台时，我真的想一头栽进府河底的臭泥里去。但是，就在我决定那样干的时候，王采莲竟然鬼使神差般浮现在我面前，她漂浮在半空，她说：“我需要你呀！”听了这句话，我的心一软，一屁股坐在卫生间的窗台上。

11

因为是皮肉伤，王采莲恢复得很快。我刚从晓静手里把王采莲接过来的时候，王采莲对我带搭不理的，对我充满提防之心。她眼里，我就是来监视她的。她对我除了态度冷漠，敏感日还给我捉迷藏。开春的时候，国家要开“两会”。她总是瞅眼就不见了。我正急得横蹦，她又出现了。有一次，她说要去城里买化肥。我说我愿意代劳。她说：“我不光买化肥，我还要买女人用品的。”这么敏感的节骨眼上，我不敢大意，跟严金涛要了一辆车，决定拉着她一起进城。严金涛很支持，把乡长的普桑协调来了。车到了西市场，王采莲说要下去转转。我不敢放她下去，可又拗不过她。她说：“你放心吧，我不跑。”我哪里放心，只能亦步亦趋地跟着她。她这个摊点停停，那个铺当看看，却什么也不买。我却提心吊胆，生怕抽冷子不见了她的踪影。她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愈发随性起来，我也只能任她戏耍。我索性给她挑明：“你可别跑，跑了可就把我害了。你知道，我也不容易。”她笑笑：“我不跑。”她的笑却令我更加不安。我问：“你倒是买不买化肥，还有那些个女人用品哪？”王采莲说：“我又不想买了。”我说：“那咱赶紧回去吧。”王采莲把脖子一拧：“我不，我还想转转。”我说：“这有啥好转的？”她说：“谁让你跟着的？”堵得我没话说。就这样跟着，我忽然发现已经离开了西市场，走上了一条乡间小柏油路，通向一个叫张丰的小村。我问：“你这是要去哪儿啊？”王采莲说：“我去看看小闹钟的姑姑。”我也不辨真假，只是急道：“天哪，你过两天再去好吧。”王采莲不理睬我，自顾往前走。我叹口气，只得相跟着。我给司机打了电话，叫他把车开到张丰路口来。我跟着王采莲走进张丰村里，她却谁家都没进，三拐两拐出了村，继续往北走。这条路我倒熟悉，通原地区农场。那里有个砖厂，老家盖房的时候我还跟着父亲拖着一辆双轮人力车来这里拉过砖。但是前几年，县里整治砖厂，这个砖厂就停产了，只剩下空荡荡的三排平房，黑糊糊的几孔砖窑和孤零零的一座高大水塔。我对王采莲说：“你这是要去哪儿，前面就是老砖厂了。”王采莲一下子停住，她也没想到会跑到这里来。她茫然四顾，不知去路。我见有机可乘，便说：“这个砖厂废弃多年了，老不来人，容易撞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我们村就有一个……”不待我胡诌完，王采莲便打断我：“这么说我偏要去转转。”我只得跟她走进这个废弃的砖厂。场院里一派荒凉。向阳的墙根下的砖缝里已经有绿色的小草在探头。红砖砌成的水塔矗立在院子的西南角。由于年深日久，有些砖面已经风化。水塔的下面开着一个门口，一扇门板只靠下面一只合页挂着，歪斜着随时会栽倒，另一扇门板早已不知所踪。王采莲好奇地探头往里看了看，然后就消失在水塔里。我不管她，仰头看向水塔顶端，一群鸽子在蓝天下盘旋。我看王采莲老不出来，也走近水塔的门口，里面光线黯淡，细看地下有一些已经发干的排泄物。却没有王采莲。惊慌间我抬头向上，一束光径直从水塔顶上打下来，在光线里，王采莲正在顺着之字形的三角铁把手往上攀爬。我喊道：“哎呀，你爬上去干什么，小心掉下来呀！”王采莲停下来，回过头冲下面说：“我上去看看。”我想了想，感觉不放心，也登上铁把手往上爬去。

当我爬到水塔顶上的时候，王采莲已经坐在水塔的修检台上了。她双腿伸出台外，耷拉着，晃来晃去，双手扶住胸前的钢筋护栏。这个水塔有五层楼那么高，它除了给砖厂供水，还给农场四层的办公楼供水，如今它们都随着农场的撤建废弃了。我双手抓住护栏稳了稳神。这里视野开阔。院落、砖窑、取土的大坑，都在眼底。返青的麦田一直铺展到天边。一群鸽子就在脚底下飞来飞去，它们的深灰色的翅膀驮着初春的阳光。我的胸膛一下子敞亮起来，刚才紧盯王采莲的那些烦躁和不安都在瞬间烟消云散。我对王采莲说：“真有你的！”王采莲用手拍拍台面，邀请我：“坐下吧。”我看了王采莲一眼。王采莲的脸颊泛红，胸脯一起一伏，几乎贴到栏杆。我担心地说：“你往里坐坐，护栏年久失修，小心掉下去。”王采莲回了我一眼，笑着说：“你是不是就盼着我掉下去呢？那样，你就解脱了。”我装出不高兴的样子：“你总是把人往坏处想。你不想想，你要掉下去，我会有好果子吃？还不得闹出一个乡干部谋害上访户的新闻来？”我又劝她，“你还是往里坐坐吧。”这次，王采莲倒顺从，把屁股往里挪了挪。我迟疑了一下，也坐下去，也把双腿伸到了台外耷拉着，双手扶住胸前的护栏。登高望远于我来说本是常事，但此时的感觉和在家里卫生间临窗瞭望的感觉完全不同。这里明亮而又暖意融融。我和王采莲相隔不远，中间只隔两个护栏空当。王采莲面色沉静，一时无话，两眼盯着远方出神。那群鸽子，大概有十来只，飞来飞去，并不远去。水塔顶大概是它们的休憩地，因为水塔顶上到处布满灰白色的鸽子粪迹。这里忽然被两个陌生访客占领，它们可能有些不知所措。王采莲问：“你说，恩施在哪个方向呢？”哦，她终于想家了，我想。我说：“湖北应该在南方，再偏西一点，大概是这个方向。”我一边说一边比画，王采莲的眼光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瞭望。她叹了口气：“我老家杜鹃花就要开了。”

我小心地问：“你有多长时间没回过湖北……老家了？”我故意把老家两个字吐得很重。

王采莲没有很快回答，似乎陷入回忆。沉默了一会儿，她说：“我妈今年七十六岁了。我有六年没见到她了。她身体也不好，血压不稳，心脏还有毛病。”

我问：“你爸身体怎么样？”

“他身体更不行，卧床好几年了，都得靠我妈照顾。”

“家里没别的亲人吗？”

“亲人……有，可是我嫂子跟我妈……已成死对头。”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王采莲不再呛着我说话，而是有问必答。我知道，她对我的敌意不是对我个人的敌意，而是对我所肩负使命的敌意。当我把肩上的担子放下，还原回我自身的时候，比如在北京的医院里，我俩还是能够很好沟通的。但是，我有责任。我小心翼翼地试探：

“你不打算回家看看？”

“想啊。我早想回去了。”

“也是呢，你一个湖北人，现在等于孤身在外……再说，这么下去也不是长法，一个女人，带个孩子，还是应该往前迈一步。如果在这里不好找，回老家去再找一个，凭你的长相，准错不了。再说，你年纪又不大。”我一边说，一边观察她的反应。我怕她多心看穿我。如果她回到湖北老家，那她爱上哪里访就上哪里访，跟我，跟严金涛，跟汪怀可就没有任何关系了。严金涛给我出了那么多主意，都没有想出这一招。我一直等待机会，把她劝回湖北去，麻烦叫湖北麻烦去。但这种话也不能劝得太露骨，引起她的反感，反倒适得其反。当然，这种甩包袱的想法，也令我很纠结，我内心也盼着上边能给王采莲一个合适的说法。

王采莲很平静。她或许已经看穿了我的真实内心，只是不愿意戳穿我。她说：“我总得给刘金钟一个交代。”

我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一旦刺激太过，难免前功尽弃。看见那群鸽子飞过来，我突发奇想，说：“如果有一驾马车，套上这些鸽子，现在就飞到你恩施老家去看一看，那该多好啊！”

王采莲一直晃悠的双腿忽然停下来，过了一会儿，我的耳朵里传进她轻轻的啜泣。我任凭她啜泣，未加安慰。我站起来，走到水塔的另一面。西天霞光满天，像五彩火焰在燃烧。尽情哭一会儿吧，王采莲。

12

王采莲那里，我连着好些天没去。好几次，我动了见她的念头，但都在临去之前打消了。严金涛问我：“王采莲那里情况怎么样啊？”我只能支支吾吾。严金涛嘱咐我盯紧了，别大意。我连说好好。小米发现我有些异样，用怀疑的眼神盯着我问：“再新哥，你咋老走神发呆呀？”我说：“走啥神，是你疑神疑鬼。”而那不自然，连我自己都感觉得出来。

我终于忍不住，决定去看王采莲。我刻意在乡政府对面的“青青”理发馆修剪了头发，脸和手都洗干净，沾湿毛巾擦去吃涮锅掉在衣襟上的麻酱污渍，从小米那里借来鞋刷给皮鞋打了一遍鞋油。这一切都收拾妥当，我悄悄溜出了乡政府。我先到“友谊”饭馆买了六个驴肉火烧装在塑料袋里拎着。去看王采莲，我的心情和以前大不一样。以前去得也很频繁，却觉得光明磊落。这次却怀了忐忑，似乎藏了鬼胎，边走边模拟见到王采莲之后怎么说，怎么笑，怎么做。总之是鬼鬼祟祟的样子。巩固堡村街上偶遇溜达的闲人，眼神充满审视，装着驴肉火烧的塑料袋烫手似的在我的两只手上倒来倒去。因为是熟门熟路，我很快来到王采莲家门口。门楼似乎比平日显得高大，显得威严。我登上台阶，砰砰砰敲响了门板，敲得我的心脏也咚咚咚的。里面没有反应。我用手一推，门板不动。难道王采莲没在？我掏出手机拨了她的号码，里面说关机。尽管如此，我并不惊慌，现在不是敏感日，此其一;其二呢，从北京过了生日回来，对她我更加放心，相信她不会不管不顾地乱跑。那她去哪儿了呢？还关了手机？我满腹疑惑，决定去问问王采莲的婆婆，因为我包王采莲，也和她的婆婆相熟。

“她回恩施了。去看她爹，她妈来电话说她爹病得厉害了。”听婆婆这样说，我放了心，但也嗒然若失。

我问：“她说啥时回来没有？”

“没准，那得看她爹的身子骨。”

“吓了我一跳，我以为她又进京了呢。”我用这句话洗白了自己的来意。

我又问：“小闹钟呢，也跟去了？”

“跟去了。非要闹着去。”听了这话，我愈加放心。我想把火烧留给婆婆，转念一想，怕留下幌子，又拎了出来。在返回乡政府的路上，我只想着一件事：王采莲回家前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呢？

我自从包王采莲之后，便一直盼她回恩施老家去，最好是一去不返。为此，我拐弯抹角没少给她做工作，努力叫王采莲相信，这一切都是替她着想。我到她家里来，不遗余力地引导她回想家乡，以便勾起她的乡思，期盼以此把她带上归乡之路，尽管害得她数次落泪，但我的伎俩却从未得逞。她的意志是如此坚定，一定要给刘金钟讨个说法。我几经努力，虽毫无收获，却从未甘心。自从在砖厂的水塔上坐过之后，我俩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这让我相信人跟人之间的感情是可以在不经意间发生变化的，偶然的机缘就会令人亲近或者疏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愿意往王采莲家里跑，当然，我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愚蠢的汪怀竟然还在乡里的大会上表扬过我几次，夸我工作认真。在王采莲家里，我还吃到恩施有名的菜品：小米年肉和恩施豆皮。说真心话，对于王采莲所做的湖北菜我真是不敢恭维，颜色黑糊糊、味道辣乎乎、品相乱乎乎，但我表现得却津津有味。只有她烧的莼菜汤，温滑酸爽，堪称上品，喝了几次都没够。当然，我也并不完全白白享用王采莲烧制的恩施菜，每次去我也会带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或者给小闹钟买件小玩具，开始我还相信自己是腐蚀拉拢的手段，但慢慢地，就变成了一种互通有无的常态。与此相关，我们的话题也逐渐向彼此生活和感情的深处推进，她的过去和我的过去以及我的现在，包括我跟吉建英之间的关系，除了我隐藏了自己的性无能，都几无保留地袒露在对方面前。其实，我内心的暗处，十几年来从未示人，面对王采莲，我只是寻求倾诉，我说了，她听了，这就够了。另一点叫我感到踏实的是，她不会把这些话说给第二个人听，这倒不是我单单相信她沉静少言的本性，还知道她实在没有第二个人可说。但是，王采莲显然在某种程度上误会了我的本意，她看我的眼神充满同情，脸上的神态也很凝重，用安慰的语气劝我想开些。我知道，这是她的好意，好意是不允许被拒绝的。就这样，我的心情竟然一点一点好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陪着她往省里跑了两次，找信访局和政法委打探情况。省政法委的一位女处长接待了我们，对乡里派人陪访的做法表示肯定，说王采莲点了鞭炮之后，问题已经引起省领导重视，叫我们回去再等消息。虽然处长的说法还是模糊，王采莲却为此激动不已，我也为此高兴。我给严金涛和汪怀汇报后，两个人都有点如释重负的样子。汪怀的态度更为迫切，眼睛直放光，说要给县委汇报一下，叫县里再盯上点劲儿，争取一鼓作气拿下。

王采莲对我说：“那样，你也快解脱了。”

我说：“我解脱啥？”

“你不老盼着我回恩施去呢。你那点心思我还看不出？”

“我……”我有些尴尬，无言以对。那的确是我的真实想法，我一度自觉掩饰得很好，却轻易被王采莲看穿，正是小米教训我的那样，“你把什么都写在脸上。”

王采莲回恩施去，按说是我处心积虑盼望很久的事。今天，她真的回去了，我竟觉得空落落的，尽管我知道她过些日子还会回来。我试着给王采莲打过几次电话，却一直关机。这个女人！

13

再次见到王采莲，已是二十天之后。她的左臂上佩了个“孝”字牌，她的父亲去世了。我说：“你终于回来了！”心里竟涌动起一股失而复得的别样滋味。虽知她悲伤未尽，但我仍按捺不住：“采莲，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王采莲木然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这个听惯了坏消息的女人不相信会有任何的好消息跟她有关。

我说：“我给你打了好多次电话想告诉你，可你总是关机。”

多日无人的房间到处落满灰尘，王采莲拿着抹布和笤帚逐件逐处清理打扫。灰尘在秋日的温暖阳光里随心所欲地跳舞。小闹钟专心地摆弄着我给他新买的遥控小汽车，它在地下自由地撞来撞去。小闹钟的笑声在房间里回荡。

我看王采莲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继续说：“汪怀书记说，省政法委牵头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要对你反映的事进行调查了。”

王采莲的手一下子停下来。人好像静止了。她没有像我料想的那样高兴。她很平静。她停了片刻，似乎是对这个消息进行确认。然后继续拿抹布擦拭衣柜上的灰尘。直到把衣柜擦拭完毕，她扬手把抹布往水盆里一丢，才说：“为什么叫我反映六年呢？”

为了安慰她，我胡诌：“这还不算长的，一辈子石沉大海的事也多了。”

总而言之这是个好消息，王采莲面上露出难掩的笑容，手下、脚下都变得轻快起来。我插不上手，反倒显得多余起来。我说：“我的任务也快结束了。”

王采莲知道我说的是啥意思，她看了看我，说：“你的任务可能结束得还要早些。”

我不解。她说：“只要真调查起来，我就要回恩施去了，我不能等着结果出来，结果咋样我都认了，也不再访了。我妈要人照顾，我得回去，回恩施去。巩固堡是个好地方，刘金钟没了，对我就没意义了。这里变成了我的伤心地。这两年，你不容易，我也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刘再新，你是个好人，但是你太软弱。你是个男人，应该再坚强点。谢谢你这两年对我的照顾，你是个好人……你别笑，真的，你是个好人。”

好人！我算得上好人吗？好人都像我一样这么不容易吗？我知道自己很软弱，但是我还是不想从她嘴里听到这样的评价。她为什么不提我把她从严金涛手里救出来那件事呢？我想一般的男人大概也没有那样的勇气，尽管那也不是我的常态。我想说再软弱的男人也有他勇敢的一面，我只不过是比其他男人更加委曲求全一些罢了，那也多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而已。我心里这样想，嘴上却没有这样说。这还是我的软弱。我有些泄气。

我说：“大家都是好人。谁也不坏。”

但是，我不想继续讨论这些没有意义的话题。她回恩施的这些天，我时刻牵挂着她，盼她回来，早些见到她。这的确有违我的初衷。我没想到自己会变得这么快。我从严金涛嘴里得到省里成立调查组的消息，说真的，我不是高兴，而是有些失落，我竟然担心那就是我包王采莲的结束。我的内心里，觉得一切都是刚刚开始，或者是还没有开始。这时就结束，生活简直太调皮、太搞笑！叫人一脚踩个空。

她现在的表现和在北京给我过生日那天，简直判若两人。我觉得她的平静是装出来的，但是又不敢确定。我也想装得平静些，可是又不甘心。我很纠结，很难受。我终于什么也没说。

这次汪怀竟然没说假话，省里真的成立了调查组，对刘金钟案件进行重新调查。时过境迁，调查不是一件容易事，调查组的张组长在给王采莲交换意见时，嘱咐王采莲要有耐心，也要有信心。王采莲说：“都等六年了，我有的是耐心。再怎么说，你们不会再调查六年吧？”

日子复归平淡无奇的状态。王采莲那里我不像原来那样去得频繁了，因为我没有理由，严金涛和汪怀的判断一致：在调查期间，王采莲不会乱跑。家我也回得少了，更多的时候，我宁愿待在乡里。谁值班想请假，都来找我代班，我一概应允。恰逢我有特殊情况不能满足对方，反而会招致对方的不高兴。实在闷的时候，我会去找张宝力。张宝力会叫几个弟兄来喝点小酒。我的酒量有所增长，好几次我都喝多了，回到乡里的宿舍倒头就睡。兄弟们见我落落寡合，就拍着我的肩膀说：“二哥，谁欺负你了，有事你说话。”当然，他们也不是遇事一概要诉诸拳脚和棍棒，在乡里提人大副主席之前，张宝力就给我拍出一万块钱，叫我去贿赂汪怀。一个乡人大副主席哪里值一万？我坚决拒绝了。结果成为张宝力的口实，把副主席旁落归因为钱没使到位。这帮东西，酒桌上也开我跟王采莲的玩笑，我一般都笑笑回应。有一次，张宝力说：“那个小娘们，小×一定俊，你问问她，咱弟兄们一人弄一回多少钱？”这次我的回应有点过激，我一拳砸在张宝力的颧骨上，他的眼镜都飞出去了。当时弟兄十个都在场，大家都愣住了。张宝力把眼镜拾起来，擦擦戴上，对我说：“他妈的，开个玩笑你还当真了，又不是你老婆！”

此外，我烦心的时候还一个人跑到老砖厂爬上水塔瞭望过两回。一次是在下了雪后，我刻意跑了去。我四处瞭望，天地一片大白。我想起王采莲。想起她坐在我的旁边找恩施的情景。想起在北京街头我们牵手而行。想起在她家大门楼下跟我的深情拥抱。可是那一切似乎都被这场大雪掩埋住，不见了踪影。我觉得无聊，时间不长就下来了。第二次去是在来年初春。天气回暖，春风和煦。我耷拉着双腿坐在水塔的检修台上，双手抓着护栏，就像第一次和王采莲一起坐在这里那样。下午的阳光暖洋洋的。成群的鸽子在脚下盘旋，鸽群好像比去年壮大了。田野寂静。我看见从张丰村通过来的公路上，驶来一辆黑色轿车。车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是我目之所及在地面上所能看到的唯一移动的物体。我兴趣陡涨，盯着它越来越近，直到它停下来，才意识到它竟然停在了砖厂的院子里。我居高临下，这辆车正好收进眼底。他们也是来寻幽静的吧，那我就不应该打扰他们。我把双腿收起，把屁股往里挪挪，这样几乎不会被下面的人发现。驾驶座的车门打开，钻出一个男人。他把车门关上，我没有听到关门声，可能是关得谨慎，声音很小。他四处看看，每间平房、取土的大坑、砖窑里外，像在寻找什么。但是他没有抬头向上看。他或许是忘了，或许不会想到天上有双眼睛会看着他。我偷偷瞄着他，因为是自上而下，尽管不能看到他的正面，但是我觉得他的身影很眼熟。然后，我几乎确定，那人是岳建超……

小时候，家里要杀年猪，父亲总要烧红烙铁烫猪头上的毛，嗞嗞冒着烟，带着焦煳的肉味，闻到这个气味，我就会恶心呕吐。如今，那把烙铁烙在了我的心口上。自此之后，每当我想起当时的场景就会恶心呕吐：岳建超两手向后反拄撑住后备厢盖，吉建英那样主动地给他解开腰带，褪下他的裤子，跪在他的裆前，埋头吞吐……直到岳建超发出狼嚎般的吼声。岳建超的吼声在砖厂上空回荡的时候，我的脑子已经一片空白，好像射了的是我自己。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才清醒过来。嘴唇传来微微的痛感，我抹了一下，手背被血擦红了一片。我用舌尖舔舔下嘴唇，舌尖咸津津的，伤口火辣辣地疼。我无力地躺在检修台上，每一条筋都抽去，每一根骨头都碎掉，化作了烂糊糊的一摊。直到星光满天，凉气侵袭，皮肤都返了潮，我才软塌塌地爬下水塔。

14

王采莲见到我的时候，神情大骇：“哎呀，再新，几天不见，你咋这模样了？霜打了？”她一边说一边把我手里拎的酒瓶子接过去。她闻到了我身上强烈的酒味，说：“你不喝酒，今天咋变成酒鬼了。”她把酒瓶子放在柜子上，扯了一把凳子叫我坐下，又沏了一杯茶端给我，问：“遇到啥不顺心的了？”

茶叶在水中翻腾，我盯着叶片一言不发。王采莲为了缓解气氛，故作轻松道：“你说话呀，这个样子怪吓人的。有啥大不了的，脑袋掉了碗大的疤。”

我不知道自己的眼眶里何时已经蓄满泪水。我趴在桌子上，号啕大哭。我知道我很软弱，却从来没有这样哭过。小闹钟被吓坏了，也哭起来。王采莲连指带划劝他说：“闹钟，乖，你去找奶奶玩。”

王采莲没有用语言劝慰我，只是轻轻地靠在我的身边，双手搭住我的双肩。我忽然抱住她，哭泣道：“采莲，我不想活了。”王采莲任凭我的鼻涕和眼泪弄湿她的衣服，她用手轻轻拍打我的后背，像安抚一个婴儿。等我哭了一会儿，她才一边拍打我一边说：“会好的，会好的，会好的。”

我停止了哭泣。王采莲拿来一条热毛巾要给我擦去脸上的泪水，我接过毛巾，自己擦掉了。我的胸腔通畅了一些，不好意思地对王采莲说：“谢谢你！”

王采莲把茶杯端起来，递到我手里，说：“你愿意说给我听听吗？”

我坚决地摇摇头：“没事，我只是想找你哭一嗓。”

王采莲没再追问。她转身要去给我做饭，我制止了她。我说：“我还有事，我要走了。”

王采莲没有挽留我。我临出屋门，她忽然想起什么，对我说：“你不要着急，我们恩施老家深山里有一种药，专能治你那种毛病，等我回去给你找找。”我歪着脑袋愣了一下，意识到王采莲可能是误会了我的哭声。我强挤出一个笑给她，紧抿嘴唇使劲点点头，说：“谢谢！”

在家里，我装作什么也没发现，什么也没发生，如常地和吉建英一起生活。我还是坚持给吉建英晾一凉杯白开水放在餐桌上。略有不同的是，我会讲一两个从张宝力那里和单位听来的小笑话逗她开开心。但效果似乎不好，因为她笑得都很勉强。

在单位上，严金涛对我说：“哎，刘再新，近来你可是有些浪荡啊，怎么老不见你呀？你看你脸色那么差，是不是添啥毛病了。”

我说：“没有啊，严书记，我身体挺好的。而且我对生活更有信心了呢。晓静提拔了，乡里再没有符合身份的人了，下一个怎么也轮到我了吧。”

严金涛的表情从对我的担心里扭转过来：“就是，生活总会越来越好的。”

说完，我就从乡里溜出来。今天六各庄村是逢六大集，我要到集上去。我密集地到集上去，我已经赶了广门集、庞村集、户木集，这是第六个集了。如果再找不到我想要的东西，我决定到乡外、县外的集市上去找。直到找到为止。

当我如愿从六各庄大集上赶回乡政府的时候，听到消息，刘金钟案的调查结果终于出笼：没有证据证明刘金钟案是一桩错案。

对于这样的结论，汪怀大失所望，对我说：“再新，本想这次调查能给你解套，看来这个套还得勒着了。”

严金涛也极为不满：“胡闹！王采莲准不会善罢甘休，还得访！”

看着两个人着急，我的心态却极为平静。我说：“汪书记、严书记，你们放心，有我刘再新盯着，王采莲一定不会再瞎闹的，出了事，你们尽管拿我是问。”

汪怀对我的表态极为满意，对严金涛说：“下个提拔机会一定要留给刘再新。”我赶紧点头：“谢谢组织，谢谢组织！”

严金涛对我吩咐：“你抓紧到王采莲家去一趟，了解了解她有什么反应，有什么新动向。”

还没等我去王采莲家，王采莲倒把电话打来了：“再新，你有空来一趟吧。”

王采莲做了一桌子菜等着我，里面既有湖北菜，也有河北菜，菜盘中间还蹾着一瓶酒。我一见这么丰盛，有种不愿看到的预感。我说：“你是不是要回恩施去了，打算要给我辞行啊？”

王采莲闷闷地把酒瓶打开，倒了两杯，说：“你说得对，刘金钟这事不管好歹，总算有了结果。我要回恩施去了。”

我说：“你就……这么回去？不再访了？”

王采莲摇摇头：“不访了，我也访不起了。我想了，人这一辈子，经不起这么折腾。不管怎么着，人已经没了，访出个结果来，刘金钟也回转不来。我带着小闹钟回去，回恩施去。我要过新的生活去。感谢你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来，我敬你一杯吧。”

我端起酒杯，看着王采莲说：“你，真的要回去了？”

王采莲并不管我，自己把酒干掉了。她说：“是啊，我真的要回去。”

我听她语气决绝，就把酒也干掉了。我说：“你回去，打算怎么办呢？”

王采莲说：“照顾我老娘，等她走了，再找个人家，嫁了。”说完，她垂下头，刘海遮住了眼睛。

我说：“你可以在这边找一家呀，把老娘接过来。”

“找谁呢？你吗？”王采莲抬起头，把刘海往耳根方向捋了一把，惨淡一笑。

我无言以对。王采莲又说：“你不要胆小。你想要我我也不会跟你。我只是想离开这块伤心地了——我给你说过的。”

我嚅嗫道：“那，也好。”

15

王采莲回恩施去了。

确切的消息还是严金涛告诉我的。王采莲到派出所迁户口，派出所所长感觉事关重大，就给严金涛请示。严金涛说：“那还不赶紧！把这瘟神送出去，咱就安定了。”等严金涛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时候，王采莲离开巩固堡已经一周了。严金涛看我还不知情，说：“咦，你们两个处的关系不是不错嘛，咋这么大事她都不告诉你？”

我惜字如金：“不错啥！”

王采莲回恩施去了，恩施是她的老家。对她，我可以放心了，不用再防范她，也不用再牵挂她。关于她的一切，今后都不会再跟我有任何关系了，尽管我随时会想起她。

我躺在床上。吉建英彻夜未归。我瞪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样地瞪着。那里除了黑的颜色、黑的空气，什么也没有。我骤起的咳嗽偶尔会把这黑撕裂。上次在砖厂的水塔上，我可能是着了凉，咳嗽一直未停。窗外忽然传来巨大的轰鸣，有点像载重汽车驶过，又像施工机械在作业。我又咳了两声，混杂着酒气，胃里泛酸，烧灼得胸口成为硬邦邦的一块。这两天，我见了大哥张宝力几次。张宝力答应替我收拾岳建超。嗓子愈加痒起来，我放开咳了一阵，震得胸腔作痛。咳出一口痰，我起身进卫生间吐进马桶。黑暗中，我发觉那痰颜色深暗，怀疑地打开灯仔细一看，那暗红的东西是昨夜未冲下去的金莲花茶。我放了心，摁开水冲掉。窗外的轰鸣声愈发大了。我索性推开门走上阳台认真查看，没有汽车，也没有施工机械。是一列火车因为某种原因停在了轨道上，巨大的轰鸣声从雾气深处传过来。我回到床上，刚刚放过水的马桶还在传出轻微的咝咝的上水声。楼上的孩子又哭起来。客厅鱼缸的水流声、冰箱工作的电流声也异常刺耳。我从来未曾注意到，夜声竟如此嘈杂。

天光渐明，我不知道自己是睡过，还是没睡。起床后，我新做了一壶开水，给吉建英灌进凉杯。我坐在餐凳上，十指交叉放在餐桌上。我静静地端详着刚灌满水的玻璃凉杯。这是我跟吉建英结婚时买的，是少有的几件还没有打碎的物件之一。它见证了我俩之间的感情，尽管上面的玫瑰印花早已剥落。我看看表，快九点了，阳光已经翻进屋子。我起身从床头柜里拿出我的手包，拉链掉了齿，拉开很涩。里面有驾驶本、身份证、医保卡、几张钞票。在夹层里，我摸出一个白纸包。这是我在六各庄集市上好不容易寻到的。卖药人很神秘，对我说：“这个药早就禁止生产销售了，因为它是剧毒。这是我早年存下的，拿耗子管保叫准。你可别给别人说。”我也嘱咐他：“你也不要给人说。你卖禁药也是违法的。”我把纸包一点一点打开，对着里面的白色粉末盯了一会儿，然后把纸包折成一个v形，把粉末抖进了凉杯。粉末比盐和糖似乎溶化得都更快，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我上网查过了，这点药量足够毒死十头牛的。

安排好这一切，我来到老砖厂。我把水塔选做自己的生命终结之地。那个地方很安静，少人打扰。那个地方足有五层楼高，可以望远。那个地方有我和王采莲驻足的印记，我们曾一起寻找恩施的方向。那个地方也给我刻下最深的耻辱，令我下定离开这个世界的决心。我走进老砖厂，失望地发现，这里所有的建筑都已经拆掉了，正在兴建一座新的工厂。我瞪着“施工重地，闲人免进”的牌子发呆，字迹红得刺眼，带着嘲讽与我对视。

我重新回到家里。我打开卫生间的窗户。我很长时间没有在这里登高眺望了。从这里跳下去也不失为一个理想的选择。我从容地爬上窗台，微躬身躯站在上面。七月的阳光普照，视野里是正在生长的玉米。府河没有变化，河底还是黑金样闪光的污水，死着，并不流淌……就在我要纵身一跳的刹那，忽然府河里一枝莲花跳入我的眼帘，我看得很清楚，乌黑的水面上，撑起两片碧绿的荷叶，一株粉嘟嘟的莲苞正在临风摇曳，即将绽放……

似有灵光闪过，我的眼睛瞬间湿润。我毫不犹豫地从窗台上跳回室内。在去车站的路上，我给张宝力打了电话，说不要收拾岳建超了，不值得。然后，我拨通严金涛的电话，告诉他我要请假，时间不定，并且未等他张嘴问缘由，就挂掉手机。在南下的火车上，关闭手机之前，我编了一条短信发给吉建英，提醒她回家后把凉杯里的水倒掉，不要喝，里面有毒。这趟火车通恩施，买车票的时候，我已经给王采莲打了电话，一字一板告诉她：

“我要去恩施。”

责任编辑石一枫

分类：中篇小说 作者：杨守知 期刊：《当代》2015年3期